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归责范文10篇

侵权归责范文篇1

《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项规定历来被视为我国侵权法的归责原则,即过错归责原则和无过错归责原则。我国将制定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采用什么样的侵权法归责原则,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理论主张,主要有这样几类意见:1、单一的过错归责原则说(简称“一元论”),该说否认在过错责任之外设定任何其他的归责原则,主张扩大过错责任来解决侵权责任法新领域的问题。2、二元归责原则说(简称“二元论”),该说认为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共同作为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一般侵权采用过错责任,特殊侵权采用无过错责任。3、多元归责原则说(简称“多元论”),主张归责原则多元化,除设立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外,还应当设立诸如公平原则、危险责任等归责原则。[1]在我国的《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编(草案)》中,第1条规定:“由于过错侵权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侵权人有过错的,受害人不必证明侵权人过错;侵权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不承担侵权责任”。第2条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人们对于已有的《民法通则》和《民法典(草案)》中的归责原则的上述表述是颇有微词的。一些观点认为,这样的表述在用语和理论解释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类似“没有过错”这样的用词显然在逻辑上是存在漏洞和问题的。此外,对我国将要建立的侵权责任法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意见分歧也是很大。

二、对现有侵权归责原则理论的思考

(一)“一元论”、“二元论”的观点区别解析

“一元论”的观点认为,只有过错才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未来的中国式民事责任体系应当只有一个归责原则,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只是这个过错原则是在原来传统过错原则基础上发展的过错原则。[2]“一元论”观点还认为,让责任人承担责任是因为:归责的实质“乃是对行为的社会谴责,而这种谴责的依据乃是未尽到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义务”。

“二元论”观点认为,应当将侵权法中的一般侵权采用过错归责原则,特殊类型侵权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二元论”者虽然没有否定“过错归责原则”的宗旨,但将该归责原则仅适用于一般侵权,对于特殊侵权认为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二元论”观点强调特殊类型侵权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归责事由在于:让责任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责任人“潜在的对他人产生侵害的危险性以及加害人的优势地位”。“二元论”观点主张者还认为,对“没有过错”的解释应当是“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

从“一元论”与“二元论”各自观点表述看,它们的差别主要在于:一是在设定侵权类型适用的归责原则类型上存在差别,尽管“一元论”者实际上并不否定特殊侵权类型的存在,但是,“一元论”观点认为应当采取的是过错推定责任,而不是无过错责任。这就是说两者的争议在于对是否要建立无过错归责原则的问题存在分歧。二是对于确立责任的归责事由存在分歧。

(二)归责原则的讨论应当建立的认识前提

分析“一元论”和“二元论”理论观点的合理性问题,有两个问题是不能忽略的:一是确立侵权的归责原则应当是立法层面上的问题,还是司法层面上的问题,或既有立法也有司法层面上的问题?二是确立侵权归责原则是否必须建立在对归责事由的否定性评价?

首先,我们建立侵权法归责原则,应当站在立法层面,而不是司法层面进行考量。司法须以制定法而行,司法解决个案争议。立法解决普遍的法律适用原则问题,司法不解决普遍法律适用问题,所以,侵权法的归责原则属于立法层面的问题。这也说明,侵权法的归责原则在法律制定时,已经作出或完成了有关承担责任公平正义价值考量,形成侵权法的归责原则。归责原则并不属于在司法实践中重新予以确认的原则。

其次,确立归责原则必须考虑可归责事由,并应当确认可归责事由的否定性评价。所有的制定法都应当有其明确的立法理由、制定法的法律责任条款的设立也必须如此。对侵权法中的责任考量也应当遵循这样的规则。我们从传统侵权法的归责原则设立看,普遍可以读到对责任者的否定性评价。侵权法发展至今进入21世纪了,这种存在于传统侵权法中对责任人的否定性评价在现代侵权法并未消亡,仍然存在。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在于:虽然确认侵权责任的理念在现生了一些变化,但对责任人的否定性评价并未过时,不论是采取“矫正主义”价值观的,还是采取“分配正义”的价值观的,他们的价值观都不能脱离以对责任人的否定性评价为前提,解决责任的分担机制,并作为归责原则的基础。法律在追究某人的民事责任时,应当符合公平正义,归责原则必须有所体现。

法律上的公平正义要求人们对权利和义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没有理性的人会否定如下的正义观,即:人们在权利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应当承担责任。只有对违反义务的行为,法律才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所以,侵权责任的承担实际上是对违反法定义务行为的否定,而不是对行使权利行为的否定。正因为这样,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需要建立在对责任人的否定评价基础之上。

(三)对“一元论”、“二元论”理论观点的评析

“一元论”的观点的确是建立在对责任人的否定评价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立法层面上确立归责原则。但是,“一元论”的缺陷在于,仅以过错原则或推定过错原则解决社会中多种复杂的侵权关系纠纷,有些实际困难,形成困难的原因主要在于:1、社会侵权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一些新型侵权类型的过错标准相对复杂;2、司法实践中,执法者之间在应对特殊侵权类型中产生的“过错”情形,容易产生司法裁判所认定标准不一。3、我国现有司法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上问题,可能使“一元归责”的落实困难。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需要法律对一些特殊类型侵权,通过法律确定责任认定标准。所以,归责原则在确立过错归责原则的同时,对于那些可能造成司法裁判人员认定不一或在举证问题上可能产生争议的特殊侵权专门划出来确定侵权的归责原则。

“二元论”虽然将侵权作了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的划分并且为它们确立了不同的归责原则,但是,其缺陷在于:该学说认为,所谓“不考虑过错”是在受害人追责和司法机关确定责任时的“不考虑过错”。这就说明“二元论”不能作为归责原则来认识,而只能作为司法部门在认定侵权具体个案中的认定具体责任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认定方法。因为在这之前,立法在确定责任时已经确立了归责原则。该说的另一个缺陷就是:回避了对一些特殊侵权类型的归责,法律上已经作出的否定性评价的客观事实,使人看不到法律确立归责原则时存在的对责任人的否定性评价。

(四)对“多元论”简单评价

“多元论”于其它规则学说不同的主要点在于将公平责任作为侵权归责原则。“公平责任”作为归责原则曾在一段时期内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目前接受这一侵权归责原则观点的的人并不多。笔者也认为,公平责任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可以调整所有民事法律关系,但是要独立作为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似没有必要。公平原则不是以行为人的过错为道德基础确定责任,而是在责任难以归属救济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法律所采用的调整原则,根据民法原则来分配责任,所以,如果将它作为归责原则,不仅不能凸现归责原则的基本特征,也不能很好说明归责原则确立的归责事由。

(五)围绕归责原则其它一些问题的看法

1、对无过错责任中“没有过错”用语的否定

现有立法中的“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用语既矛盾又不合理。说其矛盾,是因为从逻辑上而言,承担法律责任是因为有法律上可归责的事由,而对于侵权责任无疑是指“过错”。没有过错法律让其承担侵权责任就失去了基础。为侵权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侵权责任,还有一种是基于合同或法律的规定承担的法律责任(如保险责任或有关非侵权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责任)。侵权归责原则显然是针对前者,而不是后者。作为第二种法律责任的主要是指保险责任、其他社会组织对侵权受害人的损害救济,他们承担责任的性质大多属于绝对责任(不能提出减免责任抗辩),所以,不应当归属于侵权责任,也不按照或适用侵权归责原则。

从目前学界的普遍认识看,“没有过错”的含义是特指“不问过错”,既然不问过错了,为什么还要用“过错”的用语来表述归责原则。有人说这是相对于过错原则而言的,可是,过错归责原则的对立面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的原则,实际上这种归责原则在侵权法上并不存在,目前的无过错归责原则所要表述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也就使得“无过错责任”用语引起更多质疑变为并不奇怪的事情。

2、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的关系。

一些理论将特殊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作为特殊侵权的一个特点,也有理论将归责原则作为划分侵权类型的主要标准。这就提出了“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是举证责任决定了归责原则还是归责原则决定举证责任。从法理学角度看,应当是归责原则决定承担责任,因为举证责任仅仅是解决侵权事实上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从另一面看到,大陆侵权法理论中的“无过错归责原则”中的“不问过错”的判断,仅为举证责任倒置设定了“举证规则”,而不是归责原则。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不能将法律上认定的归责原则与通过司法途径确定责任时的举证问题混为一谈,法律认定责任的前提与司法手段中确定责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二是归责原则涉及的是立法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不能将司法救济中“不问过错”的举证问题简单的与归责原则混同,即使将立法的规定视为是在“不问过错”情况下依法归责,也不能否定法律确定归责原则时,已经对责任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

3、讨论过错问题需要认清“过错”的实际内涵。

从现有法律规定和理论角度看,人们在讨论过错归责原则问题时,需要注意对过错归责原则或无过错归责原则的过错标准的认识。我以为,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认识上,我们应当强调对过错的主客观的统一性认同,即将过错视为有行为人主观上的可归责和客观上的可归责的统一;而对于特殊侵权归责中的“过错”认识则注重客观上的归责,这种客观性主要体现的是法律认定的标准。至于对特殊侵权造成可归责事由的是“潜在的对他人产生侵害的危险性以及加害人的优势地位”的“二元论”认识,笔者认为,也不能因此否定“过错的”实际存在。从侵权经济分析角度思考,即使按照汉德公式(美国法官汉德LearnedHand其在美利坚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提出的一个数学公式),也能看到过错存在的影子(根据汉德公式,只要潜在的施害人没有达到预防事故发生的成本,就是有过失)。虽然对此的经济分析与责任担负人们还是有争论,但是,法律对特殊侵权责任人的否定性评价显而易见的。

三、对建立我国侵权法的归责原则的建议

(一)建立侵权归责原则的基础

不论是特殊侵权还是一般侵权,法律规定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都应当有法律上的归责事由,归责事由的基础应当建立在以下两个方面:

1、道德基础。侵权法归责原则确立的道德基础实际上就是侵权法归责的公平正义观。对于一般侵权行为,19世纪、20世纪的侵权法都以过错归责确立,过错归责原则的建立基础是“人人平等”原则下的崇尚尊重人的“个人主义”理念,但生产工业化、社会化、高科技化后直至21世纪的今天,虽然侵权法归责原则在一些特殊侵权领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但对侵权归责原则基础确立在对责任人的否定性评价这一侵权归责理念很难发生变化,因为,这样的归责原则至今仍被人们作为公平和正义而普遍被接受。如罗尔斯所言“在某些制度中,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作出任何任意的区分时,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3]而对于特殊类型的侵权自世界各国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大陆法系国家)或“严格责任”(英美法系国家)之后,不是简单地以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归责,而是由法律规定的必过错归责原则在法律上更为严格的方法确定责任。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种做法也是公平正义的,因为,受害人受到侵害而获得救济赔偿是正当的权利,应予保护,而对造成这种损害的人,应当为此付出代价,合理的分配这样的“代价”,也是一种公平和正义。在分配责任的过程中现代侵权法跟注重责任承担时的和谐平衡。所以,将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归责原则分开来确立是有意义的。

2、责任承担者在法律上存在可归责的过错评价标准。这种过错对于一般侵权行为强调主客观的统一性,而对于特殊类型侵权则主要注重过错的客观对侵权法归责原则的思考性,因为特殊类型侵权,法律强调责任人的注意义务的缺失,法律在设计确定特殊侵权类型的归责原则以及抗辩事由时,已经为责任归属确定了对责任人的否定性评价。因此,法律在举证责任分配和抗辩减免责任的条件上作相应的确定,从这些条件的设定看,也反映了法律对责任人否定评价的特点,比如对相关侵权构成要件成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这表明法律对受害人权益的倾斜;又比如,对抗辩减免条件的特别设定,说明法律对责任人减免责任的严格把握。

我们认识侵权责任,首先应当对责任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有所认识,因为只有在存在一定关系的前提下,才可以说存在义务,侵权法的责任追究以违反基本义务为责任基础之一。要使法律认同这种关系的存在,就应当将受害人的绝对权利与不特定人义务人之间的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作有机的联系,而违反义务的行为证明存在法律上的过错

(二)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设立的建议

建议将我国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确立为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的统一,即一般侵权采取过错归责原则,特殊侵权采取严格责任归责原则。

具体内容包括:

1、对于一般侵权确立过错归责原则,推定过错原则作为过错原则的特殊表现存在于过错原则中。过错归责原则是以追究行为人自身实施侵权行为直接造成他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种归责原则在目前的侵权法理论上不能割舍。因而,该项归责原则应当继续保留。推定过错原则在目前理论上纳入特殊侵权类型,似有不妥。因为推定过错原则是过错原则的一个例外,其突出特点在于举证责任的倒置,实质仍然是过错归责原则。

2、法律对特殊类型侵权采取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用严格责任替代无过错责任的用语。严格责任的用语比无过错责任更为合理,严格责任既不同于无过错责任也不同于绝对责任(如保险责任),作为侵权法的严格责任的主要特点在于:责任由法律规定、责任者享有抗辩减免责任的权利,但抗辩的事由有法律严格规定。严格责任适用于特殊侵权。严格责任不能由过错归责原则所替代(因为过错原则强调主客观的统一),严格责任的责任内容应当由法律专门规定,在这里再次需要说明的是,严格责任强调的是立法上的“严格”确定,而不是在司法纠纷中对行为主观过错的确认,因为严格责任不需要在司法行为中再作归责认定,以解决受害人举证困难、弱势群体保护、责任分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综上,侵权法的归责原则确立是侵权法上的核心,应当立足我国的社会环境加以确立,使之能更好地影响侵权法相关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侵权法/归责原则

内容提要:侵权法的归责问题是侵权法的核心问题,理论界对此争论较多。文章对我国现有侵权归责原则理论进行分析,认为有关理论存在法理和认识上的缺陷,作者提出了自己一些观点,并建议将我国侵权法归责原则确立为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的统一。注释:

[1]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5-26.

侵权归责范文篇2

1.过错责任原则的存在，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经济生活中，没有竞争，就不能称其为市场经济，而竞争的存在，就难免有各种偏差和损害的存在，因为优胜劣汰是必然现象，如果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偏差和损害，行为人都要承担责任，人们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必然畏缩不前，安于现状，但是，如果对竞争中的损害和偏差不加限制，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就可能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失去了最起码的稳定和平衡，社会经济也就无法顺利发展。过错责任原则既承认了损害在一定范围内的可原宥性，同时，也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也保持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

2.过错责任原则的存在，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法和社会主义道德之间应该具有广泛的一致性，社会主义道德所提倡的，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道德所谴责的，一般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法所禁止的。惩恶扬善、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利益、不得损人利己，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和法的共同要求。在行为人对他人造成损害时，他的过错行为是道德所谴责的，他的无过错行为，在道德上往往也无可非难。

3.过错责任原则的核心地位，取决于其功能的全面性。在依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责任时，是把损害和人的心理状态或行为本身联系起来，依法对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评判，人们就知其可为与不可为，在行为前便可预知行为的法律后果，可以通过控制行为达到控制损害结果的目的，从而趋利避害，预防损害的发生。同时，通过行为人对自己过错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承担，告诫人们如果选择了一种与法律不相容的行为，不仅会损害别人，也会使自己受到惩罚，这既教育了行为者本人，也昭示整个社会以此为诫。过错责任原则强调行为人应对自己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这不是单纯惩罚行为人的过错行为，而是为了使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

1.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一般性与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特殊性。传统的过错原则有其固有的缺陷，如在因果关系复杂或者无法迅速认定加害人的场合，就会出现相互推诿、无可赔偿的情况，迫使立法者对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适用特殊的归责原则，于是归责方式日趋客观化，出现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不涉及当事人双方谁是谁非，从保护受害人权益的角度出发，侧重考虑损害后果的合理负担，能够迅速有效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失。

2.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必然性与公平责任原则适用的选择性。公平责任是从公平正义、诚实信用这样一般性的法概念中推导出来的灵活运用、弹性极大的新原则，反映了互助友爱、扶危济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本质要求。它希望以一个公正的视角，通过司法者的衡平手段，重新合理分配原已固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但公平责任仅在双方均无过错、难以按过错归责，又不能根据法律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而判定双方有无过错首先需要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予以认定。就此角度而言，公平责任原则不是一般的普遍适用的归责原则，只是一种辅助的制度。尤其当决定责任范围时，公平责任对于配合过错责任适用方面具有价值，在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行为人应当担负赔偿责任之后，可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根据公平责任确定行为人的损失承担。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王利明.

论无过错责任[J].比较法研究，1991，（2）.

侵权归责范文篇3

一、学术界主要观点

1.过错责任说。此说主张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用过错责任。理由是：知识产权侵权为一般侵权行为，在我国民事基本法及知识产权部门法没有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侵权应坚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2.无过错责任说。有学者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5条第2款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无过错责任持相当明确的态度，如果我国加入该协议，就必须履行有关的国际义务，我国的法律规定也必须与协议内容相衔接，因此，我国的知识产权归责体系也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转贴于公务员之家（）

3.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说。有学者认为，在侵犯无形财产权诉讼中，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应为二元归责原则，两者共同行使认定侵权责任的使命。这种归责体系的具体运行模式是：法律授予作为原告的权利人一种选择权，即假定权利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有权”选择自己举证，以便有力地、有针对性地向侵权人追偿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权利人也可以放弃这种举证的“权利”，法院即责令侵权人举证，举证不能或举证证明不成立的，推定侵权人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即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4.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说。还有学者从实务角度出发，认为就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而言，根据我国法律体系目前仍属于民事法律中的民事责任范畴。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上，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就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构成的规定处理。目前在民法通则和知识产权专门法中没有规定侵犯知识产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就应当依照过错责任原则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但针对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可以对一些难以确定当事人主观状态的行为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转贴于公务员之家（）

5.无过错责任及过错责任协调说。有学者认为，分别直接侵权、共同侵权、间接侵权不同情况，规定无过错责任及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场合，而不是“一刀切”地否认前者或后者。

通过对这些学说的介绍，我们较深刻的体会到此问题在学术界的争议。本文主张对于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应实行二元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即在法律明文规定以过错为前提才构成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未对过错作出规定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二、国外立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侵权意图的比较研究

侵权意图是指：“侵权人在侵犯他人权利时的主观状态，如故意或过失。”在1986年前起草的《民法通则》时，中国的“物权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就我国而言，《民法通则》公布时，整整五年以后《著作权法》才正式实施，可以说，我们在制定著作权法时，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特殊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那么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的认识就更不足了。因此,那种认为《民法通则》中的一切规定,应毫无保留地完全适用于在后的、人们认识已深化时制定的著作权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行为法”条款第106条第1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我们参考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法、德两国民法典中的侵权法条文，《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转贴于公务员之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认真研究后发现，法国、德国这两条中的上述规定，是把（实际）“损害”及“过错”（或过失）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而我国《民法通则》却把“损害”及“过错”作为一切民事责任的要件。也就是说，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必须是受侵害人有实际损失和侵害人有过错。但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又是如何呢，至少我们的执法人员很清楚：要制止一起专利侵权、商标侵权或著作权侵权活动中，绝对没有必要去寻找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或受损害人的“实际损失”，而仅仅有必要确认生产线上或流通渠道中假冒、仿制或盗版的事实。大陆法系的日本,其现行《著作权法》第113条第(1)项A项中,规定了直接侵权属无过错责任,在B项中,规定了间接侵权属过错责任。日本版权学者也认为:在受侵害人要求停止侵害时,“只要有侵权事实即可,不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如故意或过失。”作为英美法系的英国以及同属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的版权法,在划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上,从没有“一刀切”地否定过侵犯版权的无过错责任,而是将直接侵权的无过错责任与间接侵权的过错责任区别开来,至于美国,版权侵权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更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美国知识产权法学家曾指出,在知识产权领域，“要证明被告侵权,原告并不需要证明其有过错。”“只有在间接侵权的情况下,过错的有无才与判决有关”。也就是说，无论侵权人是否知道他人的权利，也无论在侵权时是否具有主观的故意或过失，只要发生了侵权的客观事实，法院就可以认定侵权。早在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就指出：“根据版权法，（在认定侵权时）侵权的意图不是必要的。”

三、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合理构架

对于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应实行二元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即在法律明文规定以过错为前提才构成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未对过错作出规定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的具体运行模式为：只要行为侵犯了他人知识产权，进入了他人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范围之中，即构成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除非行为人能提出法定的抗辩事由。

严格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形式，不仅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而且也为国际条约所采用。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内明确引入这一术语，确立严格责任原则，有着合理性。理由如下：

1.严格责任原则能够克服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

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很难证明侵权人有过错，如果真正在知识产权领域实行全面的“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将很难使侵害人承担责任，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丧失了实际意义。而严格责任原则免去了受害人证明侵害人过错的负担，恰好能够克服“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有效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2.严格责任作为一个描述性、类属性概念，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内在要求

严格责任不像过错责任那样有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是适用于相互间并不存在联系的多种侵权行为。严格并不是对应于过错的具有实在内涵与法律判断价值的概念，只是形式上的比较性的概念。严格责任的归责基础，不是“严格”，也没有其它的统一归责标准，这使得严格责任有着更广泛的适用范围。我们知道，知识产权并不是一项单一的权利，也不是单一的权利项，而是由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组成的权利群，每一项具体知识产权又是由多种权能组合而成的权利束。同时，知识产权又属于“一人对万人”的权利，对于不同的权利以及同一权利的不同权项，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权利、义务的设定，法律规定必须时时考虑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当代知识产权法律的灵活多变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知道，知识产权本身的范围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知识产权侵权形态更是难以穷尽，且始终处于动态之中。试图以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来确定各个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是否构成侵权，也是不现实的。严格责任具有的巨大的包容性，恰好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要求。

3.过错责任客观化使得严格责任的存在更具合理性

对于过错责任，人们有着主观性过错责任和客观性过错责任的不同认识。由于“主观的东西在实践中是很难判断的”，奉行过错责任原则的很多国家，在实务操作上要么采用“过错推定”的方式来确认过错，要么采用客观标准来衡量“过错”，在很多情况下，采用的实际上都是严格责任。从这一点而言，我们主张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也是无可厚非的。

4.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可以避开“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以及“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等无谓的概念争议

理论界对于“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以及“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的争议很多。有时本来是一个法律条文，经不同的学者解说，就有了几个不同的“版本”。但不管怎样解说，最终都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依据进行判定。这样，只要一个“严格责任原则”，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5.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上的确立，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实践证明，严格责任在合同法上的确立，满足了合同实践和理论上的种种需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效益。合同法上“严格责任”这一英美法系的制度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成功“移植”，无疑为我们全面认识和引进“严格责任”确立了典范。

侵权归责范文篇4

【关键词】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

“权利的存在和得到保护的程度，只有诉诸于民法和刑法的一般规则才能得到保障”。在审判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对行为人“侵权行为”的认定，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与否、承担何种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是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构成的关键环节之一。但是，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在学术界有很大分歧，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因此，对此问题的论述便颇有价值。

一、学术界主要观点

1.过错责任说。此说主张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用过错责任。理由是：知识产权侵权为一般侵权行为，在我国民事基本法及知识产权部门法没有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侵权应坚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2.无过错责任说。有学者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5条第2款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无过错责任持相当明确的态度，如果我国加入该协议，就必须履行有关的国际义务，我国的法律规定也必须与协议内容相衔接，因此，我国的知识产权归责体系也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

3.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说。有学者认为，在侵犯无形财产权诉讼中，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应为二元归责原则，两者共同行使认定侵权责任的使命。这种归责体系的具体运行模式是：法律授予作为原告的权利人一种选择权，即假定权利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有权”选择自己举证，以便有力地、有针对性地向侵权人追偿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权利人也可以放弃这种举证的“权利”，法院即责令侵权人举证，举证不能或举证证明不成立的，推定侵权人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即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4.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说。还有学者从实务角度出发，认为就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而言，根据我国法律体系目前仍属于民事法律中的民事责任范畴。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上，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就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构成的规定处理。目前在民法通则和知识产权专门法中没有规定侵犯知识产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就应当依照过错责任原则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但针对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可以对一些难以确定当事人主观状态的行为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

5.无过错责任及过错责任协调说。有学者认为，分别直接侵权、共同侵权、间接侵权不同情况，规定无过错责任及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场合，而不是“一刀切”地否认前者或后者。

通过对这些学说的介绍，我们较深刻的体会到此问题在学术界的争议。本文主张对于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应实行二元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即在法律明文规定以过错为前提才构成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未对过错作出规定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二、国外立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侵权意图的比较研究

侵权意图是指：“侵权人在侵犯他人权利时的主观状态，如故意或过失。”在1986年前起草的《民法通则》时，中国的“物权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就我国而言，《民法通则》公布时，整整五年以后《著作权法》才正式实施，可以说，我们在制定著作权法时，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特殊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那么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的认识就更不足了。因此,那种认为《民法通则》中的一切规定,应毫无保留地完全适用于在后的、人们认识已深化时制定的著作权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行为法”条款第106条第1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我们参考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法、德两国民法典中的侵权法条文，《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认真研究后发现，法国、德国这两条中的上述规定，是把（实际）“损害”及“过错”（或过失）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而我国《民法通则》却把“损害”及“过错”作为一切民事责任的要件。也就是说，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必须是受侵害人有实际损失和侵害人有过错。但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又是如何呢，至少我们的执法人员很清楚：要制止一起专利侵权、商标侵权或著作权侵权活动中，绝对没有必要去寻找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或受损害人的“实际损失”，而仅仅有必要确认生产线上或流通渠道中假冒、仿制或盗版的事实。大陆法系的日本,其现行《著作权法》第113条第(1)项A项中,规定了直接侵权属无过错责任,在B项中,规定了间接侵权属过错责任。日本版权学者也认为:在受侵害人要求停止侵害时,“只要有侵权事实即可,不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如故意或过失。”作为英美法系的英国以及同属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的版权法,在划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上,从没有“一刀切”地否定过侵犯版权的无过错责任,而是将直接侵权的无过错责任与间接侵权的过错责任区别开来,至于美国,版权侵权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更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美国知识产权法学家曾指出,在知识产权领域，“要证明被告侵权,原告并不需要证明其有过错。”“只有在间接侵权的情况下,过错的有无才与判决有关”。也就是说，无论侵权人是否知道他人的权利，也无论在侵权时是否具有主观的故意或过失，只要发生了侵权的客观事实，法院就可以认定侵权。早在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就指出：“根据版权法，（在认定侵权时）侵权的意图不是必要的。”

三、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合理构架

对于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应实行二元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即在法律明文规定以过错为前提才构成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未对过错作出规定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的具体运行模式为：只要行为侵犯了他人知识产权，进入了他人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范围之中，即构成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除非行为人能提出法定的抗辩事由。

严格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形式，不仅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而且也为国际条约所采用。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内明确引入这一术语，确立严格责任原则，有着合理性。理由如下：

1.严格责任原则能够克服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

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很难证明侵权人有过错，如果真正在知识产权领域实行全面的“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将很难使侵害人承担责任，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丧失了实际意义。而严格责任原则免去了受害人证明侵害人过错的负担，恰好能够克服“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有效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2.严格责任作为一个描述性、类属性概念，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内在要求

严格责任不像过错责任那样有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是适用于相互间并不存在联系的多种侵权行为。严格并不是对应于过错的具有实在内涵与法律判断价值的概念，只是形式上的比较性的概念。严格责任的归责基础，不是“严格”，也没有其它的统一归责标准，这使得严格责任有着更广泛的适用范围。我们知道，知识产权并不是一项单一的权利，也不是单一的权利项，而是由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组成的权利群，每一项具体知识产权又是由多种权能组合而成的权利束。同时，知识产权又属于“一人对万人”的权利，对于不同的权利以及同一权利的不同权项，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权利、义务的设定，法律规定必须时时考虑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当代知识产权法律的灵活多变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知道，知识产权本身的范围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知识产权侵权形态更是难以穷尽，且始终处于动态之中。试图以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来确定各个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是否构成侵权，也是不现实的。严格责任具有的巨大的包容性，恰好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要求。公务员之家

3.过错责任客观化使得严格责任的存在更具合理性

对于过错责任，人们有着主观性过错责任和客观性过错责任的不同认识。由于“主观的东西在实践中是很难判断的”，奉行过错责任原则的很多国家，在实务操作上要么采用“过错推定”的方式来确认过错，要么采用客观标准来衡量“过错”，在很多情况下，采用的实际上都是严格责任。从这一点而言，我们主张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也是无可厚非的。

4.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可以避开“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以及“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等无谓的概念争议

理论界对于“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以及“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的争议很多。有时本来是一个法律条文，经不同的学者解说，就有了几个不同的“版本”。但不管怎样解说，最终都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依据进行判定。这样，只要一个“严格责任原则”，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5.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上的确立，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实践证明，严格责任在合同法上的确立，满足了合同实践和理论上的种种需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效益。合同法上“严格责任”这一英美法系的制度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成功“移植”，无疑为我们全面认识和引进“严格责任”确立了典范。

另外，两大法系的日益融合，也为“严格责任”在我国的合理借鉴和广泛采用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安德尔.论财产.1986.

[2]张广良.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3.

[3]孟祥娟.版权侵权认定.法律出版社，2001.

[4]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

[5]罗东川，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编著.知识产权审判实务.法律出版社，2000.

[6]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1997.

侵权归责范文篇5

一、学术界主要观点

1.过错责任说。此说主张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用过错责任。理由是：知识产权侵权为一般侵权行为，在我国民事基本法及知识产权部门法没有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侵权应坚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2.无过错责任说。有学者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5条第2款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无过错责任持相当明确的态度，如果我国加入该协议，就必须履行有关的国际义务，我国的法律规定也必须与协议内容相衔接，因此，我国的知识产权归责体系也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

3.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说。有学者认为，在侵犯无形财产权诉讼中，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应为二元归责原则，两者共同行使认定侵权责任的使命。这种归责体系的具体运行模式是：法律授予作为原告的权利人一种选择权，即假定权利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有权”选择自己举证，以便有力地、有针对性地向侵权人追偿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权利人也可以放弃这种举证的“权利”，法院即责令侵权人举证，举证不能或举证证明不成立的，推定侵权人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即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4.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说。还有学者从实务角度出发，认为就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而言，根据我国法律体系目前仍属于民事法律中的民事责任范畴。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上，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就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构成的规定处理。目前在民法通则和知识产权专门法中没有规定侵犯知识产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就应当依照过错责任原则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但针对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可以对一些难以确定当事人主观状态的行为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

5.无过错责任及过错责任协调说。有学者认为，分别直接侵权、共同侵权、间接侵权不同情况，规定无过错责任及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场合，而不是“一刀切”地否认前者或后者。

通过对这些学说的介绍，我们较深刻的体会到此问题在学术界的争议。本文主张对于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应实行二元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即在法律明文规定以过错为前提才构成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未对过错作出规定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二、国外立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侵权意图的比较研究

侵权意图是指：“侵权人在侵犯他人权利时的主观状态，如故意或过失。”在1986年前起草的《民法通则》时，中国的“物权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就我国而言，《民法通则》公布时，整整五年以后《著作权法》才正式实施，可以说，我们在制定著作权法时，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特殊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那么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的认识就更不足了。因此,那种认为《民法通则》中的一切规定,应毫无保留地完全适用于在后的、人们认识已深化时制定的著作权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行为法”条款第106条第1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我们参考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法、德两国民法典中的侵权法条文，《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认真研究后发现，法国、德国这两条中的上述规定，是把（实际）“损害”及“过错”（或过失）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而我国《民法通则》却把“损害”及“过错”作为一切民事责任的要件。也就是说，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必须是受侵害人有实际损失和侵害人有过错。但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又是如何呢，至少我们的执法人员很清楚：要制止一起专利侵权、商标侵权或著作权侵权活动中，绝对没有必要去寻找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或受损害人的“实际损失”，而仅仅有必要确认生产线上或流通渠道中假冒、仿制或盗版的事实。大陆法系的日本,其现行《著作权法》第113条第(1)项A项中,规定了直接侵权属无过错责任,在B项中,规定了间接侵权属过错责任。日本版权学者也认为:在受侵害人要求停止侵害时,“只要有侵权事实即可,不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如故意或过失。”作为英美法系的英国以及同属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的版权法,在划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上,从没有“一刀切”地否定过侵犯版权的无过错责任,而是将直接侵权的无过错责任与间接侵权的过错责任区别开来,至于美国,版权侵权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更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美国知识产权法学家曾指出,在知识产权领域，“要证明被告侵权,原告并不需要证明其有过错。”“只有在间接侵权的情况下,过错的有无才与判决有关”。也就是说，无论侵权人是否知道他人的权利，也无论在侵权时是否具有主观的故意或过失，只要发生了侵权的客观事实，法院就可以认定侵权。早在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就指出：“根据版权法，（在认定侵权时）侵权的意图不是必要的。”

三、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合理构架

对于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应实行二元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即在法律明文规定以过错为前提才构成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未对过错作出规定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的具体运行模式为：只要行为侵犯了他人知识产权，进入了他人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范围之中，即构成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除非行为人能提出法定的抗辩事由。

严格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形式，不仅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而且也为国际条约所采用。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内明确引入这一术语，确立严格责任原则，有着合理性。理由如下：

1.严格责任原则能够克服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

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很难证明侵权人有过错，如果真正在知识产权领域实行全面的“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将很难使侵害人承担责任，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丧失了实际意义。而严格责任原则免去了受害人证明侵害人过错的负担，恰好能够克服“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有效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2.严格责任作为一个描述性、类属性概念，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内在要求

严格责任不像过错责任那样有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是适用于相互间并不存在联系的多种侵权行为。严格并不是对应于过错的具有实在内涵与法律判断价值的概念，只是形式上的比较性的概念。严格责任的归责基础，不是“严格”，也没有其它的统一归责标准，这使得严格责任有着更广泛的适用范围。我们知道，知识产权并不是一项单一的权利，也不是单一的权利项，而是由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组成的权利群，每一项具体知识产权又是由多种权能组合而成的权利束。同时，知识产权又属于“一人对万人”的权利，对于不同的权利以及同一权利的不同权项，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权利、义务的设定，法律规定必须时时考虑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当代知识产权法律的灵活多变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知道，知识产权本身的范围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知识产权侵权形态更是难以穷尽，且始终处于动态之中。试图以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来确定各个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是否构成侵权，也是不现实的。严格责任具有的巨大的包容性，恰好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要求。

3.过错责任客观化使得严格责任的存在更具合理性

对于过错责任，人们有着主观性过错责任和客观性过错责任的不同认识。由于“主观的东西在实践中是很难判断的”，奉行过错责任原则的很多国家，在实务操作上要么采用“过错推定”的方式来确认过错，要么采用客观标准来衡量“过错”，在很多情况下，采用的实际上都是严格责任。从这一点而言，我们主张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也是无可厚非的。

4.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可以避开“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以及“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等无谓的概念争议

理论界对于“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以及“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的争议很多。有时本来是一个法律条文，经不同的学者解说，就有了几个不同的“版本”。但不管怎样解说，最终都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依据进行判定。这样，只要一个“严格责任原则”，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5.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上的确立，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侵权归责范文篇6

论文摘要：高等院校聚集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知识财富，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但高校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不完善，存在着管理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管理失衡等诸多的问题，大大阻碍了知识产权的创造、利用和保护。本文主要针对以上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参考国内部分高校的做法，提出完善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建议与对策，以期对改善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有所裨益。

2005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而建设创新型大学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因此，知识产权的管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我国高校尚未建立一个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知识产权管理存在诸多问题，高校知识产权侵权屡见不鲜。这大大阻碍了高校知识产权的发展和创新型大学的建立。所以，高度关注并完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一、高校知识产权管理概述

(一)知识产权管理

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不仅是一种经法律确认和保护的财产权利，更是一种能为人力所控制，并带来巨大财产性利益的经济资源。然而这种经济资源只有通过系统、有效的管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知识产权管理就是一个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乃至国家对其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实现最佳经济效益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过程。

知识产权管理根据管理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专利权的管理、商标权的管理、著作权的管理、商业秘密的管理。根据管理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政府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根据管理的工作阶段，可以分为知识产权的获取管理、知识产权的维护及应用管理、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知识产权获取，即知识产权的申请与获得。2.知识产权实施，即自有知识产权的商业性利用，以发放许可证、签署有关合同的形式授权他人使用自有知识产权。3.市场监控，即通过对相关市场的分析，确认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的可能性。主要包括市场上是否存在对自有知识产权的侵犯;本单位即将或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是否失去获得知识产权的可能性，已完成的有关项目是否存在侵权因素等。4.合同管理。这里的合同主要包括两类:职务发明的发明人和其所在单位的合同，权利人与使用人、受让人之间的合同。管理工作包括合同的签署与合同的保管、技术资料的检索等。5.有关法律事务与纠纷处理，即对涉及以上三方面的法律问题的处置与解决。

(二)高校知识产权管理

根据国家教育部1999年4月8日实施的《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的第三条规定，高校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著作权及其邻接权;高等学校的校标和各种服务标记;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依法由合同约定由高等学校享有或持有的其它知识产权。

高等学校作为一个自由的科学园地，以其为主体的知识产权管理不同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政府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有其独有的特点。

1复杂性。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知识产权对象的复杂性和权利主体的复杂性。高校专业学科门类齐全、结构层次丰富，各学科之间相互交流与渗透，产生新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成果。这些成果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包括:学术论文与著作、计算机软件、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等著作成果，也有以新产品、新材料、新生产工艺、流程、技术等形式的专利技术与技术秘密。这些智力成果的诞生，除了依赖于发明人的智力劳动外，还需要大笔的资金、设备的投人。而一项成果的产出，往往参与人众多，资金、设备的来源也多重，发明人之间、发明人与所在单位之间、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复杂难辨。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复杂性。

2.综合性。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复杂性使得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涉及面广，涉及各种不同学科及其相互组合，这就决定了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必然带有综合性的特点。因此，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应具备多种学科的知识背景，除了掌握法学基础知识外还应当能够理解文、理、工、医、经、管等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前沿、动态，是多学科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综合性的一方面表现。

3.非营利性。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目的在于获得最大利益，是以营利为根本目标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则不同，其目标在于建立起与知识产权制度相适应的，适合高校特点的管理体系，通过规划指导、组织落实和管理模式达到防止知识产权流失，避免知识产权纠纷，提高科研起点，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成果转化和知识利用，促进学校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不具有营利性质的。

二、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现状与不足

调查已发生的高校知识产权纠纷可知，专利权和高校的校标和各种服务标记(以下简称为“高校标记，’)最易引发各种争议和冲突。因此，对这两部分的管理就显得格外重要，下文也主要针对这两部分展开论述。

高校标记主要包括:高校的校名、校训、校徽、专用的图形或标志，以及一些与高校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相关的非正式名称，如高校标志性景点、建筑名称、图案等。其中，校名又包括校名的全称、简称，中文、汉语拼音以及外文形式。近年来，侵犯高校标记的案件层出不穷，严重侵犯了高校的名誉和经济利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全国大部分高校也逐渐意识到标记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纷纷选择以申请注册商标的方式来保护自有的知识产权。目前我国高校申请注册商标时，选择类别有所不同，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1.大部分高校只在有关教育培训和科研服务的41,42类进行注册。2.有的高校除了41,42类外，还会根据学校需要、办学特点、专业倾向，在和学校教学活动密切相关、学校的优势项目等方面有关的类别上进行注册，如清华大学在9,11,16,35,37,41,42,44等类别注册。3.有的高校则选择了45类的全类注册，如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郑州大学。呈现出明显的高校标记商标注册登记不均的现象。

同时，我国自1985年实施《专利法》以来，各高校也相应地开展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近年来，高校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呈明显上升趋势。1999年以前，我国高校专利申请量一直在2000件以下小幅度徘徊。2000年始，专利申请量呈明显递增趋势，2005年达19921件，是1986年的18.83倍。(2J(P133)专利申请量的日益提高，不仅是我国高校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视和知识产权意识提高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些政策和制度的引导、激励和强化所致。

首先，部分高校制定了知识产权激励机制，鼓励发明人申请专利的积极性。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其设立专利资助与奖励基金，用于资助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奖励授权专利等。由学校委托的、以学校为第一申请人的国内发明专利，每项补贴费2001)元，国内实用新型专利每项补贴费500元，授权国内发明专利每项奖励4000元;由学校委托的、以学校为第一申请人的国外发明专利每项补贴1500元，授权国外发明专利每项奖励5000元。并规定在学校将职务发明创造、职务技术成果或其他知识产权转让给他人、许可他人使用、技术人股或产业化的，从收人纳税后提取不高于60%的比例，作为项目完成人的报酬。其次，目前很多学校都将教师、科技人员的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其职称、晋级、奖励的重要指标，而各个高校之间也将专利申请数量作为教育质量、创新和科研成果重要的评价依据。学校在审批、调拨科研经费时一般需要教师或科研人员出示其相关项目的专利申请文件。

从上述可知，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还需进一步的改善。

(一)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不健全

目前我国高校对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设置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即挂靠式和独立式。在挂靠式管理模式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一般挂靠在科研成果主管机构内，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办公室或专业管理人员。高校只对管理机构的职能进行简单的分工，知识产权属于多个机构管理，其职能的形式是分散的。而在独立模式下，高校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由专业管理人员从事管理工作，并配备必要的设备和一定的经费。目前，就全国范围来看，只有36.4%的高校设置了知识产权办公室或者在学校科研处下设专利科。45.5%的高校明确学校科研处为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而18.8%的高校既无专门的专利管理机构，也无专人管理专利工作。[6}可见，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设置普遍采取的是挂靠式。由于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而科技主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兼顾科技成果的鉴定、奖励事宜下很难有足够的精力投人知识产权的管理工作。同时，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涉及诸多法律问题，而科技主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般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很难有效的进行知识产权的管理工作。

(二)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全国性文件，仅有教育部1999年《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2002年科技部、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以及2004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三部。而全国10%的高校尚未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已有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设计不周全、不严密，更多的只是在重复一些法律条款，在智力成果的归属问题、专利的申请与维持、利益的分配等问题上还不完善，缺乏可行性，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高校知识产权。

(三)知识产权各环节管理失衡

1.知识产权获得管理阶段

首先，在智力成果研究之初，缺乏调研，忽视专利文献检索，造成重复劳动。专利文献是科研重要的参考资源。全世界每年出版的100多万份专利文献中，记载了全世界95%的新发明、新技术，而且专利文献提供的技术信息，要比其他媒体的报道早5-10年。在研究工作的各环节，充分地利用专利文献有利于了解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启迪开发新思路，节约研究时间、降低研究成本，减小风险。但我国大多数高校在研究课题立项时，忽视专利文献检索，造成重复立项、低水平研究，新技术开发成效低。

其次，在智力成果完成时，缺乏严格的制度调节，发明人优先导致智力成果丧失新颖性而无法申请专利。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在制定教师、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奖励和职务聘任等业绩标准时，较少考虑到专利问题。发明人投人巨大的智力劳动，申请专利所获得的收益却不如在不同级别期刊上获得的奖励。投人和产出远远不能匹配，导致发明人申请专利的积极性不高。并且，申请专利需花费一笔不小的申请费，而高校的知识产权管理中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仅有45.5%的高校设立了职务发明专利申请费资助，额度为1000~4000元，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失衡结果的发生。

最后，在申请专利时，利用我国专利审查制度的缺陷，进行重复申请。或将同一成果拆分申请，或将同一成果更换名称多次申请，或将同一成果用同一名称同时申请专.利和实用新型，更有甚者进行恶意申请、恶意抢注。这不仅造成高校资源的浪费，更致使我国专利审批和管理系统迟缓。

2.知识产权维护及应用管理阶段

首先，无效专利多。我国《专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而近年来大部分高校专利权因提前终止而失效，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资金的缺乏。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知识产权情况调查报告》显示，选择因缴纳不起年费而放弃专利权的有33%,认为专利市场前景不好的占37%。高校专利的维持费一般是由该项目的科研经费来维持，而该项目一旦完成，专利的维持就难以继续。对一些有前景但利益的体现需要一段时间的项目而言，如果因为缺乏维护资金而失效，导致其成为公有技术，就会造成高校财产的流失。

其次，专利实施率低。知识产权何以成为具有财产利益的经济资源，主要体现于知识产权的实施上。而目前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低，呈现出“成果多、转化少、推广难”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高校课题项目侧重理论研究，专利的核心技术比较粗糙，缺乏成熟性和稳定性，经不起复杂的现场条件检验: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校侧重于对知识产权的考核与评价，忽视知识产权的现实转化，高校的大多数专利只是阶段性成果，缺少二次开发。的成熟性，造成专利转化风险增大;还有一方面是专利转化机制的缺乏，使得高校和市场需求相脱节。

3.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阶段

这一阶段的管理失衡主要是指高校知识产权的严重流失。《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对策研究》的调查数据表明，近30%的高校反映有科技成果流失现象，其中外单位窃取流失占40%，化公为私占10%左右，随人员调配占20%。目前，高校中技术开发、合作研究、技术转让、技术投资等科技合作活动越来越频繁，在这一过程中高校知识产权流失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为:技术转让时作价过低;高校投资人股创办合资企业或对学校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知识产权往往不计价或评估价值偏低;在和企业合作开发研究中，企业方因提供资金、设备等条件而获得知识产权造成学校知识产权流失。

造成以上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作为权利人的高校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发明人缺乏知识产权法律意识，认为自己研发、完成的技术成果应当归自己所有，可以随意支配。其二，缺乏对侵占高校知识产权行为的可实施的约束机制。其三，激励机制不健全。我国高校长期存在“重成果鉴定、重报奖、重论文、轻专利、轻商业秘密”的现象，发明人投人了巨大的智力劳动，而只获得远小于投人的产出，导致发明人申请专利的积极性不高。而我国大部分高校规定的奖励数额甚至低于法定的最低线，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无法真正发挥奖励的效果。大部分高校规定在专利实施后给予发明人或设计人的利益分配较低，没有实现学校与发明人间利益的平衡。

三、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完善

高校应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努力探求解决之道，不断完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一)加强知识产权普及教育

从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现状可知，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缺位是造成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加强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就成为首要任务。首先，可以通过校内网络、广播、校报、校刊或在校内张贴宣传画册等方式，使广大师生员工对知识产权的相关概念有一个基础性认识。其次，将知识产权纳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授课范围中，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的基础知识。再次，可开设知识产权法律的公开课或培训班，系统地传授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最后，还可通过举办讲座、开展知识产权知识竞赛、举办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校园活动，扩大知识产权在广大师生员工中的影响，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将知识产权纳人学校的普法教育计划，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在全部师生员工中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逐步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为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健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鉴于挂靠式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不足，高校应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形成人员、场所、经费三落实和管理人员专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借鉴国外大学的相关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建立两层结构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上设“知识产权领导小组”，作为学校知识产权重大事件决策机构，统筹管理全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由校各职能部门领导组成，主管学术研究的副校长任责任人。下设“知识产权办公室”，作为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并具体负责知识产权的日常维护工作。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聘请2名以上的专业人员或利用校外的知识产权机构完成此项工作。

高校也应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和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性、系统性、可执行性强的规章制度，完善知识产权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组织机构、技术秘密审查、专利申请及保护、产权归属、档案管理、人员流动、奖励、人员培训等。如浙江大学制定有《浙江大学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浙江大学专利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浙江大学专利基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三)落实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具体措施

1.重视信息检索工作。首先，高校应严格课题项目申请审批工作，强制施加项目申请人信息检索的义务。要求项目申请人在提交的申请报告和阶段报告中附加信息检索报告书。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申请人的工作负担，但有益于及时了解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启迪开发新思路，节约研究时间，也有益于及时终止那些失去获得知识产权可能的项目，节约研究成本，降低风险。其次，高校可开设信息检索与利用相关课程，指导科研人员高效地进行信息检索工作。

2.设立知识产权专项基金。高校应设立知识产权专项基金，用于支付商标注册申请费和维持费、职务发明的专利申请、维持等相关费用，以改善高校标记商标注册登记不均的现象和无效专利多的问题。但对于职务发明的发明人而言，这种资金支持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与专利的实施许可结合起来。高校可规定，在专利得到实施后，从专利实施的收益中抽取一定的比例金额作为学校的管理费用。如，中南大学规定，专利使用费的10%进人学校的专利基金，20%作为报酬直接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70%拨入相关科研课题的账户。专项基金的来源除了上述的专利实施收益外，还包括高校一定数额的经费拨款、政府有关部门的资助、社会公众的捐款、商标授权使用费等。

3.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首先，改善我国高校长期存在的“重成果鉴定、重报奖、重论文、轻专利、轻商业秘密”的现象。在科研人员评定职称、业绩考核时，较多考虑专利问题，并视专利的申请、授权和转化实施阶段的不同给予不同的考量。其次，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奖励政策，有助于扼制高校知识产权流失现象，促进知识产权的转化实施。对于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的，给予发明人一定数额的奖励。对于专利转化实施的，从转化实施所得的净收人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对发明人及对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对于以专利投资人股或以专利为基础成立公司的，可将报酬或奖励折算为公司的股份份额或出资比例，发明人及有关人员依据其所持有的股份或出资份额获取收益。应注意的是，高校在制定奖励数额与奖励比例时，应充分考虑课题难易程度、所取得的成果、市场前景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加大奖励的力度，使奖励金额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否则无法真正发挥激励的效果。

4.完善专利转化机制。首先，构建专利转化服务体系。设立一些为专利转化实施所需环节服务的中间机构和组织，如知识产权评估机构、技术交易保险机构、融资服务机构等，客观、公平、科学地评估高校知识产权，减小转化风险。其次，搭建专利转化平台，充分提供中介咨询服务，定期举办知识产权交流会、技术博览会等，使得高校和市场需求相互连接，为转化提供机遇。再次，政府制定产业政策，鼓励和引导知识产权转化工作。如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企业转化实施高校知识产权的，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对知识产权转化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政府向高校提供一定的经费资助，或是提供向金融机构融资的渠道或服务。

高校应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致力于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使高校发挥创新园地的作用，为建立创新型大学奠定基础。

侵权归责范文篇7

[关键词]：归责，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公平责任

引言

环境问题始于地球之诞生，而在人类出现之后，由于人类的创造性生产活动，使得环境问题日益明显，与此相关的侵权事件也日益表现得普遍化。而就环境侵权的思想、规范而言，则有着较为悠久的，如古希腊家柏拉图曾在其著作《法律》中指出：“水可以受到任何药物的污染，因此需要法律保护如下：任何故意污染者除付出赔偿以外，应负责使用任何规定的方法来进化水的源头或容器”①-这也许就是关于“污染者赔偿”原则的最早论述。但在早期的人类，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人类改造的能力还比较弱，因此对自然环境的力还不是很大，基本上是在环境承受能力范围内，由此而产生的环境问题也主要是一些零星的、局部的生态破坏，或者是极少量的环境污染事件，对人类社会的也并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关于其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也相对较少。但随着产业革命的到来，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使得环境问题日益显得多样化、复杂化。环境污染行为也越来越为严重，对相关权益的侵害现象则表现得更为严重和频繁。[1]（P.1）环境侵权行为在世界各国民法上得以确立则是在19世纪中后期，并在20世纪后期世界各国的环境法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环境侵权行为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现出来的。而从本质上说，环境侵权行为的产生是环境污染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可调和性矛盾所造成的，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严重的环境污染危机更使得环境侵权行为日益为人类社会所关注，关于其的理论也就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1.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历史演进

1.1与归责相关的理论学说

“归责”（Imputatio，Imputation，Zurechnung），在德国学者拉伦茨看来，是指行为人负担行之结果，于受害人而言，即填补其所受之损害“。[2]（P.259）曹明德在《环境侵权法》一书中提出，”归责“是指行为人因其侵权行为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依据何种标准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3]（P.138）这与侵权责任明显不同，侵权责任是指应违反法律所应当承担的强制性法律后果，是归责的客观结果。而归责是一个责任的判断过程，其也并不以责任的最终产生为其使命。而归责原则，是指归责标准、归责准则或归责尺度的意思。[4]（P.138）王利明教授指出归责原则是责任的核心问题，是侵权行为法规范建立之基，在整体上指导侵权行为的立法。[5]（P.18）对此，笔者认为归责原则实际上就是责任落位的标准或尺度，其目的在于对加害者的惩罚和对受害者损失的填补，以维护当事人的实质权利，保护弱势主体一方的正当权益，体现法上的公平性。就归责原则的本身而言，正如恩格斯所说”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就要求原则不断地依变化的现实情况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①

1.2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历史发展

综观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历史发展，环境侵权行为所适用的归责原则也并非一层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客观到主观再到客观的发展历程，即由结果责任（加害责任）到过失责任，再到无过失责任的客观发展过程。

1.2.1加害责任原则

加害责任适用于环境侵权领域则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例如在我国的古籍中，就有“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②在古代社会这种刑民不分的责任体制下，对于极少量的因环境污染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笼统的适用加害责任也并无不可。而对于损害的赔偿，一般适用损害投偿。可以说，在那种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由于很少产生此类环境侵权行为，因此也就无须在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了。

1.2.2过失责任原则及其相关弥补理论

过失责任在罗马法时期第一本家本位制法《十二铜表法》中就有所显现，但其归责仍然是以加害责任为主。而真正意义上确立过失责任的则是与其同时代的《阿圭利亚法》，其才真正抛弃了传统的加害责任，在立法上确立了过失责任，该责任原则在其后优士丁尼颁布的《国法大全》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此后，通过17世纪法国法官法霍多马（Domat）对该理论的发展①，使之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得到确立，其也成为了近关于过失责任的最早立法。其后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通过各种形式确立了过失责任原则。这一切都促成了过失责任最终成为近现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促使了机器大工业的飞速发展，的高速发展，的日新月异，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也不得不面临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灾害，例如噪音污染、土壤污染、核污染、水污染等，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同时也给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过失责任由于其在因果关系认定、过失认定等方面均存在许多不利于受害人权利救济的先天缺陷，因此在过失责任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过失客观化、违法视为过失、过失推定论等相关补充理论：

（1）“过失客观化”，是指以“善良管理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因注意的义务作为过失判断根据的过失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过失的判断即变为：凡行为人的损害行为违反了善良管理人所应注意的义务，除有法律规定德无责任能力情况外，即认为过失成立。这一理论所称的过失已不在重视行为人的个人能力，与传统过失理论德主观过失已相当不同，因此被日本学者誉为责任原理脱离“意思自由理论”的第一步。②对此笔者认为从过失责任注重行为人的主观过失发展到过失客观化注重行为人的客观过失，虽然仍然维持过失责任的客观形式，但实际上已经迈出了从过失责任向无过失责任发展的第一步。

（2）“违法视为过失”是指就民事责任而言，虽然名义上仍然维持过失责任主义之外形，，但在判断原理上则将其标准与违法性的判断实质上加以混同，并因违法的存在而认定过失成立的理论。[6]（P.69）在其的运用中，则是以“忍受限度论”来代替违法性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条件的。即超过一般正常人的忍受限度，则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失，都将承担责任，这已与传统过失责任理论所强调的意思责任或预见可能性已完全脱离关系，从实质上讲，其更趋向于是一种无过失责任。

（3）“过失推定论”是指凡以违法行为致人损害，如果不能证明自己主观上没有过失，就被推定为有过失，而承担民事责任③。、其的核心则是对举证责任的历史性转换，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由原先的原告举证转变为现在的被告举证，这种责任的倒置在客观上就更有利于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得受害者得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的产生也便成为无过失责任原则得前奏。

但无论是作为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过失责任原则，还是其后产生得过失客观化、违法视为过失理论、过失推定论等相关弥补理论都无法适应环境侵权领域存在的实质性矛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对受害方保护不利的现实，因此作为新生力量的无过失责任原则在环境侵权领域中的确立也就成了大势所趋、历史之必然。

2.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之无过失责任

无过失责任（Liabilitywithoutfault），又称“无过失责任”。是指因行为人的结果，致使他人的权益遭受侵害或者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不问行为人有无过错所承担的责任①。据考证，无过失责任的概念是美国学者巴兰庭于1916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事故责任的文章中提出的，而关于无过失责任的最早立法则始于1838年德国颁布的《普鲁士铁路法》。世界各国在确立无过失责任的具体方式上也各有差异：英美法系国家是通过危险物质的严格责任的判例（RylanV.Fsletcher一案）确立的；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是由民法或特别法予以规定的。无过失责任也并非一诞生就适用于环境污染侵权之中，而是被适用于工业事故中，后来，随着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害事件频繁发生，使得无过失责任很快被引入到环境损害赔偿领域之中。早在1919年，日本大阪碱业株式会社烟囱排放二氧化硫，对附近两名地主及36户佃户的耕地及农作物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受害人在大阪地区裁判所向加害人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经过反复审理，大阪地方裁判所于1919年12月27日作出判决：既然造成了损害，无论能否防范也不论加害人是否有主观上得过失，加害人均应对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这个案例是环境损害诉讼中最早适用无过失责任得实例。[7]（P.233）

2.1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之无过失责任在两大法系的确立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无过失责任作为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就狭义的环境侵权，即环境污染侵权归责的体系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却各有千秋：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指美国、英国等，在环境污染侵权方面，一方面扩大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以大量的环境立法形式来确立严格责任原则，在总体上体现为一元的归责体系。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日本而言，则并未对公害的无过失责任作出一般规定，因此在环境污染的某些方面只能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或《日本大气污染控制法》第15条之一和《水质污染防治法》第19条的无过失损害赔偿的规定演绎成为环境侵权民事救济的无过失责任，究其实质其实是一种在过失状态下的无过失责任。[8]（P.155）而在环境污染的其他一些方面，特别是对于噪音、振动、地面下陷、恶臭等公害造成的危害，则更倾向于适用类似于过失客观化以及违法视为过失等过失责任。因此笔者认为日本在环境污染侵权的归责体系上更类似于一种二元归责体系。

在立法上，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和一百二十四条都有将环境污染侵权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而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的规定，另外，在有关环境保护的一些单行特别法，例如《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6条以及《放射形污染防治法》中都有所体现。

2.2无过失责任的理论缺陷

无过失责任作为一项诞生于工业时代的责任制度，在保护受害人和惩罚加害人上具有过失责任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更体现出一种时代的先进性。但在现实的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一系列问题：

2.2.1在构成要件方面，一直存在着是否包含违法性得争论。对此王利明、周珂教授一贯主张二要件说，他们认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只包括：〈1〉、损害事实〈2〉、因果关系两个方面①；李挚萍也在2001年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此种观点②。而杨立新、覃有土则主张三要件说，他们认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1〉、须有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污染环境的行为〈2〉、须有客观损害事实〈3〉、须有因果关系③；钱水苗教授也认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1〉、损害事实〈2〉、污染环境侵权行为的违法性〈3〉、因果关系④。此外《民法学。民法债权》一书以及《中国民法》一书均主张四要件说，只不过其是将行为违法性拆解成两项〈1〉、被告污染环境〈2〉、被告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⑤。对此，笔者非常赞同将违法性作为其构成要件之一，因为作为责任的确立，必须是以一定的立法规定为前提的，在现代这个崇尚法制得社会中，我们要对一种行为进行规制就必须首先要有相应的立法，否则我们如果只凭主观上的感情去认定一种行为的违法，而对其加以惩罚，那将大大削弱其的权威性，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将极为不利。且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主张将行为违法性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一的，仍为我国多数学者所认同。这一构成要件上的争议使得各地区在处理相关环境侵权的案件时，差异较大，争议较多，严重影响了无过错责任的实际落实。

2.2.2在立法上，就责任构成是否包含违法性也存在着冲突。《民法通则》中所确立的环境污染侵权的无过错责任是以违法性为要件的，并在第124条中作了明确规定；而在其他的环保单行法规中，例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中所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却不是以违法性为其责任构成要件的。

2.2.3在对免责事由的规定上也同样存在着很多问题：（1）、缺乏整体上的统一规定，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免责事由是在第46条中所体现的，即完全由不可抗拒之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并经合理之措施才构成免责；而《水污染防治法》中除规定上述事由外，还包括第三人责任以及受害人自身责任；《海洋污染防治法》第43条的规定又与上述两者存在着不同之处。虽然对于环境保护的对象各有差异，因此其的相关规定也应体现各自不同的特点，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在免责上的共性，对于免责事由至少应当在《环境保护法》中作出明确而统一的规定，这样才更有利于责任的实际落实。（2）关于加害人之“合理或必要措施”的认定也过于笼统，缺乏相应的立法解释或相关理论的补充，从而使免责事由的认定往往表现为一种主观判断，这也为处于优势一方的加害人逃避责任和法官的徇私枉法创造了条件。上述的这一些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不仅大大阻碍了无过错责任的适用，同时也反映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环境污染侵权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其它理论予以补充和完善。

3.环境污染侵权归责体系的二元化探究

3.1一元归责体系的现实弊端

作为环境污染侵权归责的一元归责体系，即单一的无过错责任体系。由于其在环境污染侵权领域的确立时间较短，因此如上所述其无论是在责任构成要件的立法上，还是学术界对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认定上，均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目前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因合法排污行为而产生的环境污染侵权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上。对此，周珂博士认为取得了排污许可证、符合排放标准、缴纳了排污费等行政合法性行为不能作为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加害人不得以此对抗受害人的救济请求，逃避民事责任。[9]（P.105）显然，行政合法性行为是不能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免责条件，但对于排污行为，如果我们不加任何区分，只要其具备了损害后果以及两者的因果关系即认定加害方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这种仅仅因结果的违法而直接断定行为违法的做法，显然也是有悖于法的客观理性，对于那一部分合法的排污企业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不仅大大削弱了企业的环保意识，还导致了企业恶排、偷排现象的增多。因此笔者认为，对环境污染侵权构成的违法性应当作狭义的理解，即对企业的排污行为加以区分，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法律、法规，超标排污，导致环境污染侵权事件发生的，其的行为就应当认定为具有违法性，由此而承担无过错责任则也无任何异议。但对于因合法排污而产生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由于其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因此出于对受害者利益的保护，加害人也不能应其行为合法而免责，但也不能笼统地适用无过错责任，让加害方因此而承担巨额的赔款。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广义上环境侵权之一的生态破坏侵权归责原则的多元归责体系中得到一些启示。3.2生态侵权行为多元归责体系的可借鉴性

作为广义上环境侵权之一的生态侵权，有学者指出，生态侵权归责原则包括故意责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客观责任原则和绝对责任原则。其原则的适用是从不同的构成要件角度得出的不同归责原则进行综合的，选择最适当的归责原则加以适用的。①可以说在该归责体系下，各归责原则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也说明了生态侵权归责体系为多元的归责体系。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环境污染侵权归责完全可以借鉴和吸收生态侵权归责依其不同要件划分不同责任的模式，突破原有的一元归责体系，在原有环境污染侵权无过错责任的基础上引入公平责任，依构成要件的不同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完善环境污染侵权的归责体系。

3.3公平责任原则的可介入性

近代产物之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失均无过失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对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的补偿①。而就公平责任原则的产生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商品和技术的，使民法所调整的商品经济关系及其与此相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内容日益复杂化，无论是过失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都不能较好适应社会发展对归责原则所提出的需要。而公平责任从总体上把握了对弱者利益的有效保护，在某些领域范围内还体现出比其他归责原则更多的公平与正义，更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也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扫除了后顾之忧。而作为公平责任原则介入到环境污染侵权归责体系中的突破口，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

3.3.1公平责任作为一项归责原则（通说），其适用范围不仅不限于规定的情况，而且可以作为一项确定责任范围的普通原则而普遍适用。从主观方面来说，其主要适用当事人没有过错的情况，即指加害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而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显然不包括主观过错，这就排除了过错责任的适用性。从客观效果来说，在环境污染侵权领域，若仅以有损害后果以及其和污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论其的行为是否合法，而笼统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往往对一方当事人极为不利，有时甚至对双方都不利，更体现不出法律上的平等和公平。因此公平责任介入到其中，对那一部份不具有违法性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进行规制，就可以有效弥补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保护上的单方性和惩罚上的绝对性之不足，使两者能够在该体系中实现互补与协调统一，真正构建出相对合理与完善的二元归责体系。

3.3.2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一的违法性，在我国学术界尚存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赞同将其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且“二要件说”主张的所谓过错吸收违法性以及损害结果吸收违法性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但在对违法性的认定上仍存有较大的争议，有的学者主张对违法性作广义上的理解，应当既包括对现行法律、法规的违反，又包括对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违背；[10]（P……167）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对违法性的认定不应作广义上的理解，例如佟柔认为违法性以是否违反国家对环境保护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准，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污染环境者不负民事责任。[11]（P.582~583）显然，如果对违法性作广义上的理解，那么只要有环境污染侵权事件的产生，且造成了相应的损害后果，那么其的行为也就而然具有了违法性的性质，从表面上看，其只不过是将违法性视为一种结果不法性，但从本质上讲，其实是变相地否认违法性为其构成要件之一。因此，对于违法性的界定应当以对现行的法律规范之违反为。我国关于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主要有四类：（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二）国务院制定的法律；（三）国务院各部、委、局颁布的法律；（四）地方性环境保护规章。对于违反上述规定而产生环境污染侵权的，就应当对此承担无过错责任，而对于依照法律、法规合法排污的，其的污染行为所造成环境污染侵权就不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加害方也不能因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而免责，而应当基于对加害人的经济状况、受害人的损害程等方面考虑，选择适用相对公平合理的公平责任。

3.3.3公平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两者也并非格格不入，而是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两者在不以过错为责任要件、不以惩罚过错而弥补损失为归责目的等方面，大体上是相同的。[12]（P.115）两者在环境污染侵权归责体系中，以是否具有违法性而分别承担公平责任或无过错责任。这样可以使责任得到合理区分，使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较好保障，而不至于使一方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真正实现该体系在该领域内的宏观把握。

4.无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的二元归责体系

4.1二元归责体系中两者调整范围的划分及其地位的认定

在该二元归责体系下，对不法性的认定是基于行为的不法性，而非结果的不法性，也就是说，当一个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发生时，我们不是基于损害结果的发生而去认定行为的不法性，而是从行为的不法性去认定其是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一方面，如其明显存在着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那么依照法律就应当认定其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即使此违法行为尚未对他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后果，也应当首先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如果此行为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也存在相关的因果关系，此时就产生了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和环境行政责任的竞合，那么其不仅要承担民事上的无过错责任，而且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环境行政责任。另一方面，如其正常合法的排污行为在客观上却造成了损害后果且此损害后果和其的排污行为也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因其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而排除了无过错责任的适用，但加害人也不能因此而免责。法院基于公平和正义的考虑，由当事人共同承担责任，而对于损害赔偿的范围、责任如何分担则既可以通过法官的裁判行为来认定，也可以由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来实现。

在二元归责体系中，我们要首先肯定的使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体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其为法定归责原则，而是因为其在处理日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其在危险防范、违法惩处等方面具有其他归责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但在该二元体系中，我们也不可否认公平责任的补充作用，在那一部分不具有违法性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我们就应当排除对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而选择适用公平责任。这种以构成要件上是否包含违法性来区分不同责任的方式，其实是对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学说上存在争议的“二要件主义”和“三要件主义”的折衷主义，既有效地避免了因笼统适用“二要件主义”对合法排污者适用无过错责任而造成的严重不利后果，又限制了因实行“三要件主义”而产生的合法排污行为的免责，对由于合法排污行为而产生的环境污染损害后果，仍应承担响应的责任（即公平责任）。而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由于免责事由的出现而使加害人免于承担民事责任，导致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对此二元归责体系并不涉及免责的出现而适用任何责任，既然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其的法定免责事由，那么在法定免责情况出现的情况下，排污方当然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笔者认为，在免责事由出现的情况下，显然受害者无法从排污那得到必要的救济，那么政府作为企业市场行为的宏观管理者，应当通过在日常的管理中向企业所征收各种税、费（包括排污费）所积累起来的财政资金优势，给予那些因环境污染损害事件的发生而衣食无着的受害者以必要的救济，对此，通过政府的力量创设相关的环境污染损害救济基金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尝试。

4.2二元归责体系的协调机理

二元归责体系中责任的分配关键在于该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不具有违法性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即使它客观上也具备了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也排除了对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而选择相对公平之公平责任的适用。而责任落位的关键则在于加害方的经济能力和受害方的救济上，二元归责就是尝试着从宏观上去寻找两者的平衡点。同时在该二元归责体系下，在对两者的适用过程中，也可以充分借鉴和吸收彼此的优点，使两者在该体系中形成一种有序的状态，实现两者的协调统一。

可以说，环境污染侵权归责的这种二元归责体系从总体上把握了对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有效归责，解决了先前因是否包含违法性而造成的责任无法落实的难题，最大限度得缓解了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冲突，使受害人的利益损失得到了应有的填补。而对于那些合法排污加害方来说也不会因此而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大大减轻了其的赔偿责任，从而有利于其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二元归责体系的制度保障

随着现代社会法理念上由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过渡，侵权责任也由原先的以过错为要件的自己责任转向社会责任。责任的社会化，大大地削弱了企业的市场风险，特别是对于企业污染环境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侵权事件，通过环境责任保险等一系列制度，实现了责任的社会化分担，有效的化解了企业的市场风险。但要实现责任的落位，赔偿的实现，就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5.1一元归责体系中原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在二元归责体系中，要最终实现无过错责任或公平责任的落实，首先需要我们去完善和发展原有的配套制度，例如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即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①。它是环境责任社会化的形式之一，源于美国1970年颁布的《水质法》。在当今国际社会，各国都通过各种方式确立了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但在保险方式、承保机构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就目前我国的市场环境下，要真正实现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承保的范围而言，我国就应当从国情出发，走阶段发展的道路：从投保突发性环境污染侵权的责任保险开始，再逐步推广到持续性环境侵权的责任保险之中。在投保方式上，也应当采取强制投保与自愿投保相结合的方式，对于突发性、持续性环境侵权行为中危险较大的，应当采取强制责任保险，即有污染环境的事业者或者企业按照法律之规定，对其污染环境所应承担的环境责任必须投保的保险。[13]而对于环境危害较小的，则可以采用自愿投保的形式，即投保与否，依其的实际状况自主选择。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政府在这一方面更加应当发挥其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相关行业建立相应的制度性标准，从法律上规定整体上超过此种标准的事业单位或企业，责令其强制投保，不投保者责令其整改直到其的生产达到此项标准为止，实在不行的就予以关停，通过这种形式将责任保险强制性地追加到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和单位身上，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燃。另外，在投保机构的选择上完全可以借鉴和意大利的联保集团的形式，通过国内几家实力较强的保险公司联合开展此项业务，待时机成熟再由专门机构来办理此项业务。还有出于目前环境责任保险刚刚起步，所以也应对投保数额和赔偿数额等做相应的限制。

5.2制度的创新

其次还要创制新的制度，例如污染损害专项基金、环境损害福利等，污染损害专项基金是以行政机关向事业单位和企业征收的相关环境税、费，国家的相关财政拨款，社会团体和个人捐助的资金为其基金的来源。当环境污染侵权的受害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得到加害人的赔偿时，受害人就可以通过申请来获得该项基金，使其的生产、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而环境损害福利则是通过发行福利，募集资金，并通过设立专门的法人来管理这笔资金，环境污染侵权的受害人在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时通过申请来获得此项基金，但具体发放与否则应当看其是否符合法定的受领条件②。总之，通过这些制度的创设，对那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得到相应救济的受害人提供经济上的保障，使他们不至于在生产、生活上陷入窘境。

二元归责体系实现了责任的区分和合理适用，但这仅仅解决了责任的现实落位，要实现责任的实际落实，除了在上述两方面进行完善和创新外，还要通过各种形式、多种途径尝试着去构建适合该二元体系的配套制度，实现责任的社会化分担，最终使该二元体系在环境污染侵权归责领域能实现良性运转。

面对未来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本文仅对现有环境污染侵权归责体系的制度创新做了上的探讨，笔法稍显稚嫩，且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笔者相信，环境侵权归责的二元结构将一定会在未来几年内在环境污染侵权归责领域内有所发展。

参考：

[1][日]不破敬一郎地球环境手册[M]全浩，等译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第1页。

[2][台]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M]（第五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259页。

[3][4]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第138页。

[5][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第18页第115页。

[6][台]邹聪智法国无生物责任法则之发展[M]（上），载法学丛刊[A]第111期第69页。

[7]刘景一、乔世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第233页。

[8][10]同[3][4]第155页第1670页。

[9]周珂生态环境法学[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1第105页。

[11]佟柔主编中国民法[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1990第582~583页。

[13]周珂、刘红林论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J]政法论坛第五期2003。

注释：

①转引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16届会议报告》（版），第52页。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4页

②《韩非子。内储说上》

①法霍多马，又译称为多马，17世纪法国民法学的泰斗

②（日）腾本正晃：“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二），经济法律时报，1955年第三期，第21页

③陈泉生论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J]法制与社会发展[A]第2期，1997.

①参见徐开墅主编《民商法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3页

①参见王利明主编《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参见周珂《生态环境法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3页

②参见《再论环境污染侵权无过错责任》李挚萍载自2001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中国环境法网。

③杨立新主编《特殊侵权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版第190-193页；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页

④钱水苗：《污染环境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特点》，载《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6月，第68期

⑤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第514页以下；以及佟柔主编：《中国民法》，第582页以下。

①参见《论生态侵权的归责原则》刘文燕、赵玉秋载自2001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中国环境法网

①参见王利明主编《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侵权归责范文篇8

关键词：商标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效率

商标侵权的归责原则作为基本的理论问题较少有人探讨。理论上的不清晰导致我们在保护商标专用权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本文拟以经济分析方法为指导，对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种归责原则进行宏观比较，并对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价。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及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通说认为，过错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换言之，是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这即是说，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主观状态，它有故意和过失两种表现形式。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的性质是主观归责，要求在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时，要依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状态来确定，而不是单纯依靠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确定，即不仅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而且还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要件。当然，过错也是确定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解，商标法明文规定商标侵权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的则在认定行为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商标法对行为人侵权主观上未作明确要求的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它实际上也是对行为人的行为及其主观状态的一种非难，即行为人只有在有证据证明损害不是由于他的过错导致或者存在法定抗辩事由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责任。

与过错责任原则不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该原则，归责的基础主要不是行为人的过错，而是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行为人的活动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险性质与所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因此学说上也把无过错责任称之为客观责任或危险责任，英美法则称之为严格责任。这种责任突破了一般侵权责任原则的逻辑方式，不是通过“推定”过错的方法来修补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而是在过错责任原则之外另辟蹊径，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归责要件，一如某学者所说，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应当包含重要的一条：“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是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认可。

(二)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就商标侵权而言，毫无疑问，事实上大多数的侵权行为都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即有过错)为之，一如我国2001年版《商标法》第52条第1、3、4项所规定的各种情形。但也有一部分侵权行为，其行为人可能确实欠缺主观方面的过错。但无论是否有过错，由于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重大，因此都必须予以规范和禁止。其实也正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顺应与TRIPS协议接轨的需要，我国2001年版的《商标法》一改过去的立法理念与思路，将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中昭示侵权行为人行为时主观心理状态的词汇作了彻底删除。④毋庸讳言，这种修改加大了我国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为此博得了一片喝彩声。但是，质疑的声音也接踵而至，人们不禁要问：对商标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一概不作区分，这对某些销售者来说公平吗?难道无过错的销售也可以构成商标侵权?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将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对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分析。

二、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公平及效率性分析

笔者以为，人们存在疑惑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商标侵权归责原则的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商标侵权属于一般侵权，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基于这一理论而出台的《商标法》(1993年修订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一错误。而事实上，在进行商标侵权立法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愿意选择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原因主要有：

(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更容易妨碍社会公平

实践证明，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既对被侵权者不公平，也对某些侵权者不公平。一方面，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侵权行为人(如部分销售者)行为时对侵权事实都明知，执法或司法机关事后“推定”这部分侵权行为人“明知侵权”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违公平原则。在现代商业社会，由于进货渠道的“商业秘密”性质，很多分销商对于自己所销售的商品的来源客观上都不是很清楚，对于该商品是否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可能更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武断“推定”销售者“明知侵权”没有道理，也不公平。另一方面，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的规定更有利于侵权者而不利于被侵权者。如前所述，1993年版《商标法》对销售侵权的规定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可这一立法的实践结果如何呢?据统计，1994年我国的商标侵权活动(尤其是销售假冒商品的活动)比立法之前几年更严重，而诉诸行政及司法机关请求处理的数目却比几年前大大下降了。国家商标局对此解释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假冒者很难提供销售者“明知假冒”的证据，根本没有办法“依法”打击侵权者。换句话说，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直接后果是，销售者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商品的法律风险非常之低，被假冒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质性的制止商标侵权活动。这显然不利于彰显社会公平。

(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选择

首先，无过错责任不同于结果责任，其并不是丝毫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偏重保护私法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考虑侵权方的利益。事实上，“无过错”只关乎侵权责任的成立，就损害救济的幅度而言，还是应当把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考虑进去的。正是这种考虑，将无过错责任与结果责任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考虑，极大地彰显了无过错责任的公平价值。

其次，由于商标侵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代社会商标侵权现象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要有力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必须从源头上把关，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达成此种目的。一旦法律上作出如此规定，客观上必然会迫使可能的侵权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和评估其商标侵权的法律风险，从而有效的遏制其实施侵权行为的动机，进而有效地平衡保护商标权利人及可能的侵权人的合法利益。

第三，商标是商标权人用以标明自己商品或服务以指导消费者的信息，在现代社会，大多消费者都是通过商标来辨识商品或者服务的，也正因为如此，假冒商标成为现今社会商标侵权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许多的不正当竞争者利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来推销其低劣或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以达到其获取暴利的目的。显然，对这一行为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既不利于鼓励有技能、有进取心的人们在尽可能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商品或者服务的生产与销售，从而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侵权者的行为会使得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性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损害其合法权益)。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加强对商标权的保护，从根本上制止商标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平衡商标权利人、消费者和可能的不正当竞争者(商标侵权者)三者之间的利益。

(三)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容易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乃至国家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实践证明，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至少(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它会导致商标权人请求保护自己权利的成本增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商标权人无法证明某些侵权行为人(尤其是销售者)实施侵权行为时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所以无法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介入以保护自己。退一步讲，就算有可能举证，根据一般侵权纠纷“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商标权人要想取得胜算(必须每个案件都举证证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其成本也将会是相当的高昂。

其次，它会遏制商品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创造品牌的激情。由于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的保护，商标权人的生产及创新积极性必然大大降低，而企业一旦缺乏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动力，其距离破产倒闭也就不远了。这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它会误导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而这将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不能很好的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相反，对于商标侵权人而言却是个利好消息。由于侵权人侵害商标专用权后受到制裁的概率极低，使得某些侵权人更乐意选择侵权而不是合法经营，这必将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侵犯商标权的侵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通常情况下要低于商标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不能制止侵权即意味着在社会资源浪费的同时消费者的福利也处于下降通道，无法实现市场经济关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的要求。

(四)与过错责任原则相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能够更好的实现制止侵权、节约社会财富的目的。

首先，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侵权行为的法律风险大大增加。受侵害人只需要证明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因及其因果关系，就可以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以寻求法律的保护。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商标侵权行为人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过失，则可进一步扩大主张权利保护的范围。

其次，由于对销售者适用无过错责任，销售者的责任加大，其必然也会加强自己的注意义务。对于销售者而言，无过错责任意味着即使无过失也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销售者只好对流通渠道的每一个环节都加强监督，杜绝因为牟利而与其他侵权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可以说，正是由于销售者必须承担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才有可能最终杜绝或有效减少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流入市场，从而达到制止侵权、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目的。

第三，对于商标权利人而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将有助于充分实现商标所包含的品牌价值。由于不必太过担心商标侵权的发生，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必将投入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努力开发新产品，并提供尽可能长远而优质的服务，以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可以说，只有无过错责任原则，才能真正贯彻商标立法的价值理念，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及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理念与方向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

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一方主体利益的增加必然以减损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在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寻找到利益的最佳平衡点，通过一种“均势”的建立以彰显、维护并促进社会所需要的主体价值。商标侵权立法的归责原则也是这样，立法者在商标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配置权利义务时，必须进行适度的安排，在确保对权利人的损失进行一定程度救济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对确实无过失的侵权行为人以一定的保护。

由此，尽管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要加重销售者的责任，督促其在购进商品时就善尽注意义务，以防止或减少侵犯商标注册专用权的商品进入到流通环节，但我们内心应当清楚，“商标打假”事关重大，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果销售者确实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我们在引进并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销售者侵权责任的时候，必须将责任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之内。公务员之家:

(二)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理念与方向

侵权归责范文篇9

讨论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应从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点与归责原则的性质入手（注：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不同于侵权损害赔偿所依据的原则。前者解决最终责任依据问题，着眼于过错因素；后者是责任确定后的损害赔偿依据，其着眼于损害事实。）。

一、著作权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不宜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责任要件的归责标准。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宗旨在于“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格塞尔（gasser）教授特别强调之“分配正义”（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这种基本功能决定了这种制度必然与责任保险（所谓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保险）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只有通过保险制度，才能达到分散损失的目的。法官在适用这一归责原则时，也往往受到责任保险的左右。目前，我国保险事业蓬勃发展，但对于著作权责任保险还缺乏相关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谈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缺少必要的前提（注：王利明教授认为《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责任，大多为推定责任，亦有公平责任，它们和无过错责任有明显的区别，笔者持这种观点。）。另外，无过错责任原则多适用于高度危险性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本身是合法的，正是为了弥补受害者的损失，才适用了这一原则。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显然谈不上高度危险，虽然它有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这些侵权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也非常明显。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担、补偿受害者的损失，它已经没有了过错责任的教育、惩戒功能。正如有人指出那样，无过错责任实际上是对侵权责任的教育、制裁等职能的否定，因而不具有侵权责任本来含义（注：王利明：《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51、77、92页。）。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不仅仅要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惩戒、教育侵权人，并使其他人引以为戒。因为著作权所保护的智力劳动者的权益不仅仅在于著作权人本身，而在于整个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主张适用无过错任原则，或是认为在侵权认定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是对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都忽略了过错责任原则的惩戒、教育功能。即使我国建立了著作权责任保险制度，也不能在这一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侵犯著作权行为的违法性，必然要求对其进行教育、惩戒。而且，侵权人往往通过保险制度将责任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些显然都不利于著作权的保护。

主张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学者，所提出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各国在这方面的立法都适用了或类推适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比如，德国1995年修订《版权法》第97条（1）款，以及第101条（1）款的规定。他们就认为这里规定得再清楚不过了：过错的有无，是确认可否免除赔偿责任的前提，而不是认定侵权的前提。但德国学者本身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德国著作权专家迪兹教授在解释德国《著作权法》第97条时，认为这里不能说德国的著作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注：《德国著名著作权专家迪兹教授在访华研讨会上就所提问题的回答》，《著作权》1997年第3期，第53页。）。虽然迪兹教授的理由并不令人信服，但至少说明了对于这两条规定并不能顺理成章的推定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英、法两国的规定，这些学者都是从几个法律条文加以推论，得出了他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结论，也很难令人信服。至于美国，他们认为其版权侵权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值得商榷。美国人在《绿皮书》及《白皮书》中的确申明了：不能因为上网的作品太多，在网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加以控制，就改变美国法律以外对侵犯版权普遍适用的严格责任原则。这些学者认为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是同义语（注：蒋志培：《论我国著作权侵权原则》，《著作权》1997年第3期，第260—268页。），从而得出了以上结论。其实，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有明显区别的：严格责任主要是英美法中采用的概念。按照普遍法学者的解释，严格责任是指当被告造成了对原告的某种明显的损害时，应对损害负责。对于严格责任，各国立法规定了一些抗辩或免责事由，比无过错责任要宽泛得多。而且，严格责任也不以保险制度为前提。英美学者也大都将严格责任与无过失责任严格区别开来。严格责任虽然表面上不考虑加害人通过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第三人的过失或自然原因造成而减轻或免除其责任（注：王利明：《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51、77、92页。）。由此可见，对于主要由美国人制定的trips执法条款第45条第（2）款的有关规定，将其解释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值得怀疑。

无过错责任也并非绝对责任，也有其免责条件。但是，对于免责范围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在无过错责任中，只有在受害人故意的情况下，才能免除被告的责任。即使不可抗力也不宜作为免责事件作为抗辩事由（注：王利明：《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51、77、92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无过错责任并非绝对责任，行为人也可基于法律规定的特别事由而主张抗辩，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来看，一般只承认不可抗力和受害人重大过错为法定抗辩事由，而不承认受害人的一般过失或意外事由（注：马骏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5页。）。对于这些免责事由，虽有不同主张，但都限定在很狭窄的范围，而对于受害人的故意和不可抗力，不论是否作为免责条件，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适用其他归责原则，都作为免责条件，而且这两种情况在著作权侵权行为中极为少见，从这一点看，如果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会过份加大被告的责任，扩大责任人的范围，而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丧失了教育、惩戒功能，从而失去了威慑侵害人的功效，对于保护著作人的利益，意义并不大。

另外，在理论上，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存在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过失责任作为一般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而无过失责任作为特殊归责原则适用于特殊侵权行为（注：刘歧山主编：《民法问题新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304页。）。而有一些人则认为：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注：张佩霖：《也论侵权损害归责原则》，转引自王利明《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正如前面所述，还有些人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对特殊侵权行为的规定，只在极端情况下，是无过错责任。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应该说是一项独立的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但对于其本身的理论基础，功能还很不完善，而且大家都一致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应适用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应扩大。这些情况说明，在著作权侵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缺乏理论基础。

二、著作权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原则

1.适用过错原则的局限性

由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没有侵犯知识产权的规定，而该法又规定了一般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但并不能认为能由此得出民法上的一般原则和规则不适用于著作权领域（注：刘波林、王自强：《侵害著作权的过错责任》，《著作权》1996年第4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强调惩戒、教育功能，可以威慑侵害人。但是，其强调举证责任在被告一方，在很多情况下，使权利人保护自己的权利受到了限制。

著作权人在其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首先要说明其损害事实的存在，这存在着困难。比如说：为了获得复制的作品，一般采用的“陷井购买”方式购买获得，对于“陷井购买”的产品是否能成为证据，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证明了损害事实之后，还要证明因果关系。但最为困难的是，证明侵害者的主观状态是否有过错，这里困难在于：一方面当侵害主体法人或单位销售了非法出版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的来源似乎是正当的，提供者提供了“权利瑕疵担保”。这种情况下，著作权人要进一步了解该单位是否有权利以此抗辨，也就是是否有义务查清销售产品的正当性，存在着专业知识上、财力、物力上的限制，如果不能证明其过错只能进一步循源追踪，困难会更大。当侵害主体是个人间接侵犯著作权时，要搞清楚其销售、出租的作品的权利来源同样不简单。在共同侵权中，如果侵权人仅仅是为其他侵害者提供储存地、运输手段，原告要证明其过错，很多情况下还要证明他们共同联络，困难就更大了。

我国法院在审理有关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实际上采用了过错推定。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1996年审理的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等8家影视公司分别诉北京市先科激光商场、北京市文化艺术出版社音像大世纪侵犯电影作品纠纷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被告所举证的无过错理由不成立，推定其有过错（注：戴建志、陈旭：《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德国学者也认为，从严格的法庭判决角度看，原告不必证明被告的行为是过失还是故意，因为被告有举证责任，以表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注：吕斯特（ruster）著：《世界知识产权指南》，第4—41页及其后。）。

2.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之可行性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著作侵权领域适用过错推定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是，是像有的学者主张那样，只在适当情况下适用过错推定，还是所有情况都适用过错推定？适用过错推定是一般过错推定还是特殊过错推定？其与无过错责任原则有着哪些本质区别。这些问题都需要从过错推定基本理论出发加以讨论。

过错推定，是指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要推定其过错并承担侵权责任。而过错推定又分为一般地过错推定与特殊过错推定。一般过错推定，指在某些情况下，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并造成损失的，应负民事责任。但是，如果加害人能够证明损害不是由于他的过错所致可以免除责任。这种推定在法国法中被称为“可以推倒的过错推定”；特殊过错推定，是指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中，法律规定行为人要推翻对其过错的推定，必须证明有法定的抗辩事由存在，以表明自己是无过错的，才能对损害后果不负责任（注：参见（苏）纳雷什金纳主编：《资本主义国家民商法》（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191页，转引自王利明：《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在特殊过错推定中，免责事由一般包括三种：不可抗力，第三人过失和受害人的过失。无过错责任中免责事由更为狭窄。过错推定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比较，它保留了过错责任的教育、惩戒功能因此，在著作权侵权过程行为中，过错推定原则相对于过错责任而言，更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实行过错推定原则，这里的过错推定是一般的过错推定，而不是特殊的过错推定。特殊过错推定，不仅要证明其无过错，还要证明法定抗辩事由存在。著作权的行为如果适用特殊过错推定，会加大著作权利用人的责任。从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出发，不但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要使著作权中所包含的智力成果合法地利用、传播。适用特殊过错推定，显然阻碍了智力成果的利用、传播，对社会发展无疑是有害的。

3.特定侵权行为的过错推定

对于著作权侵权行为是否都适用过错推定呢？正如前面所述，有人主张在一定情况下适用过错推定。但是，对于什么情况下适用错推定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著作权侵权案件纷繁复杂，随着科技进步，变化很大，法律不能作出列举性的规定。如果都适用过错推定对于被告是否会显失公平，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合理。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对侵犯著作权行为进行分类分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是直接侵权，即未经作者或其他侵权人许可而以任何方式复制、出版、发行、改编、翻译、广播、表演、展出、摄制影片等。二是间接侵权：其一是某人的行为系他人侵权行为的继续，从而构成间接行为负一定责任，其二是指某人应对他人的侵权行为负一定责任。而他自己并没有直接从事任何侵权活动（注：参见郑成思：《版权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211页。）。对于有可能构成直接从事任何侵权行为的这些主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会对他们造成不公平的后果。因为这些主体，如果他们复制、出版、发行、改编、翻译的活动得到了著作权人的许可或者是由著作权人授权的其他许可，他应该具有相应的证明，当原告对他提起诉讼时，他可以不费力地举出证据以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原告要得到这些证明有许多障碍。对于出售，出租侵权复制品的自然人或单位，他们的一个重要抗辩事由就是产品提供者为他们提供了瑕疵担保。这种抗辩能否对抗著作权人的主张呢？司法实践对此作了否定回答。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美国20世纪福克期公司等八家影视公司诉北京先科商场、音像大世界侵犯电影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中指出：尽管被告销售激光视盘属第三方正式出版物，但以此作为免费的理由不能成立，仍应认定被告销售侵犯外国作品著作权的激光视盘行为有主观上的过错（注：罗东川：《销售侵犯复制品亦购成侵权》，《著作权》1997第2期，第42页。）。国外学者也认为出版者已经让作者签订了担保条款这一事实在发生侵犯第三者权利情况下，并不能使出版者免于责任（注：schriehr：《著作权评论》，第1120页，转引自《著作权》，1997年第3期，第58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间接侵权人有义务证明自己所租、售产品的权利来源。从案件审理中，我们也可看出，法院也要求被告人提供相应的证据，要求原告提供相应的证据，正如前所述，困难要大得多。

在著作权的共同侵权行为中，共同侵权人负连带责任，适用过错推定，是否会扩大责任人范围。共同侵权行为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就是要有

共同的过错，即不仅要证明每个侵权人有过错，而且还要证明他们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在共同加害行为中，判断每人的行是否有过错适用过错推定，并无不公平之处。然而，对于他们是否有意思联络，仍实行推定，则不太合理。由于著作权的可复制性，侵害著作权行为可能在不同地方同时大量出现，如果侵权人不能证明他们没有共同意思联络，就推定他们构成共同加害行为，由一个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责任太大显然不公平。因此，过错推定不适用于共同意思联络的认定。至于侵犯著作权的共同危险行为，根据共同危险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是推定共同侵权人有过错，当然适用过错推定。如果一方为侵犯著作权人提供了一些帮助，实行举证倒置，要求他证明自己无过错，不会带来不公平的效果。如果认定其是故意，则根据民法的基本理论可以认为其构成共同侵权（注：马骏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0页。），事实上推定其有共同过错。如果认定仅仅是出于过失，还应要求他们举证无共同意思联络，否则构成共同侵权。

对于法人的代表机关，一般机关所从事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由于机关的性质不同情况也就不一样。法人的代表机关能够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法人的代表机关不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无过错，就推定其有过错，从而推定法人也有过错，从而构成侵犯权的行为。如果代表机关基于职权而从事的行为被认定为有过错，即使代表机关是越权行为，仍应推定法人有过错，从而承担责任。如果是一般机关所从事的侵犯著作权的活动，对于其本身的侵犯著作权的活动可以适用过错推定，如果其不能举出授权证明就应推定其本身承担责任，可见也是一种推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职务行为，侵犯了著作权，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是特殊侵权行为。这里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应该说是一种行政行为，按照行政法“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应该由执法人员负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证明其有合法依据，就推定其过错而构成侵权行为。另一种情况，国家机关是以民事主体出现的，如果侵犯了著作权，由于个人或法人要举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过错，存在着困难。从另一方面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能证明自己没过错也不会存在着太大困难，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并不导致利益失衡。雇主对雇员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对于雇员的行为实行过错推定，如果其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则推定其为侵权，但对于承担责任的雇主，也应适用过错推定，一方面在于著作权人在知道雇员侵犯其著作权后，很难知道、了解雇主的真实情况。另外，在大陆法国家德国、法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中都规定了过错推定责任。因此，对于雇员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对于雇主的过错也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可见在以上的著作权行为中适用过错推定，对于被告一般并不显失公平，并且在很多情况下符合民法基本理论，更为重要的是，过错推定责任中，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是一种证据法则的运用，而在于给被告强加责任。如今由于科技进步，传播手段越来越先进，对著作权的侵害手段越来越高明，为了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合理地加重侵权人的负担也是合理的。

三、立法建议

在著作权领域适用一般过错推定原则，更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在立法中应明确规定这一归责原则。知识产权作为民法的一个部分，许多方面都适用民法的规定。而在侵权行为法领域，对于一些基本问题，存在着争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此，首先必须在民法的立法中明确相关的问题。

对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通常认为有四个：行为的违法性、过错、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三个要件：损害事实、过错、过错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注：马骏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5页。）。四要素说认为，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把过错与违法行为区别开来。但是，对于违法行为的定义十分困难，即使在以逻辑严密著称的德国，对此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无法解决理论上的矛盾。由于不能明确违法行为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就无法以这种理论为指导。三要素说认为，过错包含了违法性的含义。过错意味着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应受非难性、客观行为具有非法性，和不正当性，可以简化责任构成要件。司法审判人员认定侵权行为时更为简明，若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现行法律的规定，可直接确定行为人有过错；可以正确认定侵权责任，使司法人员可以避免由于违法行为概念的复杂性所带来的困难；另外，可以适用多元归责原则发展的需要。从侵犯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看，这一观点是过错推定原则运用的基础（注：王利明：《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51、77、92页。）。我国《民法通则》第106页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规定本身看，似乎是采用了三要素说。但是，从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来看，更多的是采用了四要素说。因此，有必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侵权行为的三个构成要件。当然，这需要修订《民法通则》或制订《民法典》时加以明确。公务员之家

侵权归责范文篇10

一、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确定：以利益平衡为中心

(一)全面赔偿原则对间接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认知

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以填补为原则，以财产损失程度为基础，实现对财产损失的全面赔偿，是侵权赔偿之基本准则。全面赔偿(填补损害)不仅包括侵害他人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害损失，而且还包括可能产生的间接损失，即除了积极损害之外还应赔偿本应获得但因侵权损害导致而没有获得的财产利益。《民法通则》第117条已对间接损失的赔偿有所规定，只要在侵权行为实施时财产的取得具有可能性，即便损失的并非现实的利益，间接损失也应成立。

由于对间接损失损失程度的判断囿于个案情况难以准确作出，因此，学术界在认定间接损失方面存在分歧。相应的，对《民法通则》第117条中提及的“受到其他重大损失的”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只有属于重大损失的才给以赔偿，一般损失不予赔偿，不能因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负担。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侵权责任法不仅是权利保护的裁判法，而且也是合理划定人们行为自由界限的法律，如果对侵权人要求过重，则会影响其行为自由，有违利益平衡的基调，因此对间接损失应当采取可预见性标准予以限制。正是鉴于损失赔偿所应遵循的填补损害原则，笔者认为，立足现实国情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环境，对于存在明显的可判断和可预见的可得利益之减损，一般间接损失也应赔偿。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的过程中，不少学者还从建议稿或国外立法例方面提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建议，主张将其摄入全面赔偿原则之下。各国对纯粹经济损失的界定并不一致，一般是指不依赖物的损害而发生的损失，或者是不作为权利或受到保护的利益侵害结果存在的损失。笔者认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有一定限制标准的赔偿具有合理性，而对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限定条件和标准则由加害人的主观故意以及可得利益的预见性加以综合考量确定。为防止无限扩大赔偿范围而应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加以限定，即赔偿范围不得超过加害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第2：102(4)条即有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限定的明示。可见，无论是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则的理解还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裁判的认知，给予纯经济损失全面赔偿，应该成为民事领域利益平衡的底线指导原则。

(二)全面赔偿原则与损益相抵、过失相抵规则的契合

《侵权责任法》第19条体现了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全面赔偿原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能，符合社会正义观。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尊奉填补损害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达到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之目的。两大法系在确定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或标准时，同时将客观损失的财产和财产利益视为赔偿对象。

相对于全面赔偿原则，损益相抵规则在财产权侵权中的地位似乎较为边缘，适用较为隐蔽，然每每反映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裁判中却不可小视。损益相抵规则就是确定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大小及如何承担的规则，并在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同时于损害额内扣除因同一原因而产生的利益差额。损益相抵规则在罗马法和德国普通法时代就被承认，其在大陆法系民法责任体系中不可或缺，作用相当重要；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看，该规则在各国判例学说中也被一再予以确认。考虑到财产侵权责任具有单向性的特点，损益相抵并不指向全部损害额，可以说是对全面赔偿原则的贯彻与体现。但遗憾的是，损益相抵规则在《侵权责任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在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在现行法框架内遵循全面赔偿原则，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推导出妥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过失相抵规则也因侵权行为发生而适用，具体表现为《侵权责任法》第26条之适用。可见，《侵权责任法》第19条关于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的规范并非孤立，与侵权责任体系内的其他规范相互协调、彼此呼应。一言以蔽之，全面赔偿原则与损益相抵、过失相抵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互为支撑，组成一个多元且具弹性的系统，共同构建一个科学的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体系。我们应对损益相抵、过失相抵等规则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拓展与类型化

(一)财产侵权责任保护法益的扩展

《民法通则》第106条对侵权责任的对象进行了界定。从条文规范上看，该条似乎并未将侵权责任的对象限定于人身权和财产权。事实上，《侵权责任法》出台前的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在解释侵权法保护客体时均不以“民事权利”为限，不仅包括“财产权”、“人身权”，而且还将尚不构成权利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囊括其中。换言之，在《民法通则》对于侵权责任范围的界定上，无论是侵害民事权利还是侵害民事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均可成立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颁行则将侵权责任保护的客体表达为民事权益，并形成了不同于《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两部范式法典的立法体制。这种对侵权责任保护客体

作“概括+列举”的例示式立法，在尽可能详细列举《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财产权益的同时，还充分表达了我国财产权侵权责任立法范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色。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用“民事权益”概念代替《民法通则》中侵权责任保护对象的“财产及人身”，明显是在借鉴《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进行规定的，扩展了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体。此外，从立法技术上看，《侵权责任法》不仅比我国其他民事法律更加注重保护范围的宽泛性，而且对财产权益的保护范围和力度都能与任何域外侵权责任立法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侵权责任形式不止“损害赔偿”一种，该条也仅言“侵权责任”而未进一步明示责任形式，至于具体案件应当适用何种责任形式，亦应“依照本法”关于责任形式的具体规定适用。

(二)侵权之财产损失的类型

财产权益作为民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权、知识产权、股权等具有财产性质的权益，财产权侵权责任即以上述财产权利为对象的损害赔偿。一般而言，财产损失分为以下几种：其一，侵害他人物权所带来的财产损失。对于物权的直接损失，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进行追偿，即侵权行为导致财产损失的，按照财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将赔偿标准定为损害发生当时的市场价值。其二，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导致的财产损失。无形财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侵权损害赔偿上的差异就在于如何对市场价值进行判断。无形财产权更多地表现为潜在的、隐形的价值，具有财产与人身权利相结合的复合性，并且知识产权中的无形财产利益因其价值的扩展性以及其特有存在状态和保护途径给法院的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正因为知识产权侵权具有特殊性，所以侵权人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由单项法律予以规范。因此，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首先适用单行法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6条。其三，侵害股权等其他财产权所导致的财产损失。股东因出资而依法取得参与公司事务并享有财产权益的权利，侵害股权而造成财产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三、财产权侵权损失的计算：解释与适用

在确定财产权侵权赔偿性质后便要界定财产损失的范围。无论是把损失的计算看作纯粹的技术问题，还是归为事实问题，均可交由实务部门进行具体衡量与判断，对个案作个别处理。将损失的计算问题视为事实问题在法国判例中已有具体体现。由于这种做法忽视了损害赔偿问题的法律性，缺乏一定的法律规则，其计算大多会取决于法官个人的评价，因此不尽妥当。笔者认为，损失的计算应兼顾事实和法律双重性质，即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的融合。但是，目前具体的财产权侵权责任损失计算规则除了《侵权责任法》第19条之外，并无更为细致可行的操作办法，因此，财产权侵权损失计算规则有待细化，需要对司法实践进行精细归纳提升进而转化为司法解释。

(一)确定损失时间点的基准

确立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应得利益的损失。如果对损害赔偿的价格标准无法加以确定而由法官仅凭自由意志裁决，那么判决结论必将变得随意，同案不同判现象也将随之增多，从而引发双方当事人无休止的争议，进而损害司法权威，激化社会矛盾。因此，法律应规定准确确定损失赔偿时间点的统一规则，以发挥定纷止争之功能。在合理确定损害赔偿的价格标准时，侵权行为发生点与损害事实发现的时间点、诉讼开始的时间点、诉讼终结的时间点等都应成为基本的考量因素。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财产侵权赔偿是按照受侵害财产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确定赔偿金额。这一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对损失赔偿的时间点有了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合理避免了因价格波动可能导致的争议。

当然，我们也不应将《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绝对化，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还可以借鉴其他成功的做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认为，对损害赔偿的确定“应以请求时之市价为准”。上述两种确定财产损害赔偿时间点的方式虽然不一致，但各有相对合理性，因此不能盲目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方式。

(二)单一标准与多重标准

细致观之，《侵权责任法》第19条在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上采用了两种可供选择的不同计算方式。前一种是前述的基本的单一标准：“依市场价格计算”；后一种是多重标准：即依“其他方式”计算。这两种计算标准虽然并不矛盾，但应理解为在适用过程中有先后之分。一般而言，只有在依市场价格无法判定时，才应适用其他方式的计算规则。由于“其他方式”之表述与实际确定具有模糊和难以统一的特点，因此，计算其他方式的程式也应遵循相应的普适规则。详言之，对某项财产之侵害，当法律、法规有相应的计算标准时，即应采用该计算标准；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计算标准的，由当事人协商约定计算标准或者协商确定财产损失金额。此外，司法实务部门在上述标准均无法达成时，亦可根据公平原则裁判确定赔偿金额。

(三)计算公式之取舍

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纯粹经济损失。对直接损失的判定，除依据市场价格外，还须考虑物的折旧问题。对于使用多年的财产，其损害必定是市场相应的折旧价格。而没有在市场上流通的财产，则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计算，如家传古董就可以采用专业机构科学评估的方式进行判定。

对于间接损失和纯粹经济损失，其计算难点在于无法量化的那部分损失。一般而言，可以采用以下两种计算方法进行类比计算：一是平均收益法，即被侵权人在侵权发生之前一段时间的平均收益，以此作为损失判断的标准；二是同类比较法，即依与被侵权人条件相当的经营者在相同时间内的平均收益作为损失判断的标准。当然，这些计算方式也不是绝对的，还要综合考虑经营季节、财产大小、经营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加合理的计算方式，使得损失额与赔偿额相近似。为此，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可以采用以下计算公式：原物价值=原物价格-原物价格÷有效时间×已用时间。在我国，也有司法实践部门适用“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价值”的计算方法，其中，间接损失的计算公式为：间接损失=单位时间增值效益×影响效益发挥的时间。这亦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计算方式。公务员之家

四、结语

对于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问题的争议不仅在于如何确定财产损失的范围、损失计算规则等技术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财产侵权的定性、举证责任、勘验鉴定评估的技术手段、法律规范混用等问题也是损害赔偿计算中需要一并考量的。因此，财产权侵权赔偿责任中的利益能否得到合理、充分的实现，取决于多方面规范的共同作用。《侵权责任法》只是为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之确定与裁判提供了一个简易平台，其完善则需依赖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娴熟运用及其司法经验的提炼，进而不断为司法解释、立法解释乃至立法本身提供细化的可操作性强的规则，以明定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计算的种种科学标准，达至对被侵权人损失进行合理补偿之法效果。

注释：

[1]参见高平：《论中国民法学的知识类型———从研究立场与路径入手》，《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2]参见[美]肯尼斯·S.亚伯拉罕、阿尔伯特·C.泰特选编：《侵权法重述—纲要》，许传玺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4]梁慧星教授在其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577条的建议条文中虽然没有明文规范纯粹经济利益损失，但隐含了纯粹经济损失赔偿之意。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5]参见张新宝、张小义：《论纯粹经济损失的几个基本问题》，《法学杂志》2007年第4期；[意]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