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建设经济十篇

基本建设经济篇1

[关键词]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83；F224.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1－0014－05

一、引言

早在1989年，经济学家Aschauer[1]就已经注意到，诸如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针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基础设施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私人产出能增加0.39个百分点，而核心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等) 的产出弹性甚至高于私人资本。随后，Barro（1990）[2]的研究中将政府公共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两部分，并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生产性支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总是将基础设施作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重要部分，由此探讨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关文献有：Dewarajan、Swaroop和Zou（1996）[3]，Fischer (1993)[4]，Easterly 和 Rebelo(1993)[5]，Gali（1994）[6]等等。国内学者则更注重实证分析，相关研究有踪家峰和李静（2006）[7]、马拴友（2000）[8]、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9]等等。

然而，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上述文献在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总采用相同的模式，即产出Y是私人资本K、科技进步A、劳动力L和基础设施（或者生产性支出）G的函数，可统一表示为Y=AKαLβGγ，实证分析中所指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即是γ的大小，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也来自于此。对于基础设施作用于产出的这种模式，以杨小凯（2003）[10]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基础设施首先作用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或言之提高交易效率①，而后通过促进分工来促进经济增长，相关文献有：Chu（1997）[11]， Zhang（1997）[12]，Wen（1997）[13]，赵红军（2005）[14]等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设定的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很好地解释了由North（1958）[15]发现的运费比率和经济发展之间负相关以及交易部门收入比重和全社会人均真实收入同时]进的两大规律。尽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更强，但却难以让我们完全信服。因为基础设施的含义广泛，诸如铁路、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改善交易效率，但下水道、城市绿化、污染治理、各种福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却难以和提升交易效率联系起来，这些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但并不反映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

基于对上述文献的考虑，本文认为基础设施至少有两种功效，即提高交易效率和直接提升福利水平，这也是本文认为的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越多越好，它的提供水平越高意味着私人资本的积累速度越慢，政府须努力在两者间做出选择。据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考虑基础设施同时作用于交易效率和提升人们福利水平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由此探讨基础设施最优投入问题。在构建这个经济增长模型中我们得到了一系列的结论，为验证这些结论的正确性，本文采用我国1953-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借用增长模型和实证分析中的部分结果对我国潜在的最优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数值模拟。

二、基本模型

依引言所述，这里将基础设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改善交易效率的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g1）；另一部分为直接提升福利水平的比如城市绿化等基础设施（g2）。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了简化分析，暂不考虑科技进步和人口的影响，或认为它们单位化为1。除此之外，考虑到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包括机器和原材料）交易受制于交易效率的情况，资本只有部分能最终作用于产出，于是设定生产函数如下：

y=[S(g1)k]α（1）

其中，y是总产出，S(g1)表示资本k的交易效率，由于中间产品交易的存在，每投入一元钱中能真正作用于最终产出的部分只有S(g1)，其余部分为交易成本。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设交易效率函数有如下形式：

S(g1)=S0rg1, 0

其中，S0表示社会初始交易效率，r表示g1对交易效率的作用系数，我们假设政府的税收全部用于提供基础设施，采用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5）[16]的做法，抽税方法是对资本存量进行的资本税，税率为τ，且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财政预算平衡，因此有：

g=g1+g2=τk（3）

为了简便讨论，这里假设用于提升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g1=θg=θτk，假设用于提高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g2=(1-θ)g=(1-θ)τk。于是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S0rθτ)ak2α（4）

与设定生产函数一样，我们的效用函数中也要考虑到交易效率的作用，假设消费的交易效率与资本的交易效率相同，都是S(g1)，即每消费一元钱中，真正得到的部分为S(g1)，其余耗费在交易中成为交易成本。同时考虑直接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的作用，并将这些基础设施看作是纯公共物品，以对数形式表示效用函数，如下：

u[S(g1),c(t),g2]=log[(S(g1)c(t))g2]（5）

根据（1）～（4）式将（5）式表述如下：

ut=log(c)+log(S0rθτk)+log((1-θ)τk)（6）

设理人具备完全预期且最大化其一生效用值，则其一生效用的现值为：

U=u[S(g1),c(t),g2]e-ρtdt（7）

其中ρ>0为贴现因子，T是效用积累期的期末。资本变化率的约束条件如下：

=y-τk-c（8）

其中表示资本k随时间t的变化量，即对t的导数，这里没有考虑折旧，为了最优化（7）式，根据（1）～（8）式，我们可以构造现值汉密尔顿（Hamiltonian）函数如下：

H=log(c)+log(S0rθτk)+log((1-θ)τk)+λ[(S0rθτ)ak2α-τk-c（9）

这一动态优化的最优解满足如下关系式：

=0（10）

ρλ-=（11）

其中表示资本的影子价格λ对时间t的导数，根据式（10）得到λ=1/c，于是有=-/c2，再根据式（11）的求解，自然有：

vc=2c/k+2αk2α-1(S0rθτ)α-τ-ρ（12）

其中vc表示消费c对时间的增长率，即vc=/c。很明显式（12）不是这个最优解的最终表达式，因为内生变量c仍然在决定着自身的变化率vk=/k，为此我们还要借助式（8），根据式（8）并结合式（3），资本的变化率vk=/k表达式如下：

vk=/k=(S0rθτ)αk2α-1-τ-c/k（13）

在一个动态均衡中我们必然有v=vc=vk，我们可以称v是共同的均衡经济增长率，于是我们可以利用式（13）求解出内生变量c，再将c的表达式代入式（12）求解出v，结果如下：

v=-τ（14）

根据（14）式，为了达到最大的经济增长率，使用一阶条件，最优税收比例 的表达式为：

τ*=[α(1+α)(S0rθ)αk2α-1]（15）

从（15）式可以看出，从私人资本那里收取的用于提供基础设施的最优比例τ*取决于私人资本k及其产出弹性α、初始交易效率S0、提升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比例θ及其对提升交易效率的作用系数r。该最优比例随着S0、θ、r的变大而变大，由此可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S0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θ、r较高，于是税率的高低并非因为发展程度而有差别，是多因素的结果。 得到了（15）式之后，相应的最大（或称最优）共同经济增长率v*也就被决定下来，见式（16）：

v*=[(1+α)(S0rθ)αk2α-1](α-α)-（16）

由（16）式，最大的共同经济增长率v*最终与S0、θ、r的变化方向相同，与ρ的变化方向相反，随着k的不断积累，v*呈现如下变化趋势：当α0.5时，v*逐渐变大，在此，我们姑且妄言之为 “私人资本产出弹性的0.5法则”。以往的实证分析中一般忽略交易效率的问题，所以往往低估的资本产出弹性（因为购买中间产品耗费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资本转化为最终产品，而现有文献只是直接用资本和产出进行计量分析，所以低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即便如此，许多文献还是得出了我国资本产出弹性大于0.5的结论(赵志耘等, 2006[17]；马拴友, 2000[8])，于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国的资本产出弹性要高于0.5，最优的经济增长率会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而不断变大，这也是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上升的一个解释。

三、实证分析

在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我们曾以交易效率为媒介，探讨了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但在实证部分，交易效率却难以衡量，为此我们只能采用较变通的方法来从数字中探究文章基本逻辑的正确性。大量的基础设施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但鉴于实物指标之间难以统一的计量标准放在同一个计量模型中，且文中数学模型也主要考虑提供基础设施的支出流量，所以这里采用相应的财政支出作为变量。根据前文的数理模型，对产出有影响的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而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没有产出效果，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观察相应财政支出和产出之间是否构成Granger因果关系。文中还同时指出，考虑交易成本时，资本的产出弹性应高于现有文献的估计结果，这里也要对此进行验证，采用的方法是回归分析。

（一）相应财政支出和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

这里选用的数据是中国大陆1953～2005年的GDP和财政支出数据，我们采用1990年价格为基基价格对所有年度数据进行了处理以避免物价的影响。对财政支出作以下处理：将基本建设支出、工交商业部门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合并为一类，称之为改进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支出trexp；将政策性补贴支出、国防支出、科教文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合并为一类，称之为福利性基础设施支出welexp①。为了避免数据大小的过大差别，我们将上述GDP、trexp、welexp分别取自然对数为lgdp、ltrexp、lwelexp。下面我们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依据的原理是：如果加入变量x对于预测y变量的走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显著的增加了回归方程解释变量y的能力，我们就认为x是y的Granger原因，否则称x不是y的Granger原因，这样我们可以讨论双向影响关系。但在进行Granger检验之前，我们需要验证变量间是否协整，为此我们需要先对三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所谓单位根检验即是指检验变量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的过程。平稳序列将围绕一个均值波动，并有向其靠拢的趋势，而非平稳过程则不具有这个性质。使用软件EViews5.0得到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序列lgdp、ltrexp和lwelexp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1所示，使用两种检验方法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的原始数据非平稳而一阶差分（大写字母D表示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于是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变量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是由Engle和Granger首先提出的。其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这一检验的基本内容是如果序列X1t，X2t，…，Xkt都是d阶单整，存在一个向量α=(α1 , α2 ,…, αk)，使得Zt =αX～I(d-b)，其中b>0，X=(X1t， X2t，…，Xkt)'，则认为序列X1t， X2t，…, Xkt 是(d，b)阶协整，记为Xt～CI(d，b)，α为协整向量。针对本文而言，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同阶单整变量，则可能协整，所以前文中我们进行了单位根检验以验证是否具备协整检验的前提。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这里使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是Johansen协整检验，其基本思路是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系统回归构造两个残差的积矩阵，计算矩阵的有序本征值(Eigen value)，根据本征值得出一系列的统计量用以判断协整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不论是特征根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从P值可以看出，均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变量lgdp和ltrexp、gdp和lwelexp具有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十分敏感，同时为保证一定的自由度，所以这里选用的滞后期为1～3，具体结果见表3：

表3.总产出和两类基础设施支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3中的P值可以看出，滞后期为1～3时，lgdp和ltrexp一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lgdp和lwelexp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滞后的lwelexp对lgdp的走向不具较强解释力，但ltrexp却具备这种解释力。这个结论证实了前文数理模型中基本逻辑的正确性，即提升福利的基础设施没有生产特性，而提升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可以促进产出。

（二）提升交易效率的支出、资本存量和产出的回归分析

由于没有考虑交易成本，所以现有文献应当低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此这里有必要对这一结论进行验证，鉴于交易效率难以衡量，我们将产出函数也就是前面的（1）式取对数如下：

log(y)=α[log(S0r)+log(g1)+log(k)]（17）

根据何枫等（2003）[18]估计的2001年左右的资本存量k的估计值是19万亿（以1990年为基期价格），再加上前文对交易效率的定义有S(g1)=S0rg1

lgdp=0.681×(-1.596+lk+ltrexp)

t(37.28)(-6.50) （18）

R2=0.965R2=0.964AIC=-0.11SC=-0.039

从上述估计结果来看，与（17）式相对应， log(S0r)=-1.569果然小于零，中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81，远远高于赵志耘等（2006）[17]估计的结果0.56，也高于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19]的估计结果0.49，还高于马拴友（2000）[8]的估计结果 0.65，从而验证了前文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同时由于log(S0r)=-1.569，说明S0r=0.2083，如果我国的初始（不提供基础设施）时的交易效率为0.5（经验值）的话，基础设施对交易效率的作用系数为r=0.417。

（三）对中国最大经济增长率的数值模拟

通过对我国现实情况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了数理模型中较为重要的参数S0、r、α的大体取值情况，因此可以藉由（16）式对中国的理论最优增长率进行模拟，以探究本文数理模型的解释力，相关变量的取值如下：S0=0.5，r=0.417，ρ=0.04，α=0.68①，使用的软件是MATLAB6.5(见图1)。

图1、原始经济增长率和模拟经济增长率

从图1可以看出，本文的模型对部分经济波动有一定的解释力，对经济大体走向有较强的预见性。这一模拟结果再次证实本文关于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的假定至少是符合逻辑和贴近现实的。从模拟图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模拟的最优经济增长率不再表现出明显的高于现实增长率的情况，由于本文主要考虑的是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这一结果反映了政府工作效率和执政能力的快速提高。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考虑交易效率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即基础设施可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通过改进交易效率而作用于产出和消费，另一部分直接提升福利水平。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相应的财政支出检验了这两部分基础设施对产出的作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论显示提升交易效率的部分基础设施和产出互为因果，而直接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产出间没有因果关系。数理模型还揭示出，最优经济增长率v*取决于两类基础设施的比例关系θ、初期交易效率S0、基础设施的交易效率系数r、效用的贴现因子ρ、资本的产出弹性α、资本存量k。在影响v*的诸多因素中，起正向促进作用的是S0、θ、r，起负向作用的是ρ，α和k对v*的作用不确定，但存在一个 “资本产出弹性的0.5法则”（我们暂称之）：随着k的积累，当α0.5时，v*逐渐变大。与此同时，根据本文的结论，在考虑交易效率的情况下，现有文献应低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此实证部分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8，明显高于相关文献的估计。在实证的最后部分，本文根据数理模型的结论并结合实证分析的相关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结果表明本文的数理模型对经济波动有一定的解释力，对经济走向有足够的预期。数值模拟的结果还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模拟的最优均衡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很小，证实了政府工作效率的快速提高。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当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时，加大提升交易效率类基础设施的投入比例是明智的选择。正因为现有文献少有考虑交易效率的作用，所以对资本的产出弹性有低估的趋向，于是进一步加大私人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仍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从数理模型所揭示的结论来看，一个国家的税率决定（仅考虑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功能时）至少是由初期交易效率、基础设施的交易效率系数、资本的产出弹性和资本存量等诸多因素决定的，直接以“发展阶段”来衡量我国的税负并与相关国家进行比较显然缺乏足够的考虑，为此政府应仔细衡量相关因素的大小以确定合理的税负来有效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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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rastructural Construction, Transaction Cost and Economic Growth

Luo Yongmi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基本建设经济篇2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276-01

1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学术界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很多的表达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最有代表性。

1.1 国家适当干预的原则

国家的适度干预通常是指,当经济出现危机,或经济发展偏离国家宏观路线等情况下,国家以强制的力量的介入,让经济重新回复到以往的正常轨道上去,这是国家力量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里所言的适度是一个抽象而灵活的标准。适当干预的关键在适当,也就是说,以国家的力量介入经济活动中去,不但要对正常的经济活动与行为给予尊重保护,而且要力度要控制得当。不能破坏经济发展固有规律,也不能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听之任之。

1.2 可持续发展原则

作为一个社会标准,经济法需要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与趋势。我们的经济是需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的需要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观念融入自己的价值中去,这样才能在调节市场经济关系的时候,将可持续发展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并以此为契机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发展。

1.3 民主的经济原则

作为一个经济法的独立主体,能够自行作出经济决策并获取经济利益,这是施行经济民主的根本条件,这同样也是国家干预的目标之一。如果不以此作为干预的目标就必然会导致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形成经济独裁。经济法从立法开始一直到执法以及出台相配套的司法解释都需要站在国民经济的全局的角度上来考量,并且调整具体化的法律关系,促进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相统一。

1.4 经济公平原则

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经济法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务必要在经济活动中把握好公平的原则。公平原则也是经济法所需要具备的正义性。

1.5 效率与公平

经济法中的公平通常被理解为大家有同等获取财富的机会,也只有做到了公平方能让效率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作为经济法所需要达到的目标必然要求市场主题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这样才能让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市场竞争的具体结果常常会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不相一致,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之间也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错位的结果需要动用经济法来协调。

2 经济法基本原则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2.1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是相同的

经济法是国家利用法律来调节经济的利器,是对经济进行性有效监管的手段。经济法所具有的民主、公平的特性使其能够在国家社会经济活动中对经济活动有效地调节。不但可以让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能够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也能使得国家使用法律的工具来维护社会的根本利益。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同样是建立在公平与民主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和谐的社会建立。

2.2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和谐社会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概念

经济机会上的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经济基础。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是难以建设和谐社会的,经济法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可以让中低收入者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获取更大的收入。这样的话,中等收入者的在社会成员收入中的比例将会大幅度增加,有助于形成健康的社会收入结构,不但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可以让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

2.3 经济法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建设都需要遵循民主原则

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中不但有必须遵守的规范也有许多任意性的规范,采用强制性与提倡性相结合的模式,这样既有经济责任和经济制裁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消极后果,同时也有不少肯定性的法律后果,采用鼓励与制裁并用的模式。和谐社会中民众拥有足够的民利,在诸多公共事务中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有足够多的法律措施保证民众民力的实现。

3 结束语

我国现在处于改革的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经济、社会不平衡问题提出来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在法律规范的角度,以法律的手段来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规范与调控,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一个公平、正义、民主和安定有序的社会法制环境。

参考文献

基本建设经济篇3

关键词：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变迁

长时间以来，我国公路保护的水平并不高，公路经济的运行效率也偏低，如果站在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落后，需要我们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去进行改革。

一、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变迁路径

究竟何为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它具体是指公路管理机构及交通主管部门通过对公路进行安全管理、维护及使用管理等，促使公路保持完好、安全及畅通，从而确保使用公路的广大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便捷等。[1]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改革及创新不仅存在优点，也有一些不足，而路径依赖和物理学中的惯性类似，一旦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改革进入到某一个路径，就会对该路径产生依赖。

只要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变迁走上了某一条道路，其既定方向就会促使制度变迁不断得到强化，从而产生惯性。那么，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可能会沿着以往错误的变迁路径继续下滑，从而越变越差，甚至会一直处于某种无效的状态里;它也可能将沿着既定的变迁路径走上良性的循环发展轨道，从而得到持续优化。所以，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变迁路径拥有很强的依赖性，其改革及创新受到制度环境的重大影响。

二、构建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对策

我国现代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构建务必要从各个不同层面进行。[2]一是立法机构，应以我国现代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的特点为依据完成专项立法工作。二是公路管理机构或交通主管部门，应努力掌握好法律的精神、精髓，并严格落实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三是路政执法人员，应知法懂法，并严格以法律为依据处理问题。四是公路使用者，应严格遵守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合法使用公路。具体对策如下：

（一）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

在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构建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多重且混淆。因此，构建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第一步就是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促使公路主管部门以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等的发展需求为依据改变自身的管理能力、管理方式，调整自身职能结构。主要包括五点内容：一是政府的公路主管部门应调整职能宽度、深度及管理领域、程度。二是转移职能体系中的职能重点、职能核心。三是优化职能结构，通过分解机制、整合机制等提高职能的合理性、科学性。四是改变职能运行手段及程序。五是努力完善公路主管部门的功能，提高公路管理能力。

（二）完善专项立法

立法机构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立法精神，以公路经济行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为依据尽早出台专项立法，明确规定公路管理部门及管理机构等的职责、职权，并明确公路使用者的义务、权利，从而对公路进行统一的、综合性的治理。毫无疑问，运用专项立法去规范引导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改革、创新，将对公路经济的管理及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新的法律法规应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对执法规范进行重点强调，以明确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的行政主体、管理主体。

（三）建立执法机构，建设执法队伍

为确保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管理的顺利进行，我们应从其特点出发，建立起一支综合性的执法队伍，并明确指出执法者的义务、权利及具体的执法方式，争取统一执法步骤，最大程度减少执法环节和执法开支。当然，建设执法队伍的前提是要建立执法机构，打破当下我国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管理的条块分割机制，通过政府规章的方式赋予该执法机构一定程度的强制力，以对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管理的软弱做出弥补。在现代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管理中，公安机关不再是独立的执法参与部门，而应通过在执法机构里设置派出所来履行自己的执法权力，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有效缓解公安及路政两大部门存在的职责交叉矛盾，成功提升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管理成效。紧接着，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十分迫切，他们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还应熟悉法律，真正体现执法者的权威性、严肃性。

（四）加强社会监督

在构建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公路使用者的法制意识，加强社会监督。例如，我们可利用标语、布告、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多形式、多渠道地宣传公路经济行政保护管理的相关法律条款，提醒广大群众知法守法，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到公路保护管理工作当中，在监督执法人员的同时确保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其约束作用、强制作用，这对我国现代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完善十分有利。

三、结语

在我国制度环境的影响下，现代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构建将涉及管理机构、方法及手段等各方面内容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然而，我国一系列改革的基础就是现代公路经济行政保护制度的构建，所以我们应以改革制度为入手点，在理顺制度的前提下积极改革管理方法、手段，从而取得最好的改革成效。

参考文献：

基本建设经济篇4

关键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农村经济；推动作用

1.引言

在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我国经济部门的重要部分，当农村基础设施产值增加时，则将增加农村GDP，使其在我国经济部门占据更大比重的同时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具体实践中，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一直是重点，在经济学界中，普遍认为其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具体意义多大，则存在着不同的结论。在本文中，将以某地基础投资数据为例开展实证研究。

2.理论模型

在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进行计算中，主要方式有成本函数法、生产函数法等方式。其中，C-D生产函数法以较为简单的形式对经济生产本质进行了解释，从方式产生后即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在本研究中，也在C-D生产函数框架当中开展研究，以此函数的应用UDI该地区农村基础设置投资的产出弹性进行分析。

在农村GDP当中，资本、劳动力以及土地是农村生产生活当中的关键要素，资本则可以根据其地位的不同分为一般固定资产以及基础设施资本。其中，基础设施资本可以说是现今社会运行的基础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有着关键的作用，而除了基础设施外的资本即称之为一般固定资本，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当中的重要动力。对目标地区而言，由于其耕地面积长时间变化情况较小，在经过测算后发现其在农村GDP方面不存在显著影响，即没有将其纳入到模型当中。对此，在本研究中，即将基础设置为投入要素纳入到总生产函数当中研究，具体如下式：[Yt=ALatKβtIyt]

在上式中，Yt为t时期的农村生产总值，Kt为t时期农村一般固定资产资本，Lt为t使其农村劳动投入，It则为t时期农村基础设施资本，α、β、γ则为农村劳动投入、一般固定资产资本以及基础设施资本产出弹性。在该研究中，α、β、γ三者之和将对函数规模报酬类型进行决定：当三者之和为1时，规模报酬不变；当三者之和大于1时，规模报酬处于递增情况；当三者之和小于1时，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

3.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3.1 平稳性检验

在该内容中，使用EView软件对农村劳动力、一般固定投资、农村GDP同基础设施投资的平稳性开展单位根检验。检验序列回归方程椋[ΔYt=C+αt+βYt-1i=1myiΔYt-1]

在上式中，C为常数项，m为一般选择使残差为白噪声序列的最小值，αt为时间趋势项。经过对比式当中回归系数t以β值的分析，对不同水平情况下的临界值进行检验该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并对不同时间序列开展单位根检验，获得有以下数据：

在上表中，*表示临界值显著水平为10%，**表示临界值显著水平为5%，***表示临界值显著水平为1%。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到，不同序列二阶平稳，能够开展下一步协整检验。

3.2 协整性检验

在该环节中，通过EG两步法的应用协整检验，以此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稳定长期关系，即当模型经过协整检验后，即表明其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规模报酬不变以及报酬可变两组模型实施回归处理，得到下表：

根据上述表述可以发现，在两种情况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产出弹性都处于较小的水平，因此两组在计量值差异方面相对较弱。但在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其同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的可决系数、F统计量以及对数似然估计值方面相比要大，即可认为该模型能够满足实际情况。经过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一般固定资产在投入变量当中具有最大的产出弹性，即表明在流量变化的情况下其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农村劳动力产出和弹性为正，即表明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投入也对其具有积极的作用。

结束语

在上文中，我们以地区数据为例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农村经济推动作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未来工作中，需要我国能够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第一，集中有限资本应用在短期回报快、前后关联大的部门，在增加产品收益、产出的基础上积极做好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二，积极提升劳动力素质，将农村劳力积极转移到非农部门当中；第三，需要继续做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维持，为我国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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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开科，庄培章，关阳.城市化与财政基本建设投资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福建省的实证[J].工业技术经济，2010（06）：21-24.

基本建设经济篇5

关键词：农村经济；新农村建设；劳务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033-02

经济是社会的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文化则是特定经济与政治的观念形态。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1]

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的概念是针对传统农业而言的，现代农业是指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对农业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农场化的生产活动。现代农业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利益机制为联结,以企业发展为龙头的农业,是实行企业化管理,产销一体化经营的农业。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 [2]

发展现代农业，一要稳步发展粮食生产。要通过品种更新、土地整理、田间排灌和“沃土工程”等措施，提高土地产出率和粮食单产，加快建设优质粮食产业带，逐步实现区域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不断提高粮食品质和生产效益。二要抓好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具有地方优势的特色产业，不断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要加快龙头企业发展。鼓励企业靠强联大，投入农产品加工销售行业，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提高龙头企业的效益。四要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搞好农村市场经济综合信息网络建设，向农民提供市场预测、价格信息、营销物流、产品加工等多种服务，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网络。积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推广“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新型经营模式，增强农民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五要着力改善生产条件。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进一步增大在农村水利、乡村道路、生态建设、清洁能源建设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逐步实现农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优化的良性循环经济。

二、积极发展劳务经济

建设新农村的核心，是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实践证明，组织农民外出打工，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便捷途径。

首先，发展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选择。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农民增收又是农民问题的关键。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 000万的国家中，中国耕地总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并列第二；但人均仅为1.41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资源的一半，不到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印度的2/3。中国农村现在是一家一户承包土地经营，全国18.37亿亩耕地，人均1.41亩，2.49亿农户户均7.3亩，耕地块数5.8块[3]。数以亿计农户的土地微小规模经营，大海的传统小农经济，要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非常困难。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单纯依靠农业内部实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难度逐年加大，劳务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才能提高农业整体效益，才能繁荣农村。通过劳务输出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同时转移一个农村劳动力，不仅可以脱贫一户，而且可以让出一份土地资源，推进土地集约经营，发展现代农业，保证农民持续增收。比如，河南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农村人口7 00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达2 800多万。2005年，河南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1 557万，其中在本省务工的580.4万，在外省及国外务工的940.38万；2007年，全省劳务输出人数达1 900万，2008年则有望超过2 100万。2005年，河南劳务收入730亿，占到全省农民纯收入的40%；2006年，占全省总人口33％的农民工外出劳务收入达955亿元，约占当年农民纯收入的40％。2007年河南通过劳务输出赚回1 000亿元，外出打工已成为河南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4]。这笔巨大的回流资金对农村社区建设、农业投入和扩大河南农村消费、活跃城乡市场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其次，发展劳务经济是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发展劳务经济是提高农民素质的有效途径。农民外出务工，不仅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更新了观念，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能，增强了市场经济意识、创业意识、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综合素质普遍提高。同时，外出务工者在城乡之间的大流动、大转移中，或者返回农村后，也将城市文明带到了农村，推动了农村的开放和进步。许多外出务工者返回家乡以后，利用自己带回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等办厂创业，促进了农村工业化，为农村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一些人通过外出打工增长了本领，回乡后当了村组干部，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增添了活力。农村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的不断增强，又推动了农村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再次，发展劳务经济是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必然选择。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过程，就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是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并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一些农民通过打工完成原始积累，彻底离土离乡到城镇定居就业，实现了永久、安全转移。大批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带回的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又直接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农村内需，释放了劳务经济的乘数效应，放大农村劳务输出的经济社会效应。如河南信阳固始从2004年就将回乡创业当做招商引资的重点，目前该市回乡创业人数已有近2万，回乡创业投入在100万元以上的就有近500家。

三、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农民既是建设现代农业的主体力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中国4.97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而小学及以下的占40%；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受过职业技术和技能培训[5]。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科学技能不足、道德法制观念淡薄，直接影响到新农村的各方面建设。建设现代农业，积极发展劳务经济，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与新型农民工。必须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劳务经济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的各方面素质是当务之急。一要抓住提高农民文化素质这一关键，用先进文化塑造农民，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着力培养文化型农民。要大力发展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抓好农村适龄儿童的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扎实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积极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和电化教育，让职业教育和培训延伸到乡村群众。二要抓住提高农民科技素质这一关键，用科学技术武装农民，通过科技培训、技术指导、示范传授等多种渠道，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着力培养技能型农民。榜样示范的力量是无穷的。既要突出产业示范，选择一批具有特色、效益好、辐射面广的龙头项目和支柱产业，加快这些产业的示范基地建设，用事实说话，靠效果促动，使农民种养技能和科学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又要突出示范户示范，从优惠政策、技术帮助、市场信息、专家咨询、信贷支持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和激励，优化示范户发展环境，培养、扶持一大批“科技示范户”当样板、作示范，传授技能，以收到一户带多户的效益，还要突出经验示范，组织乡村组干部、党员、农业生产大户到外地参观考察，学习掌握外地先进经验，带动广大农户进行种养技术革新，加快农民科技致富步伐。三要抓住提高农民道德法律水平这一关键，不断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倡导现代文明新风，用文明风尚熏陶农民，着力培养文明型农民。在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方面，一方面，要重点抓好《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基础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抓好土地管理、经济建设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抓好禁毒禁赌、反组织及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的宣传教育，使法制宣传教育贴进农村实际，让农民受听、受用；另一方面，要完善宣传教育方式，坚持下派干部进村讲解与送法下乡相结合，坚持集中学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坚持法制服务与调处纠纷相结合，坚持抓点与抓面相结合，使农民受得潜移默化的教育，促进农民法制素质的提升，确保农村的社会稳定。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各方面建设的根本前提与重要基础。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了，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推动全面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 .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人民日报,2006-02-14（1）.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07-01-29（1）.

[3] 刘维佳.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N].学习时报,2006-01-18（319）.

基本建设经济篇6

关键词：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国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01003

1引言

基础设施建设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包括公路，铁路，机场，城乡电网等。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绝大多数是进行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的建设，可见基础设施建设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不仅可以使中国加快摆脱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还可以扩大内需，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的增长。2012年林毅夫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设施建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武汉市从1990年到2010年武汉市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0年的38.9728亿元上涨到2010年的1474.64亿元。同时，武汉市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176.83亿元，到2010年的5565.93亿元，工业总产值从1990年度的303.1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7004.9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2673.17元上涨到2010年的58961元。 在武汉市国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武汉市政府将每年的财政收入投入基础设施是否为武汉市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充分发挥了作用。

本文在结构上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部分通过实证分析，通过ADF检验和协整，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动态修正曲线，找到二者间的联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结论。

2文献综述

在历史上，研究过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凯恩斯主义学派，李嘉图学派和新古典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基础设施只是消费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需求，能促进劳动力雇佣。李嘉图学派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会对运输成本和分配产生影响，降低贸易利润能够增加比较优势和促进国内和国际的贸易流动。此外，基础设施会增加市场参与度。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能增加生产，交通，通信以及分配系统能够增加搜索，交易，以及装载货物的能力，交通，通信以及分配系统会产生内在的收益，并且被认为是基础设施投入中最重要的部分。此外，基础设施会使得生产力提升，技术扩散，信息扩散，人力资本的发展更加简单。

从国外的学者来看，Ferranti （2004）发现基础设施投入带来的收益随着经济体趋向于成熟呈现倒U型。Briceno-mendia （2005）通过研究一些美国的案例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的投入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Aschauer （1989）通过研究美国1949-1985年商业利润，私人资本，公共资本，劳动力雇佣情况，和产出，发现公共部门的投资回报要比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大得多并且私人的生产量和公共部门的基础设施存量有着极强的相关性，但同时他的研究结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的研究结果与选择的样本数据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因此人们认为他的研究结果存在偶然性。Holta-eakin 和Schwartz （1994）用一阶差分法降低了Aschauer的结果是假的的可能性。Calderon和Serven （2005）用广义矩估计法发现三类基础设施，电信，交通和电厂能对产出产生积极和重要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些资产的边际产出超出了那些不是基础设施资产的边际产出。Esfahani和Ramirez （2002）发现政府机构的因素会对基础设施对经济产生的增长作用产生影响。

在国内学者中，胡鞍钢和刘生龙（2010）运用中国28个省市1987―2007年的数据基于一个巴罗类型的增长模型以及对该模型进行分解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交通基础设施和地理位置在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中扮演了重要的位置，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西部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李一花和洛永民（2009）采用1998-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因素分析法和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且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增长十分明显并呈现出地区差异。王新宇，刘贵（2010） 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的相互关系中主要体现的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交通，邮电和电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为突出；同时认为经济增长会促进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却无明显的促进作用。石涛（2009）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正外部性效应，结构差异效应，时空效应以及挤出效应等，因此，他认为只有把基础放在系统协同中才能提高投入效率。王海滨（2009）研究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以1978-2008年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3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和短期的经济拉动效应，且短期效应要大于长期效应。张镝和吴利华（2008）运用1952-2006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指标与国内生产总值两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认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有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动态均衡，同时二者之间具有双线因果关系。陈建国（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认为如果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偏重于能大幅度提高交易效率的那些基础设施建设，则会较大幅度的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当该幅度达到一定比率后，交易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就变得十分有限。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外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研究早于中国，而我国学者侧重于对交通建设的研究分析，而忽视了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分析，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多采用面板数据，将省之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建立模型变量进行检验。通过以上文献参考，我们发现：第一，大部分文献都是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的研究，缺少对总的基础设施的研究。第二，大部分文献研究的基础设施存量，而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的影响缺乏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武汉市1990年到2010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民收入总产值，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两者间的简单模型，亦在考察武汉市的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复杂关系进行初步研究，并分阶段的观察基础设施对国民收入的“乘数效应”。

3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

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结构效应，成本效应，环境效应，资本吸引效应，社会公平效应等。基础设施的结构效应是指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可以加速基础设施产业本身的结构升级，实现产业的高度化合理化，同时加速其他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其他产业的经济效益。成本效应是指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基础设施服务，从而达到改善经济活动中的工作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节约交易费用。环境效应是指基础设施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共享等目的而建立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能源，电信，生态，环境等经济型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文化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人类生产与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吸引效应是指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坏，会影响到资本投入的多少。较大的基础设施投入能降低交易成本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加快当地的经济增长；反之，较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使得交易成本增加，必然会减少私人资本的投入。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政府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必然会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分配效果，是该项目能有利于社会的财富分配。

同时，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动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推动基础设施的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关系如图1所示。

4实证分析及结论

4.1实证分析的思路及基本模型

首先，本文通过选取武汉市1990-201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根据Aschauer的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表明GDP与基础设施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为了减少异方差的影响，对GDP和基础设施投入去对数，得到LnGDP和LnX 利用Eviews3.1统计软件，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在平稳性检验之后，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二者存在协整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利用OLS回归分析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估计模型。然后将1990-2010年的数据分成两个时段，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再利用上述方法分别求出基础设施投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观察相关系数的变化，检验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回报是否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降低。

建立模型：LnGDP=α+βLnX+λ9

（X表示基础设施投入，GDP表示武汉市的国民生产总值）

4.2数据处理

在此文章中，选用的是武汉市1990-2010年的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于武汉市2011年统计年鉴，说明：1.城镇50万及以上项目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其他投资”2.本文用城镇50万及以上项目投资代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本文选用Eviews3.1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

4.2.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大多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首先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是平稳性检验的常用方法，包括DF检验，ADF检验，PP检验等。笔者采用ADF检验法，分别对变量LnGDP和LnX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LnX序列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innon临界值分别为-3.8315，-3.0299，-2.6551，t检验值-1.875046均大于相应的临界值，从而不能拒绝H0，表明LnX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LnX序列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innon临界值分别为-3.9591，-3.0810，-2.6813，t检验的统计量-3.569106，在5%，10%的水平下拒绝H0，表明LnX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LnX是一阶单整的。LnX―I（1）.

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可得Ln GDP是一阶单整的。Ln GDP―I（1）.

4.2.2协整检验

为检验LnX和Ln GDP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两边协整关系的EG两步法，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以Ln GDP为解释变量，LnX为被解释变量，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回归模型，可得式： Ln GDP=0.799782LnX+2.402354+et

R2=0.989806，DW=0.512953F=1844.874

从检验的结果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为-3.1222，检验的统计值为-4.182395，小雨相应的临界值，故拒绝H0，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LnX和Ln 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4.3误差修正模型

以上分析可知，LnX和Ln 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二者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再将协整模型中的误差看成均衡误差通过建立短期的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即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构如下：

从回归结果来看，参数符合经济理论：可决系数R2=1.0000，拟合得非常好。系数显著性检验，给定a=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3=18时临界值t=1.734，由于各解释变量的t 值均大于临界值，因此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给定0.05的条件下，查DW表，当n=21，k=3，得下界临界值为1.026，上界值为1.669，因为DW统计量为1.3333，小于4-dL，根据判定区域可知不存在自相关。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Ln GDP的变化取决于ΔLnX的变化，且ΔLnX每变化1，Ln GDP会变化0.384557，并且上一期的 Ln GDP的变化不会影响本期的 Ln GDP的变化，误差项对上一期并没有起到修正作用。

5决策及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经济的增长具有乘数效应，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乘数效应逐步减弱，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民收入的增加具有正相关关系。根据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重视基础设施投入，保障基础设施投入能跟上经济发展速度。通过以上的结果分析，表明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能推动国民收入的增加。因此，政府要重视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但同时，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避免重复投资，浪费资源。基础设施投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扩大企业生产，因此促进经济发展。此外重视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缩小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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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建国.我国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效应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J].新疆大学学报，2010.

基本建设经济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新进展；十七届五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1―0139―05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然而任何一种理论形态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十七大以来，全党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进行布局和安排，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刻，这些认识和理论创新生动地体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

一、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建设的新目标和新任务

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概念，到党的十七大在执政纲领中从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论述和布局社会建设，人们对社会建设的内涵、目标和任务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十七大报告对社会建设的认识，正如报告所指的“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报告比较全面地说明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社会建设的内容和主要任务以及社会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等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其中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主要包括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这是一个既包括实体性内容，也包括如促进社会公平等价值层面内容的目标体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了包括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体系，其中社会建设的目标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即包括逐步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的民主法制、加快发展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和趋于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四大目标。在具体论述社会建设的任务和目标时，《建议》用“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了表述，使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社会建设联系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在这个题目下面所论述的“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事业、人口工作、社会管理”既是民生建设的实体性任务，又是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内容。

从学理上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是指由各种保障公民生存、发展和追求幸福的基本公共服务组成的完整体系，其目标是人人都能均等的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底线生存(又称基本生存，笔者注)服务：包括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二是公众发展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体育，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的发展权；三是基本环境服务：包括居住服务、公共交通、公共通信、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起码的日常生活和自由；四是公共安全服务：包括食品药品安全、消费安全、社会治安和国防安全等领域，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特点是基本权益性、最低需求性、公益普惠性、公共负担性和政府负责性。总体上讲，《建议》对这四个层次的内容都有涉及，但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主要构建的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以基本生存服务和公众发展服务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实际上就进行了探索，《决定》从建设服务政府，加强社会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路径。而在十七大时，虽然当时也将扩大公共服务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但是毕竟对公共服务与社会建设关系的认识水平仍处于探索的阶段，只是在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后，才最终认识到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建设、与民生建设的基本关系。如果非从逻辑上对社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民生这三种实践形态的关系做一个说明的话，他们应该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一民生一社会建设”的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过程。

《建议》不仅对如何具体建设和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做了说明，而且对未来五年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和可持续”的十七字原则。如何理解这十七字原则呢?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设的说明》中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具有导向性。所谓符合国情就是，基本公共服务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相适应，是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所谓比较完整，就是这一体系应该包括涉及基本民生保障的各个主要领域；所谓覆盖城乡，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既覆盖城镇居民，也覆盖农村居民，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要实现城乡全覆盖，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和个人账户跨省可接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谓可持续，就是制度的设计和财力的保障，要形成一种常规的、长效的机制，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应随着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强。

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新途径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保障一国全体公民不论其民族、性别、收入及地位差异如何，都能公平地享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果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追求平均化和无差异化，强调的是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与权力平等，是最低标准的均等和最终结果的相对公平。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和标准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承受能力， 应当遵循由小及大(实现地域范围)、从低到高(实现水平)、先易后难(实现难易程度)的规律渐次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新提法，一个新理念。《决定》从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的视域即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角度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具体讲就是“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党的十七大也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如“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针对“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的状况，明确提出了“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职能转化目标。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针对“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区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突出矛盾，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作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之一，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的目标任务。

纵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党的理论系统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发展，从理论本质的角度讲，党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就是从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即民生的角度，就是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提出的。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从逻辑上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建议》提出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明确地指明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促进民生发展的关系，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的是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社会建设。

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和阶段性特征决定了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或重点任务是民生建设。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从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六个方面进行了安排和布局。但是，仅仅提出任务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任务本身。社会建设有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在现实实践中按照什么原则和标准推进，党的十七大并没有给出可操作性的理论阐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的发展证明，必须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说明。这个理念就是《建议》提出的，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促进社会建设的发展。

三、保障和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

党的十七大在论述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时，是按照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的内容和顺序展开论述的，并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和思路。而《建议》对民生的论述，则是按照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工作和社会管理的内容和顺序展开的，并提出了“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而教育事业则被放在与社会建设相并列的第七个问题“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总的提法是“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具体方针是“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这是民生建设重点的重大变化。那么在同一个执政纲领中“教育的优先发展”与“就业的优先位置”该如何理解呢?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作用，是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工程。当前，教育公平问题虽然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要，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教育的优先发展”是从相对于整个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讲的。正如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设的说明》中所指出的：“加快教育改革发展。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就业直接与人的生存相关，是每一个劳动者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民生问题。但相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而言，只要在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平衡的情况下，就业就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作为问题的就业只具有阶段性。因此，“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即“就业优先”战略，主要针对的是当前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也会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但与教育发展的全局性相比又是一个局部的历史时期)日益凸显的就业矛盾，从而把它作为民生问题的重点优先解决的，也就是说，当前如果不解决就业问题，极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在2010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就业与民生的关系，对就业在民生中的地位做了说明，指出：“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

那么，《建议》为什么把就业作为下一阶段民生建设的重点任务提出来呢?这又是由当前民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从不利的角度讲主要是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具体讲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那么，具体到当前我国劳动就业的形势，一是就业压力依然巨大，除总量矛盾依然存在外，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问题矛盾聚焦。二是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提出了新挑战。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和就业仍将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薄弱，扩大出口难度巨大，根本上会影响经济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就业也会形成压力。三是劳动关系领域进入矛盾凸显期。劳动者对诸如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和实现体面劳 动等利益诉求日益强烈，劳动纠纷和矛盾冲突增多。

以我国中小企业就业质量为例。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数已超过4000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中小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60％，上缴税收占50％，就业人数占75％，进出口总额占69％，开发新产品占82％以上。中小企业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就业，不仅安置了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效解决了许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然而，与其显著的就业创造功能相伴，中小企业的就业质量问题也一直比较突出。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受到资金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为了降低用工成本，企业的生产条件及劳动用工行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之处，加上外部监管力度有限，中小企业的从业者劳动权益受损情况却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就业岗位不稳定，劳动者合法权益缺乏保障；劳动报酬偏低，拖欠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劳动环境差，超时劳动现象严重；个体、私营企业劳动保障程度低。

因此，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和当前就业形势的总体特征，我们适时地将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十二五”期间民生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首要任务，通过一方面解决充分就业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劳动就业中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必将推进社会建设的根本发展。

四、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民生功能的新拓展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续的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建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来，将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次从政策上和理论上结合起来，拓展了民生的基本功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首次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之一(另一个转变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提了出来，强调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向结构优化、规模经济、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要效益。党的十七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了完整的理论阐述，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整个“十二五”时期的主线，并对如何实现这种转变提出了“五个坚持”，即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着力点，改革开放是动力，五位一体合力作用的新体系。这样，民生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首次结合在一起，成为事关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实现转变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因素之一。

第一，民生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本质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保证；社会建设是经济建设的目的，为经济建设提供充分的社会条件。发展经济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增加社会财富，才能为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必须重视加强社会建设，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如果社会建设滞后，各方面社会矛盾必然增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也会增多，而且经济建设如果不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会失去发展的动力，这些已为我国改革三十多年的发展所证明，是我国发展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

基本建设经济篇8

一、县乡公路建设中加强基建会计作用的意义

基建会计是应用于基本建设领域的一种专业会计，它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财经制度为依据，运用专门的方法，对基本建设的经济活动，进行连续的、完整的、系统的核算，提供全面的、真实的会计资料，并进行分析和监督，以便加强基本建设经济管理，促进提高投资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经济规律要求国民经济一切部门都必须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

在县乡公路建设领域必须运用基建会计来进行经济核算，以便掌握财产、资金的占用和使用情况，了解各项费用开支情况，了解建筑成本和交付使用财产成本的升降情况，监督、合理、节约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并考核其投资效果。因此，基建会计也是实行经济核算、促进县乡公路建设单位提高投资经济效益的重要经济管理工作。

二、县乡公路建设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会计行为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既受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环境影响，也受管理机制的内部环境影响。县乡公路建设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有：

1．基本建设投资和基建规模有效控制不力。由于基本建设单位对建设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就可能为争投资、争项目，搞计划外项目，不恰当地扩大基建投资规模；实行不合理建筑市场竞争，建设成本核算不严密，开支标准不明确，投资包干责权利关系不清等。建设单位的这种自身利益追求，从根本上不利于国家宏观基建规模的控制。

2．领导意志作用：首长负责制的实施，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领导意志代替规章制度，决策失误、监督失控等。

3．内部管理机制不严?在会计部门内部，会计规章制度不全、核算制度不严、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会对建设单位的基建投资完成带来影响。

4，会计人员个人素质和业务水平不高：会计人员未能突破传统会计工作的局限性，不了解工程建设相关知识，比如工程造价管理、工程建设一系列的程序等。这样就很难履行核算、监督的职责，对工程预、结算的审核，工程的材料用量及各种费用支出是否合理都无法判断。对于加强投资利用、提高投资效益是不利的。

三、在县乡公路建设中充分发挥基建会计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其中一个转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过去的粗放型、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讲效益的增长方式。可见投资效益越来越成为基本建设财会管理及至整个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

发挥基建会计的作用，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参与建设项目的论证。当好领导决策的参谋。建设项目投资决策阶段，即对建设项目的各项有关技术、经济效益、社会环境等指标进行决策论证，对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进行科学的预测和评价，它是建设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阶段。因此，要提高基本建设的投资效益，首先要把好决策、设计和计划关。要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就要求会计人员能够科学合理地预测、分析、调查，对项目的财务、经济、社会效益进行计算、评价、分析、比较，利用自己掌握的比较齐全的各项基本建设指标数据的特点，加上必要的调查研究：对工程造价的成本进行事前分析，以确定建设规模和标准，帮助决策者从中选择最佳建设方案。

2．做好工程开工前、施工中的管理和监督。会计人员参与招、投标工作，就必须参加有关的各种会议，了解招、投标的全过程，了解施工队伍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情况，了解工程的特点、工期、预算价格、承包方式对于结算办法以及与财务有关的条款，可以从财会角度提出合理建议另外，会计人员还要积极参与签订各种经济合同。因为各种经济合同最终都要由会计人员执行。合同一经签订，会计人员就要据以付款及结算。为了审核合同在关于经济方面的条款是否符合财务制度、财经纪律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审核其手续要完备，以避免经手人因不熟悉有关财务方面的规定，在结算方式等条款上出现漏洞，造成经济损失。

在通过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及各种经济合同后，工程项目进入施工实施阶段。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的投资强度远高于其他阶段，这样就要求会计人员制定一个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既要保证工程建筑有足够的资金，不致因资金供应不足或不及时而影响工程建设进度；又要尽可能不占用过多的资金，减少利息支出，减少资金筹措困难，这是基建会计在施工阶段工程投资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会计人员在工程施工中应做到：建立和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做好算账、记账的日常核算工作，同时要将反映和监督结合起来。日常一切开支均以计划和合同为依据，对确实需要而不违反财经纪律的超预算支出，一律补办审批手续，对影响投资效益和违反制度的开支坚持严格把关。

3．对工程竣工后的核算及配合审计部门对工程进行结算。每一个基建项目竣工后都必须要有决算，都要经过有关审计部门进行审核后，再通过会计人员结算。这就要求会计人员要积极配合审计监察部门，提供必要的财会数据。工程造价确定后，要对发生的各项费用和报表进行分析。通过对它的分析，可以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查明原因。为下年的工作和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基本建设经济篇9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资本市场；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3日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

2013年9月，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出了要求，标志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的概念之上，结合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东边连着亚太经济圈，西边是欧亚经济圈，涵盖40多个国家，横跨欧亚大陆，被认为是“全球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意义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无疑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打造联通欧亚的通道，通过经贸合作促进全面深化合作，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有助于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并实现与沿途国家的互利共赢；第二，通过加深与中亚地区资源丰富国家的能源合作，开辟更加便捷安全的能源通道，保障了我国能源的战略安全；第三，通过深化与周边各国家的合作，包括打击境内外“”等安全方面的合作，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防安全和社会的稳定；第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为我国许多城市，特别是西部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发展。

三、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定位

2013年9月7日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经提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迅速组织学习这一重大战略思想，9月11日和13日两次组织召开副省级以上干部会议，9月18日自治区常委扩大会议安排组织专门的研究团队，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促进新疆对外开放》课题研究小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理论。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的建设。2013年9月末，在第四次对口支援新疆会议中又提出：“发挥新疆的区域优势，努力使新疆成为国家能源和资源的战略基地，围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把新疆建设成为向西开放的桥头堡。”2014年4月，在新疆考察时明确提出，“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把自身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在2014年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又进一步指出，新疆要“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物流，立足区位优势，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指明了方向。新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新疆定位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努力把新疆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五个中心、三个基地一个通道和一区，即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国家大型油气加工和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切实做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新疆的重大发展机遇

新疆作为我国面积最大、邻国最多的省区，古丝绸之路在这里繁华一时，是曾经贯穿东西方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通道，对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丝绸之路经过了反复的挫折，使得我国的西北和中亚地区成为经济塌陷的地带。近年来，虽然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在不断提升，新疆自身也有着无可比拟的对外开放优势，但由于自身和外部因素影响，新疆对外开放的优势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对推动新疆经济的发展并不十分明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以及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战略地位的确定，给新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新疆意义非凡。一是实现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必然会引导大量的资金涌入新疆，支持新疆的建设，加快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为新疆发挥核心枢纽的作用夯实基础，全面提升新疆自身发展的能力；二是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特别是围绕在新疆建设的“五通”目标，有利于打通新疆东联西出的大通道，全面提升新疆的对外开放水平，在新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三是有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动就业率的提高以及民生的改善。有利于新疆与周边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共同打击“”，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五、资本市场关系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成败

金融作为引导资金配置的手段，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资本积累，是当今经济能否快速、高效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以金融作为引导生产要素和信息的沟通，促进资源配置，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得到普遍认可。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核心，为经济发展提供筹资的场所，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中提出加强道路联通，但各国的的基础设施条件有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道路网路不完善，道路建设滞后，远不能满足各国之间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成为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瓶颈。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项目的投资有着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受到了较大的挑战，这就需要运用资本市场创新融资方式，为各国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持续推进；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物资、信息、人才、技术的流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唯有资金的流动可以受到最小的限制，不受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影响，条件允许可以迅速留到任何区域。因此，如何利用资本市场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资本市场如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提供支持提出一些建议。

六、资本市场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建议

（一）国家层面

1、完善新疆资本市场服务体系。首先，积极发展新疆的新三板市场，完善新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针对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进一步在资本市场中推出了新三板，新三板一经推出便受到众多企业的青睐，而新三板在新疆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背景之下，政府应当制定更多的措施以推动新三板在新疆的发展和壮大，新三板的良好发展必定可以为主板市场培育出更多充满竞争力的企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的建设和发展；其次，有针对性的在新疆多布置金融机构，并积极推动现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壮大，并积极地寻求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如通过新疆亚欧博览会的广泛影响力加快推动区域性的国际金融组织的建立，通过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努力探索并建立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国际性金融市场体系。

2、建立宽松的资本市场政策环境，强化政策引导。首先，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着重建设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通过更加优惠的政策和更加有利的条件吸引优秀的金融企业来新疆开展业务，来促进政府更加公平和公正，严厉打击金融欺诈行为和失信的企业和个人；其次，鼓励各种金融创新，在不引发系统风险的情况，鼓励和支持大胆创新的企业，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以促进金融企业的功能和作用更加完善和健全；最后，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以让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如对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符合条件的重点企业给予一定的利息补偿，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促进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向新疆转移；还可以由地方政府出资或者是通过区域内不同地方政府的合作建立企业的风险补偿基金，弥补金融企业在业务开拓过程中的损失。

（二）市场层面

1、创新融资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顺利发展的第一步就是完善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的需求有着量大且周期长的特点，所以传统的融资模式无法直接运用到现有的资金筹备中，需要更加创新的融资方式以及区域金融合作。一方面加快投资银行业务创新，通过开展与资管、券商、信托、基金的合作，积极介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以及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项目相结合发行债券，缩短债券的回报周期，并以国家信用做担保，还可引进当前国际上流行的bot、ppp、abs等模式；另一方面政府要支持丝路重点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和票据融资，鼓励企业的直接融资。

2、建立“丝路基金”，并合理引导民间资本。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倡导沿途国家和金融机构出资设立丝路开发基金，实现政府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支持丝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疆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对于民间资本，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缺乏完善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因此在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如果能够通过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支持丝路建设，合理预期将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3、完善新疆产权市场。产权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功能日益趋于多元化。实证分析表明，产权市场能够引导资源重新配置，结构化存量资产，淘汰那些资源利用效率低的企业，让资源流向最能创造价值的企业，因此产权市场能够培育实力雄厚、有竞争力的企业。完善产权市场，鼓励丝路重点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产权交易兼并效率低的企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资本市场作为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环节，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只有从国家和市场两个层面完善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体制，并创新资本市场的融资模式为丝路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才能保证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更好的发展，保证新疆当好我国向西开放的排头兵。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以雷.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兵团的优势与机遇[N].上海证券报，2014.5.15A04.

[2]陈德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将新疆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高地[N].中国经济时报，2013.11.06006.

基本建设经济篇10

关键词:县域经济 云南 增长动因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 (2010) 02-145-02

1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结合云南县域经济的特点与现有的统计数据,构建了云南县域经济增长动因的指标体系。

下面对指标体系做简要的说明:

自然资源,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由于农业和旅游业是云南县域产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两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自然条件的依托,所以这里的3个指标主要考察这两个方面的自然资源;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当前云南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薄弱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这里选用4个指标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

资本存量,资本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这里主要从资本存量的角度来考查,加快资本存量积累可以提高城镇化率,促进国有和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盘活国有、集体存量资产,提高企业竞争力,进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人力资本,劳动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里选用4个指标对劳动力进行衡量。

技术与科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和创新能力决定着县域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持久性。这里主要从专业技术人员数、农业科技与服务单位个数、科学支出三个方面来衡量技术与科技水平。

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映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反映出县域经济的规模和价值,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县域经济实力的好坏。比值越高,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越强,反之,越弱。随着社会产业结构将从农业为主的投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城镇化进程也会加快和提高。这里分别用两个指标来衡量。

2数据的处理及结果

本文以《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统计年鉴》、《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表》为数据源。

2.1数据处理过程

(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为了使数据能够克服单位的限制,具备可比性,我们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2)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指标体系中的20个指标为自变量,以各个县的GDP为因变量,求得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对应的双边显著性概率。如果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1或双边显著性概率大于0.05,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我们对这样的变量予以剔除,应当剔除的变量有,X3、X7、 X8、X10、X14。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各个县的GDP为因变量,以剩下的16个变量为自变量,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如下: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791,但考虑到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并且县一级的统计数据相对缺乏,这个解释度还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回归系数可以看出,X5境内公路里程和X9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值的系数较大,明显高于其他变量,表明基础设施水平和资本存量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下面我们就这两个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3基础设施和资本存量对县域经济的作用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没有争议的。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贸易发展,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结构效益,推动经济增长。

现实中来说,云南县域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云南94%以上是山区、半山区。铁路和水运也不发达,以公路运输为主,然而云南公路坡陡弯急,通过能力小,抗灾能力弱,难以适应汽车运输向大吨位、高速度发展的需要。云南地区通讯基础设施也不容乐观,通讯基础设施不仅总体落后,而且内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

对于资本存量,这里的资本存量主要侧重于物质资本。所谓的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在内的,由有形的“物质投资”所形成的物质生产要素。

资本存量对云南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云南县域经济按资源的丰富程度来划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县,一种是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县。对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县,要想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县域工业是必有之路,县域工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物质资本急剧膨胀,物质资本对工业化进程,进而对于县域经济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县也需要一定的资本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这说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替代形成了巨大的资本需求。

4对策及建议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从数据与理论两个角度分析了,基础设施和资本存量对县域经济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的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4.1提升基础设施水平

(1)要多种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以考虑运用国际融资、民间融资、金融融资,发行债券,建立基金等多种方法,改革投融资体制,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县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基础设施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省政府要出台相应规定,明确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县级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职责。(3)要加强省内公路建设。尽快建设等级公路主骨架,并在此基础上辅之以其它县乡道路的建设和改善,以充分发挥公路网的整体功能。(4)省政府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通过设立建设资金,实行资金补贴等方式重点提高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

4.2多种方式提升资本存量,解决资金问题

(1)应有省政府出面加强和改善国有银行对县域经济服务的意识。国有银行要客观评价信贷风险,积极发掘信贷增长点,合理配置贷款权限,给予县级金融机构一定的信贷自,扩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放。(2)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要尽快建立中小企业担保服务体系,给予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政策和资金支持,帮助这些企业尽快发展起来,增强实力。(3)县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域外资本,建立多元化的投人机制,拓宽县域经济融资渠道,加快县域资本存量的提升。

(基金资助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编号: 08co151,2009年度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

参考文献:

[1]王怀岳.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