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人权范文10篇

基本人权范文篇1

一、基本人权的界定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享有的、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的权利。人权的权利内容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系。根据人权内容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价值与功能可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何谓基本人权？不少同志认为基本人权就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实际上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也即法定权利，而基本人权首先是一种应有权利，具有不由实在法所授予，也不能被实在法所剥夺或取消的价值。基本人权能否载于宪法体现为公民基本权利取决于立宪者的权利意识水平及人权实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一般认为，基本人权的权利内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基本人权只指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广义上的基本人权不仅包括上述四大类权利内容，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

应该肯定，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十分必要。因为人权内容尽管繁多，但绝不能等量齐观。在人权体系中，基本人权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它对于人和公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可取代、不可转让的、内在稳定的、具有母体性的共同人权。它具有繁衍、派生其他权利的功能，是权利体系的中轴，权利体系的内容充实和形式发展都以基本人权的轴心为起始。基本人权集中体现了人权共同性的一面，它说明了无论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里，我们首先需要强调并着重予以保障的是基本人权。近代各立宪国家均以基本人权作为宪法的一项不可更改的基本功原则。无论各国对人权的看法多么不一致，在基本人权这一点上是有可能并且就应该取得共识的。“联合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申张的“基本人权”是一个世界信念的宣告条款。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普遍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提出的保障“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宗旨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的一系列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原则，共同签署某些国际人权条约，共同谴责或制裁某此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基本人权业已成为熔铸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

基本人权的权利形态呈现为三种类型：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这三种权利形态源于不同的界定方法。1、从价值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按其本质是受一定伦理道德所支持与认可的人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它是由人的自然属怀和社会本质所决定，而不由其社会身份和实际能力所决定的人作为一种区别于动物的社会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应有权利不仅不是法律和政治权力可以任意增损或取缔的，而且是确证和评价法律和政治权力政治正义性和合理性的根据。2、从规范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只有载于宪法表现为公民基本权利才有可能获得最佳保障，法定权利对于“应有权利”来说，是一种更为具体、明确、肯定的规范化基本人权；3、从社会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是一种实有权利。因为实践证明，真正关键问题并非人权是否得到伦理道德的认可，也不是它能否在法律上得到规定，而是它能否在实际上得到承认和保证。只有当人们真正地享有权利时，它才是现实的、有意义的。

上述三种分析方法都有其合理的因素。应有权利的分析触及了基本人权权利形态的实质内容，回答了人权权利形态的逻辑前提，只有存在人的“应有权利”，才会推导出如何去保障它的问题。法定权利的分析肯定了基本人权存在的有效现实形式，基本人权的法制化不啻是它实现的最有效方法。人类法制史表明，对法制的践踏总是与对人权的摧残相伴而产生，但法定权利的形式脱离不了应有权利的实质。否认“应有权利”的存在，法定权利就失去作为参照系的价值导向，有可能排斥基本人权所蕴涵的理想价值成分，导致对人权扩展的歪曲。因为法律亦可规定反人权的内容，历史上的“恶法”即如此，奴隶主对奴隶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就是来自奴隶制法的规定。西方学者哈特指责纳粹德国的法律时声称“这是法，但它太邪恶而无法遵守”。总之，法定权利应以实现应有权利为目标，背离应有权利的法定权利就会步入人权的反面。实有权利的分析具有可贵的实践意义，它理智地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基本人权作出完备规定绝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基本人权状况就完美无缺、十分优越了，它肯定了一个国家的基本人权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法定权利转为实有权利的广度与深度。基本人权的实现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基本人权的演进规律

考察人权理论和人权立法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鸿篇巨制中，如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在18世纪民权革命中摇旗呐喊的政治宣言里，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等；在确认人权的早期法律文献中，如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以及美国1789年宪法的《权利法案》等，都没有提出基本人权一词，它们一般只列举了具体的人权，如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参政权，还有安全权，追求幸福权，反抗压迫权等。由于后三项权利具有以财产为核心、以生存权为前提、以平等权和参政权为条件、以自由权为重点所构成的体系。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基本人权的发展演进，生存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权是基本人权发展之初的权利内容，并一直贯穿人权的发展史。至于其他各项权利，结合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首先强调的是自由权，其次是参政权，再次是平等权，发展最后是生存权中的受益权。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当资产阶级提出人权要求时，他们已经是有产者，在经济上已经或者将会超过封建贵族。对他们而言，经济方面的生存权以及财产权已经解决了，需要获得的是政权，与政权密切的自由民主权以及利用政权保障他们财产和安全的权利。自由、平等及参政对于他们的生存权、财产权只具有手段的意义，只有这此手段不具备时，它们才成为追求的目的。当最早的市民阶级要发展工场手工业，迫切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而农奴等劳动者所处的人身依附或半依附的社会地位，妨碍“自由劳动者”的供给；当他们要发展国内外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并按照“自由贸易”原则，以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而“政治制度的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1]所以，自由和平等便成为他们首要和愈益迫切的要求。加之在封建专制时代，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处于完全受国家支配、纯粹是义务主体的地位，因而自由权较之平等权来说尤显突出，成为18世纪民权革命的首要目标。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增强，政治上参与国家管理以分享政权乃至夺取政权的呼声日盛，参政权的要求便应运而生。当参政要求遭致封建统治的镇压时，革命权（反抗压迫权）就公诸于世了。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参政权主要体现为选举权，且仅限于男性、知识分子或有产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数国家逐渐实行普选制，女性与贫穷者开始享有选举权，平等权渐告实现。与此同时，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生存权的内容开始拓展到社会经济（受益权）的层面上。在本世纪3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都载有保障公民福利权利的条款。到了二战以后，联合国人权宣言中也明确提出了两类保障的人权，即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6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的环境恶化，环境权成为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本世纪后半期，除仍坚持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权利外，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又提出了新的基本人权内容，如民族自决、发展权等。值得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权要求较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要求高出整整一个时代。社会主义为发展基本人权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1）基本人权诸项内容进一步拓展深化，尤其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2）将传统的个人人权拓展到包括集体人权的崭新人权实践；（3）基本人权的实现获得了经济、政治的有力保障。

三、基本人权的特征

基本人权作为源自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质，与人的生存、发展和主体地位直接相关的权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基本人权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

基本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无限的和绝对的。一切人，无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语言、宗教、国籍、出身、能力和政治见解的差异或不同，都应享有基本人权。它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基本条件。

首先，从人权观的发展史来看，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主张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受任何基于政治地位、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早期的基督教及其自然神宗教的教义中，认为上帝创造人本身就意味着赋予人某种存在的价值，依其存在的价值与尊严，理所当然就享有一定的权利了。《圣经》中就记载了许多超越那个时代的人权观念。[2]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用“人权”取代“神权”，声称人类“天生一律平等”。而17世纪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天赋人权学说更主张“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是每个人“不能变更”和“无从否定”的天赋人权[3].上述人权观尽管囿于抽象的人性论或囿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未能科学揭示人权的阶级性、历史性，但至少肯定了某些人权确实存在共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涉及到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4]可见，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了某些权利的享有主体是普遍的，这一点并不国人权的阶级性而失去依存。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分属一定的阶级，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但是，根据辩证法原理，不能设想阶级性完全排斥共同性，不能说不同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阶级性只是阶级社会性中人的一种特殊性，特殊性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共性或抽象性的存在。人权的具体内容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基本权利应适用于一切人或绝大多数人。

再次，相对于基本人权而言，非基本人权的主体往往只具有相对性、特殊性。如残疾人的某些特殊权利不适用于健康人；妇女的某些权利，男子不享有；消费者的权利不适用于生产者；罪犯的某些权利，对一般公民不适用；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有些是自由、平等、安全等基本人权的引申、展开和具体化，但有的则不是，如律师的权利，监护人的权利；还有如未成年人的权利、老人的权利，都不具有普遍性。再反观基本人权的主体，其普遍性显而易见，如生存权，对于男女老幼都是同等的，不存在孰有孰无的问题。

第二，基本人权权利的固有性表现在基本人权对于人而言是不可缺乏的、不可取代的、不可转让的三个方面。

（一）基本人权对于人的不可缺乏性。人之所以为人，它与动物根本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在于“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基于自然本性而要求生存、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等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无不是通过社会来满足，通过社会来承认与保障。人区别于动物的生存价值、自主独立和理性原则也都是产生于社会关系中。而这些人既存的价值与尊严一旦通过伦理道德、法律等社会形式予以认可时就外化为一种社会的价值观、法律观，取得了稳定普遍的形式。这些形式对于人的本质的产生与发展虽然还不是充分的，但却是必要的。换言之，生存、发展、平等、自由源自于人的本质，实现于人的社会，这恰恰反过来说明人的本质同样离不开生存、发展、平等、自由这些权利。人只有享有这些权利，才能脱离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为法律上、社会上的人。

（二）基本人权的不可替代性。被称为基本人权的权利，构成人权体系的枢纽或核心。对于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权威性来说，它们具有决定的意义和不可取代的作用。基本人权的享有与否对于人权状况的真实与否起着决定的作用。完整意义上的人是作为私人生活的人、社会生活的人和政治生活的人三种属性不可或缺的统一的人。基本人权的每一项权利都体现着享有者自主私人生活或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取消某一项基本人权都预示着人的不完整。人作为私人生活的人与作为政治或社会生活的人，尽管生活内容可以各领风骚，但其价值与尊严是相等的，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但这种价值的相等绝不意味着可以把参与某一类社会生活被承认的主体价值去替代参与另一类社会生活时的主体价值，因为每一项基本人权又是独特的。

（三）基本人权的不可转让性。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认可是人存立于世的基础。人进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体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社会离不开它的细胞-人，否则不成其为社会。人也离不开供养自己的社会而孤立地存在。基本人权是把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的有效的合乎理性的标准。没有这种纽带，人就没有进入社会的资格。缺乏这种标准，社会也不能和谐和良好地运转。基本人权既不像物权、债权那样可以转移，也无法由他人，它与人的终身相始终，人无法将其让渡出去。

第三，基本人权权利内容具有不可分割性。

基体人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构筑着一个人所享有全部权利的基础与核心。它的各项权利互相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剔除其中任何一项权利，其他的权利势难得到全面、充分的享受。没有生存权，其他任何人权无从谈起；没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社会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它必然导致人们无暇顾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享受。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谈到人权的整体性说道：“一个贫穷的人、一个患病的人和一个文盲像一个被剥夺了个人自由或言论自由的人一样受到束缚。这个整体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挑战性的，不应该有时为了生存、为了体面和有意义的生活就放弃一种权利或只追求另一种权利。”[6]基本人权的不可分割性也得到了有关国际性文件的认可。1968年5月13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通过了《德黑兰宣言》，其中第13条宣告：“人权及基本自由不容分割……”。1977年12月16号联合大会通过的《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也庄严宣告“深切相信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相互关边和不可分割。”

四、基本人权的价值与功能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7]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进程。基本人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使人获得基本权利，重要的是它在使人达到自我解放的目标和获得自我解放的手段中具有中枢的地位，发挥着杠杆的作用。

（一）人民主权是基本人权的逻辑必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庄严昭示既含有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也含有人民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民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归人民所有。这一原则经宪法确认之后，人民即国家的主权者，自然应该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当国家主权被宣布为平等地属于全体人民时，人民主权所包含的权利就获得了“人权”的意义。因此，人民主权原则必然要求基本人权原则；另一方面，基本人权要求人人享有生存、发展和自由、平等等权利，其最高形式必然导引出人民主权。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基础，人民主权原则的确立有赖于基本人权的孕育与发展。主权是近代才开始产生的概念，近代意义上的主权观念是法国人布丹首创的。他创立主权概念的宗旨是为了巩固当时因发生内乱而产生动摇的法国主权的基础，所以他论述的是君主主权论。主权学说是由17世纪的荷兰人格劳秀斯有所发展，经稍后的霍布斯进一步系统化。尽管格劳秀斯、霍布斯都是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们都没有得出人民主权结论，而是主张集权政治，拥护君主专制，强调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其后的洛克有所进步，但他也只是倡导议会主权，最后法国的卢梭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理论结合社会契约论、人民公意理论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他大声疾呼国家或政府只是主权的执行者，全部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享有的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不可分割的。他从人民主权学说中引申出了起义权和革命权，强调当国家或政府违背契约，侵犯人民主权时，人民有权使用暴力推翻它。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民主权学说的形成有赖于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确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没有这一点，人民公意无从产生，人民主权无从存在。布丹虽然肯定了人的财产全及公民自由，但他心目中的王权高于人权，故其主权学说只能是君主主权论。格劳秀斯并没有用明确的天赋人权为政治社会中的政治权利作辩护，因而他的主权理论明显排斥人民主权。霍布斯囿于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对人民的政治偏见与敌视情绪，否认个人在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出的只能是专制统治的主权理论。洛克作为“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8]主张人民在财产上的不平等，决定了他只能信奉议会主权的结论。而只有卢梭在人权观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和广泛、激进的民主主义色彩，这才为人民主权学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尽管上述论证了人民主权有赖于基本人权，但也应看到人民主权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它一经形成体现为人民的国家主权时，即有完整的形式和固定的内容。它代表掌权者积极的最大利益，表现为无限的权力即对外独立自主权和对内最高管辖权或统治权。而基本人权从应有权利形态转化为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形态，只有在主权形成后才是可能实现的，不妨说，人民主权是集中化了的人权，人权通过人民主权获得了它的现实表现。亦可断言，人民主权是基本人权的最高保障和最深厚的基础。从国内法实践看，如果没有人民主权，人民不是主权者，一切权力不属于人民，那么人民所享有的基本人权要么是残缺的，要么是不真实的。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人权从属于主权，基本人权的实现，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主权国家。任何国际公约关于人权的规定，只有通过国内法规定才能付诸实现。人权只有在主权的基础上才参得到切实充分的保障。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主权，人权将不复存在。当然，也不可将主权原则绝对化，二战以后，人权保护已进入国际领域，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内政、主权为由，公然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和该国承担的关于基本人权保护的国际义务。各国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基本人权遭到践踏，已威胁到邻近国家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制裁行动和人权国际保护措施，如对霸权主义的侵略与扩张、各族主义的奴役、恐怖主义行径、制造驱赶难民等侵犯集体人权的行为，国际社会有权干预。只有这样，方能在更大范围内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促进人权的发展。

（二）本人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当代，民主政治已具备一种普遍称颂的政治价值，实现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民主的确切含义如何，民主的评判标准怎样，见仁见智，但公认的基本含义都包括为实现人的基本权利提供一种开明和理性的政治制度的保障。之所以强调人的基本权利，是因为各国的民主政治受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条件的制约，民主的形式纷呈各异，民主的程度高低不一，但无论如何，基本的人权在任何堪称“民主”体制里都应获得尊重和保障。因此，我们断定基本人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论证。

第一，基本人权权利主体的普遍性与当代意义的民主主体的普遍性是相融一致的。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指“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纵观近代以来的所有民主国家，对民主一词的内涵所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人民”已不是指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而是指社会中的全体公民。“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9]这与基本人权权利主体的普遍性是一致的；其次，在近现代，人类历史已经超越了小国（城邦）寡民的直接民主制，政治管理的模式不管其阶级实质的区别，也不论其外在形式的差异，它总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模式，而且当历史的发展还没能提供条件来消灭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模式时，“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就不可能表现为人民直接地或实际地进行统治，从而将多数人的意志转化为掌握政治管理权力的少数人的权威。在这种模式下，“人民的权力”体现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主要表现为人权或公民权。当国家根本法宪法对此加以规定时表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人权原则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宪政文化经过两百余年的积淀所形成的规律。宪法是民主政治的最高规范，宪法确认基人权，就能够使“人民的权力”在政治过程中获得最高保障与体现，防止民主政治步入歧途。

第二，基本人权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屏障。

从基本人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看，基本人权不是国家权力的自觉赐予，相反，它是对国家权力的索取。宪法以基本人权为基本原则，根本目的在于明确国家权力的宗旨和界限，规范国家权力尤其是政府的行政权，从而有效地阻止国家权力的滥施，保障民权。只有肯定基本人权，才能合理说明国家权力的归属，揭示政府为什么应受到人民的监督，政府官员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宪法至尊，主权唯民等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原理。

从历史上看，正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对政府权力的法律调控，才产生了宪法，实现了宪政。宪法的内容就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统一，这两者的协调实现就是民主宪政。

第三，实现和保障基本人权是衡量民主宪政的基本价值尺度。

任何一种标准都必须是具体的、易于验证的。“人民主权”虽然是民主宪政的本质所存，但人民主权原则却难以成为衡量民主宪政的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原则过于抽象，难以实证，缺乏实际可操作性。通常说的“人民”是作为一整体而不是作为具体的人来说的，权力属于整体也就意味着不属于个人。当个人作为一个具体的独立的人存在时，他手中是没有权力的；而当他作为整体的一分子而拥有权力时，他又丧失了自己的具体形象和独立性。卢梭提出人民主权学说的初衷是为了证明任何条件下的具体和独立的个人都不能是权力的所有者，而只是在执行着由整体授予的有限的、相对的权力，这就论证了封建专制下个人权力无限的不合理性。但人民主权学说对于民主过程与政治管理的真实关系，对于民主运行的实际过程，对于国家权力的真实渊源，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党的最高领导和指挥下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机制等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却不能给以明晰和准确的解释，反映出该学说的历史局限性。而基本人权原则却不同，这是由于权利主体的普遍性至少说明了权利主体数量上的可以衡量，也由于它既可以表现为集体人权，也可以体现为个人人权，且权利内容是具体的、可验证的，具有操作性的特点，再加之它表明的是人的基本权利，构成了民主制度的低度要求，具有公认性的特点，所以基本人权便成为民主宪政的基本人价值尺度。

第三，基本人权的法律化、制度化是确立民主制度的核心。

从世界各民主国家建立的历史过程看，基本人权的法律化、制度化是确立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英国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之后相继制定的《权利请愿书》（1628）、《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等普通人基本权利的立法构成了英国民主宪政法制的基础。美国《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它熔铸了欧美思想家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革命权等人权等人权学说的全部内容，成为美国独立后立宪的纲领性文件。法国的《人权宣言》不仅明确地提出了人权口号，而且对基本人权的规定比《独立宣言》更完备更规范化，在共和国成立后，它被正式载入宪法。自1918年1月俄国通过的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无不把公民基本权利载入宪法之中。基本人权由政治学说通过立法转化为法律形态，成为民主制度重要的乃至核心的内容，这已是公认的政治事实了。

（三）实现和保障基本人权是社会主义正义和进步的动力之一。

公正和正义是社会状况和行为符合人的本质和权利要求.基本人权具有应然性，恰恰就是源自人的本质要求，切合人或公民的基本需要。侵犯基本人权，意味着扭曲人的本质。基本人权价值价值的核心就是公平、正义、人道和理性，它是基本价值，而不是实现基本价值的手段。既往的人类进程证明了人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成为人的历史，也揭示了个中原因在于人类自诞生起，就孜孜以求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努力实现人权的社会和政治价值。

自古希腊民主思想的形成及建立起若干实现奴隶民主制度的城邦国家起，人权价值就在西方开始问世了。然而在黑暗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权的价值始终身负重压，几乎被完全窒息。什么人的需要、人世的合理享受、人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都被禁锢、扼杀在专制的黑暗王国中。尽管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这两种社会都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扭曲了人的本质，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人类追求公正、反对专制的斗争是从要求自由平等的权利开始的。这种要求诞生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先声的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的价值，肯定人的尊严，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宣扬人权不容蔑视。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文主义的人权观发展为自然权利学说，基本人权被宣布为革命口号和政治纲领。卢梭大声疾呼，民主就是人民主权，是国民公意；斯宾诺莎热情赞颂，自由比任命事物更珍贵；潘恩尖锐指出，平等权利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康德刻意认为，善意意志就是公正；洛克庄严宣称，每个人都有能使用多少就拥有多少的权利；杰弗逊热情讴歌，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赋予人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处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对人权价值的阐发，既富于哲理，又热情洋溢。他们运用基本人权的理论提出了许多革命性的主张，如要求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以法制权、法律不应当只是政府管理人民的工具，政府和官吏本身也受制于法律（治人者治于法），政府权力要相互制衡以保障民权，实现民主等等。这些主张极大地教育了民众，打击了专制势力。在推动人类历史从神权王权统治一切的黑暗的中世纪走向科学和民主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了重大作用。然而，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扭曲了基本人权的价值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使基本人权的实现获得了历史的超越。

基本人权要求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基本保障，要求个人权利、个性自主、人格尊严的基本保障，充分表现了宽容和理念和理性的精神。就其表现的宽容理念来看，基本人权要求在政治上尊重人的政治权利，每个人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政治生活，它不否认政治决策中存在利益冲突，也不排除人与人之间存在利益、人种民族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而确信这些冲突、差别不能成为在政治上受歧视、受压迫的原因，它也认定不能采取压制手段去解决人们在观念或信仰上的分歧；就其表现的理性精神来看，一方面，基本人权承认人具有认识事物的思辩能力，并充分肯定这种能力的独立性、自主性，并为保障人们充分运用这种能力提供种种可能条件。另一方面，基本人权否认在人之上有一个全能的主宰-神，也否认在人间存在神的代表-完人，而认为人的本性是不完善的。人的认识要受时空的局限，同时人也可能被感情或私欲所诱惑而作出不合理的决定。这不意味着否定人具有克服困难的力量，而仅仅意味着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不能靠上帝，也不能依赖什么“救星”或“清官”，只能依靠人民大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因此，实现和保障基本人权，确实有利于广大人民积极参与社会的改进，团结民心，实现社会主义，同时发扬人格的力量，发展每个人的潜能，提高民众的知识和道德水平，培养良好的品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可以相信，基本人权中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获得保障，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得到实现，必定能促进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增强大众对国家的责任感，培养出奋发向上的社会氛围。人民将变得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5页。

[2]参阅《出埃及记》第1章，第16-17节；《阿摩司书》第9章，第7节等。

[3]见《见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474-47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2-143页。

[5]马克思：《导言》。

[6]庞森著：《当代人权ABC》，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7]《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1卷，第443页。

基本人权范文篇2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意义

列宁曾说过：“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五四”年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其中“A--”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前后对其进行了四次修改，直到200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才首次将“人权”一词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虽然这些宪法修正案大大推进了我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一、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法律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近代宪法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普遍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和以普选制、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形成，为近代宪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而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理论，为近代宪法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旧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我国是一个具有漫长专制历史的国家，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我国古代历史上缺乏民主宪法成长的土壤。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许多有志之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渐认识到宪政制度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实行立宪政体，以实现我国的救亡图存。特别是在面对列强侵略，迫于国内各种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压力下，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1908年不得不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但清朝政府的立宪骗局使人民更加愤怒，最终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慑于革命的压力，宣统帝下诏颁布宪法性文件《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布立即实行，但即刻被革命的浪潮所淹没，这是清朝政府最后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l1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我国历史上惟一的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

然而，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我国陷入了战乱时期。在这一期间所出现的宪法性文件主要有1913年的“天坛宪草”、1914年的“袁记约法”、1923年的“贿选宪法”、192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革命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等。

(二)新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导下，我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为了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改造，1949年9月召开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l954年宪法。1975年颁布的第二部宪法是一部内容很不完善并有许多错误的宪法。1978年颁布的第三部宪法，虽经1979年和1980年两次局部修改，但从总体上说仍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因此，1982年l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即现行的1982年宪法。

二、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和作用

(一)为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宪法的确立过程也即是人权原则不断宪法化的过程，“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在17、l8世纪资产阶级宪法诞生后，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宪法逐步向全球扩展，资产阶级宪法所确认的人权思想和人权原则也被普遍接受，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人作为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宪法中确立对人权的保障制度，无疑为我国民主宪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明进步

基本权利，源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各国制宪者为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稳固其统治，将部分人权写入宪法，实现人权保障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法治的完善。正如学者指出：“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而言，宪法的基本权利之规定，无异于是在保障人民，免于遭受国家滥用之侵害。”“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已经由政府的政治理念上升为法律和国家理念。“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之性质，而非针对人民性质今天，我们把人权入宪，有利于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有利于提高广大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对人权的认识，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同时，这也有利于鲜明地表明我国对人权的态度，有助于我国参与人权事业的国际交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从而使基本权利成为“个人拥有的较为重要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受到保护，不容侵犯或剥夺”。因此，加强宪法对人权保障，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建议

现行宪法经过四次修正，以最高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享有更为具体、广泛的基本权利，可以说现行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基本权利的内容及保障制度方面，现行宪法仍存有不尽人意之处。现行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内容不太完善，缺少有关生命权、迁徙自由权、罢工权的规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

(一)有关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的规定不彻底

宪法对人权保障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利和自由方面，一是宪法没有确认公民的知情权，二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难以实现，三是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方面，我国宪法未能确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我国宪法缺乏对贫困者的特殊保护规定。在环境权方面，环境权尚未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引入宪法。宪法在提及“公共财产”

、“国家的财产”和“集体的财产”时，均未使用“合法性”这一限制用语，而在提及“公民的财产时”，却单单连续使用“合法”这一限制用语。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对不同主体财产权利评价在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反映。现行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也没有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公民的私有财产”规范的差异说明宪法对公私财产的评价和保护是处于不同层次的，说明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强度低于公共财产。。现行宪法中财产权保护制度的三大特点同时构成了我国财产权宪法保护的致命缺陷。

(二)缺少有关违宪审查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般而言，宪法保障有两种方式：一是宪法自身的保障，即宪法自身确认和规定的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如宪法中关于其自身的地位、效力、作用的规定；二是通过宪法监督保障，也即主要是通过合宪性审查、违宪性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我国缺乏西方违宪审查制度中的宪法诉讼机制。近代宪法的产生是人类为保障基本权利目的而制定，缺乏制度保障的宪法当然就不可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违反宪法、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难免会发生，违宪审查是现代宪政国家保障人权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因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十分必要。

(三)相关完善建议

1．充实公民权利内容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充实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民主自由。这些权利包括：一是迁徙自由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传统户籍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城市化进程中国家有义务消除歧视，废除现行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为中国的城市化铺平道路。二是罢工自由权。我国现实中已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不少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违反相关劳动法律制度，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此情况下，罢工不失为劳动者争取自己应有权利的一项有效手段。三是私有财产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对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更具深远意义。四是生存权。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仍然是生存。中国政府历来强调生存权是公民首要的权利，因此，我国宪法理应把生存权上升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并据此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接受公正审判权。司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民主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权利救济是司法的主要功能，追求公平和正义是司法的根本价值。

2．完善公民权利体系

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增加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概括性规定，即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法无禁止即自由”，对于宪法未作列举性规定的权利，不能理解为公民无权享有，更不能认为政府可以任意剥夺。二是改不分类立宪模式为分类立宪模式，借鉴一些国家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方式，以明确的标题来标明基本权利义务的类别和性质。我国宪法中虽然绝大多数基本权利和义务都各自成条，但却将表明某一权利或义务属性的款项与对这一权利或义务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规定的款项并列在一起甚或规定在同一款中，层次不分明。三是完善公民基本权利义务规范的结构。就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而言，至少应当包含权利的确认、保障和限制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才具有完整性。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受教育的权利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在要素不完整的问题。

基本人权范文篇3

在个人与公权的关系问题上，传统仁学提供的基本思路是双向服从秩序。一方面是下服从上，民服从官；另一方面是上服从下，官服从民。就下服从上、民服从官而言，这是政治法治秩序的基本需要。缺少一定的政治层级以及层级间的服从关系，政治法治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就上服从下、官服从民而言，这是维护正当的政治统治目的而不可或缺的。传统仁学在双向秩序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主张和措施。在正向秩序方面，从天、天子、诸侯一直到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金字塔式的服从关系是由礼与法来维系的。礼和法的规范是历史形成的，在本质上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的统治地位。在反向秩序方面，传统仁学将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国民的意志等同于金字塔最高级的天的意志。民意即天意，民志为天志。反向秩序表现为民为重，君为轻；民为本，国为末。民重君轻和民本国末思想要求统治者和政府推行仁政，顺从民意，满足民愿，服从民志。反向秩序的服从关系主要是由仁与义来维系的。仁和义是抽象的价值规范，其意义在于防止暴政暴君的出现。国民批评和反对政府及其执政者的言论自由；士大夫远离暴政暴君的离国自由；诛暴君和反暴政的暴君放伐论；国人皆曰的民主程序论；选贤任能的贤人政治论等；所有这些构成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反向秩序的内容。

尽管传统仁学在反向秩序方面提出了一些主张和措施，但同正向秩序相比反向秩序仍然缺少足够的制度作保障。礼和法的庞大内容主要是用来维持正向秩序的。反向秩序依靠的是仁和义的道德规范力量。此种力量与其说在于防止暴政暴君的出现，不如说在于反抗已出现的暴政暴君。在反向秩序的维持方面，传统仁学没有提出足够的预防性措施。如何预防政府及其执政者违背民意，推行暴政，这个问题在传统仁学中没有解决好。由于反向秩序弱，正向秩序强，传统仁学的双向秩序论在实践中容易变成更有利于维护正向秩序，甚至导致仅有单向服从的专制主义。法治秩序应当是双向服从秩序，缺一不可，偏强偏弱也不可。

新仁学研究应当继承传统仁学的双向秩序论的基本思路，克服其中反向秩序弱的缺点，在对双向秩序内容进行改造和重铸的基础上，形成双向法治秩序平衡论。在传统仁学中反向秩序之所以脆弱，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将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当作立国建制的根本目标。传统仁学虽然提出了民本官末和人本国末的主张，但未将此主张具体化为基本权利体系和制度。因此，应当沿着传统仁学的民本官末和人本国末的思路，重新认识个人与国家、国民与政府的关系，重构个人在国家法治秩序中的地位。本末关系是个人与国家的根本关系。个人之所以需要加入某个政治法律共同体，目的是为了使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能够得到实现。国家的宗旨不是限制和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而是保障和实现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人由自然人成为国民，并没有放弃其人格尊严和良心自由等自然权利。仁爱和平等的原则应当成为国家的根本原则。在国家生活中，每一个国民都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享有同其他国民平等的自由权利。国家应当增进和维护国民之间的仁爱和平等，而不应当制造敌意和歧视。[2]仁爱和平等原则要求国家权力必须充分尊重个人。主张个人为本，国家为末，也就是主张国家的宗旨和目的要有利于实现仁爱平等和尊重个人。个人为本国家为末的本末关系要求国家推行仁政，使政府权力受到应有限制。仁政应当成为国家统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仁政就是有利于保障和实现博爱、平等和自由的政治。一切不利于保障和实现博爱、平等和自由的政治行为和措施都是背离仁政原则的表现。实现仁政，反对暴政，这是传统仁学的一贯主张。个人为本国家为末的本末关系表现为国家权力必须服务于实现和保障个人的博爱权、平等权和自由权。如果一个国家推行暴政，违背博爱和平等的原则，肆意侵害国民的基本自由，国民可以重新组织国家。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是可变的，而仁政原则是不可变的。任何国家都应当坚持保障和实现博爱、平等和自由的仁政原则。仁政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权。仁政原则也可以说就是人权原则。个人为本国家为末的本末关系也就是人权为本国权为末的本末关系。[3]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坚持仁政原则，实际上是坚持人权为本，国权为末。所谓仁政，是不忍人之政。它要求仁人爱人尊重人，将每一个国民都作为人平等地加以保护。人权思想是仁爱思想和平等思想的最高体现。根据仁学原理，仁政应当是保护人权之政。不忍人的具体表现是不忍心侵害人的基本权利。忍心侵害人权的现象是暴政现象。人权在本质上都是个人的权利。坚持人权为本必然要求坚持个人为本，坚持个人为本也必然要求坚持人权为本。个人为本与人权为本的区别仅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性质是一样的，主要有利于建立反向秩序。

独立关系是个人与国家关系中的另一重要方面。个人在成为国民以后，并没有完全依附于国家。国家对于个人并不拥有随意安排和处置的权力。进入国家生活以后，个人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地位最突出地表现为个人可以放弃某个国籍，而选择加入其他国籍或成为无国籍人。先秦儒家倡导国民应有离国自由。国家出现暴政暴君，国民可以迁徙离去。这在实质上是主张国民应保持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地位。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关系还表现在个人的良心思想活动方面。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可能停止良心思想活动。国家权力对个人的良心思想活动是无法直接干预的。即使在专制主义国家中政府想要禁止个人的良心思想活动，实际上也做不到。良心思想的自由属于人的自然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实际上也转让不了。

个人的独立性程度与良心自由的自觉程度是相一致的。良心自由的自觉程度的提高取决于人的智识学思。因此，智识学思对于维护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地位是极为重要的，欠缺智识学思的国民容易盲目服从国家的专制权力。一个国家如果文盲在国民中占有很大比例，该国出现暴政暴君的可能性就很大。增进智识学思对于增强个人的独立性和加强反向秩序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保护关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个人所以愿意加入或持续居住在某一国家，首先在于该国能够对他起到保护作用。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容易发生相互侵杀的争斗，每个人都有可能侵杀他人或受到他人的侵杀。进入国家以及其他政治法律共同体以后，个人的安全受到公权的保护。每个人惩戒他人的权利部分地转让给国家。个人不再拥有直接处置他人的权利，而只是享有就法律的处罚规定提出意见的权利以及诉诸法律的权利。在保护关系中，个人是被保护者，国家是保护者。个人享有被保护的权利，国家负有保护的义务。在暴政国家中，个人难以安身立命。面临强大的国家专政工具的威胁，个人随时都会有恐惧感。暴政对个人的生命和身体的侵害远比私人间的侵害严重。此种侵害往往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持续发生而又无法躲避的。个人之所以成为国民，原本希望国家能够减轻私人间的侵害，提供更多的保护措施。然而，在暴政国家，不仅私人间侵害难以避免，而且来自国家的侵害更为严重。因此，即便成为国民以后，人的自我保护权利并未完全放弃。对于私人间的侵害，个人享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对于来自国家的侵害，个人享有抵抗和要求赔偿的权利。[4]

分配关系在现代国家生活中表现得越来越重要。个人对资源的享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分配政策。国家对资源的再分配权力越来越大。在分配关系中个人享有生活保障权，而国家负有提供生活保障的义务。在现代社会，随着国家行政领域的扩大，国家的分配职能日益增强。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财经规制政策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保障权的实现。个人的生活保障权利主要有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障保险的权利、择业营业自由、环境权、工作权和劳动基本权以及财产权等。就生活保障而言，分配关系主要表现为扶助关系和给受关系。在分配关系中，个人是被分配者，而国家是分配者。国家对个人的扶助和供给实际上是对个人财富的再分配。因此国家分配权力本身应当有合理的限制。分配关系主要有利于建立和加强正向秩序。

组织关系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国家是由一定规模的个人组织起来的。在组织关系中，个人是组织者，国家是被组织者。个人与国家的其他关系的建立应当以组织关系为基础。没有组织关系，其他关系都谈不上。传统仁学已经注意到组织关系的存在，并论及由下而上的组织程序和组织权利。在现代国家，个人的组织权利主要表现为参与公务的权利。其中有全民公决权、投票权、选举权、任职权、建议权、罢免权、知情权、自治权等。在组织关系中，不仅需要保障个人的组织权利，而且需要根据组织权利建立组织制度。组织权利和组织制度是平衡双向秩序的关键。传统仁学在反向秩序方面欠缺足够的保障措施，主要表现为对组织权利和组织制度重视不够。采取何种组织制度，不仅影响到反向秩序的建立，而且影响到正向秩序的内容。中央集权式的组织制度所建立的正向秩序缺少健康的内容。此种秩序颠倒了个人与国家的本末关系，导致轻人权重国权的国家主义的形成。在中央集权式的组织制度下，只会有单向秩序，而难以形成双向秩序。组织关系和制度是维护和加强反向秩序的根本手段。

规制关系是个人与国家关系中更有利于建立正向秩序的关系。在规制关系中，国家是规制者，个人是被规制者。国家通过立法规制、行政规制和司法规制等手段限制和控制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个人服从国家的义务主要是通过规制关系建立起来的。国家通过对各领域的规制，建立起庞大的正向秩序，实现国家的各项职能。国家在行使规制权力的时候，必须遵循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基本权利为规制权提出了明确的界限。规制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于它有利于基本权的保障和实现。如果规制权的行使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和界限，侵害了基本权，便会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规制权是国权的集中表现，它在本质上具有扩张性和趋恶性。依据规制权力建立起来的正向秩序容易随着规制权力的性质的恶化而成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现代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规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当规制问题。为了保持正向秩序与反向秩序的平衡，防止规制权力的膨胀和恶化，就必然产生适当抵制关系。[5]

适当抵制关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具有综合的性质。本末关系、独立关系、保护关系、分配关系、组织关系和规制关系最终都要求建立适当抵制关系。个人一方面需要服从国家的保护措施、分配措施和规制措施，另一方面为维护个人的本位地位、独立地位和组织地位，需要抵制国家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不当措施。适当抵制关系的建立可以使上述各种关系进入正常的运作。适当抵制关系的成熟程度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法治完备程度。个人抵抗权的行使过程也就是适当抵制关系的建立过程。个人针对国家权力的趋恶现象享有抵抗权，这不仅是自然法上的权利，也是现代国家实定法上的权利。抵抗权的行使是强化反向秩序的重要手段。传统仁学对于抵抗权是极为重视的。然而，传统仁学没有将抵抗权论同组织理论相结合，忽略了组织制度在保障抵抗权行使方面的重要作用。适当抵制关系的制度化有利于维护双向秩序的平衡。

从双向秩序的划分看，前述本末关系、独立关系、组织关系和适当抵制关系更有利于确立反向秩序；而分配关系、保护关系和规制关系更有利于确立正向秩序。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七大关系无论对于正向秩序还是对于反向秩序，都是不可缺少的。在个人与国家的这七大关系中，形成个人的七种地位。这就是本位者地位、独立者地位、被保护者地位、被分配者地位、组织者地位、被规制者地位和抵制者地位。七大地位中，本位者地位、独立者地位、组织者地位和抵制者地位属于积极的主动的地位；而被保护者地位、被分配者地位和被规制者地位属于被动的和消极的地位。积极的主动的地位更有利于促进反向秩序的形成；消极的被动的地位更有利于促进正向秩序的形成。这七种地位都与保障和实现个人的基本权利相关。

从基本权体系看，本末关系主要同仁爱平等相应；独立关系主要同良心表现权相应；保护关系主要同安身立命权相应；分配关系主要同生活保障权相应；组织关系主要同参与公务权相应；适当抵制关系主要同和平抵抗权相应；规制关系主要同赔偿补偿权相应。

本末关系要求国家坚持博爱平等的原则，尊重人格尊严，尊重个人的平等权利。个人尊重是博爱和平等的根本要求。人的仁爱平等权的内容除了人格尊严、个人尊重和平等权利以外，还包括施爱权和被爱权。施爱权又可分为敬老权、扶幼权、助贫权、扶困权、救危权等。在仁爱的权利中，性结合的自由是一项通常被忽视的人的基本权利。仁爱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考察人与国家关系和法治秩序的立足点。不从人的本性出发强调仁爱是人的基本权利，就不可能彻底理解个人与国家关系和法治秩序的本质。过去，思想家们通常将仁爱作为一种义务来对待。中国传统仁学在仁爱问题上有义务本位论的倾向，近现代西方思想家关于博爱的理论也具有义务本位论的倾向，甚至当代国际人权法在提倡博爱精神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义务论的影响。我主张从权利的角度看待仁爱的性质。仁爱是人性的基本需求。为满足仁爱的需求，社会和国家有义务提供良好的规制环境。仁爱在本质上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个人的权利。至今为止，仁爱权还没有得到人类社会的充分重视。仁爱与平等不可分离。否定博爱的权利，必然会导致否定平等权。保障仁爱平等权可以说是立国之本。只有正确认识人的仁爱平等的权利，才能正确认识个人为本国家为末的本末关系。只有从仁爱平等权出发，才能正确认识仁政和法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独立关系要求充分重视人的良心表现权利。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关系依赖于良心表现权利的保障。良心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教育权、受教育权和学习权等都是良心自由权的重要内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通信自由等都是表现自由权的重要内容。良心不仅要求内在精神活动，而且要求外在精神活动。良心表现权在性质上属于人的精神权利。此类权利为个人保持独立地位所不可或缺。对良心表现权的宽容程度，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在政府权力缺乏制约的国家，良心表现权是没有保障的。开放良心表现自由的过程，也是逐渐减少不法现象的过程。

保护关系反映出国家在保护个人安全方面的传统职能。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看，保护关系的建立是国家与个人关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国家对个人安全的保护职能的加强和扩大有利于树立国家权威和促进国家稳定。个人安全的内容主要是安身立命权。安身权或人身自由包括不受奴隶拘束和苦役的自由、不受任意逮捕和拘禁的自由、不受刑讯拷打的权利、法律程序保障的权利、居住自由、行动自由和迁徙自由等。立命权或生命权包括出生权、健康卫生权、身体权、生存权等。免除恐惧的自由以及隐私权或私生活权利也应当视作安身立命权的重要内容。

分配关系的建立是生活保障权的必然要求。个人进入国家生活以后，国家有义务使个人的生活得到保障。生活保障权不仅包括接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和接受社会保险保障的权利，而且包括享受优良生活环境的权利（环境权）、财产权、择业自由、营业自由等。为实现个人的生活权利，国家需要实施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公益规制政策、税收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宗旨应当是通过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手段扶持社会中的弱者，维持社会的公正。

组织关系的建立源于个人的参与治平权（参与公务权）。国家在本质上是由众多个人组织起来的。个人作为国家的成员或其他政治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对国家的组织活动和其他活动拥有参与治平的权利。个人的参与权利并非来自国家或社会，而是源于个人的自然权利。参与治平权虽然主要是针对国家和其他政治法律共同体而言，但此种权利在性质上应被视为先于和优于国家和社会而存在。参与公务权不能视为由国家赋予。参与公务权是个人自决权的表现。既然个人需要置身于公共生活，个人自决权就必然要延伸到影响个人生活的公务中去。知情权、选举权、被选举权、任职权、投票权、全民公决权、建议权、请愿权、罢免权、自治权、民族自决权、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等在本质上都是个人自决权的表现。参与公务权也可以视为良心表现权在公务领域的延伸。参与公务权的实现程度与组织关系的完备程度是一致的。规制关系虽然主要是确立个人对国家规制权力的服从，但也同时确立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赔偿请求权和补偿请求权。规制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给个人带来损害和损失的，国家应当依法给予赔偿或补偿。个人请求赔偿和补偿的权利要求健全国家赔偿法体系和国家补偿法体系。规制体系必须由赔偿和补偿法体系作补充，才能将规制权力纳入个人基本权利所要求的法治轨道。将规制关系同赔偿补偿请求权相联系，并非说赔偿补偿请求权源于国家规制权力的确立。规制权力的确立固然会导致赔偿补偿问题的出现，但作为基本权利体系的组成部分，赔偿补偿请求权在性质上是参与治平权的延伸。[6]

适当抵制关系的确立是和平抵抗权的必然要求。和平抵抗权既包括和平的权利，也包括抵抗的权利。和平权不仅要求实现国际间的和平，也要求实现国内的和平。抵抗权在概念上可以分为和平抵抗权和暴力抵抗权。但由于暴力抵抗权只属于特定情形下的例外，如抵抗外国侵略和人民起义革命，和平抵抗应当被视作普遍性的权利。和平抵抗权的行使可以保持适当抵制关系的正常发展，使国家在和平的条件下逐渐改革法律制度的弊端，使基本人权得到保障和实现。和平抵抗权所要求的适当抵制关系对于加强反向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对双向秩序和基本权体系的新仁学探讨，第一，传统仁学有关双向秩序和民本仁政的思想可以在继承、改造和创新的基础上深化为七种基本秩序关系；第二，基本权利体系可以分为七大部分，并分别与基本秩序关系相对应，有利于建立双向秩序；第三，该图式表明新仁学侧重于加强反向秩序，不仅七种基本权利在总体上有利于主要加强反向秩序，而且七种基本秩序关系中有四种关系主要有利于加强反向秩序；第四，只有加强反向秩序，才有助于实现双向秩序的平衡，防止出现正向秩序偏强的失衡局面；第五，七种基本关系中虽然有反向为主和正向为主之分，但每一种关系均有助于双向秩序的建立和完善；第六，虽然基本权利体系在总体上有助于加强反向秩序，但对正确认识正向秩序的性质以及改善正向秩序的内容均有积极意义。

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宏观战略应当努力克服过去忽视基本权利保障和反向秩序偏弱的弊端，在对正向秩序作改革、调整和充实的同时，大力加强反向秩序的建构，逐渐实现双向秩序的平衡。法治秩序的失衡与平衡的标志在于基本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失衡则会导向形式的法治国，平衡才会导向实质的法治国。逐渐实现双向法治秩序的平衡应是未来中国的法治之路。

参考文献：

[1]杜钢建《〈论语〉四道与新仁学四主义》，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2]杜钢建《重构国民意识与发展国民社会-20世纪中国立宪思想的反思》，载于《兰州学刊》1994年第6期。

[3]杜钢建《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第5期。

[4]杜钢建《抵抗权理论比较研究》，载于《宪法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基本人权范文篇4

摘要：环境权是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一种舒适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基本人权，将环境权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实为必要，理由为: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有学者以环境权在时间上出现较短为由，否定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属性。理由是环境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不仅找不到环境权这个基本词汇，而且绝少看到哪怕是疑似的概念、观点或事物。”笔者认为这个理由难以成立。从人权的本质属性来看，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在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公认的每一项基本人权，几乎都经历过产生、逐渐为人所关注到每个人都认可的时间过程。如财产权。

环境权是人作为人而舒适生存所拥有的和谐健康的自然环境条件，该项权利自人的出生就已经客观存在。关注是一种主观认识活动，而存在则是一种客观状态，不能以主观上尚未认识来否定客观存在。否则易犯唯心主义的错误。生命权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基本人权。而环境权与生命权相比，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基本人权。

二、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

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后，环境权的权利义务主体便都得以明朗。权利主体就是一国所有的公民。国家或社会组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是权利主体。但对环境权的存在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由于在享有主体上集体和个体不明，难以划分而干脆以此作为否定环境权存在的一个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质疑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对于权利主体，存在个体与集体，抽象主体与具体主体等复合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例如财产权，既有个体的财产权又有集体的财产权，既有具体主体的财产权，又有抽象主体的财产权，如国家财产权。

对于环境权的义务主体，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与其权利主体是重合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每个权利主体都享有舒适生活的环境权，但亦负有不破坏环境即不侵害他人环境权的义务。这与传统的权利义务理论是完全吻合的。

三、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相对于其他基本权利而言有其特点，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客体的区别上。环境权的客体是地球。而所有国家国土都在地球上相互接壤，一国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必会累及其他国家，这样就决定了环境权比其它人权更具国际性。所以环境权在国际上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例如，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其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或控制之内的行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这样，环境权在国际上得到了首次承认.197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加以肯定，同时还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2年召开的《内罗毕宣言》和《里约宣言》等也反复重申了上述《人类环境宣言》关于环境权的观点。就我国而言，我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大国，主动向国际靠拢不但是我们为自身提供更大更好的国际平台所必须的，而且也是我国在国际上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客观要求。公务员之家

基本人权范文篇5

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即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在今天,人应当享有人权的结论已经得到普遍承认。联合国5世界人权宣言6明确宣布:每一个人都享有本宣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人权从本质上要求所有人在享有权利上一律平等,因为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都是一样的。离开了人权,人就是卑微的、不平等的,他就无法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因而人权就是泛指社会中人们按照人的本质和尊严应该享有的、体现了自由、平等理念的各种权利。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一、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价值

对于宪政中外学者的理解各不相同,我国学者李步云教授认为:宪政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以保障人权为主要宗旨的民主政治。¹郭道辉教授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的创制宪法、实施宪法和维护宪法、发展宪法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而美国学者丹莱夫则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程序,即限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º可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我国学者都认为宪政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本文认为,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才是宪政首要价值和终极追求。第一,宪法是随着人权的产生和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纵观资本主义宪政史,不管是美国式的民定宪法,还是英国式的钦定宪法,都是以争取人权为目标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平等自由等观念,也成为资产阶级争取人权、确立宪政的精神动力。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必须把人权法律化,以防止人权被侵犯和践踏,而人权法律化最有效的形式就是用宪法这一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人权,宪法因此就成为保障人权斗争的产物。第二,宪法的基本内容是规定人权的内容,进而保障和实现人权。宪法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划分国家机关的权力,二是规定公民权利的内容和保障措施。国家权力存在和运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宪法规定的人权内容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第三,人权保护可以作为判断宪法善恶的标准。人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目的,也是现代法律的人道主义基础。人们可以根据人权的精神来判断宪法的善与恶。宪法可能体现人类普遍的公平与正义,也可能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的理性的表现。人们对宪法有某种寄托和幻想,期望宪法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如果宪法不考虑人的生命、自由等最基本价值要求,不体现一定的人权精神,不反映基本的人道主义内容,那么,它不仅违反人性和道德,而且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二、我国宪法对基本人权保护的不足

(一)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使我国宪法缺乏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在我国传统宪政理念中,过分强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性,将政府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看作是政府对国家应承担的职责而不是对公民应履行的义务。人们习惯于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定位为单向权利结构模式,而不是双向互动的权利结构模式,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纵向的管理)服从关系。加之官本位意识及特权意识的长期不良影响,公民的权益在受到政府权力的侵害时难以得到法律的救济。(二)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没有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这是否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便不能享有?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情况就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事实上,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规定,不应仅仅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扩展: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在实践中,我们只注重宪法条款所赋予的权利,而依照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三)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过于笼统、模糊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范围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如果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随意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惩处。宪法条文过于原则化,使其极易被权力享有者滥用,成为各种违宪行为的保护伞。因此,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得到及时救济,就不仅要在宪法中以明确的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还应通过其他的法律来使公民的权利具体化。(四)我国宪法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宪法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面对国家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宪法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专门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后果是使公民基本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保护的最终价值难以实现。

三、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保障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回顾宪政发展史,我们发现,近现代的宪政制度是建立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上的政治制度,被称为自由宪政。自由主义认为人是个体的、自主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独立、平等的,个人享有免受外界强制的自由。在政治思想方面,自由主义主张建立有限政府,认为政府的存在充其量只是个所谓的必要之恶,其功能只在于维持公正的秩序,使社会人尽量享有天赋自由或自然权利。据此,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历来主张迷你政府,反对过分地扩大政府的权力。自由主义和宪法制度相互结合就产生了宪政。个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源泉,宪政制度通过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保护公民个人免受社会和他人的侵犯,为其独立自主地发展个人才智提供了保障。自由权利是宪政制度的实质内容,宪法只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法律确认和保障。自由主义所蕴涵的宽容、尊重理性的精神,是建立宪政制度的人文基础。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认为,只有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基本利益,才能建立一个安定、祥和、平等的社会。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不能凭借暴力压制的手段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利益主体的相互妥协。这些主张都能在一定范围内缓解社会压力,为通过和平的宪政途径解决社会冲突铺平道路。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思想资源上先天不足,缺乏宪政赖以生存的伦理基础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观念不是把个人看作平等独立的个体,而是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群体性,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群体的价值高于个体。在这样的伦理秩序中,个人自由没有生存的空间,当然也就不需要宪政制度来保障了。此外,人们对宪政文化的误读消解了宪政的真正内涵。近代中国无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把宪政与中国的富强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的独立富强才是追求宪政的最高价值所在,为了这样一个使命,他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抑制个人自由和权利。这种宪政工具主义的理念消解了宪政的自身价值,导致了中国百年宪政的尴尬。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割断了宪政与个人自由的联系,中国的宪政无法成长为真正的自由宪政体制。

基本人权范文篇6

关键词：环境权基本人权宪法保护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有学者以环境权在时间上出现较短为由，否定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属性。理由是环境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不仅找不到环境权这个基本词汇，而且绝少看到哪怕是疑似的概念、观点或事物。”笔者认为这个理由难以成立。从人权的本质属性来看，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在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公认的每一项基本人权，几乎都经历过产生、逐渐为人所关注到每个人都认可的时间过程。如财产权。

环境权是人作为人而舒适生存所拥有的和谐健康的自然环境条件，该项权利自人的出生就已经客观存在。关注是一种主观认识活动，而存在则是一种客观状态，不能以主观上尚未认识来否定客观存在。否则易犯唯心主义的错误。生命权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基本人权。而环境权与生命权相比，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基本人权。

二、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

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后，环境权的权利义务主体便都得以明朗。权利主体就是一国所有的公民。国家或社会组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是权利主体。但对环境权的存在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由于在享有主体上集体和个体不明，难以划分而干脆以此作为否定环境权存在的一个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质疑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对于权利主体，存在个体与集体，抽象主体与具体主体等复合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例如财产权，既有个体的财产权又有集体的财产权，既有具体主体的财产权，又有抽象主体的财产权，如国家财产权。

对于环境权的义务主体，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与其权利主体是重合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每个权利主体都享有舒适生活的环境权，但亦负有不破坏环境即不侵害他人环境权的义务。这与传统的权利义务理论是完全吻合的。

三、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相对于其他基本权利而言有其特点，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客体的区别上。环境权的客体是地球。而所有国家国土都在地球上相互接壤，一国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必会累及其他国家，这样就决定了环境权比其它人权更具国际性。所以环境权在国际上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例如，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其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或控制之内的行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这样，环境权在国际上得到了首次承认.197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加以肯定，同时还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2年召开的《内罗毕宣言》和《里约宣言》等也反复重申了上述《人类环境宣言》关于环境权的观点。就我国而言，我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大国，主动向国际靠拢不但是我们为自身提供更大更好的国际平台所必须的，而且也是我国在国际上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客观要求。公务员之家:

基本人权范文篇7

1刑法保障机能的基础理论

目前，学界关于刑法机能到底包括哪些机能的观点不一。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刑法具有两种机能。根据划分内容的不同，有人认为刑法具有维持秩序和保障自由两个机能，也有认为刑法具有保护和保障两个机能［1］。二是认为刑法具有三种机能。具体是指规制机能、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2］。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大多数持此说。三是认为刑法具有诸多机能。主张刑法除了三大主要机能，即规制机能、保障机能、保护机能，同时还具有其他一些机能。在目前的刑法学学界，关于刑法机能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主张:一是法益保护机能优先模式，认为我国刑法机能模式应坚持法益保护机能优先模式，适度向人权保障机能倾斜［3］;二是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认为在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发生冲突且难以两全的情况下，应坚持刑法的人权保障优先于法益保护;三是刑法机能动态平衡模式，认为维持刑法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有利于打击罪犯，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国家刑罚权对公民人权的侵蚀［4］。

2刑法保障机能优先的理论分析

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内在诉求。

2．1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积极贯彻刑事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优先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坚持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我国目前正处于大变革的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各种民生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尊重公民的正当权利，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不可能真正地构建好和谐社会。因此，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2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内在诉求刑法的主要作用就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刑事法治的基本理念，不仅包括惩罚犯罪，也包括保障人权。刑法不仅仅是司法机关刑罚权的来源，更是司法机关刑罚权的“魔咒”。司法机关一方面要根据刑法行使刑法赋予其的刑罚权，去追究相关公民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要根据刑法的规定在刑法法定的框架范围内进行追究，不能跳出罪刑法定的范围，更不能突破罪行法定的原则。实现刑事法治，就要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实现刑事法治，就要积极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实现刑事法治，就要坚持刑法保障机能优先。因此，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内在诉求。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确立是现代刑事法治的重要标志，刑事法治的核心内容就是罪刑法定主义。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模式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刑法保障机能优先模式也只有通过罪刑法定原则才能实现。罪刑法定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其起初最基本的含义就在于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之所以实行罪行法定，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免遭国家公权力的任意践踏，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正义。实现刑事法治，就要积极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实现刑事法治，就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实现刑事法治，就要在当刑法的诸多技能发生冲突的时候，坚持人权保障机能优先。

3刑法保障机能的实现途径

强化刑法的保障机能不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积极建设。努力完善罪刑法定原则，积极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强化刑法人权保障机能。3．1努力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最基本、最有力的手段是法律保障，而法律保障中的刑法保障又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三大原则之首，理所当然在人权保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近年来不仅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人权的法律保障，尤其是刑法改革中的人权保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是，目前的刑法毕竟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我们期待，中国能够尽早制定出更为科学完善的新刑法典，在保障人权方面能够走得更远。现在，罪行法定原则在我们国家某种意义上还只是停留在法典化的形式之上，并没有真正地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在实践中，我们并不能很好地或者说真正地坚持罪行法定原则。虽然罪行法定原则早已写入了我国的刑法典，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地加以贯彻，坚持程序正义优先、人权保障优先的理念，那么，罪刑法定原则依然犹如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只是停留在形式化的法典之上，并没有能实现其真正的司法化。因此，只有努力完善罪刑法定原则，将其从法典之上的形式化推进到刑事司法实践下的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才能依法保障人权，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才能得以实现。

基本人权范文篇8

一、外交庇护非法性的法理分析

外交庇护非法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了派遣国对驻在国的国家管辖权的侵犯。众所周知,国家管辖权是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和物行使国家主权的表现,包括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管辖权和普遍管辖权。其中属地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在其所属的领域以内的人和物或者发生的事件,除了国际法规定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以外,有权依本国法律实行管辖。派遣国的使馆或领馆虽具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然终究还是在驻在国领地上,驻在国对其具有当然的属地管辖权,但驻在国行使属地管辖权时会受到派遣国使领馆外交特权与豁免的限制。那么,这种外交特权和豁免包括外交庇护权吗?如果包括,外交庇护合法。

反之,则非法。这一问题涉及到使馆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理论依据,对此学界曾出现“代表性说”、“治外法权说”和“职务需要说”。其中,“治外法权说”认为使馆驻地是派遣国的领地的延伸,因此派遣国对使馆驻地享有主权权利。这一学说在历史上曾为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已遭到非议而被否定。目前,“职务需要说”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认为使馆的行为应当与使馆的职务相适应。《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三条明确规定了一国派驻他国的常设使馆的主要职务,同时规定“使馆馆舍不得充作与本公约或一般国际法之其他规则、或派遣国与接受国间有效之特别协定所规定之使馆职务不相符合之用途”。据此,利用使馆庇护驻在国追捕的人同使馆的职务是不相符合的,外交庇护权也就不能成立。

二、关于外交庇护的主要学说

目前,关于外交庇护问题,学术界有以下观点:(一)传统学说认为一律无效。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认为外交庇护是对驻在国管辖权的侵犯,派遣国不具有外交庇护的权力。此观点历来已久,被广大法学研究者所认同,也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二)新观点认为在传统学说以外还存在着例外情况,即如果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可以给予外交庇护。例如《奥本海国际法》中提到:“有时有人认为,作为例外,根据迫切的人道理由,又给予庇护的权利,这通常是指避难者因专横行为而生命处于危机的情况。各国的实践,存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庇护的实例。”

三、外交庇护应当为人道救助打开一扇方便之门

外交庇护关系着国家主权与基本人权,其实质是如何客观地认识国家主权与基本人权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众多学者认为人权已经突破了国家主权的限制,是高于主权的具有国际性的一种权利,但笔者认为这是片面的,国家主权与基本人权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既冲突又同一。

首先,国家主权原则和基本人权原则都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不存在等级之分。其次,人权依靠主权国家得以实现。虽然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两个属性,但是在笔者看来,最直接有效的还是国内法的保护。国内法通过立法将基本人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在法的适用过程中监督人权保护状况,对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进行惩处,直接影响到人权利益的实现。国家主权是人权保护的前提,人权不可能脱离国家主权而独立存在。最后,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人权保护的限制。这种限制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一国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发生了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会招致民众的抗议和抵制。在国际,《联合国宪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对国家的“对外独立权”予以一定的限制。因此,国家主权和基本人权是不能分割,既要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又要切实保护人权,两者不可偏废,以求达到主权利益和人权利益的平衡。

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处理外交庇护问题上应当考虑以下几点内容:

(一)坚持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坚决反对他国以外交庇护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但是在人道救助的特殊情况下,不宜全盘否定外交庇护,而应把获得人道救助视为一项基本人权,派遣国应当予以充分的考虑。

(二)1951年7月28日签订于日内瓦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将难民定义为:“一切由于宗教、种族、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因为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滞留在本国之外,由于因为恐惧而不能或不愿接受本国保护的人”,该公约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确认的人人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歧视的原则。这种精神在处理外交庇护问题上也应予以体现,对于因为宗教、种族和国籍或者政治立场原因受到迫害或威胁等违反人权保护精神的情况,应当给予外交庇护。

(三)《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确立non-refoulement(不驱回)原则,即一个难民庇护申请人在其申请没有得到妥善审理前,不得被强行遣返回可能危及其生命和自由的原籍国。这种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值得借鉴,在庇护申请人的申请得到妥善处理前,派遣国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申请人的人身安全,驻在国对此应予以尊重和理解。

基本人权范文篇9

关键词：环境权基本人权宪法保护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

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有学者以环境权在时间上出现较短为由，否定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属性。理由是环境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不仅找不到环境权这个基本词汇，而且绝少看到哪怕是疑似的概念、观点或事物。

”笔者认为这个理由难以成立。从人权的本质属性来看，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在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公认的每一项基本人权，几乎都经历过产生、逐渐为人所关注到每个人都认可的时间过程。如财产权。

环境权是人作为人而舒适生存所拥有的和谐健康的自然环境条件，该项权利自人的出生就已经客观存在。关注是一种主观认识活动，而存在则是一种客观状态，不能以主观上尚未认识来否定客观存在。否则易犯唯心主义的错误。生命权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基本人权。而环境权与生命权相比，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基本人权。

二、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

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后，环境权的权利义务主体便都得以明朗。权利主体就是一国所有的公民。国家或社会组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是权利主体。但对环境权的存在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由于在享有主体上集体和个体不明，难以划分而干脆以此作为否定环境权存在的一个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质疑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对于权利主体，存在个体与集体，抽象主体与具体主体等复合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例如财产权，既有个体的财产权又有集体的财产权，既有具体主体的财产权，又有抽象主体的财产权，如国家财产权。

对于环境权的义务主体，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与其权利主体是重合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每个权利主体都享有舒适生活的环境权，但亦负有不破坏环境即不侵害他人环境权的义务。这与传统的权利义务理论是完全吻合的。

三、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相对于其他基本权利而言有其特点，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客体的区别上。环境权的客体是地球。而所有国家国土都在地球上相互接壤，一国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必会累及其他国家，这样就决定了环境权比其它人权更具国际性。所以环境权在国际上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例如，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其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或控制之内的行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这样，环境权在国际上得到了首次承认.197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加以肯定，同时还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2年召开的《内罗毕宣言》和《里约宣言》等也反复重申了上述《人类环境宣言》关于环境权的观点。就我国而言，我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大国，主动向国际靠拢不但是我们为自身提供更大更好的国际平台所必须的，而且也是我国在国际上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客观要求.公务员之家

基本人权范文篇10

关键词：环境权基本人权宪法保护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有学者以环境权在时间上出现较短为由，否定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属性。理由是环境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不仅找不到环境权这个基本词汇，而且绝少看到哪怕是疑似的概念、观点或事物。”笔者认为这个理由难以成立。从人权的本质属性来看，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在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公认的每一项基本人权，几乎都经历过产生、逐渐为人所关注到每个人都认可的时间过程。如财产权。

环境权是人作为人而舒适生存所拥有的和谐健康的自然环境条件，该项权利自人的出生就已经客观存在。关注是一种主观认识活动，而存在则是一种客观状态，不能以主观上尚未认识来否定客观存在。否则易犯唯心主义的错误。生命权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基本人权。而环境权与生命权相比，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基本人权。

二、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

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后，环境权的权利义务主体便都得以明朗。权利主体就是一国所有的公民。国家或社会组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是权利主体。但对环境权的存在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由于在享有主体上集体和个体不明，难以划分而干脆以此作为否定环境权存在的一个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质疑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对于权利主体，存在个体与集体，抽象主体与具体主体等复合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例如财产权，既有个体的财产权又有集体的财产权，既有具体主体的财产权，又有抽象主体的财产权，如国家财产权。

对于环境权的义务主体，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与其权利主体是重合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每个权利主体都享有舒适生活的环境权，但亦负有不破坏环境即不侵害他人环境权的义务。这与传统的权利义务理论是完全吻合的。

三、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相对于其他基本权利而言有其特点，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客体的区别上。环境权的客体是地球。而所有国家国土都在地球上相互接壤，一国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必会累及其他国家，这样就决定了环境权比其它人权更具国际性。所以环境权在国际上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例如，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其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或控制之内的行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这样，环境权在国际上得到了首次承认.197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加以肯定，同时还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2年召开的《内罗毕宣言》和《里约宣言》等也反复重申了上述《人类环境宣言》关于环境权的观点。就我国而言，我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大国，主动向国际靠拢不但是我们为自身提供更大更好的国际平台所必须的，而且也是我国在国际上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客观要求。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