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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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我规训；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尊严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60-01

中国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中国古典传统思想中的独立学科，在我国的古典传统思想分科当中，是不存在政治、思想等要素的。作为一个缉拿民族因素、历史严谨线索的现代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绝对的现代产物。本文从实际出发，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什么学科，在何种意义上被人们接受等问题展开探索。

一、学科的自我规训与学术尊严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新兴学科，在中西思想教会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都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例外。

规训的英文词写作Discipline，在英语当中，规训这个次具有惩罚，使变得正确、通过训练获得控制等多种含义。可以说，规训呈现出的含义是讲某种东西规范化，而规范的方式则分为惩罚和引导两种。规训一词最初被社会科学规范定义，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当中。

任何一个想要进入某个学科的学者，他们都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以及尊严。但是党他试图进入一个学科进行领域研究时，他就不的不接受这个学科形成的规则，从而使得自己具备进入研究的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之一，就是进行不段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指学科内部与外部对学科的塑造，额有新老代表人物对纪律的维持。一个科学的初学者，不得不接受此前形成的研究网络，接受压力性审查。一般来讲，一个学科在自身的规训上越严格，那么他的学术尊严也就越能够得到公认。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自我规训的四个维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并不具有学科悠久历史的声望支持。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正式星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尊严就是由于规训不够，因此无法机身热门学科。这里所谓的热门学科，指能够吸引研究者全心进行深入探究。

从学科的自我规训来看，一个学科要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就需要为进入这个学科的学者们提供能够良好整合学科资源的规训准则。就“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长期以来学科的自我规训，都没有清的呈献给研究者，也没有得到其他竞争学科的尊重。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来讲，直接的竞争者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占据了政治思想研究的优势资源。此外，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仿照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很难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规则当中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从属学科。

而要提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门槛，加强学科研究的学术批评，增强学科竞争力，就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自我规训的四个基本维度进行界定：

第一是国别辨析，应明确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还是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能够建立起更为合适的学科准则，从而引得学术界的认可。

第二是定位，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需要进行国别定位，同时也需要进行学术定位。现如今，人们在对政治思想史仅进行整理时。常常会采用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并且使用古希腊式的研究方式来处理相关概念，从而形成政治思想史。

第三，历史归类。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学术史还是观念史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就相对而言，观念史更注重文化体系的核心理念，因此，丢星期较晚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需要脱开无法凸显特质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约束，从而对中国政治思想核心理念的披露，呈现历史学科的独特行政。

第四是理论尊严。从学科上来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而兴起的。由于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认同是基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因此附带性的模仿其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表达一种大同。这样的认同，不等于尊重，而是同情的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只有脱离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规训体系，并建立起自身便捷明确的规训体系，才能够具备理论尊严，获得学术敬重。

参考文献：

[1]李宁.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探析――从方法的多元到范式的转变[J].江苏社会科学，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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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理论与实践；阶段划分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4 ― 0035 ― 03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体系，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身又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脉络，就必须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进行科学的阶段划分，总结每一阶段的理论工作和实践经验，才能形成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体系，增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划分力求既立足于历史，又能结合学科建设的特点，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为线索，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进行划分。

一、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历史分期论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分期的划分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服务的，不同的划分标准折射出不同的理论成果。学术界关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划分的标准争论不休，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无论哪一种划分，都有特定的合理性，当然也都存在不足，关键是看它的认同度。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有三种：

（一） 建国论

这种观点以党史为线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为界点进行划分。主要代表人物有邱伟光、黄小蕙（《思想政治工作70年》，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6）、许启贤（《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等，他们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21.7―1949.9），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49.10―1976.10），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76.10以来）。

（二） 史论

这种观点以中共党史、革命史分期为标准来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龚海泉等。史论与建国论具有相似性，但比建国论更加细化，在三大分期的基础上，每一个分期又划分为几个阶段。如龚海泉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划分：建国以前创立和形成时期，分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开端（1921-1927）、创立（1927-1937）、形成和发展（1937-1949）三个阶段；建国以后发展与挫折时期，分为新发展（1949-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1957-1966）、严重挫折（1966-1976）三个阶段；恢复与创新的新的历史时期，分为拨乱反正（1976.10-1982.8）、改革探索（1982.9-1989.6）、吸取教训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1989.6-）三个阶段〔1〕。

以上两种理论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史学紧密相结合，围绕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由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原理，阐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党史、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大背景。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要获得更多的科学依据，就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历史学、党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划分如果过于依赖史学，就成为历史学或党史学的附属学科，它本身的特点或独立性就会被占有。陈桂生提出，“以学科标准来衡量一门学科的独立地位，其关键在于他是否形成独特的概念系统和运用这些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命题，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2〕P41如果要以学科的标准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以上两种划分理论对历史学和党史学的学科依附性太强，出现了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领域被侵占”的问题。

（三） 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划分。

这种观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属性、自身发展特点及其规律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张耀灿、刘建军等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应分为初创与形成时期（1921-1935）、成熟时期（1935-1945）、发展时期（1945-1956）、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1956-1976）、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1976-）五阶段〔3〕P18-20。这一划分依据体现了较强的学科独立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相联系，以学科的理论形成发展为线索划分阶段，弥补了上述两种观点的缺陷，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得到普遍的认可，影响也是很大的。但也存在某些问题，如界点是否明晰、各时期的标志是什么等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未成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划分标准。比如，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为依据划分为“思想”为指导的时期、邓小平理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时期等；毛锡学、李其然等依据党的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为标准划分为形成时期、逐步成熟时期、发展时期、曲折进行并遭到严重破坏时期、创新时期等；以领袖人物的领导时代划分为毛、邓、江、胡等阶段……这些划分依据都是将各学术领域中的独到见解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中的体现，但这些都是并非专治“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况且有些表述还值得商榷。比如，以指导思想为依据，而指导思想本身就有一个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界定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也有人指出这些划分“跨越了新旧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这样的分期就显得很勉强。”〔4〕P121

二、以理论与实践为标准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

（一）以理论与实践为标准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阶段具有科学性

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划分标准的具有多元性，但是历史事实是唯一的，这些划分又都是要质疑的。针对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事实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史的阶段划分既要有学科的标准，又要结合历史。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划分依据就可以提出来，这不仅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的标准和研究的独特性，又凸显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陈桂生在《教育学的建构》中将学科作了“理论教育学”和“实践教育学”的区分，并指出“每一类型的实践教育学，同指导实践相关的批判的、分析的教育理论，都有存在的理由。”它们各有“代替不了的独立价值”，“重要的是每一种教育理论都须名副其实地起到各自所能起的作用。”〔2〕P80思想政治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既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学，又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史学。

其次，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要有其研究的对象和形成发展的规律，要有曲线性前进的过程。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必须要依托历史事实，史论结合。

（二） 以理论与实践为标准，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五个阶段

1.思想政治理论借鉴为主的阶段（1917-1927）

这一时期称为理论借鉴阶段，并非否认这一时期的实践经验，而是说这一时期以理论借鉴为主，包括借鉴苏联以及中国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是一个以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阶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开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借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无组织的宣传时期，即1921年以前，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陈独秀、陈望道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

这一时期主要是宣传“十月革命”，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理论和制度，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化和制度化探索时期。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翻译了30多种马恩的经典著作；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同时在自己周围组织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新思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各种新思潮流派之间的论战等，都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借鉴苏联、日本等国理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宣传。但这一时期的宣传是零散的，甚至有误解和扭曲，因此称为无组织的宣传时期。

（2）比较有组织地领导宣传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一大召开，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和决议，开始有目的、系统化地进行思想政治宣传，即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领导工人运动。但一大的召开仍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进行的，宣传工作更是直接借鉴苏联经验，理论宣传除《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经典著作之外，还介绍《俄国共产党纲领》、《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俄国革命纪实》等社会主义书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引导工人运动；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于当时共产党各方面不成熟，一无军队、二无政权，思想政治理论基础薄弱，共产党的独立宣传工作只能紧跟的步伐，听从的指挥。最主要的就是等在黄埔军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制定军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组织讨论会等，发表《现实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等文章，组织《军队中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章程》等演讲，将党的理论宣传与军队训练相结合，极大地激励了青年军人的革命热情，培养了一批革命军人。同时，党开始在农民中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代表有、彭湃、邓中夏等，这些宣传体现出不同于俄国和的创新性的一面，也是共产党独立开展思想宣传工作的开端，为以后建立工农联盟、开展农村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3〕P50-60。

2.思想政治革命实践为主的阶段（1927-1949）

1927年南昌起义，共产党逐步走上独立开展宣传工作的道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始以实践引导理论，从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理论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重要的历史会议和革命事件为标志，贯穿党的思想、政治宣传的线索，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体系。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成时期。

（1）党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地位的确立，主要以三湾改编、赣南“四整”和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实践内容。赣南“四整”加强了军队的团结和纪律，是开展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的成果体现；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进行了党内民主的宣传教育和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民主原则的体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改造地方武装等活动，团结了农民和大量的无产者，扩大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同时启发了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阶级觉悟。

（2）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决议上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标志。提出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有效的内容和方法，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等。尤其是“从思想上建党”的提出，成为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政治训练的首要原则，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3）确立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引导政治工作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主要的实践活动有在游击战争、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中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4）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革命实践既受到的影响，又形成自身独特的实践理论。国共合作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主要围绕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宣传全民族抗战政策。由于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曲折开展的。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成就是共产党开展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如发动运动，加强党内教育和干部教育，形成了正规化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方法、特点和经验。在这一时期，等已经开始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矛盾论》《实践论》等奠定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哲学基础，有效地指导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3〕P99。

（5）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党内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开展人民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通过开展农民运动，进行解放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通过整党运动、七届二中全会等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这一阶段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最强的阶段，大部分的经验和理论都是在这一时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升华形成的，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成时期。

3.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曲折探索阶段（1949-1966）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其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关系也发生的转变，主要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经验的总结和探索，其实践的开展也是围绕这一目的。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三大改造”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整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中共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初步总结，明确了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并开始在高校中适当设置思想政治教育课，形成初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框架。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但这一时期也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如庐山会议党内开展的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化”运动也是在人民群众中灌输急于求进的“超越”思想的结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深入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

4.思想政治工作严重挫折发展阶段（1966-1976）

“”是党的历史上的特殊的时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由于错误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这一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价值观念和组织基础都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大搞形式主义，否定优良传统。如在理论上宣传“破四旧”，而在行动上宣传个人崇拜。因此，这一时期是需要作为独立的发展阶段，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反过程。

5.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阶段（1976-）

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是对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反思，之后展开的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确立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标准和原则。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80年代，重点高校开始正式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党中央把思想政治工作做为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加以重视。宋任穷同志在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党员教育工作，这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在这个岗位上的几百万干部要努力钻研这个专业，造就大批思想政治工作专家，去完成新时期赋予我们的任务”〔5〕P22。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国内外的重要实践活动和事件相结合，而且立足于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和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历史时期，并不断向前推进。

以上的划分是为了说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开始就是向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趋势发展的，这一特点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深入化。尤其在当前政治格局多极化、价值取向多元化、“西化”暗流涌动的浪潮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研究，关注国际政治动向，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并用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才能凸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并保持永恒发展的动力。

〔参 考 文 献〕

〔1〕龚海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6.

〔4〕蔡有法.简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历史分期和时代特征〔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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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陆贾；新语；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史学思想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6-03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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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肖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增补第3版.

〔6〕胡兴华.陆贾及其《新语》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

〔7〕陈倩.陆贾思想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05.

〔8〕刘志霞.陆贾《新语》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0.

〔9〕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10〕刘德贵.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2）.

〔11〕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2〕任怀国.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3〕李禹阶.陆贾新“无为”论探析――论汉初新儒家的援道人儒思想[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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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要充分认识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性，把握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层次，注意解放思想，努力开拓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学者们也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这些意见和见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目前，这种讨论正在深入。本文就这个问题中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其意义可以从多方面展开。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论证:

  第一，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动因。

  中央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是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特别是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出发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要求紧密联系的。应该说，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的重要动因。从另一方面说，有关材料显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联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要求统一考虑的;并且，正是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改革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因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关系着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的根本宗旨是为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的重要方面。现在，在高校学习的本专科生、研究生数量大、分布面广，这一代一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将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栋梁之才。这些青年的思想理论素质如何，社会主义觉悟的高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程度，对共产党的信任状况，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历史和现实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说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事关党和国家的大局。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充分认识它的意义。

  第三，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关键历史时刻的迫切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中央组织编写的四门课的高质量教材已经全部出版，2007年秋季，全国高校都将全面启用新的教材。这对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四门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使教材中的基本理论观点、科学方法有效地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以为这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质，使之适应高质量教材的教学要求;二是对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科学说明，把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科学认识同教材中的原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向青年大学生作出有力度、有深度、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阐释。不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即使有高质量的教材，仅照本宣科、就事论事，仍然难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而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85方案”的改革、"98方案”的改革，应该说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当时的一些设计也不乏有创新思想，但是后来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资队伍的状况不适应改革的要求。鉴于历史的经验，这一次改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改进和推进这项工作。

  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强调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等同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说，一个是学科，一个是课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把一个学科特别是一级学科等同于一门具体课程。尽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综合的课程，展开来，它包括四门具体课程，但毕竟它只是课程，不同于学科。从学科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它担负着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任，其理论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远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要丰富得多、宽泛得多。然而，不能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就可以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注意从两个层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纳入自己的重要建设任务，并以自己的建设成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要注意从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贯穿、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中。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层面说，各二级学科都应有高度的自觉性，把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不能认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仅仅是别的学科的任务，与己无关。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有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证明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的任务。

这种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是其它四个二级学科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展相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由此可见，各二级学科都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紧密联系，因此各二级学科都应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都要充分注意按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特点和要求，把有关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规律的探索、教学中的难点热点以及如何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等问题，纳入学科建设整体工作之中加以研究。用研究的成果武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丰富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如何将中央组织编写的高质量的教材内容和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研究，以适应教学的需要。

  第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对应关系上，明确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任务。

  我们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单等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等同于某一门具体课程，强调要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认识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某个二级学科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某门课程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对应关系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联系就更直接一些。因此，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门具体课程有比较直接对应关系的二级学科，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有对应关系的课程服务的问题。认真研究有关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理论体系、典型案例、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教学形式，用新的结论、新的观点、新的知识、新的材料、科学的思维方式为其提供直接的学科支撑。

  我们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尚无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有比较直接对应的二级学科。这当然可以从一级学科的构成上考虑和解决问题，但就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构成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较明显对应的支撑学科是合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在吸取“85方案”开设“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进行社会历史发展的教育，以及“98方案”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进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的基础上设置的新课程。它把历史发展教育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统一，构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教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正是专门研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为背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它设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研究方向能够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三、解放思想，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设置以来，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论文，充分肯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定位，注意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学科点上的导师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线的教学，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问学者等。现在要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探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方式和渠道。

  要根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特殊要求，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课程设置、论文选题、实践教学、培养方式等方面作相应调整，培养能胜任新的课程改革方案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办专业培训班，培养在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提高其综合素质，特别是理论素质。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特别是难点、热点问题，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编写成教学参考资料，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考，或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招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吸收他们参加课题的研究，或者请有关专家作专题讲座，以提高其理论素质，提高其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科学认识，提高其教学水平。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我们党一贯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累了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同时，其它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上积累了值得重视的正反经验。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新时期、新阶段的实际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要求，认真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为当前和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更为具体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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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湖北政治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湖北发展问题中心教授，广州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分卷主编。曾任日本同志社大学客座研究员（1994—1995），日本创价大学客座研究员（2005—2006）。因教学成果显著而获评武汉大学十大师德标兵之一。并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工作，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荣誉证书。除了圆满完成科研教学工作之外，每年应邀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部队、党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举办学术讲座、时事报告，并多次应邀到省内外各种名家讲坛、教育基金会等为广大市民、乡村小学教师举办公益讲座，弘扬优秀文化。并在2011年应邀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举行讲座。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主要从事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研究以及中西政治治理理念、地方政府管理的研究。出版主要著作《台湾政治风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政治主体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分卷主编（2009版）。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问题研究。代表作《对“发展问题”再思考》（企业家，1996年第16期）；《亨廷顿的政治发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江汉论坛，1997年第4期）；《当代中国反腐败的理论原点与反腐败的对策思路》（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研究》，1997年）；《从入世谈我国政府职能模式重塑》（《论WTO与政府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代表作《象征性治理：一种基层政府行为的信号理论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作者：刘天旭 张星久）；《农村宗族问题与村级治理的初步研究—以湖北农村为例》（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儒家思想的内在困境及其现代价值。代表作《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冲突》（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介绍）；《从人的观念看中西政治法律传统的差异》（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儒家“无为”思想的政治内涵—兼论“儒家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2期）；《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看儒家文化的现代境遇》（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4期）；《文化传统差异看中西政治治理模式的不同选择》（《楚天名家讲坛》，武汉出版社，2007年）。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代表作《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自主性分析》（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基本命题的一个尝试性解答》（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关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卷2000年3期转载）；《从价值预设看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困境与现代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14期论点摘编）。

关于政治合法性研究。代表作《论合法性研究的现状、意义及其存在的不足》（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天命观与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以儒家为中心》（武汉大学《人文论丛》2005年卷）；《论帝制时期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层次》（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学海，2011年第2期）。

三、主要学术观点和贡献

所主编的《台湾政治风云》是大陆较早系统全面介绍台湾政治发展的著作；《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尝试着突破以往历史、官制史的视野，注意增加政治学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在体例和理论性、学科性方面都有新颖可观之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等则运用政治学的知识和眼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主要政治思潮，对上一代中国人在政治智慧方面的得失、在对政治问题思考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清理和总结。

在当代中国政治与发展问题方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克服片面经济发展的模式，注重经济与社会、政治等全面协调发展；也较早提出，要重构反腐败理论的“人学”基础，着眼于现实的人性的复杂、自私等消极方面，构建解释腐败问题的理论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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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专 业 星期六（10月17日）

星期日（10月18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一、专科（含基础科段）

020105金融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75证券投资与管理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55企业会计学 00066货币银行学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1工商企业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148国际企业管理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55企业会计学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3会计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67财务管理学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70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156成本会计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9旅游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89旅游与饭店会计 00191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6011旅游学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193饭店管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194旅游法规 020228物流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148国际企业管理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82公共关系学 00012英语（一） 020313销售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179谈判与推销技巧 10510连锁与特许经营管理00892商务交流（二） 00178市场调查与预测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77消费心理学 　 030112法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242民法学 00261行政法学 00223中国法制史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243民事诉讼法学 00244经济法概论 030301行政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163管理心理学 00341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49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3350社会研究方法 00182公共关系学 00312政治学概论 040103小学教育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409美育基础 00407小学教育心理学 00410小学语文教学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408小学科学教育 00411小学数学教学论 00012英语（一） 00395科学.技术.社会 00412小学班主任 040109心理健康教育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619心理咨询与辅导（一） 05616心理测量与评估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110心理统计 06050人际关系心理学 050114汉语言文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29文学概论（一） 00536古代汉语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531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4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50207英语语言文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96英语阅读（二） 00795综合英语（二）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597英语写作基础 00794综合英语（一） 050308新闻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655报纸编辑 00654新闻采访写作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853广告学（二） 00656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 080306机电一体化工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230机械制造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159工程力学（一） 02195数控技术及应用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236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00012英语（一） 02232电工技术基础 02237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 080701计算机及应用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142数据结构导论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4732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 00012英语（一） 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080801房屋建筑工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400建筑施工（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387工程测量 00170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396混凝土及砌体结构 02398土力学及地基基础 082207计算机信息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754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02382管理信息系统 090101农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664农业气象学 02665农业生态基础 00135农业经济与管理 02660植物学（二）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672作物育种学 02674植物病虫害防治 090402兽医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767动物生理生化 02790家畜外科学 02787兽医药理学 02791家畜传染病与寄生虫病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792兽医卫生检验 02785兽医微生物学 100701护理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901病理学 02903药理学（一） 02996护理伦理学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113医学心理学 02998内科护理学（一） 03001外科护理学（一） 02899生理学 二、独立本科段（含本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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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政党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l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尤其是为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丽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丽组成的政治组织。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政党行使政权或干预政治的方式，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不过是政党干预政治的习惯形式的统称。目前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有两大类型，一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政党一般具有凝聚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识、集合和发展阶级政治力量、影响和领导社会政治、培养本阶级的政治骨干、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等功能。当代社会要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把自身建设成为先进性政党、服务型政党、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和谐型政党、廉洁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就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共产党也难免犯错误，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走自己的路，不犯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

******同志认为：思想政治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带动其他方面建设的根本性建设。

今天，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改革创新精神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立了党的建设总目标：就是要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总目标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思想路线、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等重大问题，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党的建设必须朝着这个总目标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建设成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视角研究政党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执政党和政府如何面对公民社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当代民主政治典型模式的政党政治，是由国家、社会、政党这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的，政党就是沟通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工具。执政党功能的这一定位，就要求我们要研究党的领导作用怎样体现，执政方式如何改进等一系列党的建设的理论问题。

2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化

学术界对学科有两种解读：一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中的美学、伦理学等。二是“教学科目”的简称，也称“科目”。是教学中按逻辑程序组织的一定知识和技能范围的单位。如中小学的化学、物理、语文、算术等，高等学校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古汉语、古典文学等。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兼具两种解读，就其自身来看，在法学门下，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学科，是取第一种解读之意。渗透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诸门课程之中，是取第二种解读之意。马克思主义学科化中的党的建设问题则涉及到第一种解读。众所周知，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则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二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显然，在这级学科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而“中国化”则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理论与观点。

从一、二、三级学科的关系来看，仍然要贯彻“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即通过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建理论，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时间在先”与“逻辑在先”交互作用的统一中来体现三级学科的宏观、中观、微观的递进关系。具体来讲，有六个层面需要建设：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的历史背景、现实意义以及这个问题发展演进的研究；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基本特点的研究；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即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建设所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取得的主要成就；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研究；五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六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建设学说阐释的具体问题相比又有自身的特点，这是需要在学科建设中注意的问题。如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最关键性问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是不可能提及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对此作出了新的实践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实践及其重要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支撑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在当代中国，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予以回答和解决，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执政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执政能力而展开，并且要通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得以体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既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任务，又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程度的重要标准。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机统一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面临的新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中不仅要高度关注这一新课题和新领域，而且要将此纳入作为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之中，着力构建出富有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学体系。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化

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大致出现五个逐渐演变、依次更替的课程体系。

第一个课程教学体系创立于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这一期间。l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华jE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为文法教育学院学生必修课。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1952年10月，教育部对课程设置作了统一部署，规定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53年又将“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并增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在1956年，对文理学科和本号科公共必修课做出具体安排。这样，高校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体系初步形成。

第二个课程体系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重建于1980年代初。1962年教育部提出一个新的课程教学方案：开设“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三门政治理论课。经历“文革”后，1980年7月在恢复原来的三门课程基础上，文科增设“国际共运史”。

第三个课程体系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7年3月，国家教委提出了课程改革的设想并逐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同时还增设了思想教育课程：“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一、二、三年级分别开设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至此，通常所说的“两课”课程体系正式建立。

第四个课程体系2o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的成果，最终于1998年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类开设)；思想品德课有“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课程体系。

第五个课程体系是在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论证后，于2005年初确定为四门课程：“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在上述课程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及其中国化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建思想都是贯彻于课程之中的。基本体现了“三个转化”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系、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系转化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及综合素质体系。

下面仅就现行的第五个课程体系中的四门课程，来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化”之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课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确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必修课之一。该课程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帮助大学生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学习该课程，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分析问题，为大学生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更好地理解和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接下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化”的课程内容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建党学说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同时也注意从组织上进行建设。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武装党员，要求党员不但在组织上人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二是指出党的建设是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的，揭示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三是提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四是强调党内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斗争。五是概括出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着标志。把党的作风问题提到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加以分析和解决，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显着特点。六是提炼出整风是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

邓小平、******、******等同志结合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基本社会情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党建思想，从而形成了包含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基本内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则主要论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史”，当然还需要有“论”的内容作为“纲要”而概括。毛泽东同志的党建思想的展开及其阐释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内容的吸纳也要贯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引导大学生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制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法制观，自觉塑造和谐的人格，成长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四有”公民。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的内容可以将“有理想”作为逻辑起点而展开。在现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的前三章中均有所论述。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的交互关系中，最为根本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三个转化”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系、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系转化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及综合素质体系。第一个转化涉及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基本思路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四门课程各自从自身所要阐述的理论内容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别吸纳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设置的课程相互间的分工与配合，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及综合素质的质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主要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理论课与实践课、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比例关系上。在这一关系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理论课教学课时压缩得多，而实践课又难以成行；(2)选修课基本没开。

第二个转化即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系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的知识基本结构，框架，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教学过程设施，和教学结果评价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这是一个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程，尽管出版了一些教学参考资料，但这一过程的承载主体还主要是在任课教师。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尚难以成为合格的承载主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存在“述而不作”的思维定势；(2)不能针对所在院校的专业特点、学生特点“量体裁衣”；(3)对两头即教材和学生均缺乏深入认识与研究。

第三个转化难度更大，这是因为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系转化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及综合素质体系，并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独能够完成的，它需要高校整个德育体系的“合力”运作。而其它相关部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系并不知晓，若让其知晓“马列部”也好、“德育部”也好、“社科部”也好，独家无能为力。况且，据调查当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独立的很少，多数已附属于×××学院之中成为一个系，其实就是一个教研室。

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化的交互关系是通过“三个转化”来完成的。“三个转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其中第一个转化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是二者交互关系的基础；第二个转化即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体系是二者交互关系的关键；第三个转化即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系转化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及综合素质体系是二者交互关系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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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是展示学科动态的重要载体，对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洞察学科研究主题的变化、研究重心的转移，把握学科研究的发展现状，预测学科未来研究发展方向。本文选取1994-2014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五本期刊所载的有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420篇文章为研究对象，对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做出较为清晰的研判。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分析

在420篇有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文中，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论文388篇，比例高达92.3%,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运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19篇，约占4.6%;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论文13篇，约占3.1%(见下表)。就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运用现状而言，总体还处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偏重于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辨，少有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成果，往往建立在对二手文献以及翻译文本的解读基础上，同质化研究较多。这说明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尚不成熟，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法体系还未建立起来。

1.经验总结法居首位，实用主义倾向较为明显

经验总结法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方法。近20年来，使用经验总结法的论文数量不断攀升，所占比重在43.5%~60.4%之间波动(见图1)，平均占论文总数的51.9%(见表)。这些研究成果题名大多包含启示借鉴思考探析等词汇。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经验总结法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取向和应用性特点--立足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获取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吸收借鉴相关的理论和经验，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完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领域，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质言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以借鉴和应用为主要目的，以服务实践为落脚点。这对于解决我国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然而受借鉴模式自身的束缚，存在缺乏理论深度的现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其自身的知识特性;同任何应用学科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研究离不开学术性指导，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而已有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对外国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方法的介绍及学习，鲜有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思考与探索，这使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方法论指导和方法自觉。

2.传统思辨方法仍占优势

思辨法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比例为32.1%,居第二位(见表)，如果对经验总结类文章进行细分，其中多数论文均具有思辨的成分，即使是划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文章，也渗透着思辨法的身影。由于学界传统的学术训练以思辨为主，因此较容易得到研究者的认同和采行，在其他研究方法上尚难有较大突破。有学者在总结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时认为，运用归纳的理论化方法进行体系建构,在这一致思路径下，多数学者立足文献证据，致力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梳理、介绍和阐释以及对各国实践经验、规律、趋势的调查与追踪，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对象、方法等抽象概念的认识.通过逻辑推理的思辨研究抽象出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并建构学科知识体系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非常倚重的方法，但如果研究者只乞灵于逻辑思辨，忽视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对现象形成的脉络、根源和背景的实证研究，就可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3.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开始采行

自1994年以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文章在每个时间段仅有零星数篇，总共只有19篇，所占比例为4.6%(见表)，但不可否认的是，运用经验总结、思辨、历史等传统研究方法的文章也可能包含着学者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调查和实地考察。即使在19篇量化研究的文章中，也存在通过文本研究、已有数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现象。通过对量化研究文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使用调查研究的作者大都来自高校，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对国外某一院校通过短期的参观考察开展学术活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得到新的发展，不能仅仅通过书本和网络来进行，必须深入到别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中参观调查、感受，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形成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成果，避免低水平重复化的研究。当下很多学者提倡质性研究方法，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质性研究应用还非常少，共有13篇(3.1%)，其中12篇文章为个案研究，代表性论文有《美国公立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与启示--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为例》、[2]《美国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研究--以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为例》、[3]《国外对阅读与儿童道德成长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4]

虽然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目前还稍显薄弱，但是也开始逐渐进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呈现增长趋势。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不是对立的，完全可以在不同的方法之间构筑桥梁，以服务于研究目的为原则。部分研究者除了采用质的描述性和分析性资料以外，同时引用了统计图表和分析数据，方法的采用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实现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互补耦合。

4.历史研究尚显不足

从统计结果来看，仅有35篇文章使用了历史研究法，约占论文总量的8.3%(见表)。从图2可以看出，历史研究法所占比重偏低，历年来波动幅度也较大，最低为4.7%,最高为11.0%.历史研究法应用较少，侧面反映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性和文化性关注不足。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问题产生发展的过程，有利于从历史中找寻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从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去探索本质和规律。历史与现实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历史研究法的缺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理解与阐释，若脱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忽略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无异于盲人摸象。以高峰、傅安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历史研究方面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对于美国品格教育、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状况，以及中德、中美德育比较，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例如，《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德育的理路分野》[5]一文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渊源进行了剖析，厘清了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西方德育的历史主题，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美国品格教育所蕴含理念的借鉴和反思;《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6]一文梳理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发展、完善的过程，揭示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历史研究法可以用来反思既定理论，避免只接受既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从何而来;不但可以修正流行的一般性概念，甚至还可以丰富和发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前瞻

研究方法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的健全程度与理论深度，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学科的研究趋向。通过对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应以研究方法为利器，促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

1.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整合

多元整合研究，顾名思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综合化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平衡，以改变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失衡的状况。这种整合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各种方法之间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有机整合。打破某一种研究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空间，消解不同研究方法的对立状态，为既定的研究目标择取最佳研究方法，扩大研究方法的库存，并致力于发展一种跨方法的对话。

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在科学的整合作用下也能相得益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和反思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要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它们合理地加以综合运用，在此基础上对日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和把握，摒弃单一的传统研究取向，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创新。

2.提高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

方法论指导的缺失、研究方法的单一导致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理论深度上踟蹰不前。要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强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以国外经验的借鉴和应用为落脚点无可厚非，但若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支撑，必将制约其向纵深处发展。学科的发展诉求要求研究者必须对研究方法、论证逻辑给予高度的关注，在研究范式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思考。只有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才能让方法论的研究既能很好地服务于实践，同时又能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实现方法的不断更新与超越，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博士生研究方法的专门训练。缺乏有效的研究训练就难以做到准确、合理运用研究方法。高校是硕、博士的主要培养单位，也是高级研究人才的聚集地，尤其应当注重研究方法的课程建设，提高学生的研究方法意识，培养出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后备人才。

3.注重对历史文化的观照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描述和引介为主，所使用的方法多是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基础上，单纯依赖文献资料进行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隔离的，被研究者成为同质化的、悄无声息的客体。由于缺乏相互的交往与对话，难以产生对被研究者内在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的洞察、理解和反思。研究者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活动，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为了更好地把握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有必要以历史的视角，兼顾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观照。相比借鉴,我们更强调理解,提倡细致深入地探究发源于不同社会内部的异质文化自我演进的动因、背景、过程和机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与其特定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以及价值体系等联系起来进行整体地考察，且充分考虑其流变性特征，[7]唯有如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栾天.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2]乔学斌.美国公立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与启示--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3(7)

[3]田辉，王显芳，葛玉良.美国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研究--以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4(1)

[4]徐萍.国外对阅读与儿童道德成长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J].思想理论教育，2006(23)

[5]高峰.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德育的理路分野[J].思想理论教育，2014(8)

[6]阮一帆，傅安洲，李战胜.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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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不倦，做一个刻苦的学习者

由于张建国的历史学科背景，大学期间并没有系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教育。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来，为了搞好工作，他一直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步伐也大大加快，这就要求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教师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对国际风云变幻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有更为精准的把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更全面的认识。为此，张建国认真研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等著作，努力学习党的十六大以来各次重要会议的精神，深刻领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大理论创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刻苦学习，张建国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有了准确地把握，这为他在云南高校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书育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潜心研究，做一个有成就的研究者

科研是教学的基础。多年来，张建国围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先后主持或参加国家级、省级和厅级等科研课题12项，并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参与主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1项、参加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项、国家社科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社科项目2项、省社科项目2项等；先后在《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经济问题探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部分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全文复印或辑目；主编、合著、参著并出版《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全球视野中的政治经济问题研究》、《邓小平理论教学与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20部著作或教材。其中《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和云南省“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部2005年组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中，由张建国代表云南省领衔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题组在全国众多课题组的竞争中顺利通过各项评审，入选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填补了此前云南省没有专家进入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的空白。由张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编写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07年2月一经出版便受到全国高校师生和社会的广泛好评，被认为“主题鲜明，内涵深刻，针对性强，体例新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部厚重之作、精品之作”。

扎实工作，做一个不辱使命的教书育人工作者

在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26年中，张建国先后为硕士生、本专科生开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世界近代史》等多门课程。同时，为拓展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他还长期开设了《近代国际关系》、《现当代国际关系》等通识课。在教学中，张建国始终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以学生为本，在讲授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紧密结合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和省情，重点突出党的创新理论，使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精辟入理的理论分析、清晰严谨的逻辑思维、生动诙谐的课堂讲授、师生互动的独特方法，使张建国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

作为基层教学单位的管理者，张建国严格管理、求实创新，使云南民族大学马列部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位点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效果突出。多年来，作为云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建国为云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自全省高校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新方案以来，张教授与其他老师一起，积极组织云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工作，为云南省顺利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新方案作出了贡献。他还积极推进全省各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方面的“手拉手”活动，有效促进了云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发展，使云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工作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得到了教育部专家和省外同行的肯定。

篇10

一、“转向”现象的描述

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1984年，国内就曾刊发日本学者矶贝英夫的《论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译文，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1963年《日本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看法：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大抵依赖于思想史研究；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活跃局面，但文学史理论研究却给人停滞不前的印象{1}；相比文学史对思想史的依赖，思想史对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更为依赖。《论文学史和思想史》这篇译文并未引发反响，这说明当时学术界还不存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界还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像“艺术审美”“向内转”“主体性”这些说法就得到过相当多的认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文学内部研究”“艺术形式”“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等，那么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则是“新左/自由”“文化研究”“文学边缘化”“现代性”“民族国家”等。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研究关键词体现出来的“政治性”差异已经预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讨论的必要。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仍然没有研究者呼吁关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笔者在CNKI文献库以“文学史”和“思想史”为“篇名”进行检索（2016-6-20），结果只有陶东风的《文学史与思想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和韩毓海的《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两篇文章。前者是介绍勃兰兑斯文学史哲学，文章对丹纳和勃兰兑斯基于社会学的文学史叙述肯定有加{2}；后者系作者在重印专著《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时撰写的感言，作者毫不避讳将文学当成“意识形态”进行分析{3}。两篇文章都不是针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而撰，而是在评论他人或者本人著述过程中，介绍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只是说，这两篇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文学研究者对思想史问题的强烈兴趣。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中华读书报》率先发起的专题文章，最先提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话题。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章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不仅研究者更倾向于谈论思想、哲学、文化话题，而且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向“思想史”靠拢。在温儒敏教授看来，“思想”和“文学”当然可以互为背景和相互诠释，但大致的领域还是比较清楚的，“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所以“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要脱离文学。11月28日，《中华读书报》又刊登了南京大学赵教授的呼应文章《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文章认为这种“跨界”和“越位”研究现象不仅存在，而且会因此消解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的存在。《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与《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两篇文章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趋势。

公允地说，《中华读书报》专题文章取得的社会反响不大，但它引发了学术界对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兴趣。2002年1月5-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侨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与会者就“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史对文学史发展及特征的影响”“具体的学术思潮与断代各体文学的关系”“思想家对文学家的影响”展开了讨论{4}。会议召开之后，《文学遗产》《中州学刊》《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了会议综述或者会议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会议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标题似乎暗示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史与思想史存在密切关联，只有少部分学者强调保持文学研究主体的意义。这说明以思想史为导向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颇为盛行，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可思想史对文学史研究的作用。

上述推断能够得到证实。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贺照田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文学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转向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还是为了对复杂的文学问题展开思考{5}。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将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去解决复杂的文学问题。2006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开辟了“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讨论专栏，专栏刊载了张宝明的《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张光芒的《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林岗的《思想史与文学史》。这些文章的考察侧重、内容体例、行文风格不尽相同，有的讨论理论问题，有的分析研究现象，但就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来说，除了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对“转向”现象表示担忧之外，其他文章基本上都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转向”讨论的背景

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为何会成为学术话题，这是“转向”现象描述本身不能回答的问题。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从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到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从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到90年代的“理解民族性”，这样一条文学创作与批评主线不仅存在{6}，而且也有必要从思想史的高度作社会分析，但是，文学创作为何总是以主流“思想”为创作导向？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为何总是用主流“思想”进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同质化”现象为何如此明显？主流叙述内部是否存在微妙的差异？主流叙述外部是否存在异质的声音？这些问题显然是无法回避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需要解释为何总是存在这种以“思想”为导向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事实。

从文学观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思想史”的角度，还不如说“政治史”的偏向，这是因为，将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80年代的“现代化”、90年代的“民族国家”当成“政治史”来看，这大体上也是吻合的：20世纪50-70年代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强调，这用不着过多阐释；20世纪80-90年代以“现代化”和“民族国家”为主题的议程设置性传播也是存在的，百度搜索检索到的“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网页记录达100，000，000个和8，810，000个之多（截至2016年6月14日），这就是“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受到广泛关注的证据。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来说，最具说服力的当然是学者们就此撰写的论文，如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7}、陶东风的《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8}、刘锋杰的《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9}等，无论是从撰文者的学术身份来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州大学教授，还是从文章发表的期刊来看，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这些都说明学术界重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所以，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是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作为基础。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异化过的主流与趋势观念在作祟。在这种主流与趋势观念的宣传下，与集体主义相关的主流、趋势、代表、方向，几乎等同于理想和完美，而与个体主义相关的非主流、差异性、个别现象、保守创作，则成为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代名词。根据这种经不起分析推敲的对立思维，理想的文学史研究就是要去叙述文学主潮，特别是能代表文学主潮的趋势，甚至是去暗示或预测文学发展的方向，因而比较关注思潮、现象、运动等；而对除此之外的对象，比方说具体作品、个别作家、单篇文学批评，由于无法匹配文学主潮，所以被当成不具有代表性而被忽视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种畸形学术评价，即能够在宏观和思想层面把握整体研究方向的研究，往往会更具学术影响力，受到学术同仁的重视，而那些具体作品分析，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得到认同。即便是此前的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也是“思想史”的声音要比“文学史”更为响亮，“启蒙”“现代化”“主体性”“审美”这些都是整个人文学科的高频词，只是就当时社会思想状况而言，在当时“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中，这些高频词确实唤醒过学者们对“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因而给学者们留下了从“政治”回归到“文学”的印象。同样的道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其实不过是相同命题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去政治化”针对的是此前50-70年代的“政治化”，90年代的思想史“转向”则是转向了与此前80年代略有差异的“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文学阐释思潮不无关联。准确定义“新左派”并非易事，但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新左派”学者，对“左翼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现代性”等问题却有较为相近的看法：中国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而“左翼”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值得继承的政治遗产。从政治方面说，“新左派”看中的是“运动”式的“广场民主”；从经济方面说，“新左派”主张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文化方面说，“新左派”试图抵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西方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当然，我们能在时间上对此作进一步印证，“新左派”话语与“转向”讨论的关联性。以“新左派”频频提及的“民族国家”概念为例，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当中，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130篇文献均为2000年以后发表。

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期刊文献一览表

以上数据说明，只有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才将“民族国家”当成公共讨论话题。这与“新世纪”兴起的文学史向思想“转向”讨论的时间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新左派”通常是采用或者混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杰姆逊的“新历史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西方文艺理论，去阐释“改革开放”之前曾被频繁提及过的文化与文学命题，如“人民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等，最终叙述出一个对抗“西方”和服务“人民”的故事。对那些试图从“左翼”传统中寻找资源的“新左派”学者来说，原本他们就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纯文学”，理由则是任何文学都是特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社会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来源。至于说超阶级的“文学”，或者政治史之外的“文学史”，在“新左派”看来更是子虚乌有。“新左派”的文学阐释方法模糊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的界限，对那些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文学研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或许受到“新左派”思潮的影响，即便是此前的“”阵营，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分化，部分学者开始放弃此前以“启蒙”和“审美”为旗帜的“去政治化”提法，转而呼吁人们关注“思想史”。例如，《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这篇文章就认为，从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应该当成开辟文学史途径和丰富文学史叙述方式来看待{10}。

三、“转向”涉及的问题

在弄清为何会存在“转向”讨论的事实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要剖析这种“转向”现象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不同的学者之间，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价值立场，都可能导致差异性的结果。笔者在此也不是要判定是非对错，而是要指出要评价这种“转向”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

首先，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无法否认，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关联的存在。例如，从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来说，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虽然近代出现了学科门类的专业细化，但不能否定“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又例如，文学在商业化背景下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关联研究能够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尽管如此，承认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这并不等于放弃文学史的主体地位。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1}。虽然这段话不是针对中国文学史而言的，但中国当代文学史却被韦勒克一语成谶：在为数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不少可以当成社会史来看，也有不少可以当成思想史来读，此外还有文学作品选读或者是文学批评编年史。如果按照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的解释，那么“社会史”和“思想史”都不是“文学”史，而“文学大系”和“编年批评史”也不能叫文学“史”，文学史既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又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即文学史是“文学”与“史”的有机结合。

当然，“文学”和“思想”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和不断变化的，两个概念的“能指”与“所指”都存在着演变过程，如果我们基于两个变化的概念来谈二者的关联，抽象地谈论“文学”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这可能会让研究者陷入到毫无目标的论争当中。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能够从讨论当中获得共识，那就要进一步厘定究竟是存在何种“转向”，以及这种“转向”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因此，将“文学”和“思想”概念放到具体的社会语境当中进行讨论，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被谈论，这两个概念能够暗示什么，或者说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和“思想”概念，它们是怎样被知识性生产建构出来，对这类问题的分析远远超过了对“转向”问题本身的思考。毫无疑问，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中提及的“转向”并不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文学“向内转”说法为代表的文学本体论认同，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的文学“向外转”呼吁。前者如林焕平《略谈“向内转”》{12}、鲁枢元《“向内转”》{13}、白亮《“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14}等文章所作的阐释，后者如章亚昕《“向外转”： 近期诗学大趋势》{15}、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16}、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17}等文章提出的主张。有意思的是，文学“向内转”说法的始作俑者鲁枢元其实也走上了一条从“向内转”的艺术心理研究到“向外转”的生态批评实践的学术道路{18}。

其次，“转向”问题核心并不在于“转向”，而是在于“怎样”或者“如何”转向。从“文学”外部角度来看，“转向”涉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研究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并不是指此前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受到“新历史主义”“知识考古学”“后殖民主义”等其他文学史观的挑战，或者是指“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在遭受质疑的情况下，被重新阐释以便获得社会新语境条件下的生命力。从“文学”本身角度来看，“文学”观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这自然给人以思想“转向”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向”涉及的是新经济、新技术、新媒体语境下，“文学”与“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一句话，流动性的“文学”和“思想”概念提醒我们，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思想“转向”，而是“文学”观念、认识、研究的“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转向”问题在“文学”和“思想”双重变化的背景下产生，而且“转向”现象体现着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话题的实质还是，如何看待“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问题核心并不在于研究者是否承认这种“转向”的存在，也不在于研究者对“转向”好恶评价，而是在于研究者“怎样”理解以及“如何”面对这种“转向”。

最后，“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不是没有交集，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待“思想”问题，与从“思想”角度来看待“文学”问题，二者的视角不一样，侧重点也会不尽相同，最终的研究结果肯定也存在差异。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那么如何体现出文学研究的优势？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特色或者优势，那么我们绝不会赢得那些从事思想史研究者的肯定，同时也不可能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尊重。这也是批评文学史到“思想史”研究转向的学者，所提出来的最为尖锐的质疑之一。对文学史不是“文学”史，和文学史不是文学“史”的两种现象，勒内・韦勒克曾作过这样的判断：1、对艺术作品缺乏系统而连贯的分析；2、持有偏见，认为如果不根据其他人类活动来论证因果关系就不会有文学史；3、对文学艺术发展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认为文学发展史是社会史、作家传记或作品鉴赏{19}。对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转向”问题来说，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所做的判断不无参考价值：首先，无论是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还是说与“思想史”的结合，研究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分析和作品解读的基础之上。其次，只要“文学”概念存在，那么“文学主体性”问题就不会过时，我们应该抛弃必须要借助于政治、文化、思想才能解读“文学”的偏见。最后，我们绝对不能将文学艺术发展史等同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这部著作在中国受到欢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忽视了该著的警醒。在这个问题上，南京大学赵教授看得比较清楚：

温儒敏教授所担忧的可能取替“文学史”的“思想史”，并非通过文学文本之审美形式的研究所阐发出来的“思想”，而是超越或绕开文学文本形式，独立于或凌驾于文学文本形式之外或之上，甚至还可能是从外部强加给文学文本的“思想”，即“非文学的思想”。这种意义上的“思想史”，正如温文所说，作为文学研究的“转战”和“越位”，又不能被思想史界所认可，当然是很悲哀的事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