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范文10篇

法官范文篇1

1、司法考试制度的实施本意上是促使法官素质的提高和阻止人员的滥入,但在目前法院的人事管理和司法地方化领导的框架内,反而成为了职业断层的原因。

一方面，高门槛对职业准入渠道带来了负面影响。修改后的《法官法》将法官任职的学历条件从大专提高到本科,并确立了司法考试的门槛,随后却出现了“法院想要的不肯来,想来的跨不过门槛”的困境。另一方面，非试法官的进入对司法考试制度以至对法官职业准入制度的排斥。未通过司法考试而不具有《法官法》任职条件的人以变通的形式超越法律规定完成为法官，使行政职级资源和法官审判委员会、合议庭组织资源受到了侵占和影响,削弱了法官严格选任的刚性影响,对未任法官心理造成了相当的影响,造成许多人心理的逆反和失落。

2、我国对法院编制的管理采取的是等同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员额管理制度，未将法官编制员额与法院内部非法官编制员额分别规制。

此种情况造成法院在录用工作人员或编制管理机关对法院编制进行管理时无法专门录用或为法官定编，从而造成大量非法官员额挤占法官员额现象；也难以保证法官员额的动态平衡。

3、未将通过司法考试作为报考法院公务员的必备条件之一。

我国法官的录用仍然沿袭党政公务员招录程序和条件，在招录法官时将通过司法考试作为参加考试的必备条件之一的现象很少。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是两种不同的测试应考人员能力和水平的考试体系。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员不一定就能通过司法考试。这种不科学的录用法院公务员的方式造成了通过公务员招录程序进入法院的部分公务员长期无法过司法考试关而进入法官队伍。这部分人员也相对缩减了法官员额。

4、目前的司法环境给法官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普遍提高，人们对法官办案在公平正义上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法官办案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法官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懂政治。另一方面，随着《监督法》的出台，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力度也会逐渐加大；法院内部的案件评查、差错及错案责任追究等制度越来越规范，执行力度也越来越大。此外，多种因素导致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不高，许多案件“案结事不了”，当事人不断上访。法院已成为社会各种矛盾集中地，法官办案可以说是任务重、责任大、风险高。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法官工作目标绩效的考评缺少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法官的奖惩激励制度不健全，从而出现了“办案越多、错案几率越大，风险越大；办案越少，越安全”的怪圈，其结果必定是法官消极办案，积极转型，逐步丧失职业信心。

5、法官流失现象严重。

法官流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部流失，即从事审判业务的法官向法院内部非审判业务部门流失。法院审判部门一般人员较多，职务升迁竞争较为激烈；非审判业务部门一般人员较少，职务升迁竞争较为平和。有些法官从职务升迁角度考虑则不得不到非审判业务部门谋职。法官流失的另一种现象是法官向法院系统外流失。法院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而言编制员额一般较多，但领导职数却相对较少，法官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公务员职务升迁竞争更大。法院是全社会监督的对象，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处理中心，因而法官的职业风险相对其他公务员也更大。诸多因素决定了法官与其他国家机关公务员相比具有一定的劣势。在个人收入上法官与律师相比显著的特点是法官的收入随着工龄的延长、职务的升迁其增长变化很小，而律师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及资历的加深，其收入增长幅度极大。从职业风险而言，律师的职业风险相对法官而言很小。因此，法官向其他国家机关或律师行业流失现象也较为严重。

应引起注意的是，法官队伍断层问题在基层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这与目前法院所承担的任务是截然相反的:我国80％的法院是基层法院，80％的法官在基层法院工作，80％的案件由基层法院受理。这三个80％决定了中国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从基层的法官队伍建设做起。同时，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越需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确保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应对法官短缺现象。

第一、实行法官员额编制管理制度。法官员额编制管理制度即由编制管理机关专门为法院内法官编制员额作出规定，实行动态管理，如遇法官员额空缺则及时面向社会从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中公开招录法官；禁止法院内其他非法官人员占用法官编制员额。

第二、对现有人力资源进行优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法院残存着一定的学历较低，专业不对口，缺乏法学自学能力而又长期无法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对这部分人员应该由党委政府在国家机关体系内进行人力资源优化，即将这部分人员优化到其他能施展他们专业特长的国家机关，将其他国家机关中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优化到法院工作。

第三、将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参加法院公务员招录考试的必备条件之一。今后，法院在招录公务员时应当将应考者通过司法考试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作为报考必备条件之一，防止有的人员虽然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试进入法院，但长期无法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无法进入法官队伍现象。

法官范文篇2

今天的社会是法律统治的世界，是法治社会。从亚里士多德的“良好的法律是最好的统治”到马克思的“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从西方的法律契约自由精神到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昭示：一个国家在治理社会时，必须把法律奉为治国之法宝或自由的保障，崇法必须也必将会成为国家或公民的一种精神和信念；没有这样的信仰，依法治国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谓崇法，就是要有一种捍卫正义和公平的精神，具备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当事人尽心办事、全力负责的信念，崇尚法律、相信法律、敬重法律。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律状况，主要问题不是法律欠缺，而是法律得不到公正的实施和遵守，法律制度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尊严与威望。法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是否体现了应有的正义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特别是法官是否具有崇法的精神和信念；具有这种精神和信念的人，必然对法律也充满着无限爱心和敬意，甚至把法律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或可以献身的事业，因而法律所体现的尊严和权威就非常理想。特殊的职业必须选择特殊的人才胜任，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官是否崇尚法律，法律是否至高无上并受到他的尊重，这是衡量中国社会是法治还是人治的尺子，针对中国的法律传统，最为重要的是要真正培养、造就一批合格、正直、有法律精神、崇尚法律的法官。

二、优良的法律职业能力和专业适应能力。

法律职业能力是指从事司法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实践经验、洞察力、判断力、写作能力、交往能力等专业技能。

专业知识是从事法律工作的起码要求，是职业能力的基础。在法律高度发达和复杂化的现代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春秋决讼”之类的故事重演。

法律实践是职业法律家的真正摇篮，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或者法律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法律实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职业法律家。法律是社会生活规律的反应，只有通过使用法律的实践才能深刻体会法律的内在理念和精神，使专业知识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并生动起来，才能把专业知识转化为专业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践经验是一个人理解案件事实真相、掌握案件事实的实质以及找到解决纠纷的合理方式的必要条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书生所难以想象的，案情的发展往往有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多种可能性，只有那些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且善于从实践中学习的人，才能成为职业法律家。

专业技能是法官把法律应用于裁决案件或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也可以称为“专业适应能力”。它大致可以分为天赋的能力和学得的能力，其中学得的能力是主要方面，是经过长期训练获得的，是专业适应性的重要表现。与专业知识相比，专业技能是天赋、学习和实践等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学习的结果；专业技能是一个人能否持续地从事法律工作的决定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知识背景或文化素养。

三、良好的品性和德行。

所谓司法品性，是指从事司法工作所必备的守法、公正、廉洁等道德品质和博爱、耐心等性格特征。

法律是外化的道德，违法就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法官作为执法者，身穿国家制服，代表国家形象，必须处处严于律己，带头守法，以法律的准绳要求自己，正所谓，先正己、后才能正人。法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法者的自觉守法来张扬的，法律应有的尊严和威信也体现在法官的带头守法中。作为法官，除了一手拿着宝剑以制裁罪恶，更重要的一手是要握着天平以教育人民、弘扬正气。所以法官的守法观念、言传身教就特别重要。

法官道德品质的要求包含着社会公德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不能恪守社会公德的要求，就不完全具备法官的道德品质。“公正”、“廉洁”等道德规范，同司法也有特别紧密地联系，是司法工作中特别敏感、特别重要的道德规范，法官必须模范遵守。

法官的性格特征是司法工作对法官性格、倾向和态度的特殊要求，如博爱、耐心、宽恕、人权意识等性格特征。虽然法官的性格特征与天生的性格倾向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形成的个性特征。

四、护法的胆识与使命。

任何法律的实施，都不可避免的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我国权与法、法与情的争斗是常有之事。法官按其使命来说是要献身于法律正义的，作为正义的守护神，他随时要和各种公然藐视法律的不法行为抗争，甚至必要时付出生命。为什么在我国同是一部法律，同是一个案件，在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地区，却会有不同的结论，除了立法中弹性高、法规不明确的客观因素外，另一原因，法官没有护法的胆识和责任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法律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要面面俱到、没有遗漏，以便法官可以“照单请客”、“对号入座”这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法律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和事实却是无限的，“有限的”法律和“无限的”事实之间，“稳定的”法律和“多变的”现实之间、“滞后的

”法律和“超前的”社会之间是中外法学家探讨至今都无法解决的难题，只要社会发展一天，法律存在一天，这样的矛盾或差距就会存在一天。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的漏洞是必然存在的，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可能奏效的。解决这一弊端的可行出路还得要倡导法官要有护法的勇气与精神，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法律受到其他外部压力的影响和冲击的情况下，法官坚定的法律信念、坚实的法律精神和正确的法律意识就起很大作用。护法而且是忠实的护法这是解决我国法律危机的最好矫正剂，法官勇于护法这是时代的要求，是职责的使然。

法官素质并非天生，而是通过统一的严格的教育培训并在长期司法实践的锻炼中逐步养成的。提高法官素质，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

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对于提高法官素质，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法官队伍，确保“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进入法院，给法官素质的提高造成人为的困难。因此，必须彻底转变观念，提高对法官职业特点的认识，树立职业化人才兴院的思想，把那些符合法官条件的优秀的法律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把法官队伍建设成一支高素质的德才兼备的职业化群体。

（二）改革教育培训制度，搞好法官素质教育。

1、加强对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

我国目前把法官培训的重点放在法律、法规的培训上，而没有把审判技能的培训放在首要位置。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培训内容是多方面的，但重点是审判技能的培训。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应加强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提高法官巧妙运用法律的能力，提高他们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各类复杂案件的能力。

近年来，全国法院加大投入，不断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对提高法官队伍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短期培训，对于提高法官职业化素质还远不够。法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司法活动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因此，要改革现职法官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健全与法官选任相配套的法官职业专门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培训制度。要处理好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的关系、重点突出与整体推进的关系，做到有的放矢。教育培训的目标是要着力于从整体上、根本上提高法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努力建设一支符合“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能够保持与时俱进、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

2、导入终身教育理念，提高法官专业素质。

终身教育就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再教育再培训，使之不断适应职业和未来发展需要，该理念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采纳，我国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行业也广泛采用。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接受终身再教育做出了明确规定，过去法官靠一纸文凭享用一生，削弱了各方面接受再教育再培训的动力。法官当前接触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只有不断接受教育，提高内在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准确裁断各类案件。对法官的教育培训应构建以终生教育理念为总指导思想的运行机制，使法官视学习和提高技能为内在自觉行动乃至生活方式之一，以实现专家化的培养目标。

（三）建立法官职业保障机制。

1、建立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制度。

要建立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制度。法官行使审判权，往往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涉及到部门、地区间的利益，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干扰，甚至出现“以暴抗法”、“以权压法”。有的法官在暴力抗法下被打伤打死，法律天平在干扰中失衡。因此，要进行司法体制深层次的改革，建立法官职业权力保障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从制度上和机制上确保法官在党的领导下和人大的监督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

2、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首先要转变观念，要坚持中央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指导思想，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先”，营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其次是要建立有利于发挥人才效能的用人机制，逐步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并建立各种激励约束机制，创造良好的环境，用良好的机制和环境吸引人才，努力实现法官人才资源的优先开发与积累。

（四）改进法官遴选机制，提高法官人品道德素质。

法官之所以能够担当维护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角色，不仅在于法官具有优秀的法律专业知识，还在于法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品和道德素质。为了保证法官的综合素质，各国在明确规定外在的法官资格标准之外还设计了复杂、公开、吸收社会各界和政府机构广泛参与的法官遴选机制，力图通过选举、听证、任命等各种方法，确保候选人不仅具有表面的专业知识和素质，而且具有优秀的品德、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广博的知识结构等深层的内在素质。

法官的人品道德标准主要靠法官任命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来保障。我国法官法虽然提高了法官业务素质标准，但是并没有就如何保证法官的人品道德素质提出可行方案或措施。鉴于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更多的集中在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等司法道德问题上，法官的业务素质与人品道德素质相比，后者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设计和改进法官的遴选机制，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我国法官遴选机制可以进行如下改进：

1、提高人大常委会在法官任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在，虽然从法律上来看，法官的任命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但事实上，人大的任命只是走过场而已，人大常委会对法官候选人的情况了解仅仅限于法院提供的材料，对于其专业素质，特别是品德才能等综合素质的了解极其表面和肤浅，难以真正行使法官任命权。因此人大常委会内部应当设立专门委员会承担起对法官的任命前期审查、听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向常委会提出建设性意见。

2、通过遴选制度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供保障。

法官由同级人大任命，法院又对同级人大负责，这就使得法官的来源具有极大的地域限制和行政限制，极易造成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地位无法保障。在设计法官遴选制度时，要考虑如何通过遴选制度来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如由上一级人大考察任命下一级法院的法官。

3、增强法官任命制度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法官的任命或选举应该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参加，听取法律专家对候选人的专业、执业、人品、能力等综合素质进行评价。对拟任命法官的有关情况应当通过媒体或其他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4、完善社会对法官工作的评价机制。

一定程度的公众评价和工作汇报能够起到剔除个别通过了任命审查而又不合格的法官的作用；公众、法院或人大专门委员会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比如任内工作考核、

法官范文篇3

最终要看人民满意满意意。作为政法工作的重要组成局部，总书记强调：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人民法院必需把人民满意满意意做为衡量工作的重要规范。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中，广大法官要自觉做到想为人民、能为人民、真为人民”最终把“为人民”各项举措化为人民群众的深切感受，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到满意。

一、要让人民群众满意于公正

改革发展继续深入、各种矛盾不时凸显的新形势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民群众对公正的价值追求是永恒不变的当前。人民群众对公正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对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维护公正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人民法官为人民，归根结底要通过审判执行工作，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确保实体公正。法律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人民法官执法办案，必需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尊重法律事实，又尊重客观事实，努力使依法作出的判决与依道德作出的判断有机统一起来。另一方面，要确保顺序公正。坚决防止重实体轻程序的不良倾向，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顺序，坚持平等对待当事人，确保各方当事人的诉权得到充分维护。再一方面，要确保过程公开。公正不只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过程不公开，人民群众就无法对审判活动和结果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要通过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公开，充分保证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赢了让其感到赢得堂堂正正”输了让其感到输得明明白白”真正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司法的公正。

二、要让人民群众满意于高效

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效率的社会，迟到正义非正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效益。具体到法院工作中，人民群众容不得司法活动拖沓冗长，不允许诉讼过程旷日持久，特别是对个别案件久审不结、久调不决、久执无果等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尤为强烈。广大法官要切实增强效率意识，不时加快办案节奏，及时满足人民群众的诉讼要求。一是要加强审判管理，重点加强流程管理，坚决杜绝超审限、超期羁押等现象，提高审限内结案率的基础上，想方设法让当事人少等待一天。二是要强化诉讼调解，进一步提高调解效率，依照合法、自愿原则，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切不可因工作失当，误了最佳时机。三是要简化办案顺序，尽可能适用简易顺序，积极探索民事小额案件速裁和一审终审制度，依法办案的同时，坚持避繁就简，用最快捷的方式满足群众最迫切的诉求。四是要加大执行力度，着力构建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以最快的速度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维护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

三、要让人民群众满意于方便

人民群众评价司法工作的重要标尺。俗话说，方便不方便。细微之处见精神。人民法官为人民，就要事事处处体现出对当事人的关心。工作中，要设身处地替当事人着想，宁可自己多出力，不让百姓多跑腿”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多方面的司法便当。一是对诉讼知识缺乏的要“送法下乡、送法入企”普及诉讼知识，提示诉讼风险，引导合理诉讼。二是对立案不方便的要积极推行电话立案、网上立案、上门立案、预约立案、休息日立案等方式，确保法院大门永远向群众敞开。三是对参与诉讼不方便的要通过设立巡回法庭，实行就地开庭、巡回审理，努力把司法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四是对确有经济困难的要不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正确运用诉讼费减缓免措施，确保有理无钱的群众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五是对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特殊弱势群体，要提供特殊司法服务，广辟司法绿色通道，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法官范文篇4

当我成为一名法学的卑微朝圣者，我决心终生用自己的辛勤跋涉，去感受法的脉动与心率，去探寻法的精神与真谛。

当我们身着黑色的袍服在审判席上耐心听讼的时候，我懂得了黑色的服饰是法官内在精神的表现，这正如一位哲人说的：“蜜蜂只在黑暗中工作，思想只在缄默中孕育，美德也只在幽居中产生。”。

作为一名法官，我们清醒地知道，司法的主角是法官，司法公正的关键是法官，而法官客观公正的品格则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人民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要求，体现了对法官中立、客观、公正品格的追求，中立的裁判地位决定了法官不能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目标要求法官必须严格自律，做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寂寞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说过一句话：法官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从事的职业。

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呼吁：法官不是大众化的职业，而应当是社会的精英。

说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走来了一批批优秀的法官代表，你看你看，我们***法官走来了，他退休不退志，立下走百村，访百民，作百场法律报告的目标，以一个老法官的法律实践实现对法律的最好注释。你看，全国优秀法官，临汾市北郊法庭庭长景云峰走来了，他以办铁案声名远扬，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被告用稀硫酸泼在了身上，烧伤面积达32%，右眼球被摘除，就在出院的第三天，就要求领导安排工作，所办近千件案子，从未出错一次，他出色的业绩赢得了各界的高度评价。还有，迎难而上下苦功，勤奋好学断铁案的开封县法院的齐爱香走来了，谈泊名利，奉献审判事业的新安县法院审判员王圣木走来了，等等等等，这一批批法官群体，用他们的辛勤努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用他们的司法实践向人们昭示了什么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是社会的精英。

我们的审判权来源于国家和人民，作为社会各种矛盾纷争的终局裁判者，在以法官的形象出现时，我们已远远超越了小我之上，法官只能成为正义的化身，公正的天使，社会的良心。

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弘扬正气，是法官神圣的职责。

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为民解难，是法官义不容辞的义务。

法官的胸间应当充满正气，法官的眼睛应当蔑视特权，法官的肩膀应当扶持弱小，法官的两袖应当一片清风。

法官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圣的法律。

法官的良心只服从一条，那就是公正与正义。

做法官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

法官范文篇5

王副院长就给我做了对这次培训的初步课程计划及学院的教学布置，开学的第一天。第一次见面的讲述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个我最宝贵的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知识和技能是能够学到然而人品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修养。人与人之间胜利与否的差别很大的关键不是取决于你跟别人之间在知识和技能层面的差异，更多时候是为人的素养和人品”后来的学习中，接触了很多的老师，也在不同的层面教我业务操作技能的同时给我做人、做事方面一些忠告和建议。

这次培训用四个词总结概括心得体会：素养、责任、价值、智慧

一、素养。

如果一个人是法官，这次培训好几节课都围绕关于法官职业道德、司法核心价值观、司法的价值体系的问题。老师的教学内容中都涉及法官这一个职业所需要的操守。西方。就根本不用考虑这个人的道德，法官和道德高尚的人之间是可以划上等号的而在这个国度里，恐怕不能，所以我具备更多的或许不是单纯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而是一个高出于常人所应该具有的素养（宽容、仁厚、博爱、正直等等）这些也是其他技能的基石”正所谓“正人用邪法，其法也正，邪人用正法，其法也邪”法官需要有厚德载物的品质！

二、责任

每当我说到西方正义女神的形象时候，法官需要承当的主持社会公平正义责任。都内心澎湃，但是有很多同事将来所拥有的就是生杀予夺的权利，为什么我崇尚法治的同时，自己不敢去追求，不追求也就算了但为啥还有那么的同事还要去亵渎法律的尊严和法官职业的威信呢？这几节课中，同学们最不愿意上的课就是这些地道法学理念而不是实际操作的课程，然而，却让我感觉有些疑惑的虽然这些同学都希望自己在行业里面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却经常在他人面前诋毁法官这一行业的公众形象，经过这次培训我也从中理解公众为什么对我这一行业的偏见和不解，更多的时候是自己把自己说成这样的形象，能怪谁？如果你自己都不维护你自己的尊严，没有人会帮你维护”这些话从他口中说法院这里没有了公平正义，有些时候我真的感觉很可怕，如果是从老百姓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我还能理解，但这话从自己人口中说出来我却怎么都不敢憧憬法治的未来。

三、价值

这个判断首先就需要的法律，法官需要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更多的时候不只仅是体现在对法律，还有对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整体判断。仅仅追求一个法律效果，那种机械的裁断案件的法官只是一个法律的工具。不懂法律艺术的法官。以前我也一直理解法律要独立，那天起我终于理解为啥法院的裁判不能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脱离民众的法感。法律原本就是政治的一个衍生物，怎么可能脱离政治呢？法律就是为执政者所服务的法律更多时候是需要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最后受害的也是芸芸众生。一个判决下去，会导致多少人为此付出代价，社会会因此发生怎样的价值导向。这是法官需要考虑的不单单是法律效果，更加要考虑的政治效果。戴海老师说的没错：法官不只仅是法学家，更应该是一个政治家。

法官范文篇6

这样诠释法律的法”字：左边是三点水，古语里。代表法律“公平之如水”而右边的去”字的原型，上古传说中正气凛然、明辨是非的独角神兽，寓意是将“曲者”去之。公正、公平和正义”化身。不言而喻，做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硬件”就是正气。

无欲则刚。正气可以让人心胸坦荡、精神愉悦；可以让人求真务实、献身理想。做为社会矛盾最终局的裁判者，有容乃大。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应该是不变的座右铭。

不令则从；其身不正，古语云：其身正。虽令不从。一身正气，执法者和法律工作者最可贵和必须的品质。法官只有一身正气，才能让邪恶望而止步；只有一身正气，才能让百姓对我信服；只有一身正气，才能抵制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诱惑，坚守真理和正义。

法官范文篇7

回避，就其字面意义来理解，就是因避嫌而不参与其事。回避制度，是指为了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保持公正廉洁，避免因裙带关系或其他关系而形成复杂的关系网，防止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属以及关系人徇私情，而对其任职和履行职务作出某些限制规定的制……

法官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退出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审理或诉讼活动的制度。法官回避制度是为了保证案件公正审理而设立的一种审判制度，在审判工作中，实行回避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审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合法地退出案件的审理，又可以消除当事人的某些顾虑，保证案件审判的公正性。

二、官回避的分类

法官回避的类型，从形式上可以分为法官的任职回避、法官的审判业务回避、法官的地籍回避三种类型。

1、法官的任职回避

法官的任职回避，是指法官基于有一定血缘、亲属关系而不得在一定的岗位任职的一种限制性制度。

我国法官法对法官任职回避作了专章规定。法官法第15条规定：“法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姻亲关系的，不得同时担任下列职务：（1）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2）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审判员、助理审判员；（3）同一审判庭的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4）上下相邻两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根据上述规定，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凡具有上述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在同一个法院领导层任职；不得在同一个法院或同一个审判庭，担任院长、副院长或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职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5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担任诉讼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不予准许本院离任人员担任诉讼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法官任职回避的依据之一就是基于特定的亲属关系。亲属关系是因婚姻、血缘或者收养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他们之间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家庭生活中表现为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在政治上，这种密切关系往往表现为相互提携、相互支持，这就容易滋生任人唯亲、相互利用、徇私枉法的弊端。在法官的管理中，对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在职务利用上之所以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就是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者减少这一弊端的滋生。

亲属这一范畴十分广泛，法官法从设立回避制度的宗旨考虑，将任职回避的范围，限制在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这四种亲属关系，这种限制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也是可行的。

2、法官审判业务的回避

法官审判业务的回避，是指法官对与本人有特定关系的案件，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本人不得参与办理。这种回避是对法官执行审判业务行为的限制。其目的在于排除各种不利于案件公正处理的因素，以利于诉讼的正常进行，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客观、公正地处理，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除当事人的疑虑，做到严肃执法。

法官审判业务回避中的特定关系，在我国法院组织法中规定了回避的原则，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2、3条之规定，所谓法官本人与案件有特定关系，是指法官本人及其近亲属与案件的处理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其他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本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2）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人；（4）与本案的诉讼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5）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6）未经允许，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7）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8）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报销费用；（9）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10）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好处的；（11）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法官审判业务回避中的其他关系，是指除上述三种情况以外的与本案当事人所具有的某种关系。例如法官本人与当事人有老上级、老部下、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等关系。总之，法官具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都应当依法实行回避。

3、法官的地籍回避

法官的地籍回避，是指对具有特定职务的法官不得在原籍任职的限制。关于特定职务如何界定，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但就一般而言，对特定职务理解的范围不宜过大，原则上可规定在基层人民法院院长这一职位就可以了。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63条规定，国家公务员担任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原籍任职。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国家公务员除外。由此，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院长以上职务的法官，实行地籍回避是比较恰当的。

建立法官的地籍回避制度是很有必要的。近年来，有的地区对基层法院院长试行地籍回避，采取易地任职，实践证明，院长易地任职有利于司法公正，效果是相当好的。

三、官回避的方式

法官回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法官自行回避，即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遇有法定情形时，自动退出本案的审理、记录、翻译、鉴定和勘验工作。另一种方式是申请回避，即当事人及其诉讼人根据法律规定的回避条件，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申请审判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回避。它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必须予以保障。

四、法官回避的程序

审判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自行回避的，应当由审判人员等在知晓回避原因后自动提出回避；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申请回避的，则应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审理开始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向人民法院提出回避的申请。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申请回避的，无论何时提出回避申请，都应当说明理由。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暂停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回避必须要有严格的批准手续。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

判长决定。

人民法院对申请回避的请求，应当在回避申请提出的3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对该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但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在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

五、法官回避的意义

实行法官回避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封建历史的文明古国，人们的宗法观念、家族观念，各种亲属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交错重合，重亲情文化的传统对于权力滥用，徇私枉法的滋生，有着很深的历史影响和广泛的社会根源。在我国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情况下，为保证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秉公办案。清正廉洁，在法官制度中明确规定回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法律上为法官清正廉洁创造有利条件。法官在任职和执行公务时如何处理与亲属之间的关系，法律有了明确的规定，使法官及其亲属都有所依据，便于法官摆脱各种关系的干扰，客观公正，严肃执法，秉公办案。

2、有利于杜绝不正之风。广大群众对利用职权为亲友谋私利，“官官相护”，办“关系案”、“人情案”的现象十分不满。依法实行回避，可以有效地防止“父子兵”、“夫妻店”的裙带网形成，为杜绝各种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提供法律保障，维护人民法院和法官的公正形象，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法官范文篇8

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没有法。在每一个共同生活的人类群体中，承担管理任务者最初都是那些身强体壮或者德高望重的人。这些人的意志和理念就是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但是这种往往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行为准则不利于群体生活的稳定，于是就形成了以氏族或部落为基础的“习惯”。后来随着国家的出现，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日益复杂，统治者需要相对统一而且更加稳定的行为规则，法便应运而生了。

然而，法是什么?法是“自然之物”还是“人造之物”?法是人类发现出来的还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千百年来一直被学者们思考着、争论着。从表面上看，法是人颁布的，因此，法似乎就是“人造”的。无论是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还是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无论是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还是古中国的《法经》，显然都属于“人造法”(或“人定法”)的范畴。但是，法似乎还包含或者应该包含一些超越人类意志或意愿的内容，于是，有人又提出了“自然法”的观点。由于“人造法”的概念很好理解，“法乃人造”的观点也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笔者在此想着重介绍一下“自然法”的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提出了自然法的观点。赫拉克里特曾经把自然法称为“神的法律”，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法律都依存于“神的法律”，而“神的法律”是支配一切，满足一切，也超越一切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而人类的夫妻关系等社会关系就应当由自然法来调整。作为古希腊自然法思潮之代表的斯多噶学派则认为，自然法是个人本性和普遍本性的统一，是人类的共同法律和普及万物的正确理性的统一，是把一切人联结为一个巨大共同体的纽带，自然法适用于世界上各个角落的所有人。

受古希腊自然法学派的影响，古罗马的一些法学家也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他们认为，自然法是人运用理性发现的有关人类权利和社会正义的高于实在法的一套价值体系。古罗马法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塞罗就曾经指出：“自然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因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所以，凡是国家制定的法律，符合这种目的的才是‘真正的法律’。(注：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自然法学派的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何勤华教授所指出的，“尽管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思想的立足点，如人的普遍理性、平等、公正和正义等，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具体含义，各个阶级也会对其做出不同的理解和说明，但这种自然法思想中包含的科学、真理和进步的成分，应当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注：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到了近代，自然法学派的思想仍然在影响着西方法学的发展。格老休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袭了自然法学派的思想。他们在斯多噶学派关于自然法与正义的一致性、自然法的永恒性和普遍性等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性、人的理性和权利，并认为根据自然法，可以制定出详尽而且普遍适用的法律。20世纪初期，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自然法与自然、神以及理性一样，是普遍合理的、为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所共通的东西。它是可以通过理性而明确认识的。”(注：[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曾提出类似自然法的观点。例如，老子就极力鼓吹“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思想，认为天道以自然为法，没有人造的成分。他还宣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以说明自然法的完善与威力。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崇尚自然法，反对人造法。他在《庄子·天道》中说，“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注：刘新等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简明教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在自然界中，大到整个宇宙，小到生物基因，都有客观规律。几千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执著地探索着这些规律，并且在不同领域内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这些成果都是由人宣布的，但它们并不是人“创造”出来的，而是“天然”就有的。人类的科学研究不过是将那些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发现出来。而且，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是渐进的，是有阶段性的，是有对有错的。例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一直认为“天圆地方”，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哥白尼在16世纪初推翻了“地球中心说”，提出了“太阳中心说”，而伽利略在17世纪初又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天体运行，科学地证明了哥白尼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观点后来也被人推翻了，人类又发现太阳系其实也不过是宇宙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时至今日，人类仍然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宇宙的全貌。诚然，“太阳中心说”是哥白尼和伽利略创立和验证的学说，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并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只是他们最先发现的。即使没有哥白尼和伽利略，该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会被其他人发现。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其活动、运转和发展也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而人类对这些规律的认识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大概由于社会生活中的规律更为复杂，更具有变化性，而且更多地受到人的利益追求和意志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人类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学说似乎就更具有了“人造”的色彩。不过，社会规律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各种理论或学说都不过是对这些客观规律的发现，其中既有科学的正确的发现，也有反科学的错误的发现。

法是由国家颁布并且有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因此，法当然具有“人造”的属性。但是，法又蕴涵着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和超越国家的精神，因此，它也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所谓“法律”，也可以解释为“法的规律”，即法在调整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时所遵循的规律。从表面看，法律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根据主观意愿制定出来的。但是，人类在制定法律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或者说，人类要不断去发现法的精神。而法的基本精神就是追求公平、正义、平等、合理等价值目标。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实现这些目标，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人们制定出来的法律也可能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能否定法之规律的客观性，只能说明人们对这些客观规律的认识还不一致，只能说明某些法律规定不符合法的基本精神。其实，人类对法的客观规律的发现要受社会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有一个逐渐接近真理的认识过程，犹如“地球中心说”和“太阳中心说”等宇宙观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制定的法律固然有好有坏有善有恶，但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好法和善法，而衡量法律好坏善恶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法的基本精神和客观规律。

从形式上看，法律具有人造的社会属性；但是从内容上看，法律又具有客观的自然属性。在阶级矛盾十分激烈的历史时期，法的社会属性较为突出；但是在阶级矛盾趋向平和的历史时期，法的自然属性则较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自然”也应该是人类社会中法的发展趋向。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所制定出来的法律必将越来越符合法的基本精神和客观规律。综上所述，法是人造的，又不完全是人造的；因此，造法不是一种纯粹的创造活动，不是人们的凭空想象，也不能完全由人们按照自身意愿去设计；造法应该是一种发现活动，是人类在发现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制造”。明确上述概念，对于我们研究如何造法以及何人可以造法等问题是很有裨益的。

二、两种模式：立法者造法与司法者造法

既然法的精神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既然造法是以“发现”为基础的“制造”，那么从道理上讲，任何人都可以去发现法，也都可以去造法。因此，造法不应成为社会中某些人的“专利”，而应属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权力，换言之，造法权应该属于人民。然而，法是要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而且要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障，因此造法必须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因为，虽然法的精神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同人在具体情况下对这些精神和规律的“发现”结果却可能各不相同。为了防止社会行为准则的混乱，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把自己的造法权集中赋予某些特定的人，从而制造出可以统一适用的法律。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造法有两种基本模式，即立法者造法和司法者造法。

所谓立法者造法，就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制定出在社会中普遍适用的法律。所谓司法者造法，则是由司法人员通过审判具体案件而制定出适用于个案的法律。前者属于“事前造法”，即在与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相关的具体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面向未来而预先做出规定；后者属于“事后造法”，即在与特定法律关系相关的具体事件发生之后，面向过去而做出的裁定，当然，这种裁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日后的行为。前者制定出来的法律一般称为“制定法”或“成文法”；后者制定出来的法律一般称为“判例法”或“不成文法”。二者各有特点，各有优劣。

由于立法机关一般都是由民选代表组成的，在社会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立法者要按照民主的方式和程序集体造法，所以能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司法者造法属于个人造法，即使在合议庭审判方式下也是少数个人的造法，而且要遵循司法独立的原则，排斥社会其他成员对司法活动的干扰，因此司法者造法比较容易受到法官的成见、好恶、情感、能力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但是，正因为立法者造法需要通过复杂的程序来集思广益，所以效率比较低；而司法者造法的效率则比较高。

立法者造法的着眼点是全社会的普遍情况，因此有利于保障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相对稳定性；而司法者造法的着眼点是个案的具体情况，因此可以更好地保障法律的个案适用性和灵活适用性。法律应该具有明确性，但任何立法的明确性都是有限度的。从横向来说，社会状况复杂多样，立法要保持其普遍适用性，就要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就不可能规定得非常具体，不可能为每一种具体情况或每一个具体案件立法。从纵向来看，社会要不断发展变化，立法要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也不可能设计得非常详细，而要留有一定的宽容空间。此外，立法者并非神仙，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问题有一定局限性的，他们既不可能对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情况都做到明察秋毫，也不可能准确预见到未来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在这方面，司法者造法则因其灵活而具有一定优势。

如前所述，造法的实质在于发现法的规律和精神。然而，这种发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在某个立法中一蹴而就，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去不断完善，有时还需要司法者在具体案件中进行补充。由此可见，立法者造法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立法中存在一些“漏洞”或者“空白”也是正常的。法律漏洞或空白的存在，既给法官司法带来了困难，也为法官造法提供了机会。这就需要法官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裁量权，在具体案件的情况下发现法的规律，实现法的精神，维护社会生活中的公平与正义。

谈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一般认为，立法者造法模式的功能之一就是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允许司法者造法则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此种认识并不完全准确。从表面上看，司法者造法模式确乎加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这是对法官群体而言的；对每个具体案件的法官个体来说，实际上其自由裁量权反而被缩小了，因为判例法的规定往往比制定法的规定更为具体详细，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极为有限。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判例法可以更有效地限制法官个体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更有效地防止法官在审判中把个人的成见、情感等因素作为判决的依据。由此可见，判例法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法官群体的自由裁量权的张扬；另一方面，它又是法官个体的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法律规范既要有稳定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有普遍适用性，又要有个别适用性。前者要求法律内容抽象概括；后者则要求法律内容具体明确。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出发，立法者造法显然是最佳选择；但是，考虑到法律规范的灵活性和个别适用性，则司法者造法更为合适。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需求，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造法传统。

三、两条道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官造法

众所周知，英美法系国家更强调司法者造法的机制；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强调立法者造法的功能。但是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两大法系都没有绝对地仅采用一种造法模式而排斥另一种。英美法系固然以司法者造法为基本模式，但是也在不断加强立法者造法的作用。大陆法系虽然一直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判例法的价值。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都出现一些“逆反主张”。例如，英国著名的法学家边沁和奥斯汀等人都曾极力主张制定成文法，编纂法典；而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却竭力反对人为地编纂成文法典。(注：参见周旺生：《参与法治实际生活》，载《立法研究》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下面，我们便分别考察法官造法在两大法系国家的发展变化情况。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造法

英美法律体系的基础是普通法，而普通法的基本形式是判例法，其基本原则是“遵从前例”(staredecisis)，即法官在审判中应该遵守以前同类案件中法官判决所确立的规则。从表面上看，普通法似乎就是由许多判例组成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因为普通法实际上是由一代代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发现”并通过判决重复表述出来的法律规则的组合。从本质上讲，普通法的确立或形成是法官在具体案件情况下“发现”法的持续过程。

然而，普通法在英国形成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为了保持其稳定性，“遵从前例”的原则被抬高到僵化的程度，以至于影响了自身的发展。13世纪时，大概是受古罗马法中“诉讼”种类的影响，英国普通法对诉讼请求的种类也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任何诉讼必须以已经存在的法院启动诉讼的令状(启诉讼)为前提，如索求赔偿令状、转交财产令状、收回地籍令状等。没有同类的令状，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予受理。例如，法院已在过去的判决中过关于土地授予权纠纷的令状，那么该类不动产发生纠纷，就可以诉诸法院；而法院没有就某种合同争议或侵权行为过令状，人们遇到此类纠纷时就无权诉诸法院，只能等待法院就该类诉讼新的令状。然而，1258年的“牛津条例”(ProvisionsofOxford)禁止法院就新的诉讼种类令状，这就使得普通法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缓慢发展。社会实践中，一些人很正当的诉讼请求也会因为没有令状前例而得不到法院的救济。

为了弥补普通法的缺陷，一种新的法律形式应运而生，那就是衡平法。所谓“衡平”(equity)，就是要公平处理争议，其基本原则是“公平和善良”(exaequoetbono)。从这个意义上讲，衡平法实际上具有自然法的属性。最初，衡平救济是由国王直接授权的。那些有正当诉讼理由却得不到普通法院救济的当事人通过各种渠道求助于国王，国王便按照“公平和善良”的原则做出裁决。后来，求助于国王的人越来越多，国王应接不暇，便委托作为“国王良知守护人”的大法官来裁判，解决那些案件中普通法院无法解决的难题。于是，衡平法就逐渐形成自己一套规则体系，独立于普通法。

普通法要“与时俱进”，就必须灵活地对待“遵从前例”的原则。其实，“遵从前例”的原则并不等于对单个判例的盲目服从，而是要求法官努力在一系列判例中找出一般性法律规则，以及理解和适用这些规则的正确或最佳途径。普通法固然要求法官忠实于以前的判例，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法官在审判中必须机械地遵守前面的某一个判例，因为单个判例不一定能代表普通法在处理某一个问题上的原则和精神。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判例中的法律观点并不总是统一和明确的。判例都是具有上诉审职能的法院确立的，而每一起上诉案件都是由多名法官共同审理的。虽然在法院判决中有“法院判决意见”，但同时还有异议和附议。异议是少数派法官的意见。附议者虽赞成多数派法官的结论，但是有不同的推论或理由。即使全体法官都同意“法院判决意见”，不同法官对问题的解释或推理也会有所不同。这就使得判例中确立的法律观点具有了一定的模糊性或多样性。

其次，判例中的法律观点总是与法律所要适用的案件事实相联系的。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法院不能做出抽象的一般适用性判决意见，只能就具体争议事实做出裁决，因此任何判决都以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基础。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事实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并不总是一清二白的。诚然，法院会在判决中说明其认定的案件事实是什么，但这也会有不同意见或模糊之处。由于上诉法院的判决书一般都比较长，而且里面往往包含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所以对判决意见的理解和解释就变成了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因此，单个判例不应被视为绝对不变的法律实体；一个个判例应该被视为不断接近法院解决特定法律问题之规则的过程。从长远观点来看，个案的判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院在一系列相似案件判决中适用的规则。如果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对先前的判例毫不尊重，“遵从前例”原则也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死板地“遵从前例”，也会限制普通法的发展。在必要时，法官甚至可以推翻先前的判例，而这在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并非罕见。总之，普通法要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身。正如18世纪英国著名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Mansfield)所指出的，“普通法通过一个个案件净化自身。”(注：‘Thecommonlawworksitselfpurefromcasetocase.’AlanB.Morrison,FundamentalsofAmericanLaw,OxfordUniversityPressInc.,NewYork,P.21.)换言之，普通法的规则就是在一系列判例中演进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法官对法的精神和规律的不断发现的过程。

虽然司法者造法是英美法系的基本特征，但是在现代英美法系国家中，立法者造法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立法机关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法律。随着制定法的增加，判例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但是这绝不等于说判例法已经在退出历史舞台。以美国的刑事法律为例，虽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但是其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传统的判例法概念的加工和法典化。而在司法组织和诉讼程序方面，如抗辩式诉讼模式、陪审团审判和证据可采性规则等，判例法的传统就更加明显。

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判例法和制定法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虽然制定法在规范和管理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判例法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诉讼活动中，代表普通法传统的抗辩式审判模式和体现“法官造法”机制的判例法仍然是美国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美国的判例法包括：(1)普通法的判例法。这是典型意义上的判例法，也可以说是狭义的判例法，即完全按照普通法的传统由法官通过判例制定出来的法律。在历史上，普通法曾经优于制定法，但是立法权优先于司法权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所以在当代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普通法的判例法实际上属于效力较低的法律。(2)衡平法的判例法。起源于英国的衡平法本身就是由判例组成的，而衡平法移植美国也是通过一系列法院判决实现的，因此，判例法也是美国衡平法的基本形式。由于美国目前只有几个州保留了独立的衡平法院，而在联邦和绝大多数州的法院中，传统的衡平法诉讼都由普通的民事法庭审理，所以衡平法的判例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在普通法的判例法之中了。(3)制定法的判例法。这种判例法的主要作用是解释制定法，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制定法的内容。无论增加的内容多少，在性质上都属于“法官造法”。另外，这类判例的适用原则也是“遵从前例”，因此它们也具有法律渊源的性质，属于判例法体系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当代英美法律体系仍然是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普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很多制定法都是普通法原则和规则的法典化，所以法院在解释和适用这些法律时必须依赖过去的判例。第二，在那些新的法律领域内，虽然制定法不是普通法的翻版，但是普通法在解释这些制定法的问题上是举足轻重的。第三，虽然英美法律在原则上承认国会的制定法对普通法享有优先权，司法实践中，普通法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有能量，“司法审查权”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第四，在大量审判实践的积累过程中，制定法往往都被附上了许多判例，而且美国司法系统对这些判例的尊敬甚至会超过对那些制定法本身的尊敬。第五，在诸如刑法的刑事责任要件和辩护理由、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财产法的基本概念、侵权法的基本内容等问题上，普通法仍然是主要的法律渊源。第六，普通法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英美国家的法学教育和对法律人才的培养。总之，尽管制定法越来越多，但是英美国家的法律制度仍然保持着普通法的传统。因此有人断言，没有制定法，英美国家的法律系统仍然可以运转；但是若没有了判例法，英美国家的法律系统就会立即瘫痪。一言以蔽之，法官造法仍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基本造法模式。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造法

大陆法系是以制定法为基础的，或者说，立法者(包括国王)造法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基本造法模式。直到18世纪，法官造法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国家仍然是不被接受的。法官只能司法，不能造法，不能享有自由发现或制造法律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只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的“法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在欧洲大陆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崇尚权威的社会文化传统。

18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潮的流行，促进了人性和人权意识的觉醒，从而为反对封建和宗教的权威提供了精神武器。在司法领域内，这种思潮则导致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增长。试举一例，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代表的法国在17世纪以前采用的是典型的“法定证据”制度。在那种制度下，证据的采用和证据的价值都是由立法明确规定的，法官在审判中没有自由裁量权。18世纪以后，法国的证据制度转变为“自由心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可以不受事先确立之规则的约束，自由地使用证据和评断证据，而且法官的判决只能建立在自己“内心确信”的基础之上。

不过，18世纪仍然是制定法在欧洲大陆高度发展的时期，而且“法典化”已成为各国立法者追随的潮流。从法国的拿破仑到德国的法学家，人们都在竭尽全力而且充满信心地编纂“完整、至善”的法典。立法者造法的能力在无形中被人们神化了。然而，无论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还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或者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都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完整的、不至善的，是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正如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所指出的：“今天，在人们的记忆里，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主要是法律自大的纪念物。它的雄心是想要预见所有可能的偶然情况，并将人类行为的范围规定到无微不至的家庭琐事，它的过分细琐和不懂法律的限度，妨碍了它的运作。”(注：[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日本学者大木雅夫则指出：《普鲁士普通邦法》的立法者“把对理性的信仰推向极端，不仅调整范围过于宽泛，甚至把未来也置于其调整之下。他们过分的自信还导致了对法官和法学家作用的不近情理的轻视……然而，对法官和法学家的这种压制，导致了日后法官和法学家以轻蔑对这部伟大的法典施加的报复——历史法学派无视这部法典的存在，而法官们则在这部庞大的法典的每一条文下都附加了判例。”(注：[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78页。)

在制定“完整、至善”法典的努力受挫的同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可，法官造法的理论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法官造法的理论终于在20世纪初期开始被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正如徐国栋教授所指出的，大陆法系国家“20世纪设立了基本原则的法典与此前的法典之根本不同，在于法律的运作中引入了人的因素，使法典由自行运转不息的永动机演变为人——机(法典)系统。民法基本原则的不确定、平衡性格赋予了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司法的权力，甚至赋予了法官根据法律的目的干预具体法律概念、法条、法律规范之适用的权力，并授权法官将新鲜因素补充于正在运作的法律之中，由其实现法典内各成分的整体化、适用的合目的化、体系上的开放化，使法典系统能实现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并根据新的信息进行内部调整，以绕过航线上的潜流和险滩，曲折地、然而是不断地与时俱进，最终实现法律的目的。这是一种崭新的法的模式。”(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334页。)

在大陆法系，法官根据新的社会情况，通过对立法条文解释的形式来适用法典，从而创制了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的法律形式。制定法和判例法开始相互弥补。例如，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明确指示法官，如果发现法律中的漏洞，便要像立法者那样，“接受公认的法律学说和司法传统的指引”。瑞士现行民法典第一条则明确规定“法律问题，在文字上及解释上，法律已有规定者，概适用法律。法律未规定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法院应遵照立法者所拟制之原则予以裁判。”

在法、德等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虽然那些精心编制的法典依然存在，但是法官已经开始悄悄地参与到造法的过程之中。徐国栋教授指出：“就法国而论，20世纪法官的司法权已广泛地渗透于立法权之中……企求法典为处理各种案件提供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的幻想，已经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审判立法的发展而日益破灭。众所周知，今天在法国生效的法规大部分来自判例汇编，而不是《拿破仑法典》。”(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一位德国学者则说道：“毫无疑问，在法国私法的大部分领域内，规则是地道的法官创造物，而这些规则常常与民法典只有微弱的关联，但是要法国法官承认他在其司法活动中起到了完全创造性的作用，却是难上加难。在法国，法官不喜欢让人感到自己在创造法律规则。当然，在实践中他们的确是在创造，法官的职能不是也不可能是机械地适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和已经确定的规则。”(注：陈贵民：《关于法官“造法”》，《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30日。)

在法官造法的路上，德国法官甚至走得更远。“虽然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法官共同遵循着自由法学派提出的理论，并且都在为自由地‘灵活’运用法律的一般性规定进行辩解，但是意大利法官一旦接近确定的传统法律观念时就止步不前，或者行使着一种有限的‘审判自由裁量权’，但德国法官公开抛弃了法的确定原则。如果说法国在法官立法方面因为回顾过去光荣的革命史而往往不忍心随便把革命以来的传统思想放弃而小心翼翼的话，德国则没有任何传统思想的包袱。因此，德国的法官立法更为大胆，在这方面赶上并超过了法国，至少在某些法律部门，其发展是受到判例操纵的。”(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美国学者格伦顿则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造法做出如下概括：“虽然传统的民法教条否认法官‘制’法和把司法判例作为一种法律渊源，然而现代民法愈来愈堂而皇之地承认立法对解释和运用法律的法官及行政人员的不可避免的依赖。”(注：[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2页。)总之，现代大陆法系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法官造法的合理性和优点，开始在制度上和实践中以不同方式加以吸纳。

纵观历史，英美法系国家所走的是从判例法出发，达到判例法与制定法相结合的道路，而大陆法系国家所走的是从制定法出发，达到制定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道路。二者起点不同，路径不同，却在一定程度上殊途同归了，尽管二者的偏重至今仍有差异。两大法系这种趋同发展的轨迹，大概反映了人类社会造法发展的趋势，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在研究法官造法问题时借鉴。

四、过去与未来：中国的法官造法

(一)中国历史上的法官造法

就法律传统而言，中国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在当代中国的大陆地区，判例依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虽然司法机关和学者也编纂过不同形式的判例汇编，但是那些判例对法官并没有约束力，只是一种参考资料而已。因此，人们多以为中国没有判例法的传统，没有判例法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环境。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判例法不仅曾经存在过，而且曾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大约自四千年前的夏王朝开始，以帝王名义颁布的制定法就成为了中国法律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判例法也经常在司法舞台上扮演“配角”，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秦朝时期，一些司法官吏的判例就被作为了法律的补充形式。汉朝时，判例已经相当广泛地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以至于各种“决事比”“多如牛毛”。当时所说的“比”和“例”犹如今日所说的“判例”。及至隋唐，虽然“律令格式”是法律的四种基本形式，但是“以例定罪”也是常能见到的作法。公元676年，刑部少卿赵仁本加工整理了《法例》三卷。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判例汇编”。由于各级司法官吏经常“引以断狱”，《法例》的权威甚至超过了“律令格式”，所以唐高宗以这些“例”不是他批准创制为由，下令废止。

宋代以来，判例法在中国又得到了稳步发展。宋朝时期，“例”已经正式成为法律的补充形式，并且有了官方的判例汇编，如《熙宁法寺断例》、《崇宁断例》、《开禧刑名断例》等。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的制定法已相当完善，“例”字的含义已不仅限于判例，还包括“条例”等法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依照判例进行判决、“比附断狱”的情形仍有痕迹可寻。由此可见，判例法其实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后期，当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时，究竟是引进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还是引进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就成为了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对于意欲效仿的第三国来说，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过于庞杂，难以引进；大陆法系的制定法则比较容易引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引进制定法的主要工作就是法典的翻译。另外，中国的法律传统与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中国的法律现代化最终走上了大陆法系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受前苏联法律制度的影响，中国的法律制度依然保持了制定法体系的基本模式，判例法似乎已被国人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当中国在20世纪后期再次兴建现代法制的时候，法官造法的问题也再次浮出水面，不仅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关注，也引起了司法实务界的关注。

(二)中国应该允许法官造法

2002年8月17日的《人民法院报》上有一则简短的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开始试行“先例判决制度”。所谓“先例判决制度”，就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法官日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约束力。而且，这些“先例判决”还将汇编成册，供诉讼当事人和律师查阅。这实际上就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吸收了“遵从前例”的原则。这样做，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保证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可以降低改判率和发还率，可以保持同类案件判决的基本一致性，可以发挥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指引作用，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更加明确的预期，树立司法权威和节约司法资源等。中原区法院的上述作法，使得有关法官造法的讨论在中国有了具体的内容和现实的意义。

如前所述，人民代表集体立法是体现人民造法之民主精神的最佳方式，因此，立法者造法应该是我国造法的基本途径，或者说制定法应该是我国的基本法律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立法滞后于社会发展是一种必然现象，立法中存在一些漏洞或空白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当前我国立法者也像19世纪欧洲大陆国家的立法者那样在竭尽全力制定出包罗万象而且“尽善尽美”的法律，譬如民法典，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尽善尽美”的法律自颁布之日起就会开始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就会既不尽善也不尽美，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处于社会转型和重大变革的期间。

现在，常有些法官埋怨我国的立法过于原则抽象，不够细致完备，使他们在审理某些案件或面对某些问题时感到缺少法律依据，纵有严格司法之心，却无严格司法之据。而社会中的一些专家学者和诉讼当事人也经常批评司法者手中掌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判决的随意性太大，似乎是法官想怎么判就可以怎么判。这实际上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制定法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而判例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显然具有优势：一方面，判例法可以向法官提供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判例法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法官在具体案件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正义和实现司法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法官造法确实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判例法的经验，承认“法官造法”的合理性，用判例法来及时弥补制定法的缺陷或不足。一言以蔽之，中国应该采取以制定法为主以判例法为辅的造法模式。

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法官可以通过判例确立具体的法律规则；第二，法官通过判例确立的具体法律规则对后来的审判具有约束力。其实，我国现有法律对判例的作用并无明文禁止，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颇有影响的判例。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贾国宇被卡氏炉烧伤案，首次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地位，尽管我国法律当时并没有关于精神赔偿的明文规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法院批复审结的齐玉苓案，则开启了宪法条文可以进入诉讼的先河。由此可见，判例是客观存在的，判例对后来法官的审判活动的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从法治的角度来说，明确判例的法律地位和约束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三)法官造法应该注意的问题

法官应该享有造法的权力，但是法官造法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否则法官随意造法，就等于否定了立法的作用。如果法官可以超越甚至抛弃现行法律的精神和原则，随心所欲地创造法律，那就会导致司法越权甚至司法专横。由此可见，在造法活动中，法官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所谓自由，就是说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灵活地弥补法律的空白和解释法律的精神；所谓不自由，就是说，法官的造法不能超出立法的精神和原则。自由与不自由的结合，就是法官造法的基本原则。正如徐国栋教授所指出的，“绝对的自由裁量主义使人民失去安全，并破坏法治的统一。而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又使法律陷入僵化而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并牺牲了个别正义，因此，人民只得摆脱这两种极端主张而寻求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之路。”(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具体来说，当前在中国推行法官造法或确立判例法制度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法官造法应该限制在解释立法规定的范围内。法官不能突破立法的宗旨去造法，而只能在现行立法的精神和原则的范围内，对立法内容进行解释和补充，以解决审判中的难题。笔者认为，在两种情况下法官可以造法：其一，当法律存在明显影响社会公正和秩序的漏洞时，法官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法律；其二，当法律规定不甚明确时，法官为了合理公正地适用法律也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法律。特别是在审判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领域内，法官造法大有用武之地。例如，在证据的采纳问题上，我国当前的立法存在许多空白；而在证据的采信问题上，立法又必须给法官以裁量的自由；因此，法官可以根据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通过具体案件的审判创制相应的判例。

2.法官造法的基本形式是解释法律，但是这种解释不应该“法律化”，而应该“判例化”。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实施细则类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类是诉讼规则类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类是个案解释，即针对下级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遇到的问题做出的解答。前两类其实具有普遍适用之法律的性质；第三类虽针对个案，但往往又脱离案件谈问题，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判例。在此，我很赞成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司法解释应该向具体化方向发展，因为司法解释的任务在于使法律规则更为具体、明确，富有针对性，从而有效地运用于具体案件。同时在法律遇有漏洞时通过解释而填补漏洞。司法解释越具体、越富有针对性，则越能发挥司法解释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在司法解释的完善方面，应当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尽可能针对具体的判例而就法律的适用问题作出解释，从而使司法解释向判例化方向发展。”(注：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具体来说，司法解释最好通过审理案件的方式做出，而不要通过回答问题的方式做出。

3.法官造法的权力应局限于上诉法官，换言之，只有上诉法院做出的判决才具有判例的法律约束力。中国法院众多，法官参差不齐，如果所有法官都有权造法，如果所有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成为判例，那势必会造成判例的混乱，继而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因此，就当前中国法官队伍的现状来说，造法权只宜交给部分法官。在决定交给哪些法官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法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也要考虑审判的级别和程序的完备。一般来说，素质和水平较高的法官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素质和水平较低的法官则只能享有较小的自由裁量权。在中国，上诉法院法官的素质和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可以较好地承担法官造法的职能。而案件经过上诉审理，相关的法律问题也得到了比较透彻的研究和论证，从程序上来讲，更加具备了确立为判例的完备性。另外，作为判例的判决意见中应该有充分的说理和严谨的论述，判决书应该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准，犹如法学论文，因此由上诉法官承担这种判决书的写作也是比较合适的。

4.判例应该及时公布，以明确其法律效力。具有约束力的判例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公布并进行汇编，以便法律工作者和诉讼当事人查阅。作为一般原则，判例仅在与确立该判例之法院相应的司法管辖区内具有约束力。如果在同级法院的判例之间发生相互矛盾或冲突的情况，应该由上一级法院协调统一。当然，判例也是可以推翻的，或者由确立该判例的原法院推翻，或者由上级法院推翻。但是，法院对有效判例的推翻，也应该采取审理相似案件和确立新判例的方式。

法官范文篇9

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志、技能、道德、地位和保障。对于困境中的法院职业化改革，法官助理制度的价值在于其能与中国法院的现状相适应，作为职业化改革重要的举措可以被率先应用，并为进一步的职业化改革进行铺垫。

（一）从基层法院的特点出发考证法官助理制度的作用

据统计，基层法院审判案件数量占全国法院审判案件总数的80％以上，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占全国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的80％以上。因而“中国司法系统的基础是3100多个基层人民法院”。然而与上级法院相比较，基层法院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案件和法官数量的庞大，下面的特点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1.案件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相对简单。这些案件案情不是很复杂，标的较小，适用法律难度不大。以江苏省为例，1999年到2004年的六年中，全省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始终保持在80％左右，这个数据部分反映了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情况。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一个法官目前每年审理的案件在130件左右，其中称得上复杂案件的数量约在5~10件之间，而且这些所谓的复杂案件中，大部分是事实认定的困难，而不是法律结论难以做出。

而这一特点的存在就使法官助理在基层法院有了更大的利用价值。首先据统计基层法院的调解和撤诉率达到了40％以上，某些法院甚至更高，这些案件通常是在未进行庭审的情况下终结的，法官助理在庭审前可以从事调解工作。其次案件的证据、双方的争议经过法官助理在庭审前的梳理，也使主审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快速、准确认定相对较为简单的事实，并及时做出法律判断，从一些已试行法官助理的法院情况看，当庭宣判率达到了80％，这是未进行改革的法院所难以想象的。

2.基层法院处于审判体系的最底端，面对的是处于社会生活中各个层面的诉讼当事人，所争讼的利益往往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他们通常欠缺法律知志，不懂得遵守法律程序，无诉讼技巧可言，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基层法院的民一庭和人民法庭的工作中。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很多是没有律师参与的，而且中国职权主义的诉讼体制下，无论有无律师参与的案件，法院都是案件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基层法院的法官们不得不整日忙于案件事务的处理，与当事人谈话，调查，诉讼保全，证据保全等等，可以说法官对一个案件的工作量大部分是体现在这些事务的处理上，而事实的认定、法律的判断所牵涉的时间和精力则只占小部分。中国自古存在厌讼、耻讼的传统，我们政府过去甚至现在一直在宣传提倡的卷起裤角深入田间地头的人民法官形象也正是适用了诉讼当事人的这种需要。在中国，基层法院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时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如何解决好纠纷，而不是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发达国家和我国一些发达地区法官“坐堂问案”式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至少目前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适用。由于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在各国，现代法律及其相关的制度很多很难进入农业社会、熟人社会或在这样的社会有效运作。

所以法官助理完成审前程序中的勘查、调查、谈话等准备性工作，主审法官专注于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从而减轻了主审法官的工作压力，减少主审法官与当事人的不必要接触，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公正处理。

综上，基层法院的工作特点，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多”、“简”、“繁”。正是这样的特点，基层法院改革的方向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面对繁重的审判任务，通过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合理的分工合作提高工作效率；（2）面对大量的简单案件，缩短审判流程，简化审判程序；（3）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基层法院的司法环境，将大量的庭外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在审前程序中解决，从而提高案件主审法官的独立性、中立性、消极性和被动性。

（二）从法院的审判流程角度考证法官助理的具体作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目前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现状，以下是一个案件进入法院系统之后通常会经历的一般流程，某些案件的审理流程可能更为复杂，又或者在立案后直接因撤诉、调解等原因而终止了，我们的研究只能以一般的流程状况为基础，并保证所得出的结论和意见与案件处理的更简单或更复杂流程状况相协调。

当事人起诉→法院立案庭审查→受理，案件进入业务庭（业务庭人员到立案庭签收卷宗）→庭长审核分案到具体承办人→（诉讼保全）→书记员或者审判员发传票、举证通知、应诉通知、证据、诉状（安排开庭时间）→接受被告的答辩状及证据（并送达给原告）→（管辖权问题的审理）→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交换）→开庭（再次开庭）→主审法院写出裁判文书→庭长审核、签发→书记员或审判人员盖章、送达→报审管部门结案→卷宗装订→当事人上诉、卷宗移送。从上面的流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法官助理制度有关的一些特点：

1.开庭审理和制作裁判文书是法院工作流程的核心，其他工作，尤其是审前程序更是为开庭审理作准备的。

2.开庭前的工作多为事务性、程序性工作，庭审前的调查，证据收集、交换等可以对庭审的事实认定产生影响，但庭审前的工作一般不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判断，就是涉及到管辖权的裁定，诉讼保全的裁定和具体保全措施的实施，也大都是一些程序性问题的判断。因此审前程序的承办人不需要具有较高的法律知志和审判经验，这就使庭审程序中的案件主审法官可以从烦琐的审前程序中解脱出来，而专门从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进行法律判断。

二、法官助理制度的程序价值——对于职业化进程的具体作用

（一）保持法官中立，减少对司法裁判的干扰

法官中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法官不得审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第二，法官需与诉讼双方保持同等的距离，不能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不能在审理前对争议事实形成预判。而现实中，法官因为开庭前的保全、送达、调查而与一方当事人发生接触而可能丧失中立地位。法官助理设立后，主审法官在法院的工作流程中将主要在庭审这个各方当事人均到场的场合出现，避免了因审理管辖权、调查、保全而与当事人发生的接触，拉开了当事人与案件结果决定人的距离，有利于保持法官的中立。就庭审前的有关事务，当事人将被告知与法官助理联系，而不与主审法官发生联系，也为案件的主审法官构筑了一道制度围墙，保护了处于审判权核心地位的主审法官。

（二）适应法官精英化的发展方向

主审法官事务性工作减轻，这部分工作量的减少使他们可以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处理更多的案件，法院的案件将向原先法院内部的部分法官集中，这部分法官的权力极大增强了，同时责任也加重了，而部分法院工作人员失去审判权，这是法院内部一次重要的分流。与目前法官队伍过于庞大且素质参差不齐相比，案件质量必然有较大的提升。其结果就是主审法官的地位得以彰显，处理案件数量的增加也使主审法官待遇的提高成为必然，同时责任的要求也更高，对决定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主审法官必然要苛以更高的廉政方面的要求，审判权向少数法官的集中，使得少部分人成为监督的重点，“聚光灯效应”随之产生。国外法官在公众中有着良好的形象，与其严格受到各项约束不无关系，监督力度的加大同样是中国法官职业化的必然要求。

（三）分工合作将使法院内部工作实现专业化，工作效率将大为提高

对于主审法官而言，他可以从烦琐的庭前准备程序中脱离出来，从而专心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案件高效与经济的处理。美国上诉法院每位法官处理的案件量几乎是英国上诉法庭法官的3倍，这种能力至少部分可以直接归功与前者所获得的工作人员的协助。同时，由于法官和法官助理分别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各乐其业”，可以采取因人而异的管理方式，调动法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由于案件的证据将由法官助理在庭审前通过证据交换和审前会议的形式，进行必要的梳理，审前工作交由具体人员负责，将使庭前准备工作落到实处，有利于庭审的顺利进行。而从目前法院的工作状况看，案件的承办人在发出传票，安排开庭后往往不阅卷，或少阅卷，案件大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使举证期限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使庭前准备成为空谈，开庭后往往因出现没有预料的新情况，比如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而不得不再次开庭，徒增法院工作量，而良好的庭前准备，将有效评估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举证、勘验、调查、鉴定等各方面的准备，争取非疑难复杂案件在一次庭审中解决，提高当庭宣判率。

（四）法院内部的分工合作，将改变以往承办人一手包办案件处理全过程的局面，使案件主审法官和法官助理之间存在一定监督，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助理主要在审前程序中发挥作用，审前程序改革的关键和审前程序作用的发挥，关键和实际上取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难点在于能否在目前法院系统建立一支有效的法官助理队伍。中国法院的现状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但社会的发展步伐要求法院不断对自身进行改造，法官职业化是法治国家对法官队伍建设的唯一选择，司法职业化寄托了法律人崇高的职业理想，职业化进程总要有具体落实的立足点，建立一支主要从事审前程序的法官助理队伍可以成为司法改革的有力措施，是法官职业化进程的重要步骤。

法官范文篇10

在2002年7月召开的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了建设高素质职业化法官队伍的目标，并下发了《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28条规定：“在确定法官员额的前提下，上级人民法院法官职位出现缺额，逐步做到主要从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选任”。这一规定为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法官逐级选任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官逐级选任的实践2001年，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改革法院进人渠道，从基层法院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到中级法院工作，对法官逐级选任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经报宜宾市委同意，市委组织部与市中级法院联合下发了《从基层法院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通知下发后，全市法院共有133人报名，106人通过资格审查，根据考试和面试的总成绩，经市委组织部和市中级法院联合派员到基层法院考察，确定了10名同志到市中级法院工作。宜宾中院推出的法官逐级选任制度改革举措，在市级机关和法院系统引起了广泛反响，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开创了由下级法院遴选法官的先河。一批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勇于开拓、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初步建立起能上能下、竞争择优、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用人激励机制。

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的特点逐级选任法官是提高法官素质的首要环节。法官职业化至少应当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法官必须由具有职业素养的人担任，二是法官必须以专司审判为职业，三是法官必须实行专门的职业管理。后两者的实现，以前者为基础，因此，作为法官遴选主要方式之一的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的实施，是确保法官素质的前提和基础。上级法院法官缺位时，主要从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审判专业素质的法官中遴选，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所遴选的人员从一开始就具有良好素质、较高条件，另一方面是通过规范法官准入程序，把住法院“门槛”，改变过去存在的不合格人员大量进入法院、担任法官的不正常现象。

法官逐级选任能建立起能上能下、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有利于法官的培养和成长。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的实施，打破了干部选拔任用上的论资排辈、终身制等陈规旧习，既能够使优秀的年轻干部尽快走上上级法院审判岗位或领导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又能够使干部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强学习和锻炼，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

有利于增强法官队伍的活力。从基层法院逐级选拔法官到上级法院工作是合理配置审判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这种选拔方式使法官队伍引入竞争激励机制，使法官队伍充满生机和活力，基层法院广大干部“看到了希望，感到了压力”，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比学赶超、力争上游蔚然成风。

法官逐级选拔的程序组织和动员。宜宾中院从基层选任法官工作是在市委领导下开展的，由市委组织部与市中级法院共同组织实施，成立了由市委组织部、纪委、政法委、人事局和中级法院的领导组成的公选领导组，为法官逐级选任工作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宜宾中院十分注重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围绕法官逐级选任改革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引导广大干部从大局出发，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官选任制度改革。同时，要求基层法院要充分认识法官逐级选任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宣传发动，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同志参与公开选拔，接受组织挑选，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阻挠。

明确选拔条件。首要的是政治条件，法官的政治业务素质是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基本保证，要求报考者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忠诚党的事业，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遵守宪法和法律，严守审判纪律，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其次是学历和工作经历条件，要求报考者应具有法学本科以上学历、基础理论扎实，学习（或工作）成绩优良，有一定的审判专业知识，有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再次是年龄条件，报考者除须符合《法官法》规定的年满23周岁的条件外，还应当有一定年限的工作经历，以其丰富学识和较高专业水平胜任法官工作。最后，要求报考者身体健康且需具备《法官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科学组织考试。考试分为书面考试和面试两部分。书面考试内容分为公共科目测试和专业科目测试。公共科目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历史及国情国力等知识，考试的重点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专业科目内容包括各科实体法和程序法及其他常用法律、法规。为防止产生泄密和保证考试的公平进行，出卷、印卷、阅卷都在完全封闭状态下进行，严格保密。书面考试结束后，取考试成绩的前5名参加面试。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主要测试应试者的岗位知识、逻辑思维、语言表达、组织领导和应变能力。

精心组织考察。依据笔试和面试成绩总分，每个职位取前两名应试者列为考察对象。各考察组根据各自的考察任务，制定周密的考察工作计划，统筹安排。在实施考察过程中，注意工作方法，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做到了“九个必须”：组织意见必须要有；纪检等相关部门必须要到；考察预告必须要贴；考察对象以往的考察材料必须要看；考察对象必须要谈；谈话的面必须要广；考察对象在5年内调换过的工作单位必须要去；个人档案材料必须要查；家庭必须要访。

选拔监督。法官逐级选任实行“五公开”：即公开选拔条件，公开选拔职位，公开选拔程序，向本人公开考试成绩，公开选拔结果。在整个公开选拔过程中，除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对每个阶段的进展情况和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以及公开选拔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都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接受监督。

推进法官逐级选任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必须认清形势和坚定信念。法官职业化的目标宏伟而远大，进程艰苦而漫长，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的改革和推行也会遇到各种困难，但人民法院的改革只要符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只要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只要符合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就要大胆探索，积极推进，不断深化，在改革中谋进取，在改革中求发展。我国加入WTO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给人民法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既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要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必须建设一支职业化的高素质法官队伍，必须建立一套能够确保司法公正和高效的法官用人和管理机制，而法官逐级选任制度改革是职业化改革的首要环节，我们必须积极探索法官逐级选任的新路子、新方法，坚持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法官逐级选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