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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的故事十篇

时间：2023-05-06 18:24:04

民族英雄的故事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1

1、怒海英魂邓世昌：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有死而已”。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旗舰“吉野”号。日舰慌忙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被击中鱼雷发射管，鱼雷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年仅45岁。

2、赤胆傲骨史可法：史可法率领扬州4千军民，与来犯之敌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于25日城破被害，年仅44岁。多铎恼恨清军伤亡惨重，下令屠城十天，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

（来源：文章屋网）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2

【关键词】新疆蒙古族文学；传承与发展；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还应包含为祖国繁荣、富强、独立献身的伟大精神。具体内涵概括来讲，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建设祖国等内容。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最初基调是讴歌新生活，赞颂伟大的党

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们发表了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以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等作品，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新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

浩・巴岱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写出的文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他在小说《昵美尔山风云》中描写老爷根登巴音的二子乔龙拒绝父亲最后的嘱托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您不是再三表示过，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咱们可不能忘记，是穷人的血汗把我们养大的。”这样的话，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们顽固与腐朽彻底的反抗，同时，也是借乔龙之口，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热爱，更是代表一种新的年轻的思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谎言。还有小说中莫尔根在包勒德和齐布嘎婚礼上说的一段：“旧社会，我们草原虽强大，穷人却连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没有一块，连肚子也填不饱，要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如今在党和的领导下，穷人才当了草原的家……”新与旧的对比，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来自普通民众的说法，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牧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他们犹如新生的婴儿，需要国家的关注与疼爱，对国家也有着热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们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下，他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这种孩子般的依赖，使他们对伟大的祖国产生了深沉的爱恋。在《“傻瓜”贡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小说中，小伙子贡且运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艰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想让牧民们远离苦难的折磨，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富饶。

在诗歌中，浩・巴岱的这种爱表达得更为强烈，《在喜庆的日子里》说：“论起过去与现在，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的社会多黑暗，现在的生活多幸福。”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家乡的变化，富饶的生活，对现在的满足，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祖国的感谢溢于言表，在《开都河颂》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和不舍，他这样写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乡的河水忘记！即使经历千秋万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遗弃！”对故土的爱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对伟大祖国的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前途光明远大，国家繁荣富强，气象万千更胜一年”，是对祖国母亲更为诚挚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优秀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它们的这种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否定了旧文化价值规范，同时，也为新文化的价值规范体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疆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对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诗歌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文化大系统更为多姿多彩，更加充实、丰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体现

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萨满教中的保护神，还是歌颂英雄的蒙古民间文学，以及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都不难发现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难发现英雄精神的影响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学，英雄史诗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篇英雄史诗，都刻画了一些虽名字不同但却有着相同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与亲人。

当时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价值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个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种强调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中，刻画了不少这样的英雄，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价值。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是个有地位的人，要能通过竞技的测验，这是对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课――考婚（各种技能竞赛）。这或许是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成人仪式。在上述考验的基础上，英雄们还要独自承担起保卫国土亲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独自同敌人作战，最后取得胜利。

在新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而是时代的、社会的新英雄”，英雄“从神坛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百姓中的一员”。长篇历史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是继《命运》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揭露了反动派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欺骗和拉拢民族上层人物，企图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本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热情地歌颂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民族语言，记录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过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层人士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充分证明了广大牧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一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备了社会公有的文化价值，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一身，同时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学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成为社会行动范式，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嘎・贡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说《边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鹰》里成功地塑造了达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尔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不屈不挠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血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概。长篇小说《小溪》以三区革命为背景，以额尔德尼领导的蒙古骑兵团战斗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居住在博尔塔拉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民悲欢离合、流血牺牲、不屈战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复杂，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学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家乡之爱

祖国是十分广大的，而每个人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人们对祖国养育之恩的体验，也总是首先体现在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祖国养育之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条件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作家具备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作品创作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文化是文学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变直接助推文学作品的演变与发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以赞美共产党、，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尼・索苏尔先后发表了《好马・好汉・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种声音总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对故乡之爱。作者在“游走”家乡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动态的笔触――似乎带着读者一起骑着马，漫游在作者怀念故乡的思绪中，明写对过世哥哥的追忆、对兄弟深厚感情的回忆，暗写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个体孤独、人性思索；明写哥哥对牧马的热爱、对草原的热爱、对游牧生活的热爱，暗写作者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给予生命和爱的亲人及家乡的愧疚，对浸润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难舍难弃；明写哥哥作为一个优秀牧民对牧马的依恋和赞美，暗写作者对都市纷繁、浮躁的厌倦和对自由快乐的精神解脱的向往；明写作者寻找家中丢失的马，暗写作者捡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写有《春的思索实话实说》、《牧民话》、《希望・花・坟墓》、《留恋戈壁的诗》等长短诗200余首。他的诗歌在蒙古族读者中颇有影响。诗作大多是描写戈壁小村的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简练、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他诚惶诚恐地抬头，才发现世间还有这样的去处，于是他紧随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维系一生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党，而那个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感谢这样的一个归属，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但是，仅有故乡之爱，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在“故乡之爱”，而不爱祖国，就是狭隘的。要把“故乡之爱”上升为爱国主义，就必须把对故乡的热爱扩大到对整个的祖国之爱。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尽管尚处于一种“弱势者”的文化状态，面对外来的“文化霸权”的强势渗透，有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面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并没有进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够引以自豪的所谓“文化资本”，比如有关狩猎、语言、建筑、音乐、沙漠、戈壁的知识，有关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精神，这些初步构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对世界“大文化”的挑战，敢于面对冲突，积极反思，弘扬优秀传统，增加文化的新鲜血液。

综观新疆蒙古族文学，无论是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的各类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这种英雄情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集体的地域观念，特别重视乡音、重视故土、重视历史遗留物，沉浸在“英雄”过去的恢弘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冲击，受到了文化量变和历史量变的冲击。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出来，是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集体知识，那么，面对开放性强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积极行动起来，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远光照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本文为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批准号：10YJA751002）的子课题《新疆蒙古族文学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研究》的前期成果]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3

[关键词] “孤岛”电影；女英雄；性别；民族国家认同

1939年上海电影中出现的古装片热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于1939年2月完成上映的古装历史片《木兰从军》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在上海连映85天，创下空前纪录，由此引发众多电影公司纷纷投资拍古装片。继《木兰从军》之后，出现了《武则天》《费贞娥刺虎》《葛嫩娘》《董小宛》《香妃》《梁红玉》《红线盗盒》《赛金花》等古装片。细细分析这些历史片不难发现，影片均以女性为主角，而讲述的都是女英雄故事。

关于对“孤岛”上海古装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有慈祥的《论抗战时期“孤岛”电影中的形象》一文，该文章认为形象的塑造达到了政治与商业的巧妙衔接。①

慈祥的这篇文章中沿袭了之前学者对形象的关注，并指出形象的塑造在特点的时挥特定的作用，但忽视了女性形象的改变②所包含的性别身份的建构。可以说 “孤岛”时期古装片中大量巾帼英雄热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最表层表现为《貂蝉》《木兰从军》的票房成功引发了制片商对类似题材的挖掘，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对成功影片的仿制，虽然很多影片有粗制滥造之嫌，但对上海电影产业的恢复以及保持中国电影的发展与繁荣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二层意义可以归结为保家卫国的故事取材于历史，可以躲避当时严苛的电检制度，成功上映有利于节约商业成本和获取商业利润。第三层意义可以说女英雄形象意味着性别的社会功能角色的转换，由此赋予了影片丰富的文化政治内涵，使影片服务于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总动员。本文力图从性别与角色功能转换的角度，解读这一时期出现的众多的巾帼英雄影片，探讨它们潜在的政治隐喻与民族国家认同。

一、性别悬置中的个性消解

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这对概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一直被探讨，这对概念是既对立又互补，二者之间所构成的张力为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想象与思想的灵感。如何将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解决，在历史的英雄人物身上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在抗战时期艺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如果仅是英雄人物的浪漫崇高，这一形式贯以悲剧的来表现，比如《荆轲》《苏武》《岳飞》等题材的古装片，但在环境相对特殊的“孤岛”上海，古装历史片中的英雄则几乎偏重于对巾帼英雄的塑造。同样，巾帼英雄也是个性英雄，而在个性英雄的故事模式下，如何处理个性与国族这两种认同模式的冲突与归属问题？我们从性别的角度来考察似乎可以发现，在众多的巾帼英雄当中，可以把她们分成两类：一类是侠女型的，如红线；另一类是沙场红颜型的，如木兰与刘元度、梁红玉与韩世忠、葛嫩娘与孙克咸。

在巾帼英雄古装片热中，有一小部分影片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戏剧冲突时采用的是对个情的消解方式，当然，与其说是消解爱情，不如说是对女性身份的悬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将个性意识绝对归属于国族意识当中，《红线盗盒》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她是以侠女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侠女的性别不是置换，而是颠覆与僭越。

纵观民国电影发展史，可以发现，古装片曾盛行于两个时期。第一股“古装片热”起始于1926年末，盛行于30年代初。始作俑者乃天一公司。在电影史中被称为“神怪武侠片”，这其中产生了大量的以女侠为绝对主角的影片，这类女侠身上有戏曲文化中刀马旦的影子，她们尽管是故事中武艺高强的拯救者与某种意义上的权威形象，但却未必因其善行、侠义之举最终为影片中的元社会所承认或接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文逸民导演的《红侠》③和陈铿然导演的系列片《荒江女侠》④。《红线盗盒》延续了中国电影史中女侠的形象。女侠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类型形象，她不仅是影片中的第一主角，而且是故事中的行动主体。尽管女性形象间或成为（男性）观众欲望观看的主体，但却绝少成为影片中男主人公的欲望对象，这就意味着她的形象是无性别的；在故事中，她不仅拯救陷于困境中的女性，也拯救故事里的男主人公。这一颠倒的情节模式使得侠女形象在性别扮演中充满了颠覆与僭越色彩。《红线盗盒》中的女侠红线与木兰从军有着非常相似的缘由：父亲年事老迈，但以国事为重，国家陷于危难，不愿袖手旁观，红线武艺高强，代父应征。但红线只是“代父”，并未“易装”，所以从一开始红线的性别身份便是颠覆与僭越的，节度使薛嵩并不重视，红线颇得冷朝阳的赞美也是因其作军歌草檄文，在男主人公眼里，红线是没有性别的，之后红线尽全力冒生命危险盗得锦盒，薛嵩转败为胜，也是红线为国尽忠的表现。女侠身怀绝技高男人一筹，就男主人公于危难之中同时意味着她捐弃了自己的性别身份与“人间”生活。在这里，女侠红线象征的是一份外在的、全能的救赎力量。

古装历史片不是历史，它反映的不是历史中的事情，而是现代人的观念，因为历史故事或民间故事一旦出现在艺术话语中，就变成同时代意识形态的隐喻或象征。⑤戴锦华曾指出，女侠作为电影第一主角的特点叙事，常常出现在社会急剧动荡且没有出路、没有现实解决方案的时代，它鲜有例外地成为社会的无奈与无助感的表达和想象性转移方式。⑥半沦陷时期的上海“孤岛”恰恰是处于这种无力与无助的境地：为了避免驻扎在租界周围的日本军队的干扰，也为了保持租界的暂时安定，上海市政府下令禁止公开谈论政治暴力和日本入侵。而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城中充满了各种恐怖、暗杀活动，这类恐怖活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重庆的政府，另一方面为日伪傀儡政府。他们各自派出特务谋杀对方，记者、商人、政客等只要被怀疑或是通敌或是抗日，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杀了。在这种恐怖时局下，上海的犯罪率飙升，战时物资奇缺，人口过剩，致使物价飞涨。而此时的上海和内地大后方音讯隔绝，上海市民中处处弥漫着悔恨而绝望的情绪。《红线盗盒》中的红线，恰恰是作为一位外来的拯救者，无疑可以成就一份现实困境的想象性解决，（在影片当中，红线正是在节度使处于危难之中出现并逐步帮其击退敌兵）女性因此而被书写为社会的“他者”。这个“他者”的身份的性别毫无疑问是悬置或者说无性别的，英雄的女侠只是一个救赎与拯救的观念符号，很难说有什么个性意识。在巾帼英雄的性别被悬置的处理方式中，女性是无性的，超越阶级，超越个性意识，绝对地忠实于国族意识。

二、性别置换中的国家认同

在众多古装历史影片中，与侠女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沙场红颜的女性形象。如《木兰从军》中的木兰，《葛嫩娘》中的葛嫩娘，《梁红玉》中的梁红玉等。这一类女英雄不是性别悬置的侠女，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女性身份，尽管她们会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之下掩饰自己的性别特征，比如木兰易装从军，但梁红玉与葛嫩娘则是以眷属的身份参与到战争中来。《木兰从军》《葛嫩娘》《梁红玉》的剧情依然包含着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归属观念。木兰在军营中时刻义正词严，力求达到性别的误认，剧情发展到最高潮时是军营中月下对歌的浪漫一幕，刘元度一度认为这个与之对歌的将军就是女性时，木兰立即用军中的身份保持了自己“男性”身份，尽管木兰也钟情于刘元度，当是在“国难当头，大敌入侵”之时，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此刻，女性的个性意识再度被消解，要绝对地归属到国族意识中去。当然，与“侠女”所不同的是，性别是置换，而不是悬置，所以在这一冲突中非常关键的是女英雄女性身份的保留，这成了她们在故事中与男主人公发生爱情并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可能。当然，这种可能也只能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民族国家消除危亡之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中国作为政治的共同体至少有两种认同模式。一种是所谓的文化主义的，皇朝或国家意味着共同体的伦理秩序、道德尺度、语言与风俗等。另一种认同模式则建立在儒家正统观念的“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在晚清及至近现代中国，面对强大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国人遭受到的血淋淋的屈辱对待和利益损失使这种观念的延续有了一种自觉的国家民族主义味道，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⑦

“孤岛”上海电影中出现如此多的巾帼英雄古装影片，无不是一种家国观念在文学艺术上的折射。因此，在处理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归属的问题上，在国难当头的非常年代，个性意识是要绝对地服从于国族意识并承担起时代的隐喻或象征。古装电影叙事中个人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化解，当然，化解的方式不是解除，而是通过性别置换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巧妙的方式则表现为战争与非战争时性别身份的改换。当木兰替父从军之时，她的身份是接替父亲的角色，葛嫩娘激励孙克咸，孙终于醒悟决定加入到福建军旅中时，葛嫩娘也去掉脂粉（改成男装）随他一同参军。当遭遇爱情之时，女英雄则可以恢复女儿身，以女性的身份收获爱情，木兰最终辞别皇帝的犒赏，返乡后恢复女儿身，展现少女羞花之貌的动人姿态，重新出现在恋人面前，获得了与刘元度的爱情。葛嫩娘易装之前，乃秦淮名妓，深得名士孙克咸宠爱。梁红玉也曾一度流入青楼，与韩世忠一见钟情。女主人公通过性别的置换，一方面可以通过性别的“误识”“误辩”激发起观众窥视的欲望，但更重要的是隐藏性别身份，绝对地归属于国家，服务于抗战民族国家总动员。

三、结语

通过性别置换的方式隐藏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直接指向的是个人要绝对归属于国家，明显地凸显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政治隐喻。而性别悬置的方式亦是对个性意识的直接消解，之所以如此，正如左翼批评家阿英所评：“在民族危亡之际，所有的人都必须团结起来，奋战救国，这是男人和妇女都应该做的。”⑧“孤岛”上海古装电影中出现的特有的女性英雄的表达方式，并非是女性主体的呈现，女英雄的形象所指涉的是忠于“君”，忠于“国家”进而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使影片服务于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动员。

注释：

① 慈祥：《论抗战时期“孤岛”电影中的形象》，《理论界》，2009年第7期。

② 指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电影中频频出现的歌女、以及乡下底层受压迫的女性形象自抗战以后转为对女英雄形象的塑造。

③ 《红侠》，1929年上映，文逸民导演，文逸民、范雪朋主演。

④ 《荒江女侠》，1930年上映，顾明道编剧，陈铿然导演，徐琴芳、贺志刚主演，友联影片公司出品。

⑤ 周云龙编选：《天地大舞台：周宁戏剧研究文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 戴锦华：《性别中国》，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

⑦ 关凯：《政治族群》，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4

一．组织学生开展“梦想与理想——我心中的中华英雄”主题队会

“梦想与理想——我心中的中华英雄”主题队会活动从发动开始，各中队都积极组织，结合学校实际开展活动，学生们用自己的心诉说着*一个个英雄。开展“梦想与理想——我心中的中华英雄”主题队会活动，在引导广大小学生培养正确的英雄观和历史观的同时，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励青年学生为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为母校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努力奋斗。

二．听“英雄的故事”，读“英雄的故事”活动

革命传统教育是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爱国主义教育不可缺少的教育形式。为使青少年不忘过去艰难，珍惜今日幸福，新丰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迎来了八十多岁的全国战斗英雄周文江爷爷，他给孩子们讲诉了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周文江爷爷51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中央领导多次接见，与18次握手。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周文江爷爷十分关心下一代，他声情并茂地讲诉了一个一个革命故事，博得了孩子们的阵阵掌声，使我校的师生们又一次深刻了解了身边的英雄及他们的故事。周文江爷爷这堂生动的德育课，使我校学生深受教育。“勿忘国耻、再兴国运”成了每一个学生的共同心声，决心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开展“革命英雄”读书教育征文活动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好形式。我校积极组织学生人人参加此次读书教育征文活动。小作者自由驰骋自己的生花妙笔，抒写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通过读书教育征文活动，引导帮助学生学会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弘扬了民族精神，表达了爱国热情，抒发了强国心声。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5

《中国骄傲》学生观后感心得体会

看完《中国骄傲》后，我的心为之一颤，我为电视中舍己为人的朱柱喝彩，同时又替他惋惜。

具体内容是这样的：一名女子要跳河轻生。朱柱看见后，报了警，才脱了一只塑胶鞋，就下水救人了。经过警方全力营救，那名轻生女子被救上岸，而朱柱却不幸永远离开了我们。

看完后，我不禁热泪盈眶。多好心的一位小伙子，就这么离开了我们。就算他不下水救人，他已经报了警，也不能说他见死不救的。因为他的执着，因为他对生命的珍惜，因为他的不忍心。他毫不犹豫，一点不想自己的处境，女子得救了，他牺牲了。

虽然他只是一名外来打工者，说他是普通人，但是他做的却不是普通人都能做的事。他舍己为人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

《中国骄傲》学生观后感心得体会

消防部队从来不乏英雄，每一次出警都是一个英雄故事的撰写，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感人至深和惊心动魄的瞬间，"我深爱着消防部队"这是消防兵王说出来的话，他在抱着小女孩冲刺的时候就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中国骄傲》曾经是一个为所有中国人打开感人故事的大门，那里面曾经演绎着许许多多感动着中国人的人和事，昨天，在11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为全国的消防人做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在所有感人的瞬间里，他记录下了那些饱含着深情和眼泪的消防故事，那些活着英雄和牺牲的烈士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辖区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康。

从早晨六点的军号声响起，到昼夜二十小时的坚守，我们无怨无悔，那些拉着警笛奔赴火场的瞬间，早已成为我们消防人自己熟悉的旋律，而在观众泪花闪闪的眼里，却是不可多得的记忆，这一场《中国骄傲》注定使屹立的消防员成为观众心中永恒的形象，那些载着战车奔赴火场的警笛声，成为最美丽的音符。

作为消防部队的一员，我们是很荣幸的.，看着那些被人们铭记的瞬间，我们亦是羡慕的，11月9日是属于每一个消防人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消防部队承载着我们走过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些伴随着牺牲和鲜血，收获着感动与感恩的岁月里，我们从未后悔，我们的步伐更加坚定而执着，我们走得更加努力而奋进，我们知道，唯有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耀，唯有在关键时候拿得出，才能第一时间救人民于水火。

感谢《中国骄傲》，感谢他向全国人民抒写的那些消防故事，一直在发生，一直在感动，一直在奋进，从未停止过。

《中国骄傲》学生观后感心得体会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凌然。日前，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宁南县境内发生森林火灾，19名扑火人员为挽救危机葬身火海。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民和百姓群众，人们自发掀起缅怀英雄、祭奠英雄的热浪。让英雄璀璨光辉点亮人们现实内心世界，成为不可磨灭的丰碑记忆，凝结成人们砥砺奋进、拼搏昂扬的精神动力。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个伟大而勃发的民族，是星河斑斓、英雄辈出的民族。中华民族五千年浩瀚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就是一部部英雄史。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为公，到孔子“行于四方，为民所使，志在弘道”的担当笃行，再到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壮志豪情，又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慷慨大义。英雄的故事之所以久久传颂、代代歌唱，皆因英雄构建起民族脊梁、托举着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潜移默化根植于民族血液基因。

《三略》有云，“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正因英雄秉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追求，因而焕发出无坚不摧、义无反顾的品格魅力。回首党的辉煌岁月，英雄的足迹遍布党史。有“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寻找自由”的钟志申，有“人生自古谁无死，余之死……实系为国家社会，为工农群众，含冤负屈而死”的熊亨瀚，有“我现在是准备踏着我们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努力贡献给了我们的阶级”的刘愿庵。

以信仰理想为马、为家国不计得失，英雄的铁胆忠魂，筑牢着历史和时代前行的康庄大道，是我们理应铭记和崇尚的精神堤坝。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极个别别有用心之人、心怀叵测之徒企图诋毁抹黑英雄。比如有的打着“还原真想”的歪斜旗号，肆意篡改英雄事迹，胡乱杜撰“强行加料”，心无敬畏、内心猥琐，玷污英雄伟岸形象；再如有的鼓吹“价格不等”的庸俗理念，人为曲解误读英雄涵养的精神价值，以“划不来”“太傻了”的低矮意识，解构排遣英雄底蕴。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6

民族英雄问题。是民族史研究和人物评价中的敏感点，改革开放初期就引起了学术界重视。2002年底以来，围绕教育部教学大纲规定以后不再把岳飞当作民族英雄的问题，又引起了人们对民族英雄问题的强烈争论；由此还涉及文天祥、成吉思汗等是不是民族英雄，以及对民族英雄的概念、怎样才算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等问题进行再研讨。

有的学者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这一观点，只能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而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否则助长这类狭隘民族主义的观点不利于各民族的大团结，故否定岳飞等人的“民族英雄”的界定，可说是一次合乎时代潮流的观念更新。

有的学者认为，把岳飞等人的民族英雄桂冠摘去，将很大程度上引起教育断层、历史生态的危机，以岳飞为例，他是在抗击金奴隶主贵族发动的侵宋战争中崛起的民族英雄，他的事功与美德，已凝结成“岳飞精神”，这就是：精忠报国、英勇杀敌，廉洁奉公，以身作则，治军严明、平等待人，礼贤下士、克尽孝道，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宁为玉碎、誓死不屈。900年来，岳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公众记忆”和经久不衰的一种崇高信仰。有人还指出，宋以后，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承认岳飞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如元朝翰林院任总裁官的揭溪斯，对岳飞评价极高，元代文人更是赋诗赞颂岳飞的功业。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岳飞、文天祥在历史上是进步和正义的化身，但按照大中华民族的概念，抗金、抗元则不能算作大中华的民族英雄，就此意义而言，民族英雄这一概念只是针对汉族而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应该有其广阔的意义。有人还指出，民族英雄应该是抗击外族侵略的英雄，而宋金战争是民族内部的争斗。岳飞抗金，所保卫的只是中原汉族地区的安定，并非是抗击外族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因此，岳飞可以称作是汉族的民族英雄，而不能冠以中华民族英雄的称号。

有的学者提出回避“民族”这一概念，认为讲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应该“有选择，有回避”，不要“非得讲岳飞、文天祥”。对岳飞和文天祥的评价。觉得应该定位于抗金和抗元英雄比较妥帖，对于他们的英雄形象我们还是要保护和歌颂的。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7

一、历史上颂扬的“杨家将”

“杨家将”文化源远流长，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提及到“杨家将”，人们立刻便会想到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佘太君、杨宗保、穆桂英等英雄人物。“杨氏父子皆名将，智勇号称杨无敌”，“杨家将”的故事流传久远，“杨门女将”更是为“杨家将”故事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杨业、杨延昭和杨文广三代英雄，都是历史上“杨家将”的主要英雄人物，佘太君也确有其人。然而杨宗保和穆桂英，则是小说中杜撰出的两位英雄人物形象。据史料考证，他们最早出现在明代戏曲作家熊大木和纪振伦的笔下，在小说中被赋予了生命和英雄使命杨宗保的人物原型是杨文广，而穆桂英其人物原型则是综合了明朝末年的女英雄们的形象。

杨业原名叫杨重贵，他的父亲杨信曾经担任过麟州的刺史。据《宋史?杨业传》中所述，杨业从小就立下壮志豪言“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即：杨业从小就有当将军的志向，擅长骑射，爱好打猎，他把敌军看作是打猎时的猎物，被后人尊称为“杨无敌”。可见，杨业从小就具备很好的军事才能。杨信从那时起就格外看好了杨业，杨业也不负父亲的重望，成为一代将才。

杨业之子杨延昭，其原名是杨延朗，据《汴京遗迹志》中所记载的 “杨六郎”就是此人。他自小受到父亲的熏陶，成人后智勇善战，号令严明，成为北宋王朝的名将。宋真宗曾称赞杨延昭说，“延昭父亲杨业是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乃父之风，非常值得称赞。”杨延昭之子杨文广，继承和发扬了“杨家将”世代忠君报国的优秀传统，是宋代一名边防名将，他先后在河北、陕西的边境做过镇守将军。

杨业的妻子为折氏，她的祖父、父亲和两个兄弟都曾担任过边关的将领，可以说她出生于军事世家，因而是一位富有军事才能的人。佘太君原名为佘赛花，由于“折”与“佘”的读音相近，故被世人称作为佘太君。经小说改编后的戏曲小说中所述，穆桂英为穆羽的女儿，杨宗保的妻子，是“杨门女将”中女性的重要代表人物。

二、“天波杨府”的地理景观

据明代《汴京遗迹志》中所述：“杨六郎宅水泊，在里城内西北。”文中指的就是汴京城内的杨家府邸，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内。据《汴京遗迹志》记载：“寺在城之西北隅，旧金水门内，即宋太尉杨业之家庙也。雍熙丙辰蒲月，业死节朔方，其子请改家庙为寺，以荐其父。太宗嘉其孝，乃俞其请，赐额曰孝严。”因杨继业对国家忠心耿耿，“杨家将”世代忠心贤良，宋太宗特敕亲笔御书的“天波杨府”匾额给杨家，并赐金钱五百万盖“清风无佞天波滴水楼”，即“天波杨府”。

如今的“天波杨府”享有“天下第一府”的美誉，走进“天波杨府”，它的园容园貌和鳞次栉比的古式建筑群都令人目不暇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耳熟能详、代代相传的北宋“杨家将”的故事，更是为“天波杨府”增添了许多英雄色调。今天看到的“天波杨府”，是依据《如梦录》等史书中记载所述建造而成，是在杨氏故居的旧址上又新建的一座纪念性的建筑，并于1994年完工，其主旨是弘扬民族精神，对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天波杨府”这座仿宋的古典园林建筑，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园中演兵场、杨家府衙等，让人犹如身临军事重地，杨家就俨然是一座军事演兵场。但是，一旦你步入杨家的后花园，之前严肃紧张的心情便荡然无存了。杨家的花园具有浓厚的江南园林气息，园内的假山、亭台楼榭、扑鼻的阵阵花香让人心旷神怡，为“天波杨府”增添了几分宁静中的温馨惬意。“天波碧潭”的幽幽泉水在耳旁叮当作响，走在长廊中宛若仙境一般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园内一刚一柔的错落景致，为“天波杨府”增添了些许威严华贵的气质。园中的大型浮雕照壁《世代忠烈杨家将》气焰恢宏，其中人物各个都有奋战杀敌的故事，带着“杨家将”们的英勇事迹，英姿飒爽各个显得活灵活现。雕塑《忠烈千秋》则是一组杨家男将的英雄群体形象，他们手持杨家枪、义愤填膺地看着远方，保卫着大宋的疆土。

三、“杨家将”英雄人物形象的民族传承

“杨家将”的故事流传千古，后人们根据他们精忠报国的丰功伟业，编写出了许多激励人心且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其中不乏英雄人物的英雄演绎或是后人对他们的传唱，历朝历代经久不衰。

明代以前，有取材于民间口头文学的《杨家将》，经改编后以戏曲的形式，把“杨家将”人物身上特有的英雄气概和大义凛然的无畏精神，搬到戏曲的舞台上，通过戏曲的表演形式，扩大了“杨家将”故事的影响范围。

到了明代，戏曲作家熊大木和纪振伦两位剧作大家，把“杨家将”的故事演绎成了“杨家将”传奇，他们为“杨家将”的英雄人物形象，增添了许多神话韵味。他们把“杨家将”的故事编写成《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等故事集，并以小说和评书等形式广泛传播给民间大众。从而使得“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佘太君百岁挂帅”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故事被叙述者娓娓道来，情节之精彩，更是让听众拍手叫绝！上到九旬老人，下到牙牙学语的孩童，都熟知“杨家将”的英雄事迹，可谓是尽人皆知。

延续到了清代后，地方戏曲的发展对传统“杨家将”的故事，进行了深入的演绎和发展，尤为突出的是清代的戏曲：宫廷戏。宫廷戏已把“忠君报国”作为了戏的基本主题。由此一来几经传唱后，使得后人都无法辨识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演义和传说了。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世代的人们对“杨家将”传奇的热爱和赞美之情。戏曲《金沙滩》、《天门阵》、《杨文广征西》、《四郎探母》、《牧虎关》等剧目，更是把“杨家将”的丰功伟业展现得淋漓尽致、描绘得栩栩如生。“杨家将”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故事情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故事感人至深，演绎者身临其境，观看者慷慨激昂、悲愤万千！

自宋代至今，无数文学家、戏曲家们品味于他们以“杨家将”忠君报国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之中。那些历朝各代的艺术家们，陶醉在各自创作的作品中，更是如痴如醉，似演绎似传说，醉梦其中。如此这般，具有弘扬民族英雄历史性题材的戏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赋有历史性题材的文学和戏曲艺术，亟待当代艺术家们加以大力保护和挖掘抢救。先辈们流传下来的“民族瑰宝”决不能消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我们要加大力度，大力保护、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

四、依托历史、弘扬文化、打造文化产业新看点

日前，由“天波杨府”公园出资近亿元，精心打造出的大型战争史诗剧目《忠烈千秋?杨家将》赚足了观众的眼球。此剧目可谓是令人叹为观止、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它结合声、光、电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经由舞台艺术演员表演，把“杨家将”的英雄事迹描绘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该剧目是聘请多方专家和学者们结合历史事实改编演绎而成的，在“天波杨府”公园内演出。

公园内富有意境的演出环境，结合高科技的大型水上舞台，营造出美轮美奂的艺术场景，令观众流连忘返。《忠烈千秋?杨家将》中，战马嘶鸣声声震耳，逼真震撼的战争场面，犹如一部穿越剧，把观众立刻带入了一千多年前，“杨家将”保家卫国的沙场中。演出剧目分为四个部分：《一门忠烈》、《情定穆柯寨》、《英雄聚会》、《大破天门阵》。每个部分各成一体，却又有机结合，四个部分的成功演绎，给观众产生了巨大的视听冲击，可谓是一道“杨家将文化品牌”的视听盛宴！

《忠烈千秋?杨家将》大型舞台表演剧目，巧妙地挖掘和结合了多种宋代文化元素，又融合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剧目以“忠君爱国”为主题，配以惊心动魄的舞台表现形式，将文化与科技的精妙融合，成功地打造出了“杨家将文化”的独特品牌。剧目规模之宏大、宋代文化特色之鲜明，充分演绎出了一道以北宋“杨家将”的“爱国”、“忠君”等文化元素为基础的、感人至深的文化盛宴！

“天波杨府”公园推出的“杨家将文化”品牌，成功地引领和推动了河南文化旅游产业的新发展，加速了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前进步伐，同时也为河南文化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树立了一座丰碑。日前据悉，《忠烈千秋?杨家将》大型舞台表演剧目，自推出之日起，每日的演出获利都颇为丰厚、日收入也均不菲。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8

通常讲中华民族史，大都习惯于从人文初祖炎、黄以降的“五帝时代”开始，那也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发议论吧。

“五帝时代”被称之为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因为在这时，我们的祖先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与大自然和周边其他民族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巨人般的英雄。今天的人们肯定要问，这一时代的英雄都是些什么样的英雄？那时侯的人们对他们面前的英雄怀着什么样的感情？这显然是些并非尽人皆知却又十分有趣的问题。对此，我们还是让古人来回答这个问题更好，古人说：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

这段珍贵的史料为我们保留了什么有关的信息呢？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我们民族的“英雄崇拜情结”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末期。

二、这时的英雄，都是与本氏族成员同血缘的人物，“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即外族的英雄一律被排除其外。

三、这时的英雄，都是些对本氏族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不是发明家，就是劳动能手，不是战斗英雄，就是治水专家，等等。

总之，“英雄时代”的英雄与后世那些令人望而生畏，莫敢仰视的英雄们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这些处在“天下为公”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中的英雄人物，按照氏族社会的惯例，无一例外都必须来自民众，必须经过氏族成员的考验和民主推举，必须尊重民众的选择，成为英雄之后，还必须回到民众中去，事事走在民众的前面，并且不断地作出更为突出的业绩，否则就会在民众的“选贤举能”中被无情地淘汰，也就是说，英雄的命运掌握在民众的手中。

“五帝时代”最后一位氏族领袖，治水的英雄大禹就是这样一个最突出的人物0。当华夏民族面临黄河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疯狂肆虐而命运岌岌可危时，大禹──这位由民众推举出来的氏族领袖，毅然率领全体氏族成员，劈波斩浪，因势利导，与滔滔的洪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坚苦卓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大禹这位民众的领袖时时站在民众之中，走在治水队伍的最前列，“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跋，颈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为了社会的公益和民众的福祉，他确实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不过，悲剧的帷幕从此也就徐徐拉开了。

治水的成功，使大禹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大英雄。民众向他欢呼，四夷向他膜拜，以此来表达对他的爱戴和景仰之情，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有谁知道，就在人们陶醉于对英雄的欢呼和膜拜的狂热气氛之际，英雄的形象便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夸张了，严重的扭曲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场威胁我们民族生存的大洪水似乎仅仅是靠大禹个人超人的智慧和力量才被击退的，那些跟在他后面的成千上万的治水民众似乎可以缩小为可有可无的陪衬。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会很自然地问，同样是治水，鲧带领着成千上万的民众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呢？可见民众确是可有可无的陪衬，而真正的英雄才是一个民族亟需的救世主！于是英雄的神话产生了：“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在神话中，治水的成功被说成是大禹具有指挥应龙的超自然的神力；与此同时，治水的广大民众却被治水的神话一笔抹杀，淹没在历史的黑暗中。借助于神话，从此大禹便从民众之中脱离出来，逐渐成为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万民仰视的民族之神！

我们要问，是谁制造了英雄的神话？最初，肯定地说是民众。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英雄的神话呢？因为他们需要英雄的神话。当氏族社会的民众还不可能认识到英雄那超人的意志和力量本该是自己的属性时，他们就必然渴望一个能够体现自己意志和力量的英雄横空出世,跪拜在他的面前，以便换取他们所最需要的安全感，这是“英雄崇拜情结”产生的最主要的社会根源。

那么，此时的英雄又是怎样对待民众崇拜的呢？

据先秦古书《吕氏春秋·当务篇》记载说：“禹有淫湎之意。”结合其它的史料，我们觉得《吕氏春秋》的话是可信的。治水的成功，民众的崇拜，权力的集中，地位的上升，很容易使大禹飘飘然，忘乎所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最终导致与民众的彻底分离，成为居于民众之上的至高主宰。这点，首先表现在他对手中权力的运用上，治水成功后的大禹在处理事情上就不那么民主了，据另一本先秦古书《国语·鲁语上》记载：“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在当时，这实在是空前反常的惊人之举！要知道在氏族社会中，按其习惯法，对违反氏族社会行为规范的最严厉的惩罚也不过是流放而已，但现在大禹竟然利用手中的权力，未经氏族全体成员的同意，轻易地杀掉了一个部落的酋长。可见，英雄崇拜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权力的滥用，防风氏仅是“英雄崇拜情结”的第一个牺牲品罢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要知道，权力的滥用必然导致权力的独占倾向，因为越是尝到滥用权力甜头的人物就越急切地希望独占权力。在氏族社会末期，氏族显贵出现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民众赋予他们的权力永远据为己有，大禹又何尝不是这样！否则又怎能有历史上“夏传子，家天下”的沧桑巨变呢？总之，大禹死后，社会的最高权力落到了大禹的儿子启的手中。他靠什么作到这一点的呢？当然不是靠氏族传统的“选贤举能”的的“禅让制”。而是靠着家族显赫的地位和赤裸裸的暴力抢夺！

问题是广大民众居然容了这种严重“违法”的行为！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中华民族当时正处于由“天下为公”的“野蛮时代”向“天下为私”的“文明时代”作结构性整体转型的关键时刻，新与旧，公与私，野蛮与文明，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此起彼伏，并错综复杂的纠结在一起，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冲突又必然在广大民众内心深处造成难以抑制的焦虑、忧患和骚动不安，于是，“英雄崇拜情结”就开始作怪了，此时，无所适从的民众再次渴望一个大禹式的英雄能够耸立在他们的前面，把他们尽快带出眼前黑暗的混沌中。他们一相情愿地以为，既然大禹曾经拯救过他们，那么，大禹的儿子肯定也会具有如此神通广大的法力，就这样，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广大民众站到了大禹的儿子启这边来。

然而，广大民众这次却为自己这一虚幻的“英雄崇拜情结”付出了万劫不复的惨痛代价！人类的走过的路无情地告诉我们：每当民众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某个救世主式的英雄时，他们得到的并非是他们所渴望的拯救和解放，而是奴役和枷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阶级社会的第一个英雄──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铁的事实证明，他不过是个“淫溢康乐”?，动辄就向民众吼叫道“予则孥戮汝”?的无耻君王。顺天应人搞“革命”的汤、武又如何？他们也无非把奴隶主的千年大厦砌得更牢固。事情怎么会闹到这样的地步？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主要的则应该是，阶级社会的英雄与氏族社会的英雄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发明家，不是劳动能手，不是战斗英雄，更不是治水专家，等等，而是些私欲膨胀，野心勃勃的政治、军事强人，自从这些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社会生活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始的公有变而为私有；民主变而为专制，社会公仆变而为专制帝王，社会主人变而为被奴役的奴隶。一句话，一切皆变，遗憾的是只有民众的“英雄崇拜情结”非但没变，反而越发的浓烈！

原因何在？这里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当这些阶级社会的英雄登上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之后，我们民族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在“兴”、“亡”这两极之间进行周期性的恶性震荡了，于是乎，无权的广大民众便一次次在劫难逃地陷入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灾难深渊中去！试想那些手无寸权的纭纭众生，当此漫漫长夜，能不翘首以盼救世的英雄降临人间吗？中国有句尽人皆知的老话，叫作“乱世出英雄”，这句话再直白不过地折射出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英雄崇拜情节”了。所以，每逢神州大地沧海横流之际，倍受血与火煎熬的人们都会心急如焚地互相追问：救世的英雄何时横空出世？

春秋战国时代，我们民族第一次陆沉于五百余年的大动乱之中，面对着“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妻离散，莫保其命”?的空前大劫难，此时此刻，包括我们民族的精英如老子、孔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在内的所有人，不都在不约而同地呼唤着救世英雄的出世吗？

老子故作深邃地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孔子喟然长叹地说：：“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孟子坚定不移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荀子则焦急期待地说：只有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绝对圣王”才能收拾眼前这个支离破碎的旧乾坤。

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更十分肯定地说：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的独裁君王。

在这里，只有庄子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呐喊。

可是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英雄崇拜声浪中，他的呐喊又有谁愿意倾听呢？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尚且如此，又何况广大无知无识的民众了。

为了让这个“绝对圣王”降临人间，战国时代的民众忍受着战争的蹂躏、死亡的威胁、饥饿的折磨、赋役的重压，一代代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这个即将降临的“绝对圣王”铺垫一条铁血之路。

人们呼唤的英雄终于降临人间了，他不是别人，此人就是横扫六合，一清海内的铁腕君王秦始皇。他给望眼欲穿的民众究竟带来了什么？据他说，他给民众带来了和平与福祉，带来了“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的理想生活。可转眼之间，这位以功超“五帝”自诩的大英雄却原形毕露，他“虏使其民”，去修陵墓，开驰道，造宫殿，筑长城，征匈奴，打南越，巡游天下，求仙长生……，然而他就是忘记了民众该怎么活着！原因十分简单，他认为“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原来如此！为此，他可以把秦帝国变成人间地狱，可以把民众推到绝境，可以把民众逼得揭竿而起，可以把社会抛到新一轮的大劫难中。

对于民众来说，夏启、秦始皇之流的英雄太让他们失望了。但这并没有泯灭他们寻找真正英雄的强烈愿望，他们总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就会获得彻底解放。于是他们去找刘邦，去找刘秀，去找唐宗宋祖……；本族的英雄让人失望，他们也顾不得“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的祖训”了，就跑去找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这类外族的英雄。

但这些英雄何曾把民众放在眼里，因为是你们求我啊！英雄的江山哪里来的？他们心里明知是用千百万民众的尸骨换来的。但为了把江山变为私产，为了不去回报民众惨痛的牺牲，为了给自己头顶带上神圣的光环，为了让民众更加驯顺的匍匐在地，任其驱使，于是这些英雄编制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神话，（请注意，氏族社会的英雄神话出自民众，而阶级社会的政治神话却是英雄们自己伪造的。）这些政治神话无论多么光怪陆离，却都离不开一个主题：他们是“受命于天”的龙种，他们是救世主，他们是历史大舞台的主角，而民众永远是舞台下的看客！

中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由于民众被专制政治无情地剥夺了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权力，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表演的能力，熄灭了表演的欲望。别无它策，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交给几个在政治大舞台上来去匆匆的大小角色去摆布。这点也就注定了中国的看客们对上演的节目的特殊选择：他们不喜欢看生活戏，因为生活够平凡、够悲苦的了；他们也不喜欢看域外戏，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过得虽然不好，但比别人可强多了。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英雄戏”，看起来最过瘾，最来情绪！一旦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了值得叫人喝彩、叫人激动、叫人为他而豁出命来的“大英雄”角色，中国的看客们就会感到百无聊赖，感到世界失去了希望和重心，这时，他们无不认为必须再捧红一个“英雄”，让他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这个大舞台，占据舞台的中央，自己却宁愿跟着跑龙套，把抛头颅，撒鲜血夺来的江山拱手献给几个与自己出身同样微贱的政治、军事强人，为的是让自己喜闻乐见的“英雄戏”继续演下去。一个西方人说“没有英雄的国家固然不幸，然而需要英雄的国家更不幸。”?遗憾的是中国人很难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们始终需要英雄，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英雄”，特别在陷入绝境时更是如此。

难道我们民族中就没有头脑清醒者吗？有。除了战国时代的思想大师庄子之外，反暴政的农民领袖陈胜不是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最强音吗？西晋时代的思想家、诗人阮籍不是也曾指着司马氏这群窃国大盗，愤然地骂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吗？到了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知识分子在这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异族统治者的铁蹄下，陡然由昔日的社会精英堕入到连妓女都不如的“臭老九”的恶境。不过，这种恶境反倒锻炼了他们所缺乏的反思能力，促使他们冲破了“英雄崇拜情结”的羁绊，看透了英雄的本相。元人张鸣善在他的《[双调]水仙子·讥时》小令中，用一种揶揄的语调对历史上的英雄嘲讽到：

“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角猫渭水飞熊。”

可惜的是，以上的真知卓见尚属偶然的思想闪光。能够真正从理论上破除“英雄崇拜情结”的人物，当属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他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的奇书，此书被专制统治者视为势在必禁的异端邪说，所以如此，就是由于黄宗羲身当神州陆沉、蛮夷滑夏的亡国巨变，痛定思痛，使其思想境界终于超越了传统的忠君爱国的狭小天下，将其目光准确地投向数千年来不断产生“乱世奸雄”的君主极权政治制度上来。在深沉的反思中，他勇敢地喊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那么这些以“内圣外王”自许的专制君主之“大害”何在？黄宗羲进而鞭辟入里地指出，这些家伙：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可悲的是，历史上少数志士仁人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并未唤醒我们民族那麻木的整体意识，因此他们的思想闪光也难以点燃我们民族的启蒙之火，更谈不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涤荡旧思想的启蒙运动了。因为我们民族类似于“英雄崇拜情结”的文化积淀实在太深厚了，何况还有一层难以击碎的封建专制主义外壳牢牢地禁锢着它，所以，只好等待强大的世界大潮去冲决它。

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人类的解放只能靠民众自己的力量。过去有人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英雄和英雄崇拜》），而我们则要大声说：不，“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

引文

1《国语·鲁语上》

2《韩非子·五蠹》

3《山海经佚文》

4《墨子·非乐上》

5《尚书·甘誓》

6刘向《战国策书录》

7《老子·27章》

8《论语·述而》

9《孟子·公孙丑》

10《荀子·正论》

11《韩非子·奸劫弑臣》

12《庄子·朐箧》

13《史记·秦始皇本纪》

14《史记·李斯列传》

15布特莱特《伽利略传》

16《史记·陈涉世家》

17《晋书·阮籍传》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9

[论文摘要]电视剧《杨靖宇将军》艺术消费和接受活动大获成功的启示是：“红色经典”创作主体的艺术情感价值取向必须具有诚挚性与高尚性，才能以正确的叙述者“声音”艺术真实地讲述典型环境之典型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其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理想追求的故事内涵。而且，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要积极地融入新的创作元素来推陈出新，让昨天的英雄深切地吸引、感染今天的观众，最终实现其艺术价值。

“叙述即讲故事”[1]，“红色经典”首先要吸引人，然后才能打动人，因而创作上必须讲求故事性，把握好叙述形式才能赢得观众。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央台隆重首播的鸿篇巨制革命历史题材大片《杨靖宇将军》，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热烈赞赏。其成功经验就是故事性强，情节精彩，叙述形式匠心独运。可见，“红色经典”故事叙述不能为了过分讨好观众而刻意媚俗，不能“戏说古人式”和“以现代人的价值取向诠释”随意胡编乱造，主观性感知和诗艺性创造主体要在营构“红色经典”的故事情境中，表现对“激情燃烧岁月”社会生活内涵的正确认识与感悟，“诗意的裁判”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融进新的创作元素来摆脱“讲故事”的陈旧感，符合大众欣赏趣味。

一、“红色经典”创作主体的情感价值取向只有诚挚性与高尚性，才能以正确的叙述者“声音”艺术真实地讲述典型环境之典型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WWW.lw881.com及其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理想追求的故事内涵

叙述者的“声音”就是叙述者用什么口气或什么态度叙述故事。高尚性是指情感的“善”与“美”，美好的情感实际上是创作主体高尚人格对作品的投入；诚挚性是指主创人员把握“激情燃烧岁月”的生活要出自真情而非假意。文艺界当今流行“解构”。消解政治，娱乐至上，嘲讽崇高与理想，不少严肃、高尚的东西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一些编导功夫在“恶搞”，使得很多“红色经典”虚假失真，与“火红年代”的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剧情根本无法看早已成为“通病”。戏不惊人死不休，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满足个别人猎奇的变态心理，制造看得血脉喷张，大呼过瘾的收视效应，他们将艺术创作提升到一个登峰造极的畸形层面，打着“人性化”的幌子扭曲人物形象，随心所欲“戏说红色经典”。于是，深入人心的杨子荣唱着酸曲黄调出场，作风散漫，吊儿郎当，捉弄报复战友，还与座山雕的小老婆吊膀子。《红色娘子军》“打碎铁锁链，妇女翻身闹革命”。血与火斗争的残酷荡然无全。《野火春风斗古城》非要削弱原来的“策反”主题，画蛇添足“惊险细菌战”。草莽英雄李云龙经常歪戴帽子，爱喝酒，爱骂人，“冲冠一怒为红颜”，“明知不敌，也要亮剑”，擅自发起牵动整个西北抗日战场的“平阳大围攻”。一个个离经叛道、桀骜不驯、粗俗野蛮、愚昧无知、痞子气加流氓气的“英雄”层出不穷……如此“讲故事”是多么的荒诞无稽。戏说古人可以，但不能任意戏说“红色经典”!难怪观众骂声一遍，难以容忍。

这些“红色经典”遭受“冷遇”黯然收场的弊端是：主创本身情感价值取向欠缺诚挚性与高尚性，导致叙述者“声音”偏颇“不会讲故事”。“我手写我心”，你自己都不相信“红色经典”洋溢的崇高革命理念，你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嗤之以鼻，你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铁杆”信奉者，自然就不会为“红色经典”人物铁肩担道义的英雄行为所心灵震颤，也无法理解他们崇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你凭主观臆断推测炮制出来的“故事”怎能吸引和感动观众?一个国家和人民要屹立在世界之林，要在地球上生存，绝对不能没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灵魂，必须有一些超越性的价值。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撇开政治教化因素，你可以不信仰共产主义，不关心政治，但是决不能否认“红色经典”人物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百折不挠的理想追求：不能磨灭英烈们为民族自由解放和国家独立舍生取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誓志为人不为家”[2]，革命者为了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艰辛危险的人生道路。那是一种百世流芳的人格、精神和力量，事实上这已经是一座高不可及的丰碑，让所有人都举头仰望，永远教育鼓舞子孙后代，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缅怀和讴歌那段逐渐远去的历史。那些自以为高明的编剧，否定了革命前辈甘愿为理想、为真理、为正义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境界，“红色经典”的精髓也就消失殆尽，英雄的精气神也就湮灭了。叙述者肆无忌惮“戏说”、“恶搞”“红色经典”的“声音”让正直善良的观众极端反感，他们理所当然拒绝与你杜撰的乱七八糟“故事”产生互动共鸣。

艺术创作主体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关注者和文明建设的促进者，“拍出杨靖宇的民族精神是我的最高目的”，[3]该剧主创人员都是杨靖宇的崇拜者，他们以敬畏“红色经典”叙述者的“声音”进行严肃的艺术创作。真情来自体验，“高峰体验”是产生真情的最佳境界。拍摄环境的艰苦，使之更加切身体会和感受到英雄超常承受力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因而能够从生活实践出发，更生动、更鲜活、更质感地讲述将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剧情主旨才能真实、张扬、乐观、浪漫，悲壮、英勇!倘若编导随波逐流，以所谓现代人自我价值取向“理解”的叙述者“声音”去“戏说”，必然为广大观众所唾弃!

二、“红色经典”故事应当老树新花，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要积极融入新的创作元素来推陈出新，让昨天的英雄深切地吸引、感染今天的观众，从而使到传播、消费与接受活动得以实现，并最终成功实现其艺术价值

叙述话语是叙述者说出来的话；叙述动作就是以什么方式“讲故事”。它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观众的态度和评价。《杨靖宇将军》老故事里挖掘新看点，剧情融入新元素，以全新视角和形式全方位地讲述抗日志士的战斗历程，完全颠覆当下“红色经典”惯用的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套路，不靠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刻画真实生动，形象到位，“好看到极点”，[4]自然很容易让接受者从心理上产生共鸣，净化、领悟、延留。

首先，注重“活动画面”自身形式独立审美价值，运用画面艺术把情感的“裁判”寓于“境”的创造之中，并与“理”的阐发相交融，情、理、境一体化地打造“红色经典”视觉形象的叙述语言。

影视是画面语言艺术，其表层结构特点就是将要告诉人们的东西通过画面话语来实现，把叙述的事情让观众看得到。每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词句，它将创作主体所有的艺术追求转化为画面语言，通过画面组合“讲故事”。相比新版《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等“红色经典”画面语言普遍单调呆板，拖泥带水，缓慢粗糙，蒙太奇和镜头活动手法落后，内容空洞无物，机械图解革命故事，视觉形象模糊，传情达意的重要载体活动影像严重失真，该剧画面语言精美绝伦，美不胜收，镜头组接流畅自然舒展，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气势恢弘的枪林弹雨战斗厮杀场面中，融进白山黑水最优美的自然风光，奇景、奇情、奇彩结合，把东北冬天最美丽的景色与残酷的战争场面天衣无缝地融合一体，生动地谱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英雄赞歌!尤其是将军生命最后时刻在冰天雪地里与日寇周旋，展开殊死惨烈博斗的战斗场面，把属于精神领域里抽象的东西通过画面变成人物的具体动作、表情和言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客观的景、物、人、事与主观的情、意、理、志自然组合，巧妙地将“景”与“意”有机统一形成富有韵味的艺术境界。寒冬腊月的深山老林，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山林之王”驰骋莽莽林海，跋涉广袤雪原孤身战斗，一组组战斗画面壮怀激烈，气势磅礴，情景交融，诗情画意。啊!一边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高山密林，雾松冰挂，玉宇琼花，晶莹剔透，银装素裹，天寒地冻，奇寒奇景，“江山如此多娇”!一边是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孤悬敌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天天爬雪山，日日过草地，无衣无食，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以身殉国的奇人奇迹。雪皑皑，野茫茫，“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的将军爬冰卧雪，满脸冰霜，眉毛胡子白花花，以暴风雪为伴，以棉絮树皮蒿草为食，冒寒风，趟冰河，钻山洞，一次次机智勇敢地甩掉日寇的追杀，牵引拖垮众多追击他的敌人，战至最后一人，留尽最后一滴血!场景是人物行为与环境的组合，叙述语言通过逼真的战斗场景表现为生动具体的视觉形象，以审美视角的艺术画面述说跌宕起伏的剧情，达到叙事真实和抒情真诚。行云流水般精美的画面语言使得观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耳鼓里不断回响起将军铿锵有力，代表同仇敌忾的中国人民向日本侵略者发出的威严怒吼：“告诉老天，告诉大地，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们，我们是这里的主人。谁敢上咱们家门口来撩搔，那怕只剩下一个喘气的人，还是一个字，打!”[5]还有，将军倒在洁白的雪地上，高大的身躯直挺挺靠在巨石犹如一尊雕像的定格镜头经久难忘!人们从中获得了故事深层结构的真谛，既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情怀，又在视觉上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全新享受。

其次，“鸳鸯蝴蝶派”多角恋的噱头并非提高收视率的“灵丹妙药”，尊重历史事实讲述革命者纯洁传统，质朴无华的婚姻爱情故事。这样的叙述话语更能很好地真实表现“红色经典”真心英雄的人格魅力，并且更为观众所接受。

“戏不够爱来凑”，“红色经典”创作与翻拍总是免不了落入“革命加恋爱”“滥情”媚俗的故事窠臼。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似乎非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式的三(四)角恋爱就不能叙述成戏。新版《林海雪原》不惜用整整一集的情节让少剑波和白茹谈情说爱；《苦菜花》里朴实的母亲居然冒出一个地主儿子的初恋情人《红色娘子军》浓墨重彩洪常青和吴琼花的战地情怀；《铁道游击队》中刘老洪与芳林嫂的爱情更是大肆渲染的主要戏份。编导们一味把主人公的情感叙述作为创新手法之浪漫，以及求新求变不甘庸常的胆识与追求，其实反而弄巧成拙，有损这类题材影视作品人物形象真善美的塑造。

提高收视率绝非“华山一条路”，本剧在“讲故事”上最为大胆的举动当属“逆流而上”，将无中生有不利于表现民族大英雄的爱情元素全部剔除，别开生面地展现铁血将军平凡的情感生活。他们敢于拒绝为了追求情节好看和曲折离奇而肆意编造感情戏，摒弃损害英雄形象庸俗的“爱情味精”，讲述“红色经典”情感故事别具一格，与众不同。“杨靖宇不谈爱情。我们就是要告诉观众，并不是只有通过爱情才能表现英雄的人性化，那个年代的爱情更应该是‘大爱’至上”[6]。无情未必真豪杰!他也有天伦之乐，儿女私情，但是满怀“平靖宇内，痛击日寇”的革命抱负，舍小家顾大家，与妻子儿女老母生离死别。自古忠孝两难全，一张充满温馨亲情的“全家福”紧贴胸前，伴随着将军在抗日救国战场上出生入死，抚摩端详“全家福”思念关内中原的亲人，是他戎马生涯的精神安慰。血雨腥风，战火分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生活是党的生活，他甚至没有自己的生活”。[7]将军率领抗日联军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生存环境，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顽强地抵抗日本侵略者，普通的家庭生活都顾不上，那还能惬意地卿卿我我?将军是一个才华横溢雅儒的知识分子，短暂的一生中只有一段旧式的包办婚姻，可是两情双悦，相濡以沫。他深情地给刚出生几天就与父亲分离的女儿起名“躲儿”，以怀念为自己奔走革命而东躲西藏受苦受难的亲人。将军与部下的女战士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战友情!他的理想是高尚的，感情世界是朴素的。道是无情却有情，这样的爱情故事才是情深意长，动人心扉!如果罔顾历史事实硬要拌上“战地爱情”，则是对英雄的亵渎。不是说“红色经典”不能言情，革命者只能清心寡欲，共产党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而是战争中的爱情要分清场合对象环境，当然也不能搞成“文革”时期“革命样板戏”的主人公那样不是“和尚”就是“尼姑”。“挥剑斩情丝”，叙述话语非常新颖脱俗，感人肺腑，人物刻画更加鲜活生动，情节更加真实可信，使得长期饱受“滥情”故事疲劳轰炸的观众耳目一新。

再次，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始终大张旗鼓地弘扬“红色经典”典型人物革命英雄主义和至高无上爱国主义精神的完美品格!以此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行动元”功能和显现性格特征的“角色”功能。

故事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情节作为对故事叙述进行艺术处理的结构，是讲述事件过程中所有技巧的总和。“行动元”则指人物是推动故事情节的行动要素，表现为人物“做什么”：角色即具有生动具体形象和性格特征的人物，亦即“典型人物”，是形象的基础，表现为人物“怎样做”。由于人物是事件和情节的动因，故事的第一要素。有些“红色经典”编导借口人物性格过于完美是很大的缺陷，故事有遥远的距离感，令人可望不可及，故而极力强调角色因为缺陷才会让人记住，极端的性格放在生活中是不可爱的，但放在戏剧里才是有魅力的，便一相情愿地给角色添加“缺点”，美名其曰“注入新鲜成分”，用作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元”功能和显现性格特征的“角色”功能去“讲故事”。“英雄也是人”!于是，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要最大化地去掉脸谱化和概念化，增加生动化；对英雄的仰视要恢复到平视，对敌人的俯视要回到正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人物形象面目全非，无论新版杨子荣，还是原创张国荣版《红色恋人》等，讲出来的故事统统变成演员的本色演绎，而不是“这一个”的倾情叙述，毁灭了观众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红色经典”英雄形象及其津津乐道的故事情节，导致影迷们由于极其反感角色被过分剥离历史真实的“注水”而逐渐流失。

《杨靖宇将军》的主创吸取教训，承继“红色经典”精神并准确把握历史史实，从观众欣赏要求和电视剧创作规律出发，一直保持清醒的正面叙述视觉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以第三人称隐藏叙述者的身份，从零聚焦全知全能式叙述方位出发，提炼出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去构建故事的深层结构。“今天，把我们东北老百姓敢挺起腰板做人，张着大口喘气，放开声音张扬的民族英雄，最后六天的生命经历讲给你听”[8]，伴随着叙述者沉重的画外音，以天上飞机轮番轰炸，地下铺天盖地的日本鬼子铁桶般拉网式围追堵截将军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情节高潮倒叙开场，然后再按照主人公临危受命抗日救国的事件发生、发展进程的“故事时间”展开广阔的叙述，全方位地反映其波澜壮阔捍卫民族尊严的事情经过，还有不时穿插画外音来加强全知全能的叙述效果，最后又以将军壮烈牺牲，纷飞大雪为千古不朽的英灵送葬的尾声照应开头。经过“文本时间”精心谋篇布局地“讲故事”，叙述话语很好地展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复原当时的情景，杨靖宇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就表现什么样子”的艺术魅力[9]!极其“生活化”地塑造了革命先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大形象及其伟大精神。

杨靖宇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少数没有争议的英雄!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充满传奇色彩，文韬武略，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率性刚毅，铁骨铮铮。高风亮节，气壮山河!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战斗如何残酷，始终忠贞不渝，矢志不移。从带领十几人的游击队到发展统领上万人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转战林海雪原，在极其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牵制日寇五十万关东军入关。“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即使牺牲后也让敌人震惊，全体日本官兵脱帽致敬，俯首跪地表达对华夏大英雄的衷心敬仰。他没有太多的缺点和性格上的弱点，“这个人无论政治上、军事上、生活上都挑不出毛病，所以我就说杨靖宇是个完人，比较完美的人”。[10]将军伟大的人格魅力在于始终坚持一个非常纯朴的信念：“打鬼子，打鬼子，还是打鬼子”，“把侵略者赶出中国”![11]他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心中永远装着别人惟独没有自己，隐姓埋名，背井离乡，舍家弃业，舍生忘死，救国救民。头可断，腹可剖，民族气节是生命，“不图封侯觅雪耻，愿将此身长报国”!他是真正有血性的中国人!真正伟大的共产党人!融国魂、军魂、民族魂为一体，早已成为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光辉象征!该剧主创人员勇于抵制“注入新鲜成分”的时尚，叙述动作坚决褒扬“红色经典”代表人物完美无缺的人格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情操，讲述角色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做什么”与“怎么做”，用主人公的行动把故事核心要素即对敌斗争事件串连编织成情节，以彰显人物“为国舍命，人间大爱莫过于斯”的崇高民族气节为主导因素，推动情节发展和突出对敌我双方人物的影响，乃至对整个故事发生作用的角色地位，这样的行动元，功能和显现性格特征的“角色”功能，再加上演员出神入化的演绎，终于赢得了广大观众和专家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天地间恭敬你的民族自豪”![12]人们渗入骨髓地从将军身上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坚强傲骨，为其超常的钢铁意志与执著的精神所感动和振奋，为有这样顶天立地，光照千秋的民族大英雄而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也越发感慨今天自由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尤其是现在日本首相接二连三拜“鬼”，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激发爱国心，唤醒民族魂，让后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世世代代，永不磨灭!

“记住他的音容、记住他的身影、记住他的眼睛、记住他的英名”![13]撼人心魄的英雄史诗《杨靖宇将军》艺术消费和接受活动大获成功，获得了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电视剧提名[14]。事实胜于雄辩，情节才是电视剧(电影)叫好(叫座)的关键，因为它能给人带来感动和欢笑，毫无疑问普通观众都是冲着情节“追看”电视剧的，所以“红色经典”创作与改编只有“会讲故事”，尽量在满足现代观众欣赏习惯的前提下，重现故事情节及其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并且在尊重历史的同时适当增加“生活化”的艺术真实，“旧瓶装新酒”，让昨天的英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深切地吸引、感染今天的观众，其艺术消费和接受活动才能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1］普安迪，美国叙述学家。

［2］赵一曼，《抗联：一支有文化品位的军队》，《中国艺术报》第403期。

［3］［6］导演李文歧采访，央视网站，/default.shtml.

［4］央视网站论坛，《英雄光辉永不灭》。

［5］台词。

［7］杨子荣靖宇将军这孙马继民，/default.shtml.

［8］剧中画外音。

［9］演员巫刚采访，央视网站。http;///default.shtml.

［10］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沅，央视《永远的丰碑》。

民族英雄的故事篇10

以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为指导，结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中华民族美德和革命传统教育为重点，培养学生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通过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大力宣传红军长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和锻炼的远大志向，继承和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活动主题:

弘扬和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勇于创新、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三、活动目的：

教育和引导少年儿童了解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感受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体验民族精神的时代风采，逐步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四、活动内容：

（一）组织收看“弘扬民族精神月”活动启动仪式。

组织学生收看“弘扬民族精神月”活动启动仪式。利用9月7日升旗仪式发表以弘扬和发扬“民族精神”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少先队大队部向全体少先队员发出，号召全体少先队员积极参加弘扬民族精神活动。大队辅导员布置活动的主要内容及活动要求。

（二）开展“弘扬民族精神”的主题活动。

通过少先队大队、中队、小队的组织形式，开展丰富的教育活动，教育少年儿童了解民族精神的丰富内容，感受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体验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从小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好全面准备。

1、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利用学校各班的板报、手抄报和广播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和弘扬民族精神。通过广播的宣传，让学生认识了更多的英雄少年的优秀事迹和精神，学生受到了颇深的感染和教育；学生搜集英雄少年事迹，学习英雄少年事迹，积极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活动，营造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浓厚校园氛围。

2、坚持升降国旗制度，每周一必须举行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每周举行围绕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让爱国主义教育“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

3、学校在活动月期间组织学生开展“四个一”活动：要求观看一部革命历史影片；学唱一首歌唱祖国的歌曲；召开主题队会，进行一次“伟大祖国60年英雄故事会”讲故事比赛；举办一次“伟大祖国60年”的手抄报展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