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十篇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1

[关键词]北部湾高技能人才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2008年1月14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以下简称：“北部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北部湾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组成。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面临着来自东盟地区和国内各省份竞相发展的竞争压力。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今后8年是北部湾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加强区域人才开发与合作，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等，它缘于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新公共管理注重“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强调绩效导向,即以经济、效率、效果三大变量来对绩效进行测量与评估。在公共服务方面倡导市场导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实绩为依据进行管理。

社会是政府的来源，服务社会是政府的职责和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等理念，反映了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合理发展趋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指导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学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确立行政服务的理念，整合各方利益，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市场还无力全面负责公共性很强的活动，政府仍需承担必要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引入市场机制、培养市场力量的同时，还要规范市场管理，使市场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以便承担更多、更重的公共服务，同时还要把政府建设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

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北部湾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公共政策、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依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二、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北部湾经济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目前北部湾的人才队伍现状和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无法适应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开放开发的需要，无法适应推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需要，无法支撑起区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北部湾在石化、林浆纸、能源、钢铁和铝加工、粮油食品加工、海洋产业、高技术、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产业对相关人才需求较大。而发展沿海工业需要的技能人才等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随着北部湾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对外开放合作等，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向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转型，制造业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先进技术的大量应用和先进设备的大量更新，必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以及人才的数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北部湾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的软环境有待完善

北部湾的许多企业依然存在着“人才高消费”的用人观念,企业招聘往往起点就是本科,甚至是硕士、博士,也不管是否真正需要。在许多企业中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造成的能级错位和人才浪费现象。而学历层次为大专及以下层次的高技能人才,依然遭受着“弱势文凭”的社会歧视,存在就业机会少和就业层次低的现状。

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对高技能人才明显不利，仍然沿用老标准，将人才的定义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而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却因为学历和职称这两道“硬门槛”，被摒弃在“人才队伍”之外。许多地方为管理、技术研发人才提供好的待遇，却忽视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高技能人才被作为普通劳动力，劳动者权益遭到侵害的情况比较普遍。具体表现为;(1)试用期长,试用期工资低;(2)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或合同形式化;(3)工资增长缓慢,且存在随意克扣或拖欠工资;(4)劳动时间被随意延长,加班无报酬或少报酬;(5)社会福利和保险无着落,就业不稳定。(6)违规收取就业押金等费用。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北部湾所独有,但在实际上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发展。

三、公共政策对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分析及对策

1.产业政策的影响分析

产业政策是国家从宏观角度调整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政府通过干预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以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区域内掌握新技术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

产业结构调整蕴藏着大量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扩大广西就业的主要出路，而且广西第三产业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具有潜在优势，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促进与保障是必要的。应该利用北部湾建设和发展这一契机，把握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等途径，最大程度的拓展高技能人才发展的渠道。

2.财税政策的影响分析

财税政策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促进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宏观调控职能。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市场机制失灵并存，要求财政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合理分工,相互配合,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财税政策可以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财税政策可以做到：(1)促进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适当的协调比例，相应地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2)调整经济结构。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以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3)直接扩大就业需求。体现在：一是鼓励自主创业；二是鼓励企业雇佣人才。

3.人事政策的影响分析

通过制定和完善就业政策和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和人才的权责利,可以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行单位控制和宏观管理。强化立法约束和政策引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制度和服务体系,可以为高技能人才提供配套的就业服务。

政策因素对人才作用发挥的影响非常显著。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或部门，为人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才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发挥出来。人才为了追求才能的发挥和事业的成功，就必然产生向政策宽松地区流动的愿望。

4.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分析

现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未能深入人心。《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规被一些企业看作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而加以抵制。一些企业存在拖欠工资、加班不给报酬、不签劳动合同等违法侵权行为，甚至以经济效益差、社保负担重为借口，采取瞒、漏报甚至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上存在法律“盲区”，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有些地方全员参与招商引资,劳动执法部门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履行法定的职责，甚至以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利益为由对一些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包庇纵容,对劳动者维权的请求置之不理。

四、总结与建议——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1.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

(1)积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对第二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重点培育和发展兼备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增长点的行业，发掘优势产业、朝阳产业的潜力。大力开发优势资源，着力培育发展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带动作用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与东盟互补的新优势产业，努力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挖掘就业潜能,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尽可能拓展新的就业领域，从这两个方面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包括:①改造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向现代物流产业转变;②大力发展房地产等关联度大、拉动性强的行业;③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带动与旅游业相关产业;④积极发展会展服务业等新兴产业。

2.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预算中设置“高技能人才就业补助”科目，从预算上给予资金保证。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中心和各种培训机构，加强劳动者就业与再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2)促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支出，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区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对弱势产业实施合理保护,创造就业机会并实施积极的救助,适当调节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4)通过税收优惠来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如采用对高技能人才创办企业和企业雇佣的高技能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的方式。政府要按照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与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以直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

3.改革人事制度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

(1)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提高高职人才的社会地位。高技能人才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树立系统的战略思想。要针对不同行业和职业要求，制定分类分层的人才评价系列、考核评价标准；评价重在业内、市场或社会认可，坚持实践检验人才，形成包括群众、专家、市场和技术等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

(2)建立正确的选人用人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近期与长远目标、重点与全局发展、自主培养与吸引凝聚人才模式的关系，完善并规范企事业单位科学设岗、竞聘上岗、以岗定酬、合同管理等环节，规范公开招聘制度和辞聘解聘制度，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高技能人才管理办法，促进企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4.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人才发展

(1)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使其真正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根据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特点,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强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监管,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权益。

(2)尝试建立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施特别保护制度。可以借鉴国外关于促进就业和劳动保护的立法。比如德国实施的《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和《工业法典》等法律，鼓励企业雇用技能人才并参与培养；《企业基本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对技能型劳动者的权益加以规范和保护。

(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和完善企业单位各类高技能人才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障，依法推行人才全员参保制度，确实维护高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

(4)建立职工凭技能、凭职业资格得到使用提升，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的待遇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在薪酬中考虑技能贡献的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推广高技能人才与其他人才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的做法；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由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津贴等鼓励政策。

参考文献:

[1]易正春:新公共管理范式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之启示．新疆社科论坛，2003年第6期．第177～180页

[2]沈荣华: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四十三个新亮点.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4.第3期.第53～56页

[3]邓仕伦: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实践特征与效应分析[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增刊

[4]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8.2.23印发

[5]喻靖文:对高职毕业生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9卷第1期

[6]陈小义:浙江省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政府就业对策.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6年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2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目前,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受规则约束的运作”,“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这种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4]。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3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4

关键词： 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改革原则技术途径

1.引言

西方理论较多和我国政策实践的封闭系统，造成了部分大学学生和老师的迷惑，怎样学和怎么教授是一个目前仍然没有解决教学难题。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核心教学课程，但受学科发展和教学观念等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无趣、无为的问题，以及师生缺乏互动、教学内容单调、教学目标模糊，未能真正剖析公共政策的本质特点和来龙去脉的问题。我认为，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关键在于处理师生、理论与实践、内部与外部关系。提升公共政策分析教学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2.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改革原则分析

2.1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政策科学是一门行动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知识和方法改进政策制定系统而产生的，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应用与发展，它既要指导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组成的实践活动，又要发现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实践服务。理论联系实践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不仅要联系公共政策的政府制定实践，而且要联系各地的管理实际，联系政策实践中积极方面，更要联系消极与不足方面。尤其对政策消极方面政策，要有正确观念，比如在分析“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公共政策时，既要看到这项公共政策的时代要求和社会文明进步，又要看到其执行的难以操作，需要遵循渐近决策模型的提升完善轨迹，否则学生就会陷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迷惑中去。

2.2学生主体的原则

在多数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实践过程中，往往忽视学生参与的主体地位，教师大部分从抽象、宏观、理性方面去详细分析公共政策，很多学生失去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缺乏互动与交流。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式主体教学不容忽视。为了增强教学效果，让学生成为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主人，可以进行教师为主体的讨论式教学，模拟具体公共政策分析情境教学。比如在教授公共政策制定时，可以让学生充当政府发言人，向社会某项政策信息，课后再进行交流，建立非正式互动示范式。

2.3知识与能力同步提高原则

让学生充分了解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等管理过程是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目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把传授的知识转变为活的知识和能力，是一大难点。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使得学生被迫接受知识，这样的知识实际是死的知识，即使非素质和能力有效提高，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如学生产生逆反学习心理。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由被动学向主动学转变，以知识为载体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公共政策分析问题的能力。力求大学生学了政策系统后，能够对政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去分析复杂的政策制定模式和执行复杂系统，为政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帮助。

3.增强公共政策教学效果的技术途径分析

3.1构建有序的课堂教学平台

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紧密联系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实现教育方式、途径的立体化和多样化。在教学过程中以此原则为指导，具体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学生的教学评价机制，做到从评价规程、评价的组织制度、评价人员的行为准则和培训制度评价档案的管理办法、工作制度、评价的监督日常管理管理制度等。评价制度应根据各类型高校自身的实际发展需要确定方向，通过评估制度的确立实施，使得教学评估着眼于发展性评价，形成自我调节、督导体系和自我管理的监控。其次，完善教学计划，按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来设置课程、制定和完善教学计划，如增设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地方民族政策学、西方行政学说史等补充课程。同时对课程时间也要合理安排。建议把公共政策学放到大四第一学期，因为通过前几年的积累，学生对这门课程有学习兴趣和动机，又有相当综合的知识积累，以及足够的心智去学好。在教学中，高校教师对每学期所设的课程都要有一个基本安排，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难点、教学改革，以及教学评估机制都要以一定形式上交教研室，而教务处要采取措施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度和教学行为进行严格的约束和指导，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树立教学典型。最后，改革传统的笔试考试方式，提倡考试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要把考试的选择权交给任课老师和院系部门。具体对于公共政策分析的而言说，可以采取以闭卷考试为主导的方式，毕竟笔试是最公平的考试方式，也可以采取口试方式作为补充，口试方式可以使得大学生在具体考试情境中练习、锻炼、学习和提升，进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反应能力，也可以采取写学年论文的方式进行公共政策方式考试，每个学期开始就预先把论文内容、规范和所要达到目标告之学生，让学生利用实践教学机会，去政府和公共部门调研，可以抽样调查、访谈等方法完成论文。为了鼓励学生的自主创新和协作意识可以鼓励以小组形式完成论文，可以用公开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取代考试，可以根据不同级别刊物设置相应分数，鼓励学生在公共管理期刊上发表。由于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达到发表文章水平，可以设置一定权重来衡量文章分数。

3.2构建实践教学平台

构建实践教学平台对于公共政策尤为重要，因为公共政策综合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现代科学，需要有综合分析能力和工具作为支撑，以及有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案例库。首先着力构建验证型（通过提供高度仿真的情境如视频、案例等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思考、分析，独立作出判断和决策）和探究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进行探究，达到澄清模糊认识和错误认识、提高学生明辨是非能力的目的）实践教学模式。公共政策分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绝大多数本科生和少数民族地方院校的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的把握和理解，缺乏对公共部门工作的感性认识，对学习往往茫然，缺乏动机和兴趣，加上公共政策学教学最大的瓶颈在于有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因而各高校要结合地方实际建立有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案例库，如在传授政策制定主体时候，可以具体某一地方政府某项具体的计划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对象和范例，归纳和演绎出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利益主题博弈、社会敏感度等知识内容；针对元政策国家宏观的公共政策可以以独特个案为着眼点，建立一个案例库，如在分析社会保障制度政策时，以社会保障中的盲点的福利院具体运作模式分析框架，分析此项公共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意义、问题和对策。当然在建立案例库后，要科学分析具在教学过程中互动的教学方法，把课堂独人教授法、研讨法、小组讨论法、情景模拟法等现代有效互动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把抽象的公共政策理论寓于特色案例情境分析中，从而既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又促进师生相互认可。

3.3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5

1．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特殊性研究欠缺公共政策是一种话语与价值表达，风险评估是科学判断的过程，首要的就是建立关于不确定性（如数据、语言、系统、推断、变异性、模型、决策等）的类型学［3］。不精确的政策语言及社会的不确定性预期既潜藏了风险，也决定了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特殊性。例如，公共政策较之于项目管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有无经费的支持，前者是一项相对宽泛的规定，后者则是体现经费开支的具体行动过程。对这两者进行风险评估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现有研究很少对公共政策风险评估与几个既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如公共政策评估、项目风险评估、绩效管理、政策试验等做出区分，这将难以为实践提供操作指南。

2．基于实践体悟的研究成果不多“三段式”是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研究的常用写法，即先对具体政策做一介绍，然后从最一般意义上对其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或者预测，最后提出防范、控制风险的对策建议。该研究路径泛泛而谈，较为陈旧，研究结论跟实际联系不紧密。即便是借助量化的技术模型（如RBCS模型等）［4］，现有研究也基本未超越政策———风险———对策的套路。实际上，研究者要是无法参与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实践，就很难全面把握具体公共政策可能运行的系统，提炼风险评估的核心指标则更加困难，遑论风险源的识别并以此提出针对地方需求的对策建议。由此，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文献到文献的“原地打转”，很难有新突破。

3．整体性风险评估框架尚未建立随着整体性治理理念的推进，西方政府普遍建立起整体性绩效评估（管理）框架以推进绩效管理的发育成熟［5］。这种做法同样可用于公共政策风险评估，既体现治理理念，也可将其提供的操作流程与方法作为风险评估的使用指南。公共政策风险评估一般应包括原则、主体、流程、指标、方法、问责机制等核心要素。理论研究对上述要素都有所涉及，也充分认识到评估指标的重要性，提出了“政策环境风险”、“政策制度风险”、“政策选择风险”和“政策伦理风险”等指标［6］。然而，零星、分散的研究并未构建起整体性的公共政策风险评估框架。

4．跨界研究处理不善毋庸置疑，源自管理科学的风险评估技术和模型能够为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开展提供借鉴和便利。与此同时，基于风险识别和评价强数理、强技术的要求，公共政策风险评估也必须利用其它学科的方法。由此，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及其研究就成为一种跨界行动，如何实现政策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有效对接是一项颇具难度的挑战。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将风险评估引入和应用于政策分析为公共政策的科学化确实提供了很大的益处，但偏重技术分析的政策风险评估与规范意义上的政策分析之间的鸿沟也日益显现［7］。现有研究已经开始移植项目风险评估模型等尝试方法技术上的挖掘，但效果并不理想。将管理科学关于风险评估的做法引入政策分析时形成了“两张皮”，一者是公共政策风险要素的分析，另一者是套用技术模型从宏观上谈如何对风险进行评估，离极具操作性的风险要素识别、监测、控制等还有相当的距离。此外，有些研究者对技术模型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知，这样的研究肯定无法深入，只是做表面的花哨处理而已。

二、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研究局限的成因

就上文的分析，公共政策风险评估虽已引起关注，但研究并不深入，高质量的成果相对有限。剖析造成这一困局的原因，将有助于针对性地提出消解和突破策略，推进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实践提供指引。

1．理论研究重视不够政策科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范式。政策评估作为政策分析的一个环节和分支，也日益得到重视，旨在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提供依据［8］。有学者提出，如果政策评估的标准或方法不科学，那么具有明显的负向排斥性政策将可能评价为好的或者合乎正义的政策［9］，这将引致很大的风险。然而，他们只是点到为止，把公共政策风险评估作为政策分析的一部分，淡化了其重要性。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理论研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2．问题意识不强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重点不在于定义什么是公共政策风险，而是如何找到风险源，进行风险的识别与控制。这就决定了理论研究需厘清公共政策风险的特殊性、公共政策风险评估与其它项目（活动）等的风险评估有何本质区别，哪些可靠的技术手段可用于公共政策风险评估与管理等问题。然而，现有研究花了大量的笔墨为公共政策风险下定义，以无争议的粗线条方式阐明公共政策的风险源在政策系统内外部或者政策过程。如此一来，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研究并非基于明确的研究问题，而是把公共政策和风险评估进行简单叠加。理论上的“自说自话”显得空洞乏味。

3．研究者学科背景受限从现有情况看，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研究的主体大多来自于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领域，较少受过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的专门训练，这不利于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意思的是，部分研究者具有经济学、管理科学的背景，在公共项目风险评估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公共政策风险评价的研究成果，可他们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公共政策分析训练。然而，更好的风险评估比较来自于信息交换，而不是依赖技术模型进行定量信息的比较［10］，选择适当的技术之后需考虑如何对结果做出解释。所以，研究者的学科背景限制了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研究将价值理念、语言表征及技术工具进行有效地整合。

4．研究的压力与动力不足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研究成果大体形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个人基于兴趣、社会热点等方面的考虑进行研究尝试，以文献研究居多，重复生产的意味较重，质量不高；二是研究团队获批纵向课题后开展研究，虽说引入多学科的方法，也运用了大量的模型，但是理论解读和推导居多，基于实践的总结与提升较少。因为纵向课题通常只需提供公开出版的论文、著作等就可以申请结题，深入实践的压力几乎没有，动力也就无足而生了。当然，这跟研究者鲜有机会接受政府的委托进行公共政策风险评估有关。以教育政策的风险评估为例，由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组成临时性风险评估团体是政府的惯常做法，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可以说是依附于政府参与评估工作，无独立性可言，压力和动力自然也有限。缺乏实际操练机会的现状很难促进研究者投入力量组建多学科背景的成员进行研究，这又怎么习得风险评估硬本事？如果研究者还是按照前文所述提提一般性的对策建议，这又加剧了地方政府对专家、科研机构独立评估的不信任，研究人员更加难以深入到“评估市场”中去。

三、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研究的突破

公共政策风险评估是一项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跨界对接工作，理论研究更加需要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样才能使得理论成果真正指导评估实践，增强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工作的成效。借鉴项目风险评估、政府绩效评估等较为成熟的做法，研究者从“黑板”、“电脑”走向“政府”、“市场”将是总体发展趋势和方向。基于这个大方向，研究者可从以下方面尝试以实现突破。

1．树立研究信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政策是一系列方针、策略的统称，是党和国家的治理工具。任何的执政理念都要靠各项公共政策来落实。很显然，对公共政策进行风险评估，不仅关乎治理能力和水平，更影响到社会稳定与社会质量的改进。通过对未来的预测，把不确定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等于政府掌握了主动权。可以预见，政府将越来越重视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研究者应该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前景抱以乐观的态度，相信不仅可以有所作为且可以大有作为，提高研究激励。共识一旦达成，就可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加入，为研究队伍输送新鲜血液。

2．增强“市场”意识从前文分析看，研究者因承接政府委托项目少，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实践有限等导致了理论研究不充分。要想推进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研究，还得回归“市场”。这里的“市场”并非纯经济的买卖市场，而是基于政府是委托人，研究者是人形成的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市场。在这个特殊市场中，政府提供经费支持，研究者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和理论研究的需要等承担具体政策的风险评估工作，这将促使他们带着明确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所以，要想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研究者必须改变“关起门来做学问”的做法，主动接触政府，“推销”自己的成果，寻求与政府的对接。只有增强市场意识，受到市场的刺激，研究者才会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投入研究，体悟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在理论成果有所转化的同时进一步修正、充实、完善已有的研究结论。此外，研究者需与政策制定机构建立起有效的风险沟通以增强信任感，因为价值判断是专家风险评估途径的内在特性，目的是提供关于危害的综合信息以满足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和利益，并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对待不确定性决策问题［11］。这有助于提高获取市场操练的机会。

3．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公共政策风险评估既需要政策分析（评估）的理论指导，也需要风险评估（管理）技术的方法支撑，这很难靠学科背景既定的研究者个体单打独斗来完成。除了政策分析的多学科研究途径，公共政策分析评估尤其需要得到理工科技术方法的支持。由此，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吸引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工程等学科的人才实现优势互补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例如，风险评估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审议的程序，将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之四大参数———社会信任、制度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作为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就可被广泛应用［12］。这既可以弥补政策学家方法运用上的缺陷，也可预防风险评估技术人员价值理念上的偏差，因为风险研究往往没有质疑事实（包括某些有害后果的概率期望）和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区别［13］。此外，公共政策涉及合法性问题，应将有法学背景的专业人才吸纳进研究团队。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公共事业管理教学

［作者简介］杨芳（1975-），女，河南商城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广东广州5100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公共政策课程案例教学与案例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09A062）和广州大学2009年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公共政策课程案例教学与案例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1-0139-02

“公共政策学”是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本科生的专业主干课程。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公共政策的研究和教学以来，“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体系逐步规范化、科学化，但体现不同专业的特色教学却比较缺乏。由于学科性质和培养目标不同，“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应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合理的设计，以促进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应凸显专业特色，充分体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根据专业要求确立教学目标

公共事业管理于1998年被教育部正式列入本科专业目录，主要培养面向21世纪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文教、卫生、体育、环保、社会保险等公共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①公共事业管理指公共组织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活动。公共事业管理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对公共政策这一手段的运用。公共政策既是公共事业管理活动的基本依据，又是公共事业管理活动的基本手段、杠杆和工具。“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在培养公共事业管理人才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们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政策科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策系统和政策运行过程，学会政策分析的初步方法。具体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目标应定位为“四个一”，即培养一种习惯、理解一套理论、掌握一套方法、具备一系列的能力，从而达到改进政策系统，提升公共事业政策的质量和效力，提高公共事业管理水平，增进公共利益的目的。培养一种习惯，即培养学生关注现实政策运行的习惯，要经常关注国家出台和调整了哪些关于公共事业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运行情况和执行效力如何等，以提高学生的政策敏锐性和洞察力，为运用相关理论分析政策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理解一套理论，即理解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掌握公共政策的内涵、特征、本质、功能等理论，了解古今中外的政策思想和政策运行过程。掌握一种方法，即政策分析的方法，具体包括政策问题界定的方法、目标确立的方法、方案搜寻的方法、结果预测的方法、方案比较的方法、效果评估的方法。②具备一系列的能力，即培养同学们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能力，特别是公共政策的执行力。

二、根据专业要求安排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设计是教学的一项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工作，内容安排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效果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公共政策学”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教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但实际教学中，限于教学时间难以面面俱到，这就要求任课老师根据专业要求精心设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公共政策学”的教材比较多，代表性的教材有宁骚的《公共政策学》、陈庆云的《公共政策分析》、陈振明的《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严强的《公共政策学》等。从教材内容看，有的侧重于公共政策系统和过程的阐述，有的侧重于公共政策的分析，有的两者兼顾。比如，宁骚的《公共政策学》侧重于政策本质、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的讲述。陈庆云的《公共政策分析》主要侧重于政策问题、议程、方案、效果等的分析。陈振明的《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和严强的《公共政策学》基本实现了理论与分析技术、方法的兼顾。过去，“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一直注重于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的讲授，关于政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由于教材偏好、任课老师知识背景、涉及知识面宽、教学难度大等原因涉及较少。进入21世纪，公共事务日趋繁杂，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策分析的功能日益凸显，它可以“应用人类社会一切可能的知识、理论、方法、技术以及直觉、判断、创造力等能力及潜能，帮助正确地制定公共政策和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③。因此，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内容应当在讲授政策系统、政策过程等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分析的内容，让学生掌握政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建构政策问题、确立政策目标、分析政策方案、预测政策实施结果、提出政策建议、监控政策执行过程、评价政策效果，以减少以后工作中政策制定的失误，提高政策实施的效能，提升公共事业管理水平。

三、根据专业要求改革教学方式

公共事业管理是一个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专业，因此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的教学培养学生对现实的关怀意识和分析政策问题、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改革过去“重知识、轻能力”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注重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研讨式教学、实践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1.优化案例教学。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政策学之父拉斯韦尔将它界定为“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那些结构和关系都很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工具”④。公共政策因公共问题的存在而生，其立足于社会公众实际生活，以解决社会公共实际问题、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为目的。小劳伦斯指出，在政策分析中运用案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在政治和官僚制生活领域中的分析习惯；增长学生们运用有助于分析政策问题的、特定的分析概念和技巧的能力；让学生们熟悉公共政策形成的知识和背景知识”⑤。为提高案例教学的效果，一方面要选择合适的案例，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的教学中，尽量选取真实的、学生关注的、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养老、环境保护等涉及公共事业管理的案例，以激发同学们探讨的热情。另一方面，任课教师应熟练运用案例教学的方法，实现案例和理论的融通，真正起到以案例消化理论、通过案例锻炼能力的目的。

2.注重情景模拟教学。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有针对性地设计情景，并让学生扮演情景角色，模拟情景过程，让学生在高度仿真的情景中获取知识和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⑥情景模拟教学有较强的趣味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研究欲望，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和设想，发展学生的创造和思维能力，达到教育与现实需要的接轨。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可以选择合适的主题，通过公共政策方案论证会、公共政策方案听证会、政策新闻会等形式，让学生进行实战模拟。通过角色扮演，一方面，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让学生体会政策出台的不易以及作为政策制定者应承担的责任，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意识。

3.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实践教学。公共政策是一门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现实公共政策的实践，可以为公共政策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料。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各种政策资源，增强同学们的感性认识，了解我国政策运行的实际，提高认识、分析、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如组织同学们参与政策听证会，感受和了解政策听证的过程；让同学们利用假期参与政策宣传、政策执行活动。通过参与，让同学们充分了解政策运作细节，了解我国转型期公共政策的特点，以更全面、更客观、更理性地认识和解决政策问题。此外，学校可以选择一些事业单位、优秀的非营利组织或社区作为教学实践基地，有针对性地安排学生进入社会实践基地，体验真实的公共事业管理和政策运行过程，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巩固、发展和修正理论，提高技能，为日后进入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根据专业要求改革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考评是整个教学实施程序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好的考评机制是激发学生积极性的有力措施，也是评估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为适应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需要，“公共政策学”的教学需要改革原有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新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一直以来，学校对学生的考核主要以闭卷笔试为主，“以分定论”。很多学生平时不努力，考试突击“背”而过关。这种考核方式对于理论性、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公共政策学”课程来说，难以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不能全面反映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因此，必须改革原来的考评方式。首先，加大平时考核的力度，提高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目前大多数学校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分占30%，试卷成绩占70%。这种分值比例难以改变“一考定好坏”的局面，建议扩大平时分的比例，使平时成绩占学生总成绩的50%左右。同时，加强对平时教学环节的管理和考核，将课程作业、课堂案例分析、情景模拟中的表现、参与社会实践的次数和质量等都纳入平时考核的范围。其次，调整考核内容和标准。在平时考核中，要将学生参与教学的每个环节都纳入评价体系。例如，在案例分析中，背景资料搜集是否真实、全面，分析思路是否清晰，分析问题是否深入，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成果研讨和展示是否清楚、明了，对其他同学的质疑是否很好地做出回应等。在情景模拟中，主要考核事前准备是否充分、角色扮演是否成功等。另外，在闭卷考试中，除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外，尽量减少机械记忆的考题，加大案例分析、材料分析和论述题的比重，甚至可以在试卷中加入“策论”“申论”等类型的题目，以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和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最后，改革评价机制，在平时考核环节建立公开互评机制，即每位同学既是评价者，又是被评价者，这样，可以避免教师一个人说了算，也可以克服评分中的不公开、不公正现象，调动学生参与整个教学过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在案例分组分析中，可以让各个小组之间相互评分。在情景模拟教学中，可以让同学们选出最优秀的角色扮演者等。总之，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同学们关注现实，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分析和解决政策问题能力，为他们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公共事业管理者奠定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12-213.

②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8.

③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5.

④刘斌，王春福.政策科学研究（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9.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7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开辟一个新的犯罪学研究领域——“制度犯罪学”(institutional criminology)。传统犯罪学理论以纯实证的态度和方法对个体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制度犯罪学则是科学与权力或科学知识与权力知识之间的结盟，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再加上政策学、政治学的眼光，研究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制度犯罪学坚持认为，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基于这一认识，制度犯罪学关注以下具体问题：政府在解决犯罪问题中的作为如何？在解决犯罪问题过程中政府应当做什么(should to do)、能够做什么(can do)、打算或不打算做什么(choose to do or choose not to do)、已经做什么(have done)。制度犯罪学研究使犯罪学由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走向一门具有政治献策功能的决策科学。 

 

 

    本文力图开辟一个新的犯罪学理研究领域——“制度犯罪学”(institutional criminology)，并把它视为可以与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社会学比肩而立的犯罪学“第四支柱”。传统犯罪学理论以所谓纯实证的态度和方法对个体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制度犯罪学则是科学与权力或科学知识与权力知识之间联盟的结晶，它把犯罪问题视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并辅以政策学或政治学的眼光，研究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由于本文只是对制度犯罪学研究的“破题”之作，故称“初论”。

   

一、什么是制度犯罪学

    (一)制度犯罪学的关注焦点和研究内容

    所谓制度犯罪学，就是对公共政策的犯罪学分析，准确说，就是对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是制度犯罪学关注的基本对象。

    制度(institutions)即规则，是由演化或者设计而来的行为规则或行动准则。由设计而来的规则叫做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是一些政治人(如选举产生的立法人员、国家行政官员等)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或立法程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在人类经验中逐渐演化而来的规则叫做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①习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等，是由演化而来的非正式规则；政府(包括执政党、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是基于政府权威设计而来的正式规则。本文所称“制度”，特指正式制度。制度犯罪学研究的是正式制度及其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基本上不涉及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关于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犯罪社会学的任务。犯罪社会学关于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或可能算作“潜制度犯罪学”。当然，在讨论文化政策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时，难免会论及诸如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树立问题，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地会涉及对非正式制度的犯罪学评价。

    正式制度可以分为社会基本制度(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例如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具体制度两个层面。在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具体制度即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②广义制度犯罪学的研究内容涵盖社会基本制度和所有的公共政策。但是，本文所称的制度犯罪学，仅指对公共政策及其与犯罪问题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换言之，制度犯罪学研究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展开的，它所研究的仅仅是既定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这里所说的“既定社会条件”，不仅是指既定的社会基本制度，还指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类型。

    这种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展开研究的制度犯罪学，不就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犯罪学评价，不讨论社会性质(姓“资”姓“社”)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不讨论罪的社会起源或者根源问题，也不讨论社会急剧动荡时期的犯罪问题(例如战争以及战争政策与犯罪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当属“元制度犯罪学”研究。“元制度犯罪学”或可称作“犯罪政治学”或“犯罪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元制度犯罪学”，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展开研究的制度犯罪学属于“具体制度犯罪学”，或可称“犯罪政策学”。

    “具体制度犯罪学”只就既定社会制度下的具体公共政策(如产权制度、人口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等)以及政策过程进行犯罪学评价，它只关注具体公共政策的性质及其变化对犯罪状态的影响，即对犯罪现象量的增减、类型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之所以要做如此限定，一是为了给制度犯罪学研究确定一个基本的研究前提，避免制度犯罪学研究陷于单纯的意识形态论战；二是考虑到只有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和在社会常规性运动的情况下公共政策的活跃性及其对犯罪问题影响的重要性才能够凸显出来，因而在既定基本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展开研究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制度犯罪学或具体制度犯罪学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政府在解决犯罪问题中的作为如何？在解决犯罪问题过程中政府应当做什么(should to do)、能够做什么(can do)、打算或不打算做什么(choose to do or choose not to do)、已经做什么(have done)等问题。

    为此，制度犯罪学或“具体制度犯罪学”主要研究以下具体内容：

    ——公共政策的好坏(如是否公平、是否决策失误)对犯罪状况的影响；

    ——政策时机(如政策出台时条件是否成熟、社会心理承受力如何)对犯罪状况的影响；

    ——政策执行(如是否违法行政)对犯罪状况的影响；

    ——公共政策的变动对刑事政策的影响(如对法定犯罪圈的划定的影响)；如何通过公共政策解决或克服犯罪问题；

    ——公共政策在防治犯罪方面的机会成本；等等。

    社会管理体制(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不应当被视为“元制度犯罪学”问题，而应当视为“具体制度犯罪学”问题纳入制度犯罪学的研究范围之中。

    (二)制度犯罪学的基本命题与核心观点

    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作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犯罪问题，应当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公共政策来解决，而不应当过分依赖于刑事政策或刑罚压制来解决。这是制度犯罪学的基本命题和核心观点。

    围绕上述基本命题和核心观点，制度犯罪学坚持如下具体观点：

    1.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是影响犯罪状况的最为活跃的因素或变量。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实际起着引领和调控作用的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公共政策有助于犯罪问题的解决，坏的公共政策则会导致或者助长犯罪问题的发生。

    2.犯罪问题对于公共政策具有反作用。从犯罪经济学角度看，一定规模的犯罪现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产业”，也是社会资本的巨大损耗。一国的犯罪情况是该国基本国情的一部分。国家和政府进行公共决策时不能无视犯罪问题的存在，不能不考虑公共政策的社会治安方面的成本和收益。

    3.应当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好的公共政策，就是好的犯罪对策。能够较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重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减少社会问题出现的公共政策是好的公共政策，与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专门对策协调配套的公共政策是好的公共政策。

    4.保持较低的犯罪率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是政府应当提供给社会的一个公共物品(public goods)。③犯罪问题的有效控制和适当解决，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全部委之以公众。好的公共政策需要有好的体制和好的政府作保证。公共政策的好与坏，取决于体制的好坏以及政府(以及执政党)决策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高低。

    5.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是政府的一种“治道”，它追求的是对犯罪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文化(伦理)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文化(伦理)解决，关键在于政治上的良治、文化(伦理)上的纯美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从本质上说，犯罪问题的解决过程是一个社会设计和人性管理过程。完善的社会、纯美的文化(伦理)加上全面发展的人，是有效解决犯罪问题的根本性条件。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政治构想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伦理)思想的内在要求。

    (三)制度犯罪学的研究工具：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

    政策分析是科学家与决策合作中产生的一个“混血儿”(hybrid)[1]102。在制度犯罪学中，政策分析是犯罪学家与公共政策相结合的一个适当途径，也是制度犯罪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和最基本研究的工具。

    所谓政策分析，就是对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政策分析是一种个案研究方法。政策分析不仅要做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而且允许进行政治和伦理方面的价值评判。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是：对公共政策加以解释而非描述；探究公共政策的原因和结果；尝试发出现适用于各种政策领域的一般性理论[2]41。政策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甄别好的公共政策与坏的公共政策，并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policy advocacy)。

    在制度犯罪学研究中，政策分析的重点是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治安效果加以分析、评估，即对某一项公共政策对社会治安的影响程度以及该政策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机会成本大小进行分析、评估，最终据以提出合理化的公共政策建议。

    制度犯罪学中的政策分析，核心是要查明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具体分析方法，既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解释性的；④既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⑤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寻求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统计学因果联系或概率性因果联系，是查明制度与犯罪问题之间在无因果联系或高度相关关系的重要手段。

   

二、公共政策是影响犯罪状况的“有形之手”

    制度或公共政策是一只影响犯罪状况的有力的“有形之手”，现代社会中的犯罪变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或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的取向及质量。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制度有其必要性。制度以及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团结的“黏合剂”，也是社会发展和个人行为取向的“指引器”。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学和政策学把公共政策的功能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导向功能，即公共政策作为规范公众行为的社会准则，而在行动和观念上引导公众，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这种导向作用，在社会变革期或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管制功能，即公共政策旨在避免不利因素出现而对目标群体产生的约束和管制的功能。可以分为积极管制(激励)和消极管制(惩罚)两种。三是调控功能，即公共政策对利益冲突的调节和控制功能。四是分配功能，即公共政生对社会利益和资源分配与再分配的功能。其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恰当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2][3]。

    也许正是由于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具有上述功能，这只组织和调整社会的“有形之手”，也就同时成为了影响犯罪状况与动态的“有形之手”。政治学和政策学所概括出来的公共政策的上述每一种功能是否发挥，都与社会稳定与否以及社会犯罪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有着难以克服的“双面性”或“双重性”。一方面，它起着组织社会、引导社会、压制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可能给社会及人类带来伤害和副作用。从终极意义上讲，当国家以及由其生产的正式制度无比强大时，会极大地压制社会，不仅使人类付出自由代价和经济代价，还会产生专权、官僚主义以及种种政治罪恶。从现实来看，国家政治权威以及由此而生的正式制度(公共政策)的存在，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问题：政府可能违法行政和侵犯人权，权力可以被用来“寻租”并产生腐败，法律和公共决策可能“自摆乌龙”而引发种种违法犯罪。“规则是个好东西”，⑥但规则(制度、政策)也自有规则(制度、政策)之弊。从犯罪学角度说，正式制度以及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不仅调整着社会，而且影响着社会的犯罪状况。任何国家中的犯罪现象，总是以一定的制度(政策)为背景而存在和变动。

    现代社会的每一步变迁和每一次转型，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政策的推动。一次社会转型，就意味着一次制度设计和公共选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犯罪现象的明显变化——通常表现为犯罪的增长。因此，影响犯罪变化的那只有形的制度或政策“推手”往往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异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犯罪现象变化，是一个颇具标本意义的例证。

    “中国在当今世界众多的国家中是独具特色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制度文明[4]。这种独特的制度文明，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影响着中国的犯罪状况和变动趋势。因此，考察中国社会，研究包括犯罪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问题，必须结合这种独特的制度文明来进行。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的运动和发展始终是在强大的中央政权把握和调控之下推进的。中国的犯罪状况一直与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国家制定的刑事政策往往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政府组织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方式往往与政治运动相交织，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犯罪现象及其变动的一大特点。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启动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除了“严打”斗争以外，中国政府已经不再针对犯罪问题组织和发动大规模的运动式打击；即使是“严打”斗争也逐渐向常规化发展。但是，政治或政府对犯罪状况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褪祛，只是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政府是直接以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控制犯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则主要通过公共政策来间接地影响犯罪。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与之配套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项具体政策的调整，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犯罪现象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应当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政策来影响犯罪状况的做法，较之此前的强力控制的做法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常态，因而也就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总而言之，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是以后，在中国犯罪现象变动的背后，总是能发现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政府就中国社会发展所做出的体制选择以及各项具体公共决策，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犯罪的状况及走向。

    如果不注意到中国犯罪现象的这一制度背景或政策背景，将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犯罪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由此推及一般，如果不注意到犯罪现象存在和变动的制度(政策)背景，所有的犯罪学理论都将无法全面认识人类社会犯罪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三、传统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现象

    自19世纪末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西方犯罪学家们提出了种种理论和观点，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犯罪生物学理论(biological criminology)、犯罪心理学理论(psychological criminology)和犯罪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criminology)等犯罪学理论“三大支柱”。它们或坚持个体主义立场，用个体生理或心理因素解释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或坚持社会结构主义立场，用社会解组、社会失范、文化冲突等因素来解释现代化背景下犯罪现象变动的原因。用社会解组、社会失范、文化冲突等因素来解释现代化背景下犯罪现象变动原因的理论，可以统称之为犯罪的现代化理论，是传统犯罪学理论中的主流。受西方犯罪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我国犯罪学者曾经用“代价论”、“同步论”、“正比论”、“反比论”、“远正近负效应论”等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犯罪现象变动和增多的原因。这些理论实际上是西方犯罪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翻版。

    这些理论对于解释现代化背景下的犯罪变动，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但它们有一个重大遗漏，即遗漏了对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相关性的研究。它们都没能深入到制度或政策层面去考察犯罪，没能发现影响犯罪变动的制度(或政策)“推手”。传统犯罪学研究着重于对个体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性描述和分析，而没能进一步挖掘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换言之，传统犯罪学理论只关注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非正式制度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只关注在社会“自然秩序”下犯罪现象的“自然发展史”，而忽视了犯罪现象在制度或公共政策这只“有形之手”推动下的“人为变化”。我国社会学家孙立平在谈到我国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时曾清醒地指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些社会现象的结构变数与社会动荡的关系，而对其中的机制与逻辑缺乏足够的关注”。[5]这话用来评价上述中外犯罪学理论也颇为适当，其中所说的“机制与逻辑”，实指制度或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

    由于传统犯罪学的上述遗漏，使得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至今还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甚至对抗状态。“乍一看，传统犯罪学所关注的东西，与那些制定和执行与犯罪问题相关的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regarding crime)的人所关注的东西是相吻合的。实际并非如此。大多数犯罪学教科书在其索引中都没有列出‘公共政策’这一词条。在政策的制定者中，有人对科学犯罪学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对科学犯罪学持敌视态度”。[1]⑦犯罪学理论经常被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视为脱离实际，政策制定者们处心积虑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包括刑事政策)则往往被犯罪学家们批评为经验主义或长官意志。

    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现象，归结起来有两点具体表现。一是理论与实践之间“两张皮”，即犯罪学理论与公共政策实践(公共决策和及其执行)相脱离。这种脱离，既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也是知识与权力(政治)的脱离。⑧犯罪学理论与公共政策实践相脱离的具体表现就犯罪学家与公共政策实践互不沟通、互不“买账”。犯罪学家很少对某项具体的公共政策进行犯罪学评估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因而犯罪学理论很少能够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则很少听取犯罪学家们的意见，更谈不上主动问策于犯罪学家，他们往往凭主观意志或者经验“拍脑袋”来进行决策，至于这种决策的社会治安成本如何，全然不予考虑。因此，犯罪学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之间，对于某些政策取向的评价往往相左。二是理论之间的“两张皮”，即犯罪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相分离。犯罪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者术业各有专攻，学术界限严格，不越雷池半步。其结果是，犯罪学家在解释犯罪时，很少追寻个体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背后的制度逻辑，很少注意到个体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背后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则很少考虑某一项公共政策在社会治安方面可能付出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收益。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导向性的提法。对于这个提法对社会公平以及我国犯罪状况的深层影响，或者说对因此而可能付出的社会伦理和社会治安方面的代价，决策者显然有欠考虑，现在看来颇为值得反思。

   

四、犯罪学由纯粹的实证科学走向决策科学

    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状态，可能会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是使犯罪学成为在价值中立原则下走“纯实证”、“纯科学”的路子，不关心政治，不问社会改革，不考虑犯罪学理论研究可以为公共政策提供哪些有用而可行的建议或启示，因而严重妨碍犯罪学理论的发展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二是由于轻视科学知识并且逐渐形成轻视科学知识的习惯，公共决策和公共行政将无法成为一种“知识性治理”，⑨而只能是一种单纯凭借国家权力而对社会进行的强力管制。

    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犯罪现象的变化，使得科学与政治(权力)相结盟、犯罪学与公共政策相结合，让犯罪学由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变成一门决策科学，从而获得一种政治献策功能，既是现实要求，也是理论上的需要。

    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现代政府越来越注意运用公共政策对经济以及社会进行组织和管理，政府公权力扩张似有增速趋势。有人说，20世纪是政府行政权不断膨胀和扩张的世纪。国家和政府公权力的扩张，表现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纳入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的调控范围之内，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取代非正式的社会制度成为调节社会成员生产生活的基本方式，而社会原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规则则被国家权力和公共政策所抑制或者与国家公权力结合在一起。[6]“政治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之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到今天它已经高度成熟，发展成为现代政治。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已经成为牵动着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巨大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人类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7]总之，在现代社会，一切都在政治笼罩之下，一切都在政府公权力这只“有形之手”的掌控和调节之下。犯罪现象也莫能例外。现代犯罪学研究，必须在原有的社会学(犯罪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犯罪生物学)的眼光之外，再增加一幅敏锐的政治学、政策学(制度犯罪学或犯罪政治学)眼光。用上述眼光武装起来的犯罪学就是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相结合而形成的“制度犯罪学”。借助政治学、政策学眼光，制度犯罪学获致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献策功能而成为一门决策科学，并成为与传统犯罪学理论“三大支柱”[8]比肩而立的犯罪学“第四支柱”。

    犯罪学与公共政策的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实现这种结合是有不小困难的。⑩这就需要犯罪学研究者们有意识地去促成这种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具体方式就是犯罪学家主动地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具体点说，犯罪学应当把公共政策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犯罪学家应当积极主动参与政治和公共决策，为公共决策建言献策。犯罪学家应当主动参与政治和公共决策、政治家也应具有一定的犯罪学思维。

   

注释：

    ①有学者把由设计而来的制度称作“外在制度”，把由演化而来的制度称作“内在制度”。参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不：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35-37.

    ②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所做的权威性分配，即政府就一些具体公共事务做出的公共选择。政府选择做什么或者选择不做什么，都是公共政策，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等都属于公共政策。(转引自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原文出自(美)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上册)[m].美国培生公司，1975：1.)相对于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交往关系等，公共政策属于正式制度，相对于社会基本制度，公共政策则属于具体制度、次级制度。“公共政策作为规范公众行为的社会准则，其对公众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引导既包括行为的引导也包括观念的引导，它告诉人们要以什么为标准，应该做哪些事和不该做哪些事”。(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1-92.)。

    ③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与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相对。在公共政策理论中，公共物品是指那些能够被所有人得到的物品或服务；私人物品是指那些通过市场选择而被个人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具有不可分割性，面向所有人，不具有排他性；私人物品则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例如，“让每一个公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句话中所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改革开放政策所产生的公共物品，它应当为我国所有公民所共享。需要注意，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这种两分法具有相对性。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很清晰。但是，说保持较低的犯罪率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是政府应当提供给社会的公共物品，可能不会有多大争议。

    ④描述性研究，是指运用统计、调查等方面的资料来陈述、反映事物的现实状况，它主要回答何时、何地、何人发生了何种事情。解释性研究，是指对所描述的事实的原因进行解释，回答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

    ⑤定性研究，是指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客观事物，而不进行数量测量和分析。参与性观察就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是指运用数据测量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对事物进行研究。

    ⑥《规则是个好东西》，.cn，2008年11月12日03：36，舜网—济南日报。该文说：“事实上，规则乃是我们所掌握的一种手段，用以应对我们对特定行动之结果的无知；再者，我们赋予这些规则的重要性，不仅是以它们致力于防阻的那些可能会产生的危害的量为判断基础的，而且也是以(在规则被无视的情况下)危害产生的可能性程度为判断基础的。这两个事实表明，只有当这些规则得到长期遵循的时候，它们的作用才会得到发挥”。“倾力关注可见的短期结果，会一步一步地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可操纵的组织。与此同理，如果我们只埋头于即时性的直接结果，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牺牲的就肯定是自由。因此，一个由‘法律支配’的社会(nomocratic society)，必须把强制完全用来实施那些有助益于一种长远秩序的规则”。

    ⑦james f. gilsinan: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an introduction. 1990 by prentice-hall, inc. page ix

    ⑧有人说“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可以被看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按此说法，犯罪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是一种知识(科学)与权力(政治)的关系、犯罪学与公共政策实践的脱离，则是知识(科学)与权力(政治)的脱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3.

    ⑨关于“知识性治理”的提法，参见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6.该书中的提法是“知识性统治形式”。

    ⑩西方犯罪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认为，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区别是科学(知识)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区别。有学者认为，科学(社会科学、犯罪学)与政策(公共政策)之间在基本目标上互不相同，这给二者的结合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科学追寻的是真理和事实真相，政治和权力追寻的则是具体政治目标或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学者指出，作为科学知识的犯罪学追求对事物(犯罪现象)的多因性解释(力图穷尽事物发生的所有原因)，作为政治或权力知识的公共政策则追求问题的实际解决，或者说追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社会科学家(包括犯罪学家)通常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采取的问题解决方案具有以下特征：从特定视角对问题进行理论表述；强调知识性(knowledge)，而不是强调有用性或实用性(utility)；通过对标准研究方法的严格使用而消除冲突性解释；研究过程具有周延性。政治家或公共政策的制定者采取的问题解决方案则通常具有以下特点：把问题限定在能够解决的范围内或者任期内可解决的范围内；解决问题是第一目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用性比知识性更重要；无力、也没兴趣追寻问题的根本原因。参见james f. gilsinan: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an introduction. 1990 by prentice-hall, inc. p. 4-6.

 

【参考文献】

    [1]james f. gilsinan: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1990 by prentice-hall, inc. p 102，“preface”.

    [2]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1，28-30.

    [3]宁骚主编.公共政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63-165.

    [4]李楯编.法律社会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85.

    [5]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25.

    [6]曾峻.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其运用[m].学林出版社，2005：93.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教学改革；互动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109-03

《公共政策学》是公共管理类的主干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必修课。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都较强的学科。《公共政策学》的价值在于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能运用政策理论解决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是公共政策理念和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政策问题意识，以及运用公共政策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然而，目前《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在实践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制约了学生能力的培养，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探索。

一、《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面临的现实问题

《公共政策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分支，是一门新兴学科。广西大学从2002年开始设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作为专业必修课，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成绩评价和考核方式等方面仍面临一些难题，需不断改革与完善。

1.从教学内容来看。部分政策理论过于“西化”，不适应中国政策理论和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是“在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模式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建立方式，缩短了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摸索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色彩有余、中国特色不足’等问题。”目前教材中的《公共政策学》理论多是来源于西方国家政策实践的研究，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为背景，这些理论也许对西方国家公共政策与管理有指导意义，但不少理论却难以解释我国面临的政策现实，也不能指导具体的政策实践。为此，应在对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成果的消化、借鉴与创新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研究，建立以我国政策实证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系统公共政策理论。

2.从教学模式来看。以教师为中心，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传统的《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模式，一般是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过于关注知识的单向传授，学生多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主动参与的机会少，制约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不少学校教师探索实践了以案例教学方法和研讨式教学法为主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但对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多是侧重于教学形式的互动，且存在着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处理不当、缺乏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等方面的问题，缺少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考评体系在内的多元化的《公共政策学》课程互动式教学体系。

3.从实践教学来看：缺乏课程实践基地和有中国和广西区域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严重制约了《公共政策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公共政策学》离不开政策实践。著名政策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曾说：“我们应尽可能地寻求科学的标准、利用科学的方法。但从根本上说，政策分析是一项‘实践的’而不是‘科学的’工作。”然而，在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大多数本科生缺乏社会实践的经验，对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的工作更缺乏感性认识，学习《公共政策学》理论对许多理论感到茫然。而让在校本科生进行大量的政策实践是不可行的，建立有中国和广西区域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库、与相关部门建立课程实践基地成为现实的选择。

二、《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典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课程，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政策学》教学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在广西教育厅和广西大学的支持下，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进行了《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1.理论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公共政策学》教学内容包括理论和案例两方面。针对目前一些教学理论和内容难以解释中国现实的情况，将结合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专题研究，尽力弥补一些《公共政策学》理论与我国政策现实相脱离的不足。一是在阐述《公共政策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学》理论前沿、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政策变迁、公共危机与公共政策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二是结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重点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人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进行研究。此外，开设《公共政策学》延伸课程，包括区域公共政策、科技政策与管理、区域公共管理等相关题研究课程。

2.灵活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开展了以课堂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法（Seminar教学法）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充分借助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力量，为学生开设讲座或实验课，密切课堂教学与实际工作，教学质量得以不断提高。为了加深对本课程原理和政策精神的理解，重点进行了案例教学。一方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剖，能够既加深学生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又锻炼学生应用公共政策知识分析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我们通过跟踪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编辑成教学资料，应用到课堂教学和教学指导中。同时，开展专题兴趣小组活动，进行研讨式学习。结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开设“区域公共政策”专题兴趣小组项目，吸收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研究兴趣的本科学生参与。项目活动内容包括专家讲座、经典著作阅读、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方面的内容。通过项目活动，加强师生沟通与互动，促使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和思考，锻炼理论分析、科学研究和文字表达能力。

3.尝试构建互动式教学体系。互动式教学体系应包括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评机制的互动。目前许多高校实施的互动式教学，多是侧重于教学形式的互动，制约了教学效果的发挥。因此，我们在教学改革中，尝试构建师生双主体式的，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考评体系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学》课程互动式教学体系，以充分发挥互动式教学模式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中，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互动：①课程内容互动。师生互动式教学模式是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因此，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中，在第一次上课时由教师主持，通过班级学习委员，根据学生的兴趣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从教师推荐及学生自选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中选择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问题、贵州瓮安、运用渐进模式分析美国FDA（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关于3号红色素禁令中等，同时结合广西的实际选择一些案例，例如运用SWOT方法分析广西大面积推广速生桉树的利弊、南宁市国内首创的城市应急联动系统的经验及启示等案例。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为问题生僻、学生不熟悉而难以开展互动。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中，主要通过专题探讨和精选案例分析进行互动，并将部分专题与案例相结合。如在《公共政策学》理论前沿专题中，对政策网络治理、多源流框架等理论，要求结合武汉“禁麻”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案例进行分析。专题研究式互动是教师把现有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分成若干专题与学生探讨，让学生加以评析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案例分析互动首先由教师与学生通过互动共同精选个案，在每次课堂讨论前，教师先进行理论铺垫、把本学科前沿知识引入教学之中，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自觉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课后自主阅读与思考，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并提出问题，然后组织讨论，请学生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教师再进行评价和总结，并对其中的一些重点、热点作深入分析，加深学生的理解，使学生的理论水平相应提高。②课堂教学方式互动。互动式教学的形成和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教师和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经由教师的能动机制和学生的求知内在机制共同形成。因此，在本课程改革中，注重改变传统的教师单一主体的观念，努力营造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确立学生的问题意识，突出师生、生生之间的多边互动。一方面，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在各种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实行“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质疑和探究，在问与答中展开教与学的互动。

4.加强课程实践教学。《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目前，案例教学法成为学生了解政策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桥梁。建立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包括案例的选题、搜集、撰写、应用等方面在内的案例选编系统，建成有中国和区域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库，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政策问题意识和应对政策问题的实际能力。针对学生缺乏对公共部门的感性认识和社会实践的经验等问题，加强学生的政策实践环节，建设《公共政策学》课程实习基地，让学生能结合现行的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实习活动，努力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政策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008年，在广西教育厅教学改革项目和广西大学的相关政策与经费支持下，已与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的重要地方政府——钦州市钦南区龙门港镇、广西文化事业单位——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学习兴趣小组形式积极开展了社会调查活动。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已有显著成效。

5.构建以能力考查为主体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测评相结合的学生成绩评判和考核机制。按照学校原来的相关文件规定，必修考试课程的期末考试必须采取闭卷方式，其成绩占总成绩的70%。由于受考试时间、题型和参考答案等方面的限制，成绩评判和考核应通过标准答案来量化考核指标，因此考查内容多以知识性题目为主，学生往往过度关注答案的唯一性而不利于思维能力的开发，难以对学生能力进行综合考察。为此，我们探讨对学生评价与成绩考核机制进行改革，期末闭卷考试在总成绩中的比重由70%降为50%，注重过程管理，加强对学生平时学习过程中的能力考查。将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研究和课程实践等结合起来，采用课堂考试与实践环节相结合、小组讨论与代表发言相结合、闭卷考试与口试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同学评价相结合等方式，尝试构建以能力考查为主体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测评相结合的学生评价体系。期末总评成绩由“平时”（50分）与“平时成绩”（50分）共同构成。其中公共政策案例选编占10%，小组讨论占10%，案例分析实训占10%，课堂综合表现和课堂考勤占10%，测验占10%，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提升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

三、教学改革效果

1.通过教学方法和考核机制的改革，学生学习兴趣和成绩明显提升。由于教学方式方法灵活，评价与考核机制激励作用明显，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考试成绩有了明显的提升。实施教学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优秀率为仅为1.69%。从公管2008级开始实施教学改革后，公管2008级优秀率为13.56%，提升了11.87个百分点；公管2009级优秀率为15.1%，比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提升为13.41个百分点。实施教学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的不及格率为8.47%，从公管2008级开始实施教学改革后，公管2008级的不及格率为6.78%，比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不及格率下降了1.69个百分点，公管2009级的不及格率为3.77%，比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的不及格率下降了4.7个百分点。（详情见下表）。

2.通过《公共政策学》课程实习基地和兴趣小组专题研究的建设，提升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公共政策学》课程实习基地的建设，组织学生去相关部门进行教学实习，让学生能结合现行的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实习活动，增强了学生对公共政策实践的了解和公共政策管理操作层面的经验积累，与课堂教学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较好地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结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要，进行“区域公共政策”兴趣小组专题研究项目，开展了包括专家讲座、经典著作阅读、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方面活动，学生进行研讨式学习、思考和写作，加强了师生沟通与互动，促使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和思考，锻炼学生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理论分析和科学研究能力。

3.增强了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成果初步显现。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建立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互动式教学体系，实现了从部分课程案例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方式与课程考核评价方式的互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部分学生能够运用《公共政策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就某个公共政策理论或实践中面临的热点或难点问题撰写论文或政策建议，如就校园交通安全、“限塑令”政策事实效果评估、博物馆免费开政策执行的困境与对策等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部分学生能够结合某个典型的公共政策案例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包括案例摘要、案例介绍、案例分析、观点争鸣、案例启示（或核心提示）等部分，已形成了由老师与学生共同完成的《公共政策学精选案例评析》，准备公开出版，并将在网络教学平台展示，供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交流与学习。

总之，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实践教学、学生成绩评判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和能力等方面都获得了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1]石火学.公共政策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7，（1）.

[2]刘雪明.公共政策学发展的路径选择[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全，尹宝虎，张萍，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9

一、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意义

包括公共政策学在内的任何社会科学的产生都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尽管具有不可否认的客观性和通用性，但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性，因此在引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本土化的过程。而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首先需要学科教育的本土化，学科教育的本土化则直接依赖于教材的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教材是提供本土化教学内容的直接载体。如果将视角从公共政策学扩展到整个公共(行政)管理学，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教材的本土化是西方国家发展本土化社会科学的历史经验。众所周知，现代公共行政学是以美国公共行政学为蓝本的，而美国公共行政学是借鉴了欧洲公共行政的思想。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WoodrowWilson)在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学研究》中直接表明“它是一门外来的科学”。

［1］但是美国的公共行政学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学科。［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公共行政学诞生之后在大学教材的编写上坚持“美国化”的原则，几乎所有美国的公共行政学教材都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例如，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怀特(LeonardD．White)撰写的公认为第一本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的教科书《行政学导论》(1926)，在由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协调、人事行政、行政伦理、行政法规和行政监督等内容构成的框架体系中，全部贯穿美国背景，理论的分析和讲述均以美国的现实问题为基础。除此之外，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者最为熟悉的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学经典教材，诸如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Hen-ry)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1989)、罗森布洛姆(DavidH．Rosenbloom)和克拉夫丘克(RobertS．Kravchuk)的《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2002)更是如此，所有的理论分析全部基于美国的政治架构和现实问题。公共行政学教材的本土化策略不仅助推美国公共行政学执西方公共行政学之牛耳，而且还孕育创造了完全美国式的公共政策学。无论是公共政策学创始人拉斯韦尔(HaroldDwightLasswell)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1951)，还是以色列人德洛尔(YehezkelDror)的政策科学“三部曲”(1968—1971)，其内容都有着浓厚的美国色彩。这一点更为鲜明地体现在西方经典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上，这里列举两本我们熟悉的代表性教材:安德森(JamesE．Anderson)的《公共政策制定》(1975)，在讲述政策方案选择、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公共政策过程的主要环节时，分析的依据全部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策事件;邓恩(Wil-liamN．Dunn)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1994/2002)讲述的每一种方法分析的都是美国公共政策问题。由此，美国公共政策学成为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典范。

从上述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发展的经验来看，教材的本土化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上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教材的本土化能起到3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引导学生关注本土问题，如果讲述的都是国外的问题，无异于是学习“屠龙术”，只有本土化的教材才能诱导学生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其次是引导学生训练本土思维，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在分析问题时考虑的角度不同，教材的本土化能够引导学生用本土化的语言和逻辑去解读现实问题;再次是引导学生提出本土化的方案理路，基于本土化教材的教学能够让学生逐渐养成从回应现实问题需要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在外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若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建议。基于这3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积累，关注本土问题、回应本土现实就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从而推动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立。

二、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现状

由于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大量引进和翻译了国外的经典教材。2000前后，华夏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由赵宝煦主编的“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列教材，其中包括卡尔•帕顿(CarlV．Patton)和大卫•沙维奇(DavidS．Sawick)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等公共政策学经典教材。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出版张成福主编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其中包括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等公共政策学经典教材;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由陈振明和张成福主编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包括弗兰克•费希尔(FrankFischer)的《公共政策评估》等经典教材。2004年开始，三联书店出版由薛澜主编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包括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Howlett)和M•拉米什(M．Ramesh)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等经典教材。除了翻译的教材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开始出版了“公共管理英文版教材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开始出版了“公共管理学经典教材原版影印丛书”，其中就包括金登(JohnW．Kingdon)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等西方公共政策学的权威教材。这些西方教材的引进和翻译，为推动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是，从教材本土化的角度看，是直接“照搬”西方的教材内容，不存在任何本土化的成分，很多内容对于本科生而言是难以理解和消化的，即使是任课教师，也是难以完全把握的，甚至还营造了公共政策学课堂言必谈“西方学者、西方教材、西方理论”和“无西方不上公共政策学”风气。除上述西方公共政策学教材之外，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使用得更多的是国内学者自己出版的教材。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学者尝试出版公共政策学的教材，［3］到2003年前后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已经有30多部;［4］之后，公共政策学的教材迅速增加，到2011年达到106部。［5］尽管教材的数量不少，但其内容构成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公共政策学知识体系框架，有的甚至是西方教材的“翻版”。这些教材的内容全部围绕4个部分展开，除作为导论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历史”外，核心部分是“公共政策系统”“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分析”3个板块。如果将这些教材与国外的经典教材对照，就会发现每个部分都有明显的西方“蓝本”。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共政策学的教材都没有跳出上述西方教材“蓝本”的3大板块。例如，2014年刚刚修订的MPA核心课程《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指导纲要中设定的主要教学内容章节仍然是按上述框架安排的。

［6］只不过不同的教材所强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因而教材也就存在《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学》或《公共政策分析》等不同的命名。称为《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学》的教材更注重“公共政策系统”和“公共政策过程”2个板块理论的讲述，而称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则更注重对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的讲述。不仅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整体框架是西方理论体系，而且在具体章节里面讲述的内容依然是西方的理论，例如“政策执行”部分。在这个部分，国内教材的做法是列举式地介绍政策执行的原则、程序、手段和影响因素后，重点介绍政策执行的模式。但只要讲述政策执行的模式，不外乎史密斯(T．B．Smith)的过程执行模式、麦克拉夫林(M．Mclaughlin)的互动执行模式、马丁•雷恩(M．Rein)和弗朗希•F•拉宾诺维茨(F．F．Rabinovtiz)的循环执行模式、范•霍恩(C．E．VanHorn)和范•米特(D．S．VanMeter)的系统执行模式、高金(M．L．Goggin)的沟通执行模式、梅兹曼尼安(D．Mazmanian)和萨巴蒂尔(Sabatier)的综合执行模式等。只有极个别教材能讲述到“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模式。［4］为了弥补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不足，部分编著者尝试在教材中加入案例或单独配套编写公共政策案例教材。但除了清华大学中国公共管理案例中心开发出了一批规范的本土案例，并于2005、2006、2014年分别出版了三辑《中国公共管理案例》外(其中绝大部分还不是公共政策的案例)，其它的数量本来就不多的命名为《公共政策案例》的教材，编入的案例基本都是从网络上搜集的小“故事”，缺乏教学案例的基本要素，往往是有“例”无“案”。而大多数任课教师个人在课堂上所使用的“案例”更是谈不上质量要求，很多都是“举例说明”，而不是严格的案例教学，而且举出来的例子本身都很牵强，将一个“方形”的“例子”强行塞进一个“圆形”的理论，典型的削“本土案例”适“西方理论”的教学方式。

三、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路径

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本土化并不仅仅是教材语言表达和体例安排的本土化，这些只是本土化的外在形式，最核心的是教材内容的本土化。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阶段来看，教材内容的本土化尽管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1．讲解公认的本土化政策现象。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传统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也就决定我国公共政策的运行与西方国家有极大的差异。这些不同之处尽管有很多都是学界所熟悉的现象，但进入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却很少。例如我国政策运行的政治周期现象。我国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方针路线以及全国人大的法律和决定，它们构成了国家层面政策的核心部分。党的重要方针路线是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作出的，全国人大的重要法律和决定都是在历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期间产生的。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5年1届;而在每1届期间，党的中央全会大约1年1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是1年1次。自从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重大会议的换届和每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基本固定，因而党和国家出台重大公共政策的政治时机也就很规律。这与西方国家以选举政治为基础的政策运行机制是不同的。再例如，我国独特的“政策试验”现象。其“先行先试”和“边试点，边推广”的过程完全颠覆了教科书中介绍的西方理论中政策问题产生、政策议程设置、政策方案形成、政策决策制定、政策实施执行和政策效果评估的逻辑划分。这些都是显著的公认的本土化政策现象，将这些内容编入教材，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我国政策运行的实际过程，而且还可以影响现行教材的编写体系，使其跳出西方“蓝本”的窠臼。

2．吸纳优秀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尽管我国公共政策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发展比较缓慢，但近年来仍然有不少公共政策学研究者发表或出版了很好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这些本土化研究成果的基本特点是以中国的政策实践为基础，尝试修正西方的公共政策理论，甚至是提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理论。但由于研究与教学的脱节，这些本土化研究成果没有及时吸纳进公共政策学教材之中。例如，王绍光和樊鹏基于2009年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为标志的中国“新医改”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模式。［7］这种决策模式由“开门”型参与结构和“磨合”型互动机制两个维度构成:“开门”型参与结构是指我国的决策体制中，不仅是最高决策者和政策制定部门才能参与决策，而且利益团体、政策研究群体甚至普通群众都有参与决策的机会;“磨合”型互动机制是指由多主体、多层次、多阶段的决策过程中通过下层协商、上层协调和顶层协议以达成“共识”。多元主体参与和多渠道协商沟通形成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过程。这种理论很好地批判了西方国家流行的分权制衡决策理论。将这些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及时吸纳进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可以保持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与研究进展的密切关联，从而很好地推动其本土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篇10

“公共政策学”是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本科生的专业主干课程。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公共政策的研究和教学以来，“公共政策学”的教http://学体系逐步规范化、科学化，但体现不同专业的特色教学却比较缺乏。由于学科性质和培养目标不同，“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应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合理的设计，以促进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应凸显专业特色，充分体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根据专业要求确立教学目标

公共事业管理于1998年被教育部正式列入本科专业目录，主要培养面向21世纪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备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文教、卫生、体育、环保、社会保险等公共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①公共事业管理指公共组织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活动。公共事业管理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对公共政策这一手段的运用。公共政策既是公共事业管理活动的基本依据，又是公共事业管理活动的基本手段、杠杆和工具。“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在培养公共事业管理人才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WWW.133229.cOm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们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政策科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策系统和政策运行过程，学会政策分析的初步方法。具体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目标应定位为“四个一”，即培养一种习惯、理解一套理论、掌握一套方法、具备一系列的能力，从而达到改进政策系统，提升公共事业政策的质量和效力，提高公共事业管理水平，增进公共利益的目的。培养一种习惯，即培养学生关注现实政策运行的习惯，要经常关注国家出台和调整了哪些关于公共事业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运行情况和执行效力如何等，以提高学生的政策敏锐性和洞察力，为运用相关理论分析政策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理解一套理论，即理解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掌握公共政策的内涵、特征、本质、功能等理论，了解古今中外的政策思想和政策运行过程。掌握一种方法，即政策分析的方法，具体包括政策问题界定的方法、目标确立的方法、方案搜寻的方法、结果预测的方法、方案比较的方法、效果评估的方法。②具备一系列的能力，即培养同学们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能力，特别是公共政策的执行力。

二、根据专业要求安排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设计是教学的一项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工作，内容安排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效果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公共政策学”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教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但实际教学中，限于教学时间难以面面俱到，这就要求任课老师根据专业要求精心设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公共政策学”的教材比较多，代表性的教材有宁骚的《公共政策学》、陈庆云的《公共政策分析》、陈振明的《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严强的《公共政策学》等。从教材内容看，有的侧重于公共政策系统和过程的阐述，有的侧重于公共政策的分析，有的两者兼顾。比如，宁骚的《公共政策学》侧重于政策本质、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的讲述。陈庆云的《公共政策分析》主要侧重于政策问题、议程、方案、效果等的分析。陈振明的《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和严强的《公共政策学》基本实现了理论与分析技术、方法的兼顾。过去，“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一直注重于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的讲授，关于政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由于教材偏好、任课老师知识背景、涉及知识面宽、教学难度大等原因涉及较少。进入21世纪，公共事务日趋繁杂，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策分析的功能日益凸显，它可以“应用人类社会一切可能的知识、理论、方法、技术以及直觉、判断、创造力等能力及潜能，帮助正确地制定公共政策和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③。因此，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内容应当在讲授政策系统、政策过程等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分析的内容，让学生掌握政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建构政策问题、确立政策目标、分析政策方案、预测政策实施结果、提出政策建议、监控政策执行过程、评价政策效果，以减少以后工作中政策制定的失误，提高政策实施的效能，提升公共事业管理水平。

三、根据专业要求改革教学方式

公共事业管理是一个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专业，因此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的教学培养学生对现实的关怀意识和分析政策问题、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改革过去“重知识、轻能力”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注重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研讨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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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1.优化案例教学。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政策学之父拉斯韦尔将它界定为“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那些结构和关系都很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工具”④。公共政策因公共问题的存在而生，其立足于社会公众实际生活，以解决社会公共实际问题、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为目的。小劳伦斯指出，在政策分析中运用案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在政治和官僚制生活领域中的分析习惯；增长学生们运用有助于分析政策问题的、特定的分析概念和技巧的能力；让学生们熟悉公共政策形成的知识和背景知识”⑤。为提高案例教学的效果，一方面要选择合适的案例，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的教学中，尽量选取真实的、学生关注的、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养老、环境保护等涉及公共事业管理的案例，以激发同学们探讨的热情。另一方面，任课教师应熟练运用案例教学的方法，实现案例和理论的融通，真正起到以案例消化理论、通过案例锻炼能力的目的。

2.注重情景模拟教学。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有针对性地设计情景，并让学生扮演情景角色，模拟情景过程，让学生在高度仿真的情景中获取知识和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⑥情景模拟教学有较强的趣味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研究欲望，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和设想，发展学生的创造和思维能力，达到教育与现实需要的接轨。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可以选择合适的主题，通过公共政策方案论证会、公共政策方案听证会、政策新闻会等形式，让学生进行实战模拟。通过角色扮演，一方面，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让学生体会政策出台的不易以及作为政策制定者应承担的责任，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意识。

3.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实践教学。公共政策是一门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现实公共政策的实践，可以为公共政策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料。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各种政策资源，增强同学们的感性认识，了解我国政策运行的实际，提高认识、分析、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如组织同学们参与政策听证会，感受和了解政策听证的过程；让同学们利用假期参与政策宣传、政策执行活动。通过参与，让同学们充分了解政策运作细节，了解我国转型期公共政策的特点，以更全面、更客观、更理性地认识和解决政策问题。此外，学校可以选择一些事业单位、优秀的非营利组织或社区作为教学实践基地，有针对性地安排学生进入社会实践基地，体验真实的公共事业管理和政策运行过程，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巩固、发展和修正理论，提高技能，为日后进入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根据专业要求改革教学考核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