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十篇

中国传统文化篇1

中国传统音乐的蒙昧时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其时的音乐与文学、舞蹈以及原始宗教交织在一起的。早在那个时期，就有多样的“乐器”来表现不同的音乐内容，流传至今的“埙”即为明证。在夏商时期，乐舞已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向对人的颂歌。比如乐舞《大夏》，歌颂了夏禹治水，造福人民的故事，还有乐舞《大蠖》讲述了夏桀无道，于是商汤伐之的故事。由此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已经出现，开始了音阶的统一萌芽。到了西周时期，宫廷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礼乐制，根据官员们的不同地位再规定出不同的舞队编制，同时，音乐的教化作用更加明显。周代实行采风制度，政府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有赖于此保留下了大量的民歌，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秦汉时期，“乐府”的出现，意味着这种系统的音乐表现形式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汉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今天人们依然欣赏的《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这些乐府名篇，就是当年的“乐府词”。在隋唐时期，政权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兴旺，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迎来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全面发展的高峰。其中皇帝音乐家唐玄宗的《霓裳羽衣舞》广为流传，著名诗人白居易据此写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就描绘出了此曲演出的所有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兴起为重要标志，适应百姓阶层文化生活的多形式演唱音乐相继出现，如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以词牌形式出现，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一大批宋词精品出现。同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是自由的，不受宫调的影响和限制的，到后来发展成为曲牌体戏曲音乐，从而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元代以元杂剧为代表，元杂剧是戏曲艺术的最高峰。元杂剧在北方最为兴盛，出现了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乔吉甫等很有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元杂剧南行时与南方的戏曲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明清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说唱音乐、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内容丰富多彩，各种说唱曲种类繁多、层出不穷，例如牌子曲、道情说唱和琴书等。在南方秀丽的弹词中，苏州弹词是影响最大的，出现了陈调、马调、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它们分别以陈遇乾、马如飞、俞秀山为代表，苍凉雄劲、爽直酣畅、秀丽柔婉。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到明朝末期清朝初期，梆子腔得到发展，这种以陕西秦腔为代表的北方音乐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蒲州梆子、河北和河南梆子。晚清，在北京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国剧京剧。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统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助推作用为许多人所轻视，甚至不解。在过去的数千年岁月里，中国没有当今意义上的“宪法”体系，规范社会形为的思想体系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体系的传统道德。在宣传媒介匮乏，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能够影响人民思想的就是戏曲、说书与四书五经。这种艺术与教育相结合的形式，保证了整个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们思想的纯正，社会的稳定。最大范围内的世俗教育正是依赖于诸如戏曲、民乐等，达到了教育、规范的作用。有鉴于此，在整个“诗、书、礼、乐”完整的教育体系中，音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形式，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进步。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还有淳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历代政府、教育家视音乐为教化人的理想手段。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音乐上有深刻的见解，音乐实践活动也十分普遍。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和联系，以共发展共创新的特质，体现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诗词的声调音韵、诗词的句子组合的长短不同、格律的各种各样运用交错融合，充分显示了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之美。中国的书法艺术，从书者律动的节奏运用上，从书者龙飞凤舞的墨迹上，无不反映出具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中国的绘画，舞蹈和戏剧，更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绘画艺术“以形写神”，用清晰的线条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和舞蹈戏剧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三、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篇2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延续到今天，处处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精美的民间工艺。如：剪纸、陶瓷、版画、雕塑、木刻、染织、虎头鞋、麦草画、烙画、唐三彩、面人；有古老的民间艺术，如：戏剧、评书、皮影、国画、刺绣、风筝、园林建筑、服装饰品、；还有独特的风俗习惯，如：春节贴春联、元宵闹花灯、端午赛龙舟、中秋吃月饼、土家族的“走婚”、傣族的“泼水节”。在我国有好多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春节和中秋节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端午节。春节，这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都过春节，不管离开家多远，不管走到那里，春节这一天都要赶回妈妈身边。为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早早地打扫家、贴窗花、买年货、贴对联、放鞭炮、穿新衣、吃饺子、辞旧迎新、为新的一年键健康康，一帆风顺。

中秋节，是个团圆节。人们经过春种、夏播后，到了秋收。这个季节，秋高气爽、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人们劳作了一年，丰收在望。所以家家户户做月饼、吃月饼、赏月饼、象征着一年团团圆圆。

另外，端午节是为纪念一位爱国诗人----屈原而流传下来的。诗人屈原不满当时政府被贬到楚江一带，诗人感到前途暗淡，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江而死。当地人民为纪念他，在每年的这一天，包粽字、吃粽子，还有的地方举行赛龙舟的活动。

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的东西是祖国的瑰宝，是需要我们代代相传，一直传承下去。

中国传统文化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化 批判 继承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自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特别是那些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古国，经受着更为激烈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近百年以来，中国也一直被现代化与历史传统的矛盾问题所困扰。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首先，认识“传统”的内涵。传统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传统中的“传”是人类历史的延伸、延续、承袭。传统中的“统”是传的精神整体。古人是在前人所创、主导人伦、后人继承的意义上理解所传之统，把“统”作为文明与发展的方向。把“传”与“统”的含义结合起来，传统就是人类生活中前后相继，主导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整体，是在历史进程中延伸着的思想纲领和生活主题。

其次，认识“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涵盖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二是制度文化层面；三是观念文化层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二、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它一方面是指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欧美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指这种欧美现代化对于世界进程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洋务派”主要是从物质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要是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出发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就是从观念革新的层面上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这一过程表明，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思考不断向纵深发展。然而，由于外患频仍，国人一直没有时间对现代化的全部文化内涵做出从容的反思和认真的总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又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人们最先把现代化理解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毋庸讳言，“四个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仅仅着眼于“四个现代化”，还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层面上。改革开放后不久，国人认识到，要真正在现代化的建设上打开局面，关键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所以相继开始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第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建设并非仅是经济发展速度、规模、数量的增加，也并非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的增加。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由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建设诸要素组成的宏大系统工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子系统。

第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现代化实践要通过传统文化的作用而具有民族的特点，从而为全体国民所接受。总之，一切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都以传统为前提，一切现代化都不过是创新和发展了的传统。传统文化只有以现代化为目标，向现代化迈进，才能作为活的传统而存在，即一切传统都是潜在的现代化，一切现代化都是实现了的传统。

第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还是一种接力关系。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进步。每个人，每个民族，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所以说，传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生活。通过传统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同时也推动着传统的变化。实际上每一个个体都是在参与民族文化的接力赛，进行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力。

四、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

传统文化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 也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即使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也正在或已经发生变迁，其中必然糅合了现代因素，因而，对传统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的综合。

（一） 要有选择地继承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现有的文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积累的成果。因而，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新文化则是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延伸。首先，要坚持历史的方向，即使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必然有自身历史的限性；其次，要用现代科学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不是机械的复古，而必须根据新世纪知识经济的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创新。

（二） 结合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使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同志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种缺乏创新意识的文化难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注入近代的科学精神。我们要重视个性发展与社会的整体统一，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谷士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初探[J].学习论坛，2001年第9期

[2]袁慧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卷第2期.2003年6月

[3]卫厚生.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4 期

中国传统文化篇4

论文摘要：建筑被誉为“石头的史书”、“凝固的历史”，是包罗万象的空间艺术。透过那斑斑驳驳的一砖一石，人们能够从中解读出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中国传统建筑是华夏文明的历史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中的礼制，宗族家庭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精神都影响着建筑的布局，建筑环境设计和装饰风格等，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 

 建筑，是指供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的房屋或场所，它除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外，还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具备很独特的审美价值。建筑的文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纵的方面看，建筑具有时代性的差异；从横的方面看，建筑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历史渊源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建筑风格的多样性。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与西方古建筑的砖石结构体系相比，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土木结构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是用木料做成房屋的构架，先从地面上立起木柱，在柱子上架设横向的梁枋，再在这些梁枋上铺设屋顶，所有房屋顶部的重量都由梁枋传到柱子，经过柱子传到地面。而用土、砖、石或者其他材料筑成的墙，只起到隔断的作用而不承受房屋的重量。 

 中国的古代建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表现帝王活动、生活的宫廷建筑；二是表现人民生活、活动的民居建筑。这两大类建筑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着一种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使得中国古代建筑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本文中，笔者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建筑中体现的传统文化。 

 一、“礼制”与中国传统建筑 

 君主专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政体形式。“礼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很重要的。所谓“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等级制度。孔子是“礼制”的忠实维护者，他的“克己复礼”等主张，都反映了礼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同样存在壁垒森严的等级，从建筑的布局、形体、结构到装饰设计，处处皆凝结着强烈的政治伦理规范，以显示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礼制。这就是建筑中的“礼”。宫殿建筑中，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为“殿”，与家人生活起居之处为“宫”。故“殿”的面积与构件都以大为美，以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来显示皇权至尊。“宫”的建筑规模则据主人的身份而定，皇帝的起居宫最大，其次为皇后及其妃嫔所居之宫。明清故宫中，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整个建筑群中最雄伟宏大的部分，居中而立，统摄全局，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后宫中皇帝起居的乾清宫规模最大，其后为皇后起居的坤宁宫，再次为妃嫔所居的东西六宫，皇室家族内部的贵贱尊卑，由此都可见一斑。 

 民居建筑的等级限制也是极为严密的，各朝统治者甚至以律法的形式来加以规范。各级官员的府邸建筑，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的。建筑装饰的伦序等级十分明显。例如：基座是中国传统建筑常用的装饰手法，一般的民居只能用普通台基，官品较高的府邸可用较高级台基，惟有皇家建筑和佛寺庙宇，才可以用“须弥座”。这种座式原为佛像底座，寓意以须弥山之高显示来佛的崇高和伟大。皇家建筑借用“须弥座”寓意皇权的至高无上。屋顶式样的不同也代表民居的不同等级，四面坡顶多为皇室和庙宇专用，歇山顶多是达官贵人的宅院，普通百姓的居室多为硬山顶。此外室内装饰中常用的天花、彩画等也分不同等级，严禁违礼僭用。 

 二、“宗族观念”与中国传统建筑 

 宗法家族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儒家所倡导的宗法伦理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后，这种观念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中国传统建筑也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宗族观念和思想。 

 中国传统的居室建筑，是对宗族家庭伦理最形象、最生动的阐述。就平面布局而言，民居的分布多由若干单体建筑来组合构成庭院，再由一个个庭院组成村寨。庭院为同祖同宗家庭生活起居之处，村落为同姓同族之人交往活动之处。这种布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族群而淡化个体，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充分体现了传统家族的宗法特质。民居庭院内部的布局也内涵丰富。为了体现父尊子卑，长幼有序，一般皆将家长所居的正室安排在正上方，同时也安排有祭祀祖宗或家庭集会之地。在“堂”的两边，对称排列东西两房，归子辈居住。相对于“堂”，房为从属地位，这与居住者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吻合的。同时，由于堂为家庭居室中最尊贵的地方，代表同宗集会之地，故人们习惯上以“堂”称父系亲属；母系的亲属不是同祖同宗，故而不能算是同“堂”之后，遂以“表”称之。出于室正房偏的观念，人们称结发妻子为“正室”称妾为“偏房”。同时，为了限制和规范妇女的行动自由，妇女的居室一般被安装在幽深、封闭的院落后部，故传统社会习惯称妻为“内室”。一般情况下，妇女不能擅自步出院外，外人亦不能轻易入内院。古人将妇女之居称为“闺房。 

 三、“天人合一”与中国传统建筑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强调人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投入。中国传统建筑绐终讲究人工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建筑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和映衬，追求虚实相生，情境相映，曲折尽致，意有回境以达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境界。 

 分布在祖国各地的民居，其选址、布局、结构、色彩风格皆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与各地区自然环境相生相融。西南地区阴热潮湿，蛇虫出没，居室虚空而筑，幢幢竹楼掩隐在片片竹林丛中，拙朴雅致；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干燥少雨，黄土漫漫，其居室掘穴为窑，苍茫而古朴；江南水乡地区，湖泊纵横，星罗棋布，故居室傍水而筑，小桥流水，恬静柔美；东北平原地区，原野辽阔，寒冷干燥，故居室雕梁画栋，端庄厚重。在色彩的应用上，北方自然色彩单调，故建筑的装饰色彩浓重热烈，红墙朱门，黄瓦绿窗，色彩热烈鲜明。南方植被丰富，自然色调丰富多彩，故建筑物多采用天然原色，粉墙黛瓦，褐柱青砖，幽雅而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园林建筑，是对自然山水的再现。所谓“虽为人作，宛自天成”，指的就是园林中的建筑设计尽可能排除人工雕琢的痕迹，遵循自然山水风景的规律，效法自然，渲染野趣。为了与周围环境协调，建筑往往不得不改变某些固有的特质。如对线条的处理，建筑作为人工创造物，直线是其人力之美的象征，而自然山水风景却多为柔和、流畅的曲线。 

 中国传统建筑作为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那些独具匠心的建筑布局，雅致唯美的建筑装饰，缤纷绚烂的建筑色彩……无不让人感慨中国传统建筑的极致之美。同时，中国传统建筑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引发人们对历史、自然，人生的无限感悟。让人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参考文献 

[1]林皎皎．中国古代建筑与传统文化[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7(1)． 

[2]马齐飞．中国建筑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j]．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9（9）． 

中国传统文化篇5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遗失 保护 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1-0106-02

“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我们无时无刻地感受着它的存在，同时它也影响着我们。借助于它，我们的历史和精神世界才能得以延续。它不是博物馆陈列的一件文物，而是似一壶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酿越香醇，越品越有味道。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是如何形成的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丢失的危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必要了解其丢失的背景，并采取措施去保护它，因为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当然，我们不能以片面的因素去分析，其中包括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1 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西方的文化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而另一方面，我们盲目接受西方文化，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陷入与西方文化冲突的危机中，进而导致我们遗失了一些传统文化。

在近代的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文化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威胁。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受到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已经无法延续历史上一向以自我为主体来包容、吸纳的文化发展模式，中国不得不去学习西方的文化。到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国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大，洋务派兴起了一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想活动，曾经认为西学是“歪风邪气”，而现在认为它是能够强国的知识，因为这次的冲击，中国开始了解到了自己的不足，同时开启了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一方面，继承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以胡适与陈序经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论”的知识分子则认为应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反叛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时代的选择，造成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断裂了。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些传统文化重新登上了舞台，比如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

从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到现在的生活中，我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看好莱坞大片，喝可乐、吃汉堡，庆祝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崇尚西方科技等，而中国的重阳、七夕等却受到了冷落。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医院医疗器材、工厂的机械设备、国外的衣着风格等，我们在享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不应该忘本，而是做到兼容并蓄。

2 我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成为全国各项事业的重心，如此单一的发展经济，导致我们相对地忽视了保护和延续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确立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出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实情结合起来，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教条主义照搬照抄思想，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把西方的先进文化一律定义为资产阶级，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律定义为封建迷信来加以批判，许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文化生活只剩下了标语、口号等“红色”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中国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传统艺术，书法艺术所呈现的美感和技法，无不体现出了古人的智慧与汉字文化的精髓。同时我国的书法受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喜爱，目前日本的书法从普及率、书法成就、装裱质量等都慢慢地超过了书法艺术的鼻祖――中国。在日本，五六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人学习书法，全日本大约有100万左右的人能称得上书法家、能独自办个展和出作品集。虽说现在电脑普及，但是日本仍然继承着书法的传统，大臣们在签署国家文书或是在正式的场合签名，基本上都是用毛笔，因为他们认为用毛笔签字，是个人素养的重要展现方式。而且每到元旦，日本的男女老少要到寺院和神社写毛笔字，写完之后合掌朗诵，最后供奉到殿堂上，才算了却一年开头的心愿。书法教育的普及和重视，也是日本得以传承书法艺术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中小学都有开设书法课，除此之外，日本还开设了许多书法兴趣班，给书法爱好者提供了学习和培养兴趣的机会。由此可见，脱离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弘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就将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3 现代化的发展，使人们走向了富裕的道路，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观的下降，并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

早在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提出了“仁”的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关切和尊重，佛教所提出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思想也体现出了人道观念，他与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有一致之处。道家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人的活动应该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这些学派其实是在提倡天人合一的理念来达到自然和人的平衡。但是近年来新闻不断暴露出了各种丑恶现象，贪官腐败的不良风气也在滋长蔓延。其次是人们贪婪的向自然界索取，导致空气、水等生存必需品遭到污染和破坏。无良商贩乱用化学添加剂，食品安全成了隐患，我们的生存环境也遭到威胁。我们做任何事不能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要考虑全局，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理应牢记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道德。

二 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经过时间的洗礼，依旧闪烁着它耀眼的光彩。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保护、重视、学习、设计等多方面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

1 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学习，并进行合理传播和支持。

首先，我们要去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多去了解它。其次，媒体应该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大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加大对它的了解。社会和国家政策上应该多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给兴趣爱好者。国家应该通过奖励基金等形式，鼓励更多人去做传统文化的弘扬者。

中国许多的传统文化都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易于普通百姓所接受。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诵读国学经典、汉服秀表演等活动使传统文化回归现代生活，吸引了许多爱好者，丰富了大众的精神生活。面对外来文化，国学热引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归属感，此外，伦理道德、传统艺术文化如戏曲、书法等教育激起家长对孩子望子成龙的心理诉求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2 科技的繁荣，使我们处在信息大爆发的时代，各种信息层见叠出，这些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当受到各方文化的影响时我们要坚持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思想，把传统文化记在心间，解决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西方的婚礼仪式目前也在中国广泛流行，西方白色的圣洁和庄严与中国红的喜气洋洋形成对比，中国是拜天地，拜高堂等习俗，而国外则是教堂式的婚礼，牧师致词、新人宣誓等，和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给中国的年轻男女带来了新的体验。与此同时，中式婚礼的热度也在不断上涨，在外来文化涌入的同时，复兴中式婚礼给消费者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我们追逐西方文化的新鲜感时不要忘了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3 有文化内涵的设计是有生命力的设计，用设计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借用先人的思想来与当代的设计相联结，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另外我们利用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产品相结合，从中抽取形态、色彩等元素运用到产品设计中，延续其精神，传达其神韵。

早在墨子的时代，他就提出“利天下”的思想，传达出了设计应该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宗旨，因为在那个时期，许多设计都是为权贵设计、为礼制设计，所以在《墨子.节用》里，他详细列举了各种有利于百姓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等。由此可以看出，墨子的设计服务对象是百姓，而且他的关注点落到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日常中。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创始人，虽然他们都是反设计的，但是他们所提倡的精神让后人得到启发。道家主张“法自然”的观念，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后人引申为回归自然、顺其自然，让事物如期本然地发生。比如在农业社会，用竹子和木头做家具，用陶土做的容器等。道家的思想对我们的设计有所启发，现在所倡导的绿色设计的源便可追溯到道家的“法自然”，在绿色设计所倡导的人类一切的活动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来进行设计，与“法自然”相得映彰。

中国传统文化篇6

何为文化？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曾经这样界定文化：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制度规范、生产方式等，经过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传承与积累形成了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而复杂。其丰富在于经过代代相传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积累了很多重要思想和精神，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体系，注重仁义礼智信。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复杂表现在传统文化既包含有积极正面的思想，它们促使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社会规范，又包含一些旧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如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还有封建社会的皇权专治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的全面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有消极的思想，更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积极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易传·象上》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天道刚健，君子应该效法天道，以顽强的奋斗精神来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历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也体现在孟子的思想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几千年来，中华儿女践行着这种精神，发奋图强、奋斗不息，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大国。（二）信以待人的处事原则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是指做人如果不讲信用的话不知道这怎么可以呢？犹如牛车没有套牛的器具，马车没有套马的器具，这怎么能行走呢？中华民族历来倡导言而有信，诚信待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全球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诚信对于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三）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易传·象上》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地势柔软，君子应该效法地势，以宽厚之德待人接物。正如《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二。”这表明，“仁”的本意就是把人当作人。所以，樊迟问仁时，孔子答曰：“爱人。”仁爱的思想要求我们具有宽广的胸怀对待我们的社会，对待我们的自然也应该如此。（四）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忠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仁爱”的基本要求。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而言之，“忠恕”就是换位思考，就是把别人的鞋穿在自己的脚上，就是设身处地得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正如孟子多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五）天人合一的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是世界各国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自然灾难的频繁发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空气污染的日渐严重都在促使人们不得不解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定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正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所在。（六）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集体主义，以大局为重，牺牲个人利益保全集体利益的模范数不胜数，如王进喜、焦裕禄等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都是集体主义的典型。关于爱国主义，《大学》讲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八条目的顺序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重要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条件，而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可见，我国自古以来都重视爱国主义精神。

三、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挑战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文化开始向我国不断渗透和扩张，这些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带来了以下挑战：（一）西方语言文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国际贸易来往的日益密切促使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发展的需要，从儿童到成年，从小学到大学，我们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要学习英语，英语成了我们通往成功之路必须迈过的坎儿。为了扩大国际交往，提高国民素质，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对英语的重视程度超过了限度，就会出现负面的效果。就目前而言，我们国家很多的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他们的英语很棒，但是他们的语文却不尽如人意。这种尴尬的情况持续下去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将丢失自己的祖宗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二）欧美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垂涎已久，将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开在中国各个城市的中心，用高科技拍摄制作的电影却是以中国的花木兰为原型，西方人如此行为都是为了开拓他们在中国的市场，同时也细雨无声地将西方的思想渗透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孩子对中国神话故事一无所知，却对美国的蜘蛛侠了如指掌；我们的孩子认识的汉字很少，却仍然可以精通网络。当欧美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达到一定程度，出现这些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三）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取向的冲突全球化使欧美文化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思想层面，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个好、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例如青年人恋爱往往把对方的金钱、物质条件好坏做为首选，其次才会看人品；社会交往中，看重物欲而忽视友情。原来传统文化中良好的伦理原则和友善的社会风气已被丢失的太多，比如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公而忘私等等，已经被许多人所遗忘，而代之的是唯利是图、争强好胜、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等等。凡此种种，人们在惊叹之余，不得不呼唤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的回归。（四）西方现代民主对中国集体主义传统的挑战西方国家大多崇尚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而我们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到现代社会的集体主义这种与西方截然相反的价值观。集体主义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它强调大局利益至上，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西方国家则注重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这样两种价值取向相遇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冲突。

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应对策略

中国传统文化篇7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 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 《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何锡章《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中国传统文化篇8

摘要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里萌生、发展、成熟起来的,它以不同形式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生育价值观,并对各个时期的人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生育崇拜 生育文化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401文献标识码:A

一

远古先民的两性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动物生殖本能的基础上,人类对男女两性关系一直处于蒙昧阶段。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天人交感而生圣人的神话,这些“圣人无父”的感生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先民对生育科学的无知。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后,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又由于认识到女性腹体是孕育生命的所在,于是产生了对女性的孕体崇拜。孕体崇拜实质上是对新生命的崇拜,这是人类生育信仰的起点。

随着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超过女性,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女性孕体崇拜也逐渐转为男性生殖崇拜。我国新石器中晚期就有石祖、木祖、陶祖崇拜。“祖”字的古体为“且”,而“且”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符号,石祖即是形态颇似男性生殖器的石头。在河南淅川的下王岗、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和甘肃谷灰等地都发掘出距今五千年左右的男性生殖器崇拜遗物。“男性生殖崇拜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在文明很高的种族里也可以找到。”

从女性孕体崇拜向男性生殖崇拜的转变,标志着生育信仰在原始人的直观思维中得到了发展和推进,认识到了男性在生育繁衍中的作用。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上,象征新生命的头像不是刻画在女性的腹内,而是雕刻在男子的胸部,表明新的生命原来是在男人的身上,是他们的“种”,传到女子身上,有她们孕育生产,女性只是被动的接受这样一个延续生命的任务而已。

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对男性地位的认可和强化,更标志着生育信仰由对女性自然能力的承认变为对男性在家庭、社会生产中地位的肯定。在父权制家庭中,男性家长拥有对包括妻子儿女在内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女子在家庭中变成男性的附庸,沦为生育以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这就必然导致出现在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同时,“原始艰苦的物质生活和濒于种族灭亡边缘的生育危机,使原始人渴望种族繁衍,人丁兴旺”。于是,早生多生生男开始成为生育信仰的重要内容,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基调。

二

包括女性孕体崇拜、男性生殖器崇拜在内的生殖崇拜是人类生育行为社会意志化的体现。“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延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

于是,诞生于人类初期的生殖崇拜,植根于原始生育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兼容并包容各种仪式、礼制、风俗等生育信仰,形成了复杂多绪的生育文化集合体,演绎成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生育文化,溶进寻常百姓的家庭生活中,渗透在民族文化里,影响着不同时期的生育行为。

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对“生育”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生”,“出也”,“抚养也”,“生长也”;“育”,“生也”,“养也”,“养子使作长也”等等。如果将这些不同解释放在一起,可以看出“生”和“育”都有“生长”、“抚养”之意。“生育”便是人们的孕育繁衍、抚养、教子等整个过程。

生育文化便是人们关于生育活动的思想、观点、理论、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其相关的法规、制度的总和,也就是与生育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及其凝结物。在主流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生育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到封建社会时期逐渐成熟。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丰厚的文化土壤。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无疑是一种“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其主要内容和特征在生育的目的和意义上表现为“多子多福”、“妇凭夫贵,自凭母贵”、“养儿防老”等;在性别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无子不成家”、“三千之责,莫大无后”等;生育子女的期望是“多子多孙”、“香烟兴旺”等等;对子女未来的希望是“望子成龙”、“早生贵子”等。

这些以“早、多、男”为主要内容的生育价值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厚重的物质基础,并有制度形式的保证而传承为相对稳定的生育文化系统。

首先,封建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这种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全靠手工操作,家庭人口的多少往往决定了经济状况,多增加劳动力,家庭生活就多一点保障。这种全靠体力劳动,男性自然比女性强,反映在人们生育观念上就是早生、多生、生男孩。

同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继嗣制度。在代际继承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子女的义务,子女有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但由于在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继嗣制度剥夺了女儿应有的权利,所有义务和权利均由儿子来完成,儿子成为家庭事务、家庭养老和家族延续的承担者。这样,在生育文化层次里就更加强化了早生、多生、生男孩的观念。

其次,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孝”文化所造就的宗法制度和伦理制度也确保了早生、多生、生男孩观念的延续。“孝”是传统社会规定的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并要外化为具体的孝行,而“孝”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能够传宗接代,使家族香火不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同时,儒家文化强调“大一统”,人口众多是国家富庶的象征、家族兴旺的标志,因而“早、多、男”生育文化得到国家的提倡和家族的拥护。在统治阶级和家族的极力维护下,形成于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恪守的伦理道德准则。

传统“早、多、男”的生育文化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形成了一种特质的文化现象,它以不同形式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生育价值观,反应着人们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引起的生育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转换为社会对人们生育行为的规范要求,从而对各个时期的人口发展产生影响。

三

人类生育的直接后果是引起人口数量的变化,而这种数量变化一般还是一种增值性的变化。“若没有了社会制裁,人类既然能够脱离生物机能的连环,他们种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自然的保障”。生育文化在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里,一直是人口快速增长的诱因之一。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人们寿命一般不超过四、五十岁,平均年龄则在20岁至30岁之间。在人口死亡率高达50%的情况下,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到1.5‰,新石器时代则增长到4‰。可见,生育文化对原始社会人口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如赵国华所说,生育文化“其深层涵义是祈求生殖繁盛,亦即解决增加人口问题”,也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进入封建社会,由于战争频繁,加之自然灾害不断,中国人口发展极不稳定。为了巩固统治,封建政权一直采取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同时,个体家庭和宗族也都鼓励族中家庭早生多生,生育文化繁盛一时,直接导致了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据统计,1741年我国人口数量已突破1亿,到1830年猛增至3.94亿。在不到9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近2亿人口。

近代以来直至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以及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出现了衰变迹象,但其作用并未完全消失。目前,在农村和边远地区以及部分特殊人群中依然固守传统生育观念。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依然存在,并成为近现代社会人口膨胀的诱因,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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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篇9

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回顾收到书稿的45天紧张工作，感慨颇多。出版真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设计、校对、排版、美编各个环节的通力协作，编辑就是有再大的本事，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从交稿到付印只有短短的40多天，但本书的选题初步形成却是在2011年的春节。促成我想法雏形的是那次春节回老家过年。我爱人的老家在江苏苏北农村，春节正是一年中最冷最难熬的时候，所以我们总是在温暖的北京过年。北京过年总觉得年味不够，他总是炫耀农村老家的过年唱戏，各村出一台戏，一个村一个村地转着唱，一连唱上好几天。禁不住对那锣鼓喧天的想往，我们决定回农村过年。但是当我们真正住进村里时，发现村里照样冷冷清清。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甚至，没有任何的传统项目，县城里倒是有政府组织的庙会，但沦为了商品集市。与村里几位年长的亲戚一块聊天，谈起他们的过去与今日的农村，都无不感到失望。本应抱成一团的乡村，由于一些传统文化活动受到来自拜金主义的影响，散多聚少，即使聚在一起也是“麻雀”和“酒精”的力量，扭秧歌、闹社火等民间自发活动已很少出现。

作为学农业经济。又算是搞文化的人，眼前的现实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地农村正在步城市空虚文化的后尘。随着农村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进入转型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来自现代城市文化的挑战与侵袭，特别是农村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同时伴生出精神的极度空虚，这一现状越来越令人感到沮丧。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节日，诸如春节、元宵节、寒食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其节日的气氛在城市已基本消失，在农村也慢慢开始流于形式。特别是号称中华民族的狂欢节——“元宵节”，正由传统的民间自发组织走向政府资助指定组织。要知道，这些活动不仅是构成中国民间和谐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还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元素。现实中农村文化市场到底如何，传统的民间节庆活动如何恢复和引导，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农村）文化重塑对新时代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分析，这个选题思路日渐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恰在这个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史清华教授交来了他们刚刚完成的文化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专项“中国农村文化市场的演变与未来引导”研究成果。真是一拍即合。史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和他的初次合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是史教授的第一本著作，而我也只是一个刚刚工作没几年的小编辑。此后十几年里，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由我编辑而成。他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是一个高水平的作者，学术严谨、精益求精、淡泊名利。与他合作是很愉快而又省心的，因为他不但要求通读全部校样，连书中的插图大小、位置都是亲自确定。近年出版的五部专著中，三部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二等、二等），一部60万字的《中国农家行为研究》获得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作品奖。于是，我们很快就确定以此研究成果为基础，完成《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著作。

选题、作者，甚至初步成果都有了，最后定稿应该很容易了。但恰恰是史教授的严谨作风和追求完美，他一次次地推迟交稿，使我们安排的出版周期一紧再紧。他更新了大部分数据，重新绘制了所有插图。为了把山西民间传统的民俗节庆写准确，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还对民间艺术的传承人进行了抢救性访问，对一些典型地区的固定集会、传统庙会等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做出案例分析。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秉承了“田野调查”之精神，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实证研究“数据说话”之目标。拥有长达数十年的全国固定观察点数据，同时也自己组织了鄂晋鲁苏4省24村1048个样本农户调查以及上海市1446个农民工样本调查。利用这些大样本数据，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农村文化演变和现状、农民价值观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篇10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地，黄土地土质松软、林木稀疏，是比较容易开垦的土地。依据蒙古人种最早生活在现在是寒冷地区的西伯利亚东北部这一情况，结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传说，推断古时黄河流域气候炎热，后来才逐渐变冷，雨水也应该比现在多。随着气候变冷，在西伯利亚过着渔猎生活的蒙古种人，逐步南迁，有些部落到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后，发明了种养技术，开垦土地，进入农耕。由于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能够达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农耕的生产方式加快了渔猎生产时期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形成以家庭为主体、以血缘为联结的氏族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促生了父权和家族观念。在渔猎生产向农耕生产转化过程中，以集体生产协作为主的社会联结，逐渐让位于以血缘为主的社会联结。随着集体协作生产活动的减少，血缘关系对协调社会秩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宗法制度因应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自发生成。

权力的集中起初是出于抵御不断南迁的部落的侵掠，或许还有治水的需要,上古的历史传说多与治水有关。不论是抵御外部入侵，还是治理河道、修建排水或灌溉系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协作。为完成这些工作，必须由少数人来指挥协调，这就是集权政体产生的原因。

夏朝是否存在争议颇多，传说中大禹是以领导指挥治水而获得政权的，那一段时期，或许正是氏族部落组织向集权社会过渡的时期，夏族或许己建立了王权并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有人说商族是来自大草原的蒙古种人游牧民族,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发源于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技术。商族依靠先进的青铜武器和战车技术，侵入华北平原，征服了黄河中下游流域，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王朝国家：商王朝。被商王朝征服或依附商王朝的种族集团成为臣服商王朝的属国。

为什么推断商族是外来的游牧民族，可能是依据己考证的商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推断的。笫一，商族崇鬼；笫二，商族是兄弟相传；笫三，商族妇女地位高；笫四，商族喜狩猎；笫五，商族有杀人作祭祀的习惯。这些特征有较多的母系社会和游猎社会的残余，与华夏农耕文化有显著不同之处。

公元前二千纪，正是游牧民族进入世界历史记载的时期，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个骚动的时期，由于马的驯养和战车技术的使用，游牧民族发起了笫一波向农耕民族侵掠的浪潮，很多古代帝国和文明，在这一波的攻击中被或消灭。商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侵入华夏民族，建立了中国文字记录史上笫一个王朝。

这样的事，在此后中国的历史上累累发生。但是由于这些入侵的民族，大都首先迁居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最终都溶入中国文化。因此，不断的入侵和因此产生的王朝变更，并没有使中国文化像其它西方古代文化一样，被中断或终止，使中国从由新石器时代产生的文化，连续地发展出来的古代文明，一直持续到现在。而欧亚大草原和北欧游牧民族对西方世界连续不断的攻击和入侵，虽然不断地中止西方文化，瓦解西方旧的社会制度，却最终造就了现代西方文明。

商族作为外来民族，以征服建立了王权，必然会强化专制制度。商族人数不多，直接管理的地域不大，但商族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维持其宗主国地位。

周族原是臣服商王朝的属国之一，屏蔽商王朝的西北。现存的资料不能证实周民族的来源，但周族居渭水流域，此处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应该是较早进入农耕的民族。当时，周族与西北“蛮夷”为邻，在与西北各游牧种族的周旋过程中也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虽然工艺粗糙一些，但打破了商族对青铜的垄断，逐渐壮大，并最终在一些其它的部落的支持下，于公元前1050年灭掉了商朝。

周王朝的势力范围远远地超过商朝。从渭水流域到山东东部，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可能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管理这样大的势力范围，也可能是农耕文化中家族观念的作用，周王朝将大批王族家庭成员，支持、依附商族王朝的氏族或部落领袖，封为各地的诸侯。而诸侯则将其领地再分封给其公族成员和追随者，使之成为食邑的宗主，形成亲亲相随的宗法制度，从而产生“君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民食力”的社会制度。

在这一社会制度下，世袭的周王依靠王室成员为主的诸侯，统治各诸侯国。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诸侯国却是万人之上的君主。诸侯国的君主依靠其公族成员为主的卿大夫，统领分封的领地。卿大丈通过“士”，即贵族武士，统治庶民、工商、皂隶等，形成以血亲关系为主的“家国”。国是王室家庭的财产，周王就是统治阶层这一大家庭的家长。

问题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弱化了氏族或部落组织在生产活动中的集体协作的作用。氏族或部落组织仅仅依靠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联结在一起比较脆弱，因此，一旦集权政体建立起来，公权力成为协调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后，氏族和部落组织很容易被迅速瓦解，形成家国和家庭的二元社会，由于缺乏中间力量的制约，专制就很容易产生。

事实上，所谓的以血缘或准血缘为关系的宗法制度，在周朝，主要存在于统治贵族阶层。在平民社会，经过以王室家庭成员为主的贵族阶层以诸侯、大夫、士三级分封后，大夫与士，特别是士一级会直接延伸到民间宗室联结中,士直接管理农户，向农户征集税赋和劳力。而且，土地层层分封，实际是土地连同土地之上的农户一同封赐，封地即是封户。这样,王室家族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撕裂和削弱民间社会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同时，还消除了民间氏族部落、民族的界限，溶合形成了华夏民族这一人类大群体。

二、宗法制度的崩溃和思想的繁荣

不知道周王朝以血缘关系联结的宗法制度，对各诸侯国有多大的控制力,和有效地管制了多久。但周王朝建立之初，位于晋东南、周朝中心地带的唐国即发生了叛乱，是周公旦率兵剿灭了唐的叛乱。周王朝成立之初，共分封了八百多诸侯，而到春秋初期，只剩下二百来个诸侯国，可见兼并战争在西周时期就已激烈地发生。

随着时间的迁移，血缘亲近度越来越远，诸侯基于血亲关系向周王履行臣子义务的观点越来越淡，诸侯之间的兼并及诸侯国内宗室之间的兼并、篡位越演越烈。而地处西北的周王都城不断遭到游牧民族的攻击，最终，反叛的诸侯联合犬戎部落，攻占了周朝的都城。周王朝只得将都城东迁洛邑，周王从此失去了王权的实质性权力。周王朝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由于宗室间不断的战争而开始崩溃。

进入春秋时期，冶炼和铸造铁器的技术传入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坚持中国是人工制铁技术的独立发源地），农业开垦和土地深耕逐渐地推广，加之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大流动，可能还给中国传来了的其它一些农业技术，也不断被推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人口迅速增多，社会进入一段繁荣发展的时期。

伴随铁器兵器的出现和人口增加的，是诸侯间和宗室间的战争规模的增大。其次是楚国、吴越、秦等具有蛮夷色彩的诸侯强国出现，产生新的威胁。东周各诸侯企图通过多边条约、联婚等形式会盟，以霸主代替周王的地位，把战争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然而，建立秩序的努力往往只能带来短暂的和平，甚至就不曾带来和平，最终都已失败而告终。到公元前453年，魏、赵、韩三个不同血缘关系的卿大夫合谋篡位，“三家分晋”，非周王宗室成员的诸侯占据了主导地位，周王朝以家庭成员联结的宗法制度崩溃。

由于民间社会的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在西周时就己被层层分封所削弱或消解，伴随周朝统治阶层宗法制度的崩溃，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从此退出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因此，夸大宗法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小共同体”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吞并、战争、篡位已没有任何制度和道德的约束，战争越加残酷和暴烈。旧有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权威崩溃后，必须寻找新的指导原则，诸子百家带来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

或许是目睹了旧的社会秩序瓦解后,全社会为动荡和战争支付了昂贵的成本,个体人在混乱的社会中和专制制度下显得孤零无助，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权利总受到残酷的剥夺，承受着绵延不断的苦难。战国时代，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们，便将关注的目标，集中到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思考和观察，形成重视社会而非个人的哲学传统。

另一方面，二千多年前，应该还生活着不少处于较为原始社会状态的氏族或部落。先秦诸子可能从对这些原始氏族的考察，看到自发生成的秩序和宗法制度下局部社会的和谐。和这一局部和谐强烈对比的是，无休止的战争、动乱、死亡、苦难，使人们增强了对西周初期社会稳定的向往。所以，诸子百家大都又把以往的时代看成理想的社会。

儒家先圣的思想尤为突出，他们以人道主义的思路，认为要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必须“复礼”，即恢复王道、礼仪和秩序；为达成社会稳定，社会里应各守本份、各行其道。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意。孔孟之道要求君王必须行王道、施仁政。天意就是民心，逆天意的无道之君应该被。孟子回答齐宣王问：“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的问题时，答得非常明确：“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末闻弑君也”。儒家先圣认为君王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仁义之人，无道之君实质是残贼之人，是“独夫”，诛一“独夫”不叫弑君。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向专制的君王推销儒家思想，要求专制君王“行仁义、施仁政”，无异于与虎谋皮，难怪到处受冷落，时不时要为衣食无着发愁。

倒是应该称赞一下道家先哲的先见之明，他们反对儒家的“仁义”之说，认为“仁义”是先王的旅舍，只可以暂住不可以久居。提倡“仁义施政”，必定会被假托“仁义”的君王所利用。很不幸，这一点被言中了。

诸子百家这一思想繁华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先知时代几乎同时产生，离基督诞生也仅几百年左右。然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却与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着重于个人观察的哲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追寻其原因，除东周时期诸侯、宗室间互相征战形成的混乱局面，使人们感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迫切性外；诸子多出自官家，大都以劝说君王采纳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为目标，有些还抱有以此实现自已的晋身为目的。所以，作为救世的学说，诸子百家多从现实政治出发，缺乏思考个体、社会的目的及其意义的自觉性，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先天性缺陷。

道家也许是一个的例外，或者说一个另类。道家起源于楚国，当时算是“蛮夷”之地，道家可能受原始文化的影响更大，也更有机会考察原始氏族或部落，所以道家鼓吹带有上古文化色彩的“天人合一”。今天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自然的和谐就是道。“人天合一”一方面是个人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是自然秩序的生成。要达至“天人合一”，关键是“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果没有人为的强力干预，和谐的社会就能自发生成。

道家的学说在汉初的实践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惜被汉武帝刘彻抛弃。道家学说在退出主流意识形态后，由于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避世哲学，又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被发展出一种道家宗教。但道教外在缺乏一个人格化的神，内在不能解决人们对“下辈子”的困惑，无法在崇神鬼,拜祖宗，而不明哲理的草根阶层扎根，终不能成大气候，并最终被边缘化。

三、法家政权的传承和民间社会的消亡

在诸子百家中，最终突颖而出的是法家学说。法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严刑竣法维护社会的秩序，实现富国强兵。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百性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秦国全面接受了法家学说，先后重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李斯为相，建设了一个法家政权，并最终成为中国大一统的中央政权。

法家重耕战，力图建设一个单纯的农业社会。法家将学者、纵横家、侠士、门客和工商者列为五种国家蛀虫，认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高于耕种、作战的人，有害于富国强兵，应该除掉这五种人。富国强兵必然由全民支付成本，史记记载：“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谓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不知道此记载是否真实。不过商鞅最终被秦人追杀，“车裂以徇（即撕尸示众），尽灭其家”，应该是事实。对于当时参加追杀商鞅的，是贵族奴隶主，还是平民，反正对文本的解释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似乎没必要深究了。

秦之所以最后获得诸侯兼并战争，除秦比较早、也比较彻底推行法家学说外，周、秦、汉连续三朝，都是先据关中，后征服中原，可见此地利也很重要。另外，骑兵技术的引进，在当时也许更具决定性作用，秦地处西北边陲，与游牧民族毗邻，纵使不能垄断战马的供应，起码也是最容易获得战马。骑兵技术是北方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逐步发明、改良的。秦国在当时的战争技术引进方面，无疑处于最有利的地理位置。

法家虽盛行于秦，但起源于晋。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真实中，法家对韩、魏、赵“三家分晋”，应该有深刻的体会和细致的考察。法家认为亲亲相随的宗法制度是东周诸侯国内乱主要原因，因此，法家从摧毁一切可能危害到君权至上的力量这一立场出发，反对一切社会组识、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家庭伦常。吸取东周时期宗室兼并和篡位不断的教训，亲亲相随的宗族关系则是要消灭的主要目标。目的是将君权直接伸延到臣民个人，而不受住何任团体、宗族、乃至家庭的阻碍。为达至这一目的，秦始皇在完成大一统后，采取的措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焚书坑儒；在政权建设上，置郡、县、乡、亭、里五级政权，将政权组织深入到村落，从而削弱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的作用；对家庭伦常，秦律废父权，强迫分家，鼓励夫妻、父子互相揭发。整个民间社会，就这样，被专制制度从意识形态、组织、伦常三个方面消解。

秦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基本是采纳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取消了封建制度，以君主独裁代替了贵族专制，强制性地将社会切削成只有君主与个体臣民关系的简单的二元社会。以为这样，就可保证皇朝世代相传。

秦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因此法家学说名誉扫地。然而，法家人物都是一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的学说，体现在对秦朝的制度设计、政权建设和制订的法律中。汉王朝建立后，全面承继了秦制和秦律，因此法家的思想通过他们设计和制订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和法律，代代相传，影响至今。期间，不断出现一些崇尚法家思想的帝王，进行修偏和强化，使中国的，始终没有脱离法家思想的轨道，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民性的“评法批儒”运动中，进入到法家政权的原教旨主义时期。

“百代多行秦政制”（注）。自秦王朝按法家思想建立法家政权后，每一个朝代，不论是以起义（如汉、明），篡位（如晋），（如唐、宋），入侵（如元、清），还是称为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不论是以个人（如刘邦、朱元璋），国家（如清），民族（如南此朝时的“五胡”），还是政党的名义获得政权，大都是前一个统治者，由一个新的君主或党，从前一个君主或党的手中夺得政权。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政权性质发生变化，法家政权实质的极权专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偶有偏离，也得到复辟。当然,在法家政权的政治体制下,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构，能为新的征服集团分肥时，提供足够的资源和职位。因此，继承前朝政权和体制，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征服集团效益最大化的选择。

唯一的例行，发生在民国时期。民国成立后，曾有过短暂的实践，但没有成功。法家政权全面复辟，只是党权代替君权，独裁者或寡头代替帝王。到台湾后，也走向极权专制。在大陆时实行的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与后来的极权专制，虽然都是专制制度，表象上不乏有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很远。首先，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不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选择，不反对民主，相反，把民主、还政于民做为的目标，因此，有“训政、”之说。其次，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比较宽容地对待党内反对派、其它党派、民间社会和个人权利。

四、“阳儒阴法”：士与天子的契约

刘邦夺得全国政权后，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本被保留下来。所谓汉初尊道家的“无为而治”，有二方面的内含，一是针对秦时征召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长城、驿道、陵园而言，予民生殖；第二就是没有对秦制秦律进行大的变革，以谋求社会安定。

汉初经过几十年的“无为之治”，据《资治通鉴》记载：“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库府余华财，京师之钱累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到汉武帝刘彻执政，或许是宫庭内都权力之争的需要，也许是个人气质和野心的作用，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决心要有所作为。皇帝的作为，自然就是富国强兵、缔造一番霸业。“无为而治”至此无疾而终，富国强兵势必走法家学说的道路。一方面，富国强兵涉及到民富还是国富、民强还是国强，是社会利益的重新集结和分配，国家权力在几十年“无为而冶”之后，将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并调和社会矛盾；作为儒家史学家的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另一方面，汉初以功臣贵族、刘氏宗室、外戚为主垄断官吏、朝政的规则，经过二三代人后，随着功劳簿逐渐发黄，以及自然规律中遗传衰退的原因，而承受冲击，秦汉时十分热衷于政治，并在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后重新集结的社会精英——士，要求参与政治的张力被释放出来。

法家学说由于秦朝的短命以及本身缺乏社会正义的述说,不能摆到桌面上,用于维护专制统治的教化。而社会精英面对强力的专制制度，想挤入权力圈，实现的人生价值和政治理念，自有书生的无奈。在这种两难中，董仲舒提出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统冶工具，以教化为大务的建议，逐渐被汉武帝所接受并推行，也得到儒学精英的呼应，并发展出一种异化的儒术，作为为法家政权服务的教化性工具。为获得聚集在儒家思想旗帜下的社会精英的支持，政冶录用就是交换的价码，这就是所谓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指称为“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董仲舒这位擅长于阴阳、卜筮的儒学者，将阳阴学说应用到极致。（版权所有）

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以及以此后发展的，包括程朱理学在内儒学，虽然其出处都声称引自儒家经典，与孔孟的儒家思想看似不乏相似或相同之处，但究其实质，则相差甚远，可以说“面目全非”，我这里将其称为教化工具性的儒学。教化工具性儒学的核心内容实质体现在三个方面是：

1、君权至上，皇帝是代表“天意”的绝对权威，是天降人间统治天下的“天子”，君权高于现世中的一切，因此统治和教化的权力要集中到皇帝手中，神圣而不可侵犯；统治权是天与“天子”之间的关系，与老百姓无关，如果皇帝违反“天意”，天自会警示。教化工具性儒学关于君权的观念，与孔孟儒学的差异在于，孔子和孟子虽然主张维护君权，但没有君权神授、君权至上观念，他们所主张维护的君权是有道之君的君权，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而君权至上却是法家的观念。当然，教化工具性儒学在坚持君权至上的同时，也着重于孔孟之道的“仁”的学说，指出天降君王是为民，施仁政、抚民心，则是教化工具性儒学的政治诉求。教化工具性儒学的天意和孔孟之道的仁的结合，一方面树立了君权至上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为王朝的替换及相应的君权传承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2、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孔孟的儒家学说中，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是互动关系，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各行其道，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互动关系，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绝不是教化工具性儒学提倡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谓之不忠”，与其说“三纲”出自孔子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不如说出自法家的〈〈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

3、教化，董仲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民众追逐私利，如往低处流之水，只有教化可以堤防。以仁、义、礼、乐教化民众，才能保证皇帝的江山代代相传。如果说教化工具性儒学与法家学说有所不同之处，就在于此。两者都认同民众逐私，法家着重于严刑竣法，教化工具性儒学着重于教化，但历代王朝的法家政权采用的是严刑竣法与教化并用。“君权天授”、“三纲”是教化的指导思想，五经是教化的“本本”。由于“本本”与指导思想不相符，因此，对本本必须进行规范化的解释，所谓汉代“经学”，实质就是以“君权天授”、“三纲”为指导思想，重新注解儒家经典，使之成为法家政权的教化工具。

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可以认为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天子，与社会精英的代表——士大夫的政治契约。这是双赢的契约，在汉武帝方面，在法家学说不能摆上桌面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套为法家极权专制相适应的理论和教化工具，得到了社会精英的支持和服务；对社会精英——士大夫和士子们而言，他们赢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获得走向权力和权力核心的道路，面对法家专制君权，他们将“仁”的理念溶入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阳儒阴法”，虽然被后人骂为“挂羊头，卖狗肉”，但曾经基本上保证了中国社会形态的稳定，使此后的一千年，中国站在世界文明的领先位置；其文化的张力，也溶解了历次外族的统冶。

五、传统政治文化和“阳”谋的话语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站在权力架构的门外，透过一丝缝隙，看到的是阴阳两面。在历史的很多时间里，中国传统政治就是实质性的法家政权和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是“阳儒阴法”。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曾经造就了大汉帝国和大唐帝国，经历了二个乱世和八个朝代。每一个朝代的初期，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繁华的时期，紧跟着毫无例外的是政权的腐败，最后，被内部暴力革命或外族侵略所。

把实质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与具体的王朝和王朝的变更剥离，我们看到这一传统政治文化传承了二千年。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跨越二千年的先进性，一个原因，是它与人类其它伟大文明的地理隔绝。地中海将中东、埃及、希腊、罗马、仍至整个欧州，这几个文明中心连接在一起。中国的西边和西南边是世界最高的山脉，北边和西北边是沙漠和大草原，东边是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尽管曾多次被几十万人的外族长期统治，但那点人和带来的文化，像撒胡椒面一样被消溶，同时，本土传统政治文化，献给这些征服者的，是专制的权力和无限的荣华。尽管有外来宗教渗透进来，但没有与其它伟大文明的政治文化的交流，其结果是固步自封，历史的茧积形成厚实的壳。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前，实质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联结的传统政治文化，显露了它的愚味和无能。暴力革命发生，民国初期短暂的实践和混乱后，法家政权复辟，教化工具性儒学先后被“军政、训政的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所替换。

长久以来，由于总是把儒家文化等同中国文化，又夸大了宗法制度的社会影响，以至于清未以来，中国的极端落后显现出来后，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儒家文化和所谓的封建伦常。实质性法家政权这一“内核”在对传统的反叛中，不单没有受到冲击，相反，在七十年代的全民性“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进入了法家的原教旨主义时代。

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发端于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冲击，政党政治伴随着各种思潮进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党权代替了君权。革命的领袖们或许更多地抱着拯救极端落后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怀，接受了外来的“主义”后，企图以自已的信念，设计出富国强民的方案，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以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其合法性总是建立在王朝的替换和政权的传承，实质性法家政权，因而成为革命胜利后不自觉的选择。所以，革命的成功，事实上是政党获得了对实质性的法家政权的继承，建立了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被革命的，仅仅是表面的、作为教化性工具的意识形态。因此，所谓革命的斗争，实质就是政治传统的“阴、阳”两面中，那一“阳”之争；所谓的“主义”和“理论”，就是那一个“阳谋”的话语。

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三民主义”的联结、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马列主义”的联结。其初始阶段，都有以实质性法家政权的专制力量，推动和落实“主义”的理念，实施社会改造，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一时期，专制是落实“主义”的手段。然而，与每一代实质性法家政权一样，在经过了长短和程度不同的最初阶段的稳定、恢复性的繁荣后，是政权的腐败，其设定的社会目标也因此无法实现。由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党权政治下的合法性和社会正义受到普遍牲的质疑而不得不自保。这一时期，“主义”成了维护专制的装钸。

所不同的是，“三民主义”与现代西方文明同源。因此，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三民主义的联结，在台湾最终走上民主的道路。而中国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列宁主义”，其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理论，与东方专制文化同源。这一意识形态，与实质性法家政权的联结，即所谓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催生了法家原教旨主义。

半个世纪的法家原教旨主义，时而因应时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凸现。其典型的特征，有几个方面内容：

1、党权至上。将维护党权的统治置之于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和人民幸福等一切之上。从摧毁一切可能危害到党权至上的力量这一立场出发，反对一切社会组识、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家庭伦常。将专制统治直接伸延到每一个散沙般的个人。

2、灭人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成为此后法家政权对待社会伦常的宗旨，其现代版本就是“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秦代法律强迫分家，削弱父权，鼓励夫妻、父子互相揭发。秦短命而亡后，汉王朝基本沿用秦律，在少量的修改中，恢复了亲亲相匿的伦理规则。到七十年代，每天听到的、唱的就是“爹亲娘亲不如亲”，这是彻底摧毁人伦的法家原教旨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夫妻相爱，父母、子女相亲的亲情，是人伦，是自然秩序的基础。摧毁人伦，实质就是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不正是在“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口号声中，在“爹亲娘亲不如亲”的歌声中崩溃的吗。

3、推崇以法治国。强调法律是党的意志的表现，而不是自然生成的、反映社会正义和自然秩序的习惯；强调法律的工具性作用，以严刑竣法维护党权。严刑竣法在七十年代以前，体现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以最高指示、中央文件代替律令，以学习班、劳动农场取替刑罚，大规律地、变相地以法刑人；八十年代后，不断的严打运动，收容条例、劳动教养条例等恶法，将严刑竣法延伸至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4、此外，半个世纪以来，可以从诸如“以农为纲”、“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割资产阶级尾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等口号性的政策、政令中，寻找到它的法家原教旨根源。畸形社会是极权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政治暴力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干预，基于社会和道德经验，会自发生成和谐的自然秩序。当个人权利总处在被压制的时候，人性基于本能就会就蜗牛一样内卷，内卷化的人性就是利已至上。

极权政治必须由普遍性暴力维持,否则,极权政治就会被压制了的人性产生的张力所。而普遍性暴力只有在畸形社会，利己至上的非理状态下产生。因此,造就一个畸形的社会，就是极权政治自然的选择，有意而为之。要造就一个畸形的社会，首先必须摧毁社会的道德和伦理体系。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马列主义的联结，即所谓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分配。一方面是合法性和社会正义受到内部的质疑和外界的压力，因此，对任何被认为可能消解专制的意见、建议或事件总是不能理智地对待，而且，整个机制总是不自觉地采用的手段；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的怨恨，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观念的强力压制，累积着巨大的势能，初始扰动也许随时都可能戏剧性地出现。由于民间社会长期被瓦解，社会缺乏承受混乱的能力、缺乏化解冲突的机制，两难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