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十篇

历史的进程篇1

    (一)普通个人的科学释义

    人类社会中单个的人通常称为个人。在一切个人中,根据对历史影响作用的大小,可以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所谓的普通个人,就是指在社会历史活动中起推动或延缓的影响,没有打下明显自己意志的印记,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绝大多数普通的单个人。

    (二)普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普通个人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由普通个人组成的,普通个人是人民群众的一子。在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每一个普通个人都起着一份不可或缺的普通作用。他们在各自的平凡岗位上,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着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或多或少地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分力量。第二,普通个人的素质影响着社会的面貌。普通个人素质的高低与其在历史进程上的作用成正比的,所谓普通个人的素质,是指作为社会一员的普通个人的科学境界、科学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等,普通个人的素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而不断的提高。我们说,新旧中国在1949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历史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中国普通个人的素质比旧中国普通个人的素质要高得多。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直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都是普通个人素质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第三,人民群众的整体作用是由一个个普通个人的作用汇聚而成的。在人民群众中,每一个普通个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发挥出各自的力量,尽管每一个普通个人的作用不能与人民群众的作用相提并论,但是要是没有一个个普通个人作用的发挥,那么人民群众就不会有更大的集体作用发挥。所以,人民群众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每个普通个人的历史。

    二、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中的关键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前提下,同时也承认了普通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所谓的杰出人物,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时代要求,代表先进的阶级、阶层或者社会集团的利益,对历史发展起进步作用的领袖人物、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及艺术家等等。这里要和那些对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历史人物区别开来,他们不能算是杰出人物。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是相对于普通个人作用而言的,其巨大的历史作用表现在。

    (一)杰出人物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发起者

    杰出人物能够及时掌握到时代的脉搏,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因而总比同阶级,同时代的人站的高些,看的远些,愿望更强些,他们能最早地发现新的历史任务,并能提出进步的思想,纲领和口号,从而为人民群众和进步阶级的斗争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如果没有人发起,历史进程前进的节奏就会慢些。

    (二)杰出人物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但能加速历史的进程

    他们不仅善于发现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在关键时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毛泽东在1935年及时组织召开遵义会议,克服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这些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他们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杰出人物具有丰富的组织才能和斗争经验,他们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出正确的计划和措施,组织和领导本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若没有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任何的群众斗争和历史运动都不能持续太久,更不会取得成功。因此,杰出人物,不仅在历史事件中深深地打下自己意志的烙印,也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关于对人民群众,普通个人,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几点思考

    (一)三者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又要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所谓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指人民群众遇到的一切现存的社会要素的总和,制约人民群众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有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精神条件三种。普通个人,杰出人物同样受这三种条件的制约。首先是经济条件。这里主要指广义上的经济条件,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不同,直接决定了三者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不同,和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也制约着三者的历史活动。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活动受阶级经济地位的制约,阶级的经济地位实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始终伴随着历史的进程,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普通个人,杰出人物,都不能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次是政治条件。主要是指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人们所从事的历史活动,受到统治者意志的制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的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但依然要受国家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约束。再次是精神条件,精神条件包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传统的东西,又包括现在的科学文化等。积极的精神层面,可以为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消极的精神侧面,会削弱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积极性,阻碍人们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发挥。

历史的进程篇2

    人教版七年级《中国历史》实验教科书以新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力求解决好“学什么”和“怎样学”的问题。在解决“学什么”,即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它突出了基础性;在解决“怎样学”的问题,即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上,它突出了自主性。本文拟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

    突出初中历史课程内容的基础性,是由其课程性质决定的。《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历史(7-9)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课程标准》还指出:“历史课程标准应突出体现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应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进入和适应社会打下基础,为学生进一步接受高一级学校教育打下基础。”在这里,突出基础性,面向全体学生,成为解决“学什么”的问题,即课程内容选择的一项重要的取舍原则。

    为了突出课程内容的基础性,降低教材难度,减轻学生负担,七年级《中国历史》实验教科书的编着者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作法。

    首先,在编写体例上依据《课程标准》的要求,使用学习主题的呈现方式,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教科书的编者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性与学习内容的内存联系把全书分为七个单元,每个单元分为若干课,每课突出了一个学习主题,全书共编写了44课(上、下册各22课)。这样就使全书的总课量大大减少,同时也为活动课的设置(全书共设9课活动课)创造了条件。这既体现了历史学科的特点,也有利于改变传统教材“难、繁、偏、旧”的现象,突出了重点,降低了难度。

    其次,每课内容只有2-3个目,并以正文部分(宋体字部分)作为学习的主体内容和基本要求。正文部分力求写得少而精,精心选择能够体现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和基本线索的基本史实(包括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让史实说话”,让学生与“历史”交流对话,旨在引导学生去感受、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基本历程。例如,“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一课,只用三个子目讲了三个典型:我国最早的人类──元谋人,以发现头盖骨化石闻名世界的北京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代表山顶洞人;而重点又突出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秦王扫六合”一课,突出了“统一”这一主题: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始皇采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等制度和措施,巩固统一国家;北筑长城、开发南疆,维护统一国家。每课正文内容讲得精简,减少抽象的历史理念和概念,减少繁杂的知识点,这不仅减轻了学习负担,而且为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和时间。

    第三,以阅读部分(楷体字),文献资料专栏、自由阅读卡等多种方式呈现学习内容,使信息载体多元化。阅读部分往往是正文要点的具体化,既增加了趣味性,又是理解正文要点的必要补充。文献资料专栏选用浅显而简短的、具有典型性的文献材料,既增强了教科书的历史感,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阅读能力。自由阅读卡则是课文有关物质文明内容的拓展,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以多种方式呈现学习内容,使每一课的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多彩,此其一;其二,有助于学生从多种渠道获取有效信息,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其三,由于这些内容不作为学习的基本要求,不要求学生必须识记与掌握,就大大增加了教学的弹性,为有潜力的学生扩大了自我发展的空间。

    第四,力求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历史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载体,七年级《中国历史》实验教科书是写给只有十余岁的初中生看的,中学历史教学的任务不是培养历史学家,也不是尽可能多地灌输历史知识,而主要在于利用教科书这个中介让学生与“历史”交流对话,让学生去感受、体验和理解历史,逐步培养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逐步培养终身受用的人文素养和历史思维方法。因此,教科书编写中尽量增加了一些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避免专业化和成人化的倾向。

    二

    突出教学过程和方法的自主性,是以新的教育理念促进历史课程革新的必然结果。七年级《中国历史》实验教科书渗透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培养参与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促使学生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型转化,由学会知识向学会学习转化。只有实现这一转化,才能满足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的需要。

    为了突出教学过程和方法的自主性,教材的编者主要采取了以下作法:

历史的进程篇3

【关键词】翻译历史；文化转向；研究方法

语言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作为不同语系桥梁的翻译工作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研究翻译的历史。翻译史研究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性质的一种探究。在探究翻译的历史一般是对历史的研究以及批评研究两种。假如翻译史研究有所不充足或是缺失的话，这会对整个翻译研究的进程和完整度造成影响。如我们所知，历史与史学是历史研究的两个大类。所谓历史即以时间轴为依据对人物、事件进行记叙。史学就是在以特定理论做指导下对史实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并通过它对历史产生的认识。所以历史是史学的先决条件，史学也是历史的一种升华。在译史探究方面我们不单单要研究历史方面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的向史学上进行深入探讨。翻译历史的探究不是把眼光放在书写上而是要研究出适合自身的翻译史学理论。

一、翻译史研究的对象、视角、类型与意义

（一）对象。曾经有位名人说过“‘历史’一词有两种意义。它既指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由此可知翻译史所要研究的就是在翻译发展的过程的一切现象。它包括从翻译产生开始到如今的所有的关于翻译的事情，如翻译了哪些事，有哪些翻译活动，什么机构参与翻译，翻译都有些什么派系等。所谓的中国翻译使就是在众多的翻译使中突出中国的部分，因此我国的翻译使重点研究对象就是我国的翻译现象。

（二）视角。翻译史的研究视角很多，主要有：（1）从传统方面来看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这一种最为常见既可以探究单个国家的翻译史，也可以探究在特定时间段的翻译史。时间上的有德国翻译史，空间上的有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史。（2）从文体类型的角度来看有：如侦探小说的翻译史、散文翻译史、科技文翻译史等。（3）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探究。

（三）类型。翻译史研究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探究一个区域或是国家发生的翻译现象；又如探究一个时间段内的翻译现象；还可以是某一从事翻译工作的机构或是单位；又或是某个类别的案例探索，像是宗教类的佛经、《圣经》的翻译史探究等等。在翻译史发展到今天，翻译史的类型分类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了，现在各个类型的探究开始相互融合，互相渗入了。

（四）意义。俗话说从历史中可以为今后的事做个借鉴，由此可知历史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在研究翻译史时也是为了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一种借鉴。当翻译工作者进行工作遇到某些问题时，翻译史可以从历史出发给出先人的经验和做法。翻译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产生的时间并不长，人们的它的认识也并不多，所以译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在让翻译学获得其应有的荣誉的同时还要整合翻译研究中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派系以及方法。翻译史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今后的发展中是一个重点环节。

二、研究翻译历史的方式

（一）传统研究。在译史研究的早些时期，传统研究为了不让研究人员的主观思想的渗入，通常是以时间段（如朝代、世纪还有社会类型）将其分为几个彼此独立的点，然后再在这几个点以发生的顺序记录存档。就是由于这样死板的按照时间轴来记叙所以这样记录的文档将发生的某些事件与整个历史的大环境相隔离。虽然传统的研究方式对于历史资料的整理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对于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理解与整体的联系上的分析确是有着很大的不足。因此其研究所得的成果也在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所以传统的译史研究要让大众普遍接受其研究的价值就必须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完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历史时间的速度与传统的时间是不同的，它会有延缓、加速抑或是停滞。它与我们概念上的时间还有一个不同在于人类的历史时间会出现倒退，这是我们概念上的时间所无法做到的。要是按照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的话会让对历史的解读趋于僵化、封闭，不利于研究。所以后来的史学理论尤其新文化史学对中时段更感兴趣。为了要克服传统方法带来的缺陷就需要一种可以将短时段和中时段相互结合，以此达到记叙与与解释的完美平衡点

（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这是近代才产生的对于译史研究的方法，它正在被更多的译史研究人员的接受。文化转向这种崭新的研究思路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由于研究文化转向观点的出现，译史研究的角度渐渐开始使文化与翻译进行互动从中来把握翻译的历史，使用这种方式研究人员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皮姆所著的《翻译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以文化转向为背景反思了以往传统研究的利弊；《翻译研究》是由芭斯奈特所著的，它的创新性在于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译史所具备的开拓性探究；《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它的作者是韦努蒂，这本著作的名字即可体现它的思想中心了。而我国在这一过渡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代表作品。包括首部用文化视角看译史的作品《翻译文化史论》，其作者是王克非，还有谢天振所著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从文化角度研究译史是给译史研究新的生命力。凡事有利就有弊，它过多的融入了翻译人员的个人意识，这就对其原有的逻辑有所偏差。从文化角度上看，它将外部实践统一起来了，可是在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天平上确有不能等值了。

传统与文化这两种译史途径在研究者工作时即有其特有的优势又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要怎样才可以将其合理运用，找到实践与理论之间还有记叙与解释的平衡点这就是研究人员今后的工作重点。

三、结语

翻译研究所具有的人文性质奠定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非比寻常的位置。与译史的重要性不符的是它长久以来并未受到大众应有的重视，其中是对于译史的史学理论探究尤为的薄弱。在文化转向这一新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当下，翻译的历史研究开始了新一阶段的探究，所以就需要研究人员对史学进行反思。

历史的进程篇4

关键词：济贫法 社会保障 历史变革

自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到1948年《济贫法》的最终终止，历经300多年的不断发展改革完善，《济贫法》的历史演变进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来论述。

一、《济贫法》的问世

（一）《济贫法》问世的历史背景

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使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正因为罪恶的圈地运动，导致英国产生了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为了解决民众流离失所的现象，统治王朝都铎王朝一开始采取的是通过制定法规来阻止圈地行为，但是这种办法以失败告终，因为统治者制定的有关限制圈地运动的法规从未有效实行过；后来统治者针对此采取了第二种办法就是制定“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但是这种方法则是加深了对流民的残害程度，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的反抗。统治王朝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自身的统治，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都制定过救济贫困者的政策。但是直到1558年伊利莎白女王即位，她认为必须要依靠法律的力量才可能解决流民的问题。因此伊利莎白女王在位时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救济穷人的措施，这些相关措施为后来的济贫法的问世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它的问世对后来世界社会保障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济贫法》明文规定国家范围内所属的各教区应在其管辖区域内建立济贫院，救济院用来救济那些年老体弱而丧失劳动能力的穷人，并为有能劳动能力的穷人安排工作；治安法官则负责征收相关的济贫税，并监督检查济贫法的实际执行情况。

（二）《济贫法》颁布的重要意义

《济贫法》颁布之后的英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济贫制度，该制度包括征收济贫税、建立济贫院、实行教区安置。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对穷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救济并加以管理，以便维护社会稳定。这种济贫制度明显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济贫制度的实施在当时有效地解决了英国流民问题，维护了英国当时社会的稳定，为后来英国进行工业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济贫法》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部对社会保障相关事项作明确强制规定的法律，它体现了国家救济贫民的责任与义务，也对后来世界社会保障法制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济贫法》的局限性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济贫法》并不是一部完美无瑕的法律。正是因为《济贫法》内容上的局限性导致它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第一，济贫院变成了贫民收容所。按照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中体现的济贫政策，全国范围内各教区所建立的济贫院只能收容老人、病人和孤儿群体。但是后来，在济贫院内，老人、病人、孤儿等弱势群体和有劳动能力的人混合居住在一起，济贫院慢慢演变成了普通的收容所。这种现象不仅使济贫的精髓变质造成养懒汉，同时也使济贫开支大幅度增加。在18世纪中叶，政府用于济贫的开支每年约为70万英镑，1790年年开支约为200万英镑，到1800年上涨到近400万英镑，1819年高达700万英镑 。如此巨额的济贫开支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比重，引起纳税人的普遍不满。

第二，《济贫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166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住所法》，它是对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内容上的补充，主要是规定穷人只能在他的出生地才能享受到政府救济。由于新一轮圈地运动的进行和工业革命开始向农村扩展的缘故，农村中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住所法》对穷人救济规定有出生地的限制，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获得政府救济就只能生存在教区，靠教区提供的救济金维持生活，而不能到工厂中充当劳动力。这种所谓的“户籍制度”是英国历史上所特有的，它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

二、新《济贫法》的诞生

（一）《济贫法》改革背景

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获利的工业资产阶级对济贫工作中存在的许多现状是极为不满的，例如，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济贫财政开支过大、济贫工作管理混乱，他们急于要求改革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以便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

1817年，英国议会下院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用来调查1601年《济贫法》的实际执行情况。该委员会经过相关调查提出了废除1601年《济贫法》的建议，但这项建议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认同。后来，1830年至1831年间发生的不间断的农业工人的起义才使统治者真正意识到对1601年《济贫法》进行改革已刻不容缓。因此，1832年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主要是分析现状，提出具体的改革应对方案，为完善济贫法或重新订立新的法规做准备工作。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前期作了大量的调研准备工作，他们派人员前往向每个教区调查询问，同时派助理委员到各个教区调查穷人生活状况和现有的救济措施实际实施情况。1834年3月，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了《改革现行的报告》。

《报告》认为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禁止济贫院向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提供济贫院外救济（院外救济）。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们在调查过程中会发现现行济贫工作中产生了许多的弊端，而这些弊端恰恰都与济贫院向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提供济贫院外救济的政策有关，这一政策的执行造成的后果就是依赖教区救济为生的穷人的生活状况竟然明显好于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鉴于这种情况，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有劳动能力但依赖教区救济的穷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应该不能好于那些独立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这样做会使那些习惯依赖济贫院外救济生活的穷人不再寄希望于向教区申请救济，而是将向教区申请救济作为下策。

因此，在《报告》的基础上，1834年，《济贫法》的修改草案出台。经过英国议会下院上院的广泛而反复地讨论再修改，于1834年8月14日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即新《济贫法》诞生。

新《济贫法》中明文规定，济贫院从1837年7月1日起停止对有劳动能力的壮年男子的救济，并组成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实行对议会负责，每年向政府首相汇报一次工作的责任机制。该委员会被赋予了许多权力，它有权组织开展调查济贫法实际实施的情况，有权要求各地方济贫工作管理机构上交济贫法实际执行情况的统计表，有权任命或者撤换相关助理委员。新《济贫法》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制度，为新《济贫法》的顺利有效地实施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二）新《济贫法》实施的影响

新《济贫法》是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完成工业革命取得政治经济优势地位以后更进一步谋求自己利益诉求的具体体现。

第一，新《济贫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区劳动力过剩、农业工人普遍贫困等社会问题，同时也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大量廉价富足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新《济贫法》明文规定取消对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进行济贫院外救济，这就意味着在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以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体力，一条是选择进入“穷人的巴士底狱”――各教区济贫院。而选择第二条路则意味着要遭受妻离子散、忍受非人一般的待遇。新《济贫法》的拥护者就是裸地用这种办法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大量富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同时，相对应取消1602年《住所法》和铁路时代的真正到来也为自由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据记载，到1848年就有约20万铁路工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实施新《济贫法》后从济贫院中解脱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迫切需要大量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这也正是资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改革1601《济贫法》的目的所在。而新《济贫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按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

第二，济贫开支明显下降。1601年旧《济贫法》的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济贫开支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引起了广大纳税人的普遍不满，特别是占据纳税大头的资产阶级们。由于新《济贫法》中规定取消对有劳动能力的壮年的济贫院外救济，建立联合教区的济贫院，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济贫开支。据记载，1834年济贫税开支为631.7万英镑，从1835年以后逐年下降，1835年为552.6万英镑，1836 年下降到471.8万英镑，1837年下降到404.5万英镑。

所以，从历史进程来看，新《济贫法》的颁布与实施虽然是建立在牺牲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基础上，但它最终是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以后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推动了整个世界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新《济贫法》相较于1601旧《济贫法》来说，更进一步奠定了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的基础，为以后欧美各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典范。

三、《济贫法》告别历史舞台

随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新《济贫法》中规定的方案根本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废除《济贫法》，建立起一种能有效科学地化解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是大势所趋。1908年，英国颁布《老年年金保险法》，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义务为老年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法律；1911年，英国国会正式批准《失业保险与健康保险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的失业保险法； 1925年，颁布了《寡妇孤儿及老年年金法》，这部法律在1908年《老年年金保险法》的基础上扩大了保障对象，将寡妇孤儿也纳入其中；1934年，英国通过新的《失业法》；1936年，又通过《国民健康保险法》。所有这些法律法规都是英国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产物，它突破了《济贫法》时代社会救济方面的局限，体现出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责任义务的特点。至此，英国已经具备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向着更为全面和完整的方向发展。1945年，制定并通过了《家庭津贴法》；1946年，又通过了《国民保险法》，至此有关失业、生育、死亡、孤寡、年老等方面的保障几乎覆盖到每位公民；同年，英国还颁布了《国民工伤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直到1948年，英国颁布《国民救助法》，才彻底标志着在历史上实施了三百多年的《济贫法》的终结。

参考文献：

[1]从志杰.对英国新“济贫法”的探讨[M].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2]杨思斌.英国社会保障法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M].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

历史的进程篇5

论文摘要：近代化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俄国的近代化是在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就人类历史意义上的近代化进程而言，它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本文拟对俄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价。

一

    就俄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一世无疑是俄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便于考察，我们从17世纪的俄国开始。

    公元17世纪，当西欧开始向近代社会大步迈进的时候，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处于传统的中世纪状态，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欧落后。由于农奴制的严重束缚，俄国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沙皇的权力和国家实力由于国家制度的腐败混乱而严重消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市民骚动给封建制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的俄国正日益被卷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有有限的发展，但与当时先进的西欧相比，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之竞争，军事力量也无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地主商人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场创造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国国际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使俄国赶上西欧，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兴商人阶级，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上，变募兵制为征兵制，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改进军事装备，举办军事学校，积极兴办军火工场，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军事强国之列;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兴办手工工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对外贸易，重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首开俄国工业之先河;政治上，严厉打击大贵族势力，废除数十个中世纪式的政府部门，设参政院、行政院等10多个新的中央机构，废除世袭制，打破门第资历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晋升。同时，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任命省长，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创办学校，简化俄文字母，翻译外国书籍，采用儒略历法，提倡生活习惯的西欧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以强制的甚至残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蛮落后的俄罗斯。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通过改革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俄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俄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使昔日贫弱不振的俄国昂首迈开了进人欧洲列强的步伐，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帕尔默·科尔顿也说:“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影响，当俄国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时，这一影响又间接地变得更为深远”，“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立了未来的性质。

    尽管如此，俄国近代化进程仍很遥远，因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毕竟是在俄国封建农奴制和掠夺农民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变社会关系，因而不可能实现劳动力自由化以充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更不可能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性质。

二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封建国家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社会思想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欧洲先进国家完成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封建制度在人民革命和启蒙运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危机四伏，在这种背景下，各主要封建国家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接受伏尔泰开明专制的建议，对腐败的封建制度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俄国也不例外，早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即提倡发展工商业。1762年叶卡特琳娜杀夫篡位后，更以开明专制相标榜，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以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与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通信，还邀请《百科全书》编辑狄德罗到圣彼得堡作客。被伏尔泰歌颂过的叶特琳娜二世承继和发展了彼得大帝的事业，为改变在其篡位前大贵族争权夺势的混乱政治局面，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好一方面以加强农奴制来安抚贵族的情绪，对身边的贵族官员大量赏赐农奴;另一方面于1763年发组中央政权，消弱元老院和教会势力，消除他们偕夺君主权力的隐患。并亲自掌握军事外交大权。

   1767年夏，叶卡特琳娜召开了规模宏大的谐询会议，称“立法委员会”，吸收贵族商人和自由农民代表参加，并为此发表了充满启蒙运动自由词句的诏书，大谈三权分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示要取消农奴制等，但仅限于空谈，没有实际的行动纲领。叶卡特琳娜二世改革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重视工商业方面，为此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取消工业专利法，允许贵族经营工商业，提高商人的地位，这些为俄国走向近代化之路趣了推动作用。同时，好与彼得大帝一样，对教育在近代化中的地位比给以足够的重视，创办了各阶层子弟都可以人学的初等和中等普通学校，到18世纪末，这类学校发展到331所，这为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发展社会经济，推动社会文明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然，叶卡特琳娜的改革毕竟是有限的，“她的国内政策的最后效果，除去做了若干鸡毛蒜皮的改革外，就是偏袒半欧化的贵族制度，在人民中扩大农奴制”4;432。作为沙皇专制政体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开明专制”，具有明显的贵族专制性质，在叶卡特琳娜统治期间，正值东欧“再版农奴制”盛行，俄国农奴制也空前加强，贵族对农奴的权力日益扩大。她不仅颁布法令对付农奴，残酷镇压农民骚动，而且大兴文字狱，摧残进步思想，迫害拉吉舍夫、诺维柯夫等启蒙思想家。可见，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又有利于俄国“再版农奴制”和贵族专制政治的加强以及欧洲封建秩序的维护，具有反动的一面。

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到10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盛极而衰，处于瓦解的状态。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从此，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使用日益广泛，雇佣劳动进一步增加。农业中，打谷机等新式机器开始采用，专供出卖的粮食生产遍布各个地主庄园。这一切表明，俄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但与西欧相比，俄国仍然十分落后，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农奴制的存在，农奴制严重限制着商品货币关系的顺利发展和资本主义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奴固定在土地上使工业中的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对农奴的超经济剥削使国内市场因购买力低下而难以扩大。因此，废除农奴制提到了沙皇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加剧，俄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反抗农奴制的暴动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1853年发动了对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争的失败，使“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俄国的一些平民知识分子相继走上了反对农奴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舞台。由十二月党人唤起的新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些被列宁称为“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的平民知识分子在俄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的进程篇6

我国煤矿美术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作为重要的领域，其作品已成绩斐然。煤矿美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变革。大致可分：为服务政治、生活描绘、英雄主义、关注生命和本质审美几个阶段。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①。煤矿美术主要产生于新中国解放初期，形式以木刻为主。1950年代初，全国煤矿广泛进行“阶级教育”，围绕建立“万人坑”纪念馆的需要，积极反映日伪铁蹄下煤矿工人的牛马生活。作品主要以插图、雕塑为主。1958年“”，配合政治运动与生产任务，由上而下大力提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对群众文艺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煤矿美术创作正是紧随诗歌发展起来的，作品发表的园地主要是矿山的墙壁、黑板报和宣传栏。“”的影响，突升了政治功能，特别是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年前后，文艺普及工农兵，涌现了一批革命性的“工人画”，在美术界曾有过很大的反响。1982年中国煤矿文化基金会成立，以颂扬改革时代风貌为主题，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美术展览，选送矿工美术作者到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高等院校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专业深造，培养了一批富有才华的创作人才，促成煤矿美术的勃兴和提升。1990年代以后，在国家文化繁荣的带动下，煤矿美术逐渐成长，出现了一批表现历史、表现现实和关注生命的反响强烈的作品。

煤矿美术的发展具有几个特点。其一，受到、、改革开放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各地区行政和文化部门的指导工作，主要是作为政治任务，虽然存在着一些浮夸现象，但摸索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经验和创作经验，推动了煤矿美术的发展。其二，煤矿美术创作兴起的内在动因，则是中国千万矿工迫切要求文化翻身。在封建社会中，矿工饱受没有文化之苦，解放后他们应当获得在文化艺术上自由、自主地表达自己愿望和理想的权利，从精神上获得彻底解放，从创作的被动性逐渐转化为自觉性。其三，由于工业时代的兴起和发展，近代才出现真正工业性质的中国煤炭挖掘史，又因为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煤炭行业在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中也只能是短暂的一瞥，带有特定时间性的特点。其四，社会主义时期的特定体制作用。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美术创作由国家部委和大型企业倡导和主导，并且组织专业艺术家辅导，选送人才到各美院深造，招聘专业院校毕业生等。动用国家力量规模化组织产业工人创作艺术品，在世界美术史中也是一个特例。应该说煤矿美术在当代美术史中是个有特定空间概念的艺术形态。

二、创作基础——煤矿的生存状态

一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煤矿的开采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同时也伴随着灾难。中国的煤炭开采更加特殊，旧时期的落后，日寇的掠夺，从东北到中原到华东，基本上就是用血肉换煤块，煤矿工人的累累白骨，堆满了多少个“万人坑”。解放后煤矿的条件得以不断改善，但冒顶、瓦斯、水灾、火灾等矿难还是难以避免。地球深处几百米或上千米，远离阳光和空气，黑暗、潮湿、混沌，像是地地道道的“鬼域”。它嘲弄人生，儿戏生命。大冒顶、地下水、瓦斯气，分秒钟就能报销成群的生灵。所以说煤矿工人是“地下工作者”，时刻都伴随着生命危险。在井下，共同的命运将他们拧成一股绳，谁也难分清生与死、人与鬼的界线。世间的怨恨忧乐统统消失，幸存者构成了一个畸形的生命体。

二是超凡的劳动强度。煤矿就是个地下采石场，历史上采煤工人主要由灾年饥民和逃跑的罪犯组成，要承受极其繁重的劳作强度。解放后工人当家作主，但相当一段时期内，劳动强度却没有根本的改变。煤矿要面对着漆黑的现场，面对着被魔鬼吞噬，把手伸向大自然的心脏进行攫取，从镐刨筐拖到放炮采煤，把煤块一块一块弄到地面，那是难以想象的艰辛。煤矿为民族的兴亡，为解放战争，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保障人们无忧无虑地依仗光和热生活。而黑脸、臭汗、白牙、白眼成为矿工的特有标记。巨大的压力使每一个生产者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自身力量，正是这粗野的力量和大自然对话过程中，浇铸成特殊的生存原型和艺术原型。

三是独立的生活区域。煤田分布于中国的广大地区，无论山区或平原，煤矿从勘探开始，逐渐将荒芜的地方变为一座座独立的煤城，像辽宁的抚顺、山西的大同、安徽的淮北、河南的平顶山、山东的枣庄等。煤矿坐落于城市农村中间，矿工劳作于地上地下之间，有着自己的生存条件，自己的劳作方式，自己居住的棚户区，自己的孩子老婆。因为早期矿工是逃荒难民迁徙在一起的，既保留了各自的农民原本性，又掺杂了天南海北的习俗，所以吃喝拉撒、生活习性、婚丧嫁娶、风俗文化也不尽相同。久而久之，衍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煤矿俨然具有独立的部落文化特征。

四是强烈的生存意识。生存条件影响着生存意识，而艺术的属类、风格、精神是和强烈的生存意识分不开的，矿工之所以能加倍体悟到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和可贵，是生存环境决定的。煤矿是早、中、夜三班工作制，没有明确的白天黑夜界限，当付出无数恐惧和血汗，告别“鬼域”，安然回到井上返回地面时，或是烈日当头或是满天繁星，活生生的人的生活诞生了。大口地吸气、拼命地抽烟、使劲地灌酒、无厌地谈女人……因为他们是矿工，珍重活着的每一天。虽然劳动艰辛、矿难频发，但他们子承父业前仆后继，自己的兄弟和儿子当“顶替工”，矿工的命运和煤矿紧紧拴在一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延续着煤矿的命运和发展。

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产生了特殊的生存意识，造就了特殊的生活原型，阐释了特殊生命的价值。正是这种特殊，对煤矿美术的创作而言，无疑提供了深厚的根基和无尽的源泉。

三、创作人员——以矿工为主体的创作群体

煤矿美术的主体是煤矿美术家和社会专业美术家。煤矿不乏勤劳、智慧的人们，不缺乏精神和力量，不缺乏有修养、有自信的美术家。“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②的号召，激发了新中国几代美术家们顽强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煤矿美术运动在全国兴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煤矿工人美术群体，许多知名的专业美术家也积极参与到轰轰烈烈之中来，建构了整个煤矿美术的主体框架。煤矿美术家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一、以矿工为主体的创作群体，如以沈国瑞为代表的东北群体、程彪等为代表的河北群体、以王雨来等为代表的山西版画群体、以殷阳等为代表的徐州油画群体，以及遍布全国煤矿的几十个创作小组等，每个群体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他们除少数为单位的文化宣传干部外，都是普普通通的矿工，一手拿镐，一手拿笔。二、在“为工农兵服务” 的口号下，一些美术院校教师、出版部门的画家参与配合和辅导文化活动，如油画家吴作人、侯一民、李骏、马常利、戴世和、徐明华等，版画家古元，漫画家华君武、徐进等，他们对煤矿美术人才的辅导和培训，对煤矿美术的提高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三、在党的文艺路线感召下，一些专业画家体验生活创作工业题材作品，如周思聪、李延声、杨之光、林加冰、吴云华、李世南等，他们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煤矿美术早期的艺术缺陷。四、关注社会、关注矿工生活的美术家，如张自申、徐唯新、李晓林、张建华等，他们怀着美术家的良知，关心着矿难，关照着矿工小人物，在一段时期内创作了相应的贴近煤矿的作品。

“所谓艺术代言人，是在作品中表现了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将其上升或转化为人类普遍价值观的人，这种价值观既包含了对世界、社会的感受、认知以及道德判断，又表现为独特的话语方式和审美趣味。”③上述的艺术家们，凭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凭着对煤矿的情感，寻找最适合表现煤矿的艺术语言，寻找释放自己情怀的一种方式，创作了一大批感人的艺术作品。尽管他们人生境遇各异，艺术成就多寡不均，但是，对于煤矿美术都曾凝聚了自己的情志，附含他们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独到理解的作品，将永远载入美术发展的史册。

四、个案分析——艺术表达的方式

分析中国煤矿美术，不妨纵观历史的前奏。美术史中记载，柯勒惠之的版画《人们》、库尔贝的油画《采石工人》、梵高的油画《背煤的女矿工》、麦尼埃的青铜雕塑《矿工》、洪麟瑞《矿工入坑》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

中国煤矿美术从诉说被侮辱和损害者的悲哀、抗议、愤怒、斗争的历史；呼唤建设国家高亢、激情、联合和跃进的精神；描绘劳动人民不同时期喜、怒、哀、乐的生活现实；到关切生存本质、努力揭示出造成人民生存命运的社会根源。也是由肇始期、服务期、发展期、繁荣期层层递进。从张漾兮1948的版画《煤矿工人》，我们又分明看到革命战争年代，看到作品在揭露社会黑暗、鼓舞人民斗志方面发挥的特有作用。淮南大通煤矿万人坑《矿工愤》等朴实的泥塑和堆满矿工白尸骨的万人坑结合在一体，真实再现了在日寇、汉奸，刺刀、皮鞭下，掠夺煤炭资源，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的铁证。刘汉的连环画《矿灯》描写了矿工的非人生活，他们又怎样从自发的反抗到有组织的斗争，团结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罢工，直到取得斗争胜利的历程。王雨生、王永惠、叶欣、郭礼成、李智新、王远明、刘继德等为代表的阳泉工人画，一幅幅作品，热忱赞颂了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情怀、战斗的理想和充沛的干劲，刻画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图景，在美术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候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杨之光的《矿山新兵》、张自申和林加冰的《争分夺秒》、吴云华的《乌金滚滚》等煤矿主题性创作，反映了时代精神，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气质，成为红色经典，在中国美术史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李世南《开采光明的人》、李延声《矿工脊梁》、凌海《红与黑》、王超《开拓光明》、康移风《矿工图》、李乃宙《小字辈》等，则是一批平实地贴近煤矿生活，描绘矿工形象、工作热情的作品，延续了关注底层人物的现实主义风格，在美术界也是投掷有声。周思聪《矿工图》、王有身《清洗万人坑》、徐唯新《获救的矿工》、李晓林《矿工》、张建华《矿难——矿工》等，用感官与良知，扩展了不同的艺术语言，去关注矿难，关注矿工，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同情感，震撼心灵。殷阳《煤矿博物馆——矿洞》则是被煤矿荒凉而具有毁灭性的美丽震撼了，“我是活着的矿工，好多矿工父老兄弟都走了，只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不知道究竟什么叫伟大？什么叫艺术？”（殷阳语）他把报废的煤矿当作自己逝去的父亲。

通过对部分作品的记录（艺术语言的分析另文表述），不管是唯美的、娱乐的、颂扬的、记录的或是批判性的任何一种表达模式，我们会看到煤矿美术家感受劳动的伟大并心生怜悯，对产业工人和矿工的描绘，准确体现了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劳动场面，并深入到生命现象和社会根源等文化题目。煤矿美术家用自信和尊严，用血和泪，用笔、用心、用经历、用良知，甚至用生命在作画。对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艺术劳动，对他们的人格和艺品表示崇高的敬意。

五、独立价值——特殊的艺术形态

艺术总是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观照。和中国美术的整体发展一样，煤矿美术是与时代范畴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把煤矿美术放在这一时代之中来考察它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以及视觉形象特征，是研究煤矿美术的重要线索。中国煤矿美术发展几十年来，带有时代特征的审美趣味建构起来的视觉形象体系，正是通过某种机制被生产和创造出来的，比较鲜明的英雄主义和悲剧性色彩占主流位置，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艺术态势，恰是这种相对的独立性证实了它本身的价值所在。“艺术的雅与俗是一对范畴，雅与俗的概念和标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不断变化着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通俗的艺术可以向雅的艺术转化，雅的艺术也要从通俗的艺术中吸收新鲜的养料，以充实自己。雅与俗，在‘雅俗共赏’这个层面上相互交汇。不能说‘雅俗共赏’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但至少说这种艺术形式能征服更多的观众。”④对艺术的评判标准牵连时代、制度、体系、道德等诸多因素，本文不讨论对统一标准的分歧。就中国煤矿美术的价值观几方面提出初步的认识，希望引起大家一定的注意力。

一是政治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的变革，文化以及文学艺术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美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相当时期内的宗旨。回顾历史，我们不能按照设定的逻辑来推理，没有理由把大路线的某些决策错误和人民精神混淆，更没有理由把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和艺术完全对立起来，任何一个生态环境中，都可以产生它的思想、科学和文化艺术，推动当时社会的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煤矿美术作品画种涉及油画、国画、雕塑、版画、漫画、年画、宣传画、连环画等，作为一个整体，流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散在全国数十个矿区或美术馆。他们用其特有的艺术形态，打破了文化艺术的垄断与迷信，也在作品中确实显示了当家作主人的豪迈气度和无拘无束的创造精神，同时能够使我们看到煤矿发展的整个历史，堪称一部形象的中国煤矿历史画卷，为社会文明的进展做出了贡献。

二是生命尊严。美术史发展的原始艺术、宗教艺术、皇家艺术、贵族艺术、文人艺术、平民艺术等，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而不断地传承和颠覆，变换着记载手法，但归根结底艺术是人的艺术，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列宁说过，“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理应享受比马球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⑤人类的审美来自于自身的血液，所有的躯壳里都包裹着各自的灵魂。作为社会文明的创造者，煤矿的成千上万生存者，他们有平等劳作的权利、有享用的权利，也有创作的权利。艺术不是狭隘的专利，煤矿美术完全有资格用自己鲜活的体验和特有的审美问津艺术的“象牙塔”。因而一代代美术家对煤矿生存法则和生存尊严的理解，对社会、人性、思想的挖掘以及情感倾注和精神探索，起到了敬重生命尊严的作用，也完善着文化艺术的涵义。

三是艺术遗产。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⑥。煤矿美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艺术创作奥秘，在表现形式上也不断提升，后期涵盖了写实性、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百花齐放”的语言。我们暂且不管是否有利于煤矿美术今后的发展，“工人画”本身就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煤矿艺术在艺术表现上难免还粗糙幼稚，艺术格局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不能否认产生了一批感人的艺术作品。煤矿美术这一现象没有引起批评界的足够重视，原因可能是煤矿美术的特殊性，使我们没有更多的机缘真正去接近他们的世界。

四是文化价值。人类文化学从诸多角度去记载研究文化艺术，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都在以自己的存在方式解释对审美趣味的理解。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始终缠绕着关联，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因素同样会对文化产生长远的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解放后的政治文化以及当下的市场文化等等，都对中国当代文化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包括“”。也许它对文化起到了剿灭和创造的双重作用，因为社会发展始终伴随着文化的发展，我们无法把他们割裂。煤矿美术更具有它的特殊性，因为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不久的将来会枯竭或停止挖掘，但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现象中已经存在。所以，煤矿美术除具有新时期国家美术共有的价值以外，它还不自觉地单独承载着一份不会消亡的文化历史，这是无法替代的。

六、历史意义——生存文化的探讨

历史的进程篇7

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主要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首先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90年代末,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30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例高达75%,而美国更是超群挺出,独占26.6%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万美元还多。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

那么,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呢?

一是新科技革命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以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造就了一批新兴产业,带动了原有产业部门的改造,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金融、信息和其他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目前在西方国民经济中的平均比例已达到2/3左右。即以美国为例,其经济增长约30%来自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其最大产业之一。

二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自从社会主义以其巨大的优越性出现于世界,国际资本主义便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作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

历史的进程篇8

[关键词]货币；货币虚拟化；历史考证；启示

[作者简介]乔臣，湖南文理学院讲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南常德415000

[中图分类号]17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lo)09-0033-04

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是固定地充当媒介人类交易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形态，它所表征的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类意义。货币虚拟化则是各种虚拟活动从思想、技术、社会关系三个维度对货币的运行理念、技术方法和组织形式在使用和运行中不断创化、结合和发展，进而不断形成货币虚拟创新的动态过程。从货币虚拟化的认知维度看，它是人类的一种超越现实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从货币虚拟化的技术维度看，它是人们对货币在不同时间和状态下进行模拟建构的表现；从货币虚拟化的社会关系维度看，它是人们基于货币运行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的扩展，相伴而生的是人们社会关系的虚无化、空泛化。货币虚拟化过程是货币逐步摆脱某种个别使用价值束缚的过程，探寻这个过程的历史脉络，不仅有助于掌握货币发展的本质性内涵，也有助于解读当前金融虚拟化及其扩张的本源。

一、货币虚拟化的萌芽阶段(蒙昧期－公元前6世纪)

世界各国最早从商品世界产生出来充当货币的，差不多都是贝。在货币最早以萌芽状态出现时，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状况决定了当时的货币形式只能采取最原始的自然物品，如贝壳、石头、龟壳等，这是货币虚拟化发展的肯定阶段。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用过龟甲、贝壳、齿角、蚌珠之类的自然物作为货币，其中以海贝最为普遍。我国最早的货币就是贝壳。许慎(说文)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皋。”(诗・小雅)中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之句，均说明当时的交易过程中均以贝壳作为媒介。汉字中的“货”就从“贝”之意，古代的货指珠贝，凡是同物品授受或交换有关的字词大多数从贝。例如贸、贩、贷、赠等，甚至评价人们社会地位的贫、贱、贵、贤等词汇也与贝有关。除了中国外，亚洲的印度、锡兰、婆罗州、印度尼西亚，美洲的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非洲沿海以及澳洲的新几内亚各岛和所罗门群岛都使用过贝币。虽然这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物，但却最极端地表达了“货币是一种价值虚拟化表现”的内涵。本身没有任何实际应用价值的贝壳、石头之所以能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通货，就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们以“机制载体”的功能，从而可以起到价值衡量和交换中介的作用。抛开人们对价值的载体赋予，它们什么都不是，除了自身的使用价值之外。没有任何价值。此时，货币虚拟化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尚停留在萌生阶段。货币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来，加之受当时欠缺的社会分工体系和不成熟的私有制的制约，货币交易的媒介作用无法充分体现，货币虚拟化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思维层面都停留在无意识的阶段，人们的社会关系依据于一种地域间人与人之间的松散的协议自然达成，缺乏基础性的货币制度体系的维系，直到公元前16世纪末铸币的出现，货币虚拟化才初步进入了向现代虚拟货币形态演变的正式轨道。

二、货币虚拟化的孕育阶段(公元前16世纪～13世纪中叶)

从公元前16世纪初的中国开始，铸币的出现为实现实体经济的第一次虚拟化飞跃提供了可能。当时人们铸造了一种包金“铜贝”，进而在黄河中游出现了“布币”。到了公元前6世纪，金铸币开始出现，《汉书・食货志》记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国语・周语》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铸大钱”。欧洲的铸币发展始于人们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发现的铸有头像的货币，头像用以代表并给予一定价值的担保，而不必重视其成色，也就是说不必要考虑与合金相比的纯金属的重量。铸币与金块银块的区别在于它有标准化的式样和价值标志符号，人们根据铸币的标志符号就能判断出其所内涵的商品价值量，所以铸币出现后很快就占据了市场交易的主体货币地位。在欧洲，长期以来都是以银币和金币为货币主要形式，公元800年左右，查理大帝向西方引入银币，并冠之以镑、先令和便士的称呼，并一直沿用至今。

铸币从其投入经济运行就存在着被虚拟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来自于两方面的力量，即铸币的“贬值”和劣币驱逐良币。铸币“贬值”有“自然贬值”和“人为贬值”两种。铸币在流通过程中会不断磨损，由此造成了铸币的具体重量和名义价值的脱离。然而，这种不足值的铸币在一定限度内仍然能发挥足值铸币的媒介作用。这说明货币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币值来发挥流通手段的作用，这个名义币值在一定流通范围内与铸币自身的实际价值存在着偏差。这种偏差不会影响到货币本身的购买力，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也会对这种“贬值”铸币给予“足值”的信任和使用，可以说，铸币在流通中的自然贬值是引发货币虚拟化的自然动力，它是货币逐渐脱离自身个别使用价值约束，进而选择以符号代替实物的技术虚拟源泉。如果说铸币的“自然贬值”是一个自然过程，人们并非有意识地实现货币虚拟化，那么铸币的“人为贬值”则为货币实现从思想虚拟向现实虚拟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思维支持。铸币的人为贬值是基于货币铸造可以赚取溢价，“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贬值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即统治者逐步降低在其所谓的保证成色的幌子下所发行的硬币的贵重金属含量，因而靠发行铸币即可赚取更多溢价。在中世纪的法国，赚取溢价的方法有三种，分别被称作‘mutacion du poid(改变成色)’、‘mutacion dc la matier(改变纯度)’、‘mutacion d8 l'appelation(改变名称)”’L2J(FIo)。这种赚取溢价的行为无形中促成了货币依托铸币权摆脱币材的束缚，而掌控铸币权的私人或国家反而成为加速货币虚拟化的创新者和主导者。

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在思维和技术层面都表征了货币虚拟化的倾向。由于人们交易是根据铸币上的印制的价值标记进行，货币的价值量不是根据铸币本身所具有的贵金属含量来判断，而是根据铸币标记所标示的价值量来判断，是一种货币的名义价值交易而不是货币的实际价值交易，因此不管国家发行的足值新币也好，还是市场上流通的不再足值的旧币也好，甚至是那些私人私自铸造的低成色劣质币也好，只要大家接受这些货币，那它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一样的，这样人们在流通之中就会逐渐把组织的好货币收藏起来，而把那些不足值

的旧币、低成色币投入到流通之中。

铸币在两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带动了货币从思想和技术层面向虚拟化方向的延伸。应当看到，由于铸币仍然以足值的金银作为准备，即使存在着各种货币虚拟化的端倪，后者仍然无法摆脱贵金属货币对货币内在矛盾外化的束缚，由此也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货币虚拟化只能停留在孕育的状态。直到13世纪中叶，商业革命的爆发和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所促成的信用货币的产生，才使货币虚拟化走上前台居于主导地位变成了现实。

三、货币虚拟化夺取主导地位阶段(13世纪中叶～20世纪70年代)

货币发展史表明，在欧洲，中世纪的贸易集市在12世纪贸易复兴时发展成为主流形式，大约到1250年达到顶峰，而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信用货币的最初形态――商业汇票就是随着贸易集市的发展而逐步扩展起来的。在中国，尽管在宋朝初年(公元995年)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地方性纸币――“交子”，然而元朝(公元1260年)的“中统钞”才是最早的纯粹的纸币制度，它是一种不兑换的纸币，和现代纸币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中国在以后的货币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强大的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无法将这一前瞻性的发明延续下来，货币虚拟化的进程更多体现在了商品贸易兴盛的欧洲，尤其是西欧。可以说，13世纪中叶对于货币虚拟化进程是极其关键的时期，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信用货币终于突破了贵金属货币的框架约束，开始在货币舞台和货物交易中崭露头脚。

如果说铸币时代人们创新性的实现货币虚拟是为了赚取铸币溢价的非指向，那么在13世纪的贸易集市中人们则是为了交易的便捷和加速贸易的扩张主动地寻求虚拟化的货币，商人成了主导这一过程的先驱。在贸易集市中，人们不单单需要更大、更贵重的硬币，更需要一种避免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运送贵重金属的高昂费用与巨大风险的方法。由此，商人们发明了冲销或“结清”余额的办法，这成为汇票产生的最初来源。“尽管1350年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汇票的签发形式，但是汇票开始被广泛应用却是在此之后。海上保险也开始使用汇票了。商业簿记直到1400年才发展成熟。”

汇票的运用停留在商业贸易范围的商人内，它缺乏强有力的信用支撑。商人们将这一诉求归居于组织的创新，一种类似于现代持股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银行在17世纪初露端倪，银行券成为这一时期货币发展的产物。银行券起源于金店券，是金匠为收取贵金属保管费开具的凭条。1672年，英荷战争引发英国财政危机使金店无法支撑并纷纷倒闭之际，英国商人于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并发行政府特许的银行券，从此银行券风行于西方。

进入19世纪，人们开始在交易中使用银行券、支票共同参与结算。托马斯・图克(Thomas・Tooke)认为：“……只有面额较小的银行券如果被禁止使用，会被硬币所代替……所有较大的数额都很可能被支票、汇票和结账所替代。”说明银行券、汇票以及支票等信用货币已经成功的占据了人们的日常交易和国家的贸易支付。然而，信用货币最初受到十足现金准备制(Full Deposit Sys―tom)约束，即百分之百的金银块作为准备。此时的货币几乎无法实现完全虚拟化，因为实际发行的货币数量是由银行储备的贵金属数量决定的。19世纪后期，硬币逐渐地由各种形式的纸信用工具和银行存款所补充，甚至被其替代。不能自由兑换(为硬币)的纸币，也就是货币的最为“现代”的表现形式逐步推广并接受，到1914年，金本位最终被放弃了，绝大多数国家通常都以不可自由兑现的法定纸币取而代之。可以说，此时货币在思想、技术等层面都为全面虚拟化作好了铺垫，纸币被官方信用和银行信用制成并在经济运行中广泛接受，人们对于货币不再追溯其是否有金银等贵金属的支持，货币已经成功脱离了贵金属货币的母体，将外化后的内部矛盾通过符号货币加以解决，从而大大提高了货币虚拟化程度。

截至20世纪70年代之前，货币虚拟化还没有达到完全主导经济的程度，原因在于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残留了美元与黄金直接兑换的货币非虚拟化残余。直到1973年，美国宣布取消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关系，只维系各国货币与世界货币――美元的汇兑，世界货币体系完全以一国的虚拟化货币作为主导货币，此时货币虚拟化才达到了完全的状态。

四、货币完全虚拟化后的新趋势(20世纪70年代至今)

纸币的发明进而在全球范围的运用和发展，使货币的价值符号意义得到无限的发展，信用规制的对象也变得虚无缥缈。客观地讲，货币发展史上的一重虚拟阶段表征的是在以金银作为核算依据的货币发行和流通的基础上，货币尤其是纸币的发行逐渐脱离并且最终完全脱离原有金银等贵金属的限制，成为一种与货币币材完全没有关系的货币符号，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纸币的发行量不再以国家的金银等贵金属的储备为基础，而是单纯以市场交易对货币的需求量为参照物。而20世纪末出现的网络化虚拟货币则成为货币二重虚拟化趋势的重要表征，货币一旦超脱其自身价值束缚，其价值符号作用的发挥是无限度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加之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虚拟化思想的深入，在网络所提供的虚拟平台上创化新的虚拟化货币易如反掌。网络化虚拟货币不同于银行间的电子货币支付支付业务，它是一种纯粹以网络“虚拟空间”为平台建构的新型货币形态，我们在此遑论它是一种货币形态，毕竟它尚未具有现行货币所拥有的强大的信用支撑和广泛的民众认可，然而一种新的货币创新是需要实践验证的，否则700年前的汇票可能无法成为我们今天商品交易中的重要手段。网络化虚拟货币从存在空间看，是一个完全由电子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虚拟世界；从物理外观看，是特定网络公司以某种规则建立起来的网络财富体系；从运行功能看，它可以完成网络虚拟社会的购买、支付、清偿行为，是一种完全在电子世界流通的货币。即使现在网络虚拟货币在一定范围内尚需要现实货币去购买，但其一系列的运作模式和交易规则完全建立在对电子介质――比特(byte)的依赖之上。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曾经预言：从2050年开始，网络的虚拟货币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官方承认，成为能够流动的通行货币，目前，虽然盛大(SNDA)泡饱点券、网易POPO币、搜狐(Sohu)BB卡、腾讯(了ecent)Q币等“货币”大都只能在各自领域内使用，但它们已经部分地承担了“虚拟世界硬通货”的角色。2008年上半年中国网络购物金额达到了162亿元。网络游戏爱好者有3000多万，其中付费用户达到1700万。网络化发展的“几何”速度，必然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货币形态和货币结算方式，网络化虚拟货币完全可能在未来一统天下。

如果说货币的认知虚拟和技术虚拟在货币虚

拟化潜在可能阶段、夺取主导地位阶段就已经凸显端倪并发展鼎盛，那么，在网络化虚拟尚未成形之前，人类社会关系的虚拟似乎仍然停留在可能阶段。人与人的交易行为借助于现实存在的货币，无论是有实际价值的金、银等贵金属，还是只有名义价值缺乏实际价值支撑的价值符号，人们的日常交易都要以这些货币为中介加以展开。甚至可以说，此时人类交易活动或者说社会关系的存在仍然没有摆脱客体的束缚，仍然没有超脱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易。网络化货币的出现则为这种社会关系打上了深刻的虚拟化烙印，借助网络信息平台，人们通过传输、接收、解读byte就可以实现非直面化的经济交往，从而解放了人类，摆脱了自身的主体有限性与交易活动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由此，也就带来了人们社会关系存在的虚拟化，这也为货币虚拟化的历史发展创设了新的概念维度。

五、启 示

通过对货币虚拟化过程的历史考证可以看出，货币虚拟化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展开的，未来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必然也会呼唤新的货币虚拟化形态与之相应，深入研究货币虚拟化对于理解和把握货币本质及其作用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方面，货币是人类发展的产物，它所表征的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类意义。货币表示的是一种主体(人类及其经济活动)和客体(经济物品)之间的关系，货币的生成是以主客体的生成为前提条件的。货币发展史表明，人类还未称其为人，主体和客体还处于没有分化的状态时，是不存在货币问题的。有历史记载，就有货币，货币绝不是一个新发明。因而，从最本源的意义来说，货币是相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来说的，它首先应当是一个类概念，体现为事物之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类意义”判断。所谓类意义指的是依据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由人类所确定的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标准。货币的人的类意义主要作用在于确定了一个评判事物的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等方面的客观标准。它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类意义并非从来就有，而是人类社会产生以后才具有的，正是有了人类社会，货币的币材才获得了彰显和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物质载体。

另一方面，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看，货币虚拟化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和动因。具体地说：一是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货币内在矛盾外化是货币虚拟化的根本动力；二是货币铸造权(发行权)由私人滥用向政府掌控的演进，为货币虚拟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贸易引致的交易量增长成为货币虚拟化的现实动因；四是银行体系的创新发展为货币虚拟化催生组织创新动力。

[参考文献]

[1]雏琴齐尼，货币史――便利的交换体系[M]，北京：商 务印书馆，2002

历史的进程篇9

前段时间，中纪委的一名官员说：“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而《圣经后典》中说：“一位贤妻的价值赛过黄金。”由此可见，女人的力量何其大也，真是“成也女人，败也女人”。追溯历史，女人对唐代许多政治人物的行为也产生了不同影响，很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怕老婆，有的因此变成了明君贤相，有的则祸国殃民，贻讥千古。谁曾想，女性竟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介入了历史的进程。

谁最怕老婆?

在唐代，有些皇帝颇有惧内倾向。比如唐高宗李治就很怕皇后武则天，在宫内武则天与他平起平坐，并称“二圣”，军国大政更是多由武则天掌控。李治的儿子中宗李显也跟他父亲一样，不但一直为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所控制，而且最终死在了她们手里。

唐朝后期宰相王铎也是一个惧内的典范。有一次，他正率军抵御黄巢起义军，忽然听说妻子离京前来，心中顿时忐忑不安：“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他的幕僚看到长官如此不安，就打趣说：“不如降黄巢。”可见在王铎的心目中，老婆之可怕竟然有甚于黄巢那样叱咤一时的敌人。

唐中宗时，御史大夫裴谈也对老婆怕得要命，在老婆面前就像在自己严厉的老爸面前一样胆怯。有一次，皇宫里举行宴会，艺人唱了一首《回波词》：“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按照这首词，皇宫之内，最怕老婆的当属李老，也就是唐中宗李显，皇宫之外，最怕老婆的则是裴谈，君臣一内一外，相映成趣。

为何怕老婆?

老婆仅是一妇道人家，这些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何以如此害怕?唐太宗时期的军政大员任瑰，是一个怕老婆出了名的家伙，被称作是“酷怕妻”，他曾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提出了“老婆有三怕”的理论。他说：“妇当怕者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鸠盘荼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

按照这种说法，从将老婆娶进家门的那一刻起，男人就注定要怕老婆。刚娶进门的时候，新娘对一切都还非常陌生，行为矜持，言语谨慎，端庄严肃俨然菩萨，菩萨谁能不怕呢?等到过了几年，家里的老老少少、事事物物都熟悉了，孩子也接二连三地生下来，这个时候老婆就再也没有当年作为新娘的矜持和谨慎了，说话粗声大气，行为大大咧咧，大人小孩的吃穿，一切的一切都让她忙得焦头烂额，这时她已经完全变成了只顾持家养孩子的母老虎，老虎哪位不怕?时光荏苒，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花一样的小媳妇已经变成了形容枯槁的老太婆，皱纹堆累，目光呆滞，身体佝偻，气息微弱，说话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悦耳动听，手里拄着一根奇形怪状的拐杖，一步三颤，活像从神话中走出的鸠盘荼鬼，鬼有人不怕吗?因此，怕老婆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任何的说法自是戏言，但也或多或少地道出了某些人惧内的实情。

“老师”与“学生”

惧内是一种中性的社会现象，本身无所谓好坏，然而它对唐代政治人物行为的影响却有好有坏。因为诚如人们所常说，女人是男人的学校，如果这所学校的“老师”为人正直诚实，爱国爱民，不奢不贪，而“学生”又比较听话顺从，那么这些“学生”可能就会清正廉洁，奉公守法，无欲则刚。而如果这所学校的“老师”尽教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或向“学生”提出一个又一个非分要求，那么可以想见，那些听话顺从的“学生”即使原来本质不错，天长日久也会近墨者黑。

唐太宗统治时期，人才济济，政治清明，有“贞观之治”的美称，而这一切应该说与唐太宗对皇后长孙氏的敬惧有一定关系。据说，有一次，太宗罢朝之后气愤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皇后听罢，立刻换上朝服向太宗道贺：“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太宗听后，龙颜大悦。试想，如果唐太宗不是对长孙皇后有所敬畏，能够听得进她的话去，也许魏征的脑袋早就“搬家”了，而历史也会因此失去一位光彩照人的诤臣。唐中宗时期是唐代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而这一切又岂能与唐中宗对皇后韦氏的过分畏惧和顺从脱开干系?

皇帝如此，大臣也如此。唐初重臣张亮妻子李氏道德败坏，但张亮对她却颇为宠惮，任其干预政事，结果张亮的声望日渐受损，并在后来因野心的过分膨胀而被杀。唐高宗时大臣杨弘武的妻子韦氏为人刚悍，她要求任命某人做某官，杨弘武必须执行，否则定有后患，杨弘武因此千余年来一直受到后人的讥笑。房玄龄妻子卢氏据说是一位非常贤德的女性，而房玄龄能够成为一代贤相，也与他对这位贤妻的惧怕有关。

“怕老婆”大将军的小幽默

五千年的文明，造就了中国人重感情、重家庭的特点。所以“惧内”的幽默上涉帝王将相，下及黎民百姓，真是“惧内”面前，人人平等。

历史的进程篇10

关键词：美国；师德建设；历史进程；评价标准；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104）01-0011-05

唐爱民，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副院长；方蕾蕾，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研究生。山东济宁，273165。

众所周知，美国既是一个经济强国，亦是一个教育强国，其经济发展、文明进程多受教育发展的裨益。而其教育的稳步发展及其公认的教育成效，与其一贯重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息息相关。美国的师德建设有何特色、有何历史规定性，其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对我国的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有何借鉴价值，这些问题值得人们予以认真关注。

一、师德建设的内在意蕴及价值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推进及民众对素质教育的广泛诉求，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职业素养不断受到人们的问询与批评，而教师职业道德更成为人们指责教育无力的主要焦点所在。这既与整个社会道德建设不力之时候相关，也与教师自身职业道德意识的淡化、虚化密不可分。无论是社会层面、政府管理层面、学校目标诉求层面，还是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层面，师德建设都是教育发展的一个“软肋”。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学技能，而对教师的职业道德则以简单的形式化的倡导、行政性的规约或干脆采取自行其是、自我觉悟的方略，致使师德建设进展不卓，教师的师德素养未能有较大提高，出现了“经师不易得，人师更难求”[1]的现象。教师这一职业承载着不同寻常的使命与意义，有着自身职业所特有的德性要求，对学生的成长乃至一生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他人”的作用。师德水平往往决定着班级学生的思想水平、学校的教学环境乃至整个社区的文化氛围，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师德，即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所谓职业道德，是指“从业者在职业生活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必须具备的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2]。需要强调的是，职业道德“除了反映社会宏观发展及其要求之外，主要反映社会对于职业的要求以及职业本身的特殊利益和要求”[3]，这就说明职业道德是一个双向的、多方共同促成的职业品质、职业追求。与其他职业不同，师德的内在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其内涵因地域、文化风俗、文明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当代中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得教师的规模不断扩张，教师职位因其工作岗位与收入的稳定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成为人们就业选择的“香饽饽”，谋取一份教师编制成为诸多大学生梦寐以求的选择。然而，教师职业准入制度的低门槛、教师职业的终身性、教师行业的潜规则等一系列现实因素，造成教师职业风气不正、职业道德良莠不齐、教师队伍鱼目混珠的现象，不仅影响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也严重制约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师德建设既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准、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因之，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强化教师师德修养，是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满足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基本保证。师德建设的有效、有序推进，既需要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及社会转型期教育发展的师资需求，又需要放眼世界，吸取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与做法。美国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特色、经验，就是我们的重要参照之一。

二、美国师德建设的历史进程及经验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明确制定并推行师德规范的国家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特别是当代对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伦理的探索，美国渐次形成了特色鲜明、成效显著、成熟规范的师德建设体系。可以说，美国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规定性。根据其历史发展的线条，可以将美国的师德建设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正是通过不同发展阶段的积累、改革，其师德建设才逐步走向系统、完善。

（一）师德建设的萌芽阶段

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就对教师的任职资格、从业素质有明确的规定。牧师虽是教师的主要人群，但由“政府审核教学人员和发给任职许可证”[4]，却是教师准入的基本条件。教师负责传播教义及文化知识，且必须熟读《圣经》及教义问答，有专人对其进行监督、管理、评价和惩罚。随着各州的逐步建立，对教师的要求也渐趋严格。以最早兴起公立教育的马萨诸塞州为例，该州当局于1642年颁布法律，规定了教师教学（当时的教学多为学徒制）所授的主要内容，包括上帝信仰、读写技能、刑法知识等，对违反此规定者则予以罚金直至开除等处罚。此后，殖民地时期也一直注重对教师的职业品质、道德品行的硬性约束与要求，一些学校在聘请教师时，“不仅重视学识造诣，教师的和道德品质尤受重视”[5]。1654年，马萨诸塞州法院专门颁发条文，强调“不要聘用信仰不笃、行为不检和违反教规的人来承担学院教师职务和教导青少年的任务，遇有不适合上述要求的教学人员，应予解聘”[6]。其他各州也都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作出了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一时期可视为美国师德建设的萌芽期，为以后的师德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师德建设的探索阶段

18世纪后期，美国的教师发展步入了职业发展的快速轨道，教师的社会需求、规模与数量不断扩大，教师的专业水平也随之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日趋兴盛。不少综合性大学和学院纷纷成立了教师教育学院和教师培训学校，注重培养教师的职业技能、专业水平和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的理论素养。教师培训被初步纳入系统的学校制度中，基本的教师管理体制开始形成，建立了“教育部—州—校”分级自治的教师发展模式。到19世纪后期，美国的师德建设正式迈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就，其标志就是《教育专业伦理规范》的制定与实行。1875年，美国在费城成立了全国教师协会，此后，又把1870年成立的美国师范学校协会及全国学校督导协会合并为全国教育协会，[7]旨在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1896年，美国乔治亚州教师协会颁布了具有法令性质的《教师专业伦理规范》，这可视为世界上最早制定并实施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乔治亚州教师协会颁行《教师专业伦理规范》之后，其他各州也纷纷效仿，出台了相关的师德规范。在各州推行师德建设的基础上，美国联邦政府着手为全美教师制定统一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

（三）师德建设的完善阶段

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了对教师专业品质的系统研究与实践开发，许多成果纷纷问世。其中，关于教师应具备的人格品质方面的成果最为显著，如卡他斯和韦伯斯共同研发的“教师应具备的25项品质”[8]成果引发了人们对教师职业伦理的广泛讨论与思考。1929年，美国专业伦理委员会颁布了历经四年研究而得出的成果——《全国教育协会伦理规范》，详略有序地规定了教师所应具备的基本的职业道德，强调了教师伦理、人格、品行之于教师职业的不可或缺性，引发了全美各界的普遍关注。随后，关于教师职业生涯中的各项利益关系及伦理道德的专门研究在美国各州展开，一批学术性、专业性、科学性较强的研究成果纷纷发表，为全美师德建设的推进提供了理论基础。1941年，《教育专业伦理规范》更名为《教学专业伦理规范》，进一步强调了对教师具体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1948年，全美教师协会推出了《我们时代的教师》宣言，其中明确列举了教师应遵循的13项职业道德；1952年，又对《教学专业伦理规范》进行了二次修订，细化了师德规范的具体要求，以求目标明晰，切实可行；1963年，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全美教育协会再次对该规范进行修订，师德规范的语言描述由“禁令”形式改为“约束”形式，师德规范变得更为具体、可行，获得了美国各界的一致认可，美国全国范围的师德规范正式得以确立。1968年，美国教育协会颁布了《教育职业伦理准则》（即NEA准则），该准则从“对学生的态度、对社会的一般态度”两个维度，详细厘定了教师日常生活、教育生活中所应遵循的师德规范，获得了基层教师、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的普遍赞同和认可。“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师教育协会明确提出教师应该掌握关于教育专业方面的知识要求。”[9]1986年，《教育职业伦理准则》又得到全面修订，突出强调了教师恪守职业伦理以及承担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与价值引导的责任与义务。

至此，历经殖民地时期、独立探索时期、改革完善时期，全美范围内教师职业道德体系得以建立。从美国教师职业道德的历史变迁轨迹中，可以发现其师德建设的几个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抑或称之为美国师德建设的经验。

首先，美国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已经从模糊、粗放的要求转变为明确、具体、专业性较强的伦理与道德规定，如把教师劳动的个性化、工作的创新精神与社会责任心等品质上升到师德规范的层次；其次，许多教师行会、学术团体或组织立足专业优势推出了更为细致、可操作、符合不同层次教师需求的职业道德标准，师德建设开始发展为教师群体的自觉、自律行为；第三，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终身性、持续性观念得以确立，教师职前、职中、职后职业道德教育的体系渐趋成熟、完善；第四，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专业化、组织化、制度化不断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标准的制定、执行、监督、评价等措施到位，成效显著。

三、美国师德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各种基于教师生活状况的实证研究、师德规范的制定以及各种监督与评价体系的建立，美国师德建设逐步走向完善，其中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关注。辩证分析美国师德建设的某些成果经验与做法，从中寻找借鉴与启示，使之洋为中用，当有利于我们加强和改进中国的师德建设，推动师德建设的科学化、常态化。

（一）革新师德建设的观念

一切改革与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观念的变革，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与改革亦不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更多是内隐的、不言自明的要求，师德是教师天经地义的德性，是贯穿于教师教育生活中自然而然的表现，无需借助外在的规约、监督，也不需要通过专门规定的约束与专题培训，需要的仅是教师的自我觉悟与自发生成，所谓“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10]。师生关系的此种表现，既是教师权威主义观念的自然流露，也反映了师德建设观念的狭隘、保守与落后。将教师德性发展简单地交付教师自身的自觉、自省、自为，而放弃了制度约束、舆论监督与实践生成，必然导致师德的平庸，其后果不堪设想。而美国十分注重教师教育的实践创新与动态生成，其师德建设的理念、认识、价值观随社会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因而确保了教师职业道德的良性发展。

加强教师的德性素养，提高师德建设的成效，必须改变传统师德建设的观念，通过各种途径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教师观、师德观。首先，要使教师认识到，师德建设并非只是教师个体的闭门修炼，而是一项涵括制度约束、实践养成、专题研修及自我努力的综合活动。而且，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教师的师德要求、目标追求也不尽相同。应通过职前、职中、职后的教师教育或研修活动，使教师或即将进入教师职业的人员熟悉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并引导其在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内化师德规范，逐步树立较高的职业道德理想。其次，师德建设的对象应面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而非仅针对德育学科教师；应对所有教师提出统一的师德要求，进行统一的规范管理，以增强学校生活、教育生活的道德氛围。第三，树立师德建设的多元主体观。有效的师德建设绝非教师群体独善其身、自为自足的结果，而是社会、政府、家庭、学校、教师及学生相互配合、合力而成的结果，社会的舆论导向、政府的制度约束、家庭的联动、学校的管理、学生的促动，都能促进教师职业道德的生成与优化。另外，优良的师德建设也不是自上而下单一线性模式的结果，而是上施下效与自下而上相互结合、综合运作的结果。第四，师德建设的领域应是多元的，教师的德性不仅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专业品质与实践精神”[11]，也包含着教师在整个教学环境中流溢出来的人文情怀及处理与学校、家长、同事、学生以及教育事业之间关系的能力。教师的德性发展是教师自觉地体悟教育的幸福感、创造性地践行教育理想的实践活动。第五，师德建设的内容应不断深化，既包括诸如教书育人、关爱学生、爱国守法、爱岗敬业等基础性德目，也应包括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综合素质的提高等内容。第六，师德建设不仅要关注教师的德性修养，也要关注教师基本权益的满足，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唯有将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合法权利的满足与师德建设结合起来，才能在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基础上增强师德建设的成效。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自我完善”。当教师的生存境遇、生活质量得到切实改善，教师职业的尊严得以基本保障时，其师德发展的动力才能得以激发。

（二）制定完善的师德标准

美国师德建设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师德标准的建立，其标准历经多次修订，不仅条目、要求更为细致、明确，便于教师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操作执行，而且也为相关部门、群体的监督、评价提供了便利。师德标准的建构，不仅要体现社会对教师德性的基本要求，也应有利于教师对自身职业、角色的理解，其规定应当简单明了、具体可行。可以说，制定一种相对公允、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职业道德标准，是师德建设的前提条件，也是教师德性修养活动的依据和目标。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生的网络自主学习能力不断提高，传统的师生关系受到极大冲击，教师自身的师德认识与行为也在发生着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因而，必须建立一套规范教师教学行为、评价行为、师生交往行为的师德标准，以保证师德建设的有序、有效推进。在我国，只有简约、抽象、倡导性的教师行为准则，缺乏具体、细致、明确、可行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师德建设的实效。在此方面，美国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优良的师德标准不仅对教师有约束作用，对学生的学习也具有某种激励作用。“教师的职业活动直接关系到学生精神世界的形成，师生关系所凝结的情感、态度将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道德面貌。”[12]教师的德性涵养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着重大影响，师德建设应当使教师的德行成为学生道德发展的正能量。

师德标准的制定要广泛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将教师的实践经验、不同地区的试点经验、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起来，防止自上而下的硬性推行。此外，也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多元、教育差异明显的实际，防止一刀切、一张图、一言堂现象的发生。

（三）加强师德建设的自我约束与外在监管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推进，既离不开教师的自我约束、自我修养与自我发展，也需要外在的制度约束与监督管理。教师的自我约束与外在监管相得益彰。前者体现教师个体德性发展的动机与欲望，是教师自主维护师德规范、达成师德目标、获得精神愉悦、体现职业幸福感的内源动力；后者则是从外部对教师的德性发展进行监督、管理、评价，通过师德培训、社会舆论媒体、法律规范、管理机关、督导机构等途径对教师的德性状况予以外在规约。唯有建构教师德性发展的自律与他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方能实现师德建设的良性发展。

首先，要对师德建设进行合理分层。教师职业劳动的长期性、复杂性、专业性决定了师德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它绝非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而是贯穿于教师终身职业生涯、丰富多彩的教育过程和生活过程中的。这就需要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予以合理的分层、分类。美国将师德专业伦理规范区分为师德规范、师德原则、师德理想三个层次，照顾到了不同教师群体及教师的不同发展阶段德性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师德体系的层次性、可行性与有效性。我国的师德建设也应合理划分不同的层次、阶段、序列，师德规范与标准的制定既应充分考虑到不同类型教师的教育实际，也要考虑到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德性需求，构建一个由基本要求到基本原则再到理想目标的规范体系。合理、分层的师德规范要求，能够有效地使教师在职前学习、职后研修及教育实践中明确不同的德性要求，从而成为促进自身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德性担保。分层的师德建设计划需要分门别类的师德培训体系。因此，需要构建师德培训与师德养成相统一的模式，将师德建设的场域拓宽到职前和职后，将师德培养的过程延伸到课堂与课外，以有助于教师在不脱离教育实践与教育生活的前提下，实现职业道德涵养与境界的提升。

其次，应对师德建设予以合理监管。美国十分注重师德的监督和管理，采用多管齐下的监管方式进行师德建设。不仅国家和教育部门设立了重重关卡和考核机制，而且很多教师职业行会及其分会也都制定了对教师不端行为的监督和处理办法，各学校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师德激励、管理、处理的行之有效的措施。相比而言，我国师德监管的制度、措施较为薄弱，柔性的措施多，刚性的制度少，存在较为普遍的执行乏力现象。因而，亟需建立一种高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改正“教师中的失范行为，主要诉诸管理，而这方面的管理又该以请诉本单位舆论监督辅以行政处置最为有效”[13]。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师德建设，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师德评价体系，以考核和约束教师的行为。对德性优良的教师予以褒奖，对德性败坏的教师则按规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最后，要引导教师加强职业道德的自律意识。职业自律是师德建设的关键。在美国，与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不高，但教师普遍有一种较高的幸福感，这与美国教师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专业素养、德性修养密不可分。美国的教师职业道德水平之所以较高，除了源于全国性的教师协会及各州的职业行会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教师道德规范、师德标准以外，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教师自身道德自律意识较高。在美国，教师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准确、清晰，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水平较高，其职业道德通常与专业伦理密不可分。教师的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师德发展具有较强的自觉性。只有教师正确理解了自身职业的性质与角色功能，形成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才能使自身的师德素养获得永不枯竭的动力和生命活力。而这恰恰是我国师德建设需要着力加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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