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风险识别十篇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1

摘要：本文从行政法律关系所导致的法律风险，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出发，通过风险识别确定了6大类（即专业管理类、经营活动监管类、安全生产服务类、安全环境保护类、安全劳动管理类和廉洁廉政管理类）主要风险，321项风险行为，涉及法律法规80多部，涉及法律条文500多条；并对各类风险按照风险可能性和风险影响程度进行评估诊断，进而进行风险控制，形成了具体风险应对方案，初步建成了电网企业应对行政法律风险和公共危机的风险管控体系，并有效防范了各类风险。

关键词法律 风险 防控 建设

一、实施法律风险防控的背景

在电网企业的民事、刑事、行政法律风险中，行政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控性，对制约和影响电网企业公共安全会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电网企业因其行业的自然垄断性，面临着众多行政机关的监管，同时又面临着发展与改革的历史使命，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各种行政处罚和社会各类非议；另一方面，承担了类似行政主体的部分职能，不容电网企业出现任何差错。这些行政法律风险和危机的存在，严重威胁着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旦爆发，将会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传播方式特别是网络的飞速发展，这类负面信息极容易被广泛传播，直接引发公共危机，给企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二、主要做法

（一）法律风险体系建设前期调研

由于电网企业的行政法律风险要高于一般企业，相应的因行政风险引发公共危机的风险也高于其他企业。究其原因，是与电网企业自身的业务特点有关，在法律风险体系建设前期，必然要将法律风险形成原因和形成症结进行追踪调研，从而能够准确判断出各种风险点加以防控。在调研工作中，主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识别出供电企业各项管理工作中所被动制约的有关法律法规条文、面对的行政执法主体所涉及有关法律法规所制约的条文和企业主体义务行为条文，建立三级“法律法规条文库”，为法律风险的具体识别提供详实依据，并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法律依据。

（二）法律风险识别机制的建立

电网企业的公共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企业行政法律风险爆发的后果之一，与行政法律风险管理密不可分。公司通过建立法律风险识别机制，将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理机制中哪些行为、事件可能引发公共危机，公共危机中企业责任的根源是什么，具体是怎样规定的，公共危机大致有哪些等等这一系列更加深入和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识别，从而形成了一套法律风险识别体系。

通过对电网企业面临的行政法律风险进行识别，共清理出6大类（即专业管理类、经营活动监管类、安全生产服务类、安全环境保护类、安全劳动管理类和廉洁廉政管理类）主要风险，321项风险行为，涉及法律法规80多部，涉及法律条文500多条，其中“专业管理类”与电网企业关系最为密切，该部分共包括11种法律风险、32项风险行为，将其最为重点进行研究分析；其余5大类289项风险行为作为一般性研究对象。

（三）法律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

法律风险识别是体系建设的基础，公司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电网企业的特点，对与电网企业密切相关的“专业管理类”的风险进行了重点评估。评估时，采取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从风险可能性和影响程度两个角度进行了评估。一是风险可能性评估，即风险行为的发生可能性是指在企业目前的管理水平下，风险行为发生概率的大小或者发生的频繁程度。二是风险影响程度评估，即风险行为的影响程度是指该风险行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所产生影响的大小。风险影响程度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1分至5分，表示影响程度依次加强，得分越高意味风险影响程度越大。

（四）法律风险控制机制的建立

法律风险经过识别是一个风险点确定过程，法律风险评估是风险等级确定过程，而法律风险控制则是法律风险的集中管控过程，也是供电企业实施法律风险防控的最根本目的。在风险控制机制建设中对风险点按照“一般性”和“重点性”进行了分类控制，以便更好的将风险控制做到合理化配置。针对“重点性”控制机制一是深化供电企业的执法权，探索联合执法、外部协作，达到行政执法效果。二是利用技术手段、借助技术措施，达到行政执法的目的。三是利用民事手段，达到弥补行政手段的不足。

三、产生的效果

（一）提升了风险防范能力

通过各类培训，加强了全体员工风险防范意识，实现了人员安全、电网稳定、设备健康和队伍和谐，2014年公司未发生电力生产人身伤亡及电网事故；未发生交通和火灾事故；未发生企业负有同等以上责任的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

（二）提升了企业外部形象

通过与政府各部门的有效沟通，出台了小区配套费政策，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各种纠纷产生，促进了工作有效开展。在各类行风热线、彩虹服务、市政重点项目中，遵循了“四一”“八不”的基本原则，避免了各类舆情风险的产生，进一步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2

关键词：食品安全；公众风险感知；风险沟通

中图分类号：F74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01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瘦肉精猪肉、苏丹红鸭蛋、染色馒头、塑化剂风波等等，这些食品安全事故无不牵动公众神经。食品安全话题已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公共议题。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媒体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铺天盖地，人们质疑政府监管力度不严，谴责商家唯利是图，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越来越高。公众要求获得知情权，采取维护食品安全行动，甚至引发社会骚动，这一问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公众作为食品消费的主体，他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程度对化解食品安全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公众是如何看待食品安全面临的风险呢？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是什么？如何针对公众的风险感知采取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呢？这是研究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解析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入手，把信息来源、流动渠道与放大的风险“信号”联系起来，提出政府、媒体、公众自身采取风险沟通策略的建议，旨在降低公众风险感知、缩小危害程度，恢复正常状态，对今后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食品安全事件公众风险感知因素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频发的危机事件引起不少学者和公众对风险社会的关注，食品安全事件也是在这种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倍受瞩目。为什么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甚至造成恐慌心理呢？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感知的过程。感知过程是人类对外界环境和事物通过感觉器官、信号传递等所产生的一系列情绪变化、认知等心理过程。感知过程主要分为一般感知和风险感知两种过程，当人类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便形成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判断、评价、态度和认识。食品安全事件感知过程是个人和社会沟通的产物，这一过程与以下因素直接相关。

1.自身特征。自身特征包括个体的知识文化水平、认知与评价，信任水平等。在知识水平方面，如果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专业知识了解的比较全面，他能客观地感知事件结果，辩证的看待和评价风险事件造成影响以及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还有，在认知上，个人的感知、思维等能力是有限的，容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认知出现偏差。公众风险偏差来源于专家科学的风险评估与自身价值观的风险评估的差异。公众对生产企业和政府的信任水平也会影响其对食品安全感知程度。研究发现，韩国公众对政府的卫生检查结果不信任，对食品制造商和消费者保护机构信任度低，会提高公众的风险感知，引起公众恐慌（Meera Kim，2003），可见，信任水平对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非常重要。

2.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包括了家庭、参照群体、社会团体等行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对个人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带来的外部影响力。Hornibrook，McCarthy& Fearne（2005）通过对牛肉市场的研究，对各种信息源的信息按重要性进行排序，首先是过去经历、家人和朋友推荐，其次是质量保证信号、包装、店员推荐、商品标识，最后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等，该研究认为消费者主导的信息最重要，厂商主导的信息其次，政府和媒体主导的信息最差。这可能对政府、媒体的不信任有关。

3.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包括了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政府采取的监管措施等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其中，政府措施是影响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公众认为风险事件容易得到政府的控制，风险感知就会降低。Brewer and Rojas（2008）对美国消费者的研究发现，公众认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措施越是有力，越是容易相信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评定的动物产品的安全性，从而越是放心食用。由此表明，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有效性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与购买行为。

三、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放大与风险沟通

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事件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呢？这就是风险的社会放大。风险社会放大理论认为风险事件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等相互作用，它可以放大或缩小某个事件所形成的风险和潜在威胁，其所产生的作用不仅是事件本身特征所决定的，也是由公众风险感知以及其它机构和群体的反应所决定的。提出风险社会放大理论的目的是解释风险感知和风险沟通的动态变化过程。风险信息经过风险符合传递给个体和社会放大站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增加或减少风险信息容量，并突出信息的某些方面，使得公众风险感知发生变化。其中个体放大站，如知识文化水平、认知、信任等因素影响着风险信号的放大或缩小；社会放大站如政府、媒体、专家等会影响风险信号的放大或缩小。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说明了风险感知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会发生变化。

风险事件的属性是通过风险符号来描述的，采取何种沟通方式将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变化。风险沟通最初致力于调和政府、企业界、科学界和公众之间关于风险问题日益激化的矛盾，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一种新的伙伴和对话关系形成。食品安全风险沟通，简单的是指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有效地（借助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方式）与大众进行有效沟通，争取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合作。此观点更多强调的是单向沟通，在社会民主化的发展下，双向沟通是必然趋势，这也给政府和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没有采用风险沟通策略去应对，恐怕又会引发一场新的危机。可见，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社会放大与风险沟通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四、食品安全事件风险沟通策略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风险感知会受到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环境下，风险信息的传播在所难免，而风险沟通是一条转危为安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降低风险感知可以从风险沟通策略着手，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公众自身、新闻媒介、政府职能部门应该积极进行风险沟通，才能有效地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增加政府公信力。

1.公众自身沟通策略分析。公众可以通过生活经历、知识水平或者其他社会因素的信息传播和解释等能力来辨别风险，从而降低风险感知。知识水平的匮乏和个人辨别能力的不足使得公众加大了风险感知，造成盲从和恐慌。人们比较迷信专家，只要是专家声称可以解决的风险一般不会引起公众恐慌，但是当专家声称事件不明原因、可能存在未知风险时，公众的风险感知提高。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不同专家充斥不同的声音，公众无法对风险信息加工选择，模糊混乱，公众对信息产生疑虑，觉得风险超出自己辨别能力，加大了风险感知，就会被错误信息误导，出现非理智行为。如果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知识了解的较为全面，客观的选择风险信息，就能理智看待和评价食品安全风险事件对社会和自身造成的影响，从而做出理性的行为反应。因此，除了加强个人科学素养和知识文化水平，培育风险意识和参与科普活动外，还需完善公众风险辨别理解力，纠正错误的风险信息，这样才能从容理智地应对风险。

2.媒体信息沟通策略分析。媒体是当代社会的主要信息媒介，它可以提高社会能见度，让公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获得风险信息并寻求对策。媒体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过度报道与公众的积极关注会产生快速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严重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不少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过度报道、传播不完整或是混淆事实，公众在对风险加工过程别关注致命风险信号导致公众理解偏差，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无处不在，个人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错觉，使得人人自危，风险放大，甚至产生次生危机，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香港澳门奶粉抢购风，海外奶粉代购风为主要表现。媒体可以建构风险、掩盖风险，还可以解释风险。媒体传播适度的风险信息，并解释信息，可以引导公众减少恐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降低风险感知。因此，媒体沟通的方式对风险感知的放大与减小具有重要作用。媒体应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帮助公众理解并解释风险信息。在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前可以与专家学者合作，告知风险的相关信息；在危机爆发期，注重传递公众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风险之害的信息，听取公众风险和安全诉求；在危机发生之后，把宣传重点放在预防工作上。

3.政府风险沟通策略分析。政府公信力是遏制风险社会放大效应的有效手段。在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政府只有采取质量保障、监管措施、建立信息透明机制的风险沟通策略，才能重塑公共威信，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携手人民群众，共同应对当前危机。首先，政府应该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细化食品行业标准，把监管细节贯穿到生产、加工、存储、运输、销售的各个环节中。定期抽检食品，对问题企业进行处罚并曝光企业名单、产品目录，向公众提供详细的食品检测情况。此外，还需建立信息透明机制，它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恢复公众对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沟通不及时、不到位，信息传递不顺畅，公众知情权受到限制，就会提高风险感知。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建立食品质量监控数据库，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正式渠道及时、系统的向公众公布数据，客观报告最新出现的情况。并建立双向沟通渠道，公众除了可以随时查询相关信息外，还可以提出疑问，政府相关人员需要及时给予答复，使公众充分了解情况，形成良好互动，体现了对公众需求的政治回应。同时欢迎群众举报，共同参与，协助解决与风险有关的冲突，并逐步恢复对政府信心。

参考文献：

[1] Meera Kim，Hyochumg Kim. Consumer attitudes and acceptanc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n Korea， Consumer Sciences incorporating Home Economics[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2003（12）：701-712.

[2] Hornibrook S A， McCarthy M， Fearne A.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risk： the case of beef purchases in Irish Supermarke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2005，（10）： 701-715

[3] Brewer M S， Rojas M.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 issues in food safety[J]. Journal of Food Safety， 2008（28）： 1-22.

[4]张乐.食品安全与健康恐慌：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探析[J].汕头大学学报，2008（6）：67-71.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3

关键词: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1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的意义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两个方面的预防性工作，简称双重预防机制。双重预防是指采取对安全风险实施管控和对事故隐患进行排查治理的两种手段，是为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而构筑的两道防线。双重预防机制是一种超前预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管理体系。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是隐患排查治理的前提和基础，隐患排查治理是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强化与深入。事故隐患来源于安全风险的管控失效或弱化，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就会不出现或少出现隐患。构建双重预防机制就是针对安全生产领域“认不清、想不到”的突出问题，强调安全生产的关口前移，从隐患排查治理前移到安全风险管控。推动建立企业安全风险自辨自控、隐患自查自治。促使企业形成常态化运行的工作机制，切实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预控能力，夯实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坚实基础。

2制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总体规划

河北钢铁集团滦县司家营铁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家营铁矿）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是冀东矿脉的一部分，为我国三大铁矿区之一，司家营铁矿总投资19.27亿元，于2008年投产。司家营铁矿通过成立组织机构、划分工作职责、明确人员配置、资料收集、全员培训、制度修订、风险辨识及评估、修订完善、编制隐患排查清单、制定安全检查表（综合、专业、专项、日常）、绘制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建立双重预防机制运行信息管理平台、安全风险公告、隐患排查治理、印发职工安全手册、编制保命法则和奖励隐患举报等一系列工作，有效保证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3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的全面辨识评估与分级管控

（1）综合考虑生产系统，合理划分评估单元根据自身生产工艺、设备设施分布状况和管理需要等情况，分为采矿、爆破、运输、矿破、选矿、尾矿库、机加工、辅助单位和机关等10个生产系统，将各生产系统划分为27个主单元，按照组织机构层级划分为143个子单元、327个岗位单元。（2）细化作业活动，分解生产流程，全面开展风险辨识司家营铁矿将风险辨识内容分为作业活动风险和设备设施风险两部分，分别从两方面进行风险辨识。作业活动风险辨识：将职工的每一项作业活动细分为数个作业步骤，确定每项作业活动的频率并制定作业活动清单，确保作业活动清单包括职工的所有作业活动。设备设施风险辨识：根据生产流程，编制每个岗位的设备设施清单，利用安全检查表分析法（SCL）对设备设施存在的风险进行辨识。辨识设备设施风险时，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国家、行业标准。（3）明确风险管控层级，制定风险管控措施和管控方案司家营铁矿有限公司根据每个岗位的作业活动风险和设备设施风险编制了风险分级管控清单，根据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岗位规程等要求，将管控措施分为工程技术措施、个体防护措施、管理措施三类，共制订了17420项管控措施。根据安全风险分级结果，明确各等级安全风险相对应的作业区（科室）、班组和岗位人员分级管控的范围和责任，将责任分解到与生产过程相关的每个人。根据风险等级确定管控级别，重大风险由公司级、作业区级、班组级、岗位级共同管控，较大风险由作业区级、班组级、岗位级共同管控，一般风险由班组级、岗位级共同管控，低风险由岗位级管控。对较大以上风险都编制了相应的管控方案。司家营铁矿要求员工进入作业岗位时，必须按照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对岗位安全风险状况和各项管控措施进行安全确认，并进行安全风险预知、设备检查等活动，消除人的不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管控到位。（4）升华风险分级评估结果，绘制安全风险分布图风险分布图根据级别进行分级，共制订了5个公司级风险分布图，16个作业区级风险分布图、岗位区级风险分布图268个。同时认真分析红区、橙区、黄区、蓝区安全风险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控措施，尤其加大对较大以上风险区域的安全风险管控力度。（5）依据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和安全责任清单，编制隐患排查清单各单位根据风险分级管控清单以及安全生产责任制内容，编制了从公司领导到岗位工的隐患排查清单，明确了每个岗位的风险管控措施、措施失控表现、管控部门、管控责任人、隐患等级、排查部门、排查责任人、排查频次等内容，严格按照风险管控级别进行隐患排查。

4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的安全风险公告

（1）推动安全风险公告，促进职工规避风险为切实推动公司安全风险信息公开，确保公司从业人员充分了解公司存在的安全风险，促进职工掌握规避风险的措施并严格落实到位，根据《非煤矿山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规范》要求，司家营铁矿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在采场、尾矿库、锅炉、主要厂房等重点区域分别设置了安全风险公告栏，为所有较大以上风险制作了风险公示牌，公告重点区域存在的主要安全风险。（2）制作安全风险告知卡，促使职工安全标准化操作根据全面风险辨识的结果，为全公司各岗位制作了267个安全风险告知卡，将风险因素、可能引发事故隐患类别、事故后果、管控措施、应急措施及报告方式等内容告知职工，组织职工学习，使职工了解风险的严重性，掌握应急处置措施。便于员工随时进行安全风险确认，指导员工安全规范操作。

5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的隐患排查治理

（1）隐患排查“四个机制”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司家营铁矿的隐患排查治理主要以岗位自查为基础，同时建立班组、作业区、职能科室和矿级领导带队检查的逐级隐患排查体系。对于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司家营铁矿有限公司严格按照隐患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原则落实整改，对隐患的排查、登记、整治、监督、验收、销号全过程实现“闭环”管理。（2）推广使用双重预防机制运行信息管理平台，提高隐患排查治理效率为了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的效率，建立人人参与的隐患排查模式，司家营铁矿有限公司建立了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开发了与安全风险管控相适应的处理模块和表单，实现了安全风险、事故隐患的可视化管理。该系统能够及时将上级单位、公司级、作业区级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传达给所有职工，同时能够及时提醒相关人员进行隐患整改及复查。

6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的实施效果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4

风险交流概念始于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风险交流多是单向的信息传播或宣传。直到1989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在《改善风险交流》一书中首次确立了风险交流“民主对话”的互动性质，风险交流才开始逐步转为双向的信息沟通［1］。到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等一些新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公众参与和社会决策的民主，“信任”成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核心议题。2006年FAO/WHO提出了由风险管理、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将风险交流定义为:“风险管理者、风险评估者、消费者、企业、媒体等利益相关方就食品安全风险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2］。而我国由于起步较晚，对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仍停留在信息、宣传教育的“单向传播”层面，未将利益相关方的认知特点和信息反馈考虑在内。导致媒体将误导性信息和负面信息放大，消费者与专家之间的“信任危机”加剧。随着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社会共治”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国食品安全从管制型模式开始让位于治理型法治秩序［3］。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社会共治”已然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4］。国外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实践强调在科学客观、公开透明、及时有效、多方参与原则的基础上，通过长期互动建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5］。其中，以日本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综合了“教育型”和“参加型”风险交流模式的特点，注重提升公众的风险素养，加强专家与一般消费者、媒体的直接交流。不仅使风险交流过程更加透明化，还对人们广泛了解和接受风险管理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深入研究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共治理念下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的形成

自2001年第一例BSE(疯牛病)被发现以来，日本进行了一系列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改革。2003年依据《食品安全基本法》导入了风险分析机制。由政府主导，风险评估机构、风险交流机构、专家、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念被融入到风险交流中。该法规定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和消费者厅负责风险管理。食品安全委员会独立承担风险评估。委员会下设的风险交流专门调查会负责协调风险管理机关之间的信息互换，促进风险交流中利益相关人之间的意见交流工作。同年修订的《食品卫生法》进一步强调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和风险管理机关与公众的沟通机制。规定须公布并征求国民意见的事项包括:食品安全规格标准、监管指导计划的制定以及食品卫生相关政策的实施状况。2005年颁布的《食育基本法》从意识、心态教育和知识、能力教育两方面关注对公众食品安全风险素养的培育，旨在实现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从“教育”到“对话”，从“对话”到“信任”的转变。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建立以来，为确保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确立了双向沟通机制、风险素养培育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

(一)双向沟通机制由于公众的收入、学历、性别、年龄和教育背景导致了个体的风险认知存在差异，容易与专家的观点产生冲突。日本通过设立信息双向沟通机制建立了意见交换会、利益相关方信息交流会、官方网站、咨询专线等信息沟通平台。并以派遣食品安全监督员的形式来促进风险管理机关、风险评估机构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意见交换会主要由食品安全委员会联合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等风险管理机关承办。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广泛收集意见，对公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说明和现场讨论。作为与公众的直接对话平台，意见交换会有助于迅速、准确地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相关信息以便于公众理解的方式进行。同时也帮助政府了解社会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的公众分别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以供调整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策略。利益相关方信息交流会是食品安全委员会与地方政府针对企业、消费者、媒体等举行的。会议可不定期召开，旨在加强食品安全委员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联络，促进委员会与消费者团体的意见交换，强化消费者团体与政府机关的合作。在官方网站的建设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和风险管理机关对收集的食品安全信息予以及时更新。阅览者可通过检索即时了解现在发生了哪些食品安全问题，公众关心度较高是哪些领域，目前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消费者厅的官方网站还对难于理解的专业术语、食品安全标准等予以详细说明。食品安全委员会为引导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合理感知，对不的会议记录、资料予以公开，定期发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出版物和DVD。并设有“食品安全专线”，由专门的咨询人员对通过电话、FAX、电子邮箱等形式对公众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并将其中典型的问题以Q＆A的形式登载在官网上。食品安全监督员是食品安全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招聘的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作为食品安全委员会和各地消费者的联络员，监督员每年会在各县召开食品安全监督员大会。直接从消费者层面获取意见，与之交换风险信息。并将统计结果制作成报告提交给食品安全委员会。

(二)风险素养培育机制鉴于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形式呈现很强的技术性，日本将对公众的风险素养培育作为促进风险交流的重要环节。一方面，依据《食育基本法》推出了“食育推进基本计划”。该计划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食品安全风险素养培育［9］。在学校教育层面，通过对食品相关知识的学习，鼓励食品相关企业派遣专家到中小学去开设讲座，将食品生产、流通的相关知识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从小培养对风险信息的判断力。在利益相关方层面，强调以“科学的视角看待食品的安全性”。通过公开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依据，评估范围，风险管理的实施状况等方式促进食品安全利益相关方科学地识别风险［10］。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对风险信息的认知和信息传播方法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危害程度的判断［11］，特别是在福岛核污染事件中显露出的较为严重的“风评被害”①问题，食品安全委员等除了对媒体进行专业的危机应对训练外，还针对公众关心度较高食品安全问题，通过交谈会、学习会等方式召集记者进行专业知识培训。以此提高媒体的风险素养以及科学的信息收集、传播方法。

(三)国际合作机制日本很早就意识到作为食品进口大国，风险交流领域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特别是当国外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时，在第一时间掌握发生地点、发生的具体时间、危害程度、当地的应对措施、WHO及各国的应对方案等相关信息可有效缓解国内消费者的恐惧心理。为了让国内消费者和企业能够充分了解国际上对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争议焦点，以及各国食品安全监管措施的实施效果等内容，日本一方面通过建立国际研究者网络，促进各国在风险交流方法、行动预测方法、风险认知等领域的共同研究。另一方面，食品安全委员会委托民间调查机构，招募国外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机关的风险交流专业人员组织研讨会。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国际食品关联机构、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机关紧密合作，相互交换包括风险评估、监管措施在内的食品安全信息。并对可能发展至国际范围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跟踪调查，将收集到的信息登载到国内食品安全监管机关的官网上，以此为议题召开说明会或意见交换会。

二、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的局限—以核泄漏事故中的风险交流为例

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通过风险管理机关、风险评估机构、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之间的协同合作和信息共享，加强了风险信息的一致性;通过大众媒体在风险交流中的有效运用，拓宽了信息收集渠道，促进了公众对风险交流的参与;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素养的培育，缓和了媒体在风险交流中的负面影响，避免了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事件时的过度反应。但该机制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核泄漏事故中面临了重大挑战。

(一)核泄漏事故带来的挑战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导致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日本国民对震区及附近区域生产加工食品的安全性产生了极大的担忧，与日本有食品贸易往来的各国和地区也相继停止了对福岛及周边五县生产加工食品的进口［12］。在核泄漏事故中，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其一，风险评估的开展缺乏标准依据。风险评估是风险治理的基础，也是风险交流中的关键环节。风险评估的结果是双向交流机制中的主要信息组成，是危机预警的科学依据［13］。而日本当时尚无针对食品中放射物质浓度的统一标准，难以对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开展安全评估。其二，公众的风险认知存在盲区。由于食品的核污染从外观、气味上无法确认，且所涉及的放射性物质浓度含量等专业知识在公众的风险素养培育中鲜有提及。风险管理机关在信息时，一方面公众对食品核污染标准中使用的专业术语不熟悉，导致其无法科学判断对健康的危害程度;另一方面，震后各大媒体对核辐射食品本身是否存在风险的报道存在很大差异，加剧了消费者对风险信息理解的难度。其三，国际合作开展的局限。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以来，国际上鲜有发生如此重大的核污染事故，缺乏应对核污染食品风险交流的经验。日常风险交流中收集的信息难以提供决策参考。

(二)核泄漏事故中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日本常规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主要以官方网站为平台公布风险评估的流程、结果;以意见交换会等形式说明风险评估的目的、方法和要点;设置专属发言人统一、定期召开记者会;并通过互联网、发行手册等手段，将风险的基本防御方法、国家的实施对策等进行宣传。但在核污染背景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无论是在风险交流方案的协商、制定上，还是在风险信息的双向沟通上都有别于常规的风险交流。首先，在确定食品中放射物质含量浓度标准方面，为了及时提供抽样检查的依据，2011年3月17日，《食品卫生法》设定了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的暂定限制浓度标准。之后，食品安全委员会2011年全年针对食品中放射性物质浓度进行了安全评估。指出“1kg食品中含有放射物质浓度在100mSv以内难以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经药事•食品卫生审议会和放射线审议会讨论后，于2012年4月开始实施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的正式限制浓度标准。即普通食品1kg中的限制量为100Bq，牛奶及婴幼儿食品为50Bq，食用水为10Bq［14］。为便于理解，厚生劳动省在官网上详细说明了该标准设定的科学依据，涉及的食品范围，以及与之前暂定标准存在差异的原因。其次，在公众对核污染的风险认知方面，通过对食品卫生监督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得出，当前急需普及的风险知识有:放射性物质的风险概念;受辐射食品不可能存在零风险;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的安全含量等。为此，2011年4月下旬在福岛和栃木県分别召开了住民说明会和包括放射线医学和小儿医学专家在内的专家讨论会。此后仅2011年，风险管理机关和地方政府在全国就召开了45次风险交流的相关会议，2012年达到175次［15］。其中包含了针对媒体的说明会，针对专家的讨论会，针对利益相关方的学习会等。并派遣工作人员参加消费者团体主办的说明会、专家演讲会等协助地方政府开展风险交流工作。消费者厅于同年5月30日出版发行了10万部《食品和放射性Q＆A》宣传册，并将相关内容登载在官网上。农林水产省在食品安全委员会、厚生劳动省和消费者厅的协助下将食品与放射性物质的相关知识制作成宣传海报粘贴在食品销售场所的醒目位置。最后，由于受媒体信息的误导，使得大多数消费者对福岛及周边五县的生产加工的所有食品都采取拒绝态度，震区受“风评被害”严重。为了让公众能够全面了解从食品生产到流通过程中对放射性物质浓度的检测手段和应对措施，厚生劳动省联合农林水产省在官网上公布了对全国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的检查频度、检查品种、检查流程和检查结果。并对危险性较高的如蔬菜、野生禽类、乳制品和牛肉等食品的检查手段进行细化分析。检测浓度普遍较高的区域将实行流通禁止，个别品种采取摄取限制。

(三)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的实施困境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强调有效、正确地传递风险信息，重视从多渠道收集意见。2012年针对禽流感的有效防控，2013年BSE对策调整的平稳过渡都得益于此。但在核泄漏事故中，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呈现出风险交流手段陈旧，风险交流方案滞后，专家和公众的风险认知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实施中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从前由政府、专家通过大众媒体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传统模式被打破。来自不同渠道的各种信息鱼龙混杂。缺少专业知识的消费者难以对危害程度进行科学判断，而政府和专家信息的滞后导致消费者更愿意相信来自互联网的信息。增加了正确信息传递的难度。另一方面，紧急情况下的风险交流有别于其常规性风险交流。常规性风险交流在日常风险信息的双向沟通、公众风险素养培育和国际合作中具有较长时间的信息储备。但紧急情况下需要在短时间内制定出风险交流方案，同时需要与更多的机构进行商讨，确保信息的一致性。核泄漏事故中的风险交流又难于从日常的风险交流中获取充足的信息和经验，对风险交流方案的制定形成了一定障碍。最后，在核泄漏事故后召开的说明会和意见交换会上，专家更多的是强调风险评估结果的正确性，缺少对同一风险的多种评价，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不信任感。紧急情况下如何平衡“客观风险”与“专家治理”，将是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面临的新课题。

三、向社会共治的转型: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短板。虽然我国依据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成立了风险评估中心，并在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明确了风险评估中心在风险交流中的主体地位，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尽管也有多个条款涉及了风险交流的内容，但涉及面较窄，仅包含风险信息主体、渠道的规范，风险知识的科普宣教等内容。且由于长期以来对公众参与渠道，信息方式采取了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依然没能摆脱“单向传播”的局面［16］。基于对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的分析，要尽快建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明确社会共治格局中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主体的定位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风险评估机构、风险交流机构、风险管理机关、公众、媒体等个利益相关方应各司其职，才能提高风险交流的效率。目前，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都是由风险评估机构来主导风险交流工作。这一模式的特点在于可借助风险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使其在风险交流中能够准确、有效地传递风险评估的相关信息，并能统一决定食品安全方针和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但我国作为风险交流主导地位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属于理事会决策监督管理模式的公共卫生事业单位，在风险交流中缺乏独立性。容易出现内部权力分配不当，利益冲突无法协调等问题。使得行政机关进行风险交流的价值目标出现选择错位，专家的风险知识存在理性不足、独立性不强，而公众的价值诉求又得不到积极回应［17］。可考虑借鉴日本的做法，组建独立的风险交流机构，强化其专业性。如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的七名委员都是从食品安全专家中挑选出来的，除经内阁总理大臣许可外，专职委员在任期间不得从事取得报酬的其他职务［18］。如此，方能确保委员履行职责时是根据自身的专业素养而不是为了党派或某个特定企业的利益确保其中立性和可靠性。此外，还应加与公众、媒体保持的良好的互动，发挥媒体的引领作用。

(二)搭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多样化信息沟通平台在风险交流中，尽管日本非常注重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了各种信息沟通平台。但在紧急情况下的风险交流中，仍显露出信息不对称，现有风险交流平台难以满足受众需求等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风险交流活动。一方面主要以卫生部例行新闻会、公开征求意见、投诉举报电话、官网和微博等方式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宣传。另一方面以风险交流专家参与电视节目的方式对政府出台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新政策、新举措进行科学解读，并就热点问题举办主题开放日活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118条也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食品安全的信息平台”，明确了信息主体及渠道。但仍缺乏针对不同受众的信息沟通平台和渠道。可吸取日本的经验，在现有基础上，建立特定事件的专家评审会、媒体说明会和与消费者的意见交换会等信息沟通平台。强化中央与地方，专家与消费者等不同层面的风险交流，以满足日常、紧急情况下不同类型受众对于风险信息的需求。

(三)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公众参与机制如今，让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对话，通过形成“共识”促进“共治”是各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发展的新趋势。“风险对话”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和参与过程的透明性。二是公众参与的能力培养。这在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和《食育基本法》中都有所体现。如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第13条就强调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持续的信息交流，促进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参与。《食育基本法》第19条～第21条概括了家庭、学校、社区、政府在公众食品安全风险素养培育中的合力与协调。指出风险素养的培育应依据群体特点，针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性质、评价方法、应对措施等方面的进行指导、教育，引导其形成合理的风险感知，获得进行风险决策所需的知识与技能［19］。针对公众参与，我国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及其技术机构，应当按照科学、客观、及时、公开的原则，组织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检验机构、认证机构、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新闻媒体等，就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进行交流沟通。”但实践中，食品检验机构、评估机构对信息公开是受限的，这难以彻底贯彻风险交流中的“双向沟通”。针对公众的风险素养培育，第9条“食品行业协会应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第10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倡导健康的饮食方式，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虽明确了政府、行业协会和媒体在风险素养培育中的地位，并要求“有关食品安全的宣传报道，应当真实和公正”。但科普宣教的方式针对性、执行力不强。未来可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法律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权利。加快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丰富信息公开的内容，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完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管理机制。

(四)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国际合作随着全球食品贸易的高速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能力建设上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技术支持均已步入常规化进程。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共同探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策略成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水平的国际化路径。虽然我国已于2012年加入了国际食品风险交流中心合作网络，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也聘请了国际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专家担任顾问［20］。通过加强国际化交流，及时掌控、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动态。但仍然存在专业风险交流人员缺乏，与国际同行间针对食品安全紧急事件的早期交流不够充分等问题。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通过与其它国家的食品卫生安全中心和国际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派遣专家交流学习，召开国际研讨会等方式，致力于提高国内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水平，进而影响未来国际间关于食品安全评估的决策。我国应注重对专业风险交流人员的培养，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同行的交流、合作。共同确定应对紧急事件的方法，促进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方法间的一致性。

四、结语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5

关键词：电子政务外网；等级保护测评；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模型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4）34-8337-02

1 等级保护背景下的电子政务外网风险评估

电子政务外网提供非的社会公共服务业务，全国从中央各部委、到省、市、县，已经形成了一张大庞大的网络系统，有的地方甚至覆盖到了乡镇、社区村委会，有效提高了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效率。今后凡属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范畴及不需在国家电子政务内网上部署的业务应用，原则上应纳入国家政务外网运行，它按照国家政务外网统一规划，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统一的网络信任体系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措施。

随着政务外网的网络覆盖的扩大及接入的政务单位越来越多、政务外网应用的不断增加，各级政务移动接入政务外网的需求也在增加，对政务外网的要求和期望越大，网络安全和运维的压力也越大，责任也更大。由于政务外网与互联网逻辑隔离，主要满足各级政务部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等业务应用及公务人员移动办公、现场执法等各类的需要，网络和电子政务应用也成为境外敌对势力、黑客等攻击目标。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大量使用，也对电子政务外网网络的安全防护、监控、管理等带来新的挑战。按照国家政务外网统一规划，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统一的网络信任体系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措施是必须的。

为保障电子政务外网的安全有效运行，我们应以风险管理理念来统筹建设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在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的大背景下，2011年国家信息中心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通知》，强化了电子政务外网的等级保护制度以及等级测评要求，要求对政务外网开展等级测评，全面了解和掌握安全问题、安全保护状况及与国家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相关要求存在的差距，分析其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并根据风险进行整改[1]。

系统安全测评、风险评估、等级测评都是信息系统安全的评判方法[2，3]，其实它们本没有本质的区别，目标都是一样的，系统安全测评从系统整体来对系统的安全进行判断，风险评估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对系统的安全状况进行评判，而等级测评则是从等级保护的角度对系统的安全进行评判。不管是系统安全测评[1]、风险评估、等级测评，风险的风险与计算都是三者必不可少的部分。

2 电子政务主要风险评估方法简介

电子政务外网风险评估有自评估、检查评估、第三方评估（认证）评估模式，都需利用一定的风险评估方法来进行相关风险的评估。从总体上来讲，主要有定量评估、定性评估两类。在进行电子政务系统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采用的主要风险评估方法有：OCTAVE、SSE-CMM、FAT（故障树方法）、AHP （层次分析）以及因素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德尔菲法、聚类分析法、决策树法、时许模型、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风险评估模型的方法可以运用马尔可夫法、神经网络、模糊数学、决策树、小波分析等[4-6]。OCTAVE 方法是一个系统的方法，它从系统的高度来进行信息安全的安全防护工作，评估系统的安全管理风险、安全技术风险，它提高了利用自评估的方式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的能力。它通过分析重要资产的安全价值、脆弱性、威胁的情况，制定起风险削减计划，降低重要资产的安全风险。电子政务外网需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其它评估方法，根据电子政务外网实际，本设计基于OCTAVE 评估模型，设计了一个电子政务外网风险分析计算模型。

3 基于OCTAVE模型的一个电子政务外网风险计算模型设计

3.1 风险评估中的资产、威胁、脆弱性赋值的设计

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是评价资产的三个安全属性。风险评估中的资产价值不是以资产的经济价值来衡量，而是由资产在这三个安全属性上的达成程度或者其安全属性未达成时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来决定的。

资产价值应依据资产在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上的赋值等级，经过综合评定得出。综合评定方法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对资产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最为重要的一个属性的赋值等级作为资产的最终赋值结果；也可以根据资产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不同等级对其赋值进行加权计算得到资产的最终赋值结果。本设计模型根据电子政务外网的业务特点，依据资产在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上的赋值等级进行加权计算（保密性α+完整性β+和可用性γ），α、β、γ为权重系数，权重系数的确定可以采用专家咨询法、信息商权法、独立性权数等。本设计方案采用专家咨询法。资产、威胁、脆弱性的赋值可以从0-10，赋值越高，等级越高。

脆弱性识别是风险评估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脆弱性是资产本身存在的，如果没有被相应的威胁利用，单纯的脆弱性本身不会对资产造成损害。脆弱性识别的依据可以是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也可以是行业规范等，如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CNVD）漏洞通报、CVE漏洞、微软漏洞通报等。

资产、威胁、脆弱性的识别与赋值依赖于专家对三者的理解，不同的人员对三者的赋值可能不同，甚至差别很大，可能会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情况。为了识别与赋值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可以采用一定的方法来进行修正。本设计采用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去获取资产、威胁、脆弱性并赋值、最后采用群体决策方法确定资产、威胁、脆弱性的识别与赋值。这样发挥了三个方法的特点，得到的赋值准确性大大提高。

判断威胁出现的频率是威胁赋值的重要内容，评估者应根据经验和（或）有关的统计数据来进行判断[7]。判断威胁出现的频率是可能性分析的重要内容，如果仅仅从近一两年来各种国内、国际组织的对于整个社会或特定行业的威胁及其频率统计，以及的威胁预警等来判断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它没有与具体的电子政务外网应用实际联系起来，实际环境中通过检测工具（如IPS等）以及各种日志发现的威胁及其频率的统计也应该考虑进去。

本设计模型采用综根据经验和（或）有关的统计数据来进行判断，并结合具体电子政务外网实际，从历史生产系统的IPS等获取各种威胁及其频率的统计，并采用马儿可夫方法计算出某个时段内某个威胁发生的概率。马尔可夫方法是一种定量的方法，具有无后效性的特点，适用于计算实时的动态信息系统威胁发生概率。它利用IPS等统计某一时段的发生了哪些威胁，构建出各种威胁之间的状态转移图，使用马尔可夫方法计算出该时段内某个威胁发生的概率。计算出的威胁发生概率结果可以进行适当的微调，该方法要求记录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3.2 风险计算模型设计

通常风险值计算涉及的风险要素为资产、威胁、和脆弱性。 在完成了资产识别、威胁识别、脆弱性识别，以及已有安全措施确认后，将采用适当的方法与工具确定威胁利用脆弱性导致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综合安全事件所作用的资产价值及脆弱性的严重程度，判断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对组织的影响，即安全风险计算。

风险值=R（资产，威胁，脆弱性）= R（可能性（威胁，脆弱性），损失（资产价值，脆弱性严重程度））。可根据自身电子政务外网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风险计算方法计算风险值，如目前最常用的矩阵法或相乘法等。矩阵法主要用于两个要素值确定一个要素值的情形，相乘法主要用于两个或多个要素值确定一个要素值的情形。

本设计模型采用风险计算矩阵方法。矩阵法通过构造一个二维矩阵，形成安全事件的可能性与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之间的二维关系；相乘法通过构造经验函数，将安全事件的可能性与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运算得到风险值。

在使用矩阵法分别计算出某个资产对应某个威胁i，某个脆弱性j的风险系数[Ri，j]，还应对某个资产的总体安全威胁风险值进行计算，某个资产总体风险威胁风险=Max（[Ri，j]），i，j=1，2，3…。组织所有资产的威胁风险值为所有资产的风险值之和。

3.3 对风险计算模型的改进

在风险值=R（A，T，V）的计算模型中，由资产赋值、危险、脆弱性三元组计算出风险值， 并没有把安全防护措施因素对风险计算的影响考虑在内，该文把风险值=R（A，T，V）改进为风险值=R（A，T，V，P），其中P为安全防护措施因素。P因素不仅影响安全事件的可能性，也影响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把上面的公式改进为风险值=R（L（T，V，P），F（Ia，Va，P ））。对于L（T，V，P），F（Ia，Va，P ）的计算可以采用相乘法等。如果采用矩阵法，对L（T，V，P）的可以拆分计算L（T，V，P）=L（L（T，V），L（V，P））。

在计算出单个资产对应某个脆弱性、某个威胁、某个防护措施后的风险值后，还应总体上计算组织内整体资产面临的整体风险。单个风险（一组风险）对其它风险（一组风险）的影响是必须考虑的，风险之间的影响有风险之间的叠加、消减等。有必要对风险的叠加效应、叠加原理、叠加模型进行研究。

3.4 风险结果判定

为实现对风险的控制与管理，可以对风险评估的结果进行等级化处理。可将风险划分为10，等级越高，风险越高。

风险等级处理的目的是为风险管理过程中对不同风险的直观比较，以确定组织安全策略。组织应当综合考虑风险控制成本与风险造成的影响，提出一个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对某些资产面临的安全风险，如果风险计算值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该风险是可接受的，应保持已有的安全措施；如果风险计算值高于可接受范围的上限值，则该风险是不可接受的，需要采取安全措施以降低、控制或转移风险。另一种确定不可接受的风险的办法是根据等级化处理的结果，不设定可接受风险值的基准，对达到相应等级的风险都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 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关于加快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通知[政务外网[2011]15号][Z].2011.

[2] 等级保护、风险评估和安全测评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EB/OL].http：///faq/faq.php？lang=cn&itemid=23.

[3] 赵瑞颖.等级保护、风险评估、安全测评三者的内在联系及实施建议[C].第二十次全国计算机安全学术交流会论文集，2005.

[4] 李煜川.电子政务系统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研究――以数字档案馆为例[D].苏州：苏州大学，2011.

[5] 陈涛，冯平，朱多刚.基于威胁分析的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研究[J].情报杂志，2011（8）：94-99.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6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

中国近年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劣质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PVC保鲜膜致癌事件，瘦肉精，假牛肉，宜昌的毒生姜事件，白酒的塑化剂风波，广州大米抽检超四成镉超标等等的发生一次次给人们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

一、必要性分析

（一）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

当各种食品出现安全问题后，给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相关的责任部门很难在短时间内界定产生问题的原因，也因此，赔偿问题在短时间难以解决，就会延误消费者病情的整治和治疗。涉及到重大的安全事故，责任厂商无力赔偿的，受害者的后续治疗和生活费用更是无法落实。例如：2008 年发生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为例，事件造成近30 万人受到伤害，其中85%以上是两岁以下儿童，性质极其恶劣。

（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目前，一些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造成大范围的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而责任方或者是整个责任企业经济能力有限，无力对每一个消费者给予赔偿，又没有参加相关保险，政府就成为最后实际的买单人，这极大的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反之，如能参加投保，则保险公司在理赔调查之后，对于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会给予赔偿。

（三）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食品安全事故

财产保险的程序当中，有一个必要的程序为防灾防损，其目的是为了有效的控制承保风险，减少事故的理赔率，保险公司会对其食品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进行检查和风险的控制，除此之外，也会结合社会公共部门，如消防、工商等对其例行检查，识别可能出现的风险和管理风险。因此，在专家团队的支持下，保险人能够给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灾防损服务，这就会使得食品安全责任事故及其损害后果得以避免或是减轻。

二、可行性分析

（一）市场上可行

1、有效需求的大量存在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能使食品产生、食品运输及其食品销售企业有效的转嫁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次序和再生存的顺利进行。因此，对未来不确定的损失进行合理的财务安排，是一个致力于长期经营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食品相关类企业，必须要具有良好的风险管理意识。从这一角度说，对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需求巨大。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消费者利用诉讼维权的案例不断增加，更进一步加强食品企业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需求。

2、有效供给的存在

21世纪，是责任保险大力发展的时代。而责任保险发展代表这一个国家保险行业的发展程度。我国责任保险与西方发达国家责任保险相比差距巨大，截至2012年底，我国责任险占财产险业务比重仅有5%，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20%以上，美国各种责任保险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占据非寿险的半壁江山，在人寿保险日趋成熟下，责任保险作为一个新型的领域，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法律风险作为保险标的，是保险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发展潜力不可估量。

虽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大量存在，使得保险公司对于过高的责任保险不愿意承保，但是，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对具有社会巨大公益效应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进行扶持，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高风险识别、风险管理的技术，区别核定保险费率来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二）法律上可行

完善的民事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责任保险指的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或经过特别约定的合同责任作为承保责任的一类保险。换句话说，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法律风险作为保险标的，那么，其与整个民事法律的发展密不可分。

目前，我国现在关于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这就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主要法律包括《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这些法律对民事责任的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换句话说，我国已经具备实施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基础。

（三）技术上可行

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商业保险公司识别风险、管理风险的手段日趋成熟，一方面可以借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来对此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也建立起一支能够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专业队伍，对其各种食品安全责任风险准确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主要手段如下：第一，实行浮动汇率，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的特征、风险情况，确定一个与风险相匹配的保险费率，其历史的保险事故的发生率也可用来参照。第二，赔偿限额，可以规定在保险期间内总共的赔偿限额，以及每次事故、每个受害人的赔偿限额，有效的减少道德风险。第三，免赔条款，可以以绝对免赔或是相对免赔的方式确定，使被保险人自担部分风险，激励被保险人对其食品生产、加工、运输的过程进行管理。第四：除外责任，对其风险过大的方面，将其作为保险公司的除外的责任，有效的控制保险公司的赔偿风险。

三、结语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食品安全纠纷日益增加。借鉴交强险，我们应该在全国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有效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但理论和实践中，构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安然，曹瑾.浅谈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之构建.[J]，法制与经济，2012，（7）：22-23

[2]郑功成，许飞琼.财产保险[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337-339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7

1.1建立作业风险评估数据库为了达到通过风险控制程序降低风险，确保人身、电网、设备安全得以有效保证，建立的作业风险评估数据库对作业过程中可能导致人员伤亡或威胁电网、设备安全运行的危害因素进行系统、全面的识别，涵盖了佛山供电局输电、变电、配电、调度运行、自动化、通信、试验和计量开展的作业活动及区域外所面临的风险。

1.2作业风险识别和梳理全局共评估出的风险5934个，其中中等风险24个，占比0.4%；低风险2142个，占比36.1%；可接受风险3768个，占比63.5%。中风险分布在变电运行、配网运维、配网试验和高压专业中，其中变电运行和配网运维专业的中风险数明显高于其他专业，分别占比为50.0%和41.7%。低风险在15个专业中均有分布，居前三位的专业分别是继电保护、变电检修和配网运维，共占比45.8%。可接受风险的居前三位的专业分别是变电运行、变电检修和通信专业，共占比54.4%。

1.3作业风险管控措施梳理和优化在识别和梳理作业风险的基础上，我们得以建立有效的针对中高风险的控制措施。按照全面、有效的原则，通过梳理原始数据表中的中高风险管控措施，我们建立了优化后的作业风险管控措施，包括管理措施、人防措施和技防措施三大类，其中管理措施可细分为加强现场风险管控、任务观察和外委，技防措施可细分为增设作业步骤和增购设备。

1.4完善作业现场管理监督机制为了确保风险控制措施的落地实施，需要明确作业场管理的监督机制，以可查阅、可检验的记录，通过PDCA循环逐步实现对中高风险的更好的控制，详见表2。

1.5作业成本评估为了在保证风险管控有效的基础上，综合降低作业风险的管理成本，需要分析风险控制的有效性和经济性，做出优先级判断。对于风险值较高，同时其成本因素和纠正程度的乘积较低的风险，其对应控制措施应优先进行。如图1所示，应该优先控制变电运行专业中的10kV、35kV、110kV的母线停送电操作和110kV、220kv的旁路代主变操作共8个作业任务中产生的中风险，其次控制变电运行专业中的220kv、500kV母线停送电操作4个作业任务涉及的中风险，而配网试验、配网运维和高压试验3个专业的中风险应该排在最后三位。

2结论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8

一、以完善政府与社会合作体制机制为核心，进一步加强公共安全治理能力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构建

与会学者们提出，在公共安全领域，需要采取合作治理的理念。

首先，建立政府与社会通力合作的良好体制机制，健全举国动员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补充、政府与社会“双轮驱动”的政社合作新格局，吸纳社会力量、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优势互补、协同配合”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有序参与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成为实现公共安全治理目标的重要保障。中国特色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具有全民动员、军民一体、广泛参与的特点、基层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国际机构、媒体、公民个人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可以成为政府的“左膀右臂”。做好公共安全治理，必须积极培育和充分吸纳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合作的格局。

其次，健全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强化公共安全治理“第一响应人”制度建设，充分依托基层力量和社会力量，实现政府、各类社会组织、社区和公民的有序参与和相互合作，形成统一指挥、分工协作的公共安全治理组织结构。目前，各国都坚持“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的原则，强化公共安全治理“第一响应人”制度建设，充分依托基层力量和社会力最，让民众自主自发地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工作。要切实树立起社会共治的理念，树立多元主体的责任意识，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公共安全治理工作工作的相应责任，切实转变政府对灾害“大包大揽”“单打独斗”的观念，积极运用市场手段、社会手段，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安全工作

再次，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健全统一、协调、规范、高效的政社合作体制机制，加强政府公共安全治理能力建设。在公共安全治理中，民众不仅是政府保护的对象，也是应对灾害的主体，是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预防灾害的关键环节在基层，处置灾害的第一现场在基层，基层社区能力高低直接决定着灾害应对的效果。要把公共安全知识纳入干部培训和国民教育体系，广泛开展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培训，开展公共安全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村组活动，普及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应急防护科学知识，增强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应对灾害的综合素质。

二、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减灾救灾为方向，健全完善自然灾害现代治理体系

与会学者们提出，社会力量在救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积极从事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物资运送发放、心理抚慰、生活服务等工作，提供更具个体需求特点的柔。

首先，提倡综合减灾与救灾应急并重的理念，坚持“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和志愿团体发展，广泛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有序参与减灾救灾，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救灾应急基本技能。加快构建“根据灾情级别实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抢险救援和应急救助工作一般以地方为主，中央给予必要的帮助”的救灾工作新机制，逐步实现中央和地方按灾情大小分级响应。健全统一指挥、军地联动、部门分工协作、各方密切配合的应急救援机制，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有序、科学高效开展。

其次，建立以救灾捐赠、志愿服务、紧急征用为重要内容，覆盖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灾民救助、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和综合减灾等灾害管理全过程的社会应急动员机制。在抢险救援中，人民、公安消防干警、武警官兵和各专业队伍力量为主体，社会力量协同参与，众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配合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伤员运送、道路抢通等工作。确立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专业支撑、社会参与”的灾害社会心理抚慰工作原则，组织引导专业机构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抚慰，帮助灾区群众调整心理，顺利渡过难关。

再次，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灾害应急救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国家在制订法律法规、建立救灾应急预案、出台救灾工作规程等制度建设中，统筹考虑救灾工作需要和社会组织、志愿者的专长和优势，对社会力量参与减灾救灾作出相应规定。探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运用金融保险、购买服务等市场手段，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志愿团体、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探索创建政府与社会救灾合作的信息交换服务平台，引导救灾需求与社会服务的有效对接。努力创造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便利条件，为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提供必要的服务保障，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力量在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恢复重建等各个阶段的积极作用。

三、以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为抓手，大力推进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与会学者们提出，必须把加强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改革创新的思维，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水平和应急救援能力，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首先，按照“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的要求，倡导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明确安全监管部门职能定位，理顺相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的监管责任。加强基层执法力量，提升执法队伍素质，提高执法效能，强化执法监督。

其次，创新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考核机制，加大考核权重，强化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建立和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完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经费扶持、救援补偿、特殊保障等政策措施。加大安全生产应急机构建设力度，优化人员结构，完善工作制度，推动应急管理组织向乡镇、社区、企业等延伸。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综合监管工作，走专业化发展之路，充分发挥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人员在应急准备、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和应急评估中的职能作用。

再次，以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实施为契机，大力推进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强化市场安全准入标准，形成企业隐患排查治理的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加快安全生产关键技术装备科研攻关和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安全产业，强化安全科技支撑，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强化企业一线组织现场处置方案的编制工作，大力推进处置方案简明化、卡片化和员工随身携带工作。广泛开展面向基层、贴近实战的应急演练，用实战的标准检验和完善应急预案。

四、以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重点，加快建立全覆盖的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防控系统

与会学者们提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防控系统是构建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药品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防控，是由政府监管部门及生产经营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和广大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行为。

首先，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要牢固树立风险防控的意识，将风险防控工作融入日常监管全过程，抓好重点食品药品品种和区域性风险防范工作，推动监管工作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从防范人身伤害向防范人身伤害和社会风险并重转变。加快构建食品药品安全应急体系，着眼于风险隐患信息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积极关注媒体网络反映的食品药品安全信息，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及时妥善处置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防止事态扩大蔓延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其次，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是食品药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防范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的第一道关口。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公众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防控机制，建立全产业链可追溯、可召回的快速反应机制；推进食药监信息平台建设，提高信息互联共享水平，完善药品电子监管追溯系统。对于风险高、影响大、覆盖面广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强化过程监管，特别是关键风险点的防控，严防大型企、业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分类沟通，加强风险预防。积极推动保险产业发展，探索建立食品安全责任险。

再次，公众是食品药品的主要消费者，也是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利益相关方。要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监督的机制，畅通广大消费者参与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防范的渠道。要持续加强投诉举报系统建设，畅通投诉举报途径，深入推行食品药品有奖举报制度，鼓励消费者对身边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和违法行为进行投诉举报，要加快建立一批食品药品基层监督员、协管员、信息员等群众队伍，拓展社会监督和群防群控途径。

五、以应急管理科技支撑能力建设为依托，积极引导应急技术与应急产业发展

与会学者们提出，大力发展应急科技，提高应急科技自主化水平，积极促进应急科技产业化，发挥其对应急管理的支撑作用。加强政府领导，把应急技术与应急产业的发展纳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尽快建立健全应急产业的协调联动机制，明确产业门类、制定应急产业曰录、制定应急产业的标准，并认真宣传贯彻实施。加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应急科技支撑条件建设，开展应急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应用公共安全技术和产品，研究制订应急管理标准体系，提高科技支撑能力。积极开展公共安全领域的科学研究，加大公共安全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研发的投入，不断改进技术装备，加快公共安全应急技术平台建设，提高我国公共安全科技水平。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综合竞争力为重点，努力把应急产业建设成为创新资源集聚、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机制灵活、创新环境优越的创新产业。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9

(一)火灾风险管理过多依赖行政手段

在新时期的社会消防管理工作中,市、区两级防火安全委员会和基层公安派出所第三级消防管理工作机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乡、镇、街、社区、居(村)委会火灾管理自治还没有做细做实,有的防火检查巡查不落实,员工培训和消防设施标识不到位,制定的灭火应急疏散预案与单位实际脱节,有的排查整治工作停留在文件、会议层面,80%以上的乡镇还没有专业灭火救援力量,等等。总体来讲,我国社会消防管理过度强调以政府为核心,诸如责任制落实、“防火墙”构筑、联合检查、隐患整改、消防考核等风险管理基础工作都要捆绑至行政指令,都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日积月累形成政府大包大揽的“指令式”消防管理格局。

(二)社会消防工作基础架构尚未成型

社会消防工作组织随着消防工作社会化兴起而产生,作为新生事物,社会消防服务工作组织不完善,其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工作程序等还未完全建立成型。消防协会组织,消防志愿者队伍无具体实际的活动开展,也没有长效的消防宣传、消防志愿者活动机制,社会消防安全培训机构建设滞后,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建设不足。消防中介服务机构服务标准低、消防设施售后维护保养不足,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消防工作的社会化发展。

(三)公共消防设施经费多元化长效保障机制尚未形成

消防经费主要依赖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投入,来源单一。虽然《消防法》中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负责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但对经费的投量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国家和省市年财政预算中,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并没有上升至一级预算单位,而是列入“城市维护费”或“公安支出”等事业经费二级甚至三级预算中,有些地方财政收入年年大幅增长,消防投入却“旧账”未清又欠“新账”。由于没有建立长效经费保障机制,形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不良局面,有的军政主官不但要抓消防工作、执勤备战和部队管理,还要为如何“筹钱”呕心沥血,花大力气。

二、火灾风险管理“保险不足”现状突出

(一)重大灾害保险投保比例过低

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欠发达,舆论宣传不足,社会公众投保意识薄弱,许多经营者对于公众聚集场所的火灾风险不以为然,存在侥幸心理,公众法律意识和索赔意识不高,主动投保火灾公众责任险比率极低。据统计,我国大中城市的大型商场、超市和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比率不足10%。因此,保险面窄、保费收入低,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大,保险费率较高,主动投保意愿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二)重大灾害保险补偿比例过低

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重大灾害保险补偿比例较低。譬如:2008年我国四川汶川“5•12”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24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当年GDP的3%。但我国保险业累计为汶川大地震支付保险金为人民币16.6亿元,合2.38亿美元,仅占直接损失的0.192%。如2004年吉林市中百商厦火灾,造成54人死亡70人受伤,几乎没有保险补偿,政府拿出488万元救助资金。在保险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公众聚集场所一旦发生的重特大火灾事故,经营单位因灾受到经济、行政、司法等多重打击,一蹶不振,灾后重建、救济救助等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赔偿金额往往超过了经营者的承受能力,政府不得不花巨资包揽善后,造成国家、地方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由于保险业经营不规范,保险赔偿时间长、保险理赔难、保险理赔比例低等问题致使受害者特别是受害的第三者难以及时、有效、足额得到赔偿,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重大灾害保险与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

一是不够合理。现行费率厘定方法往往根据一些很粗略的简单指标来确定保险费。譬如,宾馆饭店一般按床位数;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一般按容纳人数;服务业、商场等公共场所一般按建筑面积;易燃易爆危险场所一般按场所性质。二是不够公平。现行方法厘定的费率水平差异较小,现行方法费率间的最大差异为42.45倍,如果我们仅分析商业服务类,费率间的最大差异为10.05倍,营业面积存在的最大系数差异=10.05/2.34=4.29倍,其他系数间最大差异=(1.6×1.0×1.2)/(1.3×0.9×0.7)=2.34倍。这样的费率机制造成实际上造成保险当事人双方权利与义务并不对等,消防投入与保险产出不对称,不足以刺激单位加大消防投入,不足以影响消防投资与保险决策。三是缺乏互动。现行方法保险面窄,承保规模小,保险公司总收入低,风险主动聚集与风险分散转移的保险互动机制尚未建立。现行方法重保单轻评估,重赔付轻预防,重保险营销轻风险管理,消防与保险协作、配合少,风险管理信息没有形成共享共赢的机制,更谈不上保险效益反哺安全、促进安全管理,消防与保险互动机制尚待建立。

三、火灾风险管理“市场化”的主要优势

(一)体现了消防工作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保险是有效应对灾害风险的市场机制,是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保持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减震器”和“稳定器”。现代化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风险安排,使企业将不确定的高风险损失(损失的期望值)平滑为确定的日常费用(保险费),防止可能发生的重特大火灾特别是群死群伤火灾引发的毁灭性打击,经营风险得到足额补偿保障,确保企业长期、稳健、可持续发展。同时,可以促进业主的责任主体意识归位,在费率杠杆作用指引下,积极主动加大防灾减损投入,以求适用更低的保险费率。

(二)体现了建设服务型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

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推进火灾风险管理市场化,是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在火灾风险管理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服务方式,完善安全监督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政府部门运用费率杠杆、价格信号和经济手段实现宏观调控目的;有利于减轻政府灾后救助负担,改变“业主发财,群众受难,政府买单”的被动局面,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公安消防部门转变职能,摆脱一家“独唱”的困境,从大量纷繁复杂的日常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中解脱出来,转而开展火灾风险宏观管理和再监督,构建全社会“大合唱”的火灾风险管理新格局。

(三)体现了消防工作社会化的发展要求

社会化因分工合作的精细化,能构建一种专业管理机制,发挥中介机构和社团的专业组织优势,诸如网格化、户籍化、等级化等风险管理基础工作都交由消防安全经理、消防注册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负责,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实行委托注册消防承办商制度,消防部门履行的更多是监督抽查职能和宏观调控功能。

四、构建火灾保险费率宏观调控机制的初步构想

(一)建立基于市场化的火灾风险管理体系

国内外实践证明,只有让市场主体暨社会责任主体动起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让价格信号暨火灾保险费率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着眼于解决“我要保”而不是“要我保”的问题,运用市场经济规律促进投保单位主动加大消防投入,才能实现降低总体火灾风险水平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最终目标。充分利用保险费率这一经济杠杆,利用市场经济机制调节火灾风险,充分发挥保险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是有效防范和化解火灾风险,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的有效途径。金融信贷、保险承保与借贷、投保单位、社会中介组织和消防机构等,都可以围绕保险费率杠杆做文章,抓工作,谋发展,构建基于市场化的火灾风险管理体系。

(二)建立基于火灾风险量化基础的费率结构体系

火灾公众责任险的费率厘定必须建立在现代火灾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的火灾综合风险评估模型之上,且具有多层次的分级分档费率费率结构,必须体现综合性、风险指向性和效益导向性,能够全面、客观、合理地反映投保单位的火灾风险,能够从经济上刺激高风险单位自觉采取措施降低火灾风险。在费率厘定过程中,应充分体现火灾孕育、发生、发展的动力演化机理,综合考虑火灾烟气蔓延规律对人员伤亡的影响,有效融入了消防安全管理,充分考虑了造成预期损失的各个重要因素的差异性,能够较为全面、公平合理地体现保险标的的风险,使得保险费率与火灾风险水平相适应、相一致,为防灾减损和风险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支撑。

(三)建立基于专业化的消防与保险良性互动关系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加强指导,积极研究制订鼓励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其他行业的作用,统筹协调本地区公众责任保险工作的开展;加强中国保监会和消防机构的宏观监督指导作用,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火灾防控体系,努力形成“政府领导、多方参与、齐抓共管、商业运作”的运行机制;鼓励和引导保险公司积极参与火灾公众责任险试点和研制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火灾公众责任险产品;在日常监督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中,各地公安消防部门要积极引导鼓励相关单位场所积极参加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规范各保险公司承保前评估、承保后检查、出险后理赔等工作;在火灾风险评估、消防安全检查及防灾减损科研等方面密切合作,逐步建立风险状况信息交换制度和信息共享平台,研究和制定火灾风险评估标准及消防安全评价体系;要鼓励探索保险业支持消防公益事业的新途径,促进消防与保险良性互动发展,共同推进火灾风险防范;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在火灾风险评估、防灾防损以及理赔定损中的作用,培育和发展一批业务过硬、素质精良的中介队伍,建立火灾风险科学评价的长效机制。

(四)建立基于社会化的全民消防防控体系

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相关部门的配合,积极推动各级人大立法,为开展火灾保险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法律支撑,积极争取财政税收政策上的支持。公安消防机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保险监管部门、保险公司、保险评估中介机构、专业检测公司、相关高校、科研机构人员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分工合作,充分发挥相关行业协会的作用,努力形成齐抓共管、共同推进的运行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火灾防范意识。开展技术创新研究,加强灾情预测、损失分布的研究,致力于建立科学的灾情预测模型和损失评估模型,制定统一的火灾风险评估标准、消防安全评价体系及费率标准体系,不断提供科学完善的技术手段、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和质优价廉的消防安全产品。特别是推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消防产品、技术、标准、规范体系。

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篇10

 

我镇将2018年以来开展的风险管理工作进行了梳理，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风险防控制度建立

（一）组织领导。根据上级有关要求，我们按照立足现实、充实加强、细化职责、重在建设的方针，成立了由镇长担任组长，副镇长为副组长，各村（居）、相关站所为成员的应急管理小组，统筹指挥、协调全镇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一是配备了应急救援队伍，明确了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为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二是部门互动，工作到位。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站所、镇级各部门都能够各司其职，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妥善处置。三是信息通畅，反应灵敏。基本做到了在第一时间内准确掌握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确保了全镇的突发公共事件发现得早，处置得及时。

（二）预案管理。针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认真研究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完善和修订《森林防火扑救应急预案》、《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预案，不断提高预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三）应急队伍建设及演练。组建了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并在2月份开展了一次应急演练。

（四）监测预警方面。一是加强信息员队伍建设，切实做好信息采集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强安监、国土、水利等部门监测预警，提高预测预报准确性和时效性。

（五）科普宣教方面。一是广泛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派出所、学校、案件、司法所、综治办等有关部门广泛开展减灾、安全生产、道路交通、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发放宣传材料5000余份。二是深入组织应急管理业务培训。对森林火灾应急队伍、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员等进行应急管理业务培训3次。

二、风险隐患排查

切实抓好隐患排查和风险评估，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和整改，组织各村、镇级各部门开展突发公共事件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全面掌握本辖区内各类风险隐患情况，并登记造册，落实综合防范措施。对排查出的隐患，认真进行整改，并做到边查边改。对短期内可以完成整改的，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对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整改的，制订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并限期整改，同时做好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共排查出隐患15处，其中关于道路交通的10处，消防2处，食品2条，涉水1处，整改了10条。

三、新增风险识别和登记

通过会商研判、实地踏勘，新增3个风险，分别是观湖湖社区中海燃气泄漏风险、黎湖村南太路塌方风险、丁山湖村电力线路树障。填写了风险信息采集表，将有关内容录入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根据最终的损害后果值和发生可能性值，在风险矩阵图上绘制相应的坐标，按照坐标所在区域确定风险的最终等级。

四、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一）技术措施。通过开展各类设施建设和改造，或采取技术手段、工程措施，以消除、降低、规避、隔离、减小风险。

（二）管理措施。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或调动各类力量治理防范风险。

（三）应急准备。针对确实难以消除、控制或难以预测、预防的风险，提前做好监测、预警、预案、演练、队伍、资金、物资、技术、宣传、保障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