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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制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3 04:00:38

法官制度

法官制度范文篇1

1.初审法官。被确定为初审法官的法官只能审理一审案件，无论他或她是供职于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还是最高法院。初审法官的待遇一律一样。但其待遇不得低于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水平。现行的财政供养体制不变。现行的法官产生管理方式不变。

2.终审法官。被确定为终审法官的法官只能审理上诉审案件，无论他或她是供职于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还是最高法院。终审法官的待遇一律一样。终审法官以考试的方式从初审法官中择优产生，终审法官的人数为初审法官的百分之二十。终审法官的待遇与初审法官一样。现行的财政供养体制不变。现行的法官产生管理方式不变。

3.复审法官。

被确定为复审法官的法官只能审理申诉审案件，无论他或她是供职于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还是最高法院。复审法官的待遇一律一样。复审法官以考试的方式从终审法官中产生，复审法官的人数为终审法官的百分之四十。待遇同初审法官。现行的财政供养体制不变。现行的法官产生管理方式不变。

二、案件的受理与审理。

1.一审案件。

所有一审案件按照现有的管辖制度管辖，以确定受理法院。每一案件审理法官按以下方法产生;以受理法院所在的地级市为行政区，该行政区内所有初审法官名单存于微机，排除当事人所在地法院法官名单后，其余法官由当事人以抽签的方式确定审理法官。审理法官到受理法院审判案件。每一案件在审判前应有受理法院的法官作庭前调解，拒绝出席调解会议的当事人无论案件胜诉与否均承担诉讼费用。

2.终审案件。

所有二审案件按照现有的管辖制度管辖，以确定受理法院。每一案件审理法官按以下方法产生;以受理法院所在的省为行政区，该行政区内所有终审法官名单存于微机，排除当事人所在地法院法官名单后，其余法官由当事人以抽签的方式确定审理法官。审理法官到受理法院审判案件。每一案件在审判前应有受理法院法官作庭前调解，拒绝出席调解会议的当事人无论案件胜诉与否均承担诉讼费用。

3.复审案件。

所有对生效法律文书提出的申诉，必须有最高法院的复审法官审核并确定是否重审。所有确定重审的案件，排除最高法院的所有复审法官以外，审理法官由当事人以抽签的方式确定。重审一律在最高法院进行。无论案件胜诉与否，诉讼费用一律由申诉人承担。

4.诉讼费用。

诉讼费用一律由受理法院所在地财政办理，不得委托法院收缴。办案费用一律由财政支付。

三、以上方案的优点。

1.不必修改宪法及法律。

在所有的司法改革方案中，无论是司法区划制还是法官独立制，都要修改宪法及法律，改革成本高，震荡大，不易为执政党所接受。这个方案由最高法院主持，协调财政部、中组部，并由党中央批复即可。

2.既得利益集团抵触情绪小。

种种改革方案之所以不被通过，在于触犯了以地方党委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这个方案除了在财政上对地方有所损失外，基本没有触及地方利益，甚至连法院院长的权威也没有触犯。能获得通过的概率较大。

3.及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这个方案是所有的法治国家没有的。

4.应当能够有效避免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的产生，在于法官与当事人的熟悉。异地法官审理，可以从一审、二审最大限度的避免三案的产生。

5.应当能够有效避免地方保护主义。

6.应当能够有效避免判决的不确定性。

7.有利于调解。

法官制度范文篇2

任何制度都必然存在一定的理念支撑，法官制度的建立无疑也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司法理念作为理性的坐标。然而，回顾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我国的法官制度，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司法改革路径之所以历经曲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理念上往往存在着准备不足。即便是在司法独立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的情况下，我们的司法独立首要环节——法官独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获得真正的实现，甚至，真正实现的路途还很遥远。据此，笔者基于理念与现实操作的角度，从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及内容、各国法官制度实践、我国法官制度的现状和现代司法理念在我国法官制度的应用四个方面，重点围绕法官独立理念，对司法独立理念应用于法官制度改革作出探讨，在进一步阐释现代司法理念特别是确立司法独立理念对于法官制度改革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导言：

任何制度都必然存在一定的理念支撑，法官制度的建立无疑也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司法理念作为理性的坐标。然而，回顾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我国的法官制度，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司法改革路径之所以历经曲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理念上往往存在着准备不足。即便是在司法独立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的情况下，我们的司法独立首要环节——法官独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获得真正的实现，甚至，真正实现的路途还很遥远。简单来讲，就笔者身处基层法院这样一个微小的角度，在日常的法院生活中，时时处处所能感受到的仍然是与现代法治理论相去甚远的司法现实，比如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仍然是典型的行政体制；比如我们的法官一大部分的精力其实并没有集中到审判业务上来，而是有着大量的其他性质的事务占据着法官的日常工作时间；比如在社会及公众对法官的要求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却并没有相应的保障机制来为法官的独立地位作保证等等，虽然，汉密尔顿有句名言：“就人类天性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了控制权，等于其意志有控制权。”早已经揭示出独立的保障体系对于法官独立地位确立的重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现实的存在还必然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尽管笔者已经把理论和现实的距离是遥远的这一认识作为常识来接受，但面对现实，笔者仍然感到了沉重，据此，笔者试从理念与现实操作的角度，对现代司法理念应用于法官制度改革作出探讨，旨在进一步阐释现代司法理念特别是确立司法独立理念对于法官制度改革的重要作用。

一、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及内容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独立、中立、公正、民主、效率、公开等。具体说来，现代司法理念就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高度概括，与其他国家职能活动相比较，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其他国家权力相同或相似的规律，如公权力的强制性、确定性；另一部分是司法自身所特有的规律，如裁判权的中立性、专业性。

笔者认为，这些理念中最为核心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司法独立理念，作为一项具有广泛性的社会共识，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法治原则。应该予以特别指出的是，司法独立作为一项通行的国际司法准则，不仅包括司法权的独立和司法机关的独立，还包含着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内部工作人员——法官的独立。《司法独立世界宣言》规定：“每一法官均应自由的依据对于上述事实之判断及法律之了解，公平的决定所素属之事务，不受任何地方及任何理由限制、影响、诱导、压力、恐吓或干涉，此亦为其义务。”“法官在做成判决之过程中，应独立于其同僚及监督者，任何司法之体系或任何不同阶层之组织，均无权干涉法官自由的宣示其判决。”1982年通过的《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第一条明确规定：“法官应享有身份之独立及实质之独立。身份独立是指法官职位之条件及任期之适当保障，以确保法官不受行政干涉。实质独立是指法官执行期司法职务时，除受法律及其良知之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

根据现代司法理论，确立司法独立理念，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外部独立。外部独立指司法系统相对于司法系统之外的权力、影响的独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职能的独立。司法职能属于居中裁判、适用法律的职能，而非制定规则、管理职能。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发展已经将几种国家职能完全分开，而且各国的实践基本上都达到这点。二是司法机构的独立。这一点与司法职能的独立相辅相成。我国从古代司法行政合一的模式发展为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存在、法官作为独立的一支职业化队伍，表明我国早已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第二，内部独立。进入本世纪以来，内部独立逐渐引起普遍关注。它是指司法系统内部作出裁判的法官、法官合议体之间以及它们所属机构之间的相互独立。日本的“平贺书简事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判决书送阅风波”都是促动司法内部独立运动的重要事件。内部独立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不同法院之间的独立，即同级法院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的相互独立。二是法官合议体之间的独立，即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之间的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相互独立。一些带有咨询性质的组织如审判长联席会议、庭务会等不属于法官合议体，也不得干预法官的独立裁判。三是法官之间的独立，即法官裁判案件时不受其他法官的影响。这种情况既包括同一合议体之内的法官之间，也包括担任司法行政职务与不担任司法行政职务的法官之间、资深法官与非资深法官之间。当然，承担不同职责的法官之间可能会存在行政关系、指导关系，但这些关系最终不应当影响法官的独立决策。第三精神独立。精神独立实质上就是指法官个人人格方面的独立。法官应当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有独立承担责任的勇气，有独立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一要求不容易衡量或量化，但这是法官个人魅力的核心，自然也应当成为司法独立理念的重要部分。

在我国，司法独立因被视为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产物而蒙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在司法实践中遭到排斥和否定。因此，我国一般倡导审判独立，并解释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合议庭独立审判，更不是审判员独立审判，这是我国审判制度的特色，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因此，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独立。

显然，仅仅要求法院独立并不能保证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因为，法院独立只是消除了外界对法院的干预问题，而没有解决来自法院内部的对于裁判活动的不良影响。更何况，我国的法院并没有实现所谓的独立。如果审判独立仅仅停留在法院独立的层面上，那么必然为那些没有亲自参加案件审理过程的法官参与案件讨论并进而决定案件裁判结果提供了制度性机制。这就使得这些法官只能根据一般性的经验和感官知觉对案件进行裁决，从而导致了判断本身缺乏客观性和准确性。

当然，应当清醒认知的是，司法独立并不是法官的特权，而是政治民主、社会发展、权利保障、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只不过法官有幸成为这一要求的“载体”而已。因此，对于法官来说（这也是国家、社会、公众的要求），必须培养与独立地位相适应的素质；对于政府来说，必须为法官享受独立地位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于社会来说，独立是权利与秩序的重要保障，应当自觉维护司法独立。

二、各国法官制度实践

对于法官制度，西方国家在法官任用方面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资历前置”模式；即取得法学本科文凭的人，经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先从事一定年限的律师职业，然后经过一定的程序选拔到法院担任法官。这一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司法实践对于担任法官的重要性。在美国，担任法官通常要经过以下程序：首先要获得人文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本科学位，然后经过考试进入大学法学院学习三年，取得法律职业博士学位（简称J.D，相当于我国的硕士学位），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通过后从事一定年限的律师职业，最后按照一定的程序被任命为法官。美国较高级别法院的法官一般来自于较低级别的法官，这就使得上级法院的法官比下级法院法官的素质相对来说要高。英国法官的选拔与美国基本相似。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考试加法曹培训”模式。主要是在担任法官之前应当参加竞争激烈的统一司法考试，同时还应接受严格的司法实践培训。这一模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德国法官选任程序是，首先在大学学习至少4年半的法律课程，之后参加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后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或者国家政府部门进行至少2年的实践锻炼，然后参加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后即可从事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在内的实践。日本法官资格的取得更为复杂：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要参加通过率仅为3%的国家司法资格统一考试，通过后进入司法研修所接受为期2年左右的艰苦司法训练。最后参加最高法院举行的严格的结业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坐上法官的席位。两种不同的法官选任路径，体现出很相似的要求：不仅要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素养，还要具备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

三、我国法官制度的现状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在法官制度方面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也确实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但应当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和思路范围内展开的，其主导倾向是对现行法官制度的弊端进行局部性修正，而不是结构性的变革。这难免使得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和既定的目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笔者认为，要想使我国法官制度在整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实现法官制度的科学合理，从而推动我国司法事业的进步。分析我国现有的法官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法官制度的等级化。所谓法官的等级化，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法官分为若干不同的级别，较低级别的法官服从于较高级别法官的领导和指挥，从而在法官之间形成具有地位和身份上的上下等级关系的一种法官管理制度。这是我国法官管理制度的固有传统，也是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法官等级化体现为案件请示汇报制度上。显然，从我国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出发，为保证案件的质量，下级法官在做出裁决前就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向业务素质高的上级法官请示和回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误判和错判。但是，该项制度无疑从本质上违背了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司法独立的基本要求。

其次表现在案件审批制度上。案件审批制度是指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在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后，做出裁决前，必须将拟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向法院主管业务的有关行政领导（庭长、院长等）汇报，由有关行政领导审查决定案件处理结果并作出批示的制度。它的危害就在于直接审理案件的法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决定权，而对案件有决定权的法官不直接参加审理案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此项制度使得案件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很大程度上都很难得到保证。

二是法官制度的行政化。与法院级别行政化的同时，法官的管理也实行了级别化管理。法院在编的工作人员都纳入统一的行政体系中，审判员有副科级、科技、副处级等级别的划分。虽然《法官法》将法官分为十二个等级，但实际上，在实践的操作中，对法官待遇等问题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各种行政级别。这对法官的独立形成了根本性的制约，在日常的工作中，法官们更为关心的往往是自身行政级别的晋升而远非法官级别，原因是很简单的——行政级别直接决定了法官的各种待遇、保障，法官级别在实际上几乎相同虚设。

三是法官制度的地方化。我国的各级地方法官主要是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这就为司法地方化的问题埋下了伏笔。在实践中，我国法官管理制度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法官的任命首先要经过当地党的组织部门考察同意，才能提交人大任免，“法官在任免的实际运作中，地方党政领导起着直接决定作用。”①“许多案件从受理、审理、裁决到执行，司法审判人员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地方党政领导的批条、招呼乃至直接的指示。由于目前司法权依附于地方，审判人员往往被迫屈从这些外来压力，在审判过程中考虑许多非法律的因素，这就严重地妨害了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为司法腐败开了方便之门。”②

四是法官准入的大众化。曾几何时，能够坐在法官审判席上的人员来源非常庞杂，但都缺乏一个司法职业最基本的准入条件——具备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虽然这一点是由我国客观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法官人员素质的低下，不仅不利于实现司法的使命——社会公正，更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司法独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全社会树立的司法权威和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即司法的公信力。同时，尽管为提高法官素质，我们也做出了各种竭尽所能的努力，比如举办各种层次、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但良好的初衷在实践中的操作并不理想，在职教育的种种局限性也制约了培训的效果。形式化、水分很大的学历层次是上去了，但真正的专业素养和新时代职业化法官所必备的现代司法理念是否得到了领悟和掌握，是一个很难得到确定回答的问题。

四、现代司法理念在我国法官制度的应用

司法活动属于高层次的精神活动，有无现代司法理念被称为法律职业人士的“职业灵魂”，即司法理念对于法官素质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司法独立理念的最高境界就是实现司法个体独立，它是指作为行使司法权的个体，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依据法律的规定和自己对法律的诚挚理解和内心确信，独立自主地对案件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干预。也就是说，法官在司法活动中，以法律条文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依照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凯普利堤认为：“司法独立本身并不具有终极价值；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而只具有一种工具性价值，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审理案件。”这就决定了实现司法独立，关键是要在外部为法官独立提供符合独立性质的制度环境，在内部确立能够确保司法运作逻辑的知识化、专业化和理性化的法官独立制度，据此，笔者认为，改革完善现行的法官制度，可以在司法独立理念的指引下，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建立并严格执行法官准入和选任制度。

（1）严格法官准入制度。如上所述，法律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法律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传统，它不是生活知识的大杂烩，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就无法胜任“社会医生”的职责。况且良莠杂处的结果往往是“劣币逐良币”，残次品充斥市场。只有统一的法律训练，才能消弭鱼龙混杂的局面，使他们获得法律的头脑（legalmind）。因此，担任法官，首先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法律知识和素养，其次是必须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才能获得担任法官的资格。这主要是基于我国司法队伍素质整体较为低下的现状考虑的，事实上，也只能通过这一途径不断提升法官队伍的素质，推进法官职业化的进程，并最终在全社会树立司法权威和司法的公信力，从而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最终目标。

（2）建立一元化的严格司法训练制度。大学法律教育培养的目标在于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和良好的法学理论素养。司法训练制度的目的则是为了训练他们熟练地掌握司法实务技能，把书本知识具体运用于司法实践。如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组织通过司法[2]资格考试的学生进行为期两年的司法训练。在训练期间，学员应当先后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和国家行政机关接受锻炼。实习期满后再进行以法律实务为重点的第二次司法考试。考试合格后即被任命为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种制度的建立，在于形成法官与其他法律从业者之间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出现奠定基础。

（3）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人事制度。我国现有的法官任免制度的主要弊端在于，法官任免的层次过多，地方色彩浓厚，笔者认为，可以建立全国性的法官考评委员会，对通过第二次司法考试的人员进行提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再由国家主席任命。努力排除地方权力机关对法官任免的不正当干预，确保法院及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

（4）确立法官终身制。实际上，法官终身制是保障法官独立地位的基本制度。早在二百多年前，汉密尔顿就断言“坚定、一贯尊重宪法所授之权与人权，乃司法所必备之品质，绝非临时任命司法人员所能具备。短期任职之法官，不论如何任命或由谁任命，均将在一些方面使其独立精神受到影响。”③鉴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我们完全可以予以借鉴，这对于我们真正确立法官的独立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准确界定法官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并以此为基准建构独立的法官队伍。

显而易见，我国法官制度改革中存在的法官应当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指导思想，是“司法为政治服务”思维模式的产物。这就是的法官社会职能的模糊化和高度“泛化”成为一种普遍的制约法官职业化、法官独立的障碍。损害了司法的中立地位，对司法在社会中的应有权威造成了极大伤害。据此，笔者认为，必须彻底厘清我国法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上的界限，将法官的职责严格限定在司法活动范围之内，禁止其参加与司法职责宗旨相违背的社会性事务。1997年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兹（HarryEdwards）在我国演讲时指出，西方国家的法官之所以享有极高的权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法官的权力是由明确的、公开宣布的规则规定的，这一权力在与其他政府部门和公众的关系中是有限的。如果没有限制，社会公众肯定会担心法官的权力过大。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法官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所作决定的合法性、公正性的信任；对法官权力的限制一开始好像削弱了法官的权力，但最终却形成了全社会对司法行为和发行的信任。”毋庸置疑，对西方法治精神和司法实践具有深刻领悟的爱德华兹法官的话对我们改革法官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3、构筑符合审判规律内在要求的现代化法官管理模式。

&nbp;从法官独立的内在要求出发，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构建法官独立的管理机制：（1）以业务素质为标准，重新分类组建法院工作群体，将全体法院工作人员划分为法官、书记官、司法警察和行政事务官四大类别，按照各自独立的特点进行分类管理。（2）对于具有司法资格证书的人员（包括现有的具有审判资格），根据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审判经验，划分为法官和法官助理，确保法官的办案质量和效率。（3）调整法院机构设置模式，设置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和行政事务处四大机构，各机构负责人不再对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指挥和干涉，也不再对法官审理案件的结果承担领导责任。减少作出司法决策的主体数量和层次，赋予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更多的独立职权。

四是建立积累法官智慧和知识的制度性机制——判例法制度。

我们知道，司法独立是建立在法律知识和法律推理的独立性上的，而法官正是这种知识的适用者。目前我国的司法体系中尚缺乏衡量优秀法官和普通法官的知识标准，而只有道德和政治标准。一个优秀法官的形象就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人民公仆形象，法官在自我认同的标准上，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逻辑即判断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法官们依照行政化的标准来行为，比如，实践中，很多法官感兴趣的往往是行政级别的晋升。但是如果确立判例法制度，就会为法官们为法律知识的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提供机制性的保障，法官在法律知识的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发生极大的转变，即变被动的适用法律的“机器”为主动的法律知识的创造者。实际上，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法律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在判例法国家，尤其在美国，优秀的法官就是杰出的法学家，他们往往是某种法律流派的代表和创始人。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无疑对我们的法官制度改革有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鉴意义。

参考书目：

1、北京大学法学院编，《法学的诱惑》，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2、强世功著，《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3、贺卫方著，《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4、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5、谭世贵著，《司法独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6、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三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注释：

①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167页。

法官制度范文篇3

纵观各种改革放方案，无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激进式主张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这种方式透漏的是以西方三权分立为基础的理念，虽然在口头上仍然拥护一党执政、支持权力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按照该种方案运行的结果实质上仍然是否决了一党执政、分割了一权集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行为与理念是不相容的；一是有限独立式主张设置司法区、法院与法官直属于执政党中央采取类似于现行军队的管理方式，支部建在连上，这种方式透漏的是以行政垂直管理为基础的理念，是以一个集权管理代替另一个集权管理，除了有助于司法独断外，运行的结果是越来越远离司法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讲的不客气点是对司法规律的无知；一是中西糅合的大杂烩式主张基层法院的法官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中级法院以上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这种方式透漏的是以美国联邦式法官任命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糅合的理念，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官的荣誉地位，但在现行的党委属地管理制度下仍然不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没有认清执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有形与无形的影响。还有其它几种无影响力的方案，如干脆主张学美国以司法部管理法官等。以上几类方案，均是以修改宪法为前提的，无论其在一党执政的背景下是否能够有效运行，单从技术上考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更为重要的是，以上几类方案，均不能彻底打破身份法官制度，而身份法官制度与司法改革的理念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打破身份法官制度，一切司法改革的理念均无从付诸成功。

所谓身份法官制度，就是现行的法官管理制度。其特点为:按法官的行政级别实行分类管理，不同级别的法官享受的待遇不同；中级法院以上的法官在实质上当然享受高出其下一层次的待遇，并在权力上既可以是初审法官又可以是终审法官；基于身份的存在，院长庭长审判员书记员形成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等。其弊端已多有论述，如地方保护主义、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等。身份法官制度的实质并不是如一些学者论述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封建官本位的残毒。

与身份法官制度相对立的，便是本文试图构建的审级法官制度。

审级法官的理念

所谓审级法官制度，是笔者为论述的方便而生造的名词，它具有如下内容：

一、现有法官分为三个体系：

3.复审法官。

二、案件的受理与审理。

1.一审案件。

2.终审案件。

3.复审案件。

4.诉讼费用。

诉讼费用一律由受理法院所在地财政办理，不得委托法院收缴。办案费用一律由财政支付。

三、以上方案的优点。

1.不必修改宪法及法律。

2.既得利益集团抵触情绪小。

3.及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这个方案是所有的法治国家没有的。

4.应当能够有效避免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的产生，在于法官与当事人的熟悉。异地法官审理，可以从一审、二审最大限度的避免三案的产生。

5.应当能够有效避免地方保护主义。

6.应当能够有效避免判决的不确定性。

7.有利于调解。

法官制度范文篇4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提出了“中立、平等、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围绕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法院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法官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认为改革现行法官制度存在三大制约因素：1）社会对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缺乏认同；2）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3）现行法官队伍内部存在抵触因素。文章提出了改革我国法官制度的几点设想：1）理顺党对法院的领导关系；2）以法律形式明确法官独立原则；3）改革法官任命制度；4）严格法官任职资格；5）取消法官等级；6）减少机构设置，使审判骨干回到审判岗位上来。

正文：

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法治是人类社会公正的最佳方式，而法院独立的地位，高度的司法权威，是法治必不可少的内容，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司法公正要从抽象的社会理念，变为客观的社会现实，需要公正的司法制度，更需要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法院要成为社会正义的权威，依法治国的支柱，必须改革现行法官制度，构建新型科学的法官制度。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制度，对法官的权利、义务、地位和作用正确定位，对法官实施有效的管理，提高法官素质，是当前司法改革中一项重要任务。法官制度是审判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改革的步伐，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审判制度的改革乃至司法制度改革的成败。

一、法官制度改革的成绩

目前，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已呈现出积极、稳妥、扎实有效的发展势头，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法官制度实现了法律化，为法官制度奠定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1995年，法官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对法官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法管理的科学方向发展。它为法官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法官制度设定了基本框架。法官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了法官的权利义务，系统明确了法官的职责、任务，确立了法官的法律地位。2、法官资格的考试制度，杜绝了选任法官工作的随意性。法官法实施以后，法官任职资格统一考试已进入了正常化、制度化，特别是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后，法官资格考试更趋严格，有利于国家培养高素质的法律理论合格的法官。这可以说是我国法官制度改革最为主要的成果。3、建立了法官培训体系。为落实法官关于法官培训的规定。最高法院建立了国家法官学院，各地高级法院设立了法官培训中心。初步形成了各级培训体系。4、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考试，选拔了一批业务素质较高的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为探索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还审判权于法官进行了尝试。

二、现行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的法官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法官制度长期以来套用行政管理模式，使得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我国现行的法官制度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建立，建国后基本套用苏联模式，在十年内乱时期又遭到严重破坏。之后，法院得到恢复，恢复之初，人员奇缺，除了一部分老法官归队外，更多的是从各个机关、厂矿充实进来。恢复之初人们对法治的认识不足，充实到法官队伍的人员没有严格筛选，这就决定了现有法官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基础较差。在法官法实施前，法院在八十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充实。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制度，许多专业能力及素质不高的人员进入法院，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一直得不到提高。由于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最高法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法律业大，有的分校在后期还与大学联办了自考考试，为法院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法官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师资、学习的时间等因素限制，业大、函授等毕业的学员其文凭与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

2、法官选任资格要求不严。法官法颁布以后，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在学历要求上主要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两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实施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规定的条件[2]。也就是说，这些规定对法院原有工作人员不具溯及力。只是对实施后任命的法官有效。即便如此，也仍然得不到严格的执行，由于人事权在地方，地方党政部门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安排军队转业干部或政府换届时，往往硬性将领导干部安排到法院，有的直接安排进领导班子或审委会。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存在，无法改变已有法官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法实施后按条件任命的法官其学历要求只要法律大专以上（法官法未修改前），工作经历及其他方面要求不高，要胜任专业性极强的审判工作，离专业化要求还有差距。

3、审判职能行政化，法官地位不独立。由于法院未能改变行政化管理的模式，法官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众所周知，在法院工作的人员，无论是政工、后勤、甚至法警都有审判员。审判职称并不是根据审判职业之需，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分配给了法院各个岗位的人员。在法官法实施前，甚至法院工勤人员编制的司机也因其“资格老”被任命为审判员，形成了“法院人人皆法官”的现状。其次，法官从事的并不都是审判职责以内的事务，例如还要参与地方综治、挂点扶贫等。再次，法院的审判工作岗位与非审判工作岗位，按现行的体制可以随意调整，今天是审判庭的法官，明天可能是后勤处干部，这与行政管理的一套方法无差别。这样，法官感觉不到其职业的神圣与严肃，无法增强自豪感。

对法官管理的行政化还体现在对法官独立办案的干预上，法官之上有若干级别的领导干预或制约着，如审委会、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有的法院还出台内部规定，判决书一律要院长、庭长签发，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案件要经过审委会讨论等等。这些管理方法与行政管理如出一辙。正因如此，法官们必须顺着领导的意图或思路办案，否则判决书签不下来，左右了办案法官，实际上剥夺了法官独立的审判权。

4、法官的待遇和正常晋升得不到保障。日前，地方各级法院由地方领导，法院的经费由地方财政支出，受地方控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正常办案经费，甚至工资难以得到保障。法官的职务迁升，特别是院领导职务的迁升去留，受当地党政机关的掣肘，无法避免审判案件时来自外界的干扰，滋生地方保护主义。

三、改革现有法官制度，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面临的现实困难。

从近几年法官制度改革情况看，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官制度，还存在以下困难：

1、现实社会对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没有认同感。依法治国的口号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人们的法律意识仍然十分淡薄。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和长期的人治环境阻挠着法制的建立，大众的长官意识根深蒂固。有关行政部门对法官职业、法官制度的理解、认同的态度不一。我国实行法官由地方任命，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地方管理，现实法官制度总是考虑与地方相关的人事制度平衡（例如在法官等级上就是与行政级别挂钩），改革难以实现突破性进展。

2、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对建立现代法官制度的制约。建立现代法官制度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后盾。如选拔高素质的法官，除了给予较高的荣誉外，还应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享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社会对个体价值的评价。法官的待遇不高，也是近年来，律师队伍中有大量的优秀法官流入，而法官队伍中却很难吸引优秀律师加入的原因所在。同时，要保障和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需要不断地进行培训和再教育，均需经济投入。各地方经济水平差异大，发达地区只占少数的现状，制约了现代法官制度改革的进程。

3、人民法院及法官队伍的现状，制约了现代法官制度的改革进程。目前，在法院内部，无论是在审判庭任职人员，还是后勤、政工、人事等部门的人员，都与审判专业人员一样拥有法官等级和审判职称，而且，这部分人员占法院人员的几乎一半，成为不办案的法官。如果按专业化、精英化的建设方向改革，这部分后勤人员的待遇必然与法官有差别。这部分人因为利益的损失，必然存在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法官中，大部分未达到本科水平，严格按法官法进行选拔，现有法官许多会失去法官资格，这部分人也会对改革持低触情绪。目前，法院人员进入是按照公务员选拔方式进行，法院高素质的人才储备不足。每年的司法考试中，法院干警上线的绝对人数偏低就说明了这一事实，要补充法官存在困难。这些因素都是法官制度改革的阻力。

四、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

推进法官制度改革，必须明确改革应达到的目标。十五大指出：推进司法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先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十六大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任务：“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任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3]《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也提出：“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机制”。可见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公正司法，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当然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五、对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设想。

改革法官制度，建立业务精通的法官队伍，必然要求法官职业化、专家型精英化，这样的改革应避免每一项改革针对特定的问题小打小闹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对法官制度应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和设计。我国法官制度体现在法院组织法和具体的法官法中。法官法的颁布初步确立了我国法官制度，将法官与行政人员相互别开来。然而，法官法并没有完全摆脱行政模式提影响，因此，完善法官制度，必然涉及到修改相关的法律制度。

1、理顺体制，重构党对法院领导模式。

改革法官制度，必须理顺体制，其中，关键要理顺与党委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原则。我们进行各项制度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法官制度改革的方向问题。法院独立、法官独立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我们强调法官要政治坚定，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各级党委直接干预同级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直接控制同级法院的人财物。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结合审判工作特点，改变目前地方党委领导的模式，由党中央在最高法院设立专门机构，在系统内进行垂直领导更为科学。这样可以保证体现党和人民利益的法律在全国有效统一的实施，维护中央权威和法律权威。实行垂直领导减少了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个人对法院的直接干预，在配备法院领导，法官队伍人员的进出等问题上，有利于法院严格按法官法规定进行，促进法官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廉洁公正的法官队伍。同时还可以有效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树立法律权威。

2、明确法官独立原则

按照西方法学界的观点，司法权不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则不会有自由和法治的存在。因此，法治的重要标志就是独立的司法。纵观法治国家，其重要的标志就是有独立的司法，司法制度的独立包括法院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两个方面。因而我们在改革和完善法官制度时，法官独立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明确的问题。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多数人对法院独立表示认可。但对此规定仅理解为法院审判独立，否认法官独立，是理解上的偏差。从审判工作的规律看，没有法官个人的独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也影响了审判效率。近几年进行的审判改革，强调还权于合议庭、还权于独任审判员，大大增加了法官责任感，提高了办案效率，使人们对法官独立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还未从法律上予以明确。因而在完善法律制度时，在法院组织法及法官法中应明确规定法官独立原则，取消只判不审的审判委员会。这种规定也是同WTO有的关规定及联合国批准的《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相符合的。[4]

3、改革法官任命制度

我国现行的法官任命制度，除院长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外，副院长、庭长、审判会委员、审判员（法官）均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世界各国的法官任命制度各不相同，但宗观法制完善国家的法官任命规定，其规格都是较高的。改革我国法官任命制度不需照搬国外规定，但可资借鉴。为了突出法官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增强法官的荣誉感、责任感，避免地方干扰，确保法官个人独立和法院审判独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应由全国人大选举，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及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法官由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最高人民法院任命。法官任命制度，应在宪法及法院组织法中予以明确。

4、严格法官选任及任职条件

审判活动主要是通过法官的审判工作进行的，法官不仅在于公正裁判案件，还要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因此，选任法官要高标准、严要求。西方法治国家及日本的法官任职资格都规定了很高标准，极严的程序。例如日本的法官，除要求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并通过严格的司法考试，之后，再接受司法考试审查委员会的再次考试，才能成为司法研修生，在成为法官前需再学习和培训两年，然后再通过第三次考试，才能成为法官。德国法官除大学法律专业毕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外，还要任见习法官两年，之后通过第二次考试，才成为候补法官。我国现行法官法规定的主要是学历条件，目前增加了通过司法考试作为法官任职的条件。但地方法院（尤其是中级法院及基层法院），受地方行政领导左右，在任命法官，特别是安排院领导中并未严格执行（例如地方领导换届、军队转业干部安排，往往直接任命为院领导、庭领导或审委会委员，以保持其行政领导职务待遇）。再之，没有实际司法工作经验的限制。由于任职资格规定不严，现行法官任命条件还远远不能满足培养高素质法官的要求。因此，完善法官任职资格条件，除规定担任法官必须经过司法考试外，还应规定必须有两年司法工作经验，并需通过法官资格考试等条件。这样，有利于培养高素质法官。

面对我国法官队伍的现状，全部推倒重来似乎不现实。但我们不能以保护现有法官利益为由，而放弃改革。那种以保护一批有经验法官为由，对已任命法官不加区分地认可的态度，实际上是保护落后、拒绝改革。我们认为在过渡时期，已任命的法官达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的，可不再参加司法考试，直接参加法官资格考试，通过者可重新任命为法官，未通过的可任命为法官助理或候补法官，允许多次参加法官资格考试。已经通过考试选任为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的，只要符合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可直接任命为法官，不具备学历条件的应转到其他岗位。一部分工作时间长（25年以上）或年龄偏大（55岁以上）的人员可办理提前退休。在进行内部遴选的同时，提高法官待遇，从外部选拔一批，以弥补员额缺位。外部选拔可以从具有律师资格或已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选拔。并逐步完善上级法院法官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任的制度。

5、取消法官等级，法院只设首席法官。

我国现行的法官法将法官分成四等十二级，仿照了警衔、军衔制度，具有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而且最高法院、高级法院的法官等级高，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法官等级低。在评定法官等级之初按照行政级别套改法官等级，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许多法官如不担任行政职务，干到退休也无法到高级法官的等级。给人的印象是高级法官的水平高，是专家型法官，而普通法官中无精英法官。以等级高低来表明素质的高低，而且让人们感觉到低级的法官要受高级法官的领导或影响。从司法活动的规律看，法官只服从法律，因而法官应该是平等的，上下级法院之间审级的不同只是分工不同而己，不能认为是等级的差异，同级法院的法官更是平等的。无论哪级法院法官审判案件作出的判决，其法律效力是同等的，同样彰显法律权威。在完善法官制度时应注意到法官平等这一事实，不应设定等级差异，也不应有高级法官与一般法官之分。每一法院院可设一首席法官，说明他是本院首长，行政上领导全院工作。

6、进一步改革审判管理制度，减少审判庭设置，精减行政领导职数，使大批审判骨干回到审判岗位上来。

经过近年的改革，全国法院已形成了大民事审判格局，将原来设置的经济庭、知识产权庭等统归民事审判序列中来，分为四个民事审判庭，既民事审判一、二、三、四庭，精减了审判庭的设置，使民事审判格局更加规范。我们认为审判庭的设置，应按诉讼法规定的任务划分。因此，审判庭只宜设刑事庭、民事庭和行政庭。这样可以大大精减行政领导的职数，使更多的法官回归到审判岗位上来。不可否认，目前在各级法院审判庭担任中层领导的庭长、副庭长大多数业务素质较高，属于法官中的骨干。由于担任了中层领导，使得这部分法官很少审理案件，忙于应付行政事务，这无疑是一种审判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完善法官制度时，改革审判管理体制，进一步精减审判庭的设置，使这部分精英法官回到审判岗位上来，十分必要。

注释：

[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2]见《法官法》第九条。

[3]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第3款（6）项规定，法庭或司法程序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

法官制度范文篇5

正文：

一、法官制度改革的成绩

二、现行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的法官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改革现有法官制度，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面临的现实困难。

从近几年法官制度改革情况看，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官制度，还存在以下困难：

四、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

五、对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设想。

1、理顺体制，重构党对法院领导模式。

2、明确法官独立原则

3、改革法官任命制度

4、严格法官选任及任职条件

5、取消法官等级，法院只设首席法官。

6、进一步改革审判管理制度，减少审判庭设置，精减行政领导职数，使大批审判骨干回到审判岗位上来。

注释：

[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2]见《法官法》第九条。

[3]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第3款（6）项规定，法庭或司法程序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

法官制度范文篇6

正文：

一、法官制度改革的成绩

二、现行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的法官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改革现有法官制度，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制度面临的现实困难。

从近几年法官制度改革情况看，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官制度，还存在以下困难：

四、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

五、对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设想。

1、理顺体制，重构党对法院领导模式。

2、明确法官独立原则

3、改革法官任命制度

4、严格法官选任及任职条件

5、取消法官等级，法院只设首席法官。

6、进一步改革审判管理制度，减少审判庭设置，精减行政领导职数，使大批审判骨干回到审判岗位上来。

注释：

[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2]见《法官法》第九条。

[3]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法官制度范文篇7

一、对法官队伍现状的整体评价

说到对法官队伍的整体评价，笔者想引用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话，他说，1998年以来，全国法院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严肃执法，秉公办案，为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法官队伍是好的，是党和人民完全值得信赖的。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相比而言，法官同行政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相比，从人员素质到工作效率都是比较高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等于说法官队伍就不存在问题了，实际上，我们的法官队伍无论从人员素质还是管理制度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么，现阶段法官队伍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从队伍素质上看，法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偏低，职业化程度不高

先从业务素质看。笔者并不否认，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法官还没有达到职业化的要求，有的还相距甚远。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你那么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从法官队伍的人员构成来看，我国法官成分复杂，同质化程度严重不足

从各级法院法官的来源来看，我国法院法官的成分极为复杂。有的从行政机关调入，有的是教师改行调入，有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来的，有的是转业军人安排就业的，有的是经考试录用的，有的是“以工代干”转正的，简直是五花八门。这些人有的是大学或大专毕业，有的中专、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学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而普通高院校法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只占极小的比重。这么多成分如此复杂的人组合在一起，由于文化程度不同、所学专业不同、经历背景不同，必然导致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的差异，最明显的是面对同一件案件，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或上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官队伍比较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等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不可避免地造成审判秩序的混乱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法官的公信度不高，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从法官队伍的管理体制及管理手段来看，现阶段实行的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已经不适应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先从制度设计上说，建国以来我们的各级法院都是按标准的行政机关设计的，就是现在，各级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与行政机关并无二致。如院长以下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下设若干业务庭室和综合处室，院长、副院长分管几个庭室或部门的工作，这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极为相似。所有的人民法院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我们的法官被人为的分成了三六九等，法官与领导之间、下级领导与上级领导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领导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的升迁任用与奖惩，事实上形成了法官对领导、下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人身的依附必然导致意志的屈从，造成法官的人格缺陷，不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权力结构适用于行政机关却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因为它违背了司法的规律。

再从各级法院的运行机制来看，现在通行的案件审批制度，也有悖于司法的规律。通行的做法是一个案件要经过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审批或者审判委员会研究才能下判，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这些庭长、院长不办案却可以“唱主角”决定案件的结果，而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反而成了“跑龙套的”，可谓中国一“怪”。实际上，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个思维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它是一个个性化的脑力劳动，不需要他人的干扰。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实证过程会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成为法官职业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而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特点，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的行使，实际上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四）从法官队伍的数量及工作效率来看，我国法官数量过于庞大，工作效率不高

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官大约20多万人，平均每5、6千人就有一名法官，与发达国家每5—6万人有一名法官的比例相比，我们的法官数量实在过于庞大。与数量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法院法官的审判效率并不高，每人每年结案只有三、四十件案件，只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效率如此之低？是不是一线法官办案的绝对数量很少？我看不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法官一年能办一二百件案件，一般的也能办百十件，效率并不低。造成平均结案率低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院存在相当数量的“脱产”或“半脱产”法官。在法院，办案最多的是审判员（包括助审员），副庭长次之，到了庭长一级办案就少了，当了院级领导就基本不办案了，再加上不办案的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科室的法官，不办案或基本不办案的法官占到了法官总人数的一半左右。这样平均下来，审判效率自然不会很高。二、关于法官队伍存在问题成因的思考

关于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成因的探究，应当从分析问题入手，最终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量。

（一）关于法官素质的思考

先从法官的选任看，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过低使得法官的整体素质先天不足。法官职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不仅要具备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且要具备法官必须具备的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然而建国以来，特别是法官法实施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一直被忽略了，对法官的选任几乎无任何诸如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很多人可以未经严格选拔而进入法官队伍。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一个人到了法院不论是否从事审判工作，不论素质是否符合审判工作的要求，只要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和干部级别，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可以平均分配的待遇。结果导致两个恶果，一是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而素质参差不齐的法官队伍。相当一部分人虽有法官职称但却不胜任法官职务。二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由于书记员逐渐被选任为法官，造成书记员严重缺乏，一些本应当由书记员承担的工作却由审判员来完成，造成法官与书记员分工不明，既影响了工作效率，又影响了案件质量。

再从对法院、法官的管理制度看，制度的设计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度的设计上把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进行管理（即使到了现在，法官仍然沿用公务员的考核办法，法院的干部任免仍沿用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法官职业的特殊性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法官队伍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实已经造成，我们正在为忽视法官职业特殊性的制度设计付出代价，而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现在我们却过多地指责法官的素质低下，实际上，法官的素质是由法官制度决定的，既然你在制度设计上将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既然你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要求法官具备比公务员更高的素质。所以单纯指责法官素质低、不求上进是有失公正的。

（二）关于法官管理体制的思考

法官制度范文篇8

一、对法官队伍现状的整体评价

那么，现阶段法官队伍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从队伍素质上看，法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偏低，职业化程度不高

（二）从法官队伍的人员构成来看，我国法官成分复杂，同质化程度严重不足

（三）从法官队伍的管理体制及管理手段来看，现阶段实行的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已经不适应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

先从制度设计上说，建国以来我们的各级法院都是按标准的行政机关设计的，就是现在，各级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与行政机关并无二致。如院长以下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下设若干业务庭室和综合处室，院长、副院长分管几个庭室或部门的工作，这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极为相似。所有的人民法院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我们的法官被人为的分成了三六九等，法官与领导之间、下级领导与上级领导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领导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的升迁任用与奖惩，事实上形成了法官对领导、下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人身的依附必然导致意志的屈从，造成法官的人格缺陷，不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权力结构适用于行政机关却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因为它违背了司法的规律。

（四）从法官队伍的数量及工作效率来看，我国法官数量过于庞大，工作效率不高

二、关于法官队伍存在问题成因的思考

关于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成因的探究，应当从分析问题入手，最终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量。

（一）关于法官素质的思考

（二）关于法官管理体制的思考

首先从领导干部的任免看，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建国以来，法院的领导班子都是同级人大任免，实际上是由组织部门选任委派。这在行政机关并无不妥。关键在于法院不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法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你从其他党政部门选配干部，很难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的要求。比如说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尽管他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在行政机关他可能是一名称职的领导，但到了法院却未必。为什么，因为当法院的领导，不仅要具有行政机关领导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还要求你具备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党政机关的领导直接选派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对法律是个门外汉，尽管他一个案子也没办过，但到了法院就可以直接被任命为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而从事审判职业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法官却要听命于这些从来与法律无缘的人，这在法治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却成了通行的做法，见怪不怪了！这种做法抹煞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它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是不能低估的，它使法官认为，当法官不必研究法律，只要研究好“社会学”、学会为官之道就足够了！不懂法的人可以当管法官的官，享受一线办案法官无法享受的“尊荣”，那么法官还有什么必要劳心费神地学习法律？退一步说，学了法律，成了专家又能如何？

其次从法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上看，现行法官制度的激励机制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趋势。制度的导向和评价功能是巨大的，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既然你将法院设计了自上而下、由高到低的权力结构，既然享受尊荣的等级与官阶成正比，既然当了官能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体面生活，享受到普通法官无法享受到“尊荣”，那么法官必然形成以当官为荣、当兵为耻观念。可以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法官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当官”，而不鼓励在第一线办案的制度。所以说，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仅不能保证选拔出高素质的法官，更重要的是还造成了法官价值评价体系的扭曲。一个人到了法院，当了书记员，想当审判员，当了审判员，想当庭长，当了庭长，想当院长，没有一个人甘愿一辈子当个书记员或审判员的。实际上，评价一个法官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变成了他实际享有的行政级别的高低，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素质倒在其次了。而在现有的体制下，想当官除了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外，更重要的是有“道”，所以我们的有些法官不是把精力用在学习研究法律上，而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想当官。那些当官无望的，则消极地对待工作混日子，那些真正高素质的法官由于年轻或社会经验不足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处于较低的等级，无法享受到法官职业应当给他们带来的尊荣，导致他们对前途、对事业悲观失望，而逐渐丧失了进取心，整个法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现阶段各级法院的法官学习业务提高素质缺乏内在动力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了那么多的进修、培训而效果不理想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最大障碍。

再次，从审判管理的运行模式上看，案件审批制度的存在即违背了审判规律，也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案件的层层审批把关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尽管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办案，一直提倡要还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案件审批是以领导的行政管理权力为前提的，我们的领导习惯于审批案件，实际上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只能审批案件，他们把审批案件当作自己权力的象征而不容他人染指和削弱。实际上案件审批不过是审判权在审批者和办案者之间的再分配，审批案件除了正常的掌握审判动态或案件把关之外，还存在一个案件的决定权问题，而这个决定权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多多少少地具有某种可交换的属性，能给审批者带来某种利益，所以作为法院最高权力的享有者不可能把案件决定权真正还给办案法官。这才是案件审批制度存在的最深刻的原因。当然，笔者并不否任案件审批对保证案件质量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对法律知识的熟悉程度并不见得比一线办案法官高多少，尤其是从其它党政机关调入的没有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的领导，就是从优秀法官提拔起来的领导，由于他们不办案或很少办案而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其业务能力也未必比提拔前更高。实际上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并不能有效地发现和避免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错误，相反我们的案件审批者或审判委员会对同一个案件经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由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做法还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它容易使审判人员形成依赖和懒惰心理。由于审批把关制度的存在，使得审判人员遇到疑难问题不是自己寻找法律依据和运用法学理论进行解决，而习惯于将疑难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或案件审批者决定，久而久之他在心里会想，反正我说了也不算，还不如将问题上交，自己落个清闲。因而案件审批制度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实际上已经成了素质不高的审判人员的“拐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素质的法官。二是不利于错案责任的追究。案件审批制度分散甚至模糊了案件承办者的责任，使得真正出了错案时责任无法追究。

以上我们分析了造成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种种原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原因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看到，忽视了司法规律的法官制度造成了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和素质低下；而数量庞大的法官队伍和素质低下的现实又给行政化的管理手段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如案件审批和审判委员会制度等）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官的低素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了法官队伍目前的状况。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表象，而制度的设计才是根本。

笔者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和推进法官职业化，是靠领导的号召和要求，还是靠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必须同司法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没有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法官职业化就失去了动力和保障，最终也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三、关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法官要办案、法官愿办案、法官只办案”。实现这个目标的标志是：法院里最大的“官”是法官，最高的“长”是审判长。这一官一长只管案件，而不管其他的法官。为此，必须重新构建能够体现司法特质的法官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保障和约束下，造就一支高度职业化和高度自治的职业法官队伍。为此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法官职业的准入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官选任标准过低的问题，设立了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法官职业准入的“门坎”，但这只是解决了今后的普通法官的职业准入问题，领导干部的职业准入问题和实行员额制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仍未解决。

法官法规定，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而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此就有了“当院长容易，当法官难”的说法。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具有法官和领导双重身份，理应在业务素质上高于法官，但在选任的标准上却低于法官，为党政干部继续进入法院当领导留下了“后门”，实际上是对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的迁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后门”不及时予以堵塞，将严重影响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为此笔者建议，应当修改法官法，将这一“后门”堵住。

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在全国法院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意图通过将在职法官划分为法官和法官助理达到“法官数量大大减少、法官素质大幅度提高、法官中心地位大大增强”的目的。这无疑是推进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定额后的法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官，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在法官法修改以前，应在法官法确定的既有条件范围内从严要求，以真正体现法官的精英化、职业化。因而应当制定严格的担任法官的标准，而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院级领导、中层干部和一些素质较好的审判员直接过渡为法官。

关于确定法官员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有的学者将定额后的法官任职条件限定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通过全国司法资格统一考试；有较高的审判专业水平，能独立承办复杂疑难案件，具有熟练的驾驭庭审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法学基础理论深厚，有较强的调研能力，有一定数量的法学；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高的社会评价；身体健康，能够胜任繁重的审判工作；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笔者认为，这个标准值得考虑，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选任法官，那么选任出来的肯定是精英化的法官。这里面有几个硬性标准，一是学历条件，二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三是有一定数量法学，其中最难的就属通过司法考试了。笔者一直认为，法官法修正案没有规定在职法官一律要通过司法考试才能继续担任法官职务，实际上是对在职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的一种妥协——大多数法官难以通过如此难度的考试，且不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官连报考条件都不具备。司法考试对应试者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的考察是极为严格的，也是其它考核考试无法替代的，法官员额确定后既然我们要选拔精英法官，理应通过司法考试。借司法考试的方式对法官队伍进行一次彻底“洗牌”，既解决了员额确定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又很好地解决了在职法官的分流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实行员额制的初期，为保持审判业务的延续性，可由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法官代行职责，以后逐渐由达到条件的人替换。

（二）关于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领导干部过渡问题

目前各级法院内部均设有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业务庭室和综合科室。各个审判庭既是审判业务分工的结果，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单位。审判庭设庭长、副庭长职务，院长、副院长（包括院长助理和副院级审判员）分管几个庭室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行政管理网络。这样一个机构设置实际上成了行政化管理方式的载体。但管理的对象却不是行政事务而是审判业务或具体的案件。法官审理案件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它在本质上具有排斥行政权力干预的属性，因而我们不能套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审判业务，因而审判庭的设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有学者建议，从长远看应当取消审判庭的设置，代之以专业合议庭或办案组，这个建议应当采纳。取消审判庭的内部机构改革应当与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同时进行，不然新选任的法官又成了承担案件审批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管理者，改革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最高法院已经在《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这里面涉及法官、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问题。应当明确规定，只有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案件的法官才具有审判职称，其他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专职行政人员、法警、书记员等一律不再具有审判职称，专职行政人员、书记员、法警不是法官，法官助理也不是法官，而是协助法官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员。员额制实行后，对于未被选任为法官的审判人员，应当免去审判员职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员额制还存在一个与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员额制实行以后，肯定会出现等级高的“法官”给等级低的法官当助理的现象，等级高的法官可能在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因而可能造成工作上的摩擦。实际上，法官的素质只能有审级上的差异，在同一级法院没有必要将法官分成三六九等。建议修改法官法，取消或修改关于法官等级的规定。

相对于法官等级设置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过渡可能更为棘手。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法官等级，但有些领导干部由于自身素质和工作性质的限制，其业务素质可能无法达到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坚持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还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网开一面”？如果坚持选任标准，就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现有的领导职务问题，如果“网开一面”就无法达到员额制后法官精英化的目的。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官等级、行政级别高而一律给予他们法官职称，可允许这些人做一次选择，达到定额后的法官选任标准的，可担任法官职务去办理案件，达不到的，可留任原职务。

（三）关于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和监督机制问题

人民法院现行的审判业务运行方式完全是按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设计的，主要靠领导督促和案件审批管理审判业务，领导本身不办案或极少办案，但却成了法官的法官、裁判者的裁判者。这种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行使的管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近几年，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干部办案，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领导已经习惯于审批案件和处理行政事务，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使他们不屑于繁杂琐碎的案件审理，他们不办案是因为他们有决定案件结果的行政权力。所以解决领导干部不办案的问题应当与改革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同步进行。

法官职业化必须解决领导不办案的问题。在法官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领导不办案问题好像还不十分突出，将来员额制实行以后，法官的数量将减少到现在的一半或更少，那时候你再允许那么多的领导不办案而去审批案件，显然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一个法院现有60名法官，现有不办案的院级领导10人，审判工作运行基本正常，而实行员额制以后，法官只剩下30人或更少，假如这10名领导都过渡为法官，将出现10名领导为20名法官把关的现象，平均每个领导只审批两个法官办理的案件，管理手段与审判效率的矛盾就会立刻凸现出来。当然，改革行政化的管理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在取消案件审批制之前是否可以将领导与法官的身份合二为一？即保留他们的领导身份但专门从事审判工作，以后逐渐将行政权力分离出去。

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立法上的支持。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和审判权分离，最终建立“判者审、审者判”的审判工作运行机制。或许有人会说，领导不审批案件都去办案了，出现问题怎么办？实际上领导审批案件的做法并不能保证案件不发生问题，取消案件审批并不是取消监督制约机制，相反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机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不需要的只是行政化的监督机制，对于法律规定的审级监督、再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必须坚持，而且笔者还设想在人民法院之外设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这个机构应当独立于法院之外且不受各级法院司法辖区内党政机关的干涉，而且这个机构实行的只能是事后监督。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四）关于法官职业的保障问题

法官的职业保障包括地位保障、物质保障、人身保障等内容。这里着重谈一谈地位保障和物质保障。

法官员额制和法官助理制的设立本意就是建立并保障法官的中心地位。但不解决员额制所涉及的法官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员额制的目标就可能无法实现。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法官的价值取向问题，其目标应当是从鼓励法官当官到鼓励并保障法官办案。因此必须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惹的祸。因为一个法官当了官会给他带来种种好处，所以他要当官而不愿意办案。所以制度的设计应当从剥夺当官带来的种种好处入手，最终使得一个法官不当官也能享受当种种优待，享受到法官职业给他带来的“尊荣”，这样他就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审判中去而不挖空心思地想当官，这样才会真正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司法资源的分配要以法官为中心。司法资源包括对物质装备的支配权、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支配权等。应当优先保障法官办案经费的使用、车辆等装配的使用，优先保障法官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和支配。二是削弱并最终解除法官对领导的人身依附。现阶段法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决定的，法官与领导之间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法官的中心地位必须打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至少不应当由本院的领导组织实施。这样法官才能不依附于领导的意志，独立审判才能真正实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收入一般都比较丰厚。法官的收入高于公务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之所以这样，一是法官的职业及其审判行为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法官是纠纷的最后裁判者，理应获得较高的物质报酬，二是高薪有助于养廉。法官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几乎是其惟一的收入来源。这样国家就必须保证法官享受高薪，以保证法官生活安定富裕，免去后顾之忧，从而不受金钱、物质利益的诱惑。现在法官的工资实在是微薄得可怜，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为此一些高素质的法官不满于菲薄的待遇而辞职当了律师，据笔者了解，参加司法考试的在职法官大多数都有辞职当律师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法官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就连法院现有的人才也留不住，足以引起我们的反省。

法官制度范文篇9

法官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有完备的法官制度是国家法治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之一，其前提和基础就是法官的职业化问题。所谓法官的职业化，主要是指法官之所以为法官的资格、条件是什么，他们的选任标准和程序是什么，这些资格、条件、标准和程序是否有助于法官独立地行使国家的审判权，[①]进而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目标的实现。遗憾的是，我国长期以来缺少关于法官制度的基本构建，虽然1995年《法官法》的颁布施行规定了例如法官的任职条件、考核、培训、工资保险福利以及退休等内容，向着真正意义上的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过，客观分析，其不够全面、起点偏低、缺乏理论支撑、难以形成完善的体系，部分规定有欠科学性，反而形成了制度上的瓶颈。

一、当前我国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官的任职

1、任职资格。法治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对法官选拔制度无不采取十分严格的态度。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英美国家的初任法官都是资深律师，大陆法系国家的初任法官则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试和培训。[②]我国多年来进入法院的方式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毕业后分配进入法院担任书记员（还有少部分的军转干部），经过一定的年限或法院系统内部的考核后晋升为法官。1995年《法官法》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要求，仍未大幅度提高，等同于甚至低于对国家公务员的要求；在年龄上，只要求“年满二十三岁”；在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方面，只要“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二年的”，都可以任命为法官。

而对于在《法官法》施行前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审判人员，还可通过培训，以培训的方式解决审判人员的“法律知识”问题。从2002年开始，书记员晋升为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总算是有了一个统一的门槛。[③]可是把住了法官的准入关，但如果没有进入法院大门即使是通过了司法考试，也不可能进入法官的行列，所以实际上能否进入法院工作成为能否当上法官的最重要条件。一方面是各大学不遗余力地培养着大量法科毕业生，一方面行政性的人事编制和录用程序很少量的吸收人力资源[④]，晋升法官的选择余地局限在法院内部。2002年，最高法院提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将全国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官、司法行政以及司法警察五大序列，面向社会从符合条件的人员中选拔法官。此项改革设想无疑会极大地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建设步伐，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的障碍。比如，法院现有冗员的安置问题，录用法官的身份问题，与律师等行业待遇差距无法吸纳优秀人才的问题，几大序列之间的流动问题，等等。

2、法官编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公布的数字，我国法院系统现有正式在编人员约31万，其中具有审判职称的法官21万左右，而真正从事着审判工作的仅有15万左右。简单的讨论我国的法官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各国的司法制度和法律传统不尽相同，美国有发达的审前程序和ADR纠纷解决机制；德国的法院体系层次细密、机构庞杂；日本社会历来有厌诉传统故而案件的数量有限。单纯从数量上看，八千分之一的人口比例与每个法官人均每年30、40个案子相比效率偏低，但是这并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东西部不平衡的因素。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法官每年审判的案件数量几倍于西部地区的法官，甚至有的法官最多需要承办七、八百件，如此算来法官的人数就远远不够了。具有法官职称却不从事审判工作或者根本不能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在法院队伍中占了大量的比例是审判资源的极大浪费，如何理顺这一问题，使法官真正成为“法官”是必须解决的课题。虽然法官任职的条件失之于宽松，但法官员额的增加并不能由法院自主决定，[⑤]法院录用一名法官和录用一名后勤人员从国家定编的角度讲性质都是一样的。按照目前组织人事制度，法院改革可以确定法官员额，可以将不从事审判的法官职称免除，但不可能扩大法院的编制，不可能让这些失去法官职称的人员“下岗”，这是司法权行政化一个基本表现。

3、法官等级

我国于1998年评定了法官等级，从首法官到初级法官共分为四等十二级，如此的划分与其说是法官等级的确立，还不如说是行政级别的改头换面，行政化和官僚化问题并没有实质的改变。从设立的目的上讲，法官的等级是法官个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也是能力的证明标志，等级越高的法官应当越博学多才，判断是非的能力也应该越强，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对于培养法官的能力帮助在通常的数学统计上是成正比的。但目前的评定办法并不是主要以任法官职务的时间长短和业务能力为依据，评定标准的基础是行政职级的年限与现任的行政职务。同一级法院法官的职位是从院长一直到助审员的等级序列设置的，而且每一个职位均有与之相对应的行政级别。法官职业不同于行政机关或军队，是一种反等级的职业，这种细密、繁琐的等级制度并不利于法官的独立品格。在法院内部对待考核、评定、晋升、工资奖金核发等等更习惯称呼某某人是处级审判员、科级审判员，难道一个正局级审判员比一个副科级审判员在判决书的署名上效力更高吗？贺卫方教授曾尖锐的指出“目前推行的这一套法官等级制度在追求与行政官之间区别的背后，显示出制度设计者既想表现行业特殊性，却又难以超越行政管理的惯常思路的尴尬情形”[⑥]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在现阶段法官等级制度的设置形式上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质上的意义。客观的说，我们的法官等级制度空有法官等级划分的形式，而缺少象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精英型选拔和平等性待遇，也缺乏象大陆法系国家高淘汰率培养和严格职业技能训练的内容精髓。

（二）法官的待遇

我国法官总体待遇普遍很低，这是理论界、实务界早就在大声疾呼的现实存在，其引发的弊端也被无数次的反复论证，应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不得不提是因为这是建设我国法官制度重要的物质基础。

1、薪金制度。《世界司法独立宣言》明确指出：“法官的薪金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以与他的地位、尊严、职务、责任相适应。”世界各国法官的待遇体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以法官自己的等级为主要的参照标准，如德国法官采取独立的和公务员不同的系列法官工资表，工资额相当于公务员的两倍。另一种采用先确定法官职务再和行政公务员相对应的形式，如英国高等法院法官的年薪最低为32，000英镑，大法官的年薪与首相一样；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最高法院首法官的年薪超过62，500美元，与副总统相当；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年薪约为42，500美元；初审法院法官的年薪约为40，000美元；州法官的收入仅略低于联邦法官。[⑦]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其中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都能够保障法官在各国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过上稳定而体面的生活。当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造成的不仅仅是法官薪金水平的普遍低下，全体公务员的总体收入水平也很低，这不是仅靠司法体制改革就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国家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税收体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综合性体制改革。但是，在前些年社会上热烈讨论的“高薪养廉”到逐渐已经成为了较普遍共识的今天，这个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单就我国法官的薪金来讲，与行政级别挂钩导致总体水平很低，与法官的职业地位极不相称。而且，我国实行法院财政与地方财政一体化，法官的物质待遇完全是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还造成了法官薪金的区域差异。

有资料显示，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加剧的趋势，优秀法律人才，特别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公、检、法等机关的公务员辞职的比例在不断升高，很多从西部流向东部，更加剧了法官素质的区域不平衡。另外，法官队伍内部的薪金体系也不够合理，在绝对标准偏低的情况下差距较大。以北京为例，在2004年7月全市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之前，法院审判人员（包括书记员）的收入除固定的工资以外，与办案数量和质量挂钩的奖金是一项比较重要的来源，并且在案件数量多的法院，这部分奖金要远超过工资。但在改革以后，所有的公务员工资完全与行政级别挂钩，取消了结案奖金等激励机制，造成低行政级别的法官收入大幅度下降。应该说，法院审判工作的特点并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单位，基于法官的独立性特质，法官相互之间都是平等的，其工作价值都是相同的，分明的等级容易导致下级法官过分迁就上级意见，丧失级别独立，薪金的过大差距对于保持队伍稳定和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不有利。

2、非薪金待遇。法官收入的唯一来源应该只能是他的薪金，除了国家提供的工资，只有配套提供完善的其他物质待遇才能够保证法官过上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世界各国几乎都毫无例外的在医疗、住房、社会保险、交通等方面给予法官高于一般公务员的待遇，特别是法官的退休待遇始终成为约束法官在职期间行为的重大利益目标。很难想象，当一名法官还要为分上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或者为了报销几百块钱的药费东奔西忙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审判工作之中，怎么可能要求他为了司法公正而独善其身。法律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学科，早在17世纪英国的柯克大法官就说过：“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不能否认，法官的法律素养、社会经验和权威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德国法官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退休年龄是68岁，其他法官是65岁；在日本，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和家庭法院的法官可以工作到65岁，而最高法院和简易法院的法官退休年龄是70岁；英美法系国家更是实行法官终身制。随着医学的昌明，一名耳顺之年的法官，其身体基本都依然健朗，而且很可能是其知识水平、社会经验、审判技巧最成熟的阶段，威德声望也达到了自身从未企及的高度。好容易培养出的优秀法官，可这时却不得不面临退休，职业生涯不得不戛然而止，实在是法律人才、法律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法官的约束

现代法治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建立在对法官的权威和公正的信赖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对法官的信赖，对司法制度的信赖也就不复存在了。法官首先是人，“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⑧]一旦自利的性格与公共权力相结合，其产生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必须要对法官进行约束，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约束的顺利实施，这是法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般讲对法官的监督，笔者认为这只是法官约束的部分含义，是对约束的狭义理解。约束不仅仅是监督，更是制约、是管理、是激励，是评价，是制度性的、动态的、有具体可操作性的实践过程。

1、监督。这里所讨论的监督问题，指的是对于每一个法官个体也就是对人的监督的问题，因为归属在法官制度的范畴内，所以并不涉及包括审判监督、行政监督等其他意义上的监督问题。从监督主体来划分，对法官的监督不外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形式。在我国，外部监督一般是指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人民群众与社会团体的监督，最主要的方式是党内监督，除党内监督之外的监督方式基本被虚化。党内监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形式，实践证明这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但客观的说，它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仍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同时作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所承担的监督职能和作用又一直得不到切实的贯彻，这样就造成了法院平时没人管，出了事情谁都管的局面。对于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法院的监督是关乎依法治国方略成败的头等大事，岂能没有一套完整的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规范。还有内部监督，其实质是党内监督系统在法院内部的派出机构，名为监督，很多却流于形式，远没有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观之，我国关于对法官的监督，意识上始终还停留在对一般党员干部的管理的层面，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被监督的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整体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对这个群体的监督的制度有效与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2、考评。如果说监督是针对法官的职业操守，目的是约束个人行为的话，那么法官的考评则是针对法官的业绩而言，目的是提高法官的审判业务水平，建立完善的业绩评价标准体系。我国现行法官考评机制主要仍然是行政化的考评方式，对法官的考评套用公务员的考评标准，主要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评定。总体来说，“德、能、勤、绩”目前真正能够较客观衡量的只有“绩”，标准就是结案数和结案率。根据法社会学中的“撒夫尔定理”，诉讼发生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数是成正比的。你不能说一个经济较发达地区案件数量很多的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成绩就一定比另外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案件数量较少的法院的法官要好。结案率的标准虽然可以对提高审判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视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年底控制收案，虚报审结数字，违反法定程序突击结案，这样的情况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总体来说，当前的法官考评基本没有摆脱群众评议加领导拍板的模式，行政领导的个人好恶往往左右考评的结果，主观性色彩过于浓厚，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3、惩戒。惩戒是监督和考评的结果，监督和考评是惩戒的目的，惩戒与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我国《法官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这部分的内容，但仍然缺乏必要的实质要件。不管是惩戒、监督还是考评，首先都必须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即一个固定的组织机构来进行。世界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基本都遵循法官的惩戒处分不得由行政机关施行的原则，建立由法官或者由法官和其他人士组成的惩戒组织；建立司法式或准司法式的惩戒程序；侧重保护被惩戒法官在程序中的各种权利，公平地听取双方证据和陈述等，大致有三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法院自己作为法官的惩戒机构，上一级法院负责审理下级法院的惩戒案件，像日本和德国以及美国的一些州，他们在最高法院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如德国的“纪律惩戒法庭”。一种是美国联邦所采取的司法系统的管理机构（司法行政决策机构）行使法官惩戒权，其在各巡回区上诉法院依法设立“司法委员会”，成员是地区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的法官。还有一种就是法国的模式，由国家设立专门的司法委员会，兼管法官惩戒事务，组成人员由总统、司法部长、法官、检察官等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是由一个独立于当事法院的机构来处理法官惩戒事务。在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是从我国党政机关统一实行的“纪检监察制度”基础上照搬过来的，法院内部设立纪检或监察机构，隶属于政治部（处），其主要职能仅仅是负责对举报揭发的违法违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不具备惩戒的决定权。其他包括对象的区分、审理程序、证据规则、证明标准等诸多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二、完善我国法官制度的设想

（一）严格法官任职条件

完善法官制度必须要建立起一直精英型、专家型的法官队伍，改变当前法官学历低、素质差、人数多、待遇薄、地位低的现状，关键是把好法官准入的门槛。

1、减少法官编制。法官的天职就是审判，要把在法院中不从事审判工作但享有法官职称的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按照单独序列进行管理。在确定法官员额的基础上，对因法院内部工作变动暂时不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职称让与从审判的人员，在法官总体职位不变的情况下保证人员的合理流动。

2、细化选任资格的具体要求。重视司法对法律社会实践的高度要求，从执业律师、检察官中选任，促进法律职业者之间的良性流动，同时从各学科的法学者中精选出一定数量的法官的，来充实我国的法官队伍。上级法院的法官主要应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进行选拔，尤其高级法院以上应取消从自己招收的应届毕业大学生中培养法官的情况。

3、提高对法律工作经验的要求。仅仅规定从事二年的法律工作是不足以胜任法官工作的，从书记员过渡到法官需要思维方式的全面转变，更需要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的大量积累。只有培养任职能力与阅历经过一定时间的磨合，才能具备一定的法律工作经验。因此，在具备法官任职条件以后，应在法官助理等岗位进行锻炼和培养，时间不应少于一年。

4、取消法官等级与行政级别的依附关系。考量法官等级的标准主要应依据法官的任职年限和审判业务水平，避免行政级别晋升带动法官等级提高的现象。

（二）提高法官待遇

从法官的职业特征和职业需要来讲，必须实现高薪制。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戴维·李伯朗教授甚至直接讲：“防止司法腐败，首要问题是要给法官足够的高薪，这既是满足法官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是建立法官这一职业荣誉的需要。”

1、提高薪金待遇。在目前法官工资与其他公务员工资统一由地方财政支付的现状暂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应根据办案数量和质量增加奖金激励机制，同时提高法官津贴的标准。但最终的目标应当是，将法官薪金与公务员工资等剥离开，在公务员薪金待遇平均数额的基础上提高一定的比例，由国家统一支付。

2、增加其他福利保障。对于法官的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配套的保障机制，编入国家预算项目。切实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完善法官的人身保护措施。

3、适当延长法官的退休年限。根据法院级别的不同，可以将法官退休的年龄限制延长5至10岁，对已经退休的法官可以由本院聘任为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为重大和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把关。

（三）健全法官约束机制

法官权威和公信力的来源是公正，而保证公正必须有一整套严密的、可操作性强的制度设计，使法官在享有职业尊荣的同时，也感受到违反职业操守可能导致的制裁压力，从而约束法官的行为。

1、设立法官考评、惩戒委员会。这一机构应独立于法院之外，可以设置为同级人大常委会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对同级法院法官的职业评价、惩戒和奖励措施，甚至法官等级的评定和晋升提出独立的意见。

2、实行法官弹劾制度。对于不称职法官，可通过弹劾刻制予以免职。弹劾可由法官考评、惩戒委员会主持进行，经严格的法定程序，保证对法官弹劾案调查组织的中立性，并确保法官有申辩申述的权利。

3、建立法官地区回避和定期交流制度。我国《法官法》只对法官任职回避做出了规定，但对于地区回避和法官交流制度未作规定。实行地区回避和法官流动制度有有利于克服我国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加强法官业务交流，并且有助于法官在地方法院的合理配置，保障法官的严格执法。

法官制度，归根结底是一种对人的管理制度。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审视我们当前的法官管理模式，不合理甚至是制度性的缺陷确实存在。我们党在对干部的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步伐要始终与社会的进步保持同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思想就是在开放性理论体系的框架内不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官职业的特殊性逐渐得到认识和肯定。而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正确认识法官职业的共性与特性，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官制度的关键所在。前文所罗列的，笔者关于我国法官管理模式现状的一些思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问题和矛盾，只是管中窥豹式的提出一些问题，提供一个简单的思路。在法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只要在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不论是有选择的借鉴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成功经验，抑或是创造性的改革创新，都必将会对我国法官制度的实践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吴春雷：《法官职业化对策之思考》，载《法学》2006年第9期，第22页。

[②]孔祥俊：《职业法官与职位法官——法官职业化的两种基本模式比较》，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9期，第18页。

[③]苏力：《法官遴选制度考察》，载《法学》2004年第3期，第3页。

[④]谭兵、王志胜：《论法官现代化：专业化、职业化和同质化——兼谈中国法官队伍的现代化问题》，载《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期，第132页。

[⑤]孙建：《法官选任制度的构建》，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2期，第73页。

[⑥]贺卫方：《法官等级与司法公正》，载《法学》1999年第10期，第8页。

法官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绝对君主制；买官制；高等法院；司法实践

在谈及法国旧制度下的买官制（lavénalité，又译捐官制、鬻官制）时，托克维尔曾指出：“当问题只涉及法官时，卖官鬻爵往往是有益的，因为好的司法的首要条件即是法官完全独立；但是当涉及行政制度本身时，卖官鬻爵却始终是十分有害的，在这里需要的是责任心、服从和热忱。”①这段话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托克维尔没有从整体上否定或是肯定旧制度下的买官制，而是将司法界的买官制与行政官职的买卖区分开，认为前者有益，后者有害。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从何而来？买官制在旧制度下的司法界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司法界的官职买卖对绝对君主制而言，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法国旧制度下的官职买卖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法国著名的制度史和政治史专家乔治•帕热斯（GeorgesPagès），曾于1932年撰文考察了买官制度的起源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影响。帕热斯认为，旧制度下的买官制虽然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它有利于低等阶级向上攀升，有助于领导阶层的新陈代谢，资产阶级因此能够行使公共权力并积极支持绝对君主制。②罗朗•穆尼埃（RolandMousni⁃er）曾在帕热斯的指导下撰写了博士论文《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代的官职买卖》（LaVénalitédesofficessousHenriIVandLouisXIII，1945年初版，1971年再版并修订）。在这部皇皇巨著中，穆尼埃展现了从中世纪末期至路易十三时代的买官制历史以及运作机制，考察了官职价格的变迁，揭示了购买官职的穿袍贵族与传统佩剑贵族之间的冲突等问题。近年来，法国学者对旧制度下官职买卖问题的认识更加多元。让•纳格勒（JeanNagle）指出，官职能够赋予购买者以“尊严”，这种尊严可以对抗旧贵族的“荣誉”，在近代早期，“尊严”和“荣誉”这两种价值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①罗伯特•狄赛孟（RobertDescimon）则认为，法国君主政治下的官职买卖是一种公共借贷形式，而非腐败。②英语世界中，在法国买官制研究方面用力最勤的当属英国学者威廉•多伊尔。他也指出，法国的买官制符合既定程序，得到法律承认，并非腐败，而且在16、17世纪它基本上是一套运行良好、能够满足国王政府需要的制度。③在国内法国史学界，陈文海率先梳理了法国卖官鬻爵制度的历史，并阐明了它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危害。④最近，黄艳红从制度史的角度考察了旧制度下的官职买卖，并指出它既是国王政府不可或缺的财政手段，同时也使王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⑤上述研究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法国买官制度的历史，不过，研究者通常将买官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没有单独考察它对于司法界（尤其是高等法院）的深层影响。近年来，国际法国史学界关于旧制度司法史的研究日益丰富，对于司法贵族团体认同、文化背景的探究，对于高等法院日常司法实践的考察，为我们客观认识这一时期的法国司法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尝试从新的角度评价绝对君主制下司法界买官制所产生的政治与社会影响。

一、买官制与司法贵族团体的形成

学界关于法国官职买卖起源的认识比较模糊。多伊尔称，“法国国王们早在13世纪就开始通过捐官制来筹钱了”，起初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出让一些司法权力。⑥从14世纪开始，就存在个人之间的官职交易。⑦尤其是在1356年和1484年召开的三级会议的压力之下，法官职位的买卖是被明令禁止的。然而，在王权的纵容之下，此类交易在逐渐发展。⑧1522年，在意大利战争的背景之下，法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成立了“额外收入局”，其主要功能便是出售官职并对官职交易征收变动费。⑨额外收入局甫一成立便向市场投放了巴黎高等法院的20个参事职位，20多年后，司法界的大部分官职都可以购买了。⑩虽然16世纪前期便出现了司法官职的公开买卖，但是官方对于法官职位买卖的禁令依然维持了一个世纪。直到亨利四世时期，卖官鬻爵才真正合法化。①亨利四世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困境于1604年设立了每年缴纳的官职税，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买官制度。在此之前，官职仍不具备完全的世袭性，因为官职持有者必须在去世前至少40天做出的让与才得到认可。设立官职税后，取消了40天的限制，官职真正拥有了可继承的遗产特性。②此后，买官制在法国愈演愈烈，官职市场充分发展起来。③买官制的盛行，首先是由于16、17世纪法国对外战争频仍，国王政府时常处于财政拮据的状态。绝对君主也不再希望利用三级会议的方式来筹措资金，买官制正满足了这一需求。1615年后，全国三级会议停止召开，省三级会议也几乎废止。依狄赛孟之见，官职买卖乃是绝对君主与精英之间建立对话来解决国家债务的途径，出售官职是政府对债务进行融资的独特方式。④他还将买官制盛行的法国比作“某种股份制公司”，有钱人持有的官职相当于公司的股份。⑤其实，资产者购买官职也是一种投资方式。买来的官职不仅可以继承和赠与，还可以在私人之间进行诸如出租、借贷、分割等各类交易。⑥应该说，买官制的盛行满足了资产者进行官职投资的需求。在17世纪，官职价格总体上呈上涨趋势。至1635年，官职价格平均增长五倍，到17世纪末升至顶点，进入18世纪后渐趋下降。⑦高等法院的某些职位则更受追捧，据统计，1596—1635年间，巴黎高等法院推事职位的平均价格从1万上涨到12万里弗。⑧花钱买来的官职本身也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资产。在1630年左右，法院的官职往往占官职持有者财富的1/3，到18世纪尽管官职价格下跌，也能占到资产总值的近1/4。⑨官职不仅是一种投资，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官职持有者进入官僚体制，并享有随之而来的声望、特权，甚至贵族身份。实际上，买官成为了平民进入贵族行列的最重要途径。这些买来的官职被当时的人讽刺为“平民的香皂”，用它可以洗刷掉卑微的平民身份。这种“香皂”也不是一洗就灵，因为买到了官职不会被马上封为贵族，有的要任职满20年才能获贵族头衔，还有的要付出两三代人的时间。上述原因造成了法国人对于官职强烈的偏好。伏尔泰在《巴黎高等法院史》中尝言：“资产者崇慕虚荣，购买新设的官职。”⑩托克维尔在谈及这一现象时也曾说：“一个人略识文墨，生活优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瞑目。”􀃊􀁉􀁓多伊尔则干脆称卖官鬻爵是“法国特有的癖好”。􀃊􀁉􀁔由此可见，买官制成为了政府的融资方式与资产者的投资方式，同时也是资产者向上流动甚至进入贵族等级的重要途径。资产者对于官职买卖趋之若鹜，致使它成为旧制度下法国的支柱性政策。官职买卖在司法界盛行，买官制对于高等法院司法贵族团体的形成至关重要。法国的高等法院是王室法庭，它们能够以国王的名义在各自的管辖区内对上诉案件行使最终的审判权。大约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在巴黎出现了一个被称作高等法院（parlement）的固定法庭。15世纪中叶，百年战争结束之后，诉讼增多，王室领地也扩大了，这使得创建外省高法成为必然。自此，外省高等法院陆续设立，以分担巴黎高等法院的司法事务，到18世纪后期共存在13所高等法院。由于买官制的存在，国王政府在获取丰厚受益以填补财政漏洞的同时，却失去了对于绝大部分司法官职的任免权。这些官职持有者不必仰国王鼻息生存，整个司法界因此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18世纪著名的法官马尔泽尔布曾指出，“在英国，法官不是一个团体，在法国却是”。①那么，法国的法官团体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从成员构成来看，高等法院在保持一定开放性的同时，又为若干著名的高等法院世家所支配，围绕着这些显赫的家族高等法院形成了一个小世界。根据理查德•安德鲁斯的研究，从1653至1789年间，巴黎高等法院的招募模式是相当稳定的，有30—40%的法官属于子继父职，另有20—25%的成员招募自其他高等法院贵族家族。②由此可见，高等法院的法官职位主要为司法贵族的小圈子所垄断。同时，婚姻也是一条重要纽带，高等法院家族讲究门当户对，常常在司法贵族圈子内部联姻，因而，各家族联结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由此可见，买官制导致司法界上层以家族为基础的团体特征非常突出。司法贵族团体也因职位的世袭而产生了强烈的团体认同。高等法院法官弗朗索瓦•贝尔托•德弗雷奥维勒（FrançoisBertautdeFréauville），于1701年出版了《穿袍贵族的特权》一书。作者指出，当职位长期保留在某些家族中，那么职位转移给继承人时，传递的乃是尊严，而非职位产生的收益。③职位所赋予的尊严构成了司法贵族团体认同的重要支点。相较于佩剑贵族，法院中这些高级穿袍贵族彼此之间关系更密切，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认同的社会与职业团体。

二、司法界买官制引发的争议与改革诉求

买官制度（尤其是司法界的官职买卖）自其产生起，便受到绝对君权倡导者的抨击。16世纪的政治思想家、绝对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让•博丹（JeanBodin,1530—1596）担心买官制剥夺了君权自由选择官员的权力。④他痛斥司法界的官职买卖为“一个国家之中最危险、最有害的瘟疫”，认为出售官职的人“在出卖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正义……他们开启了通往诸种罪恶之门，带来了腐败、贪婪、不义、傲慢、不敬”。⑤法国宗教战争初期担任司法大臣的洛皮塔尔（Micheldel’Hôpital,1505—1573），曾提出对高等法院的改革计划，谋求废除司法界的官职买卖。其改革计划基于司法与政治层面的双重考量：买官制导致法官的腐败与行政效率的下降；同时还剥夺了国王对于官僚的控制。⑥他计划，从地位低的司法辅助人员开始，赎买司法界的官职，并停止继续售官；逐渐赎回司法官职后，要重新控制法官，开除那些冗员。他还建议改变法官的薪酬，使之成为真正的薪水，而且要按劳分配，不能给那些懒散、玩忽职守、常常缺勤的法官发薪水。⑦然而这一改革计划未能实施，而且此时宗教战争的混乱进一步提升了高等法院的威望，据说，宗教战争结束时，唯一仍保有公共信任的国家机构就是巴黎高等法院。①面对司法界的官职买卖，路易十四曾悲叹：“公职被因偶然因素与钱财而占据，并不是通过选拔与才能而担任；一部分法官缺乏经验，更没有什么学识”，因此他认为改革势在必行。②太阳王的重臣科尔贝则担心，买官制会误导出一个渴慕虚荣而非热爱商业、制造业以及农业生产活动的民族。③的确，当时的法国资产者将其获得的利润大量投资于官职，这显然不利于商业、制造业的发展。科尔贝还认为七万法官给人民系上了“沉重的专制枷锁”，因此他提议大大减少司法领域的官职。④科尔贝深知大量减少司法官职将会毁掉那些高等法院家族和在其他最高法院任职的家庭，因此要逐步改革。他计划四年废除官职税，八年内削减大量司法官职，其做法是在官职持有者去世时将其职位赎回。1665年12月，路易十四颁布了法令，体现了科尔贝改革司法领域买官制的想法，该法令规定了最高官职价格，以及法官任职的最低年龄。⑤科尔贝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赎回并废除了一些官职，而且成功遏制了官职价格的继续上升。然而，由于太阳王对外战争导致的经济压力，科尔贝改革买官制的计划付诸东流，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官职买卖现象愈演愈烈。⑥路易十五统治末年，司法大臣莫普（Maupeou）进行了一场激进的司法改革，旨在打击高等法院，强化绝对君主制的统治。在1771年颁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包含废除司法界的官职买卖。改革后，高等法院等司法机构中的职位都由国王任命，不可世袭。法官的薪水以工钱的形式支付，并取决于任职者是否一丝不苟的履行了职责。莫普在法令中称：“买官制的产生是由时代的不幸造成的，它给我们选拔官吏制造了障碍，往往淘汰的是那些德艺双馨的法官，他们本来才是最佳的人选……因此，我们决定在不同的省份建立高级法庭，其中法官是由我们无偿任命的，他们是凭借我们对其禀赋、经验和能力的了解而被选中的。”⑦莫普改革是旧制度下针对司法界官职买卖最彻底的一次改革，但其效果并不突出，而且改革随着路易十六的上台而终止。官职买卖这一根深蒂固的制度，直至1789年8月4日之夜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卖官鬻爵的确造成了诸种弊端，尤其阻挠了工商业的发展。司法界官职买卖受到抨击，亦是因为评论者深信法官们并不称职，而且这样的观点在历史中影响深远，成为人们评判司法界买官制的重要依据。那么旧制度下的司法界是否由纨绔子弟、酒囊饭袋所支配？高等法院的法官们教育水平、学识素养如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表现如何？这是我们客观评价司法界买官制度的关键所在。

三、买官制下高等法院法官的教育、学识与司法实践

虽然法官的职位是公开出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成为高等法院法官只需金钱就足够了，实际上在购买或继承职位的同时还要满足一些条件方能进入高等法院：要拥有法学学士学位；要年满30岁（后来降到27岁，随后又降到25岁）才能当推事；年满40岁才能当庭长；该法院中没有近亲；⑧还先要在律师团体注册，做一段时间律师。①当然在这些规定面前，也存在一些特许破例的情况。对于法官的任职标准一直都有规定。但是，在路易十四时期才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法官和律师必须要接受为期三年的大学法学教育并获法学学位。②此后，各地法官和律师的教育模式比较相似，都接受了一种法学的精英教育。除了学校的教育，高等法院家族子弟还可能在家里同时接受司法教育。比如，克拉里斯•库仑介绍了在18世纪的多菲内高等法院家族中父亲教儿子、叔叔教侄子的事例。③由此可见，在买官制下依然强调法律文凭为法官入职的首要条件。法学精英教育以及家族内司法经验的传授，成为了司法界买官制度的重要补充条件。布吕士对于巴黎高等法院法官教育做出了细致的研究。他归纳出了较为普遍的法官入职模式：先假定此人可以从其父那里继承调查庭庭长职位。他应该在16岁时从路易大王中学毕业；然后进入巴黎法学院，期间可能中断一年学业外出旅行；④随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他有可能先当律师，此时不过19岁，担任律师不过是为了丰富他的司法知识；20出头，他进入高等法院成为一名推事，此前他先要去拜访未来的同事，尤其是地位最重要的院长和总检察长，要接受他们的道德审查，另外还要参加一场考试；担任推事四五年后，他可以主管一个庭。⑤外省高法入职情况大体相似，只是入职和提升年龄各地、各个时代略有差异。在波尔多，一般是25岁成为推事，40岁当上“戴臼型圆帽的庭长”（即大法庭或刑事庭庭长）。⑥在18世纪的第戎高等法院则常常吸纳18、19岁甚至17岁的年轻人入职。⑦从上述对于法官履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司法界的入职与提升有模式可循，并非随意任用；此外，高等法院的圈子中存在大量年轻人。年轻的法官们能否胜任旧制度下的司法工作呢？17、18世纪的法国司法界会向年轻的法官和律师灌输强调勤奋工作、大公无私、正直廉洁的价值观，并塑造一种理想的法官形象。⑧1617年，图卢兹高等法院的庭长拉•罗什-弗拉万（BernarddeLaRoche-Flavin）出版了《法兰西高等法院十三书》，其中他提出了好法官的标准。⑨拉•罗什-弗拉万认为理想的法官应当“虔诚、正直、讲原则、有才干”。当然，当时现实中的法官并非如此完美，他们精于算计，会钻空子逃避纪律的约束，也存在迟到、缺勤甚至装病的情况，以摆脱职业的束缚。⑩不过，上级官员也会监督、约束年轻法官。1709年，总检察长达盖索（d’Aguesseau）就斥责了经常缺勤的年轻法官。由于一些年轻法官太不称职，1742年，巴黎高法曾辞退过几名年轻推事。􀃊􀁉􀁓布吕士将此归因与法官们入职年龄太低，认为这是不成熟的代价。年轻、不成熟只是法官群体的一个侧面。研究者弗雷德里克•达盖伊认为，在各个高等法院，大部分的法官还是正直的。①理查德•安德鲁斯甚至指出，法官们在年纪轻轻时入职，得到年长法官的引导，不应忽视这种体制的积极后果，即法官们工作15至20年后达到了其心智与职业的成熟期，而他们自身还年富力强，处在35至45岁之间。对于高等法院法官审理案件的情况，安德鲁斯也做了研究。根据他的统计，1748年，巴黎高等法院刑事庭审理了256个案件，判决了将近400名被告；1787年，同一个刑事庭审理了522个案件，判决了近850名被告。作者认为，在18世纪的司法背景下，巴黎高等法院刑事庭办案的合理性与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②对于高等法院司法职能已有的考察不仅限于巴黎高等法院，艾曼纽埃尔•布瓦斯梳理了1750年图卢兹高等法院的司法活动。作者指出，1750年在高等法院的历史中是较为平凡的一年，几乎没什么王室法令要注册，但是在法官们工作的215天中，其劳动强度还是很大的，尤其大法庭业务颇为繁重，刑事庭虽然办案不多，但其判决（尤其是死刑判决）在辖区居民中的反响很大。③让•巴斯蒂耶则探究18世纪图卢兹高等法院与下级司法机构的关系问题。他发现图卢兹高等法院颁布了许多条例用以限制领主的特权与司法权；作为上级司法机关，高等法院不仅限于审理上诉案件，同时也通过提案、委派、撤销原判等方式主动介入下层司法机构的司法活动。④偏安一隅的布列塔尼高等法院也同样繁忙，虽然理论上它不负责诉讼的初审，但是涉及那些家世悠久的大贵族、教士会议以及主教采邑等问题的诉讼都要由高等法院审理，同时还有些王室官员、教会人士享有特许权可以直接到高等法院告状。⑤1671年，布列塔尼高等法院大法庭处理的诉讼高达1522个。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让-贝尔纳•朗以专著的形式考察了18世纪后期梅茨高等法院关于刑事犯罪的司法活动。这类专著即便在高等法院领域的研究中也是非常罕见的。作者详细勾勒了当时梅茨地区的各类刑事犯罪：形形色色的盗窃、暴力事件、纵火、等等，并且揭示了法官的判决。此外，作者又通过比较在不同时段法院所做出的各种类型刑罚的数量来展现法官量刑态度的转变，并且明确指出了贝卡里亚刑罚思想在梅茨高等法院法官中的影响。实际上，启蒙时代高等法院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墨守成规。比如，部分开明法官的刑罚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借鉴启蒙观念，尤其广泛吸收了贝卡里亚的刑罚思想，反对酷刑，在量刑方面更加宽容。⑦又如，自18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信奉天主教的高等法院法官在启蒙精神的熏陶之下宽容了胡格诺教徒的婚姻，不再执行令胡格诺教徒夫妻分离，子女丧失继承权的婚姻法规。⑧高等法院法官身上所体现的启蒙精神，与这个群体的文化生活及学识修养密不可分。在18世纪，这些法官堪称传统人文主义的最后传承人，他们掌握拉丁文，阅读大师的经典，与此同时，年轻的法官还积极吸收启蒙观念。由于法官们大多拥有私人藏书，这些藏书成为了历史学家洞悉法官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关于法官的各项研究中几乎都会统计这个群体的藏书情况，这些研究表明高等法院贵族偏爱宗教、法学、科学、艺术、历史、文学类著作，他们订阅《百科全书》，阅读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哲人的作品。依库仑之见，高等法院贵族重视藏书与阅读是因为书籍具有象征意义，可展现其声望，在面对那些王公贵族（noblessedusang）时，高等法院成员要凸显其博学贵族（noblessedusavoir）的身份。①这种附庸风雅的做法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个群体在思想层面的进步。

四、司法界买官制对于绝对君主制的双重作用

尽管绝对君主制的捍卫者们力图废除司法界的官职买卖，以便加强国王政府对于官僚体系的控制，然而，司法界买官制对于绝对君主制的积极意义也不容忽视。首先，大量资产者因买官进入官僚体系，从而扩大了绝对君主制的统治基础。买官制与贵族受封制为资产者提供了实现社会跃迁的途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确，官位的私有制导致穿袍贵族家族把持了大量司法官职，然而，即使到18世纪巴黎高等法院依然为资产阶级保留了一道“窄门”：大约十分之一的高法成员出身于平民家庭。②其次，作为官职持有者的资产者和穿袍贵族，在某种程度上与绝对君主制获得了一致利益，为了保全这份世袭的家产，他们也很少以暴力的方式反抗政府。近代早期，法国王权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对于贵族的降服。除了17世纪中叶的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之乱），穿袍贵族没有发起针对王权的叛乱。18世纪后期，国王政府与高等法院因宗教与税收问题时常发生冲突，但法官们并未因此成为反叛者。最后，司法界的买官制有利于王权在边陲地区与新征服地区树立起权威，并满足其财政需求。比如，1692—1694年间，路易十四在弗兰德尔、阿图瓦地区以及贝桑松高等法院和阿尔萨斯最高法庭引入了买官制。③在这些地方征收新税非常困难，但可以依靠官职买卖获得收益并巩固王权。司法界的买官制并非只是巩固绝对王权的工具，事实上，高等法院等重要司法机构因买官制度将法官的职位变成了私产，司法界被相对独立于王权的穿袍贵族团体支配，成为进一步强化绝对主义的绊脚石。司法界的独立性首先体现在高等法院与国王政府的对抗中。18世纪，各地高等法院时常因拒绝注册国王政府的新法令，而与王权发生摩擦甚至冲突。比如，1718年巴黎高等法院因反对约翰•劳的举措而与摄政王发生摩擦。1725年和1749年高等法院又分别反对过1/50税和1/20税。18世纪中叶，法官们因冉森教派问题与政府产生持久的冲突。七年战争之际，高等法院又不配合增税法令。1770—1774年的莫普改革、1788年的拉姆瓦尼翁改革都引发了司法界抗议的高潮。在涉及王室利益的司法诉讼中，高等法院也曾展现其独立意志，比如，1786年的波尔多沙洲案。在此案中，宫廷宠臣波洛尼亚克家族与王室一道要谋取位于波尔多河岸的土地，他们声称这些土地的业主们实际上侵占了王室领地。为了维护业主们的权益，波尔多高法的法官们不惜与王权抗衡。④在主张制约王权的思想家与法官看来，高等法院独立于国王政府的意志，正得益于买官制度。面对莫普的司法改革，间接税法院院长马尔泽尔布曾于1773年写道：“那些拥有买来的职位的法官，比那些被宠臣以国王的名义任命的人强得多，对于后者来说，向其保护人溜须拍马是为得到任命而付出的代价。”⑤马尔泽尔布对于买官制的欣赏、对于专制主义的厌恶，都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买官与世袭制加强了高等法院抵抗中央权威的手段，因此买官制是有利于自由事业的，即使此乃富有贵族的一项特权，它也构成了反对绝对权威中央集权化的一种手段。⑥开篇所提及的托克维尔肯定司法界买官制的观点，应放置在从孟德斯鸠到马尔泽尔布、再到托克维尔这一贵族自由主义（aristocrat⁃icliberalism）的思想脉络中加以理解。既然司法界买官制既巩固了绝对君主制的统治又制约了绝对主义的发展，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笔者认为，在缺乏合理的官僚选拔制度，缺乏较为完善的财政制度，且中央政府行政能力颇为有限的情况下，买官制基本能够满足绝对君主制的多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