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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03:51:21

法官助理

法官助理范文篇1

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志、技能、道德、地位和保障。对于困境中的法院职业化改革，法官助理制度的价值在于其能与中国法院的现状相适应，作为职业化改革重要的举措可以被率先应用，并为进一步的职业化改革进行铺垫。

（一）从基层法院的特点出发考证法官助理制度的作用

据统计，基层法院审判案件数量占全国法院审判案件总数的80％以上，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占全国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的80％以上。因而“中国司法系统的基础是3100多个基层人民法院”。然而与上级法院相比较，基层法院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案件和法官数量的庞大，下面的特点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1.案件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相对简单。这些案件案情不是很复杂，标的较小，适用法律难度不大。以江苏省为例，1999年到2004年的六年中，全省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始终保持在80％左右，这个数据部分反映了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情况。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一个法官目前每年审理的案件在130件左右，其中称得上复杂案件的数量约在5~10件之间，而且这些所谓的复杂案件中，大部分是事实认定的困难，而不是法律结论难以做出。

而这一特点的存在就使法官助理在基层法院有了更大的利用价值。首先据统计基层法院的调解和撤诉率达到了40％以上，某些法院甚至更高，这些案件通常是在未进行庭审的情况下终结的，法官助理在庭审前可以从事调解工作。其次案件的证据、双方的争议经过法官助理在庭审前的梳理，也使主审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快速、准确认定相对较为简单的事实，并及时做出法律判断，从一些已试行法官助理的法院情况看，当庭宣判率达到了80％，这是未进行改革的法院所难以想象的。

2.基层法院处于审判体系的最底端，面对的是处于社会生活中各个层面的诉讼当事人，所争讼的利益往往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他们通常欠缺法律知志，不懂得遵守法律程序，无诉讼技巧可言，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基层法院的民一庭和人民法庭的工作中。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很多是没有律师参与的，而且中国职权主义的诉讼体制下，无论有无律师参与的案件，法院都是案件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基层法院的法官们不得不整日忙于案件事务的处理，与当事人谈话，调查，诉讼保全，证据保全等等，可以说法官对一个案件的工作量大部分是体现在这些事务的处理上，而事实的认定、法律的判断所牵涉的时间和精力则只占小部分。中国自古存在厌讼、耻讼的传统，我们政府过去甚至现在一直在宣传提倡的卷起裤角深入田间地头的人民法官形象也正是适用了诉讼当事人的这种需要。在中国，基层法院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时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如何解决好纠纷，而不是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发达国家和我国一些发达地区法官“坐堂问案”式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至少目前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适用。由于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在各国，现代法律及其相关的制度很多很难进入农业社会、熟人社会或在这样的社会有效运作。

所以法官助理完成审前程序中的勘查、调查、谈话等准备性工作，主审法官专注于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从而减轻了主审法官的工作压力，减少主审法官与当事人的不必要接触，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公正处理。

综上，基层法院的工作特点，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多”、“简”、“繁”。正是这样的特点，基层法院改革的方向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面对繁重的审判任务，通过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合理的分工合作提高工作效率；（2）面对大量的简单案件，缩短审判流程，简化审判程序；（3）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基层法院的司法环境，将大量的庭外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在审前程序中解决，从而提高案件主审法官的独立性、中立性、消极性和被动性。

（二）从法院的审判流程角度考证法官助理的具体作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目前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现状，以下是一个案件进入法院系统之后通常会经历的一般流程，某些案件的审理流程可能更为复杂，又或者在立案后直接因撤诉、调解等原因而终止了，我们的研究只能以一般的流程状况为基础，并保证所得出的结论和意见与案件处理的更简单或更复杂流程状况相协调。

当事人起诉→法院立案庭审查→受理，案件进入业务庭（业务庭人员到立案庭签收卷宗）→庭长审核分案到具体承办人→（诉讼保全）→书记员或者审判员发传票、举证通知、应诉通知、证据、诉状（安排开庭时间）→接受被告的答辩状及证据（并送达给原告）→（管辖权问题的审理）→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交换）→开庭（再次开庭）→主审法院写出裁判文书→庭长审核、签发→书记员或审判人员盖章、送达→报审管部门结案→卷宗装订→当事人上诉、卷宗移送。从上面的流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法官助理制度有关的一些特点：

1.开庭审理和制作裁判文书是法院工作流程的核心，其他工作，尤其是审前程序更是为开庭审理作准备的。

2.开庭前的工作多为事务性、程序性工作，庭审前的调查，证据收集、交换等可以对庭审的事实认定产生影响，但庭审前的工作一般不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判断，就是涉及到管辖权的裁定，诉讼保全的裁定和具体保全措施的实施，也大都是一些程序性问题的判断。因此审前程序的承办人不需要具有较高的法律知志和审判经验，这就使庭审程序中的案件主审法官可以从烦琐的审前程序中解脱出来，而专门从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进行法律判断。

二、法官助理制度的程序价值——对于职业化进程的具体作用

（一）保持法官中立，减少对司法裁判的干扰

法官中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法官不得审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第二，法官需与诉讼双方保持同等的距离，不能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不能在审理前对争议事实形成预判。而现实中，法官因为开庭前的保全、送达、调查而与一方当事人发生接触而可能丧失中立地位。法官助理设立后，主审法官在法院的工作流程中将主要在庭审这个各方当事人均到场的场合出现，避免了因审理管辖权、调查、保全而与当事人发生的接触，拉开了当事人与案件结果决定人的距离，有利于保持法官的中立。就庭审前的有关事务，当事人将被告知与法官助理联系，而不与主审法官发生联系，也为案件的主审法官构筑了一道制度围墙，保护了处于审判权核心地位的主审法官。

（二）适应法官精英化的发展方向

主审法官事务性工作减轻，这部分工作量的减少使他们可以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处理更多的案件，法院的案件将向原先法院内部的部分法官集中，这部分法官的权力极大增强了，同时责任也加重了，而部分法院工作人员失去审判权，这是法院内部一次重要的分流。与目前法官队伍过于庞大且素质参差不齐相比，案件质量必然有较大的提升。其结果就是主审法官的地位得以彰显，处理案件数量的增加也使主审法官待遇的提高成为必然，同时责任的要求也更高，对决定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主审法官必然要苛以更高的廉政方面的要求，审判权向少数法官的集中，使得少部分人成为监督的重点，“聚光灯效应”随之产生。国外法官在公众中有着良好的形象，与其严格受到各项约束不无关系，监督力度的加大同样是中国法官职业化的必然要求。

（三）分工合作将使法院内部工作实现专业化，工作效率将大为提高

对于主审法官而言，他可以从烦琐的庭前准备程序中脱离出来，从而专心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案件高效与经济的处理。美国上诉法院每位法官处理的案件量几乎是英国上诉法庭法官的3倍，这种能力至少部分可以直接归功与前者所获得的工作人员的协助。同时，由于法官和法官助理分别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各乐其业”，可以采取因人而异的管理方式，调动法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由于案件的证据将由法官助理在庭审前通过证据交换和审前会议的形式，进行必要的梳理，审前工作交由具体人员负责，将使庭前准备工作落到实处，有利于庭审的顺利进行。而从目前法院的工作状况看，案件的承办人在发出传票，安排开庭后往往不阅卷，或少阅卷，案件大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使举证期限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使庭前准备成为空谈，开庭后往往因出现没有预料的新情况，比如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而不得不再次开庭，徒增法院工作量，而良好的庭前准备，将有效评估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举证、勘验、调查、鉴定等各方面的准备，争取非疑难复杂案件在一次庭审中解决，提高当庭宣判率。

（四）法院内部的分工合作，将改变以往承办人一手包办案件处理全过程的局面，使案件主审法官和法官助理之间存在一定监督，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助理主要在审前程序中发挥作用，审前程序改革的关键和审前程序作用的发挥，关键和实际上取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难点在于能否在目前法院系统建立一支有效的法官助理队伍。中国法院的现状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但社会的发展步伐要求法院不断对自身进行改造，法官职业化是法治国家对法官队伍建设的唯一选择，司法职业化寄托了法律人崇高的职业理想，职业化进程总要有具体落实的立足点，建立一支主要从事审前程序的法官助理队伍可以成为司法改革的有力措施，是法官职业化进程的重要步骤。

法官助理范文篇2

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加快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根据目前我国法院和法官队伍的实际情况，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法院的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符合审判规律的新型审判机制。近年来，随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法官助理制度在我国法院改革中被提上日程。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如何建立并发挥该机制的积极效益，是我们司法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笔者所在的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单位，通过施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合议庭固定模式，对法官助理制度进行了实践论证。笔者根据该院法官助理制度的具体情况，试从实施法官助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实证参考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上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官助理制度。

「关键词」法官助理制度构建

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制度变革塑造良法秩序的法治国家。[1]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后，特别是我国在加入WTO后所产生的外在力量的推动下，各项体制改革加快向民主和法制方向纵深化发展。而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已日益成为我国司法机关乃至社会各界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过去十年里，人民法院在研究和探索审判方式改革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强化公开审判，陆续对案件的流程管理、审前准备程序、证据制度、审判公开制度、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案件的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得到了提高。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人民法院由于缺少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划，一些改革举措在实际运行中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甚至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司法改革基本保持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零敲碎打状态，审判方式改革开始出现了“瓶颈问题”。究其原因，产生瓶颈的症结并非在于新制度的本身，而是在于审判组织方式制约了新制度的适用。

一、当前我国审判组织的现状及弊端

审判组织是指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组织形式。根据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组织形式有三种，即审判委员会、独任制、合议制。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机构，具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决定权。

独任庭和合议庭则是人民法院具体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独任庭是指一名法官主办案件，一名书记员为法官从事记录等辅助性工作的“一审一书”的审判组织。合议庭是指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主办案件，一名书记员为法官从事记录等辅助性工作的“三审一书”的审判组织……不难看出，在独任庭和合议庭这两种具体审判模式下，不管是“一审一书”，还是“三审一书”，都维持了一种“法官＋书记员”的固定模式。在这种“法官＋书记员”的固定模式中，法官对书记员具有领导、管理和培养的职责，法官与书记员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师徒式的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下，法官与书记员在审判活动中很难认识到各自的独立价值，法官不仅经常地做些本属于书记员的工作，也常常将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交给书记员去做，“自审自记”或“书记员单独开庭审案”的现象比比皆是。此外，送达之类需要两名法院人员进行的工作，也往往由法官偕同书记员一同进行，这样的事务性工作往往占用了法官大量时间。在这种法院系统普遍实施的“法官＋书记员”的审判组织模式下，法官从收案到结案大包大揽，法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因此，这种不科学的职责分工，不仅造成了法官与书记员之间职责不清、责任不明；违背了审判规律；曲解了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的公正、效率的价值目标。

依据法律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以及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并作出决定。对于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合议庭和独立担任审判的审判员均须执行。审委会集体讨论案件并作出决定的形式，不仅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状；而且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没人承担责任，这同样不利于审判责任的承担。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与法制与世界的双接轨，公民的维权意识和法律素质不断提高，法院的受案数量也随之逐年大幅上涨。在案多人少和大量繁杂性审判事务性工作压力的情况下，法官根本没有时间去及时充电，提高自己的审判业务水平。另外，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诉讼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不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低素质的法官队伍与“法官＋书记员”的审判组织已经无法满足改革的需要，甚至成为了改革的障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性的实现。

2002年12月8日，在“大法官讲坛”开幕式上，中国首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的演讲中指出，现行法院制度存在的问题为三个方面：一是司法权力地方化；二是审判活动行政化；三是法官职业大众化。[2]首先，法院的工作受地方政府和党委领导，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党委定编，法院的经费和工资需要地方财政划拨，法院在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情况下，形成了审判权利的地方化。其次，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国审判机关一直采取的是行政化的审判管理模式，其最直观表现形式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层层把关、层层审批”。审判权的政治化、多级化、行政化，不仅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而且为多方干预、过问案件提供了温床。“审者不判、判者不审”，造成审判职责不明，严重削弱了法官公正审判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法官整体素质难以提高。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还直接影响了审判资源的配置和审判程序。法官从收案到结案大包大揽，审判过程缺少监督，行政命令代替诉讼制度，法官失去了居中裁判的位置，暗箱操作、私下交易的现象难以控制，司法公正难以保证。第三，对法官的使用、管理没有遵循法官职业的特点，法官与行政系统的公务员没有区别，而且与司法系统内部的辅助人员也没有区别，造成法官职业大众化。法官与书记员的职责不清，形成法官事事参与，面面俱到，直接影响了法官的程序意识，也造成了审判资源的浪费，诉讼经济原则难以实现。

上述弊端显然与建设公正、高效和民主的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面对这种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继续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的同时进行法官职业化建设，对法官队伍的人事制度及审判组织方式进行改革。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断发展，法治建设日益完善的今天，根据我国国情，对当前审判组织进行改革，完善符合审判规律，建立体现现代司法理念的审判组织制度已迫在眉睫。

二、实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动因

2004年3月，在深圳召开的全国法院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苏泽林指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是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是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一条主线。法院人员的分类管理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突破口。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置是实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关键的一步。[3]

（一）是进行法官职业化建设，对法院人员进行分类管理的需要。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法官职业化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已提上法院工作日程。法官职业化建设包括改革法官遴选制度、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实行书记员单独系列管理制度等各个互相联系的子系统。在这一系列子系统中，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核心内容。[4]而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则又是进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突破口和关键点。目前，我国的法官队伍人员众多，职业素质参差不齐，不能满足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因此，需要对现有的法官进行选任，确定法官员额。法官员额确定后，法官的数量少了，但审判任务更加繁重，因此需要增加司法辅助人员，来完成日益增加的审判任务，这就自然而然地催生了法官助理。

（二）是实现审判科学分工和建立法官科学管理的需要。

在我国进行法官职业化建设、实行法官员额制的改革中，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对裁判工作与审判辅助性工作需要科学合理的分工。一方面，法官与法官助理分别专门从事不同性质的审判工作，分工配合，不会出现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互相干扰的情况，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为法官配备专门的助手后，使法官能够从繁重的辅助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地裁判案件，可以极大地提高办案质量，保障办案效率。因此，建立法官助理制度，不仅确保了审判的科学分工，也确立了法官在司法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从另一个角度提高了法官群体的地位，为法官精英化的实现和法官的科学管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是实现程序正义，贯彻公正、效率、民主的现代司法理念的需要。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司法活动属于高层次的精神活动，而有无现代司法理念被称为法律职业人士的“职业灵魂”，故司法理念对于法官素质而言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实行法官助理制度，突出庭前准备阶段的独立价值，在审判庭内部将审判工作环节化，建立法官助理组织庭前准备、法官负责庭审裁判的分阶段工作模式，将克服由法官负责庭前准备工作中法官先入为主和庭前准备与庭审制约的弊病，极大地改变审判职责不清的现状，促使审判流程向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此外，法官助理具有的杜绝法官与当事人庭前私下接触的天然屏障的身份，也有利于法官中立、超然地行使审判权，维护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四）美国的法官助理制度及借鉴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官助理制度最早出现在美国。在美国，法官助理被称作是“不穿法袍的法官”[5].每年各级法院的法官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各个法学院获得职业法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挑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并不是法院永久雇佣的工作人员，而是由法官个人录用的助手，通常任期为一至两年，其主要职责包括：（1）协助法官查阅卷宗，根据起诉书和答辩状中的请求和反驳找出双方争议的焦点，给法官提供一份案件基本情况和审理要点的备忘录；（2）为法官草拟法律意见书，编辑、校对判决和裁定；（3）为法官提供学术界有关法律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西方法官助理制度在宏观方面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一是坚持法官精英化道路；二是司法事务的分工管理。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并设计出一套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法院建制相适应的法官助理管理模式。

三、实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实证参考——房山法院的法官助理制度

目前，法院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完善法院内部审判管理体制。具体的说：就是要根据审判工作的特点，建立一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与现代审判规律的新型审判机制，以及与这一机制相配套的人员分类管理办法。既一个机制，一套办法。一个机制，即以法官为中心、法官专司审判、法官助理辅助法官审判的职责明确、分工负责、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审判工作机制。一套办法，就是与这一机制相适应的对法官、法官辅助人员、行政服务人员分类管理的办法。笔者所在的房山法院实行的“合议庭固定模式”（即“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改革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一）“合议庭固定模式”的概述

“合议庭固定模式”改革是指在审判长、独任法官选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法官为中心，由三名法官、两名或多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组成一个合议庭，由法官助理和法官分别负责庭前准备和庭审、共同开展审判活动的职责明确、分工负责、监督有力的审判工作机制。在合议庭固定模式中，三名经选任产生并合议或独任地负责案件审判的法官，其职责就是主持庭审、居中裁判，全权负责案件的审与判，并对案件的质量负全部责任；两名主要负责案件庭前准备工作的法官助理，对整个合议庭负责，而不是对其中的单个法官负责，其职责就是庭前准备工作和其他事务性工作，即完成调查、取证、送达、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安排开庭日期等工作（我们称其为程序性助理）。在原有的两名程序助理的基础上，可以另行为每名法官配备一名文字助理，负责庭审阶段的审判辅助工作，专职辅助法官进行开庭审理阶段整理卷宗、归纳诉讼争议焦点、接待当事人以及简单文书、材料的处理工作（我们称其为文字性助理）；一名负责庭审记录工作的书记员（或速录员），其职责是负责三名法官的庭审记录。因此，合议庭固定模式中的法官、法官助理及书记员三者之间既配合又制约，形成职责明确、分工负责、监督有力的审判工作机制。

（二）“合议庭固定模式”中的的法官助理制度

“合议庭固定模式”的基础和关键即在于法官助理职务的设置。法官助理是审判辅助人员，不具有审判权。法官助理与助理法官有本质的区别，助理法官是法官，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助手，不具有审判权。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关系是一种协作与监督、指导与服务的关系。其中的法官助理，不管其来源如何，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审判辅助人员，从事的工作都仅为审判辅助工作。

在具体的审判工作中，房山法院根据审判工作的特点，将审判程序明确划分为庭前准备和开庭审判两个阶段，突出庭前准备的独立价值，设立法官助理并相应地把法官助理的职责设定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庭前准备阶段的程序性事务工作，由程序类法官助理负责送达起诉书副本等诉讼文书，协助法官做好证据交换工作，依法调取应当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采取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措施，办理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等事务，繁简分流，排定开庭时间等工作；另一部分是开庭审判阶段的文字工作或事务性工作，由文字类法官助理负责阅读卷宗材料并归纳诉讼争执焦点，旁听法官开庭并为法官草拟法律文书，办理文书印制、卷宗装订及案卷管理事务等工作。

房山法院实行的“合议庭固定模式”，一是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合议庭固定模式”实施后，法官有关事务性工作的全部职权转由法官助理行使，法官专司审判。这种职责上的合理划分，避免了法官在庭前接触当事人而可能造成的对案件公正审判的不良影响。负责案件审理裁判的法官不与当事人直接接触，而与当事人接触的法官助理则不参与案件的审理与裁决，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外部条件。二是大幅度提高了办案效率。“合议庭固定模式”的实施，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审判资源进行了合理化和最优化的配置。排期开庭的工作由法官助理负责，法官助理即可根据案件情况，集中进行送达和调查取证等工作，减少了重复劳动所造成的资源和时间的浪费。三是有效地降低了诉讼成本。法官助理集中进行送达、调查取证等项工作，减少了法院工作人员外出办案的次数和当事人来法院的次数，节省了法院的支出，也减少了当事人的交通费、误工损失等支出，降低了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耗费，贯彻了诉讼经济原则。四是对深化法院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法官助理作为审判系统中的一个新岗位、新职务，为实现法院管理改革中审判人员合理分流提供了渠道。随着法官定额定编趋势的逐步确定和实行审判长、独任法官选任制度，必然会有一些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员落选而失去审判岗位。而法官助理制度则为这些落选人员的分流提供了合理的途径。同时，《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定了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的改革目标，在法官助理职务设置后，书记员仅专职负责法庭庭审记录，这种职责的单一性为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的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构建我国的法官助理制度

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会议上将法官职业化建设确定为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法院队伍建设的一条主线。法院内部人员分类管理是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分类，其中书记员单独系列已经于2000年以来在北京市三级法院实施并取得较好的成效；法官员额的确定也已在北京市高级法院的统一部署下得到了实施。因此，法官助理制度的统一建立就成了基层法院积极探索法官队伍职业化道路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一）设立法官助理制度的基础——法官员额制度的实行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三十四条规定：“对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定编工作进行研究，在保证审判质量和效率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确定法官编制。”《职业化建设意见》第二十五条进一步规定：“实行法官定额制度。在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审判工作量、辖区面积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在现有编制内，合理确定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因此，为了提高法官的素质，落实还权于法官的改革目标，就必须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即根据法院年平均受理案件数量和新的审判机制中审判资源的配置比例等因素，确定审判岗位，并在全院众多具有审判职称的人员中通过审判实务考试、综合素质评定等对审判岗位法官实行选任。经选任的法官，实行责、权、利的统一。一方面，选任法官对案件具有完全的裁判权，不必经请示汇报，审判的裁判权真正交还给法官；另一方面，选任法官又对其裁判的案件承担完全责任，使错案追究制得到落实，彻底改变了传统审判“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责任模糊”的弊端。通过选任，优秀的法官充实到了审判岗位，突出了审判的重要地位。

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后，法官的数量将大量减少。在案件数量维持原有水平或继续上升的情形下，原由法官负责的大量事务性工作，就需要由辅助人员即法官助理来完成。因此，实行法官助理制度，法官助理负责庭前准备阶段和开庭审理阶段的事务性工作，为实现法官员额制度创造了条件；而法官员额制度的实行，法官道路的精英化建设，将使一批法官脱离裁判岗位，为法官助理制度的来源提供了有利保障。

（二）法官助理的性质与地位

从全国法院改革现状来看，关于法官助理的性质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法官助理无权论，即法官助理是审判辅助人员，不具有审判权。二是法官助理有权论，即实行法官员额制度的前提下，取消助理审判员的称谓，改称为法官助理。

笔者认为，最高法院提出设立法官助理，其目的是通过合理划分审判工作职责，理顺法官与其他各类审判辅助人员的关系，保证法官专司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因此，法官助理有权论者直接将助理审判员更名为法官助理，法官助理依然享有一定的裁判权或调解权，这种做法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转化，是改革中的翻牌行为，对旧有的审判机制并未产生实际的触动，与最高法院设立法官助理制度的初衷和要旨是不相符的。因此，在法官助理的性质与地位这一问题上，笔者的观点是：

1、法官助理是法官审判案件的辅助人员，工作上受法官指导。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法官职业化后的审判模式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案件处理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法官无疑居于核心地位。要使该系统高效、有序地运转，法官助理辅助作用非常重要。法官助理与助理法官不同，不再具有案件裁判权，而是围绕法官的案件裁判，从事与审判有关的辅助性工作。法官助理不能判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合理，不能判断被告的答辩是否正当，他只能主持当事人双方的意见交换，帮助当事人双方真正明确对方的观点，并再次基础上将诉讼请求固定下来；在证据整理的过程中，法官助理不能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作出判断，不能对是否存在证据失权的情况作出判断，他只能将双方一些没有争议的事实通过记录固定下来，并组织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到来之前进行证据交换；在促进当事人和解的过程中，法官助理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调解裁定，调解方案在法官助理的主持下作出后，应当由合议庭对调解方案的自愿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审查的基础上由合议庭签发调解裁定。因此，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助手，为法官的审判提供服务，工作上受法官指导。法官助理不可以成为合议庭成员，无权对案件的最终裁判表态，也不得干涉法官对案件的处理。

2、法官助理的审判辅助工作具有相对独立性。

法官职业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审判职权重新分配的改革，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的审判系统中，审、助、书应各司其职，不得越位。法官助理的设立排除了法官庭前与当事人接触的机会，避免其庭前预断、先入为主，而只能通过庭审活动实现公正。因此，在法官职业化后的审判组织系统中，法官助理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也正是设立法官助理的目的之一，即将法官与当事人尽量隔离，法官不能包揽诉讼过程中的全部事务，法官只能坐堂问案，确定案件裁判方案。以免先入为主，有失公正。法官助理辅助工作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凸显了其特定的独立价值，有利于审判工作的环节化，从而保证裁判的公正化。当然，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是存在于法官的监督与指导之下。

（三）法官助理的来源

目前我国法院正处于司法改革的过渡时期，法官助理制度涉及到相关法律问题和干部管理政策问题，涉及法院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关系重大，所以要慎重稳妥地把法院因试行法官助理制度而产生的人事变动限定在岗位调动的范围内，保证法官助理制度改革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改革。为此，我国法院人事制度改革上应该实行双轨制，即实行“老人老办法和试行新政策相结合”[6]的工作原则。“老人老办法”是指在人民法院现有人员中开展法官助理试点，重点以运行“法官（合议庭）＋法官助理＋书记员”的人员组合模式为主，维持从事法官助理工作人员的原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法律职务、待遇不变，使其在保留现有身份的前提下，行使法官助理职责。“新政策”是指新进法院的审判业务人员和重新组合后的法官助理、书记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不再任命为助理审判员。这些人员中符合法官或法官助理条件的，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通过法定程序，直接任命为法官或法官助理。

综合考虑法官的现状，我们认为，法官助理来源应采取多样化的方式。除在有限的编制范围内从高等院校招收法官助理外，法官助理还应兼顾法院内部相关人员的转化。但是对法官助理的条件应当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而提高，最终走向统一化和规范化，即以后的法官助理只能来源于法学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并使这一职务相对稳定，以便切实提高法官助理队伍的素质和水平。

因此，在现阶段我们考虑法官助理的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已经被任命为法官和助理法官，法官员额（岗位）确定后不在员额范围内，可以担任法官助理职务的人员；二是已经通过统一司法考试取得法官资格尚未任命为法官的人员；三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进入法院的人员；四是目前不符合担任法官学历条件，有丰富审判经验，经考核合格的在编优秀书记员。

（四）法官助理的职责

按照各国的司法管理经验及司法活动的规律，审判事务包括核心的审判事务和辅助性的审判事务。[7]法官助理的性质决定着法官助理的职责。法官助理作为不享有案件裁判权的审判辅助人员，其职责自然与严格意义上的审判权的行使无关，而应当仅限于辅助性审判事务，即只能从事协助法官行使审判权的某些事务性工作。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审判事务分工日益细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随着庭前准备阶段价值的突出，我国法官助理的职责应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负责庭前准备阶段的程序性事务工作的程序类法官助理，另一部分是负责开庭审判阶段的文字工作或事务性工作的文字类法官助理。

1、程序类法官助理的职责主要包括：向当事人送达起诉书副本等诉讼文书；审查诉讼材料，指导、引导当事人举证，依法调查、收集、核实相关证据；对案件客观实行繁简分流；采取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措施；办理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等事务；接待当事人来访、咨询；负责案件在庭前准备阶段的管理工作；排定开庭日期，张贴开庭公告等等。

2、文字类法官助理的职责主要包括：按照庭前助理的安排，代表法官组织当事人交换、固定证据；代法官接收、管理、查阅卷宗材料，提出诉讼争执焦点，起草阅卷笔录；接待当事人来访、咨询；旁听法官开庭并为法官草拟简单法律文书，办理文书印制、卷宗装订及案卷管理事务等等。

（五）法官助理的考核与管理

笔者认为，法官助理管理模式的着眼点要放在有利于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降低审判成本，提高审判效率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人员分类管理。目前，法官与书记员均有考核管理制度，作为二者的有效衔接，法官助理也应建立符合法官助理自身特点的科学管理制度，定期对其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晋升、降级、淘汰的依据。法官助理作为“智识型”的助手，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务，对其任职条件和工作能力的要求都比较高，必须要有一定的职务晋升空间和较高的待遇，才能调动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保证法官助理队伍的稳定性，确保审判工作的完成。

法官助理与法官、书记员在同一个审判庭，根据审判需要组成不同的审判单元，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案件审理中的各个环节和不同岗位的工作，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与效率”，这就是设立法官助理的初衷。因此，对法官助理实行单独序列管理，才能真正体现法院不同岗位人员的分类管理。

（六）法官助理的配备

关于法官助理的配备问题，目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法院各类人员员额比例的确定问题：

首先，要根据审判业务人员与行政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的职责和工作量，确定法院中上述三类人员的总体配备比例。

其次，科学、合理地确定审判业务人员中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比例，这是人民法院确定各类人员比例的关键，因为它涉及到法官的编制员额的确定。根据国外的经验，审判辅助人员往往比法官多得多。在我国，一方面，不同地区的法院情况差别较大；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审级的法院受理案件的对象不同，审理案件的程序也不同：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相对简单，适用简易程序的比例很大；中、高级法院虽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但也有一部分采用了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方式，不同的审判方式导致了工作量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考虑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配置比例时，应考虑各地区法院、各级法院、各种法院的特点，设计较为灵活的方案。

再次，根据各自的职责和相应的工作量，具体确定审判辅助人员中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各类人员的比例，并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法官助理与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的比例、书记员与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的比例。

（七）法官助理与“合议庭固定模式”中其他成员的关系

“合议庭固定模式”的核心就是在明确法官员额的基础上建立了法官助理制度，明确划定了法官、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三者之间的职责权限，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审判资源配置和审判流程管理问题。法官、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三者之间的职责划分客观上也要求正确处理法官助理与法官、书记员之间的关系。

1、法官助理与法官的关系

从法官与法官助理的性质来看，二者之间是一种指导与服务的协作关系。一方面，要求法官助理必须从法官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刻为法官公正高效审判作好辅助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求法官注重对法官助理的培养，为法官助理将来晋升为法官作好基础性准备工作。

从法官与法官助理的职责来看，二者是一种协作与监督关系。“合议庭固定模式”改革在审判庭内部将审判工作环节化，建立了法官助理组织庭前准备等辅助性工作，法官负责庭审裁判的分阶段工作模式，理顺了庭前准备与庭审两个阶段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解决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配合问题。而整个诉讼程序由两部分人分别完成本身就体现了监督。

2、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关系

在正确处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关系的同时，还要明确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关系。不难看出，法官助理现在从事的工作大部分是原来“一审一书”模式下书记员从事的工作，并且两者均是审判辅助人员。根据法官职业化的要求，聘任制书记员担任法庭记录将成为审判方式改革的趋势。通过前面法官助理的来源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助理的选拔录用标准要高于书记员。因此，两者在不同的业务分工下，要做好案件流程的衔接和意见的及时交换，更好地为法官服务。

应该说，法官助理制度的实行，体现了公正与效率，为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奠定了基础。但我国现行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均未规定法官助理制度，进行法官助理制度建设的依据也仅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33条的规定。因此，在法官助理的设置及职责的履行均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法官助理待遇不明确、进出通道不畅、法官助理职责和条件不明确、缺乏统一的法官助理管理制度、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配合存在摩擦、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实际存在，才能促使我们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宏观中的法官助理制度，在保证公正价值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逐步消除该制度中妨害提高审判效率的不必要的因素和环节，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赢”。

结语

司法的理念实际上是支配司法运作的一套哲学、价值或者基本的观念。因此，不同国家进行的司法改革，必然会相应地引起对司法理念的调整，而任何改革方案或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必然在本质上贯彻着一种新的司法理念。[8]当前我国司法改革努力的方向是改革后的司法制度能反映司法的本质特性，即公正性、公平性、中立性。而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将在彰显现代司法理念的同时，实现我们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公正与效率。

注释：

[1]谢佑平：《中国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第2页。

[2]肖扬：《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载于《法学家》。

[3]李汝健王华兵：《实施人才强院战略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全国法院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座谈会召开苏泽林到会讲话》，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3月26日。

[4]肖扬：2002年7月全国法院队伍建设会议上讲话《大力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努力开创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新局面》。

[5]高晓力：《加拿大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与法院调解》，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1至2期，第138页。

[6]宋建朝连丹波《实行法官助理制度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下），载于《人民法院报》2003-06-16.

法官助理范文篇3

〔关键词〕法官员额制;审判效率;法官助理;案多人少

一、法官员额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正式确定了法官员额制后，员额制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地法院纷纷展开。经过改革，全国入额法官的数量已经基本确定，即按照改革决策部门确定的入额法官占之前法官总数的39%进行法官筛选。经过筛选，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法官成为入额法官，其他没有入额的人员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其中一部分是法官助理。但是各地并没有严格按照39%的比例来确定入额法官，主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面积、法院受案数量、法官综合素质以及为法官助理提供晋升的机会等因素，适当地对这一比例进行了调整。北上广发达地区比例超过了39%，某些西部贫困地区，公民普遍法律意识不强，法院受案量较低，入额法官比较低。仅在入额法官的数量上做调整能达到改革的目的吗?法院(副)院长、(副)庭长作为入额法官，其审判业务又该如何完成?在坚持“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员额制原则时，合议庭又该如何行使审判权?为了提高审判效率，其所受理的案件应确定在什么范围内?独任法官审判案件的范围要不要扩大?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法官员额制并不是简单地确定入额法官，而是会涉及到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各地法院员额制改革并没有达到国家所期望的效果，这项改革必定还要走很长一段路，需要在不断完善中才能走向成熟。

二、法官员额制改革机制的完善路径

(一)法院司法事务的分类管理。通常情况下，法院的(副)院长、(副)庭长都是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和法官一路走过来的，其工作能力及审判水平毋庸置疑。他们进入法官员额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并且让优秀的审判人员回归审判席，正是这一改革的初衷。但是，他们又是法院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因此，这些法官入额存在很大的争议性，争议的焦点是入额后如何真正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切实履行审判职责，而院、庭长能否保证办案时间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让其完成普通入额法官所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比较困难，因为他们既要处理法院的各项行政事务，又要预留部分时间参加各种会议。既有法院系统内安排的会议，也有法院外党政机关召开的会议。显然，留给院庭长用来办案的时间少之又少。因此，不得不将一部分案件派给其他普通入额法官，导致其他普通入额法官的工作量超标，也难以保证在超负荷工作环境下的案件审判质量，似乎有违改革的初衷。部分法院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比如，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彻底改变了法院以往的管理体制，即取消了审判业务庭，相应取消庭长、副庭长的职务设置，让相当数量的庭长、副庭长回归到审判工作。另外，该法院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按照其性质分为五种类型，对应成立五个办事机构:一是审判管理办公室，主要管理立案信访、案件审理、审判委员会和法官会议以及之前庭长的职务等;二是人事监察办公室，主要负责纪检监察、法官考评和行政管理等工作，其中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由院长管理，存在一定的工作交叉;三是司法政务办公室，主要接管的是原来行政装备科和研究室的任务;四是执行局;五是司法警察大队，这两个机构保持原来的工作性质，不做改变。通过上述将审判业务庭改变为各个专门机构的举措，将法院的司法权和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分离，成功地解决了各个庭长、副庭长占着入额名额而不能全力从事审判业务的难题，也取消了庭长审批、签署本庭裁判文书的任务，将这些法官从司法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从而一心一意审理案件。他们都是拥有多年审判经验的资深法官，一旦投入到审判工作中来，将极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效率。另外，审判管理办公室的主任、研究室主任等司法行政管理人员将专门负责人事管理、纪律监察等工作，不再进入审判委员会参与审判业务，由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有审判资历和能力的入额法官组成审判委员会。由此，法官员额制改革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在一定层面上得到了解决。(二)独任法官审判案件范围的扩大。在司法实践中，合议庭并没有充分发挥的作用，合议庭组成成员对案件的审理基本持放任态度，在庭审最后阶段，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都会依照规定询问合议庭成员是否对案件审理有意见或建议，但是大多情况下都是对本案审理没有其他看法，所以无论是三人庭、五人庭还是七人庭，真正全程负责案件审理的只是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一人，合议庭变成了一种形式，非但没有提高诉讼效率和诉讼质量，反而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这也是造成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的一部分原因。面对此现状，在学术界中，扩大独任法官审理案件范围，缩小合议庭审判案件范围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相对于合议庭而言，独任法官审理案件能节约大量司法资源。首先，如果合议庭是由一名审判长和两名法官组成的形式时，三名法官参与审理一个案件与一名法官独自审理一个案件，从诉讼经济角度讲，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即使合议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庭审中，无论是何种组成形式的合议庭，都需要在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工或者集体决策，审理案件所需要的时间要比独任法官多出好几倍;再次，在事实认定或者量刑时，如果在合议庭成员之间存在两种以上不同意见，特别是审判长或者主审法官的意见与其他成员的意见不同时，最终案件可能要经过审委会的一番讨论，诉讼效率又会有所降低。如何限缩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对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要有所区别。在基层法院负责审理的案件中，只有那些法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应当由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一律由独任法官审理。通常情况下，基层法院受理的“重大”“疑难”案件占总案件的10%以下，有些法院不超过5%。同理，中级法院也不需要一律按合议制的形式审理所有案件，对于上诉案件，可以按照一审的形式，一审是独任制，则二审也采取独任制;一审是合议制，二审相应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至于中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这类案件本身复杂，理应交由合议庭审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得到了压缩，但是，以往流于形式的合议庭又该如何真正发挥作用?只要合议庭继续存在，就有必要让合议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庭审中。有学者认为，对于所有成员全部都是法官的合议庭形式，必须保证每一位法官都是入额法官，对所审理的案件全程参与其中，采取共同审理、共同负责的做法，一旦出现问题，追究合议庭全体法官的责任。这样，合议庭成员就会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所持的态度与独立审理案件的态度同样谨慎，不会再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思想。另外，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人民陪审员也应与法官一起，共同审理案件，案件出现问题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审判责任，给予人民陪审员一定的压力才能促使其发挥陪审作用。但是，对人民陪审员追究审判责任的方式，不能与法官一视同仁，毕竟他不是拥有坚实法学基础和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三)法官助理逐级预期提升机制的建立。确定入额法官的数量以及入额法官审理案件的各种事项是员额制改革的重心所在，但是法官助理这一重要司法辅助人员也是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类主体。可以说，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对员额制的成功改革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设置法官助理制度，将一些审判辅助性工作，比如，起草法律文书、接待当事人、庭前调解等交给法官助理完成，从而将法官从琐碎的边缘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审理案件，充分发挥法官的价值。在法官的指导下，法官助理不断地积累经验，综合素质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为成为入额法官做充分准备，这也是保证入额法官队伍不断更新、素质逐步提升的重要途径。目前，法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的晋升渠道依然没有确立，法官助理主要由未入额法官和助理审判员转化而来。改革之后，入额法官的薪资待遇及社会地位较法官助理高，因此，成为入额法官是法官助理所追求的目标。但是，想要通过员额的空缺实现这一目标非常困难，因为待员额有空缺时，未入额法官的年龄又会是限制其入额的最主要缺陷。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未建立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严重打击了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部分人员在看不到希望时选择离职;另一方面，法官助理与入额法官在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上差距悬殊，但是工作量却不相上下，并且还要承担终身负责的压力，这导致其工作积极性严重下降的同时，又将入额法官卷入到繁琐的辅助性事务中，有违改革的初衷。建立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对于提升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重要。现今，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关于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建立职业化的法官助理岗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官助理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经验一般，经过几年的法官助理工作后，也难以胜任法官的工作，不符合法官精英化、专业化的要求。所以，只需在法官助理的岗位内晋升。第二种观点主张打通并扩大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通道，满足一定法官助理年限且符合提升条件的就可以正常提升，并且建立法官助理的增补机制。一方面将法官助理作为入额法官的后备军，能够实现入额法官队伍的持续更新，促进实现良性循环，使那些浑水摸鱼的入额人员被真正拥有法官能力的优秀人员所更换。另一方面，法官助理工作是培养入额法官的最佳途径，如果放弃这一最佳途径，仅从律师队伍等其他渠道遴选法官，也许不能保证入额队伍的充盈，恐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案件压力。

笔者认为，将两种机制相融合较为妥当。前文提到按照第一种观点，放弃法官助理这一入额法官的蓄水池是不现实的。入额是法官助理所追求的目标，法官助理工作到一定年限，因工作能力入额已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的问题是法官助理的入额范围、入额条件等问题。按照第二种观点，法官助理工作三五年直接晋升为入额法官，确实会存在入额队伍大众化的现象，与精英化、专业化相矛盾。笔者建议，法官助理的晋升途径分两步走:一是法官助理先在助理这一岗位内晋升，工作够一定年限，业绩突出的可以晋升为高级法官助理，并且工资待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二是在高级法官助理岗位上继续努力，经考核，符合岗位要求且能够胜任法官这一角色时，可以入额。在这两轮人才选拔中，入围人员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以确保法官队伍的精英化。建立法官助理的逐级晋升机制，既能激发法官助理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也能保证入额队伍的不断更新，形成法官队伍优胜劣汰的良好态势，一定程度上解决案多人少问题，从而提高司法效率。

综上，要解决员额制改革中法院“案多人少”问题，一方面要立足于实践，积极借鉴一些地方法院的成功经验。比如，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取消审判业务庭，使大量精英审判人员重归审判庭。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理论层面构建富有新意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机制。比如，建立法官助理逐级预期提升机制，将高级法官助理和入额法官作为法官助理所追求的目标以提高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协助法官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审判业务。

参考文献:

［1］程瑞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理论反思［J］．法学家，2018(3)．

［2］蔡美鸿主编．横琴新区司法改革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3］刘练军．法官助理制度的法理分析［J］．法律科学，2017(4)．

［4］李桂红，叶锋．司法改革语境下司法辅助事务管理模式的构建［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5(4)．

［5］丰霏．法官员额制的改革目标与策略［J］．当代法学，2015(5)．

［6］宋远升．精英化与专业化的迷失———法官员额制的困境与出路［J］．政法论坛，2017(2)．

法官助理范文篇4

一、从法官职业化内容谈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从八个方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就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而言，笔者试就法官员额制度、法官助理制度、法官遴选制度这三个热点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于法官员额制度的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是针对我国法官人数过多的现状所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精简法官人数，提高法官整体素质，从而强化司法权威。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笔者认为大致分为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精简人员。这一步至关重要，也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难度最大的。在基层法院推行该制度更不容易，由于基层法院受历史等原因制约，部分法官学历不高，不可能再参加司法考试另谋出路。所以操之过急可能给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带来隐患。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推行这一步时，要以稳字当头，合理安置分流人员，能供养的就尽量供养，力争避免淘汰（当然明显不适合继续在法院工作，又不符合供养条件的除外）。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但宁愿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也不能以牺牲工作秩序、改革成果为代价，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第二步是确定法官员额。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一，就是同一法院每年受理案件数也在变动，所以不能机械地参照国外或少数几个法院的试点来确定法官员额。故各法院在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时，应当结合各自实际情况，采取既考虑人口因素，也考虑审理案件数量两者相结合的标准，即综合考虑法官所占人口比例和法院审理案件数量的多少，并以法官工作量为主，同时还应考虑现有人员的状况。法院的硬件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如办公自动化、法庭数量、办公用车等问题都会影响办案效率，从而间接影响法官员额的确定。从我院情况看，管辖区域常住人口86.2万，2000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审结案件6213件，其中民商事案件年平均3133件，刑事案件年平均390件，行政案件年平均23件，执行案件年平均2667件。如果以每名法官每年办结200件案件为参照量，就需要民事法官15名，刑事法官2名，行政案件法官1名，执行法官13名，全院至少共需要定法官员额31名，那么法官与人口比为1：27700。而我院现有法官资格（包括审判员、助理审判员）99人，从事审判、执行一线工作的84人，如果把这么多的法官减下去，基层法院审判压力可能难以想象。第三步任命法官。具体内容将在后面法官遴选制度中加以阐述。

（二）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试行。设立法官助理之目的，是让法官从目前庞杂的审判辅助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核心审判工作，从而提高审判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笔者认为，法官助理制度实际上是法官员额制度的辅助，与法官员额制度共同形成职业化建设的核心制度，即为审判工作的高效与公正提供制度保障。第一、法官助理的性质。从北京法官助理的试点中所反馈的信息看，法官助理与我国目前的“助理法官”（助理审判员）相差很大，前者不具有审判权，而后者属于法官系列，自然拥有审判权。法官助理顾名思义就是法官的助理，协助法官开展审判工作，服从法官的指挥。第二、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这涉及到与法官之间的分工。目前我国法官（包括执行法官）承担着送达诉讼文书（包括起诉状副本、答辩状、传票、开庭通知书、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等等）、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指导诉讼、组织开庭和庭审、制作裁判文书、宣判、卷宗装订等审判工作中绝大部分事务，只有记录工作由书记员完成。繁杂的事务分散了法官的精力，也拖延了办案的效率。笔者设想，设立法官助理后，法官只负责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庭审和裁判，其它所有辅助性的工作全部由法官助理来完成，具体包括：送达诉讼文书；组织审前会议；根据法官签署的裁定或命令，对财产进行扣押、冻结、划拔、变卖以及强制执行；整理材料；装订卷宗；执行法官其他指挥事项等。第三、法官助理的任命。法官助理可以从在法院工作多年，并且具有相当法律知识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中择优任用。参照目前助理法官的任命方式，由法院院长对法官助理进行任命。第四、法官助理的管理。由法官助理完成所有辅助性工作，其权限相当大。为防止法官助理滥用权力，必须加强监督管理。笔者设想，借鉴大立案庭的模式，法官助理主要归口于立案庭，由立案庭庭长负责法官助理的管理和业务指导，但一旦法官助理所协助的案件进入庭审，又必须服从庭审法官的指挥。庭审法官在庭审中发现法官助理有滥用权力的可能，则责令法官助理重新进行工作，并将有关情况通报给立案庭庭长和法院纪监部门。二元式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加强对法官助理的监督。

（三）关于法官遴选制度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补充法官人选，必须经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统一测试、考核，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遴选。”修改后的法官法提高了初任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了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按照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思维逻辑，此时的法官是指狭义上法官，即不包括目前的助理法官。所以一旦任命为法官，即为审判员，则不存在目前的助理审判员。基于此，笔者认为基层法院补充的法官人选，不仅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符合《法官法》的任职条件，还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具备优秀的政治品质和司法操守。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影响司法改革公正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法官的道德素质。当前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与部分法官道德素质低下有直接关系。只有具备高度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刚正不阿、公正有效地审理各类案件。第二、必须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司法的发展趋势要求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法官具有较娴熟的法律知识和裁判技能，还要求法官具有广博的人文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复合型法官也是培养专家型法官的基础。第三、必须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维方式。现代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现代法官如不具备较强的法律思维方式，就理不清法律关系，造成机械执法，达不到法律公平与正义价值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初步确立，社会主义法律体体系也初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用法律思维方式去思考、对待和解决社会各种司法现象和问题。第四、必须具有丰富的司法经验和较高的司法技能。法官不是任何人都能从事的职业，它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娴熟的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纠纷的经验和技能。

二、从法院改革谈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

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思路，笔者设想对法院现有人员可能最终形成六大系列管理方式，即：法官系列、法官助理系列、书记员系列、法警系列、执行系列和行政系列。在这六大系列形成之前，笔者设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

（一）建立大立案格局。如前所述，法官助理归口于立案庭管理，将庭审前大量的辅助性工作如送达诉讼文书、决定案件适用程序、组织审前会议、组织证据交换、安排开庭日期等工作由立案庭法官助理完成。出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强化相互制约之考虑，立案庭可以设置内勤组和外勤组，审前组和审中组。内勤组负责收案、登记和立案工作。外勤组负责诉讼文书送达工作。审前组负责指挥和监督审前程序，组织和监督当事人进行补充和变更诉讼请求，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议焦点,确定适用程序和开庭日期等庭前准备工作。审中组主要负责法官所交办事项。这样各组之间既分工又可相互监督，也排除法官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先定后审的庭审形式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法官助理范文篇5

一、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改革措施和建议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关键举措，是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有效途径，但在现实中存在以下问题： 1、法院后勤部门对分类管理存在一定的忧虑心理，因为毕竟很多后勤部门的人员具备法官职务，只是由于工作需要而从事后勤工作，分类管理后不同人员心态不平衡，法官在综合部门不办案件有意见，办案法官任务重、风险大、待遇不高也有意见，法官助理、书记员工作积极性难调动；

2、基层法院案件比较多，息诉止争，化解矛盾是其中心任务，很多案件，均是烦琐的事实调查，有的并不涉及高深的法律知识，目前法院审判人员都比较紧缺，分类管理后，只有少数的人能被任命法官，这少数的法官能否承担如此大量的案件？法官助理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9条“试行法官助理制度。法官助理是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由于法官助理的工作非常笼统，不好量化，最终又回到以前的审判模式：法官审理案件和拟写法律文书，书记员担任法庭记录和装订卷宗等，法官助理无所适从；如果让法官助理拟写法律文书，又因法官助理没有参加庭审，必然要通读卷宗，将会出现重复劳动；即使法官助理在法官授意下拟写法律文书，还存在一个责任心问题，因为案件质量的好坏和法律文书的优劣都由法官来承担后果，调动不了法官助理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对法官助理进行考核。又由于法官助理的心理调适有个过程，相当长时间内不能投入工作，以往与法官一样开庭审理案件，如今被剥夺了审判权，仅从事一些与审判业务相关的辅助工作，心理不平衡，工作带有情绪，不愿配合法官工作；而法官碍于情面，许多本应由法官助理做的工作现在都落在法官和书记员身上，法官助理形同虚设，法官压力大。

4、由于法院参照公务员管理，使法官管理也带有行政化色彩，从法官等级就可以看出，行政级别一定程度影响着法官等级的高低，这造成法官的晋升与其法律水平不挂钩，是由其年限、职务、职级决定的。

我们认为法院人员的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我国长期落后的法制现状造成的。任何一项改革无不受到本土法治资源的制约和影响，无不带有经济、历史、文化、意识的印记。而一项改革必定要以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现象，使分类管理可能造成当不上法官的人很难有工作积极性。

对于分类管理，我们建议：

1、合理确定法官员额，制定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实的法官选拔条件，不以原来的行政职务、法官等级为依据，使选拔出来的法官确实具有比较高的素质，使人心服口服；

2、核定法官员额应允许司法行政处、办公室、政治部（政工科）、研究室等部及门具有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职称的干警参与竞争。因为这些部门的干警思想人品、法学功底、审判业务俱佳者并不罕见，由于轮岗交流、组织安排等诸多原因而未在审判业务庭工作。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社会的精英从事法官职业，那么让这些法院的精英有机会从事审判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3、建立合理的法官助理向法官选升的制度，使法官助理明确努力方向，充分调动他们的上进心；

4、法官取消行政职级，以法官等级为晋升的方向，彻底摆脱法官的行政化管理，使人员分类管理落到实处，具有实际意义。

二、法官职业保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改革措施和建议

由于我国长期的法治落后现状，使得我国的法官职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落实。首先是政治地位的不高。法官职业虽然在社会上比较让人崇敬，但事实上并未能深入人心，许多当事人对法官裁判不满意，随意对法官进行人身攻击、辱骂；法官依法独立办案不能得到保护，常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和干预；其次法官经济收入偏低，使法官职业不能吸纳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影响法官队伍建设。

法官职业化就要求法官作为职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由于法院人、财、物都受地方党委政府管理，使得法官职业的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

为了建立有效的法官职业化保障机制，我们建议：

1、建立更为有效的法院进人审核和出人通气制度，使得不经过审核的进人地方财政拨不了款。现在法院系统已经建立了补充法院工作人员审核制度和出人通气制度，但问题是这两项制度都是形同虚设，即无论上级法院是否同意，进人和出人都已定局，因为法院人员的工资是地方财政供养的。

2、尽早落实法官等级的津贴。法官等级制度已经施行近8年时间，至今没有落实法官等级津贴，让广大法官感到失望。由于我国的国情，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待遇的情况下，应尽快落实法官津贴。

三、改革完善初任法官选拔、任用的改革措施和建议

初任法官的选拔是严把法官进口的有效手段，我们建议：

1、严格初任法官的资格条件，确保法官制度改革在新人上从严把握，加快改革步伐。我们认为，由于我国大学教育不太注重实践，即使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人，也不能直接担任法官审判案件，可以在担任法官助理若干年后，经考核合格方可任命为法官。从审判实践看，具有5年审判一线的经验，任命为法官较妥。从年龄来看，《法官法》中规定的23周岁偏小。23周岁的法官很难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社会阅历，应适当提高担任法官的年龄。

2、适当改变现有法官选任方式来提高法官的素质。上级法院的法官应尽量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拔。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负有指导监督的职能，客观上要求上级法院法官的素质高于下级法院，故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拔上级法院法官能有效保证上级法院的法官素质。初任法官则一般应从基层法院干起，不宜直接在上级法院担任法官。同时广开渠道，在选任对象的确定上采取开放式制度，改变目前法官任命基本上都是从法院现有干部中选用的做法。法官法第51条规定，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使法律人才选拔考试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为法律人才今后的互动创造了条件。基层法官的选任应完全面向社会，法官编制一旦出现空缺，应当允许一定地域的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人参加竞职，不论现在是律师、检察官、法学教师，以直接改变法官队伍结构，提高整体素质。

3、将法官招录制度从公务员制度中剥离出来，单独实行招考，由最高院统一组织，报考人员必须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现在法院招录工作人员，统一纳入公务员招考，使得当法官必须经过两次考试，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是，通过司法考试的同志未必能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而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又未必一定能通过司法考试，使得选任法官举步为艰。

四、上级法院选拔任用法官的方法和相应实现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8条规定：“逐步推行法官逐级选任制度。在确定法官员额的前提下，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职位出现缺额，逐步做到主要从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选任。”我市中院在2004年3月和2004年12月分两次从下级法院公开选拔了审判员1名，助审员3名，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从实践来看，上级法院选拔任用法官应通过以下途径：

1、公开选拔条件。对选拔条件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对固定的条件，使下面的基层法官明确努力方向，不能一年一个变化，一个领导人一个变化。

2、科学组织考试。为了确保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必须采用科学的考试方式。选拔法官的考试应单独组织实施，不再纳入公务员考试范围。

法官助理范文篇6

时至今日（10月14日），我想把苏力教授那晚的讲座内容整理出来，发到网上供网友享用。但是依武大法学院的惯例，讲座一般是没有录音的，一般也是没有人整理讲座内容的；如果是著名如苏力教授之类的人来做的讲座的话，也许可以享受法学院通讯员于事后发一篇通讯报道的待遇。现在这篇通讯报道已经发在法学院网站上，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至少可以通过这篇通讯报道知道一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新闻要素，法学院在有限的经费和精力的限制下，能搞出这样一篇报道来，大家已经需要感恩戴德了。但我知道许多人想了解那晚讲座的具体内容，所以我也想在我自己有限的经费和精力的限制下，将那晚讲座的具体内容复述出来。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8天（因为要先忙司法考试），虽然苏力教授的观点依然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但分析论证的细节与过程早就模糊起来了，我又没记笔记，所以不可能复述讲座的原样了，我只能把讲座的内容拆成一个个小观点，凭借记忆中的残存部分加上我的理解，争取把这一个个小观点讲述清楚。根本不可能是原滋原味了，也许已经是面目全非。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是与我们法学院一样，我也是在有限的经费和精力的限制下工作的，你们还能要求更多吗？

下面是讲座的大概内容。

一、对法官素质要求的两种模式。

普通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理想法官是包公式的集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的超人，他正直无私，不畏强权，不受利诱，扶弱除奸，智慧超群，无所不能，并且权高位重，不受束缚。这种理想型的法官正如柏拉图所谓的“哲人王”，是人治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反映。被压迫惯了的孤弱的老百姓总希望有这么一位救世主式的超人法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而现实是，这样的理想型的法官是不存在的，至少是几百年几千年才能出来一个的。现实中的法官也是凡人，拥有凡人的种种欲求，“争名于朝，夺利于市”，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一有贪污受贿的机会并且可以逃避惩罚的话，便要贪污受贿。希望法官个个具备理想型法官的素质，这是绝无可能的。中国有21万的法官，他们与你我一样，都是凡人，中国司法制度的设计及改革措施必须是基于这样的凡人法官的基础上。制度的改革必须基于现实的条件，理想型的法官是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一项运行成功的制度，必然是基于凡人的特性来设计的，将制度的良好运行寄希望于超凡入圣的人，必然是会失败的。须知是制度在运行，而不是人在运行制度。在良好的制度下，人们可以不管是谁呆在上面，人们只关心规则是怎样的，而失败的制度差不多总有这么一个特性：人们关心的不是规则是怎样的，却总是责怪为什么没有一个“圣人”呆在上面，而总是小人得志？拥有几千年人治传统的中国，这样的心理实在是根深蒂固。

二、中国法官素质不足的深层原因

从8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的司法制度可以分两个阶段，其分界点是1991年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条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推翻了以往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至少是推翻了“以事实为依据”这前半句，因为谁主张谁举证意味着法院不再负有追究真实事实是怎样的责任，适用法律只是根据当事人证据所证明了的事实。这条民事的诉讼规则的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算过分，它是中国司法制度现代化的起点，它导致中国司法制度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律师制度的逐渐形成（因为谁主张谁举证必然刺激当事人对律师的强烈需求，有需求就有了供应，进而需要规则的调整），法院审判更加程序化，当事人权利意识更加增强等等。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司法制度的这些变化呢？这要从中国的经济体制变化上找原因。

9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而此后，中国逐渐转入市场经济社会了。80年代的法官任务轻，责任也轻，法官所审理的案件很简单。民事方面无非是离婚、小额财产纠纷，没有知识产权案件，也没有公司、海商、票据、破产等纠纷，也没有复杂的金融案件，甚至没有担保纠纷，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这些市场经济的制度，当然也就没有这方面的纠纷。经济方面的纠纷是存在，但因为是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纠纷不需要法官管，而由行政领导出面解决协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唯领导意识是从，权利意识没有其生长的土壤。那时法院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但那时的刑事案件也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杀人、伤害、抢劫、盗窃、诈骗等侵害人身财产的犯罪以及反革命犯罪等案件，没有市场经济类型的犯罪，而且这些犯罪方法与手段都比较简单，像诈骗案件不会是信用证诈骗、票据诈骗，盗窃也不会是盗窃信用卡而使用的，更不会是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码上网的，也不大可能是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而使用的吧？正因为案件都比较简单而且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式少于变化，法官不必具备很多的知识就可以轻松判案，而且法官腐败的机会也很少。当时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主要仰赖行政机关的作用，法院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既使法官素质方面有些不足，这也不过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当时人们并不觉得法官的素质有什么问题。而一到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各项制度的建立，各种新型的纠纷、复杂的纠纷一下子涌现出来；而同时行政机关不再承担解决纠纷的责任，这个重任全部交给了法院，法院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再也不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人们对法院的要求越来越高，期望越来越多。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啊，只是法官们迷了眼，以往积累的经验与知识在面对新型复杂的纠纷时，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这时，法官的素质问题便凹现出来了，因为法院的重要性，法官一下子成了整个社会注目的焦点。其它至80年代以来，法官的绝对素质一直在提高，只是提高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形势的变化，达不到新型社会对法官的期望与要求，时移世异而法官没变或者变化很少，这便是当下法官素质问题的由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法官没变或者变化很少呢？这是因为水往低下流，人往高处走，人才总是逐利而流的，法官的待遇不高是一流人才不进法院的最根本原因。

三、统一司法考试真的可以使法官的素质得到提高吗？

统一司法考试提高了进入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是否门槛提高了，高素质的人才便会进入法院当法官呢？事实恰恰是相反的，统一司法考试虽然有助于法律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但对法院来说却要面临比以往更糟糕的局面。首先，法院更难招到人才了。因为司法考试提高的进入法律行业的门槛，法院招收法官时，他面临的选择更少了，具有当法官资格的人必须先通过司法考试，还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位，法院不能再招复员军人了，虽然还能够在普通院校招到法学专业毕业生，但这些毕业生也必须先通过司法考试才能当法官，而过了司法考试的人一般不会选择当法官，他们只会选择报酬更高的律师，中国律师的收入至少是法官收入的两三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甘心当法官的人还有几个呢？其次，法院更难留住人才了。法院里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几乎都是毫不犹豫的选择辞职，因为律师的收入比法官高得实在是太多，又有几个人能够在面对如此巨大的利差时，而不心动呢？法院一方面招不到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另一方面，本院内的较高水平的人才又流向了律师行业，在这样的局面下，法官的素质怎能提高？再次，孔雀东南飞现象更严重了。通过司法考试的人，能够在律师行业混下去的，不会选择做法官；能够在东南发达地区从事法律行业的，不会选择在西北落后地区从事法律行业。所以统一司法考试加剧了这样两个趋势：在整体上，律师的素质比法官素质要高很多，东南地区法律人才的素质比西北地区的法律人才的素质也要高很多。

那么要如何才能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呢？一个根本的措施是提高法官的待遇，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侍”，法官待遇提高了，人才便会不请自来。但是在现阶段，大幅度地提高法官的待遇还不是很可行，一方面是中国法官太多了（21万），财政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法官的高待遇应与其付出的工作相适应，美国法官一天处理好几个案件，而中国法官好几天处理一个案件，中国法官能够要求与美国法官同等待遇吗？

四、法官助理制度缘何不能推行下去？

根据最高法院99年的法院改革五年纲要，法官助理制度本是在高级法院中实行的，但是在实际的试点实验中，却在初级、中级的法院也推行了法官助理制度。但这项制度最终没有推行下去，原因何在？这项制度也算是移植自美国，但在中国，其目的与功用已完全不同。在中国，因为法官数量已经是极其庞大，如果真要给每位法官配备两名法官助理的话，那法院的编制将膨胀到令人无法再忍受的地步。最高法院想出了一个既可以实行法官助理制度，又不增加法院编制的好办法，那就是将法院中一部分法官降为法官助理，充当其它法官的法官助理，这样不会增加法院的编制，也不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又减少了法官的数量，但法院处理案件的能力并没有下降，因为原来是法官的那些法官助理仍留在法院工作。这个办法真是一箭多雕啊！只要法官的数量大幅减少，国家就有能力大幅提高法官的待遇（因为法官助理的待遇就不用提高了，省下一大笔钱呐），只要法官的待遇一提高，优秀人才自然会来竞争法官的职业，到时，就不愁法官的素质提不高。所以最高法院准备推行“有中国特色的法官助理制度”，其真正目的也许是想借以减少中国法官的数量，在减少法官数量的基础上，再大幅提高法官的待遇，从而使中国法官的待遇与国际接轨。稍稍有些常识的人都能明白，法官的待遇若不能提高，那么法官的素质也别想提高。问题的关键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有效提高法官的待遇，“有中国特色的法官助理制度”似乎找到了这么一条捷径。

然而经过几年的试点，这项制度在中国法院中无法推行下去。原因似乎有这么几个方面：其一、谁当法官，谁当法官助理？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长官在各种好处面前总是要占据先机，若要将法院中一部分法官降为法官助理，那么依什么标准来划分法官与法官助理呢？学历？资历？业务能力？我们知道无论依据什么标准，法院中院长、副院长、党委领导、庭长等等带有“官职”的人一定不会被降格为法官助理，尽管他们不一定要从事实际的审判工作，但他们一定要每人占据一个法官名额，于是一个法院中剩下的可供普通法官争夺的法官名额就不多了，于是许多从事实际审判工作乃至是法院中业务骨干的原法官就不得不屈居法官助理职位了。法院法官的待遇原本就不高，人才难留，现在若是连一个法官的名份也难以保留，而只能充当法官助理，这就只会加剧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法院人才流失现象。其二、利益牵扯太大，阻力重重。既然最高法院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法官助理制度”真正目的是为了减少法院法官的数量，为以后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打下铺垫，那么法官们对这种事关切身利益的“阴毒的迂回策略”必然是十分敏感的，他们不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奥妙所在。尽管现在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待遇并没有差别，但从长远计，当法官助理则意味着以后的高薪与你无缘了，国家会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但法官助理则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要让我当法官助理，我就跟谁急！

五、上下级法院法官流动制度的隐患及解决办法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32条：“改革法官来源渠道。逐步建立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从下级人民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任以及从律师和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制度。对经公开招考合格的法律院校的毕业生和其他人员，应首先充实到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庭5年之后从下级人民法院和社会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使法官来源和选任真正形成良性循环，保证实现法官队伍高素质的要求。”根据该条，最高法院希望在上下级法院间进行人才流动，实践中有两种做法，一是最高法院、高级法院的一部分法官从中级、基层法院的法官中选任，借此激励下级法院的法官们努力工作以争取上调的机会，同时也可使选调上来的上级法院法官具备更丰富的审判经验。二是上级法官将其法官下派到下级法院中工作一定期限（两年或一年），既是支援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也为上级法院锻炼人才。这样一项制度，其目的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运行起来却有诸多的隐患，负面的作用不可忽视。首先，下级法官上调的机会给了下级法官“胡罗卜的诱惑”，这种诱惑对司法独立是不利的。由于上调的决定权掌握在上级法院的院长或政治部主任手中，这使得下级法官不敢坚持已见而违背上级法院的指示或意图，并且在这种上调机会的诱惑下，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与上级法院的领导人物建立良好关系，倒把争取出色的工作业绩放到了一边。其次，上级法院法官下调到下级法院工作一定期限，由于其工作的期限并不长，一般是一两年，这些被下放的法官们知道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到上级法院工作的，他们也不会尽心尽力地为地方法院工作并争取干出一番业绩来，他们会继续维护或积极培养自己与上级法院领导良好的私人关系，以争取早日回来上级法院。

那么要如何杜绝或缓解这其中的种种隐患呢？一个简便的办法是：法官要得到上调到上一级法院工作的机会必须先在下一级法院工作满十年；下放到下一级法院工作法官也必须在下一级法院工作满十年才能重新调回原法院工作。十年是一个较长的期限，十年间，上级法院的领导也许可以换好几届，十年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也会有公论，十年要占据一个人一生中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或者至少是五分之一多。这就足以断绝下级法官种种机会主义的念头，比如，培养与上级法院领导良好的私人关系借以争取上调的机会，再比如，投机取巧搞形象工程以标榜业绩等等。

六、延长法官退休年龄的构想

中国法院如今困境良多：一方面招不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优秀人才又大量外流；法官素质饱受责难，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官僚意识浓厚，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没有成长之土壤；而且短期内法官的待遇还是不可能大幅提升。面对如此众多的困境，有魄力的改革者也不禁要束手无策了，更何况中国的司法制度病症虽表现在司法界，病因却与政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激进彻底的改革建议不能在中国适用，因为这些改革建议都忽视了现实条件的种种限制，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那么有没有一个既考虑到现实种种条件的限制的、可行的，又能缓解以上病症的改革措施呢？那就是延长法官的退休年龄，将法官的退休年龄从现在的六十岁提高到七十岁。理由如下：

法官助理范文篇7

（一）传统审判模式不符合审判规律。法官承担程序性工作多，浪费审判资源。在“法官+书记员”审判组合模式下，法官不仅需承担审判核心事务，还要承担送达、接待当事人、案件信息录入等审判程序性事务。这些非审判核心事务耗费了法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了法官处理核心审判事务的精力，使得法官无法专司核心审判事务，从而影响了审判效率，造成审判资源不必要的浪费。辅助性工作量大，挤压法官裁判空间。法官承担了过多的辅助性工作。关系定位不清，职能发挥不明显。改革之前，担任书记员是为了晋升法官，向法官学习业务知识，法官与书记员之间是“师徒+上下级”关系，很多书记员不安心本职工作，只想等工作年限满足条件之后晋升为法官。书记员的辅助职能不明显。法官与书记员的关系定位不清使得书记员的业务水平不高，影响办案质量。工作权限不明，分工不科学。（二）审判权运行行政化。在传统审判权运行中，院庭长和一般审判员之间，存在着不同情形的层层汇报和层层审批的不成文却具有重要影响的非正式制度。裁判文书由承办法官拟制后须经院、庭长审核并签发后，才能予以。长期以来存在的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提前请示和汇报制度，从权力行使的过程来看，虽是以审判管理的名义实施，但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权力运行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院裁判标准的统一，但使法官的审与判相分离，由此产生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违反了审判的独立性与亲历性原则，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精神相违背。（三）审判队伍参差不齐。一直以来，法院干警主要由部队转业干部、招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以及近年来招考的公务员，人员虽然经过各种形式的法律业务的培训，经过了多年的工作实践，但法律素养仍存在较大的差别。未能按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没有实现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高素质的人才未充实到审判一线，审理案件质量和效率不高，无法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四）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混。同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的界限模糊不清，存在审判管理权、监督权对审判权的干涉与超越的不当情形。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的院庭长签发文书等不成文的规定，使院庭长“凡事必问，每案必管”，法官只对院庭长负责，从而削弱了对案件、事实、法律负责的思想意识。

二、审判资源管理模式的重构

（一）遴选员额法官。2016年3月启动首批员额法官遴选改革工作。经过报名承诺、资格审查、书面考试、民主测评、业绩考核、组织考察、省遴选委员会差额遴选、省法院党组审批和县人大常委会备案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以不超过该院政法行政编制数35%为限。法官员额改革保留了现有审判骨干，保持了审判队伍稳定，通过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切实优化了法官队伍结构。（二）组建新型办案团队。结合前期制定的某县人民法院法官审判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与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2016年7月，该院打破庭室界限，重置审判资源，全面组建员额法官与辅助人员相对固定的新型办案团队。根据工作需要，院机关组建12个“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团队和6个“法官+执行员+书记员”的执行查控、实施团队；五处人民法庭，按照各自内部分工，分别组建2—3个审判团队。各法官团队由员额法官负责核心审判事务，法官助理、执行员负责专业性辅助事务，书记员负责一般性诉讼辅助事务，将法官团队作为办案单元和管理单元，实现扁平化管理、专业化审判。为配合审判团队建设，充分发挥以法官为主导的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制定《法官指导法官助理庭前准备工作基本指引》，规范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工作关系，明确和细化了法官助理处理专业性审判辅助事务的职责。（三）加强司法辅助人员配备。为解决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任命法官助理11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司法辅助人员103名，基本满足了日常开庭记录、协助送达和执行等工作需要。创新书记员管理制度，对书记员实行庭审速录类和审判辅助类“双轨制”能级管理，由速录速度快的书记员主要担任庭审记录，由法律基础业务素质高的书记员替代性承担部分法官助理职能，弥补法官助理的不足。将聘用制书记员按技能水平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进行管理，各级对应不同的岗位津贴；设定绩效考核目标，考核结果与书记员每月岗位津贴挂钩，激励书记员爱岗敬业、提升技能，努力打造高素质的书记员队伍，为团队建设提供保障。（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制定《关于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规定》，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对记入员额管理的院长、副院长和其他院级领导必须到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编入相对固定合议庭，除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外，还要直接主办或参加合议庭办理案件。对于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指令审理案件由入额院领导和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负责主审，与原业务庭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必要时组成委员合议庭审理。院庭长主办案件或者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作为履行审判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范围。

三、提升审判管理质效的进路

法官助理范文篇8

论文摘要：证据展示制度伴随着英美法系庭审抗辩制而产生，已逐步成为当前国际司法界的通行做法。在我国确立证据展示制度，已成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呼声。然而，对于证据展示参与主体的范围问题，争议颇大，尤其是被告人和非律师辩护人能否参加证据展示，以及由谁来主持证据展示。从展示的价值取向和目的以及我国实际情况分析，应由法官助理来主持，被告人和非律师辩护人可以参加证据展示，应成为证据展示的主体。

美国大法官特雷勒说过：“真实最可能发现在诉讼一方合理地了解另一方时，而不是在突袭中”，因此，刑事诉讼中能使控辩双方互相知悉的证据展示制度，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早已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而在我国却仍处于理论探讨和个别司法机关实践中尝试的过程之中。新律师法的生效实施，使得证据展示制度成为了程序法领域最热门的话题。本文仅选择刑事证据开示的主体这一角度展开论证分析，提出在证据展示程序中参与主体的相对合理的配置建议。

问题一：谁来主持证据展示活动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参加者应包括控辩双方是没有争议的，但由谁来主持，在国外，一般都是法官。在我国理论界，观点不一：(1)法官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的法律地位，他既不享有开示权利，也不承担开示义务，因此法官不应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也即不能充任主持角色。(2)只有控辩双方参与的证据开示活动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存在相互“勾兑”的可能，从而可能有损司法公正，因而应由法官来主持。[1](3)只有在控辩双方对是否需要展示存有异议的情况下，才应由法官主持。(4)应引入一个中立的司法审查机构，即建构我国的刑事预审程序，由预审法官主持证据展示程序。[2]

诚然，法官是中立于控方和辩方的第三方，没有证据开示的权利，也不承担证据开示的义务，但证据展示是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相互出示证据、交换与案件事实相关联证据并发表意见的诉讼活动，其参与主体并不仅限于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否需要该项活动的、独立于有利害关系的中间人来主持，关键得看诉讼活动的性质和该项制度的价值取向，因此，“观点一”以权利和义务来排除法官主持的必要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借鉴国外的制度并不是简单的移植过程，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予以本土化改造，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配套制度，而“观点四”认为应建立独立的司法审查机构来主持证据展示活动，笔者认为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因为这不符合我国的宪政体制。

笔者赞同“观点二”，认为应由法官主持，但主持程序的法官并不是日后该案件的承办人员，而是法院内设的法官助理。

现代意义上的法官助理制度最早出现在英国。在美国，法官助理被称为“不穿法袍的法官”。[3]在我国，法官助理制度已在实践中探索，而且已纳入法院改革计划。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20日颁布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第一次明确要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去年肖扬院长再次表示要继续推进法官助理试点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法官助理可以审查诉讼材料，指导、引导当事人举证，负责案件在庭前准备阶段的管理工作；代表法官组织当事人交换和固定证据，等等。

法官助理在证据展示程序中担任主持这一角色的设置，断绝了庭审法官与当事人的直接接触，克服了旧有制度中所有程序都由一名法官操作的不良现象，能避免主审法官庭审前对案件事实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有利于法官中立。其次，在法官助理的主持下当事人可以就证据发表意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法官助理要简单列明双方争议的焦点，并决定是否有必要组织第二次证据开示交换，并且将证据开示情况向法官汇报，使主审法官明确认识诉讼的争点，提高庭审的效率。因此，由法官助理作为证据展示程序的主持，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浦东区人民法院、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的试点工作已证明这一做法的成功之处。

问题二：非律师辩护人能否参与证据展示

有观点认为：证据展示的辩方主体应限定为具有律师职执业资格的辩护律师，其他辩护人不应参与证据展示，理由是：认为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规范等约束机制以及具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知识，可以保证证据开示后不会进行串供等妨碍诉讼的活动，而其他辩护人就难以有这样的保证。

设立证据展示制度的目的，一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二是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如果说证据展示的辩方只能由律师参加，那么在当前只有25%的被告人、10%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审查起诉阶段)以及4%的外地被告人能有律师为其辩护的情况下，证据展示就成为了请不起律师的当事人的奢侈品或是可望不可及的富人的专利品。这样的制度是完全背离诉讼的公正价值的。具体来说，非律师辩护人本身其调查取证权限、能力就不如律师，如果再将其排除在证据开示主体之外，则对当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其次，禁止非律师辩护人参与展示有违反法律之嫌，我国刑诉法第36条明确规定，除辩护律师外，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第三，大多数非律师辩护人也有主管单位，如果发生了妨碍诉讼的活动，仍然可以视不同情况对他进行处理；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中所用的措辞皆为“辩护人”，并未使用辩护律师一词而将其他辩护人排除在外，同时，从《解释》第140条关于辩方庭审举证的规定来看，如果在其他辩护人参加庭审的情况下，又不能调查取证，那么将无法“提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出示证据，宣读未到庭证人的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如果辩方开示主体仅限于辩护律师，就意味着在其他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大部分公诉案件将不能进行证据展示并可能会出现辩方实施证据突袭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经法院、检察院许可，其他辩护人也可以参加证据开示。

问题三：被告人应否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

关于被告人是否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问题，各国有着不同的规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对此持肯定态度，而英国、日本等国则偏重于强调辩护律师的作用。在我国，理论界有人认为被告人不应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原因有三：其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法律素养等限制，被告人难以准确有效的把握证据开示并利用证据材料为自己辩护；其二，被告人一般不可能自由收集证据，即使参与也只是控方单向开示；其三，在我国被告人的高羁押率，使得被告人参与证据开示缺少实际可行性，如提押、看押等将牵涉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势必会加重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负担，使我国本不丰富的司法资源更加紧缺；其四，控方的开示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悬殊，如果过分强调被告方的开示，一则违背被告人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二则造成新的不平衡，从而将恶化被告人的诉讼地位。[4]

笔者不能苟同，理由：第一，证据开示是解决事实问题的，当事人对于事实是最清楚的，如果被告人不参加开示，辩护人对控方提供开示的证据的真伪无法辨别，无法确认，还要通过辩护人会见被告人的方法解决信息不的沟通；第二，虽然我国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机制有了极大改善，但目前仍有相当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律师，而只能自己行使辩护权，然而确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持控辩双方的力量均衡，更好地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在有律师的情况下，被告人的这种权利可以通过辩护律师来实现，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案件中，被告人的这种权利只能由自己行使，这种情况下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加悬殊，被告人更需要通过证据开示来加强自己的辩护能力；第三，虽然法律规定辩护律师有阅卷权，但其权利源于被告人，因此，证据开示作为一项权利应该属于被告人，律师不能替代被告人表示对证据有无异议；第四，被告人被羁押不能成为其不能参加证据展示的理由，被羁押的被告人参加证据展示，客观上当然会带来许多不便，但对被告人诉权的保护，应该是优于这一切的。综上，被告人应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是证据开示权利的享有者和证据开示义务的承担者。

问题四：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能否参加证据展示

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应是证据展示的主体。这种做法：一是考虑到被害人享有的民事赔偿请求权，被害人参与证据开示可以视为请求权的延续；二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和能力，对于他们在审前掌握的证据材料，也应当向辩护方展示；[5]三是从诉讼职能上讲，刑事被害人的人所承担的也是控诉职能，与公诉人的职能具有同向性。如果不参与证据开示，不仅影响到庭审效果，而且会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产生不利影响。但基于被害人在诉讼中的角色，被害人的证据展示参与权也可作为其可以自由处分的权利，即被害人可以选择不参加证据开示。

在司法实践中，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已成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也成为办案部门和承办人员的义务。显然，如果要促成或使得加害方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那么公开案件信息就应该是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的一方在事实和证据面前真心实意地接受和解。因此，笔者认为，在此类案件中被害人参与证据展示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证据展示权利和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应从证据展示本身作为是一种诉讼所要实现的目的和价值进行考量和选择，不能在不顾国情和文化的情况下全盘移植国外某一项法律制度，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来建构适合我国司法的法律制度。无论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还是之后，证据展示由法官助理来主持，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允许被告人和非辩律师辩护人参加证据展示，更有利于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两糟对决”，同时也符合保护人权的法治精神。

注释：

[1]参见龙宗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

[2]汪建成、杨雄：《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庭前审查程序之改造》，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6期。

[3]转引自陈官：《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

法官助理范文篇9

一、抓住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机遇，有步骤地引进高素质法官，加强人才储备，抢占人才高地，为文明司法、精英审判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法官职业化的实质和目标是法官的精英化，精英法官的集团化，造就一批职业法官阶层，用法官整体水平的提高来支撑诉讼现代化的需求。

二、大力加强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法官职业能力。有知识的人未必能力强，专业知识与审判实践有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不掌握最新的司法理念和法学理论，审判水平的提高将成为空中楼阁。而且由于基层法院审判、执行等具体业务工作繁忙，来不及及时学习和更新知识。然而，只有变学历教育为终身教育，法官在职业化进程中才能永葆青春与活力；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审判能力才能不断地增强。

三、积极推进司法改革。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改革要求，完善法院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在职权划分上，将行政管理工作与业务管理工作分开，即不以行政化的模式来管理法院，转变法院领导大小事全管的现状，按照行政管理和审判管理的规律办事。按照这种改革思路，首先应改革审委会职能，将其职能向总结审判经验和研究重大决议转变，另外建立审判长联席制度（也可称为审判长会审制度），可由分管院长或庭长主持，全体审判长参加，定期研究案例，共同提高审判水平。逐步实现审判管理由“外部”向“内部”管理转变，由他律向自律转变。法官个人和团体的独立审判权都应受到尊重。同时还应强化审判长职责，发挥审判长的能动作用，将审判权力逐步向优秀审判长倾斜，并加强审判长的选任工作。采取这一举措也是为实行法官员额制创造条件。

法官助理范文篇10

一、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法官职业化是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法院队伍建设的一条主线。

审判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法官作为国家公权的行使者，担负着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公正与正义的责任，是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终裁决者。社会对法官的职业操守、专业能力、业外表现等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希望法官是正义的象征、公平的化身和良知的守护神。因此，法官要履行好法官的职责，除了具备公务员的任职条件外，还需要具备法官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质。即要拥有系统完整的法律知识结构；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备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等。

但多年来，法官的职业特殊性在我国一直被忽视，把法院等同于行政和其它部门，尤其是《法官法》实施以前，对法官的选任几乎与其它机关没有任何特殊要求，导致一些根本无法适应法院工作的人员进入到法院工作，虽经长期的培养教育，现仍有一批法院工作人员法学理论水平低下，缺乏现代司法理念的人留在法院队伍中，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治，严重影响了法院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就通海法院来说，现有干警43名，正规院校毕业的法律本科生仅有2名，其他41人有的是高中毕业就进入法院，有的是化学、财会、纺织等专业毕业的大专生、中专生，没有经过法学理论的学习就直接进入法院工作，这些人边工作边学习，通过参加法律业余大学、党校法律专业、函授、自学考试等学习途径，取得了法律大专文凭、本科文凭。现还有22人参加法律专科升本科的函授学习。在文凭滥发的今天，文凭与水平相称的人廖廖无几。今年通海法院12名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结果只有一名通过考试，就是例证。我们一方面审判力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有文凭但无法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官资格的人员却有一大批。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就是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

最高法院和省法院召开的队伍建设工作会都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法院队伍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法官法》，大力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法官队伍，为全面实现“公正与效率”世纪工作主题，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法官职业化的内涵和要求

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

（一）强化法官的职业意识。职业意识是法官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份，是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思想基础。具体包括八个方面的意识：一是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服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二是要有审判独立意识和中立意识，根据自已对法律的理解和对事实的判断作出裁判，不受外界的影响和干扰。三是要有平等意识，坚持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依法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四是要有公正意识，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守公开公平的司法程序，确保司法公正。五是要有效率意识，迅速、高效地履行司法职责，树立“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迟来的正义就是不正义”的思想，坚决消除拖拉现象，确保案件在审限内审结，使当事人尽快摆脱诉累，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何保护。六是要有自尊意识，深刻认识自已从事的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事业，自觉提升职业的神圣事业感和使命感。七是要有司法文明意识，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尊守司法礼仪，坚决防止和克服方法简单、态度粗暴等现象。八是要有廉洁意识，做到清廉如水，一身正气，执法如山。

在法官的职业意识中，公正意识是核心，公正是法官的生命，是法院形象的基础。失去公正法官将一无所有，失去公正法院作出的裁判就无公信力可言。

（二）提高法官的职业技能。法官的基本职责，就是通过审判工作“定纷止争”来实现社会正义。合格的法官不仅应当具备深厚的法学功底和丰富的社会生活知识经验，同时还必须具有熟练驾驭审判活动的能力。新的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审判工作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法官不可能通晓所有审判领城的理论与实务，因此，必须实行审判工作的专业化分工，着力培养法官在不同岗位所需的业务特长，才能熟练地运用法律审理案件，解决纠纷。

（三）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道德是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条件。按理，法官办理案件，只要严格遵守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排除自身能力因素影响外，就不应当有司法不公的问题出现。但我们现在为保证司法公正，法院内部有不计其数的规章制度要求法官遵守。这还不算，法官还需要遵守各级纪委、监察部门的规定，还有各级党委、政府出台的廉政措施也要求法官遵守，目前要求法官遵守的有关廉政、审判纪律方面的规定可以汇编成一本书，但不公正的问题仍然不能杜绝，这说明了仅靠制度管人是不行的，制度总有漏洞，制度的监督落实也使我们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保证司法公正的根本措施不是制度，而是法官自身公正理念的确立。我们要按照《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要求，以确立公正意识为核心内容，教育法官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遵守司法礼仪，保持清正廉洁，树立求实、严谨、刚直、廉洁、文明的职业形象。使“公正高效”的司法理念成为每一位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素养和品格，融为其生命和灵魂的一部分。让“公正”成为扎根于每一位法官内心深处的坚强信念，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谁也拿不走、抹不去。做了不公正的事，会自责和不安，会有出卖自已良心和人格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

（四）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是法官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保障法官的职业权力。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要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排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同时，也要杜绝法院内部的行政干预，落实合议庭、独任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第二，要保障法官的职业地位。法官一经任用，除正常的调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第三，要保障法官职业收入，逐步提高法官待遇，通过厚其待遇，达到隆其地位的目的，以此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维护法官职业应有的尊荣。

三、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有效措施

法官职业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司法文明的标志和必然结果，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客观需要，是审判工作的内在要求，是人民法院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的关键。法官职业化建设要根据审判工作的特点和法官职业特点，采取一系列措施，培养法官的职业素养，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

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和省法院赵仕杰院长在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上均明确指出：在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整个系统工程中，要通过确定法官的员额、法官的遴选、法官助理、书记员制度等改革，建立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完善继续教育制度，提高法官的素质；通过建立职业保障制度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法官管理、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司法廉洁公正。主要从七个方面来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

（一）改革法官的遴选工作制度。第一，要严格按照《法官法》规定的标准，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遴选法官。在规定期限内未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的在职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免除其法官职务。第二，逐步推行法官逐级选任制度。在确定法官员额制的前提下，上级法院的法官职位出现空缺时，可以从下级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选任。上级法院录用的法官，逐步实行先到基层法院工作，根据自身素质和工作业绩，再选拔到上级法院工作，使上级法院的法官有足够的经验积累。

（二）严格按照《法官法》的要求选配法院领导干部。法院领导干部首先是一名法官，必须具备比普通法官更高的业务素质条件，同时他还是法官的管理者，必须具备较强的领导才干、管理能力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

（三）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在中国，人们习惯地认为，只要在法院工作的人都是法官，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现在全国30多万名法院干警，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只有15万左右，占法官人数的二分之一左右，有许多法院还达不到这个比例。就通海法院来说，现有干警43名，有法官资格的仅有23名，除掉院领导4人和从事后勤工作的2人，在审判岗位上的只有17人，仅占干警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绝大部份人是从事与审判有关的辅助性工作。因此，在现有编制内，确定法官员额，减少法官数量，进一步优化法官队伍，把现有法官中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担当行使审判权的重任。在实行法官员额制的同时，推行法官助理制度、书记员、法警单独系列管理。现在法官所承担的与审判有关的一切辅助性工作将分离出来，由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承担。法官的唯一工作就是专心研究案件、审理好案件，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成为专家型的法官。

（三）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法院现有的一部份法官将列为法官助理使用。法官助理不是法官，是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本身没有审判权。设立法官助理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合理划分审判工作职责，理顺法院审判人员与其它各类审判辅助人员的关系，保证法官专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四）实行书记员单独系列管理。这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又一配套制度。长期以来，书记员一般是成为法官的必经阶梯。随着形势的发展，法院增编补员进入法院工作的人员，绝大部分是从法律院校毕业的本科生，有的是硕士生。他们的法学理论基础扎实，如果再按先做书记员、后当法官的落后选任方式，许多优秀的法官人才从事几年的简单、繁重的书记员工作，其法学理论知识得不到充分利用，潜在的业务能力得不到发挥，浪费了有限的人力资源。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明确书记员是审判事务性辅助人员的身份，建设一支稳定的书记员队伍，有利于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务员之家

（五）改革现职法官培训制度。要逐步实现从知识型培训为主到能力型培训为主的转变，从普及型培训为主向专业化培训为主的转变，从临时性培性为主向规范化培训为主的转变。法官培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着眼于理论的实际应用，着眼于提高法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改革法官惩戒制度。要全面落实有关法官法惩戒的规定，建立、健全审判行为规范和审判纪律规范，完善既能严肃查处法官违法违纪行为，又能充分保障法官申辩权利的程序。

四、通海法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和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总体思路。

法官职业化建设就是要将法院干部队伍的构成，化分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几类人员。按照其担负的职责，按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分类管理。其中，法官是核心，是直接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员，其它人员都是为法官的审判工作服务辅助人员。对法官的选拔、任用、管理应有别于其它人员，标准高、要求严。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就是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为实现这一目标，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是前提，每一个法院都必须由一定数量的高素质法官来行使国家赋予的审判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才能维护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要造就一只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推行法官员额制，法官助理制，实行书记员、法警系列单列管理等制度是必要的制度保证。在这一系列制度中，法官员额制是关键。只有推行法官员额制，才能把法官的数量大幅度削减，以保证每一个法院的法官队伍都由本院最优秀的人组成。法官队伍的精英化、职业化通过员额制确定之后，推行法官“相对高薪制”就势在必行。只有“厚其待遇，隆其地位”才能维护法官的尊荣，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使大批优秀法律人才积极参与法官职业的竞争，只有激烈的竞争，才能选拔出优秀的法官。从目前情况看，由于法官职业收入低，法院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有一部份已离开法院去从事律师或商务工作。法院需要吸纳的优秀法律人才又不愿进入法院工作。近几年，最高法院和其它一些地方各级法院，为提高法官队伍素质，也曾在社会上公开招聘高素质的人员做法官，但报名者廖廖无几。有的法院甚至无人报名。究其原因，就是对法官的素质要求高，法官的工作苦、承担的责任大、对法官的管束严，但法官的收入却很少，法官职业对高素质的人没有吸引力。如不尽快提高法官的生活待遇，法官队伍将限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法官职业化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将是一句空话。

（二）通海法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根据全国法院队伍建设会议精神，通海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以推行法官员额制为核心内容，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严谨、道德高尚、廉洁文明、视公正为生命的职业法官队伍。具体采取以下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第一，根据我院近几年的案件受理数量和递增幅度，结合现有法官人数及素质状况，以确保公正高效、全面完成各项审判任务为标准，在全院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员中，选拔出7-8名素质相对较高的主审法官，负责审理全院的诉讼案件，其他未入选的法官和一部份现职书记员列为法官助理。用机构改革中县编委确定给法院的事业编制，向社会招收一批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员作为专职书记员。司法警察除本院现有法警外，全部向社会聘用临时法警。

第二，主审法官的选拔任用。主审法官必须是本院综合素质最好的法官，必须选好、用好。计划用4-5个月时间组织五场考试，按照综合得分高低确认。五场考试为：

1、业务素质考试。按照人民法院所担负的三大审判任务，将主审法官区分为刑事主审法官、民事主审法官、行政主审法官三类，并以此确定考试的内容和范围。刑事主审法官主要考《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民事主审法官主要考《民法通则》、《婚姻法》、《合同法》、《继承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行政主审法官主要考《行政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公务员之家

2、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考试。收集一定数量的的考题，内容涉及案例、政治、外交、文化娱乐、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方面。由应试者抽签定题后，考虑5分钟，即席发表对问题的看法意见。考评组对应试者的思维敏捷性、社会生活经验、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作出综合评价。

3、法庭审理能力考试。选择一部分本院受理的案件，由应试者开庭审理并公开当庭宣判。可邀请外地法院法官、本县人大代表、律师、到法院打过官司的当事人、一般群众作为考评人员，法庭审理结束，由他们对应试者主持法庭审理的能力、庭审技能、感染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进行评判。

4、公文写作能力考试。主审法官必须具备基本的调查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内容确定为工作报告、工作总结或工作方案等，由应试者抽签定题后当场完成来进行考核。

5、裁判文书写作能力考试。判决书是审判活动成果的最终体现，优秀的判决书能有效反映案件的审理过程。审判活动的公正性、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不可争议性都可以通过判决书充分得到体现。熟练制作判决书是主审法官必备素质。可用一天时间对应试者考查三个判决书的制作能力：

1)选一个案情复杂，且事实和适用法律争议较大的案例，制作一份判决书；

2)选一个案情复杂，但事实和适用法律争议不大的案例，制作一份判决书；

3)选一个案情简单，事实和适用法律都无争议的案例，制作一份判决书。

通过以上三个判决书的综合得分，作为评定应试者的裁判文书制作能力依据。

通过上述五场考试，基本能反映应试者的综合素质，优胜者将被确定为本院的主审法官。

（三）主审法官的职责

主审法官被任命后，本院每年受理的一千多件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都有由主审法官负责审理，他们的职责只负责主持开庭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判。送达、通知当事人、调查取证、财产保全、记录、提押人犯、执庭等与审判有关的辅助性工作全部交由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来完成，以保证主审法官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审好、判好每一个案件。

（四）主审法官的待遇

既然主审法官是本院最优秀的法官，他们所担负的责任重大、素质要求高、受管束严，必须实行“厚其待遇，隆其地位”的政策才能推行这一制度。计划实行主审法官“相对高薪制”保证实施。具体方案是，被任命为主审法官的人员，实行年薪总额3万元，除国家正试发放的各项工资外，不足3万部分用法院交财政的诉讼费返还部分补足。同时对我院已实施的《案件质量目标管理奖惩办法》进行修订，对主审法官的办案质量和其他人员的工作质量每月评查，进行奖惩。把相对高薪与案件质量挂钩、与法官的工作责任心挂钩、与法官的业务能力的不断提高挂钩。

（五）主审法官实行三年一考一任，能上能下。届满重考落选的，降为法官助理。其他担任书记员取得法官资格和上一次未考上主审法官的法官，届满重考，成绩优胜者将被任命为主审法官履行主审法官职责，享受主审法官待遇。以此彻底打破队伍建设中的论资排辈、一劳永逸、不思进取及上不易、下更难”的常规，使法院队伍建设走上一条人人有危机感，有上进心，人人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保证通海法院的法官队伍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法官职业化建设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