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措施十篇

保障措施篇1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预警机制

中图分类号：F743文献标识码：A

一、国际贸易中的保障措施

（一）保障措施涵义的界定。WTO《保障措施协议》中的保障措施是指成员针对未可预见的急剧增长的进口，为补救国内产业因此所受到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而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一般表现为提高关税、进口数量限制或二者的结合（如关税配额）。也就是说，世界贸易组织给予了成员国在特定条件下例外（免于）承担其相关义务的权利。通过这种免责机制，赋予各成员一种救济权，即当一成员因履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而出现进口的急剧增长，并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可以合法地采取进口限制措施，而不必履行原先承诺的关税减让原则和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原则，以救济本国产业。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免责机制，WTO各成员才可能有充分的信心和胆量，通过不断地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大力推动贸易自由化。

（二）保障措施实施的条件。《GATT1994》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规定了实施保障措施的三个实体条件：（1）存在某一产品的进口大量增加；（2）进口方存在相关产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3）该进口增长导致了进口方相关产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实施条件要求，只有当（1）和（2）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时，才可以启动保障措施。保障措施的启动仅仅是基于进口数量的急剧增长，而和商品的成本与价格没有关系。对出口国来说，即使你进行的是公平条件下的竞争和贸易，也有可能遭遇来自进口国的设限，这一点正是保障措施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最大区别。从这个层面上说，保障措施是对公平贸易的一种伤害。为了避免WTO规则中的这种尴尬，在《保障措施协议》里，又规定对于采取保障措施的进口国应履行通知义务，通过“通知、磋商”，以给出口国进行相应补偿，或允许出口国采取报复性措施，以降低出口国的经济损失。

二、我国出口遭遇保障措施现状

（一）针对中国产品的保障措施状况。据新华网报道，2006年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共86起，同比增长37%，涉案金额20.5亿美元，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峻。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2008年1～6月，国外对华共启动48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加23起。其中，涉华保障措施3起，同比减少2起；特保2起，同比增加2起。实施保障措施的国家包括日本、阿根廷、美国、韩国、波兰等。尽管从案件数量，涉案产品的出口金额看，目前我国出口受制于国外实施保障措施的情况还不算很严重，但随着WTO成员实施保障措施数量的逐年提高，今后国外保障措施对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负面影响将可能越来越大。

我国加入WTO以后，出口产品因能较全面地享受多边关税减让的成果，且能更大程度地享受多边机制对非关税壁垒约束带来的益处，其竞争力将会进一步显现，一些产品出口数量的增长将是可以预期的情形。相应地，我国出口产品对进口方国内产业带来的竞争压力也会进一步加大，这势必会导致进口方国内产业对我国出口产品更大的警觉和提防。另外，由于我国“入世”议定书中有允许成员对我出口产品采取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承诺，“入世”后WTO成员纷纷加强了对华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这些立法主要是大幅度降低了立案标准，同时，可以仅针对我国。据统计，已有美国、欧盟、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制定了对华产品保障措施法规条款。目前，针对我国入世议定书发起的特保措施已成为“入世”后我国贸易摩擦的新问题。

（二）保障措施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1、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漏洞。保障措施案件逐渐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实施条件存在漏洞，明显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进口大量增加。《保障措施协议》规定：“增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绝对增加，即当期进口比前期进口大时，可认为进口增加了；二是相对增加，即某一类产品由国内生产一部分，由国外进口一部分，当国内生产的那部分数量降低时，国外进口部分相对来说增加了。但对“大量增加”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数量标准来进行衡量，尤其是对“相对增加”的解释，有贸易保护的嫌疑，更有可能导致实践中被滥用。

（2）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进口方存在相关产业的损害不一定构成进口方适用保障措施，必须当损害达到一定的程度，即“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程度。对于这个“程度”在《保障措施协议》里也缺乏可量化的指标，从而使其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

（3）产品进口增长是由两个原因引起的：一是不可预测因素；二是承担WTO义务。“不可预测性”过于模糊，难以确立援引保障条款的客观标准，也更容易被进口方作为采取保障措施的借口。

2、保障措施实施的便利性。首先，保障措施是比较容易启动的贸易保护措施，其前提条件只要求某一产品进口量的激增，并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进口国可以采取限制进口数量或征收临时性进口关税的手段，缓解进口对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而不需确认进口产品的价格是否低于正常价值，因而在操作上比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更为便利；其次，保障措施作为政府的行政干预手段，既是简单明了的，又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如，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款规定，总统所采取的行动不属于联邦法院司法审议的范围。即当美国总统应国内相关产业请求需对某一产品采取进口保障措施时，不必经过司法程序，这样就可缩短决策时间，使保障措施尽快发挥作用。

3、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保障措施的援用方更有利。根据《保障措施协议》，保障措施的援用方有义务与被援用方进行《保障措施协议》下的补偿磋商，但却没有义务达成谈判结果；同时，虽然援用方可能败诉，但只要它及时取消有关措施，它也无需给对方提供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补偿，更不可能被对方授权报复。所以，虽然援用方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失败了，但在经济上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对保障措施的被援用方（受影响的出口方）来说，尽管可以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得到胜诉的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WTO为胜诉方提供的法律救济很有限。首先，虽然援用方有补偿磋商的义务，但却没有相关的强制性的规定和机制使被援用方得到相应《保障措施协议》下的补偿；其次，虽然被援用方可以实施《保障措施协议》下的贸易报复，但是报复毕竟是“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其威慑意义更强于现实意义；再次，《保障措施协议》下的报复存在着很多法定条件的限制，而报复的实际使用及其效果也取决于被援用方的实力。

4、限制敏感性商品进口的有效工具。目前已经进行的保障措施调查所涉及的进口产品，按类别可分为五矿化工商品、农畜产品、轻工制品、机电产品和纺织品五大类。其中，五矿化工、农畜及轻工三大类产品是保障措施重点针对的对象。因为五矿化工、农畜及轻工等行业往往容纳着大量就业，要求政府予以保护的呼声很高，这些产品对于各成员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农产品至今尚未完全回归主流贸易这一点，也反映了各方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审慎。可以预测，随着农产品贸易进一步自由化，针对农产品的保障措施会愈发增加。作为国际贸易中的敏感性商品，无论从产业基层还是到政府高层，要求保护的愿望和实施保护的倾向都一直存在，在不能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后，保障措施――这一WTO原则的例外，将会偏离其初衷充作新的贸易保护的工具。

5、歧视性的针对中国的过渡性保障措施。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明确规定中国认可“WTO成员的保留”和“针对中国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前者允许WTO成员保留对中国大量的过去的违反WTO规则的做法，包括配额、高关税、特殊反倾销措施、保障措施；后者则赋予WTO成员针对中国产品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的权利，而且实施条件较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条件更为宽松，即只要造成“市场扰乱”就可以实施，实施保障措施时也无须补偿，中国也不得就此向争端解决机构申诉。而且，中国在其他成员采取保障措施前的磋商程序中还可能被迫接受采取自愿出口限制的要求。对于中国而言，在长达12年的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其他成员的歧视性保障措施。

三、应对国外保障措施的策略

（一）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我国加入WTO之前，我们所遇到的国际贸易纠纷只能寻求双边解决的办法，而不能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其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我们可以利用WTO成员身份，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保护我国的正当利益。2003年底美国钢铁保障措施败诉的案例，对我们是一种鼓舞，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其成功经验，充分采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或以争端的多边解决为威慑，寻求通过双边磋商解决我国与其他成员在保障措施方面的贸易争端。

我国在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韩立余的研究统计，“入世”近7年来，中国只提出2件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投诉。第一件是2002年3月，与其他7个WTO成员同诉美国钢铁产品的保障措施，最终胜诉；另一件就是2007年9月，就美对我铜版纸同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初裁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后来矛盾提前化解。

（二）加强对WTO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已裁决案件的研究，积极应对国外的保障措施调查。保障措施相对于反倾销而言，我国企业和产业组织还比较陌生。但我们应克服畏惧心理，吸取反倾销应诉不积极的教训和借鉴反倾销应诉成功的经验，积极应对国外的保障措施调查。首先应深入研究WTO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研究既往案例中申诉方和被诉方的控辩内容，以便为我所用。同时，积极介入与我国相关的国外保障措施调查。一方面通过提出与申请调查的进口方国内产业不同的信息和观点，使进口方调查当局不可能仅凭单方面信息得出结论；另一方面通过积极介入调查过程，可以更多地提出要求对方评估的相关因素，这样做既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最终调查结果的公正性，也会在客观上对调查机构做出肯定的产业损害裁定增加更大的难度。此外，通过企业和产业组织的积极游说，获取当地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支持，进而影响到最终的裁决结果。

（三）明确产业范围，细化行业组织职能，建立有效的出口预警机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保障措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同类出口商品集中在某一国家市场。这样，势必会造成以下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引起进口国相关产业的高度警觉与提防；二是面对有限的市场，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在没有技术及品质差异的前提下，价格之争就在所难免。最终的结果是难逃反倾销的桎梏；即使没有倾销之实，也会落入保障措施的陷阱。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面临的严峻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来规范我国的出口秩序，避免出现同类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情况。

预警机制的建立依赖于政府、协会组织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就政府层面而言，贸易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对重点产品的出口情况跟踪，及时对产业部门提供总体出口信息，特别是当某一产品在短期内集中地进入某一市场的情况下，应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同时，还应结合进口方的市场容量、相关产业的状况及政治原因等因素来考虑，因此政府的驻外经商机构也应注意了解所在地市场和相关产业的情况以及产业发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就产业部门而言，作为市场的主体，他们更关心本产业的国际国内发展动态和竞争状况，但要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本产业发展的各种具体数据，非单独企业力所能及，在这方面，产业协会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产业”的概念。WTO规则中所讲的“产业”并不像我们平常理解的一二三产业那样宽泛，它是一个具体到某一产品的概念。在我国，预警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在于有一个职能更为专业的产业中介组织的产生。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保障措施篇2

一、保障措施概述

（一）概念。在进口产品增加，给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有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进口国可以通过提高关税或者实施进口数量限制，对该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措施就是保障措施。其特点是只考虑进口产品对进口国市场的影响，而不论进口增长的原因，有论者甚至认为保障措施事实上与出口自限安排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其不同仅在于前者是在多边制度内运作，后者是在制度外实施。

（二）保障措施调查和实施的条件

1、进口产品数量的增长。进口数量的增加是实施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增加或者相对增加。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不得将进口增加以外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进口增加。

2、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那么，何为“严重损害”、何为“严重损害威胁”以及何为“国内产业”呢？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1款规定，严重损害是指对“对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严重损害威胁则是指“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或是严重损害已经迫在眉睫。关于国内产业的定义，保障措施协定与反倾销协定基本一致。但前者增加了直接竞争产品的概念。换言之，按照第4条的规定，国内产业为“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全体”或是总产量占全部国内产量主要部分的此类产品生产者。

3、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与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WTO《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2（b）规定，“除非调查根据客观证据证明有关产品增加的进口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得做出（a）项[6]所指的决定。

4、对等原则。任何国家（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采取歧视性保障措施的，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我国的保障措施法律

近二十年来，我国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频繁遭遇的反倾销指控，也不时遭遇到一些国家对我国实施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即保障措施）。以日本为例，1995年意欲就中国出口的大蒜和生姜实施紧急出口限制措施，后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做出让步，同意对产品实施出口配额制，主动限制出口量。

我国加入WTO后，因关税减让会使外国产品大量涌进我国市场，损害我国相关产业。2002年4月19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及上海宝钢集团公司、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武汉钢铁公司、首钢总公司和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向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正式提交了《关于对钢铁产品进行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就是例证。

我国《对外贸易法》第29条规定，因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使国内相同产品或者与其直接竞争的产品的生产者受到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

我国《对外贸易法》虽然原则性规定了政府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保障措施，但没有具体规定采取保障措施的具体条件和程序。2001年10月31日，国务院第4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并于2001年11月26日予以公布，自2002《保障措施条例》是《对外贸易法》第29条的细化。《保障措施条例》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调查，采取保障措施。有明确证据表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在不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将对国内产业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作出初裁决定，并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临时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终裁决定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数量限制等形式。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形式的，有外经贸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采取数量限制形式的，由外经贸部作出决定并予以公告。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

三、特别保障措施

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很多WTO成员担忧中国入世后出口可能会大量增加，因此提出与中国间保留适用《保障措施协定》，这一保留最终体现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入世议定书》”）中，其第16条规定了关于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以下简称“特保措施”）。《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对于《入世议定书》中的特保措施条款的适用做出了一些更详细的规定。

根据《入世议定书》的第16条第（1）款、（8）款和（9）款规定：从中国入世之日起12年内，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如一WTO成员认为根据第2款、第3款或第7款采取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WTO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

（一）特保措施的危害性。特保措施是公认的中国入世所接受的四个不利条款之一，使得中国作为产品出口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利性，它很容易被进口国大量运用。表现在：

1、外国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采取的保障措施可以具有“选择性”。根据《入世议定书》第16条第1款的规定，任何一个WTO成员都可以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有选择性地采取保障措施，从而有权背离《保障措施协定》所规定的“非选择性”的要求，这样大大增加了外国对中国采取保障措施的几率。

2、特保措施在损害方面门槛较低。只要满足了进口数量增加的要求，进口国就可以基于实质损害而做出肯定性的裁决，这也无疑为进口国采取特保措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3、由于特保措施条款对措施的形式缺乏明确规定，就赋予了其他WTO成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使WTO成员方可以在特保措施条款的适用期限内无限制地采取特保措施。

（二）应对策略。尽管目前中国出口面临的保障措施限制已经很严重，但这只是刚刚开始，而且今后的情况有可能会更加严重。针对这种即将出现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早谋对策。

首先，我们应该摒弃“出口至上”的贸易战略，取消政府对出口的过度鼓励政策，避免出口的过速增长和对他国市场的严重冲击。与此同时，要通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整顿市场秩序和根治地方保护等手段来提高国内市场容量，使国内企业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

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与行业协会和出口企业密切合作，加强对出动的监控，尽早建立出口预警机制。

保障措施篇3

关键词：山头;治理;建议;措施

中图分类号： S757.9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22.085

近年来，我国各地因建设需要进行了开山采石、建设取土等工程活动，导致山体岩石，山体破碎，土层岩石大面积。破坏了生态植被，降低了整体生态功能，加剧了水土流失，影响了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

1 山头的治理建议

1.1废弃矿山的治理

1.1.1 平台的治理 每一处山头都有相对平缓的平台，对于平台的治理应以生物治理为主，配合少量工程治理。

对于山坡型的平台，可对整个平台进行适当的平整，铺垫30厘米以上厚度的客土，以供生物治理;与石壁接触处设置排水沟，以防雨水冲刷，加大水土流失;在平台外缘出口处构筑挡土结构（如挡土墙等），以防止沙土流失淤积河床库塘，阻塞道路、埋压农田，甚至对水利、水电设施的危害。

经简单工程处理的平台，可以种植地锦（爬山虎）、杨树、樟子松等达到绿化、遮挡石壁及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

1.1.2 边坡的治理 边坡按岩土组合分为岩质和土质两种类型。按边坡的坡度分为陡坡和缓坡两种。现按不同的坡型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

岩质边坡的治理。对于边坡高度小于15米的石壁，可利用平台植树进行遮挡，一般不需要再做进一步治理;没有平台可植树进行遮挡的，或者平台有其他用途不进行植树的，可在石壁基部种植攀缓能力强、可沿石壁自行爬上的植物，如爬山虎等，达到沿石壁攀援覆盖效果。

对于边坡高度大于15米的石壁，在平台植树不能遮挡到的上方，可采用喷射植被混凝土等方法进行治理，并在坡顶种植耐瘠薄、生长快的植物，如樟子松等，达到沿石壁悬垂覆盖的效果。另外，对于比较破碎和有地下水的石壁，可在石缝中种植耐瘠薄的植物，达到补充覆盖的效果。

对于坡度较缓可覆土的石坡，经覆土后可同时种植树木和藤、草本类植物，进行混交种植绿化，并采取排水与挡土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和产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土质边坡的治理。对土质边坡的治理，在台阶种植树木和藤及草本类植物进行绿化，并采取排水措施（在坡顶设置截水沟和在台阶上设置排水沟）。

2 生产矿山的治理

一是各矿山应重新编制开发利用方案和治理方案，实现分台阶式开采，要求每个台阶高度在10米以内，为复绿创造条件。停采的台阶要及时覆土植树绿化;二是在堆料平台四周全部植树2～3排，选择易于成活且成长较快的树种，通过种树造林在平台周边形成较好的绿色屏障;三是对废弃土、石堆进行覆土，同时种植树木和藤及草本科类植物，进行混交种植。对于土石堆积坡度过大、不稳定的，要采取砌挡墙等措施进行加固处理，防止发生崩塌、滑坡。对已覆土、种树的要加强防洪排涝工作，加强边坡护理，设置截、排水沟等设施，防止水土流失和产生泥石流冲毁已整治的成果。

3 治理实施的保障措施

3.1 落实资金，确保治理工作顺利开展

山头点多面广，治理任务重、费用高，需多方筹措治理资金。按照“谁开采、谁治理”的原则，有业主的由其负责山头恢复治理的工作和费用，到期延续开采的，实行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对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造成的山头难以落实业主的，林业局负责提供苗木，乡（镇）政府负责组织治理。

3.2 加强督查，确保治理任务完成

山头治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政府要加强检查，并定期将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报。对进展顺利的予以表扬，对进展缓慢及措施不得力的予以通报批评，责成限期整改。对现采矿山，不按要求进行开采、治理绿化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予以警告直至停业整顿。延续开采实行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而未能按规定对土地生态恢复与治理的，不退还该保证金，由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3.3 加强管护，建立养护长效机制

治理不容易，维护更艰难。各山头点治理后，各有关治理单位都要把每个治理点的管护责任落实到个人，明确其管护的责任和范围，继续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巩固治理成果，真正做到水有人浇、树有人护，建立复绿后的养护长效机制。

3.4 严厉打击非法采矿行为

保障措施篇4

[摘 要]Wm框架内的保障措施是WTO授权各成员方在一定条件下用以保护和调整本国境内产业，避免大量进口冲击的安全阀之一。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保障措施协定》和外国实施保障措施的现状，中国应尽快建立预警机制，积极介入调查过程，充分利用磋商机会，利用保障措施条款和Wm争端解决机制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关键词]保障措施；实施原则；实施条件；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6―0029-04

保障措施是指在公平的贸易状态下，进口国为保护本国的国内产业免受严重损害而对出口国采取的一种临时贸易救济措施，一般包括限制进口或增加关税，也可同时并用。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和报复性关税不同，不论是否存在任何不正当贸易行为，均可对出口方实施该措施。

一、保障措施的实施原则

(一)非歧视性原则

WTO《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明确规定，保障措施必须以非歧视的方式实施，即保障措施只针对进口产品，而不论其来源。这一规定对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保障措施的选择性和非歧视性的争论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是WTO最惠国原则的具体体现。但第5条允许有两个例外，一是保障措施委员会如果认为从某成员的进口在代表时期内相对于进口增加总量不成比例时，可以违背非歧视性原则有选择地分配配额。二是根据GATT其他规定的措施可以不受这一约束。如果成员在加入WTO时承担选择性保障条款，可以歧视地实施保障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保障措施的选择性实施开了方便之门，在实践操作中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中国就因在相关问题上的人世承诺承担了选择性实施的风险。可见，真正实现WTO的自由贸易的精神，只有靠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二)适度保护原则

保障措施在推行贸易自由化方面起着“安全阀”的作用，一方面，它作为正常贸易条件下允许采取的一项贸易救济措施，在本质上起着限制竞争的作用。因此《保障措施协议》第5条第1款规定了关税限制的适当性和数量限制的适当性。另外，该协议还对关于时间的适当性问题、保护强度的递减性问题、保护的再次适用等问题都做了详细规定。这充分说明保障措施的立法本意是为了实质意义上的公平竞争，避免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新的贸易壁垒。

(三)补偿原则

保障措施在结果上讲求利益的平衡，要求采取进口措施的进口方给予出口方补偿，并赋予其报复措施，这充分体现了保障措施在经济利益上的妥协性。成员方为实施保障措施而达成的协议，事实上是双方在经济力量上博弈的结果。这项措施对进口方而言，需要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甚至政治代价。 综上所述，保障措施立法原则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保障措施临时性、有限性和紧急性的特点，在本质上体现了WTO的倡导的公平竞争立法精神，但在实践中，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现实的存在，成员方往往在该措施行使的具体条件中偏离和规避法理原则和措施，人为地制造贸易壁垒。

二、从美国钢铁案谈实施保障措施的前提条件

2002～3月5日，美国总统依据美国“201条款”命令，宣布对10类进口到美国的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除了与美国签有贸易协定的加拿大、墨西哥、以色列等国家以外，该保障措施对所有向美国进口钢铁制品超过市场份额3％的国家和经济体实施。在措施实施后，所涉成员国等WTO成员方共同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指控，指控美国违反了WTO有关《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要求成立专家组对争议加以解决。专家组于2003～7月11日作出报告，裁定美国的保障措施事实上使得申诉方根据WTO相关协议本来应当享有的利益被剥夺或者受到了减损。美国对专家组的裁定不服，于2003～8月提起上诉，上诉机构报告基本上维持了专家组的原裁决。据此案例，笔者将对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进行分析。

(一)不可预见的发展

所谓不可预见的发展是指一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该情况的发生以及该缔约方履行关税减让承诺的结果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的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在WTO《保障措施协定》明确规定的实施保障措施必须满足的条件中，并没有提及“不可预见的发展”。但是众所周知《保障措施协定》来源于GATT第19条。各缔约方对不可预见的发展是否构成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早在韩国奶制品案及阿根廷鞋类案中，上诉机构便已明确，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定必须理解为代表了不可分割的必须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一揽子权力纪律。因此“不可预见的发展”是成员方实施保障措施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可作以下解释：“不可预见的发展是指在相关关税减让的谈判后出现的情况发展，并且要求作出关税减让的国家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预见到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这一解释还被WTO争端解决机构在1999年韩国奶制品案中所采用。

在美国的钢铁案中上诉机构还强调，在实施保障措施时仅证明发展的“不可预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证明其导致了被实施保障措施的那种产品的进口的增加。在两者间还需提供一个“合理和充分”的解释，要求在其主张的“不可预见的发展”和与保障措施相联系的进口增加间建立一种“逻辑联系”，同时强调这种合理和充分的解释，应是对在保障措施下的“每一项”产品的进口的增加是由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结果的解释。因此在这一案件中，美国就应当对10种钢铁产品的进口的增加是其所主张的包括“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强势发展”在内的不可预见的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分别给予“合理”和“充分”的解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查后认为，美国缺乏支持性的研究和数据分析。由此我们看出WTO对于不可预见的发展这一前提条件的要求是严格而苛刻的。

(二)进口数量的增加

进口数量的增加是实施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审查：(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进口数量的增加并不应该是单纯的“数量”分析，并不是任何数量上的增长均可以构成所要求的进口数量的增加。所以在进行进口数量的分析时，不仅要考察进口产品的绝对增长率与增长量，而且应考察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类制品案中认为，仅仅证明进口数量的任伺增长是不充分的。上诉机构要求，“进口数量的增长必须是在时间上足够近

期的，足够突然的，足够急剧的，足够重大的，并在数量上和性质上能造成或造成严重损害”。

在美国钢铁案中，申诉方认为只有在审查整个调查期间进口趋势、并特别关注最近的趋势后，仍认为足够近期、足够突然、足够急剧、足够重大以至造成严重损害或威胁时才能认定“进口增加”。在美国看来，从整体而言，在调查末期或接近调查末期时，进口的数量比之前的一些时间点要高就已满足了协定的规定。上诉机构指出简单的时间点比较法容易导致不同的结果。这种比较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起始点和终点来分别支持进口量上升或下降的结论，这种比较法是不充分的。因此美国的主张自然遭受了上诉机构的调查。在本案中，专家组对各种措施进行分析后认为，美国对于CCFRS、热轧钢棒材、不锈钢杆材等三种产品进口增加的认定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的要求，因为主管当局没有就有关事实提供一个合理和充分的解释，上诉机构支持了这一裁决。

(三)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的威胁

根据WTO《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第1款，严重损害是指对某一国内产业的地位造成的重大总体损害。严重损害威胁是指严重损害迫在眉睫，确定存在严重损害威胁应当基于各种事实而不应仅仅是基于断言、推测或者遥远的可能性。为考察国内产业是否遭受“重大总体损害”，必须对国内产业的整体状况作出评估。在考察国内产业损害时，应当考察W凹《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2(a)所列出的全部产业损害考察因素。严重损害存在结论的作出，并不要求被考察的每一项因素均呈下降趋势。上述对严重损害的确定方法同样可以适用在严重损害威胁的认定中，在考察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时，调查机关的考察范围不受《保障措施协定》第4条2(a)的限制，以便作出正确的评估。与严重损害要件不同的是，严重损害威胁还必须证明威胁是迫在眉睫，这一威胁的存在是基于各种事实，而且该损害威胁的发生存在高度的可能性。

在此案中，美国主管当局认为其进行了严重损害和威胁分析，主要依据是调查问卷中获得的数据。美国将其国内产业状况重大全面减损视为严重损害，认为其对《保障措施协定)所要求审查的相关因素都进行了评估。对有些产业，美国认为其考虑了相关因素，例如生产商是否宣布破产。申诉方认为，美国并没有对所有相关因素进行损害分析。例如，对于板材，美国就没有解释为什么说负面因素超过了积极因素，仅仅说一句“这些指标的改善没有抵消其他指标所显示的重大下降”是不够的。而且其使用的是起点对终点比较法。这不足以证明进口增加造成了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专家组和上诉机关裁定其部分产品是不符合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

(四)因果关系

在考察因果关系要件时，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b)中规定：“除非调查根据客观证据证明有关产品增加的进口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得作出(a)项所指的决定。如增加的进口之外的因素正在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因于增加的进口。”WTO《保障措施协定》对因果关系的上述要求可进一步具体化：(1)作为调查机关考察因果关系，调查机关应把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损害区别开；(2)进口增加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损害分别进行归因，以保证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会归因于进口增加；(3)判断在进口的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该因果关系构成两者之间的真实和实质的关系。

因果关系要求在增加的进口和严重损害之间存在“真实和实质性的原因和结果”。在钢铁案中，美国认为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并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其他任何原因，应当被认为其已经证明了：在增加的进口和严重损害之间存在“真实和实质性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但是美国的辩解降低了真实和实质性的标准。因果关系并不要求进口增加是造成严重损害的唯一原因。上诉机构曾指出“即使增加的进口之外的因素正在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因果关系也是存在的。”“当严重损害是增加进口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时也可以认为符合因果关系的要求。”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二条(2)b的规定，当进口之外的因素正在引起或据说正在引起损害时，主管机关必须进行不得归咎的审查来评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确定这些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被归咎于增加的进口。调查机关应当确定进口增加之外已知因素的损害性后果的性质和范围，并应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此案中，美国并没有对进口增加之外因素造成的损害性后果进行分析证明满足保障措施的适用条件。

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败诉一案足以说明保障措施实施的条件是严格的，WTO成员方想要援引CA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定的相关规定实施保障措施，不易成功。事实上，在现有WTO保障措施案件中，从一开始的韩国奶制品案和阿根廷鞋类案再到美国小麦面精案、美国羊肉案、美国钢管案，采取措施的一方都是败诉的。

三、外国对中国产品实施保障措施的现状及中国的对策

保障措施篇5

关键词: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保障措施

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与人们的生活、社会发展建设息息相关，建筑行业飞速发展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隐患，建筑行业的发展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建筑行业要提高质量安全的思想认识，规范施工质量管理，才能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促进我国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影响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的因素

21世纪国民经济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人们对建筑施工质量的要求也不断增高，因此高质量、高水准的工程是建筑企业是战略目标，也是建筑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保障，虽然我国目前在建筑行业施工质量方面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责任制，但在实际的建筑企业里仍存在制约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提高的因素。

1.1 相关建筑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现行的《建筑法》以及很多法规文件在施工操作中的执行力并不强，关于施工质量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不能满足我国建筑业的发展的需要。例如目前建筑业普遍存在的分包现象，部分大型建筑施工单位在承包一项合作项目时，会把项目层层分包给其他小的建筑单位，而小的建筑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不能保障施工质量要求。另外部分建筑企业还存在非法用工的问题，这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从业人员的素质又参差不齐缺乏安全意识，致使施工质量存在安全隐患。

1.2 施工准备阶段质量管理不严。 施工准备阶段主要是组织人员和材料。目前很多建筑施工单位在人员选用方面存在不足，例如项目经理的学历不高，缺乏科学的管理手段和管理经验，施工质量的责任难以落成。其次在材料准备方面存在材料的设计不符合施工要求、检验不符合标准、保管不当、使用配合比例不对的一系列的问题，施工质量难以保障。

1.3 现场施工质量管理混乱。 现场施工质量管理是建筑施工项目质量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然而在部分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着人员问题、机械问题和施工操作问题影响着现场施工的质量。首先表现在施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偏低，技术水平有限，而对新技术、新机械、新材料的使用存在一定的难度，其次是先进建筑机械设备的利用效率低，没有完全发挥机械设备的性能，直接影响施工速度和施工质量。第三是现场施工的操作流程缺乏有效的统筹管理，也没有统一的施工标准，导致现场施工质量管理混乱。

1.4 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不高。 影响建筑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目前我国的建筑工程普遍存在质量意识不足的现状，例如部分建筑施工单位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收益，只重视施工的速度，而轻视施工的质量。还有一些建筑施工单位会提出“精品工程、形象工程”的口号，而没有使保障施工质量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这些口号也就成了盲目地追求形势，没有实际的效果。

1.5 建筑相关部门监管不力。 建筑相关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建筑相关部门没有发挥其管理职能，不利于建立全新的质量监督体系，由于没有落实相关部门的职责，对建筑工程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不能保障建筑施工每个环节的质量。

2 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的保障措施

通过分析影响建筑施工质量的因素，说明积极创建良好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下文简要介绍几种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的保障措施。

2.1 严控建筑施工业的准入管理机制。 保障建筑施工质量要从源头抓起，首先要严格审核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对于没有资质的企业必须禁止其施工行为。其次是规范建筑企业承接工程，必须遵循承接其资质许可范围内的建筑工程，不可越级承接。第三是对于现场的施工人员要做到持证上岗，对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严格落实岗位职责。建立健全建筑施工管理体系，以保障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2.2 完善建筑施工质量管理的体系。 鉴于目前我国《建筑法》对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执行力度不够的问题，需要继续完善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建筑施工单位存在的违纪违规行为要严格惩处，促使建筑施工管理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施工。

2.3 提高建筑从业人员质量意识。 提高建筑从业人员质量意识的方法有以下三种，首先是建筑企业加强对建筑工人的培训教育，提高建筑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形成质量、安全和责任意识。通过定期的培训使建筑从业人员认识到质量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方式。其次是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建筑施工质量的监管，严查施工质量和人员持证上岗。第三是加强施工队伍的建设，稳定施工队伍不仅能加快施工的进程，还能在安全的情况下保证建筑工程质量，能够提高人员的利用效率，节约建筑施工成本，增加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

2.4 规范建筑施工质量管理。 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是一个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管。在施工的准备阶段，要合理组织施工人员，实现每个施工环节配备合适的人员，对于施工材料要严格监管，保障材料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在现场施工过程中，要监管每一个施工环节，保障施工整体的效率。

3 结论

综上所述,现代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需要企业以科学的管理体系为基础,针对影响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因素进行控制与管理,以此保障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文中所论述的几个方面是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保障措施的重点,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企业在注重以上工作的控制与管理时,还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工程所在地气候条件对施工的影响等进行合理的安排,以对影响工程施工质量的因素控制为保障措施,开展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保障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提高企业的综合市场竞争力,为企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保障措施篇6

建筑施工的特点是工作场所和环境多变、生产工人流动性强、劳动强度大、施工环节复杂、施工机械设备繁多。导致安全事故的最直观因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安全生产设施费用投入不足

由于存在低价中标、业主拖欠工程款或施工方垫资施工的现象，致使必须确保的安全生产经费得不到落实，安全防护设施未能及时设置，或降低设置标准，甚至使用不合格、劣质的安全防护用品。

2.工程被非法分包或转包

由此通常会出现分包单位不服从总包单位管理、施工现场秩序混乱的情况，项目部安全生产职责不仅无法落实到位，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隐患整改措施也得不到有效执行。

3.合理的建设工期得不到保障

建设单位因各种原因，要求施工单位违背施工规律压缩工期，造成工人超负荷疲劳施工，甚至安全防护设施未完善、安全隐患未消除就强行施工。因而大大增加事故发生机率。

4.对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分项施工不够重视

由于未能正确评估高危施工环节，未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未实施严格的验收、监控制度，往往是群死群伤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

5.建筑工人缺乏安全操作常识

一线工人普遍对工作场所和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危险部位和风险环节认识不足，企业、项目部和班组的安全教育、班前技术交底没有很好落实。意识不够、麻痹大意的“三违”作业，因而导致事故发生。

抓好工程开工前的安全保障措施落实

通过上述对安全事故发生主因的分析，只有从工程开工前就采取实际可靠的安全保障措施，才能有效减低事故发生风险，结合笔者实际经验，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落实。

1.完善项目安全保证体系，确保责任落实到人。

2.做好施工前的技术准备，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2009]87），识别工程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制定专项安全施工方案。按上述《办法》规定，建筑工程普遍存在以下重大危险源施工。

（1）深基坑工程

应认真审核地质勘查资料和建设单位出具的施工现场及周边地下管线和设施、周边建筑物的备案资料，由设计单位制定基坑支护设计文件、施工单位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专项安全施工方案。其中，施工方案应着重明确开挖顺序和安全保证措施，并制定应急救援方案。按《办法》规定，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应分别进行专家论证审查。

（2）外脚手架工程

在编制施工方案时，应把握好以下关键内容：立杆基础承载力计算、纵横水平杆和立杆强度计算、剪刀撑和连墙件设置和简图、悬挑架设设计计算和大样图、卸荷设计计算和大样图、卸料平台设计计算和简图、施工质量和验收要求、架体拆卸流程和安全措施等。并应按《办法》规定，按脚手架搭设高度区分风险等级，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论证审查。

（3）高支模工程

对超高、超大跨度、超大荷载的支模工程，应按《办法》规定，按相应的风险等级，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而在编制专项方案时，应着重验算基础承载力和支模体系稳定性，而且不能忽略电梯井、梯屋顶等小面积高支模搭设的设计、计算。

（4）大型起重设备和垂直运输设备

塔吊、施工电梯、物料提升机等大型起重设备，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安拆单位负责编制专门的安装和拆卸方案，经施工企业技术和项目总监审批；施工单位还应与有资质的维修保养单位签订好维保合同。其中塔吊基础，必须根据设备生产厂家提供的技术参数以及设备安装位置的地质资料，进行专门设计计算；并应结合周边建筑物和地理环境，慎重考虑塔吊安装位置，在保证运输的情况下，尽量避免群塔交叉作业。

（5）施工临时用电

施工用电专项安全方案编制前，应对施工现场进行勘测，若拟建建筑物与现场外电线路距离未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应在施工方案中制定外电防护措施；现场用电线路的布置，还应结合塔吊等大型起重设备安装位置和施工用房的位置，避免在塔吊起吊范围和施工用房上方拉设用电线路。同时，根据本地区雷电设防等级，进行防雷设施设计。

（6）其它如：人工挖孔桩安装、钢结构安装、拆除和爆破、地下暗挖和顶管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按《办法》规定，其它特殊重大危险源施工，应编制专项安全施工方案，按相对的风险等级，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论证。

3.完善安全教育制度、安全设施和重大危险源验收制度、安全隐患检查和整改制度。

4.做好事故应急救援物资的准备和事故应急演练。

在工程安全生产保证体系中，事故紧急救援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应急救援架构、救援方案、救援物资准备等，在工程开工前就应该做好筹备。

结束语

保障措施篇7

【关键词】：园林景观；布置特色；施工技术；保障措施

一、园林景观的布置特色

1、随意性

园林景观的价值在于它的观赏性，因此，园林工程施工过程中不仅要严格遵循园林设计图纸的要求进行施工，更要具有自己独特的眼光，不能刻意的把一些山石进行呆板的堆砌，要有其随意性，有独到的见解，达到一种艺术的欣赏水平。

2、自然性

如果园林景观能给人一种混然天成的感觉，那么这就是施工技术的一大飞跃，当然，这种效果要求施工工作人员不仅要有专业的技术，丰富的建筑经验，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创造性，能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达到园林景观的自然美。

3、协调性

园林景观的布置一定要符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做到一花一草、一砖一瓦都错落有致，恰到好处，各种色调及建筑的搭配要进行综合的考虑，做到协调自然，避免大起大落，高低不平，给人一种“乱”的感觉。

二、园林景观施工技术要求

1、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施工工作人员的准备工作，施工管理者要具备丰富的管理工作经验，合理安排人员，做到人员的合理配置，发挥出他们的长处，达到效用最大化，这样不仅可以推进施工的进度，更能保证施工的质量。另外，管理者还有必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学习与培训，以达到工程建设的要求。

其次是施工现场的清理工作，只有对施工现场进行彻底的清理，才能达到测绘的准确度，合理安排好临时工棚的位置、供水管道铺设的路线以及供电设施的具体安排，以保证施工过程中水、电的稳定供给，使施工过程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建立施工建设中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保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再次，施工材料要准备到位，这些材料包括建筑材料及建筑设备。要根据施工要求制定出物资采购计划，并提前对施工所需设备进行维修、检查，以保证施工过程的顺利进行。另外，对所采购的物资要有专人进行检验，这是施工质量的保证。

最后，施工技术文件及计划一定要准备到位，要把设计方案与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及园林景观的设计图纸进行仔细比对，若有问题，提前进行沟通和解决，而且施工计划的编制要详细、清楚，各项合同的订制也要合理、周全，以达到各项目标明确化，各种计划清晰化。

2、施工过程的要求

园林景观的施工除了土建工程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绿化工程，这些都要求施工单位结合图纸及园林的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合理施工，对各个景点的具体尺寸都要进行精确设置，有必要在重点位置设置控制桩，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电子科技对园林景观的施工现场采取控制网格的方式进行测绘，以保证施工的效果。

三、如何加强园林景观施工的保障措施

1、加强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合理的计划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是否完备是保证工程顺利开展的有利保障。

第一，对施工地区的自然环境进行深入的了解与分析，包括土质特点，气候情况等等，因为这些因素都具有不可变性，要进行绿化施工就必须对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使绿化工程得以健康运行，比如说当地土壤对所要种植苗木是否适宜，是否需要改变其生长条件（配备有机肥料）等等。

第二，施工前的工程设计方案的准备也是重中之重，它不仅关系到人员的合理安排，材料的充裕量，施工的安全性，还对施工的效果及工期的长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施工中各种材料的编写与制定一定要与技术负责人进行研究、讨论与审核后再做出决定。

2、加强施工中的技术监督与管理

施工技术人员一定要对工程建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确保施工过程正常开展，施工任务顺利完成，在施工的过程中要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工程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与检查，以减少失误，确保工程的质量，而且作为技术监督工作者一定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高尚的职业素养，保证在进行技术监督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严格把控好每一个施工过程，使整个园林建设达到验收的标准。

3、加强园林工作后期的维护与管理

园林建设不同于一般的房屋建设，交工就算完事，它的后序工作比较繁琐，不仅要照顾到整个工程的完整性，还要保证园林景观的观赏价值，这就关系到园林内植被的存活率。这也是后期园林景观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有些园林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建园初期，一切都非常完美，欣赏性与艺术性并存，但没过多久，园内苗木死亡率增加，使园林变得萧条。这种状况归根结底就是后期养护工作不到位所导致的，要想提高苗木存活率，维护园林的茂盛景象，就必须加强后期的维护与保养，加强养护工作人员专业技术知识的培训与学习，增加苗木养护设备建设，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保证苗木健康生长。

4、关注苗木的采购质量

园林绿化离不开植物的栽种，而栽种的成活率取决于苗木的质量，因为园林绿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所需的花草树木品种繁多，规格多样，而且要求栽种的时间点比较集中，要想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从较远地区调运来补充苗木，这就要求所调运的苗木品质一定要高，因为经过一路的运输颠簸，会对苗木造成一定的损伤，如果再进行栽种的话，其缓苗期本身就会增长，如果这些苗是弱苗或病苗的话，一定不会成活，导致成本的浪费，所以对于苗木采购的质量关一定要严格把控，层层设防，严禁不合格的苗木进入园林，保证苗木的健康性。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园林景观建设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是现代化文明城市象征性的标志，所以作为绿化环境建设工作者，要通过不断的创新与改造，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把园林工程建设与园林的欣赏性、艺术性、科学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建造出既美观又实用的园林景观，供人们修心养性、文化娱乐，推动我国的绿色生态园林梦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蔡淇. 园林景观施工技术及保障措施[J]. 现代农业科技，2012，11：177-178.

保障措施篇8

论文关键词 GATT1994 保障措施协定 未曾预见之发展

一、导言

保障措施制度与反倾销、反补贴制度一样，都是贸易救济制度，但不同的是，保障措施是在没有任何不公平贸易的情况下采取的进口限制，阻止那些WTO成员享受WTO协议下关税减让的全部利益，因此，如果滥用保障措施必将会导致对国际贸易的严重损害。GATT第三任秘书长Oliver.Long曾言，保障措施代表了两种相反目标之间的联系，一个目标是各国政府对放松贸易措施限制承诺的尊重，一个目标是各国政府希望保持国内市场。因此，保障措施的实施，应当采用比反倾销反补贴更为严格的条件。

“未曾预见之发展”作为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几经沉浮。其最早出现在美国1942年《美墨互惠贸易协定》中，后被纳入GATT1947，并经GATT1994继承。随着实践中较少采用而逐渐淡出，直至《保障措施协定》中难觅踪影。但事态变迁，“未曾预见之发展”又在WTO中复活。如此跌宕起伏的经历值得探究，明晰定义，理清脉络，分析意义，有助于更好得理解保障措施，更熟练得运用保障措施。

二、学界争议

学术界对于“未曾预见之发展”的问题有着不同的态度，主要分为赞成肯定说和反对否定说。

（一）赞成说

此种观点认为， 在实施保障措施是，应当同时满足GATT1994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条件，当然包括“未曾预见之发展”。理由主要为：《WTO协定》是“一揽子协定”，所有WTO义务都是叠加的，成员方必须同时遵守所有义务。此外，就《保障措施协议》的宗旨而言，是为了明确GATT1994第19条的具体使用，则在采用保障措施是就应当满足GATT1994第19条所规定的所有条件，其中包含“未曾预见之发展”条款。

（二）反对说

此种观点认为，《保障措施协定》对于保障措施具有排他的适用性。 理由主要为：虽然其项下的措施应理解为“GATT1994第19条所规定的措施”，但是《保障措施协定》是关于保障措施最终协定，何况谈判者有意识地在《保障措施协定》中删除了“未曾预见之发展”。

三、案件分析

除了学者对“未曾预见之发展”争论不休外，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在韩国奶制品案、美国羊肉案以及美国钢铁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未曾预见之发展”有着一系列的论述。

（一）韩国奶制品案

韩国奶制品案是WTO成立后第一个关于保障措施的典型案例。该案中，韩国与欧盟就“未曾预见之发展”是否为发动保障措施的前提条件产生争议。韩国认为，WTO成立后，实施保障措施只需符合《保障措施协定》，若GATT1994第19条的规定与《保障措施协定》发生冲突则不适用。在“未曾预见之发展”问题上，两者规定相冲突。而欧盟认为，在WTO体系中，GATT1994与一系列具体协定是“一揽子协定”而对所有成员方适用，他们之间是互补的，应当累加重叠适用。

专家组认为，“未曾预见之发展”只是对采用保障措施的背景描述，并非对实质内容的增加。所以，在WTO成立后的保障措施，只需要符合《保障措施协定》就不算违反GATT1994第19条。对此，上诉机构予以了驳斥，认为，“未曾预见之发展”尽管并没有对保障措施的实施附加条件，但是这一用词与GATT1994第19条第1款（a）项所规定的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存在逻辑上的联系，根据《维也纳条约法》有效解释原则，GATT1994第19条与《保障措施协定》均适用于保障措施的调查和实施。因此，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的认定。

（二）美国羊肉案

经历了韩国奶制品案及阿根廷鞋类案之后，到美国羊肉案中，专家组明确指出：《保障措施协定》第1条和第11条第1款（a）项表明了GATT1994第19条的适用性，第19条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经过了《保障措施协定》的澄清和增强。美国认为其在发动保障措施时已经考虑了“未曾预见之发展”，但如果在实施保障措施或者进入WTO争端解决程序后才补充说明“未曾预见之发展”，是无济于事的。此外，专家组还对韩国奶制品案中所提出的“未预见”与“不能预见”及“独立条件”与“事实情形”的区别作出了界定。对于前者，专家组指出：“未预见”的证明标准比“不能预见”要低，因为在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看来“未预见”的事实并不一定是“不能预见”的。对于后者，专家组指出，“事实情形”的证明门槛要比“独立条件”低。上诉机构支持了专家组判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实施保障措施前因为没有证明“未曾预见之发展”而不符合GATT1994第19条第1款的规定的裁定。至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就“未曾预见之发展”是否为实施保障措施前提条件的问题达成统一。

（三）美国钢铁案

到美国钢铁案中，双方不再就是否需要证明“未曾预见之发展”而争论，而是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具体审查标准上。欧盟等成员方认为，美国在报告中没有对“未曾预见之发展”及其导致的进口增加做充分合理的解释。美国认为其提出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苏联解体和美国钢铁需求持续强劲的理由已经充分解释了“未曾预见之发展”的问题，况且GATT1994没有对“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解释做形式上的要求。专家组同意美国认为在公布报告的要求中，没有对报告的形式作出规定，但是“未曾预见之发展”的复杂性要求更为详细的说明和数据支持，对于“未曾预见之发展”如何导致进口增加及其来源和程度，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提供更为综合和一致的解释。可见，专家组认为，在“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证明上需要对进口增加所造成的严重损害的因果关系加以论证，且有详细的数据支持。上诉机构对此支持专家组的报告，采纳了其审查标准。

四、“未曾预见之发展”的构成与审查标准

（一）“未曾预见之发展”的构成

对于哪些情形构成“未曾预见之发展”，不论是GATT1994还是WTO保障措施争端案件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分析论证，还是能大致归纳。某些事件本身可以构成“未曾预见之发展”，不论是单独还是综合事件，只要该事件发生在关税减让谈判之后，且是减让方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另外，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件或其连带的后果可能构成“未曾预见之发展”。美国钢铁案中，专家组肯定了美国指出苏联解体是“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说法，认为虽然苏联解体是已发生的事实，但是由于其解体所带来的巨大财务困境可能产生“未曾预见之发展”。

（二）“未曾预见之发展”的具体审查标准

著名学者John.H.Jackson曾说过，实施保障措施的前提是：“必须证明某产品的进口正在绝对或者相对的增加，并且这种增加是未曾预料的发展，又与GATT的义务有着因果关系。”

1.主管机关证明的时间。“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证明时间必须在实施保障措施之前，这是其为实施保障措施前提条件的性质所决定的。美国羊肉案、钢铁案中，专家组都认为，说明“未曾预见之发展”存在的事实基础应当在保障措施前进行。

2.主管机关对“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解释。充分合理的解释是“未曾预见之发展”证明的实质标准，其要求对所有相关事实以及这些相关事实如何导致“未曾预见之发展”作出全面的前后一致的合理解释。 因为“未曾预见之发展”是作为“事实情形”而在报告中阐述，不能泛泛而谈，也不能只是一种可能性，需要有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持，来解释其导致了产品进口增长并造成国内相关产业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

3.主管机关调查报告的形式。美国钢铁案中，专家组同意了美国的说法，认为主管机关必须把对“未曾预见之发展”的调查报告公布，但是GATT1994对公布的形式没做任何规定，所以报告是单独公布还是与其他报告一起公布没有特殊的要求。

五、“未曾预见之发展”对于中国的意义

中国对于保障措施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法》第44条以及《保障措施条例》第2条中。这两条法律的内容与《保障措施协定》规定基本保持一致，没有对“未曾预见之发展”问题有所涉及。

暂且不论“未曾预见之发展”的适用是GATT1994成文法的硬性要求，还是争端解决机构的解释使其拥有判例法的约束，在现有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的立法稍显落后。但是，对中国而言，究竟要不要把“未曾预见之发展”加入保障措施实体要求，需要综合看待。

保障措施篇9

自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通过以来，世界各国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数量逐年上升，2001年全球范围内保障措施调查案达53起，比2000年的26起，增加了27起[1]。2001年美国发起了201钢铁保障措施调查，对世界钢铁生产和消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引起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作为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一，我国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立案公告对部分进口钢铁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调查，这是我国在加入WTO后第一次应用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措施。

按照WTO有关规则和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1）不可预见发展（unforeseen development）的存在；（2）进口数量的增加；（3）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serious injury or threat of serious injury）；（4）进口数量的增加和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sual link）。由于保障措施对于我国的调查官员、律师和企业人士而言还是相对陌生的法律制度，而且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规定较为抽象和简略，以下将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涉及保障措施的判例对上述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逐一作简要的分析：

一、不可预见的发展

所谓不可预见的发展是指一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该情况的发生以及该缔约方履行关税减让承诺的结果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的相关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不可预见的发展最初源于WTO《GATT 1994》Article XIX的规定。其基本要求是，如果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之情况下，一缔约方履行其在《GATT 1994》下的包括关税减让在内的义务，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领土内的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该缔约方可以在防止或救济损害所必须的限度和时间内，针对该进口产品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其在《GATT 1994》下的义务，或撤回、修改其在《GATT 1994》下所做出的减让。

WTO规则之所以设计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主要是为防止保障措施被滥用。保障措施的规定也被称为“逃避条款”（escape clause），因为该条款允许一缔约方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 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但由于一缔约方的逃避行为会对其他缔约方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WTO规则必然要通过规定不可预见的发展，限制缔约方仅能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时，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 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GATT 1994》Article XIX关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并没有被写入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的最终文本，因此对不可预见的发展是否构成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各缔约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一分歧已经为WTO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在韩国奶制品案的报告中解决。在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缔约方证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存在是缔约方为适用保障措施所必须的一项“先决要求（prerequisite）”[2]。因此无论各缔约方是否在国内立法中作了相关规定，各缔约方在采取保障措施时都必须将不可预见的发展作为一个先决要求进行考察。

WTO《GATT 1994》和《保障措施协议》中没有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具体的定义，但在1951年“Hatters’ Fur”案中，当时的争端解决工作组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了如下解释：“不可预见的发展指在相关关税减让的谈判后出现的情况发展，并且要求做出关税减让的国家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预见到这种情况发展是不合理的”[3]。这一解释还被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上诉机构在1999年韩国奶制品案中所引用[4]。

对于上述解释，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1）判断某种情况是否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关键在于该情况是否能为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合理预见”，凡是能够合理预见的情况均不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2）判断是否能“合理预见”，应该从一个假设的“理性的缔约方”的角度来考察，至于具体缔约方之间预见能力的差异应不在考虑之列；（3）判断合理预见的时点应考察缔约方进行缔约谈判时是否能够合理预见。

二、进口数量的增长

进口数量的增加是实施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措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增加或者相对增加”。《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又进一步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审查（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从上述规定看，进口数量的增加并不应该是单纯的“数量”分析，并不是任何数量上的增长均可以构成《保障措施条例》所要求的“进口数量的增加”。相反，《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要求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角度审查“进口数量的增加”，换言之，进口数量增加的程度和方式要足以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所以在进行进口数量的分析时，不仅要考察进口产品的绝对增长率与增长量，而且应考察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

《保障措施条例》的上述要求也反映了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制品案中的观点。在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在保障措施调查中如果仅仅证明今年的产品进口量高于去年或者五年前，（这种分析）是不充分的”，“值得再一次重复的是，仅仅证明进口数量的任何增长是不充分的”。上诉机构要求，“进口数量的增长必须是在时间上足够临近的（recent enough），足够突然的（sudden enough），足够明显的（sharp enough），足够重要的（significant enough），并在数量上和性质上能造成或威胁造成严重损害”。[5]

三、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

《保障措施条例》没有对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做出专门的定义。根据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第1款，严重损害指对某一国内产业的地位造成的重大总体损害。严重损害威胁是指严重损害迫在眉睫，确定存在严重损害威胁应当基于各种事实而不应仅仅基于断言、推测或者遥远的可能性。

按照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制品案件中的观点，保障措施案件中的严重损害（serious injury）要件要比反倾销案件中的实质性损害（material injury）要件更为严格。因为反倾销措施针对的对象是不公正的贸易行为，而对于保障措施并没有存在此种限制，换言之，即使不存在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也同样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所以保障措施作为进口限制措施是不同寻常的（extraordinary）。考虑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特征，立法者在设计保障措施的发起要件时应对保障措施的发起要件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考察国内产业是否遭受“重大总体损害”，必须对国内行业的整体状况做出评估。《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在考察国内产业损害时，应当审查下列相关因素：（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3）国内产业产量、销售水平、市场份额、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利润与亏损、就业等指标；（4）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上述考察因素包括了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所列出的全部产业损害考察因素。

但正如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制品案中指出的，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所列出的考察因素并没有穷尽调查机关的考察范围，仅仅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清单，为准确评估国内产业的整体状况，调查机关还应考察《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之外的其他一切反映国内产业状况的相关因素。在该案中WTO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严重损害存在结论的做出，并不要求被考察的每一项因素均呈下降（declining）趋势。实际上根据案件所涉及的不同国内产业，在某一案件中，可能销售水平、就业和生产能力方面显著下降的事实就足以做出国内产业遭受重大整体损害的结论；也有可能在某一案件中，尽管某一因素没有呈现下降趋势，但就整体产业状况而言仍可以得出国内产业遭受重大整体损害的结论。

上述对严重损害的确定方法同样可以适用在严重损害威胁的认定中。基于同样的理由，保障措施案件中的严重损害威胁（threat of serious injury）要件要比反倾销案件中的实质性损害威胁（threat of material injury）要件更为严格。在考察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时，调查机关同样要考察一切反映国内产业状况的相关因素，该考察范围不受《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的限制，以便对国内产业的整体状况做出正确的评估。

与严重损害要件不同的是，严重损害威胁还须证明威胁是迫在眉睫，这一威胁的存在是基于各种事实而不应仅仅基于断言、推测或者遥远的可能性，而且损害威胁的发生存在着高度的可能性。所以《保障措施调查立案暂行规则》第十三条进一步规定，以进口增加造成国内产业严重损害威胁为由提出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供下列证据资料：（一）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出口国的出口能力、库存情况以及进口将可能继续增加的证据资料；（二）本规则第十二条（一）项所列因素或指标的明显迫近的变化趋势。

四、因果关系

保障措施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进口数量增加和国内产业受到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应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保障措施条例》第十一条要求调查机关应当根据客观的事实和证据，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与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考察因果关系要件时，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将进口增加之外的因素（即“其他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与进口增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按照《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不得将进口增加以外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进口增加。WTO《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2（b）也规定，“除非调查根据客观证据证明有关产品增加的进口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得做出（a）项[6]所指的决定。如增加的进口之外的因素正在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因于增加的进口。”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保障措施条例》要求调查机关在保障措施调查中必须进行因果关系的调查，并应区别考察其他因素对国内产业的影响，但因果关系究竟应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认定，《保障措施条例》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依据的标准，所以可以参考WTO的有关判例。

WTO上诉机构在美国麦麸案的上诉报告中，将WTO《保障措施协议》对因果关系的上述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为如下方法[7]：（1）作为调查机关考察因果关系的第一步，调查机关应把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损害区分开；（2）第二步，进口增加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损害分别进行归因，以保证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会归因于进口增加；（3）第三步，判断在进口的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该因果关系构成两者之间的真实和实质的关系（a genuine and substantial relationship）。

五、结语

以上是通过WTO的相关判例对采取保障措施的四个要件所作的简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中已经明确规定，WTO的法律规则不能在中国直接适用，而必须通过转化为中国国内法的方式适用。所以实践中，中国法院在审理保障措施的案件时并不能直接援引WTO《保障措施协定》及其相关判例做出裁决，而只能依据《保障措施条例》等国内法规做出裁决。但是，作为WTO协定的缔约方，中国有义务保证其国内法与WTO法律保持一致性，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所指出的，在法院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如果适用的国内法规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其中一种解释与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一致的，法院应选择该种解释。考虑到中国目前涉及保障措施的法规比较简单尚处于摸索阶段，通过学习WTO的规则和相关判例对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些法规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数据来源：信息要揽，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www.chinese-commercial.org.uk/chinese/2002/020424.htm

[2] Korea-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Certain Dairy Products, WT/DS98/AB/R, adopted on 12 Jan, 2000；又参见：United States- 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or Frozen Lamb Meat fr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WT/DS177/AB/R and WT/DS178/AB/R；

[3] Report of the Intersessional Working Party on the Complaint of Czechoslovakia Concerning the Withdrawal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 Tariff Concession under Article XIX of the GATT, GATT/CP/106, adopted 22 October 1951。

[4] Korea-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Certain Dairy Products, WT/DS98/AB/R, adopted on 12 Jan, 2000。

[5] Argentina-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Footwear, WT/DS121/AB/R, para. 131。

保障措施篇10

自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通过以来，世界各国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数量逐年上升，2001年全球范围内保障措施调查案达53起，比2000年的26起，增加了27起[1]。2001年美国发起了201钢铁保障措施调查，对世界钢铁生产和消费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 ，并引起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作为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一，我国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立案公告对部分进口钢铁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调查，这是我国在加入wto后第一次 应用 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措施。

按照wto有关规则和

二、进口数量的增长

进口数量的增加是实施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措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增加或者相对增加”。《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又进一步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审查（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wWw.133229.CoM

从上述规定看，进口数量的增加并不应该是单纯的“数量” 分析 ，并不是任何数量上的增长均可以构成《保障措施条例》所要求的“进口数量的增加”。相反，《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要求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角度审查“进口数量的增加”，换言之，进口数量增加的程度和方式要足以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所以在进行进口数量的分析时，不仅要考察进口产品的绝对增长率与增长量，而且应考察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

《保障措施条例》的上述要求也反映了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制品案中的观点。在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在保障措施调查中如果仅仅证明今年的产品进口量高于去年或者五年前，（这种分析）是不充分的”，“值得再一次重复的是，仅仅证明进口数量的任何增长是不充分的”。上诉机构要求，“进口数量的增长必须是在时间上足够临近的（recent enough），足够突然的（sudden enough），足够明显的（sharp enough），足够重要的（significant enough），并在数量上和性质上能造成或威胁造成严重损害”。[5]

三、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

《保障措施条例》没有对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做出专门的定义。根据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第1款，严重损害指对某一国内产业的地位造成的重大总体损害。严重损害威胁是指严重损害迫在眉睫，确定存在严重损害威胁应当基于各种事实而不应仅仅基于断言、推测或者遥远的可能性。

按照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制品案件中的观点，保障措施案件中的严重损害（serious injury）要件要比反倾销案件中的实质性损害（material injury）要件更为严格。因为反倾销措施针对的对象是不公正的贸易行为，而对于保障措施并没有存在此种限制，换言之，即使不存在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也同样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所以保障措施作为进口限制措施是不同寻常的（extraordinary）。考虑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特征，立法者在设计保障措施的发起要件时应对保障措施的发起要件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考察国内产业是否遭受“重大总体损害”，必须对国内行业的整体状况做出评估。《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在考察国内产业损害时，应当审查下列相关因素：（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3）国内产业产量、销售水平、市场份额、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利润与亏损、就业等指标；（4）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上述考察因素包括了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所列出的全部产业损害考察因素。

但正如wto上诉机构在阿根廷鞋制品案中指出的，wto《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所列出的考察因素并没有穷尽调查机关的考察范围，仅仅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清单，为准确评估国内产业的整体状况，调查机关还应考察《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之外的其他一切反映国内产业状况的相关因素。在该案中wto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严重损害存在结论的做出，并不要求被考察的每一项因素均呈下降（declining）趋势。实际上根据案件所涉及的不同国内产业，在某一案件中，可能销售水平、就业和生产能力方面显著下降的事实就足以做出国内产业遭受重大整体损害的结论；也有可能在某一案件中，尽管某一因素没有呈现下降趋势，但就整体产业状况而言仍可以得出国内产业遭受重大整体损害的结论。

上述对严重损害的确定 方法 同样可以适用在严重损害威胁的认定中。基于同样的理由，保障措施案件中的严重损害威胁（threat of serious injury）要件要比反倾销案件中的实质性损害威胁（threat of material injury）要件更为严格。在考察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时，调查机关同样要考察一切反映国内产业状况的相关因素，该考察范围不受《保障措施协定》第四条2（a）的限制，以便对国内产业的整体状况做出正确的评估。

与严重损害要件不同的是，严重损害威胁还须证明威胁是迫在眉睫，这一威胁的存在是基于各种事实而不应仅仅基于断言、推测或者遥远的可能性，而且损害威胁的发生存在着高度的可能性。所以《保障措施调查立案暂行规则》第十三条进一步规定，以进口增加造成国内产业严重损害威胁为由提出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供下列证据资料：（一）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出口国的出口能力、库存情况以及进口将可能继续增加的证据资料；（二）本规则第十二条（一）项所列因素或指标的明显迫近的变化趋势。

四、因果关系

保障措施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进口数量增加和国内产业受到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应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保障措施条例》第十一条要求调查机关应当根据客观的事实和证据，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与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考察因果关系要件时，最为核心的 问题 是如何将进口增加之外的因素（即“其他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与进口增加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按照《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不得将进口增加以外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进口增加。wto《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2（b）也规定，“除非调查根据客观证据证明有关产品增加的进口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得做出（a）项[6]所指的决定。如增加的进口之外的因素正在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因于增加的进口。”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保障措施条例》要求调查机关在保障措施调查中必须进行因果关系的调查，并应区别考察其他因素对国内产业的 影响 ，但因果关系究竟应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认定，《保障措施条例》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依据的标准，所以可以 参考 wto的有关判例。

wto上诉机构在美国麦麸案的上诉报告中，将wto《保障措施协议》对因果关系的上述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为如下方法[7]：（1）作为调查机关考察因果关系的第一步，调查机关应把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损害区分开；（2）第二步，进口增加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损害分别进行归因，以保证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会归因于进口增加；（3）第三步，判断在进口的增加和严重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该因果关系构成两者之间的真实和实质的关系（a genuine and substantial relationship）。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