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十篇

侵权责任法篇1

关键词：侵权责任法；医疗侵权；预防对策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526（2012）12-0541-02

1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定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患者的权益，减少医患之间的纠纷，在第七章中专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该章中规定的内容主要包括：

1.1 明确规定了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即如果因为医疗机构或是医务工作人员的过错致使患者在医疗活动中受到的伤害，那么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1]

1.2 明确规定了医生在治疗中具有向当事人说明情况的义务和责任，具体来说，医生在实施特别的医疗活动时应当向患者或其亲属说明相关的情况，包括医疗活动的风险性，可以替代的其他的治疗方案，且要经当事人或其近亲属书面同意后才可以实施相关的治疗活动，如果医生没有尽到该种说明情况的义务和责任，实施了相关的治疗造成了患者的伤害，那么医疗机构要承担赔偿责任。[2]

1.3 为紧急情况的医疗活动提供了免责依据，如果患者在急需抢救时，医生不能及时取得患者本人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只要经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的批准可以实施相关的手术。[3]

1.4 为医生谨慎医疗提供了依据，如果医生的医疗活动没有达到应有的诊疗效果，给患者造成了伤害的，医疗机构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此规定医生在诊疗的过程中应持谨慎的治疗态度，做好每一个治疗工作。

1.5 增加了医疗机构的责任，对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包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等三种情况。

1.6 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的免责情形，包括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

1.7 增加了患者隐私保护的规定，医疗机构、医生及其他医务工作者如果未经患者同意公布病历资料或是泄露患者隐私给患者造成了损害的，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异同

《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相关问题，该法做为民法基本法律对医患双方的责任承担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医疗纠纷的处理提供了依据。在此法没有颁布之前，医疗纠纷主要适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认清新法与旧条例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有利于医院认清新法对于医疗纠纷责任的相关规定，可以更好地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避免医院因疏忽而承担赔偿责任。

2.1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同之处：从此次《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就可以发现，该法吸纳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损害事件认定的相关原则，二者在归责原则、责任承担和告知义务等规定上是一脉相承的，具有统一性。[6]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1 二者的归责原则都适应过错原则，《侵权责任法》责任中明确规定了，只有在医疗机构或是医务人员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对医疗事故进行的时候也明确规定，医疗事故是一种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条例中要认定医疗事故的存在，必须以过错为前提，同样是适应过错归责原则。

2.1.2 责任承担的主体都是医疗机构，从上述关于《侵权责任法》内容的分析中发现不管是由于医疗机构还是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了患者的伤害，都是由医疗机构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责任承担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尽管没有明确地规定医疗机构是医疗事故的赔偿主体，但是条例在费用结算中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来支付相应的赔偿费用。

[7]

2.1.3 对医务工作者的义务规定相同，首先二者都规定了医生具有告诉当事人及其亲属相关治疗措施的风险、可能造成的影响、替代的治疗方式等内容的义务，对于治疗相关的问题，要为患者提供咨询，让患者及其亲属清楚治疗相关的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其次二者都规定医院要为患者保守秘密，在患者不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将患者的病历资料向其他人公开，对于患者的隐私不能向外人公开。

2.1.4 二者都规定了医院的免责事由，二者都有关于医生在不能及时获得患者或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但是患者确实需要急救，医生在征得医疗机构负责人同意的情形下可以实施急救而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可以免于承担相关的责任；二者都规定在当时的医疗技术还不能治疗患者的情况下造成患者损害的，医院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2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不同之处：尽管《侵权责任法》继承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原则，但是该法的公布为确定医疗纠纷中的双方责任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依据，具体来说，二者的不同之处体现为：

2.2.1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责任的命名不同，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对医疗事故一词进行了界定，所以其适应范围相对较小，只有确定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才能依据该条例进行处理，而《侵权责任法》中则使用“医疗损害责任”一词，扩大了医疗纠纷处理的范围，能够更好地保证患者的权益。

2.2.2 二者对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不相同，《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医疗机构向患者赔偿的费用应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残疾人生活辅助具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8]但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却没有死亡赔偿金一项，[9]说明新法中对于患者的赔偿力度更大。

2.2.3 新法中引入了无过错赔偿责任，新法中改变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认为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患者损害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规定，[10]认为因为如果输血造成患者伤害的，患者可以向医疗机构也可以向血产品提供者申请赔偿，从《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异同中可以看出，新法中继承了有利于患者维权的相关内容，加大了对于患者的保护力度，这也为医院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3 如何加强管理预防医院侵权

《侵权责任法》既对医院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给医院加强管理形成了机遇，医院应当以《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意识，转变医务工作者的服务观念，真正提高医务工作水平。

3.1 注重医德培训，提高医生素质：医院要专门组织《侵权责任法》的全员培训，让医院从上至下都了解该法对于医疗侵权内容和情形的相关规定，把学法放入医生在职培训内容中，提高医生的综合素质，让医生树立起以病人为中心，让病人满意为目标的从医准则，通过经常性的培训和相关知识的丰富让医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仅提高医生的业务水平，还要提高医生的综合素质，形成一支高素质的医疗队伍。

3.2 形成完备的制度，预防医疗损害事故的发生：医院要针对不同的科室和治疗程序的不同，制定一套标准的程序和技术标准，医务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标准程序的规定向患者及其亲属如果告知治疗的相关情况，让家属了解治疗的具体情况，医生严格按照治疗的行业标准完成治疗准备、手术和相关的程序，减少损害事故发生的机率。强化医院内涵建设和内部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加强以血液安全、合理用药、规范执业，强化科室规范化建设和医院后勤等方面的管理。全面落实患者安全目标，确保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目标的实现。

3.3 建立医疗过程监管机制：要成立专门的医疗过程监管部门，负责医院各个环节的监管，应建立医疗器械验收制度，验收合格后方可应用于临床。医疗机构应对在用设备类医疗器械的预防性维护、检测与校准、临床应用效果等信息进行分析与风险评估，以保证医疗器械处于完好与待用状态。要加强医生执业的监管，切保医生严格履行相关责任。

3.4 加强文化建设，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要形成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医疗文化，通过在医院的公共场所和手术室张贴医疗标准化的挂图的方式，时时提醒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技术和水平，让医生参与相关的讲坐，与医疗事故的受害家属交流，让医生更加深刻了解患者的疾苦，增加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和技术。

总之，《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既为医院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又为医院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医院应当把握机遇，切实加强医院管理，转变医疗工作者的作风，真正提高医疗水平和质量，减少医疗损害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4条

[2]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5条

[3]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6条

[4]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7条

[5]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62条

[6] 徐江，《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继承与变革[J]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第18卷第4期

[7] 参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2条

[8]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16条

[9] 参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

[10] 参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

[11]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59条

[12] 查子松，夏欣，析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规定之特点及可能影响及对策[J].医院管理杂志，2011年第18卷第4期

[13] 徐江，《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继承与变革[J].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第18卷第4期

侵权责任法篇2

关键词：共同侵权行为 连带责任 关连共同 规则

制定民法典的侵权责任法已经迫在眉睫，几乎进入读秒阶段，但是对于如何规定共同侵权行为及其侵权连带责任却仍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连带责任作出了具体的司法解释之后，在这个问题上引起的混乱，是必须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解决的，应当作出一个抉择。因此，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在民法典的侵权责任法中，对共同侵权行为及其侵权连带责任作出一个准确、妥善的规定。

一、提出和研究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连带责任问题的缘由

我国大陆民法关于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连带责任的规定，是规定在《民法通则》第130条。这个条文的内容是：“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简明、准确，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如果要找毛病的话，就是规定得太简单了，没有规定具体的规则，也没有规定共同危险行为。

经过了十几年的司法实践，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这就是该司法解释中的第3条至第5条。

正是由于这三个条文的规定，就在本来简单明了的《民法通则》关于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连带责任的问题上，极大的复杂化了。其主要引起的问题是：

第一，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属性的界定应当选择哪种立场？究竟选择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的立场？如果选择客观主义的立场，应当用什么标准确定？

对此，《民法通则》在第130条中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在我国大陆地区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一直坚持的是主观主义立场，即数人共同致人损害，只有具备共同过错的要件，才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离开了这个立场，确认二人以上具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的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二人以上“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也“构成共同侵权”，后者立场显然采取的是客观主义立场。存在的问题是：首先，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正确；其次，如果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应当采用什么作为标准来确定客观的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呢？

第二，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应当怎样界定？在共同侵权行为与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之间，是不是还有必要规定第三种侵权行为的形态？如果需要规定这样的侵权责任形态，应当怎样确定它的构成要件和责任形态？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在共同侵权行为与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之间，增加了一个视为共同侵权行为， 或者叫做准共同侵权行为。这种做法是不是妥当？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究竟应当作出怎样的规定？

第三，共同危险行为及其责任的规定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免除共同危险行为人之一责任的条件应当怎样规定？现在的司法解释规定是否可行？

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采取的立场是“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在一般的立场上，认为共同危险行为本来就不是共同侵权行为，在所有的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其实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加害人，责令全体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来就是因为无法证明真正的加害人，同时真正加害人又确实存在于他们之间，只是由于为了保护受害人赔偿权利的实现，才不得已作了连带责任的推定。如果共同危险行为人之一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就可以免责，那么由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本来就是法律真实，如果所有的共同危险行为人都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损害，那么不是还要回到有所有的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老路上去，要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吗？或者如果每一个共同加害人都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而免责，那么受害人的损失就无法得到赔偿。

第四，连带责任的规则应当怎样确定？上述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的规则是否可行？

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改变了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受害人对于共同加害人必须同时起诉，否则就视为原告对不起诉的共同加害人赔偿权利的放弃，因此不得主张对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份额。这样的规则是对连带责任规则的根本性的背叛，在侵权责任法中是不能继续采纳的。

对于上述四个问题，关涉到侵权责任法的基本责任制度问题，必须予以重视。下文将对这四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提出侵权责任法应当采纳的正确立场。

二、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特征的基本立场选择

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各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立场。在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中，对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应当如何规定，应当进行很好的比较分析研究，作出选择。

（一）各国侵权行为法关于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责任的一般规定

1．大陆法系

在罗马法的私犯制度中，存在对共同侵权行为的简略规定，甚至对一些教唆、帮助行为也有规定。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规定：“不仅可以对实施侵害的人，例如殴打者提起侵害之诉，而且可对恶意怂恿或唆使打人嘴巴的人提起侵害之诉。” 在一些特殊场合，例如由家畜造成的损害，如果由数个家畜致害，则数个家畜的所有主负连带责任。 这些规定虽然不是共同侵权行为的自觉的概念，但是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是共同侵权行为。

《法国民法典》对于共同侵权行为没有做具体规定。在实践中，法国法院采用共同责任人或者共同债务人的概念，确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整体债务，并规定共同债务人之间的求偿权。

《德国民法典》在第830条规定了共同侵权行为以及共同危险行为，第840条规定了共同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德国法的这种立法对于后世的侵权法立法具有极大的影响。

2．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国家，侵权行为法认为，各自独立的行为结合在一起而造成他人损害，从而对受害人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是共同侵权人。共同侵权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向被害人支付赔偿金；已支付赔偿金的共同侵权人有权向其他未支付赔偿金的共同侵权人索取补偿。 《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次）》第875条规定：“两人或多人之每一人的侵权行为系受侵害人之单一且不可分之法律原因者，每一人均须对受害人就全部伤害负责任。” 此外，对于“就他人之侵权行为致第三人受伤害，如符合下列规定情形之一者，行为人亦应负责任：（1）行为人与该他人共同作侵权行为或与该他人为达成共同计划而作侵权行为；或（2）行为人知悉该他人之行为构成责任之违反，而给予重大之协助或鼓励该他人之作如此行为；或（3）行为人于该他人之达成侵权行为结果，给予重大协助，且行为人之行为单独考虑时，构成对第三人责任之违反”，均为共同行为之人。 在上述共同侵权行为中，原告得选择侵权行为人中之一人或全体对其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亦得分别起诉。 不仅如此，英美法也承认共同危险行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1980年审理的辛德尔诉阿

伯特制药厂案（Sindell V. Abbort Laboratories），由于不能确认当时生产乙烯雌粉的5家主要制药厂是谁制造的该药致辛德尔患乳腺癌，故判决该5家制药厂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特征的确定

1．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特征的不同学说

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大陆法系各国的学说历来有不同的主张。计有：（1）意思联络说，认为共同加害人之间必须有意思联络始能构成。如无主体间的意思联络，则各人的行为就无法在实质上统一起来，因而也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2）共同过错说，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数个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具有共同过错，既包括共同故意，也包括共同过失。 （3）共同行为说，认为共同行为是共同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共同行为，共同加害结果的发生总是同共同加害行为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4）关连共同说，认为共同侵权行为以各个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结果，有客观的关连共同为已足，各行为人间不必有意思的联络。数人为侵权行为的时间或地点，虽无须为统一，但损害则必须不可分离，始成立关连共同。 （5）共同结果说，认为共同造成损害的概念要求损害是数人行为的共同结果，不一定要求几个参加人有共同的目的和统一的行为。 上述各种主张，可分为两种基本观点。前两种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在于主观方面，后两种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为客观方面。

在英美侵权行为法关于共同侵权行为规定的上述规则中，虽然没有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但是在“每一人的侵权行为系受侵害人之单一且不可分之法律原因者” 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确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标准是“法律原因”，因此可以看出，其基本立场与大陆法系的“关连共同”立场相似或者相同。

2．大陆学者学说的立场

在我国大陆学者的著作中，对于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特征的表述，始终坚持的是共同过错的立场。最早的民法教科书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对此就采取共同过错的立场，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的“特征是几个行为人之间在主观上有共同致人损害的意思联络”。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造成他人损害”，“几个行为人之间在主观上有共同致害的意思联系，或者有共同过失，即具有共同过错”。 “两个以上的行为人主观上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即有共同过错”。“共同过错，就是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 一般认为，决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最本质特征是主观原因。把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归结为客观行为或因果关系或结果，注重的是共同侵权行为的外在形式，而没有抓住其内在的实质。共同行为说强调行为上的联系，忽视了共同加害人主观上的联系；关连共同说强调的是各个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联系，强调结果的共同，等等，都不能准确反映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将各个共同加害人联结在一起，将各个加害人的行为构成为一个整体的，只能是各加害人的主观因素。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准确揭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陆的最早民法教科书《民法原理》确认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是共同过错。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此采取扩大连带责任适用范围的立场，把共同侵权行为分为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和非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数个加害人均需要有过错，或者为故意或者为过失，但是无须共同的故意或者意思上的联络；各个加害人的过错的具体内容是相同的或者相似的即可。

我们认为，确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的目的，就在于确定连带责任的范围。立法者认为应当将连带责任限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的表述。事实上，共同侵权行为的最本质特征，就是意思联络，只有在主观上的共同故意，才能够将数个不同行为人的行为结构成一个行为，所以，数个不同的行为人才应当对外承担一个完整的责任，就是连带责任。可是，意思联络说确定的连带责任范围毕竟太窄，不能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连带责任的保护，因此在后来才确定共同过错是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而从完全的客观立场界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例如以共同行为或者共同结果作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则又使连带责任过于宽泛，因此不能采用。

3．值得借鉴的我国台湾司法实践和学说的立场

在界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的时候，最值得借鉴的，就是我国台湾的司法和学说的主张。

在民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理由中认为：“查民律草案第950条理由谓数人共同为侵害行为，致加损害于他人时（即意思及结果均共同），各有赔偿其损害全部之责任。至造意人及帮助人，应视为共同加害人，始足以保护被害人之利益。其因数人之侵权行为，生共同之损害时（即结果共同）亦然。”其立法采纳的立场主要是意思联络说；但是作为特殊情况，共同关连共同者，也认为是共同侵权行为。可见，立法是采取两个标准，在实务上也是如此，前者为意思联络，即主观商的关连共同；后者为客观上的关连共同，各行为既无意思联络，又无关连共同者，非共同侵权行为。

我国台湾“司法院”1977年6月1日（66）院台参字第0578号令例变字第1号认为，民法上之共同侵权行为，与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构成要件并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权行为人间不以有意思联络为必要，数人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苟各行为人之过失行为均为其所生损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谓行为关连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权行为。“最高法院”1978年台上字第1737号判决书重申了这一立场。

在学说上，有主张共同侵权行为须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者，例如共同侵权行为人须有故意或过失。有故意或过失之人（包括有免责错误之人）共同者，惟于有故意或过失者之间成立共同侵权行为。 近来学者认为，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对于被害人所受损害，所以应负连带责任，系因数人的侵权行为具有共同关联性。所谓共同关联性即数人的行为共同构成违法行为的原因或条件，因而发生同一损害。分为主观的共同关联性与客观的共同关联性。主观的共同关联性是指数人对于违法行为有通谋或共同认识，对于各行为所致损害，均应负连带责任。客观的共同关联性，为数人所为违法行为致生同一损害者，纵然行为人相互间无意思联络，仍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这种类型的共同加害行为，其共同关联性乃在于数人所为不法侵害他人权利之行为，在客观上为被害人因此所生损害的共同原因。

4．我国大陆司法解释立场的改变

1949年以来，我国大陆虽然没有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但司法实务承认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连带责任。在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73条规定了共同侵权行为的审判原则：“两个以上致害人共同造成损害的，应根据各个致害人的过错和责任的大小，分别承担各自相应的赔偿责任。教唆或者帮助造成损害的人，应以共同致害人对待，由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部分共同致害人无力赔偿的，由其他共同致害人负连带责任。”这一司法解释，除了未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之外，其他规定基本上符合共同侵权行为的原理。 1986年制定《民法通则》规定了第130条，确定了共同侵权行为的一般原则和责任方式，内容较为简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8条，适当补充了教唆人、帮助人的责任。尽管这些规定都没有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但在司法实践中的基本立场，都采用共同过错说，力图寻求一个适中的侵权连带责任的范围

。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特征的界定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除了坚持共同侵权行为共同过错的本质之外，还有条件地承认共同侵权行为的客观标准，认为数人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学者认为，这种立场就是共同侵权行为的“折衷说”。

（三）侵权责任法对于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特征的选择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意见，确定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的目的在于确定连带责任范围的宽窄，立法者认为应当将侵权连带责任限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表述。 学者认为，主观说害怕扩大共同侵权及连带责任之适用而加重加害人的负担，客观说则试图寻求对受害人更有力的保护与救济。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是反对采用客观标准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共同侵权行为的最本质特征就是意思联络，数人之间，如果没有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就不能将数人的行为结构成一个行为。可是，按照意思联络说界定共同侵权行为，所确定的连带责任的范围毕竟太窄了，不能够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侵权连带责任的保护。 如果立法者认为需要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进一步扩大连带责任保护受害人的范围，那么，采用折衷说界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也不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也确实如学者所说，在较晚近的各国判例中，法官们开始确认即使是多数加害人没有意思上的联络，其共同行为造成损害的，也为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我赞成适当扩大共同侵权行为的范围，采用折衷说界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使连带责任的范围适当扩大，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赔偿权利。

现在的问题是，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界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性质才最为稳妥。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采用数人的行为是直接结合还是间接结合为标准，确定共同侵权行为与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这个标准并不好。

所谓的“侵害行为直接结合”，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概念的抽象性，在理论上，专家、学者都说不清楚，在司法实践上当然就更无法操作。按照有些人的解释，判断侵害行为的直接结合，就是数人的加害行为具有“时空一致性”。但是时空的一致性实际上并不能判断加害行为的直接结合或者间接结合。例如，2004年8月19日凌晨5点左右，广州一辆本田轿车撞破立交桥护栏跌落，驾驶室悬空架在下方绿化带的铁栏杆上，车尾后备箱包裹里的60万现金滚落路面，两名中年夫妇和一名拾荒汉上前抢救受伤的驾驶员，另外七八名围观者看到一捆一捆的钱滚落路上，置伤者于不顾，抢走这些钞票。警方追回50万元，尚有10万元没有追回。这是典型的侵权行为，是数人共同实施的，尽管没有共同故意，也没有共同过失，但是行为的发生具有时空的一致性，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损害后果也是一个共同的结果，但是能够作为共同侵权行为处理，让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吗？显然不能，他们只能够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

关键的问题是，司法解释的功能在于对抽象的法律规定的具体化，以便于实践操作。司法解释将具体的法律规定抽象为行为的“直接结合”与“间接结合”，却是将具体规定解释为抽象的概念；在解释不清的时候，再对“直接结合”进行解释，就用更为抽象的“数人行为的时空一致性”来解释，结果更为抽象！这不是司法解释应当有的立场。

（五）侵权责任法的立法选择

应当看到的是，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问题，以及共同侵权行为主要要解决的侵权连带责任的范围问题，尽管在一般的侵权行为法的立法中并不一定要加以明确规定，但是，在我国大陆制定侵权责任法中，已经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立法之处一并解决，倒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学理和实践的难题。如果在立法上能够解决它，将会对司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按道理说，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应当在立法理由中说明，但是，我国大陆法律并不采用立法理由的体例，因此，可以在侵权责任法中直接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采纳我国台湾的立法、司法实务以及学理的主要主张，即采用关连共同说作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规定：数人共同实施侵害行为，基于共同的意思联络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教唆人及帮助人为共同加害人，亦应承担连带责任；虽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但其行为均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共同原因并生共同损害结果的，亦应承担连带责任。

按照这样的思路，认定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放弃所谓的“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的标准，采用数人实施行为致损害于他人，具有主观的关连共同和客观的关连共同，即数人的行为对于同一个损害结果具有共同原因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不具有主观或者客观的关连共同的，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不承担连带责任，而应当承担按份责任。

侵权责任法采用这样的立场和标准，具有以下好处：

第一，统一立法和司法的见解，避免在理论上进行争论，影响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在2004年5月1日实施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后，对于如何界定共同侵权行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无法统一法官的认识和操作。立法统一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就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定纷止争”，同意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避免出现司法行为的混乱。那种认为立法不应规定学理争论问题的见解，并不一定合适。

第二，采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立场界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扩大连带责任的范围，有利于保障受害人赔偿权利的实现。关连共同主张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侵权行为法界定共同侵权行为的选择，采用这样的立场，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侵权行为法的立场相一致，能够扩大侵权连带责任的范围，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利。

第三，采用关连共同说的主张确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我国大陆侵权行为法具有较好的基础。尽管我国大陆侵权行为法一直奉行共同过错说，但是在早期引进的前苏联侵权行为法理论中，早有关连共同说的主张。例如，认为具有以下两个条件的损害就看作是共同使他人遭受损害：一是两人或数人的过错行为与所发生的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二是两人或数人的共同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必须是不可分割的，必须是一个同意的整体。 这种主张，是典型的关连共同学说。况且，采用关连共同主张与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主张基本相合，只是表述上有错差别而已。

三、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化划分问题

（一）划分共同侵权行为类型的不同主张

对于共同侵权行为应当进行类型化的划分，这样会使共同侵权行为的判断和法律适用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以往对共同侵权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主要集中在对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的研究，但是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只是广义的共同侵权行为中的一种，并不能涵盖全部的共同侵权行为。

在理论上，对广义的共同侵权行为有几种类型，学者有不同见解。

第一种主张是，共同侵权行为分为：（1）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也称为共同加害行为）；（2）教唆行为和帮助行：（3）共同危险行为；（4）合伙致人损害：（5）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 其中合伙致人损害是指合伙人在合伙事务执行中致人损害，由于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而具有共同侵权行为的特征。

第二种主张是，共同侵权行为分为：（1）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2）共同危险行为；（3）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对于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纳入典

型的共同侵权行为之中。

第三种主张是，将共同侵权行为分为：（1）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2）共同危险行为和教唆帮助行为。这种主张的依据，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立法模式。

第四种主张认为，共同侵权行为包括：（1）“共同正犯”；（2）教唆者和帮助者；（3）团伙成员；（4）共同危险行为。

（二）对共同侵权行为类型的应然划分

我认为，对共同侵权行为类型的划分，应当着重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教唆者与帮助者不宜作为单独的一个共同侵权行为类型。共同侵权行为的行为主体是共同加害人。共同加害人按其行为的特点，可以分为实行行为人、教唆行为人和帮助行为人。因而，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都是共同侵权行为人实施的行为，都是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概括在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中即可，不必再将其分为一种单独的共同侵权行为类型。第二，合伙致人损害不是一种具体的共同侵权行为，仅仅是某一种共同侵权行为中的不同表现，因此应当归并在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当中。第三，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不是共同侵权行为，而是应当承担按份责任的侵权行为。

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将共同侵权行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

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就是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即数人基于主观上的关连共同而侵害他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这种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加害人包括实行行为人、教唆行为人和帮助行为人。按照通说，只有实行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行为，是简单的共同侵权行为；而包括教唆行为人和帮助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行为，是复杂的共同侵权行为。

应当看到的是，共同加害人中的教唆行为人和帮助行为人只能存在于以共同故意作为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之中，其在主观上必须与实行行为人有共同故意。在教唆行为中，造意人与实行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容易判断，双方有一致的意思表示即可确认；其表示形式，明示、默示均可。在帮助行为中，实行行为人与帮助行为人的共同故意应须证明。对此，应当参考《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次）第876条第二、三项的规定：“行为人知悉该他人之行为构成责任之违反，而给予重大之协助或鼓励该他人之作如此行为；或行为人于该他人之达成侵权行为结果，给予重大协助，且行为人之行为单独考虑时，构成对第三人责任之违反。” 应当强调的是，教唆行为人与帮助行为人均须未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的侵害行为，只是由于他们与实行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才使他们之间的行为形成了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教唆人与帮助人直接参与实施侵权行为，则为实行行为人。

2．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

对于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我曾经叫做视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数人既没有共同故意又没有共同过失，实施的行为直接结合，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侵权行为。 这里所谓的行为直接结合，实际上就是客观的关连共同。这种侵权行为虽然不具有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经将它视为共同侵权行为，行为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应当对此进行规范，直接界定为客观关连共同的其共同侵权行为。

客观的关连共同，实际上就是指数个共同加害人之间的行为具有共同的因果关系。在以客观标准界定共同侵权行为共同行为说、共同结果说和关连共同说三种主张中，共同行为实际上很难把握，缺少界定其界限的标准；共同结果的标准则会使连带责任的范围失之过宽，不能采用。因此，只有客观的关连共同，也就是把共同因果关系作为客观的共同侵权行为的界定标准，才最为可行。

具体把握共同侵权行为的客观关连共同，标准应当是：（1）行为人的共同性，即加害人应为二人以上；（2）过失的共同性，即数人均具有过失，至于是否成立共同过失，则不论，构成共同过失者，为客观关连共同，各自具有过失者，亦可能构成客观关连共同；（3）结果的共同性，即数人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同一个损害结果，其损害结果为“不可分”； （4）原因的共同性，即数人的行为对于损害的发生均为不可缺的原因，并且须这些行为结合为一体，才能够造成同一的损害结果，缺少任何一个行为，都不能造成这种结果；如果缺少这个行为仍然会造成这个损害，则不符合“必要条件规则”，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因此，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既包括共同过失的共同侵权行为，也包括各个共同加害人各具过失的共同侵权行为，还包括无过错责任原则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共同因果关系的共同侵权行为。

在很多著作中都论及合伙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是共同侵权行为，但是，这种侵权行为实际上并不是共同侵权，只是由于致害原因是由于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在行为和损害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上具有客观的关连共同，且又须承担连带责任，故作为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

3．共同危险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就是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有侵害他人权利危险的行为，并且已造成损害结果，但不能判明其中谁是加害人。对此，本文专门设立一个题目进行讨论。

4．团伙成员

团伙组织的成员的集合行为，是指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如果没有团伙的集合行为则可以避免造成损害的结果发生，如果该集合行为可以归责于该团伙，则该团伙的成员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侵权行为。对此，《荷兰民法典》第6？166条规定：“如果一个团伙成员不法造成损害，如果没有其集合行为则可以避免造成损害的危险之发生，如果该集合行为可以归责于这一团伙，则这些成员承担连带责任。”在当前，确认团伙成员的行为为共同侵权行为并且为团伙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西班牙法院判决一个埃塔恐怖组织成员制造爆炸事件造成他人损害，警方未能抓获肇事者，受害人及其家属无法对加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但对并未参与这次爆炸行为的埃塔恐怖组织另一个成员提出赔偿诉讼，法院判决原告胜诉。 这种侵权行为法的司法实践，我们应当借鉴，可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更好地对团伙（包括恐怖组织、黑社会、犯罪团伙等）不法行为进行制裁和控制。

确定团伙成员连带责任，最关键之处就是确定团伙的集合行为。理由是构成团体的集合行为，该团伙的成员就要为之承担连带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责任。团伙的集合行为，是指这些组织的集体行为或者惯常行为，不论其行为是整个团伙实施，还是团伙组织成员的个人、数个人实施，不论其他成员是否知晓的行为。符合这个要求的，都可以认定为团伙的集合行为，该团伙的其他成员都有责任为该集合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决不能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的连带责任规则，必须按照侵权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处理。

（三）共同侵权行为类型是否应当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

我认为，在侵权责任法中，应当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的上述四种类型。具体规定，应当按照上述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类型的描述，作出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团伙成员的责任，特别加以规定，否则在确定团伙成员的责任的时候，就会出现无法可依的问题。

四、共同危险行为及其免责条件在侵权责任法中应当如何界定

（一）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

共同危险行为又称为准共同侵权行为，是《德国民法典》第一次规定的准共同侵权行为。在1987年，我第一次结合司法实践，写出了我国应当如何借鉴这一法律规则，解决我国的这类侵权行为纠纷的文章。 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借鉴这一法理作出判决的案例。例如，上海市静安区人

民法院审理的马金林等诉付敏吉、曹斌、吴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三被告均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992年2月22日在15层楼的居民住宅上共同向下投掷废酒瓶，其中一只酒瓶将在地面上正在出门的父亲怀中抱着的二岁男童马超砸中头部，造成死亡后果，不能判明是三名无行为能力人中谁的行为所致，故判决三被告的法定人连带赔偿原告的损失。 这一判决正是应用了共同危险行为的基本原理，三名被告的行为完全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特征，判决是完全正确的。

最高人民法院总结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经验，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法律文件第一次正式确认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行为及其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则。

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共同危险行为的基本规则是正确的。问题是上述规定的后段，即“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则是否可行。这就是，如果共同危险行为人之一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是否可以免责的问题。

对此，有两种价值选择，要看采用哪一种。第一种价值选择，就是现在这样的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人之一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价值选择是以对共同危险行为人的公平为基准。第二种价值选择则相反，共同危险行为人之一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的，不能免除责任。这种价值选择是以对受害人损害赔偿权利的保护为基准。

为什么会采用后一种规则？理由是，在民事诉讼当中，证明标准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如果共同危险行为人之一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使法官建立确信，也就是说法官能够形成心证，原告的证明就完成了，就能够认定这样的事实。既然它是这样的证明标准，那么就有可能所有参加实施共同危险行为的人都能证明自己的行为和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每一个共同危险行为人都能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按照这样的规则，每个人都可以免除责任。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结果：损害是客观存在的，也确确实实是共同危险行为人中间的某一个人造成的，由于共同危险行为人都证明了自己不是真正的加害人，并且都免除了侵权责任，因而受害人就没有办法得到赔偿了。但真实的情况是，加害人确实是在已经免除了责任的共同危险行为人之中。所以，司法实践才采用共同危险行为人之一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不能免除责任，只有证明了谁是真正的加害人的才可以免除责任的规则。

赞成第一种规则是有道理的：一是在现有的文献上，并没有发现所有的共同危险行为人都证明了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损害后果，因而受害人的损害没有得到赔偿的文献记载；二是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没有发现这样的案例。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还是采用第二种主张更为稳妥。同时，采取这样的规则，还可以区分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的不同。1960年颁布实施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142条规定“未查明加害人”：“（1）如果损害是由数人中的某个人造成的，并且不能查明所涉及的哪个人是加害人，法院在衡平需要时，可命令可能造成损害，并且在其中确定可找到加害人的那一群人共同赔偿损害。（2）在此等情形，法院可命令依法无疑要对损害的不确定加害人承担责任的人赔偿损害。”曾经有人认为这就是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但是，这一规定并不是严格的共同危险行为规则，而是未能查明加害人的规则，其中既包括都实施了共同危险行为造成损害而不能查明谁是真正加害人的共同危险行为，也包括类似于高空抛物的在一群人中只有一个人实施加害行为并未能查明加害人的侵权行为。我曾经主张，对于共同危险行为，应当采取第一种立法例，不能免除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损害的人的责任；对于单纯的未能查明加害人的高空抛物，则采用第二种立法例，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发生没有因果关系的，可以免除自己的责任。如果这样规定，可能更为妥当。

因此，在侵权责任法中，对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应当采用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结果发生没有因果关系的，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只有能够证明造成损害的真正加害人的，才能够免除其他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责任。

五、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连带责任应当如何规定

（一）侵权连带责任概念以及司法解释对其规则进行的改变

我国侵权行为法关于侵权连带责任及其规则，规定在《民法通则》第130条。该条规定了侵权连带责任，但是没有规定连带责任的具体规则，在理论上和实务上一致认为应当按照连带债务的原理和规则确定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则。对此，并没有出现理论上的重大争议和实践上的严重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了新的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则：“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这个司法解释规定的侵权连带责任规则，远远地离开了《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的规则。

在这个司法解释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中，对这个问题的规定似乎走得更远：“受害人仅起诉共同侵权行为人中的部分侵权人，明确放弃对其他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被诉侵权人列为被告，并将受害人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被放弃诉讼请求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其他侵权人不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判决时应当从赔偿总额中，扣除被放弃诉讼请求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这样的做法混淆了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之间的界限。经过反复修改，生效的司法解释改成现在这种说法。但是即使是作了这样的改变，也仍然不符合侵权连带责任的原理。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确定的侵权连带责任的新规则，就是受害人对共同加害人不起诉的，就追加；不同意追加的，就是受害人放弃；既然受害人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受害人对放弃的部分就不能够请求赔偿，其他共同侵权加害人也不再对放弃的责任份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我认为，侵权连带责任是一个完整的责任，采用这样的方法实行侵权连带责任，其实它就已经不再是连带责任了。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做出这样规定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对此，司法解释主要起草人认为理由可以分为三点：第一，实体法关于连带责任以及连带债务规则与《民事诉讼法》的必要的共同诉讼规则之间的矛盾，为了适应民事诉讼法的规则，应当改变民法实体法的规则；第二，未经法院审理的共同侵权行为不能确认是否构成侵权连带责任；第三，对于原告的选择权后置于执行阶段，受害人对共同加害人的选择只能在执行阶段进行，并且这样并不违反实体法的规则。

这些说法和规则是不是正确？我们要先研究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分析和评论，最后提出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则应当怎样规定。

（二）上述司法解释对侵权连带责任规则变更存在的问题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侵权连带责任规则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规定赔偿权利人原告只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行为人作为共同被告的做法，否定侵权连带责任以及连带债务的权利人的请求选择权。连带责任以及连带债务的基本宗旨，就是保障债权人的权利实现，这个保障就是赋予权利人对数个连带责任人或者连带债务人履行债务的选择权。赔偿权利人选择哪一个、哪一些或者全体连带债务人承担全部责任，都是可以的。没有选择权的连带责任，就不再是连带责任了！否定了连带责任的权利人的选择权，也就没有连带责任的存在了。

第二，规定原告不同意追加某个或者某些共同侵权行为人为被告，就是放弃对该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诉讼请求，等于剥夺了共同侵权行为受害人的连带责任请求权。侵权连带责任是整体责任，它意味着每一个共同侵权行为人都应当为全部责任负责。如果按照现在这样规定，是必须将全部共同侵权行为人作为被告起诉，才能够支持其对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是等于剥夺了共同侵权行为受害人的连带责任请求权吗？起码是剥夺了共同侵权行为受害人的部分连带责任的请求权。

第三，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否定了连带责任的基本原理。当事人当然可以放弃共同加害人之一的权利。但是，如果认为在诉讼中没有对某一个共同加害人起诉，甚至是没有同意追加其为共同被告，就是放弃对这些共同加害人的诉讼请求，就不得再对这一部分放弃的请求权进行请求，同时也不能让其他共同加害人来承担这一部分连带责任的份额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的规定违背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

（三）针对变更侵权连带责任规则的理由提出反对意见

针对上述改变侵权连带责任规则的理由，我要说明以下三点意见：

第一，在实体法的规则与程序法的规则发生矛盾的时候，不能让实体法服从于程序法。实体法规则与程序法规则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实体法规则是内容，程序法规则是表现形式。形式应当反映实体内容，实体内容应当被程序内容所反映。如果实体法的规则与程序法的规则之间出现矛盾，程序法应当寻找更能够反映实体法规则的新规则，而不是“削足适履”，改变实体法规则，以适应于程序法的规则。如果为了适应程序法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则，而改变实体法关于共同侵权行为连带责任的规则，是本末倒置，是现代版的“削足适履”。

第二，不起诉全体共同加害人，法院也能够确定共同侵权责任。诚然，在共同侵权行为案件中，原告起诉最好将所有的共同侵权行为人一并起诉，便于审理，也减少讼累。但是，这个权利在于原告，而不在于法院。那种认为如果原告不对全体共同侵权行为人一并提起诉讼，连带责任与否及选择权都无从确定的论断，并不成立。共同侵权行为连带责任的诉讼，原告如果通过对部分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诉讼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诉讼请求，其对整个共同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已经实现，则该请求权已经消灭，接下来的是不同的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的追偿关系，与原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认为不将全体共同加害人追加到案，受害人对不同侵权人分别起诉就会获得不当利益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赔偿权利人对于连带债务的选择权不能用执行程序解决。认为权利人对连带责任人的选择权可在执行阶段行使，将其选择权的实现后置到连带债务经诉讼确定后的执行阶段而已，对债权人有益无害的意见更无道理。判决、裁定的执行实际上并不是诉讼程序，而是一种行政程序或者司法行政程序。将共同侵权行为赔偿权利人的连带责任选择权后置到执行程序中解决，等于将需要在诉讼程序中解决的实体法适用问题，改到了在执行的行政程序中解决。这样的说法是不严肃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是徒然给诉讼当事人增加讼累。

（四）侵权责任法应当确定的侵权连带责任基本规则

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则渊源，是连带债务规则。按照大陆法系民法的传统，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也是债，共同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就是连带债务，适用连带债务的规则。

关于连带债务的规则，《民法通则》第87条后段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就应当适用这一条文规定的规则。

关于连带债务的经典论述，可以列举以下主要的观点。史尚宽认为：数人负同一债务，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为连带债务。连带债务之债权人，得对于债务人中之一人或数人或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之给付； 在连带债务，不问其给付可分与否，构成连带债务之各债务，均以全部之给付为其本来之内容，从而债权人在未受现实履行前，得依其选择对于债务人之一或数人或其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之给付。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认为，连带责任只存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中，而与多数债权人或多数债务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无关。不论几个连带债务人之间内部是否分担份额多少，但对债权人来说，每个连带债务人都对整个债务负责，任何一个债务人无力清偿他们所承担的债务时，他的清偿责任就落到其他债务人身上。 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民法学》认为，连带债务的主要特点在于：债权人得向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同时或者先后请求其履行全部或部分债务，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即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 21世纪法学教材《民法》认为，连带债务人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任一个债务人在全部债务清偿前都不能免除清偿的责任。这也就是说，连带债务的各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担保着债权人的债权，因此连带债务具有确保债权实现的目的和作用。

我们还可以比较外国侵权行为法的规定。《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878条规定：“如二人或多人有共同责任，而怠于履行该责任，且构成侵权行为者，就因怠于履行责任而致之全部伤害，每一人均须负责。” 即使是二人或多人之每一个人之侵权行为均为不可分之伤害之法律原因者，不论该二人或多人之行为系同时发生或连续发生，第879条也规定：“每一个人均须就全部伤害负责任”。 同样，如果二人或多人之每一人就其侵权行为而致单一伤害应负全部赔偿责任者，第882条规定：“受害人得以一诉讼向一人、数人或所有人请求赔偿”。 这就叫做连带责任。

侵权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必须遵守这些连带债务的规则，因此，侵权连带责任是指受害人有权向共同侵权人或共同危险行为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或数个人请求赔偿全部损失，而任何一个共同侵权人或共同危险行为人都有义务向受害人负全部的赔偿责任；共同加害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已全部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则免除其他共同加害人向受害人应负的赔偿责任。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是对受害人的整体责任；受害人有权请求共同侵权行为人或共同危险行为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各行为人内部分有责任份额；已经承担了超出自己的份额的责任的加害人，有权向没有承担侵权责任的加害人追偿。

实行侵权连带责任，首先是整体责任的确定。共同侵权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发生以后，第一，必须确定整体责任。无论受害人请求一人、数人或全体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都必须确定整体责任。第二，是对各行为人责任份额的确定，在共同侵权行为整体责任确定之后，应当在共同侵权行为人内部确定各自的责任份额。共同危险行为人

的内部责任份额，原则上平均分配。这是因为，共同危险行为人在实施共同危险行为中，致人损害的概率相等、过失相当，各人以相等份额对损害结果负责，是公正合理的。第三，所有的共同侵权行为人对外连带负责。第四，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的追偿关系，这就是《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追偿关系，也适用这一规定。

应当注意的是，共同侵权行为连带责任的确定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是基于共同加害人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大小决定的，其举证责任在于原告，而不是在于被告。因此，共同侵权行为人作为共同被告，是不是都追加作为共同被告，并不是确定连带责任范围的必要条件。哪怕只有一个共同加害人被诉参加诉讼，只要确定了损害结果的范围，让他承担责任都是没有错误的，只是让他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他会觉得冤屈，他自然会提出向其他共同侵权行为人追偿的请求。因此，共同侵权行为连带责任诉讼，并不一定非得把所有的共同侵权行为人都诉到诉讼中来，不必一定要适应必要共同诉讼规则。

（五）应当区分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是不同的责任形式，其中最基本的区别在于：连带责任是数人对一个整体的责任负责，最终的责任为各个责任人按照自己的过错和行为的原因力而分摊。《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886A条和第886B条都是规定这种分摊的规则，其实就是大陆法系所说的共同加害人之间的追偿权。 而不真正连带责任是一个整体的责任，不论谁承担这个责任，都是一个责任，而不能把这个责任分割给各个不同的责任人。例如，保证中存在的连带保证债务，并不是连带责任，而是不真正连带责任，连带保证人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为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

在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中，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之间的界限区分不清，将应当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规定为连带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了两种没有先例的侵权连带责任，这就是：

侵权责任法篇3

网络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则，见之于《侵权责任法》第4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该章着重解决的是侵权责任中的特殊责任形态，主要规定了对人的替代责任。[1]该章规制的网络侵权责任主体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即为网络信息交流和交易活动的双方当事人提供中介服务的第三方主体。根据一些学者的解释，它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空间提供者、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传输通道服务提供者等媒介双方当事人的主体；[2]或者说，除了上述技术服务提供者外，还应当包括内容服务提供者。[3]目前，我国许多网络服务提供者既提供技术服务，也提供相关内容，如搜狐、新浪等综合性门户网站即属于此类。在确认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形作出必要的区分。

网络侵权问题在立法中之所以归类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1)网络侵权行为是在互联网空间发生的侵权行为。“它不是指侵害某种特定权利(利益)的具体侵权行为，也不属于在构成要件方面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特殊侵权行为，而是指一切发生于互联网空间的侵权行为。”[4]加害人在网络空间实施的侵权行为，主要涉及非物质形态的民事利益：一是具有抽象人格利益的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二是具有信息财产特性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等；三是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财产利益，如银行账户、网络虚拟财产等。此类侵权行为的发生场所概为互联网空间，即是特殊信息媒体的虚拟空间，以此区别于实在的物理空间、传统的媒体空间。www..CoM[5](2)网络侵权责任主体是特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侵权，自己责任原则仍然适用，即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基于自身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也是一种直接侵权责任。在多数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既不参与信息交流，也不选择信息的接收方，仅提供接入、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以及链接等技术服务，即在双方当事人的信息交流中处于消极中立的第三方主体地位。在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这是基于他人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亦称为间接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侵权问题作出特别规定，其意义即在于后者。

二、网络侵权主体的类型分析

在侵权行为中，相对于直接侵权行为人与侵权行为受害人而言，间接侵权行为人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或是诱导、促成或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因而对受害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或是对他人的侵权行为负有监督的权力和能力，因而对发生的损害负有特殊侵权责任。具体说来，该类责任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1.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帮助侵权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数人共同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基于主观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也叫做“共同正犯”，其侵权人包括实行人、教唆人和帮助人。[6]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侵权行为法，大多有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这些规定对帮助人的责任主体地位、侵权责任性质作了明确的说明，概而言之：(1)帮助人系共同侵权行为人。[7]基于行为的共同性，虽然数个行为人有不同之行为，但每一个人(实行人、教唆人、帮助人)的行为都是共同侵权行为的组成部分。(2)帮助人视为连带责任人。“在整个欧洲，每一个共同加害人都可能被判决对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完全责任。”[8]在美国，“连带责任适用于两种不同情况：一是几个侵权人共同行为造成同一损害，二是几个侵权人独立行为造成同一损害”。[9]在共同侵权行为中，帮助人已经认识到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并实质性地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帮助人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既是对自己过错行为(帮助侵权行为)负责，也是为他人侵权行为(直接侵权行为)负责。

2.特殊侵权行为中的替代责任人。传统法律意义上的替代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是指对他人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或对本人管领的物件造成的损害所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在大陆法系传统中，这是一种基于特殊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既可能发生在对他人行为负责的情形中，也可能产生于自己没有过错却仍要负责的情形中。对他人侵权行为和本人管领物件致害的赔偿之责，与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所承担的责任是有区别的。前者在罗马法上被称为“准私犯”之债，[10]后者被学者称为“真正的侵权行为法”。[11]对人的替代责任与对物的替代责任，作为“准侵权行为”，后为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所规定。严格意义上的替代责任，专指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是英美侵权行为法所创设的制度。[12]后世侵权立法，或是标名“替代责任”(如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或是作为“特殊责任形态”(如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一般是指对他人侵权行为所应承担责任之情形，诸如监护责任、雇主责任、安全保障责任等。[13]在这种特殊侵权行为中，责任人是典型的间接责任主体，与侵权行为人之间表现为隶属、雇佣、监护、等身份关系；同时责任人对侵权行为人具有支配、管理或约束的权力，其承担的责任并不是基于过错的存在，而是源于自身对他人侵权行为控制的能力。

三、网络侵权责任形态的立法设计

在网络技术时代，民事权益保护方式以及侵权责任机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直接侵权责任向新型的间接侵权责任转变，并以连带责任的形式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独立负担之责任。

这一制度的立法考量有以下几点：(1)对于权利人而言，主张间接责任是一种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和最经济的诉讼程序。在网络侵权中，实际侵权行为人往往难以确定，而权利人则易于查找侵权网站，因此通常起诉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而不起诉或无法起诉作为直接侵权行为人的网络用户。“当一个广泛使用的产品用于侵权时，希望通过制裁直接侵权行为人来保护作品权利成为不可能的时候，一个可行的选择即是让产品提供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14](2)对于侵权人而言，间接责任的承担是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存在可以归责的事由(故意或者过失)。在故意侵权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的是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在过失侵权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的是对他人合法权益应尽的注意义务。在一般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是提供网络设备和服务，并未参与网络用户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本无责任可言。但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应当知道网络用户所传播的内容是侵权信息，且负担监督及除去侵权信息的行为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合理，由于其未尽注意之义务因此应承担责任。[15]在互联网上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适用“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标准是合理的。这是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虽然不能对所有的网络信息负有审查义务，但应该采用一些过滤技术防止侵权信息的传播，或对于一些明显的侵权信息应及时进行删除。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履行上述“应注意并能注意”之义务，那么就要承担过错责任。(3)对于连带责任人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的是共同侵权责任。间接侵权责任有两种形态：一是替代责任，二是共同侵权责任。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责任，有学者认为是替代责任，[16]也有学者认为是共同侵权责任。[17]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种第三方主体负责的特殊责任，但不是替代责任，对此应作出共同侵权责任的解释。其理由如下：第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侵权中既是加害人，也是责任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无论是违反“通知—删除”规则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对网络侵权行为未采取处理措施，还是违反“知道规则”明知或应知存在网络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都是一种致人损害的行为。在这里，加害人与责任人合为一体。而在替代责任中，责任人与加害人并非同一主体，责任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损害的直接原因应是责任人以外的加害人引发的。在这里，“替代”的仅是赔偿责任，而不是侵权行为本身。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侵权中与网络用户的关系是侵权行为实行人与帮助人之间的“共同关系”，在这里，实行人行为与帮助人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侵权中与加害人同为责任主体，都是受害人请求权所指向的对象。而在替代责任中，受害人的请求权并不指向具体的加害人，而只能向责任人求偿。综上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负的间接侵权责任是基于“帮助行为”发生的，而不是基于特定身份所进行的替代。[18]

四、网络侵权责任承担的考量因素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侵权行为承担间接责任，在法律适用时应考虑如下问题，即承担何种范围的责任，在何种情况下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形式的责任。

1.间接责任的范围。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间接责任的范围，就是网络用户侵犯的民事权益范围。对此有以下两种立法例：美国《新千年数字著作权法》明文规定传输通道、系统缓存、信息存储、信息搜索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并创设了“避风港”原则——“通知—删除”规则——作为责任承担的限制，以保护中立的信息传播技术。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特殊责任主体地位，但其适用的领域比较宽泛，包括对诽谤、散布色情信息、网络毒品交易等行为的制裁。同时，该指令还要求成员国不得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传输、存储的信息课以监控的义务，以免使其负担过重。从立法意图看，美国法注重网络“表达自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通知—删除”义务的仅限于侵权作品；欧盟法不为所限，强调保护“人格权利”，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扩大到一切侵权信息。《侵权责任法》与欧盟立法例相似。其立法考量主要是：网络具有即时性的特征，信息传播极为迅速、广泛，一旦在网络上发生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行为，如果不赋予被侵权人及时救济的权利，那么会使损害后果无限扩大，连侵权人也无法控制。[19]笔者认为，“通知—删除”规则如果广泛适用于名誉侵权、专利侵权、商业秘密侵权等情形，在信息真实判断与技术专业判断方面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被动通知处理或主动审核的要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都不适合。对此问题，笔者将另外著文论述，兹不赘述。

2.间接侵权责任的认定。过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基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过错状况在侵权责任法中表现为“知道”这一认知要件。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相关立法文件对“知道”一词，前后表述不一，存在一定的混乱。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7条、1991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0条分别采用“知道”与“应当知道”并称的表达方式。而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和第23条则分别对信息存储空间的提供者与搜索、链接的提供者采用了“知道”、“应当知道”与“明知”、“应知”的不同说法。在上述立法文本中，“知道”和“应当知道”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包容关系，两者可对应“明知”和“应知”的表述。《侵权责任法》第36条则以“知道”一词指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认识状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在相关著述中将“知道”解释为“明知”和“应知”两种主观状态，即“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过错而不仅在故意的情形下承担侵权责任”。[20]毫无疑问，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认知的过错，应包括“明知”和“应知”两种状态。前者系“实际认识”，是对主观过错的事实认定，是过错责任认定的普遍情形，可依证据判断；而后者系“推定认识”，是对主观过错的法律推定，是过错责任认定的例外情形，须按要件规定严格把握。无论主观认知的过错是何种状态，都不能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发表的信息负有事先审查的义务，但自己的信息除外。对网络信息进行事先审查，首先存在事实不能。这是因为，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中，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文件上传、下载、检索、访问。在这个开放、自由的虚拟空间里，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对每一用户的每一行为进行全面审查。诚然，这更是法律不能。有无事先审查义务，这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社应否列为被告和如何适用管辖问题的批复》规定，报刊社等媒体对其发表的稿件负有审查义务，未尽审查义务，造成侵权结果的，媒体与作者都应负侵权责任。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是由“通知—删除”规则所产生的义务，而不是事先审查的义务。[21]这一规定，与美国《新千年数字著作权法》创制的“通知—删除”的“避风港”原则，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强调不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课以信息监控义务，在立法精神上似乎是相同的。

3.间接责任的形式。在民法学理论上，诸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是物权之诉，基于“物上请求权”而发生；而赔偿损失，是债权之诉，基于债权请求权而发生。[22]《侵权责任法》规定了8种承担侵权责任的形式。关于民事权益在网络空间的法律救济，主要有两种方式，即事前救济(防范性救济)的停止侵害与事后救济(补偿性救济)的损害赔偿。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责任形式有：(1)停止侵害。权利人在获知侵害事实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符合法律规定的侵权通知，后者在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删除相关侵权信息。“发出通知”是被侵权人主张权利救济的手段，“删除处理”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停止侵害责任的承担；如果被侵权人通知错误，那么错误通知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负责。(2)赔偿损失。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上述责任的范围：如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如违反“知道”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侵权的全部损害“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应该指出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只是间接侵权行为，其间接责任必然是次要责任。此外，在构成连带责任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承担全部责任后，有权向实施侵权的网络用户就自己超额赔偿的部分进行追偿。

注释:

[1][16]参见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精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2]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3][19][2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页，第181页，第185页。

[4]张新宝主编：《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5]互联网是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体，被称为“第四媒体”。前三种媒体都是传统媒体，即报刊、广播和电视。

[6]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精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7]参见《德国民法典》第830条、《日本民法典》第719条。

[8][11][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页，第140页。

[9]李亚虹：《美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10]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03-810页。

[12]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13]对于《侵权责任法》第4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有学者认为，该章主要规定了对人的替代责任。参见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精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也有学者认为，替代责任就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雇主责任”。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本文的主旨在于评价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替代责任学说，其他特殊责任主体容不絮述。

[14]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itd. ， 545 u.s. 788.

[15]参见章忠信：《网络服务业者之著作权侵害责任》，《万国法律》1998年第2期。

[17][18]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70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8页。

侵权责任法篇4

内容提要: 大规模侵权是指基于同一个侵权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侵权行为,给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须提供数额巨大的损害赔偿救济以及更好地进行预防和惩罚,来保障社会安全的特殊侵权行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范围、归责原则、责任构成以及侵权责任类型等方面,确立了救济、惩罚和预防等全面应对大规模侵权的多项举措,可以解决大规模侵权法律适用的特殊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之后,对于大规模侵权应当如何适用该法,存在不同意见。基于这一点对《侵权责任法》赞美者有之,[1]批评者亦有之。[2]作为立法的亲历者,笔者并不赞成后者的批评意见,而认为《侵权责任法》对于应对大规模侵权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已经规定了应对大规模侵权的必要举措。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国内出现了影响巨大且损害后果广泛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大头娃娃假奶粉”事件、“齐二药”事件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大规模侵权。在伴随当代工业发展而来的风险社会背景之下,在制定一部划定行为自由范围、增进社会福祉及降低社会危险程度的现代化的《侵权责任法》时,立法机关当然不会抛开大规模侵权而不顾,而是通过积极努力,以采取应对大规模侵权的各项法律举措。在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侵权行为,足以提供实体法的法律适用依据。下文将就此进行分析,并借此厘清大规模侵权的有关理论问题。至于救济大规模侵权的程序问题,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本文不予讨论。

一、《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责任范围包含大规模侵权

(一)大规模侵权包括在《侵权责任法》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中

依照我的理解,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是“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3]它概括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所调整的侵权行为的范围,这就是“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其中包括大规模侵权。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对于大规模侵权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大规模侵权概念的界定,指出大规模侵权在美国侵权法中被表述为“mass torts”,是指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产品服务,给大量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例如美国的“石棉案件”。[4]因此,大规模侵权通常发生在恶意产品侵权领域,具有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的特征。对大规模侵权进行定义,需要从侵权案件的数量、受害人多数性、损害赔偿惩罚性等方面来考虑。

关于大规模侵权概念的具体界定,则有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大规模侵权是指造成多人损害的民事不法行为,如工厂排放毒气、商业客机相撞以及工业废物处理造成的污染等。[5]这种行为可以是单个行为,如大楼坍塌,也可以由一段时间内的一系列相关行为所组成。有学者认为,大规模侵权是加害人实施了一个侵权行为而同时造成多人人身或财产损害,强调的是受害主体具有多数性。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属于典型的大规模侵权事件。[6]另有学者认为,大规模侵权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其重要特征应当同时包括侵权案件的数量、损害赔偿的累积性、各单个侵权行为之间的“同质性”等。但是构成大规模侵权并不要求这些特征同时存在。据此,应当将大规模侵权定义为基于一个或多个相同性质的法律行为,使得大量的法益受到侵害并产生相应的损害。[7]

上述对大规模侵权概念的界定都有一定道理,但均需要进一步斟酌。界定大规模侵权,还需要回到美国法对大规模侵权的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进行考虑,应当突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产品或者服务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而不是仅仅指恶意产品侵权;第二,这种侵权行为给大量的、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造成损害;第三,造成的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需要进行大量的赔偿救济;第四,在大规模侵权的救济损害中,必须注意对大规模侵权进行预防和惩罚。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大规模侵权是指基于同一个侵权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侵权行为,给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须提供数额巨大的损害赔偿救济以及进行更好地预防和惩罚,以保障社会安全的特殊侵权行为。

对于这种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侵权责任法》确实没有明文规定。不过,在《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中就包含了这种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的表述,直接规范的是《侵权责任法》所调整的侵权责任的范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其实它也是对侵权行为的界定,可以理解为“凡是侵害民事权益”,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

在这样一个侵权行为概念的界定中,当然包括大规模侵权行为。首先,大规模侵权就是规模较大的侵权行为,不论规模大小,凡是侵权行为,当然都在侵权行为的一般概念之中。换言之,规模大的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规模小的侵权行为也是侵权行为,都包含在这个概念之中。其次,所谓大规模侵权,并不是侵权行为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变化,而是在侵权行为的质的规定性不变的情况下,主要是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的量的变化,即“大规模”化,是为数众多的受害人受到损害,且受到损害的原因是同一个侵权行为或者同质性的若干个侵权行为。这样的损害与通常的侵权行为相比,仅仅是损害数量的变化、损害规模的变化以及需要进行大范围的救济,并且需要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惩罚。既然大规模侵权的特殊性不是侵权行为的质的改变,而仅仅是侵权行为造成后果的量的变化,那么,大规模侵权就仍然在侵权行为的一般定义之中。因此,凡是“侵害民事权益”,“依照本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大规模侵权行为,都是侵权行为,当然就包括在《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之中。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的适用范围,却仍然认为“我国目前关于大规模侵权的法律规范并不健全”, [8]显然值得商榷。

(二)大规模侵权的性质界定

大规模侵权在《侵权责任法》中的性质是什么,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应当将大规模侵权界定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类型或者侵权责任类型,规定具体的侵权对策。[9]也有学者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将一类侵权责任形态(应当是类型———作者注)划归为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则其归责原则必须是一以贯之的,大规模侵权无非是一类单独的侵权责任形态,无法将其归类于某项特殊侵权行为。[10]对于后一种意见,其结论我是赞同的,对其论据则有异议。因为同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并非都适用同一种归责原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产品责任、医疗损害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等特殊侵权,都不是适用单一的归责原则。例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根据不同情况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产品责任在基本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销售者承担最终责任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医疗损害责任的技术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基本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动物园动物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大规模侵权确实不属于《侵权责任法》单独规定的一类特殊侵权责任类型,而是在该法规定的各种侵权责任类型中都有可能存在。在《侵权责任法》第4章至第11章规定的特殊侵权责任类型中,都有发生大规模侵权的可能性;即使在第6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中,也有可能存在大规模侵权。因此,大规模侵权不能在特殊侵权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的分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很多学者的论述中,都将大规模侵权与单一侵权相对应,将它们视为对应的概念,也值得商榷。一是,“单一侵权”并非侵权法常用的概念;二是,“单一侵权”容易理解为单一侵权责任主体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应的概念应当是“共同侵权行为”,而在非大规模侵权中也有主体为二人以上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以及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等。因此,单一侵权无法与大规模侵权相对应。

如果从逻辑上说,大规模侵权概念最准确的对应概念应当是“小规模侵权”,但这不是法律概念,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界定大规模侵权的性质,应当抛开这些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的分类方法,采取其他的标准进行划分。因此,笔者建议,以侵权规模的大小为标准,将侵权行为分为普通侵权行为和大规模侵权行为,普通侵权行为是适用《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则确定责任的侵权行为。这样的分类,对于适用法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任何试图将大规模侵权作为《侵权责任法》第4章至第11章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之外并与这些类型相并列的特殊侵权行为的主张,都难以成立。

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考虑了大规模侵权对归责基础的要求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侵权法的统帅和灵魂,是侵权法理论的核心。[11]正因为如此,研究大规模侵权问题也必须首先解决其归责原则问题。

在研究大规模侵权的问题上,一般认为,既然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侵权法的体系也必须随之变化。这就是,工业化社会的来临改变了整个民法的市民社会基础,就侵权法而言,社会共同生活的危险来源由单个人之间的个人侵权,逐步过渡到以企业活动为中心的危险活动,过错责任对此无能为力,因此,现代企业危险责任仍然是大规模侵权的最主要责任形态。[12]在我看来,所谓的危险责任不过是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另外一种表述,即德国法的表述而已, [13]即企业经营活动、具有特殊危险性的装置、物品、设备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在一定条件下,不问其有无过失,对于因企业经营活动、物品、设备本身风险而引发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14]这一概念界定,与我们无过错责任原则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由与该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人,不问其有无过错,都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的界定, [15]没有实质差别,与《侵权责任法》第7条关于“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完全一致。可以说,大规模侵权的归责基础完全在《侵权责任法》的视野之中,其归责原则已在立法者规范的范围之内。

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于19世纪被称为“机器和事故的年代”。对于工业事故责任,在工业社会初期也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在工业事故造成的损害面前,受害人必须证明事故的责任者即工厂主在主观上有过错后才能获得赔偿。工业事故为数众多的受害人因无法证明工厂主的过错而无法得到侵权法的保护。当时的侵权法拘泥于过错责任原则的后果即是在事实上剥夺了工人的一切保护,不仅受害人无法证明工厂主造成工业事故的“过错”,而且工厂主也会利用过错责任原则,借口“无过失”而拒绝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工厂主几乎不可能败诉。为了更好地保护工业事故中为数众多的受害人,侵权法一方面坚持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另一方面例外地就特殊损害事故承认无过错责任,在立法上出现了无过错责任的规定,即在特定的情况下,即使致人损害的一方没有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无过错责任的产生其实就是为了救济工业事故的大规模侵权损害。

我国民事立法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切实保护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促使从事高度危险活动和持有高度危险物的人、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环境污染者等经营者以及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对自己的工作高度负责,谨慎小心从事,不断改进技术安全措施,提高工作质量,尽力保障周围人员、环境的安全;一旦造成损害,也能迅速、及时地查清事实,尽快赔偿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适用这一原则的基本思想,在于使无辜的损害由行为人合理负担,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这就是《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立法宗旨,这里显然包括大规模侵权的归责基础。因此,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有在确定销售者承担最终责任、运输者及仓储者等第三人对产品存在缺陷应当承担最终责任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环境污染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高度危险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除动物园动物损害责任之外的大多数动物损害责任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多数大规模侵权都发生在这个范围之中,《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这种特殊类型的侵权行为对众多受害人的权益损害的救济,能够发生重要作用,给受害人提供更加周全的保护,基本不存在法律调整不足的问题。

大规模侵权并不仅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很大的范围内还可能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以保护众多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尽管《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规定的究竟是不是过错推定原则存有争论,但其适用于特殊侵权责任,过错要件实行推定的规则却是达成共识的。在大规模侵权领域,除了一些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之外,还有较多的大规模侵权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例如依照《侵权责任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为之间造成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依照《侵权责任法》第81条规定,动物园的动物损害责任的归责基础是过错推定原则;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1章的规定,绝大多数物件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在这些领域中发生的大规模侵权,其归责基础就是过错推定原则。

另外,在有些大规模侵权场合甚至还可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例如,网络侵权中的大规模侵权依照《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证券侵权的大规模侵权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大规模侵权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造成损害的,依照《侵权责任法》第48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医疗机构因医疗过失造成大规模侵权的,除了医疗产品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之外,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4条的规定,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大规模侵权都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归责基础,直言过错责任原则对大规模侵权无能为力的说法也有不妥之处。

因此,《侵权责任法》第6条和第7条关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已经充分考虑了大规模侵权的情形,并设定了相关归责基础的对策。至于随着各种新型风险的层出不穷,有学者关于侵权法不能完全通过单纯列举的方法规定危险责任,规定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是现代侵权法的一个重要使命的说法, [16]尽管有其道理,但《侵权责任法》现行的规定也未尝不可,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关于“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其任务之一,就是为《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中无法预料的将来出现的需要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责任类型,提供请求权基础,预留了调整空间, [17]可以概括大规模侵权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也有把握应对大规模侵权。

三、《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责任构成包含了大规模侵权构成要件的要求

(一)大规模侵权对责任主体的特殊要求

诚然,大规模侵权的责任构成在主体上的要求,主要是加害人的单一性或有限多数性。[18]加害人的所谓单一性,即只有一个加害人,如某个生产商生产的产品导致大量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有限多数性是指加害人多数,他们往往具有某种类似的地位,表现在产品侵权中,多个厂家采用同样的有害物质、同样的生产流程生产同样的缺陷产品,多个销售商对此类产品进行销售,侵权者为生产或销售侵权产品的多个企业。[19]这样的理解也有其道理。

但是,大规模侵权责任构成在责任主体的要求上,更重要的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即大规模侵权的责任构成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大多数以企业作为责任主体。大规模侵权产生的社会基础在于现代工业社会,生产、销售与消费都体现出大规模的重复性,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以及科学的不确定性,企业对高额利润的单纯追求,都是这个社会基础的特点。因此,研究大规模侵权,就要特别重视研究企业侵权;确定大规模侵权责任,就要特别注意确定企业侵权责任;预防大规模侵权,就是重点预防企业在社会安全中未尽责任发生大规模侵权。这就是传统侵权法多以单一的侵权模式作为侵权责任制度设计基础,而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这方面是有足够认识的,并且已经实现了这种改革。《侵权责任法》并不是仅仅规定了普通侵权的侵权行为,也考虑了大规模侵权责任主体的特殊性,在侵权责任主体制度中,既包括普通侵权的侵权责任主体,也包括大规模侵权的责任主体。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特别规定了企业作为侵权责任主体的多种情形。在立法目的上,《侵权责任法》特别强调企业应当加强管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其理由是我国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侵权行为大量发生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如产品责任、环境污染、工业事故等生产安全事故等。《侵权责任法》通过损害赔偿等方式,促使企业提高产品安全性能,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环境污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减少安全生产事故。[20]在具体规定上,《侵权责任法》除了规定产品责任中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这些责任主体都是企业)之外,还在其他部分规定了用人单位(第34条第1款),劳务派遣单位、接受劳务派遣的单位(第34条第2款),网络服务提供者(第36条),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第37条),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第6章),医疗产品的生产者(第59条),污染者(第8章),经营者(第70条、第71条、第73条),高度危险物的占有人、使用人(第72条),高度危险物或者高度危险区域的所有人、管理人(第74条、第75条),动物饲养人、管理人(第10章)、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第85条),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第86条),有关单位(第88条),地下工作物的施工人或者管理人(第91条),等等。这些主体主要都是企业,相关规定无不体现了作为复杂组织形式的企业的经营活动成为现代社会重要危险来源的社会基础, [21]因此侧重围绕企业责任展开侵权责任主体的规定。这些主要是为了应对大规模侵权的责任主体而作的规定,或者说能够适应大规模侵权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企业这个特点的需要。

第二,特别规定了作为复数主体的责任主体制度。《侵权责任法》规定责任主体,除了规定单一责任主体的情形之外,还规定了复数责任主体制度,以应对大规模侵权中“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的需要。这些规定包括:第8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责任制度,以应对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大规模侵权;第10条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制度本身,就是产生于侵权责任主体不明的药品致害因无法确定真正侵权人而要求所有生产该种药品的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的大规模侵权;第11条规定的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制度和第12条规定的叠加的共同侵权责任制度,也都能够应对大规模侵权对复数责任主体特殊性的要求。这些制度虽然并非专门为大规模侵权而设,但其实质都包括了大规模侵权的内容。除了共同侵权责任、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之外,共同危险行为制度也为大规模侵权的市场份额规则的适用、[22]确定这种大规模侵权的责任分担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特别规定了复杂多样的侵权责任形态。大规模侵权不仅需要在责任主体上有特别的法律规定,还需要规定更为多样的侵权责任形态,以应对大规模侵权对责任形态的特殊需求,更好地保护为数众多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最为重要的责任形态规则包括:《侵权责任法》规定了替代责任形态,为应对企业对其行为以及企业员工职务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大规模侵权承担替代责任提供依据。对于共同侵权责任、共同危险行为等多数责任主体的大规模侵权,《侵权责任法》第13条和第14条规定了连带责任规则。为了应对不构成共同侵权责任但属于两个以上的企业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造成为数众多的受害人损害的,规定了按份责任规则。《侵权责任法》在产品责任、第三人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第三人造成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等领域,规定了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则,以更及时地救济被侵权人的损害。针对第三人造成他人损害而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未成年学生损害而教育机构未尽保护义务有过错等情形,规定了补充责任规则。在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因过错致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建筑物等设施及其悬挂物、搁置物致人损害责任、建筑物等倒塌损害责任中的“其他责任人”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先付责任规则。[23]这些责任形态规则的规定,足以应对大规模侵权对侵权责任形态的多样性需求。

因此,应对大规模侵权,无论是加害人单一性及有限多数性,大规模侵权责任主体主要为企业的特点,以及复杂多样的侵权责任形态的需求,《侵权责任法》都有制度准备以应对大规模侵权法律适用在责任主体上的特殊需求。

(二)大规模侵权对损害事实要件的特殊要求

大规模侵权责任构成的损害事实要件,主要表现在受害人的多数性和复杂性,这是区别于普通侵权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识别大规模侵权的主要标志。受害人的多数性可能涉及几百人、上万人甚至成百上千万人。[24]受害人的复杂性表现在直接受害人、间接受害人和潜在受害人等多层次上。不过,前者主要体现救济的诉讼程序的复杂性,涉及的是程序法而非实体法的问题;后者则对受害人的救济等产生重要影响,因为需要界定受害人的范围以及诉权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也非无法解决。直接受害人当然是赔偿请求权人;如果能够确认属于间接受害人,同时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要求的,也应当是赔偿请求权人;潜在受害人如果能够确定,无论在将来损害发生时予以救济,还是现在给以适当补偿,也都规定了适当的法律调整办法。

(三)大规模侵权对因果关系要件的要求

大规模侵权的因果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一为复杂性。较之于普通侵权,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大多涉及技术性问题,企业产品、企业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较难确定,还存在多数原因加之于损害成为共同原因等情形。对此,《侵权责任法》确实没有规定具体办法,但这不是立法问题,而是司法和学理问题。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侵权司法实务就提出了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缓和的规则,适当降低原告的证明标准,在原告举证证明因果关系要件达到盖然性标准时,推定存在因果关系,而不是完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25]此外还有疫学因果关系说、[26]表见证据规则、优势证据规则[27]等。二为同质性。大规模侵权不仅涉及加害行为的同质性,还有损害事实的同质性,因而在认定大规模侵权的因果关系上,只要确定了某一加害行为与某一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同质性的特点,其他同质的加害行为与同质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不必再进行证明,直接认定即可。因此,在大规模侵权责任中认定因果关系,既存在较大困难,也有其较为方便之处,不可将大规模侵权的因果关系认定视为艰难之至或难以认定,应认识其有利之处。例如,确定了一起三聚氰胺奶粉造成儿童损害案件中存在因果关系,其他相同或相类似案件的因果关系还需要再证明吗?

(四)大规模侵权的过错要件问题

诚然,多数大规模侵权的责任构成因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不必证明侵权人的过错,但在适用过错推定和过错责任原则的场合,还需要考虑过错要件。主要的问题包括以下几点:

1、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的责任。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场合,原告不必证明被告的过错。但是,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在损害中确实有过错,那么责任承担的后果是否有变化?《侵权责任法》对此没有规定,应存在漏洞。在大规模侵权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责任的侵权行为,多数设有限额赔偿规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7条也做了规定。在国外,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的过错要件,则可以不适用限额赔偿的规则,而适用全部赔偿原则。[28]我们应当借鉴此种制度设计。

2、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时的过错推定规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确定大规模侵权责任,原告不必证明被告具有过错,而是直接根据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和因果关系要件推定被告有过错。如果被告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则应当举证进行证明。能够证明自己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的,免除责任;不能证明者,过错推定成立。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范围,必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章至第11章的规定进行,这就是《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含义。

3、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的过错证明。在网络侵权、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证券侵权以及其他有关的大规模侵权中,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这些情形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确定侵权责任,由原告证明被告过错要件。同时该条款也是这些大规模侵权的请求权基础。

四、《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责任类型包含了大规模侵权的类型要求

《侵权责任法》应对大规模侵权,规定了复杂的特殊侵权责任,这就是第4章至第11章规定的13种侵权责任类型。这些特殊侵权责任类型大部分都可以适用于大规模侵权,例如用人单位责任(包括劳务派遣责任)、网络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和物件损害责任等。

对于上述特殊侵权责任类型之外发生的大规模侵权,如何适用法律,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以提供应对措施:

第一,属于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大规模侵权,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确定侵权责任。例如,由于大众传播受众的广泛性,虚假广告、虚假新闻、低俗内容和有线广播电视低劣的传播画面和声音以及对媒体资源的滥用,都侵害了受众的合法权益, [29]形成媒体的大规模侵权。又如,随着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出台“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在证券领域引入集团诉讼的建议和争论更趋热烈,也形成了证券侵权的大规模侵权问题。[30]这些大规模侵权尽管没有在上述侵权责任类型中做出明确规定,但属于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确定侵权责任和侵权请求权。

第二,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确定责任。诚然,各种新型风险的层出不穷,《侵权责任法》不能完全通过单纯列举的方法规定危险责任,规定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是现代侵权法的一个重要使命。[31]因而有人曾经解释,《侵权责任法》第69条不是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而是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32]这种解释比较牵强。笔者认为,如果确实“随着各种新型风险的层出不穷”,而在《侵权责任法》第4章至第11章规定的侵权责任类型中无法涵盖的某种新型“风险责任”的大规模侵权行为出现,则如前文所述,完全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确认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以应对新型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的需要。[33]

五、《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和具体责任规则体现了对大规模侵权的救济、预防和惩罚要求

研究大规模侵权的学者通常指出,由于大规模侵权造成损害的广泛性、突发性和严重性,应当对大规模侵权的救济、预防和惩罚予以特别规定,以救济广泛发生的严重损害,惩戒大规模侵权的行为人,防范大规模侵权的发生,以保障社会安全。同时也指出,大规模侵权造成的损害,除人身、财产外,还造成众多受害人精神损害,甚至对社会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需要突出侵权法的威慑功能,借助惩罚性赔偿制度。[34]对此,《侵权责任法》中有专门的应对措施。

(一)《侵权责任法》特别强调其救济、惩罚及预防功能

《侵权责任法》在立法目的的规定中,特别强调《侵权责任法》具有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预防和制裁侵权行为的功能。《侵权责任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这一规定明确了《侵权责任法》的三大基本功能,即救济功能、制裁功能和预防功能。在大规模侵权中,法律除了重视损害救济外,还特别注意对大规模侵权的惩罚和预防功能的发挥,这些都在《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之中。这一条文中规定的“制裁”,主要是强调对侵权行为的惩罚,所谓制裁侵权行为实为惩罚侵权行为之义。《侵权责任法》通过对可归责的当事人课以责任,惩罚其过错和不法行为,对社会公众产生教育和威慑作用,从而可以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抑制侵权行为的蔓延。[35]

(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损害赔偿一般规则中包含了对大规模侵权的损害赔偿救济

《侵权责任法》第16条、第17条、第19条和第22条都考虑了大规模侵权的损害赔偿救济措施。《侵权责任法》规定损害赔偿一般性规则的这四个条文,分别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这四, , 个条文中,第17条在规定死亡赔偿金时使用了“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的用语,所指的就是大规模侵权。尽管其他三个条文没有这样的表述,并不表明它们不适用于大规模侵权。在大规模侵权中,对具有广泛性、严重性的损害进行救济,最主要的特点是要求及时、普遍且赔偿程序简捷,使受害人能够尽快获得赔偿以恢复其权利。当然,在救济中还要特别注意对为数众多的受害人给予足额、充分的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这些,上述四个条文规定的损害赔偿的一般性规则中都已经包含,只是需要法官在具体适用中充分理解立法精神,准确适用法律,并不需要再对大规模侵权的损害赔偿做出特别规定。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私权优先”规则,对于大规模侵权的救济具有特别意义。该条款规定:“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被学者称之为私权优先规则,是指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侵权责任发生非冲突性法规竞合,侵权责任请求具有优先权,可以对抗同一违法行为产生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中的财产性责任。这种规定对大规模侵权的救济特别有价值。在企业作为责任主体而发生的大规模侵权中,基于企业同一行为经常发生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而侵权企业有限的资产又可能无法同时承担这些责任。适用私权优先原则,为数众多的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就可以对抗政府作为主体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财产要求,优先实现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侵权责任法》强调对恶意产品侵权的惩罚性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47条特别规定了对产品责任的大规模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908条规定,惩罚性赔偿为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之赔偿,系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而作之赔偿,且亦为阻遏该人及其他人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作之赔偿。[36]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主要的两大功能为威慑与惩罚。学者认为,法律在处理大规模侵权时的根本作用应当在于预防。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威慑功能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能够适用于大规模侵权的,而且能够发挥遏制大规模侵权的发生以及充分赔偿受害者的作用。[37]这些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在制定《侵权责任法》时,立法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恶意产品侵权的威慑与惩戒上,在第47条规定了关于恶意产品侵权造成人身损害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规则。实事求是地说,学者对此提出的“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过窄,只能适用产品责任,而对恶意排污导致的严重环境侵权、证券市场恶意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广大投资人受损等案件类型无法适用” [38]的批评,以及对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具体适用办法的批评, [39]都是有道理的。不过,作为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的我国《侵权责任法》,其实是很难接受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在目前情况下,先规定恶意产品侵权造成人身损害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与《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相呼应,可以在具体实施后再总结经验,继续扩大适用范围,进一步改进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以适应其他领域发生的大规模侵权的需要。

(四)《侵权责任法》关于预防权责任方式的规定中包含大规模侵权

《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行为的预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大规模侵权同样适用:

第一,通过对侵权行为课以损害赔偿责任以及惩罚性赔偿责任,发挥侵权责任法的威慑作用,阻吓其他社会成员,使其畏惧实施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达到预防侵权行为的目的。对此,立法机关的相关负责人在解释《侵权责任法》第1条中反复强调这一功能。这一点不言而喻,当然适用于大规模侵权。

第二,在具体的侵权责任方式适用上也体现了《侵权责任法》对大规模侵权的预防措施。在《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的8种侵权责任方式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都具有预防损害后果发生或者扩大的功能。除此之外,《侵权责任法》第21条和第45条的规定也包含了对大规模侵权的预防措施。第21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第45条针对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又特别规定:“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据此,大规模侵权如果发生在产品责任领域,可以依据第45条规定主张采取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救济措施,预防侵权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大规模侵权如果发生在其他领域,则可以根据第21条或者第15条规定,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

注释:

[1] 该观点认为,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发生“为侵权法的功能和对大规模侵权事故进行法律规范提供了检讨机会,为《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文的起草制定提供了社会基础”。参见王成:《大规模侵权事故综合救济体系的构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

[2] 该观点认为“我国目前关于大规模侵权的法律规范并不健全”。参见柯劲衡:《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大规模侵权中的适用分析》,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31期

[3] 关于“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相关论述,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5页

[4] 参见朱岩:《大规模侵权的实体法问题初探》,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10期

[5] 参见陈年冰:《大规模侵权与惩罚性赔偿——以风险社会为背景》,载《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6] 参见赵庆鸣、孟妍:《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规模侵权案之救济》,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7] 参见郭璐璐:《大规模侵权行为及其归责原则初探》,载《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年第10期

[8] 同注[2]

[9] 参见注[4]

[10] 参见张红:《大规模侵权救济问题研究》,载《大规模侵权法律对策国际研讨会会议资料》, 2011年4月

[11]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12] 参见朱岩:《从大规模侵权看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变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3]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17页

[14] 参见注[12]

[15] 参见注[11],第143页

[16] 参见注[12]

[17] 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条文背后的故事与难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18] 参见注[4]

[19] 参见注[6]

[20] 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21] 参见注[12]

[22] 参见王竹:《试论市场份额责任在多因大规模网络侵权中的运用》,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4期

[23] 关于上述侵权责任形态规则的说明,在本文中无法展开,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先付责任是我提出的概念,以《侵权责任法》第44条关于“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为代表,先付责任是指在不真正连带责任中,中间责任人首先承担直接责任,请求权人只能向中间责任人请求赔偿,中间责任人在承担了中间责任之后,有权向承担最终责任人追偿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特殊形

[24] 参见注[6]

[25] 参见夏芸:《医疗事故赔偿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26] 参见注[25],第203-204页

[27] 参见[日]加藤一郎:《公害法的生成与发展》,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9页

[28] 参见杨立新:《德国和荷兰侵权行为法考察工作日记》,载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8

[29] 参见王生智:《论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的诉讼模式》,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0] 参见郭雳:《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制度反思》,载《北大法律评论》第十卷(2009)第二辑,第426-446页

[31] 参见注[12]

[32] 这是尹飞副教授的观点。参见民商法前沿论坛讲座:《〈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和具体规则的适用》,载中国民商法律网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 id=48483,2011年5月14日访问

[33] 参见注[17],第29页

[34] 参见注[6]

[35] 参见注[20]

[36] 参见《美国法律整编·侵权行为法》,刘兴善译,台北司法周刊杂志社1986年印行,第755页

[37] 参见注[4]

[38] 同注[12]

[39] 参见注[17],第175页

【参考文献】

1、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条文背后的故事与难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4、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5、朱岩:《从大规模侵权看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变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6、朱岩:《风险社会下的危险责任地位及其立法模式》,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

侵权责任法篇5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侵权责任法》是我国继《合同法》、《物权法》之后，又一部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这部法律对于明确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和制止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侵权责任法》对目前大量存在的民事侵权案件如医疗纠纷、死亡赔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作出明确规定。值得关注的亮点包括：一是多人死亡事故中同命同价赔偿原则的确立。针对饱受垢议的“同命不同价”现象，《侵权责任法》规定可以不考虑个体的差异而采取统一的标准或者数额来确定死亡赔偿金，这一规定可以让死者家属在赔偿方面尽可能地享受到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侵权责任法上的生动体现。二是精神损害赔偿得到法律彰显。《侵权责任法》从立法的高度首次确认精神赔偿制度，并为审判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是立法史上的一次伟大进步，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理念。三是为解决医患纠纷提供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纳入其调整范围，确立了医疗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还对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以及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均作出了规定。

市中级法院徐奎浩法官认为，《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定位是填补损失，其基本理念是以受害人为中心，突出对受害人的关爱，因此，强调在自由保障和权益保护之间，适当向受害人倾斜。

《侵权责任法》的又一亮点，是针对网络侵权事件，在立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因此被学者誉为“互联网专条”。

长期以来，由于《民法通则》等既有法律法规没有对网络侵权行为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造成了两大不良影响：一是少数人利用互联网诋毁他人的名誉，一些网络管理者忽视甚至丧失了自己应有的义务和责任，有意或不经意间对不符合事实的虚假言论进行传播。二是法院对于此类侵权案件的审理无法可依。网络侵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民事权利，一是人格权，二是著作权。此外，市民商法研究会副会长卢浪秋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名誉侵权，可能侵害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名誉，还会对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生产生活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对于著作权，我国已有《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但是对于人格权，仅在《民法通则》中有原则性规定，过于简单，无法适应网络时代的需要。《侵权责任法》在网络侵权问题上确立了两个规则，一是提示规则，即“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二是明知规则，即“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两个规则对网络侵权问题作出了明确立法。

侵权责任法篇6

摘要

对于同一个侵权行为中死亡，受害人因城乡不同户口而获得的死亡赔偿费相差巨大的情况。也就是"同命不同价"的结果，在社会上一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确立了同一案件按照同一标准赔偿的规则，打破了城乡户籍的差异，修改、完善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强化了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功能。

关键词

死亡赔偿金 同一标准 可以

侵权责任法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救济；第二是预防，而救济功能是侵权责任法的首要功能。我们国家的保险、社会救助等制度还不是很发达，所以在整个社会救济体系中，还需要充分发挥侵权法的救济功能。下面我们看看侵权责任法具体条款体现的救济功能。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在人身伤亡的情况下的死亡赔偿金如何计算曾经确定了一个标准，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按照这一条款的规定，因为车祸、医疗事故等造成了人们的死亡，计算死亡赔偿金首先要区分死亡人的户籍，来确定不同的赔偿方法，城镇居民要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而农村居民要按照人均纯收入计算。按照这样的计算方法，在同一个案件里面，如果遇到了不同户籍的受害人，可能计算出来的赔偿金额要相差好几倍。重庆就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案例。

3名少女搭乘同一辆三轮车时遇车祸死亡，她们一个是农村女孩，两个是城里女孩。事发后，3女孩的家人先后与肇事司机挂靠单位――重庆铺金公路运输有限公司进行协商。不久，两个城市女孩的家人先后与公司私了，各得20余万元赔偿。而农村女孩的父母却只获得了5.8万元的赔偿。得出这样的结果就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十九的规定。上一年度重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22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535元，这两个数字分别乘以赔偿年限(20年)后，一个就是20万元，一个只有5万多。经过多方努力，农村女孩家里最后获得了9万元的赔偿，不到城市女孩的一半。同一个侵权行为中死亡，受害人因城乡不同户口而获得的死亡赔偿费相差巨大的情况。这种“同命不同价”的结果，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是中国的城乡二元化结构，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反映了城乡二元化的现实。实际上是通过一个规则把这种不太合理的现实固定化了。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弥补了司法解释的缺陷。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不再区分城乡户籍，而是每一个受害人在同一侵权行为中不论户籍或者其他外在因素可以获得相同的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确立的是同一案件按照同一标准赔偿的规则。那么这个同一标准又是什么标准呢？按上面的案例，如果都按照农村女孩的标准，也就是最低标准，那么对两个城市女孩是不利的；如果采用一种折中的标准，同样对两个城市女孩也是不利的；这个同一标准只有按照最高标准来计算对于整个事件中的受害人才是最有利的。因此，同一标准是就高不就低，就是按照最高标准来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里面除了同一标准，还用了一个词“可以”。“ 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从字面上看，“可以”是一个选择性词汇，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那么在法律规则中，含有可以字样的一般都是任意性的规范。但是我个人认为，十七条使用“可以”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地把十七条看做是一个任意性的规范。如果说十七条是一个任意性规范，那么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起不到修改、完善司法解释规定的作用。“可以”只是针对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个受害人出现的个体差异，比如说有嗷嗷待哺的婴儿还有耄耋老人，那么他们之间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可以出现差别化对待。在实际的审判中，规范中的“可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但是十七条应该是一个裁判规范，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具有强制性的，是法官应当使用的规则，而不是可以自由裁量的，这里面没有意思自治的空间。除非法官有充分正当的理由，能够证明在特殊情况下不应当适用这个规则，就可以排斥适用。如果没有正当充足的理由的话，就应当适用这个规则。这样就能强化这一规则对受害人的救济功能。

无论从侵权责任产生的历史还是从侵权责任法的思想基础变迁都可以论证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功能，而且我国目前的侵权责任制度已经对受害人救济提供了比较充分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2]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3]许明月.普遍性侵权、机会主义与侵权现象的法律控制--对传统侵权法的反思.法商研究，2005年04期.

侵权责任法篇7

 

关键词: 侵权责任法

安全保障义务

补充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中确立了补充责任制度。具体规定在第37条第2款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40条也有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文将结合《侵权责任法》上述两个条款的规定，对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的基本理论进行讨论，并对这两条法律规定的含义进行解读。

一、我国侵权法中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过程

我国侵权法领域关于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经历了一个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相关立法的过程。

（一）理论探讨

关于补充责任的理论探讨，始自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与经营者责任的研究。对于如何解决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学者提出补充责任的构想。[1] 其后，学界开始接受并研究补充责任。但是，对于补充责任的性质、适用范围等理论问题仍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补充责任是一种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相对应的新型责任，适用于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及校园事故两种情形。杨立新教授认为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形，除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形外，还适用于被帮工人的补充责任和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充责任。[2]

    （二）立法演变

尽管学术界对于补充责任的探讨见仁见智，并无完全统一的观点，甚至也有学者反对补充责任的适用。[3]但正是理论界对于补充责任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实务界对于补充责任的尝试性应用，逐步推动了补充责任制度在侵权法领域的确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第7条第2款“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补充责任引入侵权法领域。在此之前，我国法律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并无补充责任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8条关于展销、租赁柜台经营的损害赔偿和《产品质量法》第42条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时德责任虽有补充责任的萌芽，但仍适用连带责任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基本上沿用了上述司法解释的立法思想，在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校园事故中继续适用补充责任，将补充责任这一独立的责任形态予以确认。

二、补充责任的含义及其合理性

侵权责任法篇8

安全保障义务

补充责任

内容提要: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以及校园事故中第三人侵权时学校等 教育 机构的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中适用补充责任这一新的类型，无疑是我国侵权法领域的一大创新。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不仅能够解决第三人侵权情况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所面临的法理困境，而且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同时也发挥了 法律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功能。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中确立了补充责任制度。具体规定在第37条第2款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40条也有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文将结合《侵权责任法》上述两个条款的规定，对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的基本理论进行讨论，并对这两条法律规定的含义进行解读。

一、我国侵权法中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过程

我国侵权法领域关于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经历了一个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相关立法的过程。

（一）理论探讨

关于补充责任的理论探讨，始自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与经营者责任的研究。对于如何解决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学者提出补充责任的构想。[1] 其后，学界开始接受并研究补充责任。但是，对于补充责任的性质、适用范围等理论问题仍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补充责任是一种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相对应的新型责任，适用于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及校园事故两种情形。杨立新教授认为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形，除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形外，还适用于被帮工人的补充责任和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充责任。[2]

    （二）立法演变

尽管学术界对于补充责任的探讨见仁见智，并无完全统一的观点，甚至也有学者反对补充责任的适用。[3]但正是理论界对于补充责任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实务界对于补充责任的尝试性应用，逐步推动了补充责任制度在侵权法领域的确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第7条第2款“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补充责任引入侵权法领域。在此之前，我国法律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并无补充责任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8条关于展销、租赁柜台经营的损害赔偿和《产品质量法》第42条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时德责任虽有补充责任的萌芽，但仍适用连带责任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基本上沿用了上述司法解释的立法思想，在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校园事故中继续适用补充责任，将补充责任这一独立的责任形态予以确认。

二、补充责任的含义及其合理性

补充的侵权责任，是多个责任主体对同一损害后果承担共同责任时的一种侵权赔偿责任，简称为补充责任或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主要发生在一个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产生了两个相重合的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权利人必须按照先后顺序行使赔偿请求权。只有排在前位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害时，才能请求排在后位的赔偿义务人赔偿。在这样的案件中，后位赔偿义务人承担的侵权责任为补充的侵权责任。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一般保证的责任也可以认为是补充责任。[4]

在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解决了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即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补充责任的含义是：在能够确定加害人时，由加害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如加害人的雇主、监护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此承担的是推定的过错责任：如果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5]

在传统的侵权法领域，多个责任主体对于同一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有数人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和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两种。随着 现代 社会的 发展 ，危害事故的剧增，各种新型侵权行为的涌现，侵权责任理论显然应当不断发展。作为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在法典之外发展起来的理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理论中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以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的性质尚无统一的答案。我国侵权责任法中适用补充责任解决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其合理性在于：

（一）解决了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适用困境

1、非共同侵权情况下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数人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主体作为一个整体对损害共同承担责任；其中的任何一个责任主体对全部损害有义务承担侵权责任；在责任主体之一人（或者部分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他有权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其他责任主体追偿，请求偿付其承担应当的赔偿数额。而从受害人一方的请求权角度看，他既可以向全部责任主体主张权利，请求他们承担对全部损害的赔偿责任；他也可以向部分责任主体主张权利，请求他（或他们）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旦责任主体中的一人（或者部分人）赔偿了全部损害，也就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受害人一方不得再对其他责任主体提出请求；反之，如果受害人一方的请求没有得到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他则可以向其他责任主体请求赔偿全部损害或者赔偿剩余的部分损害。[6]

适用连带责任的责任的前提是数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受害人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各侵权责任主体构成共同侵权。而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并未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在大多数的第三人介入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只是消极地不作为，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于第三人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直接并无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内容，而且一个积极的加害行为与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行为也无法构成一个具有关联性的共同行为。因此，从民法理论上，由于第三人介入情况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和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因不构成共同侵权而不适用连带责任。从实践的角度，如果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则容易因侵权第三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了全部或者最终的赔偿责任。这无疑对安全保障义务人施以过于严苛的义务，与其管理人或者组织者的身份与义务不相符，也不符合民法公平的原则。

2、难以分析原因力导致无法适用按份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各侵权行为人应承当按份责任。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是指在数个责任主体在无过错联系的情况下各自实施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过错和原因力，承担自己的责任份额的侵权责任形态。适用按份责任的情形下，每一个责任主体人只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负清偿义务，不与其他责任主体发生连带关系的侵权责任，即不存在追偿问题。任何一个责任主体在承担了自己份额的赔偿责任后，即从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关系中解脱出来。从受害人一方来看，于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之情形，他只能分别向各责任主体主张不同份额的损害赔偿，这些主张的总合等于其全部损害。

适用按份责任的前提是数人共同侵权以及能够确定各侵权行为人的原因力。而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情况下，有些案件可以分析原因力，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无法分析原因力。尤其是在该类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主要是因其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对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从“如果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的角度予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析出第三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哪一个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没有第三人的直接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后果也可以避免。在此情况下，利用分析原因力的大小来确定侵权各方责任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承担多大责任的方法显然难以适用。也就是说，在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无法适用按份责任来确定各自的责任份额，因此在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

3、不真正连带责任无法彻底解决侵权责任人的顺位问题。

有学者主张补充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况。[7]本文认为：补充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有相似之处，但补充责任不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而是与其相对应的一种新型责任形态。

不真正连带责任也称为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发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付全部履行之债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归于消灭的债务。[8]具体到侵权法领域，不真正连带责任就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因违反了法定义务而对一个受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因各自不同的行为而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各负全部的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的一种侵权责任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一直没有被我国法律所采用。相反，对于上述这种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分别侵权行为且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形，我国侵权法则规定为连带责任。[9]

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下，受害人无需确定最终的责任人，即可起诉要求任一责任人行使其赔偿请求权。而补充责任制度下，存在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两个不同的责任主体。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而补充责任人不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对受害人而言，其赔偿请求权具有一定的顺位问题。也就是说，受害人只能先请求直接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只有直接责任人不明确或者不能够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时，才能要求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补充责任制度的设计兼顾了受害人的利益要求与补充责任人最终份额的承担问题，既避免了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同时利用追偿权的设计避免加重补充责任人的最终负担。

（二）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民法贯彻始终的一个重要原则。传统的侵权法，对于不作为行为是不得要求赔偿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危险度的增加，源自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得到各国民法的认可，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安全保障义务人因其消极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的做法也普遍应用。但是对于侵权责任的扩张与受害人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成为一个是否体现民法公平原则的难题。补充责任制度的创设既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了填补，又通过求偿顺位的设置合理限制了受害人的求偿选择权，同时赋予补充责任人对直接责任人的追偿权。较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补充责任制度较好地平衡了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和侵权责任的最终承担问题，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三）有利于发挥法律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司法实践中，适用补充责任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确定直接加害人，或者虽然能够确定直接加害人但其无力赔偿或者赔偿能力有限。而补充责任人往往是具有一定赔偿能力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补充责任人先行承担侵权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填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三、适用范围：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

（一）立法变迁

法释[2003]20号首次使用“安全保障义务”和“补充责任”的规定，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该条规定了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要承担补充责任，并且将其补充责任的范围限定在过错范围内；同时也赋予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对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享有追偿权。

《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该规定继续采用了补充责任的形态解决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但未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的承担方式及限额。

（二）法条解读

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在“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第三人的积极加害行为”的情况下，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

1、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原则上是法定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将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为一项法定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上述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侵权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包括硬件方面的义务和软件方面的义务。硬件方面的义务包括物的方面之安全保障和人的方面之安全保障。软件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消除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创造安全的活动环境；对于外部不安全因素的防范，制止来自第三方的侵害；不安全因素的提示、说明、劝告和协助义务。[10]

2、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法理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即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主要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上述主体在其在管理和组织活动中应到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第三人实施加害行为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则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往往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如提供的硬件设施不符合有关的安全规范、经营和活动的场所存在安全隐患、没有及时制止来自第三人的侵害等。

3、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赔偿范围是补充性的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的大小取决于直接责任人承担的责任的大小。由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如加害人的雇主、监护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直接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

4、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责任的求偿顺序是第二位的

在第三人介入情况下，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作为直接责任人承担的是第一顺位的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作为补充责任人承担的是第二顺位的赔偿责任。只有当第一顺位的直接责任人无力赔偿时，第二顺位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才作为补充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四、适用范围：校园事故中的补充责任

（一）立法变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 治疗 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 法律 关于校园事故的最早规定，确立了校园事故中幼儿园、学校等单位在过错范围内赔偿的立法思想。但是，该条规定当幼儿园、学校内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幼儿园、学校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令幼儿园、学校承担了临时的监护责任。

法释[2003]20号第7条第1款规定 “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 教育 、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2款规定“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该规定在上述民法通则意见的基础上将第三人侵权的情形予以细化，并且采用补充责任形态解决第三人侵权时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二）法条解读

对于校园事故中，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所承担的责任性质问题，有监护责任说、契约责任说、安全保障义务说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所承担的管理职责是基于其与学生之间的法定的教育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安全保障义务。正是基于这种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在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对自身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补充责任。

1、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的前提是第三人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仅仅承担了部分赔偿责任。

在第三人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的情况下，依据自己责任的原则，由第三人对损害结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第三人有能力赔偿时，由他自己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存在补充赔偿的问题。只有当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下落不明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或者仅能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才承担补充性赔偿责任。

2、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并且是一般过错。

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如果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尽到了法定的教育、管理职责，即使第三人未能承担全部或者部分的赔偿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之所以对第三人侵权行为承担补充责任，是由于其对于学生受到第三人的侵害存在教育、管理方面的失职。该过错是一般过错，不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在第三人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的情况下，由受害学生一方证明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存在过错。[11]

3、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赔偿的范围是补充性的。

要求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是为了补充第三人赔偿不足的份额，其赔偿范围是补充性的。如果能够确定实施侵害的第三人，该第三人能够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则由该第三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不需要承担责任。只有在第三人无法确定或者不能够全额赔偿的情况下，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才承担其赔偿不足的部分。

五、我国侵权法中“相应的补充责任”的探讨

《侵权责任法》第37条关于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补充责任以及第40条第三人侵权时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管理职责的补充责任，均使用了“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表述。对于此处“相应的补充责任”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含义：

1、在第一责任人有能力承担的情况下，补充责任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补充责任，即补充直接责任人所承担责任之不足。从责任承担的顺位上讲，直接责任人承担第一顺位的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人处于责任承担的第二顺位。当直接责任人有能力承担其自己责任时，补充责任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当直接责任人无力承担的情况下，处于第二顺位的补充责任人方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

2、补充责任是全部补充还是部分补充的问题

补充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究竟是与其过错范围相应的部分补充还是直接责任人无力承担部分的全部补充，《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这将是受害人利益和补充责任人利益平衡的另一博弈，需要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和司法现状作出综合的考量。

3、补充责任人的责任承担是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还是与原因力大小相适应的问题。

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在数人侵权行为中，过错的程度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但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对于侵权结果所产生的作用显然更适合用原因力进行分析。如果法律将补充责任人承担的补充责任限定为部分补充，则其承担赔偿责任时是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还是与原因力大小相适应？本文认为，单纯地采用过错程度或者原因力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上述问题，而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4、“相应”是否考虑各方的 经济 状况问题

    通常情况下，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作为一个 自然 人，其经济实力和赔偿能力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和学校等教育机构。在制度设计层面，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和承担教育、管理职责的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仅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则受害人之损害填补必将大打折扣；如果考虑受害人求偿权实现的最大化，以期实现社会稳定等目标，则需要将各方的经济状况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令经济实力较强的主体适当多承担一些责任。

 

 

注释:

  [1] 详见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 详见杨立新：《侵权行为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30页。

 

  [3] 详见张民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研究》，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6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5]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侵权责任法篇9

关键词：公平责任原则；公平原则

一、法学界对公平责任原则的不同观点之阐述

《侵权责任法》中第24条的具体内容：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对于此条文的解读，法学界普遍认同杨立新教授对此法条的所包含的内容称之为公平责任原则。

在侵权行为法中．归责原则居于中心地位．是全部侵权责任规范的基础．直接体现了侵权行法的立法取向和价值功能。但由于确定侵权责任原则的标准不同．法学界学者对归责原则体系的构造有着严重的分歧．形成了一元说、二元说、三元说等不同的学说。其中．一元说认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只有过错责任；二元说认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包括过错责任和无过责任原则；三元说认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包括过错责、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等三项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对前两种情况都不能采用又显失公平情况下的一种补偿原则，即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无过错，可以根据实际情．由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

而对于公平责任原则是否能够成为我国民法归责体系中的归责原则，法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肯定说和否定说。

(一)肯定说。肯定说是指认为公平责任原则为我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说法得到以中国政法大学王利明教授为主要代表的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其一，我国民法适应商品关系的内在要求．把公平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必然要求在责任领域按照公平尺度衡平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使民事责任符合公平正义要求。可见，公平责任原则也是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的必然引伸。其二，公平责任作为一项原则，也是淳化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公平确定赔偿数额，是与社会主义道德标准的要求相一致的，同时也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善良风俗。具体而言，王利明教授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在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草案建议稿中也明确规定了公平责任原则，该草案第5条规定：“法律规定有过错才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加害人和受害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依据公平原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二)否定说。否定说是指公平责任原则不应该认为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之一，此说法得到以张新宝以及张佩霖教授为主要代表学者的认同。张佩霖教授认为．侵权法的原则只有一个．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其立论的基础是过错责任原则之外的任何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和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他认为只有那些适用范围达到一定标准的准则才可以称为原则。这种用数字统计方式确立法律原则的做法非常有创意，遗憾的是缺乏数学模型的支持。张新宝教授持否定的理由是：(1)缺乏法律根据．《民法通则》第132条不是归责的原则．而是解决损害后果的承担问题；(2)没有具体对象；(3)从认识论上的考察看，不符合思维过程的一般规律。

二、公平责任原则地位之我见

笔者支持否定说的观点，认为公平责任原则不应该成为我国侵权责任中归责原则体系中组成部分，不应该成为独立的归责原则。其理由在于以下几点：

(一)所谓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责任作为法律行为判断的结果，应是确定的，且是不利性的。在侵权行为法律关系中．如果双方均无过错．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受害人都谈不上去分担责任。让受害人去分担责任．在理念上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受害人却可以作为当事人合理分担一部分损失。显然．这里所规定的“由当事人分担责任”的实质是“由当事人分担损失。”

(二)所谓原则，从法理的角度是指从某类问题中抽象出来并对解决该类问题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是区别于规则的上位概念。侵权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就是解决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是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但是公平责任仅仅是适用于个别的情况，不能作为归责原则存在。对于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要件，从《侵权责任法》中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其最核心的要件在于受害人和行为人对侵权行为都无过错。这也是对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的特殊规定，是非一般性的规定，不具有普遍适用意义。显然对于这种没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规定不能称之为原则。且我国《民法通则》在第六章“民事责任”一章中第一节“一般规定”中，规定了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除此之外，在第一节“一般规定”中并没有特别规定其它的侵权归责原则。对于归责原则，也理应规定在“一般规定”中，而不能规定于各种具体的侵权行为规范之后。所以说公平责任原则是归责原则在逻辑形式上也有有失偏颇之处。

(三)《侵权责任法》中第二十四条所指内容其本质就是我国《民法通则》中第132条的规定在侵权行为所导致的侵权责任承担分配的具体规定，可以视为是《民法通则》第132条的一种延伸。而《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其最主要的立法依据就在是对民法原则中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对公平原则的具体解释。故公平责任原则其实质是我国民法原则中公平原则在侵权责任承担分配中的一种具体展现，是一种公平理念的具体诠释，是公平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是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笔者对公平责任原则认为是侵权责任的一种归责原则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所谓的公平责任原则是公平原则在侵权责任承担中的延伸和诠释。说白了它在责任承担方面所起的作用仅仅只是一个道义或者道德上的作用。

三、结语

对侵权责任法中公平责任原则的讨论中，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的相对落后．特别是社会保障系尚未完善或者说在建立之中．虽然法学家们力图通过法律制度解决社会问题．其结果就是在归责原则体系中强加了一个公平责任原则．虽然这些想法能够解决目前社会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却使法律制度体系支离破碎。故侵权责任法公平责任原则制度的完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注释：

1　参见朱阳明，对公平责任原则的悖论思考，理论探索，2007。

2　参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74。

3　参见张佩霖，中国民事法律理论与务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265―266。

4　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7～70。

5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米健．关于“公平”归责原则的思考l Jl法学研究，1999。

[2l韩积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中国法院网。

[3]李明发，关于公平责任原则若干问题的探讨．法律科学．1990(3)。

侵权责任法篇10

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之前，人民法院裁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关于过错侵权责任的规定。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生效之后，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而不再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规定的赔偿金计算标准，明显低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所规定的计算标准。[1]又鉴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设置于医学会之下，致使医疗事故鉴定公信力不足，加之人民法院内部关于医疗损害案件法律适用的认识不一，致使在裁判实践中形成了所谓“二元化”：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人民法院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判决，受害人所获得的赔偿金额较低；未经鉴定甚至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人民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并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所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金，受害人所获得的赔偿金额反而较高。这其中的不公平至为明显。

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的医患关系紧张局面，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紧张，这与党和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形成巨大反差。在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没有规定医疗损害责任，而在2008年10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次审议稿却增设了“医疗损害责任”。这充分说明医患关系已经紧张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立法机关决心排除一切干扰，借制定《侵权责任法》之机会，废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案件设立裁判规则。对于设立本章之立法目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认为就是要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界定医疗损害责任，切实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理念演进：用“医疗损害”概念取代“医疗事故”概念

为实现前述政策目的，首先要废止“医疗事故”这一旧概念，代之以“医疗损害”这一新概念。因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医疗事故”属于医疗行政上的概念，不是民法概念；并且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非由人民法院认定，须经过医疗事故鉴定。按照民法原理，有损害即有救济，有过错即有责任，本无须以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条件，因此《侵权责任法》第7章以“医疗损害责任”为章名。如此，医疗损害责任之成立将不以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条件，当然也就无须进行所谓“医疗事故鉴定”。此外，《侵权责任法》专设第54条明文规定医疗损害责任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就使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回归于”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联系到《侵权责任法》第5条关于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的规定，其所称“其他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排除在外。其所体现的立法思想是，医疗损害责任为侵权责任之一种，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只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予以规定。因此，《侵权责任法》一经生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的规定将同时废止，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责任案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章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而不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三、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中“过错”的认定：判断标准客观化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的规定，医疗损害责任属于过错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本应由受害患者向法庭举证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但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认为，鉴于诊疗活动本身的特殊性，于发生医疗损害的许多情形，不仅患者方面往往难于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有过错，而且医疗机构和实施诊疗行为的医务人员也往往难于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无论是将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的后果归属于患者方面负担还是归属于医疗机构方面负担，均有失偏颇。有鉴于此，既不宜机械地按照《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要求原告(患者)一方负担证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并在原告(患者)不能举证或者不能充分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有过错时，作出不利于原告(患者)的事实认定，也不宜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款对医疗纠纷案件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疗机构负担证明自己无过错的举证责任，并在医疗机构不能举证或者不能充分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时，作出不利于医疗机构的事实认定。

《侵权责任法》在总结人民法院裁判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关于“过错客观化”的判例学说，专设若干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判断过错的客观标准，以方便法庭正确判断过错，避免将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的后果简单化地归属于任何一方所可能造成的不公正结果。因此，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责任案件，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过错责任原则关于过错举证的一般规则，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应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5、58、60条规定的判断标准予以认定。

四、说明义务与患者自主决定权：手段与目的

按照民法原理，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合同关系。作为受托方的医疗机构基于患者及其家属的高度信赖和委托，处分事关患者生命、身体、健康等重大人格利益的事项，不应单凭医疗机构一方的裁量，而应当充分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而患者自主决定权之正确行使，又有赖于医务人员履行说明义务。患者自主决定权是产生医务人员说明义务之法理根据；医务人员履行说明义务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患者一方在对病情、诊疗方案及其可能风险等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下行使自主决定权。

《侵权责任法》基于对患者自主决定权之尊重，参考外国所谓“知情同意”规则，设第55条明确规定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和患者的“同意权”。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5条的规定，是否履行说明义务和取得患者一方的书面同意，是判断医疗机构一方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未履行此项义务的，即认为有过错。而为方便司法操作，《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2款越过“过错”概念，直接规定：医疗机构一方未履行此项义务，如患者受到损害，即应成立侵权责任。须特别注意的是，对《侵权责任法》第55条不能作反对解释，不能误认为只要履行本条规定的说明义务、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就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履行了《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的说明义务、取得了患者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但如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实施诊疗活动中未尽到第57条规定的一般注意义务或者有第58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那么仍应对患者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考虑到因抢救危急患者等紧急情况，难于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的意见，《侵权责任法》特增设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侵权责任法》第55条关于说明义务和取得患者书面同意的规定为一般规则，第56条则属于例外规定。至于《侵权责任法》第56条中“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上作了说明，认为这是指患者不能表示意思且难于取得患者近亲属的意见。例如，汶川大地震，许多从废墟中挖出的重伤员已经生命垂危、神志不清，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且难于联系、找到其近亲属以征求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6条的规定，应当经医疗机构负责人(医院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医疗队负责人)批准，对处于生命垂危状态的患者实施救治措施。

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思想，是否接受诊疗及接受何种诊疗方案，取决于患者自己的意思，在患者自己不能表示意思时取决于患者近亲属的意思，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违反患者或者其近亲属的意思而实施诊疗行为。如果患者明确表示“不同意”救治，或者患者不能表达意思时其近亲属明确表示“不同意”救治，那么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借口“紧急情况”而强行实施救治措施。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实施所谓“消极的安乐死”留下了可能性。立法体现出的对“患者自己决定权”的充分尊重，值得注意。

五、医务人员的一般注意义务：“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

民法理论将注意义务区分为一般注意义务与特别注意义务。《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的说明并取得书面同意的义务，属于医疗活动中医务人员应履行的特别注意义务。医务人员按照该条规定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书面同意之后，于实施诊疗行为时还必须履行一般注意义务。民法理论上关于医务人员的一般注意义务，称为“专家的高度注意义务”，是指医务人员作为医学专家于实施诊疗行为时应为患者一方的最大利益尽高度的注意义务。此高度注意义务，应以同专业领域的医务人员通常应履行的注意义务为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第57条未采用“专家的高度注意义务”或者“高度注意义务”这样的概念，而采用了“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这样的表述。在立法审议中，该条采纳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建议，将原文“注意义务”改为“诊疗义务”。“注意义务”概念与“诊疗义务”概念，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所谓“诊疗义务”，亦即医务人员在实施诊疗行为时应尽的注意义务。“诊疗义务”概念，强调医疗服务领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履行的注意义务的行业特点，可以方便医务人员理解和法官在裁判实践中进行判断，有其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3次审议稿中，第57条均为两款。其中，第2款规定：“判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当初设置第2款的意图是，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存在差别，同一地区不同资质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亦有差别，在判断医务人员应尽之注意义务标准时，“应当适当考虑”这些差别。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第3次审议时，一些委员认为，第1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第2款却又规定“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好像是说水平低犯了错误就不承担责任”，建议删去第2款。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时，注意到第57条第2款与第1款有冲突，决定采纳上述意见，删去本条第2款。

在迄今为止的医疗纠纷案件裁判实践中，不时有法院和法官因受法律外因素影响，作出偏袒医疗机构的判决。《侵权责任法(草案)》第57条第2款之设，不仅不利于此种偏袒倾向之纠正，而且还可能起反作用。一些受法律外因素影响的地方法院和法官，可以借口第2款的规定，通过降低诊疗义务判断标准，作出偏袒医疗机构的判决，使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医疗机构逃脱责任，使受害患者及其家属依据《侵权责任法》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落空，背离《侵权责任法》设立本章之政策目的。可见，删去第57条第2款，有其重要意义。但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审议中，又有委员建议本条增加“当地的医疗水平”作为判断标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如果本条增加“当地的医疗水平”作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那么在许多医疗损害案件中，被告医疗机构均可以“当地的医疗水平”低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作为抗辩理由，否定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进而否定侵权责任之成立，最终使遭受损害的患者不能获得赔偿，背离《侵权责任法》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决定不采纳此项建议，仍坚持以“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作为判断是否存在过错的统一标准。

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过错之推定：特殊情形下不可推翻

在此前的裁判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形：人民法院在查明被告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显然违反有关诊疗规范，或者有隐匿有关病历资料甚至伪造、篡改、销毁有关病历资料的事实之后，却仍然认定医疗机构不存在过错或者采纳所谓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作出被告医疗机构不承担侵权责任的判决。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认为，按照民法原理及《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思想，违反有关诊疗规范，或者隐匿有关病历资料甚至伪造、篡改、销毁有关病历资料，这类行为本身即是过错。对这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直接根据“违反有关诊疗规范，或者有隐匿有关病历资料甚至伪造、篡改、销毁有关病历资料”的事实，认定被告医疗机构有过错，既不应要求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也不得许可被告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基于上述考虑，《侵权责任法》专设第58条加以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须特别注意的是，本条所谓“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属于不允许被告以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的推定而与通常所谓“过错推定”不同。

现代民法上的“推定”，是一种技术性法律概念，是立法者于制定法律规范时预先作出的“假定”，即基于法定的某种事实之存在而“假定”存在另一种事实。现代法律中有两种“推定”：第一种是许可被推定人以反证予以推翻的推定，第二种是不允许被推定人以反证予以推翻的推定。法律上通常规定的“过错推定”是第一种“推定”，即许可被推定人以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的推定；法律规定第二种推定，属于特别情形。这两种过错推定在法律条文表述上有明显的区别。第一种过错推定或者真正的过错推定，即许可被推定人以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的推定，法律条文通常表述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85、88、90条的规定。第二种过错推定，亦即“不可推翻的过错推定”，如《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规定。严格来说，第二种过错推定不是真正的推定，实际上是立法者预先作出的“直接认定”而非“假定”，其法律效力等同于另一个技术性概念“视为”。所谓“视为”，是法律的直接认定，不允许被告推翻此项认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58条的规定。《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亦是如此。人民法院一经审理查明，案件存在《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3种法定情形之一的，即应认定被告医疗机构有过错，并驳回被告医疗机构关于不存在过错的主张(或抗辩)。

有人会问，既然如此，本条何以不采用“视为”概念，明文规定“视为医疗机构有过错”呢？这是因为，在民法立法习惯上，“视为”用于“客观事实”的认定，即基于某种“客观事实”之存在而直接认定另一种“客观事实”之存在；“推定”用于“主观事实(状态)”之认定，即基于某种“客观事实”之存在而假定某种“主观事实(状态)”之存在。《侵权责任法》第7章虽然采用了“过错客观化”的判断方法，但并不改变“过错”仍然属于“主观心理状态”的本质。本条不用“视为医疗机构有过错”而用“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是民法立法习惯使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时，主持审议的主任委员胡康生即已指出，《侵权责任法》第58条所谓“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不同于《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所谓“推定过错”，而是“直接认定”。

七、医药产品缺陷损害及输血感染损害：求偿权的行使与责任承担

因医院使用的医药产品具有缺陷造成患者遭受损害的，按照产品质量法关于严格产品责任的规定，应当由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此前的裁判实践多是，如受害患者起诉医疗机构，被告医疗机构将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以主张当事人不适格为由进行的抗辩，法庭亦将采纳此项抗辩而裁定驳回原告请求。考虑到在许多情况下，造成患者损害的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在外地、外省甚至外国，受害患者很难到该地法院起诉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致使受害患者难于获得法律救济，因此，《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次审议稿创设第61条：“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请求赔偿。医疗机构赔偿后，属于生产者等第三人责任的，有权向生产者等第三人追偿”。对于输血感染致患者损害的案件，基于前述同样之考量，《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次审议稿创设第62条：“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医疗机构赔偿后，属于血液提供机构责任的，有权向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考虑到上述两个条文均出于方便受害患者行使求偿权，保障受害患者能够获得法律规定的损害赔偿的政策目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均可依法向最终的责任人追偿，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决定将上述两个条文合并为一条，即《侵权责任法》第59条。须注意的是，本条增设受害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规定，目的在于方便受害患者行使求偿权，并未改变缺陷产品损害和输血感染损害两类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和最终的侵权责任承担者。对于缺陷医疗产品损害案件，由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销售者承担过错责任；对于输血感染案件，由血液提供者承担过错责任。无论缺陷医疗产品致害或者不合格血液致害，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当然有权向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不合格血液提供机构追偿。但是，如果在患者起诉医疗机构的诉讼中，将缺陷产品生产者、不合格血液提供者列为共同被告，则更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减轻医疗机构的负担。因此，对于受害患者仅起诉医疗机构的案件，医疗机构当然有权要求法庭将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或者不合格血液提供机构列为共同被告，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