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损害概念范文10篇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1

关键词：国家赔偿/损害/权利侵害/利益损失

一、权利和利益不分的描述方法

国家侵权损害事实的存在，是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之一。法律上的依据，在于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然而，在何谓国家侵权损害，或者国家赔偿法上的损害要件当作何理解的问题上，学理的阐释往往对“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不加区分。这种不加区分的方法，具体可体现为三类描述。

其一，把侵权损害描述为“权利”受到损害。例如，“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第2章第1节中把侵权损害的范围概括为两种，一是人身权，二是财产权。……当以上权利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损害时，国家应当负责赔偿。”

其二，在描述侵权损害时，以合法权益概念笼统地涵盖权利和利益。损害对象就是“合法权益”，就是指“一切具有法律上正当根据的利益”，包括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社会权、文化权、平等权等，只是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保护的合法权益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

其三，虽然在概念上区分权利和利益，但认为，对于合法权益损害的认定，不应该关注权利是否受损，而应该确定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利益是否受损。“在合法权益概念下，包含两类受法律保护的对象：一是权，二是利。就权来讲，是法律明确赋予、规定或者承认的主体具有的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就利来讲，则不一定都是法律明确赋予或规定出来的内容。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因权所生之利。第二种利不是由权所孳生或派生出来的，而是一种事实状态。”“在国家赔偿的实践中，对于合法权益损害的认定，不是一定要确定受害人所受之损害是否属于对法律规定赋予权利的损害，而是需要确定所损害的对象是否属于非法利益。只要不是非法利益，就是国家承认的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按此观点，对权利、利益的区分不具实质意义。论者更关心受损利益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可以在实务中忽略不计。

上述三类描述，虽各有特点，但在界定和描述国家侵权损害要件方面有一共通之处，即并不严格追问国家侵权损害的对象究竟是权利、利益、还是权利和利益兼而有之。本文认为，学理上这一通行的“模糊”方法，形成了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款解释论和规范论上一些常见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一方面在理论上没有准确理清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和实施。因而，有必要借鉴普通侵权法上的损害要件理论，构建国家侵权损害概念的“双层结构”，以期为立法和实施涤清认识上的迷雾。

二、解释论和规范论上通说及其困境

《国家赔偿法》第2条虽然规定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并有损害结果，但是，该条并未明确厘定国家应予赔偿的损害范围。于是，学理上对国家侵权损害要件的阐释，往往会触及哪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和损害、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对此问题，学界一向分别从解释论和规范论上提供答案。而上述对权利和利益不予区分的“模糊”方法，也体现在这些看似合理却存在缺憾的答案上。

在解释论层面上，通说认为，虽然合法权益包括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社会权、文化权等等一切法律上予以认可的权利，但现行《国家赔偿法》保护的“合法权益”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前者又限于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荣誉权、名誉权。解释论的基本路径就是以《国家赔偿法》其它的相关法律条款(包括第3条、第4条、第15条、第16条)规定为依据，对第2条中“合法权益”概念之意义作限定或限缩。

在规范论层面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现行《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立法者更多出于国家财政状况的考虑，才会把合法权益限定于“人身权”、“财产权”。因此，这些限制是有待逐步放松和解除的。“就国家赔偿的本质而言，任何可能遭受公权力侵犯并且可以财产给付方式补救的合法权益，都属于国家赔偿法的保护范围。”随着公民权利的保障范围不断扩张和国家财政的改善，应当“渐进扩大损害范围，直至包括国家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的所有权利种类的损害”。

这些解释论和规范论上的观点十分流行，似乎没有明显的错漏。然而，细加琢磨，却有以下问题。

就解释论而言，以《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款仅规定人身权、财产权为由，认定合法权益的损害就是指人身权、财产权被侵犯，而不包括其它权利被侵犯，是在逻辑上成立的一种解释。但是，这只是采用极为严格的文义解释、系统解释方法而得出的一种解释结论，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恰当的解释。其实，它并不利于实务中按照目的解释方法，适时地加大法律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而且，这种解释方法和结论，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司法实务脱节，与相关法律发生冲突。

例如，公民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已是常见之事。假设公民的财产利益也因此遭受损失，那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受害人理应获得赔偿。然而，若按上述解释，受害人不能因为受教育权被侵害而要求国家赔偿。这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或许，会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公民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失，就意味着其受侵害的是财产权，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损害范围，不存在解释上的矛盾。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中，直接受到侵犯的实际上是受教育权而非财产权，财产利益的损失是受教育权被剥夺或限制而形成的后果。更何况，假如照此观点，一切财产权以外的权利(甚至包括人身权)受侵犯并带来经济损失的，都理解为只有财产权受损的话，那么，真正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就会被掩盖了。

就规范论而言，多数学者主张应当把各种可能受到损害的权利种类都纳入到国家应予赔偿的损害范畴之内。这个观点看似与公民权利保障日益强化的趋势一致，且容易得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结论：凡权利受到侵犯，必应予以国家赔偿。但是，有些权利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犯，如选举权被无端剥夺，并不必然导致财产利益损失或法定应予赔偿的非财产利益损失。即便这些违法侵权行为应当予以纠正或谴责，也可能没有特定的利益损失需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规范论的主张显然是不恰当的法律改革建议。

三、普通侵权法理上的损害要件

国家赔偿法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赔偿法，在许多原理和规则上，与普通侵权法有相通之处。对国家侵权损害概念应当作何理解，可以适当借鉴普通侵权法理上的知识。

“损害”这个词，通俗而言，可以理解为损失和伤害。不过，这种循环式的解读，无法构成严格的学术定义。因为，它没有清楚地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损失和伤害的对象是什么？第二，损失和伤害本身的涵义又是什么？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普通侵权法上主要存在三种认识：(1)损害包括财产上的损害和非财产上的损害，财产上的损害是指损害得以金钱加以计算，如医疗费支出、扶养费用、营业收入减少、物的价值减损或者物的修缮费用等，非财产上的损害是指不能以金钱衡量的精神或肉体痛苦；(2)损害是指受害人人身或者财产方面的不利后果，包括财产的减少、利益的丧失、名誉的毁损、精神痛苦、生命丧失、身体损害、健康损害、自由损害、知识产权的损害等等；(3)损害是指一定的行为致使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利益受到侵害，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灭失的客观事实。

认识(1)以损害是否能够以金钱衡量或计算为标准，把损害划分为财产上损害和非财产上损害，主要目的是明确，财产上损害一般皆可依法求得赔偿，而非财产上损害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受害人才能请求金钱赔偿。认识(2)至少在表述上没有严格地按认识(1)的标准对损害进行划分，似乎是根据民法上通行的对受侵害权利的划分，把损害定位于人身的不利和财产的不利。认识(3)则是主张，损害事实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权利被侵害，二是权利被侵害而造成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客观结果。

由是，在损害什么的问题上，大致有“利益”、“权利”和“权利+利益”的认识。其实，持认识(1)的学者，通常会认可把“侵害权利”和“致生损害”分列为两个要件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论。之所以在损害要件中不再论及权利，而仅仅论及利益(财产上利益和非财产上利益)，是因为权利受侵害已被作为其它构成要件来对待。仅从这一点而言，认识(1)、认识(3)不存在实质上的区别。因为，持认识(3)的学者一般将“侵害权利”和“致生损害”合成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一个要件，即损害要件。至于认识(2)，学者在具体讨论损害类型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偏向于“权利+利益”的表述方式。例如，“财产损失是指受害人因其财产或人身受到侵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见，是否把损害对象拆分为权利和利益两类，取决于所持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论是哪一种。

第二个问题涉及如何解读“损害”的本义。按《说文解字》，“损，减也”，“害，伤也”。故“损”的本义是减少，是与“益”(增加)相对的；“害”的本义是毁坏，是与“利”(好处)相对的。由此，一般地，可以把损害简单地理解为利益或好处的减少或失去。

不过，假如按照上述认识(3)，损害涵盖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两个层次，那么，权利的侵害、损害不宜简单地等同于权利的减少或失去。“权利”一词的学理界定始终是众说纷纭，在此过多纠缠实属无益。若选择一种常见的认识，将“权利”视为权利人可以作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并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能力或资格，那么，权利的侵害、损害更多地指向这种能力或资格的实现受到部分或全部的限制，而不是这种能力或资格本身的减少或失去。例如，甲无端占有乙的杯子不还，侵害了乙对杯子的所有权。乙对其杯子的所有权并未减少或失去，换言之，其仍然享有杯子的所有权，可因为杯子被甲占有，其所有权内含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就无法实现了。

有鉴于此，“损害”于权利而言，当指权利的行使或实现受到限制或阻碍；“损害”于具体利益而言，可指利益或好处的减少或失去。为了在对损害要件进行界定说明时，不必繁复地分别指出损害对于权利和利益的不同之处，可以在修辞上采取分别用“侵害”对应“权利”、“损害”对应“利益”的策略。因此，在普通侵权法上，若不将“侵害权利”和“致生损害”作为两个彼此独立要件来对待，那么，损害应该理解为受害人的法律权利受到侵犯，其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因此而减少或失去的不利后果。

四、国家侵权损害概念的“双层结构”

以普通侵权法理为鉴，由于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理论也采通行的“四要件说”(即侵权主体、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故而，国家侵权损害的界定，亦可以理解或诠释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公务组织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其二是该侵权行为造成了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损失。

第一层次上的含义，重点表明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无论该合法权利是人身权、财产权还是法律承认并保护的其他权利。虽然人身权、财产权是最为常见的侵权行为客体，但在实践中，也不排除权利人其他不宜为人身权、财产权所涵盖的权利被侵害的可能性。这样才能从保障权利的目的出发，顺应时势地去解释《国家赔偿法》第2条中的“合法权益”，才能与行政诉讼法的发展吻合，也才能在解释论上即明确所有合法权利皆得到国家赔偿法保护，而不必苛求立法改革。

当然，如前所述，权利受侵犯意味着权利的行使或实现受到限制或阻碍，但并不表明权利本身的减少或损失。而权利受侵犯的后果，有可能会导致具体利益或好处的减少或失去，也有可能不会。例如，行政机关无法律上理由限制某书籍的出版，会侵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也会给公民带来财产上的损失。而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公民选举权、受教育权的行为，并不一定会带来公民财产利益的损失；即便会有一定的精神利益受损，但在许多国家，应予赔偿的精神损害都是由立法或司法判例予以限定的，并非所有心理上的受挫折感以及情绪上的不愉快、郁闷，都属于国家应予赔偿的精神损害。因此，损害的第一层含义虽然承认任何合法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犯，但权利受侵犯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赔偿责任的产生。

第二层次上的含义，重点突出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所带来的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损失。这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如果确实由此侵犯造成财产利益的损失或者法定应予国家赔偿的非财产利益的损失，那么，国家就不能免责；反之，无论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如果并未造成任何财产利益的损失或者法定应予国家赔偿的非财产利益的损失，那么，国家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2

关键词:国家赔偿/损害/权利侵害/利益损失

一、权利和利益不分的描述方法

国家侵权损害事实的存在，是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之一。法律上的依据，在于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然而，在何谓国家侵权损害，或者国家赔偿法上的损害要件当作何理解的问题上，学理的阐释往往对“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不加区分。这种不加区分的方法，具体可体现为三类描述。

其一，把侵权损害描述为“权利”受到损害。例如，“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第2章第1节中把侵权损害的范围概括为两种，一是人身权，二是财产权。……当以上权利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损害时，国家应当负责赔偿。”[1]

其二，在描述侵权损害时，以合法权益概念笼统地涵盖权利和利益。损害对象就是“合法权益”，就是指“一切具有法律上正当根据的利益”，包括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社会权、文化权、平等权等，只是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保护的合法权益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2]

其三，虽然在概念上区分权利和利益，但认为，对于合法权益损害的认定，不应该关注权利是否受损，而应该确定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利益是否受损。“在合法权益概念下，包含两类受法律保护的对象：一是权，二是利。就权来讲，是法律明确赋予、规定或者承认的主体具有的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就利来讲，则不一定都是法律明确赋予或规定出来的内容。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因权所生之利。……第二种利不是由权所孳生或派生出来的，而是一种事实状态。”“在国家赔偿的实践中，对于合法权益损害的认定，不是一定要确定受害人所受之损害是否属于对法律规定赋予权利的损害，而是需要确定所损害的对象是否属于非法利益。只要不是非法利益，就是国家承认的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按此观点，对权利、利益的区分不具实质意义。论者更关心受损利益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可以在实务中忽略不计。

上述三类描述，虽各有特点，但在界定和描述国家侵权损害要件方面有一共通之处，即并不严格追问国家侵权损害的对象究竟是权利、利益、还是权利和利益兼而有之。本文认为，学理上这一通行的“模糊”方法，形成了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款解释论和规范论上一些常见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一方面在理论上没有准确理清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和实施。因而，有必要借鉴普通侵权法上的损害要件理论，构建国家侵权损害概念的“双层结构”，以期为立法和实施涤清认识上的迷雾。

二、解释论和规范论上通说及其困境

《国家赔偿法》第2条虽然规定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并有损害结果，但是，该条并未明确厘定国家应予赔偿的损害范围。于是，学理上对国家侵权损害要件的阐释，往往会触及哪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和损害、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对此问题，学界一向分别从解释论和规范论上提供答案。而上述对权利和利益不予区分的“模糊”方法，也体现在这些看似合理却存在缺憾的答案上。

在解释论层面上，通说认为，虽然合法权益包括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社会权、文化权等等一切法律上予以认可的权利，但现行《国家赔偿法》保护的“合法权益”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前者又限于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荣誉权、名誉权。[4]解释论的基本路径就是以《国家赔偿法》其它的相关法律条款(包括第3条、第4条、第15条、第16条)[5]规定为依据，对第2条中“合法权益”概念之意义作限定或限缩。

在规范论层面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现行《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立法者更多出于国家财政状况的考虑，才会把合法权益限定于“人身权”、“财产权”。因此，这些限制是有待逐步放松和解除的。“就国家赔偿的本质而言，任何可能遭受公权力侵犯并且可以财产给付方式补救的合法权益，都属于国家赔偿法的保护范围。”[6]随着公民权利的保障范围不断扩张和国家财政的改善，应当“渐进扩大损害范围，直至包括国家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的所有权利种类的损害”。[7]

这些解释论和规范论上的观点十分流行，似乎没有明显的错漏。然而，细加琢磨，却有以下问题。

就解释论而言，以《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款仅规定人身权、财产权为由，认定合法权益的损害就是指人身权、财产权被侵犯，而不包括其它权利被侵犯，是在逻辑上成立的一种解释。但是，这只是采用极为严格的文义解释、系统解释方法而得出的一种解释结论，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恰当的解释。其实，它并不利于实务中按照目的解释方法，适时地加大法律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而且，这种解释方法和结论，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司法实务脱节，与相关法律发生冲突。

例如，公民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已是常见之事。假设公民的财产利益也因此遭受损失，[8]那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9]受害人理应获得赔偿。然而，若按上述解释，受害人不能因为受教育权被侵害而要求国家赔偿。这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或许，会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公民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失，就意味着其受侵害的是财产权，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损害范围，不存在解释上的矛盾。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中，直接受到侵犯的实际上是受教育权而非财产权，财产利益的损失是受教育权被剥夺或限制而形成的后果。更何况，假如照此观点，一切财产权以外的权利(甚至包括人身权)受侵犯并带来经济损失的，都理解为只有财产权受损的话，那么，真正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就会被掩盖了。

就规范论而言，多数学者主张应当把各种可能受到损害的权利种类都纳入到国家应予赔偿的损害范畴之内。这个观点看似与公民权利保障日益强化的趋势一致，且容易得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结论：凡权利受到侵犯，必应予以国家赔偿。但是，有些权利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犯，如选举权被无端剥夺，并不必然导致财产利益损失或法定应予赔偿的非财产利益损失。即便这些违法侵权行为应当予以纠正或谴责，也可能没有特定的利益损失需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规范论的主张显然是不恰当的法律改革建议。

三、普通侵权法理上的损害要件

国家赔偿法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赔偿法，在许多原理和规则上，与普通侵权法有相通之处。对国家侵权损害概念应当作何理解，可以适当借鉴普通侵权法理上的知识。

“损害”这个词，通俗而言，可以理解为损失和伤害。不过，这种循环式的解读，无法构成严格的学术定义。因为，它没有清楚地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损失和伤害的对象是什么？第二，损失和伤害本身的涵义又是什么？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普通侵权法上主要存在三种认识：(1)损害包括财产上的损害和非财产上的损害，财产上的损害是指损害得以金钱加以计算，如医疗费支出、扶养费用、营业收入减少、物的价值减损或者物的修缮费用等，非财产上的损害是指不能以金钱衡量的精神或肉体痛苦；[10](2)损害是指受害人人身或者财产方面的不利后果，包括财产的减少、利益的丧失、名誉的毁损、精神痛苦、生命丧失、身体损害、健康损害、自由损害、知识产权的损害等等；[11](3)损害是指一定的行为致使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利益受到侵害，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灭失的客观事实。[12]

认识(1)以损害是否能够以金钱衡量或计算为标准，把损害划分为财产上损害和非财产上损害，主要目的是明确，财产上损害一般皆可依法求得赔偿，而非财产上损害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受害人才能请求金钱赔偿。[13]认识(2)至少在表述上没有严格地按认识(1)的标准对损害进行划分，似乎是根据民法上通行的对受侵害权利的划分，把损害定位于人身的不利和财产的不利。认识(3)则是主张，损害事实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权利被侵害，二是权利被侵害而造成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客观结果。[14]

由是，在损害什么的问题上，大致有“利益”、“权利”和“权利+利益”的认识。其实，持认识(1)的学者，通常会认可把“侵害权利”和“致生损害”分列为两个要件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论。之所以在损害要件中不再论及权利，而仅仅论及利益(财产上利益和非财产上利益)，是因为权利受侵害已被作为其它构成要件来对待。[15]仅从这一点而言，认识(1)、认识(3)不存在实质上的区别。因为，持认识(3)的学者一般将“侵害权利”和“致生损害”合成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一个要件，即损害要件。至于认识(2)，学者在具体讨论损害类型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偏向于“权利+利益”的表述方式。例如，“财产损失是指受害人因其财产或人身受到侵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6]可见，是否把损害对象拆分为权利和利益两类，取决于所持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论是哪一种。

第二个问题涉及如何解读“损害”的本义。按《说文解字》，“损，减也”，“害，伤也”。故“损”的本义是减少，是与“益”(增加)相对的；“害”的本义是毁坏，是与“利”(好处)相对的。由此，一般地，可以把损害简单地理解为利益或好处的减少或失去。

不过，假如按照上述认识(3)，损害涵盖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两个层次，那么，权利的侵害、损害不宜简单地等同于权利的减少或失去。“权利”一词的学理界定始终是众说纷纭，在此过多纠缠实属无益。若选择一种常见的认识，将“权利”视为权利人可以作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并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能力或资格，那么，权利的侵害、损害更多地指向这种能力或资格的实现受到部分或全部的限制，而不是这种能力或资格本身的减少或失去。例如，甲无端占有乙的杯子不还，侵害了乙对杯子的所有权。乙对其杯子的所有权并未减少或失去，换言之，其仍然享有杯子的所有权，可因为杯子被甲占有，其所有权内含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就无法实现了。

有鉴于此，“损害”于权利而言，当指权利的行使或实现受到限制或阻碍；“损害”于具体利益而言，可指利益或好处的减少或失去。为了在对损害要件进行界定说明时，不必繁复地分别指出损害对于权利和利益的不同之处，可以在修辞上采取分别用“侵害”对应“权利”、“损害”对应“利益”的策略。因此，在普通侵权法上，若不将“侵害权利”和“致生损害”作为两个彼此独立要件来对待，那么，损害应该理解为受害人的法律权利受到侵犯，其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因此而减少或失去的不利后果。

四、国家侵权损害概念的“双层结构”

以普通侵权法理为鉴，由于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理论也采通行的“四要件说”(即侵权主体、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17])，故而，国家侵权损害的界定，亦可以理解或诠释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公务组织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其二是该侵权行为造成了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损失。

第一层次上的含义，重点表明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无论该合法权利是人身权、财产权还是法律承认并保护的其他权利。虽然人身权、财产权是最为常见的侵权行为客体，但在实践中，也不排除权利人其他不宜为人身权、财产权所涵盖的权利被侵害的可能性。[18]这样才能从保障权利的目的出发，顺应时势地去解释《国家赔偿法》第2条中的“合法权益”，才能与行政诉讼法的发展吻合，也才能在解释论上即明确所有合法权利皆得到国家赔偿法保护，而不必苛求立法改革。

当然，如前所述，权利受侵犯意味着权利的行使或实现受到限制或阻碍，但并不表明权利本身的减少或损失。而权利受侵犯的后果，有可能会导致具体利益或好处的减少或失去，也有可能不会。例如，行政机关无法律上理由限制某书籍的出版，会侵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也会给公民带来财产上的损失。而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公民选举权、受教育权的行为，并不一定会带来公民财产利益的损失；即便会有一定的精神利益受损，但在许多国家，应予赔偿的精神损害都是由立法或司法判例予以限定的，并非所有心理上的受挫折感以及情绪上的不愉快、郁闷，都属于国家应予赔偿的精神损害。因此，损害的第一层含义虽然承认任何合法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犯，但权利受侵犯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赔偿责任的产生。

第二层次上的含义，重点突出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所带来的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损失。这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如果确实由此侵犯造成财产利益的损失或者法定应予国家赔偿的非财产利益的损失，那么，国家就不能免责；反之，无论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如果并未造成任何财产利益的损失或者法定应予国家赔偿的非财产利益的损失，那么，国家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这里的“财产利益的损失”和“非财产利益的损失”，就是前文所述普通侵权法理上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之分。[19]无论侵犯的权利是人身权、财产权还是其他权利，皆有可能产生财产损害或非财产损害。例如，侵犯人身权致使受害人身体受伤的，既会导致医疗费用支出、工资收入减少等财产损失，也会造成受害人的肉体痛苦(非财产损害)。侵犯财产权致使受害人失去祖传砚台，不仅令受害人的财产受损，也同样会致其精神折磨(非财产损害)。侵犯其他权利的亦同。齐玉苓案的二审法院判决就认为，“各被上诉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使其精神遭受严重的伤害，应当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高标准，给齐玉苓赔偿精神损害费。”不过，由于任何权利遭遇侵犯，权利人都可能会主张其精神上受到某种打击，故而，对于非财产损害的赔偿，一般应以法律的特别规定为依据。[20]

如此诠释和打造国家侵权损害概念的“双层结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可以避免国家赔偿实务遇到人身权、财产权以外权利受到侵犯时裹足不前、犹疑不定的立场，可以既承认国家赔偿法对任何权利的保障性，又把重点放在权利受到侵犯是否带来财产损害和法定应予赔偿的非财产损害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一种“任何权利受侵犯皆应予以国家赔偿”的观点，可以避免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味将各种权利纳入国家赔偿损害范围之内而不顾是否产生利益损害结果的立法改革建议。《国家赔偿法》修订过程中，已经透露出要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信息。这实际上是在财产损害以外引入法定应予赔偿的非财产损害，也就是进一步完善了“双层结构”中的利益损害种类。

注释:

[1]应松年主编：《国家赔偿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85页。此类描述在国家赔偿法理论上是通行的，绝大多数著述采用之，于此不一一例举。

[2]参见高家伟著：《国家赔偿法》，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8—119页。

[3]杨小君著：《国家赔偿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2、276页。

[4]参见高家伟著：《国家赔偿法》，第118-119页。另见应松年主编：《国家赔偿法研究》，第85页；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论》(修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83页。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赔偿法并不“保护”名誉权、荣誉权。参见周友军、麻锦亮：《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其实，依据《国家赔偿法》第30条，名誉权、荣誉权受到该法保护，但保护的方式并非金钱赔偿，而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5]第3条、第4条关于行政赔偿范围、第15条、第16条关于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都在措辞上仅仅指出“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犯的情形。

[6]高家伟著：《国家赔偿法》，第119页。

[7]胡锦光、余凌云主编：《国家赔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8]2001年审结的、曾经被誉为“中国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损害赔偿案(以下简称“齐玉苓案”)，实际上是一起适用宪法条文的民事案件。然而，在此案中，与陈晓琪同为被告的还有陈克政(陈晓琪父亲)、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陈晓琪冒名上学后，被上诉人滕州教委帮助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滕州八中帮助陈克政伪造学期评语表；济宁商校违反档案管理办法让陈晓琪自带档案，给陈克政提供了撤换档案材料的机会，致使陈晓琪不仅冒名上学，而且冒名参加工作，使侵权行为得到延续。该侵权是由陈晓琪、陈克政、腾州八中、腾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行为从形式上表现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其实质是侵犯齐玉苓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上诉人对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实，在这些被告之中，至少有滕州教委是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与其他被告共同侵犯齐玉苓姓名权、受教育权，这种公务侵权行为纳入国家赔偿范畴，也是于法有据的。再看山东省高院的判决，“由于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才使得齐玉苓为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进行复读，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纳城市增容费，为诉讼支出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了惩戒侵权违法行为，被上诉人陈晓琪在侵权期间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诉人齐玉苓的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陈晓琪的必要生活费)应判归齐玉苓所有，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可见，公民受教育权被公权力行为侵犯而造成财产利益受损，并非只是假设。本文中引用的齐玉苓案件一审、二审判决，皆源自“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载北大法律信息网:/case/displaycontent.asp?gid=117507462，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2月12日。

[9]该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10]参见曾隆兴著：《详解损害赔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王泽鉴著：《侵权行为法：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册，184页。

[11]参见张新宝著：《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12]参见杨立新主编：《侵权行为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13]参见曾隆兴著：《详解损害赔偿法》，第55页；王泽鉴著：《侵权行为法：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184页。

[14]参见杨立新主编：《侵权行为法》，第99—100页。

[15]参见曾隆兴著：《详解损害赔偿法》，第50页；王泽鉴著：《侵权行为法：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第87页。

[16]参见张新宝著：《侵权责任法原理》，第55页。

[17]参见肖峋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年，第107—120页。另见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论》(修订本)，第83页。第78—86页；薛刚凌主编：《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66页；房绍坤、丁乐超、苗生明著：《国家赔偿法原理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86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9—663页。

[18]前文提及的“齐玉苓案”一审判决指出，“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这种认识既与学理通说不符，又无法律上明确之依据，故并未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二审终审判决虽未明确推翻之，但强调“这种行为从形式上表现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其实质是侵犯齐玉苓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这恰好是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权利受侵害的实例。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3

内容提要:在国家赔偿法的学理上，对侵权损害概念的界定或理解，存在一种“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不加区分的方法。该方法在解释论上演绎出国家赔偿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权损害的观点，在规范论上延伸出需通过立法改革将所有权利受损皆予国家赔偿的主张，从而造成观念上的误区，不利施法和修法。以普通侵权法损害学说为鉴，国家侵权损害概念应建立包括“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两层含义的结构，从而在国家赔偿法修订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之后，通过解释论，即可保护更多的合法权益。

一、权利和利益不分的描述方法

国家侵权损害事实的存在，是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之一。法律上的依据，在于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然而，在何谓国家侵权损害，或者国家赔偿法上的损害要件当作何理解的问题上，学理的阐释往往对“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不加区分。这种不加区分的方法，具体可体现为三类描述。

其一，把侵权损害描述为“权利”受到损害。例如，“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第2章第1节中把侵权损害的范围概括为两种，一是人身权，二是财产权。……当以上权利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损害时，国家应当负责赔偿。”[1]

其二，在描述侵权损害时，以合法权益概念笼统地涵盖权利和利益。损害对象就是“合法权益”，就是指“一切具有法律上正当根据的利益”，包括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社会权、文化权、平等权等，只是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保护的合法权益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2]

其三，虽然在概念上区分权利和利益，但认为，对于合法权益损害的认定，不应该关注权利是否受损，而应该确定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利益是否受损。“在合法权益概念下，包含两类受法律保护的对象：

一是权，二是利。就权来讲，是法律明确赋予、规定或者承认的主体具有的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就利来讲，则不一定都是法律明确赋予或规定出来的内容。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因权所生之利。……第二种利不是由权所孳生或派生出来的，而是一种事实状态。”“在国家赔偿的实践中，对于合法权益损害的认定，不是一定要确定受害人所受之损害是否属于对法律规定赋予权利的损害，而是需要确定所损害的对象是否属于非法利益。只要不是非法利益，就是国家承认的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按此观点，对权利、利益的区分不具实质意义。论者更关心受损利益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可以在实务中忽略不计。

上述三类描述，虽各有特点，但在界定和描述国家侵权损害要件方面有一共通之处，即并不严格追问国家侵权损害的对象究竟是权利、利益、还是权利和利益兼而有之。本文认为，学理上这一通行的“模糊”方法，形成了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款解释论和规范论上一些常见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一方面在理论上没有准确理清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和实施。因而，有必要借鉴普通侵权法上的损害要件理论，构建国家侵权损害概念的“双层结构”，以期为立法和实施涤清认识上的迷雾。

二、解释论和规范论上通说及其困境

《国家赔偿法》第2条虽然规定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并有损害结果，但是，该条并未明确厘定国家应予赔偿的损害范围。于是，学理上对国家侵权损害要件的阐释，往往会触及哪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和损害、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对此问题，学界一向分别从解释论和规范论上提供答案。而上述对权利和利益不予区分的“模糊”方法，也体现在这些看似合理却存在缺憾的答案上。

在解释论层面上，通说认为，虽然合法权益包括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社会权、文化权等等一切法律上予以认可的权利，但现行《国家赔偿法》保护的“合法权益”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前者又限于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荣誉权、名誉权。[4]解释论的基本路径就是以《国家赔偿法》其它的相关法律条款(包括第3条、第4条、第15条、第16条)[5]规定为依据，对第2条中“合法权益”概念之意义作限定或限缩。

在规范论层面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现行《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立法者更多出于国家财政状况的考虑，才会把合法权益限定于“人身权”、“财产权”。因此，这些限制是有待逐步放松和解除的。“就国家赔偿的本质而言，任何可能遭受公权力侵犯并且可以财产给付方式补救的合法权益，都属于国家赔偿法的保护范围。”[6]随着公民权利的保障范围不断扩张和国家财政的改善，应当“渐进扩大损害范围，直至包括国家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的所有权利种类的损害”。[7]

这些解释论和规范论上的观点十分流行，似乎没有明显的错漏。然而，细加琢磨，却有以下问题。

就解释论而言，以《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款仅规定人身权、财产权为由，认定合法权益的损害就是指人身权、财产权被侵犯，而不包括其它权利被侵犯，是在逻辑上成立的一种解释。但是，这只是采用极为严格的文义解释、系统解释方法而得出的一种解释结论，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恰当的解释。其实，它并不利于实务中按照目的解释方法，适时地加大法律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而且，这种解释方法和结论，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司法实务脱节，与相关法律发生冲突。

例如，公民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已是常见之事。假设公民的财产利益也因此遭受损失，[8]那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9]受害人理应获得赔偿。然而，若按上述解释，受害人不能因为受教育权被侵害而要求国家赔偿。这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或许，会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公民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失，就意味着其受侵害的是财产权，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损害范围，不存在解释上的矛盾。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中，直接受到侵犯的实际上是受教育权而非财产权，财产利益的损失是受教育权被剥夺或限制而形成的后果。更何况，假如照此观点，一切财产权以外的权利(甚至包括人身权)受侵犯并带来经济损失的，都理解为只有财产权受损的话，那么，真正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就会被掩盖了。

就规范论而言，多数学者主张应当把各种可能受到损害的权利种类都纳入到国家应予赔偿的损害范畴之内。这个观点看似与公民权利保障日益强化的趋势一致，且容易得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结论：凡权利受到侵犯，必应予以国家赔偿。但是，有些权利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犯，如选举权被无端剥夺，并不必然导致财产利益损失或法定应予赔偿的非财产利益损失。即便这些违法侵权行为应当予以纠正或谴责，也可能没有特定的利益损失需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规范论的主张显然是不恰当的法律改革建议。

三、普通侵权法理上的损害要件

国家赔偿法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赔偿法，在许多原理和规则上，与普通侵权法有相通之处。对国家侵权损害概念应当作何理解，可以适当借鉴普通侵权法理上的知识。

“损害”这个词，通俗而言，可以理解为损失和伤害。不过，这种循环式的解读，无法构成严格的学术定义。因为，它没有清楚地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损失和伤害的对象是什么？第二，损失和伤害本身的涵义又是什么？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普通侵权法上主要存在三种认识：(1)损害包括财产上的损害和非财产上的损害，财产上的损害是指损害得以金钱加以计算，如医疗费支出、扶养费用、营业收入减少、物的价值减损或者物的修缮费用等，非财产上的损害是指不能以金钱衡量的精神或肉体痛苦；[10](2)损害是指受害人人身或者财产方面的不利后果，包括财产的减少、利益的丧失、名誉的毁损、精神痛苦、生命丧失、身体损害、健康损害、自由损害、知识产权的损害等等；[11](3)损害是指一定的行为致使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利益受到侵害，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灭失的客观事实。[12]

认识(1)以损害是否能够以金钱衡量或计算为标准，把损害划分为财产上损害和非财产上损害，主要目的是明确，财产上损害一般皆可依法求得赔偿，而非财产上损害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受害人才能请求金钱赔偿。[13]认识(2)至少在表述上没有严格地按认识(1)的标准对损害进行划分，似乎是根据民法上通行的对受侵害权利的划分，把损害定位于人身的不利和财产的不利。认识(3)则是主张，损害事实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权利被侵害，二是权利被侵害而造成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客观结果。[14]

由是，在损害什么的问题上，大致有“利益”、“权利”和“权利+利益”的认识。其实，持认识(1)的学者，通常会认可把“侵害权利”和“致生损害”分列为两个要件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论。之所以在损害要件中不再论及权利，而仅仅论及利益(财产上利益和非财产上利益)，是因为权利受侵害已被作为其它构成要件来对待。[15]仅从这一点而言，认识(1)、认识(3)不存在实质上的区别。因为，持认识(3)的学者一般将“侵害权利”和“致生损害”合成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一个要件，即损害要件。至于认识(2)，学者在具体讨论损害类型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偏向于“权利+利益”的表述方式。例如，“财产损失是指受害人因其财产或人身受到侵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6]可见，是否把损害对象拆分为权利和利益两类，取决于所持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论是哪一种。

第二个问题涉及如何解读“损害”的本义。按《说文解字》，“损，减也”，“害，伤也”。故“损”的本义是减少，是与“益”(增加)相对的；“害”的本义是毁坏，是与“利”(好处)相对的。由此，一般地，可以把损害简单地理解为利益或好处的减少或失去。

不过，假如按照上述认识(3)，损害涵盖权利受侵和利益受损两个层次，那么，权利的侵害、损害不宜简单地等同于权利的减少或失去。“权利”一词的学理界定始终是众说纷纭，在此过多纠缠实属无益。若选择一种常见的认识，将“权利”视为权利人可以作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并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能力或资格，那么，权利的侵害、损害更多地指向这种能力或资格的实现受到部分或全部的限制，而不是这种能力或资格本身的减少或失去。例如，甲无端占有乙的杯子不还，侵害了乙对杯子的所有权。乙对其杯子的所有权并未减少或失去，换言之，其仍然享有杯子的所有权，可因为杯子被甲占有，其所有权内含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就无法实现了。

有鉴于此，“损害”于权利而言，当指权利的行使或实现受到限制或阻碍；“损害”于具体利益而言，可指利益或好处的减少或失去。为了在对损害要件进行界定说明时，不必繁复地分别指出损害对于权利和利益的不同之处，可以在修辞上采取分别用“侵害”对应“权利”、“损害”对应“利益”的策略。因此，在普通侵权法上，若不将“侵害权利”和“致生损害”作为两个彼此独立要件来对待，那么，损害应该理解为受害人的法律权利受到侵犯，其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因此而减少或失去的不利后果。

四、国家侵权损害概念的“双层结构”

以普通侵权法理为鉴，由于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理论也采通行的“四要件说”(即侵权主体、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17])，故而，国家侵权损害的界定，亦可以理解或诠释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公务组织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其二是该侵权行为造成了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损失。

第一层次上的含义，重点表明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无论该合法权利是人身权、财产权还是法律承认并保护的其他权利。虽然人身权、财产权是最为常见的侵权行为客体，但在实践中，也不排除权利人其他不宜为人身权、财产权所涵盖的权利被侵害的可能性。[18]这样才能从保障权利的目的出发，顺应时势地去解释《国家赔偿法》第2条中的“合法权益”，才能与行政诉讼法的发展吻合，也才能在解释论上即明确所有合法权利皆得到国家赔偿法保护，而不必苛求立法改革。

当然，如前所述，权利受侵犯意味着权利的行使或实现受到限制或阻碍，但并不表明权利本身的减少或损失。而权利受侵犯的后果，有可能会导致具体利益或好处的减少或失去，也有可能不会。例如，行政机关无法律上理由限制某书籍的出版，会侵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也会给公民带来财产上的损失。而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公民选举权、受教育权的行为，并不一定会带来公民财产利益的损失；即便会有一定的精神利益受损，但在许多国家，应予赔偿的精神损害都是由立法或司法判例予以限定的，并非所有心理上的受挫折感以及情绪上的不愉快、郁闷，都属于国家应予赔偿的精神损害。因此，损害的第一层含义虽然承认任何合法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犯，但权利受侵犯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赔偿责任的产生。

第二层次上的含义，重点突出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所带来的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损失。这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如果确实由此侵犯造成财产利益的损失或者法定应予国家赔偿的非财产利益的损失，那么，国家就不能免责；反之，无论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如果并未造成任何财产利益的损失或者法定应予国家赔偿的非财产利益的损失，那么，国家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4

关键词侵权责任法;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赔偿数额

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的救济方式,是保护人身权益的重要制度。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逐步发展,渐趋完善。从1986年《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再到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些规定都体现了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完善。分析当前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新规定,对保护民事主体的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精神损害赔偿概念之界定

(一)精神损害的概念

在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之前,首先要理解精神损害的概念。关于精神损害概念的界定,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公民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焦虑、不安、悲伤、抑郁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指公民和法人的人身利益遭到侵害。狭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及其他不良情绪,即精神痛苦。

笔者赞同狭义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地将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排除在外。因此,采用狭义说更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我国目前尚无一部法律明确地界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国内的学者对精神损害赔偿概念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界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

1.精神损害赔偿是受害人因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者遭受精神痛苦而获得的金钱赔偿。

2.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因人身权益遭受侵害而产生严重精神损害时,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承担的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侵权责任。

3.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使被侵害人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特定的身份权利等遭受侵害时,赔偿义务人依法应承担的向赔偿权利人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责任。

4.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时,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通过以上的概念分析,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定义不尽相同。结合民法原理和法条规定,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遭受严重精神损害时,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的民事法律制度。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该条规定,并结合相关的民法原理,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是自然人或者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违反法律规定,从而给被侵权人以及社会造成损害的行为。引起损害发生的违法行为,即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精神损害赔偿的实现就是赔偿义务的负担。要寻找赔偿义务的主体,就得寻找主体与损害联系的因素,行为是连接赔偿义务人与需要赔偿的损害之间的唯一合理的因素。现实生活中构成精神损害侵权,首先要有违法的损害行为。

(二)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也就是损害后果,即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的后果不是轻微的损害后果,而应当是严重的侵害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所谓严重后果,是指社会一般人在权利遭受侵害的情况下,都难以忍受和承受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至于如何判断“严重”的情况,还有有待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起后果、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也就是说,违法的损害行为是损害结果的原因,损害是损害行为的结果。只有侵权人的损害行为与被侵权人的严重精神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才能认定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四)过错

过错是指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对于损害后果的主观心理状态。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的后果或者其行为违反了某种义务而仍然有意为之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因此故意必须包含两个要素:明知与欲求。过失是指行为人虽然并非故意,但按其情节应注意并且能注意而不注意,或者对构成侵权行为的事实虽然预见其发生,但确信不会发生的一种心理状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虽然侵权责任法中并无明文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是否要求侵权人有过错,但是根据司法解释和民法原理,笔者认为,根据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的原则,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因此应当要求侵权人有过错。

三、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一)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

1.《民法通则》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不宜扩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人的人格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人格自由权。

2.自然人的身份权益,包括监护权、婚姻自主权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3.死者的人格利益,包括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和遗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

4.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务员之家

四、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

目前我国尚无法律规定统一适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不同地方、不同法院适用不同的立法。笔者认为,实践当中还是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进行操作。该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五、结语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和实施,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法律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一种新的突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还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在实践中便于操作,更加充分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权益。

注释:

王利明.人格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34,361.

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07,94,28,29.

陈现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义与案例解析.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72.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5

内容提要:在现有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以过错为核心的传统侵权法逐渐暴露了其不足。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引入,有效地弥补了过错这一侵权法理论工具的缺陷,顺应了损害救济理念的发展趋势,给侵权法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运用,宜采取“一般条款+类型化”模式,并应处理好与过错责任的衔接关系。

一、引论

物权法起草尘埃落定后,制定侵权法成为了当前我国立法工作的热点。目前,关于侵权法起草的争论多集中在侵权法的立法模式、归责原则和具体侵权行为类型方面。然而,这些讨论都未能摆脱过错这个侵权法传统的理论分析工具的桎梏,学者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界定和判断过错,以及如何编排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1]在他们看来,以过错责任为代表的归责原则在整个侵权法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构建整个侵权法的内容和体系的关键。正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侵权法在面对新类型侵权的挑战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即便意识到了过错侵权责任的不足,在引入了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后,侵权法的发展依然步履维艰。应当指出,在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侵权法所崇尚和追求的充分保护社会合法权益的目标并未如我们所愿而顺利实现,立法者无法对侵权法的体系和结构作出根本改变,侵权法在保护现有合法权益和新型法益时,运行仍不顺畅。究其原因,是由于传统侵权法理论分析架构限制了立法者的视野,关于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等归责原则的争论始终困扰着人们。或许,寻找新立法的思路,建构全新、科学的归责体系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谓归责,是指侵权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负责。[2]台湾学者邱聪智指出:“在法律规范原理上,使遭受损害之权益,与促使损害发生之原因者结合,将损害因而转嫁由原因者承担之法律价值判断因素,即为‘归责’意义之核心。”[3]可见,可归责性是法律借以确定侵权责任归属的根据或曰考虑要素,是侵权法价值判断的核心,其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程度决定了整个侵权法的立法结构和生命力。[4]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者们习惯将侵权法的可归责性简单地理解为归责原则,并将过错作为侵权法最基本的理论工具。这种分析工具的单一性限制了侵权法的开放性,造成了侵权法的僵化和守旧。随着侵权损害救济理念的发展,各国都在竭力寻求比过错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工具,以此达到通过救济实现正义的公共政策目的。以《荷兰民法典》和《欧洲侵权法草案》为代表的新时期立法或立法草案,逐步引入了“可救济性损害”这种全新的侵权理论。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将鲜活的社会生活与立法者的意志紧密结合在一起,既灵活地体现了公共政策,又不失法律的逻辑性与严密性,其出现和广泛应用势必对围绕过错为核心建构的传统侵权理论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并将促使人们更新侵权法的理念。

本文将通过考察各国侵权法的立法和实践,揭示过错作为传统侵权法理论分析工具的特征及其制度缺陷,阐明可救济性损害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根据,并对其含义、特征、类型等进行初步分析,进而对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制度构想提出若干建议。

二、侵权法理念的发展及其制度需求

(一)侵权法理念的发展

1.损害救济理念的凸显

关于侵权责任的功能,素来有预防性、惩罚性和补偿性三种学说之争。但随着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侵权法的预防性和惩罚性的功效在不断减退,而补偿性渐强。在新的经济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侵权法的哲学基础正在发生变化,近代侵权法的抽象个人主义基础受到根本的动摇,侵权责任的道德正当性不断受到冲击,法律开始转向关心具体的个人,注重对每个具体个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有学者评价:“这种对具体个人关怀的理念在侵权法中的体现就是损害救济理念的发展,即确定是否构成侵权责任的核心因素不再是侵害人是否有过错和是否侵权,而是受害人应否得到救济,如果衡诸受害人方面有进行法律救济的必要,则往往就会通过各种途径去认定侵权责任的存在。如此,法律关注的重心不再是加害人的道德上可责难性,也不是个人的主观权利受到侵害,而是对受害人进行必要的填补,使其得以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必要的满足,以维护其人格的完善,维持基本正常的生活。”[5]德国学者福克斯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可以肯定,侵权行为法所倾向的重点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若探求责任法律制度领域最新的发展至当前的形态的动力,则我们不能回避公民对安全的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安定的需求。人们期待侵权行为法和损失赔偿法能有助于保障个人的基本生存,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社会化国家机制。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期待中,我们才能探察到侵权和损失赔偿法律制度发展至今的决定性动力。就此,法律所强调的重点已从承担过错转移到了补偿损失。”[6]这种转变体现了侵权责任向补偿性功能的回归。“私法责任之本意主要不是谈论要不要由加害人承担责任,更不是如何制裁和消灭侵权和违约行为,而是怎样合理分担受害人的损失。”[7]因此,注重对受害人损害的填补和救济,已经成为了各国侵权法发展的共识。[8]

2.侵权法由行为人本位走向受害人本位

过错责任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强调从行为人的角度思考和认识问题,认为人作为独立自由的理性人,可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理性的选择,亦应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由此产生的归宿点是有过错即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此谓之行为人本位。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尊重和保障了行为人的行动自由,但却忽略了对权利的救济和受害人的补偿。正如我们所知,在现代私法体系中,合同法是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的法律,而侵权法是保护人们财富的法律。从立法的目的和宗旨来看,鼓励创造、保障自由是合同法的任务,保护权益、损害救济才是侵权法的根本任务。行为人本位偏离了现代私法责任的原意,也与损害赔偿理念的思潮格格不入。现代侵权法由行为人本位走向受害人本位,已是大势所趋。所谓受害人本位,是指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为基本宗旨,强调从受害人的角度思考和认识问题,对行为人行为的评价不再是侵权法关注的重点,什么样的损害属于法律可予以救济的损害、如何进行救济才是侵权法的基本命题。

当然,所谓受害人本位也仅仅指的是立法目的的倾向性,而不是完全不顾行为人的利益。因为在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受害人和行为人都是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因此,在损害救济和行为自由之间,侵权法总是要保持一定的平衡的。诚如我们先前所言:“在当前,既要坚持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又要增强侵权行为法的补偿功能,是侵权行为法建设的重要环节。”[9]

3.侵权责任理念由主观主义走向客观主义

近代民法强调意识自觉和自己责任,这在侵权法中的体现是主观主义,具体表现为: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以主观要件即过错为核心;过错的判断多采用主观标准,注重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时,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准等。到了现代,随着经济交往和社会分工的深入,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信赖不断加强,人们对社会行为表象的信赖程度不断加大,社会对提高效率和统一行为标准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法律对社会变化做出了迅速的回应,呈现出行为标准外观化的趋势,侵权法中的主观主义开始逐步让位于客观主义,主要表现在:第一,过错概念的客观化,其判断标准采用了“理性人”、“善良家父”、“事实本身证明过错”、“一般注意义务”、“汉德公式”等客观标准;第二,侵权构成要件核心的客观化,即作为主观要件的过错的地位减弱,作为客观要件的损害的地位不断上升;第三,损害赔偿标准的客观化,即损害数额不再一味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准,社会公众的标准被纳入了考虑的范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上一年度城镇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客观标准作为了计算赔偿数额的标准。

(二)制度需求

侵权法是权利的保护法,是现代社会最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法律。侵权法与经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它反映和回应着变化中的经济社会思潮和法学理念,注定是要肩负着多重使命的。在现有的以过错为核心的理论架构下,侵权法应对新形势和新发展的能力已经有所下降,传统的侵权法律体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侵权法需要进行自我更新,引入新的理论工具,回应理念发展带来的制度需求。新的理论工具必须具备以下特点:

其一,充分体现侵权法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弥补过错责任的不足。新的理论工具应当首先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侵权责任的构成,从损害救济的理念确定是否存在侵权责任,将客观要件损害置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核心地位,更多地采用客观的认定标准,并建立多元化的归责体系。

其二,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有利于把更多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纳入到侵权法的保护中来。新的理论工具应当具有相当的弹性,以便在应对各种新类型权益时没有任何理论难题,实现对侵权法逻辑自足性的超越。

其三,便于科学化和体系化,有利于侵权法的法典化。在私法体系中,侵权法的规则大多是技术性的规则,不像物权法、婚姻法等法律那样具有强烈的固有性和本土色彩。正因为如此,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各国侵权法的相互融合和逐渐统一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融合和统一的最终形态就是实现侵权法的法典化。在我国,一部法典化程度较高的侵权法将对我国侵权法理论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新的理论工具应当具有严密的体系和严谨的逻辑,能够在发挥一般条款的抽象性规范功能和列举的具体性规范功能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从而在实现法典化的同时保持相当的活力。

在这种情况下,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应运而生,充当起了侵权法新的理论工具的角色。

三、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及其评价

(一)可救济性损害概述

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损害事实作为损害救济的基本前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损害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当代社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张,各种受到侵害的权益,无论是否形成权利,均可获得救济。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损害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

侵权法中的损害,具有事实和法律两个属性。事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受害人在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利益,法律损害则是指被法律所认可的能够获得赔偿的事实损害。“一般而言,万物相连,一个行为可以牵扯起无数后果,事实损害的边界可以蔓延无际,而法律损害则必须止于当止之处。”[10]为防止损害的概念过于宽泛,避免行为人承担“过分苛严的责任”,同时也为了涵摄法律政策的判断,给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以明确的依据,有学者建议引入一个具有政策导向性的限制措施作为损害“当止”的标准。纵观当今最新立法例,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对损害作出了限制,并以此作为体现公共目的的政策手段。例如,《荷兰民法典》第6·95条规定:“根据损害赔偿的法定义务应当予以赔偿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其他损害,后者以法律赋予获得相应赔偿的权利为限。”[11]这明确了损害必须在法律认可的范围之内。正在起草中的《欧洲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草案》则主张应在损害之前加上“具有法律上的相关性”的限定。对于上述论及的法律认可的损害,我们可以归纳为“可救济性损害”。

所谓可救济性损害,是指客观存在的、且法律认可的能够予以救济的损害。可救济性损害,有以下两层基本涵义:第一,依据一般情形属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可予以救济的损害范围;第二,依据案件特别情形可归责于行为人的损害后果。对于前者,法律依据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一般条款+列举”的立法模式,对可救济性损害的体系进行科学设计,将亟需加以保护的利益类型通过列举方式固定下来,并以一般条款的高度抽象性保证损害概念的周延性,为将来吸纳新类型的损害提供制度空间。对于后者,法律丰富了法官的归责手段,通过多种诸如因果关系、过错、公共政策、合理期待等相对模糊的工具对个案的特别情形进行考量,以此确定某一特定损害结果是否能够获得救济。总之,任何一项损害要属于可救济性损害,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在现代侵权法中,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对侵权责任界限的探寻,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通过对损害概念的辨析,确立含义明确而又具有开放性的损害定义,并认真细致地归纳和总结各类损害的共同特征,将各类损害确认为应当或者不应获得赔偿的损失类型;第二个方向是通过多元化归责体系的确定,[12]向法官提供便于利益衡平的工具,在个案中实现对受害人损害的救济以及对那些过于遥远的损害的过滤。这两个方向在本质上是损害类型化和归责因素体系化的努力。

(二)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基本特征

相对于传统责任构成要件损害事实而言,可救济性损害从理念到制度都表现出了显着的特点。同时,这也是可救济性损害理论替代或补充传统过错责任理论作为侵权法重要法律技术工具的优势所在。这些基本特征集中表现在:

从支持的理念上看,可救济性损害理论体现了受害人本位和兼顾行为人自由的精神。与过错责任奉行行为人本位、以保障行为人自由为第一要旨不同,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将填补受害人损害为首要目的,强调损害救济的正当性和价值优位性,注重考察损害事实的可赔偿性和赔偿方式,其核心是如何为应当予以救济的损害事实寻找正当的法律依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价值判断先行的法律规制方式,即先综合案件各种情况判断受害人应否得到救济,如果认为有救济的必要,则会通过各种途径去认定行为人的可归责性。同时,也正是由于“可救济性”这一具有相当弹性的概念,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得以在受害人和行为人之间达成一定的平衡,不致于使行为人承担“过分苛严的责任”。

从内部的结构上看,可救济性损害理论是概念清晰、范围明确的理论体系。过错一直因为其概念的模糊性和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而颇受争议;而与传统的损害概念相比,可救济性损害的范围更为明确,且因为其类型化形成的完整体系而实现了质的飞跃。如果单纯将“可救济性”理解为“具有法律的相关性”,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可救济性损害理论最为出色的工作就是通过类型化实现了“可救济性”的具体化。否则,可救济性理论也只是替代过错的另外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已。各种损害的类型化,一方面明确了“可救济性”的具体内涵,另一方面也为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和法官判案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成为了侵权法法典化的重要基础。

从衡平的工具来看,可救济性损害理论采用了多元化的可归责性体系。可归责性是行为人与损害结果、赔偿责任之间重要的联系纽带。过错责任一直将归责原则等同于可归责性,把过错视为归责的最终要件和基本因素,其他的构成要件如损害、因果关系都置于过错之下,目的都是为过错要件服务的。“任何一个法律制度都需要一个过滤器,以将可赔偿性损害从不可赔偿性损害中区分出来。而这一过滤器本身,则因其特征的多样性和数量之多很难一言以蔽之。”[13]从本质上说,现代侵权法的归责手段应该是多元的,这是由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可救济性损害理论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多元的可归责性体系,并没有对归责手段进行预先的限制,而是保持了开放的态度,乐于吸纳新的技术手段,像过错、因果关系、行为人承担的注意义务、受害人的合理期待等,都被运用到这一理论中来。

从概念的性质来看,可救济性损害是以客观概念为外观的主客观统一体。尽管近年来过错有呈客观化的发展趋势,但在侵权诸构成要件中,过错仍然首先是作为主观要件存在的。要主观要件过错承载侵权责任标准客观化的使命,似乎总有些勉为其难。而可救济性损害,虽然与传统的损害事实有所差异,但其首先是客观的概念,是侵权构成中的客观要件。这无疑与侵权法的客观主义发展趋势极度吻合。可救济性损害理论无论是在责任认定方面,还是在赔偿计算方面,都采纳了客观标准,这对实现受害人的及时救济和提高司法的效率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可救济性”这一约束性词汇的使用,也使法官在认定侵权责任时有了更大的政策考量的空间,便于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衡量,充分体现个案的公平。

(三)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评价

第一,体现了侵权法的政策目的,实现了损害救济和行为自由的平衡。“侵权行为法只有当它避免了过分苛严的责任时,才能成为有效的、有意义的和公正的赔偿体系运行。……无论是从单个侵权行为人的利益出发,还是为了自身生存的愿望,侵权行为法都必须将那些过于‘遥远’的损害从其体系中排除出去。”[14]给予救济和责任豁免之间的互动是侵权法永恒的主题。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对损害类型的列举,既是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也是对行为人承担的侵权责任的限制。救济还是豁免,取决于法官对侵权法公共政策的考量。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给法官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标准的同时,也提供了各种极具政策性的归责工具供法官选择。

第二,丰富了侵权法的理论工具,更新了侵权法的司法观念。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引入,给侵权法注入了新的元素,特别是多元化的归责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侵权法的政策手段。以公平理念和救济理念为基础,一种新的裁判观也开始被接纳。以往先找法律依据后进行价值判断的裁判观念不再一枝独秀。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强调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在裁判中往往采取先进行价值判断后找法律依据的方式,即先综合判断受害人应否得到救济,如果认为有救济的必要,则会通过各种归责手段去认定行为人的可归责性。这种做法,必将对侵权法的司法观念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第三,充实和完善了侵权法的逻辑体系。侵权法有两个基本的规制对象: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传统侵权法以过错为核心,注重对侵权行为的评价和限制,行为合法性与违法性的界限是其研究的重点。可救济性损害理论迎合了当今侵权法损害救济理念的发展潮流,将注意力重点转向损害结果,不再关心对行为的评价,而是着重考察损害结果的可赔偿性和不可赔偿性之间的界限,损害在侵权法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出现,扭转了侵权法失重的框架,实现了侵权法逻辑体系的平衡。

四、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制度构想

理论的力量需要制度的承载来体现。寻求法律规范的弹性和确定性的平衡是侵权法起草孜孜追求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借助“一般条款+列举”的立法模式。[15]可救济性损害理论在侵权法中的应用,也是通过这一模式来完成的。这一模式很好地发挥了一般条款的抽象性规范功能和列举类型的具体性规范功能,使可救济性损害成为既有规范性和全面性的政策工具,又具有相当操作性的责任认定标准。参考各国最新立法例、立法草案以及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可救济性损害理论的制度设计可按照以下思路进行:

(一)关于可救济性损害的一般条款

侵权法立法和实践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保持侵权法的开放性和生命力而对核心概念赋予文义上的过分广泛性是不明智的。《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没有对过错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而是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才有了学者们担心的“司法肆意”。荷兰着名法学家Meijers曾经这样评论:“在教条上不能学习法国,但应借鉴其司法实践。”[16]实践中,法国的法官根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个案情况,通过不同的案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是否存在过错、是否构成侵权的判断,具体地实现着第1382条的规定。以此为鉴,在拟定可救济性损害的一般条款时,应特别注意对什么是可救济性损害做出文义明确的定义,对这一概念进行基本的阐述,确定可救济性损害的大致范围。

《欧洲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草案》(2002年3月19日第4稿)第2:101条(具有法律上相关性损害的含义)规定:“(1)如果符合以下条件,无论是经济损失或非经济损害,抑或人身损害均构成具有法律上相关性的损害;(c)本章中的条文对此做出规定的;(d)损失或者损害是侵犯权利或者违背法律所致;或者(e)损失或者损害是侵犯值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所致。(2)在任何情况下,本条第1款第(b)项和第(c)项所涵盖的损害只有在依据本法第1:101条之规定,救济的权利或者得到保护被认为是公平、正义和合理时,才认为属于具有法律上相关性的损害。(3)在确定救济的权利或者得到保护是否公平、正义和合理时,被告承担责任的基础、损害的性质与近因、受害人的合理期待以及公共政策应当予以考虑。”[17]这一规定有几个特点:

第一,对损害进行了基本的分类:经济损失、非经济损害和人身损害,明确了可救济性损害的基本内容;第二,上述损害的分类在逻辑上是周延的,既涵盖了目前可知的所有类型的损害,也为将来吸纳新的损害类型留有余地;第三,确定属于可救济性损害的可归责性因素是多样化的,包括了传统侵权法规定的行为人过错、因果关系等,也包括了一些新的可归责性因素,如公共政策、合理期待等。而倍受学者青睐的1992年《荷兰民法典》在可救济性损害的规定方面也呈现出与《欧洲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草原因从本质上讲应该是多样化的,包括行为、因果关系、过错、义务的违反、公共政策、受害人的期待等众多因素。

[5]姜战军:《侵以构成的非限定性与限定性及其价值》,《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

[6]前引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书,第4-5页。

[7]彭诚信:《主体性与私权制度研究——以财产、契约的历史考察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8]1940年德国侵权法修正草案在法律名词的使用上,提出扬弃传统的“侵权行为”概念,而改称“损害赔偿法”,以表明其强调“损害分担”之精神。参见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最近推出的由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主持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在用语上亦采用了“侵权责任法”而非传统的“侵权行为法”,体现了同样的立法宗旨。

[9]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10]张新宝、张小义:《作为法律技术工具的纯粹经济损失》,《法学杂志》2007年第4期。

[11]王卫国主译:《荷兰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12]针对侵权法可归责性因素的多样性,冯?巴尔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许多案件中,非法典上的关于损害之可归责性的考量也起着重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既不能期待结果的同一性,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结果一致,也不能期待这一结果总是借助同一论据获得的。”参见前引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3页。

[13][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2页.

[14][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5]关于这一立法模式的讨论,详见杨立新:《论侵权行为一般化和类型化及其我国侵权行为法立法模式选择》,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6][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17]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8]前引王卫国书,第182-183页。

[19]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研究》,《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20]也有将损害分为财产损失、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就有沿着可救济性损害进行分类的思路。从严格意义上讲,人身损害并不是一类独立于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的损害类型,只是法律为了强调人身权益的重要性而将其单列。

[21]例如,《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第10:301条第(1)款规定:“非财产损害赔偿同样可以适用于与遭受致命或严重非致命伤害的受害人有亲近关系的人。”参见欧洲侵权法专家小组:《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于敏译,《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

[22]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研究》,《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6

关键词：环境污染、损害事实

一、问题的提出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1、案情概要

原告陆耀东因与被告上海永达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发生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陆耀东的居室西侧与被告永达公司经营场所的东侧相邻，中间间隔一条宽15米左右的公共通道。永达公司为给该经营场所东面展厅的外部环境照明，在展厅围墙边安装了三盏双头照明路灯，每晚七时至次日晨五时开启。这些位于陆耀东居室西南一侧的路灯，高度与陆耀东居室的阳台持平，最近处离陆耀东居室20米左右，其间没有任何物件遮挡。这些路灯开启后，灯光除能照亮永达公司的经营场所外，还能散射到陆耀东居室及周围住宅的外墙上，并通过窗户对居室内造成明显影响。在陆耀东居室的阳台上，目视夜间开启后的路灯灯光，亮度达到刺眼的程度。陆耀东为此于2004年9月1日提起诉讼后，永达公司已于同年9月3日暂停使用涉案路灯。

2、裁判要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的规定，环境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路灯灯光当然被涵盖在其中。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不仅包括那些症状明显并可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结果，还包括那些症状不明显且暂时无法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结果。光污染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目前已为公众普遍认识。夜间，人们通常习惯于在暗光环境下休息。永达公司设置的路灯，其射入周边居民居室内的外溢光、杂散光，数量足以改变人们夜间休息时通常习惯的暗光环境，且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范围，光污染程度较为明显。在此情况下，陆耀东诉称涉案灯光使其难以安睡，为此出现了失眠、烦躁不安等症状，这就是涉案灯光对陆耀东的实际损害。被告永达公司开启的涉案路灯灯光，已对原告陆耀东的正常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造成了损害，构成环境污染。经查，涉案路灯不属于车站、机场、公路等公共场所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必须设置的照明、装饰用灯，只是永达公司为自己公司的经营便利而设置的路灯。永达公司完全有条件以其他形式为自己经营场所的外部环境提供照明，或者通过采取遮挡等必要的措施来避免自己设置的路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永达公司主张的“涉案路灯用于其经营场所的正常环境照明，是经营所需的必要装置”的辩解理由，不能成为其侵权行为的合理免责事由。尽管陆耀东只主张永达公司赔偿其损失1元，但因陆耀东不能举证证明光污染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1日判决：一、被告永达公司应停止使用其经营场所东面展厅围墙边的三盏双头照明路灯，排除对原告陆耀东造成的光污染侵害。二、原告陆耀东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本案所涉及的法理问题

本案的关键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一是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二是被告在本案中应该承担何种责任。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环境污染即狭义的环境侵权。一般认为环境侵权包括两个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本文旨在探讨环境污染即狭义上的环境侵权中的损害事实。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因此，研究环境侵权中的损害事实有必要首先考察侵权法中的损害事实。

二、侵权法中的损害事实

（一）损害事实的历史性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损害概念并没有精确的含义，损害可能包括了在任何情况下某一个人或组织的价值的任何形式的减少。但是侵权法中的损害就明显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损害概念。在侵权法中，损害赔偿的目的是为了受害人的某种合法的利益得以恢复。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侵权法中的损害事实仅包括那些有侵害所致的损失并且为使受害人的权利得以恢复，利益得以满足，而由致害人赔偿的这样一种情况。然而，对于侵权法中的损害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也处在不断发展之中。

在近代的侵权法中，无论是大陆法国家还是英美法国家，都是以金钱衡量作为判断损害是否存在的标准。基于罗马法“债务必须具有金钱价值”的观念，大陆法国家总是把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侵权行为后果排除在损害之外。而英美法国家的“非财产损害以同时造成了物质损害为要件”的理由，也同样排除了非金钱的损害，即使承认也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派生的。

在瑞士，损害一词仅指金钱损失，非金钱损害的赔偿在概念上是不成立的。捷克法学家卢比在《关于私法中的预防和责任》一书中，将一切不涉及经济因素的破坏同法律上的损害概念作了区别。在前苏联，至五六十年代，对损害概念的理解也仅仅局限在财产损失的范围内，认为损害就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损失，以至于损害通常被称之为损失。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颁布之前，侵权法中的损害的概念仅指某种财产损害，包括对受害人的财产的直接损害和因对人身侵害而引起的经济损失。如《民法教程》认为：“侵权损害是指侵权行为造成他人（包括公民和法人）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我们这里所讲的对人身损害的赔偿，仅是指用对人身伤害，致残或死亡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在财产损害的范围来讨论损害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1900年德国民法典首先提出了非财产损害的概念。其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及英国法院也赋予由于遭受损害而不能感受到他们的人生快乐的那些人以精神损害赔偿。在阿拉伯国家的新民法典中，狭窄的损害概念已被抛弃，而是赞同损害的概念也包括非财产损害。在前苏联，70年代以后，以希米诺娃和马列英为主要代表的苏联民法学家，对非财产损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希米诺娃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目的并非在于用金钱来评价苏联人的健康和生命，而在于多少缓和一下导致受害人遭受痛苦的受害结果，推出这一制度的基本依据，是对非财产损害给予满足的公正程序。”马列英则进一步指出，应该从用金钱评价来实现保护受害人权利的绝对观念中解脱出来，从而打开由加害人赔偿精神损害的通路。

在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从立法上肯定了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问题。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了对几种人格权的损害可以导致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从上述损害概念的历史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损害概念的本身也有其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大陆法国家还是英美法国家以及我国，对法律上的损害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损害的概念起初是狭窄的，单一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损害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以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

（二）损害事实在我国的横向分析

侵权法发展到现在，对损害事实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诸多学说，因此笔者拟对目前我国学者对其各种不同理解进行横向的分析比较，以找出其共同之处及差异所在。以下是几种代表性观点：

损害事实是指一定的行为致使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利益受到侵害，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灭失的客观事实。

损害是指引一定的行为或事件使某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遭受不利益的影响。

损害系指权利或利益受侵害时所生之不利益。易言之，损害发生前之状态，与损害发生后之情形，而相比较，被害人所受之不利益，即为损害之所在。

损害即损害后果，是指受害人因他人的加害行为（举动）或者物的内在危险之实现而遭受的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不利后果。

对这几种学说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一、对引起损害之事由，各学者观点不同，分别有“一定的行为”、“一定的行为或事件”、“加害行为（举动）或者物的内在危险之实现”；二、对损害的对象，分别有“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利益”、“权利和利益”、“权利或利益”、“人身或财产”，可见，多数观点认为，除了传统侵权法中对“权利”的侵害，对“利益”的侵害也是一种损害事实，由此，侵权法所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是，具体包括何种利益，均没有详细说明；三、对损害的后果，都认为是一种“不利益”或“不利后果”，而非仅限于财产的损失。

由此可见，损害事实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展，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希望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范围也会不断扩大。这同时也为一些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环境污染中的损害事实

环境污染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其损害事实一方面要适用侵权法上的一般规定，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相比一般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必定会对侵权法的一般规定有所修正和发展。

关于环境损害事实，环境法学者对其有着不同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环境损害的事实即环境侵权造成的环境损害后果，具体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环境享受损害三种。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环境损害是指环境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环境权益、财产和人身权益，以及其他权益的损害，包括财产的损害和非财产的损害。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的损害事实主要是指污染或危害环境的行为致使国家的、集体的财产和公民的财产、人身受到损害的客观事实。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事实可分为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精神损害以及环境权益的损害等四类。

对上述学说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在语言描述上各不相同，对环境损害事实包括的种类也有不同观点，但是对环境侵权损害事实的界定都包含了一种侵权法中所没有明确规定的新的损害事实类型，即环境权益损害或称环境享受损害。

环境权益的损害是指环境因素被污染、破坏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了人们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的权利。环境权益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环境侵权中最常见的，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公民对这方面的法律保护要求也必定会不断提高。正如近代侵权法中损害从财产损害扩展到非财产损害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现在将“损害”从“人”的损害扩大到“环境”的损害，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国现在的侵权法理论中，侵权法所保护的范围已经从权利扩展到利益。环境权益就是一种环境上的利益，应当属于侵权法中所保护的“利益”的范畴，是“利益”在环境保护法中的一种具体形态。同时，这一点在我国环境立法中已有所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其中“海洋生态”的破坏就是一种对环境利益的损害。所以，环境权益损害同样是一种受侵权法调整的损害事实。因此，应当在环境立法中进一步规定环境权益损害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完善对其的救济。鉴于目前对环境权益损害的系统分析较少，笔者下文将从特点、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方式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的论述。

（一）环境权益损害的特点

1.环境权益损害是一种非财产损害。

财产损害表现为受害人经济上的损失，凡是权利人遭受的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损失，均可成为财产损害。环境权益是一种精神上的利益，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人依法享受适宜环境的权利或正常生活；二是保持环境要素的功能或价值，如自然风景区的观赏娱乐价值，疗养胜地的疗养舒适价值，人文古迹的科学研究价值或美学价值等。因此，环境权益的损害与受害人财产的增加或减少无关，是一种非财产损害。

2.环境权益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具有不可度量性。

无形损害是相对于有形的物质损害而言。由环境权益的内容决定的，环境权益的损害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妨碍他人依法享受适宜环境的权利或正常生活，如排放恶臭气体，使周围居民难以忍受，排放强大噪声、振动，使周围居民不能正常休息、工作；二是对环境要素造成非财产性损害，降低环境要素的功能或价值，如污染或破坏自然风景区，使其风景减色而降低其观赏娱乐价值。这两种损害都是无形的，无法度量的。环境利益本来就无法用量化指标来衡量，因而，在本质上是不能用金钱来赔偿的。这就使这种损害明显不同于财产损害，财产损害的价值是可以加以准确计算的，是可计值的损害，因而是完全可以用金钱加以赔偿的。而对环境权益损害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并不意味着环境权益损害可以用度量衡加以衡量和计算。这种赔偿不等同于财产损害赔偿中那种具有等量价值恢复的性质。在本质上，对环境权益损害的赔偿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下文将会有详细论述。

3.环境权益损害具有推定性。

推定是指根据已知的事实对未知的事实所进行的推断和确定。环境权益损害的推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时候，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就推定存在环境权益损害事实。如企业超过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向周围环境排放噪声，就可以认定特定区域的声环境受到了侵害。二，在法律缺乏明确规定的时候，以普通公众的可忍受限度为标准，超过普通公众可忍受限度的，就推定环境权益损害事实的存在。

环境权益损害的推定性特征，实际涉及的是举证责任问题。以一定标准推定损害事实的存在，实际上是将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举证责任转置于侵权人，即需侵权人举证证明不存在损害，否则就推定为损害事实的存在。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复杂性、潜伏性及科学技术性等特征，决定了环境权益损害的举证是很困难的。因此，环境权益损害的推定性对保护环境利益，防止侵害环境权益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二）环境权益损害的构成要件

损害作为一种事实现象，是行为人侵害他人权利和利益的后果。由于侵害权利和利益的表现方式不同，造成损害的后果、程度等也各不相同。但是，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损害，要能够作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这就是损害事实的构成要件。环境权益损害事实的构成要件包括：

1.损害由行为所致。环境损害不同于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在一定情况下，因自然变化也可能引起环境恶化，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适用法律来调整和规范的。因此，只有由行为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定行为所引起的环境权益损害才可以适用侵权法和环境保护法。这是构成环境侵权损害事实的一个基本的要件。

2.合法权益的存在。受害人所受的损害之所以能够获得法律上的补救，根据在于其合法利益受到侵害。在环境权益损害中，合法权益是指受法律所保护的环境方面的利益，这里所指环境具有特定的含义。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是指环绕着中心存在物的存在的总合，即围绕某个中心存在物的外部空间、条件和状况。但是法律上的环境却是特定和有限的，具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所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因此，存在受法律所保护的这样一种环境利益是构成环境权益损害事实的前提。

3.损害的现实性。包括以下内容：一，损害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即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对环境利益产生不利影响，而其此种事实能够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和公平意识予以认定；二，从量上看，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具体表现为行为人对环境法律规范的违反或者行为后果对他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并且超过普通公众的可忍受限度。

（三）环境权益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

对于环境侵权，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环境民事责任形式包括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两种。环境法上的排除危害，是指国家强令已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危害者，排除可能发生的危害或者停止已经发生的危害，并消除其影响的民事责任形式。具体包括以下含义：一，消除、治理已造成的污染，使其不再继续损害他人；二，设置或加强防治污染的措施、设备；三，停止正在进行的污染行为。环境法上的赔偿损失，是指国家强令污染危害者以自己的财产弥补对他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的民事责任形式。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由环境权益损害的非财产性特点决定了在造成环境权益损害时，不会给受害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因此，除排除危害外，对环境权益损害是否不能适用赔偿损失的责任方式呢？笔者认为，对环境权益损害同样可以适用赔偿损失的责任承担方式。这是由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所决定的。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决定着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方式，其具体内容包括：

1.复原功能

在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的活动，致使环境污染或其他破坏生活环境的行为发生，造成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等损害发生的情形下，通过使环境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对环境受害人所受到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等损害进行赔偿，从而使环境受害人重新复原到如同环境侵权行为未曾发生时的状况，并实现填补环境受害人所受损害之目的。复原功能又可以具体划分为：填补受害人损害以救济受害人功能和环境再生功能。

2.惩罚功能

在加害人实施了环境侵权行为的场合，由于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主体上的不平等性和不可互换性特征，因此传统民事损害赔偿追求“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公平分担损害”的目的已不符合环境侵权行为类型。而通过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对环境侵权行为既是一种法律否定，又是一种经济打击，具有促使减少或停止环境侵权行为，最终达到惩罚、遏制环境侵权行为发生之目的。

3.保全环境功能

通过侵害排除民事责任方式，使环境侵权行为人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促使加害人停止、消除或者排除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或危险，不仅能够使被污染或被破坏的环境得到治理、恢复和再生，而且，还可以在污染或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得以制止或消除，从而为最终实现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环境的目的，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可以看出，填补受害人损害以救济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功能，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核心功能，但并非惟一功能。损害的存在表明侵权行为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和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也可以具有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实用性最强用以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但是，损害赔偿兼具恢复权利性和惩罚性的功能。侵权行为法的目的在于给受害人所受损害赔偿以保护个人的民事权利，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这是针对加害人而言的，这种惩罚性与行政和刑事制裁方式的惩罚性有不同但是相辅相成。并且，既然法律保护人们的环境权益，即人们享有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权利，一旦这种权利受到损害，即使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亦应做出相应的补偿。因此，对环境权益损害的赔偿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而赔偿的具体数额，需要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自由裁量。此种赔偿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征性赔偿，只要侵害了环境权益就给予一定赔偿，但是数额很低；另一种是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时，给予的数额较多的赔偿。

四、本案中对损害事实的认定

基于上述侵权法原理及环境权益损害理论，我们重新检讨本案所涉及的法理问题。

（一）是否存在损害事实

首先，本案中并没有因涉案路灯灯光侵害权利人的财产，也没有侵害人身权利而造成受害人物质利益上的损失，因而，不存在财产损害事实。其次，也不存在因涉案路灯灯光侵害受害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致使受害人伤残或死亡的结果，因而，本案中也没有造成受害人人身损害的事实。但是，被告造成的损害已满足了环境权益损害的构成要件：

第一，损害事实是由被告人在其经营场所东面展厅的围墙边，安装了三盏双头照明路灯引起的。路灯每日7时至次日晨5时开启，这些路灯散射的强烈灯光，直入原告居室，影响原告的正常生活。

第二，根据《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的定义，本案中路灯灯光属于法律所保护的环境的组成因素，原告享有使之符合其正常居住环境的合法权益。

第三，被告永达公司经营场所的路灯开启后，灯光除能照亮永达公司的经营场所外，还能散射到陆耀东居室及周围住宅的外墙上，并通过窗户对居室内造成明显影响。在陆耀东居室的阳台上，目视夜间开启后的路灯灯光，亮度达到刺眼的程度。夜间，人们通常习惯于在暗光环境下休息。永达公司设置的路灯，其射入周边居民居室内的外溢光、杂散光，数量足以改变人们夜间休息时通常习惯的暗光环境，且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范围，即损害达到了现实性。

因此，本案中路灯灯光已经造成了环境权益的损害，审理法院也认定“被告永达公司开启的涉案路灯灯光，已对原告陆耀东的正常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造成了损害，构成环境污染”，其中正常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就是一种环境上的利益。公务员之家

（二）被告承担何种责任

根据环境民事责任形式及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被告首先应当停止正在进行的污染行为。因为光污染是一种暂时性危害，其随着光能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光能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停止污染行为就消除了已造成的污染，排除了对受害人的侵害。其次，根据损害赔偿的补偿性与惩罚性功能，被告还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侵害行为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原告应承担的为象征性的赔偿责任，具体数额由法官自由裁量。而审理法院认为“因陆耀东不能举证证明光污染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而对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但是环境权益损害是一种非财产损害，对其适用损害赔偿的目的，并非填补受害人损失，而是对受害人的一种补偿，对加害人而言是一种惩罚，数额应由法官根据侵害行为的持续时间、达到的程度、造成的后果等情节自由裁量。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2]以下简称永达公司。

[3]“陆耀东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5期。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7

一、大陆法系的“准无因管理”概念

根据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即使事实上管理了他人的事务，但若欠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原则上不能构成无因管理[1]602.下面有两个例子：

例1：甲明知道乙是某发明专利的权利人，自己没有该项专利，却仍然利用该专利生产产品，取得巨大的收益。

例2：甲没有经过乙的许可，把乙的小说作品拍成电影，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这两个例子当中，行为人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某项知识产权，却擅自使用并获得丰厚利益，这构成很典型的侵权，权利人原本可以按照侵权和不当得利的规则请求侵权人赔偿自己的损失，而并不能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则。但是，根据传统民法理论，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一般是以本人的损失为准，不能及于“管理人”以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等而取得的利益；如果能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则，那么赔偿的范围就不受本人损失范围的限制，管理人有义务全部返还所得利益（当然，“管理人”也可以根据无因管理规则保留部分利益作为“管理费用”）。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调整目的，在司法中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则，可以为权利人提供更好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知识产权的领域，比如下面的例子即出现在传统债法的领域。

例3：B明知自己家中所停之自行车是A借给自己的父亲使用的，却自行出卖得利300元，而自行车的实际价值只值200元[2].

例4.B夺走A的一批货物，原本市场价值1万元，目的是自己使用或者出售，之后市场价格上涨，出售所得2万元。

例5：E和C是父子关系。C因做生意到朋友D处借贷10万元。C到期不能偿还，D就到E处要求偿还10万元借款，E误以为是自己以前欠了D10万元（或者错误地以为儿子借的债也就是自己的债务），就进行完全的清偿。

在例3和例4的情形，如果依照我国民法上违约或者不当得利的规则，A同样也只能分别以自行车和货物的实际价值要求赔偿，而不能取得B已经得到的额外利益；如果准用无因管理的救济，则能使B吐出所得利益。

德国民法和台湾地区民法对准无因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687条第2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7条第2项。），而为日法等国所不采[3]（不过，日本民法的教科书和理论书多对准无因管理制度进行讨论。）。虽然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但是多数教科书和理论书中对准无因管理制度也都有介绍[1]607.不过，学者基本同意：“准无因管理”和真正的无因管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谓准无因管理，仅是在法的构成上和救济手段上对无因管理制度的借用而已[4]（参见[日]内田贵：《民法Ⅱ债权各论》，第516页。我国学者也主张：“在准无因管理，对因管理而取得的利益，也有不当得利的适用。如果管理人因管理本人事务取得的利益大于本人所受的损害，则本人可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定请求管理人返还全部利益”。参见，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理论上，准无因管理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自己管理。明知道自己没有该项权利，却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管理。如例1和例2中所示，这些案例很多出现在知识产权领域，性质上属侵权无疑，因此也有称之为“不法管理”的。[1]607由于权利人所受损害的范围并不容易确定，根据准无因管理的理论，在解释上应该让侵权人吐出其因侵权而取得的收益。至于例3和例4中的相关情形是否能使用准无因管理的理论，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案例的证实。

第二，误信管理。误以为自己有管理某项事务的权利或者资格，以为所管理的事务是自己的事务，而实际上是他人的事务。因为管理人欠缺为他人利益管理事务的意思，所以此时并不构成无因管理。“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支出的费用或受到损失，可以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但是，按照我国相关法律中不当得利的规则，还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被侵权人是否能请求“侵权人”返还所得全部利益的问题。而根据准无因管理的理论，在例1和例2中，若行为人是误信自己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而进行管理和使用的，就构成误信的无因管理。例3也是如此。同样也是因为传统的不当得利理论无法解决返还的范围问题（下文讨论），准用无因管理的规定，本人可以对于管理人的管理行为表示承认或者追认（法谚有云：承认等于委任（Ratihabitiomandatocomparatur）。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另请参见“台湾民法”第178条。），则该行为溯及既往地产生无因管理的效果。例5也是误信管理的典型例子，即使C和E是父子关系，由于E并没有为C清偿债务的意思，此时E的行为并不能构成第三人清偿，E可以根据不当得利向D提出请求。不过，在例5中，由于属于典型的金钱之债，对E使用不当得利的救济已经比较充分，并无借用或者准用无因管理救济的必要。

二、“准无因管理”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准无因管理制度的实质在于，在当事人债的关系符合侵权、不当得利等的条件之时，若侵权、不当得利等制度为当事人提供的救济仍然不能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即使“管理人”欠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也可以借用无因管理制度中关于返还所管理财产及所得利益、“管理人”有请求合理的管理费用这种独特的救济方法，这样能够较好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也就是说，准用或者借用无因管理制度的前提是：侵权法、合同法和不当得利法等制度没有为权利人提供充分的救济。

（一）传统侵权法的规则

如在例4的情形，B的行为构成侵权似无问题，但是若按照侵权的救济，B的侵权所得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构成A的损害，按照现有的侵权理论还是存在疑问的。学者一般认为侵权法的功能是填补损害、损害移转与损害分散乃至预防损害的功能，可见侵权法的救济是以原告的损害为中心的。[5]似乎可以认为，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主要是围绕侵害人身权建立起来的；侵权的救济也多是对人身权的救济。即使是对财产权的救济，也很少考虑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而取得超出侵权之标的以外的利得（孳息等除外）的情形，更少考虑侵权人利用侵夺所得财产权而取得利润的情形（如果把侵权比如为一种交易的话，和契约的交易为正值或者至少是零值的交易不同，这是一种负值的交易。参见[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不过，在现代社会，侵犯财产权、特别是侵犯无形财产的案例大量出现，这迫使我们改进侵权法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理念。

对侵权的救济方式的改进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对侵权中的“损害”概念做扩大解释，以侵权人的利得作为受害人的损害的范围。若如此就没有准无因管理适用的余地了。第二种是准用无因管理的概念，让侵权人吐出其利得。我国的相关法律采取了第一种路径。

（二）我国不当得利法的规则

同样在例3中，在侵权人B的利得超过本人A的损失的时候，就超出的部分是否可以作为不当得利中的“得利”来返还，也还存在争议。虽然说在不当得利的构成上，并不要求利得和损害必须一致，但是，如果对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则进行分析，就能发现：我国的司法实践和传统的不当得利理论并不能容纳“利得”大于“损失”这种特殊的情况。关于利得超出损失时的返还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这样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之后，应当予以收缴。主导性的学说认为，该条规定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在所取得的利益与所受的损失不一致时，利益小于损失的，以利益为准；利益大于损失的，以损失为准；但超出损失的利益，在扣缴劳务及管理费后，由法院收缴[6].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三点结论：第一，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虽然是让受益人返还利得的制度，但是，并非让受损害的人取得全部利得，受损害的人所能得到的救济仍然是以自己的实际损失为上限。这背后的理由是不允许受害人因别人的不当行为而取得“意外之财（windfall）”。第二，受益人也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来保留超出原告损失的利得，而应由国家收缴。而实际上，在我国民法的领域内，这种随处可见的国家收缴行为因缺乏正当性而被广为诟病（在私法的领域，财产利益在私的主体之间的流动即使没有合法的根据，如果不危及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应按照私法的规则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调整，而不应使国家通过收缴的方式取得所有权。）。第三，受益人可以保留一定的劳务费用和管理费用，这在受益人是善意的情形并无疑问——在受益人为善意的时候（如误信的无因管理的情形），受益人有保留其因自身的技能、知识、运气而取得的超出受损人损失的正当性。不过，在受益人为恶意的情形，受益人能否保留部分利益、能保留多大的利益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由受损人取得就构成取得“意外之财”或者“逆向不当得利”，进而让国家收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按照我国现行的不当得利理论，也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超出损失的利得的返还问题。从上面可以看出，在侵权救济和不当得利救济本身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借用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准无因管理）以保障双方的利益得到公平的调整可能还有一定的余地。不过，如果能对侵权的救济和不当得利救济进行适当的改进，比如对“损害”和“得利”的概念做扩张解释，准无因管理制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

三、我国侵权救济的发展和准无因管理

根据传统的侵权理论，侵权行为乃给人带来损害之行为，侵权人绝少能给自己带来超出侵害标的之利益，因此，侵权法以全部赔偿为原则，而赔偿的范围为原告遭受的损失。这样一般而言是公平的。但是这一救济原则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侵权人的利得超过原告的损失的时候，原告是否可以主张被告吐出其全部或者部分所得归自己所有（表面上看，与侵权不同，在违约中原告可以请求得到期待利益的损失，而“期待利益损失”这一概念似乎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损害赔偿中包括这种“利得”。不过，期待利益损失的救济受很多规则的限制，比如可预见性标准的限制、因果关系的遥远性的限制和减损规则的限制。事实上，在英国法上，违反信赖义务（这种义务更接近侵权法上的义务）的时候判令返还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做法，而在违约的时候判令返还则是极其例外的情形才有的。

。比较典型的是在知识产权法等领域内，出现了侵权使侵权人有所得，而且所得可能会大于、甚至远远大于受害人之损失（受害人并没有和别人签订授权使用合同，所以很难说存在期待利益的损失，因此受害人的损失很难计算）的情形，而现代法在侵权法内部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做法：其损害的计算方法是把被告的所得当作原告的损害。

在我国过去的侵权法理论中，对侵权的救济一般也侧重于对受害人损害的填补，采“全部赔偿”原则，但似乎不能请求被告吐出因侵权而取得的超过被害人损害的利得。不过，根据知识产权法领域的有关法律，要求侵权人吐出利得已经得到了立法的认可，具体情形如下：

（1）《专利法》第60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2）《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3）《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些法律条文都是把被告的利得作为计算原告所受损害的标准。从理论上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可以把这种救济方法理解为扩张解释不当得利中的利得的概念，以此作为知识产权领域内对侵权进行救济的方法；第二，也可以理解为侵权的救济手段中包含了准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不过笔者以为按后一种解释从理论上更彻底一些。无因管理的概念中不仅包含着让侵权人吐出利得以保护原告的因素，而且，由于无因管理的理论中包含了“管理人”请求返还合理的管理费用的因素，这为侵权人（特别是对因误信和疏忽的过失而侵权的人）保留其因自己的管理、专业技能等而增加的合理收益（知识产权领域内）提供了依据。根据这几条，例1、例2中的权利人都可以分享因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而取得的巨大利润，而侵权人似乎也可以保留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等而增加的部分利润，因而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

准无因管理制度在不少大陆法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可以准用无因管理的原理来解决侵权人利得的吐出问题。既然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由立法直接规定了这些救济手段，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去承认准无因管理制度了。不过，在侵权法上的“损害”概念和不当得利法上的“利得”概念没有做出顺应救济理念发展的解释之前，准用无因管理的必要性似乎并没有消失。

我国新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仍然坚持了以被害人的损害作为赔偿范围的传统原则，比如该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而在第20条前段也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不过，在第20条的后段似乎可以看到一些顺应时展的变化，“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这里在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的时候可以以侵权人所得的利益作为计算损害的标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规则适用的前提被限定在“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似乎意味着因侵犯财产权而带来的损失就无法适用这一规则。这种限定的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四、英美返还法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一）英美返还法的概念

英美法上有返还法（lawofrestitution），不当得利法（unjustenrichment）、准合同法（quasicon-tract）这样几个概念。其中准合同是来自罗马法的概念，罗马法上的准合同应包括大陆法系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两个概念，英美法过去没有统一的不当得利法和返还法理论，采用默示合同理论（impliedcontract）来解决相关的问题，不过在现代已经抛弃了默示合同理论，相应也不再使用准合同的概念，而采返还法或者不当得利法的概念[7].英美法上的返还法的发展，一方面包括传统普通法上的准契约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衡平法上的拟制信托（constructivetrust）、衡平法留置（equitablelien）、代位（subrogation）、equitableac-counting等。（RestatementofRestitution§1（1937）。）值得注意的是，返还法作为一种救济方式，出现在几乎所有的私法领域：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信托法、公司法、法等。[8]（以被告的利得作为救济的范围的返还救济既有实体意义又有救济法的意义。）返还法是以被告取得的收益或者利得为基础的救济方式；而相比之下，损害赔偿法是建立在损害基础上的救济方式。当法院支持返还的救济的时候，它会命令被告把自己的获利返还给原告；而当法院支持损害赔偿的时候，它命令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可以看出，虽然说英美法上并没有大陆法系的无因管理的概念，但是，这只是表明英美法上一般不允许擅自管理他人事务的人取得请求管理费和报酬的权利，（在美国，与无因管理相关的典型案例是Glennv.Savage，13P.442（Or.1887）。1880年，在俄勒冈的达拉斯城，一大批珍贵的木材掉进了哥伦比亚河，即将被水流冲走。由于木材的主人Savage不在现场，在现场的为Savage从事建筑工作的Glenn采取了措施把这些木材打捞了上来，使Savage免于损失。事后Glenn对Savage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其服务的合理的价值以及因打捞木材而雇佣的工人的费用。7年后，俄勒冈最高法院驳回了Glenn的请求。法院并不否认Glenn的行为是有价值的、也是对Savage有利的，但法院坚持认为，这一服务并不能使Savage产生法律责任，这种行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自愿的美德行为。法院指出，要使Savage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他必须是要么曾经要求Glenn那样做了，要么是在知道了这一服务之后答应为此付费。否则，会导致破坏性的诉讼滋生，人们会因此失去对其个人商业的控制，人们会受到陌生人、闲逛者、醉酒的人甚至敌人的以此为幌子的干涉，个人权利和自由就会遭到破坏。法律不允许一个善行事后演变成一个金钱要求。）不过应该说其返还法（主要指不当得利法）当中仍然包含了大陆法无因管理概念中所包含的让“管理人”吐出利得的救济理念。

（二）英美法上的放弃侵权之诉（waiveroftort）等救济和准无因管理的关联性

在英美法上，放弃侵权之诉至少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形成。某人受到侵权，从而享有的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如果其选择以准合同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而替代以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要求获得损害赔偿的，则被称为对侵权之诉的放弃[9].例如在例4的情形，被告拿走原告的货物，为他自己使用或者出售，此时市场价格上涨，出售所得超过在拿走之前原告本来能得到的钱。如果原告凭借侵占他人财产的侵权行为诉被告，他作为赔偿所能得到的只是侵占货物行为之时的货物的价值。但是他可以选择放弃侵权之诉，把被告视为曾作为他的受托人出售了货物，因此可以凭借准合同追回出售所取得的利润。而如果货物的市场价格下降，则他仍然可以凭借侵权起诉，得到出售这些货物时的价值。现在，旧的诉讼格式已经不被使用，更简单的、符合理性的做法是：原告能在侵占时的价值或者日后出售的市场价格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作为对侵权救济的一种方式，受害人也能要求侵权人返还超出自己所受损害的获利。英美法上衡平法的救济中类似的制度为推定信托（constructivetrust），这是放弃侵权之诉制度的现代体现。可以认为，这里的侵权救济中包含了大陆法上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

实际上，在我国的民法领域，需要引入无因管理救济理念的不仅仅是在知识产权的领域。比如，无因管理的问题往往和错误、虚假陈述、欺诈等因素牵连在一起，和民法的合同、侵权等领域密切相关；[10]再比如，在违背信任义务（fiduciaryduty）的情形，具体而言是指在委托合同、信托关系、合同、公司法上董事等违背义务等场合，都需要引入返还救济理念，或者改进不当得利制度、扩大其救济范围，以使违反义务的受托人（对于受托人的义务是约定的义务还是法定的义务，理论上有争议，不过主导的观点是：受托义务的核心是忠实义务，这种义务为法定义务）吐出所得。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我国《公司法》上。该法第148条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法定义务），并相应在第149条的第2款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违背了忠实义务的时候，应当把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信托法上，我国《信托法》第25条规定了受托人应当“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且“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虽然没有使用“忠实义务”的措辞，但是本质上和忠实义务无异。《信托法》在第26条规定：受托人“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所得利益归入信托财产”，和公司法上的归入权相类。从董事、受托人等的义务或者责任的角度看，如果不采用返还救济的理论（或者大陆法系的准无因管理理论），用传统的损害赔偿理论解释这种责任或者义务的性质总有无力之感。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8

关键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一)精神损害的概念

杨立新先生在《侵权行为法专论》一书中对精神损害给出的定义为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刘云生先生和宋宗宇先生主编的《民法学》也给出了同样的定义。而对此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系的孙美兰则认为是不法行为致他人所生精神利益之减损。对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在杨立新先生的《侵权行为法专论》一书中将其定义为，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对此概念，笔者完垒认同。

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

大多数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3种功能。精神损害赔偿的补偿功能，就是通过加害人的物质赔偿，填补精神上的损害，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平复。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功能，是法律通过责令加害人支付金钱，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加重对受害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精神损害赔偿抚慰功能是指金钱作为衡量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满足受害人人身和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它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但是却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享受，因此，金钱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是民法唯一可以采用的给受害人以物质满足的方法，选种需要满足，恰恰是为了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的损害，改变受害人心理．生理及精神利益损害所带来的影响，恢复身心健康。

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对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该条规定对侵害方和受害方的规定是显失公平的，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的。

(一)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四项的分析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4)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获利情况”来确定。该项笔者认为是对错参半，对的是它确定了一个客观标准，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侵权人实施侵极行为的目的和主观恶性的大小，错的是它又不能完全的反映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举例说明，现实生活中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妇，该夫妇没有子女，当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死亡后，另一个人把他们以前唯一的一份录像带拿到一个加工成vcD的商店转制成VcD，以便在想念爱人的时候看一下，结果由于店员的过失造成该录像带的损毁，那么，店主的侵权没有获利，而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却是不是因为侵权人没有获利就减少了呢?笔者认为恐怕不是这样j受害人对录像带受到损失的精神痛苦完全不会因为侵权人没有获利就产生什么变化。摘要：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无论是对现实的司法实践，还是对我国未来的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精神损害的产生、现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和赔偿标准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未来的民事侵权法律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标准，重视精神损害赔偿的现实意义．以为将来民法典的制定垫定法律基础。

(二)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五项的分析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5)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来确定。众所周知，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公平原则，也就是以损失填补为其基本的价值理念，它不具有惩罚性．但恰恰是第(5)项却违背了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从字面上理解，它把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考虑了进去，笔者认为该项的合理性比之第(4)项更差，因为在违约的情况下，如买卖合同的买方在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后，没有向卖方支付价款，则卖方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买方给付货款并可以在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要求买方赔偿损失，法院判令买方败诉后，买方无钱支付，那么于此情况下，卖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依照现行的法律．只要卖方的强制执行申请被法院受理后，买方便负有无期限限制的偿还责任。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它体现了填补损害的价值理念。而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5)项的规定就不同了，因为它在判决的时候就先把这一点考虑了进去，使得它不存在事后追偿的问题，这一点是非常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因为它将使得受害人永远的不可能事后追偿，这是违反公平原则和损害填补的价值理念的。

(三)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六项的分析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6)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来确定。笔者认为，此项为最不足取。其原因是，如果说在物质损害赔偿方面，因各地经济发达程度的不同，物价水平也有所不同的话，则在物质损害赔偿方面同一损害后果可以有所不同，这是合理的，也是符合民法公平的价值理念的，然而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则不应有此差异，原因是，早资产阶级在对抗封建地主阶级斗争的时代即已提出了“人人平等”的口号。而在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反而却逆潮流而动，这是不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点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按照第(6)项的规定，在考虑精神损害抚慰金时要受到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制约的话，则会产生以下的情况：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北京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比哈尔滨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多，或者说北京人的精神损害要比哈尔滨人的为重。亦或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省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比一个普通农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多，或者说省长的精神损害要比农民的精神损害为重。这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能说在同样是家中死了人的情况下，北京人或者是省长就比哈尔滨人或者是农民痛苦吗?笔者认为在当代的民主社会，精神损害的层面上应该是同一的，因为精神虽然是以物质为基础，但精神却是超越了物质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会不断的文明和进步。

由于立法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不统一。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乃至数千元的赔偿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难道还不能促使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问题吗?

四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制定

正是基于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上应当采取以下的措施：

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的规定加以修改，取消该条第(4)、(5)，(6)项的规定，仅以该条的第(1)、(2)、(3)项的规定作为弹性规定就足够了，即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9

关键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一)精神损害的概念

杨立新先生在《侵权行为法专论》一书中对精神损害给出的定义为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刘云生先生和宋宗宇先生主编的《民法学》也给出了同样的定义。而对此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系的孙美兰则认为是不法行为致他人所生精神利益之减损。对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在杨立新先生的《侵权行为法专论》一书中将其定义为，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对此概念，笔者完垒认同。

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

大多数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3种功能。精神损害赔偿的补偿功能，就是通过加害人的物质赔偿，填补精神上的损害，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平复。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功能，是法律通过责令加害人支付金钱，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加重对受害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精神损害赔偿抚慰功能是指金钱作为衡量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满足受害人人身和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它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但是却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享受，因此，金钱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是民法唯一可以采用的给受害人以物质满足的方法，选种需要满足，恰恰是为了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的损害，改变受害人心理．生理及精神利益损害所带来的影响，恢复身心健康。

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对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该条规定对侵害方和受害方的规定是显失公平的，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的。

(一)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四项的分析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4)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获利情况”来确定。该项笔者认为是对错参半，对的是它确定了一个客观标准，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侵权人实施侵极行为的目的和主观恶性的大小，错的是它又不能完全的反映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举例说明，现实生活中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妇，该夫妇没有子女，当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死亡后，另一个人把他们以前唯一的一份录像带拿到一个加工成vcD的商店转制成VcD，以便在想念爱人的时候看一下，结果由于店员的过失造成该录像带的损毁，那么，店主的侵权没有获利，而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却是不是因为侵权人没有获利就减少了呢?笔者认为恐怕不是这样j受害人对录像带受到损失的精神痛苦完全不会因为侵权人没有获利就产生什么变化。

(二)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五项的分析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5)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来确定。众所周知，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公平原则，也就是以损失填补为其基本的价值理念，它不具有惩罚性．但恰恰是第(5)项却违背了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从字面上理解，它把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考虑了进去，笔者认为该项的合理性比之第(4)项更差，因为在违约的情况下，如买卖合同的买方在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后，没有向卖方支付价款，则卖方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买方给付货款并可以在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要求买方赔偿损失，法院判令买方败诉后，买方无钱支付，那么于此情况下，卖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依照现行的法律．只要卖方的强制执行申请被法院受理后，买方便负有无期限限制的偿还责任。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它体现了填补损害的价值理念。而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5)项的规定就不同了，因为它在判决的时候就先把这一点考虑了进去，使得它不存在事后追偿的问题，这一点是非常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因为它将使得受害人永远的不可能事后追偿，这是违反公平原则和损害填补的价值理念的。

(三)对《精神损害赔偿》第十条第六项的分析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第(6)项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来确定。笔者认为，此项为最不足取。其原因是，如果说在物质损害赔偿方面，因各地经济发达程度的不同，物价水平也有所不同的话，则在物质损害赔偿方面同一损害后果可以有所不同，这是合理的，也是符合民法公平的价值理念的，然而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则不应有此差异，原因是，早资产阶级在对抗封建地主阶级斗争的时代即已提出了“人人平等”的口号。而在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反而却逆潮流而动，这是不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点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按照第(6)项的规定，在考虑精神损害抚慰金时要受到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制约的话，则会产生以下的情况：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北京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比哈尔滨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多，或者说北京人的精神损害要比哈尔滨人的为重。亦或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省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比一个普通农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多，或者说省长的精神损害要比农民的精神损害为重。这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能说在同样是家中死了人的情况下，北京人或者是省长就比哈尔滨人或者是农民痛苦吗?笔者认为在当代的民主社会，精神损害的层面上应该是同一的，因为精神虽然是以物质为基础，但精神却是超越了物质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会不断的文明和进步。

由于立法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不统一。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乃至数千元的赔偿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在同一城市两审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如此差别的赔偿判决．这难道还不能促使我们深入研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问题吗?

四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制定

正是基于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上应当采取以下的措施：

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第10条的规定加以修改，取消该条第(4)、(5)，(6)项的规定，仅以该条的第(1)、(2)、(3)项的规定作为弹性规定就足够了，即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侵权损害概念范文篇10

[论文摘要]人身权不但是相对于财产权而言的另一类重要民事权利，它同时也是民事主体享有其他民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享有法律赋予的独立人格是民事主体从事一切法律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完善人身权的立法及对它的保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人身权的保护，但在我国人身权的法律保护体系还有待完善，本文就从民法的视角对人身权的民法保护做一论述，对我国人身权民法保护的体系化进行探讨。

1人身权的概念内涵

人身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特定人身相联系而又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是指公民依法所享有的涉及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安全的自由度。它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人身权是指公民在合法范围内所享有的具有人身性质的行为自由，它与财产权相对应，虽然不具有财产内容，却能引起财产关系的变化。它主要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广义的人身权则是一个囊括涉及公民个人生存和发展空间安全，且带有人身性质的诸法律权利的集合概念。从我国对公民人身权利的立法来看，它主要包括：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监护权、权、住宅不受侵犯权、通信自由和通讯秘密权、知识产权、环境权等。其中知识产权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它与财产权相对应，共同构成了民法中的两大类基本民事权利。人身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①人身权与特定的民事主体的人身密不可分，具有专属性。②人身权是一种没有财产内容，不直接体现为一定的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③人身权虽无财产内容，但与权利主体的财产权有一定的关联。

2人身权的客体

本文认为人身权的客体是一个复合体，特指随公民的出身和法人的设立而产生的与公民人身和法人有机体相伴始终、紧密相联的非财产利益(这是就静止状态的法律调整对象而言，在一定条件作用下非财产利益可以物化为财产利益)。我们可把这种非财产利益简称为人身利益，人身利益是身体利益、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集合。人身权的客体既不是“人身”或“人格”，也不是法律关系之对方当事人，人身权的客体只能是一定的人身利益，而人身利益又可分为身体利益、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三个层次，其利益都通过各自对应的人身权项得以体现和获得法律存在。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白，人身权的客体与财产权的客体是不同的。财产权的客体是法律对物、行为、智力成果等享有的法定利益，这些法定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表现为商品，可以任意分割、消费或有偿转让。而人身权的客体并不是商品，虽然在法律技术的作用下，有时可以采取类似于商品的价值的形式来表现，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是不能分。

3侵害人身权的行为方式

3.1侵权行为构成侵害人身权的基本方式这就需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侵权行为。民法确认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违法行为是侵权行为。只有基于民法的这一基本认识，才能对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进行全面的民法保护，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成文法国家民法典除在总则部分对人身权作出一般规定外，基本上是在债法的侵权行为法中规定具体人身权及其保护方法；不成文国家则专设侵权行为法部门，加强对人身权的保护。

侵权行为这一概念直接源于罗马法的私犯概念，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第一次使用了侵权行为这一概念，并为后世主要国家民事立法所沿用。而对于侵权行为的概念如何进行界定，无论国内国外，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基本规定见于《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我们可将侵权行为定义如下：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不法行为，以及依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侵害行为。

侵权行为具有以下法律特征：①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合法权益，包括物权、债权、人身权等，并造成了损害的行为，这种损害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②侵权行为是行为人基于过错而实施的违法行为，只有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不要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因素。③侵权行为是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依照法律规定：违反义务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侵权行为造成民事主体权利的损害，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以损害赔偿为主要内容的民事责任。

将侵害人身权的违法行为认作侵权行为，是罗马法开创的先例。罗马法的私犯，就是侵权行为。私犯实际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财产的私犯，另一类就是对人身权的侵害的私犯，称之为“对人私犯”，并对侵害人身权的私犯违法行为，以侵权行为制裁。在《法国民法典》中，虽未明确规定侵害人身权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但在规定侵权行为原则时，将侵害人身权的行为包括在内。《德国民法典》在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中，将侵害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以及贞操等人身权，列为最重要的侵权行为，置于财产权侵权行为之前，表明了立法者价值取向的变化。可以说，将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违法行为，认作侵权行为，是世界各国民事立法的通例。

我国《民法通贝4》亦认侵害人身权为侵权行为，并在第119条和120条，作出明文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其在法律特征上与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有很多相同之处，如都是违法行为，都是有过错的行为，都是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但在侵权行为的侵害客体上，两者存在差别，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是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而侵害人身权的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是人身权，即人格权和身份权，因而它具有如下特点：①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不是财产损失或者不是直接的财产损失，而是表现为人体伤害和人格利益损害。②侵权行为的后果难以用金钱计算损失，一般通过其他标准计算金钱损失。③侵权行为在权利主体消失后，亦能有条件的构成。如公民死亡后，其某些人格利益仍受保护。

3.2人身权民法保护的基本方法人身权法律保护体系包括人身权的民法保护、人身权的刑法保护、人身权的行政法保护。其中对人身权的首要保护就是人身权的民法保护，也就是说在当事人的人身权受到侵害时，首先寻求的保护是民法保护。所谓人身权的民法保护，就是指用民法上以确认侵害人身权的违法行为为侵权行为的方式，以使侵权人承担以损害赔偿为主要内容的民事责任的形式，对人身权遭受侵害的受害人予以救济的法律保护方法。民法保护方法的财产性和补偿性，决定了侵害人身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侵权赔偿之债。而对于侵害人身权的受害人的民法保护，以损害赔偿为其基本方法，是人类历史发展和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自身的选择。当人类自己发现对同类的侵害，以同态复仇的方法进行保护，不仅是野蛮的、不道德的，而且也是无益的以后，就选择了损害赔偿的方法，作为救济人身权侵害的基本方法。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不仅认为对侵害物质性人身权的受害人用损害赔偿的方法进行救济，是科学的、合乎理性的，而且，对于侵害精神性人身权的受害人也用损害赔偿的方法进行救济，也是科学的、合乎理性的。因而，对于人身利益的损害，人类也选择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方法，作为基本方法。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对于人身权法律保护的损害赔偿方法，已经形成了完备而系统的制度。它包括：①对人身伤害的财产赔偿制度，一般又称为人身损害赔偿，实际上是对公民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财产赔偿。②对侵害精神性人身权的人格利益损害赔偿，一般又称之为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于2001年2月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些问题作出了回答，这是我国在人身权保护方面的重要立法之一。而这里的赔偿也一般包括具有财产因素的人格利益和不具有财产利益的人格利益的损害赔偿。③对侵害人身权的慰抚金赔偿。这是指对侵害人身权利行为所造成的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的金钱赔偿，藉以平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感情伤害等。而且在国际上，这种抚慰金赔偿的适用，有日渐扩大范围的趋势。当然对人身权的民法保护方法，还包括其他方式，如《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34条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这些都是非财产性的保护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使受害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最大恢复。

4侵害人身权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

侵害人身权的行为，法律确认为侵权行为。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应当承担以损害赔偿为主要内容的民事责任，受到民事制裁。而要追究侵害人身权的侵权民事责任，首先要按法定原则确定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责任。然后才能进一步明确人身侵权责任的构成条件以及侵权人怎样承担责任。而归责原则正是确定行为人应否承担侵仅责任的基本准则。发生了人身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权损害时，首先要依照这些原则明确责任由什么人承担。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有三项：一般侵权损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某些特殊侵权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双方都没有过错的侵权损害则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侵害人身权的损害赔偿也是通过这三项原则确定责任的归属的。

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责任构成，是指侵害人身权的行为人(加害人)在什么情况下，具备哪些条件才应承担民事责任。侵害人身权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一种，因此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责任构成与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是一致的，应当具备主观过错、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四个要件。

4.1主观过错所谓过错，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包括侵权行为)的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在侵权行为中，过错责任是基本的、普遍的原则。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即使由于自己的行为致他人损害，但若主观上没有过错，就不负侵权责任。因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把过错作为侵权责任的基本构成要件。承担侵害人身权的责任一般也必须具备过错这一主观条件。

在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责任构成中，由于侵害人身权行为的特殊性，法律对主观过错有特别要求。具体要求如下：①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有过错就应负责，不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出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的，没有过错亦应承担责任。②侵害姓名权，名称权，包括非法干涉他人行使姓名权、名称权以及非法使用他人姓名、名称等，必须是故意的，才承担责任，过失不构成侵权。③侵害肖像权、婚姻自主权，侵权行为人也仅仅就故意负责。④侵害名誉权、隐私权、信用权，应区分不同情况对主观过错作不同要求。⑤侵害身份权，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是非法干涉身份权的，只有故意才构成侵权。

4.2违法行为当事人虽然主观上有侵权的故意或过失，但如果客观上并未实施违反法定义务或违反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当然不可能负侵权责任。因此，违法行为也是构成侵权责任的要件之一。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责任也必须以当事人违反法定义务或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实施了侵害人身权的违法行为为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