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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税法知识范文10篇

时间：2023-09-13 17:35:58

基本税法知识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1

【摘要】伴随着财税法在经济法中的凸现，财税法学逐渐为学者和政府所关注，而坚持权利义务这一基本线索并辅之相关知识的学习才是财税法人才培养的关键。由于传统法学教育弊端所致，引入案例教学可以有效改进财税法教学，并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提供给学生必要的实践机会以保证财税法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培养。

【关键词】财税法权利义务实证分析

一、财税法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财政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下诸如行政命令等等直接干预经济的行政性手段逐渐为政府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运用财税、金融等间接性手段对国家宏观经济加以调控。因此，不仅仅得到政府官方的重视，我国的国民也对其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而这一热情一方面是来源于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源于财税与国民生活紧密程度的增强，加之人们逐渐对于税收本质认识的加深，更是给了财税法的发展以强大的动力。

在国外，税法对于国民的影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正如西方的那句谚语所讲：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税收。因此，各个国家对于税法的教学和研究也是颇为重视，不论从开设该课程的学校数量还是开设的学时，以及所讲的内容方面等等，都是我们所不及的。诸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的税法的设置位居国家众多项目之首；俄亥俄州大学要求申请法律硕士课程（MasterofLawsPrograms）的申请者，必须是已经修读了联邦个人所得税等课程。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将税法作为一门强制性的课程来设置，只是在本科生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侧重会有所不同。与之相比，我们财税法课程的开设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税务类院校）都是极为有限的，税法课的学时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是54学时，且讲授的内容很多的涉及到财经类等经济方面的内容，对于财税法学的研究和法学所特有的权利义务并为被其所重视。

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经理直气壮地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时代的主旋律。它不仅成为社会民众的最强音，而且也成为当权者致力实现的根本愿望；它不仅以显赫的文字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它将不再是中国人的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和中国人的奢侈品，而是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理想，以及正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的行动。[1]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树立以及该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在各个领域中不同程度的贯彻，相应的财税法治也被提上日程。因此，财税法治建设成为我国财税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法律法规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要件，是硬性的指标，无法可依只会导致法治建设成为空中楼阁，无法从何而谈法治！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人们尊中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因此，立法者的素质势必影响到整个法治的进程。这种影响是最基础的，没有权威的、有预见性、前瞻性的法律文本，法治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现实的。

伴随着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部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财税法在整个经济法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并成为一门显学为法学家和法学研究所关注。财税法人才的培养是财税法治进程中的必备环节。而作为我们这些法学的学生而言，在本科阶段仅仅对财税法有一个比较粗浅的、单一的学习，对于今后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薄弱的基础，因此，在研究生阶段极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加以拓展，才能保证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并可能有所建树，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二、财税法学教学应以法学特有的“权利义务”角度为根本研究路径

现今全国开设税法或者财税法的课程的高等院校虽然在数量上有一比较大的提高，但是设置的课时却是极为有限的，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学校是54学时，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长春税务学院等等。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今对于财税法或者是税法的讲授很多的时候是以财政、税务、税收以及会计知识为主的，对于法学知识的讲授却是非常有限，从财税法或者税法基础理论的探讨更是如数家珍，对于权利义务线索的把握和灌输确实不足的。财税法和财政税收等经济学等之后虽然会有交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两门学科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正是法学学生和财政、税收学学生所存在的差异，权利义务是我们学习应该遵循的最基本路径。而从笔者自身学习的过程来看，我们在本科阶段对于财税法知识的了解和接受不仅有限，而且偏离了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的把握，所以在理论根基上并不是扎实的；同时，对于一些财政、税收、会计方面知识的缺乏又使得我们在实务中不能运用自如，出现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因此，笔者以为，我们财税法课程应该遵循“权利义务”基本路径进行研究，运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深入探究；其次，财税法学相对于法学的其他部门法应用方面更为频繁、综合性更强，因此，研究财税法的学生势必要辅之以一定的财务会计和税收学知识，这也是专业型人才培养。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它相抵触，财税法治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公共财政、税收法定主义是我们所极力倡导的，随着对财政和税收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于财政、税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公共财政这一服务于市场的财政，是将财政活动限定于服务市场的范围内，避免财政供给的不足或是过量，防止财政资金的浪费，财政活动的适度适时是我们财政活动的目标的；而税收作为一种侵犯国民财产的手段，更是将其定位于“债”的属性，是国民为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对价。纳税不是义务性的进贡，而是获得相应服务的方式，纳税人权利的意识不断浮出水面。一方面是人权在各个领域中的落实和实现，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财产权的理论支持。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对于财税的研究从法学角度进行探究，对于权力的监督，权利意识的树立意义颇为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法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的线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税收学等方面研究的显著方面。因此，从法理学和宪法学、行政法学的角度切入，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研究财税内容，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这也是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化。正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教授所阐述的税法并非是“征税之法”，更是纳税人据以对抗、制衡国家课税权的“权利之法”，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则是另一全新的视角，权力和权利的研究也是我们在以后学习中所应重点关注的线索。

此外，要密切加强对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等基础性知识在财税法中的具体的研究，尤其是该学科所特有的内容的研究。

同时，在自己的一些实习或者是实务操作中，笔者发现，我们现有的法学知识对于研究财税法是远远不够的，财税法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表明：必要的经济学、税收学以及会计学知识的积累，是深入研究财税法的理论问题以及实务操作中所不可或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认识的研究最终势必要运用于实践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确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积极促进的，而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认识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是无效的，结论正确与否要得到检验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实践中去，特别是像财税法这样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更是如此。

我们不少研究财税法理论的学者或者以税收学位基础简单的附加法学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法学理论对此进行探究却忽视了财税法本身固有的财税经济方面的知识，总是给人以各行的感觉，因此，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要想从专业的角度对此深入研究，势必要辅之财政、税收以及会计方面的知识，真正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该学科。

财税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素质的积累过程，是多领域知识兼备的人才。当然，财税法的讲授必须坚持“权利义务”、“权力权利”等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这一根本要求，相关知识的具备是该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该专业人才培养所必备的素质，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应该有所侧重。

三、财税法将案例教学与实务实践操作相结合

传统的教育模式，财税法课堂的教学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多的是知识的介绍，尤其是在总论部分许多理论的介绍这是必要的，然而，在具体到之后许多具体内容的讲授，仍然不能脱离这样的模式，使得学生只有一种抽象、宏观的概念，对于数字、公式的机械的接受，对于以后的实践并无多大的意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财税法课程之后，仍然对一些基本税种的征收是不知所云的，从教学方面是失误的，而就学生个人而言也是没有丝毫获益的，只是机械的或者迫于考试等压力记忆，过后就没有丝毫的印象，这是许多学生学习过后的真实体会。因此，有不少教师讲案例教学的方法引入，通过一个个切实具体的案例对具体税种进行讲授，不仅形象具体，同时真正使学生有一种学有所用的感觉，促使学生萌发了学习的兴趣，主动接受且保持持久的记忆效果。

财税法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美国，以案例作为教材，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分析、讨论案例的疑难细节，从中形成各自的解决方案，培养了学生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正将法学这一应用性学科体现的真真切切。财税法学当然具备这一特点，并且具有更为频繁的实践性。但是，在我们现在财税法学教学中还没有充足的案例，虽然不少的学者为搜集财税法的案例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使得我们案例教学成为可能。然而，笔者以为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丰富各异的，我们面对的现实并不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多种冲突，和法律规定情形相差很大，教师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先讲述一个结论，再为此寻求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这一案例可以很好的印证该结论，但是这并不利于法学的研究，也不利于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现实中非典型案例的讨论，以激发学生的思考。

笔者以为，通过引入案例教学的方法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点的认识具体化，对实务性的操作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于案例所要证明的理论加以检验，这也是对知识再认识的过程，一方面加深对知识的全面深入地掌握，另一方面也是丰富案例、拓展视眼的过程，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极为有意义的。

鉴于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许多学校都栽在法学专业的课程中开设律师实务、毕业实习等，很多学校的法学院系还聘请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部门的人作为兼职教授，讲授他们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这无疑是一种值得采纳的教学方式。财税法教学也同样，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实践部门人员。笔者以为，我们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现实的实践机会，真正给学生以接触社会的机会，以保证在毕业之时能更快的融入社会当中。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2

（一）综合性税收筹划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合法原则，企业根据税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合理的筹划，最终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而税法是在不断变化、逐步完善的，税收筹划的备课及学习，要依据最新的税收政策，《税收筹划》和《税法》关联度高。除此以外，《税收筹划》和《会计》、《财务管理》等学科也联系紧密，在具体的筹划方案中，需要运用会计的内容如不同折旧方法的选择、财务管理的知识点如货币时间价值、现值的计算等。因此，《税收筹划》是一门综合性、时效性很强的课程。（二）专业性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贸业务日益频繁,各国税制越来越复杂,而且税收筹划是一种综合性管理活动，跨会计学、税收学、财务管理等学科，且要求从事筹划业务的人员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仅靠纳税人自身进行税收筹划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作为第三产业的税务、税务咨询便应运而生。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纷纷开辟和发展有关税收筹划的咨询业务,税收筹划向专业化发展。（三）实用性税收是构成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价格和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利润和税收就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上缴的税金多了,企业的利润就会减少,反之,上缴的税金少了,企业的利润就会增多。因而,研究税法,调查税收环境,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尽可能减轻税负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税收筹划是增值性的经济行为，同时依法纳税也是企业应尽的义务，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开展税收筹划是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如何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纳税筹划，实现利益最大化，已成为财务决策人员面临的紧迫问题。

二、我校税收筹划教学现状及问题分析

税收筹划是一门政策性、时效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专业课，目前，我校税收筹划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一）课程安排不够合理。对《税收筹划》这门课程不够重视，将其设置为考查课，而考查课基本上以开卷考试或者小论文的形式考核，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学生在得知不是闭卷考试时，往往会对这门课程产生不重要的心理，导致不愿上课或者在有点到压力的情况下即使去上课，也是在做其他的事情。其次，开课的班级不够多，重视《税法》轻《税收筹划》，学生停留在税法的简单认识和计算上，不知如何运用；最后，在具体的课程安排上，一般是先学习《税法》，学完《税法》的下个学期或者下一年度学习《税收筹划》，表面来看是合理的，因为《税法》是基础，《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的灵活运用。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会出现学习《税收筹划》时税法知识早已遗忘殆尽，无法直接进行税收筹划新知识的学习，一般需要老师回顾甚至重新讲述税法的相关内容，能够直接根据老师的提示想起具体的税法知识点的学生寥寥无几。（二）教材选用不合理，税收政策陈旧。当前应用型本科的税法教材大多选用CPA教材，从学校的初衷考虑是CPA教材每年有更新的版本，税收政策不至于太陈旧，希望学生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尽可能多让学生吸收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但严格来讲，CPA教材并不适合应用型本科的税法教学。因为CPA教材专业、完整、语言表述严谨、抽象，学生的感受是税法难，税法条文晦涩难理解，再加上税法对不同环节、不同行为的规定不同，学生在税法学习的过程中不免有畏难情绪。在基础没有打牢的情况下去学习税收筹划，困难可想而知。另外，由于CPA教材内容太多，学校安排72课时显得太少，根据正常的讲课速度及学生的接受能力无法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CPA教材的所有内容，为了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考核任务，一般会把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纳入教学大纲，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对其他小税种进行有选择的学习，而即便是增值税、所得税这样的主税种，也不可能完全把CPA教材上的所有内容都讲完。在税法中未讲解，对应的筹划就无从学习。最后，税收政策更新快，时效性强，即使是注册会计师的《税法》教材，也依然跟不上政策的变动。无论以哪本最新教材为依据进行备课，相关税法的知识总是跟不上税法政策的变化，导致知识点的更新迟滞。而税收筹划要依据税法，市场上《税收筹划》的教材也是没有每年更新的，会有针对某个税种最新政策的筹划书刊，比如新个人所得税的筹划，但是没有所有税种最新政策的筹划书籍，大部分筹划的书籍不适合应用型本科学生的学习，教材陈旧或不合适，给老师选教材、备课和学生学习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应用型本科学校需要有专门的教师团队来编写适合学生学习的税法和税收筹划教材。（三）筹划手段落后。一方面，目前《税收筹划》教材里的很多筹划手段陈旧，由于政策变化或税收制度的完善，已无法实施，而网络上即便有案例也大都是根据陈旧的税收政策，使用最新税收政策编制的筹划案例很少，比如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出台，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个项目合并为综合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适用的税率调整为七级超额累进税率，降低中低收入人群适用税率的同时，提高了高收入人群适用的税率和范围，教材上相关的筹划方法大部分不再适用新的个人所得税筹划。另一方面，在税收筹划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师生实践的缺失，使得有些筹划方法在理论上成立，在现实中无法操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导致所学的筹划内容不具有实际意义，学生在工作时依然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税收筹划。因此，只有及时补充更新税收政策，在教学中融入实践，教材及课程设置要凸显实务性，学生才能在守法的前提下进行筹划，合理安排应税行为，达到合法节税的目的。

三、关于我校《税收筹划》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一）合并《税法》和《税收筹划》两门课程。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知识，服务于个人或企业的各类活动。由于《税法》、《税收筹划》两门课程有着天然的联系，《税法》是《税收筹划》的基础，《税收筹划》要依据《税法》，是对税法的灵活运用，《税法》不能只停留在认识和简单的计算上，要通过学习税法，会使用、会筹划，在合法的前提下，能为自己或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利益。因此，建议合并这两门课程，税法和税收筹划一起上，且是同一位老师，每学习完一章税法的内容，就学习对应的筹划方法，或者把筹划穿插进税法相对应的知识点里，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节省重复学习的时间，而且通过对税法知识的筹划运用，能激发学生对枯燥的税法知识的兴趣，两门课程相互促进。在开设时间上，最好将税法课程安排在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之后，这样学生有相关知识的基础，可以更好的理解税法及税收筹划的内容，提高课堂效率。（二）培养实践型教师，编写教材。由于目前市场上并没有税法和税收筹划合并的教材，国家又不断出台、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税收政策变化快，筹划方法时效性强、实践性强，既要依据最新的税收政策，又需要根据企业或个人具体的应税行为才能进行成功的筹划。因此对编写教材的教师要求高，既要能及时收集完整、准确的税收政策，又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因此学校可以在寒暑假期间为教师提供一定的实践机会，比如去企业或者税务局实践学习，让教师充分了解实践中的问题，避免编写出来的教材筹划方案脱离实际，授课时只是照本宣科，缩小理论和实践的距离。同时，鼓励老师考取相关执业资格证书，比如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培养专业型、实践型教师团队，只有这样的老师，编写出来的教材才能满足当下应用型本科的教学。在具体的教材编排中，可以将《税法》和《税收筹划》两门课程的内容进行合理合并，比如第一章介绍税法总论，即税收、税法的基本概念，税法的原则和要素等理论知识，第二章介绍税收筹划概述，即税收筹划的概念、特征，税收筹划要遵循的原则，筹划的目标等。通过前两章的学习，让学生明白税法不只是国家税收政策、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杠杆，纳税人还可以通过对税收政策的能动反应即税收筹划得到税收利益，合理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从而相对或绝对的降低自己的应纳税额。另外，市面上很多书籍对税收筹划存在错误的引导，很多人以为税收筹划就是偷逃税款，其实筹划和逃税、漏税等行为有着根本的区别。通过正确认识税收筹划，在一开始就让学生明白筹划和企业、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激起学生学习税法和税收筹划的兴趣。第三章开始正式进入具体税种的学习，分别是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大小税种，在每个税种内容之后分别安排对应税种的筹划，比如第三章为增值税，那么第四章为增值税的税收筹划，第五章为消费税，第六章为消费税的税收筹划，以此类推。建议将大小税种都列入教材大纲，根据重要程度对税收政策进行适当删减，必须要想办法化繁为简，帮助学生形成一个简明有效的知识体系，目的是让学生尽可能的了解每种税，重要的税种重点掌握，小税种简单掌握。在每一章的最后，建议将纳税申报的内容也加入教材编排，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在具体的课程安排上，分两学期开设，分别为税法与税收筹划（一）、税法与税收筹划（二）两门课程，税法与税收筹划（一）主要讲授增值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政策及筹划手段，税法（二）主要讲授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税收政策及筹划手段。这样，不仅解决了老师因时间少只讲重要章节的问题，也让学生有充分练习的时间，还为老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提供了时间条件。（三）更新筹划方法，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随着“互联网+”、5G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校税收筹划课程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高校应采用互联网技术，建立税法及税收筹划实训平台，与当地税务部门、税务师事务所、企事业单位建立实践实习基地，同时研发或使用税收政策、税收筹划教学APP软件，培训、鼓励教师录制MOOC或微课、让教师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及时收集最新税法政策，合理设计教学方案，科学运用信息化手段，对网络中浩瀚的税法资源做到有针对性的筛选，整合税法网络课程和传统课堂教学内容，根据最权威网站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最新的税收政策更新税收筹划方法，改善高校教师缺乏信息技术素养的现状，激发教师教学转型的内在动力。教师可以先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比如项目教学法、PBL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老师讲解主要税种自学小税种，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一般的探索过程也使得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各税种的理论知识后，让学生实训上机进行各税种的纳税申报，然后再通过案例和讨论等形式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自主进行筹划方法的探究。最后，让学生去实践实习基地亲身体会涉税事项业务。这样的课程安排一方面涵盖了现行税法理论、纳税申报以及合法筹划三项内容，与社会对高端税务人才的要求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属于层层递进式，既避免对内容的重复讲授，让知识具备连续性，在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掌握和记忆的前提下，提高其实践操作能力。在实际的教学中，由于不同的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力、理解力不同，有些同学对于老师讲的基本知识点就感觉有难度，而有些同学希望老师能多讲一些、多拓展一些深入的内容如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的内容，因此在传统课堂上，无法有针对性的辅导学生，对于不同程度的学生，老师可以在教学APP上设置不同的知识范围，指定所有同学必须掌握的知识点（即学校基本考点）、拓展的知识点（如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知识点），因材施教。

四、结语

希望我校通过《税收筹划》的教学改革，改善目前《税收筹划》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教师更新教学模式的意识，强化实践教学体系，扩大实践教学范围，扩充实践教学内容，充分发挥税收筹划的教学特色，发挥独立院校应用型本科的优势，在人才培养上凸显实务性，从而培养更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具有必要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掌握最新税收政策、税收筹划方法，涉税风险管控分析能力的高级应用型、复合型税务人才，为本科独立院校财税专业培养应用管理型的人才奠定基础。同时，也使我校《税收筹划》课程教学趋向合理化、信息化、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1］计金标.税收筹划（第6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应小陆,姜雅静.税收筹划（第2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

［3］刘宏伟,陈玲玲.纳税筹划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J］.教育经济,2019（11）.

［4］宋丽红.应用型高校《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科技创业,2019（11）.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3

一、财税法教学的目标不能游离于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之外

教育实践是以课程为轴心展开的。法学本科教育改革要调整的基本问题是培养目标问题，但核心问题是课程及其结构问题。因为一定的培养目标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课程设置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法学本科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具有工具价值，都应该服务于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因此，财税法学教学目标应围绕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来定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教育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法学在我国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在经历了的重创之后，为了摆脱诸如“幼稚的法学”之类的尴尬地位，法学教育特别强调其科学性和学术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改革，法学本科教育经历了从专业（职业）教育——通识（通才）教育的演变过程。通识教育模式实际上主要是以培养法学研究人才为目的，这种结果必然导致大量法学院系的毕业生进入法律实务界以后难以胜任和适应具体的法律实务，使学生的能力和社会的实际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1]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职业、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已经导致法律职业者的抱怨和社会舆论的抨击。法学教育界于是开始反思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强调法学的社会性，重视法学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并进一步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目标定位。关于法学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内涵，向来都是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是指以培养学生的职业品质为核心的教育模式，职业品质内在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职业信仰和思维方式，外在地表现为处理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2]其实，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本不应被看成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的两极。首先，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其次，法学教育不仅仅是职业教育，同时还是一种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有机结合。按照素质教育的思路，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心理素质高和适应能力强的能够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实际工作和具有法学研究的初步能力的通用法律人才。”[3]从适应这样一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要求来看，法学本科的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观念或教育目标而言，是一种以培养学生具有法律职业的基本品质和技能为目标的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模式，虽然它包括的范围和内容广泛丰富，既涉及本科课程体系和内容的设计安排，涉及思想品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等方面的内容，也涉及教学的方法和手段[4]。但法学本科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或核心要素，仍在于法律职业品质和职业能力的培养。

财税法是一门应用学科，特别是税法部分技术性较强，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本科学生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应该掌握财税法基本理论知识，具备财税相关职业的操守和技巧。但实际上学生通过课堂教学掌握的主要是财税法基本理论知识，职业技巧主要来源于财税实践，职业操守更需要在长期的财税实践中培养和形成。因此，素质教育的要求反映在财税法教学的目标定位上，就是在财税法教学中，不仅要重视财税法理论教学，而且要重视学生的财税实践活动，尤其要强调后者。但目前组织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财税实践，在时间安排和具体途径上都有一定困难。把财税法教师自身参加的财税实践通过一定的方式在课堂再现，或者直接把从事财税实务工作的人员请进课堂，虽然不能达到学生亲历财税实践的效果，但仍然可以弥补学生财税实践的不足，在教学中可以尝试。

二、财税法教学的目标定位应该体现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特征

法学教育同其他高等教育一样，其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培养服务于社会、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社会各个领域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凸现。法学教育肩负着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做好人才资源准备的双重历史使命,不仅要为立法、司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等法律部门服务,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培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法律人才。事实上，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择业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律职业，正如法律的调整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样，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可能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哪里有法律调整，哪里就可能有法学院的毕业生。即使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律师，在现代社会中也承担着众多的非讼事务，广泛参与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正因为如此，中国领导人在中共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曾多次强调，中国搞市场经济需要三个30万，即30万律师、30万注册会计师和30万税务人员。[5]而这三个30万中都有可能包含着大量的法学专业毕业生。现代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要求法律人才在知识结构上具备法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懂经济、企业管理、财务会计、金融、税收，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处理一些综合性、交叉性问题。财税法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原本应当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财税法学理论研究相对滞后，财税法作为经济法的内容在教学中长期被忽视。随着我国财税法制建设的推进，财税实践活动日益丰富，近几年司法实践中各类涉税案件不断增加，很多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明显暴露出财税法知识的欠缺，给案件审理带来一定困难。例如有的法官不会计算义务人的应纳税额，就不能对案件准确定性。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局部知识的欠缺，背后隐含的却是思维模式上的欠缺。

按照何勤华教授的观点，法律思维包括两个涵义，一是站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立场上来思考和评价周边存在的一切人和事；二是在说一件事、想一件事或做一件事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法律的要素，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和法律相联系。和其他思维相比，法律思维强调平等性和权利意识，强调规范性和服从意识，强调程序和证据，强调理性，排斥感情。也有学者提出法律思维是一种抽象思维，法律人应该善于逻辑的思辨，训练学生法律思维的最佳课程是民法、刑法和外国法制史。这种法律思维模式实质上是重视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定性分析，把法律作为一种事后救济的手段，用来判断行为的性质。然而，在现代社会，法律已经主动地融入了经济活动的过程，并努力把经济活动的风险控制在事前或事中，非讼业务也因此大幅递增。经济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法律追求经济活动中各方主体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废，这一点在财税实践中表现尤其突出。财税实践涉及预算、财政资金流动、税收征收、税务和争讼、税收筹划甚至企业管理和财务会计等多个环节，处理其中的实体法律问题，既要定性分析又要定量分析，有时定性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定量分析。法学专业招收的文科学生占多数，对于文科学生来说，定量分析属于薄弱环节。社会实践要求法律人才具备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缜密的思维模式，财税法的教学应该扬弃传统的法律思维模式，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定量分析的能力，训练学生对数字的敏感，使学生通过财税法这门交叉学科的学习，拓宽知识面，更好地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在教育领域也应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原则具体到教育领域应当是两个层面：一是在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在教师队伍建设中，以教师为本；二是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本。两者缺一不可。其中以学生为本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活动，把学生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变成一个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不应让学生像野花那样“自然成长”；二是要以学生为主体，给学生提供最大的选择机会，包括学习时间、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等等，要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得到最大的张扬。简单地说，以学生发展为本，就是要使学生对教育享有“参与性”和“选择性”，给学生以最大的学习自由，重视学生的个体需要。[6]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4

税金计算、上报、筹划等涉税业务的处理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其中税收法律法规是核心（简称“税法”）。税法必须以保障税收活动为其存在的理由和基础，而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使得涉税业务处理必然要用到财政学中所学的基本知识。财政学需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结论，使得涉税业务处理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税金核算业务要遵循会计核算制度，涉税业务处理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知识。可见，涉税业务处理已打破了各课程体系之间的分界，需融合多学科知识。融合多学科理念的涉税课程内容上必将是零碎分散的，必须挖掘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加以归纳总结，将知识系统化。

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和整体变化性，决定着国家为实现特定时期的调控目标，会不断调整税收法律法规，这必然影响涉税业务实践操作。时效性要求教学紧随税收政策法规的调整步伐，不断更新、充实、完善，也要求教学过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和品质。基于本科阶段涉税课程特征，涉税课程教学应坚持学科融合、强化实践、注重思维能力与思维品质的培养。

二、教学团队建设

（一）师资素质要求

（1）融合多学科知识背景。涉税课程多学科融合与交叉的特性要求授课教师须具备相关学科知识背景，用以诠释“企业涉税”课程的教学内容。（2）归纳总结能力。融合多学科理念的各项税收法律规定内容零碎分散，教师须具备挖掘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加以归纳总结，将理论知识系统化的能力。（3）实践能力。以提升学生实践操作技能为企业涉税课程教学的重心，要求教师熟悉企业涉税处理工作流程，并能准确处理涉税事务，从而有的放矢地组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4）与时俱进完善知识结构。涉税课程教学内容的时效性，要求教师具备随着税收政策法规的调整不断更新、充实、完善知识结构的能力。

（二）团队建设措施

在课程建设主持人统筹下，吸引自愿参与且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教师参与课程模块建设。特别是要将具有丰富实践经历的校外相关资质人员引入到课程建设过程中，从而保证课程团队年龄、职称、学历结构合理，实现校内外教师的相互交流，协同发展，保证课程建设内容从实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形成稳定的教学团队后，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如相互听课、集体备课，交流研讨会，外出实践等，以体现课程特性，保证教学质量。

三、教学大纲建设

课程教学大纲作为纲领性文件，对教学质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课程建设的首要内容。

（一）以生为本

教学质量在于在教师指引下学生在一定学习期限所达到的思想觉悟、品德修养、知识储备、智能开发和身体素质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讲，学生是课程学习的主体。因此，课程教学大纲编制应让学生参与，关注学生需求，在师生交流的基础上，以学生为核心设置教学大纲课程目标、内容、重难点等，并增加学生能够使用和学习的内容。

（二）课程目标

教学大纲编写时应注重引导学生进入“纳税人角色”，以强化其辨析、计算、申报、筹划主要税种的实践操作能力为课程目标。

（三）学时安排

围绕课程目标，合理安排理论与实践教学学时，见表1。

（四）课程内容

中国现行20几个税种中，实际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涉及率较高的主要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课程内容应以此为重点、难点。税法模块教学内容以理论讲授增值税法、消费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等关键税种法律法规为重点，对于房产税法、车辆购置税法等财产、行为税法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讲授为辅，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单项实训模块课程内容以每一税种税法模块为基础，各税种税法理论授课初期提供企业具体经济活动资料，要求学生待各税种税法模块课程结束后完成专项课程实践任务，并提交实训成果，检验单一税种理论知识的消化和理解，以培养学生单税种实践操作能力。综合实训模块内容由两部分构成：安排学生对周边企业调研，对比分析企业应交的主要税种与实际交纳税种，撰写企业税种调研报告并相互交流；学生根据企业综合经济业务资料，分析判断企业应缴税种类，计算各税种税额，规范填写各税种纳税申报资料，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考核

针对课程模块构成的综合性，实行理论基本知识考核、单项实训日常考核、综合实训日常考核3种考核方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以综合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3部分考核均采用百分制，各占总评定成绩比重：理论基本知识考核占60%，单项实训日常考核占20%，综合实训日常考核占20%。理论基本知识考核以税法期末卷面考试为主，以单选、多选、改错、计算分析等方式开展。单项实训日常考核以单项实训基本技能考核为主，结合出勤、课堂提问、资料查阅、实训成果等成绩评定方式，评分比重：实践实施过程占60%（包括分析能力、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实训成果占40%。综合实训日常考核以综合实训基本技能考核为主，结合出勤、调研报告、实训成果等成绩评定方式，评分比重，实践实施过程占60%（包括分析能力、合作能力、解决能力），实训成果占40%。

四、教学资源建设

（一）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载体，是把教育思想、观念、宗旨等转变为具体教育现实的工具，对于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应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结合课程特色，编写具有自身特色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结合涉税课程特色，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编写应注意以下2个显著特点。（1）与时俱进性。鉴于当前税收法律法规一直处于调整状态，税法模块教材不易编写的过于详细，应重在阐述各税种法律法规的基本原理及其构成要素，通过不断更新教学参考资料内容反映立法和征收实践中法律法规的变化情况。（2）实践性。坚持内容与实践统一。单项实训模块与综合实训模块内容来源于企业，反映实际经济业务涉税处理本质，注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方便，学生在阅读时容易理解。

（二）网络教学资源

涉税课程内容的时效性特色，决定了涉税课程学习不是阶段性学习过程，而是终生学习过程。网络上的学习资源可使终身学习成为可能，因此，网络教学资源也是课程各模块建设的重要内容。涉税课程网络教学资源主要涉及课件、讲稿、测试题库、案例、问题解答、各类网络媒体素材等。网络资源建设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1）合作性。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过程中课程建设主持人要对工作合理分配，以发挥教学团队的合作优势。（2）实用性。保证网络教学资源的素材来源于实践。（3）共享性。网络教学资源的素材既可为课程团队教师提供借鉴，也应是教师与教师间、教师与学生间、校外与校内间相关交流的平台。（4）动态性。注重网络教学资源内容的及时修正，以反映税收法律法规实践中立法、执法的动态变化。

五、教学方法探索

根据教学大纲，结合课程特色，运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开展会计学专业涉税课程教学是必要的。

（一）实物信息式教学

各税种税款从计算到缴纳涉及大量信息及数据，教学中应将经济业务的各涉税环节全面演示，对所涉及的表单证进行详细说明，将要领讲解、实际操作等教学环节有机融合。对于难以用口头、板书展示的，可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以Flash、音频、视频、Word文档等形式制成课件直接使用。这样可使理论与实际结合，增强学生感性认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二）启发式教学

涉税课程内容的时效性特色，决定了教学过程中应考虑到会计学专业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精神。教学中避免过分注入式教学，注重发挥教师指导作用，适时运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让学生发展自我调控能力，掌握学习方法，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三）技能式案例教学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5

税法学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开始被接受。但是税法学在我国毕竟进入法学教育才十余年，还很不规范，大多数学校法学专业还不是作为一门课程，仅仅是作为经济法学的一章简单介绍一下，税法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它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应该等到提升，成为法学专业骨干课程。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都是作为法学的必修课程。如果税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需要建立自己科学的、规范的理论体系。目前，税法学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体系不规范、内容不稳定，名称不统一，缺乏一个统一的教学大纲约束。

为了更好规范税法学的内容体系，笔者提出如下几个问题与同行探讨。

1、关于税法学与税收学的区分问题

目前作为法学教育的税法学与作为财经类的税收学体系过于接近。固然，二者的联系以及内容有一定的相互重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毕竟这两门课程分别属于不同的两个学科门类，应该有各自的逻辑体系。

首先，税法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法学而不应该是经济学。应从税收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来构筑税法学的理论基础，以此与税收学相区别。税收学的基础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对税制进行经济学分析，探索税制各要素与经济变动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断优化税制结构，达到税收的最佳调控目标。税法则是从宪法权利（权力）出发确定权利、义务，并使这些权利、义务得以实现作为研究的目标。

其次，税法的原则也不应该借用税收学的原则。亚当斯密、瓦格纳以及当代经济学家提出的税收理论和原则为税收法律制定和实施奠定了理论条件。税法的原则不应停留在这一层面和角度上，而应结合税收的立法和执行特殊性，总结概括税收立法、执行过程中带有共同性的准则。这些准则即要借鉴税收理论和原则，又要具有鲜明的法学特征，还不能照搬法学共有的原则，反映税法的特殊规律。如税收法定原则、无差别待遇原则（平等原则）、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服务原则等等，都是税法学值得高度重视的原则性问题，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税法固有的规律性东西会被发现，并逐步取得共识。

再次，税法学所阐述的内容具有规范性的特征，而税收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税法学作为法学学科与刑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学科一样，其内容体系应主要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学理阐释，不排除必要的理论探讨，但所阐明的规范必须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不能用理论探讨代替现行的法律规定。而税收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主要应研究税收理论基本规律、范畴概念、历史、各派学说等，属于理论、制度和政策方面，对税法有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2、关于税法与财政法的衔接问题

税法与财政法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税法学引入一部分财政法的内容是必要的。但是，二者也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财政法是调整国家在财政管理活动中与财政管理相对人所形成的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包括财政政策、财政原则、财政活动方式和程序以内的基本法律制度，所涉及的内容有：预算、税收管理、国家采购管理、财务会计管理、国债发行与管理、转移支付、财政监督和法律责任等部门法律法规。

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财政法律体系中不可避免会涉及税法的内容，国务委员财政机关也属于国家税务主管机关，国务院的税收法规大部分都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签发。但是，省以下各级财政机关则不是税务主管机关。税务主管机关和税款征收机关也不是一回事，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作出的减税、免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所以税法与财政法有必要分离，税务机关的执法权限不应纳入财政法体系之中，财政部门的执法权限不宜扩大到税收领域，以防止地方政府过多过滥的地方政策。

与税法联系较密切的财政法内容主要有宏观财政政策、分税制财政体制、税款缴库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内容，这些应包含在税法学内容体系之中。与税法虽有关系，但在体系上没有直接联系的内容，不宜引入税法学。

关于财务会计管理，财政部门与税务机关职能有交叉。根据<<会计法>>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内的会计工作。”这一规定明确了财政部门是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但是，在税务、审计、金融等部门的管理职责中也也涉及会计工作，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税务机关有账薄凭证管理权。这是税收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管理，才能正确确定税基和计税依据。因此，税务机关对账薄、发票和其他会计凭证的管理是必须的。另外，由于我国施行税法与会计法适当分离的原则，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过程中，需要对会计项目进行调整，对二十余项指标的调整形成了独立于会计法的税务会计。这些内容应包含在税法学当中，而财政法涉及会计工作的内容主要应是会计制度的制定、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工作的监管、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等。目前税务会计内容大多数税法学教材尚未列入。

3、税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

经济法学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内容体系都比较混乱，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税收法律制度被收入宏观调控法部分，但是在内容上却没有以税收的调控职能作为重点，而是介绍税收和税法的概念以及税法的基本制度为重点。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经济法学的宏观调控内容中应该涉及，但是应把握好角度，应围绕税收和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手段）加以阐述，而不应该在这很小的篇幅内全面介绍税法，主要应讲清楚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是如何发挥其调控职能的。

根据我们十余年税法学教学的实际情况看，税法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是学生反映最难学的学科，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为基础，如会计学、经济学等，而目前法学专业学生这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需要老师在课堂上根据税法学需要引入相关知识并进行解释，学生才能理解。如果按照<<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的税法在经济法学二十四章中的一章来讲，学生可能连起码的概念也建立不起来。

另外，经济法应是一个学科而不应是一门课程，如果作为一门课程的话，也只能称之为经济法总论或经济法概论，侧重于经济法的概念及研究对象，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以及体系和内容的概述，为学生进入其他经济法律部门的学习奠定基础。如果经济法学把目前所涉及的法律领域的法律制度都收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6

一、中国税法学研究落后的成因分析

税法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不是按传统的调整对象的标准划分出的单独部门法，而是一个综合领域。其中，既有涉及国家根本关系的宪法性法律规范，又有深深浸透宏观调控精神的经济法内容，更包含着大量的规范管理关系的行政法则；除此之外，税收犯罪方面的定罪量刑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税款的保护措施还必须借鉴民法的具体制度。因此，将税法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研究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宪法学热衷于研究国家根本政治经济制度而无暇顾及税收行为的合宪性时，当经济法学致力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而不能深入税法的制度设计时，当行政法学也只注意最一般的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原理而难以触及税法的特质时，将所有的与税收相关的法律规范集合起来进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显得尤其重要。这样可以博采众家之专长，充分借鉴相关部门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税法的体系和内容更正完整和丰富。

然而，当前我国税法学研究的现状是，主攻方向不明确，研究力量分散，研究方法单一，学术底蕴不足，理论深度尤显欠缺。经济学者只重视税收制度中对效率有重大影响的内容，法学家们也只满足于对现存规则就事论事的注释，税法在法学体系中基本上属于被人遗忘的角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深入，依法治税越来越成为人民日益关心的现实问题。人们不仅关心税收行为的经济效果，更关心如何通过周密细致的法律措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税法的功能不仅在于保障政府正当行使职权，同时也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对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运转，不至于侵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恰恰在后一点上，我国税法学的研究相当薄弱。如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税收征管程序优化设计，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等，都是我国财税法学研究亟待加强的地方。

所以，总体来说，中国税法学目前仍然在较低水平上徘徊。由于中国税法立法数量多，涉及面广，其中法律规范的内容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性，所以人们勉强还能接受税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存在，不管在位阶上它是属于财政法、经济法抑或行政法；然而，就现状而言，中国税法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的确令人担忧。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首先，应该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其次，应该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再次，还应该产生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最后，该学科应该具有丰富的、可待挖掘的理论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对照这些要求，我们惭愧地发现，中国的税法学研究的确刚起步，用“幼稚”一词进行描述并不过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法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的复兴和发展时期。而其中税法学的研究更是晚了将近10年，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产生和发展。（注：倘仅从时间上看，我国第一本专门的税法学著作应为1985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的、刘隆亨编著的《国际税法》，但一般认为，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隆亨所著：《中国税法概论》一书标志着我国税法学的形成。参见刘剑文：《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载《经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不过，这虽然是中国税法学研究滞后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是我们认为其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现象。因历史原因耽误的法学学科并非只有税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等传统学科同样难逃厄运，可是它们现在却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10年来法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领域是行政法学，它的起步可能比税法学更晚。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行政法学还只是停留在利用教科书对现行行政法进行注释的阶段，而今行政法学硕果累累，傲然屹立于法学之林。除此之外，还有环境法学等新兴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也都说明了历史原因并不是中国税法学研究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其他学科的最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税法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税法学并不是不能够从事现行法律规范的解释工作，相反，解决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税法学的天职。税法的解释，既有利于法律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又有利于税法的普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同时也是每一个国家法制和法学发展史上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税法学者在参与税法活动的各个环节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一定与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乃至守法者的视角完全吻合，这样才能保证它作为一门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总体来说，税法学的视角应该比参与税法活动的其他任何人的视角更能把握问题的实质。要锻造税法学这种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有赖于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税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税法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征纳过程中税款的计算、税收优惠的程度等具体的问题，更会着意将自己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关心自己在法律体系的地位，关心自己与其它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等；也只有税法基础理论才能够使税法内部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畛域分明。可以说，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税法学能否独立地成为一门法学学科，也决定了税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反观中国税法学界，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是在税法基本原则、税收基本法方面有一些介绍性的论述（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刘隆亨等：《制定我国税收基本法应具备的特征》，《法学杂志》第1997年第1期；刘剑文、熊伟：《也谈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研究》1997年第5期；刘剑文：《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张宇润：《论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陈学东：《浅论税收基本法的调整对象》，《杨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李刚：《对税收基本法几个问题的认识》，《财经研究》1996年2期；华国庆：《制定我国税收基本法刍议》，《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郭勇平：《关于我国税收基本法中税收司法体系的立法思考》，《杨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徐志：《我国税收基本法之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1期。），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张登炎、侯绪庆：《论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湖南税专学报》1995年第1期；何小平：《税收法律体系论要》，《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贺玉平：《论税收法律关系》，《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王成全：《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税法与其它法律部门的互动研究也只是在借鉴民法债权制度方面有一些初步成果。（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首闻：《略论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张守文：《论税收的一般优先权》，《中外法学》1997年第5期；杨小强、彭明：《论税法与民法的交集》，《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杨小强：《论税法与私法的联系》，《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杨小强：《日本地方税法中的民法适用及启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程信和、杨小强：《论税法上的他人责任》，《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费锦红：《试论税收优先权与抵押担保债权》，《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6期。）至于国内目前唯一的一本基础理论方面的专著，也只能看成是有关税收基本法的论文集，其内部的体系还有待完善，且总体来说，说理尚不够透彻，受税收实务部门起草的《税收基本法（草案）》所定框架的影响过大。（注：参见涂龙力、王鸿邈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但不管怎样，这些成果毕竟对中国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有助于中国税法学的理性成熟。（注：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税收经济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也在关注税法学的进步，并取得了令人称许的成绩。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许善达等著：《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许建国等编著：《中国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税法学研究方法尚显单一。这首先表现为税法学对税收学的长期依赖状态。从学科关系上看，税法学和税收学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个对象，其内在的相通性是毫无疑问的。由于税收学的研究较税法学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在税法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有意识地合理借鉴税收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确的，它有助于节省时间、加快进程。再加上税法学本身的特性所致，很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税法学的发展离不开借鉴税收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然而，这二者毕竟分别属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不同性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税法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它所关心的焦点可以在某一点上与税收学相同或相通，但是在更多的方面，应该是不同于税收学的。从税法学的研究整体及其发展过程中来看，税法学研究长期过分依附于税收学研究，连许多税法学研究的成果都是税收学界的人士在专攻税收学的同时附带地作为一个新领域开拓出来的，这就难怪人们善意地责怪税法和税法学“活性”不强了。（注：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的确，仅仅从税法学的角度研究税法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学科局限性的影响。因此，应当从税法学自发的需要出发，在研究过程中合理借鉴和参考税收学的内容，而不是从税收学的角度出发去裁剪税法学，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法律角度研究税收问题。

如果说以上所述的税法学在处理与税收学的关系时是过于机械的话，那么，税法学在处理自己与法学其他学科的关系时就是失之狭隘了。实际上税法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投资法学、冲突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税法学应该善于站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的高度处理税法问题，税法学也应该吸收和借鉴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的具体概念、原则、制度等研究成果；此外，作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国家依法调控经济之理念也应随时指导税法学的研究和实践。总而言之，税法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它必须借鉴其他法学学科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税法每天面对的都是日新月异、快速运动的社会经济生活，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税法学首先必须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知识对其加以理解和接受后，才有可能回到自己的领地上研讨出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如果税法学研究时带有明显的学科狭隘性，就税法论税法，而没有将其放到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联系中，或是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中加以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必定有失允当，难以为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所认可。我国税法学研究长期以来的确表现出缺乏兼容性的弱点，很少有人主动地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反却总是愿意亦步亦趋地围绕着现行税法，要么着力论证变革旧税制，实施新税法的合理性，要么对现行税法提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意见。这充分说明了税法学缺乏学术远见、安于现状，同时也再一次展示了中国税法学的不成熟。

3.税法学研究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虽然我们对于税法学机械地照搬照抄税收经济学的内容持批评态度，但是研究税法学又的确不能不掌握税收经济学，否则研究不可能深入下去。这主要是因为税收立法关于税种选择、税率确定以及减免税的幅度等方面的决策都必须要考虑它们可能带来的经济效果，而税收经济学对此已经有成熟系统的研究，因此税法学完全可以合理借鉴。比如税收经济学对各种税种之优劣比较、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衡量及其演变，税收的宏观与微观经济效果、不同历史时期税收的职能之发挥，以及课税的理论依据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这些对于税收立法观念的形成意义重大。（注：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以为，税收学与税法学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因为税收法律关系与税收关系从来就是合二为一的整体，理论上所谓税收法律关系是对税收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产物的提法只是学者们为了显示自己学科的特定价值而人为的区分。所以，完全可以说，税法学是研究如何对税收关系进行法律规范的学科，税收学是研究如何对税法进行经济分析的学科，二者研究对象重叠，研究视角各异，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研究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共享。参见刘剑文主编、熊伟副主编：《财政税收法学者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7页。）税法学者所要作的，不否定税收经济学，而是在充分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超越它，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积极主动地运用这些知识填充自己的体系大厦。为了使税法学学者的眼界开阔，摆脱狭隘性的束缚，首先“当然要致力于本部门法、本学科的研究，要钻进去；但也需要顾及相关和相邻的部门法和学科，要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为此，有时需要跳出来，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统观整个法的体系和法律科学体系的全局。”（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要做到这一点，必然要求税法学者的知识结构不能过于单一，不能因为研究税法就不愿意涉猎其他领域。如果不具备深厚的法理学基础，如果不能够站在财政宪法的高度考察税法的本质要求，如果不能理解税法从民法、刑法、行政法或诉讼法、国际私法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制度的准确含义，税法学在这些学者眼中无非只是如井底之蛙所能看到的天空一样。同理，税法学内部的研究分工也不宜太细，研究税法学基础理论的学者，必须同时对各个具体税种法或程序法有所了解；专攻税法学各专门领域的研究人员，也不仅应当从整体上把握税法学研究状况，还应当适当掌握税法学其他部分的研究信息。而我国税法学研究人员在这些方面都比较欠缺，国际税法、国内税法和外国税法不能连为一体，不愿意横向地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导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难以产生。

4.税法学研究缺乏理论资源。同样是受“”的影响，民法学和刑法学在停滞十余年后能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蒸蒸日上，行政法学也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这与重视理论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是有着很大的联系的。以民法学为例，民法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发展史，国外的法典、学术史料浩如烟海，新中国成立前也有过短暂的繁荣时期，而台湾地区对民法学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且早已达到很高的水准，这些都是民法学能够在短时期内恢复活力的重要条件。中国民法研究恢复起动后，民法学界非常关心挖掘这些理论资源并孜孜不倦地加以学习和汲取。翻译外国著名民法典和民法学著作，校勘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引进台湾的专门著述，使得民法学有条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突破。这是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超越的发展规律。税法学并不是没有理论资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税法首先在德国独立以来，税法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颇具价值的成果，其中德国的税法学者研究最为透彻，日本次之。我国台湾法学界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重视税法学的研究，并迅速在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领域出版了大量的文章、专著，其研究偏重于理论概括和逻辑统一，深受税收法定主义思潮的影响。（注：参见杨仁泽：《现代“租税法”之评介与研究》，载台湾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第33卷第4期。）发展至今天，台湾税法学者更倾向于站在财政宪法的高度，利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在要求，对各种现行立法全面进行理论检讨和得失评点。（注：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中国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这些都是税法学宝库中的瑰宝，是我们继续从事深入研究宝贵的理论财富，不千方百计地试图挖掘其合理内核，却完全不顾其存在而只是在一些细节末节上隔靴搔痒，这是一件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情。遗憾的是，中国税法学界很少有人专治于外国税收学名著的翻译，至今为止只有日本学者金子宏的《税法原理》在大陆翻译出版。（注：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而台湾学者的著述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难以与大陆读者见面。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已有资源的无端浪费，另一方面是中国税法学研究的低水平徘徊，这对有志于继续从事税法学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然，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责怪他人不去从事经典文献的翻译和挖掘工作，因为外语是税法学研究者知识结构中不言而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法学者最起码应该掌握一门外语才有可能深入从事研究，其中尤其德语和日语为最佳。而何况，真正应该去尝试翻译的艰辛，为税法学的繁荣兴旺修桥铺路的，应该是税法学者们自己，而不是他人。

二、加强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对策与方略

面对严峻的深层次问题，税法学实在再不应该为其表现的出版繁荣而盲目乐观。蓦然回首，人类历史上影响巨大的20世纪已悄然隐退，税法学与税法学者们都已经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中。要想使税法学在新千年和新世纪的滚滚长河中有所发展，税法学界任重而道远！就其近期规划而言，我们主张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期促进税法研究尽早走向正轨：

1.加强合作研究。为了适应依法治税的需要，促进税法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有的学者主张“团结全国现有的从事税法教学、研究工作者与从事税收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者，把现有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研究转化为方向明确、有规模效益的研究，把过去院校研究和业务部门相脱节的情况转变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教学科研部门和业务部门密切联系，把零星的间断的对外联系变成有组织的、系统的对外交往。”（注：见刘隆亨：《中国税法学研究会筹备工作的报告》，《税法研究》1998年第4期。）的确，中国税法学界面对税法的落后状况，迫切需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科研投入，发挥规模效应和避免重复研究。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只要有助于开阔思维，知识互补就行，如：(1)加强课题合作。下达科研课题的单位不妨有意识地设置优先考虑条件，鼓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研究者们开展横向合作。通过这种合作有助于集思广益，加强研究人员的凝聚力。且因为研究的需要自愿组合，优势互补，并无操作上的困难之处。(2)发挥中国税法学研究会的职能，通过年会、小型研讨会、项目论证会以及创办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将之建设成中国税法学研究的一个堡垒，为科研合作提供条件和机会。（注：中国税法学研究会已于1998年3月28日成立，它是全国税法学界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者自愿参加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见《税法研究》1998年第4期。）(3)创办《税法论丛》，使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集中地得以发表，发挥理论辐射作用。《税法论丛》应该保持高规格、高起点，代表着中国税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使之变成中国税法学者的一个繁荣温馨的理论家园。

2.培养税法人才。税法教育在各个综合性重点大学的法学院系和各专门政法院校中的本科阶段很难进行得非常深入系统。在有限的课时内要求将税法总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由点到面地全部讲透不大现实，只可能走马观花，难于深入。而在专门的税务院校和财经院系里又不大可能对税收从法学的角度涉及太多。但是随着税法的日益复杂以及税法与其它法律部门联系的日趋紧密，涉税诉讼的增加和税法风险防范意识的加强，税务部门、企业对高层次的税法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在本科教育阶段加大税法学的课时量，而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强调更侧重于通过对基础理论的灌输培养学生自觉的税法思维习惯和解决具体税法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这样做一方面满足了实务部门对真正的税法专业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这些人继续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税法学科研人员的培养主要还是要通过研究生教育的形式，以硕士、博士、博士后的纵向梯次结构引导有志之才不断攀登，培育税法学研究的后继人才，为税法学在不久的将来之兴旺发达积聚力量和资源。

3.重视基础理论。我们一再提到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一旦缺少它，税法将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生命与活力再也与它无缘。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实际即是要进行“税法的法理学研究”，将税法理论及其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放到税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讨，使其为税法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税法学自身出发，对税收及税法的起源、原因、性质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税法活动，而从具体的税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的法理，这样才可能引导税法学走向成熟。重视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还需要关注税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随着税收法定主义思想在各国的普及，宪法对税法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和规范，税收立法、执法的每一个环节不仅要考虑是否合法，更要考虑是否合宪。不少学者站在财税宪法的角度研究税法，不少国家有专门的机构对税收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是否违宪进行审查。如果这种观念也能够通过税法学者的研究和宣传在中国得以普及，税收法治将不会再是一个遥远的梦。当然，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税法基础理论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等相关科学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7

一、普法对象

一是全市地方税务系统所有税务人员；二是纳税人及社会各界。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个体工商业户等“五类”人员的税收法制宣传教育。

二、普法内容

按照“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全市地税系统开展2012年度普法工作，既注重对外部的税收宣传，又抓好对内部的教育培训。

对税务人员继续进行宪法、税法及其他与履行职责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教育。一是要加强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每位税务人员都要认真学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切实推进“三和”地税建设。二是要着重开展税收政策法规的学习教育。市局将重点抓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配套规定、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修订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税法知识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三是要积极开展与履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组织开展刑法修正案（八）及渎职侵权犯罪规定、行政强制法、人民调解法、保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进一步增强广大税干依法行政的能力，防范税收执法风险。

对纳税人要继续宣传普及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一是根据纳税人行业特点、缴纳税种和经济类型，开展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辅导，积极帮助纳税人利用好税收政策。二是针对税收征收实体法，开展好营业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政策法规的宣传，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力度，加强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辅导，做好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申报纳税宣传。三是继续深化税收征管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程序法的宣传教育。四是广泛宣传税收性质和职能作用，积极宣传法律、法规赋予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切实增强纳税人的税法遵从意识。

对社会各界要强化税收性质、功能及税收基本知识的宣传，努力增强全社会的税法认同度和协税护税意识，积极营造良好的治税环境。

三、普法方式

(一)系统内部

各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坚持带头学法制度，利用政治业务学习时间，以法制讲座、法律专题讨论等形式开展学法活动，年度集中学法不少于四次，时间不少于8小时。通过专题法制讲座、脱产培训、地税讲坛、网站在线学习等多种形式，不断加大法制教育力度。严格实施干部学习培训学分制管理和考核。把税收法制知识作为“每周一题、每月一考”、全员业务轮考、业务竞赛和岗位能手评比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加强全员自学法律制度，并充分利用好《干部法律知识读本》、《公务员法律知识读本》、《法律基础知识》等普法教材，全年自学不得少于40学时。

(二)系统外部

充分利用“12366”纳税服务热线、地税门户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电视、报刊等渠道进行税法宣传，定期举办“地税与您相约”专场咨询培训、重要涉税事项新闻会，突出对新出台的税收政策的解读，加快税收政策传递速度，不断提高税收宣传服务水平。继续通过《日报》“地税”专栏、《政民连线》、《政风行风热线》等宣传平台大力开展税法宣传。举办讲座、辅导、交流座谈会等，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开展形式多样的个性化税收宣传。继续加大稽查案件公告力度，集中反映重大涉税案件查处、税收专项检查和发票专项整治成果。对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及时曝光，教育广大纳税人，震慑不法分子。

大力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继续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各单位要在宣传联系点和税收宣传教育基地经常性开展税法宣传、咨询，并要结合工作实际有所侧重。精心组织开展第21个“税收宣传月”活动。积极组织参加“江淮普法行”、“12.4”法制宣传日活动。面向青少年税收法制宣传教育基地，利用主题班会、课外辅导、地税开放日、税法知识竞赛等形式，把税收知识纳入学校第二课堂。开展税收志愿者深入重点企业进行税法宣传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活动。

四、普法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各单位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每年至少要召开1次会议，研究部署普法工作。要结合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合理安排普法内容，增强实效性。法制机构、法制员要认真履行职责，抓好具体工作落实。市局政策法规科将定期组织普法工作实施情况的督导、检查，促进年度普法计划落实。

(二)深入宣传，增强实效

宣传对象上要扩大影响力，宣传形式上要赋予创新力，宣传内容上要增强渗透力。要结合日常办税服务、征收管理、税务稽查等工作，将税收宣传融于纳税辅导、咨询和个案查处中，形成遵纪守法、诚信纳税的良好氛围，切实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税法遵从意识。各单位要重点围绕税收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方面的亮点和举措、“法律六进”等专题活动的新经验新做法、开展各种专项法制宣传教育情况、法治文化建设的经验做法等方面开展普法信息的采写和报送工作。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8

为了更好规范税法学的内容体系，笔者提出如下几个问题与同行探讨。

1、关于税法学与税收学的区分问题

2、关于税法与财政法的衔接问题

3、税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9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基本税法知识范文篇10

前言

第一章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税收与税法

税收的起源·税收（法）的本质·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第二节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

税法的价值的概念与含义·税法的基本价值

第二章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第二节税法公平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

重新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为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三章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由税法公平价值研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第一节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第二节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立法方面：在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下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执法和守法方面：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为依法治税创造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前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2]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四、五年的时间；[3]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4]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所以，加强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就成了税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因为，其一，唯有奠定坚实的基本理论的基础，才能构筑并建设好税法学学科的大厦；其二，也唯有在税法学基本理论方面下工夫，才能凸现税法学研究与税收学研究之间的区别，从而改变长期以来税法学实际上依附于税收学的非正常状况。

笔者之所以选择“税法的公平价值”为题，既欲以不逮之力填补税法学研究目前为止之空白，又图凭非分之心反思税法学之基本理论进而为修正、完善之事。换言之，笔者意欲集研习税法学两、三年来于税法的本质、概念和特征、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税收法律意识等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所思所想，以“税法的公平价值”一题为点，切入并进而扩展至整个税法学基本理论。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5]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其间，虽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6]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本文所探讨的“税法的公平价值”即是上述“契约精神”于税法领域的展现。换言之，笔者是在所谓“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请允许我暂时如此称呼）的基础上展开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索和讨论，并试图由此发散和折射出笔者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问题的若干思考。至于其全面、深入的研究及体系的构建——即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则有待于笔者日后在导师提携和学友帮助之下循序渐成。

第一章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如前言所述，传统税法学由于支撑其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的偏误等两大根本原因，逐渐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仍于其理论框架中再行制度注释甚或“理论创新”之举，对中国税法之跨世纪变革，或曰其现代化并无多大裨益。故笔者意欲在所谓“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本题的讨论。而水自源来、木从本出，对现代税法学加以大致描述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从税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税收和税法等基本概念加以界定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本文对税法公平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为了明确作为理论工作者准确使用概念和范畴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因对概念和范畴理解的不一致而引起无谓的争论。[1]换言之，本文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讨，是建立在笔者对税法学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乃至对税法学基本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税收、税法与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和税法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似乎已经成为税法学者应当牢记的第一条规律。[2]因此，在界定税法概念之前明确税收的含义也就成为一种惯例。而本文正是在解决了税收起源、亦即税法本质问题的前提下，来界定税收概念的。

税收的起源[3]

“‘自从恺撒奥古斯都以后，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课税。’（《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事实的确如此，从那时起，世界一直处于‘恺撒时代’”。[4]在税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早期，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税”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而“征税”也是国家顺理成章的权利（力）；但是，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最初来源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荷兰伟大的法学家和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Grotius）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全的联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5]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Hobbes）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按约建立”的“政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包括征税，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够“御敌制胜”。[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思想家洛克（JohnLocke）在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时，提到：“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专章（第十三章──笔者注）论述了“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8]而作为社会契约观念集大成者的卢梭（Rousseau）则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对他而言，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9]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引者注），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10]所以，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s）或“公共需要”（publicnecessity）[11]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之一的税收和法律手段之一的税法，其经济调节等职能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加以充分运用。今天，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向国际化和全球趋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在继续加强竞争立法、排除市场障碍、规制市场秩序、维持市场有效竞争，并合理有度地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需要。[12]

税收（法）的本质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理论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交换”（exchange）是经济分析法学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律现象时所使用的基本经济学术语之一。该学派认为，两个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对主体双方都有利的行为；第二种是对主体双方都不利的行为；第三种是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的行为。经济分析法学家们把第一种行为称为交换，而把后两种都称为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也可以被认为是交换的一部分；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13]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14]所以不存在一方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要多于另一方的情况，也就不产生将一方仅界定为“权利主体”而将另一方仅界定为“义务主体”的问题。[15]

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又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Posner）认为：[16]

税收……主要是用于为公共服务（publicservices）支付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revenuetax）[17]应该是那种要求公共服务的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s）的税收。但这就会将公共服务仅仅看作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而它们之所以成其为公共服务，恰恰是因根据其销售的不可能性和不适当性来判断的。在某些有如国防这样的公共服务中，“免费搭车者”（free-rider）问题妨碍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佳量：拒绝购买我们的核威慑力量中其成本份额的个人会如同那些为之支付费用的人们一样受到保护。

与私人物品相比较，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特点，即：单个人的消费不影响其他任何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消费；杜绝消费公共物品而不支付代价的“免费搭车者”现象的费用太高，以至于没有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生产者愿意供应公共物品。[18]由此，决定了公共物品无法象私人物品一样由“私人部门”生产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其供求关系，而只能由集体的代表──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公共物品的生产者或者公共需要的满足者的责任，国家和政府也就只能通过建立以税收制度为主的财政制度来筹措生产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资金，寻求财政支持。[19]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国家税收学说认为，税收既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形态相关的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与社会再生产相联系的经济范畴；税收的本质是指税收作为经济范畴并与国家本质相关联的内在属性及其与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联系；税法的本质则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由此，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成为我国税收和税法本质学说的支配观点。根据这一理论，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即国家──引者注），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21]；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则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

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通过对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与西方以社会契约思想为基础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述税收的缘由，从而说明税法的本质；而后者却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即人民需要的角度，并结合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而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从而保证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能够得到持续的、有效的满足。由此来看，后者应该更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所以，在“人民主权国家”思想总的指导下，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为参考，借鉴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观点，笔者将税收概念定义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进而将税法概念定义为：税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过程中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等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税收关系的法规范的总称。

税收法律关系[22]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其对税法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可简单归纳为两点：一是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调整对象的法律表现形式，几乎可以体现出税法的所有特征；二是税收法律关系所包含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构成方式，也几乎涵盖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各个方面的内容。因此，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认为，“税法学可称为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目的的法学学科。”[23]所以，笔者试图通过以下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分析，全面阐释上述税收和税法概念的定义，以进一步从整体上明确现代税法学理论与传统税法学理论的重要区别。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笔者通过对传统税法理论就税收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的有关研究进行分类、比较和归纳，将税收法律关系的一般概念表述为：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24]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全面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主要集中在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的问题上。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正式形成于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开的德国法学家协会上。权力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行政法学家奥特·麦雅（OttoMager），他认为应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在其关系中，国家以优越的权力的意志主体出现，所以税收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债务关系说是以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制定为契机，根据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AlbertHensel)的主张所形成的学说。亨塞尔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金子宏则认为，由法技术的观点看税收实定法时，把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单一的权力关系性质或债务关系性质是不妥的，莫如理解为它是性质各异的种种法律关系的集中；但其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为债务关系。[25]

笔者认为，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

二、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建构与解读

（一）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的建构

第

二③⑤

层

第⑥⑦

①⑥⑦②

一

层

④

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

图示及说明：

①为以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是最主要的税收法律关系，可按约定俗成简称为税收征纳法律关系；

②为以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

③为以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是最重要的且最能体现税法本质的税收法律关系；

④为以涉外（国际）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可简称为涉外税收征纳法律关系，这一部分本应包括在①中，之所以单列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

⑤为以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

⑥为以税收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

⑦为因税收立法违宪审查而致税收法律关系，不仅是对权力机关行使税收立法权的审查监督，还包括对行政机关行使委任税收立法权的审查监督。在我国，这一关系并不存在。

①②③为非涉外税收法律关系，④为涉外税收法律关系，④⑤共同组成完整的国际税收法律关系；①②③⑤共同组成完整的税收法律关系。⑥⑦和“司法机关”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故用虚线表示。

（二）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的解读

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上述理论结构示意图。

首先，在主体方面，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具有三方主体的多边法律关系：（1）纳税主体或称纳税人，[26]从最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人民”的代名词；[27]（2）国家，是国际税收分配主体和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以权力（立法）机关为代表；（3）征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形式意义上的征税主体，其中最主要的是税务机关，还包括关税的海关等其他征税机关。

其次，在客体方面。虽然示意图中没有明示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且在不同的税收法律关系中，客体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可以从本质上将其归纳为“税收利益”。

在税收征纳法律关系（①，包括④）中，对纳税主体而言，税收利益表现为其部分财产的单向转移，是一种纯粹的税收支出；对征税机关而言，税收利益则表现为税收收入的“无偿”取得，并随后进入围绕着国家总体税收收入形成过程而产生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②），同时就其中的涉外税收收入部分发生与其他国家间的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⑤）。纳税主体因对其“公法上的债务”的偿付而获得了要求并享有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权利；国家同时也就因其“公法上的债权”的实现而负有为其人民提供“公共需要”、以及“非经法定程序--税收立法不得征税”的义务；于是便形成了在税收法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③）。由此可知，税收利益是贯穿并流动于整个税收法律关系中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本质“中介”，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形下表现出来的外在形态不同罢了。

最后，在结构方面。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③）、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⑤）、税收征纳法律关系（①，包括④）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②）；其中，①②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③⑤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笔者将在第二章中对税收法律关系各个层次、各个环节的关系类型中“契约精神与公平价值”的体现作具体考察，以进一步解读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第二节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28]

不论我们探讨税法的哪一种具体价值形态，都是立足于税法价值的一般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在界定了上述税法的若干基本概念之后，来明确一下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的概念与含义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说，诸如税收、税法和税收法律关系等税法的基本概念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的意义是本质上的和间接的，那么，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这两个概念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则具有形式上的和直接的影响。

税法的价值的概念与含义

对“价值”和“法的价值”概念的界定及其含义的解释，远非笔者所能。所以，在参考其他学者的有关论述之后，[29]笔者将税法的价值界定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认为、希望税法所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性状、属性或作用。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来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

一、税法价值主体的普遍性

税法的价值的主体，是构成税法价值关系的根本要素；没有税法的价值主体，任何税法价值关系都无从建立，也就没有税法的价值。税法的价值主体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以下简称“税法的主体），并且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关于税法的主体，笔者在第一节中已有所述，具体包括：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征税机关”）。

所谓税法价值主体的普遍性，一是指税法价值主体的多样性。首先，主要表现在“纳税主体”方面：从其法律形态划分，纳税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几乎涵盖了法律关系的所有一般主体；换言之，一般法律关系的几乎所有主体都有可能因为成为纳税主体，从而成为税法价值的主体。其次，体现在税法价值的主体是由三方主体共同构成的，其理由在第一节已有介绍——如此，即便是有如“国家”这样的特殊主体也是税法价值的主体。

强调税法价值主体之普遍性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第二方面的内容，即税法的价值是针对税法的所有主体而言的。以往的学者在论述税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时，总是从某一特定主体——即“国家”的特定角度而言的。比如，传统税法理论关于税法的三大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都是以“国家”作为特定主体的；[30]税法的三大职能——“财政职能、经济职能和监督职能”体现的也是税法对国家而言的工具意义。[31]至于税法的概念则更是如此，从笔者在第一节中的有关论述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这一点。当然，这样做本无可厚非，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税法对某一特定主体的意义当作税法对所有主体的意义之全部，则有违妥当。既然税法有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三方主体，则税法的价值也应当全面地体现在税法对这三方主体的意义上；只论证税法对国家而言的意义——而且很显然，征税机关不等于国家、国家也不能等同于纳税主体或者说“人民”，无论如何是有失全面的。此其一。

其二，即使只能从某一特定主体的角度来论证税法的价值，也应当是从纳税人的角度，因为，纳税人（“人民”）才是税法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主体；这也从一个方面再一次佐证了笔者对“税收”和“税法”所下定义的合理性。至于传统税法学过多地关注于从“国家”角度来论述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是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税收和税法的本质，从而忽略了纳税人在这其中的根本地位，二是多少有些传统理论研究的“阶级性”的惯性因素在起作用。[32]有学者认为，“关于法的价值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承认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上，如何看待法的价值的问题。……如果我们讨论法的价值的基本不是为了利用法律去作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话，我们就可以暂时不去讨论这个特殊的法的价值问题。”[33]

所以，在探讨税法的价值问题时，应当包括税法对其三方主体而言的价值形态及意义；同时，又以其中税法对纳税主体所体现的价值问题为主，即应当“把关注点放在对社会全体成员而言的具有最一般、最普遍意义的法的价值的研究上。”[34]当然，也可以仅从某一特定主体的角度出发，来阐述税法的价值问题，但，一是不能将其作为税法价值的全部，二是“在作这种阐述时，必须明确地说明自己所说的这种法的价值是对什么主体而言的价值，并将这种意义上的价值与我们所说的普遍主体意义上的法的价值谨慎地加以区别。”[35]

二、税法价值客体的特定性

税法价值的客体就是税法。“任何价值都不过是价值客体对于价值主体的意义。价值是在价值客体上体现出来的。”[36]税法的价值对于主体的意义也是经由其客体而加以体现的。

对于税收和税法的概念，第一节中已有界定；它们与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同一概念相比，简单来说，至少具有如下几点不同：（1）在税收概念的“收入论、活动论、关系论和工具论”等诸种学说中，[37]借用了“活动论”的表述，因为“收入论、关系论和工具论”基本上都是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的（其中尤以“工具论”为甚），而唯有“活动”一词比较“中性”，不偏向任何一方主体。基于在前一部分中所陈述的理由，笔者认为，采“活动”一词为妥；（2）涵盖了三方主体，即人民、征税机关和国家，并且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3）表明了税收的两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国家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税法则是这双重目的得以实现的有效法律保障；（4）强调了人民纳税必须“依法”且仅“依法”而为，内涵了“税收法定主义”之因素。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作为价值客体的法有抽象与具体之分。[38]在税法的价值中也是如此：所谓抽象者是指作为整体而言的税法，即所有调整税收关系的法规范的总称；所谓具体者则是指特定的税法规范（包括税收法律、税收法规甚至税法条款）、税法原则等等。本文探讨税法的价值问题，当以抽象的、或者说整体的税法为主，而以具体的、或者说特定的税法作为例证。

三、税法价值对税法的附从性

对法的价值的划分有多种多样。[39]笔者认为，从法的价值的字面上或从其被使用的角度而言，法的价值包括三方面内容：[40]一是指法本身的价值。法本身就是一个可能是一元化的、也可能是协调的或冲突的多元化的价值系统。[41]二是法促进哪些价值，即人们确定的法律所追求的目的；又有学者称之为“法所追求的价值”，或“法的目的价值”。[42]三是法对价值冲突作出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即法所促进的各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存在矛盾或产生冲突时，法依据什么样的价值准则对其进行评价、协调和选择；又可称为法的手段价值或工具价值。

本文论证的税法的价值主要是指上述第一方面，即税法本身的性状和属性，而非所谓“税法所促进的价值”或“税法价值冲突的评价价值准则”。“法所促进的价值”意指法之外的社会状态、属性，并非意指法自身的状态、属性；由于它们是与法相分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不是“法的价值”。而“作为评价准则的法的价值”实际上是处理各种相互矛盾或可能相互矛盾的利益之间、解决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其特殊性在于它表述的不是单一的价值，而是复合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状况，应当被称为“法的价值间的关系准则”。[43]所以，税法的价值不可能是一种与税法无关的性状或属性，必须是指税法自身的性状、属性，其归根到底要体现在这些内容上；这也就是税法价值对税法的附从性。

四、税法价值的应有性

税法价值的应有性或应然性是指税法的价值主体所希望的、税法自身所应当具有的性状、属性。

张恒山教授认为，“法的价值”一词，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背景，有两种意义指向：一种是客观指向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它以既存的实在法为载体背景，是法的实有价值、实在价值，其研究是实证性的，目的主要在于认知；但是，它限制了现存的法的性质、属性、作用中受人们所重视、珍视的部分。大多数法理学者所论述的“法本身的价值”就是这种客观指向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另一种是主观指向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它以未来的、待订的法或待改的法为载体背景，是法的应有价值、价值目标。它是人们在认识和使用客观指向意义上的法的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法的价值概念，是对后者含义的进一步发展，体现了法的精神和灵魂，贯穿于法的理论追求，并对实践中的法治建设起着统领和主导的作用。所以，关于法的价值的讨论重点，应当是这种主观指向意义上的法的价值，我们有必要将对法的价值研究转向对法的“应有价值”或“价值目标”的研究上来。[44]

对此，卓泽渊教授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法的价值是法对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是法的价值的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二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是指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其极致的性质，它作为人关于法的永恒追求，总是超越于人的客观能力，总是高于法和法的价值的现状。客观世界作用于人而产生的对于法的需求，仅是法的价值的一个前提，满足这种需求是法的价值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但它不是法的价值的全部。法的价值还应当，而且也确实具有人们的期望、追求与信仰的意义，——这也许是法的更为重要的价值，具有更大的精神意义。[45]

笔者基本赞同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因此，税法的价值研究也应当将重点关注于所谓“税法的主观指向意义上的价值”或是“税法对其主体的绝对超越指向。”当然，“这种研究方法所确定的价值看来是主观的，其实不然，它最终要通过客体的存在、性状、属性来实现这种主观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价值的确定方式最终是以客体的存在、性状、属性的现实化为根基的。因此，这种价值研究的起点即使是主观的，而其归宿却是客观的。”[46]实际上，正是基于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状况，及其对应有价值的不相符合或背离之处——或称之为“非理想性”，以及税法的应有价值已部分地在实在税法中得到体现或实现的事实等诸方面因素，笔者才能展开税法的主观指向意义上的价值的研究。所以，“在法对于人的意义中，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与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的两个方面呈现出层级递进关系。”[47]税法的应有价值也正是在其与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调适过程中而逐渐得以实现的；同时，税法的应有价值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使其与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之间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因而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成为人类税法实践永远追求、不断完善的动力。

总而言之，本文所论证的税法的价值，是指普遍的税法主体，从实在税法本身的既存价值的非理想性出发，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希望待订或待改的税法应当具有的性状、属性或作用等因素；这些因素通过税法主体的实践和努力不断地得以实现，同时又不断地对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进行超越。

税法的基本价值

一、税法的价值体系与税法的基本价值

“大体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赋予人们的行为以动机的特定的“价值”（或基准、或社会价值）。……而在各种社会领域、社会集团、阶级等层次中，各种价值相互关联并形成为一定的体系（‘价值体系’）。”[48]税法的价值体系，也称为税法的价值系统，就是由税法的若干价值形态或称价值名目[49]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税法的基本价值是税法的价值体系中的基石价值范畴，它不是对税法现象某一具体侧面、具体关系、具体过程的抽象，而是对税法现象总体的普遍联系、普遍本质、一般规律的最高抽象，在税法的价值体系中属于最高价值范畴或核心价值范畴。[50]

但是，法的价值形态是无所不包的，我们仅从卓泽渊教授的代表作《法的价值论》一书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51]即使如此，卓教授还是认为：“法的价值的内容，异乎寻常的丰富，远非本书所涉及的些许方面。”[52]同理，试图对税法的所有价值形态都作出研究，也远非笔者能力并本文篇幅所及；笔者论述的重点只能是税法的基本价值名目，它们表现为税法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性状、属性、作用，这些最基本的性状、属性、作用是与税法最主要的主体——“人民”的最基本需要相洽、互适的。“如果我们不是对法的最基本的价值名目进行讨论，而是企图讨论法的所有的价值或所有的价值名目，我们就会淹没在一个无边无际的价值名目的大海之中。”[53]

二、税法的基本价值的确定

（一）确定税法的基本价值名目的前提

要确定税法的基本价值名目，首先就要确定法的基本价值名目。对法的价值形态或名目的确定及其体系的构建，正如“普洛透斯似的正义之面”一般，“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54]国内外的学者对其作出了种种各不相同的论述。对此，笔者认为，法的基本价值名目包括：“秩序”和“正义”。美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秩序表现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正义表现法律制度的实质目的；法律就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55]张恒山教授则认为：[56]

秩序，是法所追求的（或人们希望法所体现的）社会形式性状，或者说是人们企图利用法来实现某种社会形式性状。……这是法的形式价值。

正义，是法所追求的、是人们企图利用法来实现的某种社会实质性状。……这是法的实质价值。秩序这种法律的形式性状要内含正义这种实质性状；同时，正义这种实质性状要通过秩序这种形式性状来体现。于是，秩序这种法的形式价值要与正义这种法的实质价值互为里表。

既然是法的基本价值名目，当然也就可以进入到作为部门法的税法当中而成为税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但是，机械地照搬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于税法中，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其一，并不是每个法的基本价值名目都能够在所有的部门法中得到清楚、明确的体现；其二，即使如此，法的基本价值名目在具体的部门法中的表现和含义也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其三，各个部门法的主导价值也因部门法的不同而相异。

其次，在确定税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之前，我们还必须明确如下两点：

第一，税和法，自古以来，就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我们在研究税法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税收问题。因此，本文在探讨税法的价值时，也必然会论及税收的价值等有关命题；税收的价值研究无疑对我们研究税法的价值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参考性。但这并不表示税收和税法是等同的；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为法律范畴，一为经济范畴。第二，税法价值的潜在性。“法律规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是潜在的。它深藏于法律规范的字里行间。任何法都不可能将自己的价值意图记明在每个条款之中。”[57]同时，笔者认为，在规则、概念和原则这三个法的基本要素中，由于规则和概念数量上的繁多与复杂，我们难以从中逐一推导其所体现的法的价值，“运用法律规范准确表现某一法的价值，以及要弄明某一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就是立法者本身也有一定困难，对非立法者来说更不是唾手可得的易事。”[58]但是，法的“原则是说明详细的规则和具体的制度的基本目的的”，[59]“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60]同时它又处于最接近法的价值而最能够直接、明白、准确地体现法的价值的层次，所以，“法律原则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61]；而且实际上，我国许多学者从税法的原则的角度出发，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了税法的价值问题。因此，本文将在税收价值研究的基础上，以税法的有关基本原则为线索来展开对税法的基本价值的论述。

（二）税法的基本价值名目的确定

“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而这些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62]“在正义这一基本价值中，又包含安全、自由、平等、效率这四大主要价值。”[63]同时，不论中外的税收经济学者或税法学者在阐述税收或税法的基本原则时，尽管其总结归纳的原则名目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这两大基本原则。因此，笔者将“正义”这一法的基本价值名目在税法中的体现、即税法的基本价值名目确定为“公平”和“效率”；其中，又以“公平”价值为主。其原因，简单来说，主要有：

第一，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状态，体现出对税法的应然的“公平”价值的较多的非理想性，并已经深入影响到了税法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各个方面，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必要在此正本清源，还税法之“公平价值”以本来面目，并以此为“税法之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第二，税法的效率价值是通过税法的效率原则来体现的，而税法学者通常在界定税法的效率原则时，实际上只是直接地采用了税收的效率原则，其对税法的真正意义和重要性不如公平价值那样直接和明显。通过考察其具体内容，就可以发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