劳动教育现状分析十篇

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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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广州市统计局.2012年广州统计年鉴[Z].2013.4.

[3]广州市招生办.二一三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考指南[Z].2013.7.

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2

关键词 演人力资本；空间距离；农村劳动力转移

一、引 言

我国不仅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就城乡收入差距而言，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前者是后者的3.23倍。就地区收入差距而言，2010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黑龙江相比，前者是后者的2.38倍；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北京和最低的青海相比，前者是后者的4.1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甘肃相比，前者是后者的2.4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甘肃相比，前者是后者的4.08倍，地区之间农村收入差距远大于城镇收入差距。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收入存在差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不同，其就业收入也不同。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也是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受多种因素影响，人力资本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李强（2004）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成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于远距离流动；反之则倾向于近距离流动。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其流动空间也越大，越有可能突破距离的限制，在大城市或发达地区找到工作（阮宜胜，2004；蔡昉，2000）。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并不是呈现正比例，而是呈现出一种倒U型。即当受教育年限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反而倾向于本地寻找非农就业机会，进行非农转移（赵耀辉，1997；shi，2005；刘建进，1997）。杜鹰、白南生和关喆等（1997）的调查结果证实，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更容易进入村办和乡办企业，就近实现非农转移。总体上，目前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对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针对劳动力个体人力资本状况与其转移空间距离选择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山东省临沂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为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提供实证依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模型和数据来源

1. 研究模型和变量选择

由于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指标，是分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而不是连续型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研究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关系，Logistic回归模型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模型。作为一种非线性的概率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对预测变量没有要求，自变量可以是连续变量，也可以是离散变量或者虚拟变量，并且不需要假设它们是联合正态分布。

Logistic模型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它的具体形式为：

P■=F（S■）=■=■？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1）

其中，S■=α+βX■， e代表自然对数的底。

每种情况的发生概率为：

P■=F（S■）=■=■，i=1，2，…，j-1

变量选择如下：

人力资本变量：以受教育程度、是否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是否接受非农技能培训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变量，以性别、年龄、婚否、身体是否健康等作为人力资本的健康变量，以家中是否有电话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信息变量。

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变量：以地球表面距离作为空间距离，显然没有经济学意义。这里，借鉴传统方法，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划分为五种情况，即村内、村外乡内、乡外县内、县外省内、省外等。

分类变量的赋值如表1。

2. 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

为了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影响，本课题组2009年假期和2010年春节期间对临沂市进行问卷调查。临沂市位于山东省的中南部，下辖九县三区，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市。调查样本涉及临沂市一个区（兰山区），三个县（临沭县、莒南县、沂水县）5个乡镇的10个村进行了随机入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530份，取得有效问卷521份，有效率98.3%。

有关样本数据描述如表2和表3。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中的多元Logistic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功能，实证分析临沂市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影响。将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分类变量选入因变量（把村内的样本选为参考变量）。将性别、婚否、是否有农业技能培训、是否有非农业技能培训、身体健康状况、家中是否有电话选入分类变量，将受教育年限、年龄选入连续型变量。在分析方法中选择前向代入法（Forward Entry）进行分析，得到的分析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见：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年龄、教育年限对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有显著影响（Sig.0.05）。为具体观察人力资本状况对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的影响，可以利用SPSS所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来分析。

在表5中，转移空间选择=1（村内）作为因变量的参考变量，其参数均为0；性别=1（男性）、身体健康状况=4（较差）作为其分类自变量的参考变量，参数也均为0。人力资本各个方面对劳动力转移空间选择的影响分别讨论如下：

（1）教育年限。相对于村内转移，教育年限对于劳动力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和省外转移均有显著影响（Sig.分别为0.001、0.000和0.000）。相对于向村内转移，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的比重便会分别增加0.287倍、0.527倍和0.981倍。而教育年限对于劳动力向村外乡内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Sig.=0.989）。这就是说，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成正比例关系。

（2）年龄。相对于村内转移，年龄对于劳动力向村外乡内、乡外县内、县外省内和省外转移均有显著影响（Sig.均为0.000）。也就是说，相对于向村内转移，劳动力年龄每增加一岁，其向村外乡内、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的比重分别减少0.077倍、0.131倍、0.12倍和0.178倍。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是逐渐减少。

（3）性别。相对于村内转移，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在村外乡内转移上并无显著性差异（Sig.=0.212）。然而，两者在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上却存在显著性差异（Sig.均为0.000）。相对于村内转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力向乡外县内、县外省内以及省内转移的比重分别仅有男性的0.122倍、0.166倍以及0.093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劳动力进行转移的距离要远远大于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

（4）身体健康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出，身体健康状况对劳动力向县外省内以及省外转移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为很健康和健康的Sig.均为0.000）。健康状况不好的劳动力很难进行长距离转移，这与前文所分析的转移劳动力多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身体要求较高，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下降，劳动力便很难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只能回乡务农或就近转移是一致的。

四、相关政策建议

前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距离选择具有关键性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转移空间距离越大。鉴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缩小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到发达地区就业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1. 完善教育体系，基本实现农村12年教育

目前，全国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为48%，升入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为16%，合计64%。许多城市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达到90%以上，而农村甚至低于4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 2015年和2020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87%和90%。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很艰巨，其关键是延长农村子女教育年限，基本实现“9+3”的12年教育。一是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大幅度提高，要大幅度扩大农村普通高中教育的办学规模，提高农村子女普通高中入学率。二是办好中等职业教育。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小、招生难，根本原因是办学模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要从服务就业出发，创新办学模式，调整专业设置，推进课程改革。首先要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提高学生操作能力。其次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人事制度，确实扭转中等职业学校的师资没有生产实践经历和缺乏专门的职业技能问题，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引进具有一定生产实践经历的人才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再次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大型企业、行业协会与政府联合创办中等职业教育，实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最后要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助学金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大力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建立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教育制度，鼓励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入高职、夜大、职大、电大等各类职业高等教育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

2. 深化教育改革，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

近几年，各地贯彻执行外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由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农民工子女就学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个各地区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落实不平衡，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要充分挖掘、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提高流入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能力。改进学校的预算管理，实行按实际在校生人数拨付经费的办法，这不仅可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还可以鼓励公办学校充分挖掘潜力，增强接收能力。省级财政对农民工流入较多的城市的学校建设给予适当支持，尽快提高其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能力。对经批准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当地政府应当按学生人数拨付义务教育经费，并对教师工资给予补贴。二要降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标准和门槛，简化手续。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规定了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前提条件，如必须具备暂住证、计生证、务工证、用工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凭证等，一证不齐，就把农民工子女就学挡在门外。建议降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标准和门槛，简化审批手续，凭原籍户口簿、暂住证和务工单位证明或营业执照就可到学校申请入学，真正做到“一个不能少”。三要改革学籍管理方式，方便农民工子女入学转学。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建立更加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和接纳学生入学的办法。加快建立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实现中小学校学生课业、学籍等基本信息共享，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管理和入学转学提供便利。四要建立农民工子女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衔接制度。现有的政策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但没有解决在哪里参加中考、在哪里读高中和参加高考问题。因此，要研究解决农民工子女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衔接制度，允许学生在初中学习地参加中考、异地读高中、异地参加高考，建立各地区中考成绩互相承认、异地考高中的制度。2012年8月教育部等部门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提出的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等苛刻的前置条件，基本上不能解决普通农民工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建议尽快出台惠及普通农民工子女的新政策。

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3

【关键词】教育深化 知识失业 过度投资 就业机会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渐渐成为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其不成熟的经验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其在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包括教育深化、知识失业等尴尬的社会现实――也愈发凸显，并反之制约着经济发展。

一、理论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从而形成过多的劳动力，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采取的最好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发展小型、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但这样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结构主义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等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把技术中性作为假设前提――即固定的资本-产出比例，因而在需要针对劳动上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定适合。所以在抽象了许多实际情况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中，部分理论背离现实的状况使得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分析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上的争议，但无论这些争议如何，因素之一的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都是不可否定的。

撇开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的正效应，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下，教育在发展中国家主要导致两个负效应：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具体地说，教育深化是指由于求职者供过于求，现代部门就倾向于雇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去做原来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做的工作[1]；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拒雇用单位的大门之外，甚至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2]。

发展经济学家根据教育在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得出：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投资中社会成本和收益与个人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状况，即教育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差额高于个人成本和收益的差额，显然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对经济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托达罗在他的模式中也对这两个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政府对中等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过分投资，结果变成了对闲置人力资源的投资[3]”。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这两个现象确实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出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但是也不可否认仍然有许多企业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对高素质人才的极度需求。这种劳动力供求双方的矛盾情况正是对教育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矛盾的表现，也正反映出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教育投资的两种解释的矛盾。因此笔者在关于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起因及影响的问题上进行如下的分析。

二、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原因及影响

（一）教育的收益和参与教育的人口

首先，笔者用图1表示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和参与教育的人口的关系（横轴表示参与教育的人口，纵轴表示教育的收益），并假定：同一程度的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教育水平固定时，教育所带来的个人收入也固定。当没有人参与教育时，很明显教育的收益为零。当参与教育的人口很少时，由于教育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以及教育的收益等于教育的收入与教育的成本差额，即收益=收入-成本，因此这时的收益在教育成本很大的情况下而较小。当这一人口的数目逐渐增加时，由于上述教育的规模效益使得教育的成本开始边际递减地减少，从而导致教育的收益开始边际递减地增加，直到达到教育收益的最高点。在该点意味着参与教育的人口得到了最好的收益，因此人力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即参与教育的人得到了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相符合的职位。当该人口数目继续增加时，由于过量的同一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劳动力的工资下降；同时过多的受教育的人口，又使得教学效率和质量降低，从而要达到与先前相同的劳动力质量水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由此可知，此时的教育的收益因为教育收入的下降和成本上的一定增加而不断减少，且降幅呈现边际递增的趋势（对应于图1的阴影部分）。根据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定义，图1中阴影部分表示的区域正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发生的区域。

（二）关于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具体分析

笔者用图2表示就业机会与学历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教育深化的原因。图中，横轴表示年龄，纵轴表示就业机会。因为就业机会的多少和就业概率成正比，即当就业机会多时，获得工作的概率也就大，反之则小，因此笔者在这里假定就业机会等同于就业概率。且图中的细线标识的曲线代表低学历的劳动者随年龄增长的就业机会的变化，粗线标识的曲线代表高学历的劳动者随年龄增长的就业机会的变化。

现在对图2中的字母所代表的意义进行假设和分析。A1表示低学历劳动者平均的工作年龄，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这里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学历处于初等教育以下的水平。由于低学历的劳动者在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参与就业，且在低学历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年龄的时刻就业机会达到最大值，而在这个平均就业年龄之前和之后，他们的就业机会都是下降的。因为在原点代表的劳动者年龄为零时，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为零。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加，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即就业机会呈现边际递增的增加，直至达到低学历劳动者的最大需求处（A1），接着由于工厂对这部分劳动者的需求主要还来自于对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经验的要求（这里不存在对知识的过分要求），因此直到这时的就业劳动是不会失业的，从而占据了一定分量的就业机会，导致在A1和A2年龄之间的低学历劳动者随着劳动数量的增加所能获得的就业机会只减不增。A2表示高学历劳动者平均毕业时间。此时高学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迅速占据一部分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于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代表低学历劳动者就业机会的细曲线迅速下降，而下降部分（P0-P1）与代表高学历劳动者就业机会的粗曲线上升的部分（P2）相等。同理，高学历劳动者在其的平均工作年龄的时刻（A3）就业机会达到最大值，在此之后，由于就业机会对于年龄存在要求的限度，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机会会自然下降。因为低学历劳动者从事的基本为体力劳动，且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丧失就业机会的时间（这里可以认为是退休时间）会比高学历劳动者更早；而高学历劳动者在年龄增加时仍存在部分特殊行业的需求，比如高校教授等，使其丧失就业机会（退休）的时间更加延长。以上就是对图中两条曲线的现实解释。

接着我们从微观角度用教育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图2进行解释。根据上文，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的收益=教育的收入-教育的成本。其中，教育的成本指的就是耗费在教育上的投资和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而这个投资可以看成是一个固定的值（I）――且按照笔者的观点，这个固定的投资是合意的或低于合意的水平，并非过度投资；机会成本就是未受教育时可以得到的收入。由于我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个人在初等教育上的投资可以接近于零，再根据上文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水平处于初等教育以下的定义，教育的机会成本就等于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与收入的乘积（教育的机会成本=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平均收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的，因此采用的是平均上的概念，特别对收入的定义为全部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这个平均的收入水平很明显是个固定的数值，则它与某一年龄的数值可以有最近似的整数的倍数，假设这个倍数为n，这一年龄为A2，所以教育的机会成本就是图2中阴影S的面积的n倍，即，教育的成本C=S*n+I，也就是C/n=S+I/n，其中I、n为固定常数。同理，教育的收入是受教育后的就业概率与平均收入的乘积，即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与平均收入的乘积（教育的收入=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平均收入）。

假设高学历劳动者是理智的，那么当受教育的劳动者，即高学历劳动者得到的教育收益为零时，就是他们就业机会最大的时刻。因为如果教育收益为正，则存在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意味着他们的就业机会仍有上升空间；如果教育收益为负，就算存在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高学历劳动者也不会选择。因此，在教育收益为零时，教育的收入就是图2中阴影R的面积的n倍，即教育的收入L=R*n，也就是L/n=R，此时的毕业时间就是最优的毕业时间。由上文知，此时教育收入等于教育成本，即C/n=L/n，也就是S+I/n=R，其中I/n为一个常数。到这里为止，我们得到了关于图中两个阴影面积的关系式，而它们之间的分界线A2代表的就是最优的毕业时间。

根据以上解释，我们用图2来分析在过度投资教育的因素之外，造成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原因。现在我们把A2向右移动到M1的位置，也就是把毕业时间从最优的A2延长到M1，但是由于受到退休年龄的限制，使得在就业机会最大时的年龄的变动不大，并且该变动一定小于毕业时间的推后带来的时间变动，所以这时我们可以认为A3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一改变使得阴影S的面积增大，意味着教育成本的增加，此时即使达到了就业机会最大的位置，其代表的教育收益也为负值，这就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投资中社会成本和收益（为负值）与个人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状况。在这里需要再次指明，社会收益的负值来源于对平均状况的分析，而个人收益是对具体个体的分析。这种负值在等式中表现为成本大于收入，但是现实中却可以映射出接受更高教育的劳动者从事只需要低技术就可以完成的职业，即教育深化。接着，考虑到更极端的状况，当我们把A2延长到M2的时候，不仅仅是社会收益的严重不足，更是使高学历劳动者错过了取得最大就业机会的时机，必然造成高学历劳动者的失业且失业增加，这就产生了知识失业。因此，处于A2和A3之间的毕业时间导致了教育深化；处于A3之后的毕业时间导致了知识失业。换一种更直观的说法来总结以上分析就是：受教育的时间过长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相应的解决对策

从现实角度来看，把受教育的时间的长短作为造成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极符合事实的。特别是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中，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我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激励毕业生延长毕业时间，以减少即期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比如高等教育扩招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正面的，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我国教育的现实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认为受教育时间越长，积累的知识越多，越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即人力资本的增加。这也正是政府的政策引导的结果，于是出现了被托达罗称为“过度”了的投资。

但是若这种投资是过度的且教育是适当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产生了等同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人才。然而现实情况反映出来的是，即使发展中国家拥有众多的高学历劳动者，但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乃至站在国际先进技术前沿的知识人才比于发达国家是少之又少，就算有绝对数上的优势，也完全不存在相对数上的优势。这显然足以证实投资过度一说是错误的，要不然社会上如何会在知识失业的同时，又存在着众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的行业。

教育的普及，比如大学本科的大众化，甚至是研究生的大众化，只能在一个方面上表明政府的投资导致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但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这同时导致受教育的人质量变高。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高学历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性和适用性，却没有意识到普及的后果就是在无形中产生了高等知识低等化：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和需求，满足平均程度的受教育能力，教育者们会在社会舆论力之下，不断降低教育难度，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效益，他们更可能会越来越把更深更难的知识转移到更高的学历上，导致与从前同等教育程度的教育时间的延长，我们可以生动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教育层面上的通货膨胀。同时为了获得与从前同等知识的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教育上。而且，当受教育时间长于最优的受教育时间时，由于政策的激励――社会负担的投资大于个人负担的投资，如果把教育产品当成一种消费品，那么人们对此的偏好自然是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人们也乐意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即使这样的教育对于他们已经不是最合意的了（但此时的社会满足感依然在升高）――这是政府的导向又加剧的社会趋势。

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tjsj/ndsj/。

如上表显示的2004～2012年度的数据可看出，近九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毕业生流出的趋势。虽然“职工技术培训学校（机构）”这一栏表明的职工技术培训学校的毕业人数有些许上升（2012比2004上升18.8个百分点），但是职业技术培训机构总体上毕业生人数是呈负增长态势（2012比2004下降21.9个百分点）；同时，在基本无反弹趋势的情况下，小学、初中的毕业生人数分别以2012比2004下降23.1个百分点和2012比2004下降20个百分点的数字呈现下降趋势；相比之下，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显著上升――包括研究生2012比2004上升约222.6个百分点，本科生2012比2004上升约161.3百分点，且没有任何反弹现象。

在以上的数据变化中，普通高等教育、高中、初中、小学的毕业生人数变化是符合教育发展趋势的，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剧减，高中、普通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正是教育投资的增加、教育门槛降低、人们教育意识增强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众多教育发展的正常状态下，职业技术培训的后退却不是教育发展正常的现象。虽然职工技术培训有所增加，可是职工技术培训多属于上岗后的工人再教育的过程，它对于职业技术培训的毕业生的就业增加并没有影响，这是企业或个人的投资。职业技术培训的毕业人数下降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在人们的教育意识中，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并不是最优选择，对其的评级过低使得人们都往高等教育扎堆，而忽视了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真正潜力，使其没有办法继续发展。虽然在2007年有小幅的上升度，可是由于其反映择校学生行为的滞后性，这个上升度也只能反映更早以前的状态，而近几年的趋势依然不会有较大改变。最后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了教育时间更长的普通高等教育，越来越少的学生进入教育时间短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因此，要解决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问题，应该考虑到受教育时间的问题。其本质在于：改变人们的受教育时间的观念，这就需要转化政府的激励导向。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教育都是接受的时间越长越好，政府应当在提早就业的问题上进行激励和推广，让适合早就业的人群缩短受教育的时间，在最优的毕业时间毕业，从而得到最优的劳动力配置，带来经济的发展。教育应该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而不是普遍的统一阶层。

四、教育的合意度

在以上的分析，笔者假设教育是合意的，但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评判标准。现在笔者对教育的合意度进行一定的模式分析，即教育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针对这一效应笔者用图3和图4来进行说明。

首先对图3中的曲线进行必要的假设分析。其中，图中的横轴表示教育增长率，纵轴表示经济增长率。

由经验知，教育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是呈正比的关系，在最合意的情况下教育增长率应该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增加而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一正比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关于教育增长率的函数的斜率为一个正的常数，假设这个常数为k，因此在排除其他因素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后，于图3中表现为斜率为k的曲线E，这是经济增长率随教育增长率变化的合意曲线。根据初始情况的不同，有两种情况需要我们进行考虑，即初始时期教育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和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的情况。为了方便分析，假设合意情况下的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和教育增长率在原点，即为零值。

当初始时期教育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时，如图中L1曲线所示，教育增长率为了赶上经济增长率必须增加，但是由此导致教育投资增加，即教育成本增加，使得教育收益减少，而经济增长率中包含有教育增长率的效应（之前假设了它们之间正的线性关系），因此经济增长率表现出边际递减的增长方式。因为曲线E的合意性，使得教育增长率赶上经济增长率时也是出于合意的状态，所以曲线L1在最高点与曲线E相交。如果要使教育增长率尽快赶上经济增长率（如图2的曲线L2所示），按照取得曲线L1的方式得到了教育增长率追赶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率曲线L2，此时的曲线L2比L1在每一点上有更小的斜率，意味着教育成本更大程度的增加，即投资上更大程度的增加。也就是为了增加教育增长率的增长速度使其能快速赶上相应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上文分析知，在合意曲线E上，教育的收益为零，即教育的收入等于教育的成本。因此一旦曲线L1超过了合意曲线E而继续延伸时，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增加，意味着其中对教育的投资的增加，教育的成本会超过教育收入，使得教育收益为负值，并且在图上反映出教育增长率增加而经济增长率减少的情况，这对于教育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此时教育的继续增长不会有任何前景，因此属于不合意的范围，用虚线表示。所以图4就是在上文第二部分对图2的分析中未说明的A1与A2之间的情况分析，此时不存在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为了满足经济增长，必须对教育进行投资，使就业机会达到最优，即劳动力的配置达到合意的程度。

当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时，存在三种情况。情况一如曲线BH所示，对于BH的形状分析与对L1的形状分析相同，只是这里不需要借助经济增长率的曲线来反映教育增长率的变化，而是由曲线BH直接反映教育增长率的变化：由于投资增加造成的收益减少使得教育增长率有着边际递减的变化。但现在的图形反映的事实是，即使在初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时，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减少对教育的投资，同时的经济增长率的快速提高也掩盖了教育增长率中带来的负效应――也就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这部分负效应在图中表示的范围为曲线BH的右侧顶点与C点所在直线的垂直距离，而真正为经济增长率起作用的是线段BC的大小所代表的部分。正因为存在多于线段BC部分的折回的负效应，所以托达罗等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模式中认为是过度投资导致了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时对教育的投资影响的是教育的增长率，而不是教育的增长，因此无论初始的教育水平是高是低，只要教育增长率中出现了投资导致的增长率减少都可以得出过度投资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教育增长的基数都很低的情况下，尽管增长率的增加是减少的，但对于经济增长的数值仍然是增加的效应。所以因为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得出的过度投资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同理得到曲线DI和曲线GJ，它们与曲线BH的差别仅在于初期时教育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差额的大小。其中，教育增长率曲线从右侧顶点折回到终点（I、J）的距离就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负效应。曲线DI中的负效应使得教育增长率不变。当教育增长率更加大于经济增长率时，曲线GJ中的负效应使得教育增长率减少，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率的增加是极小的，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线段FG间的投资是无意义的，这时就出现了过度投资。

现在让我们对图3中的图形进行极端的扩展。首先考虑曲线BH在H点之后的延长线的意义。由于教育增长率会在边际递减的作用下继续减少，而经济增长率却会继续增加，在同时合意曲线E之后的范围意味着教育收益为负，所以得出即使在教育收益为负的时候经济依然增长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教育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或者效应为负，这就与最初的假定相矛盾，因此点H之后的曲线属于无意义的范围，用虚线表示。其次，图3中显示的垂直的弧线是在投资变化不变的情况下分析的三种状态，而当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时，弧线的弧度会增加，在极大的投资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这条弧线与合意曲线E没有交点，但把极大的投资投入教育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不符合实际，因此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而当投资变得很小的时候，弧线的弧度会减少，甚至趋近于一条直线，此时的弧线要和合意曲线E相交则需要极大的教育增长率。这也从一方面表明，在对教育投资很少的发展中地区，教育的基数也很小，只要稍微增加一点对教育的投资就能带来很大的经济和教育增长率。总之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不论初期教育和经济的增长率大小如何，它们的终点必将回归到合意的曲线E上，使得教育对经济的效应达到最优，而此时的教育水平就是合意的。

五、小结

以上都是针对于教育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现象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中存在的高素质劳动力缺乏的矛盾的分析，笔者主要把重心放在了教育合意和教育时间的评议上，通过调整投资来影响教育合意度，改变人们观念来调整教育时间。当然教育合意度在现实情况中不仅仅取决于投资，在上文中笔者假定教育的收入固定，用投资来影响教育的成本。而现实情况是教育带来的收入因人而异，教育的成本也会因不同人的收入差异而发生变化。但是投资是在教育合意度中相对比较好控制的一环，且总存在于教育合意度的评判过程中，因此用投资来调整教育合意度的方式仍然是有效的，而衡量教育合意度就要考虑到投资、收入、就业机会等复杂因素了。

对于知识失业的解决方式当然不止于对教育时间的缩短，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只重视正规教育，而应当以同等的甚至更大的注意力去发展非正规教育（包括在职训练、职前训练、农业推广、成人识字、电视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基本技能短期训练等等）；还有调整高素质人才的流动，使之从高度集中的地区分散到对其需求大的非集中地，这也需要对一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加大改善的努力。

其中，改善人们的传统观念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即使发展了非正规教育，被企业接受的一般只是企业内部举办的或在外部有相关认可的非正规教育，锁定的范围已经是就业的劳动者，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的非正规教育并不被企业和工厂所接受，这主要还是来源于观念上对这些非正规教育的不认同。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为了迎合社会需要，非正规教育在缩短教育时间上是有效率且有质量的，这却是被重视的正规教育所不及的。对于可以极大发展一国经济的高素质人才，在正规教育上缩短教育时间就意味着阻止教育退化，把对教育的投资切实用到提高教育质量而非仅仅是数量的环节上。因为教育的可获得性是远远大于其他一切资本设备的，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迅速达到同发达国家接轨的水平，除开外国援助这样减少成本的因素，在教育的成本的投资上，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但从1972年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培养人才上耗费的成本的比较上看，同等的人才水平美国需要8.83亿美元的教育经费，而发展中国家需要3.20亿美元，这个差距即使排开援助的效果也是很高的，教育占发展中国家的GDP比例普遍低下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这一差距。这种排除了量的影响而反应质的差额，正是对发展中国家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也是缩短教育时间所要反应的政策意义。这就需要改变人们观念的作用，因为教育质量的退化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于这种观念上对于教育时间的幻觉，而人们正是通过对于学历来考察他人教育时间的绝对量上的长短的。

总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将其带来的正效应发挥到最大，并尽量减少负效应的产生。这就需要把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同时联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才能够作出合理分析，提出合理的建议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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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本飞：托达罗模型与中国“知识失业”[C].生产力研究，2009（13）.

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4

关键词：劳动参与率 经济活动人口 措施

劳动参与率，反映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中，是指劳动者参与社会生活的比例，它与劳动力的供给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人口总量和社会资源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可以带来大量的劳动力供给；相反，降低劳动参与率则会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老龄人口数量的逐渐增长，劳动岗位对合格的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导致了劳动力供给不足，限制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发现，推进女性劳动人口参与就业比起推动老年人参加就业要显得容易很多，同时，女性劳动率的提升，带来的是家庭的更加和睦稳定，进而带来社会的整体稳定。

1 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所占劳动年龄人口的份额比例，这是衡量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指标。从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中来看，劳动参与率反映出的是潜在的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受到教育、婚姻、生育、家庭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甚至是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时间段，都会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

2 江苏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现状及分析

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整体状况要比世界水平要高，与同处于亚洲的韩国日本相比也高出很多。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相对较高，文化程度水平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这就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各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

国际惯例中，女性劳动年龄人口是指处于15-55岁之间的人口。人口作为劳动力最主要的资源库，而由于受到计划生育或者国家政策等其他原因，每年都会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

据统计，江苏省女性自2002年-2011年这十年间，整体女性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增长趋势。2005年女性劳动人口达到最高，达到2527.97万人，2006年-2009年期间一直稳定在2450万人以上。当前，江苏省女性劳动年龄人口处于丰富的阶段，对社会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图2.1可见，自2002年-2011年这十年间，江苏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011年达到最高60.91%。这意味着，江苏省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在逐年增加。2008年是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一年，尽管如此，江苏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因此而下降，而是按照一定的趋势继续增长，比上一年增长了4.02个百分点。由此，我们可以推断，2011年之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依旧保持上升趋势。

但是，从表2.1可以清晰的看出，江苏省从业女性的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下，九年义务教育还未结束，便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投入到社会，开始了个人的职业生涯，仅有24.7%的从业女性接受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

由图2.2中，我们可以看出，2011年江苏省女性劳动从事的行业数量多达20多种。但是，女性从事制造业方面的人口数量占到总人数的47%。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制造业通常对于文化程度水平的要求比较低，一般都需要重复式的流水操作，而我省从业女性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次是教育事业，占到总人数的13%，这说明女性对于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在提高。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的人员仅占总人数的1%，说明女性中高学历人才的数量仍然很少。

3 江苏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因素分析

江苏省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上升的原因有多方面因素，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3.1 人力资本增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随着妇女受教育和劳动技能的不断提高，使得更多女性在工作领域具有更多的竞争力，譬如教师、护士等职业；伴随着同工同酬、反歧视法、女权运动的兴起，让女性的职业目标得到很大改变且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机会；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不仅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且减轻了劳动强度，适合女性工作的岗位越来越多；大量先进的家用电器的广泛使用及社会协作化程度的提高让很多家庭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家庭生产时间相对缩短，这无疑增加了女性的空余时间；计划生育的实施，女性生育率的下降，减轻女性的负担。如上所述的种种人力资本的增加，使得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

3.2 工资与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推动劳动者尽早就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便开始实施了工龄津贴这一方案，一直被延续至今。尽管经历数次变革，企业在分配工资制度中相继确立岗位工资制度，能力工资制度，但工作年限仍被企业特别是国有的垄断企业用于制订工作薪资的重要依据。很多女性为提高工作年龄，放弃高学历的教育，尽早的开始工作，从而提高工作年龄的时间。这一举措也增大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3.3 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女性地位受到重视

封建落后的重男轻女思想的改变，给农村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与空间；新闻媒体多渠道加大对义务教育的宣传，增强家长及适龄女性观念转变的积极性；社会各界的帮扶计划，大力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困难家庭的顾虑；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心女性就业的问题，免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现代女性思想转变，都希望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现状。我省由于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义务教育普及率也呈现较高趋势，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普遍提高。当今社会，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在逐步增强。因此，良好的教育机会，使得现代女性的观念发生根本改变，女性走入劳动市场的时代就此打开。

3.4 女性劳动保护法规的完善

2012年，国务院通过并公布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突出了对女职工孕期和哺乳期的特殊保护，填补了国家性骚扰立法的空白。该规定从三个方面对女职工的劳动保护作了完善：一是调整了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二是规范了产假假期和产假待遇；三是调整了监督管理体制。这都说明国家对于女性在职场所遇到的一系列事情都有了一定的法律规定，让女性能够安心工作。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4 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政策建议

劳动参与率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过高的劳动参与率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过低则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江苏省的现况，我们应继续保持现有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状况，且要继续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劳动。

4.1 完善儿童保育措施或政策

如今，尽管幼儿园的数量在持续的增长，但仍然缺少面对三岁以下的儿童的托管机构，使得一些已婚女性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如何保障这部分女性就业的问题，首先应考虑的就是建立儿童保育方面的公共服务，让3岁之前的孩子能在一个安全且让人放心的地方培育，减少父母的压力，从而女性能够回归社会参与劳动。

4.2 创造公平就业机会

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整体状态。对那些处于劣势的女性群体而言，能够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机会与条件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改善这一情况。①贯彻性别平等观念，以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②构建平等的教育体系，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与就业技能，减少就业歧视现象；③增强自身的平等观念，内化的两性平等意识；④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保障职业女性权利。

4.3 发挥人口政策的积极作用

我国现执行的人口政策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中国的人口政策，最关注的则是人口数量问题，最主要的努力应该放在控制人口数量上。大部分妇女所要经历的生育期是成为影响已婚女性群体劳动参与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性在怀孕后的产假，意味着她们的职业将会因此中断；并且，生育次数的增长也制约着妇女群体劳动力市场的有序发展。所以每个家庭应结合主观和客观因素，制定合理的生育计划。由此可见，继续推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推动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有必要的。

4.4 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

我省女性劳动参与率虽在不断上升。但是从表2.1我们可以看出，女性从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不容乐观，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这一个阶段。图2.2中我们可以发现从事制造业的女性占女性劳动总数的47%，这也说明女性的教育水平偏低，从事的行业多为手工制作，而高学历高文化的行业人数太少。总体的文化程度偏低，与女性的自身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有着直接关系。可以从两方面入手来改变这样的现状。一方面，针对还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可通过改变教育观念以及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鼓励其接受更高教育，来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对于已经结束教育，过了义务教育年龄的已经进入社会的女性而言，可通过岗前培训、继续再教育等使得她们继续提高自身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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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婧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探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1（17）：57-58.

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5

关键词：心理疲劳；大学生；体育学习；应对措施

在体育学习过程中，大学生往往会出现自身主观体验的倦态，如此不利于其心理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体育学习的开展。因此，有必要针对大学生体育学习过程中心理疲劳的内涵、特点、产生原因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以逐步优化体育教学过程，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一、大学生体育学习中心理疲劳的内涵与特点

在大学生体育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疲劳，主要指的是因体育学习异常紧张，或练习方式枯燥、简单、多次重复所引发的心理焦虑、不安与疲乏之感。心理疲劳并非由大学生的身体能量消耗所引发的，而是由其主观体验所引发的一种心理倦态，不利于体育学习效率的提高，甚至会引发学生出现厌倦、冷漠等不良反应。心理疲劳多表现为如下情况：学生的动作反应及速度减慢，难以有效地集中注意力，对学习活动积极性不高、心不在焉，下课后恢复精力、生龙活虎，在运动和训练过程中态度勉强，不愿耗费过多体力、精力投入体育学习中，有些学生甚至出现厌学、畏学，一上体育课就头痛，见到体育教师就躲避等情况。

体育学习中的心理疲劳，主要具有如下特点：1）心理疲劳主要是由于大学生的某一项心理机能运转过度所引发的，但所引发的结果并不单纯地局限于这一项机能，还可能会对其他机能产生波及。例如，当大学生出现心理疲劳等情况时，其主观体验为乏力，继而对于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减退，焦虑、烦躁、易怒，对于原本并不相关的外界刺激也会变得更为敏感，有时甚至由于对某一运动缺乏应有的认识、兴趣，继而产生了消极、厌倦的情绪；2）心理疲劳会导致大学生运动能力迅速降低，使其运动行为意志被削弱，这也是其无意识保护自己的结果，因此，心理疲劳会导致大学生体育学习态度及行为消极；3）体育学习产生的心理疲劳在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后，会进入恢复性的调试阶段，有可能复原。交错进行休息和疲劳有助于学生心理机能的改善，帮助学生提高自身能力，尤其是耐受力。适度锻炼和适应措施可以有效减缓学生的心理疲劳现象。心理疲劳产生后如果不能经历恢复阶段或者恢复不彻底，容易造成疲劳极限的发生，进而使学生在体育学习中出现负面效应。当学生在技术学习中产生疲劳极限时则有可能出现失误。

二、大学生体育学习心理疲劳的成因分析

导致大学生体育学习过程中出现心理疲劳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心理方面的原因、二是生理方面的原因、三是教师教学方面的原因。

（1）心理原因

首先，大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动机。动机是促进学生外化为行为的驱动力，而体育学习的动机也是大学生保持良好的体育学习热情、兴趣及积极性的根本来源。部分学生缺乏体育学习动机，势必会导致其学习积极性不足、态度冷淡，这是导致大学生体育学习心理疲劳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大学生缺乏稳定的情绪。在开展体育运动过程中，很多大学生由情绪主宰自身的机能，不稳定的情绪会对其行为造成干扰，甚至引发行为偏差。若长时间处于情绪不稳的状态，大学生的体育运动活动很难有效、连贯的开展。若被迫训练或学习，将会导致其产生严重的心理疲劳，致使其出现行为失误，甚至引发运动伤害等安全事故。最后，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佳也会诱发大学生心理疲劳的产生。体育课程包含师生间的情感、理智、行为等方面内容，是一个体现人际交往的动态过程，而师生关系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它在师生间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倘若师生间存在裂缝、隔阂等不良关系，会导致学生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学习积极性下降，心理状态长期处在紧张的状况下，最终影响体育课程的学习。

（2）生理原因

若大学生身体状态不佳、生病、过度疲劳，他的身体会感觉到不适，如此情况之下，自身的生理机能迅速降低，会出现恐惧、心烦、焦虑，甚至出现间断性的眩晕、气虚、耳鸣、腿软、呼吸短促、注意力不集中、四肢乏力等不良状况。若此时仍继续进行运动，将会导致其心理调节机能超负荷运行，继而引发心理疲劳问题。不仅如此，视、听、触、压、运动、平衡等感觉器官会不规律反应，加之缺乏应有的锻炼，在对学生的运动感觉器官进行纠正的过程中，极易引发自身的心理疲劳。

（3）教学原因

造成心理疲劳的因素很多，例如课程内容过少、信息的刺激过弱、技术能力要求过高、课程缺乏创新性、设计程序过于复杂、动作技术要求过高、学生的接受能力不够等。此外，体育教学的质量、进度、运动量大小、程序化、运动技巧与规律以及操作水平高低都会成为教学原因。

不仅如此，体育学习的时间、周期长短也可能引发心理疲劳。学生在从事某种单调、高频率的重复技术动作而处于无意识状态时，极容易产生厌烦心理。当学生产生厌烦心理时，若不及时调整，会导致技术动作的错误率上升，失去平衡，甚至产生心理疲劳，进而出现偏差的行为。学生在恶劣的环境中学习时，产生压抑心理的概率大大增加，形成思维错乱、情绪低落的学习状态，而这些环境包括噪音、灰尘、强光、潮湿、脏乱等。

三、大学生体育学习心理疲劳的应对措施分析

为了避免或缓解大学生体育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疲劳问题，可从如下方面着手：

（1）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体育学习动机

体育学习动机是激发大学生体育学习积极性的最直接动力，是一种动态的推动机制和指导源动力。在体育学习中，学习动机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学习体育课程的积极性和兴趣，使大学生的思维保持在一个较为活跃的状态，指向性的完成学习任务，注意力的集中能力也能得到提升。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注重激励学生，采用多种激励手段，多种激励技巧混用的方法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体育学习动机。院校要制定适合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措施，提高大学生对体育课程价值的认同感和重视感，调整其学习心态，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兴趣，促进个性化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学习动机。

（2）增强心理诱导

教师应善于增强学生的心理诱导，尤其是对于情绪焦虑、低落，或人际关系有欠和谐，继而存在较大心理压力的学生，可以采用谈话诱导等方法，帮助其克服心理障碍，增强自己的信心，使其能够科学地认识、分析、解决各种问题，顺利地调节自我情绪状态，改善自己的心境。在谈话过程中，应结合学生身心特点，采用灵活、有针对性的方式开展，还应注意循循善诱，悉心指导。

（3）科学安排教案，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改善教学环境

教案的安排要按照科学化的方式进行，一般是由简到繁、逐步深入，一些高难度技术动作的练习时间不应太长，可结合分解练习方法和适量练习方法。此外，新颖式教学法能有效减少重复动作和练习，减少学习中的乏味和枯燥，使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得到激发，求知欲望进一步提升，消除心理厌烦和疲劳，保持较高的学习积极性。教学环境的好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习效果，易产生心理疲劳和厌烦心理。消除不良干扰因素，改善教学环境能克服上述难题。根据校园的场地情况和学生的基本条件，对教学环境进行合理规划，以安全、整洁、科学和舒适为基础，迎合学生心理和生理的需求，促进新陈代谢，缓解心理负担和压力，从源头对心理疲劳进行预防。

（4）构建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和学生人格平等，因此，在知识认识、技能掌握及形成过程中，容易出现行为“共振”、心理“共鸣”。要求教师必须善于畅通良好的交往渠道，构建多层次、多指向性的交往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可控因素，充分彰显教学过程中的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避免学生出现心理疲劳。同时，应注重加强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应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树立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做到义利统一、竞争协作、开拓创新，顺应时代要求的同时，满足体育教学的要求，是在新时期更好地完成体育教师的使命和职责。另一方面，应加快体育教师角色的转变，由传统的单一化运动技能传授人员转变为学生综合发展的促进人员，由传统的体育教学管理人员转变为学生体育自主学习的引导人员，建立起学生自主、协作、探究式学习模式，培养其终生体育意识与能力。此外，还应营造良好的教学情境，充分激发其学习热情与积极性。

（5）加强教学管理

在体育教学目标制定时，教师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及其可行性，构建短、中、长期目标及不同学生的个人目标，使学生能够产生良好的心理预期，并从思想、态度方面端正学习目标，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避免挫折感、焦虑等不良情绪的影响，并在达到目标后获得成就感与自信感，促进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教师还应结合不同项目、学生个性、体能、心理方面的差异性，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提高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避免课堂枯燥、乏味、单调，满足学生的生理、心理及个性需求，使其产生主动配合教学工作的意愿，继而提高学习动力。例如，可以发展有氧耐力训练，结合学生具体情况，选择迫逐、变速、跑走交替、倒退、接力跑等多种形式，还可带领学生爬山、越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而言之，体育学习心理疲劳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教师和从事体育教学的工作人员应当注重大学生体育教学的质量，以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为基准点，改善教学环境，合理安排教学方案，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体育学习动机，预防心理疲劳的产生，制定应对心理疲劳的措施，发挥体育教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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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6

“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贝克尔，1987）。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它决定着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广大农村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并不大。低素质农村人力资源的过度“富足”与人力资本的严重“贫困”是当前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和农业的快速发展。加大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提高农民素质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综述

（一）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进展

人力资本问题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内的一个具有持续魅力的论题。亚当·斯密（1776）将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看作是一种资本；西奥多·W·舒尔茨（1961）、罗默（1986、1990）、卢卡斯（1988）等均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舒尔茨（1961）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量导致了知识要素质量的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规模经济和物质资本的作用，各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性的上升；罗默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一国若人力资本过少或已有的人力资本相当贫乏，该国将很难摆脱经济低速增长的轨迹（付英华等，2002）。卢卡斯（1988）提出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及“干中学”效应，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没有经济的增长。在我国，李建民（2001）从人力资本的要素和效率的生产功能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机理，他指出，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具有要素和效率两方面的生产功能。侯风云、李焕龙（2000）对山东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的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高于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代谦、别朝霞（2006）从FDI（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研究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只有辅之以较快速度的人力资本积累，FDI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余长林（2006）把教育和健康看作是两种资本，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具体构成形式。高明、姜学民、任龙（2007）利用卢卡斯建立的人力资本外部模型对1980－2004年山东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山东省在1980－2004.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

（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状况研究相关研究进展

刘文（2004）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提出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原因，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靳卫东（2006）认为，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供给曲线的变动，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政策不仅不能缩小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和收入差距，反而使它们变得更大，成为我国基尼系数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调整我国财政支出的经济结构和利益归属结构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途径。程伟（2006）利用2004－2005年我国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调研数据，分析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认为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在于农村教育的滞后导致劳动力的素质低下。王彦军、李丽静（2007）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介入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依据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融资、调节税收政策、健全劳动力市场等公共政策建立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支持体系。潘泰萍（2007）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王荣斌、朱云（2007）利用统计数据描述分析了河南省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差异。杨国勇（2007）认为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与农民收人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纳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过低。廖小官、陈东红（2007）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特征及实现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加强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对策之一。

（三）关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Jamison和Gaag（1987）利用在我国西北地区贫困县进行的住户调查数据，评估教育对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户中成人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农业总收入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副业收入得到体现，而不是通过粮食等作物的生产。Parish、Zhe和Li（1995）对我国农村出现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主要关注了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的情况。研究表明，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年龄和工龄的回报率高于职业培训和掌握新技能的回报率。这些情况导致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低的教育回报率促使更多的农村家长让孩子辍学。钱雪亚、张小蒂（2000）研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认为农村从业人员文化素质绝对水平低，相对水平更低。吴健辉、黄志坚和曾园根（2007）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文献综述认为，从国内学者2000年以来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实证分析所选择的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可以了解到目前农村人力资本偏低是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个主要原因。魏下海（2007）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严重制约因素，而制约转移的根本在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滞后导致的劳动力素质低下。郭志仪、常哗（2007）通过时间系列数据实证分析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相互关系和影响，发现我国目前的教育回报率仍然不高。总体来看，每增加1年教育，个人收入会增加4.34%；同时，教育回报率还表现出随收人水平增加而增加的趋势。赵丽秋（2006）关注教育质量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发现教育质量差异对收入差异影响显著。任国强（2004）以天津市为例，探讨了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的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束缚，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其主要观点：（1）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2）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源增长速度快。（3）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不应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人力资本理论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经济理论和实践，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对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双重意义。这对于我们理解农村人力资本的意义，发挥农村人力资本的作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极具现实指导意义。但我国对人力资本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和研究较晚，而且由于受政策、技术或方法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1）谁来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2）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应该包括哪些种类，是否应是单一的正规教育?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文拟从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价值与作用出发，通过对目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存在问题的分析来寻求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多元化透资途径。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农村经济建设的价值与作用

（一）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本投资决定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从而影响农民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新的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决定了农民使用新的生产要素的态度和能力。正如舒尔茨所说的那样，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杂交种子、机械这些物质要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但由于受多种因素限制，尤其是农民自身素质的约束，其对现代技术缺乏了解，在先进技术的转化、推广与应用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各种历史资料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EnJiangCheng（1998）的研究显示，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粮食产出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农业知识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而且人力资本投资还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和种植结构的调整。韩青、谭向勇（2004）的研究证明，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户比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管道输水技术或喷灌、微灌技术等现代节水技术。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都离不开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农业劳动者，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二）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升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提高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而信息资源的获取有利于降低农民生存的机会成本，使农民做好产前预测，把握市场需求，提高农产品的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般性的农产品出现相对过剩、价格下滑和农业经营收入下降的趋势。其原因除了农业自身的特点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农民人力资本短缺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低，使其对市场的分析预测能力差，缺乏生产优质农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首先，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提高农民对信息的获取能力，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其次，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业劳动者能够比较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差异性，把握市场规律，从而增加收入。第三，较高的文化素质可以使农民适应市场需要，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三）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首先，人力资本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重要制约因素。从近几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情况看，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者在劳动力流动中的比重逐渐提高。根据浙江大学劳动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对在杭州的工商企业、建筑工地、集市等地的外来农村劳动力的问卷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问存在的某种联系，即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影响劳动力职业差异的重要因素。其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了劳动者能否掌握新的科学技术、生产技能以及掌握的多少、深浅、快慢和熟练程度，以及进入非农行业的难易程度。根据周其仁对北京、深圳、苏州、武汉四市118家企业的调查，90%的城市企业招收民工时提出明确的文化程度要求：76.3%要求必须在初中和初中文化程度以上；3.6%要求高中和高中程度以上。样本企业中，45.8%规定民工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后才能上岗；39.8%要求实施短期培训。毫无疑问，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工作都存在“教育门槛”，而且这个门槛越来越高。

（四）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

《2006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资料表明，低收入户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比高收入户明显偏高，而高中及以上的比例明显较低；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占的比例非常大，但高中及更高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低收入户；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劳动力文化水平构成中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重越低，高中（中专）、大专文化程度所占比重越高，这表明收入水平的高低与文化水平具有密切关系；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傅国华、许能锐（2005）对海南农村居民收人与农村人力资本情况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提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可使农民人均年收入呈乘数增加趋势。

三、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建议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品投入太少，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缺乏专业技能和职业培训、身体素质较差，用于健康方面的支出少，享受的公共卫生医疗水平低。因而巨大的劳动力数量蕴含的却是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

（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从我国的教育投资情况看，教育投资滞后于经济增长，而这种现象在农村表现更为严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43%，中学文化程度可提高108%，大学文化程度可提高300%。因此，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前提。

1.要加强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保持政府教育投资的主体地位。各级政府必须把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建立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切实抓好农村教育设施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不断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强度，真正由政府承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

2.国家应加大对教育投资的倾斜，建立科学有效的中央和省对下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我国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成本高，很多家庭难以负担学费。政府应该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并对这部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进行专项管理。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如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从而降低农民对教育投入的成本，降低农村学生的辍学率。

3.国家应该实施优惠政策吸引经过正规教育院校培养的大学生到农村中小学工作，如在师范类大学生入校时可自愿签订协议，毕业后到农村支教一定年限，国家对这样的学生给予生活、工作乃至升迁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对原有的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

4.调整农村教育结构。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都相对注重对子女即未来劳动力投资，而忽视对现实劳动力投资。所以建议农村中小学把以基础教育为主的办学方向逐步调整为基础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加强对学生劳动技能的培训，让初高中毕业生掌握一些实用的生产技术。使不能进人高中和大学的人能成为有一定技能的人，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二）加大对农民的职业培训力度

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农民的职业技术能力、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的推动器。而且职业技能培训是目前已经离开学校的农村劳动力成本最小、见效最快、农村劳动力乐于接受的一种人力资本投入积累方式。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实质是人力资本投资。既然是投资就涉及到成本与收益问题。农村劳动力可能因成本和不可预知的收益问题而失去参加培训的积极性。由于技能培训是一项正外部性很强的投资活动，其社会收益高于私人收益，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政府应该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买单”，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同时引导非政府力量加大对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投资力度，最终形成以企业和农村劳动力为主体、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各方适当参与的多方投资格局。

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7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对成都市某少教所劳教人员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排除“所外就医”和“所外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83份,排除无效问卷56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27份。有效率为80.21%。劳教人员一般情况。年龄: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40名,占17.62%,成年劳教人员187名,占82.38%;文化程度:文盲5名,占2.20%,小学84名,占37.00%,初中116名,占51.10%,高中20名,占8.81%,大专及以上2名,占0.89%;家庭情况:双亲141名,占62.11%,单亲74名,占32.60%,孤儿12名,占5.29%;生活对象:父母155名,占68.28%,祖父母/外祖父母13名,占5.73%,亲戚4名,占1.76%,独居或其他55名,占24.23%;罪错类型:盗窃194名,占85.47%,抢劫、诈骗8名,占3.52%,滋扰9名,占3.96%,杀人16名,占7.05%;教期:1年期198名,占87.22%,2年期9名,占3.96%,3年期20名,占8.81%。

1.2方法

1.2.1工具

①自编的一般项目问卷:一般项目问卷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情况、生活对象、罪错类型和教期;②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10个因子,共90个项目,每项按5个等级评分,得分越高,症状越严重。总分低于160分为阴性症状,超过160分(含160分)则为阳性症状。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③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括积极应对方式(1～12题)和消极应对方式(13～20题)2个因子,共20个项目,每个项目按4个等级评分。信度:量表重测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效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对因子模型作方差极大斜交旋转。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应对方式项目确实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应对两因子,与理想结构一致。人群测试表明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反映出人群不同应对方式特征及其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积极应对评分较高时,心理问题或症状分低;而消极应对评分高时,心理问题或症状评分也高。应对方式评分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2调查过程

在管教干警的协助下,由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的在校大学生在标准指导语下对被试者进行测试。测试前由专业人员讲解测试目的,打消顾虑,并为文化程度不足的劳教人员逐一讲解题目意思力求准确,采用匿名答卷。测试时部分管教人员回避。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t检验和相关分析。

2结果

2.1劳教人员不同心理健康状况

在227名劳教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中,阴性症状:119名,占52.42%;阳性症状:108名,占47.58%。2.2劳教人员SCL-90得分与常模比较见表1。由表1可见,劳教人员心理健康各因子项: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总均分均明显高于常模[2]。其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2.3劳教人员心理健康各因子和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

见表2。由表2可见,积极性应对方式与其他因子呈正相关(r>0.3);消极性应对方式与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和偏执因子均呈正相关(r>0.3)。2.4劳教人员心理健康与人口学、社会学因素的相关分析见表3。由表3可见,劳教人员的年龄与抑郁、焦虑、恐怖因子和SCL-90总均分呈正相关(r>0.3)。

3讨论

本研究显示,成都市某少教所劳教人员在SCL-90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意、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等症状因子得分,明显高于成年常模,说明违法犯罪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明显的异常,与国内柴萌等的研究一致[3]。杨杰等人的研究显示劳教人员由于心理承受力差或对未来丧失信心,是相对比较容易陷入心理危机的群体,容易产生诸如精神障碍、绝食、自伤自残、自杀、伤害等危机[4]。也证明劳教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有待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改善,在进行劳动教养的同时还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确保劳动教养过程中教育改造工作的正常开展,并保证劳动教养安全顺利进行,为劳教人员满教重返社会后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8

[关键词]农村　人力资本投资　研究综述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异常薄弱，这不仅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也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所以从战略上讲，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素质，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农村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健康投资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等形式而在农村劳动力身上凝结的体能、知识、技能和所有能够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能力的资本量。关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现状与问题，绝大数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主要从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健康及劳动力转移等方面进行分析。

1.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偏少，城乡差距明显

从总量上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很大；从素质上看，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2008年我国农村就业人员达4.7亿之多，其中有64.8%从事的是第一产业。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3.48%，处于世界较低的国家水平，农村普通小学基础建设支出生均仅1.32元。另外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城乡差距明显，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城市优先政策造成了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基础教育和初等教育方面,预算内财政资源投向城市高于农村,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

2.农村医疗硬件设备较差，保障制度不健全

最近十年，随着农民健康意识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医疗保健支出有了很大的发展，投资金额增长四倍之多，但在硬件设置方面，农村卫生室只有61.3万个，占行政村数的比例为89.4%，平均每千人农业人口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为1.00人，这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除此之外，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滑坡,90%左右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较低的收入水平,无法跟上医疗费用的急剧上涨。相当数量农民的健康状况出现了恶化趋势,大量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所以从整体而言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并不容乐观,投入水平较低、农民健康水平不高、“小病拖大病扛”、“致富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等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

3.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较大，但转移速度缓慢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已经历了30多年。据有关资料统计由农村流向城市,目前离家外出打工3个月以上的农民已达1.4亿人,其规模比日本总人口还多一千万。从2000年到2009年，农民工数量从7850万人增加到14533万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比重从33.9%增加到46.7%。虽然转移规模较大，但是其转移速度却在放缓。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受人力资本的制约：难以接受科技知识使得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仍存在许多困难。

4.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效率较低，与世界水平差距较大

资料表明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农村劳动力受过职业教育的比例都是在70%以上,而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我国对是对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农民技术培训学校13.8万所，约占我国行政村数的21%，农村劳动者的培训率极低。对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也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只能选择到非正规部门就业，劳动雇佣关系不规范、不稳定，企业投资人力资本的预期收益较低。

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原因分析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原因分析较多，在视角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别，但都主要涉及到政府与农民个体层面。

1.政府政策失灵

我国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政策失灵:在教育方面,国家的投入不足以及以县乡为主体的投入体制导致农村基础教育整体水平较低且发展不平衡;在健康和医疗卫生方面,政府卫生经费投入增长缓慢,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分配不公平,农村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仍然不足;在劳动力转移方面,户籍制度、市场准入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另外政府也很少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必要的培训、服务、信息及有力的保护。

2.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有限

虽然我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总量在逐年增长,但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支出还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与物质资本投资相比较,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量还处于较低水平,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实行二元经济结构，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一直向城市倾斜，使得城市获得了大量的物质资本投资和教育投资，进入了良性的持续发展的轨道。总得看来,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以及在投资过程中的城市化倾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人力资本流动造成的风险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比较低。

3.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不足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农民自身,投资受到了农民纯收入的限制,又由于相关保障机制滞后,农民不得不分散在投资上的分配，再加之农民沉重的家庭负担,许多农民根本无暇顾及自身的教育投资,而是产生了对子女教育的强烈需求，他们用微薄的收入尽力供养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农村家族势力、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资金外溢、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不对称等也是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

四、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政策选择

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9

【论文摘 要】 本文从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以及进行合理开发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人力资源合理开发的措施，试图为实践操作提供一些理论指导。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多且质量低，这已经成为我国隐性的失业大军。如何提高农村潜在人力资本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水平，通过一系列有计划、有目的教育培训机制解决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问题，使农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开发，加快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重要课题。

1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描述了我国人力资源状况： 目前，我国人口构成仍以低层次文化人口为主体，国民总体文化程度偏低；高层次人才极为紧缺；人力资源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而在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更是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1.1数量现状：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在数量上呈现基数大，增长快的特点。据统计，1978年我国有9.63亿人，农村人口为8.03亿，农村人力资源为3.06亿，农村人力资源占农村人口的38.11%，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1.78%。2002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人口总数和农村人口分别增长了33.44%、16.44%，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1%、0.64%；同期农村人力资源增长了58.50%，年平均增长1.94%，农村人力资源的增长率高于同期总人口、农村人口的增长率，更高于200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6.45%的水平。而据最新统计，2006年我国总人口为13.15亿人，乡村人口7.37亿人，占总人口的56.1%左右[1]。乡村人口中有劳动力约4.80亿，农村人力资源数量极其丰富，但是人口增长过快与农业发展相对滞缓形成了矛盾。农村人口众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沉重的包袱，农村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不到释放。而且，建国以来，我国农业院校培养了大约130万大中专毕业生，有80多万人离开了农业，只有40多万人留在农业系统，而正在农业第一线从事农业技术的只有15万人，人力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2]。

1.2 质量现状：我国农村人力资源质量现状主要体现为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普偏低，不适应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防碍新农村的建设。其素质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文化素质偏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7.3%，初中文化程度占50.2%，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亦即 4.8 亿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就有 4.2 亿人[3]。

1.2.2 科技素质不高。目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然属于体力型和传统型农民，缺乏职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水平的要求，这就影响了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2农村人力资源合理开发的必要性

2.1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然而目前我国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粗放型农业向现代集约型农业的转化，则要依赖农业科技开发、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快速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因为只有通过加快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才能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其具备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掌握各种专业技术和技能，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2.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前提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顺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般分为三类，一是转移到乡镇企业，二是从事服务业，三是进入城市各行各业。但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和就业扩张对人力资源素质要求的提升，不论是哪一种转移，都对农村现有劳动力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如果没有素质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就无法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就要退回来重新回到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没有得到有效实现，因此，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3 加快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措施

农村人力资源受教育水平是影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影响有效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会严重制约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因此，建立健全农村教育体系就成为加快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最有效措施。

3.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4]。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教学设施不全，师资力量不足以及学生辍学数量增加等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首先，改变教育投资体制，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其次，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保障机制，确保教育经费的落实，确保教师待遇能逐步提高从而稳定和充实农村教师队伍，提高教师专业素质。第三，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教师应不遗余力地推行义务教育，降低农村学生的辍学数量。

3.2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分为两部分，一是面向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开展农业科技普及培训； 二是面向将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要以农业科技示范户为重点培训对象， 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 要组织培训教师和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 按照农时季节对农民进行农业科技培训和技术服务， 大规模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从而真正使科技兴农和人才兴农战略落到实处。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则应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对农村劳动者就业能力的需求开展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教育和培训，注重培训的适应性和广泛性，使农民能够从教育和培训中切实受益。

参考文献

[1]姚裕群，人口大国的希望：人力资源经济概论[m].中国人口出版社，19.

[2]刘晓瑜，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07（2）：127-128.

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篇10

【论文摘 要】 本文从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以及进行合理开发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人力资源合理开发的措施,试图为实践操作提供一些理论指导。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多且质量低,这已经成为我国隐性的失业大军。如何提高农村潜在人力资本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水平,通过一系列有计划、有目的教育培训机制解决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问题,使农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开发,加快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重要课题。

1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描述了我国人力资源状况: 目前,我国人口构成仍以低层次文化人口为主体,国民总体文化程度偏低;高层次人才极为紧缺;人力资源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而在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更是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1.1数量现状: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在数量上呈现基数大,增长快的特点。据统计,1978年我国有9.63亿人,农村人口为8.03亿,农村人力资源为3.06亿,农村人力资源占农村人口的38.11%,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1.78%。2002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人口总数和农村人口分别增长了33.44%、16.44%,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1%、0.64%;同期农村人力资源增长了58.50%,年平均增长1.94%,农村人力资源的增长率高于同期总人口、农村人口的增长率,更高于200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6.45%的水平。而据最新统计,2006年我国总人口为13.15亿人,乡村人口7.37亿人,占总人口的56.1%左右[1]。乡村人口中有劳动力约4.80亿,农村人力资源数量极其丰富,但是人口增长过快与农业发展相对滞缓形成了矛盾。农村人口众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沉重的包袱,农村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不到释放。而且,建国以来,我国农业院校培养了大约130万大中专毕业生,有80多万人离开了农业,只有40多万人留在农业系统,而正在农业第一线从事农业技术的只有15万人,人力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2]。

1.2 质量现状:我国农村人力资源质量现状主要体现为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普偏低,不适应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防碍新农村的建设。其素质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文化素质偏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7.3%,初中文化程度占50.2%,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亦即 4.8 亿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就有 4.2 亿人[3]。

1.2.2 科技素质不高。目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然属于体力型和传统型农民,缺乏职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水平的要求,这就影响了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2农村人力资源合理开发的必要性

2.1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然而目前我国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粗放型农业向现代集约型农业的转化,则要依赖农业科技开发、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快速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因为只有通过加快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才能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其具备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掌握各种专业技术和技能,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2.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前提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顺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般分为三类,一是转移到乡镇企业,二是从事服务业,三是进入城市各行各业。但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和就业扩张对人力资源素质要求的提升,不论是哪一种转移,都对农村现有劳动力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如果没有素质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就无法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就要退回来重新回到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没有得到有效实现,因此,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3 加快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措施

农村人力资源受教育水平是影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影响有效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会严重制约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因此,建立健全农村教育体系就成为加快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最有效措施。

3.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4]。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教学设施不全,师资力量不足以及 学生辍学数量增加等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首先,改变教育投资体制,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其次,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保障机制,确保教育经费的落实,确保教师待遇能逐步提高从而稳定和充实农村教师队伍,提高教师专业素质。第三,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教师应不遗余力地推行义务教育,降低农村学生的辍学数量。

3.2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分为两部分,一是面向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开展农业科技普及培训; 二是面向将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要以农业科技示范户为重点培训对象, 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 要组织培训教师和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 按照农时季节对农民进行农业科技培训和技术服务, 大规模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从而真正使科技兴农和人才兴农战略落到实处。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则应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对农村劳动者就业能力的需求开展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教育和培训,注重培训的适应性和广泛性,使农民能够从教育和培训中切实受益。

参考文献

[1]姚裕群,人口大国的希望:人力资源经济概论[M].中国人口出版社,19.

[2]刘晓瑜,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07(2):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