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家十篇

散文作家篇1

论文摘要:因为在男性巾心的世界巾的理智与清醒，“女性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自觉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旱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渐渐认同了社会为自已规定的女性角色，并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这既表现出“女性散文”渐趋成熟的性别温和主义态度，又遮蔽了女性写作长于情绪的表达、直觉的领悟等先天优势。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女性散文”的繁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女性散文”，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第二，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三，无论创作主体性别为男为女，只要观照女性世界、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四，女性作家创作的，由女性眼光观察、评判世界，其文字具有女性经验和特征的散文。木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后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下，张洁、唐敏、叶梦、斯好、王英琦、张抗抗等女性作家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在男性强势的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作为女人或成为女人的骄傲与艰难在她们笔下得到了最真切的表现。这使她们的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早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开始接受社会为自已规定的性别角色，尤其是母性角色，同时，她们又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

一、从性别自觉到角色认同

基于在男性中心世界里发出自已声音的要求，“女除散文”作家在创作初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这使她们不约而同将对女性世界的表现、对女性心理的描摹作为自已的市要选材之一。因此，性别意识的自觉在早期“女性散文”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普遍流露。其中，

又以叶梦、唐敏及王英琦对自已女性的身份感最为强烈。她们代表了“女性散文”在性别自觉上的两种取向:叶梦多表达作为女人的骄傲;唐敏、王英琦则主要言说作为女人的艰难。但随着创作实践的继续，她们的散文便不再以女性意识为特征.而代之以母性关怀.表现出对“女性”在社会中特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一位女作家散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与转换。

叶梦是新时期最为大胆的“女性散文”写作者。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最早的，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将女性的生理一心理体验引入散文领域的人。由于散文“真实性”的文体要求，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体借助虚构不断揭不身体的秘密之时，散文始终回避着这个私密性话题。不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散文，都一律集中在务实的具体事件或务虚的精神漫游上。只有叫梦，以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开始了“认识自已”的涅梁之旅。以《羞女山》为开端，《不能破译的密码》、《月之吻》、《潮》、《今夜，我是你的新娘》、《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等为接续，叶梦关注女性自身、表达女性意识的散文越发深入与自觉。

《羞女山》还自然景观以符合自然形貌的木义命名并生发出富含女性意识的新的意义，在叫梦眼巾，“羞女山”是创造之神—女锅的化身，其“羞”则是人类蓬勃的生命力的腹地。她将“羞女山”作为“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的象征，激情赞美女性的肉体之美，嘲讽了以道统为女性行为规范的男权社会。由此，《羞女山》成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作。随后，叫梦由借自然山水表达女性意识转为深入自我”生活白呈女性的经验与感受世界。她第一次以女人自已说自已的方式写下了关于初潮的《不能破译的密码》、关于青春期恐惧男女交往的《不要碰我》、关于初吻的《月之吻》，以及有关性爱体验的《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和有关生育经验的《月亮·女人》等。一个女人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在叫梦的笔下一一展现。经过“虚化”的处理.叶梦将那些有可能落到实处的描写化作了表达感受的诗象，从而将对女性躯体感受的描述和审视变为了可能。

虽然具有明确的女性身份意识，叶梦却从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言说女人的文学行为更多带有自得其乐的性质。因此，当她成为母亲后，在“生育系列”散文里，作为女人尤其是成为女人的快乐和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其一贯的轻盈的诗性情怀被实在的欢喜重重坠落。在《陌生的儿子》里，她的喜悦和骄傲不能自制:

“我的儿哟!”我差不多要用京腔京韵道出这么一句来的。

点着小家伙的鼻子:“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哩!”我居然说出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女人说过的一句

老话。于是，我与人世间所有的已为人母的女人殊途同归地有了同样的感觉。

这使得包括《遍地巫风》在内的、具有个性的叶梦散文也“殊途同归”地泯然众人，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但无论如何，回到女人的本位，说女人自已的话，既是叶梦在散文上的大胆尝试，也是其对于“女性散文”的最大的贡献。

唐敏作为“女性散文”代表作家地位的确立，源于其散文《女孩子的花》的问世。《女孩子的花》流露出了浓厚的女性意识，因此既成为唐敏的代表作，也成为当代“女性散文”的典范作品。

《女孩子的花》写于1986年“三八”妇女节。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写作时间本身就可以生发出文本之外的诸多意义。不过，我们恐怕不需要那么迁回。因为文本本身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在生男生女的占卜中，唐敏反复申明自已渴望生个男孩并非出于对女孩子的轻视。恰恰相反，对女孩子过分的疼爱而产生的对其末来命运的担忧才是唐敏不忍让女孩子来到这世界上的缘由。因着对男性世界的依赖，女性总是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唐敏不愿生女孩的根源所在。但是，当用来占卜的“女孩子的花”意外被蜡烛烧毁时，她蓦然惊觉拒绝创造女孩子的想法恰恰是对女孩子的伤害，为此，她说:“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女孩子的事。”这句话既是她说给自已的痛悔，也是她给予男性中心社会的提示。唐敏笔下流淌的是女性对女性的理解和疼惜之情，它如泣如诉，既是女性敏感脆弱心灵的自我怜惜，又是对男性世界给予女性的伤害的温和抗辩。而在《月亮的海》中，唐敏以女性情怀感受自然，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将月亮的海描述成为满蕴着女性的哀愁和寂寞的海，从而呈现给男性世界一个不为人知、亦不需人知的沉静悲伤的女性世界。

不过，很快地，唐敏由疼惜女性而生的哀怨就转变为对女性角色的镇定接受。虽然没有像叶梦那样陷入母亲角色的自我陶醉中，但唐敏专门写给女孩子的散文集《女孩子的地图》却处处表现出一种母性的关怀。在这本文集中，唐敏以极具耐心和极其细致的笔触提醒、点拨女孩子要白面自已的成长，其中涉及到种种感情、心理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敏的策略转移:由拒绝、对抗男性世界对女性的伤害转为倡导女性的自我关爱与保护。这种选择看上去虽然颇为无奈，却反映出她已经开始考虑认同女性的社会角色，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关照转为自守自处。

不同于唐敏的含蓄，王英琦对生为女性的艰难的表达是通过直捷而粗砺的方式实现的。她的作品多诉说身为女人、尤其是单身女人的艰难孤寂，虽也有《乡关何处》这种不疾不徐、有款款女儿情怀的温情之作，但多数作品感情强烈、判断直捷、大喜大悲、大叫大跳，因此而显粗犷、豪放，有“雄化”的倾向。在《写不出自传的人》、《永远的女游子》、《被“造成”的女人》、《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等作品中，她或坦率地陈述自已的过去和现在，或对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约直接表示蔑视，或呼叮女性“更理性更美丽地活出女性的滋味来”①。在《重返外婆的家园》中，她说:“以男子为中心的千年一贯制发展到今天，虽然在形式上有了巨大变化，但在本质上，女人仍是从属附庸地位。”在《那有形的和无形的……》中，看到徽州的贞节牌坊，她“感到一种大愤怒”，评价说:“将一个女人的全部真诚，全部情感，献给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这种道德，是多么地不道德啊!”赞美女性、同情女性、为女性抱不平等几乎是王英琦散文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当她以母亲的身份创作，这个曾经对男性中心世界嫉恶如仇的“女游子”却写下了《七月的馈赠》、《准母亲》、《诞生》等创造生命、“成为母亲”的系列散文。在这一系列散文中，因身为女人的艰难而变得粗砺 ， 并时常愤怒的王英琦不厌其烦地表达起身为女人的喜悦和满足。在《被造成的女人》中，她宣称:“儿子的命是我给的，我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却是儿子给的。儿子诞生了我。”

着眼于以上几位女作家创作的起始与转向，不难发现:她们殊途而同归。表面看来，叫梦所表达的身为女性的骄傲与唐敏、王英琦诉说的作为女人的艰难呈现出对峙状态，但在本质上，这两种态度都是基于女性要在男性中心的世界巾自我确认的需要，而做出的寻求女性平等位置的努力。但在创作实践的深入与发展中，她们的性别自觉意识渐渐被社会角色的认同感所取代，并开始转换自已的话语系统，由女性话语向母性话语过渡。在新的话语系统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对立于男性世界的抗辩被置换为性别资源所带来的欢喜，在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活中，她们的灵魂获得了安顿。同时，她们的自我在这一角色中获得了重生，在感动与希一望中，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达成了和解，开始以平易性态度面对世界，安稳地回归到社会为其规定的角色中

二、从情绪感受型转向理智分析型

从新时期之初张洁的“大雁系列”为恢复散文对个人情绪的抒写所做出的努力开始，至1980年代中期唐敏、叶梦等人对纯粹个人性感受的捕捉与表达，“女性散文”一直是以对不确定性情绪的把握、对细密绵长感受的明嚼见长的。因此，张洁、唐敏、叶梦、苏叶、斯好等名字成为了通向感性世界而非理性世界的路标。但是，随着这些女性作家创作历程的增长，她们大都渐渐放弃了表达情绪与感受的兴趣，而转向对世界的理智的分析与评判。

张洁的“大雁系列”散文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坛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它借助童年视角，以跳跃在文字底下的堪怜的童心的小小快乐和微微感伤征服了在忆悼中沉痛的读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为“文革”中冤屈的灵魂泪眼迷离时，《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散文里，那个在饥俄、孤独中渴望关爱的“大雁”，独立于那些被抚慰的灵魂之外，向读者绽开了羞涩、无邪、甜美的微笑。在多数作家不能自拔于近距离的往事之际，张洁率先跳出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重温远距离的童年旧梦，不求视域的广阔和叙事的宏大，而是在那些温情的追忆和想象里，以女性独到的、深挚的关怀与感念，引导散文不再抚摸“伤痕”，开辟了散文的新风。

不过，这种温婉和细腻的抒情没有成为张洁散文的主流。“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不仅是其中篇小说《方舟》的题记，也是张洁始终如梗在喉的隐痛。虽然她的笔锋没有直接指向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的不平等，但敏感多愁的她，在深感作为女人的艰难的时候，在《过不去的夏天》、《一扇关闭的门》等作品中，轻盈的心便负载起对沉重现实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凌厉议论或许缓解了她的疼痛，却不再有“大雁系列”给人的感动，也末能在“女性散文”深入内心、裸现灵魂的当下为张洁带来再度光荣。

苏叶最优秀的散文是那些满怀温馨、义略带感伤的忆旧之作。《总是难忘》、《告别老屋》、《能不忆江南—常熟印象》、《梦断潇湘—故乡行之一》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是“一汪人性的潭”②。在这类作品中，苏叶以女性特有的对细节的敏感和超常记忆，着力于对人性关的呈现与礼赞。那些纯真年代的勃勃生机以及艰难岁月的相亲相爱，是她回望过去时的光芒。

苏叶的“过去”总是由一个个极具故事性的片断构成。每个片断皆具有独立性，各个片断在一条线索下连缀起来，便成为一个义一个回忆镜头。可以说，故事性和镜头感是苏叶忆旧散文给读者的直接感受。故事性主要表现在几乎每个构成苏叶散文篇章的片断都是“有声有色”的。《总是难忘》中，那群无忧无虑的少女所有“疯疯癫癫”的活动都充满了声色、动感。《告别老屋》中，刚搬进老屋时，“母亲憔悴的脸上有一市惊喜欲哭的神色”，母亲扶着失明的父亲，“慢慢地走，一样一样地摸”，她不断告诉父亲:“苏夫子，呢，这是窗;这是门;出这个门是阳台，好大一个院子噢!”父亲则随母亲的指点摸索一阵，安详而喜悦地问:“志南，我们如今有个家了!是吧?”这些描述集中于人物的语言、动作、行为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和立体感。苏叫忆旧散文的故事性就此产生。一个义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片断在其散文中顺承下来，一段漫长的属于回忆的自然时问经由作者心理时问的市新组合.有历史长度的记忆就被容纳在有限的篇幅内。

从苏叶忆旧散文故事的生动与感情的饱满细腻中，能见得她女性的关注日常生活、留意细节、善于感动等特点。但在另一类散文中，富于女性色彩的温婉感伤则被偏于阳刚的议论替代。这种散文创作可以在苏叶的《我的散文观》中获得解释:“我写散文很难，写着写着，常以为是一个正视社会、正视人生的过程，是一个思考和梳理的过程。是一个以稿纸为纱布，以笔为刀，在书桌这张乎术台上检视自已内心的过程。”③因为喜欢凡高、鲁迅，苏叶试图以刚烈、坚韧的主体精神做出敏锐、深刻的文章。虽然此类散文是她所钟情的，但比起其忆旧题材的作品，苏叶的这类中性散文打动人心的力量还不够。即便其中被评论界看好的作品，如“把苦难当成甜的培养剂”的、认识受难的《木鸡腿记》，“刚可触天，柔可覆地”的、表达自已人格理想的《只有扇子岸》等，也因智性对感性的覆孟而不能有《总是难忘》 的鲜活，略显拘泥和板滞。

斯好的散文成名于女性的温情细腻笔触，而后则以对现实的冷峻思考和荒诞感受作为自已的风格。按照其散文自选集《斯好散文精选》中自已的分类，斯好散文的题材、美学风格大体有四种类刑“女儿梦”、“心的形式”、“荒诞系列”、“斑驳人生”。

斯好旱期那些纯净、清新、明朗、优美的礼赞自然和人情、人性的《武夷日记》、《小窗日记》、《故乡》、《望月》、《女儿梦》、《童年》等都是她美丽缠绵的“女儿梦”，“其作品节奏疾徐有度、字词疏密有致，掷地作声，重复的却是前人的意境”{。但是，到了1985年，以《歪嘴仔》为界，斯好散文的风格突然有了转变。她由审美转而审丑，由轻灵转为凝重。1985年是她创作的转折期，这一年，她写下了表现畸形人生的《歪嘴仔》，之后又写有一批关于复杂人性真实人生的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她表现“斑驳人生”的叙事性散文，较为著名的还有《表舅母》、《婉穗老师》等。在这些作品中，斯好既满怀悲悯与同情地审视儿俗的市井人生，又不无批判地揭不人性的复杂与卑微。她自已也由甜蜜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在省察外部世界的同时，斯好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省识。“心的形式”和“荒诞系列”的作品即为她返归内心、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心理独自。其中，《心的形式》、《心灵速写》、《梦Ice))，《一封信，永不付邮》等都是思考着的斯好与自已灵魂的对话。由于她所感受的

现实“冷峻多于温馨，痛苦多于幸福，利_陋多于美丽，无限的灵魂在无限的梦境里领略到的却迥然不同，风光大异”凡，因此旱期散文巾流溢的女性的温婉细腻情怀被置换为孤寂纷乱、荒凉无助的情绪。《心的形式》一文，在追忆了荒谬时代的生活后，她这样表述自已对人生的体认和感受:

这是头一次明自人生要跋涉要承受的太多太多，可以安享可以选择的却那样稀薄有限。

也是头一次明白幸福可以不必富丽堂皇.有声有色。……有一种感觉像山一样沉重，又像空气一样飘忽

不定。我有时真切地感到它来了，但很快又感到它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它是什么，但我知

道它走后我出奇地冷静.出奇地坚忍不拔….

有一种渴望老在我心底盘旋。它计我透视人类的渺小，人生的无谓。它抹掉尘世虚假的光泽，还它以本的幽暗与芜杂。它是一个警句，一条格言。是一个质疑，也是一份回答。它是唯一的水恒，唯一的真实。它使我在仄倦的同时能够观照，在沉溺的同时能够警醒。

斯好这类跨越具体事件本，直面对心灵的倾诉是最可代表其散文成就的作品。它们向灵魂深处漫游，在形而上的思考和追问中探询着生命中能承受之轻。在冥想的世界里，斯好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情节链条，只尊重从心灵的呼唤，倾听心灵的回声，这使得她在表述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密集的思考计斯好越发放弃了叙述优势，除了“亲子”散文外，其他作品对世俗生活疏远的倾向令其散文越来越背离“情”、而靠近“理”，这恰恰又为其散文的局限。

张抗抗的散文以喻理见长，性别意识井不明显。她以不散的“魂”、’以固的“核”支撑自已的作品，以使自已散文中琐碎和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散文的“魂”与“核”即对人生析理的参悟。因此，在不放弃审关追求的同时，张抗抗散文还表现出审智倾向。《地下森林断想》、《下一吞泉》、《牡丹的拒绝》等即是在“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里的富于启迪性的佳。

从自然景观中理人生并行自我低砺是张抗抗散文的特色。以《下一吞泉》为例，作者叙述的是一直向下方能见到壮观的三叠泉的游历。我们不妨挑选出这样一些话:“多奇怪，竟然是一白往下走”，“我知道，退路是决没有的”，“既然已经出征，又干吗找退路呢?” 他们亦是走到走不下去，才自已辟出一条路来……”“而这种感觉，却只有走了那么险的‘下坡路’，站在峡谷底才会得到”，“如果按照原路回去，便一白是朝上走。真奇怪，回路是向上的……”从这些句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写三叠泉游历的目的—暗示读者换一个角度看人生。当然，具体选择什么角度，则是读者个人化的决定。在《牡丹的拒绝》中，张抗抗盛赞洛阳牡丹花会上，没有开放的牡丹“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日暮自已冷落自已”，显然，她将牡丹.赋予了人格意志，作为了人格化身。《地下森林断想》、《仰不愧于天》等作品也都是借写实而写虚，因此，张抗抗笔下的自然总是人格化的自然.总是呈现出主体大于客体的人格精神，指向对人生的体悟。虽然张抗抗的喻理散文不同于“十七年”散文的“理”即“政论”模式，但由情至理的写作路径总难免给人以目的性过强、艺术性不足之感。

综观张洁、苏叶、唐敏、斯好、张抗抗等人由情绪感受型向理智分析型的创作转向，效果不甚理想。理性的登场并末能引领“女性散文”走向深刻，反而暴露了女性驾御此类题材时的吃力。并且，女性长于感性体验的先天资源一旦被弃置，她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女性色彩便也随之淡化，“女性散文”的特征便不再显明。

如果“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性别诉求、接受了自已的社会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的和解的话，这种趋向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确实值得肯定，因为任何极端的、激进的、无休止的对抗状态都只能说明社会生活与思想的不健全，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暗示了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健康与成熟。但是，当“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了自已敏感、细腻的心理资源时，她们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已的专长。因为这样一来，女性散文作家惯于摒弃理性分析、直达体验与感受的表达方式，天生的艺术领悟力，善于抓住心灵的每一丝微波细澜，及时将电光火石的、转瞬即逝的感觉转换成沉静有力的文字等优势将难于展现。在后来的发展巾，“女性散文”的声音渐渐稀薄，从情绪感受刑到理智分析刑的转向是其市要原因之一。

超越性别意识的写作，使得“女性”不再具有性别意识的内涵，而仅仅成为作家性别身份的标识。此时，富含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便走向了无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虽然从文体的发展、作家的自我超越等角度来讲，这末尝不是一喜;但从转向后的“女性散文”自我表达的实效来看，却是一悲。女性作家怎样更好地利用自已先天的优势，又不仅仅倚重于性别资源提供的话题，恐怕是“女性散文”所面临的及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王英琦:《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乡关何处》，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79页

②高红十《我看苏叶散文》，《人时代文学》1992年第7期。

③苏叶:《我的散文观》，《)口明日报》1993年4月24日。

散文作家篇2

关键词：海南散文 阴柔之美 原因 建议

一、阴柔之美的美学追求

散文创作手法，是作家为尽可能完美地表现内容而对艺术规律的独特把握，是创造美文的必备条件，也是作家艺术才能的外在表现，它从某个方面显示出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和人格修养都有密切的联系。这是说，散文的艺术手法，无不体现着作家的美学见解和美学追求，所以古人有所谓“文自新而法无穷”等说法。金马也曾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说过：“散文之为美文，就美在应该特别地富于个性，千人千面，万人万形，你美在鼻梁，他美在眼睛，没有标准相，没有可比相……要不怕写得‘四不像’，就要有勇气，不怕被列入‘怪物象’。”①通过阅读与思考发现，在整体的美学风格上，海南的散文作家的创作可以说是真切朴素基础上的细腻、平淡、委婉、柔和、秀丽的阴柔之美，与北方散文的粗犷雄浑、大气、豪壮、厚重的具有史诗般气度的阳刚之美截然不同。它缺少“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的气魄，而更多地具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轻灵。究其原因是因为以写实等为主的手法，加上海南自然山水人物固有的特点与气质等。

具体来说，首先是由海南散文的特殊题材和海南的景物风光造成的。大家都知道，描绘北方的“大漠孤烟”、莽莽林海、巍巍高山，表现轰轰烈烈的生活场景和大波大澜，讴歌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壮烈的事迹，适宜于用雄浑的笔墨，豪壮的旋律，高昂的格调，诸如刘白羽、魏巍的散文就是如此；相反，描绘海南的鲜花绿草、阳光海浪、椰树沙滩，要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变化，则往往要用优美细腻的笔调，委婉柔和的色调和轻松流畅的叙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达作家的思想情感等。因此，不同的生活习惯、创作题材和山水景物，要求作家以不同的风格来表现它，海南散文所表现的这种“阴柔之美”正与此相适应。另外，从文学传统上来说，也还与海南所受的唐宋家散文风格的影响有关，如苏轼、柳宗元等的散文也是如此，甚至也受到了现当代的散文大家杨朔、秦牧等人的影响。因此海南散文作家的创作大都是在细腻真实的描写的基础上，再加上真挚深情的抒情，形象可感的议论，构成细腻、多情、流畅而又清新明丽的美学风格。

另一方面，散文写作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它反映的应该也是人类对世界的思考。有人认为人类精神能力的思考路程往往经历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的过程，而这三个过程对应到写作上就是言说现实言说反现实言说灵魂。②如此而言，本土作家作品的写实性应该就是用散文的形式言说现实，对应于精神世界方面就是对世界是什么的追问。当然，我不敢说海南本土作家是有意识地用散文的形式去追问世界的本体是什么，但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本土作家的思考多数在于对本体论的思考即世界是什么的思考。散文是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最贴近生活和最能见出作家实际情况的文体，散文也是最能表情达意的文体。正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散文创作言说现实、言说反现实和言说灵魂同时并存，并且同等发展，但海南本土作家散文都集中言说现实，使得散文呈现出写实特征，从而体现了本土作家散文创作中的精神能力的层次。

另外，我们从本土作家在海南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等的描写和记叙中抒发的情感和哲思方面看，觉得本土作家散文创作中情感比较单薄或说缺乏哲思性。这种状态正如单正平所言：海南散文写作中的部分作者不能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情感抒发中常有过度的虚饰成分，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不够，只写自己的一点经历见闻和落入俗套的人生感慨，即使所批评议论，也缺少真知灼见。③我们说，优秀的散文往往首先彰显出高格的思维品质，那就意味着在散文的字里行间，书写主体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是生存的诠释者和质询者。从这一方面来说，部分本土作家散文创作描写和记叙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时，缺少对人、事、物、景的反思和批判，或说缺少思维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

二、成因分析

为什么海南的当代散文作家的创作会形成这样的美学风格呢，总的来说，还可尝试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从地理自然环境来说，海南是一个岛，四面环海，作为热带地区，相对于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方来说，海南确实几乎一年四季都阳光普照、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美不胜收。而且由于在经济方面主要是靠旅游和农作物，没有过多的工厂等造成环境污染，这里的空气干净、清洁、新鲜，比起别的地方来，天似乎更蓝，树也更绿，海更纯。这些都是别的地方所不能比拟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海南缺少了严寒霜降、冰川雪地的冬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就可能缺少厚重，缺少坚强、阳刚，因为富足，是福地，可能也就缺少了更多的勇气和魄力、冷峻、奋斗和追求。人们常说，风格即人，从某一方面来说，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作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周围人受到的影响体现在作品中。

其次，从传统文化来看，海南省本来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有物质文明等的落后，但也可以说更多地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缺少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金钱观念以及虚伪自私。而且因为是热带，又是四面临海，各种特产包括土地和水产丰富，维持人基本的生活不需要像寒冷地方付出更多艰辛的劳作，维持生命本身的成本也不要那么高，加上经常有台风的侵袭，有时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付之于一风，或许还不如只劳作到能保持最基本的生活就行。所以海南人民比别的地方更加纯朴善良、乐天知足、豁达从容等，也使作家们在笔下就情不自禁地这样去表现他们。

再次，从创作心理来说，我认为有着一种敝帚自珍的心理，正因其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土生土长的海南本土作家才更想把她美的一面挖掘、描述出来，显示出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唤起他人更多的认可和欣赏。而且正如母亲溺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于自己的故乡，每个人都怀有深情，更何况原本就应该是感情丰富的作家们。他们随着海南省的建省，与其他省份的沟通和交流的增加，他们不再在得天独厚中优哉游哉、孤芳自赏，而有一种想把自己的家乡推广出去，为海南赢得一席之地的急切心情。正如单正平所说：“建构海南文化的自觉意识，是海南当代散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④

最后，从政治因素看，受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大多数海南作家都仍在非常自觉地弘扬主旋律，在寻找着美，感受着美，由于建省时间相对比较短，也许他们还没有或来不及对自己家乡的文化等进行反思，因而他们更加喜欢执著于对自然风光的描绘和人情世故的美好回忆。

三、对策初探

这样的审美追求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不好的地方，这是他们的优点，但长此以往，也会变成弱点。那海南当代散文的出路何在呢？本人也稍微进行了一下思考。

首先要正视现实，奋起直追。海南的当代散文总体上来说，在数量上比较多，是个散文大省，而且从质量上来说，也出现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前面已经说到了单正平的一些看法，另外他也说过：“部分作者的文体和风格相对单一乃至单调。”③个人也觉得还是缺乏深重凝练、震撼人心、气势磅礴的大气之作。所以部分作家不能只一味追求数量，而更应该在质量上下工夫。

其次，在创作时，要认真地研究抓住最具有海南文化特质的内容来写。不要以为，生活在海南，就会了解海南的文化，这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要升华到理论的高度，还得作家沉下心来，更好地了解、分析、思考海南文化的本质特征。要写出古今海南与自身相比的变化与不同，与其他地方比的独特之处，尤其是要把握住现在。不能只一味地回味历史，也不能只描绘其表面上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更多地要尝试透过这些表面的东西挖掘民族的独特的心理、传统文化。最好能够通过具体物象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进行寓示和概括，用客观事物的美或丑来暗示社会生活中的人及本质意义，给人一种婉曲含蓄之美。这样写出来的散文才会有深度，才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另外，要客观全面地看待海南的风土人情，不能只一味地唱赞歌，每种文化都有其优劣，对于一些不好的方面，也可以提出反思，提出建议，这样才能通过我们的作品更好地把完整真实的海南展现给世人。

最后，散文表现手法上要更加大胆地尝试或创新。从题材、体裁、语言到结构都不能一味地追求朴素美、真实美、自然美。各种题材和各种手法都可以尝试。这就要求作家除了生活、情感的积累外，还要加强理论修养的学习。

本文为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资助项目“海南本土作家及其散文研究”的成果，课题批准号为Hjsk200775

注释

① 曾绍义.意足不求颜色似[N].工人日报，1986-6-29.

② 李林荣.嬗变的文体――社会历史景深中的中国当代散文[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31.

③ 单正平.海南当代散文概观[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散文作家篇3

当下，文学走向商业化的倾向逐渐显现，行走散文、地理散文盛行。此类文体，作者往往采取外来者的叙述身份，走马观花似地叙写某地域的风情，界限化明显。李娟与此不同，李娟成长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新疆，她自觉地融入到异域异族文化中去，散文中的叙述视角是复杂多变的，并非单一地从他者的视角来叙写。我是在一个深处的地方，距离曾经很熟悉的那些生活那么遥远，离那些生活中的朋友们那么远，离童年那么远，离曾经很努力明白过来的那些事情那些道理，那么远……[3]辗转于四川与新疆，漂泊使她感觉自己没有归宿，永远都是一个文化边缘人，这些都影响着李娟的文化身份建构。李娟自小从外婆及老外婆那里所接受到的是汉文化的教育，远离故乡迁徙至阿勒泰这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失去了自己的根，远离了汉文化，她固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在这里无疑是“另类的”。对于故乡来说，李娟是一个游子。“我想到了故乡。又想起其实我没有故乡……我们这是闯入了谁的命运？陷入了谁的痛苦……”[4]对故土及往事情怀的回忆与书写，是农耕文明依恋土地所造就的乡土情怀，安土重迁意识鲜明。李娟散文中的很多篇章皆表露出浓郁的失根之痛及对故土之思。外婆在风中追逐草帽，草帽是外婆固执地排斥异域文化的一个标志，可草帽最终还是随风而去了，她们不得不融入到游牧文明中去。生活在新疆，李娟曾跟随哈萨克牧民转场，深入冬牧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作，对他们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有着甚为深入的了解，这就使得她既能够消融自己汉人的身份，沉入到游牧民族中去，对他们的点滴进行细致入微的叙写。她诚恳地感受游牧文明，以赞赏的眼光去看待，积极地容身于其间，既是旁观哈萨克文化的“他者”，又是融入游牧文明的“自者”。这样的双重文化身份及视角，使她既能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大力进发，又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去深切感悟游牧文明。她对游牧文明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又不得不接受现代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影响。李娟的文化身份与立场是复杂变化的，具有不确定性，且每种文化身份与立场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使李娟的创作呈现出复杂的文学创作状态。

二、生态意识

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世界的祛魅”的观点：随着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人们不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于是，自然失去了它神秘的魅力。现代文明逐渐蓬勃兴起，人们愈发确信依凭自身的力量可以改造并征服自然，陷入“人定胜天”的模式。而现今所渐次凸显出的环境问题，令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和改变此种不健全的自然观。当一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讳莫如深，人不能舒展地依偎大地、放飞心灵，那一定不是一个人性正常发育的时代，也不会是一个文学可以崔巍繁荣的时代。[5]李娟的散文，书写了人与自然的复杂状态，透露出明显的生态意识。久居于深山老林，看惯了平和舒坦的周遭，当细微的改变发生之时，便能敏感地知觉。“我从小在城市长大，至今仍然依赖城市生活。大约因为经验上的反差，才会对乡村生活有特别的体会。同样，也因为从小生活动荡，才更贪恋宁静与一成不变；因为历经暴力，才更愿意描述平安与温柔；因为悲伤，才敏感于喜悦……”[6]城乡经验的反差，有利于李娟从城市文明中跳脱出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乡村的自然环境，并意识到城市文明对乡村原生态的入侵与消解。《富蕴县的树》中，李娟细细地描绘了百年大树被砍倒的过程，绿绿的富蕴县被高楼大厦取代，现代化进程效果显著，而周遭的环境却遭到了无情的破坏。“城市建设的进程夜以继日地进行，每进一次城，明明又修盖了许多建筑，却仍感觉又空了一片。走在宽阔空荡的大街上，浑身不自在，好像自己最隐秘的部分正在被曝光，却连个躲的地方都找不到。”

潜在的生态意识变成了现场的直接控诉，而遭到破坏的又岂止是树。一串串崭新闪光的钥匙成为无用的垃圾；山林因为人们不断地掠夺木耳、党参、虫草、石榴石等可以卖钱的东西，造成草翻泥涌、四处狼藉的景象，并引发大规模的瘟疫；夏天蝗灾来临使用药物除杀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向着无忧无虑与浪费一步步靠近。我们真强大，命运都能控制住了。”此种不健全的自然观继续作为我们的主导观念，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自然界的宏大程序继续有条不紊地一步步推进，无可抗拒。尽管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能以本能的敏感去逼真地体验些什么。只知道，‘更多的那些’不像蝗虫那样好打发了。”[9]我们在这片美丽的沼泽上搭建起的象征着栖身之处的房子，终将不负重荷地被毁坏，生存环境将失衡，而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所以即便“房子破了”，可我们仍然要生活下去，在艰难和痛苦中，因为我们还在这里。除却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不良境况的反思，李娟还展现了现代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对游牧文明即将消失表示忧虑。李娟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反观游牧文明，被它的积极乐观所感染。“他们知道叹息无济于事，知道‘怜悯’更是可笑的事情——怜悯是居高临下的懦弱行为。他们可能还知道，对于将死的事物不能过于惋惜和悲伤，否则这片大地将无法沉静、不得安宁。”生活在深山里的牧民，“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的确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可那些人不，那些人在有钢铁秩序的社会中尚无可躲避地遭受到了伤害，更别说‘没人管的地方’了。”

勤劳努力、自我约束的牧民，本分地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这份安宁却随着现代文明的逐渐深入而遭受干扰，长久以来的生活环境受到污染与破坏，随着科技的侵入，大量垃圾被制造，所生产及食用的物品不再那么安全可靠。人的欲望逐渐膨胀，环境逐步恶化，即便是存在已久的游牧方式，如今也岌岌可危，走向消逝。对于定居一事是否是好事，牧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毕竟“无论如何，生命需要保障，世人都需要平等地进入世界。一定要定居，羊群一定要停下来。不只是牧人，连大地也受不了了，羊多草少，超载过牧令脆弱的环境正在迅速恶化。”

散文作家篇4

2010年8月20日，“第二届中国西部散文节暨大生态文学研讨会”在牙克石市隆重召开，举行了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呼伦贝尔分会成立揭牌仪式、牙克石市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并颁发了首届中国西部大生态散文奖。

2011年6月16～19日，“第三届中国西部散文节”在甘肃岷县隆重举行，中国西部散文学会甘肃省分会揭牌仪式，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岷州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奖金高达35万元的第二届中国西部散文奖启动仪式同时举行。

2012年8月8日，由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中国西部散文学会青海分会主办，青海湖管理局、中共互助土族自治县委、西宁市文联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西部散文节在西宁开幕，来自青海省内外的30余名作家、评论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西部散文创作取得的成绩、经验，并就西部散文创作状态、青海散文创作在西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青海女性散文创作的现状、青海散文创作与青海民俗的关系等进行了研讨。同时举行了中国西部散文学会青海省分会揭牌仪式，在互助县土族风情园举行西部散文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西宁、互助县、青海湖景区等地进行创作采风。

2012年10月12～15日，由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中共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主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文联承办的第五届中国西部散文节・贵州省散文高端论坛在沿河隆重举行。全国40多名散文作家、理论家就西部散文创作状态、贵州散文创作在西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贵州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现状、贵州散文创作与贵州民俗的关系等进行了研讨。

2013年3月21～25日，第六届中国西部散文节暨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云南省分会成立挂牌仪式在云南双柏举行。来自北京、内蒙古、陕西和云南等省区市的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还举行了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云南创作基地揭牌仪式，中国西部散文创作研讨会，作家们分别就当前散文创作的方向、流派、创作方法发言。

散文作家篇5

关键词：当代散文；现状；评价；价值；走向

八十年代，众多散文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实践，最终推动了散文的变革，直到九十年代，散文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朝着各个领域更加深入、更加广阔地涉猎，雅、俗散文相互影响和激励着彼此共同前进。

一、当代散文的现状

在大散文、学者散文、新潮散文等蓬勃发展的同时，女性散文、通俗散文等形式也在大面积播种，散文朝着多元共生的形式以不可抵挡的势态在文坛叱咤着。九十年代的散文打破以往单一抒情言志的散文形态，向其他领域进军。哲学、历史、心理、文化等方面都与当代散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散文作者不断向并从这些领域挖掘出与之契合的交集。并且，散文的形式和内容也随着读者大众的需求不断改变着。因此，适应不同需求的雅俗散文应运而生，各类专门化、多样化的报刊杂志也随着蓬蓬勃勃地生存发展起来。

然而创造性的艺术一旦出现，被人重复效仿是无可避免的，这在大多数领域都存在而且无法改变，继承散文大家的精神与思想，很多后起的散文作者开始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学习效仿大家的作品提炼精华无可厚非，但是在因袭、重复的风气愈演愈烈的情况之下散文领域无法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导致无法突破停滞不前也是不得不发人深省的。

二、当代散文的代表

在当代散文的领域，注重理性，以生命和文化历史为主体，诠释内在人性的文章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余秋雨、史铁生、周国平、贾平凹等人就是这类散文创作的大家。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家将历史、自然与人的内心纯熟地结合在一起，诠释了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最透彻的心灵欲望，他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文化苦旅》拓宽了散文创作的领域；而以周国平为代表的理性散文学者则坚持对人性的追寻和思辨，关注历史人文和宇宙天地，从理性入手到理性结束，这是有创造力的作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贾平凹张扬个性、自成一家。作品也是独具魅力的，他以形象的的笔法、犀利的文风将文章描摹得有血有肉、有魂有魄。史铁生从自身惨淡的人生中参透生命的哲理，与自然呼应，则是与读者灵魂的对话。

三、当代散文的大体分类及影响

当代散文主要分为大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老生代散文、新生代散文、女性散文、通俗散文等，代表作家分别是贾平凹、余秋雨、周国平、巴金、斯妤、杨绛等散文大家以及擅长大众散文的平民百姓。他们给当代文坛带来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以大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老生代散文为主体的文章在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争议较多，但是有着很高的文学品味；而新生代散文则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昭示着它的大好前途；女性散文的细腻与生动也深受广大读者好评；而广为流传的通俗散文则如燎原之火必将长成旺盛之势。

四、研究当代散文的精华

散文大家的风范和历久弥新的作品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典范，我们吸取其中的精华——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艺术把握能力。同时，对于那些一味抄袭，用散文家的华丽外表掩盖空虚的内在的现象我们也要杜绝。

收集资料，提高自己阅读能力是写好散文必备的条件，这就要求作者能够做到善于总结、概括和归纳，围绕着一个主题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然后抓住其主要方面，尤其是被人遗忘的或缺乏研究的方面进行开掘，剖析其内在的文化涵义，揭示其内在的精神本质，让那些被忽略的、被遮蔽的历史人物、历史文化现象重新呈现出来。在挖掘与修炼的过程中，除了努力，还要有悟性。运用自己的头脑与智慧在消化吸收别人知识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心灵判断能力，触类旁通、兼收并蓄，最终形成自己的作品。

五、当代散文的主要走向

散文的观念正在进一步走向开放，大散文观念的提出和文化散文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证。在创作上追求大境界、大思想、大气魄、大容量、大关怀正是真正的散文作者无一例外努力追求的目标。注重艺术个性，注重别出心裁，注重别开生面，注重自成一家也是文学界的作家一生的追求。此外，将视野开拓到世界的范围，广泛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将其与自身知识糅合也是明智的发展方向。

当代散文的发展是一项精神性的事业，也是一项智慧的事业，作为推动它发展的学者作家必然要以广博的知识和见闻来丰富自己的内涵，也必须要有坚持不懈的信念才能不断前进。当代散文就是依靠这些勇敢而智慧的学者裹挟着或蓬勃向上或偏激停滞的文坛现状朝着多元化、系列化、深入化、广泛化、睿智化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论目前全国散文的走向及我们的做法闻心言民刊《方法》2000年8月15日，总第十期

散文作家篇6

乌阳川：终于编完了关于你的这本评论选集，并交稿付梓。

据我所知，全国各地一些报刊包括《中国散文评论》《当代文坛》《当代论坛》《西部文学》《青海湖》《飞天》《文学》《青年作家》《草原》《草地》《骏马》《西部散文家》、《文学自由谈》、《东方文化》《中国文艺》《创作》《散文选刊》《中国广播影视》《黄河文学》《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作家报》《南方日报》（周末版）《长江日报》《中国开发报》《市场报》《新闻出版报》《新民晚报》《新潮时报》等都曾发表过评论你的文章。这里所选即是其中一部分。

史小溪：谢谢！我这一生要感谢的人甚多……

我不能忘记许多对我诚心诚意帮助过的作家，他们中，有1937年就以《北方的原野》登上文坛的著名老作家碧野，他的散文名篇《天山景物记》、《情满青山》哺育了一代人。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直接推荐我加入中国散文学会，我的第一封长书札体散文就是他荐到《长江文艺》发出的。我们彼此保留有20多万字的书札。著名老作家严文井、袁鹰，他俩是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我们彼此都有许多往来书信，袁鹰老师多次在《散文世界》、《人民日报》发出过我的散文，在一些重要版本选过我的散文作品。著名老作家、丹麦安徒生童话翻译者叶君健，西部散文的开拓者李若冰，老作家、《美国当代欧・亨利小说奖获奖作品选》翻译者冯亦代老师，都曾在报刊上给我写过评论，冯亦代老师还给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澡雪》写了序。

还有魏巍、雷加、延泽民、华君武等著名老作家、画家也都给我赠书、写信勉励，如今，除几位老师尚健在外，他们大都已离开这个世界，这使我更有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

还有年长我的及同代的作家、诗人、编辑家路遥、实、史铁生、周涛、胡廷武、赵熙、刘成章、徐刚及年少的一批作家、教授李建军、凸凹、厚夫、黄国钦、苇岸、阿朝阳、吴学良、龙云等人。他们都曾在全国的报刊上撰写过有关我散文创作的评论或引荐编发过我的作品。

还有许多人都是不能忘记的，比如北师大著名教授、评论家刘锡庆写过对我《黄河万古奔流》散文的评述。散文理论家、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说过：“《中国西部散文》（上下卷）刚出版，我就买了，并作为我的博士生的参考教材……目前，文坛很浮躁，有几人在踏踏实实工作？史小溪却是难得的一人！在西部散文介绍上应该给他挂一枚勋章。”还有上海出版界的赵泉、北京出版界的李健、甘肃出版界的刘铁巍、内蒙古出版界的丁永才、江苏初高中教材编辑家刘国良等，他们都曾对我的文学创作有过很多的帮助鼓励。

乌阳川：你有许多作家诗人朋友、编辑记者朋友，曾亲眼所见你到全国各地参加有关散文创作会议，都有很多文朋诗友在车站、机场迎接。你与政界交往多么？你是否不长于或不热衷与政界人物交往？

史小溪：境界上是不长于，但也并非不交往。我只是厌极八面玲珑、厚颜、不写东西的“社交文人”，我只是更看重人生交往中的亮色、清洁精神。男人是应该有点风格、风度和质量的，特别是一个文人。

我是一个在编辑之余写点东西的业余作者，“业余”决定了时间被占有，时间不知不觉消失。甚至有时人在路上，心潮早已云山雾海起伏，甚至不知觉中已泪水满盈……所以这个“行业”其实很凄苦，孤独，很残忍。而对一个作家，从根本上说，作品就是作家的发言。“农民种出粮食来，作家拿出作品来”――这应该是政界人士及所有行业有层次有眼界的人看待农民、看待作家的唯一标准。

其实我在政界及各行各业也有许多难忘的朋友，有市长、局长、法官、教育工作者、企业经理、民主人士等。

人的一生离不开友爱、真情、支持和帮助。就像生长在地里的庄稼，离不开土壤、肥料、耕耘、播种、锄草，还有阳光、雨露，这样才能抽出丰实的穗子。

我记得1982年我在外地想调回老家创作研究室时，偶然的一个机会，我的妻子向她所在的卫生学校党委书记安广禄谈及此事，安书记表现出很大热诚。他是一个从市委组织部门走出的老干部，人事较熟，他拿着我写的10多篇小作找有关部门领导协商（其实我当时也就在《延河》、《长江文艺》、《巴山文学》、《人民日报》、《四川日报》、《中国冶金报》十来家报刊发了习作），我和他没见过面，自然也没给抽一根烟，结果就联系好了。当时主管创研室的市文化局长袁福堂，在看到我的这些作品后，说创作研究室就要能写东西的人，立即就拍板同意了。我回来后到文化局报到才第一次见到袁局长，尔后还是他把我领到创研室的。袁局长同样是位老干部，我们从未接触过！……回想起来，那个年代虽然党风已遭到了“”动乱巨大破坏，但几十年沿袭下来的那种朴素作风，人最本质的品格、道德，今天已经成了一份最珍贵的回忆……可以说，我只是回到陕北，回到陕北人的生活中，艺术精神才开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飞翔。我写出了一些受到文学界关注的作品，与他们给我提供这个平台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心里一直怀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激之情。如果我长久地总是在外面漂游，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在我归来故乡的28年寂寞的编辑、写作中，尽管我曾多次受到一些权力人物的压制，受到一些对他人辛勤创作劳动怀有卑劣妒忌心态、长于社会活动的“政治文人”的诋毁（如今这些没有作品的“文人”和下台的官人佝偻着腰背从小巷走过），但同样我不能忘记许多人对我的真诚帮助和鼓励――当我的散文作品与鲁迅、沈从文、朱自清、季羡林等前辈大家及当代的张承志、周涛、史铁生、余秋雨、张炜等一起被选入《华夏20世纪散文精编》、《现当代散文诵读精华》（1900～2000）、《百年美文》、《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诸多权威版本的时候（我仅仅说的是在一起被选过，我非常清醒，我和他们永远有遥不可及的距离，选过，人家是大家，我还是小家）；当我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我在“黄河入海流”处接受《中国作家》、《中华散文》、《诗刊》、《文学报》等高规格报刊联合颁奖的时候；当我被撰写进国家教育部“2・11”重点工程六卷本的《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的时候；当我在塞北江南受邀参加全国散文笔会、创作研讨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们：高延龙、梁宏贤、阚延军、李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即使险关重隘，我也一定要用剩下的全副气力去冲刺，写出一个厚重、大气而辉煌的东西，以报答所有的朋友。

乌阳川：我曾认真读过你写陕北的几乎所有的作品，尤其是散文、随笔、书札。你的散文情携延水黄河激流风涛，意纳川野山梁豆甜谷香，你唱着信天游从高原的深处一路走来。

在你看来，文学依然神圣！你“安贫若潜，味道守真”，在寂寞中抵御外界的物欲诱惑，品味苦难中零落的诗意。你张扬的西部文化艺术精神，让有幸的读者和评论家怦然心动，也给当下浮躁的散文文风带来精神慰藉。你的散文代表作《黄河万古奔流》、《陕北高原的流脉》、《月夜夜莺声声》、《陕北八月天》、《独树》等先后被人民文学、人民教育、上海文艺、作家、花城、漓江、学林、中青、百花等数十家出版社选入多种高规格版本及初、高中课外选读本，有的被作为高考模拟试题。外界评论指出你是“西部散文有代表性的一家”。你觉得与本地域散文相比，你的散文主要在哪方面有突破和超越？

史小溪：每一个有出息的作家都在力图突破和超越。就像我，要将根深深扎在这块土地上，从这里获取鲜活气息，感悟她独具的精神特质，她那不屈的血性和生命激情，以及陕北高原那种雄阔、凝沉、大气的意象，悲苦而顽强的生存意识――正是基于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人纷纷离开穷困的陕北时（当时天然气尚未开发，石油产量才两万多吨，财政收入少得难以启齿，远不是今天的石油产量突破一千万吨，天然气远供西安、银川、北京……她在外面的印象就是个“穷”），我在13年后从汉江蜀地的中央企业、行业报社回到故乡。我清醒地知道陕北是我的生命之根，也是艺术之根。

现在散文多元多极多样，不断演变进化。我多年形成的散文艺术观是：

散文是一种更多倾向于内心的表现艺术。拉美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这样定义散文：“散文是艺术的。它是诗歌最复杂、最高的表现形式。”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散文这种高贵文体形式，它也是其他任何文学样式难以替代的。

回想30年前套在散文身上的“政治轻骑兵”、“工具论”的“官本位”观，到今天变迁沉浮的“闲适散文”、“快餐散文”、“小女人散文”的“商本位”观，都是远离散文艺术河床的东西（两个浅薄的极端）。即使“文以载道”，也是一种普世的人文情怀，是一种力图超越生命、升华境界的向往，是一种不受一个短暂时代的思想、法规和政策局限的清洁、高贵而永恒的“大道”。何况，批判的精神也是“载道”！

真正的散文是大师们那些精深的“醒世恒言”论说：

法国划时代的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在他的《艺术论》中指出：“艺术向人们揭示的是人类的生存境况，人生的意义，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应走的方向。”罗丹的不朽杰作《思想者》等作品，就是在真诚忧虑人类命运，向人们呼唤思想者在未来的精神守望作用。当年曾以《永别了，古利萨雷》、《花狗崖》等作品获得全苏国家奖的吉尔吉斯斯坦杰出作家钦・艾特玛托夫，之所以作品受人喜爱，在于他能给读者带来那种精神启迪：他在对自然与社会的关注中凸显“人”的价值，在对“理”的追求中展示崇高的精神价值，还有他紧系人类心灵的严峻而朴实的现实主义与理想色彩。

但要切忌浮泛，现在许多散文学问大于体验，理性大于情感，资料史迹多于真知灼见，从而导致知识的扩展与心灵的萎缩。德国文艺批评家维・奥尔德曾指出：“严格说来，艺术的任务根本不是要揭示事物的什么特征，而是要对人的心灵做某些有价值的贡献，否则它会同科学做徒劳的竞争。”

所以，艺术散文创作应格外强调它的形象感，鲜活的感受，独特的颖悟，诗质的特性，生命秘密延展的魅力，那是它的血液和灵魂。美国诗人艾略特说：“诗是用感觉来读的。”俄国散文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也说：“真正的散文是充满诗意的，就像苹果包含着果汁一样。”看来散文诗意的、传神的本质，以及它鲜活澄清的生活气息，自由的形式才是我们应分外重视的。（自然了，沉闷、混浊也是一种气息，那要看书写的背景而言，比如动乱落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再比如今天的一些阴暗角落。）

我们只要常在大师们这些精深的教诲前温习、感悟，就会在云遮雾障时也异常清醒。

乌阳川：原来你对散文艺术的理解是如此精深和清醒！在你看来，散文是人文精神与感性、智性和诗意的完美融合，是对人心灵的滋润、生命的拯救和超越，凸现的是生活厚度和精神锥度。难怪你的散文会与那些“市场”流行的肤浅散文赝品那么不同。

在现在这个物欲化、个性化喧嚣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兴起，文学的失重，文学在许多作家心里已没有境界，没有底线，更不要说精神锥度和它的永恒价值。许多人从另一角度看到了权力和金钱的威力！你是从条件较为优越的汉江、巴蜀“小江南”“天府”中央企业归来的，当时陕北穷极。但为写陕北你矢志不移。在今天经济大潮中写作已逐渐退居社会边缘的境况，你能抵御诱惑，超越自己，长期不懈地为文学艺术奋斗，是不易的。可以说能静下来阅读写作本身就是一场精神的历险。

史小溪：人类的文化充满“负价值”……任何远征都同时并生着“本源”的沦陷。当今澎湃的物欲已渗透到社会的骨髓里，威逼着你向金钱跪拜。我常想起我的老家……

我祖先是延安县人，老家甘谷驿镇在延河中下游一片开阔川谷地带，曾是1500年前北魏时广武县治、东夏州治，也曾是最早的延州城（公元554年西魏置，后来才迁至今天的延安城址）。至今它背靠的大山上还凸现那道风剥雨蚀的蜿蜒土城墙。

老家那个古旧老龙门，已有150多个年头，是晚清社会动荡、战乱、风雨飘摇的年月，我的祖辈修的，在大门两侧雕刻的楹联是：门前车马不为贵，家有读书志气高。字体浑厚，圆润，那是一个家族的标识，是祖辈的人文精神和信念。1998年深秋我最后一次见到沧桑斑驳的老龙门，我还和五叔家同样喜好笔墨的小弟说，应将它留存下来。可是一年多后再问时，它已成了本家族烧火煮饭的柴火灰烬……

至于我的本家后辈，他们多在工资高得怕人的石油行业，谁还再留恋这种境界呢？他们都和这个时代大多的年轻人一样，羡慕物质财富和“车马”，不想刻苦读书。一次闲话说起一个以起家盖起楼房者，我略有不屑，我的一位油田后辈竟冲着我放肆：不管怎样，楼房就是结果，你有什么呢？

是的，这个社会，官人、商人都有小车和不止一处的楼房，谋略和骗术也可轻易得到这些东西。我们这些书生（哪怕你是最德高望重资深的作家、教授、编审、编译、研究员、工程师、冶金地质专家、空间力学专家）是无法与那价值连城的楼房相比的！我有一种痛楚和苦涩，甚至困惑，但我还是敬仰我崇尚文化的祖先，尊敬我不识字却爱文化、勒紧裤带借米借粮供我求学的父亲。（那时富赡的书香家庭已在我好逸恶劳抽大烟的爷爷手中破产，他的儿子沦为他人雇用种地的长工，没几个识字的，可是也由此因祸得福，1935年陕北闹红和建国初期土地复查运动皆定为被依靠的“贫农”，尽管在后来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反复扫荡中又被补定“破产地主”。）当然我也有一种不平！唐朝无官职的大诗人李白才高八斗，诗意过人，晚境却那般穷困凄凉；荷兰画家凡・高，死后画值千金，生前画幅却无人问津，常面临着饥饿，每月总在可怜兮兮等着弟弟的伙食资助，农民、商人都曾耻笑过他……我们是讥笑呢，还是该思索一下时代和人类的悲剧局限？

“家有读书”，崇尚科学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精神，是一种比生活目标更高的生命追求，也是伟大情怀。而我们的社会早已缺了钙质！有人就指出：我们当今的开放社会，一个晚上可以造就30个亿万富翁，却30年也难以造就一个文化巨人！

乌阳川：你的散文作品富有浓郁的陕北情调和地域色彩，质核饱含生命的思索及对人类命运的深重关切，这是你的哲学孤境。同时我注意到多年来你一直倡导“西部散文”的写作，捍卫西部散文的那种强悍、粗犷、浩然大气的民族生命精神、人文精神。你曾主编出版《中国西部散文》（上下卷），由国家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推出后在全国反响很大，最近又编著四卷本的《中国西部散文精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而你撰写的散文论述文章，也都是围绕西部展开的，比如《中国西部散文，一片明朗高远的天宇》、《西部散文的突破和僭越》、《张扬西部散文的旗帜》等，读者从题目就已经知道你展现的领域和境界。在西部散文的路上，你走得执着，走得孤傲，走得风尘仆仆，也走得生气盎然。在当今散文流派纷争中，你是如何看待“西部散文”的？

史小溪：是的，我一直把她看做一种艺术孤境。

西部散文是地域散文，它是西部独特的大自然本质、本色，是西部各民族的真诚淳厚品格、清洁心灵和背负苦难抗争的血性精神。我曾在一些场合表述过：西部散文除了它的地域民族色彩外，还要有它的寓意价值、生命激情，西部散文家应该努力去寻求、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从地域文化深层去挖掘她内蕴着的丰富精神源流、独特的人文自然价值，写出全人类相通的那种精神向度和生命锥度。现代欧美诗评家都认为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哈依的诗“找到了一种能跨越文化界线说话的声音”，这对我们是颇有启示的。我们西部散文家要学会这种开放的心态和文化的认同，“能跨越文化界线说话的声音”。我们不能褊狭、僵化，仅仅只是从民俗民情民风民趣的角度渲染展览，一个民族未来的文学艺术精神，肯定取决于交流、融合中的吸纳创造和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思考上，而忽略其现代意识的穿透力与艺术潜质的探究。

西部当代已有许多散文高手，他们像高大粗壮的林木一般擎起自己的手臂，守望着这方精神家园。我用两年时间阅读一千多万字的西部作家之作，对西部散文的整体和宏观有了更全面、深入、透彻的了解，我认为，西部散文家将会有更多锦绣篇什奉献于我们这个时代。事实上西部许多高品位高层次的浑然大气之作早已成为散文的绝唱，也无愧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瑰宝。甚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后一批青年散文家，也开始展露出他们咄咄逼人的艺术锋芒……所以我很看好西部散文，我说她是“落木千山天远大”，是一片隆起地平线的明朗高远的天宇，绝非一时兴起的信口开河。

乌阳川：你读当前一些报角上的“快餐”散文么？许多报刊还开辟过专栏，专门刊载叫卖此类东西。

史小溪：作为一个职业编辑，我前几年看过。但我不喜欢。

那些“快餐散文”，像什么《我是一个花心的男人》、《随便找一个父亲》、《性感的大腿》、《女人的细腰美》之类，表面打着平民的幌子，实际是些庸俗的消遣品，格调不高的“下九流”品，甚至是裸地，金钱欲，它完全抛弃了人类自身那种生气勃勃的“上升”力量，大家都明白这类东西有些什么价值。可沿海许多报纸副刊热衷于为此类消费品提供园地。

还有一部分文化散文，吊书袋子，资料史迹堆积，陈腐气十足。“文化知识”是多了，但最宝贵的散文艺术精神和鲜活流淌的诗性诗境没了，苍白、贫弱，缺乏品位。

乌阳川：佛经《释氏辨空经》云：“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有人寻章摘句，把篇幅不大、短小精悍的东西视为小品的外在文本标码，而且认为散文的篇幅只能小。你是如何看待的？

史小溪：这是一种文化陋习、陈旧褊狭的观点。我们意识深层沉淀太久的散文即小品的观念是否应该改一改？

现代人的心灵世界日见丰富而复杂，面对今日世界与人生，需要一种自由开放天马行空的精神漫游，一种恣肆的文体扩张。所以散文无须恪守“短小”的因袭观，它应打破桎梏，张扬自己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优长。再说篇幅长短、书之薄厚，并非“大品”“小品”、艺术质量的标志，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七绝《望庐山瀑布》、王之涣的七绝《凉州词》，与那本厚厚几卷的《金光大道》一比即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评价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说过：“时间将证明，他这本小书的质量胜过许多大书胜过我们任何人的东西，它是真正优秀的东西。”

这正像同样写“风花雪月”、“花鸟草虫”，未必就是“小音”，未必就不能写出大境界。有的“风花雪月”境界和风格都很纤细、柔弱，有的则不然。如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如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如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无不雄浑壮阔，读来使人胸襟开阔！

乌阳川：一个地方应回头看看，十年，二十年、我们这里有哪些是真正经得起岁月考验的高质量的文学作品。

史小溪：应该这样。

散文作家篇7

在长达20多年的散文耕耘中，吴然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观念。创作也由原来最初的“模仿”、“师承”、“综合”直至形成自己“自然、清新”的风格。（孙建江语）这种“自然”的风格在吴然作品中可以对应为一种“散步”的心态。吴然的作品集《火把花》就是以这样一种“一任心情使然”的从容，在云南这个天使的花房里散步、流连的收获。

在题材上，吴然有意识地选择自然之美，童趣之美，生活之美，民俗之美。他说：“我喜欢某种朴素的自然的美。”因为朴素，因为自然，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招摇、不显露、遵循自然法则存在，却蕴藏着真正美感的事物才在吴然的笔下熠熠生辉。吴然用一种散步般的节奏来表现它们。这种节奏，就是吴然对儿童散文艺术手法的选择和把握。

首先，吴然对散文的语言精雕细刻，反复锤炼。吴然认为：散文之所以被称为“美文”，主要是语言考究、漂亮。然而，刻意求工也不好。太修饰，太哲理，意象堆积，七宝楼台，每一句话都像作诗一样显得不同凡响，像杜甫写诗“语不惊人死不休”，又似乎大可不必，说不定还是走上末路。作家成为“文字匠人”、“语言匠人”是很可悲的。散文有如说话，说得太一般自然不好，打磨雕琢得尽是金口玉言也不佳。太认真、太累，未必成功。自然、朴素、亲切、真诚而带情感一路，有时又会趋于随意。作家一直没有放弃在散文语言上的各种尝试和努力，吴然常常自问：“你进入散文的门槛了吗？” 以此时刻提醒自己磨炼散文语言。

散文作家篇8

在20世纪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因为多种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纪已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并存，面临新世纪散曲研究的种种危机，我们应有相应的对策。

在中国古代诗歌三大体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诗词艺术而又别开新面，不仅体式繁多，而内容亦最为驳杂。论体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带，其体之繁富，非诗词可匹;论内容，“我国一切韵文，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论》)。要之，在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诗歌艺术中，散曲实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个世纪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新的世纪里，散曲研究却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笔者谨就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关心散曲学和民族文化承传的学人们共同关注。一20世纪散曲研究的简略回顾

回忆上一个世纪中国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绩，有两个时期是令人骄傲的。

第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学者们投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在这一时期，任中敏先生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观，是奠定散曲研究学科基本框架的开山之作。他编辑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分别是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如卢前的《散曲史》、《词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开启了散曲史研究中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卢前的《饮虹卷所刻曲》也是可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另如陆侃如、冯玩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关章节，也是当时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之，这是20世纪散曲研究中成绩很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使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焕发了青春，几乎被人遗忘的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开，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如在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方面，谢伯阳先生辑编的《全明散曲》、谢先生与凌景诞先生合编的《全清散曲》，分别是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献;还有王文才的《元曲记事》、《白朴戏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青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隋树森的嵘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张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及其与谢伯阳一起编注的《元明清散曲选》、宁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选粹》、蒋星煌等人的《元曲鉴赏辞典》、黄天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吕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本阶段中，有较高质量的散曲通史、断代史、通论、专论和辞书类著作也不断涌现，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元曲管窥》、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论》、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斜出斋曲论前集》、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洛地的《词乐曲唱》、汤易水的哎散曲艺术谈》、的《元散曲艺术论》、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顾学领、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健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本时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被进一步强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炕烈《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和《两小山斋杂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学论文，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赖桥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扰太多太大，大陆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气，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在50年代，隋树森先生先后对《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选集进行了精细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广搜博览，最后编成《全元散曲》，总辑一代文献。在作家考订方面，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谭正璧的《元曲六大家传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阶段，港台方面的实绩要超过大陆，特别是在曲谱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罗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谱》、罗锦堂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汪经昌的《南北曲小令谱》、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郑赛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北曲新谱》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创作、艺术形式和发展历史等研究方面，有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郑赛《从诗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与研究》、王忠林《元曲论丛》等专著，另如郑赛《景午丛编》、罗锦堂《锦堂论曲》等论著中也收人了他们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纵观20世纪的散曲研究，除中期几十年大陆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外，在前后两个时期，成绩是很显著的。学人们大多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扎实的资料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性的理论阐发，一些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新思潮基本未冲击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在诸如散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汇编、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家作品、体式特征、风格流派和发展史的研究等方面，都成绩斐然，非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可比;尤其是散曲研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学科，就更是二十世纪曲学研究的重要成绩。

但是，20世纪的散曲研究也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作家个案研究范围狭窄，在元明清960多名散曲作家中，卓有影响的重要作家至少有150余人，但在20世纪中先后进人专文研究行列的不过才40余人，出现过有一定分量研究论著的曲作家只有30人左右。这与诗、词的作家个案研究，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作家个案研究不够，直接影响到流派研究和发展史研究的质量和进展。其次，研究领域未能得到有效拓宽。就时代而言，我们多局限于元代散曲的研究，对于明清，关注的人甚少。就文体而言，我们还主要局限于散曲本身的研究，与相关文体如诗词、戏曲的比较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再次，研究方法比较单调，学术思想未能不断更新。虽然前些年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诸多新方法没有冲击和影响散曲研究这一学科，这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散曲研究学风的端正朴实，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研究者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进展缓慢。凡此，都阻碍着散曲研究的发展。

二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

回顾过去，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这不但激励着我们对散曲研究的信心，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展望未来，新世纪散曲研究的前景是令人担优的。就目前情况而言，种种问题已经日益暴露，散曲学生存、发展的危机已经显而易见。主要说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散曲研究学人较少，目前专门耕耘在散曲领域内的中青年学者就更少，绝大多数是“业余”或“兼职”，像20世纪前期的任中敏、卢前，中期的隋树森和后期的谢伯阳、吕薇芬等先生那样，数十年坚持一直做散曲研究的，恐怕就鲜乎其人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20世纪中叶的大陆，因为文化学术的政治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地强调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以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散曲因为缺乏这些内容，逐渐受到冷落甚而慢慢地被人遗忘，当然就很难再有专门的研究家了。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时，二三十年代卓有建树的一些散曲研究专家却先后谢世，在此时进人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多半只能是半路出家。既然是半路而来，所以一方面既做散曲研究，另一方面也难以离开另一半研究对象。当然，这不是说搞散曲研究就不能搞别的研究，相反，要把散曲研究做好，还非得要做其他研究不可，比如对剧曲的研究，对诗词的研究，对音乐的研究，对作家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思潮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的，但这里有以哪一个研究对象为重心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总之，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家长年累月地扎根在那里进行辛勤的耕耘，要想使该学科得到长足发展，那是绝无可能的。第二，散曲研究成果没有专门的发表园地。像戏曲、小说、诗词等文体，研究的人多，每一学科都有好几种专门的刊物，但散曲研究却不但没有专门的刊物，在全国上千种报刊中，似乎连固定的专栏也没有。因此，散曲研究成果就只能在像《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韵文学刊》等很少的几个文学类综合性刊物和学报类社科综合性刊物发表。当然，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因为研究队伍人数小，专门家不多，高质量成果的产出自然有限，事实上也很难供养一个散曲研究的专门刊物，既然没有一个专门刊物，成果发表就又相当困难，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散曲研究后继乏人。这可以说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散曲研究的后继人才从哪里来?当然只能靠我们现在培养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来接班，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在职的散曲研究专门家已经很少，在现有的古代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中专门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恐怕也就屈指可数。在大陆的古代文学博士点中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除扬州大学以外，我目前尚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家;在硕士点中设有散曲研究方向的，近几年与一些同行谈起过，好象也只有两三家而已。其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如果说现阶段的散曲研究靠我们一些“兼职”的专家还勉强可以支撑局面的话，那么，再过10年20年，情况会是怎样呢?关于学科的后继人才问题，是许多传统学科共同存在的危机，但这一点也许在散曲研究学科中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吧。由于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得散曲研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三对策思考

如果从学科生态的角度看，一个学科的衰落，必然会影响到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拿散曲研究来说，如果它一旦衰落下去，从文体的角度说，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的研究，使中国诗学显得残缺不全;如果从时代的角度说，也会使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那么，怎么办呢?靠谁来改变这种局面?应该说，重振一个学科，最可靠的，还是这个学科的学人自己。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团结一致，知难而进，努力拼搏，自振自救;要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坐以待毙。我想，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有责任感的学者，是一定会选择前者的。不然，让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来面对散曲学的衰落或者消亡，我们会愧对祖宗!愧对先贤!有什么具体办法呢?办法只能由我们大家来想。这里提出几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积极树立和努力强化学科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散曲学在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以及元明清思想文化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了解这一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曲文学研究自身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有助于在前后对比中重新认识整个曲文学的构成与曲体形成、发展、演变和衰亡的历史。其次，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散曲文学从主流精神上说，是一种牢骚文学，也是一种说真话的批判性文学，最能真实地反映失意文人的心态，因此，深人研究散曲文学，非常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文人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这对整个元明清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再次，就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而言，散曲文学从语体形式上说，总体上又是一种“白话”文学，它很可能是现代新诗和现当代歌词的直接源头，深入研究散曲文学的历史演变，对认识现代新诗的形成和现当代歌词的创作走向亦有重要意义。最后，就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和整个散曲文体的发展演变历史，还有助于古代诗学、词学研究的深人和三者比较研究的开展。只有充分认识散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昌集先生的《中国古代曲学史》和杨栋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等书先后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散曲学的学科意识的呼唤，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要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中敏等先贤建立这一学科的艰难和王季思等前辈学者继续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不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光大这一学科，但事实上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比如，任中敏先生的《散曲概论》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考》都处于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首开风气的重要地位，尽管任先生的《散曲概论》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略有可商，但总体上要比《宋元戏曲考》存在的问题少得多，然而，《宋元戏曲考》已经一版再版，可《散曲概论》自1931年出版后却迄今未能重印，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愧对先贤了!有了使命感，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清贫，从而坚定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勇气和信心，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第三，要了解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现状。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才能更好地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有所建树。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学人对散曲研究的发展历史以不同形式做过一些回顾与总结，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昌集、杨栋先生的著作而外，另如李修生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卷》，拙著《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香港何贵初先生编辑的《元明清散曲研究论著索引》、《金元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等，也都是值得散曲研究学人参考的重要著作。

第四，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互通信息，可以避免一些重复劳动;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交流，可以把散曲研究融于整个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避免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游弋于其外。只有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时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否则，我们就要落后，就可能消亡。

第五，要努力拓展散曲研究的范围。首先，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元代，要注意研究明清。虽然元曲与唐诗宋词并提，鼎足而三，是散曲文学最为兴盛和繁荣的时期，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但是，散曲文学在明代成化、弘治一直到嘉靖、万历年间也还有一百多年的另一个辉煌时期，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其次，与相关文体的比较研究，如词、曲比较研究，剧曲与散曲的比较研究等，也应努力展开。再次，多种研究角度，如社会学的、文化学的、民俗学的、心态学的、语言学的、修辞学的、叙事学的、风格学的等等，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第六，要特别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并为学科的发展争取多方面的支持。在新生力量的培养方面，只要有条件，无论博士、硕士、学士，都要培养，每一位散曲研究学人，都应尽自己所能，从学科后继有人，从民族文化的承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来积极地对待这件事情，抓紧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比如同行权威专家在涉及到学科发展规划时的话语权的支持，有关刊物编辑们对研究成果发表的支持，有关单位对研究经费的支持，以及媒体对有关学术活动宣传报道的支持等等。

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先哲们的成就和贡献，我们就不会妄自菲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散曲学面临的危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自然就会有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只要我们带着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来共同面对，大家一起重视，齐心协力，共谋发展，那么，散曲研究就一定能在新世纪走向新的繁荣!如果是这样，那么，再过一百年，当22世纪的学人们来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民族文化的承传中，既不愧对前贤，也不愧对后生，我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注释:

①《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何贵初编，玉京书会(香港)iWs年出版。

②《中国散曲学史)(续编)，杨栋著，山东大学出版社iWa年出版。20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赵义山著，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散文作家篇9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文体意识;主体精神

当代新时期散文创作五彩纷呈，表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不少流派、不少风格独具的作家作品，往往在令人感动欣喜一时之后，则表现出后劲不足，很快便消歇无闻，然而余秋雨的创作却是个特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他的散文作品广受欢迎，反响巨大。余秋雨散文这种持续地、广泛地获得不同文化层次读者接受的状况我们可称之为“余秋雨现象”。考察余秋雨散文旺盛而持久的艺术魅力根源可以发现，对于当代散文而来说，余秋雨散文的意义不仅止于为当代文学宝库奉献了丰富、精美的篇章，实际上还应引发人们对于散文创作规律、散文文体意识等理论层面问题的思考。

一

长久以来，人们对散文文体的理解一般多侧重于对形式层面元素的关注，因而对散文文体的阐释往往更为注重突出其共性化特征。这种思维显然对散文创作产生强烈的影响，当年杨朔散文对篇章结构的刻意雕凿便是一个典型。然而，如果对于散文文体的界定仅局限于形式层面的思考，必将对当代散文理论的建构与散文的发展有所局限。

追寻自《文化苦旅》以来的散文创作足迹，应当可以明确余秋雨散文实际代表着当代文学一种新的散文文体意识的萌生。在散文创作实践中，余秋雨格外强调创作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叩问。2004年余秋雨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作了一个关于散文创作的专题讲座，其间曾谈到:“我当时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我比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脚去踩一踩废墟，在废墟当中感受中华文化还能给我什么感觉……”。所谓“感觉”，即指作者对这些人文山水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而这种对历史文化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恰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探入人类文明历史，透过两难困惑的辩证思索步步逼近真理是其散文的重要特征。“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1]这里所谓“文体”指向大众的普泛理解，专指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形式规范，即散文在表达方式、篇章结构、语体风范等形式元素的综合统一。然而这并不是余秋雨关于散文文体的思维，显而易见，这段表述明确地告知人们他写作散文是重在“倾吐一种文化感受”。由此可见，余秋雨的散文文体意识体现这种精神:散文创作是一个心灵追问的历程，散文的价值核心在于其精神内涵，散文的本质应定位于创作主体的“心灵体验”;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内涵为“真诚”与“价值叩问”的统一，它积淀着作家个性化的生命意识，是作家对历史人生、社会文明切身体察、探寻追思而超越了世俗平庸的价值性认识与感悟。

事实上，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及文学文体问题时就曾指出:“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2]别林斯基的文体意识明确指向作品的内在精神，突出强调创作主体的个性化体验。说明文体实质上是富于作家艺术个性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它首先指向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遗憾的是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对文体的阐释往往囿于单纯的技巧或形式，散文领域亦无例外。由此直接导致散文创作或者是对形式技艺的过度加工，或者是作品内在精神显得浅薄或矫饰。余秋雨散文对精神内涵、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强调为当代散文文体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阐释，并提供了可贵的范式。

这种散文文体意识带来了余秋雨散文文本浓厚的主观感悟色彩。他的散文虽然多以游记形式出现，如《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等，但与一般游记篇章大有不同。其笔墨所涉虽然表层也在访山问水，却不似一般游记重在“潇洒一游”。亦即说余秋雨的目光并非止落于对一个个无声景点的形象摹写，整体叙写经营也不是首先重在技艺精巧的追求。他散文笔下的客观风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家对社会历史文化省思的介质，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才是创作思维营构的主导。如记写我国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风雨天一阁》实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3] 它重在表达作者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体悟，因而叙写“天一阁”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成为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表层依托，全文精髓在于作者对以“天一阁”主人范钦为代表的一类传统优秀知识分子“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4] 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的人格光辉的揭示与歌颂。

应当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动因是生命意义追问中的困惑，困惑中的思索:“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写作散文是有“另外一种追求”，同在上述讲座中谈及散文创作体验时余秋雨如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余秋雨是个求真的学者，丰富的生活经历带给他的不仅止于一般生物性的经验积累，更是以诗性情怀感悟人生的价值体验。对他而言，散文既是心灵困惑的诉说，同时也是一种解决困惑、追寻生命意义的方式，散文文本实际上是作者自我价值观念、生命意识的外化。因而他的散文创作完全是“笔”随“心”走，至于对形式层面问题的考虑，正如他说自己在许多时候写作文化游记时不考虑诸如谴辞造句等因素那样，倒是位在其次的。因此，在余秋雨散文世界中，“散文”不可单纯从表现形式上作界定，创作主体对所观照客体的“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由此而进入价值叩问与发现的境界，抒写出超越一般生活经验的诗性情感才是散文的真谛;散文是一种有着深刻反思、舞动着诗性灵魂的文体，创作主体以超越经验与平庸的诗性情怀表达出对社会人生的关怀才是散文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

余秋雨对散文是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认定，与现代散文大家郁达夫所提倡的散文创作第一要写“散文的心”的观念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可以把这“心”理解为蕴含于文的、富有意义的主体精神，这是决定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元素。

回顾建国后散文创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十七年散文虽然有着明显的关注社会、思考现实的倾向，但思想情感大多淹没于纯粹的社会生活之中，缺乏必要的、独立的创作主体人格精神。如五、六十年代“写中心”、“赶任务”、“歌颂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 这样的散文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不少作品呈现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神圣化”或背离历史现实的“伪崇高”色彩。此时散文创作虽然努力切近社会主流生活，然而大多却因思想的浅薄、情感的浮泛而显示出一份贫弱与苍白。此外，即使在当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由于主体意识淡化，思想个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被遮掩，艺术创作中极为可贵而重要的主体精神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有时乍看起来表现的是个性，但实际上共性色彩浓厚;看似抒发自我怀情，但矫饰成份居多，创作主体富于个性化的情感理想、艺术思维受到极大抑制。十七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散文创作由于深受建国后散文模式的影响，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以往的散文传统。进入新文学时期，虽然也有了一些年轻作家的散文创新，但就总体而言，散文创作仍未形成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撞击与交融之中思索着，在多元融合对立的现实中开始冷静定位自己的坐标。在这种背景之下，散文也开始了以新的姿态走向当代人的心理。开始由相对浅显单一的抒情、言志进入深层的思考，由感性的热情转向理性的期冀，由难以企及的“神圣”、“崇高”而切入到关联千古常人生活的文化反思。由此一种优美崇高而切近生活现实的精神品格开始渗入散文实践，散文领域日渐形成艺术创作新格局。在这个新格局当中，余秋雨散文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一种强健的主体精神在散文创作中的确立。余秋雨由《文化苦旅》所开启的系列散文笔涉中外，它们在聚焦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探寻社会文化真善美的历程中，通过文化品位的渗透而确立了独具个性魅力的精神品格。也就是说，郁达夫所说的“散文的心”，在余秋雨散文中得到了真切的落实，也正是这个散文的“心”把他的散文推进了深远的艺术境界。

突出创作主体的心灵体验，从而强调作品的精神内涵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而透过艺术创作探视创作者的心灵世界，余秋雨散文呈现给人们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叩问意义、价值世界的理性自觉。应当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是余秋雨强调内在精神价值的散文观形成的根源。

散文作家篇10

杨献平：请阐述（表明）一下您的散文写作态度或者说主张、自我要求，特别是在当下环境中的切身感受与观察。

耿立：散文写作要面对当下的内心感受，写自己心中的思索，写自己的真挚情感，对散文心存敬畏，把散文当做是有高度和难度的写作，不苟且，不做作，找出适合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注意趣味和生命故事，注意心灵的高度，把历史之思与现实见证，把文字之精准与情感之真挚融合起来，脚踏现实黄壤，头顶灿烂星空，胸填道德律令，把每次写作当成一次分娩，这分娩要不怕见世人，让世人和时间检验。当下散文写作热闹和冷静共存，是正常的生态，各美其美，各求所求，各取所需。但散文的禁忌还尚存，有些尚不能完整表达。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整体印象如何？其原因是什么？

耿立：《左传》、《史记》是中国散文的上游，它们对人的形态声口，对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的立传，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丰富了几千年中国人的生活。故中国的散文，对人的生态描摹，一直是文字的主流，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是为文者所热衷。但近些年来，一些散文和散文家却在这一点上迷失，很多的所谓迷恋对艺术追求，忘却了人的存在，忘却了身边的世事，一下笔就是大词伟词，或者是空洞的不知所云词汇的堆砌，是一些凌虚高蹈的悬空，没有了泥土，也不见烟火气，少了人间情怀，少了些悲悯和文字的体温，读这样的文字，总觉得这文章和人世有点隔。但是我们提倡的关注生存状态，也并非畸形写作，我们提倡原生态，但笔底的文字，不是简单的还原，也非对生活的照单全收，作者的识见审美还是在内里起着剪辑的杠杆作用。不错，我们的生活有酗酒、一夜情、婚外恋、堕落、沉沦、金钱至上、权力至上，但文字不能媚俗，不能做欲望的奴仆，如果散文舍弃了人性的高度、人间的温慰和痛苦的挣扎，那散文难免步入泥淖。对生存状态不夸饰不扭曲，既能够看到生活的苦熬灵魂的尖叫，也能够看到生活的坚韧、人性的坚韧与亮度，看到绝望处的希望，看到天上的深渊，既不盲从，也不盲信，在黑暗的屋子里还有一星光亮在，在暗夜里还有星光和歌声，这样的文字才是值得留下的，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留恋的。

当下散文是进步与退步共存，泥沙俱下，金蕴沙中，散文多平庸，少了诗歌的尖锐和坚守,也少了诗歌的先锋与自由；散文也少了小说的好读和深度，少了小说的磅礴和结构，散文应该包容,应该在生存中介入，在写作中多些新质。原因是散文家多养尊处优，少了生存的痛感，生活的麻木和审美的麻木，致使散文文体如风瘫病人，走路踉跄。

杨献平：你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局限和突破点有哪些？你本人解决的方法或者打算是什么？

耿立：对自己认识是难的，一句话还在行走的路上，在青和黄上劳作，所谓的青和黄，是指历史的写作和乡土的写作。由于自己爱好历史的阅读思考，对一些历史的定见常有怀疑，于是就自己的思索写下，是内心的实录，是被遮蔽的历史的还原。由于自己从乡村走出，父母的骨殖还在黄壤深处，就常常回望乡土，对乡土的丰厚和卑微，对乡土的封闭与保守，在歌赞里，有泪水有鞭痕。

局限是历史写作的沉淀不够，乡土写作有时隔膜。突破点，历史散文的写作的阳刚之美，突破很多历史散文的甜俗；乡土散文的诗意与苦痛的融合，突破乡土散文的单一化、田园化的矫揉，该黑就黑，该白就白，不回避，不躲藏。

自己的解决方式，对历史散文的写作要敢担当，到山川巨澜，品味历史的沧桑；到市井街巷观察历史的因子，把“对得起时间的淘洗”作为写作的镜鉴，读《史记》获得启示；回到乡土接通地气，使乡土散文有生机，好像拔节的麦子，有黄土的颜色。

杨献平：你在当前这个文学大环境中个人写作呈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

耿立：目前的文学生态有阳光有空气有水分，也有乌云和冰雹，但对生物来说，都是养分。

个人写作随性而为，有感而发，有屁就放，就如女人怀孕，该生产时候就生产。写作是个人爱好，不是谋生手段，把写作作为精神的出游，不是随旅行社出行，而是个人游，如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散文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是一个人在路上，想走就走，想住就住，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批评满意吗？你认可的有哪些散文评论家，为什么？他（们）的哪些观点你觉得正确或者有益？

耿立：对当前散文批评殊不满意，认可的散文评论家，只有林贤治、谢有顺。林贤治有识见，谢有顺敏锐。林贤治的散文批评文主要是《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90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等。作为一个有担当的诗人思想家气质的散文家和散文评论家，林贤治注重的是散文的精神。散文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就是“尚真实，崇个性”的精神。你在林贤治的那些有理论勇气的文字里，就会发现“自由”、“真实”和“个性”是他散文观的核心概念。

谢有顺的《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说散文后面站着一个人，散文话语是“人心的呢喃，智慧的警觉，语言的美感”，好的散文家，一定得有一颗世俗心，同时兼具一种灵魂的视力，这些都给人以启迪。

杨献平：你对当前乡村散文的基本看法是什么？其缺点或者说优长有哪些？

当前乡村散文太诗意甜腻。缺点是美化、诗意，乡村是社会的底层，是金字塔的塔底，一切的苦难都要承受，一切发展的伤痛都要承担，散文家要学会拒绝伪饰的诗意。“礼失求诸野”，乡村里有我们民族的密码，很多的乡村散文有不能承受的矫揉；乡村散文的优长是艺术笔墨的多样，思索的掘进和深入。

杨献平：你认为优秀的散文应当具备哪些因素？你本人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源于什么？

耿立：优秀散文应该具有的品质是诗的深度，是有别样的趣，是人生和命运的启示录，让人读下去有回甘有泣血，有嘴角的笑意和夜半的惊魂，散文可以是案头的山水，是摆设，但有丘壑；散文是思考的血痕，纸上有血丝；散文也可是甜点，充满人的胃袋。

散文写作的信心是对散文的爱好已入骨彻肤，是对历史多年的阅读思索，是对小时候在牛屋说书人的那种历史叙述能力的模拟的训练；再是对自己土地的爱，因为我写作的地方离我出生的地方不到22公里，很多的时候，那片土地的父老以及亲戚和朋友都是我连接那片土地的脉管，年成的好坏、官司的输赢、化肥的价格，都会集聚到我脑海，这种东西就像积淀到我的血液里，给了我信心，久而久之成了身体的一部分、精神的一部分了，是像吸毒者欲罢不能的那种生理，这也算是信心和勇气的源头吧。

杨献平：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某些个体性的散文走红现象？

耿立：对出版界和刊物来说，这是一个需要热点和制造热点的时代，散文写出来就是流动、流通和流传的问题，红有红的道理，红有红的原因，但花无百日红，最后就会凋谢，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凋谢的就是不朽的，无论东西南北风，也无论风霜严寒紧相逼。

杨献平：你认为现在国内散文评奖真的公正吗？原因是什么？

耿立：不知道所指是哪些散文奖项，有些散文评奖大体是公正的，有些则差些；即使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某些中国人的痛，我觉得评奖是一个评价的体系，最好的评价体系是时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留下的文字就是最好的评奖。

杨献平：你认为当前散文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变革？你本人的下步打算有哪些？

耿立：散文需要的是散文家为文的胆识，艺术探索的胆识，在文体和思想力度、批判锋芒上都有掘进的空间，在关注当下生存状态，散文家要有自己的声音，为历史和艺术存照。

下一步在散文文体上多些破体，在语言和结构表达上，为心灵和眼睛找到最佳的形式，其实形式就是内容，舍掉形式，何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