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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履职监督报告十篇

时间：2023-04-04 21:21:12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篇1

【关键词】人大监督法院检察院司法公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该制度具有稳定性和根本性等特点，人大监督职权的有效发挥有利于更好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按照宪法规定，我国构建了相关法律体系对人大监督权进行保障，人大对法院、检察院“两院”的监督成为我国司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报告提出，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十报告将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确定为国家监督体制机制的主要部分，为我国人大履行监督职权、促进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在新时期我国着力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司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切实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促进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监督的政治法律依据

我国最具权威、最高层次的监督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司法监督具有相应的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制度依据。

从政治层面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机关由民主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亦拥有对同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权。

从法律层面来看，《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监督宪法实施等职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最高院和最高检的工作，可以撤销国务院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与命令。全国人大在其认为必要时，可以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现行《宪法》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由人代会产生，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受其监督制约。《人大监督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行使监督职权。”此外，《地方人大组织法》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职权的行使方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使我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相应的立法权和更为广泛的监督权，夯实了人大对法院、检察院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机制。

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监督的基本制度框架

除了拥有立法权之外，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还依法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具体包括法律监督、执法检查监督等，依法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进行审议并对其开展的工作进行监督，依法受理人民群众对相关机关工作的申诉、控告和检举，对特定问题可以组织调查，依法任命或罢免法院院长、副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是其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制度。按照我国宪法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法定的程序，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所制定的司法解释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可以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法律作出解释，全国人大法律解释的位阶高于“两高”的司法解释。同时，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法院、检察院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各级人大还定期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进行审议，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其所提出的合理建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必须负责任地听取和执行。

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都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受理人民群众对当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意见。很显然，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受理人民群众对法院、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控告和检举，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开展有效的监督。

除了上述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制度之外，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案，被质询的法院、检察院必须负责任地予以答复。同时，人大还可以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对特定问题开展调查。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机制有较为健全完善的法律、组织机构与人员方面的保障，还制定了特定的运作模式。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权是集体的权力，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职权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提出建议和意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才能转化为议案、决议和决定。所以，和我国现行体制下设计的其他监督一样，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具有明确的监督内容与方式。

当前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得到逐步加强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是我国权力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是司法权力运行规律的客观要求，因为权力天然具有扩张特性，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必须进行监督制约，否则必定导致权力的滥用，司法权也不例外，法官、检察官并不会天然地对腐败具有免疫力；切实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是进一步促进法院、检察院执法规范化的现实需要，能够更好地实现司法廉洁，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效益；切实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是对现有司法监督体制机制的缺陷进行弥补的现实需要，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克服当前我国法院、检察院缺乏内外监督的弊端。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人大高度重视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工作，着力加强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切实完善工作方式方法。切实健全和完善监督工作，监督并支持最高院、最高检的工作，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地方各级人大逐步加强对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工作监督，促进审判权、检察权的正确行使。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工作监督，促进法院检察院工作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顺利推进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有利于司法机关队伍建设的强化、司法行为的规范与司法水平的提升，切实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取得新成效、新进展，人大的监督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认为，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监督逐步得到切实有效的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依法开展相关监督工作的同时，注重对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的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为下一步修改完善法律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使我国近些年来法律的修改更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执法检查报告和专门听取专项工作结合起来，在认真听取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同时开展执法检查，使两者产生互补作用，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初次监督和跟踪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其所开展的监督工作专门听取法院、检察院落实的情况报告，并切实开展跟踪监督，督促法院、检察院进行整改，力争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①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和修改国家赔偿法过程中，坚持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关系问题，既赋予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必要的权力，又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制约和监督，避免和防止权力滥用，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②在上述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实际上已广泛进行执法检查与监督，在认真总结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使权力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制定《行政强制法》并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实际上是将监督工作和立法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国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法律和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切实加强了对地方同级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有效地促进了司法公正。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不仅定期听取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还通过直接提出议案的方式，加强了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同时，各级地方人大还不定期开展法院执行工作、民事审判工作、刑事审判工作、申诉再审工作、行政审判、立案工作的专项检查，不定期听取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刑事审判监督、行政审判监督、审查等方面的专项检查，人大对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建议，法院、检察院负责人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达到了良好的司法监督效果。

当前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监督中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基础上，我国于2007年开始施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全面总结人大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和行政机关监督实践的基础上，对人大司法监督原则、监督主体、监督范围和监督内容等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进一步增强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监督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总体来看，近些年来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工作向纵深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监督的效能，主要体现在：第一，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较为专业，从而导致人大对司法监督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给人大的司法监督工作产生了极大制约作用，严重影响了人大司法监督的效能。比如，人大开展的执法检查和专门听取工作报告，是人大司法监督的重要路径，有利于人大工作人员全面了解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然而，在目前人大开展的执法检查和专门工作的汇报中，主要是听取司法机关的介绍，司法机关提供给人大的报告、相关信息的真实性难以得到保障，并且司法机关可以按照其自身的需要提供信息，人大自身也缺乏必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人大对司法工作的评价可能较为笼统化与表面化，难以真正深入了解司法工作，严重影响监督的实效；第二，人大对法官、检察官缺乏有力的监督。一切司法活动最后均须由法官、检察官具体落实，法官、检察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实际上也必须落实到对法官、检察官的监督中。当前，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官、检察官的监督制约还未制度化、常态化，虽然人大对法官、检察官拥有任免权，但是由于人大代表对法官、检察官并不熟悉，对法官、检察官的法律素养、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情况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所以难以发挥真正的监督作用，导致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官、检察官的监督制度的功效无从发挥；第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质询、询问等监督方式被闲置。质询、询问、罢免、撤职和特定问题的调查等，是人大履行对法院、检察院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这些监督方式具有较强的“刚性”，一旦这些监督方式得到良好的运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功用就能够得到较好地发挥，但是目前由于我国现行监督制度缺乏必要的前置监督环节，导致人大监督中信息来源受限，在实践中较少启动上述各种监督制度。

加强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对策建议。当前，我国司法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无期徒刑；河南省商丘中院原院长郑全成应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宁夏高院原副院长应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新疆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尼加提·卡德尔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等。司法腐败案件给司法公信力造成了极大损伤，每一起司法腐败案件的背后均隐藏司法不公行为，极大地败坏了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给司法权威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国家权力机关必须加强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必须对各种法定的监督方式进行综合应用，切实开展监督工作的创新，增加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信息获取渠道，切实加强日常监督，将监督的关口前移，从而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种监督方式有机地衔接起来，从而实现监督的常态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提升监督的效能，有效促进司法公正。

加强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对策建议为：第一，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解决人大及其常委会、司法机关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建立专门的联络工作机构，定期对法院、检察院开展工作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与了解，法院、检察院要经常性地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动态信息，便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全面了解法院工作；第二，围绕热点问题，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定期听取法院、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对于相关专项工作，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要求法院、检察院提前做好调查研究，组织人员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比如，专门听取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汇报，可以及时发现法院行政审判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利于促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有效开展；第三，切实加强对司法机关的执法检查。司法机关是我国十分重要的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全局，人大对司法机关的执法检查必须突出重点，围绕中心和大局，从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从有利于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深入实际地开展好执法检查活动，确保执法检查活动不走过场，取得实效；第四，健全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官、检察官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司法机关的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全面掌握法官、检察官的法律专业素质、道德品质等履职必须的基本素质。人大及其常委会除了正常的法官、检察官任免之外，还可以适时介入对法官的晋职考核、特定事件调查等。

（作者为新疆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塔里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TDSKSS1309）

【注释】

①胡康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学习第四讲”，中国人大网，2013年6月25日。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篇2

关键词：人大常委会；履职情况；监督现状；可行性；设计

一、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的现状

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以下简称“两长两员”）由人大选举或任命，但人大却没有对“两长两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司法实践中亦鲜有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两长两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的事例。

（一）监督的立法不健全

虽然作为具有统领性、总括性质的《宪法》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不可能对人大常委如何监督人民检察院作出细则性的规定，但作为检察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只是对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表述为“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监督检察工作的途径除“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外，还把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人大代表集中反映的突出问题、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等六种情形作为检察机关向人大作专项报告的议题，但如此规定也只是以监督中发现问题要求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和质询而己，没有对要求“两长两员”定期向常委会报告履职情况作出明确规定。

（二）司法实践中的空白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以《专项报告》或定期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检察工作的方式主动接受人大监督，这种报告主要侧重于检察机关一定时期内履行职责、或某项专项工作的情况。然而，人大常委会任命“两长两员”后，“两长两员”如何履行职责、是否正确履行职责，由于没有相关机制、没有相关法律明示要求，人大常委会没有、也不可能掌握“两长两员”的实际履行职责情况，“两长两员”也无法主动向人大报告其个人履行职责情况。

二、建立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工作机制的可行性

（一）理论依据

一是人大监督的概念来看。监督是指为维护公共利益，法定监督主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实施检查、督导和惩戒的活动（1）。而人大监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一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行为进行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活动（2）。这里无论是监督、还是人大监督的概念都包含了对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

二是从检察人员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来看。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工作由具体的检察人员实施完成，检察人员的行为是否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直接影响着检察职能的行使。而处于监督者的人大常委会，监督检察工作，也同样应该包括对检察人员行为的监督，对“两长两员”的监督就完全属于其监督范畴。

三是监督的类型来看。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是纵向监督，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向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那么只要是属于检察工作范围内的事项，有必要的都可以、也应该向人大常委报告。

（二）宪法和法律依据

一是《宪法》依据。第62、67条分别规定，全国人大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此条说明“两长两员”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大常委会监督同级检察院的工作，同样也应该包括对检察人员的监督。

二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大和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21-23条，明确省级以下检察长的选举，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同级检察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两长两员”由人大及常委会产生，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职责情况就应该成为必然。

三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第9条规定了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的专项报告议题范围：一是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二是本级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三是本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四是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委委员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五是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六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此条描述的六种情形只能从检察执法主体即检察人员个体行为中得到反映，接受询问和质询的主体是检察人员，甚至还可能是“两长两员”，因此，在上述情形下“两长两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其履行职责的行为（不论正确与否）就当然接受了常委会的监督。

（三）现实可行性

一是有定期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的机制。目前，检察机关建立了每半年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检察工作接受审议的制度，同时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或专项活动，以专项报告的形式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在此制度的前提下，以专项报告的形式将“两长两员”履行职责的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并接受审议，使人大常委会对检察工作进行监督的同时，对“两长两员”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完全可以成为现实。

二是有要求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和质询的规定。人大常委会审议检察工作报告时，检察机关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接受询问。一定数量的人大常委会委员联名向常委会书面提出对本级检察院的质询，就启动了检察机关相关人员接受质询的程序，使检察人员个人履职行为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可避免。

三是有年度考核述职的机制。检察人员纳入公务员序列，检察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成为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同时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向全院干警述职，处以上领导干部要向组织部门报告履职情况，“两长两员”就更加应该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

三、构建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工作机制的设计

（一）健全和完善立法，明确规定“两长两员”定期报告履职情况

一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法条中增加一条作为第28条：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应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在第9条“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的专项报告议题”范围中，增加一项为：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报告。三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在第7条“检察委员会委员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中增加一项为：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职情况。四是《检察官法》。在第8条“检察官的义务和权利”中增加一项为：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定期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

（二）启动履职专项报告

一是专项报告的时间。以人大常委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委员会议为标准，“两长两员”向人大专项报告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形式。二是专项报告的人员。“两长两员”的人数在各级检察院占大多数，全部人员每年报告履职情况难以成为现实，因此，可按照每年3-5人的比例向常委会作1-2次专项报告。三是专项报告的形式。既可以每次以1-2人个人履职专项报告，也可分别以检察长履职专项报告、副检察长履职专项报告、检察委员会委员履职专项报告、检察员履职专项报告的形式进行。四是专项报告的内容。专项报告的内容一般是指“两长两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也可以结合各个时期上级机关开展的专项活动进行报告。五是及时上报，精心准备。形成书面的专项报告，按照《监督法》规定的时限报告人大常委会，以便委员及时掌握专项报告的情况。同时相关人员应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数据，以便顺利回答委员的询问或接受质询。

（三）人大常委会监督程序

一是了解专项报告。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前了解专项报告人员的个人简历、工作成绩等，熟悉“两长两员”需要履行哪些法律规定的职责，以便会上根据需要进行询问或质询。二是特定问题调查。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特定调查、特别是要求对质询的特定事项进行调查才能作出决定、决议的，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议组织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开展调查，检察机关和相关人员有义务提供必要的材料。三是专项报告。单个专项报告的，报告人在会上先作自我介绍，然后宣读个人履职的专项报告；非单个专项报告的，可派代表介绍相关人员简历后，再宣读报告，但其他报告人须例会，听取意见，接受询问或质询。四是审议和决定、决议。对于“两长两员”的日常专项报告，委员对照“两长两员”的职责范围和法律规定对专项报告人是否履行职责、是否正确履行职责进行审议，并对履职情况提出建议或意见，决定是否通过。对特定问题调查后形成的调查报告进行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同时要求专项报告人就决定或决议落实的情况限期上报人大常委会。

参考文献：

[1]监督学概述， http：//。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篇3

关键词：军队审计；责任；体制

一、完善监督检查制度

军队审计项目监督检查制度主要包括质量责任监督检查制度和三级复核制度。质量责任监督检查由军队审计质量监督检查委员会组织实施，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已完审计项目进行抽查检查或对正在实施的审计项目进行跟踪检查，全面考核各级各类审计人员是否严格落实了审计责任制，审计过程是否规范，审计结果是否真实可信，对检查中发现的程序不规范、取证不合法等现象要向经办审计人员及其所在审计部门指出，并要求其认真整改，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对检查中发现的证据不充分、定性不准确、处理处罚不当及审计结果明显失实的现象要要求实施该审计项目的审计部门及时纠正；发现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存在贪污舞弊、弄虚作假、失职渎职行为且给被审计单位造成损失的，要根据有关责任划分确定审计人员、审计组长、审计部门负责人分别应当承担的责任性质和大小，依照有关法规给予相应的处理和处罚，情节严重的移交纪检、监察、司法部门作进一步调查和处理。监督检查一般应当由上级审计部门组织实施，每年至少进行1～2次，检查结果应当作为年度考评的重要依据，对组织得力、总体审计质量较高的单位和表现突出的个人要给予通报表彰，对组织不力、审计质量问题较多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通报批评。通过检查和实施奖惩，可以督促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自觉履行职责，保证审计责任制的落实和审计质量的提高。三级复核制度是我军审计部门实施质量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指由审计组长、审计业务部门负责人和审计部门分管领导对具体审计项目的审计工作底稿和其他有关资料进行逐级审查，最后签发审计报告的制度。三级复核人员所关注的审计阶段和侧重点是不同的，审计组长主要对审计组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收集的审计证据以及据以形成的审计组审计报告进行复核，是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对审计质量的控制和审计人员履责情况的检查，属于全面复核和详细复核，是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审计业务部门负责人主要对审计组提交的审计报告、草拟的审计决定、移送处理书等进行复核，是对审计组工作结果，即审计组审计报告的复核，属于重点复核，它一方面复核是否已进行了第一层次的复核，另一方面还要对记录的重要审计事项、重要程序以及影响审计结论的审计工作底稿进行部分复核；审计部门分管领导主要对拟呈报审计部门领导审定的审计部门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等结论性文件进行重点复核。对于重要的审计项目，还要由审计部门领导进行最后复核或提交审计部门办公会议讨论。军级单位审计部门和联勤分部审计部门由于人员数量有限，一般实行二级复核制度。复核是对审计人员履责情况及其成果的再次核对和检查，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审计人员履责不到位或违法违纪等行为，从而降低审计风险，在问题尚未造成严重损失之前就予以解决，尽量避免审计人员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军队审计人员信用档案

军队审计责任的有效履行不能仅靠法律惩处来加以保证，同时还需要道德感召和行业自律来督促军队审计人员自觉以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所提出的标准来开展审计工作，因为法律只是限定了最低标准，对那些没有违法而只是违背了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则显得无能为力。诚信是军队审计职业道德的精髓，是军队审计人员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和价值体现，军队审计人员只有具备诚信意识和诚信观念，才会在审计实践中严于律己、秉公执法，自觉与财经违法违规行为作斗争，如实揭露被审计单位存在的贪污舞弊、损失浪费等不良现象，尽到其应尽的义务。诚信意识的培养不能仅靠教育引导，还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可考虑由审计署为每一名进入军队审计队伍的人员建立信用档案，对其从事审计工作过程中的信用情况作如实记录，同时制定一套信用评价的标准，把审计人员的信用等级分为若干类，初始分为100分，每违反一次国家、军队审计法规或行业准则规范，就要扣掉相应的分数。一旦其信用分低于某一等级的最低标准，就要降低其信用等级。对信用等级较低的审计人员，给予通报批评，强行接受在职培训，吊销其从业资格证书（这要建立在实行军队审计人员从业资格制度的基础之上）等惩罚措施，情节严重的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将其调离审计岗位。信用档案应当伴随审计人员终生，只要其从事审计及相关行业，信用等级就是考量其是否称职、能否胜任某项工作的重要依据。即使审计人员退出现役，信用档案也会自动转入地方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对其从事地方相关职业产生重大影响。这样，就从制度上对军队审计人员进行约束，提高其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冒着巨大的风险去。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篇4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问责、问效为抓手，严肃惩治“乱作为”，严厉问责“不作为”，消除“中梗阻”，追责“太平官”、“逍遥官”，持续改进作风，不断优化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为XX科学跨越发展提供坚强科技保证。

二、整治目标

通过集中整治和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五个明显”：锐意进取、奋发图强，精神面貌明显改观；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工作作风明显改进；心系百姓、执政为民，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办事质效明显提高；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发展环境明显优化。

三、整治范围

全县科技系统。

四、整治内容

（一）“为官乱为”的整治内容：

1、违规决策。对“三重一大”（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或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制定、与法律法规、上级政策相违背的文件、规定。

2、错误履职。不正确执行法律法规和上级的决定、决议、命令；错误处理和报告职责范围内的重大问题；违反行业禁令；超越职责权限、违反规定程序或者违反自由裁量权分档量化等规定作出行政决定。

3、。工作中故意刁难，设置障碍，吃拿卡要；收回扣、拿红包，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让管理服务对象、下属单位安排消费、报销费用，为亲属朋友经商办企业、承揽工程（项目）谋取不正当利益；挤占、挪用、截留专项资金；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评比、乱培训。

4、。违法违规设定审批项目、增加审批环节或者前置条件；违法违规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实施或者强令、授意他人实施违反法律法规、政策的行为；违规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纵容、包庇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干扰、阻挠、对抗执纪执法机关、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粗暴执法，选择性执法，执法不公或不按程序执法；违法取证、办案，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以罚代法、以罚代刑。

（二）“为官不为”的整治内容：

1、敷衍塞责。对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重要工作安排、重点项目任务不贯彻不落实；在职权范围内应当决策决定而不决策决定；对举报投诉事项和企业群众的合理诉求不查不纠、搪塞应付；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工作只部署，不落实、不督查，当“甩手掌柜”。

2、推诿扯皮。职责边界不清、责任意识不强，上下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部门内部相互推脱，玩太极、踢皮球；对待群众态度生硬、扯皮应付，让群众办事来回跑，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3、庸懒散拖。不落实首问负责制、否定报备制、服务承诺制和限时办结制等工作制度；工作纪律松弛，迟到早退、擅自离岗、在岗不在位；上班时间打游戏、吃零食、玩手机、逛淘宝；精神不振、浑浑噩噩，出工不出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业务不精、能力不强、效率低下、办事拖拉。

4、监管不力。对分管的工作和人员不敢抓、不敢管、不愿担当，怕得罪人，当“老好人”；对职责范围内的监管事项疏于管理、监督不力，对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不查不报。

五、整治措施

（一）科学界定权责。一是建立行政权力清单。清理县科技局行政权力，编制权力清单，并向社会公开，进一步明晰权力事项，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二是建立职责清单。梳理各科室工作职责，进一步明晰各科室职能和岗位职责，编制职责清单，并向社会公开，厘清各科室职能边界，解决各科室职能交叉等问题，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

（二）推动阳光行权。进一步完善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机制，切实做到全上网、真上网，打造权力运行数据电子化、流程标准化、办理网络化、信息公开化、监督实时化，实现权力运行可检查、结果可知晓、责任可追溯。依托政府门户网站和县行权网加强党务、政务、信息公开，结合科技门户网站，增强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度，构建透明开放的党务政务信息系统。

（三）完善服务机制。一是完善政务服务的管理、监督、评价、责任追究机制。二是推行首问负责制、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实时评价制、容缺预审制、模拟审批制等制度。三是361诚信服务机制。

（四）强化监督检查。一是加强对县科技局“两为”整治工作的监督检查，公布举报投诉电话，通过多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强化内部监督检查。二是充分利用阳光、阳光纪检、报纸、电视等平台，畅通监督渠道，强化社会和舆论监督。三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两为”整治工作，开展专项监督。四是组织企业和群众等服务对象开展质询和评议活动，提高监督质效。五是开展“两为”整治电视公开问政，增强监督震慑力。六是实施部门双月巡查、不定期暗访巡查、纪检组重点巡查“三方巡查”制度，使监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五）完善考核机制。建立完善绩效考核制度，科学量化指标，强化对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多层次、多维度的考核评估，着力构建组织考核、领导评价、群众评议相结合的考核机制，科学研判干部的“显绩”与“潜绩”、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并将研判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建立能者上、庸者让、懒者下的奖惩机制。

六、方法步骤

县科技局“两为”专项整治工作分为宣传发动、自查自纠、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四个阶段推进。

（一）宣传发动阶段（3月底前完成）：要迅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对“两为”专项整治进行动员部署，研究细化“两为”整治方案，整治方案于3月20日前书面报县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引导，开展党纪党规、法律法规和宗旨教育，把干部职工思想统一到“两为”整治的要求上来，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二）自查自纠阶段（6月底前完成）：要认真清理和梳理本单位行政权力清单、职责清单，并向社会公开。同时对照权力清单和职责清单，通过走访企业和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主动查找、及时纠正“两为”方面的突出表现和主要问题。

（三）整改落实阶段（10月底前完成）：针对查找出来的问题，深入进行剖析，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的目的、措施、责任人、进度和要求，并向社会进行公开，确保整改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四）建章立制阶段（12月底前完成）：在自查自纠、整改落实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县直各部门修订完善的制度报县纪委汇总后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

七、工作要求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篇5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关系重构

随着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陆续推出,我国产生了由“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为主线的内部控制监管模式,中国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中风险控制体系不再停留于较高层级的专家远程监控,而是向实际业务纵深渗透和发展。但是,要使审计委员会机制植入公司治理框架后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其与内部审计关系的科学定位则成为了前提和基础。

一、我国现代内部审计与当前国际内部审计在职能定位方面的差异

1、当前国际内部审计职能定位

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中,对内部审计的定义是:“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现代内部审计是由内部审计师对企业内不同的运营和控制实施系统的评价活动,其工作目标涵盖了财务和运营信息的可靠性评估、企业所面临风险的识别程度和控制程度、企业是否已经建立了适当的管理标准、资源是否被有效和合理地加以利用等与公司发展战略相关的管理控制目标。可见,现代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是通过衡量和评价控制的充分性和执行的效率及效果来为企业提供服务。因此,需要的是一支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队伍,而这支队伍的领头羊就是企业的首席审计执行官。《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中明确了其职责:获得审计委员会的授权,有效地管理内部审计活动;为保持内部审计所必要的独立性,向审计委员会作职能性报告,向总经理作行政性报告,在职能上向审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实务公告1110-2:首席审计执行官的报告关系中对职能性报告关系和行政性报告关系作出了说明。

职能性报告是指:批准内部审计工作章程;批准内部审计风险评估和相关审计计划;批准接受首席审计执行官对于内部审计活动结果或其认为的其他事项的通报,包括与首席审计执行官召开的没有经理层参加的单方会议;批准任免首席审计执行官的决定;批准首席审计执行官年度薪酬和工资调整;适当询问管理层和首席审计执行官,确定是否存在影响内部审计活动范围和预算的限制。

行政性报告是指:内部审计机构的预算制定与管理;内部审计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员评价和薪酬;企业内部沟通和信息交流;企业组织内部政策和程序的管理。

按照国际内部审计准则实务框架构建的内部审计机构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审计独立性,也确保内部审计完成了企业风险控制体系按照COSO框架建设中作为基石这一功能定位。

2、我国内部审计职能演进与定位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的内部审计的功能定位也在悄然转变。国家审计署2003年在《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第九条中规定,内部审计工作主要为: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预算内、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对本单位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领导人员的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审计;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风险管理进行评审;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经济管理及效益情况进行审计。

为推动和指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以及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制度,2006年7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正式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按照“指引”的要求,董事会及其全体成员应保证内部控制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董事会对内控制度的建立健全、有效实施及其检查监督负责。而在指引的框架下,内部审计部门成为专门负责内部控制日常检查监督工作的专职部门。为了保证内部审计独立性进一步提高,指引中还将内部审计的报告机制表述为“该部门可直接向董事会报告,该部门负责人的任免可由董事会决定”。由此可以认为,公司的内部审计作为风险控制诸要素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成为整个风险控制体系中的基石。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开启了我国内部审计与国际内部审计在职能方向的接轨之路,历史性地赋予了内部审计新的专业使命,使得我国现代内部审计外延得以进一步拓展,对于该职能部门的战略定位,将推动内部审计从事后型专业检查向预防性控制专业方向转型。

3、我国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定位现状所导致的管理瓶颈

第一种是受本单位董事会或董事会所设审计委员会的领导,其工作目标定位比较符合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要求,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第二种是受本单位最高管理者直接领导,其工作对总经理负责,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第三种是受本单位总会计师领导,相对而言处于较低的职能层级,独立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从上述国际和国内对于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比较不难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从公司治理角度推动了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内部审计工作的内涵,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内部审计工作的外延。但与执行国际内部审计准则的北美及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建设方面还缺乏制度基础的保障。国际内部审计协会将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部门的关系清晰地表述在《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中,对企业风险控制体系的建设和进一步完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作用是引导性和建设性的,特别是内部审计关键人物在职责和报告机制的定位模糊,无法从制度上保障内部审计工作能够维持从下属营业风险管理层级到高级管理层级再到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报告机制,从而使监管当局实施风险管理的战略决策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贯彻执行。

二、当前我国公司治理架构中审计委员会的构成及其现实作用

为推动我国上市公司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善公司治理,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根据准则的要求,公司董事会纷纷设立了审计委员会,基本形成了将一元结构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与二元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相结合的监督模式,从制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治理层的作用,加强和优化了董事会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但实际操作中,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发挥却遭遇了瓶颈。

第一,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描述线条粗放,监督措施落实层面定位缺损,导致治理层级对风险管理在实践中缺乏实际指导性。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一是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二是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三是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四是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五是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审计委员会绝大多数是由专家组成的,无论是在财务信息的审核把关,还是履行监管职能方面,都具备了良好的专业水准和道德要求。但从上述要求中不难看出,审计委员会职责定位由于线条过于粗放,难以保证其职责履行的良好效果。特别是监督措施落实层面的定位缺损,是直接导致审计委员会功能发挥遭遇瓶颈的重要因素。

第二,审计委员会缺乏内部人嵌入,业务渗透力薄弱,导致其为董事会实施控制与监督的服务功能缺乏传导机制。审计委员会主要由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组成,是由外部人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的专家们虽然具备履行监督责任的能力,但缺乏履行责任所需要的时间,他们只能通过定期审阅公司财务报告、召开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听取相关汇报的方式开展工作。在这种机制中,缺乏内部人的植入,一年中寥寥数次的会议难以与企业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相匹配,也无法将审计委员会的业务功能渗透到企业管理中去,这种传导机制的薄弱,势必导致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元素之一,为董事会实施控制与监督的定位功能大大削弱,甚至流于形式。

三、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责重构与关系重塑

科学定位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从审计委员会作为治理元素的战略要求,还是内部审计向预防型与检查型相结合的控制专业转型的长远目标来说,都面临着一种现实的决策。我国上市公司监督机构间关系的潜规则: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计部分别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负责,这些监督机构彼此之间不存在垂直关系。尽管审计委员会的专家们有履行责任的能力,但履行责任所需要的时间得不到充分保证。在同属于监督机构的审计委员会与审计部两者之间,审计委员会作为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非常设机构的性质以及独立董事出任的做法决定着审计委员会的监督具有较高的战略性和相对较低的业务渗透。而内部审计通过应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对内部控制进行日常的监督、检查和评价,可以有效实施风险控制,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其工作职能和目标能够满足和弥补审计委员会的要求,如果将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进行无缝对接,将大大提高审计委员会作为董事会中必要元素的治理效果,保障审计委员会实施风险控制的功能性传导。

战略性与业务渗透的对接需要将审计部隶属于审计委员会,从而保证内部审计部门最大的独立性。而现实操作中,由于现行制度缺乏实施对接所必备的制度基础方面的技术性支持,审计委员会和审计部门面临轴心错位的尴尬局面。因此,要建立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风险控制架构,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进行重构。

首先,将任命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纳入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一方面保障了内部审计工作高度的独立性,确保审计工作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将从制度上巩固审计委员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治理层对企业在风险控制等领域的业务沟通与渗透,为确保审计委员会切实有效地履行职责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将内部审计部门的负责人作为内部人植入审计委员会中,成为企业风险控制专家组成员之一。一方面可以重新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风险控制体系框架,从根本上提高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连接定位的精度,有效保证审计委员会治理功能的聚集与控制功能传递的渠道畅通效果;另一方面有助于重新塑造内部审计职业形象,进一步推进内部审计专业化道路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有红、赵佳佳:审计委员会职责再造与关系梳理[J].会计研究,2006(5).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篇6

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落实“三项承诺”和省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是2007年我省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2007年7月下旬，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勇院长所作的《关于落实“三项承诺”情况的报告》以及省人民检察院陈云龙检察长所作的《关于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认真的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诉讼保障、公正审判和判决执行是法院工作的关键环节，“三项承诺”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司法公正和司法为民的责任意识和民本意识。全省法院落实“三项承诺”工作务实，措施有力，对建设“法治浙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省人民检察院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开展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努力做到公正、严格、文明执法，为建设“法治浙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三项承诺”

常委会组成人员强调，公正司法是法院工作应当长期坚持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三项承诺”作为实现公正司法的有效载体，应当不断完善，一以贯之。为此，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如下审议意见：

大力宣传“三项承诺”实施意见的具体内容

“三项承诺”是法院对全社会作出的承诺，法院系统在全面落实“三项承诺”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认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特别是“三项承诺”实施意见的具体内容，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简化立案手续丰富立案形式

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诉讼费的减免缓和司法救助工作，增强工作透明度，严格执行新的诉讼收费办法，统一规范各类案件收费标准，确保群众不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要加强与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协商沟通，

简化立案手续，丰富立案形式，进一步解决立案难问题，确保诉讼便利，方便群众诉讼。

对执法不严、裁判不公等突出问题，要认真整改

审判公正是法院工作的核心。应充分发挥审委会、合议庭和人民陪审员的监督作用，切实加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原被告间的对抗作用，提高当庭宣判率，以公开促进公正。要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进一步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和民事案件调解率。对有的法院审判中存在的不依法、执法不严及裁判不公等突出问题，要认真整改，促进审判公正。

真正形成综合治理执行难的有效机制

执行难是一个综合难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积极争取同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真正形成综合治理执行难的有效机制。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生效裁判的自动履行率，对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应依法、文明、尽力执行，提高有效执结率。

切实解决当前社会反响强烈的人情案、关系案问题

公正司法，法官队伍素质是关键。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公正司法和司法为民，加强法律业务知识学习和培训，努力提高法官队伍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要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规范法官与诉讼当事人、律师的关系，切实解决当前社会反响强烈的人情案、关系案问题。要加强对法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严肃处理违法违纪行为。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规范执行工作，强化对执行人员的监督制约，提高执行工作透明度，防止执行不公、不力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对法官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出现假立案、假调解、枉法裁判。

关键词：法律监督

常委会组成人员强调，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应全面履行法定职能，切实维护社会的公正和正义。为此，提出如下审议意见：

重点监督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检察机关全面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更好地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和紧迫任务。要努力提高依法查处职务犯罪大要案的能力和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的监督能力，重点监督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要依法行使好刑事、民事行政抗诉权，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果。要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突出重点，讲究实效。

严格执行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行审录分离

要进一步端正执法理念。依法文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体现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要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要提高取证能力，运用谋略与科技手段突破案件，严格执行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行审录分离。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作用，切实保障律师依法执业，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篇7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xcex”为你整理了这篇关于对部分员额检察官开展履职评议的调查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关于对部分员额检察官开展履职评议的调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人大常委会年初工作安排及《关于对员额法官、员额检察官开展履职评议的暂行办法》规定，9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长英带队，监察和司法委牵头，部分常委委员、民侨外事委、教科文卫委组成的评议调查二组深入检察院对朱斌、朱莹、王兰辉、肖娜妮4名员额检察官履职情况开展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履职评议工作的基本情况

今年是人大常委会开展“两官”履职评议的第二年，履职评查组坚持公平透明、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了前期调查和案件评查。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李其报、陈长英、李垂利出席动员会，李其报主任亲自主持会议，检察长吴春生表态发言态度诚恳，评议对象准备充分，他们认真撰写自查自评报告，发言材料真实，事迹感人，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二是调查走访深入。我组7名成员，分成案件评查监督组和履职调查组，先后与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层骨干、部分干警进行个别谈话共20多人次；专题发函分别征求了市纪委监委、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卫生健康局等单位的意见建议，重点了解了评议对象遵纪守法、依法履职、自觉接受监督、廉洁执法办案等情况，经调查核实，2018年来4位被评议对象均没有被举报、投诉、信访的情况，没有发现有任何违纪违法行为。

三是案件评查公正。检察院党组及案管部门对评议对象近两年来所办案件进行整体评查，出具了评查意见；聘请岳阳市检察院案管办主任毛恒峰及干警钟源、王琴对评议调查组随机抽取40件案件进行了具体评查评价，评查过程认真仔细、评价客观公正，最高分99.5分，最低分99.2分。

二、员额检察官履职情况基本评价

4名员额检察官总体上政治过硬，信仰坚定，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强，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注重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具有较高的法律业务素养，办案能力强；爱岗敬业，忠诚履职，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恪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规矩，执法公正廉洁；没有对个人问题的群众举报事项。从动员会机关干警民主测评情况看，4名员额检察官最高分99.14，最低分98.61，都非常优秀。从调研座谈情况看，认为被评议的4名同志都是本单位综合素质和业务素质比较高的员额检察官，能做到依法履职、客观公正。从案件评查情况看，案件办理程序较规范，实体处理准确、恰当，文书制作大部分质量较高，所查阅案卷基本合格。

（一）检察官朱斌

朱斌，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1988年7月参加工作，一级员额检察官，现任第三部员额检察官。

主要工作成绩：一是伏枥老骥，斗志自奋不减。该同志一直奋斗在一线，年轻时尽职尽责，年近退休斗志不减，努力站好最后一班岗，在老同志中树立了榜样。二是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担任预防科长期间，连续5年工作获岳阳考评第一。在监所科工作期间，不因案情简单而办案方法简单，刑罚执行违法违规提纠率和纠解率均达到100%。监所管理精细规范，看守所近几年无任何安全事故发生。三是从严律己，执法贯持秉公。该同志顾大局，政治站位高。自觉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该同志守正清，不办人情案。工作上能坚守底线，生活中廉洁自律。

不足之处：知识老化，部分建议函发出后没有后续监督。

建议：在今后的工作加强学习，要以学习迎得知识更新，以知识更新助推业务水准提升。

(二)检察官朱莹。

朱莹，女，198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2011年8月进入检察院工作，第二检察部员额检察官。2017年、2018年被临湘市政府嘉奖，2020年被岳阳市人民检察院记三等功。

主要工作成绩：一是政治素质高。能服从院党组的集体领导，大局意识强。重大、复杂案件交给她二话不说，工作任务压头时毫无怨言。曾经有机会调入上级其他部门，但院领导找她谈心后，她放弃机会，留下来安心工作。二是业务能力强。入额三年来，办理民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四大类案件159件，其中雷某某等31人公益诉讼案件和吴某某非法拘禁案件，成为优秀案件，受到《检察日报》、央视等媒体的推介，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出色的办案能力，使她赢得了“全科医生”的美誉。三是廉洁自律好。她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爱岗敬业，廉洁奉公，尊敬领导，团结同事，勤奋学习新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履职能力。被院领导评价为全院综合素质第一高。

不足之处：存在调取书证程序不规范，无法院签章的现象。

建议：今后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检察专业素养，百尺杆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大的工作业绩。

（三）检察官王兰辉

王兰辉，女，中共党员，2012年7月参加工作，三级员额检察官，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主要工作成绩：一是学习精神强。能利用碎片时间加强法律业务及政策理论学习，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二是业务能力精。她始终坚持“秉公执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入员额三年来共办案300余件，办案数量一直处于科室前列，是名副其实的办案能手。她办理“扫黑除恶”案件4件32人，其中办理的桃林喻某某等十一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社会影响巨大。三是道德品行好。能自觉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和检察官职业准则的要求，坚守底线思维，抵御各类诱惑，树立了良好的检察官形象。

不足之处：存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不严谨，相关案卷材料未装入内卷，文书引用不齐全的现象。

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敢于坚持原则，更加大胆细致工作。

（四）检察官肖娜妮。

肖娜妮，女， 2013年参加工作，2018年10月入员额，三级员额检察官，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主要工作成绩：1、业务精良，成绩突出。她是全省公诉辩论赛十佳辩手之一。今年被省检察院选拔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检察机关公诉论辩赛。2018年获得市政府嘉奖，被岳阳市检察院记三等功。2、敢于担当，勇挑重担。入员额以来，共办理各种审查逮捕案件、审查起诉案件160余件，没有出现一起错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办理了王玉林、刘涛三等19人黑社会性质案，梅焱等14人恶势力犯罪案，童超等4人恶势力团伙案等多起有重大影响的涉黑恶案件。其中王玉林、刘涛三等19人黑社会性质案系全国扫黑办督办案件。3、遵章守纪，勤政廉洁。她坚持政治学习，锤炼了忠诚为民的政治品格。坚持严格执法，把法律精神与客观事实完美结合，彰显了法律的尊严。

不足之处：存在未检案件封存不当，法律文书屏蔽不规范的现象。

建议：在今后工作中注重案件质量管理，加强与同事的沟通联系。

三、对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强队伍管理。面对检察官队伍人才青黄不接、人才流失的局面，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检察官队伍的办案能力和业务水平。要加大对助理检察官的培养，加强对书记员、临聘人员的管理，全面从严治检，树立清风正气。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篇8

[关键词] 检察权内部权能配置机制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检察权的定位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检察权的配置也缺乏整体架构上的协调，在配置的各个检察权能之间、具体检察职能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之间，也缺乏必然的关联性。

一、检察权的内涵与外延

（一）、检察权的内涵

检察权的内涵指检察权的权力属性。近年来，理论界对检察权的定位论争可谓激烈。主要有：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诉讼活动中追诉犯罪，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职业特质，与中立消极的司法权迥然不同，因此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虽然具有行政权的属性，但是检察官与法官在诉讼性质上具有“同质不同职”的职业特点，均依照同一法律目标行事，同时享有受宪法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的保障，所以说也是司法权，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等权力，必须依统一的诉讼程序进行，是诉讼中行使司法权的重要部分。法律监督说，认为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本是同等语义，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都由法律监督权派生而出，“诉讼程序成为法律监督的载体系统”。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就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二）、检察权的外延

检察权的外延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在检察权能中，以监督权为核心，由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构成权力体系，我国的的检察权能主要包括： 1、侦查权。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机关有权立案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渎职行为，从而达到检察国家工作人员、保障公职人员廉洁勤政、依法行政的目的。二是普通刑事犯罪侦查权。主要指对公安和其他刑事犯罪侦查机关侦查不充分的案件进行补充侦查，以满足对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据要求。2、公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这是检察权的核心内容。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提出控诉并在审判过程中出席法庭支持其主张的权力。参与诉讼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与由其他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力。3、依法行使批捕的司法审查权。4、诉讼监督权。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使命。诉讼监督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监督。

检察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法律监督，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据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各项检察权能是法律监督权的外延，新形势下检察权功能的发挥不仅不能偏废，而且应当继续充实和完善。

二、检察权内部配置结构

从结构上看，我国检察权的内部配置呈三个层面：

1、检察系统的层级权力配置。根据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从上到下分为四个层级。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省、市、县三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行使的检察权不尽相同。

2、检察机关内设机构间的权力配置。目前，各级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的主要机构及其职能是：（1）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对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对公安机关立案和侦察活动的监督权；（2）公诉部门。主要行使提起公诉权、刑事抗诉权以及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3）反贪污贿赂部门，主要行使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权；（4）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权；（5）监所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监狱、看守所、拘留所执法活动的监督权；（6）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主要行使控告、举报的受理和刑事申诉案件的复查权；（7）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的监督权；（8）法律政策研究部门，主要对检察权的行使中的法律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意见，并承担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职责；（9）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主要负责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法制宣传研究、分析全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特点、规律，提出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预防对策等。此外，各级检察院还设有政工、纪检监察、办公室、行政装备等专司党务、行政事务的部门。

3、检察人员的权力配置。检察人员的权力配置，主要体现在几个关系上：（1）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关系。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重大案件和重大问题。其中，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意见，可以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从立法寓意上可以看出，虽然检委会是检察机关的权力机构，但作为检察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检察长在同一检察机关的权力架构中起主导作用。（2）检察官和部门领导的关系。检察院组织法确定了检察机关的上下级的领导关系，而检察官法虽将检察官分为四等十二级，却未对高级别检察官可以领导低级别检察官从事检察业务工作作出规定。在检察官和部门领导的关系上，延用至今的机制具有非常典型的行政机关的特点。检察官的权力来源于检察长或者检委会授权和委托。检察院部门领导对检察官的职权行使具备审核权和一般指示权，并当然拥有日常行政管理权。检察官在部门领导的督促、指导和检查下完成职责任务，检察官本人不具备履职的独立性。（3）检察官和检察院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除检察业务部门以外，检察机关的运转还必须配置机关事务、行政装备、政治部、纪检监察、警务等综合部门，负责检察人员的管理、培训、保障，涉及的人员包括政工员、纪检员、书记员、档案员、保密员、技术人员和法警、司机等。这些人员对检察机关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持。多年以来，检察机关的综合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人员并未进行角色界分，检察官专司后勤、政工工作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综合后勤人员作为有生力量介入检察业务和参与办案也很常见。

三、我国检察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一）、权力分拆过细，导致法律监督力的整体弱化。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覆盖了侦查、公诉和参与诉讼、批捕、诉讼监督四大层面，检察机关的内部职能部门应主要依据法律监督的任务进行配置，不宜拆分过细。从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上看，一是由于缺乏一体化的制度支撑，在办案任务的立查结案指标需分级统计，业绩均单独以各个检察院作为考评主体，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更注重监督和指导，如侦查职务犯罪，基本按属地原则由案发地检察机关独立完成，上级检察机关的介入和指挥十分有限。二是内部职权分解过细，容易引起职能重叠和冲突，造成工作扯皮，致使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要的知信力和查究力整体疲软。如公诉部门与侦监部门分立导致刑检案件的审查存在重复劳动之嫌，并有可能出现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案件判断上的矛盾，捕了以后诉不出去，在侦查监督上也容易引起监督脱节；反贪和渎检部门分立造成侦查资源分散，侦查实效降低，且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均属职务犯罪，二者往往相互交织难以界分，两部门分别单独画地为牢，自家各扫门前雪的传统调查方式违背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实施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监督时，由于没有配置侦查权，不能对民事行政案件诉讼中的枉法裁判及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及时发现和进行查处，这种诉讼监督显然会打折扣。监所检察部门的刑罚执行监督和看守监狱场所的监督同样存在监督不力之嫌。

（二）、权力的行政性质突显，导致检察官履职能力的萎缩。

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检察权自身的司法属性，也桎梏了检察官履职能力。这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体制上即为：（1）检察官缺乏独立性。检察活动的司法属性要求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而在我国，“检察权独立行使”的传统解释和制度设计指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而非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从检察院的权力层级上，检察长乃检察职权的集权者和代表人，其他检察官的履职行为均来自其授权，并不具备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此外，检察官须接受分管副检察长、科处长的直接领导，他们可以否决检察官的办案意见，也可以通过集体讨论的途径决定检察事务，然后报检察长批准。在这样的体制中，检察官只是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其所承办检察事务，必须提交集体讨论决定，经由检察长批准，且上级的决定检察官亦必须执行。检察权是司法权。司法权的核心内容即为司法机关的机构独立和司法官的履职独立。这种管理方式有悖于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业务本身的要求，在此种情况下，检察官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张显办案个性，积极开展工作。（2）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合。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沿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纵向位阶式的行政领导方法，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合并以行政为主导。（3）检察长、检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不顺。从人民检察院这一机关法人的内部建构来看，检委会是该法人的权力机构，检察长是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在二者具体运行过程中，现行立法却赋予了检察长对检委会强大的制约权，即提请人事任免权、会议当然主持权和最后排众请示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检察长主导并实际凌驾于检委会之上，破坏了检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之法定原则的真正贯彻，也使检察委员会其他委员讨论检委会事项的责任感的参与热情受到难以避免的体制性抑制。

（三）、检察权的配置不科学，导致检察权的内部耗散。

一是各内设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职能混乱，如侦查监督权，按照现有的情况，侦监部门、公诉部门、监所部门都责无旁贷，但这种部门视角下的检察监督有可能是片面地和无序的，造成“大家都管，大家又都不管”的状况。二是由于检察权配置上的不明确，有的职能部门没有完全行使法律规定的检察权。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明确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刑事诉讼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明确要求，也没有作出有关解释和规定，实践中基本无法落实。三是检察机关称谓有待规范。如检察机关内部如今有厅、局、处、科、室等各种称呼，这些称呼均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不能反映检察机关的特点，缺乏应有的司法底蕴。四、优化检察职权的配置

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途径。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国家立法的层面上，按照检察机关发挥功能作用的需要和司法活动的规律，通过立法授予和调整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使检察职权的配置必要、合理、科学；另一个是检察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按照公正高效和有利于监督制约的要求，通过内部的机构调整和职权配置，整合现有资源，更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以下笔者主要从第二个方面进行思考探索。

（一）、合理科学的配置检察权

1、增加违宪案件调查权。宪法监督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性选择。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审查制。从具体运作看,这一机制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组织机构,宪法监督不能经常化；缺乏违宪审查的操作程序。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宪法不具有可诉性,所以没有建立对具体违宪行为的宪法诉讼制度。2000 年3 月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对我国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从运作现状看,缺乏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被认为是宪法监督弱化或流于形式的症结所在。笔者认为，在宪法上,保留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增设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 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即实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和宪法委员会的专门违宪审查相结合、以宪法委员会为主的复合审查体制。在这一复合违宪审查体制中,根据检察机关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责,应赋予其调查取证和启动程序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专门的科室予以负责。

2、合并现有主要业务部门。（1）职务犯罪监查局。将现行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控申四个部门整合成统一的检察机关反腐败职能机构。受理公民控告(举报) ,是反腐执法的基础和前提,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和渎职侵权案件是反腐执法的直接体现,预防则是通过反腐执法的适度延伸,铲除诱发犯罪的病灶,实现反腐败执法功能、效果的最大化。 "四位一体"的反腐败机构设置模式,正是反映了这一客观规律。（2）公诉局。将现行侦查监督、公诉两个机构整合为一个具有追诉性质的法律监督职能机构,行使目前由公诉、侦查监督和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履行的部分职能。检察机关不仅应当享有刑事案件的公诉权,而且也应当享有代表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而行使的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公诉局的机构设置,为民事、行政公诉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探索空间。反映了公诉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的趋势。这样,更能从整体上凸显公诉职能的"客观性义务"和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性质。（3）设置诉讼监督局。将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等部门职权予以整合,除继续履行上述机构的职能外,应增加从公诉局分离出来的诉讼监督职能和内部执法监督职能,以行成对外(公安、法院)对内(检察执法)同时并举的全方位诉讼监督。具体职权是:负责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事项;负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对侵害公益的案件以国家代表人的身份提出诉讼;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当事人和解等方式实施民事行政监督;负责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负责对检察机关自身的办案活动和办案质量实行监督。

3、成立"司法行政管理部"。实行分类管理后，要相应地设立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专门管理检察机关内部的非司法性工作，即司法行政事务。"司法行政管理部"不仅要行使检察机关内部基本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如从事政工、行政、文秘、党务、纪检监察、会计、出纳、统计、档案等行政事务，还可负责检察机关同人大、法院及行政机关的联系。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将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推向社会，实行社会化服务。另外，为加强检察官的协调，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内设置"检察官秘书处"，作为检察机关检察官运行的协调机构。

（二）、改革检察机关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一是改革检察人员管理制度，建立符合检察工作特点的人事制度。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应当由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察机关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自行决定，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来为检察机关选拔和录用人员。国家应当设立区别于行政等级的检察人员工资福利序列，而不应当完全套用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标准。法官、检察官的等级、职责权限、工资福利，应当按照从事司法工作的资历和水平，由司法人员管理机构独立决定，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由行政机关或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检察机关的人员应当按照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及其实际需要进行分类，明确规定不同岗位的职责权限，形成职权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上下级单向式的领导。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考评更应当符合司法工作的实际，有利于激励、培养、造就和使用高素质专业化司法队伍。二是更新检察职权运作的观念，切实按照司法规律行使检察职权。检察机关内部更应当尊重司法规律，树立按照司法规律配置检察职权、按照司法规律管理检察人员、按照司法规律履行检察职能的理念，保证检察职权按照公正高效的要求来运作。要逐渐淡化和消除行政层级的观念，改革办案机制，减少对案件的行政审批环节，优化司法资源和职权配置。同时要通过考评机制和工资福利的改革，把检察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关注司法岗位职责的履行上来，努力营造使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有办案能力的人员脱颖而出的软环境，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的基础上实现检察职权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作。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叶青、黄一超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孙谦、郑良成主编：《司法改革报告——中国检察院、法院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张智辉、杨诚主编：《检察官作用与准则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龙宗智著：《检察制度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5、洪浩著：《检察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6、郝银钟著：《刑事公诉权原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法官履职监督报告篇9

（一）、检察权的内涵

检察权的内涵指检察权的权力属性。近年来，理论界对检察权的定位论争可谓激烈。主要有：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诉讼活动中追诉犯罪，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职业特质，与中立消极的司法权迥然不同，因此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虽然具有行政权的属性，但是检察官与法官在诉讼性质上具有“同质不同职”的职业特点，均依照同一法律目标行事，同时享有受宪法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的保障，所以说也是司法权，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等权力，必须依统一的诉讼程序进行，是诉讼中行使司法权的重要部分。法律监督说，认为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本是同等语义，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都由法律监督权派生而出，“诉讼程序成为法律监督的载体系统”。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就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二）、检察权的外延

检察权的外延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在检察权能中，以监督权为核心，由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构成权力体系，我国的的检察权能主要包括：1、侦查权。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机关有权立案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渎职行为，从而达到检察国家工作人员、保障公职人员廉洁勤政、依法行政的目的。二是普通刑事犯罪侦查权。主要指对公安和其他刑事犯罪侦查机关侦查不充分的案件进行补充侦查，以满足对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据要求。2、公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这是检察权的核心内容。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提出控诉并在审判过程中出席法庭支持其主张的权力。参与诉讼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与由其他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力。3、依法行使批捕的司法审查权。4、诉讼监督权。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使命。诉讼监督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监督。

二、检察权内部配置结构

从结构上看，我国检察权的内部配置呈三个层面：

三、我国检察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一）、权力分拆过细，导致法律监督力的整体弱化。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覆盖了侦查、公诉和参与诉讼、批捕、诉讼监督四大层面，检察机关的内部职能部门应主要依据法律监督的任务进行配置，不宜拆分过细。从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上看，一是由于缺乏一体化的制度支撑，在办案任务的立查结案指标需分级统计，业绩均单独以各个检察院作为考评主体，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更注重监督和指导，如侦查职务犯罪，基本按属地原则由案发地检察机关独立完成，上级检察机关的介入和指挥十分有限。二是内部职权分解过细，容易引起职能重叠和冲突，造成工作扯皮，致使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要的知信力和查究力整体疲软。如公诉部门与侦监部门分立导致刑检案件的审查存在重复劳动之嫌，并有可能出现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案件判断上的矛盾，捕了以后诉不出去，在侦查监督上也容易引起监督脱节；反贪和渎检部门分立造成侦查资源分散，侦查实效降低，且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均属职务犯罪，二者往往相互交织难以界分，两部门分别单独画地为牢，自家各扫门前雪的传统调查方式违背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实施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监督时，由于没有配置侦查权，不能对民事行政案件诉讼中的枉法裁判及等职务犯罪及时发现和进行查处，这种诉讼监督显然会打折扣。监所检察部门的刑罚执行监督和看守监狱场所的监督同样存在监督不力之嫌。

（二）、权力的行政性质突显，导致检察官履职能力的萎缩。

（三）、检察权的配置不科学，导致检察权的内部耗散。

四、优化检察职权的配置

（一）、合理科学的配置检察权

1、增加违宪案件调查权。宪法监督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性选择。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审查制。从具体运作看,这一机制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组织机构,宪法监督不能经常化；缺乏违宪审查的操作程序。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宪法不具有可诉性,所以没有建立对具体违宪行为的宪法诉讼制度。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对我国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从运作现状看,缺乏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被认为是宪法监督弱化或流于形式的症结所在。笔者认为，在宪法上,保留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增设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即实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和宪法委员会的专门违宪审查相结合、以宪法委员会为主的复合审查体制。在这一复合违宪审查体制中,根据检察机关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责,应赋予其调查取证和启动程序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专门的科室予以负责。

2、合并现有主要业务部门。（1）职务犯罪监查局。将现行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控申四个部门整合成统一的检察机关反腐败职能机构。受理公民控告(举报),是反腐执法的基础和前提,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和渎职侵权案件是反腐执法的直接体现,预防则是通过反腐执法的适度延伸,铲除诱发犯罪的病灶,实现反腐败执法功能、效果的最大化。"四位一体"的反腐败机构设置模式,正是反映了这一客观规律。（2）公诉局。将现行侦查监督、公诉两个机构整合为一个具有追诉性质的法律监督职能机构,行使目前由公诉、侦查监督和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履行的部分职能。检察机关不仅应当享有刑事案件的公诉权,而且也应当享有代表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而行使的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公诉局的机构设置,为民事、行政公诉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探索空间。反映了公诉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的趋势。这样,更能从整体上凸显公诉职能的"客观性义务"和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性质。（3）设置诉讼监督局。将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等部门职权予以整合,除继续履行上述机构的职能外,应增加从公诉局分离出来的诉讼监督职能和内部执法监督职能,以行成对外(公安、法院)对内(检察执法)同时并举的全方位诉讼监督。具体职权是:负责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事项;负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对侵害公益的案件以国家代表人的身份提出诉讼;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当事人和解等方式实施民事行政监督;负责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负责对检察机关自身的办案活动和办案质量实行监督。

（二）、改革检察机关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叶青、黄一超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孙谦、郑良成主编：《司法改革报告——中国检察院、法院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张智辉、杨诚主编：《检察官作用与准则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龙宗智著：《检察制度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5、洪浩著：《检察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6、郝银钟著：《刑事公诉权原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孙谦主编：《检察论丛》（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8、曲新久著：《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