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十篇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1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下列金融机构：

（一）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政策性银行；

（二）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三）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四）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

（五）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其他金融机构。

从事汇兑业务、支付清算业务和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适用本规定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的规定。

第三条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

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反洗钱职责过程中，应当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和司法机关相互配合。

第四条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中国政府开展反洗钱国际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反洗钱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实施跨境反洗钱监督管理。

第五条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履行下列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

（一）制定或者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章；

（二）负责人民币和外币反洗钱的资金监测；

（三）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

（四）在职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易活动；

（五）向侦查机关报告涉嫌洗钱犯罪的交易活动；

（六）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与境外反洗钱机构交换与反洗钱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有关职责。

第六条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接收并分析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二）建立国家反洗钱数据库，妥善保存金融机构提交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信息；

（三）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分析结果；

（四）要求金融机构及时补正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五）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与境外有关机构交换信息、资料；

（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信息予以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对外提供。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信息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第八条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制定反洗钱内部操作规程和控制措施，对工作人员进行反洗钱培训，增强反洗钱工作能力。

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

第九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一）对要求建立业务关系或者办理规定金额以上的一次性金融业务的客户身份进行识别，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客户身份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予以更新；

（二）按照规定了解客户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有效识别交易的受益人；

（三）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异常迹象或者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有疑问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

（四）保证与其有关系或者类似业务关系的境外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并可从该境外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客户身份信息。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

第十条金融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能够反映每笔交易的数据信息、业务凭证、账簿等相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

第十一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制定本行业的反洗钱工作指引。

第十三条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义务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四条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协助、配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打击洗钱活动。

金融机构的境外分支机构应当遵循驻在国家或者地区反洗钱方面的法律规定，协助配合驻在国家或者地区反洗钱机构的工作。

第十五条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报告可疑交易、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可疑交易活动等有关反洗钱工作信息予以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向客户和其他人员提供。

第十六条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受法律保护。

第十七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报送反洗钱统计报表、信息资料以及稽核审计报告中与反洗钱工作有关的内容。

第十八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根据履行反洗钱职责的需要，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反洗钱现场检查：

（一）进入金融机构进行检查；

（二）询问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金融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对可能被转移、销毁、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

（四）检查金融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的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实施现场检查前，应填写现场检查立项审批表，列明检查对象、检查内容、时间安排等内容，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出示执法证和检查通知书；检查人员少于2人或者未出示执法证和检查通知书的，金融机构有权拒绝检查。

现场检查后，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应当制作现场检查意见书，加盖公章，送达被检查机构。现场检查意见书的内容包括检查情况、检查评价、改进意见与措施。

第十九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根据履行反洗钱职责的需要，可以与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谈话，要求其就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二十条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实施现场检查，必要时将检查情况通报中国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发现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调查可疑交易活动涉及的客户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前款所称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海总部、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第二十二条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调查可疑交易活动，可以询问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说明情况；查阅、复制被调查的金融机构客户的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藏、篡改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可以封存。

调查可疑交易活动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出示执法证和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出具的调查通知书。查阅、复制、封存被调查的金融机构客户的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负责人批准。调查人员违反规定程序的，金融机构有权拒绝调查。

询问应当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被询问人可以要求补充或者更正。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调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调查人员封存文件、资料，应当会同在场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调查人员和在场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金融机构，一份附卷备查。

第二十三条经调查仍不能排除洗钱嫌疑的，应当立即向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报案。对客户要求将调查所涉及的账户资金转往境外的，金融机构应当立即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报告。经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采取临时冻结措施，并以书面形式通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予以执行。

侦查机关接到报案后，认为需要继续冻结的，金融机构在接到侦查机关继续冻结的通知后，应当予以配合。侦查机关认为不需要继续冻结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接到侦查机关不需要继续冻结的通知后，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金融机构解除临时冻结。

临时冻结不得超过48小时。金融机构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采取临时冻结措施后48小时内，未接到侦查机关继续冻结通知的，应当立即解除临时冻结。

第二十四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从事反洗钱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规定进行检查、调查或者采取临时冻结措施的；

（二）泄露因反洗钱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三）违反规定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地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区别不同情形，建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二）取消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任职资格、禁止其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

（三）责令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发现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的，应报告其上一级分支机构，由该分支机构按照前款规定进行处罚或提出建议。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2

随着世界经济越来越倾向于自由化、一体化发展，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也不断加强，银行保险业务发展迅猛，规模不断扩大，并成为保险公司最为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但目前大多数的商业银行保险业务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对洗钱风险认识不足，内控制度不健全等，隐含的洗钱风险不容忽视。

一、银行保险业务基本情况

银行保险业务是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签订保险业务协议，由保险公司向商业银行提供业务凭证、宣传资料和人员培训等，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营业场所指导客户签约购买指定保险产品、收取保险费并向客户出具保险单，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按照约定进行代收保险费的划转、费用结算及保险凭证交接等工作。这种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强强联手的营销模式，一方面，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可以通过银行柜面或理财中心简单而便捷的购买保险产品。另一方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利用银行的优质客户资源和信誉，以及密集的网点，可以降低成本并提高销售，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销售保险产品，可以向客户提供更加多样化的理财产品，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增加中间业务收入，获得更多的收益。随着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业务合作的加深，银行保险业务发展迅速，其产品、服务也日趋整合化、多元化[1]。

二、银行保险业务反洗钱工作现状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金融机构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向客户销售金融产品时，应在委托协议中明确双方在识别客户身份方面的职责，相互间提供必要的协助，相应采取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根据这一规定，目前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签订的保险业务协议中基本上都含有反洗钱条款，客户身份初次识别工作也基本上通过银行来开展。对于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的保存，一般情况下，客户通过商业银行购买保险产品时，向银行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等资料，缴纳的保险费由银行通过个人账户代为扣收，相关缴费记录由银行保存。而客户通过银行购买保险产品的投保单等交易资料以及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等资料，则由银行定期移交保险公司留存。各家保险公司规定的资料移交时间各不相同，如有的保险公司要求银行出单后3个工作日内须移交相关资料，而有的保险公司则要求邮政储蓄银行渠道一个月内交还资料，其他银行由业务员办理交接手续费时随时收回。部分保险公司收回资料后，会借助电话回访等方式对客户提供的职业等身份信息进行核查，但大部分保险公司的电话回访内容仅限于核对客户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投保险种等，对客户的其他身份信息并不进行核查。保险公司对收回的客户身份证明文件等资料进行扫描存入本公司的影像系统，目前各保险公司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的年限一般会长于反洗钱相关法律规定要求保存的年限。大部分保险公司依靠总公司开发的反洗钱系统对银保业务进行监测，系统提取可疑交易后进行分析判断，并向总公司报告，少数保险公司与银行签订协议，要求银行代销人员协助配合保险公司发现、分析、报告可疑交易报告。

三、银行保险业务中存在的洗钱风险分析

（一）业务人员反洗钱意识淡薄

保险公司银保业务工作人员反洗钱意识淡薄，一方面，大多数保险公司业务人员认为利用保险进行洗钱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银保业务工作人员普遍认为银保客户也是银行的客户，银行已经对其进行过了解，可以充分信赖银行。在这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多数保险公司银保业务工作人员没有主动去了解客户，即使发现客户行为有异常，也不会从洗钱的角度进行分析，更不会上报。

（二）保险公司对银行代销保险业务人员反洗钱知识技能培训不足

2010年，银监会取消了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在银行的“驻点销售”，银行若代销银保产品需要依靠自己的员工，按照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委托协议的规定，保险公司对银行代销保险业务人员负有培训义务。但实际工作中，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对银行代销保险业务人员的培训都是侧重于保险产品知识的培训、销售技能的培训、业务品质的培训和保全知识的培训等，很少开展反洗钱相关培训，尽管商业银行对其柜员也会开展反洗钱培训，但保险业务与银行业务在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分析报告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银行代销保险业务人员接受的培训缺乏针对性，培训内容缺少对保险业洗钱风险防范的知识等，致使银行柜面工作人员对保险业务中的洗钱风险防范不到位[2]。

（三）银保业务反洗钱内控制度不健全

银保业务中以兼具保障和投资功能的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尤为热销，缴费以趸交、大额较多，相比其他保险产品存在的洗钱风险相对较高，但目前多数保险公司均没有建立针对银保业务的反洗钱内控制度，特别是在委托协议中，有关反洗钱职责内容的规定过于简单，没有明确银保双方在履行反洗钱相关义务方面的具体职责，如有的只规定“双方根据《反洗钱法》等法律要求，相互提供必要的协助，采取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共同推进反洗钱方面的合作”，而没有明确划分双方在反洗钱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实际工作中，大部分银行业也没有尽职去审核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及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不能保证客户身份识别制度的有效实施。

（四）客户身份识别流于形式

一是商业银行在销售过程中未能充分识别客户身份。银行柜员在保险业务时，往往为了追求业绩而忽视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的要求，如出于避免刺激客户的心理而主动放弃询问并登记客户真实的身份信息，导致登记的客户身份信息不完整或不准确，主要表现在未按规定登记客户的职业信息等，或者在未登记客户工作单位的情况下，仅登记客户的职业为经理、一般内勤、职员等，或者不顾客户的真实职业而指导客户均登记为个体经营、职员、公务员等。二是保险公司对银保客户的持续识别流于形式。保险公司在接收银行移交的投保单等资料后，没有进行认真的审核，对于客户基本信息不完整的，或者同一客户在不同投保单上登记的职业、常住地址、联系方式等不一致，未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未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致使客户身份识别流于形式。

（五）银保客户缴费方式登记比较混乱

目前，客户的缴费记录由银行单方面保存，保险公司无法掌握客户保费的资金来源情况，如果客户通过银行柜面取现后再直接转存保险公司账户，银行柜面人员站在银行的角度往往会指导客户在投保单上勾选现金方式，并直接将该信息录入与保险公司对接的系统中，导致保险公司系统中记录的客户缴费方式为现金。而对于超过20万元的大额保单，保险公司系统又会将其提取出来作为大额交易上报，但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第九条规定客户与保险公司等进行金融交易，通过银行账户划转款项的，由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机构、政策性银行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关于反洗钱工作有关问题意见的函》（局函[2008]287号）中规定，客户采取将现金交付银行柜面或利用银行卡、存折、支票等支付结算工具，将保费缴入保险公司银行账户的，应视为款项划转情形，而非现金交易。因此，导致保险公司误报大额交易。

（六）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执行不到位

多数保险公司业务人员认为银保业务客户的缴费都是从银行直接转账的，一方面由于银保产品销售模式的特殊性，保险公司在承保环节无法对客户的职业背景和经济状况等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对银行有依赖性，认为银行应该对这些客户的经济状况比较了解，再加上目前技术支持不到位，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信息不能共享。因此保险公司在分析银保业务的可疑交易时，不能结合客户的经济状况和购买能力，多数仅笼统的分析了客户的交易目的，如为了投资而投保、资金周转困难而退保等，可疑交易分析流于形式。

四、对策建议

（一）监管部门：整合反洗钱资源，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高效、完善的洗钱风险预防体系

金融机构一直处在反洗钱工作的前沿阵地，其在反洗钱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但同时，金融机构也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首要目标的企业，反洗钱监管部门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也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不断优化法律环境，有效整合反洗钱资源，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高效、完善的洗钱风险预防体系，在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积极性的同时，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

1.完善保险规章制度。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时，金融机构可信赖销售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客户身份识别结果，不再重复进行已完成的客户身份识别程序，但仍承担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责任：（一）销售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采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符合反洗钱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要求。（二）金融机构能够有效获得并保存客户身份资料信息”，保险公司希望商业银行机构可以代其履行客户身份识别的义务，至少完成初次识别工作，但银行认为代销的产品属于保险公司，且保险公司仍承担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责任，在保险业务时，往往为了追求业绩而忽视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的要求，保险公司在代销过程中属于被动方，在确保“销售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采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符合反洗钱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要求”时缺乏可以控制局面的有效手段，而保险公司对银保客户进行全面识别势必大大提高成本，此外，在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的完整性、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分析报告的有效性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保险公司在提高自身防范洗钱风险能力的同时，和商业银行通力合作，在这些过程中单靠保险公司一方努力难以取得成效，因此建议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保监会、银监会等出台保险业务反洗钱工作操作指引，切实细化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在形成关系时的操作程序，明确双方在反洗钱工作中的相关责任。

2.整合反洗钱资源，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我国现有的可用于客户身份识别的社会信息资源，经常使用到的有公安部门的居民身份证联网核查系统、用于核查营业执照的工商网、用于核查组织机构代码证的组织机构代码信息系统等，还有各地的企业黄页网站、企业名录网站等也可查询到客户的登记注册情况、地址、联系方式、企业概况等，为方便金融机构高效快速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建议反洗钱监管部门进行协调，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客户分散在工商、公安、金融机构等的客户信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使各大信息系统互相连通，实时更新，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

（二）保险公司：提高反洗钱意识，健全反洗钱内控制度，增强自身风险防范能力

目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银保业务中存在的反洗钱问题，保险公司需要结合自身状况，在协调好风险防控和经营发展两项目标的基础上，按照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反洗钱意识，健全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强化反洗钱工作，有效管控洗钱风险。

1.保险公司要加强对本公司银保业务工作人员和银行代销人员有关反洗钱法规制度的培训，不断提高反洗钱工作意识及技能，确保客户尽职调查和可疑交易分析工作等各项反洗钱工作取得实效。

2.保险公司要完善银保业务工作中的反洗钱内控制度。一方面，在与银行签订的协议中明确各方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具体环节和内容，细化业务资料的交接流程，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要针对银保业务的特点，按照法规要求认真做好银保客户身份识别工作，充分发挥一线工作人员的主动性，采取多种手段对银保客户的资金来源、经济状况等进行了解，加强对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信息的维护管理工作，确保留存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切实做好可疑交易的分析、识别工作，增强自身洗钱风险防范能力。

（三）商业银行：加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配合，形成金融业反洗钱工作合力，有效遏制洗钱犯罪（下转第66页）

（上接第58页）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3

一、一则案例应引起农村信用社高度重视

2009年6月30日，宋某应某银行工作人员的拉储邀请，携存款12万元，来到该银行储蓄所准备存款。就在宋某把装有12万元的提包放在柜台上，并先拿出2万元准备通过窗给工作人员时，10万元现金被歹徒抢走。案发后，宋某与银行方多次交涉未果，于同年8月6日，宋某一纸诉状将银行诉至法院，要求判令银行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提款进入营业大厅，此时双方形成了特殊的关系，被告负有保障原告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这一义务既是双方签订存款合同的附属义务，也是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被告虽然取得了金融许可证、安全防护设施合格证，但没有按照规定配备保安人员，在原告的再三敦促下才报警，案发后也没有采取措施保护现场，微山法院一审判决，由被告某银行赔偿原告宋某经济损失10万元。

二、配备保安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满足客户需求的必然要求

一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为客户提供安全的金融服务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条件，是银行业现代化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还可能避免农村信用社和客户财产遭受损失、增加农村信用社的开支。只有搞好安全金融服务和更加注重坚持以客户为核心工作理念，突出客户在接受金融服务全过程的主体地位，才能不断满足客户人身和财产安全需要，保障客户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为他们提供良好安全的金融服务，不仅是农村信用社应尽的职责，更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为农村信用社赢得更多的客户，实现农村信用社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只有农村信用社配备专职保安人员守卫巡视，才能够进一步搞好安全的金融服务工作。二是由农村信用社网点分布区域特性决定的。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普遍存在点多面广，大部分网点分布在乡镇，这些地区相对城市来说，经济水平不高，政府财力不足，警力有限，形成了社会治安管理的真空地带和薄弱环节。加之，乡镇派出所条件差，工作艰苦，装备落后，经费奇缺，罪犯的作案手段狡诈、狠毒、花样不断翻新，使乡镇派出所难以应付突发的事件发生，农村信用社客户资金成为了犯罪分子作为袭击的重要目标，可能对客户财产造成威胁。但是，农村信用社配备了专职保安人员守卫巡视，可以震慑犯罪分子，减少犯罪发生和银行及客户的财产损失。

三、配备保安是依法保护合法权益和履行法律义务的必然要求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4

【关键词】《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反洗钱 影响 建议

一、现金结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反洗钱工作的影响

1.现金管理法规滞后，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目前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1988年制定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是部分规定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条例》赋予开户银行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作为企业性质的经营目标不相关，履行起来实际成效不大，银行为争存款、拉客户，为企业大开现金使用方便之门，致使现金管理流于形式。三是处罚措施不完善，开户银行作为国家现金管理的主要对象，《条例》中对其违规行为法律责任不明确，临柜人员遵守现金管理制度的约束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乏，已无法约束一些违规的现金管理行为，与反洗钱所要求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存在较大的差距。四是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作为现金管理的主管部门，仅限于对金融机构的检查，不具备对企业等使用现金的主体的直接管理处罚权，不能深入监督现金管理的全过程，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企业对人民银行的现金调查监督不配合的现象，降低了中央银行履行现金管理职能的权威，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2.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现金使用偏好，加大了可疑交易核查的难度

现金虽然是最原始的支付手段，但也是流动性最强的支付手段。目前，洗钱犯罪分子正好利用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现金投放量和使用量巨大，偏好现金结算的氛围进行犯罪活动，使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交织在一起，给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增加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本，降低了反洗钱工作效率。

3.忽视对现金缴存业务的管理，容易让“黑钱”顺畅地进入金融体系

从国际反洗钱的经验看，现金缴存是重点监测对象，严格控制犯罪所得进入银行系统是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关键，要成功侦察洗钱活动，最重要的步骤应是在有关现金首次进入金融体系时就能被发现。但我国现行法规对现金支取规定多，对现金缴存限制较少，各金融机构对客户缴存现金，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来源方面的审查或把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信用环境，要求金融机构柜面审查客户缴存现金的真实性、合法性确实比较困难。

4.对个人现金支出业务控制不力，扩大了现金使用量

在反洗钱调查中，发现利用个人结算账户转移资金或存取现金的现象，而在《办法》中对个人结算账户的规定涉及甚少。在尊重储户“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前提下，个人所有的这部分现金收支变得更复杂、更隐蔽，且难于监控，隐藏较大的洗钱风险。

5.金融机构现金报告制度宽松，可疑交易报告偏少

《办法》对现金大额交易报告的金额作了具体规定，而对现金可疑交易报告的金额未作具体规定。不能对开户单位在本系统特别是本辖区大额现金的收支情况进行有效监测，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6.科技手段落后，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监测大额可疑现金交易信息

目前，新的现金管理监测系统还没有出台，大额现金的存取备案管理受到一定的限制，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获取大额现金存取信息，影响了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的效果。

二、几点建议

1.结合反洗钱工作要求，调整现金管理目标

人民银行要结合自身的职能转变，从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及防范洗钱的角度出发，以防范金融风险和洗钱，打击经济犯罪为现金管理目的，最终为市场经济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尽快结合反洗钱职能，调整现金管理的重点，应当从以控制现金投放为主，逐步转向以防范和打击利用现金结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主。

2.出台新的现金管理法规，完善反洗钱法规体系

一是重新明确现金管理的客体，把管理对象扩大到一切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收支活动。二是重新规定现金的适用范围和金额起点，尽快将特定的非金融机构如房地产、典当、贵金属等新形势下的特殊行业纳入现金管理的范围，明确其使用用途和范围。三是改变我国目前现金管理片面强调现金支出而忽视现金缴存的做法，实行现金存取并重管理的模式。四是增加电子货币、网上银行等金融创新业务的现金管理内容。五是改革账户管理办法，限制个人在一家金融机构的开户数量，防止犯罪分子化整为零。六是严格界定违反现金管理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严格约束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现金交易行为。

3.加强对现金收支来源、用途审查，提高现金使用成本

在不影响单位和个人合理存取款业务的前提下，对大额现金存取款来源和用途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仅要求客户申报现金的来源和用途，还要求客户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运用市场手段，按照国际惯例，对超过一定限额（如5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业务按一定的比例收取手续费。通过对大额现金存取的双向收费控制，提高客户使用现金的成本，尽量减少现金的使用率，使有洗钱嫌疑的现金活动显现出来，便于反洗钱的监测。

4.加强反洗钱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大额可疑现金监测水平

充分发挥反洗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联系协调机制，由工商、税务部门对现金流量较大的行业的规模进行了解和掌握，由公安部门对娱乐业等特殊行业进行管理，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让金融机构有目的的对现金高发行业的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和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现金交易频率高的存款人资料的通报合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现金高发行业反洗钱工作水平。

5.加大反洗钱科技含量，适应反洗钱工作的需要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现金管理网络化和现代化。本着方便、及时、简捷、易行的原则，尽快开发全面涵盖大额现金存取、异常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非基本存款账户提现、现金管理现场检查等业务的实时监测系统，逐步实现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反洗钱信息系统对接，共享信息资源。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客户身份识别，对可疑现金交易进行跟踪分析，了解客户背景、业务种类、交易对象、资金流向等、锁定异常目标，并主动报告，加快可疑信息的报送效率；人民银行要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全面了解大额现金存取变化情况，加大大额现金存取可疑交易分析力度，及时发现可疑交易行为。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5

一、澳大利亚的银行账户管理情况

澳大利亚对银行账户的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澳大利亚没有制定专门的关于银行账户管理的、法规，但涉及到银行账户管理方面的规定，散见于国家的有关法律之中。商业银行与存款人必须遵循国家的有关法律，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行为。

银行账户的种类。澳大利亚商业银行的银行账户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结算产，存款人可以使用票据、信用卡、贷记卡、借记卡等支付信用工具办理各种结算业务；二是投资产，存款人的定期存款；三是存折户，存款人不能自行签发支票，只能到开户银行的柜台办理转账结算和支取现金。

开立银行账户的客户身份确认。澳大利亚通过立法规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存款人开立银厂行贿户时必须确认存款人的真实身份。澳大利亚在1988年颁布的《金融交易报告法》中专门规定了商业银行有确认客户身份的义务，商业银行在客户前来开立银行账户时，需要取得“签字人信息”。 “签字人信息”是揭开立银行账户存款人的身份记录，即存款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包括：驾驶执照、护照、出生证明等。如果是单位开立账户，除需要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外，还需要提供具体经办银行账户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根据《金融交易报告法》澳大利亚的监管机构——澳大利亚交易报告中心制定了开立银行账户的指导准则。指导准则规定，商业银行对存款人开立银行账户时提供的各种身份证明文件实行“100分检查”制度。具体做法是：存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分为主要文件和次要文件，主要文件为70分（可提供出生证明、国际旅行证件、居民身份证之一），次要文件按不同的文件性质进行评分（例：驾驶执照为40分，工作单位证明为35分，信用卡为25分等），主要文件的得分加上次要文件的得分，为存款人的总得分。当存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达到100分时，商业银行准予其开立和使用账户；当存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未达到100分时，商业银行可给予其开立账户，但款项可以存不可以取；如果存款人开立账户以后在12个月内仍然达不到100分时，商业银行应按规定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

析中心报告，依法进行没收。因此，存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越多，其得分越高，这样大大增加了犯罪分子伪造身份证明文件的难度，有效地遏制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现象。

银行账户的使用。澳大利亚对银行账户不限制其使用方式，都可以办理转账和现金收付业务。澳大利亚对银行账户的使用管理主要体现在交易报告制度上，商业银行对存款人存取现金超过1万澳元或有可疑交易嫌疑或有汇入、汇出境内外的，必须按规定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报告。

银行账户的信息。商业银行对存款人在本系统银行机构的开户信息建立数据库，供系统内的分支机构共享。按照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对存款人的开户信息在账户撤销户后至少保存7年。

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责任。澳大利亚商业银行对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责任，除恶意串通存款人以伪造、欺骗手段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外，商业银行按照正常的。善意的操作程序为客户办理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将不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存款人对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责任，法律规定对以假名开户或者经营账户的，以犯罪论处。个人犯罪的，依法处以5千澳元以下罚金或者两年以下监禁，或者两刑并处；法人犯罪的，处5万澳元以下罚金。

二、澳大利亚的反洗钱情况

澳大利亚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在规范开立银行账户的同肘，制定和完善了反洗钱法律法规，组建了专门的反洗钱机构，建立了严格的交易报告制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制定反洗钱法律规范。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与政府，根据国家宪法的授权，制定了若干相当重要的联邦反洗钱法，例如：1987年《犯罪收益法》、1987年《刑事事务相互协助法》。1988年《金融交易报告法》、1990年《犯罪（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贩运）法》等。其中《金融交易报告法》的出台，对规范反洗钱行为、建立反洗钱机构作了法律规定。除法律规范外，澳大利亚还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行业自律规范。例如：澳大利亚财政部制定了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的交易报告法规，用来规范不同金融业务领域的交易报告活动；澳大利亚的银行联合会，其他金融行业组织以及政府监管机构还都制定了一些指导准则等规范。

组建反洗钱专门机构。1988年，根据《金融交易报告法》，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批准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反洗钱机构——“现金交易报告局”，现已改称为“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re，简称“AUSTRAC”）。其主要的职能是收集、审核与分析各银行、各金融机构与各现金交易商向其提供的报告。该机构共有80人，其中15人专门从事信息分析工作。“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作为一个金融交易的情报信息中心，在与澳大利亚国家犯罪局和联邦警察署等有关的刑事调查机关协同打击洗钱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建立交易报告制度。建立交易报告制度的依据是《金融交易报告法》及其配套的行政法规和相关的指导准则。根据《金融交易报告法》的有关规定，现金交易人（包括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商、期货经纪人、黄金交易人、经营人等）在不同条件下应当承担不同的交易报告义务。例：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义务、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国际资金转移报告义务。

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义务，是指现金交易人在其从事每一笔金额在1万澳元以上的现金交易时，应当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出报告。

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是指现金交易人在进行金融交易业务过程中，如果有“合理的根据”怀疑交易资金的来源为犯罪收益的，有义务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出报告。

国际资金转移报告义务，是指现金交易人应当在收到客户关于

电汇资金进出国境指令的14天内，无论金额大小，一律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出报告。交易报告制度的实施方式。商业银行按照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统一规定的数据格式，在本行的核算系统中自动采集交易数据，并通过每天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传送信息，较小的金融机构也可采用书面形式向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出报告。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建立了“交易报告运用数据库”，集中记录和处理各银行及各金融机构、人员提交的交易报告并及时向国家犯罪局、海关、联邦警察署、证券委员会、税务总署等执法机构提供有关信息。

交易报告人的法律责任。对于应当履行而不履行交易报告义务的行为人，法律认定其为犯罪。法定罪名有：不履行交易报告义务罪、泄露交易报告信息罪、报告虚假信息罪、提供虚假身份信息罪。拆零金融交易罪等等。

交易报告制度取得的成效。交易报告制度实施以来，由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提供的信息被广泛地运用到预防和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中。同时，商业银行充分利用系统内账户数据库信息，能更全面详细地掌握客户信息，更多有重点地关注客户需求，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防范经营风险。

三、启示和借鉴

澳大利亚对银行账户管理和反洗钱工作的一些做法，对于我们目前正在制定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以及拟议中的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报告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是完全必要的。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银行账户管理的法律、法规，但对银行账户管理的却在其他的法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整个法律法规体系不仅比较完善，而且立法层次较高。特别是为了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澳大利亚在《金融交易报告法》中明确规定客户在开立银行账户时，必须提供其真实的身份证明。而且在澳大利亚有一整套各家商业银行都必须共同遵守执行的开立账户人身份确认考评管理办法。相对我国而言，长期以来习惯专门的业务管理办法来规范银行账户的开立。使用，其他法律很少涉及银行账户的管理内容。为加强对银行账户的管理，打击利用银行账户进行逃废债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借鉴国外银行账户管理方面有益的做法，及时制定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规范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要在立法的层次上加以提高，在适当的情况下可将《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由部门规章提升为《银行账户管理条例》。

（二）制定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可供借鉴的几个方面。澳大利亚是市场国家，通过规范，公民的信用观念和法律意识较好。存款入可以自愿选择开户银行，银行也可以根据信用状况选择存款人，对银行账户的种类和性质不作人为的规定，对存款人开立银行账户的数量和支取现金的数额也不作任何限制，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法律规范自律管理银行账户。而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经济格局和市场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加上市场经济制约机制发育不很完善，公民的信用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单位和个人的逃废债务现象还比较突出。因此，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还应当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以适应我国经济、的现实需要。

第一，严格对开立银行账户存款人的身份确认。澳大利亚对识别客户身份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定，这是防止存款人利用多头开户逃废债务和进行洗钱犯罪的重要措施。因此，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单位开立银行账户时，除了必须提供的工商企业营业执照外，还必须提供企业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明以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

第二，银行账户管理应从“严进宽管”转变为“宽进严控”。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从依靠行政手段监管逐步转向利用市场机制监管。适当调整银行账户的开户准入条件，应将银行账户的管理重点放在加强开户申报和日常使用的监控管理上。也就是尽快开发和推广运用全国统一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将其作为《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配套措施和强化银行账户监控的一种有效管理手段，为建立反洗钱监测系统作好基础性工作。

第三，确立银行与存款人的平

等自愿选择原则。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银行和存款人在开立银行账户中的平等和自愿选择原则，存款人可以选择银行，银行也可以选择存款人，除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存款人开立银行账户。

第四，充分体现银行与存款人开立、使用银行账户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存款人开立银行账户时，必须与银行签订书面开户协议；对有关银行账户的管理规定，银行有告知义务，存款人有承诺履行义务。

第五，必须将个人存款账户纳入银行账户管理范围。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个人存款账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因此，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将办理结算业务的个人储蓄账户纳入银行账户管理范围。

（三）尽快开发和推广运用银行账户管理系统。

从澳大利亚的情况来看，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但是各家商业银行本身对所开立银行账户都有完整的记录和管理系统，而且都可以有条件向有关部门进行系统地反馈，这样就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全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而我国目前银行账户

管理系统还处于一个分散和不完整的状态，作为新《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一种管理手段和配套措施，以及构筑反洗钱机制的基础，人民银行必须尽快开发和推广运用全国统一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并将其与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化支付系统进行连接，有效地监控违规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行为。同时在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基础上，建立社会支付信用监测系统和异常支付监测系统，并作为央行最终要建立统一共享的金融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及时制定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报告制度。

根据澳大利亚的反洗钱经验，反洗钱的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反洗钱立法工作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现阶段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为加大对逃废债行为和洗钱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人民银行应当立即制定和出台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报告制度，明确商业银行职责和规范商业银行对客户的大额支付信息和异常支付信息的报告行为。商业银行应按照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报告制度中规定的报告格式，在本系统的业务核算系统中的自动采集大额和相关异常支付信息，通过每天实时、自动地向人民银行监测中心报告。

（五）组建大额和异常支付监测与分析的专门机构。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6

【关键词】金融 反洗钱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反洗钱工作信息不对称

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机构与人民银行、公安部门等反洗钱管理部门的主动沟通联络较少，信息掌握不对称。工商、海关、税务等部门尽管都有自己的信息系统，但这些信息不能为金融情报信息分析所使用，反洗钱监管部门更是无法直接获取海关、税务、工商等其他行政执法机构的电子信息。二是洗钱者可以利用虚假的身份信息进行包装，使他们具有合法的职业和身份，也可根据公开的反洗钱政策做出规避举措，而金融机构只能根据显现出的洗钱行为来制定反洗钱措施，双方对真实信息的掌握程度有很大差异，导致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处于被动的不利位置。三是面对大量金融交易数据和洗钱犯罪日益智能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特点，信息化手段上的局限较大程度会影响我国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四是受《商业银行法》关于金融机构必须为客户保密规定的影响，如果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的报告义务不当，就可能因泄露客户信息而承担法律责任或害怕失去客户，给员工完全了解客户信息带来了很多顾虑，导致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不深、不透，监管浮于皮毛。

（二）可疑交易人工识别不到位

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工识别不用心。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按照反洗钱信息监测系统预先设定好的模型进行可疑交易监测，部分金融机构人工甄别初步分析意见标注为“反洗钱小组甄别，此交易属于正常交易”，标注内容过于概括，未清晰根据客户资金的来源及去向的用途和原因进行排除，排除理由不充分。二是人工筛选不全面。个别金融机构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显示可疑交易信息统计总数与可疑信息甄别统计总数不符，人工甄别笔数与可疑交易笔数不符，没有全部进行人工甄别，存在风险隐患。三是可疑交易报告要素填写不全面，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存在交易对手信息不完整，缺少证件有效期、职业和联系方式等要素现象，但并未进行人工补全。四是金融机构核心业务管理系统以及资金清算系统仍未充分考虑反洗钱工作的要求，致使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要素缺失严重，数量质量差，影响数据的情报价值。

（三）客户身份识别不严格

主要表现为：一是企业法人身份证件审核把关不严，存在预留证件模糊不清现象。二是个人开户时未认真审核身份证件时限，存在为身份证件过期人员开立了个人结算账户现象。三是金融机构各类别风险等级基本依赖系统自动划分、调整，发生公检法查询时便要对风险等级调高，但金融机构并未进行人工调整，造成监测职能不能充分有效发挥。

（四）反洗钱人员管理不到位

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人员变动频繁，工作人员稳定性较差，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二是随着反洗钱工作的不断深入，要求反洗钱岗位人员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反洗钱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缺乏专业人才。基层行现有的反洗钱人才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很难适应反洗钱工作需要。三是管理层认识不到位，工作人员对反洗钱缺乏全面的认识，使得相关的制度建设、各种交易报告、人员培训、外部宣传等方面不足，数据的整理与报告有缺乏时实性，工作人员整体程现被动的状态，影响反洗钱工作的效率。

（五）内控制度不完善

主要表现为：一是个别金融机构客户风险等级划分管理办法与反洗钱数据系统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不匹配，并且未规定各等级的划分时间，管理办法与系统不匹配。二是金融机构自身业务繁多冗杂，给反洗钱提出了挑战。反洗钱监管中，人民银行主要是对金融机构的大额交易以及可疑数据进行监管来判断是否存在违法交易洗钱行为，金融机构大额交易以及可疑数据迟报、漏报、错报现象导致监管效率低下。同时，金融机构各种业务相互融合，种类不断翻新，金融混业经营、各机构交叉处理趋势也越发明显，给人民银行反洗钱难度加大。三是一些机构甚至从自身短期利益考虑，认为履行反洗钱报告义务的成本将给自身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对反洗钱工作积极性不高，主观上没有配合反洗钱工作的动力，甚至会对贯彻反洗钱政策产生抵触情绪，影响了反洗钱成效。

二、工作建议

（一）健全协调协作机制

严格落实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职责，树立优势互补、信息共享、注重效率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协调与合作理念，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定期协调组织召开反洗钱工作联席会，及时做好反洗钱工作协调和情报会商工作，增强反洗钱管理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联动，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合力推进反洗钱工作。金融机构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与人民银行、公安等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涉暴涉恐犯罪人员信息，通过反洗钱监测信息系统加强对相关违法犯罪人员的监测，共同为打击犯罪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全面加强反洗钱可疑交易信息的人工识别

反洗钱管理部门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指导检查力度，定期不定期对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进行走访、问询，对各机构反洗钱监测工作落实不到位，反洗钱监测数据报送质量不高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各机构严格履行反洗钱工作职责，推动反洗钱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金融机构应高度重视反洗钱监测工作，全面加强对反洗钱可疑交易信息的人工分析与甄别，对发现的重点可疑交易及时上报。

（三）切实加强客户身份识别和信息保存工作

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按规定对客户身份信息进行联网核查，认真审核开户人员身份信息，并指定专人负责反洗钱工作，定期补充、完善，更新客户身份资料，确保客户身份识别有效，客户身份信息资料保存完整。

（四）强化反洗钱队伍建设

通过制定和实施由浅入深的系列培训计划，尽快培养一批具有反洗钱专业技能的业务骨干，对可疑交易数据进行精确分析、准确判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为反洗钱人员多创造学习培训的机会，不断提高反洗钱岗位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反洗钱人才的培养，熟练掌握和运用反洗钱技术和法律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与职业自律，自觉遵守反洗钱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内部控制与防范，全面提升反洗钱工作水平。大量运用IT系统等高科技手段来进行反洗钱，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7

新加坡金管局626号文件分析

目前，新加坡针对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制定了多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其中《贪污、交易和其他严重犯罪（没收犯罪收益）法》（CDSA）是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的主要法律，规定了交易以及其他100多种严重犯罪为洗钱的上游犯罪；《借贷人法》针对代人接收、持有、隐匿或转移资金或其他财产等非法借贷行为；《打击恐怖融资法》（TSOFA）规定了四种主要的恐怖融资犯罪，包括以进行恐怖活动为目的，为或恐怖组织募集或提供资金的行为。

针对银行业的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工作，新加坡金管局出台了金管局626号文（MAS Notice 626）及配套指引（Guidelines to MAS Notice 626）。626号文是金管局针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文件，明确规定了他们的法律义务，防止金融系统被交易以及其他犯罪行为衍生的洗钱活动所利用；指引并不强制银行执行，其作用是就如何履行这些义务向银行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

风险评估及风险缓释

新加坡金管局规定，银行必须建立健全合理的风险评估制度及相应的档案记录制度。在确定总体风险水平及风险缓释方法前，银行应当全面考虑所有相关风险因素，包括目标市场与客户细分、高风险客户数量、客户交易金额及数量、地区风险评级、银行产品及服务的性质、种类及规模，并使用定量及定性分析以得出风险报告。外资银行的新加坡分支机构可以继续沿用总行的风险评估制度，但须保证相关制度符合新加坡的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监管要求。风险评估机制要求至少每两年更新一次，且诸如客户细分及营销渠道合并、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等重大事件发生时都需要进行风险评估。

金管局还特别建议银行在自己的风险评估程序中加入新加坡国家洗钱及恐怖融资风险评估报告（NRA Report）。该报告中指出了洗钱与恐怖融资的几种普遍犯罪形式。银行在进行自身风险评估程序中应充分考虑报告中提及的金融及非金融部门中出现的高洗钱风险的活动，以及可能与之涉及的银行产品、服务、交易及营销渠道，并将NRA报告与自身风险评估报告相互结合以得出最为准确的银行风险水平。如有必要银行还可将分析结果应用于对客户账户及交易活动的持续性监控。

针对银行的风险缓释，金管局要求银行建立相应的内部政策、程序及管控办法，使银行可以对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当高风险出现时应采取措施以有效控制并降低风险。银行风险缓释能力的主要指标包括识别客户身份信息及其交易行为变化的能力、合规程度、自动审查与人工审查的协调程度、第三方依赖程度等。金管局还特别强调了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与义务。高层管理人员应确保相关措施遵循新加坡金管局及其他监管当局制定的风控要求，并在高风险出现时及时加强风控措施。

客户尽职调查

客户尽职调查是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工作的基础及重点，能否有效地进行客户尽职调查直接关系到银行后续的反洗钱工作。新加坡金管局明确指出银行不得开立或保留匿名或以假名开立的账户。在以下情形中银行应当进行客户尽职调查：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为任何未曾与银行建立业务关系的客户进行超过20000新元的交易或通过国内电汇方式以及超过1500新元的跨境电汇方式汇出或汇入资金；怀疑客户行为涉及洗钱或恐怖融资。客户尽职调查除获取客户的基本身份信息外，还需要调查客户人、受益权人、关联方的基本信息。当客户是法人或法人结构安排（Legal Arrangement）时，还须对法人团体的所有权结构以及控股超过25%的个体进行详细了解。银行对客户身份信息进行核查的同时还应要求客户填写真实性声明。当多笔交易涉及同一汇款人或收款人时，银行还应关注这些交易是否被有意拆分以躲避审查。若客户是拥有无记名股票的公司，银行应要求当无记名股票发生转移时应立刻通知银行。

除一般类型的客户尽职调查，还存在简化型及加强型客户尽职调查。简化型客户尽职调查相较于一般类型的客户尽职调查减少了更新客户信息的频率，降低了持续监控的程度。当银行可以有效控制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使其处于低水平时，可对各类型客户采取简化型客户尽职调查，包括新加坡政府机构、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公司、达到国际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标准的境外金融机构等。加强型客户尽职调查则是针对一些高风险的客户群体，包括政治公众人物、NRA报告中指出的高风险群体、任何来自或处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特别关注的国家或地区的客户、所有人结构异常复杂的法人或法人结构安排等。新加坡金管局特别强调了对政治公众人物的加强型客户尽职调查，并对政治公众人物范围、财富及资金来源调查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

可疑交易报告

根据《贪污、交易和其他严重犯罪（没收犯罪收益）法》（CDSA）及《打击恐怖融资法》（TSOFA）中的规定，银行应向可疑交易报告办公室（STRO）提供有关洗钱与恐怖融资的报告，并且制定可以履行相关义务的合理内部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包括在银行设立相关信息点以使所有员工可以迅速汇报涉嫌洗钱与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并保留所有交易记录及与之相关的内部分析和调查结果。除数额异常或过度频繁的可能涉及洗钱与恐怖融资的交易外，当客户不愿或拒绝提供银行要求的信息，并且撤回已提交的建立业务关系或交易申请时，银行同样应当谨慎小心客户是否涉及洗钱与恐怖融资。

可疑交易报告的形式并没有强制要求，而是由新加坡金管局与可疑交易报告办公室协商后制定。银行可在金管局网站上自行下载。为了鼓励报送，除官方表格形式外，可疑交易报告办公室还接受其他任何形式的可疑交易报告，但应保证报送信息应尽可能准确与全面。银行在发现可疑交易的15天内应当完成对其的评估程序以决定是否将可疑交易向办公室汇报，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应当提前告知办公室。银行可通过可疑交易报告办公室的在线系统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当可疑交易情节较为严重或涉及监管当局正在调查的案件时，银行还需要通过电话直接联系可疑交易报告办公室。

对中国银行业反洗钱监管的启示

加快推进反洗钱相关系统建设。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尤其是反恐怖融资的针对性监测和控制已经展开，但是在中小金融机构中相关系统建设还存在不少局限，特别是在反恐怖融资方面的监管和金融机构的系统化应对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在中小金融机构广泛推行强大的客户身份识别系统、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报告系统不仅可以大大减少人工审查的成本，更可以通过全面的对比分类功能提高反洗钱审查的精确度，这不仅是金融机构的重要责任，同样也需要引起监管机构的重视。

强化反洗钱意识，加强反洗钱培训。在我国，反洗钱问题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关注，但是反恐怖融资工作还处于发展阶段，部分银行管理者对反洗钱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方面没有认清洗钱与恐怖融资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又担心反洗钱审查工作会导致大额客户的流失。针对普遍缺乏反洗钱意识的问题，有关监管部门以及银行自身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针对反洗钱的相关培训，使各级员工和主管认识到反洗钱工作的紧迫性，强化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意识。同时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客户尽职调查敏感度和可疑交易的分析能力。银行管理层则应制定切实有效的内部审查机制，赋予反洗钱部门独立的监督审查权，并对各项业务进行定期核查工作。同时还应制定反洗钱应急机制，以便有可疑交易发生时，银行可以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有效防范风险。

强化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相关的客户尽职调查。监管法规有必要借鉴新加坡相关监管机制，根据客户及其交易类别适当差异化地区别对待客户尽职调查问题，过于单一的严格机制会增加金融机构管理成本，或者过于宽泛的尽职调查监管则使得调查流于形式。对于高风险的客户或交易应该强化尽职调查的刚性约束机制，明晰金融机构的操作要领，并将相关责任进一步规范和强化。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8

关键词：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议

      洗钱是严重的经济犯罪行为，反洗钱对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维护社会公正和市场公平竞争，打击腐败等经济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切实加大反洗钱工作刻不容缓。我国在反洗钱工作中，突出加强组织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国际合作，并取得瞩目的成效。然而我国在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依然存在一些缺陷，急需完善。通过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才能使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更加完整，也才能对洗钱犯罪分子进行有力有效的打击，从而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一、基本现状

洗钱行为刑罚化是打击洗钱的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法律制度。我国面对国内外洗钱犯罪的严峻形势，早在1990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中规定了“掩饰、隐瞒毒脏性质和来源罪”。l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91条专门规定了洗钱罪，明确将洗钱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四项扩大为七项，并将第312条“窝赃罪”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基本实现了洗钱行为刑罚化的阶段性目标。

2006年《洗钱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反洗钱行政管理体制，明确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随后，为有效履行发洗钱职责，中国人民银行相继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并会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2010年9月，证监会又了《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反洗钱法》、《刑法》和上述反洗钱配套规章细化了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进一步明确了反洗钱监管职责，确立了金融业反洗钱的各项制度，构成了我国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律法规体系。

二、存在缺陷

（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过窄。目前，我国《刑法》和《反洗钱法》仅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 当前的组织卖淫犯罪、偷逃税款、私分国有资产罪、罪以及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严重犯罪等也大多伴有洗钱行为，但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无法追究其洗钱罪的刑事责任。再从国际社会的反洗钱立法经验看，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①《四十项建议》在我国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之外还包括贩卖人口和组织偷渡、伪造货币、性剥削、假冒和盗版产品、谋杀、重伤、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20种上游犯罪。同时，目前在国际上，对于洗钱罪上游的犯罪的范围规定也很大，例如英国于1993年通过《刑事司法令》，将上游犯罪的种类定位任何给予指控应审理的行为，这在英国法中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严重的犯罪行为。可见，无论从我国司法实践还是从国际先进经验看，我国对洗钱上游犯罪的界定范围都过窄。

(二)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尚未建立。犯罪分子不仅可利用金融机构洗钱，也可利用其他行业洗钱。《反洗钱法》第3条规定，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是反洗钱义务主体，但却没有对特定非金融机构范围进行界定。虽然《反洗钱法》第35条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其履行反洗钱义务和对其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但是目前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具体规定尚未出台，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尚未建立。

（三）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欠缺有效约束。《反洗钱法》第15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建立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相关规章制度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的设置、内控制度的建立等条款的规定过于笼统，没有进行细化要求，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容易导致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形同虚设、内控制度粗糙等问题的发生。如目前大多数基层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人员均是分属于不同部门的兼职人员。

（四）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缺少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有力支撑。按照《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对客户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的真实性进行识别，但法律却未赋予客户向金融机构如实告知交易背景的义务，甚至有的法律还规定客户在办理交易结算时不必向金融机构告知交易的真实背景。如《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无因性”原则即要求金融机构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客户出示的票据满足形式要件就必须付款，而不论票据交易的真实原因如何。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单位与客户处于对等的法律主体地位，若相关法律制度不作调整，难以改变二者之间义务不对称的局面，则客户完全可以以法律作盾牌，名正言顺地抵制金融机构对客户尽职调查工作。同时，《反洗钱法》中规定的可证实客户身份的证件为“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现实生活中我国公民持有的“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种类较多，各种身份证明文件所记录的公民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大量存在，各银行系统内部又没有统一的识别制度和方法，这加大了银行工作人员有效识别开户资料的难度。

（五）可疑交易识别标准过于“客观化”。《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列举了48条可疑交易识别标准。这些过于客观化的标准存在较大弊病。一是不利于人民银行树立“风险监管”理念。目前，在FATF《40+9项建议》和沃尔夫斯堡集团自律性反洗钱原则积极倡导和影响下，各国反洗钱理念由以规则为基础的原则(Rule-Based Approach)向以风险为基础的原则(Risk-Based Approach)转变，“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已成为国际反洗钱监管方式的改革方向。二是为金融机构实施 “防御性报告”策略提供了一道“护身符”。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在开展可疑交易报告报送工作时，采取规避监管的“防御性报告”策略，将“48条标准”中的可量化分析标准输入计算机，通过计算机的自动数据采集功能生成所谓的“可疑交易报告”，然后不加任何分辨即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造成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巨大，质量不高。

（六）反洗钱补偿和激励机制缺失。国际社会为了弥补反洗钱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保障反洗钱的持续长远发展，普遍建立了成熟的反洗钱补偿和激励机制。FAFT的《四十项建议》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均制定了专门条款对反洗钱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等反洗钱主体进行适当的补偿与激励。但从我国目前的反洗钱监管实践看，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套系统的反洗钱补偿与激励机制，难以充分调动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反洗钱积极性。如银行业金融机构如果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势必会造成其业务量的增大和效率的降低，并可能会造成部分客户流失，最终降低其盈利性。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商业银行对反洗钱缺乏动力。

三、完善建议

（一）进一步扩充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修改《刑法》和《反洗钱法》的相应条款，尽可能地将一切贪利性犯罪包含在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之内。建议根据FATF《四十项建议》的第一项，将《刑法》191条反洗钱罪上游犯罪规定为：以本国法律可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以符合国际上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日益扩大的趋势。

（二）建立健全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在研究、评估各行业洗钱风险的基础上，加快制定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规则并分步启动实施。同时，发挥相关部门和特定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指导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反洗钱指引，督促行业加强反洗钱自律。

（三）制定金融机构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按照《反洗钱法》的立法精神，人民银行可以会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依据《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相关规章制度，制定操作性强的《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及实施细则，指导金融机构合理设置反洗钱工作岗位，完善内控制度建设。

（四）完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等配套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明确客户在办理大额交易业务时应向金融机构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因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采用可疑交易“主观”识别标准。FAFT的《四十项建议》在制定可疑交易识别标准时采用的是主观标准，即规定“如果金融机构怀疑或有理由怀疑某项资金属于犯罪活动的收益或者与恐怖分子筹资有关，应按照法律或法规的要求，立即向金融情报单位报告”。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已具备一定基础，人民银行应逐步减少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的自主识别能力。指导金融机构在客观指标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逐步实现以主观分析为主，辅以客观指标的可疑交易报告形成方法，提高可疑交易报告的情报价值。

     (六) 建立反洗钱正向激励机制。反洗钱补偿与激励机制的建立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反洗钱专项基金。该基金有三个主要来源：洗钱罪的罚没收入、政府财政专项拨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该基金主要用于奖励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社会公众。二是建立政府财政分成奖励制度。对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以及积极参与反洗钱侦查、破案工作的有关部门，在破获洗钱案件并追回赃款之后，由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依据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三是对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给予各种政策上扶持和优惠，如市场准入、经营权限、税收减免或优惠等。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9

二、本人保证，在取得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后，遵纪守法、诚信勤勉，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及中国银监会的各项规章文件，进一步掌握农发行管理知识。使自己持续具备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条件并胜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三、本人保证，在取得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后，诚信守法、恪尽职守，审慎高效地行使职权、履行义务，自觉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主动配合并接受中国银监会的监管，维护所任职银行及其客户合法权益。发现有侵害农发行及其客户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时，及时抵制和制止。如确实无法制止的，将在第一时间向中国银监会报告。

四、本人保证，在取得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后，将切实履行职责，促进所任职银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控制度，确保相关制度有效执行。在本人的职责范围内对确保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合法合规性负有责任，对所分管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领导责任。

五、本人保证，在取得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后，决不违背有关制度和政策规定。决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清正廉洁，决不徇私舞弊，决不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获取任何非法收入，决不挪用侵占农发行及其客户的资产。

如本人上述声明存在虚假陈述或发生违背上述保证事项的行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处罚。

银行客户经理履职报告篇10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逐步成为通用的价值体系。银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特殊企业和实体经济的中枢神经，在进行正常经营活动基础上，将积极履责纳入其经营决策和业务发展战略的范畴，有利于塑造银行在市场上的良好形象，不断吸引投资。此外，作为政府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平台，银行积极履责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方面的压力。因此，银行业要对接国际责任标准和先进经验，树立承担社会责任的新理念，不断深化社会责任管理实践，承担起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的使命，实现股东利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二、银行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

银行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来源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源于欧美发达国家。

（一）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起源与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最早是将其看做单纯的商业责任，Bowen（1953）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相应措施[1]，即商人或企业家根据社会价值观和目标的要求来拟定政策、制定决策。弗里德曼（1970）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在一定原则下，合理运用资源以使股东价值最大化[2]。“利益相关者”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有了全新的思考，将企业的非商业责任纳入到概念中。美国企业社会责任专家Carroll（199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包括商业责任，还包括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等[3]。卢代富（200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在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基础上应该承担的维护与增进社会利益的责任，包括对职工、消费者、环境保护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等[4]。经过一众学者的努力，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日渐明晰，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理论，得到广泛认可。

（二）银行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银行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来源于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认识。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有个统一趋势，即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来界定。社会责任国际所（SAI）认为社会责任是指除了对股东负责外，还应对整个社会承担非商业责任，包括保护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等等[5]。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银行业运营既有赖于股东的资本投入，也离不开客户、员工、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种公众属性也决定了银行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本文对银行社会责任的界定如下：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银行业也要充分考虑其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通过金融专业化服务、金融创新性产品，承担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公共建设等层面的社会责任。

三、我国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银行业呈现“大一统”的局面，日常经营业务主要围绕政府政策开展，履行较为完全的社会责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大一统”局面被打破，银行成为独立的法人，更加倾向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职能逐步分离出去，履责意识淡薄。然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又对企业提出了履责的新要求，因此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银行业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将部分利润反哺于社会，充分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公平性。

2006年是我国银行业履责的“元年”，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由浦发银行面世。监管部门也开始关注社会责任，2007年11月，银监会了《关于加强大型银行社会责任的意见》。此外，中国银行业协会也一直致力于推动银行业加强履责，自2008年起?B续《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展示了银行业履责的积极探索和丰硕成果。据《2015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6]显示，截至2015年末，银行业机构中明确社会责任理念的共有110家，社会责任报告的共有69家，专业从事社会责任工作的3315余人，开展社会责任培训1211余次，履责日益成为银行主动化、常态化的行动。并且，企业社会责任已被正式写入了《“十三五”规划纲要》，并纳入国家立法，这标志着企业履责开始步入法制轨道。

（一）在践行普惠金融方面

《2015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银行业金融机构倾力服务“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截至2015年末，银行业涉农贷款余额26.4万亿元，同比增长11.7%，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3.5万亿元，同比增长13.1%，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户数1322.6万户，小微企业通过贷款比例为92.8%，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所降低。

（二）在支持绿色金融，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

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以绿色产业为发展依托已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截至2015年底，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8.08万亿元，其中，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余额达7.0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6.42%。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制定了特色的绿色信贷指引政策，大力支持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

（三）在参与公共建设、培育公共理念方面

我国银行业积极健全公益管理体制机制，持续开展各种公益活动。2015年，银行业全年公益慈善投入总额达11.1亿元，同比增加1100万元，公益慈善项目数量达到6120个。同时，各银行通过资金或实物捐赠、技能培训等渠道，对特殊客户群体进行援助和关爱。

四、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及对标差距

（一）社会责任基本理念不健全

树立健全的基本理念后，银行才能真正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发展战略。相关资料显示，国外银行业将社会责任当做是一种义务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履责所能带来的长远收益，如：汇丰银行认为其经营目标不仅仅局限于获取利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才是取得长远成功的关键。而国内银行业仅将履责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强调其作为单个“社会公民”的意义，却没有认识到履责对其长远发展的积极影响。

（二）金融助力小微企业的力度依然不够

在我国，银行在放贷过程中，明显偏爱资产实力较雄厚、规模较大的大中型企业，而对小微企业设置了较高的门槛，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滞后着小微企业的发展。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小型成长期企业所创造的工作机会要比经济体内任何一个领域都多。在这些国家，小型企业占就业总人数的57%。国外银行业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模式上有所不同。渣打银行将小微企业业务作为战略性业务单元列为零售银行业务，并侧重于产品的交叉结合并弱化抵押担保要求；花旗银行几乎对所有的小微企业项目做全盘考量，以花旗中国为例，其在我国开展的重庆农村小微企业发展项目，为重庆农村地区3400户家庭企业就可持续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提供基础的技术支持和现场培训。

（三）开展绿色金融、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仍欠缺

目前，虽然我国已经了相关文件，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许多地市级行对绿色金融的概念模糊，金融机构未完全将绿色金融全面纳入业务经营范围内，未建立起与其配套的政策制度，对企业执行环保政策情况的审查也缺乏约束激励机制。而外国银行在发展可持续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如花旗银行始终将可持续发展原则贯彻在核心业务发展中，花旗中国遵循中国银监会的绿色信贷方针，拒绝向那些经营活动对环境或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现有客户或新客户提供贷款。对于在授信获批之后对环境或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客户，银行将要求其提前偿还贷款。此外，早在2003年，花旗银行就研究制定了环境和社会风?U管理（ESRM）的专业化政策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且政策团队由专家组成，负责审查交易类别，妥善管理和化解环境与社会风险。

（四）缺乏专门培养拥有金融能力人员的公共建设项目

中国经济正在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创新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有效地将大量低技术劳工转化成高增值人才是当务之急。国内银行业在参与公共建设方面以资助优秀的贫困学生为主，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而国外银行更注重对于青少年金融能力的培养。花旗银行开展了一项国际公认的为16～25岁之间的青年培养金融能力的理财教育项目―Aflateen青年行教育项目。对刚接触金融服务，首次被纳入金融系统的人口来说，金融能力建设和正确财务习惯的培养至关重要，值得我国银行业借鉴与学习。

五、启示与建议

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在世界上依然处于领先水平，理应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我国银行业履责意识起步较晚，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一）从顶层设计上，把履行社会责任纳入监管框架

监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并加强监管与引导。一要积极履行好社会责任，不断提升监管效能。二是要完善社会责任体制机制建设和社会责任治理体系，督促各银行履行好社会责任，并把履责纳入监管框架中。

（二）从履责主体上，融入银行自身的战略规划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仅要将履责当做自身作为“社会公民”的义务，更要看到履责会给自身长远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深化自身的责任意识。作为履责的重要载体，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持续完善其责任体系，将履责融入到自身战略和发展规划中。同时，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互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金融改革。

（三）从经营理念上，全面倡导可持续绿色金融

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传统银行业面临挑战，在信用风险加大、资本利差收窄的双重冲击下，传统银行业理念也正在加速转变。在此背景下，建议加强在整个银行业系统内宣导绿色金融理念、建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氛围，并且，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开展绿色金融、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性政策体系并及时落地。此外，对于国家明令禁止的、不符合环境保护规定的企业和项目贷款，银行要加强“一票否决制”管理，从源头上防范风险，对于获批授信后对环境和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客户应该实行信贷退出机制，让其提前还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