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责任制度范文10篇

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1

由于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现代的司法制度那样分工明确、阶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侦查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前阶段。笔者将这一阶段的责任归纳为三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违法检验的责任和违法刑讯的责任。

（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

唐律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审前逮捕，二是受理后羁押。审前逮捕与现代意义上的侦查中的缉拿归案意义相仿。唐律既规定了逮捕违限的责任，如：各级官吏对所辖地区内发生的强盗、窃盗和杀人案件，必须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内捕获，否则要追减三等处罚。又规定了逮捕迟缓的责任，《唐律·斗讼》规定：接到有人犯强盗、杀人及盗窃案件的告发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第二种受理后羁押的责任，唐律分为应羁押而不羁押的责任和不应羁押而羁押的责任两个方面。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若不应禁而禁……杖六十。”同时还规定了类似于今日取保候审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应得为”和“故失论”受到处罚。

（二）违法勘验检查的责任

我国古代法律非常重视作为在侦查案件当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验检查，规定所有的勘验检查都必须依法进行，违者要负法律责任。《唐律·诈伪》中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而明律又将此责任分为失出入人罪与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规治由于过失而检验错误者致使错判的情况，而后者则是针对受财后故意检验不实的情形。

（三）违法刑讯的责任

古代诉讼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允许以刑讯的手段获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须依法刑讯，否则将反受刑罚。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刑讯制度，对从刑讯的条件、刑讯施行的要求、不准刑讯的对象到刑讯的工具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列出相应的法官责任。如《唐律·断狱》规定：“……犹未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这里就是讲对刑讯条件的违反的处罚。再如“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这就是讲违反不准刑讯对象的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宋刑统》中沿袭了唐律的规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责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规定。

二、审判阶段的法官责任

（一）违法管辖及受理的责任

唐律中的审判管辖兼有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并作了严格的规定。《狱官令》载：“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配征赎。”“诸鞫狱官，囚徒伴在他所者，听移送先系处并论之。”唐律在规定这方面责任时，十分严格。《唐律·断狱》中规定：“诸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诸鞫狱官，停囚待对问者，虽职不相管，皆听直牒追摄。牒至不即遗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时受理案件，是古代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对各级司法官员的要求，对于那些应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规定予以严惩。唐律规定：“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谋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规定。

（二）违法听讼回避的责任

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时也是为了遵守“亲亲尊尊”的原则，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听讼回避”的制度。唐律规定“：诸在外长官及使人于使处有犯者，所部属官等不得即推，皆须申上听裁。若犯当死罪，留身待报。违者各减所犯罪四等。”《宋刑统》所规定的更为具体严密，范围包括六个方面：1.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关系；2.鞫狱官与被鞫人有故旧关系；3.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仇隙；4.籍贯回避；5.案发起诉人和通缉人须回避；6.司法官内部回避[1]。有上述六种情况的，不回避者追究其刑事责任。到了元朝，听讼回避制度得以完善，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职官听讼者，事关有服之亲并婚姻之家及曾受业之师与所仇嫌之人，应回避而不回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辄以官法临决尊长者，虽会赦，仍解职降叙。”明清律则专设“听讼回避”，将书吏也纳入了回避的范围。

（三）状外求罪的责任

“状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状的请求审判，与“具状断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须严格遵循“具状断罪”的原则，不得超出告状的范围，随意追究其他刑事责任，违者要受到惩罚。相当于现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断狱》规定：“诸鞫狱官，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四）不以法律条文断案的责任

《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其意为审判犯罪都必须以律、令、格、式正文作为定案依据，这近似于现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责任

出入人罪是指将有罪的人判为无罪，无罪的人判为有罪，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法官审判的个人责任原则，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为“出人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为“入人罪”；如果错判是无意的就称之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构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对于此类犯罪的规定可以细分五个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过失出入人罪；3.错判而未决放；4.违法判决徒流罪；5.违法判决死罪，并确立了“同职连坐”制度，即如果一个案件由于判决有误，其卷宗所经过复核的几个官员都必须连坐，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继承和发展了唐律中关于法官出入人罪的规定。

（六）法官受财的责任

法官受财分为两种：一是受财枉法，二是受财不枉法。在唐律中，两种都要受到刑事处罚。《唐律·职制》规定：“凡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七）超期审判的责任

为了提高审判的效率，古代法律中规定了审判期限，超过审判期限仍未审决的，被称为“淹禁不决”。《旧唐书·刑法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对于淹禁不决的，允许比附“官文书稽程律”定罪处罚，即“其官文书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2]

三、执行阶段的法官责任

（一）不于法定时间行刑的责任

古代，执行刑罚有时间上的限制，在一定时期内法官不得行刑，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如唐律规定“妇人怀孕，犯罪应决杖笞，皆待产后百日，然后决。若未产而决杖笞者，杖一百。伤重者，以斗杀论。若堕胎者，合徒二年。妇人因而致死者，加役流。限未满而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死刑更是要求时日，如唐律中规定“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

（二）不用法定刑具行刑的责任

刑具是执行笞刑和杖刑时所用之器具，其长、短、粗、细均有定制。《唐六典·刑部》规定：“杖皆长三尺五寸，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唐律·断狱》又规定：“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后宋明清皆有相似的规定。

（三）不以法定程序行刑的责任

行刑过程在古代法律中要求也非常严格，违反程序行刑也要受到处罚。如，隋律要求“行杖者不得易人”，即执行体罚必须由原来负责行刑的司法官吏自始至终实施，不得中途改换其他官吏来进行，否则当受处罚。又如，唐律中有应按时遣送而稽留不送的责任，《唐律·断狱》规定：“诸徒应送配所，而稽留不送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四）违反死刑复奏制度的法官责任

死刑复奏制度源于北魏太武帝时期，正式确立于唐太宗时期所颁行的“在京五复奏，京外三复奏”慎刑制度。《唐律·断狱》规定“：诸死罪囚，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四、结语

古代法官责任制度从侦查到执行，每一环节都有法律规定作为司法制度的保障，呈现出了立法的层次性和周密性，反映出我国古代在立法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探讨中国古代的法官责任制度，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推进司法改革，建立适应我国现代社会的法官责任制度，是有借鉴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张兆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5.220.

[2]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现实借鉴[J].中国法学,2002,(4).

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法官责任豁免;法律位阶;责任认定标准;追责程序

1问题的提出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以下简称《意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目前，错案责任追究制是法官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一味追求社会公正、忽视法官职业保障的社会现状与司法责任制度设立的初衷相背离。法官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仅是通过技能训练、拥有法律思维的常人，应给予一定的豁免权，否则难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法官责任豁免是指法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官的一些履职行为不会受到法律追究。有观点认为，法官应该拥有绝对的豁免权，对法官进行责任追究就是对司法独立的冲击，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对法官进行严格的控制，不应该实行法官责任豁免［1］。两种观点皆有其不合理之处，第一种观点不利于约束法官的行为;第二种观点不利于维护法官的合法权益。实行法官责任豁免应当在法官独立与法官责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不仅有利于维护法官的权利，而且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2］。

2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立法缺陷

2．1立法位阶低

我国法律实际上早就有法官责任豁免的相关内容，如《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中第22条对法官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作出具体的规定［3］。此外，2015年《意见》对法官不需承担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但《办法》与《意见》仅是规范性文件，而豁免权是法官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用规范性文件来赋予，司法威严不足，法律文件效力等级过低。同时，《办法》与《意见》仅是人民法院的内部文件，在法院系统具有执行效力，对人民检察院或者监察部门没有拘束力，缺乏实践意义，不利于保障法官的司法权。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官法》)的法律位阶要比《意见》高。《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该条似乎已经赋予法官一定的豁免权，但该条规定过于笼统，且没有明确说明，在司法审判中难以实现。

2．2责任认定标准主观化

责任认定标准是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重要内容，只有符合该标准，法官才需为在审判、执行过程中的不当行为承担责任。可以说，法官间接享有责任豁免权。《办法》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因过失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①违法审判责任的承担与审判人员的主观心理相关联，主观心理不同，造成的后果不同，最终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主观化倾向于观念主义，不仅为监督者滥用职权留下漏洞，而且使责任认定标准模糊。《意见》第25条对《办法》的第2条进行完善，将“过失”改为“重大过失”，认定标准更加明确，缩小了主观认定的范围。但责任认定标准仍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心理的认定对纠责主体极具挑战，条文应用效果不理想［3］。

2．3追责程序设计行政化

程序正义是人权的保障，追责程序维护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良好运行，若仅有实体的规定，而缺乏程序的保障，实体规定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虽然现行法律构建了法官责任追责程序，但程序设计过于行政化。2016年通过的《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法发〔2016〕24号)(以下简称《惩戒意见》)第11条规定:“当事法官对惩戒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并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①法官的惩戒决定由法官惩戒委员会作出，《惩戒意见》第11条却规定当事法官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样的程序设计，既不利于维护法官的利益，也不利于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良性运行，更不符合法院作为当事主体的事实。

3域外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立法经验

3．1域外法官责任豁免制度

美国最早在1871年“Bradleyv．Fisher”一案中确立了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虽然美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未提及法官责任豁免，但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判例也具有法律拘束力。通过判例，美国明确法官被追责范围仅包括重大犯罪和行为不端，间接地将过失行为排除在追责范围之外，同时不得对在职的法官追究刑事责任，以此来保障法官的权利［4］。此外，美国还设置法官惩戒委员会和特别惩戒法庭作为执行法官弹劾程序的专门机构。澳大利亚宪法明确规定法官被免职和受惩戒的范围，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法官被追责范围仅包括不当行为。《司法行为准则》明确了法官被追责的标准，为法官提供司法行为指引。英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源于《权利法案》。美国和澳大利亚实行相对豁免，而英国实行绝对豁免，无论是职务、行为，还是言论，都不会受到法律追究。日本宪法明确规定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实体内容和法官被罢免的程序内容，法官需要经过正式弹劾程序才能被罢免［5］。在追责范围上，仅限法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背义务且具有过错的情形。日本还专门设立弹劾法院作为审理法官责任案件的专门机构，不由普通法院审理，亦不由行政机关审理，以此维护法官权利。

3．2借鉴域外立法经验

域外发达国家确立法官责任豁免制度早于我国，体系较完善，可以借鉴域外国家的有益经验。首先，可以吸收澳大利亚与日本的立法理念，在高位阶法律中规定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其次，相对豁免原则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立法精神，可以适当引入。最后，专案专办制度保证追责的精准性、专业性和公正性。我国在法官责任追究和案件的处理上可以设立专门机关，并赋予法官同当事人一样的救济权利，在追责同时保障法官正当权利。法律文化具有国家特色，它内化为法律精神，外化为法律制度，是人们运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智慧、知识和经验的结晶。法律制度建设必须立足于解决本国法律问题，因此，在吸收域外有益经验的同时应结合国情，原封不动的“拿来”主义与理性相悖，不仅对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完善没有帮助，甚至可能存在制度隐患。

4完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立法建议

4．1提高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法律位阶

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仅在一些规范性文件中体现，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位阶较低，不利于维护法官权利，不利于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进一步完善［1］。提高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法律位阶，是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的有力举措。域外部分国家在宪法中确立了法官责任豁免制度，但在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入宪并不可行，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尚处于完善阶段，仍有不足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规范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且《宪法》修改程序较为严格。将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入宪，不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和权威。可以将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写入《法官法》，《法官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效力等级仅次于《宪法》，法律位阶较高。可以通过法律的立改释工作对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进行修正，以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或局限，既可以维护《宪法》的权威，亦有利于提高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具体而言，可以将现行《法官法》第6章的“法官的考核、奖励和惩戒”改为“法官的考核、奖励、惩戒和豁免”，并将《办法》与《意见》中有关法官责任豁免的内容纳入《法官法》，置于第6章。同时，明确规定法官责任豁免的具体范围，便于司法机关精准适用。

4．2形成主客一体“行为中心主义”的认定标准

主客观相结合的认定标准是指在责任认定上既要存在客观违法，又要具备主观有责。这种标准既避免了一味坚持主观的随意性，又摆脱了过度追求客观的僵硬。我国基本上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认定标准，以实现在公正裁量上的相对最优。现行法官违法责任认定标准存在主观化倾向，应当予以修正，坚持主客一体“行为中心主义”的复合认定标准。首先，客观上以职务犯罪行为为主、不当行为为辅。不当行为包括职务违纪行为、不当业外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但并非所有不当行为都应当追究法官违法责任。具体而言，职务违纪行为是指法官违反了法院的规定，可以在法院内部进行处分，无需由监察机关介入追究刑责;不当业外行为是指法官实施违背职业伦理的行为，如、等，通过行政方式的惩罚足以实现责罚平衡，亦无需监察机关介入追究刑责;职务犯罪行为是指法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违反了《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亦构成了刑事责任与法官违法责任的竞合，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必须严厉打击。其次，主观上结合当事法官的“过错”。尽管当事法官在客观上具有不当行为，但若缺少主观“过错”要素，也不能对法官追究违法责任，避免客观归罪倾向。主观“过错”的内容包括故意和过失，过失包括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一般过失所体现的有责性较低，将一般过失纳入法官违法责任将大大挫伤法官有效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积极性，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本文讨论的过失仅限于重大过失。“过错”的具体认定需要从一般社会观念出发，与不当行为相结合探求当事法官的主观意图。在司法实践中，“过错”与“无过错”的甄别需要以完整的证据链所反映的事实作为正当性基础。最后，将“错案责任”作为补充标准。有观点认为，错案责任追究制的程序不完善，已与当下社会脱节，在实践中形同虚设，不应当再作保留［6］。笔者认为，冤假错案的出现，可能伴随法官违法违纪行为。因此，将错案责任追究制作为法官责任的补充，可以有效预防冤假错案。综上所述，可以将《意见》中的责任认定标准改为:“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不当行为，并且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心态，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若存在错案时，涉案审判人员应当配合监察机关的调查。”

4．3构建司法化的追责程序

程序是制度的保卫者，追责程序保障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有效运行。制度运行主要取决于程序设计，追责程序应当去行政化，构建具体、明确且规范的司法化追责程序。首先，具体、明确的程序有利于执行者正确执行，避免出现程序漏洞而损害法官合法权益。其次，规范的追责程序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前提，也有利于法官通过规范的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升法官的司法安全感。最后，奉行“法无明文规定不追责”的司法理念，非因法定事由及法定程序不得对法官进行追责，且追责程序应当从惩罚观念转向建立法官自律观念，切实保障法官的合法权益［7］。在追责程序的启动上，现行法律尚有缺位，应当在《法官法》第6章中增加1条:“人民法院发现本院审判人员有不当行为时，可以立即启动本级法官惩戒程序，发现下级法院审判人员有不当行为时，可以责令下级法院启动法官惩戒程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发现审判人员有不当行为时，可以向该审判人员所在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审查并启动法官惩戒程序。”总而言之，追责程序既可以依职权启动，也可以依申请启动。另外，基于权责利对等原则，需要在《法官法》第6章中再增加1条:“由监察机关承担提起公诉和举证的责任，涉案法官如被告人一般，享有陈述、举证、抗辩的权利。涉案法官对惩戒不服，可以向作出该惩戒意见的法官委员会申请复议一次;对复议结果仍然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的法官委员会申请复核，上一级法院的法官委员会作出决定后，涉案法官不得再行申诉。”赋予法官提出抗辩进行救济的权利［8］。

参考文献:

［1］王迎龙．司法责任语境下法官责任制的完善［J］．政法论坛，2016，34(5):136－146．

［2］陈光中，王迎龙．司法责任制若干问题之探讨［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2):31－41，158－159．

［3］马骏．司法责任制下的法官问责标准:制度、评价与借鉴［J］．山西师大学报，2019(3):78－83．

［4］党振兴．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及其豁免机制研究［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35(4):84－89．

［5］唐海山，赵杰宏．我国构建法官豁免权制度的必要性分析:以司法责任终身制为语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32(1):5－8，49．

［6］魏胜强．错案追究何去何从?［J］．法学，2012(9):55－64．

［7］马骏．司法责任制下的法官责任豁免权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0(5):96－102．

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司法改革；审批权；司法权

一、海南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

海南是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省份，如何在首批试点改革中闯出一条成功的路子，各试点省市乃至全国的司法单位都在翘首关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高度重视，院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研，研究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集思广益，在此基础上结合本系统法院的特点制定工作方案。该工作方案主要涉及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和省以下法院机构，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等四个方面内容。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是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改革之前，人们习惯将法院工作人员称为法官，仅此就反映了法院岗位职权不清晰，各类人员的工作存在交集与权限不明状况，容易造成工作的推诿、争执，从而影响到最为重要的审判权的行使。海南司法改革之一首先就是要把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科学分类，明确各自职权范围，使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中心作用，理清了法官和辅助人员的职责关系，为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奠定了基础。法官员额制，是对法官在编制内实行员额管理。人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对象。员额改革是真正触动法官利益的改革，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是司法改革的‘牛鼻子’，而法官选任是‘牛鼻子’中的‘牛鼻子’。司法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竞争让能者上庸者下，树立法官职业的尊荣感”。审判岗位需要的是符合“主审法官责任制”和“合议庭负责制”需求的法官，要在同一平台上通过考试+考核（考试40%，考核60%）方式，优中选优。董治良院长还提到，司法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决定在5年过渡期内，未选任为法官的现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员，法官职务保留，现有待遇不变。以此通过不断优化三类人员员额比例，逐步使全省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员额分别达到39%、46%、15%的控制目标。目前，通过考试加考核，已确定1133人为海南省法院法官任选名额。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与法院相适应的职数比例和职务序列，完善法官及其服务人员分类管理制度，保证了法院各类人员各归其类、人尽其才，确保公正高效地履行审判职能。改革中还确定了法官等级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明确了各级法院法官的设置规格以及各级法院法官的职数比例，并对法官等级与级别升降的条件等进行了规范。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的建立，改变了过去审判机关以内设机构为基数计算职数比例的状况，促进了业务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的精简整合，减少了审批层级和环节，淡化了行政色彩，为依法履行职责奠定了基础。司法责任制，又称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制，是指审判主体对其承办的案件作出裁判，应当予以负责，对于因其过错导致错案错判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司法责任制明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成员的办案责任，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不再经过院长、庭长的审批，裁判文书也不再经未担任主审法官的院长、庭长签发。司法责任制改革突出了主审法官的主体地位，强化了主审法官的权责，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这样就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变了过去行政化的报批程序，回归审判权于主审法官和合议庭，院长、庭长不再对未经自己主审的案件负有法律责任，承担的是与之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监督职责。省以下法院机构、人财物实施省级统一管理，这分为622018年第9期（总第78期）法律两部分，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省级统管是对司法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开。

二、海南司法改革的着力点

（一）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作者:单位:将立案审查制度改为立案登记制度，解决了多年来未能解决的“立案难”的问题。立案登记较之立案审查有许多制度上的优势。1.法院对诉讼要件实行立案登记制度。司法体制改革前，法院立案采取实质性审查制度，即主要审查主体资格、法律关系、诉讼请求和证据，由于普通百姓对法律程序认识水平有限和法院存在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导致很多案件法院应立而未立。立案审查制度改为立案登记制度，法院只是核对一审案件和最初提出申请的案件，对符合规定的起诉、自诉、申请等，一律接受诉状，当场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依法裁决不予受理或不立案并书面载明理由，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或申请复议。自2015年5月1日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以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全省符合立案条件的由立案法官当场立案的有3302件，占总收案4346件的76%，同比上升1.14%，提高了效率，方便了群众诉讼。2.法院“有案不立”等违法行为将受到追责。立案登记制度改革简明言之就是法院不能随便拒收百姓的诉状。对有案不立、拖延立案、人为不立案、干扰立案等违法行为的，百姓可以提出上诉或申请复议，法院监察部门加大监督力度，对一般的违纪行为依纪追责，造成严重后果和严重社会影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立案登记制度改革既方便群众进行诉讼，也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擅自提高门槛，滥用权力干预法院立案。3.违法滥诉将受到更严重的制裁。行使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但法律也禁止一切打着行使诉权的幌子恶意诉讼、滥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法院对此的处理措施就是驳回其请求并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作者:单位:“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明确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具体要求。审判是诉讼的中心环节和最后的一道防线。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就是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彰显审判的中心作用，推进司法公正。推进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主要体现在刑事案件上，使庭审成为确定罪、责、刑问题的关键环节，对先行的侦查、起诉、审判以及证据规则产生重大的影响。1.“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及价值作用。“以审判为中心”是指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刑事审判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犯罪嫌疑人刑事问题一律必须通过依法审判来判定，审判是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问题的唯一环节。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是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关系上，立案是诉讼的开始，侦查为审判做准备，起诉开启审判环节，执行是审判结果的落实。侦查、起诉、执行都服务和服从于审判，因此，审判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主审法官要高度重视庭审的作用，防止庭审的形式化、虚置化。“以审判为中心”强化审判的重要地位，但并不否定其他阶段的价值功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彰显了审判的重要作用，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充分保障被告的人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对抗的是国家机关的起诉，庞大的国家机器显示了被告的弱小，因而在审判中必须尊重被告的主体地位，充分保障被告及其辩护人行使诉讼权利，防止非法剥夺其权利。其二，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确凿、充分的证据是法院审判刑案的唯一标准，“以审判为中心”必须高度重视举证、质证、认证各庭审环节，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在法庭上必须接受控辩双方的检验，通过质证有助于排查非法证据，有证举在法庭，有理说在法庭，通过举证、质证、认证的环节，对证据得以充分的检验，保障证据的确凿与充分。其三，有利于直接言词证据的落实。强调证人、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的作用，保障庭前形成的书面证据材料接受调查与检验。2.“以庭审为中心”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手段。“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心环节在于法庭对案件的审理，而法庭对案件的审理正是呈现给社会司法是否公正的体现，只有庭审工作得以公开化，接受社会及其民众的监督，依法行使审判权，司法公正才有保障。2013年10月，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将庭审列为审判中心的重心，但“以审判为中心”并不等同“以庭审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是在整个刑事诉讼各阶段中，以审判为中心，其他各阶段都服从和服务于审判，而“以庭审为中心”是在审判工作中最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手段，对被告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调查，定罪量刑辩论，裁判结果均在庭审中进行，因而可以说“以审判为中心”是“以庭审为中心”的前提和保障，“以庭审为中心”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手段。3.“以审判为中心”对各职能部门的影响。“以审判为中心”强调了庭审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了主审法官的主体地位，但并不能忽视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之间的相互协作与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障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一切按照审判的标准衡量被告的行为，强化审判对侦查工作的反向制约，这就要求侦查机关依法收集证据，提高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按照审判时的证据认定规则提升侦查水平。在庭审中与被告对抗的检察机关面临更大变数，证人出庭、交叉询问、非法证据排除等将添加更大压力，意味着对检察机关的公诉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检察机关对侦查部门的引导和规制将进一步增强，同时，审判也离不开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宪法规定法院有独立的审判权，但并不意味着审判是法院唱“独角戏”，法院要做好与侦查、起诉的衔接配合，建立完善的沟通联席机制，提高庭审质量，确保庭审实质化要求落实。“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主审法官重视控审、侦审关系，完善证据规则，确保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审判结论形成于法庭。（三）实行司法责任制作者:单位:司法责任制是海南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又一亮点。2015年3月1日，司法责任制在海南省各级法院试点推开，大刀阔斧推行“去行政化”改革，扫除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取得初步成效。万宁市法院院长戴义斌说，自推行司法责任制改革后，今年上半年万宁法院收案1526件，结案1085件，结案率71.1%，较往年有大幅度提升，说明法官庭前准备扎实，合议高效务实。为了进一步推进司法责任制，提高办案含金量，海南省三级法院采取有效措施配合司法责任制推行。1.设立法官会议制。推行司法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让审判权回归主审法官和合议庭，这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海南建省晚，支援建省的第一批法官正面临退休高峰，虽然近几年海南法院招进不少年轻法官，这些年轻法官法律知识扎实、思维敏捷，但因缺乏办案经验，遇到一些重大、敏感、尺度有待统一等三类案件时不好把控尺度。为了提高司法责任制的含金量，海南省三级法院集思广益，率先为全国司法责任制创建了一条“借脑”的途径，即建立专业的法官会议制，就那些重大、敏感、尺度有待统一的案件，通过法官会议组成人员陈述意见，为主审法官办案提供业务咨询，法官会议制并不否认司法责任制，法官会议具有咨询性质，讨论结果仅供法官、合议庭参考，法官会议意见是否采纳，由主审法官、合议庭决定，审判责任仍由主审法官、合议庭承担。2.统一司法尺度。法官员额制是海南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经严格层层筛选，大批年轻法官充实法官员额，这些年轻法官将在海南法院未来的审判工作中充当主力军。全省1133名员额制法官能否挑得起司法责任制这副重担？逾1/5的年轻法官能否承担起这份责任？这是摆在各级法院面前不可忽视的事实，为此，海南省高级法院为了稳步推进司法责任制，率先提出统一司法尺度，目的就是保证司法尺度和裁判标准的统一，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这个统一司法尺度就是海南高院编制的《海南法院类案参考》指导书。《海南法院类案参考》分为刑事、民事、行政和执行等6册，共收录318个案例，基本涵盖了海南法院近些年审判实践中常见的、多发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件，类案参考满足了主审法官裁判的需要，对主审法官裁判案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四）推行诉讼诚信制度作者:单位:诉讼以立案开始，当事人的诉讼与法官依法审判都需要双方建立在诚信基础上。按照中央、省委要求，海南法院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过程中，及时建立领导干部干预、过问案件全程留痕制度，以确保主审法官和合议庭独立公正审理案件，不受外界干扰。一旦查实领导干部不当干涉案件，将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理。同时，也为了反对当事人制造假诉、恶诉、缠诉，坚决制止伪证、假证、匿证等不诚信行为，海南省高院向社会公告推行《诚信诉讼提示书》和《诚信诉讼保证书》制度，对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诚信义务予以明示告知，并要求在诉讼和执行过程中宣读和签署《诚信诉讼保证书》，同时告知违反诚信诉讼的后果以及不签署的后果并录入社会诚信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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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华月报》编辑部.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防冤假错案指导意见：冤假错案，终身追责[J].新华月报,2013(17).

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司法责任制;主审法官;审判权运行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标志着司法体制改革迈入新起点，进入快车道。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中原则性规定较多，但并未就具体改革措施给出明确意见，这就需要我们各级法院积极探索创新审判权运行新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裁判权。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理论概述

审判权是国家司法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种中立性、正当性和终极性的权力，对纠纷的裁处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其运行程度，往往代表着国家法治化的发展水平。审判权运行机制是国家机器专政职能的体现，是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甚至在诉讼之后运用审判权裁判案件的过程。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价值目标

审判权运行的价值目标在于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外界因素干预。从外部关系而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受宪法和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从内部关系来看，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遵循司法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特点，这就需要改革审判权微观运行结构模式，在审判权分工与协作过程中，调适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司法裁判权的行使遵循司法规律，建立科学、规范、高效运行的审判权力结构模式，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使审者又判、判者又审。

(二)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司法属性

司法权的独立性，要求法官在从事审判活动时，必须在证据采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方面保持独立自主性，不受来自司法机构外部或内部的任何干扰，由此可见，法官独立审判是司法本身的内在要求。司法的亲历性要求法官必须亲历庭审、事实证据，倾听原、被告双方的诉求，深知案件的来龙去脉，才能从情理法的角度对案件做出公正判决，所以，唯有庭审法官行使的审判权能确保案件效果最佳，而幕后的审批、审委会所聆听的案件事实己经是经过过滤的远离案件真实的情形，得出的结论可能要背离当事人诉求。

二、现行审判权运行机制面临的现实困境

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功能在于查明事实与适用法律，其目的在于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必须辅之于司法独立。保障审判权的正常行使，必须赋予裁判法官一定的意志自由，这样才能确保司法活动运行的自主性与民主性，排除来自审判之外的不当干预。

(一)审判管理权过分膨胀，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

在西方国家，独立审判原则早已深入司法实践的骨髓之中。而现实审判实践中，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未得到充分执行。从审判权内部运行来看，法官作为裁判者，只是享有有限的审判权，法院内部案件监督机制的存在，使得行政性领导有机会且能够直接插手具体案件的审理，干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导致主审法官行使审判权的权力被部分地架空。从审判权外部运行来看，上下级法院之间建立的案件请示制度打破了隶属于下级法院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格局。在这种制度下，下级法院往往按照向上级法院请示的意见对案件作出判决，如果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向上级法院上诉，案件很难被改判，这种做法显然违反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

(二)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导致审判权运行行政化

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重在解决司法的行政化过度膨胀问题。我国法院内部金字塔式的权力设置模式，导致审判权、审判管理权、行政管理权的界限模糊，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需要领导层层审批把关，才能最终作出判决。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存在行政化的倾向，彼此存在纵向的隶属关系。这种行政化的内部管理方式，使得审判权的运行趋于行政化，从而破坏了审判权行使的直接性，极易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后果，致使办案法官、合议庭几乎丧失了对案件的决定权，违背审判工作的司法属性。

(三)法院地方化，使得审判权运行趋于地方化

司法统一是现代法治国家所奉行的一项基本司法准则。这一准则要求司法裁判标准具有统一性。我国现行审判权运行机制受到地方行政权力的影响过大，直接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并由此带来司法的不统一，地方政府对辖区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有管理权，导致地方各级法院变成了“地方的”法院，地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意见影响当地法院的司法裁判权，地方法院不得不为了“地方利益”而违法行使审判权。

三、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模式构建

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改革举措，才能实现司法责任制改革所追求的法治目标。

(一)审判权运行的结构模式

审判权运行的结构模式，是指审判权在微观层面运行的审判权力结构。优化的审判权结构模式应当是对审判权微观运行层面全面而准确的反映和提炼。1．确保法官的主体地位，实现法官职权的优化配置。法官办案责任制，是对审判权的重新分配，使法官成为案件的责任主体，赋予法官独立审判权。首先，确定法官职权不得逾越法律红线，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合理分配法官的审判权;其次，确定法官职权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彰显审判机关的司法属性;再次，确定法官职权要突出法官职权的能动性;最后，确定法官职权必须要突出法官职权的互动性。在强化主审法官的办案职权，弱化法院领导对案件的审查职能，优化审委会的决策职能原则的指导下，确保使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合议庭责任制、审委会案件讨论制的有机统一和有序衔接。2．建立科学合理的审判组织办案责任制，明确办案主体的责任。根据当前诉讼程序特点、法官的数量和素质差异建立类型不同的审判组织办案，确立权责明确、协作紧密、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审判组织办案，从而实现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与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审委会责任制的完美对接。同时，主审法官作为审判权运行的基础，是推动审判权运行的根本性要素，在法院审判活动去行政化管理后，合议庭、审委会作为办理案件的组织理当成为承担审判权运行的责任主体。

(二)审判权运行的关系模式

审判权运行的关系模式是审判权分工协作过程中的一种调适状态，推行法官办案责任制以后，行使司法裁判权的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主审法官参与案件的程度进一步加深，需要重新定位与法院依法独立审判、院长对审判工作进行领导及审委会讨论案件之间的关系。1．处理好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关系。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并不包含审判组织和法官的“独立”，主审法官和合议庭有权审判案件，决不能用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来否认法官审判案件负责制。主审法官和合议庭都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具体组织形式，它是在院长和审判委员会领导下代表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具体案件作出判决，这不违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则。2．要处理好与审委会讨论案件制度之间的关系。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在审判权的运行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现行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裁判错误的责任不清、影响审判效率等问题，因此，如何制定一套适应审判权运行，符合审判规律，且便于管理和操作的审委会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审委会讨论案件主要应从案件的性质认定、具体责任的分担及法律适用的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对事实认定与证据采信等问题应交由合议庭处理，可在合议庭认定事实与证据的基础上来进行讨论决定。3．要处理好与院长领导审判工作的关系。合议庭和主审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判，是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合议庭和主审法官享有的审判权应当得到尊重。同时，确立法官办案负责制不能否认院长对审判工作的领导作用。各级法院的院长，当然有权领导审判工作，但应明确，审判委员会是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对具体案件的裁判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院长个人无权决定案件如何处理。

(三)审判权运行的管理模式

审判权的管理模式，是指按照审判权运行的内在要求，建立既定规范对法官的办案活动进行规制和考量，实现司法裁判活动的高效运转和有序衔接。1．制定合理的审判权运行流程和工作规范。审判权运行流程，是指法院内部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案件分配上，应考虑审判权运行的实际状况，结合办案组织的特点、案件数量多少、办案人员的素质差异，对审判权运行过程进行细化规定。使各项审判业务的各环节做到有章可循，克服办案活动的随意性。2．强化通过客观记载管理审判活动。推进法官办案责任制应以审判权运行主体为角度，加强与案件管理部门的衔接配合，对法律文书、案件审批、审核程序，全面记载执法效果、执法办案规范和办案纪律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记录，以便于评估法官的执法办案活动，从而考察法官办案职权配置是否科学合理，权力和责任清单是否统一，及时予以完善和调整。3．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官综合考评机制。以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促进积极向上、公平合理、有序竞争的激励机制的形成，激发法官队伍的整体活力，提升法官队伍的岗位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因此，人民法院考核法官业绩，必须要创设以人为本的业绩评价体系，通过司法化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促进法官公正高效地办案。对法官的考核应当根据审判工作的内在规律和特点来进行。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提升法院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审判权的行使至关重要，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正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突破口，必须进行科学设计，积极实践。尊重司法规律、顺应社会需要，推动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建立，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张婷婷 单位:宁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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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5

在德国，想要成为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一个基本前提是在大学学习过法学，学习时间至少要达到三年半即七个学期。在学习结束时必须通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此后是两年的司法实习，“法律实习生”要在法院、检察院、行政机关以及律师事务所等不同岗位上工作以得到全面培训。两年之后他们要通过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者为“法学毕业生”。他们要想成为法官还必须向国家提出申请，并按照申请人的水平(两次国家司法考试的成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来决定。如果被录用为法官，则他首先成为“见习法官”，即有可能被国家解职，而不需要严格的前提条件。但是在辞退一名“终身”(指直到退休为止)法官时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的。总的来说只有极少数法官在试用期被辞退。大多数都会在随后的3至5年内，被任命为“终身”法官，并同时在一所法院得到一个长期固定在那里的正式职位，从此该法官便享有了完全的法官独立性。

在美国联邦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联邦法官不仅任命终身，并且任职期间不得被减薪。这一规定被视为联邦司法系统独立性的主要保障。美国宪法还规定，只要“行为良好”，联邦法官得任职终身，只有经过美国参议院弹劾才能被免职。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作《联邦党人文集》中所称：“没有什么能够像法官终身制对司法稳固和独立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

不论是德国的直到退休为止的“终身”法官，还是美国联邦法官真正意义上的终身制，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即无论从事实理由还是从程序上，辞退法官都被严格地限制。而法官的终身制是实现司法独立的重要基石，同时它也是法官司法责任的重要前提。让我们借用一下民法上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二者的联系是凡依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者，均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只有在民事主体独立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时，才可能具备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而要法官勇于承担责任，其重要的后盾就是法官的独立。试想一个尚未完全独立的法官，怎么可能用那脆弱的肩膀去承载司法责任这一重担?

当然，法官终身制不是外国法官敢于承担司法责任的唯一原因。通过对外国法官职业的研究，法官的自我信任、自我尊重、自知之明，即法官的意识也是一个法官能够尽职尽责作出裁判，不惧怕司法责任的又一重要原因。例如德国的法官，他们有很强的自觉性和自知之明，在成为法官后不经他人监督而乐于进行继续教育，这是出于对法官职业荣誉感的内省，法官们不愿意被人指出他犯了一个本应避免的错误。

二、对中国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关系的反思

司法独立的核心是在免受不当控制和影响的情况下合法公正地判案的能力。很显然，独立乃公平解决纠纷之必需。在法官不独立而受制于他人或受到不当影响的情况下，纠纷很难依法公正地得到解决，而往往会按照那些控制法院或给法院不当影响的人的意志结案。结果自然是对各当事人不公，对整个社会制度也会有不利影响。理论上达致司法独立并不困难，诚如学者所言：“在较低的层面，使司法官员无所畏惧；在较高的层面，让司法官员向往尊荣。”然而，独立并不是我们期望法官应具备的全部特征。我们还期望法官依法而不是任意定案。我们期望法官不偏不倚。我们期望法官“独立”，但并非独立得无法无天。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是并存的，而且要合理的并存，成熟的法律制度的特点是既有司法独立也有司法责任。

有许多学者对于我国司法责任制度持有这种观点：法官是一种国家公职，是拥有特权的一个群体，而他们的权力必须得到制约，司法责任制度恰恰就是悬在法官头上的利剑。这种普遍的观点是要受到质疑的。

一个不享有完全独立的法官是没有能力承担司法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强调司法责任，只会让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畏首畏尾，连案件都不敢判了，又何来的公正，何来的责任?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都很重要，但是在衡量二者时，司法独立则是首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司法责任就无关紧要，就像作家林达在《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人性本恶”，不能完全相信人的品格和素养，只能相信完善的制度会规范人的行为，而司法责任制度就是防止司法权异化的“收银机”。

司法独立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不受监督、不负责任，在独立的表象后必须潜存对权力进行完善的自我调节器，即司法责任。司法责任是错误和不当行使司法权所应承担的惩戒性后果，它与司法权力共处于独立的司法共同体内并对司法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和不当行使。两种机制的人性基础截然不同，司法独立建立在对人性及制度信赖的基础之上，而司法责任则相反，是基于对人性及制度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休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每个人都必须被设想成无赖”，这种制度设计将每一个人设想成除了私利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且无论其如何私利熏心，也都必须使其为公益服务。司法独立的旨意本在于因信赖法官的理性、良心而赋予其独立审判权从而实现司法正义，但仅仅依赖于个人美德的做法是危险的，因而只有设定良好的问责机制，司法独立才有可能真正转变为现实。

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必须是并存的，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冲突，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成反比例关系，即司法独立的扩大意味着司法责任的缩小，司法责任的滥用则往往使司法独立化为乌有。由此可见，司法独立绝非漫无节制，司法独立仅在于要求法院及法官免受不当干预和影响，并不意味其不受监督与影响。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司法责任就是司法独立的边界。合理的制度设计应当考虑两者的平衡，法官并非完全是自由的，但制度至少需要保证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让其脱离不当公众控制或政治影响来选择自己的行为。

综上所述，中国的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之间的关系，不能以司法泛政治化的角度去一味地强调司法责任的重要性，不应将其仅仅视为法官头顶悬着的“利剑”，而是应当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的边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了二者的两难处境，应当作出适当的牺牲，即以司法独立的建立为优先，这是在完善司法制度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的协调

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相互对立也相互调和，在构建司法独立的体系时司法责任不可或缺，设计适度的问责机制对独立原则进行必要限定是正确的，但责任的过度扩展又将给司法独立的运行带来困境。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和意识两方面人手，使二者相互协调，探索到最佳边界。

(一)制度层面

1.对司法独立相关制度的调整

首先是身份保障，即只要法官的行为未出现失职现象，其职位及任期就不应随意变迁。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竞争上岗”、“引咎辞职”等措施有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必须予以改良。其次是资质保障，司法独立有赖于法官的良心、人格、理性及法律素养等因素，具备专业理性的法官是司法独立得以存续的基础，法官的资质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保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挑选资深法官成立法官操行评定委员会，该委员会不按地域设置，不受地域限制，独立负责可疑法官的操行评定及业绩判断。最后是财政保障，法院经费应脱离地方控制，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单列，经全国人大审议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逐级下拨，使司法权与地方财政权彻底分离，从而促进司法独立建设。

2.司法责任的制度设计

首先是裁判机制。裁判文书是法官说服当事人接受裁决内容的主要渠道，是裁决得以正当化并获得社会认同的必要条件。裁决的公开既可为操行评定委员提供全部信息，便利评定工作；同时又可接受民众监督而促进司法公正。其次是责任机制。它是指法官存在不良行为时追究其责任的相关制度，具体可通过弹劾程序与惩戒程序来实现。前者针对法官的严重失职行为，如违反宪法、法律(包括对程序规则、证据规则的严重违反导致判决明显不公正的)，应对其科以严重的责任，诸如责令退职或免职。后者主要针对情节轻微的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等行为，进行内部纪律处分以示惩戒。但责任机制的启动需非常审慎，具体事宜可由法官操行评定委员会负责，被审查者可要求申辩复议。

(二)意识层面

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司法改革；法官责任；豁免

本文在比较法视野下，采取例示的方式认为：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完善，需要从法官自身素质建设、采取有限豁免原则、明确豁免权界限等方面展开。

一、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概念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在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通常认为它是指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做出的错误裁判，是非主观原因导致的，对这种错误，法官不受追责。它是在现代法治理念下，国家法律体制给予法官的一项特权，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依法裁判是法官责任豁免的前提。因此，法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必须承担判错案的法律责任。而法官依据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应的法律规定，做出的合理裁判，即使与事实真相不符，法官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二，不忽视客观原因对裁判结果的影响是研究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人是社会人，不存在绝对的理性，而法律规范又不能完全对每一种社会关系、法律纠纷加以描述，司法的过程又必然是由法官通过当事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法官作为中立的居中裁判者，并没有也不能有帮助当事人寻找、提交证据的义务，除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外，皆应由谁主张谁进行举证证明。如果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即使案件客观事实确如其所言亦应按照证据规则做出不利于举证不能方的法律裁判。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公布了一些指导性案例，这些案例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其具体如何操作性也有待考量。成文法的制定与修正总是要落后于社会发展，不同审级制度下的法官在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理解力、从业经历的不同，对法规认识的也不尽相同，做出的判断自然也就不能完全一致。第三，正确对待审理案件过程中出现的不可控因素。随着司法责任制的全面铺开，错案追究的措施、数量也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不乏依法裁判的案件，所做的裁判从法律角度上看均没有问题，但自身却因此承担了严重的法律责任。这样的“错案”是否应定为错案尚有讨论的余地，那么更不应该由法官来承担这样的“错案”责任，否则还会有多少法官敢于依法自由心证地下判决呢?

二、域外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规定

（一）英美法系对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规定。法官责任豁免起源于英国1978年的《权利法案》，此后法官独立审判一直被有效坚持着，诚如丹宁爵士所说：“只要法官在工作时真诚地相信他做的事是在他自己的法律权限之内，那么他就没有受诉的责任。”[1]而起源于英国的法官责任豁免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包括民事豁免和刑事豁免两个方面。在布拉德利诉费尔希一案中，最终判决认定：“就算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存在贪污贿赂、故意枉法裁判的行为，也不应追究其民事责任。”[2]这意味着，美国法官的民事责任适用绝对豁免原则。绝对豁免原则虽然保障了法官的独立性，但却无视人性、权利的弱点，随着社会进步司法实践的发展，这一原则终会受到摒弃，所以在1984年普兰姆诉艾伦一案中，相对豁免主义以判例的形式被正式确立，“法官豁免的范围被划定，凡是法官的非司法行为（行政行为）、故意行为、司法腐败行为、明显超过豁免权的行为均被排除在豁免范围内。”[3]虽然美国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并没有明文规定在美国宪法中，但在数百年的法治进程中被无数判例所确立，无论是法律发展史，还是司法实践史，它对法官的职业保障和人身保护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二）大陆法系对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规定。德国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既重视法官审判权的独立性，又对豁免法官的行为给予严格的限定。《德国民法典》规定，“公务员在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违背职务义务或未尽到义务的，应补偿他人因此遭受的损失。”[4]在德国，法官隶属于公务员行列，受到公务员法的管束，即德国法官要为自己在司法活动中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当然，法官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故只有在当事人不能获得国家赔偿时，才能要求法官个人赔偿，这样既对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给予保护，维护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又对法官的司法行为给予严格限制，避免枉法裁判，滥用职权损坏司法公正的现象出现。

三、我国法官责任豁免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法官责任豁免的现状。在我国司法制度中，“儒家论、国情论、中体西用论、西化论等四种主张皆对法官职业豁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最早有法官责任豁免方面规定的是《人民法官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明文规定新证据的出现、法律法规变更等法官不被追究责任的情形，之后颁布的《法官法》更是明文规定法定程序下的证据认识偏差、法律理解偏差等的自由心证法官免责，但这些零散的法律规定还未形成一种制度。（二）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存在的问题。第一，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法官责任豁免的规定主要散见于《法官法》中，但它关于法官职业豁免的相关规定是笼统的、泛泛的，具体如何操作并没有说明。第二，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未明确界定对法官责任豁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法官在依法履职过程中是免除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岗位责任还是道德责任甚至是政治责任，亦是所有责任都囊括其中。第三，未明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承办法官是否应承担法官责任，如果承担责任，如何担责等具体问题，如果免责，何情形免责等具体问题，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对于审判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法官只能遵照执行。那么一旦案件出现问题，谁来负责，如何担责，这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三）完善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设想。1.加强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相关立法。在法律条文中用列举的方式列明应当免除法官责任的情形，因为设立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初衷绝不是对法官的任何行为都给予豁免，而是对法官的职务行为给予一个科学合理的界定，在这个概念范围内，法官的行为均被豁免。这首先要明确法官责任的豁免原则，及免除法官责任与追究法官责任的界限，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法官责任豁免原则有两个，一是绝对豁免原则，二是相对豁免原则。绝对豁免是指法官的所有行为均被豁免。相对豁免是指法官责任豁免具有相对性，仅是特定行为才被豁免，每个国家不同的国情与历史铸就了不同的豁免原则，所以在如何确立法官责任豁免制度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法官享有职责的实际情况。可以首先在我国《法官法》中明确规定法官责任豁免制度，明确权限及其界限和范围，同时限制对《法官法》中的该规定进行随意扩大或缩小解释，更不能超出《法官法》规定的追责种类进行追责。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一定时期内还应对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实行相对豁免原则。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官群体素质参差不齐，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枉法裁判等情形还时有出现，错案追究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维护法官的独立性和司法公正是一种手段上的制约。有限豁免法官的责任，可以对法官的行为予以适当约束是十分必要的。2.合理界定法官责任豁免的界限。在坚持相对豁免原则的前提之下，要注重在立法层面上构建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合理界定法官责任豁免的界限。法官行使裁判权的行为，依法依理不应受任何干扰，在这一过程中对案件的法律事实及法律适用以外因素的任何考量，都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违背法院居中裁判的法治理念。但法官实施职务行为不得具有主观上违法的故意。否则不应当免除他的法律责任。反之，如果法官本着客观、理性的态度，依照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得出的裁判结果即使与案件客观事实不符，也应当对其予以豁免。诚如北京大学教授傅郁林所言“司法改革可以打折，但一定要打包，绝对不能只增加独立、不区分责任，也不能只保留责任、不改善待遇”。“错案责任追究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了作用，为保证司法公正，制约法官行为起到了作用，但“错案责任追究制”与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在价值取向上是相悖的，因此应当逐步废除这一制度。3.提高法官自身素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障法官队伍稳定，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完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尤为重要。成为法官之后，要通过各种业务培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同时遵守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特点是理性和技术性，控制自我情绪，定纷止争，所以它的道德底线要高于社会基本道德规范要求，这不仅关系到法官个人形象，还关系到百姓对法院、对法律正义的认知和评价，所以法官素质的高低将影响法官豁免制度建设的快慢。

四、结束语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完善应作为目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予以明确。当然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要从我国的司法现状及司法体制改革实际出发，着眼于全局考虑，又兼顾于细微，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制度。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共同完善符合我国司法规律和特点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

参考文献：

[1][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15.

[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美国法官制度与法院组织标准[M].于秀艳，李存捧，林志农，陈静梅，编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87.

[3]J.RandolphBlock：Stumpv.SparkmanandthehistoryofJudicialImmunity，1980DukeLRev.879，900.

[4]杨建军.司法改革的理论争论及其启迪[J].法商研究，2015（2）.

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7

法官是以审判为职业，遵循特定的程序，运用特有的技能和手段，以专业化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依法裁决纷争和定罪量刑的专职人员。最高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将职业化法官队伍的特征定位为：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那么什么是法官的绩效考核呢？以目前我们参照的公务员绩效考核标准来看，无外德、能、勤、绩四个方面，但法官毕竟不能等同于公务员，公务员属于行政管理系列，而法官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特殊群体，法官的权力更神圣、法官的地位更崇高，因此对法官的评价考核标准理应更高、更严，更具体。

一、法官绩效考核的目标、内容

对于法官绩效考核的目标，有很多管理者乃至决策层认为，“对法官考核、评价的目的，在于选拔任用优秀人才，更好地完成审判工作任务”.其法官管理行政化的色彩严重。提拔、任用或者还包括评先选优，只能是对法官绩效考核的手段、措施，而法官绩效考核的终极目标，是提高法官素质，努力培养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专家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归根结底，对法官的绩效考核，就是促进法官的公正意识、效率意识，以及他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高尚情怀。绩效考核的标准和内容应当是具体的、量化的，但绩效考核的作用，应当是无形的、渗透的、潜移默化的。《法官法》第二十三条明确了考核内容为“审判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审判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工作态度和审判作风”。重点考核审判工作实绩。但该条内容过于原则，实际操作中没有统一模式，导致随意性大，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内容进行明确的细化。

笔者认为，对法官的绩效考核，应包括有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法官的政治素质。

思想政治素质在每个人的整个素质结构中占据着统治的或统帅的地位，对其人生发展具有定向和动力的作用。政治素质是法官一些素质和修养的本源。包括：有无政治意识、有无大局意识两个方面。人民法官，毫无争议地必须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在审判工作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政治素质的考核，既是这次“大学习、大讨论”的重点，又是法官绩效考核的核心内容。

第二，法官的理论修养、业务素质和职业技能

我们很难想象把一个对法律原理和理论很生疏的人，放到审判岗位上会带来怎样恶劣的严重后果。审判权的行使，要求法官必须精通法律条款、司法原理和法学理论。所以《法官法》对法官的准入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要求，而法官的门槛——司法考试，也成为“天下第一大考”。人民赋予法官审判权，用以评价公民和社会的公道、正义、是非、曲直，法官必定社会群体中的精英，这毋庸置疑的吧。由此，国家、社会、公民也有理由要求法官是职业法律人中最优秀份子。

业务素质考核，主要以法官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进行考核。具体包括案件的收案数、结案数、审结期限、判决率、调解率、当庭宣判率、上诉率、发回重审率、二审改判率、裁判文书错漏率、服判率等方面进行考查。

法官职业化对法官的理论水平和思维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不能停留在办案和拟写法律文书的水准上，而应该从对法律适用问题、对审判实践的调查研究上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特别是要对一些新类型案件和复杂疑难的案件进行调研，寻找用最佳的法律途径解决实际问题，要达到此目的，法官除了自身挤时间在这方面下功夫努力学习外，单位也应该为这些同志提供一定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思索、分析、研究问题，从而达到提升理论水平的目的。

事实上法官的职业技能应包含在法官的职业素质当中，但职业技能又区别于法官业务素质的是，业务素质注重于法官的业务理论修养，而其职业技能则更趋向于审判的经验。包括庭审的艺术、庭审技巧、庭审驾驭能力和裁判文书制作、法律适用能力等方面。其表现形式最为具体，易于矢量考核。比方我们采用的“庭审观摩”、“法律文书质量评比”、“案件评查”等措施，都能有效地对法官的职业技能进行考核。可以这样说，基层法院对法官的绩效考核中，最侧重的就是法官的职业技能考核。法官业务素质职业技能考核，是法官绩效考核中的主要方面。

法官创新意识

从前我们认为法官唯一要做的就是忠实地遵循于宪法和法律，曾记得我们的一名法官在一篇名为《法官的素养》的演讲稿中，提出了法官要有“法律的教条主义”和“法律的本本主义”，但从实践来看，这种对法律条款的“绝对忠实”，已经无法满足新形式下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对法官素质的要求。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要求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必须重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最大化统一。法官能动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成文法国家也日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优越性。比如行政案件协调撤诉制度、调解优先原则、债权凭证制度、执行案件退出程序制度等等，无不是广大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优秀成果。从而，法官在遵守法律基本精神、原则、程序的基础上，能否积极主动对审判方式、办案技能进行探索，成为法官绩效考核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表现在是否大胆改革影响审判效率提高的诉讼环节，如完善庭前证据交换、普通程序简便审的改革探索。此项考核在追求创新成果的同时，还应考察法官是否积极争取业务培训、继续学习深造，拓展学识学历等情况。

我院法官绩效考核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基层法院对法官的考核主要参照公务员的标准，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进行，在岗位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中，主要是对内设部门（机构）进行考核，在对部门的考核中虽然也涉及到法官个体，但内容较少，因此对法官的考评也就缺乏一个客观、公正、全面的标准。法官绩效考核，是对法官全部工作的整体、全面、综合性评价，其中突出表现了奖优罚劣等措施，直接涉及审判一线法官的切身利益。但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说是“管理到位，问题犹存”。

执行局一名同志说：“我认为法官绩效考核在制度设计上过于僵化，仅仅依据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由纪检组、监察室和审判监督庭那一帮人，到年底了把所有的卷宗搬过去，过一遍。法官绩效考核，结果成了卷宗装订问题的大检讨。”

第一，没有单列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将法官与法院其他工作人员考核混同。2007年12月，我们先后到汉中的汉台、西乡，安康的旬阳等法院就如何加强法院管理进行学习考察，各基层法院在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及考核办法上一般都有这样表述的：“为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民法院工作运行机制和奖励机制，建立符合审判、执行工作规律及法官职业特点的考核管理模式，客观公正地评价本院各工作部门、人民法庭干警的工作成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相关规定，结合本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存在问题是，将法官与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混同的考核，究竟能不能公正、客观的评价法官呢？依据《法官法》所制定的考核办法，怎样兼顾司法警察、书记员、行政岗位人员的考核呢？在制定这样的考核办法时候，为了兼顾法院其他人员的考核，却忽视了法官这一特殊群体本不应忽视的特殊性，没有体现法官这个特殊职业的个性，也就是说，没有法官单独绩效考核制度，就不能体现法官的特殊地位。

第二，注重部门考核，淡化对法官个人的绩效考核。我们经常把审判独立放在嘴边，呼吁并倡议着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应该说，在诉讼中，法官是独立的个体，法官的裁量权不会因任何外界因素而被左右，这就是审判权的独立性。所以，法官的司法行为，是其个体代表法律的行为，而非一个庭、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机构。对案件负责的，应该是合议庭或者是独任审判的审判员，而非行政意义上的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法院的部门。在实践中，我们也有审判长制度或者主审法官制度，但审判长或者主审法官未必一定是作为法院部门领导或庭长，由此，以法院部门为单位的考核制度，本身就缺乏合理性。基于收案数、结案数、审结期限、调解率、上诉率、发回重审率、二审改判率、服判率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如果是以法院的部门——审判庭为单位进行考核，那就是法官“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无法体现出法官个体在审判工作的真实绩效。

第三，组织领导及机构方面。一般成立有由院领导、纪检组、办公室、研究室、审判监督庭负责同志组成的岗位目标责任制考评委员会。具体工作是由纪检组、研究室、审判监督庭负责组织实施。正如我所走访的执行局的同志所说那样——“由纪检组、监察室和审判监督庭那一帮人，到年底了把所有的卷宗搬过去，过一遍。法官绩效考核，终于成了卷宗装订问题大检讨。”那些负责组织实施考评的人员中，除开审判监督庭庭长外，甚至都不是法官。也就是说，法官的绩效考核，存在外行在考评内行之谦。故而也很难理解那些常年从事行政、政工和纪检的同志们，能否真的发现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的或程序或实体上的问题，是否能真的体会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是否能在卷宗和笔录之间考核出法官们的绩效。而被考评者的法官，对考评的实施者也有来自业务知识、业务技能欠缺的不满，最终考核结论是否公平、公正、客观则有待研究。

第四，没有建立法官绩效考核数据库。首先我们的法官绩效考核工作，是依据《岗位目标责任制》而来的，只在每年年终的时候，对全院工作整体进行考评。对法官个体的考评结论，可能仅仅存在于考评实施者的个人记录本上。法官绩效考核工作，本应是对法官日常工作情况的总体评价，但到了年终，我们就只能阅卷。由于没有建立法官绩效考核的日常管理办法，所以也就没有法官日常工作绩效考核的数据库。而年底对法官们的评先选优，就成广大干警们之间的相互的打分，分数高的，就会是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优秀法官，给上级单位报个先进事迹材料，发个奖状以及红包里的物质奖励。由于与法官日常工作的实际脱钩，就造成奖惩不公的现象，让那些兢兢业业干了一年的法官最终不一定“优秀”，而平常出现有违法、违纪现象的法官在年终也无法有效地“追究”，所谓绩效考核，已实际流于形式。同时，也在对法官们奖惩措施的方面产生一定的随意性，甚至是出现“当奖不奖，该罚未罚”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法官们献身审判事业、公正司法、服务人民的热情。

第五，因绩效考核而建立的廉政保证金和违纪风险保证金实质破产，名存实亡。为了确保法官绩效考核在年终考评中有物质保障，部分法院建立了廉政保证金和违纪风险保证金制度，就是由法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向院财务室缴纳一部分钱，如果干警全年没有发生违法、违纪行为，则双倍进行返还，如果出现了违法、违纪行为，则按一定比例从廉政保证金或违纪风险金中进行扣除本金部分和相应的奖励部分。应该说这是由于当年法院经费紧张而采取的权宜之策，这种措施是否得当，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但至于后来，则全然取消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没有建立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的奖励和惩罚制度，即便在现在经费情况稍好的情况下，也没有拿出专门的费用建立“法官绩效考核基金”制度。这就造成“绩效考核”的得分情况，完全成为“精神荣誉”！

三，解决法官绩效考核存在问题的对策

法官绩效考核，是带好我们的法官队伍非常有效的措施，建立和完善我们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必将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按照一定的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法官的品德、能力等进行综合考核，并保持有效信息反馈，才能使广大法官明确司法为民的工作目标，增强为当事人服务的责任意识，推动法官潜能的开发，打造过硬的法官队伍。针对我院法官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参照其他法院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成功经验，提出如下对策：

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充分发挥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作用，带好我们的法官队伍。法官绩效考核是掌握法官的工作行为、工作结果等工作绩效水平的最有效措施。用好这个措施，建立相应的制度，能够有效促进和提高法官在审判工作、服务群众、公正司法等方面的能动性。明确：法官的的工作绩效，是指他们那些经过考评的工作行为、表现及其结果。对组织而言，绩效就是任务在办案数量、质量及效率等方面完成的情况；对法官个人来说，则是上级和同事对自己工作状况的评价。领导通过对法官工作绩效的考评，获得反馈信息，便可据此制定相应的人事决策与措施，调整和改进其政治思想素质、审判业务素质和自身道德修养。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影响法官工作绩效的四种因素因素，即法官的激励、技能、环境与机会，其中前两项属于法官自身的、主观性影响因素，后两项则是客观性影响因素。并将这种认识，充分贯穿于整个法官绩效考核中去，事实求是地对我们的每一位法官做出公正、客观、公平的评价，以促其在工作中发挥更大的潜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服务。

2、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在绩效考核体现出来。“德”是论理学概念，不同阶层、不同时代对其理解不尽相同。正因为定义的不确定性，很难将其客观化、定型化进行考核。为此，在绩效考核中存在畏难情绪，感觉深入难，难深入；也有时候干脆简单化、重复化，使考核流于形式，达不到考核的目的。实践证明，思想和道德素养和审判能力是紧密相连、互相统一的整体，二者不可偏废，必须同时建设，同步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和道德对公正司法的渗透力、影响力更大。鉴此，把思想道德考核纳入领导的视线，纳入考核的工作目标，必须按照法官职业特点设置工作目标，做到有步骤、有措施、有载体。既要有原则要求，又要有量化标准，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区分层次。逐步形成明确具体职业规范，界定职责范围，制定相关配套、切实可行的检查、评比、考核和监督办法，健全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机制，做到有章可循，易于操作，便于考核。使思想道德考核由虚变实，由软指标变成硬指标。同时，要明确法官的职业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法官素质的提高，应不断完善。从思想上、制度上入手，确保法官不为非法利益所动、不为种种诱惑所动、不为灯红酒绿的社会不良风气所动，要保持应有的“清高”和慎独，以维护司法公正。

3、建立法官单独绩效考核制度。法官单独绩效考核，能让法官认识和感觉到其地位的特别和优越，不与一般工作人员混同，使他们能够更加主动地投身审判工作，并为法院其他工作人员起好模范带头作用。注重对法官个体的考核，淡化部门、机构考核的色彩，有利于充分体现法院是以审判工作为核心的，并突出了法官的地位和作用。要针对法官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单独考核办法。在考核办法中要区分不同业务庭室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标准，比如，不能将民事法官的收案数、结案数简单片面地与案源相对较小的行政审判法官横向对比，不能忽略“执行难”现象的客观存在，而将审判法官的结案率与执行法官结案率进行对比。在制度设计上，特别是具体的考核标准上，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最好是发出“法官绩效考核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审判一线的法官们的具体意见。对法官的绩效考核，在制度上进行单列，在管理上实现单独。但这并不是将法官与其他工作人员进行阶级性的区分，只是对法官更加严格地进行要求，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普遍的都应遵守的，法官必须参照其标准进行同样的考核。但具有审判业务特点的方面，必须对针对法官个体进行单独考核。作为管理者，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法官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奖励制度要对法官更为优惠，在惩罚措施上也要对法官更为严厉。

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8

［关键词］人本主义；司法制度

尊重人的生命、注重人的人格尊严和注意维护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人本主义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大价值取向和基本特征，而且是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这种人本主义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虽然是断断续续、时隐时现、忽强忽弱，但由于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因而不仅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而且确立了自身在世界法制史上的独特地位。笔者以为：人本主义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对司法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更为明显、更为具体、更为直接和更为持久。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所涉及的案件审理审判、执法检察监督、监狱录囚制度及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中所彰现的人本主义展开必要探讨！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源远流长，从西周初年政治家信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国将亡，听于神；国将兴，听于人”[2]的注重人的作用的人本主义之滥觞，到道家鼓吹“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语）”特别是自汉代后被独尊的儒家宣扬“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3]、“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语）”的凸现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人本主义之勃发，人本主义始终逶迤并浸淫于中国古代各种制度中，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内在动因，而且成为中国文化受世人推崇的价值所在。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司法制度上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案件的审理审判上，为防止法官独断造成冤假错案，很早形了对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见、逐级审理的审慎的审判制度。“人命关天”，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尊重和体恤人的生命，主张尽量少杀不杀，严禁错杀，尽可能“明德慎罚”、“省刑慎杀”。受这种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为防止法官独断专行，造成冤假错案，西周时期即已出现了反复审理多次征求众人意见的“三刺制度”。此制度主要是对一些大案、要案和疑案特别是死刑案，要求反复征求多人意见，以保证案件审理和审判准确无误。“三刺”就是“一问群臣、二问群吏、三问万民”，审理案件颇有一种讲民主的意味。孟子对此评论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4]西汉以后随着以主张“仁者爱人”、“天地之间人最贵”的人本主义为主要内核的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立国之本和治国总纲，中国古代形成了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多级审判制度和多部门共同审理制度。秦朝虽然“以法为本”、“专任刑罚”，但为了维护长期统治和受西周“省刑慎杀”的影响，还是对死刑实行了县、郡、中央的三级终审制，汉朝则实行了县、郡、州、中央的四级终审制。死刑案件必须具文上报朝廷，经核准后执行。凡案件有疑难问题，地方司法机关不能决断者，要逐级上报，直至由廷尉或皇帝裁决，称为“谳疑”。三国、两晋、南北朝基本沿袭汉制。当时规定按审级逐级告诉，一般不得越诉。为有冤情者上诉最高司法官，魏晋时在宫门外置登闻鼓，可击鼓鸣冤，确立了直诉制度。不仅如此，西汉时还形成了重大案件由众多高官联合审理的“杂治”制度。

隋唐以后中央国家机关为“三省六部制”，中央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简称“三法司”，死刑案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的长官负责、共同审理，形成了“三司推事”制度。这一时期受西晋死刑必须向皇帝奏报制度的影响，特别是受带有明显人本主义思想特征的“德主刑辅”治国方略的浸淫，死刑奏报皇帝制度日趋完备。唐时，坚信“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堪称“人本主义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严格控制死刑，规定了“在京者”五复奏、在外者“三复奏”的原则和制度。共同审理死刑的“三司推事”制度，后来到明清时期形成了更为严格的死刑等重大案件由中央各部院长官共同审理死刑案件的“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等“会审”、“秋审”、“朝审”制度，带有尊重人的生命的人本主义的审判制度日臻完善。

第二，为防止上下级法官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很早形成了皇权控制下的检察监督制度。如何牵制法官，防止由于其专断而滥用法律造成百姓的痛苦，成为中国信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训、受到一定人本主义思想熏陶的开明封建统治者的心头之患。受人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在秦汉时既已形成了类似西方法律监督的检察制度。秦汉时廷尉是全国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最高司法长官，而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则拥有监察百官、监督司法和参与审判大案要案的的三大职权。御史台发挥了监督上下法官执法审判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分权和监督，说到底都是为巩固封建皇权服务的。但它毕竟牵制和分散了由审判权过于集中可能导致的司法擅断，进而起到了减轻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苦难的作用。

隋唐以后，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中大理寺是中央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刑罪的判决要直奏皇帝批准，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权；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案件；御史台是中央检察机关，负责检察百官，监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审判活动，并参与审判大要案。三大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仅强化了皇帝对司法的进一步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防止了由司法擅断造成的百姓苦难。

不仅如此，隋唐时受人本主义的影响，当时规定：地方上不便于解送中央审判的，则由中央派见监察御使、刑部员外郎和大理寺司直或评事等官员为“小三司使”，前往地方审判，这样既便于地方审理一些不便上交的案子，同时也加强了对地方司法官员的监管，收到了一定的防止地方官员徇私舞弊、鱼肉百姓的效果。有时还派“小三司”———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和御史台御使到地方去共同组成特别法庭，专门审理百姓欲告无门的冤假错案。唐朝还完善了直诉制度，百姓如有冤屈可通过邀车驾、击登闻鼓和上表等形式直接越级向皇帝上诉。

宋朝时，受隋唐较为突出的人本主义和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对司法制度的影响，统治者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必要调整：在职权上，缩小大理寺，增大刑部，大为提高御史台。御史台既可审理中央品官犯罪大案，又可审理地方不能决断的重大、疑难案件，“州郡不能决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决而付之刑部，刑部不能决而后付之御史台”[5]宋淳化三年（991年）又设审刑院，由皇帝近臣组成复核刑部的大案要案。还设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受理直诉案件，以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宋朝为处理大案、要案还临时组成特别法庭———制勘院、推勘院，“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5]176。真宗时，还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其职责主要是对包括御史台在内的所有京城司法机关进行监察的总机构，纠察官有事可直接向皇帝禀告。为监督各路的司法刑狱事务，还成立了“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或“宪司”。宋代统治者在对司法官员审判案件的监督上称得上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虽说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的干预与监控，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上下法官相互勾结、胡作非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痛苦，表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

元朝改大理寺为宗正府，进一步提高御史台的作用，加强了对各级司法机关的执法监督。明朝朱元璋撤消丞相之制，直接统领六部，设都察院取代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三者之间刑部掌管审判和刑狱政令，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大案要案和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大理寺专掌复核。都察院监督审判，纠劾百官。大案要案由三法司会审，称“三司会审”。这一制度，到清展为“九卿圆审”。对死刑案的反复审理，体现了尊重人生命的人本主义。

明宣德十年（1435年）全国划分为十三道，为加强对各地包括司法机关的监察，特设十三道监察御使110人。监察御使经常代表皇帝巡按地方，又称巡按御使，权力与各省长官平列。巡按御使往往在地方“审录罪囚，吊刷案卷”，发现冤情立即纠正平反，对所发现的徇情枉法的法官迅速奏劾，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司法腐败和百姓冤屈。后来皇帝又派出都察院正副长官或六部尚书、侍郎（二人必兼以正副都御使衔）出巡处理地方发生的大事，侧重军事的叫总督，侧重民事的叫巡抚，有的授以提督、经略、总理等官衔，均兼掌司法监察，后发展为督抚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对司法机关和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防止其由专权导致的百姓冤屈，本身就是一种体恤百姓爱惜生命的人本主义。

第三，为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自汉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平反冤狱的录囚制度。自西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儒家思想定为立国思想和治国方略，儒学中“德主刑辅”、“仁政恤刑”、“明德慎罚”的人本主义思想便得以骤兴和流传，武帝时出现了州刺使与郡太守定期巡视辖区录囚之事，到东汉时，明帝、和帝均曾在京城洛阳诸狱录囚，“录囚”又称“虑囚”，主要指皇帝和各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监狱，询查狱囚，实行宽赦，对发现的冤假错案及时进行平反和纠正。

录囚制度，其实最早源于西周时期“仲春三月，命有司省囹圄”［6］。东汉后渐成定制，魏晋南北朝皇帝和各级官吏亲录囚徒不乏于史。唐代录囚制度有所发展并趋于完备，主张“慎狱恤刑”的唐太宗李世民“每视朝，录禁囚二百人，帝亲自案问”［7］宋代录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太祖在“每亲录囚徒”的同时，下诏命两京及诸州长官督促狱官每五日一虑囚，“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员，岁以为常”［7］135。唐宋时期，一是形成了皇帝常行亲录囚徒的定制，二是把录囚定为地方长官和狱官的重要职责且规定了严格的期限，三是把录囚当作宽赦前的重要铺垫。录囚可以对一些冤案和久拖不决的案件进行必要干预，对其情可矜者予以减刑或免刑。录囚制度自唐宋后一直为历代王朝所重视，虽是封建最高统治者掌握司法大权、监管司法的重要手段，但在改善司法状况、及时纠正冤案、化解和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应该受到肯定。

第四，为确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败，很早形成了带有明显人本主义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早在人本主义滥觞的西周时期，即已形成了法官责任制。为防止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西周时开明的统治者明确规定严禁“五过之疵”，凡是“惟官（依仗权势）、惟反（打击报复）、惟内（袒护亲属）、惟货（接受贿赂）、惟来（受人请托）”的司法官，“其罪惟均”［5］27意思是说，凡是有上述五种行为不能秉公执法、导致判案有误的法官，均按错判之罪加以惩罚。

唐朝是人本主义对社会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期，“一准乎礼”的法律制度实现了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的有机融合，“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原则蕴涵和张扬着人本主义，受此影响的唐朝封建统治者在处理各种事物时往往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总体特征，日趋完备的法官责任制的人本主义色彩尤为显著。《唐律疏议》在《断狱律》中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官责任制，规定司法官审理案件，凡是有以下情形者都要受到严厉处罚：（一）法官违反有关案件移送管辖规定的；（二）判决不具引法律正文的；（三）超出告状范围审判的；（四）断罪应向上级或皇帝奏报而不奏报的；（五）徒以上罪判决后不告知罪犯及家属，让其“服辨”的；（六）违法刑讯的；（七）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的。

为防止司法官员因亲属或仇嫌关系故意出入人罪，确保案件审理和审判的公正性、权威性，唐玄宗时还规定了严格的法官回避制度。堪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的《唐六典·刑法》明确规定：凡司法官与当事人有亲属、师生、仇隙关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该司法官回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最早的以行政法典的形式规定的法官回避制。

总之，涉及面较广、持续时间较长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所彰现的人本主义倾向，不仅使当时的司法制度起到了减轻民众痛苦、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为自身走向近代与西方法制实现“接轨”做了重要铺垫，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过度到近代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因子。[论-文-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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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代伟.中国法制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75.［6］礼记·月令［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9

一、在改革方向上要把握原则性，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接受人大监督和确保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要更好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凡是符合这个方向、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就要坚决改；凡是不符合这个方向、不应该改的，就决不能改。”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是我国司法体制的政治优势和重要特征，也是确保司法体制改革正确方向的政治保证和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因此，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而是要在充分尊重司法规律，广泛借鉴人类一切司法文明和制度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司法体制机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体现。所以，中央明确法检两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后，市、县两级法院、检察院的组织关系保持不变，市、县两级法院、检察院正职仍担任同级党委政法委委员。改革中，各级法院应把思想认识切实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四变四不变”：即，人事管理体制变，党组织关系不变；司法管理体制变，党委政法委领导统筹政法工作不变；司法责任制变，司法机关维护地方稳定、服务一方百姓的职责不变；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变，中基层法院接受同级人大监督并报告工作的机制不变，做到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接受人大监督，确保公正行使好审判权。

二、在内外联动上要注重配套性，正确处理以审判为中心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关系。四中全会明确了我国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按照我国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的设计要求，这一改革决定了整个诉讼制度要围绕审判程序来构建，整个诉讼活动要围绕审判程序来开展，最大限度地释放审判功能。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这一决定改变了“以侦查为中心”，把刑事诉讼构造从“流水线结构”拉回到“正三角结构”，形成侦查是为审判进行准备的活动，起诉是开启审判程序的活动，执行是落实审判结果的活动，三者都要服务和服从“以审判为中心”。而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必须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四个机关”各司其职和侦查、检察、审判、执行“四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一要抓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试点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规范上下级法院审判监督的关系，理顺审判委员会、主审法官和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关系，理顺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的关系，使三者互为作用、互相制约。二要充分发挥庭审的决定性作用。严格落实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宣判三个重要环节，坚持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推进庭审实质化，真正实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对辩护权的保护，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三要落实“直接言词原则”。要让相关人员站在法庭上直接说话，法庭直接听取证人口头证言，直接听取被告人的口头供述，直接听取被害人的口头陈述或鉴定意见，侦查机关已有鉴定意见且存在争议的，鉴定人员要出庭陈述理由。四要认真落实好中央《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各级领导和司法机关要形成落实的合力，依法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营造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社会条件和氛围，杜绝司法活动中的权力寻租和司法腐败。

三、在上下协同上要坚持有序性，正确处理顶层设计、政策推动与基层探索的关系。目前，经中央批准，全国第一、二批共有18个省市区正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但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各项改革措施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必须在设计思路和推进方向上通盘考虑、配套推进、上下协同，正确处理顶层设计、政策推动与基层探索能动有效的关系。要注意做好“三个结合”：一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相结合。凡是涉及司法体制层面的改革，必须坚持自上而下原则。在遵循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基层创新，结合实践先行先试，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在具体举措和手段上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检验改革措施是否切实可行，推动改革更具活力，反向丰富和完善司法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拿不准的，要逐级层报，避免打乱司法改革整体布局，引起炒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二要坚持深化司法改革与巩固现有成果相结合。加快推进试点，把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改革难易程度，尽可能积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试点经验，按照可复制、可推广形成制度和规范，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全面开展提供可靠依据。三要坚持有理想和接地气相结合。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方向越来越明确，目标越来越坚定，要坚决克服传统思维的束缚，突破利益格局，既要有理想，又要接地气，兼顾好当前实际和长远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政策取向，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深入一线了解司法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期待什么，把解决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贯穿改革始终，让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有更多的获得感，让社会感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

四、在激励约束上要强化导向性，正确处理完善司法责任制与健全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的关系。指出，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推进司法改革。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既是改革的重点，也是公正高效廉洁司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一些法院不同程度存在司法行政化的问题。例如，审判分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案件层层报批，权责不明；上下级法院之间案件行政化的请示，影响审级独立，对司法公正造成损害。因此，中央将强化司法责任制作为司法改革试点的重点内容之一，以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切入点，突出法官、检察官办案的主体地位，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根据中央精神和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试点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健全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的体制机制，保障了科学合理地进行司法问责。在合理有效约束司法权力的同时，要切实保障和激励广大法官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就要同步推进办案责任制与职业保障制度的实施，确保落实好“四项”职业保障制度：一是要落实好法官职业权力保障制度。通过深化审判权运行方式改革和法官管理制度改革，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保障合议庭依法独立审判，保证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使法官的职业权力得到有力保障。二是要落实好职业地位保障制度。法官一经任命录用，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不得将其免职、辞退或降职处分，保证法官地位和身份的稳定性，增强法官职业的神圣和尊荣。三是要落实好法官职业职级保障制度。认真执行中央确定的法官去行政化职级政策，搞好法官入额和遴选，向基层倾斜，实行与行政职级相对脱钩，提高法官薪酬，确保法官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四是要落实好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当前，法院已成为社会各种矛盾的显示屏，法官的职业风险越来越大，要通过改革预防和制止一切对法官打击、报复、诬告和伤害的行为，依法维护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切实保障职业安全。

五、在继承创新上要坚持科学性，正确处理尊重司法规律与群众理解认可的关系。推进司法改革，既要立足国情和发展阶段，继承和巩固实践证明好的、有效的体制机制和作风传统；又要善于创新，敢于破除制约司法效能实现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改革要坚持科学性，就要尊重司法规律，只有正确地认识、把握、遵循和运用司法规律，才能还原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本来面目。但改革也是不断扩大共识、凝聚共识的过程，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可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要坚持尊重司法规律与人民群众监督评判并重，既有序引导人民群众认识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又要让人民群众评说司法改革的实际成效，从而让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理解认可。一方面，要推动司法在科学规律的轨道中有序运行，努力实现法律认可的程序正义。深入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四项基础性改革，认真梳理司法活动的客观标准，清理与司法本质无关的考核事项，取消违背司法规律的绩效考核评比，重塑大众对司法行为的理性预期。另一方面，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努力追求人民群众认可的实体正义。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司法改革机制，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基层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处理好改革深度、进度和社会承受程度的关系，增强改革的透明度、公开性，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同时，要以改革促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更加统一，要扩大人民群众司法活动的参与性和亲历性，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亲身感受司法的必要程序和环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官责任制度范文篇10

（一）传统审判模式不符合审判规律。法官承担程序性工作多，浪费审判资源。在“法官+书记员”审判组合模式下，法官不仅需承担审判核心事务，还要承担送达、接待当事人、案件信息录入等审判程序性事务。这些非审判核心事务耗费了法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了法官处理核心审判事务的精力，使得法官无法专司核心审判事务，从而影响了审判效率，造成审判资源不必要的浪费。辅助性工作量大，挤压法官裁判空间。法官承担了过多的辅助性工作。关系定位不清，职能发挥不明显。改革之前，担任书记员是为了晋升法官，向法官学习业务知识，法官与书记员之间是“师徒+上下级”关系，很多书记员不安心本职工作，只想等工作年限满足条件之后晋升为法官。书记员的辅助职能不明显。法官与书记员的关系定位不清使得书记员的业务水平不高，影响办案质量。工作权限不明，分工不科学。（二）审判权运行行政化。在传统审判权运行中，院庭长和一般审判员之间，存在着不同情形的层层汇报和层层审批的不成文却具有重要影响的非正式制度。裁判文书由承办法官拟制后须经院、庭长审核并签发后，才能予以。长期以来存在的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提前请示和汇报制度，从权力行使的过程来看，虽是以审判管理的名义实施，但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权力运行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院裁判标准的统一，但使法官的审与判相分离，由此产生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违反了审判的独立性与亲历性原则，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精神相违背。（三）审判队伍参差不齐。一直以来，法院干警主要由部队转业干部、招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以及近年来招考的公务员，人员虽然经过各种形式的法律业务的培训，经过了多年的工作实践，但法律素养仍存在较大的差别。未能按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没有实现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高素质的人才未充实到审判一线，审理案件质量和效率不高，无法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四）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混。同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的界限模糊不清，存在审判管理权、监督权对审判权的干涉与超越的不当情形。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的院庭长签发文书等不成文的规定，使院庭长“凡事必问，每案必管”，法官只对院庭长负责，从而削弱了对案件、事实、法律负责的思想意识。

二、审判资源管理模式的重构

（一）遴选员额法官。2016年3月启动首批员额法官遴选改革工作。经过报名承诺、资格审查、书面考试、民主测评、业绩考核、组织考察、省遴选委员会差额遴选、省法院党组审批和县人大常委会备案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以不超过该院政法行政编制数35%为限。法官员额改革保留了现有审判骨干，保持了审判队伍稳定，通过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切实优化了法官队伍结构。（二）组建新型办案团队。结合前期制定的某县人民法院法官审判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与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2016年7月，该院打破庭室界限，重置审判资源，全面组建员额法官与辅助人员相对固定的新型办案团队。根据工作需要，院机关组建12个“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团队和6个“法官+执行员+书记员”的执行查控、实施团队；五处人民法庭，按照各自内部分工，分别组建2—3个审判团队。各法官团队由员额法官负责核心审判事务，法官助理、执行员负责专业性辅助事务，书记员负责一般性诉讼辅助事务，将法官团队作为办案单元和管理单元，实现扁平化管理、专业化审判。为配合审判团队建设，充分发挥以法官为主导的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制定《法官指导法官助理庭前准备工作基本指引》，规范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工作关系，明确和细化了法官助理处理专业性审判辅助事务的职责。（三）加强司法辅助人员配备。为解决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任命法官助理11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司法辅助人员103名，基本满足了日常开庭记录、协助送达和执行等工作需要。创新书记员管理制度，对书记员实行庭审速录类和审判辅助类“双轨制”能级管理，由速录速度快的书记员主要担任庭审记录，由法律基础业务素质高的书记员替代性承担部分法官助理职能，弥补法官助理的不足。将聘用制书记员按技能水平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进行管理，各级对应不同的岗位津贴；设定绩效考核目标，考核结果与书记员每月岗位津贴挂钩，激励书记员爱岗敬业、提升技能，努力打造高素质的书记员队伍，为团队建设提供保障。（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制定《关于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规定》，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对记入员额管理的院长、副院长和其他院级领导必须到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编入相对固定合议庭，除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外，还要直接主办或参加合议庭办理案件。对于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指令审理案件由入额院领导和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负责主审，与原业务庭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必要时组成委员合议庭审理。院庭长主办案件或者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作为履行审判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范围。

三、提升审判管理质效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