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十篇

理想与现实篇1

——题记

英国威斯敏斯大教堂石碑上的这一段话，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们最应该考虑到现实的问题，现实是衡量你行事目标的准则，我们应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从小事做起，从小的目标做起。

理想应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例如，鲁迅少年因父病而立誓从医，后目睹社会的状况，行医医的只是肉体，并不能医治心灵，因此果断弃医从文，才有了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鲁迅。试想，如果鲁迅当年并没有意识到现实社会的不堪，而等到他年老时才去后悔，到那时的他行将就木，又怎能引起风波？又如何能将自己犀利的笔尖直插敌人的心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荒谬理想的恶果。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错误的方针致使建立的新中国陷入了新的斗争，历史课本上写的”一个萝卜千斤重，稻米长的比人高。”等等可笑的言论竟是那时人人信仰的口号。而那些文化分子又有多少是被那时的反文化分子残酷至极的打击着呢？

那些荒谬的理想，根本没有考虑到现实，而一味的夸大其词。如果那时候的人们都是清醒的，没有被反动分子迷惑了，那将是另一番景象，或许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动乱，我们的文化也不会被毁灭的如此之重，知识分子也就不会惨遭冤屈。荒谬的理想是可怕的，它一味地只追求梦想的，却从不思量现实生活中是否正能做到。

侵略者的疯狂理想。那些嚣张的侵略者妄想称霸世界。于是，战争开始了，人们无尽的痛苦也接踵而至，残酷的凡尔登绞肉机，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屠杀了数不尽的年轻生命，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瞬间消逝，仿佛就是一个人间地狱。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留给我们的是痛苦，是一个卑弱小镇的不幸，他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侵略者的恶毒。只是，那些侵略者也许就是不明白这世上相生相克的道理，不可能永远的胜利，他称霸世界的野心也不可能实现，每个国家都会相互牵引。他们的理想只会让他们自食恶果、自取灭亡。

理想与现实篇2

关键词：西厢记　前四本　第五本　理想　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2）12-0092-03

作者简介：王福元（1980―），湖南衡阳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被誉为“天下夺魁”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自产生以来，历经七百多年而盛传不衰，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西厢记》共五本二十折五楔子，前四本在人物塑造，曲文宾白运用及主题设计等方面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对第五本的艺术成就及大团圆式的结局，历来争论不休，毁誉不一。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西厢记》第五本与前四本在风格上确实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实非出自同一人之手。然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历经七百年而长期流传，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正是因为两者展示了不同的风貌，迎合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如果说前四本给人们展示了中国式的理想爱情及困境，那么第五本则展示了这种理想爱情在现实中的最佳实现途径。

一

《西厢记》第五本在篇章结构安排、语言表达、情节设置、曲子运用等方面相比前四本而言艺术成就明显要低。在篇章结构安排上，第五本有重复之嫌。如第五本第一折，莺莺给张生所寄的东西“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莺莺本已经解释了其象征意义，张生收到时，又解释了一遍，过于重复。语言表达上，第五本有多处自相矛盾或不合适之处。如第五本第三折，郑恒骂张生“白衣饿夫穷士”，郑恒既已知道张生得中状元，而且莺莺、红娘也知道，这时再骂张生为“白衣饿夫穷士”就不合适了。再如第五本第四折“沽美酒”段赞美莺莺是个“四德三从宰相女”，莺莺本是个当时婚姻制度的叛逆者，何来遵从三从四德？情节设置上，第五本有多处不可理解，如郑恒自杀。郑恒本是狡猾之人，他既可以设计骗老夫人，还设想抢婚，这样深谙世情的人何以会“妻子空争不到头”就“触树身死”，明显不合情理，其后崔张“庆喜的茶饭”更是在郑恒尸骨未寒之时，更不可理解。再如崔张本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在结尾处“锦上花”“幺篇”和“清江引”三曲中却大唱歌功颂德之辞，反叛精神全然不见，不合情理。再看曲子的安排。剧本中“四煞”“三煞”“二煞”和“尾”（或者用“煞尾”“收尾”）一折中连用的情况共有五处，分别是第一本第二折、第二本第二折、第三本第二折、第四本第三折和第五本第三折。前四处都是从“四煞”到“尾”依次按顺序使用，唯独第五本第三折将顺序打乱，为“二煞”“三煞”“四煞”“尾”，说明前后两部分在音乐运用上也有不同。这些都表明第五本与前四本在风格上存在巨大差异，可能非同一人所作。

二

《西厢记》人物美，莺莺、张生、红娘被称为“三绝”。前四本与第五本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显示出极大的差异。

莺莺是作品要着力刻画的形象，她性格明朗而又丰富，她身上有很多让人着迷的地方。莺莺在与张生的爱情中，既羞答答，又情不自禁，这在前四本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如第一本《惊艳》折中，本该“非礼勿视”，而莺莺见了张生竟然“回顾觑末”，正是这情不自禁的一“觑”成了张生追求的动力。这之后，莺莺心中一刻也没有放下张生，但又害羞而不愿让人知道。听到张生月下吟诗，情不自禁去酬吟。做道场时她又与张生频频眉目传情，孙飞虎围寺时还主动出主意招亲退敌为张生创造机会。收到张生的“简帖儿”，她内心充满了喜悦，却装腔作势要红娘传言去责备张生，其实传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等到张生到后花园赴约，她又忽然变卦，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然而在“赖简”之后又主动去找张生。

莺莺让人着迷的地方还体现在她的爱情没有一丝杂质，她从来没有要求张生有任何功名。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时，她说功名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长亭送别时，她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最担心是张生从此不归，爱情是她的全部，所以她给张生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情”在莺莺的心中始终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

莺莺的闪光之处还体现在她的反叛精神上。她不愿接受父母对她婚姻的安排，要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对张生处处留情，巧妙地表达对他的好感。当老夫人一心要维护相国门第，以不招白衣女婿而“赖婚”时，莺莺埋怨：“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当听说张生因此而病倒时，更内疚不已，并指责其娘为：“口不应的狠毒娘。”与张生的“幽会”与“私合”更是以实际行动宣告了她的反叛。可以说莺莺的形象体现了东方女性的神韵，凝聚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

然而，到了第五本，莺莺的上述特征几乎全部消失，完全化为庸俗之辈。如第五本第一折“逍遥乐”段中，她不断地唱相思，唱愁绪，少女的羞涩完全消失。再如莺莺寄给张生的书信：“得见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莺莺何时变得如此庸俗，得知张生中科，她“狂喜”，而且也认同了其母“不辱相国之家谱”的观点。曾几何时，莺莺把功名比作“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还不如得个“并头莲”，莺莺一向是把情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何以在这里变得势利了？再看第五本第四折，莺莺既知老夫人将她许给郑恒，郑恒来抢婚，但作品中却没有半点提到莺莺的看法，以情为重的莺莺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没有一点反应是不可能的。由此可知，前四本中的莺莺是美好的、理想的，第五本中莺莺是现实的、庸俗的。

不仅莺莺的形象在第五本与前四本不符，而且张生、红娘、老夫人的形象也都有出入。张生本是个“志诚种”，在第一本《惊艳》折中曾发出“小生便不往京师应举也罢”的宣言，然而到了第五本第四折中却满口的封建官宦意识，“玉鞭骄马出皇都，畅风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职，昨日一寒儒。御笔亲除，将名姓翰林注”，对于中举有欣喜若狂之态，得一个三品职，就感恩不尽，受宠若惊。还说“莺莺有福，稳请了五花官诰七香车”，完全不像一个“志诚种”，更像是一个功名心异常强烈的庸儒。红娘在前四本中是侠义心肠、刀子嘴豆腐心的人物。在第三本中红娘既骂张生是“花木瓜”，又开导他，并成就他与莺莺。但是红娘到了第五本更像是一个街头泼妇，如第五本第四折“折挂令”段中“口里嚼蛆”“虾朐”这样的骂法实在是太恶俗了。老夫人在前四折中是老而精干，把家族利益看得很重。如第四本《拷红》折，她很轻易地就发现了崔张的事，因怕崔张之事“辱没相国家谱”权且承认崔张之情，但又设下障碍――“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要张生去应考。到了第五本，老夫人俨然像一个不会思考的人。如第五本第三折“夜来郑恒至，不来见我，……据我的心则是与孩儿是；况兼相国在时，已许下了。我便是违了先夫的言语。……拟定只与郑恒，他有言语，怪他不得也。”她的心只是“与孩儿（郑恒）是”，原因是相国在时已许下，她不能违抗先夫的话。老夫人在这里已经不顾“辱没家谱”的事了，只会尊从丈夫的话。而且老夫人对于后来郑恒一戳就破的谎言也不去推究，其精明之处全然不见。从人物形象上分析也可看出前四本与第五本存在的臣大差异，可知两部分非同一人所作。

三

那么《西厢记》第五本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前人早已提出了各种看法。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金圣叹，金批本《西厢记》以《惊梦》结尾，而对第五本认为“不知出何人之手”[1]　（P.205　）。其实，比金圣叹早半个世纪的徐士范在《重刻元本题评间释西厢记》刊本已经提出此问题，此本拥有两篇序文，即程巨源《崔氏春秋序》和徐士范《重刻西厢记序》，“对《西厢记》的作者……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答案。如关于作者，程序表示同意《太和正间谙》的说法，即‘王作关续’。徐序……又曰：‘盖《西厢记》自《草桥惊梦》前，作于实甫，而其后则汉卿续成之者也。’”[2]　（P.16　）明末凌初本《西厢记》在其卷首目录中明确标出前四本的作者为王实甫，第五本作者为关汉卿，是“按照周宪王本如此处理的”[3]　（P.59　）。凌刻本与金批本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王作关续”之说深入人心。

本文不拟讨论第五本作者到底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艺术水平较前四本低，实非王实甫所作。然而，第五本流传了几百年而又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自为它的原因。这是因为前后两部分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风貌，迎合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前四本是在理想中隐藏着现实，第五本是在现实中渗透着理想。

《西厢记》前四本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但已隐藏了现实的悲凉。据王季思先生论证“王实甫还遗留有《贩茶船》《芙蓉亭》二剧的曲文各一折，……风格就跟今本《西厢记》十分相近。”[4]　（P.248　）可见王实甫确实是一位写爱情剧的名家，基本可以肯定前四本是出于王实甫之手。《西厢记》前四本无论是人物形象塑造，还是语言艺术或是情节设置都是后人难以企及的，王实甫在这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理想的典范。在前四本中，莺莺、张生、红娘是活在理想世界中，崔张的爱情不掺任何杂质，甚至不食人间烟火。莺莺美得醉人，冲破门第观念，主动追求爱情，不附带任何条件；张生痴得惊人，为了爱情宁愿放弃一切，冒失而迷醉；红娘灵得迷人，周旋于崔张之间，两肋插刀，智斗老夫人。然而这种理想又是面向现实的，老夫人要逼张生进京赶考，莺莺则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一片担扰，着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因为进京之后，无论中举或不中，一切都变得不可预料，这里作者已经隐约向我们透露出了现实的悲哀。所以说前四本是理想中隐藏着现实。

第五本则明显已从理想的世界滑落到现实中。人物现实了，更看中实际的功名利益。如莺莺得知张生中举了会“狂喜”，完全成了势利之人，对于郑恒的抢婚也不见任何反抗，又好像成了现实中只会尊从父母之命的“小姐”。红娘不再是灵动的人，倒更像一个街头泼妇。老夫人成了“从夫”的老实人。张生则成了歌功颂德的庸儒，反叛精神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对当时制度的遵从，对功名的追逐超越了爱情。这样的人物形象不正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吗？他们绝不是先进爱情的代表，而只能是现实中的小市民。第五本在情节设置上、语言表达上，甚至曲子上的诸多不合适，也使它难以成为理想的典范，而更接近现实的普通作品。然而，第五本毕竟在现实中又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可以追求的理想，它让张生在机率极低的情况下中了状元，并且让崔张最终得以结合。这种团圆式的结局只是一个理想，是人们追求的一种希望，但在现实中不是轻易能实现的。所以说第五本是现实中渗透着理想。

综上所论，《西厢记》前四本与第五本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理想中的现实与现实中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A］.金圣叹全集（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2］李玉莲.《西厢》版本三奇葩――刘、徐、何本《西厢》之发现与研究［J］.晋东师专学报，1999，（4）.

理想与现实篇3

中学物理关于误差概念的教学存在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在误差分析时，往往不能明确界定“理想”与“现实”所指；第二，随意使用“误差允许的范围”这一提法.这两个问题会给学生带来困惑甚至误解.为此，本文结合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教材中的三个实验，探讨有关误差概念教学的问题，并给出相关的教学建议.

一、落体的理想与现实――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对于必修2第七章《机械能守恒定律》中“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实验，教材给出的实验方法是通过研究物体自由下落过程，比较下落的重物在某两点间的动能变化和势能变化，从而验证机械能是否守恒.有学生提出如下疑问：“由于实际研究对象并非自由落体，重物在某两点间的动能变化和势能变化不可能相等.实际上，测量的误差越小，某两点间的动能变化和势能变化的差别越明显.换句话说，实验精确度的提高会导致机械能不守恒的事实更明显，而实验目的是验证机械能守恒，这是不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呢？”

解决上述疑问的关键是对误差概念的理解.“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属于验证型实验，应将研究对象“自由落体运动”视为一个物理模型，且是理想模型.相对这个“理想”，现实是“非自由落体运动”，是存在阻力的落体运动.这里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可看作是系统误差.实验要验证的机械能守恒定律是建立在理想模型基础上的，因此，要尽可能减少这种系统误差.基于此，教材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如：“重物下落的过程中，除重力外会受到哪些阻力？怎样减少这些阻力对实验的影响？”由于阻力不可避免，所以实验结果总是势能的变化量大于动能的变化量，这种偏差结果的单一倾向反映的恰是系统误差的特点.

应当注意的是，“测量”动能变化与势能变化和“比较”动能变化与势能变化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测量，后者是验证.对于前者，测量的偶然误差是理想与现实的主要矛盾，减小这种误差可以使测量值更接近真实值.对于后者，理论模型与实际研究对象的差异是理想与现实的主要矛盾，减小这种系统误差可以使实验结果对物理规律的检验更有效.在系统误差确定的情况下，减小偶然误差必然会导致动能变化量与势能变化量的差别更明显.在厘清系统误差与偶然误差的概念之后，上述疑问也就得以解决，逻辑上也就没有了矛盾.

但是新的困惑随之产生：既然实验结果中动能变化量和势能变化量总是会有差别，怎样判断差别已经小到可以认为机械能守恒了呢？教学中常见到这样的表述：“在实验误差允许的范围内，验证重物在某两点间的动能变化和势能变化是否相等.”学生对“误差允许的范围”这一提法会存在疑问，即怎样界定“误差允许的范围”呢？

被测量对象的真实值是不能确知的，可以设想真实值就在测量值附近的一个量值范围内[1].基于此，建议在中学物理实验中引入“不确定度”的概念.设测量值为x，其测量不确定度为δ，则真实值可能在量值范围（x-δ，x+δ）之中.对于本实验，设动能变化量的测量值为K，其不确定度为δK，势能变化量的测量值为U，其不确定度为δU，则动能变化量和势能变化量相等的判据是量值范围（K-δK，K+δK）和（U-δU，U+δU）存在重叠区域.若实验结果满足此判据，则说明该结果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引入不确定度的概念，解决了“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这一提法带来的困惑.关于不确定度的计算，对于中学生可以暂不作要求，但认识并理解不确定度的概念是必要的.

二、电路的理想与现实――测定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

选修3-1第二章《恒定电流》中的实验“测定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测量原理是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其中一种实验方法是通过描绘电源的伏安曲线求出电动势和内电阻，实验电路如图1所示，实验中需采集的数据为路端电压与干路电流.根据数据描绘图像是处理实验数据的一种重要方法，有效地减小了偶然误差，但是本实验中理想电表与现实电表的差异带来的系统误差仍然存在.

教学中常用图像修正的方法对此实验进行系统误差分析，如图2.非理想电压表的分流作用导致干路电流的测量值偏小，而对路端电压的测量没有影响，因此可将U-I图线1（实线所示）修正为U-I图线2（虚线所示）.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教学中有学生将修正前的图线1理解为实验所得图线，其实是错误的.此实验的系统误差属于理论误差，应通过与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值进行比较而分析，因此待修正的图线1不应该是实验图线，而应该是忽略电表内阻影响的理论上的U-I图线.读图2可知，在仅考虑系统误差的情况下，电源电动势的测量值比真实值偏小，电源内阻的测量值也偏小.

三、变压器的理想与现实――探究变压器线圈两端的电压与匝数的关系

下面以一道高考题为例说明该实验系统误差分析的意义.2011年浙江省高考理科综合测试中有这样一道选择题：如图3所示，在铁芯上、下分别绕有匝数n1=800和n2=200的两个线圈，上线圈两端与u=51sin314tV的交流电源相连，将下线圈两端接交流电压表，则交流电压表的读数可能是（ ）.提供的选项有：A. 2.0V；B.9.0V；C. 12.7V；D. 144.0V.

显然该题给出的模型不是理想变压器，因此原、副线圈的电压之比应大于两个线圈的匝数之比.如果按照理想变压器的模型计算，结果为9.0V，因此实际结果应小于这个值.只有A选项满足要求，即2.0V，答案为A选项.

理想与现实篇4

梁实秋曾说过:“人文主义者不信‘进步的观念’可以应用在文学史上，更不信在人类生活上可以找出什么‘历史哲学’。人文主义者崇拜至善至美，文学标准是理想的。”③人文主义者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宣扬人文主义，就体现了梁实的理想性。梁实秋文学批评的理想是—追求至善至美的文学批评，但是人性论的理论批评不可能在“美”与“善”的问题上不偏不倚，必定要倾向于道德的善。虽然梁实秋的伦理批评不同于儒家道德说教，但是它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而忽略了文学本质的审美因素。作为文学批评，审美的因素无疑是重要的，它涵盖了文学批评的本质因素，是一种审美感受和判断活动，它以一定的欣赏为基础，从具体的审美感受出发解读与领悟作品，并由此对作家作品做出相应的审美判断。而梁实秋几乎是忽视审美的价值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道德价值无疑是更重要的。他说:“美在文学里的地位是这样的:他随时能给人一点‘美感’，给人一点满足，但并不能令读者至此而止;因为这一点满足是很有限的，远不如音乐与图画，这一点点的美感只能提起读者的兴趣去做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①而这“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就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在重“善”轻“美”的观念的驱动下，梁实秋还批评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学观，创造社成员主张“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把艺术视点从现实社会转向内心世界，不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而排斥文艺的功利主义。但在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中，他从来没有把创造社这一时期的主张当作某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潮看待，而是把它和受西方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等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流派一齐划入“缺乏严重人生意味的东西”这个大圈子中，也就是从文学价值观上把它们混同为一类。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人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谴，有些人则钻进美学的象牙塔，是没有意义的。梁实秋把美学仅仅是当作形式和娱乐消遣的活动，而忽视了美学作为人类的精神追求的价值本质。正是难以平衡这种文学批评中“道德”和“审美”的因素，梁实秋的人性与审美之间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企图传承白璧德的善恶二元批评体系，强调文学批评中的道德因素，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也试图在“善”与“美”二元中兼顾，但是由于他过度强调了道德一元的重要性，无疑削弱了审美的价值所在，而沦为一元的批评模式，丧失了白璧德善恶二元的张力。

同时，文学批评的审美价值与其社会性也是无法割裂的。因为文学是写人的，它再现人的社会生活，展现人的精神世界，所谓“文学即人学”。自然，文学批评要涉及到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情感特征等关系，并对此做出判断和评价。批评家也必然在其中表示出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表示出他对社会的态度和观点。与文学创作相比，由于批评家的分析和评价是一种理论形态，因此所表示出的这种思想倾向可能比作品更为明确。一旦批评角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就会分别带上政治和道德批评的性质。在历史发展的巨变时期、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文学批评的社会维度会更加突显，它会使批评家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自觉将文学批评当作宣传或维护没中政治思想主张的途径和手段。②而梁实秋虽然注重人的生活，但是过分地强调人性，把人的概念抽象化，进而远离了具体、实在的人的个体的存在。虽然梁实秋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流派只是在象牙塔里构筑自己的理想花园，但是自己在民族危亡、文学为革命服务的时期提倡一种抽象化的人性论，无疑也是过于理想化的。所以说，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的人性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想的。什么是完美的人性?标准是什么?梁实秋自己都没有明确的回答，人性在他的表述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实秋的理论理想与实践的现实出现了疏离，不单单是外部环境让他的人性论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就是他自己的人性论框架也时常会出现矛盾。 梁实秋身具浓厚儒家思想的底蕴，而单纯以一种异质化的理论来拯救中国文学的设想是否真正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文学固然尤其审美本质的属性，但是在非常时期，文学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社会、政治的影响而带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学就是意识形态的，文学在有意无意间都会蒙上一层政治的色彩。平等对之，我们不得不肯定左翼作家的文学史作用。所以“他们(冯乃超、朱镜我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斗争，明确和积极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对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进行历史性的清算和批判，有意识地要和五四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决裂，通过这种批判和决裂确立新的文学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将中国的思想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①而左翼作家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引入，无疑是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但顺应了文学史的发展趋势，而且破除了文学只具有审美功能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了支持了文学革命的发展。

4.42、结论

本章从文学革命与独立、中西结合、理想与现实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矛盾悖谬，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体系忽视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显得抽象、模糊，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疏离。诚然，“至善至美”的审美理想的追求是每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美好愿望，但是，鲜明的国内革命形势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都要求文学担当其社会批评的角色，所以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审美批评或者仅仅是伦理批评，因为外部形势赋予文学批评更多的社会因素与文学史的任务，因此，忽视这些社会、政治因素的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梁实秋引进西方文学批评，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改造。很多学者曾经批评梁实秋完全照搬了白璧德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当初梁实秋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所以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改造。同时接受者的内在视野也不断在同化西方文学，使之中国化。西方理论资源孕育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语境，当它被引入到中国时，随着载体的变更，其内在关系、意蕴必然发生某种变异。因为引入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梁实秋接受白璧德的善恶人性论来批评中国的文学，强调理性、注重“文学的美”的特殊的伦理批评特征，都是再造的表现。这里体现的不仅是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和转化，而且牵扯到种种隐性的文化传统及心理因素。“深刻的片面”已成为现代批评建构中对西方汲取的一大特色。如果换一种视角，也正是因为这种经过中国理论家过滤了的“片面”、非原装的“西方”，才使理论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而不致成为无根的浮萍，随时间推移而消逝其生命力。②这当然是梁实秋的优势之处，但是因为其严重忽视了革命性质的因素加上自己内在理论的模糊性，他的这种“嫁接”与改造在一定程度了没有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而仅仅沦为了一种抽象的人性论。

理想与现实篇5

首先，责任与理想联系在一起。理想是一个人灵魂的寄托，是人的主心骨。人不能没有理想；理想是基础，是责任、能力、形象的源泉，没有坚定的理想，责任、能力、形象就无从谈起；理想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回顾党的发展史和执政史，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共产党员，正是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理想为方向，为动力，不论碰到怎样的危险和困难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以无私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崇高威信。同志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一个追求进步的、正直的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信念，而理想信念与责任相关联。责任是什么？简言之，责任是份内应做的事情。也就是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理想，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他们选择的信仰；对公民来说，实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南巡谈话以来，上海人民就是遵照邓小平的嘱托，“抓住二十世纪最后的尾巴”，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聚精会神扭住经济建设不放，上海的建设步伐迈到了中国的前列，显示一种时代的责任意识。如今迈入“十二五”期间，我们观察形势，看成绩，产生自信心；看问题，产生责任心。努力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形成“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也是一种责任意识的表现。

责任有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形式来区分，可以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去认识。责任无处不在，存在于生命的每一个岗位。父母养儿育女，儿女孝敬父母，老师教书育人，学生尊师好学，医生救死扶伤，军人保家卫国。人在社会中生存，就必然要对自己、对家庭、对集体、对祖国承担并履行一定的责任。责任有不同的范畴，如家庭责任、职业责任、社会责任、领导责任，等等。责任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是一种主观追求；是自律，也是他律。一切追求文明和进步的人们，应该基于自己的良知、信念、觉悟，自觉自愿地履行责任，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自己的奉献。责任和权利是对应的统一的。责任是种义务，有了义务才有权利。享受一定的权利，必须尽到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尽到一定的责任，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认识责任的伦理含义，重要的是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情况下责任与自由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把握，是社会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重要着力点。

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人又是社会动物，人们如何共处一体，既有享受自由的各种权利，又有社会稳定的秩序，就会形成各种社会的法则和道德规则。这些法则、规则的建立、被认同、被履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门艺术。

自由与责任，分别同一系列的概念相联系。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联系的概念，诸如个性、欲望、自主、民主、独立、个人权利和权力、自我选择、竞争、争胜、利己、个人才能发挥、享受、消费、非理性情感意志的满足、个人活力显现等。责任则与另外的概念相联系，诸如共性、集体、抑制过度欲望、共识、权威、统一、相互认同和理解、理性、适度消费、服从、让渡、同情、互助、谦让、利他、秩序、稳定等。

作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以上两方面的需求和功能都需要满足，离开了哪方面这个社会就会不健康、不正常。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更重要于前一方面。后一方面反映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前一方面反映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麦迪逊说：“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安东尼·吉登斯在提出“第三条道路价值”时说到其中的价值：“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当然在整体稳定的情况下，前者的重要性也可想而知。吉登斯也说，“无民主即无权威”。

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与责任的关系是如何规定的呢？市场经济是人类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很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以市场需求为生产的信号，以生产单位为独立的实体，独立自主地生产，生产出的产品在市场价值平等地交换，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开发生产者与自己利益相联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性资源配置的方式所调动的社会能量超过了其他方式。

理想与现实篇6

关键词：《魔戒》；真实始源；道德准则；刻画真实；故事全新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159-02

在1999年亚马逊网络书店的读者投票中，《魔戒》被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书。小说《魔戒》之所以在西方取得了如此大的反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它开拓了一个新的文学体裁——“魔幻”。所谓“魔幻”，就是把神话、传说等多种古典的与超现实的文学形式整合、杂糅到一起而成，实际上是理想英雄主义与现实英雄主义的融合。托尔金作品中严谨神话体系基础上的充满珍奇生物和独特地理的阿尔达世界，以及磅礴的战争、中世纪的搏击斗剑成就了一部经典之作。

一、“真实始源”是《魔戒》英雄的来源

托尔金(JohnRonaldReuelTolkien)出生于1892年的南非，16岁时，他遇见了19岁的爱得瑟·贝尔蒂，感情日深，但法兰西斯神父禁止托尔金在21岁之前与爱得瑟见面，甚至写信也不行。于是，托尔金在1911年去了牛津大学的埃克塞学院，一头扎进古英语、日耳曼语系、威尔士语与哥特语之中。他结交了不少好友，他们定时聚会，聚会被称为“T.C.B.S”（巴罗凡协会茶会），交流文学作品与评论。1913年，他终于顺利地与爱得瑟恢复了联系，两人的关系在毕业后则更加亲密。1914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托尔金重回牛津学习，并从事各种诗歌实验及语言创造，并在赴法参战前的1916年3月22日，与爱得瑟结婚。4个月后，托尔金患“战壕热”于同年11月被送回英国。托尔金“T.C.B.S”的好友们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好友吉尔森和史密斯在战场上先后去世，后者在临死前给他的信中说，那些活着走出战场的人，应该代表全体朋友继续烈焰般的激情，说出死者未能说出的话，创造出使他们全体引以为自豪的成就。托尔金奇幻小说的创作中最为杰出的就是史诗巨著——《魔戒》系列，融合了浪漫、英雄和悲剧，这些都是他心中的感情力量。浪漫的原动力来自妻子的爱情，英雄主义和悲剧则来自战争。

《魔戒》中叙述了一枚具有无比的神力并可以让人隐身的戒指，反映了托尔金创作中的理想与现实融合的复杂心理。这枚可以隐身的戒指是一枚“魔戒”，它不但具有让人隐身的神秘力量，而且拥有戒指的主人的寿命也会愈来愈长，永远地活在人间，即是人类的理想所在。但现实却是：如果常利用魔戒的法力使自己隐形，人就会逐渐淡化，到头来变得无形无迹，并最后受控于魔戒的主人黑暗之君索隆。索隆发现了这枚遗失戒指的踪迹，为了增强他统御世界的能力，决定找回这枚魔戒。魔戒一旦被索隆控制，那么世界便将整个被邪恶所控制。弗罗多等人在术士甘多夫的帮助下，临危受命要将这枚魔戒带到火焰山去摧毁，一行人踏上了一趟正义与邪恶对峙的历险之旅。显而易见理想与现实英雄主义的融合是他成功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不仅蕴涵着对人自身不懈的探索，对人心、人性的漫长寻觅，还写了英雄拯救世界的永恒话题。

二、“永生”和“次创造”的道德准则

托尔金创作《魔戒之王》，两个道德准则的焦点是“永生”和“次创造”。

托尔金笔下的精灵是永生的，即便他们的肉体会被外力杀死，但灵魂却不会离开西方圣地的殿堂；而人类的生命则是有限的，因此人类的堕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能忍受有限生命对自己现世欲望的限制，人皇亚拉冈的祖先努美诺尔人在第一纪元曾经奋勇对抗邪黑之王魔苟斯，其王族的血缘也和精灵相通。因此在魔苟斯被击败之后，西方的圣者们赐给他们三倍于常人的生命，努美诺尔人从而成为人类种族的顶点，由于长生的恩赐，他们的文化发展得灿烂辉煌，也成为其他蒙昧人类传说中的英雄甚至神明；然而正是由于辉煌的成就，使他们越来越不满生命的长度，从而被第二个邪黑魔王索隆所欺骗，他们为了长生而玩弄残暴的妖术，继而崇拜魔苟斯、希望他赐下永生许诺；最后努美诺尔人终于赫然攻击西方圣士，企图威逼管理世界的圣者们给自己永生。但是打倒索隆的英雄伊西铎也无法抵抗魔戒之力的诱惑，而不愿将其销毁，从而引起《哈比人》和《魔戒之王》的一系列轶事。

而次创造，也是源自故事中经常带来悲剧后果的一种欲望冲动。由于托尔金的天主教信仰，因此他所描绘的世界实际上是一神的创造，但这位真神却很少现身，这是由于作者希望尽量让作品表现出真实历史应有的风范、而不应带有过多的宗教寓言色彩。因此创世之神在创造宇宙之前，先从自己的思想中创造了一个称为埃努的种族，它们协助创世神将神意之中的世界具现化，其中一部分埃努自己也降临到那个世界中担任协调、美化、管理世界的任务，它们便是传说中的圣者、大能者，在那些参与管理世界的埃努之中力量较强的称作瓦拉，力量稍逊的称作迈雅。索隆是迈雅之中的佼佼者，在铸造锻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技能和造诣，它最主要的次创造是至尊魔戒，这枚魔戒蕴含了它统治中土的野心以及这野心不能得偿而积攒的愤怒，通过将思虑与自私欲望的收缩和具象化，这枚魔戒可以将它的能力扩大到实际上它不应该具备的程度。至尊魔戒可以说是一个谎言，迫使携带者不断编造新的谎言来寻求一个虚无缥缈的正当化结论；它也是一具放大镜，能够撕破携带者意志的防线，将他心中暗藏的不义欲望无限放大以至于不能自拔。

三、《魔戒》英雄形象刻画的真实性

理想与现实篇7

[关键词] 《最爱》 生命 理想 现实

2011年5月10日，顾长卫执导的电影《最爱》在国内上映，首周票房突破4000万，这在文艺电影向来举步维艰的中国电影市场，算是一记相当漂亮的开门红。

说起我国观众对于文艺电影的印象，好像一直是：没有大场面、没有大制作、没有好票房，带点爱情故事、带点色情场面、带点艺术氛围又看不太懂的，就是文艺电影。其实，这是多年来媒体错误的灌输和电影人带点儿自嘲的辩解直接导致的误区。关于文艺电影，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定义，上世纪50年代末，“文艺片”的概念首次在香港被提出，其被定义为“用以界定那些非动作性，较偏重于感情性、现实性、甚至思想性的电影”[1]。

我国大部分文艺电影受困于制作经费不足、规模不大，票房自然也没法和《阿凡达》、《泰坦尼克号》等重金打造的商业大片相比，但从“性价比”方面考核，文艺电影并不一定比商业大片差，也不一定就是票房毒药。从近两年中国的文艺电影市场来看，票房与口碑齐飞的影片不在少数，像李安的《色·戒》三周票房1.07亿，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累计票房8300万，李玉的《观音山》票房近8000万，王家卫的《2046》票房逾3000万。

今天，虽然中国部分文艺电影摆脱了“叫好不叫座”的名声，在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上取得了双赢，但绝大多数文艺电影仍然步履艰难。就国外文艺电影的成功经验来看，一部好的文艺片必定在题材和风格上有着自己强烈鲜明的特点，比如《天使爱美丽》的精致与时尚。而电影《最爱》则把导演顾长卫一贯的人文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票房。

一、理想是美好的

《最爱》延续了导演顾长卫在《孔雀》和《立春》中惯用的写实手法，一如既往的保持了其冷峻风格，在浪漫、诗意、唯美的情境之下，叙述了一段阴暗、冰冷又残酷的现实，反映了生命中的梦想、挣扎与无奈[2]。影片选取了艾滋病这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在农村爆发性传播，这不仅仅是因为贫困，还与经济增长、官员腐败等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表面上的“热病”，传播的却是深层次的“基因缺失”。然而，这并不是一部关于生存的悲剧，而是一群小人物顽强又带着心酸的故事，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活下去。

全片最理想化、也最美好的地方，便是同为艾滋病人的赵得意和商琴琴那近乎看得到头的爱情，这段绝境萌生并且不被世人理解与祝福的爱情，却在各方压力之下，用他们最后的生命证明了爱有多难，就有多灿烂。

在避风港一样的小学里，所有病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赵得意与商琴琴在这里产生的爱情一开始更多地反映为人的原始冲动。如黑格尔所说：“尽管各种旨趣，和人物性格显出差异和冲突，通过人类的行为，毕竟可以变成一种协调一致的实际生活”[3]。当穿着红棉袄的琴琴出现在小学门口时，立刻成为屋内所有男人的焦点，同为病友，同样由于得病而倍受家人冷落的琴琴很快和得意由相怜发展到相恋。在他们的爱情里，最原始的欲望得到了最彻底的释放，同时，他们又在这份爱里寻觅着生命的气息与精神的慰藉。“我是不要脸，可我没死，我得活着，跟得意结婚，就算过半年，半个月，我们也是夫妻，死了也能堂堂正正地埋在一块儿，也是个家。”琴琴这句话，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无比绝望之下的希望，这不但是对于爱情的大胆追求，更是对于生命的无限眷恋。

影片最后，生与死的主题通过极为性感的画面表现出来，得意用自己的血满足了琴琴死后不穿寿衣的心愿，从门下面渗出的鲜红的血液，以极端刺眼的方式诠释了如夏花般绚烂的生命。“人物最终处于无奈的孤独状态，这并不标志他的所有理想全线崩溃且受到亵渎，而是说他已经认识到内心与世界的差异。他不得已接受了社会的生活形式，把自己封闭起来，将只能在内心实现的东西严密封存，从而和社会达成和解”[4]，至此，心中那无法实现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究幻灭。

二、现实是无奈的

影片伊始没有按照人物的出场铺开叙述，是经由赵小鑫的视角引出整个故事，而过渡部分的旁白也是借助赵小鑫，由“另一个世界”来看现实世界里这些疯狂的人做出的疯狂的事。一个被上了毒的象征着欲望的西红柿，带走了无辜的小鑫，欲望则牵引着贪婪的人们走向死亡。同时，这个鲜红的西红柿也暗示了影片的另一条主线——血液，就这样，欲望在每个人的血液里传播开来……

《最爱》里面最出彩也是被塑造的最成功的角色莫过于濮存昕饰演的赵齐全，他是一个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商人，他贪得无厌、冷酷无情、不知廉耻，充分诠释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为了发家致富，他干起非法卖血的勾当，把“热病”带进了原本安静的娘娘村；面对村民的死亡，他毫无悲悯之心，赚完活人的钱又惦记上死人的钱，迅速由卖血改为“卖棺”；后来还利用儿子赵小鑫的冥婚，搭上县长的亲戚，做起开发陵园的生意。可以说，赵齐全骨子里的生意经跨越阴阳两界，欲望已将他的灵魂完全吞噬。

同样，那些染病的村民，也被各自的欲望羁绊着。由于患病受到排斥而住进一所小学被隔离起来的人们，同病相怜理应相处融洽，谁知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小小的避风港也始终风波不断。随着琴琴的红棉袄被偷、村长的小本本丢失、粮房婶私吞大米等事件的出现，众人的贪念和私欲逐一暴露，到后来瘸厮和黄鼠狼私自强分学校财产，又因禁不住诱惑被赵齐全利用去私伐林木而达到顶峰，一处美好的乌托邦就这样彻底的分崩离析。直到嚷嚷着“我的喇叭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的粮房婶都离去了，影片才终于用生命的重量去拷问了被欲望湮没的良心，粮房婶是因为追打肥猪而骑上了猪背，却又因为无法驾驭而摔落在地，第二天便离开人世，这犹如一个隐喻，暗示了无法控制的欲望终将吞噬掉美丽的生命。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冲动和死亡本能是人类的两大心理动力。影片《最爱》借艾滋病这一话题，通过种种极端的人生处境表现了受两大心理动力驱使的人生百态。影片无意给出一个对错、善恶的明确结论，也无意给出一片充满希望的灿烂未来，只是用冷峻的眼光，看着这些人的顽强、贪婪、达观、自私、倔强、生死由天以及和命运的抗争。

引人关注的题材，悉心创作的剧本，加上导演带有人文关怀的执导，以及演员深入又极具张力的表演，再配以恰到好处的音乐和舞美，《最爱》的成功为我国文艺电影树立了一个高品质的典范。然而，酒香也怕巷子深，《最爱》的团队深谙这一道理。由于文艺电影在高校学生中越来越受欢迎，历届大学生电影节的各大奖项大多被文艺电影收入囊中。于是他们主动走进高校，开辟高校文艺电影市场，这不仅扩充了影片的固定观影人群，也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方向。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国文艺电影要想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只要文艺电影人们坚持不懈、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只要社会多一些理解、支持与鼓励，未来的中国电影市场一定会出现更多像《最爱》一样成功，甚至比《最爱》更加成功的文艺电影。

参考文献

[1] 吴昊，《邵氏光影系列：文艺·歌舞·轻喜剧》，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

[2] 秦喜清，《欲望世界的一曲挽歌》，艺术评论[J]，2011年第6期；

[3] 黑格尔（德），《美学》第3册下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5 页；

[4] 卢卡奇（匈），《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 页。

理想与现实篇8

    [关键词]法治 社会资本 权力污染 法律职业共同体

    导言

    作为经典概念，法治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作为法律理想，法治为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又因承载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i]在早已步入新世纪的今天，法治理念已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法治与人治孰优孰劣之争已成过眼云烟。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一切向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过度的国家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正基于法治的如此重要性，不少人喊出了加快法治进程的口号，可是，光有热情不行，加快法治进程还需要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具备，甚至明了法治的确实内涵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努力的方向。

    一、法治的内涵：概念化梳理后的中国的法治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柏拉图在其《政治家》的对话录中，指出，“法律绝不可能一种既约束所有人同时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的每个成员作出何谓善德、何谓正当的规定。人之个性的差异、人之活动的多样性、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人们无论拥有什么技术都无法制定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绝对适用于各种问题的规则。”因此，他主张，“最佳的方法不是给予法律以最高权威，而是给予明晓统治艺术、具有大智大慧的人以最高权威”。[ii]而亚里士多德，更尊重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情况，更注重人和制度的缺陷，他说：“应当由法律实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砥和理性应当行使统治；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样的特性。热忱也往往会使拥有职权者滥用其权力，尽管他们是芸芸众生中的最优秀者。”[iii]由此，他发出了“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更为可取”的声音，并进一步指明了法治的内涵——“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iv]至于古代中国的法治思想，学者把其真正精神归结为：其一，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乃帝王治民之具；其二，几乎所有的法家皆主张严刑峻法；其三，法家所主张之法治，皆以国家主义为本位，以去私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v]它与西方社会那个注重保障权利的建立在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个人注意基础之上的法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观和我们现在提出的法治观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的法治观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中包含着“奴隶不是人，妇女等于半个人，小孩不是人，奴隶和牛马的地位是一样的”这样的思维，而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法治却是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中还是有我们可以借鉴的积极因素。我国的“法治”的提出是源自于党的十五大文件，其最先的提法为“依法治国”。该文件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对于法治的如此论断，构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观的基石。

    从十五大对法治的论断中，我们对其进行一个分区、概念化的过程，不难得到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观的基本构成为：

    1、法治主体为广大人民群众。[vi]这里所说的法治主体，决不仅仅指被法所“治”的人，而且包括了执行法治的涵义。执行法治又包括了至少三个方面的意思：一为广大人民群众在法治中是积极、主动的角色，把法治当成自己的事务来处理，以促使国家法治；二是群众进行了某种合理的“社会司法”，解国家司法捉襟见肘之困；三乃其是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和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vii]失去人民群众的法治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这里的人民应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亦即最高层次是人民；第二层次是由人民选出、受人民监督的国家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层次是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任命的国家行政机关、军事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国家机构。[viii]

    2、实现法治的基础是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模式。从文艺复兴开始提出的法治，其矛头就是指向专横。直至今天，以法制权本身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意义法治理念的应有之义。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开更好地保障了法治的真正实现。而在中国，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实际上是引入一个“社会资本”[ix]，将缺乏团体生活的中国人团结在党——这个“社会资本”周围，形成一个有组织、有向心力、有凝聚力的团体，在民主化程度并不充分，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是切合实际的。“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人民群众毫无约束，在当今不完善的中国，势必造成权利的滥用。

    3、法治的要求。法治的要求即满足法治所需要的条件。从十五大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要求有两个，其实这样的要求与亚里士多德界定的法治的内涵不谋而合。

    其一为有法可依。显然这里的法指的是良法。人有善恶之分，作为一种人类意志体现的法亦有善恶。善法即良法，正是适应法的正义性要求，适应时代的发展，合乎民心，顺乎民意，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而恶法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产物，其反动性决定其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法西斯德国的整国法律受到纽伦堡公正的审判就是明证。同时，良法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法律经常变化、朝令夕改，即使法律再公正，条文再细密完整，机构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再高，还是等于无法。因为在这种变法中，人们往往无所适从。”[x]一国大谈法治，而无一良法可以遵从，其法治必将成为一纸空文。

    其二为有法必依。这是从法律基本原则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衍化而来。显然，这里的“人人”并不单指自然人，其应作宽泛解释为一切自然人主体和法律意义上的法人、行政机关、和事业团体等。洛克指出：“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xi]卢梭说：“尊重法律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任何一个遵守法律、管理完善的政府，根据任何理由，也不准许有人不遵守法律。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的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到这个人的任意支配。”[xii]有法必依是实现法治的途径。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法人依法经营，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事业团体依法办公，整个社会才会出现井然有序的局面。

    二、中国法治的现实：法治基本构成的缺失

    中国古代法一直就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近200年以后。清末以来转向西化的政治法律制度改革也在风风雨雨中走完了100年的历程，我国社会也从一个传统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社会过渡到了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法治建立的土壤由此已经诞生。在这100年里，中国人经历了两次社会暴力变迁，但是，暴力变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一切，法治离我们依然遥远。坦率地讲，我们今天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并非某朝某人的蓄意破坏，而是历史甩给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包袱，是置身于其间的我们每个人带着我们各自家族远古的文化基因共同塑造的产物。[xiii]法治的理想何其美好，然而我们看到的却离法治多么遥远。法治基本构成的缺失，成为我们心中的痛。

    1.主体素质的缺失：知识层面的重度缺乏

    范忠信教授认为：“‘公民社会’是法治的前提、基础，又是法治原则及规范的源泉，还是法治的主要执行者。只有健全的公民社会，才有可能形成促进法治的巨大力量。”[xiv]在法治的公民社会中，我们可以笼统地把其分成两类人：一类为广大普通公民；一类为法律职业者，即法官、律师、公证员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

    现实的确不容我们乐观。从目前看来，法治主体的素质并不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广大普通公民知识文化水平偏低，虽然2000年中国总人口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7%左右，但各个不同地区的文盲率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文盲率较低，绝大多数省份都在5%以下，而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文盲率却较高，西藏的文盲率甚至于在32.50%左右。其他如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安徽的文盲率都在10%以上。[xv]尚且不谈在广大公民心中法律意识的厚薄，法律观的正误，光就领会依法治国的确实涵义便存在不少困难，还何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二，司法者学历构成不合理，业务素质偏低。数据表明，据统计，在现有律师士研究生学历的有463人（占0.3%），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有6329人（占4.8%），本科学历的有43691人（占34.8%），大专学历的有55693人（占48.1%），还有一些早期律师只有中专、高中文化程度。[xvi]借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职业者还主要由专科生、本科生担纲，学术造诣，甚至法律理念仅停留在初始阶段。同时，广大法律职业者甚至仅知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不知反倾销、网络信息、电子商务、金融保险等新兴法律，与我国加入WTO后对法官和律师的业务素质要求是极不相适应的。

    2.法治环境的缺失：民主精神的不充分与人治思想的残留

    民主的精髓在于“人民主权”。林肯所称的“民有、民治、民享”即对“人民主权”的精练的概述。按照李步云先生的理解，民主的内容与制度应包括下面四项基本内容：（1）政府应由普选产生，这种选举应是自由的、公正的，要能真正反映出选民的意志。（2）被选出的国家权力机关，要能真正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不能大权旁落，而为其他并非普选产生的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所取代。（3）国家权力结构应建立和完善分权与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不受监督而腐败。（4）人民应当充分地享有知情权、参政权、议政权和监督权，借以保证在代议制条件下国家权力仍然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xvii]毫无疑问，（1）、（2）项内容，我国实行得较为充分，切实保障了政府是人民选出的政府。但是，在（3）、（4）项内容，现实中确还存在着令人扼腕的情形。可以说，最早最成功地运用分权与制衡理论于政治体制实践中的是美国。它不仅确立了典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约的政府体制，同时，还成功地运用分权原理，建立了联邦与各州的分权原则。可是，在我国，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家可以说并不彻底，甚至出现了行政干预司法的结果。如山西绛县有名的“活阎王”姚晓红的倒台，说到底，是由于江主席的行政权力才得以使其伏法。不然，为什么，仅靠司法力量，多年来，干部群众告不动，上级纪委查不动呢？其实，在基层法院中，领导的指示，即行政权力，对司法判决起着很强的指向作用已是不宣的事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不能完全独立，必将导致行政专制集权的恶果。这样的现象，倒是和孔丘的“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xviii]——典型的人治思想不谋而合。此外，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至今还不到11年，行政部门的行为在理论上可以被起诉，但是由于中国司法系统没有被赋予独立的使命，在多种权力上都受制于行政部门，因此，一些涉及政府行为的大案要案，目前的司法体制没有能力完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秩序。

    知情权是指除了重要的，必要的军事、安全等机密外，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要向人民公开，人民有权了解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了解国家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过程，了解自己选出的代表在各种活动中的立场和观点。参政权的内容除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外，还可直接参与国家制定和执行政策与法律的讨论，包括参与对某些重大国是问题的全民公决。议政权是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享有发表各种政见的权利。监督权包括对议员和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人民有权批评、检举、揭发、控告各级官吏直至国家最高领导人。[xix]这四种权利是人民主权的应有之义。可以看到，国家在保障公民的这四种权利的时候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最近兴起的各种听证会的举办，还有财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各种监督举报电话、机关的设立等等。可是，在某些方面，却还是显出了不足之处。如从官方的文件中我们见惯了“此文件传达到什么什么级”的字样，即享受这样的知情权是需要一定的职务、级别的。另外，各种形式的听证会有些是流于形式，并没有实质上起到听证的目的，如铁道部举办的费用上涨的听证会，最终定板的依旧是铁道部本身，而没有真正采纳广大参与听证会人员的意见。稳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前提，但在一个缺乏政治透明度和对老百姓缺少最基本的信任的国度，稳定就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样，不能广开言路，仍旧摆脱不了“官僚主义”的我行我素，必将丧失政府在百姓心中的信赖。

    3.法治依据的缺失：良法之治的泡影

    有法可依[xx]作为法治实现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可总体上看中国所有的法律法规，却难以让人吐露“满意”二字。

    其一为法律中国家本位意识过重，个人本位意识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思想使每一个公民拥有了权利意识。而作为由普选产生的政府的权力，自然是公民授让的，正如卢梭所描绘的，“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那样自由”。[xxi]这样的政府的所谓的权力的实质与公民的权利具有同等性，并不因为其为公民权利的累计而拥有更高的效力。说到底，作为国家强制力的公权力和公民行使的私权利在实质上并没有高下之分，仅是一种资格在不同范围内的体现而已。而中国的法律法规过于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每一部法律法规无一不是首要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对个人利益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忽略。

    其二为在法律法规中，我们重义务的设定，而轻权利的设立，甚至限制或者削弱权利。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的行使自然要受义务的约束，但却不能让义务妨碍权利的实现。但是，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中，关于义务的设定长篇累牍，而权利之规范却寥寥可数，甚至仅第七条“举办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许可”，就有可能成为扼杀相应权利的最好借口。而国外的类似的规定却仅仅向主管机关报告即可。

    其三为法律内部的统一性、和谐性不够，因而法律拥有诸多的冲突和矛盾。任何一部法律的诞生，都是为了协调或解决某一个或某一类问题。而如果该法律内部具体的条文与其目的存在纰漏，就难免产生法律的冲突和矛盾。如我国《婚姻法》中规定“国家提倡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现实人口过多的情况下，仅用“提倡”二字显然不符合国家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而且，这样的条款的设立，只能给法律带来更大的或然性，从而失去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又有如我国《刑法》中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一些巨贪找到救命稻草提够了机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弹性条款的更多设立更是为人们规避法律提供了便利。

    4.制约机制的缺失：权力的重度污染

    “官本位”无疑说明了在今日中国权力仍是最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而官场无疑是权力污染的“重灾区”。行政权力的腐败也是导致整体社会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权力污染的具体表现形式五花八门，但前提都是手中握有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行政权力，并且有适当的权力实施对象。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积极服务于公共职能，而是处处积极牟取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并且向利益最大化发展的倾向。学术概念式的解释为，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企业化，权力的市场化，并积极“寻租”。这种“寻租”活动“是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它本身并不能增加社会的福利，且需耗费社会成本。由于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它在从事这种活动时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受利益集团影响的政府往往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要素持有者之间的自由流动，干扰自由竞争的市场交易，以为特定集团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xxii]显性的权力污染，最痛心的莫过于腐败。近几年，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如腐败的网络化集团化，一挖一窝式的腐败已见怪不怪；腐败的高层化，被惩处的高官级别是步步高升等。据统计，早在1997年上半年，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省部级高官，一天就有9个厅局级干部受处分，胡长清、成克杰、李乘龙之流悉数落马。还有一种不能忽视的隐性权力污染，比如说决策失误。广州的乙烯厂、河南中原制药厂、川东碌碱工程等大项目，十几亿、几十亿的投资付诸东流却找不到责任人，一句“决策失误”就没有了下文。[xxiii]据不完全统计，出于所谓的“决策失误”导致的损失较单纯腐败带来的损失要大的多，这也就好似说隐性的权力污染所带来的害处更大。

    比较两种权力污染，不难得出两者的通性，即行政权力掌握者都没有按照法定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按照法定的程序做好本职工作，上升到法治的层面，都没有做到有法必依。

    三、法律人的思索：走向法治的应有之义

    目睹着这仅仅是浅显分析后得到的结果，作为公民，我们可以惊慌，我们可以失望；但是作为法律人，我们没有理由退缩，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追寻法律，追求正义，体味法治的真实意味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我们可以为之孜孜不倦的动力。“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xxiv]——这原本是当年韦伯担心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铁笼时代而做的预言，可是我们却赶美超英，提前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要使法治重新充满希望，惟有“变”的力量。

    第一，加大基础性教育的投入，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素质。这就要求国家始终要把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切实搞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落实。不仅要看到公民受教育的义务性，还要看到国家也同样肩负着让公民受教育的义务，真正从实际上降低文盲率，而不能再停留在追求形式的表层上。

理想与现实篇9

——读《骆驼祥子》有感

老舍的《骆驼祥子》主要讲的是一位旧北京人力车夫祥子的故事。祥子有一个理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洋车，于是他凭着自己的省吃俭用，终于如愿以偿。然而好景不久，没多久，他的洋车被士兵抢走。但他没有灰心，靠自己的努力又买了一辆新车，可是辛辛苦苦的积蓄又被洗劫一空。就这样，祥子再也无法鼓起生活的勇气，他开始游戏人生，吃喝嫖堵，彻底堕落成城市的垃圾了。我从中了解到了在当时混乱的社会里，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这部小说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通过它，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社会曾是那么的黑暗，希望曾是那么的渺茫，因为它毕竟就发生在不久前的中国，发生在这雄鸡病危的年代。

祥子并不是自己自甘堕落，而是由于军阀的乱兵，政府的压迫，才让祥子由一个天真善良、坚持不懈的朴实农民变得自私自利，彻底堕落，一个曾经勤劳，有着自己的目标的人，现在却变成了这样，沦为了社会垃圾——这不是很可悲吗？

如果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迫害，祥子也不会这样，他作过挣扎，仍然执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愿望，祥子的悲剧是由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与社会作风造成的。

理想和现实总是充满了矛盾，它们往往不能同时实现，但它们又同时存在。社会是非常现实性的，它不会为了一个普通车夫的理想而改变的，也不能是完美无瑕的。

理想与现实篇10

为此，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主张，

一、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与美苏冷战格局之间的矛盾

如前文所述，“社会民主主义”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崇尚且欲于

在这种情形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格局开始向“两个世界”演进的同时，正是国内中间路线思潮兴盛的时期。以往学界比较强调“中间路线”思潮形成的国内政治因素，然而笔者认为，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中间路线思潮兴起的影响亦是巨大的。众所周知，有关中间路线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自抗战时期就开始提出，但所谓“中间路线”的概念，却是随着战后国共、美苏的冲突对立而出现的。1947年3月以后的几个月中，施复亮连续发表几篇文章，第一 次明确提出“中间路线”的概念，并对“中间路线”予以完整的界定和表述。在5月2日发表于《时与文》1卷8期的《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一文中，施复亮把“中间路线”的内涵最终界定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亦即，在国内号召中间力量的崛起，消弭国共战乱。在国际上充分发挥

在中间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两党政治又是最理想的政党政治。一党政治是知识分子绝难赞同的，多党制亦难以体现宪政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而“两党政治兼具‘民主’与‘安定’两大长处，实为政党政治的理想境界”。其中，“反对党”的立场是他们最珍视的。萧公权指出，“为了获取正当的监督起见，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健全的，经常存在的反对党”，“执政党对于这样的党，要雅量优容，不是请反对者做官而是让他们说话。不是分享政权而是采纳忠告”。因此，知识分子多次强调：“

对于政党政治而言，中间知识分子最强调的民主原则是“妥协”。他们认为，在现代民主政治当中，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是通过政党来表达其政见的，而政党之间应该通过和平的说理、协商、或 讨论进行。陶孟和指出：“唯有靠着和平的说理，才可以说有政治，才可以成立正常的政治关系，才可以设立正式的政府，也才可以维持那个政府，发展它的活动。”只有排除武力、放弃武力，完全用说理、协商、讨论进行一切，则政党的更迭、政治的纷争，只能兴起人事上的波澜，而不致演成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结果。李澈庐亦认为：“唯有公平而合理的解决，才能一劳永逸，问题不致再起。这就是民主政治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巩固统一，也就是民主政治所以优于其他一切政治的道理。”

在适用于政党政治的“妥协”的民主原则指导下，对于国共党争，中间知识分子主张不靠武力，而要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他们要求两党站在为全民造福的立场上，互相信任，最大程度地相互妥协，以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因此，抗战胜利初期，国共和谈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都使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然而之后的种种事实却表明，要求这两大党遵循互相“妥协”的原则，实在是难上难。

即便是对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对其性质的认识，各方意见也非常不同。平情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是代表地主、买办和知识阶级的”。“美国左派分子”指责“国民党是地主阶级的政党或浙江财阀的政党”。但有的知识分子则认为国民党甚至还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政党。泉清指出，认为国民党代表某某阶级的认识“完全是一个误解”，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八股”的结果。这个误解显然还“过分夸奖

正因有此深刻的洞见，杨西孟和伍启元得以用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内战。与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内战起源于党争的观点不同，他们质问到，如今的政治动荡，乃至内战之所以爆发且延续不止，究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还是自抗战时期就开始的通货膨胀下的一个必然结果呢?杨西孟指出，国内和平局面的更难调和，“焉知不是政府只注意其他方面而忽略健全的财政政策，而有识见的对抗方面知其不能持久，于是更加如此呢?”伍启元则认为，正是在这样贫富极端分化的社会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号召大多数的贫穷的人与政府抗争。可以说国民党实行背离了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阶级基础。他进而指出，如果说中国以往的内战，包括抗战前对共产党的武力行动都是“以实现政治目的为中心的战争”，而这次内战则会变成“一种贫富阶级的经济斗争”，是一种反映“经济斗争”的军事行动，“内战的经济意义超过于政治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伍启元把这次内战定性为“经济战”。而贺昌群更大胆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象征近四十年来封建主义的官僚政治，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侵略，二者交攻之下所造成的无数内战中产生的‘天民之无告者’。”中国四十年来“内战、外患与天灾、人祸堆积起来的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和“中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所感受的这点抑郁愁苦之情”，都经由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出来。

经济学家进而抨击国民政府十年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都是“枝节应付”。面对此种经济结构的大动荡造成社会结构大失衡的状况，国民政府始终有一个“主旨”，即维护并扩大富裕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牺牲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为此，经济学界和社会舆论发出了向豪门征税、清算 豪门、争取经济正义的强烈呼声。杨西孟提出，向富裕阶级纳税，是财政上“一个最平凡但是最健全的方策”，可是自抗战以来，无论国家经过怎样的艰难和危险，这个必须的平凡方策始终未曾用过。他主张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财政经济的控制，严惩贪污并清算豪门巨室，试厉行主要财产的登记，加重征取富裕阶级的租税，并从高级做起。一时间，经济学家掀起以“大商人、大资产者、和大地主”作为租税革命对象的所谓“租税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