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表现评语十篇

政治表现评语篇1

该生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民族责任感，范文之评语:思想政治表现评语。在学习上努力刻苦，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成绩优良,获得二等奖学金。生活上积极进去，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群众关系良好，曾获“军训优秀学员”，团日活动先进个人、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校优秀团员，校三好学生，市三好学生。

该生思想上积极向上，积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定期向党组织提交思想汇报。平时乐于帮助同学，团结同学。学习努力，积极请教同学和老师，并且乐于帮助他人。平时踏实认真，积极主动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学习上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优秀，曾获学校一等综合奖学金，“校三好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热爱学校，关心集体，做好学生的表率。服从安排，团结协作，工作尽心尽责，态度端正，努力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出勤好，勇挑重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全心全意为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教育教学中，能够带头作用，认真学习领会课改精神，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评语《思想政治表现评语》。同时，学习校本课程开放的精神，认真备课，注重抓课堂效率，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合作意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学生方面，发现学生出现思想认识偏差，及时给予正确引导，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此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关心国家时事，积极参加各种培训。

生在校期间在各方面表现积极，勇于进龋思想上，该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学习上，该生学习成绩优秀，名列前茅，获得一等奖学金。该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参加老师的科研项目。在社会工作上，曾担任地科院文艺部部长，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生活中，该生生活俭朴，乐于助人，同学关系较好。

在教育中，一切师德要求都基于教师的人格，因为师德的魅力主要从人格特征中显示出来，历代的教育家提出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躬行实践”等，既是师德的规范，又是教师良好人格的品格特征的体现。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规范、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楷模、父母的替身。他们都把师德高尚的教师作为学习的榜样，模仿其态度、情趣品行、乃至行为举止、板书笔迹等。而师爱则是师德的灵魂。

政治表现评语篇2

该生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民族责任感。在学习上努力刻苦，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成绩优良,获得二等奖学金。生活上积极进去，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群众关系良好，曾获“军训优秀学员”，团日活动先进个人、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校优秀团员，校三好学生，市三好学生。

该生思想上积极向上，积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定期向党组织提交思想汇报。平时乐于帮助同学，团结同学。学习努力，积极请教同学和老师，并且乐于帮助他人。平时踏实认真，积极主动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学习上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优秀，曾获学校一等综合奖学金，“校三好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热爱学校，关心集体，做好学生的表率。服从安排，团结协作，工作尽心尽责，态度端正，努力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出勤好，勇挑重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全心全意为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教育教学中，能够带头作用，认真学习领会课改精神，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同时，学习校本课程开放的精神，认真备课，注重抓课堂效率，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合作意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学生方面，发现学生出现思想认识偏差，及时给予正确引导，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此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关心国家时事，积极参加各种培训。生在校期间在各方面表现积极，勇于进龋思想上，该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学习上，该生学习成绩优秀，名列前茅，获得一等奖学金。该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参加老师的科研项目。在社会工作上，曾担任地科院文艺部部长，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生活中，该生生活俭朴，乐于助人，同学关系较好。

在教育中，一切师德要求都基于教师的人格，因为师德的魅力主要从人格特征中显示出来，历代的教育家提出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躬行实践”等，既是师德的规范，又是教师良好人格的品格特征的体现。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规范、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楷模、父母的替身。他们都把师德高尚的教师作为学习的榜样，模仿其态度、情趣品行、乃至行为举止、板书笔迹等。而师爱则是师德的灵魂。

政治表现评语篇3

一、测评基本情况

测评采集的数据来源于2010-2011年在军队政治院校参训的营级以下政治军官，有效数据共2097份。这些军官来自陆、海、空、二炮等军兵种和武警部队的师级以下单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结构分布如表1。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分析性，每个测评内容选择的小样本数量均在240名以上。测评分析工具采用的是军队“2110工程”建设项目成果――“政治军官能力素质测评系统”。

二、实证研究过程及结果

1.智力测评研究

按照现代人才测评技术理论的内容，智力既包含一般智力也包含情绪智力。一般智力是军队政工干部从事日常工作的基础能力，关系到其工作开展的程度和效果，可通过语言理解能力、数量关系能力和判断推理能力这三个指标进行测量。情绪智力是指一个人察觉、整合、了解及管理情绪之智力。与一般智力相比，情绪智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领导者的领导力的有效性，是成功领导者必须要具备的一种能力。情绪智力可通过自我情绪评估、对他人情绪评估、情绪运用以及情绪管理等方面来衡量。

（1）一般智力

语言理解能力。语言理解能力下设了词语分测验和归纳分测验2个二级指标，词语分测验的权重占语言理解能力指标中的60%，归纳分测验的权重占语言理解能力指标中的40%。词语分测验考察被试军官对给定词语进行定义的能力，这不仅是最佳的衡量标准之一，并且是目前最为稳定的标准。归纳分测验考察被试军官对文字的总结能力。参加语言理解这个维度测试的政治军官共369人。从整体上看，在参与测评的369名政治军官中，语言理解测试结果处于第一等级、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的分别占被测人数的10%、29.8%和60.2%，如表2。测评结果反映该群体语言理解能力整体偏低。学历因子与语言理解能力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参与测评的63名大专以下学历的政治军官中，只有14.3%的人员处于第二等级，其余全部处于第三等级。

数量关系能力。数量关系能力指标下设了算术分测验、数字广度分测验和数字-字母排序分测验三个二级指标。在参与测评的540名政治军官中，数量关系测试结果在第一等级的仅为14人，占2.6%；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分别为29.8%和60.2%，如表3。仍然可以看出，政治军官在数量关系的表现上整体情况偏低。此外，相关分析发现，学历、年龄、婚姻状况、军衔、职级、类别和来源等因素与数量关系能力无明显相关。

判断推理能力。判断推理能力指标下设了同类分测验和理解分测验两个二级指标，这两个指标的权重各占判断推理能力指标权重的50%。参加判断推理能力测试的政治军官共348人，处于第一等级的仅有2名，占0.6%，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各占50.9%和48.5%，如表4。结果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但是，第一等级比例过低，第三等级比例偏高。分析显示，学历越高的军官，其判断推理能力越强。女性的判断推理能力要明显高于男性。连排级的政治军官判断推理能力结果相近，而营级军官判断推理能力要明显高于连排级军官。空军、二炮的政治军官具有较高的判断推理能力，其它大单位要相对低一些。

（2）情绪智力

情绪智力则决定着政工干部在领导岗位上的领导效力的高低。对基层政治军官的情绪智力测评采用了系统内集成的当前通用的情绪智力测评量表。量表由20个能力配对题目以及20个场景描述题目构成。运用SPSS12统计分析软件对年龄、职级统计变量对情绪智力的影响进行了方差分析。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测评结果，对结论数据进行了转换，如表5所示。政工领导干部在年龄和职级统计类别的结果上显示与情绪运用因素逆向关，与自我情绪评估和情绪管理因素成正相关。

2.政工素质测评结果

政工素质模型中下设了基础理论知识和政工素质两个测评指标，政工理论知识指标下又包括了基础理论知识、军事高科技知识、组织工作知识、干部工作知识、宣传工作知识和保卫工作知识共6个指标；政工素质指标包括协调沟通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两个二级指标。

（1）基础理论测评结果

政工基础理论的量表试题构成主要来自全军两所政治院校的相关专业系的试题库，以及《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中的相关内容，并根据军队政工领导干部特点对其中部分试题进行了修订。

基础理论知识。基础理论知识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中共党史、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知识共9个三级指标。测评结果如表6所示。处于第二等级的有484人，占82%，处于第三等级的有110人，占18%，没有人达到第一等级。结果虽然不符合正态分布，第一等级没有分布样本，但是第二等级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可以说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整体尚可，但是全面性和准确性还不够。

军事高科技知识。测评结果处于第一等级的只有7人，处于第二等级的为73人，处于第三等级的有514人，如表7。整体偏低。相关分析显示，学历、来源、类别、婚姻状况等因素与此无明显相关，而年龄、军衔和职级与结果呈正相关。

组织工作知识。结果处于第一等级的56人，处于第二等级的165人，处于第三等级的363人，整体结果偏低。相关性分析显示，各因素与此无明显相关。

干部工作知识。结果处于第一等级的79人，处于第二等级的277人，处于第三等级的238人，符合正态分布。相关性分析显示，各因素与此无明显相关。

宣传工作知识。结果处于第一等级的39人，处于第二等级的173人，处于第三等级的362人，整体偏低。相关性分析显示，各因素与此无明显相关。

保卫工作知识。结果处于第一等级的88人，处于第二等级的238人，处于第三等级的268人，第一等级偏低而第三等级偏高。相关性分析显示，各因素与此无明显相关。

（2）政工素质测试结果

素质测试指标的量表试题采用的是现实案例形式，测评准确性较高。本次测试选择了协调沟通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两个指标。

协调沟通能力。参与测评的594名政治军官，处于第一等级的134人，占22.6%，第二等级的为283人，占47.6%，第三等级的177人，占29.8%，符合正态分布，如表8。相关性分析显示，与年龄和婚姻状况呈明显相关。20-29岁的处于第一、二等级的为57.7%，30-39岁的为80.9%。已婚干部的协调沟通能力要高于未婚干部。

组织管理能力。参与测评的594名政治军官，在组织管理能力上，处于第一等级的154人，占25.9%，第二等级的299人，占50.4%，第三等级的141人，占23.7%，如表9。符合正态分布。相关性分析显示，年龄、军衔、职级与组织管理能力呈正相关。现任基层主官处于第一、二等级的比例比现任参谋军官要高5个百分点。军校毕业的军官处于第一、二等级的为86.1%，特招和国防生军官处于第一、二等级的为50.7%，提干的处于第一、二等级的为68.9%。

三、测评结论

1.智力水平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据来自全国人才流动中心的数据，25-39岁的国家公务员平均智力得分为75分，而本次测评相同年龄段的政治军官一般智力平均得分为64分，略低于国家公务员。数量关系和语言理解能力偏弱，判断推理能力较高。根据基层部队的实际情况分析，我们认为政治军官的工作环境对于数量关系的日常运用要远远低于地方公务员。语言理解能力偏弱是否与军事组织相对封闭、对外交往较少的特性相关，还有待研究。学历、性别、年龄、军衔、职级和大单位这六个因素与政治军官的判断推理能力相关性较明显。我们推测，大单位所处的周边环境、任务重心和工作条件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对政治军官的思维判断能力影响明显。如技术更为密集的海军、空军和二炮单位，政治军官在判断推理能力上较其他大单位要稍强一些。在情绪智力上，年轻的政工领导干部情绪运用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这是因为年轻干部的成就动机相对较强，因此会更加重视自身的情绪运用。从职级的测评结果可以看出，情绪智力与职级的增加没有出现正相关。这是因为，刚成为军队政工干部时的成就动机会比较强，因此会比较注重自己的情绪智力开发和使用，但经过一些年的军队洗礼和工作努力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或是由于部队工作岗位和编制的制约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出现了情绪智力开发与使用的下滑。上述这些智力水平的不足，都可以得到提升改进，但这既需要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借助组织的帮助。

政治表现评语篇4

话语从字面上看即“言语，说的话”，是人们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但其背后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或者说，从话语中可以发现权力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话语中充满神秘的力量”[1]894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一种具有威慑力的“真实的权力”，这种“真实的权力”被福柯称之为“话语权”。所谓话语权，是指“话语交往中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词的定义权、解释权、主导权以及实际影响力” [2]。在国际话语交往中，谁拥有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话语核心概念的定义权和阐释权，掌握了对各类国际事务、事件的评判权，拥有了国际关系游戏规则、标准以及制度制定的主动权。

民主话语权是当代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核心内容，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民主话语霸权以主导国际政治。当今世界，少数欧美发达国家凭借在国际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导者，牢牢掌控了国际民主话语权，垄断了民主概念的定义权、民主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权以及民主发展状况的评判权。然而，步入21世?o以来，西方世界陷入政治经济大衰退，西方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衰落期，而中国特色民主彰显出强劲的发展力和竞争力，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形成严峻的挑战，动摇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民主话语格局中的优势地位，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开始日渐式微。

一、凭借对民主概念定义权的垄断，

有目地歪曲和异化民主的原义

民主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当今国际政治话语中最令人困惑和最富有争议的概念之一。由于民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不同的人谈论民主，所站的立场不同，民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有所差异。不同的内涵和外延隐喻着不同的政治寓意和利益诉求，蕴含着不同的政治逻辑和价值取向，标识着人们不同的政治抉择。

民主概念最初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作为一种具有重要政治价值的精神财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民主概念的定义权和阐释权应当由世界各国人民所拥有，而不应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独享。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入为主的强势地位和强大的民主话语制造能力，垄断了民主概念的定义权和阐释权，主导着国际民主政治话语走向。所以，目前关于民主概念的定义和阐释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世界，反映的是西方民主的发展历史与实践，蕴含的是西方人的政治逻辑和价值取向。

“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是“人民的统治”，其后经历不同时代多位著名思想家进一步深入系统解读和阐发，形成了经典民主理论。但自古罗马一直到近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民主理论所定义和阐释的民主是一个不受西方主流社会所欢迎的概念，对于大多数知识精英和有产阶级来说，“民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被视为侵夺财产和“暴民统治”的同义词。然而，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追求自身利益的需要，有目的地对民主原初含义进行了一次巧妙的限制和一次关键性的改造，逐渐形成了既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财产利益，又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从而被西方主流思想界所真心信奉的民主定义。

对民主原初含义的限制是发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借用意指“人民的统治”这一原初含义的民主作为政治口号，以动员人民大众参加革命。但是，被动员起来的社会民众基于民主原初含义的政治口号很可能会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利益，于是，资产阶级给民主政治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即将不能侵犯私有财产权作为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通过这次对民主政治的巧妙限制，资产阶级既实现了利用民主作为政治口号动员社会民众参加革命的目的，又保护了自身的根本利益――私有财产。

对民主原初含义的关键性改造发生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古典民主概念再次进行了关键性改造，其中，最具有开创性意义是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理论大师熊彼特在1942年给民主下了一个著名的程序性定义：“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其方式就是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作政治决定的权力。” [3]359熊彼特这一程序性定义，将民主的原初含义“人民的统治”改造成“竞争性选举”，将“人民主权”窄化为“人民的投票权”。此后，西方各大主流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对熊彼特的民主定义给予充分肯定和进一步阐释，尽管对民主定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内涵和实质大同小异。这样，以“竞争性选举”来定义民主，成为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和民主化研究者的共识，成为西方民众广泛认可的主流观点，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成为西方民主政治最流行的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深深地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

经过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限定和改造过的民主，已经与民主的本质相去甚远。他们阉割了民主的内核和精髓，严重歪曲了民主的原义，异化了民主的内涵，背离了民主的真正精神。这样的民主定义，直接决定了西方民主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方向，误导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认知，同时，对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实践形式的选择和创造产生重要影响。

二、凭借对民主理论和实践阐释权的垄断，

任意地美化和神化西方民主

马克思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4]98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进行科技革命和超前进入现代化，在世界经济领域获得了统治地位。凭借超强的经济实力，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形成了丰硕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依托雄厚的社会科学学术学理的支撑，西方政治学术界和思想界形成了强大的民主政治精神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在当前国际政治话语领域流行的民主概念、理论以及实践形式绝大多数都是由西方思想家或政治家率先提出来的。他们遵循自身的思维逻辑和利益倾向包装和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西方民主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在理论的完整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方面，都明显地优于其他非西方民主理论，具有超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可以说，西方政治学术界和思想界掌控了人类民主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垄断了全球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解释权，实现了西方民主话语霸权。

按照西方民主话语逻辑，民主发祥、繁盛于西方，西方具有历史首创性和先发优势，在民主方面，西方世界具有历史文化优越感和心理优越感，从骨子里认为西方自由民主的观念是最进步的和最人道的，是人类社会最后的“灯塔” 。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全球最好的治理形式和唯一拥有广泛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坚信西方民主必胜，坚信我们生活在西方民主高歌猛进的时代，西方民主将“史无前例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5]36在这种民主话语语境下，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普遍利用民主话语优势，极力地美化乃至神化西方民主，将西方民主与平等、自由、公平和繁荣等一切美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沉浸于宣扬西方民主的正义性、合法性和普世性，在全球政治话语交往中显得尤为喧嚣和任性。

从价值角度看，西方民主话语体系认为，西方民主具有显著的政治正义性和合法性。西方民主是全球文明发展成果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全球政治??理价值追求，“反映了我们核心的道德信誓和政治规划：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那里，人民几近他们自己个人和集体的历史的作者。” [6]270西方民主体现了天赋人权的观念，符合公民追求参与和自治的生活价值目标，实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 在所有的政治制度形式中，西方民主政体依据“最多的同意”，蕴含“最少的强制”，最能体现“集体意志”，赋予国家政权更加充分的正当性和更加普遍的合法性。

从工具角度看，西方民主话语体系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优良和最有效的政治实践形态，和其他任何政治制度相比较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西方民主理论家和政治家将西式民主制度与自由、平等、公平、廉政、富裕、和平等一切美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把西方民主制度描述为解决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或“唯一途径”。西方民主制度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谐、政治稳定、政府廉洁、国家富强和世界和平，能够提供威权政权所不能或难以提供的自由、平等、人权、尊严和人性的发展。总之，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因民主而生，“在人类社会的所有形式中，它是最人道的、最进步的，最终也是最不可征服的。” [7]265在西方民主话语体系中，西方民主制度被神化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8]416西方政治理论家和战略家凭借对民主解释权的垄断，在任意地美化西方民主，并赋予西方民主以神圣的品质的同时，有意识地隐匿了其资本主义的本性，屏蔽了其作为“最不坏的治理形式”的不利之处，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这样，经过西方强势话语体系精心的“包装”和“美容”，西方民主由一些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实践经验被提升为全人类的经验，代表着人类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甚至标志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形态的“历史的终结”。至此，西式民主终于“羽化成仙”，演变成完美无缺的、不容怀疑的“政治圣经”。这种“政治圣经”作为价值追求具有神圣性、绝对性，是超阶级的和永恒的价值体系，作为政治制度形态“不存在根本性矛盾”，是可以在全球推广的最优良的政治制度模式。

西方民主话语体系将西方民主自诩为“普世”的真理，其背后隐藏着鲜明的强词夺理的霸权逻辑，即将民主视为西方人发明的“专利”，人类民主只有一种，那就是指西方民主，世界各国发展民主只能是效仿西方民主，只有全盘移植了西方民主的国家才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反之，与之不同者便被视为“伪民主”、“非民主”或“专制”，按照此话语逻辑推理，西方民主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唯一选择和参考标杆。其实质是有意识地忽视了民主的多样性、特殊性，故意混淆民主价值追求的一般性和民主制度实施道路的特殊性之间的区别，从而扼杀民主发展形式的多样性，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

三、凭借对民主发展状况评判权的垄断，

肆意地丑化和妖魔化非西方民主

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硬实力是其无声的话语权。凭借其无声的话语权，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强号召力、统治力和扩张力的民主话语，掌握着全球民主评判规则和标准制定的主动权，进而垄断了全世界民主的评判权。在国际民主测量与评估领域，几乎是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在唱“独角戏”，它们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牢牢地掌控了国际民主测量与评估领域的话语霸权。在西方民主评判话语霸权语境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评估话语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大多数国家处于持续性的“失语”状态，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测量与评估，不得不面临“被排名、被贬低”的尴尬局面。

当今世界，国际上民主测量和评估机构绝大多数是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民主测量和评估机构也全部来自于西方。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利用其先发优势单方面制定各类民主测量内容和评判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民主政治测量、排行和评价，各类民主评价指标、指数以及排行不断翻新，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创建民主话语霸权的有力工具。它们制定的各类民主评价指标、指数以及形成排行等数据成为西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和国际机构出具相关评估所引证的重要资料来源，使之享有了较高的信誉度和权威性，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和政治研究学者也纷纷援用它们的评估结果作为分析和解读全球民主问题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机构的测量和评估标准俨然成为全球民主评判的终极标准。这样，西方民主政治评估机构成为全世界民主话语模式的创造者，它们的测量工具成了全球民主的设置器，它们掌握了全球民主政治评判的“尚方宝剑”，可以像国际法官一样来评判世界各国民主或不民主，这样一来，所有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评判指标的国家都要面临着政治合法性的拷问。

尽管，西方民主政治评估机构大多是非政府组织、媒体、大学和学术机构，它们常常打着所谓科学的幌子，自我标榜“客观”、“中立”，但在其所谓“客观”、“中立”表象的背后倾向性十分明显，各类测评指标体系都浸染着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战略意图，充斥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和立场，“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西方对中国等发展国家固有的‘傲慢和偏见’。” [9]330这些披着光鲜的科学外衣的民主测评指标体系掩盖了西方意识形态属性，滋生出西方民主评估理论的“指数霸权”。西方民主政治评估机构根据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遵循西方强权政治逻辑，霸道地将反映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自由民主标准作为评判全球民主的终极标准，肆意地评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建设状况，其结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的真实状况受到刻意的歪曲。西方民主政治评估机构的“观点常令人诧异，因为从大的研究框架看，其基础是一些定量数据和复杂的统计分析形式；但是当他们在衡量民主与非民主的时候，却选择了二分法”。[9]331它们常常以自由民主的核心“软件”――竞争性选举为价值预设，采用“民主-专制”、“自由-非自由”等二分法，符合自由民主价值理念和实践模式的国家即被贴上“民主”、“自由”或“有待改善”的标签，不符合的则被简单粗暴地贴上“不民主”、“专制”、“独裁”甚至“异类”的标签。

在西方独占国际民主政治评价权的背景下，西方民主政治评估机构和国际主流媒体“关于民主政体和独裁政体的描述更是显露出其用心险恶，完全借助于所谓民主的幌子进行颠覆性煽动” [9]351-352。它们依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利益需要对测量结果进行肆意解读和评判，恶意地诘难和诋毁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发展状况，丑化这些国家的国家形象，例如：它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或看低或采取选择性的忽视，不断质疑甚至责难中国相关政策立场，抹黑中国政治发展模式，歪曲“中国故事”，随意涂抹“中国记忆”，将中国丑化为不负责任、不守规则、不可信赖的“妖魔化”形象，从而误导国际舆论，造成国际对中国的误解、偏见和强烈的不信任，进而影响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对伊斯兰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成就和特殊的宗教文化进行选择性的失明，对伊斯兰文化进行恶意“包装”和丑化，在国际舆论中，制造出了“恐怖的穆斯林”和“好战的伊斯兰”的负面形象。这样，在西方民主政治评估话语霸权语境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塑造的是“专制”、“独裁”甚至“好战”的负面形象，与西方自己话语型塑的“正义”和“善”的代言人以及得到了“基督教《圣经》和上帝的叮嘱”的神圣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既达到了从而达到丑化、妖魔化“非民主国家”的目的，又实现了把自己置于正义和道德的制高点和实现抬高自己的国际形象的政治战略意图。

面对国际民主政治评估领域存在的这一扭曲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破除对西方在民主评估领域强势话语的迷信，跳出西方国家划定的窠臼，站在全面、客观、公正的立场，吸收和借鉴现有的国际民主政治评估的有益成果，克服西方民主政治评估指标单一性、主观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不足，以民主政治实践为检验标准，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重新制定科学、公正的民主政治评估指标体系。努力打破现有的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格局，倡导世界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四、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开始日渐式微

步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世界陷入严重的经济大衰退，同时，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衰败开始向纵深发展，出现了政党恶斗、政治对抗、决策不畅、金钱政治盛行、民粹主义泛滥等一系列政治衰退现象，政府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掌控权力和治理能力，内部运行出现错乱和失灵，出现政治治理功能障碍，越来越难以满足民众在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呈攀升趋势。这些政治衰退现象开始日益侵蚀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基础，全面地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壬?性体制弊端与根深蒂固的缺陷。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反应迟钝，显得僵硬，缺乏足够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能力和有效的应对措施，难以摆脱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长期走不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整个社会发展持续乏力，表明“西方社会赖以运转的制度架构存在严重问题，过去500多年在西方一直奏效的东西现在运转得不那么顺畅了，西方需要对社会赖以运转的制度架构提出深层次的质疑”[9]369。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出了问题，往往是政治先出了问题”[9]366。 “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对美国民主模式进行了客观的反思和质疑，无奈地直言美国已经从民主政体蜕变成了“否决政体”，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衰败”。牛津大学荣誉教授施泰因■林根说：“美国的体制状况变得比看上去还要糟糕……美国没有得到它需要的良好治理。”[10]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说：“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11]20

在全球反思西方民主的同时，西方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衰落期。传统西方老牌民主国家陷入全面“民主退化”的困境，在民主实践中，呈现出“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民主治理‘低效化’”[12]等腐败变质现象，表明西方民主传统大本营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制度性危机，西方世界陷入深深的自我民主困惑之中。新兴民主转型国家成功者寥寥无几，大多数国家因移植西方民主而出现水土不服，要么表现“民主崩溃”或“民主倒退”，要么建立的是“无效的民主”即国家无法得到有效治理，有的甚至导致“国家失败”。这些国家移植西方民主非但没能带来高效的政府治理、持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反而陷入无限的“民主烦恼”之中。这一切都表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失灵，西方民主的灯塔日渐昏暗，西方民主的全球影响力和样板的魅力开始衰减。西方自由主义杂志《经济学人》发文，不得不承认，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可能开始出现了逆转。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集体性的哀伤”，西方民主政治前景日益变得黯淡。

政治表现评语篇5

【关键词】评价理论 美国每日新闻会 态度资源

一、引言

评价理论是James R. Martin在Halliday的人际系统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关注说话者/作者对人物、地点、事物、事件、现象等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及如何协商、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王振华， 2001）。评价理论近年来一直是语言学家研究的热点，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各个方面。评价理论即评价系统，本身又分成介入、态度、级差三个子系统。而态度子系统又可进一步分为情感、判断和鉴赏三个小系统。

本研究以评价系统中的态度系统为理论依据，从美国国务院官网节选30篇每日新闻会的内容（因提问者众多且来自不同国家，研究变量较大，故仅选用发言人部分）为语料，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美国官方外交语篇中的评价资源分布和运用情况，旨在发现发言人是如何运用语言达到政治外交的目的，并提升国家影响力和软实力的。

二、理论依据

在《评估语言――英语评价系统》（2008）一书中，Martin 和White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语言评价系统框架。介入是指衡量说话人/作者的声音和语篇中各种命题和主张的关系。级差是指说话人把人际印象和言语容量分级或把语义类型的焦点变模糊或变清晰的一系列价值。而态度系统是整个评价系统的核心。所谓“态度”，是指说话人用来做判断，把情绪和情感反应与参加者和过程联系起来的各种价值。

态度也就是表达感情的方法，包括情感、判断、鉴赏三个子系统。情感涉及人们正面或反面的感情；判断涉及人们对行为的态度；鉴赏则是对一些现象是否有价值的评估。换言之，情感是情绪性的，是对行为的反应；判断是伦理性的，是对行为的评估；鉴赏则是美学性的，是对现象的评估。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每日新闻会中发言人运用鉴赏资源最频繁（43.2%），情感资源（39.4%）的运用次之，而判断资源（17.4%）是运用最少的。由此可见，在美国每日新闻会中态度意义主要通过鉴赏资源来表达，其次是情感资源。发言人是政府的代表，发言人的态度即政府的态度，由于鉴赏资源是对现象的评估，发言人在回答提问者提出的问题时，会尽量保持客观的态度，就事论事，而不是像普通场合一样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但看似矛盾的是，情感资源的运用频率并不是最低，这是因为，在表达对某一事件的态度时，人不可能没有情感因素的参与，政府也是如此。在每日新闻会中，发言人会代表政府表达支持或者反对已发生的事件。同时因为每日新闻会与正式的新闻会相比，是更偏向口语化的形式，所以发言人也会不可避免的需要表达个人的好恶，但这些态度资源对政治外交的影响不大。而判断资源是对行为的评估，是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在政治外交类语篇中出现的频率都不会太高。

例1：MS. HARF： First， on Libya， we strongly condemn today’s assassination of Tripoli’s police chief， Colonel Mahmed Sweissi.

面对全世界人民都会谴责的利比亚暗杀事件，发言人运用情感资源condemn，明确的表示出美国政府与大家的观点相同，有利于树立好的国家形象。

例2：MS. PSAKI： Well， I think if both sides were willing to make the tough choices required that perhaps the negotiations would be ongoing.

面对提问人关于美国以及巴以问题的犀利提问，发言人运用判断资源tough表达出美国对于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怀疑态度。

例3：MS. HARF： I don’t want to make that link at this point. Clearly，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work towards a denuclearized North Korea. That’s an important process.

对于核武器这样的重大问题，发言人运用鉴赏资源important来表明美国政府很重视这个问题，撤销核武器是必须的。这说明美国在政治外交中，面对原则问题时，绝不退让的态度。

四、结论

本文运用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分析了美国每日新闻会中发言人用语的态度资源，发现鉴赏资源的使用频率最高，情感资源次之。同时通过定性分析发现，发言人运用不同的态度资源来表达美国政府对于不同问题和事件的立场和看法，可以在无形中达到美国的政治外交目的，而且可以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

参考文献：

政治表现评语篇6

关键词 政治教学 评价 沟通 情感激发

中图分类号：G6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05-0031-02

人的心理活动包括认识、情感、意志三个过程，其中情感因素对人的思想，行为有着重要影响，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观决定于客观，并反作用于客观事物，人的情感一经产生，就会反作用于客观食物，情感是一种力量，它会使人们的意志更坚强，学习更富于创造性，在知道学生复习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怀着深厚的感情，刻苦专研、废寝忘食地攻克难关，就是因为情感作用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他们区拼搏、去追求，攀登学习高峰，因此，作为高三政治课老师在高考复习过程中，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立志做好复习工作的情感非常重要。

那么，如何培养学生情感，调动其政治科复习积极性？我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对学生取得的点滴成绩要及时性予以鼓励，使他们感到成功的喜悦，从而加深对政治科的热爱。表演、鼓励从心理学上说是一种积极的诱导方式，它能使心理发展中的先进思想和行动得到强化和巩固，从而能激发学生向上的学习热情，教育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学生分为甲、乙、丙三组，分别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对甲组学生取得点滴进步及时性予以肯定、鼓励；对乙组学生放任自充、不管不问顺其自然；对丙组学生主要进行批评教育。试验结果，甲组学生积极性最高，乙组最差，丙组居中。这一结果启发我们，在政治课复习教学中，应坚持表扬鼓励，以引导为主，不能轻易地批评学生，更不能对学生学习不管不问，放任自流。我教过的学生王XX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语数英三科都不错，就是政治科“月考”成绩均在75分左右。为了提高他对政治课学习的积极性，激感在学习中的作用，我在课堂教学中意识地拟好一两个适宜他回答的问题请他回答，然后对他的回答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改试卷中，我也有意识地给他“留一手”，可扣可不扣的不扣，可给高分的给高分，在讲评时予以及时、恰当的表扬，结果他对政治的学习来劲了，积极性提高了，再经过一个学期师生共同努力，他的成绩也提高了，最后在20007年综合科目取得267分成绩，居全县第3名。

（二）多与学生的沟通思想、交谈学习情况，使其对老师产生信任感、焕发对政治科的学习热情。人需要信任，信任是理解的桥梁，使产生情感的基础，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人际交往中，每一个人在时时刻刻通过语言、行为等各种渠道去影响他人，多与学生交谈学习情况，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在与学生交谈中，不难发现学生普通对政治科复习的畏难情绪。因为，高考的政治试卷除了知识覆盖面广、容量大、各种知识互相渗透等特点外，主要考察学生辨证思维和思想觉悟，这是学生感到最为难的。所以教师在与学生交谈中，一定要用激励性的语言去教育学生，鼓励学生知难而进。有时个别学生遇到困难闷闷不乐时，如果对他说“不要紧，困难时暂时的。依你的力量时完全可以克服的”。寥寥数语，既能使学生振奋起来，又能使学生感到老师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从而激发他的学习热情，刻苦钻研知识。

如果可能的话，还应与学生共担患难，如介绍以往学生尤其使老师自己如何从低起点出发攻克难关取得胜利的事例，与学生一同研究复习迎考各种问题等，使他们感到自己不是唯一的受难者，人都要通过艰辛的历程才能取得成果，自己也不是孤军奋战，老师还在与我们共同奋斗。

在与学生的交谈中，我发现一位由于政治成绩差而落选的补学生，她既有把政治成绩补上去的愿望，又怕补不上去再一次影响高考成绩，针对这种“特殊”情况，我多次跟她交谈，使她懂得，任何愿望要转化为现实，首先要有信心，没有信心，自己认为做不成的事情永远做不成，同时，我用补习生（甚至比她还差的）经过自己的努力不但能考上大学，而且能考上重点大学的例子启发她，并帮她做了知识缺陷情况分析，共同制定出进步的计划，从而使她振奋精神，经过努力，政治科成绩提高了，高考政治科成绩上去了，终于考上了师范大学。后来，这位学生写信告诉我，当初每当感到苦恼、欲打退堂鼓时，都是以“我的老师是和我一道的”这样的信念激发自己、支撑自己。

教学评价是一种信息反馈，对于学生来说，教师评价中的分数、评语、语言和态度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水平，问题所在，而且影响他们的心情和对学习的态度，为此，在政治课教学中要用好用活教学评价，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主要又口头评价和书面评价两种形式，书面评价又包含分数和评语两个部分。过去教学，教师往往侧重于打分疏于评语，学生由于频繁考试对得分渐渐麻木了，以至出现屡次犯同一错误的现象，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必须对评价手段进行改进，由过去侧重分数评价转变侧重口头的肯定评价和书面的评语评价。

口头评价由肯定评价和否定评价，不同的口头评价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般来说，肯定口头评价会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它使学生心理发展的那种积极向上思想得以肯定和巩固，能激发学生的校学习积极性，所以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肯定回答首先要给予肯定“回答不错”“很好”等，即使回答得不怎么样，也应予以某些方面的肯定。简单粗暴的否定口头评价会打击道学生的一生，所以，像“这么简单都不会”“可是牛头不对马嘴”之类的否定评价万万不能下。这种评价不但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反而会给学习产生对抗心理，以后如果再问他，他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就不回答，最终导致了该学科学习的恶性循环。

评语评价，就是在给分的基础上，针对学生的书面材料（试卷、作业等）进行适当的点评，评语评价比口头评价相对要讲求“原则”“科学”即有的放矢，准确性，点评内容包括错误原因、答题技巧、对学生的希望和鼓励，警戒或批评等等。这种评价做得恰如其分，可以使学生明了答卷的得失，印象深刻，不仅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而且鼓舞了信心，因而评语评价更有慎重。对作业、答卷较完整的学生，除了给与适当的表扬外，还应更高标准的要求，如逻辑思维水平、创造性程度等方面提出不足，这样既防止骄傲情绪的产生也激发他们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取；对于问题较多的作业或答卷，既要找出闪光点给与一定的肯定，更要在指出问题上注意“择其要者”，因为要面面俱到只能使学生无从下手改进反而丧失进取的信心。

无论使情感激发还是评价激发，都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都要从自己的方面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政治课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政治表现评语篇7

而后现代政治的核心理论就是福柯的“权力”学说。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微观的、网状的，存在于话语、制度和身份的创造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权力观“既是令人压抑的，因为它承认权力充满在所有的社会空间和关系中;同时又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允许并要求有各种新的斗争形式”。于是，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被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以往，政治几乎可以与任何概念连接，如性别政治、阳性政治、影像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等。而这些也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政治学旨趣所在，正如格拉姆•特纳所说:“文化研究中的‘政治’具有极其宽泛的意指:它指的是权力的分配和运作。”那么，在文化批评中，“文本”和“政治”这两个层面又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语言或符号系统建构了自己的文本世界，可以与现实无涉。这一看法显然会致使文学批评脱离社会现实。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索绪尔只关心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而不能“让我们联系到外在于语言而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物、人和事”。他推崇的是同样运用了“建构论”语言观的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这是对索绪尔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给它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俗世的’运作语境”。“话语”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本义指的是各种相互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段落，但福柯的“话语”另有所指。在“考古学”阶段，话语是指“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物可以谈论些什么。1970年，福柯进入“系谱学”阶段，开始意识到权力与知识达成共谋关系，“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作主要的研究课题。至此，他的“话语”已经突破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是指一种生成于社会历史并由社会历史赋予了特定意识形态涵义的语言形式，其核心理念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为了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哪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这一洞见指明话语构建的知识或“文本”绝不是自主自足的，而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而福柯理解的“政治”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

总之，正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文本”与“政治”联系起来了，从而对文化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文本”———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以“建构论”语言观为哲学基础的，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编码”的产物，是话语的建构物。另一方面，在文本或话语建构物的背后显然又暗藏着“权力”或“政治”的操控，尤其牵涉到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涉及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的政治冲突。既然文本建构往往认同于某种政治或价值立场，并将其“合法化”和“自然化”，所以，文化批评的文本解读必然带有解构性、颠覆性和政治性，“就是要透过分析而暴露出在‘文本’里———所谓文本包括语言作品与非语言的文化建构物———隐藏着的价值观与其建构动机，指出其建构时所隐藏的内在矛盾，看出它扶持提倡哪些价值而压制了对立的价值或假设”。因此，文化批评也就必然会成为“文本的政治学”。

索绪尔的“建构论”语言观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给文化批评提供了学理依据，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传统的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上，文学批评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例，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文本的政治学”的文化批评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将文学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认为它们参与了对妖魔化的“东方”身份的建构。萨义德在考察“东方学”的学科谱系时要追问的是:“还有哪些种类的学术、美学和文化力量参与了像东方学这类帝国主义传统的建构?语言学、词汇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经济理论、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学中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他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话语表述系统的产物，涉及到东方学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语言分析、政治论文等各种文本，无不成为此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缩小了研究对象，“由非文学形式转向文学形式”，尤其集中于小说，去揭露叙事文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他认为:“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将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

这里，萨义德意在强调，叙事的背后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并拥有这片土地。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滨逊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和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和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看来，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反过来又都参与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或意识形态运作。布兰尼根指出:“新历史主义给文学与历史关系研究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从简单地将历史事实依附于文学文本，转向对文本参与建构和维持权力结构的话语构成层面的复杂化理解。”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打破了旧历史主义文论的“反映论”思维模式。“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前提，就是它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处。……它认为‘文学’与形成文学的‘背景’或它的‘反映对象’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它认为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认识场’，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新历史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观。一是不同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文学文本观。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中，格林布莱特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破除形式主义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同其他文本一样的社会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二是有别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抛弃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思想，新历史主义成为“一种将权力关系作为所有文本最重要的语境而置于优先地位的批评解释模式。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它将文学文本视为权力关系成为可视的空间”。总之，新历史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并认为文学文本参与了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对文化批评的生成学理和操作路径进行全面地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它与审美批评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一)哲学基础不同。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建构”论，认为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以语言或话语为中介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因此，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均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审美批评的哲学基础则是朴素的实在论，尤其突出情感性评价，非常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心理，文学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读者的情感体验，将其视为鲜活的生命活动，而不是符号建构。

(二)批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其关注点并不是形象、情感、意境、典型、美感，而要去寻绎文本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政治之间的关联，站在少数人或底层人的立场，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因此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公共参与性。审美批评则往往将文学作品当作虚构的想象世界，关注作品的审美价值，在无功利的审美距离的观照之下，从中获得审美趣味、心灵净化、人性修养、道德提升。

政治表现评语篇8

一、政治教师素质的提高,是新课标下搞好课堂教学的前提 。

苏霍霍姆林斯基说:美好的崇高的东西不仅存在于尽善尽美的外形之中,而且存在于人类智慧的创造物之中,特别是存在于个人生活遵循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行为、思想以及其他表现之中。思想政治课课堂民主教学就是一种展示情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活动,让学生在艰苦的学习劳动中体味美和愉悦。所以,思想政治课课堂民主教学不应是附加上去的节外生枝的东西,而是其本身内在的要求,特别是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高中思想政治课由于其内容的精辟和形式的严密,所以就要求教师用尽量好的形式把课堂内容呈现出来。也正是由于思想政治课理论具有概括、抽象的特点而与学生实际生活及主观认识时空距离较大,所以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有丰富而深厚的知识底蕴和更多的生活情趣才能胜任其教学任务。

首先,在教学中需要教师用自己的学识、思想、行为去影响、促进甚至激发学生在各方面能力的提高。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的目标就是用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引发学生的思索和情感体验,唤起学生的共鸣,鼓励学生积极地讨论和表达,形成见仁见智的观点和看法。由此构建教师与学生之间互为主、客体的双向关系:教师既是主体,引导学生去思索的主体,同时,又是学生的审视、学习的客体。学生既是学知识的主体,也是教师学习、研究、互动的客体。正是这种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使教学中的互动产生特殊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双方的主体精神和创造精神。达到这一效果就能师生双方和谐、协调地合作,使整个教学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

其次,师生间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是施行课堂教学的重要条件。现代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师生间的人际关系是整个学校教学过程中全部人际关系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部分,师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平等、民主的关系是整个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全部人际关系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部分。师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平等、民主的关系使师生心理积极互感,促使学生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

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中教师一直享受着“授予”的权威,而学生则始终处于“缺失”、“接受”的地位。要实现课堂教学的平等性,就必须改变师生这种在人格上的不平等现状,建立一种平等自由、资讯分享、互助互进的伙伴性关系。这就需要教师一方面自己从尊者的位置上走下来,一方面把学生从卑者的地位提上去,二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参与教学、管理课堂,以实现个体完善的教育目标。 师生在互动的教育过程中,以平等的关系相互学习,教师把自我发展的需求与学生的共同发展融为一体,不断转换角色,形成个性化教育风格。老师要承认差异,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处,更多的是鼓励欣赏学生的优点,去感动心灵激活思维,使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教师在课上注意学生的思维状态,不完全以自己的思想驾驭教学,更多的是研究学生的感受,不断调整教学活动,以“五个给”为指导思想,即:给学生一个条件,让他们自己去锻炼;给学生一点时间,让他们自己去安排;给学生一个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给学生一个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活动;给学生一个权利,让他们去选择。教师以真诚、零距离沟通、无条件关注、对待每个学生,重视每个学生的成长,发现闪光点、找准结合点,激发共鸣点,严而有度,爱之有方,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教师密切结合教育教学实践的个案研究发现个性化教育哲学,逐渐形成了科学的研究态度和反思能力。不断开展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相结合的行动研究,树立现代教育观,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变教育行为。

二、生动有趣的导入是新课标教学中必要条件。导入,是一节课的开始,好比是一个好故事的开头。如果故事的开头能动听、能悬念叠出、能异彩纷呈,就很容易吸引听众、引人入胜。一节课,导入得好与否,直接会影响到该节课的整体质量。在教学中,教师要特别注重精心设计导入新课的不同方式,使学生感受到政治课不是那么一成不变,不是那么枯燥无味,不是那么干瘪苍白,要使学生感受到新意和幻彩,感受到活力与激情,感受到生机和奔放。这样,一节课有了很好的烘托和前奏,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对本节课的学习兴趣,也起到了营造整堂课良好学习气氛的效果。 在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新课改的要求和学生的具体实际情况,我采用了趣味引进导入新课程的方法,比如,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先讲述一个与本课有关系的寓言故事导入新课,也可以用与本课有关的时事热点问题与学生讨论带出本节将要教授的内容,这样,既调动的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好的开头已经是成功了一半。相信在一个轻松活泼的学习氛围中,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主动参与到“教师—学生”的互动教学活动中,活跃了课堂,活跃了气氛,活跃了学生思维,真正发挥了学生的作用,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贯彻新课标的主旨与要求,把曾经让学生和老师都头疼的政治课上活上好上得妙趣横生。 新课程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大大加强了探究式学习的比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处理好学生自主与教师指导之间的关系,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情境,合适的阶段,开展非指导性教学。新教材允许学生对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就要求教师在实践中要为学生发展个性留出充分的发展空间。

三、把现代化教学手段用之于课堂教学当中,是搞好政治课教学的重要环节。政治课是一门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学科,它通过抽象的观点、深刻的道理对学生进行政治方向、道德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因此,要学好政治,难度较大。对教师来说,上好一堂政治课,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提高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归纳论证等能力是相当关键的。而恰当的教学手段的方法的运用,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新课程在内容上大为更新,增加了许多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新进展、时代性较强的新内容,要求教师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学习,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教学要求,同时还要求教师要尽快掌握体现时代性特征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并应运于教学过程之中。而这一点在政治课教学中体现更为明显,要求更为迫切。在现代政治课教学中,要充分体现出教学的开放性。要把一些抽象的理论,讲解得较为生动透彻,除使用必要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外,教师还应当注重教学情景的创设。通过多媒体课件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或者是照片、图片、挂图等生动形象且直观的教学手段,或者也可以通过师生的讲述,把学生带入某种特定的情景之中,使学生有如身临其景其境,通过这种情感渲染和传达,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对知识的诠释和理解,免去了生涩与呆板,也达到使学生学会对知识活学活用的目的。在教学中,有效地利用和运用多媒体设备,以其新鲜、活泼、生动的形象,一扫传统说教式教学导致的沉闷空气,带给学生活泼、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从最不喜欢政治课,变成非常喜欢政治课。

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提供丰富、生动、有趣的感知材料,激发他们的兴趣,引起他们的丰富想象。落实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学生踊跃发言,激烈讨论,积极参与到教与学中来。新课程要求教师创造性地运用教材,一方面,教材上出现的内容不一定都讲,另一方面,教材上较为概要或没有的内容有时教师要展开或补充,或针对某些内容开展专题研究或小课题研究。而多媒体教学手段为这个教学要求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和平台。教师在教学过程,根据教学目标和要求,通过教学课件的制作与应用,对教材的内容给予适当的简略或补充,或展示有关最新最热门的讨论观点及意见,既讲授了课程内容,又进一步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既讲授了必修内容,又扣住了时代脉搏,体现政治课的时代性和实用性。

四、用彩色、动感的语言带学生进入学识胜地 ,是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益的源泉。许多学生不重视、不想学政治,主要是他们认为政治不是老生常谈,就是高谈阔论,与己无关。中学政治的哲学部分和经济学部分还略微好些,而政治学部分很多学生就用“假、大、空”来形容。可见我们的政治教学在过去是多么失败的一个结果。政治课的教学,不管是对老师来说,还是对学生来说,都成了一份苦差事。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彻底转变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生硬、平铺直叙式的教学语言,要用彩色的语言、动感的语言融合积极愉快的情感来调动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活动的兴趣和主动参与的动机。 教师在上政治课时,充分运用体态语言来传达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对知识点的强调,同时也运用肢体语言和情态语言来表达教师自身对知识、对学生、对课堂的情感。在语气上,通过轻重、缓急、抑扬、快慢等变化进行教学,在语态方面,以平等方式、交谈方式进行情感教学,体现对学生的理解、信任和尊重,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建立起平等、和谐、融洽的关系,在其乐融融的学习环境下,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就激发出来,主动性自然就发挥出来,也就不再有政治课毫无生趣的结果了。 “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思想政治课的说服力、感召力极大部分来自于教师授课的语言力度、语言技巧、语言风采。如果一个教师仅富有严谨、精炼的教学语言还不足以应付教学,在新课标要求下,一个优秀的教师还必须不乏彩色与动感的语言,才能真正扣动学生的心弦,促进思维的活跃和想象的丰富,发挥对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功能的积极作用。这种彩色、动感的语言的应用,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放下“学究”的架子,收起习惯板着的面孔,而是要带入与课堂教学相融洽的肢体语言、情态语言,把知识的情与景用显见的情态、肢体、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既直观又形象,既活跃的气氛又引起学生的共鸣,使得一堂课再不会象以前那样沉闷而且无生趣,致使教师头疼而学生反感抵触。

五、利用学科整合优势,多方面培养复合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学习和生活,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新课标要求注重学科间的知识整合,充分发挥各学科的特色,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关注对一个知识点的解析和诠释,从而达到对知识的全面理解以及对各方面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新课程强调各科之间的沟通与综合,这就要求教师淡化自己的学科角色,全面拓展个人的各方面学识修养,同时要把学生视为接受完整教育的个体,而不是只偏颇于任何一个单独学科的“专人”。新教材政治课,本身就渗透了多个学科的知识,这是一大优势。根据新课标理念,教师在教学中就要应用各个学科的相关知识对学生进行综合教育,增强学生对相关的文学,历史,地理等学科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等综合能力。既让学生快乐地学习,不觉得政治课枯燥无味,又达到了教育目的,提高了教学效果。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完成了学习任务,掌握了教材观点。使学生从不喜欢政治课到很喜欢政治课,同时也达到了对学生各方面知识素养的提高,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的目的。当然,利用学科整合进行教学,对教师自身也就提出了更高个要求,要求教师自身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与水平,多汲取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才能真正发挥优势,达到好的教学目的。

六、让评价成为课堂教学的动力 。评价的方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一般说来,量化了的事物比较科学,所以教育界素有“考考考,老师的法宝”之说。从这平淡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一般人都认为测评考试是教师的特权,是教师“对付”学生的杀手锏。课堂民主教学的理念告诉我们,在测评中同样需要学生的参与。学生参与测评的主要内容可以渗透到教师对学生测评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对学生的知识检测上,学生可以参与到命题、评卷、讲评等方面。第一,命题。事先约定试卷的内容、题型、赋分和版面等,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秘密命题,并签命题者的名字,统一交上来,教师或者选取最优的或者抽签确定一两套试卷用来测评。这样,试卷被采用的小组或同学看到自己的命题印发到同学手里,十分的兴奋和自豪,充满着成就感。而未被采用的同学或小组也是会有收获的,一是他们在命题的过程中钻研了知识、查阅了资料,增长了凭借老师讲学不到的东西;二是他们也对别人的试卷充满着好奇和兴趣,考试时不会觉得枯燥乏味。第二,评卷。测试完成后,被采用的命题小组参与阅卷。最后,命题组的同学进行讲评,讲评不仅仅是公布答案,还要解释自己的命题意图以及解题思路,有时还要请其他同学评判试卷的得失。事实证明,学生自己命题考试,不仅积极愉快而且学习起来目标明确、自主性强,效果比完全由老师主导的测试效果要好得多。

政治表现评语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化转向、文化政治；文学性

作为世界性的批评主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迄今已走过了170年的历史。作为这一潮流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尽管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理论个性与批评风格，但也深受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在此，我们无意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只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文化转向已深植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中，进而促生了一种新的批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相关思考与探究：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中来审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走向；第二，文化转向的主要特征及其在批评潮流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三，文学批评伴随文化转向而产生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

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文化转向在其批评的历史中又是如何发生与呈现的?正如马尔赫恩所言：“‘文学’和‘批评’已经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和过程；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则一直是20世纪文化中意见最为分歧的。”我们认为，英国的马尔赫恩与伊格尔顿的相关分析与阐释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与批评图式。马尔赫恩在写于1992年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导言中，运用历史的方法把1840年代至1990年代这150年的批评历史划分为三个相位，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理论阐释。首先，他对缘何运用历史的方法作了扼要说明：“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就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其次，他所划分的三个不同相位分别为：“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这一相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前半期。它主要由两个批评思潮组成，一个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他们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与实证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科学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另一个则以列宁、托洛茨基等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革命、政治的角度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提倡一种“介入文学”。“具有自我批判的相位”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中成熟和趋于多样化，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确立了一种“非正统”的规范。这一相位主要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萨特、戈德曼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他们将文化和哲学问题作为批评活动的主要对象。“批判的古典主义相位”兴起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体现在文化唯物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批评潮流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詹姆逊等。在马尔赫恩看来，这一时期的批判风格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它们在方法上是‘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政治的’。……事实上，这些含义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界是致命的。就其最一致的含义来说，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文学战斗中恰如其分的高潮——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文学’与‘批评’本身受到质疑。”

在马尔赫恩的“三分法”启示下，伊格尔顿在写于1995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分为四个基本模式，它们分别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批评。从他们两人的具体论述看，马尔赫恩的第一相位大体包括了伊格尔顿的人类学和政治批评模式，第二相位相当于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第三相位相当于经济学批评模式。如果以此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我们主要受到了第二、第三相位或者是意识形态的与经济的批评模式的深刻影响。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化转向的理论资源与批评实践主要来源于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

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时间方面看，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接受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对伯明翰学派的接受则要晚些，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学者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所取代，由此可见文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

何谓文化?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作简要描述。第一层面是文化的理想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第二层面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个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第三层面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中将其概括为作为乌托邦的文化、作为艺术创造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尽管可以将文化的历史远溯至柏拉图，我们在此只关注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我们认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有的学者甚至将其命名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之所以“既是至关重要的，又是明显次要的”，是源于它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承担的功能以及与政治、经济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性，“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拒绝，文化主义者认为社会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复杂决定的结果，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决定因素居于首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更广义地看待文化——整体的生活方式，从这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是经济和政治的组成部分……他们给予文化和艺术以绝对优先的地位，因为这种实践与整体的人类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并且因为文化设施和体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整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次十分显著的 文化转向：第一次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肇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第二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理查德·霍加特《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等为重要标志，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以伯明翰学派等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分不开，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不过，多数研究者主要还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待文化转向问题，比如，伊格尔顿认为，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之所以未能像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那样导向政治实践，而是转向文化和哲学，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政治不再抱幻想，以此来抵抗资本主义社会；德沃金也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孤立地考察；它必须放在英国左派危机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试图认识战后研究的特征，重新定义社会斗争，阐明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的抵抗形式。在这个计划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文化’。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一般认为，文化转向具体表现在对文化含义的争夺、文化形式的历史建构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认识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转向可以说是由必须面对大众文化这一复杂感受引发，这尤其适用于知识分子对他们变化着的社会地位的理解。”在我们看来，文化转向有如下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对新的文化形态、文化形式的关注，无论这种关注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是颠覆性的还是建构性的；第二，这种新文化具有一种典型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风格，图像化、视觉化是其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换言之，文化转向即文学向文化、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语词向图像的转变，由阅读者的语词感受向观看者的视觉快感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文

化转向，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间既存在相同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就“文化观”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结构性关系的阐释，避免经典模式的经济还原论，强调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当代文化即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态度、立场、价值取向迥然相异。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精英的立场看待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对其持一种否定的立场，认为精英文化才是救赎与拯救的力量，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才是人类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神圣力量；伯明翰中心则着力挖掘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蕴含的抵抗性、颠覆性力量，因而对其更多的是肯定与认可。如果从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在“理想”的层面看待文化，而文学传统则主要是在“文献”的层面理解文化，伯明翰学派则是从“社会”的层面看待文化。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将两者相对立，那么，伯明翰学派则致力于消弭两者的对立，比如，威廉斯将文化分为统治的、残余的、新兴的三种文化类型，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就“文化政治”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再追求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而是追求一种文化的解放。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不太重视工人阶级政治、工人阶级文化，而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工人阶级政治，关注工人阶级文化。此外，两者都注重对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与阐释，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不仅关注其内容层面，而且关注其形式层面。

三

鉴于国内学界已就文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影响作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探究，我们在此只就其消极影响即伴随而来的一些突出问题作扼要分析。

问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要么将两者相等同，要么将两者相对立。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文学批评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分，文化批评同样也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别。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围绕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十分深入的理论探究，比如，一些学者认为，“文化被重新定位并以难以回避的方式有效地介入到文学研究之中，那么问题在于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采纳这种无所不包、具有异常丰富内涵的术语，又将如何进行文化批评?迄今为止对这一方式的主要批评，其一是认为这种批评过于宽泛，因而显得乏力，其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批评具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即将有着独特性的文学现象等同于社会文化现象。实际上，文化批评并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纳入某种所谓的文化视野，而是基于一种新的起点对原有学科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作为文化批评的文化研究不是文学批评的新上帝，文化批评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形态，也不是文学批评开门揖盗，而是文学和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共同文化语境已经转向大众文化。”一般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主要区别在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目的的不同。从批评的对象看，文化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对抗性批评，就是“反对大写的文化。换言之，就是与那种一贯的，并仅仅与人们时而称之为‘高雅文化’一致的新东西进行对抗。”具体而言，文学批评主要关注“书面文本”尤其是文学经典，文化批评则主要关注当代文化尤其是以电影、电视、广告等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如果前者关注的是精英的、主流的、主导的文学，后者则关注的是大众的、边缘的以及青年亚文化等等。从批评的方法看，文化批评提倡一种跨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注重文化分析，它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一种学术分析；作为表现的范式，语言研究构成了其主要的研究模式；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及其表意策略，“文化研究一开始带来的并不是传统批评和批评理论中的非社会的个人主义，而是带来也许可以称之为社会学视角的发展。”简言之，由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方法不同，批评的目的等不同，两者之间既不是一种等同关系也不是一种取代关系，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而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在英国和德国的语境里，文学的各种形式分析与文化研究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联系。像阿多诺和霍克海

以及雷蒙·威廉斯和里查德·霍格特这些人物所持有的共识是，他们对各种通俗文化形式的考察，是深刻地由对一种文学文化的迷恋而建构的。”从研究者的身份来看，众所周知，英美从事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是文学学者、文学教授，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论著，比如威廉斯是英文系的戏剧教授，有《现代悲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等文学批评著作，詹姆逊有《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等文学批评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关系时，首先需要明确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两种批评形态。这是因为，尽管文学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与外延无疑都会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无论其自身如何变化，也都有其各自的边界与限度，差异性即是其质的规定性。作为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与批评范式，除了差异性外，两者之间在理论范畴、批评方法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但是，不能够简单断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无论多么重要，它只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大家族中的一员，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文学凝固化、狭隘化，无视社会的变革与新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无视文学的丰富存在，一味关注所谓的新文化，而最终失去文学与文化传统。毋庸置疑，面对新技术、新媒介、新的社会现实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自身、发展自身，而不是否定自身、取消自身。从批评的视角看，文学批评自身具有多维性，诸如政治之维、经济之维、道德之维、审美之维，因而文化理应成为其多维中的一个维度。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的丰富性、多样性还有待于我们在批评理论层面加以深入开掘，在批评实践方面作更深人的文本细读与阐发，这样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的生命力。

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重蹈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往的覆辙，即把文学、文化过度政治化、过度意识形态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曾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将文学过度政治化，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则在很大程度上再度把文化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其实只是文学政治到文化政治的位移，诚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化的膨胀因此是一个被世俗化了的时代历史的组成部分，正如自阿诺德以降，文学——在所有事物中——继承了沉重的伦理、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任务一样，而这些任务过去曾被委托给更为技术性或实践性的话语。”如同“文学政治”是文学批评的首要目标，“文化政治”则是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诉求之一，而所谓的“文化政治”则是指“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立场和批评方法，它广泛表现在各种非形式主义批评话语中。”作为抵抗诗学的文化批评力图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达到某种政治的关切，从而使得文化与政治之间具有一种新的关联性：“文化在政治前是犹豫不决的，它以超越日常兴趣和社会生活中对抗的价值的名义抵抗政治……然而，左派文化政治最近的发展导致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文化批评尤其是在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威廉斯等理论的影响下，更多地从权力视角来审视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政治关系，这样就把政治关系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而这种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其作用，主要是通过其载体即文化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文化批评的文化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分析和权力透视，旨在揭示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对其的抵抗，即所谓的抵抗诗学和介入政治。问题在于，文学、文化诚然不能脱离政治，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也只能是文学、文化固有的内涵“之一”而非“唯一”，不能将两者同一化，在这一方面我们已有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认为，无论是就人类社会生活还是就作为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而言，政治生活也只构成作为“意识形态动物”的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必要坚持说，一切文化都充斥着政治价值，同时也必须坚持说，这些政治价值作为意义是文化的；因而也就更有必要理解文化与政治两者是相互不可缩减的。在‘文化政治’的概念中，它们

政治表现评语篇10

关键词：课堂语言；技巧；政治课堂

高中政治课理论性强、比较抽象且有些枯燥，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素质、技能，从而更有利于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教学语言与课堂教学效果紧密相关，简洁、准确、逻辑清晰的教学语言能让学生迅速领会老师的意图，掌握知识的要点。表达到位、内容新颖是政治教师课堂语言表达的重要原则。因此，政治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自己的语言魅力，关注自己语言表达的艺术。

一、语言要富有感染力，激发激情

教师要为学生营造宽松、民主、平等的课堂氛围，就要蹲下身子，甩掉一张“师道尊严”的脸孔。在语言上要语气亲切，有亲和力。事实表明，亲切柔和的话语，能降低学生学习的压力，拉近师生的距离，让学生产生亲近教师的欲望，“亲其师信其道”，学生的情感就会随着教师的引导、提示隔入课堂，潜入文本，实现个性的成长和发展。

二、语言要表达到位，内容新颖

政治课本身理论性比较强，且术语较多，对于概念和原理的表述，必须准确，不能错误或含混不清，这是语言科学性的首要要求。这要求我们对知识点的讲解必须准确。如，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地位和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首先这二者的市场地位是平等的，都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都要在法制轨道内开展平等竞争，但二者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平等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让学生注意这二者的市场地位和国民经济地位，以便能更好地区分它们。又如，在讲授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一内容时，我是这样概括的：第一个作用是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的分配流动──即指挥作用，可比喻为“棒子”指挥棒；第二个作用，刺激各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刺激作用，可比喻为“鞭子”；第三个作用，优胜劣汰──“筛子”。这样用简短的六个字就概括了价值规律的三个作用，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清楚明白。

三、语言注意尺度，批评要适当，表扬要具体

恰当的批评可以使学生发现言行中的问题并及时改正，不得体的批评会在学生心中投下阴影，造成潜在的心灵创伤。批评要分场合，要给学生留下改正的余地，让他们理解到教师的关爱。面对棘手的学生和突发事件，教师要有一定的自制力，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言行。既不能让后进生放任自流，又不能一味地苛责。及时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语言要有学科特色，注重效果

政治课堂中的提问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启发学生思维、传授基本知识、控制教学过程、进行课堂反馈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一项设疑、激趣、引思的综合性教学艺术。提问要有力度，要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有导向性，要对学生的思维有强化性，要对学生思维的发展具有调控性，提问要提到点子上，层层深入，渐次设疑，把握好提问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