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辞职信十篇

法官辞职信篇1

尊敬的院党组：

我从XX年进入法院工作，至今已XX年，在这XX 年是我人生中最厚重的部分，有我的理想和事业，有我的奋斗和努力，有我的成功和失败。从一名法律工作者到以法律为业，唯法律是我安身立命的职业。在这我要谢谢院长和院党组其他成员对我的培养和关怀，使我从一名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到审判员，使我有机会进入法律之门，成为一名真正的司法者，一个法官的头衔对一个以法律为业的人来说是非常崇高，是最大的成就，尽管法官这一职业在中国没有得到尊重，我仍以我是一名法官为荣。

今天我因为以下自己个人的原因要辞去这份神圣而崇高的工作，一是近年的我在工作与学习遇到了很多法律问题无法弄清，如梗在喉，已经阻碍我在法律专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外出锻炼的一年中，更加觉得自己的学识有如井底之蛙，法律与社会、各种学科的关系犹如星空浩渺，我始终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进入法律之门，但这扇门一直在召唤我向前，法学之博大、法学之精巧、法学之美，促使我要不断向前，我需要加倍的努力和学习，但目前的条件与环境，资料的贫乏和好的指导，我很难提升自己，我希望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条件与环境。二是以法官为职业，在中国目前始终是一名地位微卑的行政人员，微薄的薪水不仅影响到法官生活的质量，更影响到我和我家人的生计，如此的贫困不是在考验一名法官的纯洁，而是在不断的动摇法官的纯洁，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否抵挡的住未知的诱惑，我也无法向政府要求加薪，但我要生计，也要洁身自好，唯一之路只有改变自己，尽管这是我引以为荣的职业。

我知道我这一决定有负于院领导对我的培养和关怀。但这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无奈的决定。

最后，谢谢X院长、X书记、X院长、X院长、X组长对我的培养和关怀。

申请辞职人：

法院机关工作人员辞职报告

XX法院：

我于XX年X月X日从XX大学毕业后到本院XX部门工作，至今已三年有余。由于妻子在广州工作，长期两地分居，造成生活实际困难，现向领导提出辞职申请。

在XX部门工作的三年，我积累了实践经验、锻炼了材料撰写能力和法律应用能力，感谢领导和同事们一直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相信这段经历将是我今后职业生涯的坚实基础。

我自XX年X月结婚后，妻子一直在广州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居、生育等事项逐渐提上日程，两地生活的实际困难凸现，这些家庭的羁绊不免时时分散精力。为了妥善安排生活、解决困难，特请求领导批准我的辞职申请。

法官辞职信篇2

关键词：引咎辞职 责任政府 道德自律

一、引咎辞职制度

1.内涵

引咎辞职作为一项制度,《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1)引咎辞职的主体是党政领导干部

引咎辞职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政府官员,主要指对失误或事故负有间接责任的领导成员,因尚未能追究其法律责任或其他行政、党纪处分,须以引咎辞职的方式来承担一定责任。

(2)引咎辞职是以“咎”为前提

引咎辞职的‘咎’一般而言具备下列三个特征:责任非直接性;责任类别上应是非刑事类、非党纪处分类的责任;‘咎’所指称的仅仅是一种政治过失。

(3)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

引咎辞职是在未犯法的前提下因工作失职引起的自责行为,实际上兼具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属性,而不具有法律属性。它强调的是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4)辞去的是领导职务

《公务员法》规定“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者辞职后并没有丧失公务员身份,丧失的只是领导身份。

2.引咎辞职制度的价值功能

引咎辞职是一个舶来品,从本质上来讲是官员的一种自律行为,是出于道德义务加上社会舆论压力的一种选择。国外引咎辞职是建立在明确的权力划分与权力监督以及发达的大众传媒与公众参与的基础上;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官员权责划分不明确,并且缺乏发达的大众传媒与公民参与,因此在我国将引咎辞职制度化是有必要的。

(1)破除传统“官本位”思想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将极大的推动领导成员的责任心,给他们施以外在的压力再进而通过外在压力内化成官员的自觉自愿行为,从而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切实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对民负责。

(2)提升我国政府形象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扮演着“权力政府”的角色,近年来,由于行政权力的滥用,不断有高官因腐败而纷纷落马事件;政府监督不力,导致一些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频频发生,不仅严重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

(3)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

按照现代政府的理念,人民与政府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的关系。“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行政改革的重要取向。建立与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而科学的问责制标志着政府权力的规范化与政府责任的明确化。

(4)促进我国行政伦理建设

在我国,引咎辞职是一种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两者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培养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意识、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从而实现“以德治国”的战略方针,最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引咎辞职制度发展及其存在问题

1.缺乏配套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岗位责任制不健全是“咎”的契机和前提之一。按职定权、定责的前提要求对机构职能的配置和运行上有相当清晰而科学的规定。

2.引咎辞职带有明显的行政性

据统计2004年至2007年,“全国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领导干部共有6824人,其中引咎辞职305人,责令辞职1204人”。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责令辞职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引咎辞职,达到了将近4:1的比例。说明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行政性,绝大部分根本没有主动引咎辞职的意识。

3.引咎辞职的问责范围狭窄

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在发生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决策严重失误、抗灾救灾、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用人严重失察等9种情况下,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引咎辞职。

4.辞后责任追究不够

在实际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政府官员这边刚大张旗鼓地宣布引咎辞职,那边却悄悄易地走马上任,这样的引咎辞职很难起到应有的震慑效用,责任追究没有真正的体现,公众也会觉得之前的引咎辞职是作秀,从而有悖于引咎辞职的初衷。

5.引咎辞职配套措施的不完善

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统一的、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在信息公开的范围上也过于狭窄;总之,在政府信息公开上,目前还是处于政府主动、公民被动的局面,对于信息是否公开,何时、怎样公开完全由政府掌握,公众只能被动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6.后续管理体制模糊

引咎辞去的只是领导职务,因此还有继续在公务员系统或者党委系统工作的权利。首先要对引咎辞职者建立跟踪机制,如果确实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在之后的工作中又表现优异的话可以考虑升任;其次,要规定官员起复的资格、条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对于引咎辞职官员的处理要公开、透明。

7.党政系统间表现不协调

引咎辞职在我国适用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其主体既包括党委系统领导成员也包括行政系统领导成员,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实施党内监督的一个焦点问题。

8.公民参与意识的缺失

公民参与是官员引咎辞职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之一,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广大民众政治冷漠心理,公民参与的政治环境还不是十分良好,参与渠道也较少,造成一些民众即使有心参与而找不到渠道。

三、结语

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是我国顺应国家形势发展的一项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从出台到现在,短短几年内虽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不仅需要制度的不断探索与改进,同时也需要辅以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引咎辞职制度建立初期苛求其完善是不现实的。我们期待引咎辞职制度能真正成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贯穿于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法官辞职信篇3

摘 要：《公务员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法律，它的颁布和实施不仅填补了立法空白，更重要的是使政治体制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产生了实质性飞跃，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引咎辞职正式法律化。本文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失入手，论述了引咎辞职入律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进而阐述了引咎辞职从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到法律责任的转变，并提出该规定所存在的不足及完善方向。论文关键词：引咎辞职 公务员法 行政问责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与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公务员法具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对公务员的监督更加规范和系统，并在第13章82条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这一条是参考中共中央于2009年4月份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是将党内规章转变为国家法律，具有了更广泛的约束力。该法正式确立引咎辞职制度，是我国行政问责制走向法定化的标志。一、引咎辞职弥补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长期缺失在强调打造一个有限的政府、有效的政府和负责任的政府的今天，问责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问责已经不再只停留在人们的观念层面，而是越来越广泛的走向实践层面。所谓行政问责，就是对那些该干好而没干好工作的官员追究责任。人民赋予了政府官员权利，官员理所当然要为权力承担责任。行政问责制度是实施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党政干部体制和观念影响，尽管我们一直主张“干部能上能下”，但“上去”容易，“下来”却难，“退出机制”缺乏效率，成本很高；尽管规定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但受集体领导传统影响，“集体负责实际上谁都不负责”的状况仍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庸之道仍大行其道；官员的公共道德与社会责任意识还很不够；重大责任事故频出，中国公众对事故处理模式已经非常熟悉：直接责任人被惩处，而相关高层领导则凌驾于事故之上组织抢救、调查和整顿。其中不乏官员存在行为过失或不当，但因为没有触犯法律或党纪政纪，很难追究其法律责任。即便追究过失责任，都是上级领导机构对有关干部以更换或者免职的处分，但上级领导干部的裁量权很大，很多时候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所谓行政问责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理念，但离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还有一定距离，很大程度上它还只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大多都是在行政层面上进行的，没有做到科学化、经常化、法律化。由于没有一个科学性、规范性、操作性很强的问责法律体系做支撑，问责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制度效应，从而直接影响到实施问责制度的社会效果。近来，我国行政问责风暴的实施导致一批官员被追究责任，此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问责风暴所至，民众拍手称快，并使民主政治的空气渐浓，但我们也明显地感觉到存在着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有了问责之事，却缺少问责之法。《公务员法》引入引咎辞职制度，将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风暴法律化。什么是“引咎辞职”？简单地说，引咎辞职是指官员由于个人能力不够、自身行为不当或因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出于献身公共事业的道德感、义务感和责任感，官员内心深感自责和愧疚，主动向任免机构或任命者请求辞去所担任的职务的一种辞职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以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做基础。而把引咎辞职上升到法律层面，对于有效抑制社会不满情绪，体现监督、惩罚作用，警醒领导干部对权力的合理使用，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便具有了重要而长远的意义。二、引咎辞职，实现从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到法律责任的转变完整的责任形式体系应包括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四种，但在目前实践中，责任的追究和责任的承担基本上是不完全的。引咎辞职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来对待，既是选任制官员对选举机关的政治责任，也是对选民的道义责任，是一种基于道德自律与舆论压力而自愿提出的非直接责任。民主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政治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政治责任的规定，政治权力与政治责任相互依存，权责一致。公职人员在拥有政治权力的同时，在相应的政治领域必须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如果国家 机关的领导人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由于自己领导的机关的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选举机关和人民的重托和信任，因此要对选举他的机关负责，对人民负责。因此，《公务员法》将引咎辞职法定化，直接规定了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制度，强调了公务员队伍中领导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意味着要用法律的“刚性约束”来进一步强化公务员责任，让“领导责任”不再是一种以“大错化小小错化了”的虚幻责任，而是更加具体化。引咎辞职法定化，使得引咎辞职从一种政治责任，一种道义责任，演变为一种法律责任，从法律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事管理的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为建立适应新世纪的领导干部队伍提供了法制保障。三、引咎辞职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引咎辞职是个好制度，但它不是万能的，其中的一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第一，引咎辞职的官员能否易地做官？实践中，不少引咎辞职的官员在风暴一过之后，又易地做官，甚至是明辞暗升。这样的引咎辞职，并无多大意义。当然，将引咎辞职的官员一棍子打死也不合理。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引咎辞职的官员在一定的期限内（比如3年）不得再担任领导职务。第二，引咎辞职是否是一种法律责任？引咎辞职之后，还是否应当追究党纪、政纪、法纪责任？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出于淡化事件影响的考虑，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辞职之后不再追究法律责任，导致引咎辞职竟成了一些人的“保护伞”。从《公务员法》的规定来看，引咎辞职显然不是一种责任形式，责任官员交出“乌纱帽”后，并不能免除其他责任。第三，对于应当辞职而拒不提出辞职的人，是否可以责令辞职？笔者以为，引咎辞职在本质上是官员的一种道德义务，应当是出于官员的主动要求，也就是说，对于问题官员来说，选择或者不选择引咎辞职完全是其主观范畴的问题，法律不应当以强制方式迫使其“自愿”提出辞职，对于那些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又不主动辞职的官员完全可以免职、撤职，甚至开除公职。世界各国实践证明，问责官员不能只靠“风暴”，更需要法律制度上的不断完善。“引咎辞职”正式写入《公务员法》，摆脱了现有的问责模式的惯性，由权力型问责过渡到制度型问责，进而使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科学化、法定化并真正落到实处，甚至使其本身化为政治文明建设新的生长点。

法官辞职信篇4

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事故，伤亡惨重，遇难者中有许多年轻学生。用中国话解释，这次事故，决不是偶然的。而继檀园高中校监姜某获救后自杀身亡，韩国总理郑烘原的引咎辞职，不能不让人对这种重廉知耻、承担责任的勇气感到震惊，同时也对韩国的知耻文化产生联想。

韩国社会的辞职之风，长期萦绕在政坛。1994年10月21日，韩国发生交通惨剧，事故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时任总理李荣德就此事故向国民道歉并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以示承担圣水大桥坍塌事件的责任。曾任总理的李海瓒，休假时与一群商人打高尔夫球后辞职。总统智囊团东北亚时代委员会主席文正仁和青瓦台国民经济首席秘书（顾问）郑泰仁因不适当的职务行为而辞职。政务官员引咎辞职，党务官员也引咎辞职，而比引咎辞职更惨烈的是因愧疚自杀的现象，这也不少见。

对此，习惯性的解释是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有关。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自杀，都表达了深深的负疚感。在辞职信或自杀遗书中，都将“愧对国民”、“深感不安”、“辜负了选民、党员对自己的信任”等作为辞职或自杀的原因。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爱惜自己的名节，比平常人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与操守。其实，知耻文化氛围是一个方面，公众对官员的监督，媒体对相关事故的报道与推进，也促进了涉事责任官员的反思。

韩国的知耻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的儒家传统文化。然而，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相比，我国少数官员对厚黑学的研究可谓登峰造极。本应在我国积淀更深的知耻文化，在一些地方不仅毫无传承、发挥可言，一些人反而以厚黑为荣。对民众指名道姓的质疑、批评、揭露，少数官员要么为自己的失职、渎职找理由，要么无动于衷。极少数人还动用肮脏、不正当的手法“排除万难”，消除反对的声音，摆平所谓的问题，突出体现个人的权力优势和小聪明，更是令公众愤慨。

中国并不缺乏知耻文化的基础，只是少数官员个人缺乏知耻文化的动因。期待中国的一些官员尊重知耻文化，并不是要把韩国社会辞职、自杀之风引入我国，而是要在社会上形成对问题、对事物的公正评价机制和观念。出了事故或问题，责任人应主动反省，敢于承担，而不是不知耻辱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强化类似引咎辞职的约束机制，媒体和公众也应有主动的监督意识，加大不知耻官员的从业风险。

法官辞职信篇5

1995年，黄怒波离开中国城市出版社，将创立的咨询公司进行改制，后来逐渐做成中坤集团。

1996年，王梓木辞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职务，组建了由63家大中型企业为股东的华泰保险公司。

随着小平南巡讲话，公务员辞职成了九十年代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仅仅是1992年，辞职下海的公务员就超过12万人。在当时市场化浪潮之中，“下海是正经，下海好赚钱”，媒体也对此大力宣传，借以营造改革之势。“忽如一夜春风来，千人万人去下海”，辞职下海经商成为了潮流。

作为一种理想主义

1992年的海南，六位年轻人相聚在海南农高投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可能是他们中大部分曾经有着官员身份。王功权任职于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冯仑、易小迪曾供职于体改所，潘石屹之前则在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待过。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公务员辞职去办企业并不是少数。这方面既有政府降低财政负担的考量，当时政府有着1000多万公务员，机构冗杂，办事效率低下。同时搅动市场经济的浪潮，头脑灵活的公务员比较而言更加懂当时的政策。公务员系统鼓励着他们去创业，“停薪留职”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

辞职下海并不仅仅意味着赚钱，还拥有着知识青年报效祖国的信仰。

冯仑《披荆斩棘，共创未来》的演讲可以代表一批官员的想法，下海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以报时代，创造财富以报人民，齐家敬业以报父母，利用所学知识在商品经济中锻炼自己，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改善自己的经济现状以报个人”。

后来冯仑等人成了日后叱咤风云的“万通六君子”，与此同时，一批辞职的官员则模仿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尽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赶超。陈东升创办嘉德国际拍卖行，毛振华创办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

但是亦不可否认，理想主义并不是辞职唯一的主旋律，在这其中也有着很多不和谐的声音。

一些官员辞职下海仅仅只是为了赚钱，某市辞职的税务干部创办的“税务事务所”成了不法分子逃税漏税的工具，被高额的服务费所诱惑，为不法分子出谋划策，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就曾指出：“公务员下海无疑会导致国家对于经济运作的管理监督能力弱化。”一语中的。

真辞职？

公务员辞职潮造就了日后一批知名的企业家，但更多的人的下海创业则并不成功。

某市1260余名辞职下海的机关干部，赚钱的仅占十二分之一，绝大部分人还处于不亏不赚，或是鸡飞蛋打两头空的状态。在这批赚到钱的干部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靠商海行情经商，而是依靠权力经商。

新开张的官办企业大都由辞职下海的领导担任负责人，某市卫生防疫所开办的企业要求饮食服务业的灭蝇药要去他们的公司购买，否则卫生检查视为不合格。某市公安部门经营消防器材，汽车修理，则将其作为企事业单位购买消防器材，汽车修理的定点单位，不在其处办理则会惹麻烦。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随着国发[1993]17号文件对于“利用行业垄断不正之风”的打压，以及《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财务脱钩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的出台，对这些辞职经商的官员们毫无疑问意味着权力的失落，今后钱还那么容易赚么？

“赚不到钱”“生意场上的脉络并不懂”“以前坐机关是人求我，现在做买卖，样样我求人”“拿尊严换饭吃”。习惯于坐办公室的官员们并不是人人都适应商海浮沉，在生意场上失意之后，一大批人又重新往官府里面钻，至少在这里“旱涝保收”。

在中国的社会中，“有权即意味着有钱”。一些精明的公务员发现，有权的单位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而权力下放多少。“事实千变万化，无论如何，制定政策者总不会吃亏。”一位公务员得出如此结论。

法官辞职信篇6

山西省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瓦斯爆炸后，刚到任不久的山西省代省长孟学农代表山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讨，向遇难矿工表示哀悼。同时，在洪洞“12・5”事故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大会上，临汾市市长李天太站起身说：“我代表市政府向忍受巨大悲痛的死难者家属致以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12月11日，人民网收到李天太致临汾市人民的公开道歉信，就“12・5”事故李天太向临汾市人民公开道歉。

何晓鹏：洪洞“1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在道歉信里，我们看到李天太使用了很多带有个人色彩的表述，比如“连日来彻夜难眠，内疚不安，再三自责”，一连用三个词语表示他那几天的心理状态。从道歉信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李市长的道歉诚意的。这几天，我也看到很多评论，对政府官员的道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作为公民，作为普通百姓，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这种道歉现象，今天让我们听听毛寿龙老师和胡星斗老师的看法。毛老师，对于官员道歉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毛寿龙：政府官员道歉现象是一种新的变化，至少是表明政府的一种姿态，说明政府并不是不会犯错，有错就得承认。在过去的观念里，政府是不承认自己有错误的，总是对的，总认为官员都是高素质，低素质的是老百姓!

实际上，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道义上的责任的，做错事要道歉，这是正常的。除此之外，官员还承担着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这些责任的惩处都是别人说得算，不是他自己说得算，道义上的责任是他自己说了算，他可以自己决定道不道歉、怎样道歉。

何晓鹏：在我感觉中，官员道歉的现象是这两年开始多起来的，更早一点的时候似乎并不多，比如之前有一段时间，倒是出现了一些引咎辞职的官员。2004年中央还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引咎辞职作了具体的表述。但这两年在新闻报道中，似乎引咎辞职的现象少了，官员道歉现象越来越多了。

毛寿龙：这里面既有技术问题，又有历史问题，实际上是问责制的一种转移，但现在来看，当时的引咎辞职、强令辞职效果不是很好，过一段时间之后，(辞职官员)又纷纷上去了。而且我觉得引咎辞职有过多过滥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冤枉。

何晓鹏：以道歉代替引咎辞职会不会是一种倒退?

毛寿龙：不能说就倒退了，这里有一个机制成长过程的问题，比如在一段时间里引咎辞职成长得快一点，一段时间里道歉的多一些，也许以后弹劾的机制又成长得比较快。不同制度在不同时期成长速度有差异。

而且对于政府的治理来讲，官员道歉应该算是责任政府一个比较重要的制度安排，它的成长肯定需要一个个的个案去支持。光有制度没有内容，就只是一个形式。我说的一个个个案，是指一个个官员去道歉的个案，如果这种事情比较多，它就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规则。而且，对于道歉能有怎样的功效，是否会对道歉官员本身有触动，各种监督的力量就很重要，比如加强舆论监督就很关键。

何晓鹏：胡老师觉得，官员道歉这种方式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胡量斗：我想也有积极方面的作用，道歉可能会引起地方政府对相关问题的高度重视，采取一些严厉的整改措施，哪怕是一阵风似的重视。而且对官员道义上的责任也是一个培养。

毛寿龙：即使官员道歉最后只沦为一个形式，也会有一定的意义。任何形式都是有意义的。道歉本身就是一个主动的标志，谁也不道歉。谁也不认罪，后面的工作就会更难开展。

至少我们相信一点，一个官员要是总道歉，那肯定对自己的形象有很不好的影响，人活着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的，总道歉还怎么当官。道歉本身就是要约束自己，道歉是为了得到谅解，想让大家谅解就得把之后的工作做好。

而且对于道歉官员的责任，我们要从细节上去看。我们现在往往很容易忽视事情的细节，比如说道歉的政府官员跟整个矿难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跟矿主勾结，行贿腐败，失去管制?那这就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他平时工作做得很好。矿难是矿本身的问题，道歉官员本身没有责任，那他道一个歉，表示监管工作没有做足。这里就有两个极端，一个要追究法律责任，一个是只需要道个歉。这些需要我们从细节上了解后判断。

道歉的“挡箭牌”功效

何晓鹏：胡老师，官员道歉现象这两年比较集中，这种变化的发生有没有什么样的背景?

胡墨斗：这个背景就是社会舆论的发达，特别是网络的发展使社会舆论声音放大，迫切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履行他们的职责，而且中央也加大了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就要通过道歉这个方式来释放压力。通过道歉，一方面对中央有交待――我道歉了，而且我现在也在严厉查处――以此减少自身责任；同时，也可以挡住各种舆论的谴责，算是对百姓有个交待了。

何晓鹏：听起来道歉也有了挡箭牌的功用。

胡星斗：在很大程度上道歉是一个挡箭牌。当然也不排除真心道歉的。但目前有很多这种公开道歉，恐怕作秀的味道更浓些，成为避免辞职的挡箭牌。

何晓鹏：这样看来，道歉现象的增多被动的味道更浓厚些。

胡墨斗：对。一是被动的，第二也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所以我说，与其谴责不如加重处罚，与其让官员公开道歉，还不如对官员的日常工作进行问责。西方国家也有官员公开道歉的事情发生。但据我所知，并不多，往往都是辞职，他们有非常严格的条例，你管辖区内发生了重大的恶性事件，那行政长官很有可能要辞职。道歉往往是针对平常出现的一些小的失误。比如布什总统说错话了，他要向老百姓道个歉，这是可以的。

何晓鹏：中国也有类似这样的规章条例，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就对引咎辞职进行了明确表述。

胡墨斗：但目前这些规定还是比较模糊的，落实起来难度很大，可操作性往往比较差。另一方面，相对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官员来讲，中国的政府官员“台金量”比较高，西方的官没什么含金量，所以大家辞职也辞得干净利索。

何晓鹏：这个“含金量”指什么?

胡星斗：指官员所享受到的各种待遇和好处。

何晓鹏：包括职责和权力是否对等?

胡星斗：对。西方一些国家的官员，权力受约束比较多，待遇也一般，可以迅速地引咎辞职。中国不一样，官员的权力大、待遇好，一旦下台，就会失去很多好处，官职与待遇结合得非常紧密。

何晓鹏：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引咎辞职这条路。那这样看来，官员道歉其实是有一种风险缓冲作用的，如果这样，那无论是现在真心诚意道歉的，还是只为了摆摆姿态的，最终都难免让人觉得这只是政府官员在走一种形式。

胡墨斗：成一种秀。如果官本位的本质不

变，权大责小，官员不需要对普通百姓负责，这样的状况不改变的话，这种公开道歉可能就会沦为一种遮羞布，一种工具。另一方面，这种公开道歉不会产生任何实质上的效果，对于改善执政能力，对于建立一个廉洁政府。不会产生实质的作用。

建立公民问责与日常问责制度

何晓鹏：现在看来，道歉现象本身是不用过多担忧的，要关注的是道歉之后，对官员的问责是否会因此减弱。

胡量斗：对重大事件发生，只道歉肯定是不够的，需要加强问责，现在我们的问责制度是一种从上往下的问责。

何晓鹏：官员对官员的问责。

胡墨斗：对，高级官员对低级官员进行问责。这样一种问责，往往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上级官员不了解下级官员的情况，下级官员呢，也很容易以各种理由来为自己开脱，使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惩处无法到位。而对于下级官员的真实情况，只有老百姓最了解。比如，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通常都是上级官员直接找下级官员了解情况，寻问事件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下级官员就百般辩解，摆出种种理由、上级官员一听，原来也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因此就从轻发落。但如果上级官员能够听老百姓来讲述这个事情的过程，那就很有可能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但可惜的是上级官员通常只听下级官员的，不会来听老百姓的，所以就为下级官员搪塞上级官员创造了条件，这种从上往下的问责制度，往往难以避免出现下级蒙骗上级的情况。

何晓鹏：但现在对官员的问责起主要作用的就是这种方式，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后，中央派来调查组，对事故行进调查了解，然后对负责官员作出惩处决定。大多数官员的离职往往到了这个时候才会发生。

胡星斗：对，怎么来查处，往往都在等中央的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撤职还是逮捕。还是其他惩处办法。在中国很少见有人主动提出辞职，主动承担责任，都是被动的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政绩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制度，这个问责还挺有效果的。比如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GDP迅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政绩制度有关，它导致各地区之间的一种相互竞争，谁的GDP高，谁的财政收入多，谁就有可能被提拔。

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绩制度有它正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制度也导致很多事故的发生，大家都要政绩，要经济发展指标，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往往默许，不去严厉查处，像这种矿区责任问题、污染问题等等，某些地方政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为让他们多生产，结果导致一些事故的发生。

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一种从下往上的，或者是平级的监督力度。比如说人大的监督、法院的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这种监督问责，目前这些方面还很弱。所以官员们还会热衷于道歉，通过道歉，对下面就算有所交待了，不用下台，不被弹劾。

法官辞职信篇7

民国时期宋子文在蒋政权里任外交部长。政府从成立到几乎都是在风雨飘摇中，内忧外患，焦头烂额。弱国无外交，在这样的时候出任外长，应该说没有什么故事，但故事恰恰在他的身上发生。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开会，决定苏出兵东北，同时默许外蒙古独立，实际是投入苏联的怀抱。政府大惊，派宋子文带团赴苏交涉。斯大林态度蛮横，绝不让步。蒋只得去电指示。以苏支持，不支持共产党等为条件。同意外蒙独立。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宋子文认为，日寇未退，外蒙又失，怎么向I国人交待?拒不签字，并提出辞职。后来这个条约由新接任的外长王世杰代表中国签字。

弱国无外交，但不一定没有硬臣。当一国之势较弱又无法立即扭转时，吃点亏是没有办法的。但至少在外交上要伸张正义，要有人出来表现一股正气，以存民族精神的火种。楚虽三户能亡秦，只要这口气在，国失亦可复得。历史上也有许多弱国强臣的例子，最著名的是蔺相如使秦。秦强赵弱，秦王以势压人，既想要和氏璧又不给土地，蔺就作持璧撞柱状说：“你不践约，我人玉俱碎!”秦王无法，蔺完璧归赵。当此时也，席前柱下，已与秦强赵弱无关，只有正邪之辨、曲直之别和使者的胆量大小、人格高低之分了，这时赢的是一口气。外交上有一句话：“不辱使命”。就是不辜负重托，不丢国格。相反，有时强国也有懦臣，虽理在势在，还是要奴颜婢膝。儒家修养中有一句话：达则兼顾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独善其身”不是保官、保命、保妻子、保既得利益，而是保住人格的底线。宋子文在外长任上没有签这个条约，虽没有保住疆土，但保住了正气，保住了外交的面子。当然，形格势禁，作为弱国总得有人去低头来签字。但让别人去签好了，我这个外长不能签，而且立即就辞，羞于留任其职。相信他做出这个决定是仔细权衡过的，辞去外长是件大事，这一要顶舆论压力，二要得罪蒋和政府，三要丢了饭碗。但这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守节，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对外的抗议。高官、厚禄、大权，苟非吾意之所合，虽一刻而不留。虽然，宋子文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他已尽了力，又是受命而为，不辞职也没有人指责，但是他良心上过不去。

法官辞职信篇8

辞职报告也称为辞职申请书，是个人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时向单位领导或上级组织提请批准的一种申请书，是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实用文体。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村官个人辞职报告范文，下面就和大家分享，来欣赏一下吧。

村官个人辞职报告范文1尊敬的领导：

您好!

我是__村的副村长，在20__年被选为__村的副村长后，一直任命到现在。在我担任副村长的这工作期间里，我自认为面对群众，面对父老乡亲，面对上级领导，我问心无愧。这几年里，我热爱这份岗位，敬重这份岗位，协助村长处理村里的各项事务。父老乡亲一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每次都是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们，热情周到的为他们服务。本着我哪有有需要就去哪里的态度，也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支持与信任，赢得了村委会领导们的一致好评。

我不骄傲，不自满，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要去做的，以及包括这些事情也都是多亏了村民们的支持与宽容，多亏了上级领导和村长的信任与指导。不然我也不会做的这么好，不会一直被任命到现在。所以我还要感谢广大群众，感谢上级领导，感谢村长在这些年来对我的帮助和理解。但是现在我因年龄越来越大，身体时常感到不适而要提出辞职的申请，希望能得到领导的批准。

我认为作为一个副村长，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村民们解决问题。不管是小到家庭琐事，还是大到闹法庭的矛盾，只要被我看见，只要找上了门来，我都要不辞辛苦的去帮村民协调，去帮村民解决。这些年来，我为我们村里搭桥建路，为我们村里安路灯，引自来水，为我们村里的环境做了许许多多的措施，只是想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让村民过得更加的幸福安康，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村里，一起为建设我们村而努力。

但是现在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即便我有这个心，我也已经出不了这个力了。所以我很抱歉不能再为村民们继续服务下去，但是我保证，以后如果有村里需要有帮助的，我还是能帮的就尽量帮。所以我希望村民们能尽快选出一个比我更加优秀，更加有能力的年轻副村长，来接任我的位置。我也会在他上任后悉心调教他，监督他做的有没有到位，有没有为广大群众着想，等他做到这些后，我再离职，放心离开我多年的岗位，我也是时候该让位给这些年轻有为的国家人才和栋梁了，我相信他会比我做的更好，把我们村里建设的更和谐更美丽。

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说一声，如果在我担任副村长的这期间理，我有做的欠考虑的地方或者令群众或领导不满的地方，我在此对我这些不好的行为向你们道歉。但是现在我希望领导能看在我这么多年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份上，批准我的离职，批准我回去休养我多年劳累而患上各种疾病的身体。

此致

敬礼!

村官个人辞职报告范文2尊敬的县委组织部领导：

首先，我向各位领导提出辞职的请求表示深深的歉意。从__年_月份来到_县__村工作以来，至今有快两年时间，在这在这段时间的工作当中，有过面对困难时的彷徨和苦累，也有过成功后的甘甜，是组织把我从一个还未迈出大学校门、不谙世事的学生培养成为一名综合素质较强的基层工作人员。在观沟村担任村主任助理的这段时间里，我得到了各位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同事的热情帮助，度过了一段愉快、充实的时间。

工作期间，由于自己所学专业的局限性，我在工作中深深感到自己相关知识的缺乏，但仍然感觉自己在工作上一直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而作为我本身来讲，做一名优秀的____一直是我的梦想，因此，我更希望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过再三的思考之后，我决定调整一下自己目前的状态，准备把自己置身于与__学相关的事务性工作中加强专业学习，为实现理想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经过近段时间的考虑并向领导汇报情况之后，我决定辞去_县___镇__村村主任助理这一职位。

在此，我感谢县委组织部和__镇以及__村的领导曾经提供给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在各位领导的关心和同事们的指导帮助下，我学会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将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为我的辞职给单位带来的诸多不便深感抱歉，并请各位领导谅解我的处境，再一次致谢。

此致

敬礼

村官个人辞职报告范文3__县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__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管理办法》的规定，我于2008年9月通过了“村官”录用考试并参加了培训，于2008年9月与__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了为期3年的任职合同。

按照县组织部的分配通知，我担任鲜水镇胜利一村村长助理一职。在任职期间，努力配合胜利一村村长的工作，深入群众，了解农村发展现状，尽快适应农村工作。期间配合鲜水镇政府开展人口普查、村干部换届、征地、环境整治等多项工作。

三年多来，我对农村工作已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农村工作是苦是累，要上门入户，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但我清楚的认识到不论是计划生育，还是新农村建设，各种政策的落实都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说农村工作无小事。同时，我从农村工作积累了灵活多样、深入调查、群众路线等一些工作经验和方法，这些经验和工作方法帮我很快的成长，他将会让我终身受益。在这里我要感谢党组织给了我们“大学生村官”锻炼和成长的机会，我会把这些经验带到以后的工作中去。

为了以后能更好的发展，我报考了2011年__州定向招考公务员，已通过各种考察，临近上岗，现我向县委组织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辞职报告，提前终止聘用合同，免去我胜利一村村长助理职务，希望组织能够同意。

我将会把在胜利一村任职期间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经验带到新的工作中，投身于法治社会建设，为和谐社会建设增砖添瓦。

村官个人辞职报告范文4尊敬的彝良县委组织部：

我是龙安镇三乐村委会“大学生村官”，20__年我参加云南省统一组织的“选聘高校生到村任职”考试，经过考核被选聘到三乐村委会担任书记助理。到村任职两年来，我学到了很多，经历了磨练，经历了坎坷，慢慢变得逐渐成熟起来了。从刚工作时的那种新鲜和盲目感到现在对农村工作思路渐渐清晰和明朗，农村工作对我来说变成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这种感情促使我保持旺盛的激情和不竭的动力，从而使我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工作。虽然平凡但非常值得回忆，让我感触很深，体味到了很多人生的意义。

还记得自己才到村委会的时候由于未能适应身份的转换而十分苦恼，也曾因不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未能办好交代的任务，但是在有关部门和村委会干部的帮助下，我明白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应该干什么和可以干什么、也知道了如何充实自己的时间。开始学着主动学习农村有关知识，关心时事政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完善自身素质，并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到村任职近一年来，我积极参加龙安镇及村委会的相关工作。在不断的工作和学习中，自己仿佛洗礼一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定位，也是在这一年的农村工作改变了自己的视野，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也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到现在，我深深的感谢有关部门、镇党委和村委会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因为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这对于我以后无论是生活上、学习上还是工作上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今年，我参加了云南省定向事业单位考试，经过笔试、面试等考核，我顺利考上了荞山镇教师，对于我来说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证明，以后将要面临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了，忧的是我即将离开我现在的工作岗位了。说实话，自己已经很适应现在的工作环境了，村委会的每个人都仿佛亲人一般，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十分充实，对于自己所在的岗位充满着不舍。但是人总是要成长的，如果过于拘束于过去，那么必定无法取得成功。直到今天，我深深感谢这一年来的“大学生村官”生活，或许当初我们还对我们的作用感到迷惑，但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了，这一年的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是怎样的锻炼!这一年的“村官”工作记忆将成为我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虽然有着众多不舍和留恋，但是为了更好的锻炼自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我向组织部提出申请，解除我的三乐村委会书记助理职务，我保证，在新的岗位上，一定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用“大学生村官”生涯带给我的经验和能力，去面对新的挑战，同时我也会不断的完善自己，努力在新的岗位上体现自己的价值，决不辜负组织部、镇党委及村委会对我们的培养和期望。

村官个人辞职报告范文5尊敬的选聘办各级领导：

我是牛栏江镇老猴街村委会“大学生村官”___，因为想要圆自己的职业理想，想要尝试不同的职业生活，现在，我特向组织部提出辞职申请。我对自己没能任职三年期满而感到深深地歉意，也为自己不能继续扎根东王集乡而深感惭愧。

在写这封辞职信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遗憾和也饱含了感激。遗憾的是我要离开这个充满生机的乡镇了，要和我任职的韩圩村说再见，不能再为朴实的村民们服务了;感激的是乡政府的各位领导们和各位同事们对我这个初进入社会的无知年轻人大半年来的培养和照顾，感激的是我的书记对我和蔼与耐心的帮助，以及群众们对我的理解和宽容。我在2011年被聘任为大学生村干部，在韩圩村任职大半年来，我认真贯彻区县委政府、乡党委的正确决策和部署，为任职村做力所能及的服务，协助村书记解决村务。在任职期间，我不仅调研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在事无巨细的工作中锻炼了自己，初步实现了任职当初的想法—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磨练自己。

提出辞职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啊。毕竟，大学生村官是我大学一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职业啊，是这里不嫌我初出茅庐，不嫌我无知，教会了我许多，让我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更多的为人处事之道，让我更深刻地领会到民情民意。

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不管我到哪个单位，我都会永远记得我服务了大半年的韩圩村;不管我从事怎样的工作，我都会永远记得村里人的艰辛与不容易，我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尽自己的力量将互帮互助的善意传递;不管我身处怎样的逆境，我都会记得我们韩圩村的优秀传统。我也会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我会相信命运不会辜负那些努力和善良的人。

真的要说再见了，愿亲爱的人们理解我的辞职。再次感谢领导们对我的培养和宽容，感谢同事们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感谢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美好的祝愿送给这些善良的人们，生活还得继续，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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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辞职信篇9

根据该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出台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完善法院领导干部管理制度，确保法院领导干部恪尽职守，依法履行职责。显然最高法院出台此项规定必定是看到了当前司法领域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及其严重危害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正本清源之策，其用心可谓良苦；而选择各级地方法院的行政首长开刀，其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假如用意如此之好、力度如此之大的一项规定，其制定、颁行、实施的确与法治的原则相契合，而实际上又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如能从此廓清笼罩中国司法领域的腐败阴云，从而极大地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然而如果对这十一条规定稍加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不仅不能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反而会造成诸多混乱，甚至有悖于司法体制改革目标时，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一规定提出质疑了。

要弄清这一规定的性质及其影响，就必须从分析“引咎辞职制度”的内涵开始。在西方国家，引咎辞职制度主要是指在行政管理部门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对于其职务范围内的重大失责自动承担一种非法定的通常是道义上的责任的归责任方式，即一种在自感有负选民信任时或者在舆论压力下的归责方式。从而，这种责任的判断往往比法定的归责更加严厉，也就是说这种责任或谓之“咎”，其实不一定必然构成法律上的责任，而是有悖于道德要求或舆论取向的一种非法律上的责任，因而“引咎辞职”事实上成为现代社会对于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要求其在不构成法定罪责的情形下承担更为苛刻的道义责任的一种习惯法。但是，习惯法上的道义责任并非是随意可以借用和推行的治吏手段，它必须有一个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前提，即“引咎辞职”是在选举制和舆论自由语境下对于官员责任的一种扩大，它必须建立在官员承担法定责任时的无比清晰与肯定的基础上，是基于道德判断的一种自我归责。“引咎辞职制度”的出现，无疑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在要求公共行政官员守法尽责的基础上对其提出的一种更高的道德境界要求。

在我国，近年来党政部门广泛推行这一做法，并逐步在人事组织制度上将引咎辞职规定为特定情形下领导干部必须承担的一种法定责任，并受到了较好的成效。然而，最高法院将此“引咎辞职”规定引入司法领域，却难免产生淮橘成枳的后果。其根源不在于“引咎辞职”制度本身是否存在什么重大缺陷，而在于司法权之完全不同于政党权力、行政权力的性质以及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及其与立法和行政的关系决定的。从而看似单纯的移植到司法领域的“引咎辞职制度”-一种已经错位的制度，可能会引发不仅及于其自身而且涉及到其他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这不但会抵消会这一规定应有的效力，还将可能造成诸如司法行政化，侵蚀立法权、干扰法官独立、模糊法定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界限、阻碍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等一系列负面后果。

首先，从司法与行政的关系上看，司法与行政应该是分立的权力，司法权是独立的权力。但在中国，由于各级法院辖区与相应行政辖区重合且各级法院都实施行政化管理，更重要的是司法所需的经济资源完全由相应行政部门供给，使得司法不仅在管理上、经济上都受制于行政，从而中国的司法权具有浓厚的行政化特征。引咎辞职规定的出台，将在事实上进一步加剧司法机关的行政化特征。这是因为，对于选举制下的作为公共职务的法官，强行的引咎辞职在法理上无法自圆其说，最高法院要求院长在没有明确的法定责任之下引咎辞职，是对于这个经由代议机关选举任命的职位的不尊重；也表现出最高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管理不重业务而重人事，使得长期以来通常并不是法律专家而只是行政官员的法院院长有可能对具体案件涉足更深，从而与当前正在推行的以“谁审案，谁判案”为核心内容的审判长选任制相冲突。其结果必然进一步加剧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特性，与司法独立的法治原则相违背。

其次，从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看，司法与立法亦是分立的权力。在我国，立法权是最高的国家权力，司法权产生于立法权并对其负责，立法有权监督司法权的行使，但司法权具有独立性。而“引咎辞职制度”的启动要求地方各级法院院长在没有明确法定责任的情形下引咎辞职，表面看是对由代议机关选举产生的法院院长职务的不尊重，在实质上侵蚀了这个在法律上具有独立职位的人事权，最终侵蚀了地方代议机构的权力。这是因为，地方各级法院院长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是该选区人民意志的体现。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的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机构，实质上没有权力出台这样一个决定地方各级法院院长命运的“引咎辞职制度”，地方各级法院院长的任免权应归属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因而，该项制度的启动必然最终侵蚀地方代议机构的权力，违背了立法权是最高权力这一根本原则。立法与司法的权力分立体制如果被打破，虽然从近期看是司法权侵蚀了司法权，但由于立法权居于高位并产生司法权，所以从长期看，权力制约的结果将可能出现司法权反过来受到更大的侵蚀，甚至司法权的独立性受到威胁，这将危害法治的进程。

再次，“引咎辞职制度”侵犯了法官独立性。法官独立性要求“谁审案，谁判案”，即法官独立地完成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并对其判决的案件负有独立的责任，权责一致是法官独立的应有内涵 ，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应然的方向。法官独立性要求法官审理和判决案件排除行政的干预，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审判委员会制，法官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淹没在审委会的集体意志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行引咎辞职制度，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法院审理案件本来就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同的法官审理同一个案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法官审理案件出现的差错由法院的行政领导负责，那么法院院长就不可避免地对主审法官进行过多干预，使法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对案件的判断来审理案件，而更多地屈从于长官意志，其结果必然导致法官独立性的进一步丧失，也必然进一步强化司法过程的行政性特征，从根本上威胁到司法的公正性。

复次，“引咎辞职制度”不仅不利于法院院长对其基本职责的明确化，反而有可能造成其职责的含糊和淡化。因为该规定第六条规定：“符合本规定第四条情形之一的院长、副院长本人不提出辞职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商上级人民法院同意后建议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依法定程序罢免、撤换或免除其职务。”如前所述，假如对法院院长的自我归责的要求高于法定责任，即这种自我归责在多数情形下不是基于某种法定的责任，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要求或者舆论上的压力，那么这个“建议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依法定程序罢免、撤换或免除其职务”就只能是一种道德或舆论上的要求，而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而假如其行为已经构成足以“罢免、撤换或免除其职务”的法定责任，那么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就勿需根据其建议做出这一决定，是否做出这一决定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主性权力；更何况，一旦法院院长的行为构成了足以“罢免、撤换或免除其职务”的法定责任，引咎辞职制度反而成为一种对其基本职责的含糊和淡化了，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是为我国法治的现实所不允许的。

法官辞职信篇10

一、行政与立法的关系

香港现行政治体制是英国统治下长期形成的殖民主义体制，是适应于英国管理的需要的。1997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成为起草基本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要解决好这一课题，首先要解决好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才能有一个适当的较好的政治体制。

设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适当的相互关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一设计是“一国两制”方针下的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是史无前例、没有现成法律可以借鉴；香港现行的殖民主义政治架构又不能完全保留，一成不变；香港不是一个国家，将来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总统制、责任内阁制等政权形式；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我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及其具体说明，也只作；饿极其概括的规定，没有具体阐述；内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不适合于香港的情况，也不能照搬。这就需要建立一种符合“一国两制”方针、中英联合声明精神和香港实际情况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

基本法规定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这是比较好而且是可行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都应具有一定的权力，权力过大地集中于行政机关或者立法机关，都将不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

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如果能互相制衡，使两机关能依照基本法正确地行使自己享有的职权，各得其所，各有分工，并按照基本法互相进行适当的监督，将有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有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行政长官、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互相制衡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行政长官有一定的解散权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如果认为立法会通过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整体利益，可在三个月内将法案发回立法会重议，立法会如果以不少于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原案，行政长官必须在一个月内签署公布，如果行政长官拒绝签署立法会再次通过的法案或立法会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行政长官可解散立法会。行政长官在解散立法会前，须征询行政会议的意见，行政长官在其一任期内只能解散立法会一次。由此可见，行政长官对立法会有一定的解散权。这一点与现行的港督制不同，现在香港总督对香港立法局有无条件的解散权。可见行政长官在这方面比港督的权力要小，立法会的权力比现在香港立法局的权力要大。

（二） 立法会有使行政长官辞职的权力

基本法规定，因两次拒绝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而解散立法会，重选的立法会仍以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所争议的原案，而行政长官仍拒绝签署时就必须辞职。基本法还规定，因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会，重选的立法会继续拒绝通过所争议的原案时，行政长官必须辞职。由此可见，立法会在一定的法律条件下可以迫使行政长官辞职。这一点与现行的港督制也有不同，香港总督是英国女王在香港的代表，是香港政府的首长，香港政务最高权力的掌握者。香港法律对总督没有“必须辞职”的规定。可见在这方面行政长官的权力与港督的权力也不相同。

（三） 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负责：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会作施政报告；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征税和公共开支须经立法会批准。这里所说的“负责”内容，大体类似香港现行的做法和包含的内容。这一“负责”既不同于责任内阁制中的内阁对议会负责，也不同于内地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政府设财政司、律政司、政务司和各局、处、署。因此，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当然包括行政长官和他所提名并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员在内，都要对立法会负责。

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香港一些人士对“负责”一词曾有不同大理解和意见分歧，现在基本法的规定澄清了一些不适当的理解，是比较好的。第一，条文完全按照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二，条文对“负责”的内容的规定，符合中英谈判时的实际情况；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条文正确地规定了行政机关和立法会的分工与制约关系，条文从执行法律、作施政报告、答复质询、税收与公共开支必须经过立法会批准等四个方面说明了立法会对行政机关的制约。

（四） 立法会对行政长官有弹劾权

基本法规定，如果立法会全体议员的四分之一联合动议，指控行政长官有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而不辞职，经立法会通过进行调查，立法会可委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负责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调查委员会负责进行调查，并向立法会提出报告，如果该调查委员会认为有足够证据构成上述指控，立法会以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可提出弹劾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行政长官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又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具有双重身份和重要的政治地位，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其行为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影响甚大。因此赋予立法会以弹劾行政长官之权，对行政长官进行监督和制约，是必要的。这和香港现行的港督制不同，香港现行法律对总督没有这样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