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意见书十篇

公诉意见书篇1

       起诉意见书

森公刑诉字【  】第  号

犯罪嫌疑人xxx，男，1961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群众，初中文化，现住址：xxx县xxx镇潭桥村谢屋组，居民身份证：xxx。

犯罪嫌疑人xxx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一案，由xxx县xxx林业中心站报案至xxx县森林公安局， 2016年7月4日我局立案侦查，2017年8月24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xxx刑事拘留，2017年8月29日对其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xxx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一案，现已侦查终结。 

经本局侦查终结，现已查明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xxx有以下犯罪事实：

2017年8月22日19时至24时，xxx县xxx镇谭桥村谢屋组村民xxx在未经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携带头灯、网兜、捕网、塑料箩筐等捕蛙工具，来到xxx镇潭桥村农田捕捉青蛙，并于8月23日上午将捕获的青蛙带至xxx镇西大道惠康超市旁边的汽路市场进行出售，因行情不好，当日并未卖出，遂带回家中待售。2017年8月23日19时至24时犯罪嫌疑人xxx前往xxx乡磨山村农田田埂上捕捉青蛙，并于8月24日6时将两日捕获的青蛙带至xxx镇西大道惠康超市旁边的汽路市场进行出售，因xxx林业站、xxx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的阻止，尚未出售，xxx林业站将警情报至xxx县森林公安局，接警后，xxx县森林公安局派员赶赴现场，当场控制住犯罪嫌疑人xxx，并对涉案物品进行了扣押，在xxx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展开现场勘察，对嫌疑人xxx捕获的蛙类数量进行了清点，经过清点，xxx捕获出售的活体蛙类38只，死体2只，合计40只。xxx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在xxx县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对40只蛙类进行封存，并送往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物证鉴定，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物证鉴定， 31只蛙类（含死体2只）为三有保护动物（有益的、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黑斑蛙，9只蛙类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虎纹蛙。犯罪嫌疑人xxx在未取《狩猎证》的情况下，采用禁用方法进行狩猎，致使野生动物资源遭受重大损失，到案后，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证人证言，书证，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物证鉴定书，现场图片，现场勘查报告，现场缴获的作案工具，犯罪嫌疑人xxx供述等。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xxx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现将本案移送你院审查，依法起诉。

此致

xxx县人民检察院

xxx市森林公安局

二O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诉意见书篇2

一、引  言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被告在签收起诉状副本后，应当应诉，有权提出答辩状，同时答辩期间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也于次日开始计算。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英国，“在高等法院提起的每一个诉讼都始于传票的签发，而传票或与之相当的文书的送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传票不能依法送达被告，法院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是文书送达的日期，而不是文书发出的日期”。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离婚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就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消灭的后果。但也许是因为民事送达程序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价值，人们并未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立法中对民事送达程序的规定只是寥寥数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做了8条规定），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时代，这不足为怪，然而，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问题的今天，依然忽视民事诉讼送达程序就有悖潮流了。我们应该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就民事送达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谈一谈个人意见。

二、送达人与受送达人的确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送达人，但人们的概念中，人民法院为送达人是不言自明的。其实在国外，送达人并不限于法院，例如在美国，一般性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律师的事情，送达的目的是向受送达人通知诉讼进程的情况和消息；在法国，也是由原告向被告送达传唤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在我国，送达是专属人民法院的职权，只能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送达回证，抬头标明“某某人民法院”并加盖院章，落款注明填发人与送达人，这里的填发人和送达人，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即实际填写、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人，或者称其为送达执行人或送达行为人更为恰当，他们一般是本案的承办人员（如审判员、书记员）或本院其他工作人员（如法警），也可能是其他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委托送达的情况下）。这里顺便谈一下法院内部管理问题？？应由法院哪个部门负责送达？有的法院是交立案庭送达，有的则交法警队送达，缺乏统一规定，以致一些基层法院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尤其是遇到当事人拒绝接收、地址不详、路途遥远等情况时，诉讼文书的送达更成为难题。关于民事诉讼送达的送达人为人民法院笔者并无疑义，但对于具体的送达行为主体，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之所以要明确送达行为人，是因为送达是一项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诉讼行为，起诉状、上诉状、裁判文书等是否送达、送达是否合法、何时送达，都对民事诉讼的进程有较大影响，不应该出现随便哪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可以为送达行为的情况，而且对送达人来说，他负有及时合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职责，因此明确这一法定职责具体应由谁承担是极有必要的。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进行，”根据我国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审判员与书记员的职能日益明确分离，书记员将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程序性工作，而民事送达，在现实中就主要由书记员承担，从民事送达自身的性质特点看，这一事务性为主的工作也的确适合由书记员承担。但不能不看到，单纯地把这一职责交由书记员承担并不现实。笔者认为，除书记员之外，审判员是应该有权从事送达这一诉讼行为的，而赋予法警这项职责也更有利于送达的进行。至于在法院内部管理上，对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起诉状（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可由立案庭负责送达，对涉及强制性的诉讼文书如执行通知书及有关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决定书等亦可由法警队负责送达，以显示法律的尊严和威慑力。

再来谈谈受送达人。《民事诉讼法》同样未规定受送达人的范围。从《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可以看出受送达人仅指当事人。但通常认为，受送达人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特别的情况下（民事抗诉案件）还包括人民检察院。对于受送达人来说，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其应该履行的诉讼义务，亦是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的现象，这当然既不利于法院送达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为此法律才特别规定了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两种送达方式。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将签收诉讼文书作为受送达人的诉讼义务明确下来。另外，容易被忽视的是，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受送达人的义务，同样是受送达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因为当事人只有收到诉讼文书并获悉诉讼文书的内容，才能确定自己如何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如果送达不合法，当事人应当有权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又如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仅向当事人而不向当事人的人（主要是律师）送达裁判文书的情况，律师对此很有意见，但民事诉讼法却又并未赋予律师向法院要求送达裁判文书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同样有必要明确赋予受送达人以签收诉讼文书的权利。这里还要引入一个概念？？送达回证的签收人。《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可以看到，实际签收法律文书、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的人并不限于受送达人，除受送达人之外还有：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值得注意的是，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负责收件的人以及指定代收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诉讼参加人，无论如何不能归入受送达人的范畴，但在人民法院向其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时，法律已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义务？？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而且其签收行为将对受送达人发生法律效力。

三、留置送达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79条对留置送达做了如下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对留置送达又做了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从上述规定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留置送达的条件有所放宽，但留置送达还是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有着较严格的适用范围。条件一：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条件二：有见证人，且必须是特定身份的见证人？？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之所以要对留置送达加以如此限制，无非是要避免法院对送达这一职权的滥用。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一，按照法律规定，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法定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的送达方式，而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是，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送达诉讼文书时，受送达人不在其住所地。有可能是受送达人正好当时不在家，也有可能是受送达人地址有误或发生了变更，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员也采用留置送达方式，显然这与留置送达设置的初衷相背离，这种“留置送达”是不合法的。但不能不看到，相当多的时候，受送达人是故意逃避义务，尽量拖延时间以延缓诉讼程序及法院裁判文书的生效？？因为无法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时，法院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而公告送达期长达60日。如果任由恶意受送达人钻法律空子达到其目的，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其二，《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到场”，这里限制的是送达人，而“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却无到场见证的义务。如此一来哪个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愿意管这个“闲事”自觉履行见证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放宽留置送达的限制恐怕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其结果却是，“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更加有理由拒绝见证？？反正不签名盖章法院也一样可以留置送达。而法院送达时甚至干脆不去“麻烦”有关基层组织和单位，直接记明留置送达了事。因此，司法实践中完全合法的留置送达少之又少，留置送达有形同虚设的危险。在抱怨有关单位的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现有留置送达本身的合理性呢？不妨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放宽留置送达的条件，一是规定在有两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限于法官、书记员、法警）在场的情况下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二是规定在向经受送达人认可的地址送达时，一定时限内两次不同时间送达均无人接收，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从而免去公告送达耗时较长的弊端。

四、邮寄送达问题

邮寄送达是为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法所肯定的送达方式，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不指定代收人的情况下，通过邮局送达，视为有效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80条对邮寄送达做了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法院距离受送达人住地较远的情况适用邮寄送达。但具体送达过程中，尚有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例如如何确定邮件中所含诉讼文书的种类（已有法院采用公证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必须受送达人本人签收等等。又如，作为已经送达重要依据的是邮局回执，而根据邮政部门的惯例，邮寄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邮件，并不需要在递交收件人后向寄件人出具回执，法院只能通过邮件收据向邮局查询。以至于一些法院习惯将挂号邮件收据作为送达凭证附卷。而挂号邮件收据并不等同于邮件回执，前者是邮局签发给寄件人，表明邮件已被邮局收邮，是投邮者在一定期限（一年）可以查询和索赔的凭证。后者由受送达人署名签收，并注明了收件日期，是表明受送达人已经收到邮件（即送达法律文书的凭证）。大概是基于上述原因吧，除与邮局签有特定协议外，本市法院极少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笔者所见的“邮寄送达”一般是这样的情形：①传票的送达。对远郊区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将传票和送达回证同时寄交当事人所在村的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将传票转交当事人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然后寄回法院；②裁判文书的送达。在案件审理终结前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愿来院领取法律文书并主动要求事先签送达回证留在法院时，法院在裁判文书制作完毕后寄给当事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当事人省时省力省钱，法院亦能够如期结案。诚然，法官应该向当事人讲理说法，告知签收诉讼文书是当事人的义务。但如果当事人坚决不来领取诉讼文书法院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派车派人送达，遇到当事人拒收又找不到见证人或当事人家中无人的情况，还得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生效又要等上60日。所以虽然这种“邮寄送达”的做法很不规范，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鲜见。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人民法院委托邮政部门送达的情况。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纷纷与邮政部门签订委托协议，以特快专递形式对部分诉讼文书进行送达。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采用了此种方式送达部分诉讼文书，邮局还专门为此设计了投递单，其上列有案号、法律文书、证据材料、不能送达的理由等需填写的项目。这种送达方式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邮寄送达有相吻合之处，又有一定差异，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在具体应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提倡者有之，其理由是：邮寄送达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随着人民法院受案数量逐年上升，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件越来越多，送达这一诉讼程序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法院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影响着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落实。邮局利用其固有的投递网络，会比法院自行送达效率更高，送达更准确。反对者亦有之，其理由有：这种送达方式导致送达主体资格不合法。送达主体是人民法院，送达文书既是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同时也是法定义务。而法院的职权是不能授权委托邮政部门的，同时其法定的义务也不能有偿转让给邮政部门。这种名为邮寄送达实为委托送达的方式，混淆了委托送达与邮寄送达的法律关系，混淆了人民法院与邮政部门在诉讼文书送达中的法律地位，有损于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送达方式实际采用了委托送达，邮政部门不具备受委托的主体资格，对此也没有司法协助义务，受送达人拒收时邮递人员不能留置送达，受送达人不在或下落不明，其同住成年家属代收效力或人民法院根据邮政部门证明而采用公告送达的效力问题，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无法保证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此种送达方式还会导致收件人和收件日期不明。根据法律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邮件回执不能与送达回证等同起来，同时代收人的身份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无法证实。因此，法院无法确定收件人是否收到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及日期。显然，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综合考虑这种送达方式的应用效果，其方便快捷节省费用的优点还是受到了法院、当事人、舆论界的广泛好评的，它尤其适应了当前追求诉讼效率的价值取向，而且，邮寄送达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送达方式，已为实践证明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不应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邮寄送达这种方式，注意在重视效率的同时不以牺牲程序规范性为代价。

五、公告送达问题

公告，是人民法院就某些诉讼活动或者特定的人和事，依法向社会公开和张贴的告示性司法文书。公告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一种送达方式，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84条。公告送达的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主要内容，如起诉状、上诉状要点、开庭时间、地点等刊登于报纸、张贴于法院公告栏或者受送达人原住所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①送达诉状副本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收到上诉状）5日内将起诉状（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并通知其应诉、答辩。但是，遇有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起诉状（上诉状）副本的，则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送达诉状副本的公告常常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合二为一：在送达诉状副本的同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对方当事人。公告兼有送达诉状副本和通知对方当事人应诉的双重作用。公告期间案件审理暂时中断，公告期满，审理程序恢复。受送达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应诉答辩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公告送达起诉状或上诉状副本的，应说明起诉或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说明出庭地点、时间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②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必须依法宣告并送达当事人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于下落不明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裁判文书的当事人，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公告刊登之日即为结案日，公告期满则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应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属于一审的，还应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由此可知，法院诉讼公告是严肃的法律文件，对法院诉讼公告的内容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得自由发挥。不仅要依法制作和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规范性，格式和内容必须是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化的，以保证公告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是十分常见的，但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制订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提供了两种送达公告的样式：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用（样式226）和公告送达民事裁判文书用（样式227）。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事上诉案件中如何利用公告传唤上诉人。因为从上诉人提出上诉到二审法院正式立案审理是要经过一个周期的，这期间上诉人的住所是有发生变更的可能性的，而流动人口的增加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传唤到上诉人经常成为令书记员头疼的难题。甚至相当一部分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真实原因就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义务，他们往往上诉后即“消失”。在现有的几种送达方式无法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通知其开庭时间，并告知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法律后果。而公告送达传票需要60日，此后法院做出的按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仍须公告送达，于是又要等上60日裁定书方能生效。前前后后至少四个月时间过去了。再加上两级法院之间移送案卷的时间、第二审法院采用其他送达方式传唤当事人的时间，待被上诉人持二审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时，至少已经是一年半载之后，即使侥幸能够执行回来，被上诉人得到的也只是迟来的正义。实践中对此已经有所“突破”？？诉讼文书样式中不是没有此种公告的样式吗？就自己创制？？在公告中确定一个开庭日期，同时告知上诉方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并将该公告张贴于法院公告栏以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供的住所地。严格地讲，此种公告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但实践中之所以有这种“突破”，也是现有法律规定不尽合理、不尽明确的缘故，从诉讼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对现有法律应该予以改进。

公诉意见书篇3

一、检察环节设立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价值意义

律师接受案件当事人的委托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中，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证据做出审查判断，并提出罪与非罪或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意见，是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为切实发挥律师在促进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方面的应有作用，有必要在检察环节建立听取律师意见的常态性机制，其价值意义体现为：

1 、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公诉职能。司法实践中，由于公诉案件承办人的角色限制，承办人在审查案件时，当然会把嫌疑人是否有罪和罪重作为审查工作的重心。与此相反，提出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予刑事处罚的证据和意见是辩护人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公诉部门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对于检察机关全面审查案件，全面履行公诉职能将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2 、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质量。认真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一方面可以弥补侦查机关和公诉案件承办人审查时的疏漏，及时收集和调取遗漏的证据。同时，也可以帮助公诉案件承办人发现和纠正侦查机关不正确的指控意见，从而使公诉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的定性以及对事实和情节的认定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有助于确保公诉案件的质量。

3 、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检察环节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满足了对检察机关公正执法进行事前、事中监督的现实要求。律师运用其与检察官基于同一模式的法律教育培训所养成的法理认知和法律逻辑推理能力，对同一案事实和证据进行独立地思考和审查判断，从而发现检察官可能忽视的证据瑕疵或因定势思维形成的认识误区、审查盲点。

4、有利于推动保障律师合法权益，建立新型的良好的控辩关系。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审查阶段享有辩护权，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则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的辩护权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律师有权向检察机关反映辩护意见，不仅是法律规定的辩护权行使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形式之一，也为建立新型的良好的控辩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审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现状

司法实践中审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的施行并不尽如人意，一是相当多的地方并没有主动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二是即使一部分辩护人提出了意见，也没有引起公诉部门的重视，致使审查阶段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制度难以全面实施，有些地方甚至形同虚设。

三、检察环节设立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法律依据

1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其中，律师申诉控告更多是以法律意见的形式提出。

2 、2003年9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检察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或者委托辩护人的，检察人员应当注意听取律师以及其他辩护人关于适用逮捕措施的意见”；第七条：“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超期羁押的，有权向作出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检察院投诉，要求解除有关强制措施”。

四、形成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在审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改进控辩双方庭审前交流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建立控辩双方证据开示制度。在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之前，建议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制定审查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并在其中规定律师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向检察机关进行开示。待时机成熟后，可将律师调查的证据在审查阶段及时向检察机关开示作为一种制度在立法上予以规定。

2.建立规范有效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及反馈的机制，具体内容包含以下几点: 一是建立告知辩护律师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的制度。二是建立有针对性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交流制度。三是建立听取律师意见反馈制度。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如果采纳了律师提出的证据和辩护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比如可以在不决定书、书和公诉意见或者在其他文书中参考判决书的写法，明确记载所采纳的律师意见和证据，或者单独设立一种专门的采纳律师意见的文

书进行告知。这样，有利于律师配合证据开示和在审查阶段主动提出意见。

3.建立规范有效的审查律师意见的制度。一是公诉部门要树立全面审查案件的观念，把对于两种性质不同证据的审查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要从辩方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和反向思维。二是要提高全面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在分析有罪证据时，既要分析现有的指控证据能否形成完整的有罪证据链，也要分析每个证据的证明力度，分析证据上的瑕疵和薄弱环节，也要审查分析辩方提出的无罪证据是否合理，要分析无罪证据与证据链的薄弱环节对有罪证据链的形成会造成何种冲击。三是要尽量避免受侦查机关《意见书》的影响，避免先入为主，要在全面分析案情和证据的基础上，努力形成客观公正的审查意见。

公诉意见书篇4

论文关键词专家法律意见书　司法公正　法官独立　不正当性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法律事物层出不穷，“专家法律意见书”便是一例。其中将专家法律意见书推到风口浪尖引起全国瞩目的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涉嫌黑社会罪案件进行的终审审判中出现的一份专家意见书。当然，它的出现一开始便引来众多非议。我们究竟应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个现象?如何客观地评价这个现象?本文将从它的存在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清它的本质。

一、导言

通过翻阅资料发现，专家法律意见书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法律概念而且理论界对其还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定义。但参阅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文献并大胆总结相关的内容和自己的理解，我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通过邀请法律专家对案件事实所做出审查判断并作出的专业的结论性意见书。作为近年来司法界的新生事物的代表，它也是这近几年才出现的。它是随着我国法律关系的不断细化和复杂化，法治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共同促成的。然而任何新生事物产生都要经受实践的考察与检验，在反复论证中达到逐步认知和成熟，“专家法律意见书”也不例外。尤其是全国瞩目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涉嫌黑社会罪案件进行的终审审判中出现的一份专家意见书在司法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探讨热浪。同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曾专门作了调研，有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过关于专家法律意见书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不大量有研究者通过对这一新生事物的不断研究认为它是不符合司法公正这一理念的，“专家法律意见书”究竟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是与非

“专家法律意见书”现世之后，持否定态度者确实不少，他们基本上都是从程度角度入手，详列出其不符合正当程序之处从而否定其存在之价值，综合来讲，反对者主要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存在着下列程序缺陷:

第一，提交法律专家意见书不是一项诉讼权利。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的规范都是以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形式表现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诉讼权利来实施，例如委托制度。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内容，则难以成为诉讼权利。在我国，为了弥补当事人双方在法律能力、经济实力方面的不平等而确认并发展了法律援助、辩护制度，“专家论证”被排除在关系之外，不能成为法定的诉讼权利，因此就没有使其存在的理论源泉和根本保障。

第二，专家法律意见书在法律上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它不属于证据，当然不能够在庭审过程中出示，自然也就不能经过质证和认证的程序，那么法官自然是不能够以此作为评判标准的了。

第三，实践中我们发现，专家法律意见书确实是在法庭上不出示、不辩论的，那么以这样一份法律意见书作为依据，那么对方当事人失去了平等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

第四，专家出具意见书时的地位、心态不具有中立性。如今的社会是经济的社会，任何的劳动都是要有回报的，专家也不例外。那么在专家和当事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物质利益关系。一旦形成这种关系，我们的专家们就不再是单纯的学术专家了，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当事人意志的牵绊，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专家出具的意见书是公正的?

第五，法官对案件审判会受到专家的影响和束缚。我国是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审判过程是不能受到外界影响的，这样做恰是为了保证它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然而实际中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法官业务素质还很不够，对审理案件的自信度也是不足的，这时的专家的意见就像是法官心中智慧的缩影和思想的依靠，潜移默化地对审判案件的法官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会对法官甚至司法部门产生怀疑，大大降低了人们的信任感。

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具有的程序正当性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的理由如下:

第一，提交专家法律意见书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有规定我们公民的诉讼权利，而这种权利的范围是无限大的，只要是符合人类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都可以概括在内，但是法律条文的表述却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不能苛求有限的文字去包罗万象。这如提交专家法律意见书是不是我们的一项诉讼权利，我们先要看法律上禁止这种行为了没，正如法谚所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并且要看它是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它的用处和贡献没有。既然法律上没有禁止这种行为而且在实践中确实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我们就应当推断它是合法的，认为提交专家法律意见书不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第二，“专家法律意见书”不是“法官意见书”，不需中立。我们的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主持正义的化身，如果不能保持中立那么审判结果肯定是不公正的，社会的秩序也会因此变得动乱。然而专家法律意见书也必须要中立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完全是将“专家法律意见书”和“法官意见书”混同了。“专家论证”只不过是辅助一方当事人加强其抗辩说服力的武器或资料而已，就象其援引对其有利的判例或专家论著一样，强调其中立是不合法律原则也不切实际的。

第三，法官的独立不会受到专家意见的影响和左右。在我国“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构造中，双方当事人出于三角形的两个底端，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而我们的法官则超然起来，既出于两者的正中间，又高高在上，体现了法官的地位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性不是谁说两句什么话，发表几点意见就能够轻易改变的。并且如今我们的法官队伍的素质是越来越高，她们的职业道德也保证了他们能够公正审判。并且我们法律允许合法地取证、援引、论辩来帮助法官更清晰地认识案件的事实和经过，“专家法律意见书”正是这样一种合法的有效的方式，因此，处于学术权威的专家参与个案论证不但不会危及法官独立，反而有利于法官开阔思维、不断提高办案水平从而推动司法的进步与发展。

第四，英美法系国家大多采用了“专家意见”的证据制度，我国出现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内容和性质与其极为相似，我们也可以类推适用。

三、笔者观点:本人更支持前一种说法，即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存在不具有正当性

首先我并不否认专家法律意见书也可能有其合理的一面，对法官的判断也可能会起到某些积极的作用。因为法官在判断事物的时候不可能都是正确、全面、客观的，尤其是面对重大疑难的案件。所以有时候是有必要听取相关社会公众或者专家的意见的，但是这必须被纳入到法律规制的框架内，必须防止其被滥用。其次，即使我们知道法官可能因为自身等一系列原因不能做的完全公正客观，我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就怀疑所有法官的业务水平和审判的公正性，并以此推断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存在是正当的。我们信仰法律，即使它存在着局限性;同样，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的法官即使他也有其局限性，这点是不能动摇的。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在制度上保证法官对这些法庭之外的声音具有以我为主，选择吸收的自主权威，这是司法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

根据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的规定来看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存在没有其程序的正当性，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三大诉讼法明文规定的证据种类，专家法律意见书却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鉴定结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当事人陈述等多种证据形式，专家法律意见书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我国实行的是证据种类法定制度，既然法律都没有明文规定专家法律意见书作为其中的一项证据种类，那么它的存在是没有程序的正当性可言的。

第二，法律意见书也不属于答辩状、起诉状等表达当事人意见的诉讼文件。因为一般而言做出意见书的法学家们不是案件的辩护人或者人，他们的意见也不能获得上述的诉讼地位，自然出现在法庭之上也是没有理由的。

第三，针对有些人提出外国拥有的专家意见证据制度与我国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极为相似，它们可以类推适用的说法我也持否定态度。乍看这两者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我要说我国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大不同于西方的“专家意见”证据制度。在英美法中，所谓专家，是或凭借实际经验或通过认真学习能够就某一门科学、艺术或是行业的某一具体事项有资格提出明确意见的人。专家意见，或称专家证词、专家证据，即是指上述专家应当事人或法院的要求，针对诉讼案件中的某些事实性问题所提出的能够用来作为证据材料的个人看法、观点或论断。在西方专家又被称为是法庭之友，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专家的意见可以被法官参考或参阅，但这与我国这种既含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对适用法律提出意见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是根本不同的。仅以名称相近就认为可以类推适用的说法是欠妥的。再者，两个理论的存在背景也是大相径庭的。法庭之友”制度作为特殊的司法诉讼习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中早已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可以说理论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了而且在实践中也有着具体的规定和制约。但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没有这样一种制度，我国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理论还不纯熟更没有系统的法律条文对此进行规范，所以仓促地认为可以将其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的观点也是不合理的。 转贴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诉讼的价值和精髓就在于它对司法公正的追求，而对专家法律意见书的肯定就对司法公正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机:首先，目前法律对专家法律意见书没有具体的规定，对作出评判意见的专家们没有任何的行为规范和法律制裁，从根本上没办法保证意见书的公正性。更何况出具意见的专家一般来说都是受当事人一方的邀请发表意见的，他们的意见基础一般建立在受邀方所提供的材料上。这显然很难在事实认定问题上避免片面。既然没办法保证其意见的公正性那么提交给法官自然会影响法官的判断，既然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那么是否由其存在的必要呢?其次，据浙江高院关于专家法律意见书的调研报告，单纯就某个案件中抽象出来的法律问题发表专家意见的还不多见，收集的意见书中只有3份属法律问题的探讨，其余18份均涉及对事实的评判。我认为专家还是搞法律理论比较有优势，毕竟是法律专家，但是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我认为他们就不会那么拿手了，因为他们根据当事人一面之词作出的评判，如何能作出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又如何以此说服别人?再次，从百姓的角度来看，能够组织专家出具法律意见的一般来说都是经济实力较强的一方，如果允许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出庭”那么无疑会使普通老百姓产生一种不平等感，无疑违背了当事人双方平等的原则，给弱势当事人留下极大的心理创伤，加剧他们的不公平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为了达到心理平衡或是为了获取公正的裁判人们不得不也要请专家来作出意见书，这样做无疑会加重当事人的负担，这是根本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后，不可高估专家在出具法律意见时的中立性和公正性。虽然我们极力地去相信我们的专家都是职业道德，竭力地去信赖我们的法官都是有司法良知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认清现实，我们的正处在经济时代，专家论证都是有偿的，而且费用不菲，但很难说这种理性和良知不会沾上铜臭味。那么我们也就当然不能肯定地保证收受了一方费用的法学专家，是否真的“专家”了。

注释:

孔庆余.专家法律意见书之法律思辨.civillaw.com.

金震华.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性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1).第22-24页.

胡晓艺.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制度缺陷及其规制.法律与社会.2008(2).第151-160页.

于秀艳.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程序缺陷.法律适用.2005(2).第76-79页.

谢望原.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是与非.中国律师.2001(10).第55-56页.

梁迎修.专家法律意见书与司法公正.中国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1).第124-127页.

王学堂.对法律意见书的法律意义的分析.dffy.com/sifashijian.

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周恬，黄桂村 论专家法律意见书.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第47-49页.

朱海兰.专家法律意见书与“法院之友”的比较分析.snd.gov.cn.

zhidao/baidu.com.

朱平平，朱海兰.再论专家法律意见书.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法院学报.2005(5).第19-22页.

参考文献:

公诉意见书篇5

关键词： 行政诉讼 送达

新行政诉讼法（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正，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颁布执行已一年多，成绩显著，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送达问题的规定，本文仅对行政诉讼的送达问题作些探讨。

一、行政诉讼中规定送达的必要性。

送达应当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法，否则不产生送达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送达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行政诉讼，送达与否，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送达程序在整部行政诉讼法中可能是很小的部分，但是它却影响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行政诉讼中的送达制度应该作为行政诉讼法的重要制度，加以明确规定。

然而，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框架对送达未能引起重视，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共十一章七十五条，没有就送达问题单独列明，就送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该司法解释效力低于法律。并不是行政诉讼送达的法律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是全国人大通过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显然级别要低得多。行政诉讼的送达问题，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订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

而且本条规定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外"，因我国行政诉讼没有行政诉讼送达的规定，所以也就谈不上依照可言。第二个问题就是"可以参照……"中的"可以"，这是有一个弹性条款，可以参照也可以不参照，而行政诉讼的送达是一定要发生的程序。第三个问题就是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有很大的不同，送达制度参照民事诉讼的送达制度有精简法律但却有无法执行之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是对送达问题的规定，民事诉讼的送达制度的条文第七十七条到第八十四条对送达由详细规定，第七十七条是对送达回证的规定，第七十八条是对直接送达的规定，第七十九条是对留置送达的规定，第八十条是对委托送达的规定，第八十四条是对公告送达的规定。这些规定对构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送达问题的规定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章是对民事诉讼送达问题的规定，该意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第九十条对构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送达问题的规定也有一定的参照意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性质不同，前者是民事后者是行政；审判部门不同，前者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后者是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审判方式不同，前者可以采取独任制，也可以采取合议制，后者只能采取合议制；民事诉讼可以调解，行政诉讼不可以调解……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也有一定的联系，比如都可以采取直接送达的方式，都可以上诉，都可以申请回避，申请再审，申请诉讼保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是对送达问题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送达可以参照。

二、行政诉讼中送达的方式

（一）直接送达

直接送达是指送达人员将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直接交给受送达人或他的同住成年家属、代收人、诉讼人的送达方式。在行政诉讼中，受送达人是行政机关的，往往送达到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盖章即可。如果行政机关负责收件的人员拒收或阻挠，直接送达不能时，那就得采用其他送达方式。

（二）留置送达

留置送达，是指在向受送达人或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送交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法律文书时，受送达人或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拒绝签收，送达人依法将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留放在受送达人住所或办公场所的送达方式。留置送达适用的条件是受送达人或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拒绝签收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在进行留置送达时，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受送达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作为见证人，人民法院的送达人员应当向见证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受送达人拒收的事由和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办公场所，即产生送达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行政机关是公法人，所以就不涉及住所的问题，住所仅适用于自然人。行政机关有办公场所，采取留置送达，就应当把法律文书、诉讼文书留置在办公场所。见证人一般比较难找，或见证人一般都拒绝签字，送达人员务必记明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到行政机关送达最好有二人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受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在司法实践中，留置送达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送达人员没有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受送达人所在单位的代表作为见证人到场证明，几名送达人员自己签名完成留置送达的行为。

（三）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是指在直接送达确有困难的情况下，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方式将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邮寄给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邮寄送达，应当附有送达回证。邮寄送达的前提是在直接送达确有困难。邮寄送达需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方式，不能是平信，平信邮寄不是邮寄送达，EMS方式送达是邮寄送达。

（四）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如QQ、微信）送达

现代社会科技发展迅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多样化，所以就有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如QQ、微信）送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送达顾名思义，就是指通过打电话、发传真、发短信、发电子邮件、QQ聊天、微信的方式送达。这种方式送达具有即时性、快捷性的特点。但是这种方式也有其缺陷，就是材料不好固定。采取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如QQ、微信）送达必须记入笔录，由送达人员签字确认，如有必要或可行，受送达人也应在在笔录上签字确认。我国的合同法，关于承诺的生效时间，采用到达主义。行政机关都有电话、信箱、邮箱，有的已经公开化，所以采取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E-mail）、即时聊天（如如QQ、微信）送达更方便，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

（五）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以登报、张贴公告等方式告知受送达人诉讼文书的内容或通知其领取法律文书或诉讼文书。公告送达的前提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不能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而不得以而为之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的公告期为60天，公告期限届满，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视为送达。公告送达的受送达人有可能知道了公告内容，也有可能不知道公告内容，但在法律上推定其知道，视同为知悉。行政诉讼中的公告送达的受送达人不能是行政机关。因为行政机关不存在下落不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

三、行政诉讼送达的效力

行政诉讼送达的效力，是指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送达后产生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送达的效力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1、有关的诉讼期限开始计算。例如，一审判决书送达后，当事人上诉期限从送达的第二日计算。如一审判决2010年6月1日送达，当事人上诉期限从2010年6月2日计算。

2、判决书的效力开始发生。比如二审法院的判决书送达后，判决书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知晓应在何时参加某一诉讼活动，若不参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例如，原告接到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接到传票传唤，无不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如果必须到庭而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

4、标志着有关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或消灭。例如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在人民法院和被告之间就形成了诉讼法律关系。

5、一个程序的终结另一个程序的开始。

6、关于涉外行政案件司法文书的送达

涉外行政诉讼案件司法文书的送达，是指我国法院向境外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的方式。我国法院指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都不能单独向境外送达司法文书。如果按照两国之间签订有司法协助协定，那么就按照司法协助协定中约定的方式送达。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国接受司法协助的机关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外，还有司法部，根据两国司法协助协定约定的机关而灵活选择。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根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根据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解取证以及其他诉讼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人民法院可以邮寄送达。可见涉外行政诉讼与国内行政诉讼送达方式的不同。涉外行政诉讼送达征对的不是国内的行政机关而是境外的行政相对人。大陆向台湾、香港、澳门送达司法文书和国内送达也有区别，具体送达方式参照大陆向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送达司法文书的相关规定和协定。

四、其他设想

行政诉讼的送达，可以参照民事、商事、涉外民事诉讼和仲裁的送达方式和制度，但最终还得我国的行政诉讼作以详细的规定，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如果不详尽，不具有可行性，如果法官无法操作或无法可依，那将会导致执法混乱，轻则导致冤、假、错案，重则导致社会的动荡，所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送达问题就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陈桂明《民事诉讼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版，第199页。

2.吕鹤云、黄新民《法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法发[2006]5号

公诉意见书篇6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其决定程序分为人民检察院建议和人民法院建议两种情形。

    1.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的程序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且案件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时,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人民法院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2.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的程序

    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法院认为案件需要适用简易程序,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10日内答复是否同意。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自诉案件,应当审查是否有明确的被告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否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或者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凡审查符合条件的,决定适用简易程序。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分别通知人民检察院、自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通知可以用简便方式,但应当记录在卷。

    (二)简易程序的审判程序

    1.公诉案件的审判程序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判人员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然后依次宣布案由、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诉讼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并告知各项诉讼权利。审判人员应当询问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自诉人及其诉讼人互相辩论。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当庭宣判,并在5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公诉意见书篇7

关键词：审查；辩护人；听取意见；制度构建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三百六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以及“直接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知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提出书面意见，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意见的，应当记录在案”。这一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的程序性规定，这也是辩护人依法行使辩护权，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但是由于各地对于这一规定的重视程度及具体措施不同，在实务中尚未形成制度化，严重影响其全面贯彻和实施。为此，笔者结合基层审查工作实际，以贯彻新刑诉法为视角，探讨这一规定在实践中的制度构建问题。

一、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的价值功能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在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是对我国现行审查程序的一项重要改革，对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防范冤假错案等具有重要意义。其价值功能体现为：

1、凸显程序公正的司法理念。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强调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价值追求，确立一种与现代司法文明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参与权利，引导诉讼参与人理性选择。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涵射了这种程序公正的价值，对于加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使辩护人的专业性法律服务得以充分正当合理和全面地阐述，确保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

2、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如何，是一个国家人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主、进步与文明的程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其中。在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侦查权和检察权的不当行使，有利于提升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3、强化检察执法外部专业性监督，促进公正执法。现代法治理论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准，不仅要求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严密的司法体系，而且还应有专业化的能确保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职业群体。辩护人与检察人员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辩护人对同一案事实和证据进行独立地思考和审查判断，从而发现检察人员可能忽视的证据瑕疵或因定势思维形成的认识误区、审查盲点。而检察人员通过认真听取和反馈辩护人的意见，有利于完善检察机关对检察执法各个环节和办案流程的监督，符合对检察机关公正执法进行事前、事中监督的现实要求。

二、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的实施现状及原因

司法实践中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的施行并不尽如人意，一是相当多的地方并没有主动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二是即使部分辩护人提出了意见，也没有引起公诉部门的重视，致使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难以全面落实到位。

笔者认为，造成落实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的规定效果不佳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在执法观念上，当前检察队伍执法中存在的重打击轻保护、重打击轻服务、重实体轻程序、重数量轻质量等方面的突出问题都是执法观念滞后于时展与要求的具体表现。部分检察人员仍停留在以往旧观念、旧经验、旧作风上，尚未树立现代的、理性的、符合法治精神的执法观念和理念，欠缺将司法理念转化为司法实践的能力，在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的规定时，不主动、不执行。

2、在实务操作上，虽然立法明确规定在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但是目前在实务中仍缺乏具体的措施，大部分检察机关尚未建立听取辩护人意见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在落实该规定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务操作问题，如检察机关是否负有通知辩护人提供意见义务、对律师提出意见的审查办理等问题，尚未得到明晰。

3、在控辩关系上，检察机关作为控诉一方，负有指控犯罪的职能，与辩护人的角色对立。基于这种控辩关系，固化了控诉一方的角色心理，很容易先入为主地接受侦查机关的指控意见，排斥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与辩护人难以形成有效的沟通协调关系，导致信息的不对称影响诉讼的平衡，进而影响该规定的落实效果。

三、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的制度构建

（一）听取辩护人意见应遵循的原则

1、保密原则。听取辩护人意见，无论检察人员还是辩护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所规定的禁止性义务，不得突破法律有关禁止性规定。如在听取辩护人意见的过程中不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保守国家秘密和检察工作秘密，不得在非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私自会见和听取辩护人意见。

2、全面审查原则。要求检察人员在审查过程中听取辩护人意见后，要结合案件证据和事实，全面审查辩护人提交的辩护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以证据为中心，特别是对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辩护意见，要认真全面的核查，忠于法律和事实。

3、自愿原则。在听取辩护人意见过程中，检察机关不得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强令辩护人提供或不提供辩护意见，也不得指定或限制其提供意见的内容和范围。辩护人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辩护性意见，也可以不提出。

（二）听取辩护人意见的制度内容

1、建立与辩护人有效沟通协调的联系机制

一是建立辩护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的告知机制。当辩护人在审查阶段到公诉部门办理律师手续、复制案卷材料时，公诉部门可以用统一制作的格式文件书面通知辩护人在适当的期限内对案件提出书面意见。

二是建立有针对性的听取辩护人意见的交流机制。检察人员通过审查案件和审阅辩护人提出的书面辩护意见及其提供的证据后，对案件可能存在的争议焦点和证据问题，检察人员可以有针对性地与辩护人交流，听取辩护人的深层次意见，特别是对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进行及时交流沟通。

三是建立听取辩护人意见的反馈机制。对辩护意见无论是否采纳或采纳多少，检察机关均应以书面形式将经内部审批后形成的结论性意见回复辩护人。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如果采纳了律师提出的证据和辩护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比如可以在不决定书、书和公诉意见或者在其他文书中参考判决书的写法，明确记载所采纳的辩护意见和证据。

2、建立公诉部门审查辩护人意见的工作机制

一是制定听取辩护人意见的工作规程，对检察人员在听取辩护意见中的执法行为进行规范，如规定检察人员必须在固定的场所听取辩护人意见，严格按照检察机关内部审批程序作出是否采纳的意见，不得违反保密的有关规定等，加强对检察人员执法行为的自我约束。

二是明确对辩护人在提供意见过程中违反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处理方式。对于辩护人违反有关规定的，如故意提供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或采取其它弄虚作假手段提供辩护意见，故意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经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向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发出检察建议。

三是将辩护意见纳入审查报告，作为公诉部门审查案件的必要内容。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要从辩方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和反向思维，着力找准案件存在的证据问题，既要分析证据上的瑕疵和薄弱环节，也要审查分析辩护人提出的无罪证据、罪轻证据是否合理以及对整个案件的控诉证据造成何种冲击。同时，检察机关内部在审查讨论和研究案件时，应将辩护意见作为汇报案件的一个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载《诉讼法论丛》第2 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2]张文显、卢学英：《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法治与社会发展》，2002（6 ）。

[3]陈胜强：《由“程序”而“正义”――论“程序正义”对“司法公正”的价值》，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4期。

[4]刘怀印：《审查阶段听取辩护人意见制度的完善》，载《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10期。

公诉意见书篇8

一、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

简易程序使用于简单的、轻微的犯罪案件，这几乎是世界各国一致的做法。1994年9月， 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23条明确指出：“简易审判只适用于轻微罪行”。但对于轻微罪行的具体范围，各国规定不尽相同，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立法来看，一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中又往往存在多种类型、多种模式，以分别适应不同层次轻微案件的需要，因而具体适用范围也各不相同。

例如：德国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不允许判处剥夺自由一年以上的刑罚或者科处矫正及保安处分”，而在处罚令程序中，最重只能判处罚金或者缓期执行的一年以下自由刑。日本的简易公审程序，适用于一年以下短期惩役或监禁的犯罪案件，略式程序则适用于小额财产刑（现为5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罚款），并可以宣告缓行。适用略式程序的案件大部分是违反道路交通法的案件（占80％左右）。其次是业务过失致死案件（占10％左右）。此外，日本还有交通案件即时审判程序，专门审理违反道路交通法行为，其处刑比略式程序更低，仅可处5 万元以下的罚金或罚款。在英国，治安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轻微犯罪主要是交通肇事、轻微的盗窃等，其处刑范围一般限于6个月以下的监禁刑、5000英镑以下的罚金，对于数罪并罚的案件，最高也不能超过一年监禁刑。在我国香港，由于受英国法的影响，大多数轻微犯罪也由裁判司（即治安法院）依简易程序审理，裁判司有权判处的刑罚为有期徒刑二年以下或罚金10万元以下。在英美法系中，由于普通程序中又设置“有罪答辩”程序，故即使是严重罪行，只要被告在作出有罪答辩的情况下，就不再召集陪审团听证，法庭依据被告的认罪供述即可依法判决。这种程序相对正式的听证审判程序来说，也有一种带明显简便性、省略性的程序，显然，这一意义上的“简易”程序，其适用范围就不限于轻微罪案，与治安法院正宗的简易程序相比，有较大差别。

依据我国刑诉法第174条的规定， 除大量的自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犯罪轻微的公诉案件也可适用简易程序，但轻微犯罪案件的范围限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这里的“依法可能判处”是指法定刑还是宣告判刑？1998年6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20 条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是指被告人被指挥的一罪或者数罪，可能被宣告判处的刑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因此，这一范围与国外的简易程序相比，显然宽泛得多。从条文字面而言，任何犯罪即使象故意杀人、放火、爆炸、抢劫、强奸、黑社会等等性质严重的犯罪，只要实际处刑可能在三年以下，均可适用简易程序，换句话说，刑法规定的全部犯罪，只要其情节轻到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均可适用简易程序。

笔者认为，轻微犯罪，不仅是指犯罪情节轻微，并且犯罪性质（罪名）也属轻微。象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也不排斥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从性质上讲，这种犯罪应属于重罪。从国外情况看，司法实务大量适用简易程序的是轻微犯罪中量刑轻的案件，而按我国立法的规定，实际适用结果，则可能包括严重犯罪中量刑轻的案件。为此，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性质严重的犯罪，一般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尤其是最低法定刑为三年以上的犯罪，更应慎重适用。因为这类犯罪主观恶性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对其究竟是否应减轻处罚判三年以下，应按普通程序由法庭予以严格查证把关，以免重罪轻判。对可能处三年以下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若审理后发觉该案宜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是否宣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呢？对此，最高法院《解释》第229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现“公诉案件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需要判处缓刑的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或者说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能否宣告缓行？笔者认为，从立法条文规定来看，简易程序并不排斥适用缓刑，并且对于轻微犯罪来说，大量适用缓刑也是符合刑事政策的。但在实务操作上，有的法院却将宣判缓刑与适用简易程序对立起来，认为宣判缓刑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简易程序案件是独任审判，不须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因此缓刑案件也就不适用简易程序。笔者认为这一推理的大前提本身就存在问题，在此，且不论宣判缓刑一律要经审委会讨论决定是否合法和合理，退一步讲，即使有此必要，那么独任审判员认为案件适宜宣告缓刑时报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委会讨论，也无不可。何况独任审判员依法宣判缓刑，也是其应有的权限。

二、关于公诉人不出庭的问题

在国外的简易审判程序中，有采用不开庭的书面审理的形式，也有采用书面审理的简易方式，因省略了开庭程序，当然就不存在公诉人出庭的问题。而在开庭审理中，则控辩双方一般均须到场。

我国刑诉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只有开庭审理的形式，而没有不开庭审理的形式，但在开庭审理的简易程序中实际上包含了公诉人出庭和公诉人不出庭两种形式。在法院开庭审理时，公诉人可以不出庭，与国外刑诉法相比，显然有很大不同，这是我国刑诉法的一项特色规定。对此有必要研究分析公诉人出庭和公诉人不出庭的差别性，探索和建立与公诉人不出庭情况相适应的具体操作程序。

公诉人不出庭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庭审程序和方法必然与在公诉人出庭的情况下有较大的差别。由于公诉人不出庭，就难以在庭上实现其原有的指控职能和举证职能，也无法开展相互质证和辩论活动，原通常程序所预期的保障功能也可能大打折扣，错案的风险有所增强。为此，其案件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应比公诉人出庭的情况下有更严密的控制，而在审判程序和方法上，则应比公诉人出庭的情况更快速、简便，以尽量避免损害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并可尽可能提高司法效率。

（一）公诉人不出庭的案件应具备哪些条件？

公诉人不出庭相对于公诉人出庭而言，是简易程序中一种更为简易的形式，因而其适用的犯罪案件也应轻于公诉人出庭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公诉人不出庭在简易程序适用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对于案件范围和条件的差别性则几乎不加考虑。无论公诉人出庭或不出庭，适用范围都是有期徒刑三年以下。这在法律适用上虽不违法，但在实际操作上显然缺乏层次性和针对性。

参考、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公诉人不出庭的案件可考虑具备如下条件：1.公诉人不出庭的案件范围限于检察机关建议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或者建议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如果检察机关认为应判处一年以上（不包括一年）有期徒刑实刑的，则以公诉人出庭为宜。2.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外，还须被告人在侦查、起诉阶段已供认不讳，认罪服法，愿意接受以公诉人不出庭的方式进行简易审判，并同意接受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如果被告人要求公诉人出庭的，或者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过重的，则以公诉人出庭为宜，以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二）公诉人不出庭案件的审理程序

1.起诉书是否要宣读、由谁宣读？

刑诉法对此问题未作明确规定，而仅规定：“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和辩护”。最高法院的《解释》对此问题也无具体说明。笔者认为，在公诉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宣读起诉书仍具有重要意义，至少应就指控犯罪的主要内容加以宣读。这不仅能使被告本人明确指控的内容，而且因为简易程序仍须贯彻公开审判原则，为使广大旁听群众了解案情和进行监督，仍有必要将起诉书指控内容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如果案件依法进行不公开审理，则不必强求宣读起诉书。至于起诉书由谁宣读问题，笔者认为，由审判员宣读起诉书，同其本身所处的地位和职责似不相适合。故由法庭书记员代为宣读起诉书为宜。

2.是否可以省略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

从国外的审判情况看，英美法系国家采用有罪答辩制度，除死刑等严重犯罪外，被告人在法庭上对指控的罪状作出有罪的答辩，即可省略法庭调查程序，而直接进入量刑程序。大陆法系国家对被告的有罪供述采取较为慎重的态度，即使被告在法庭上对指控的罪行完全承认，法官仍须依职权继续审查其他证据。即使象日本那样受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影响较深的国家，在被告承认有罪的情况下，也不轻易放弃对证据的进一步调查。

我国刑诉法第177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 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据此，在简易程序审判时，可以不按普通程序的要求进行，除被告人最后陈述不能省略外，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均可简化，甚至省略。最高法院《解释》第22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审判员可以出示、 宣读主要证据，并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审判员在必要时，可以讯问被告人。”第226条并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辩护人可以不出庭，但应当在开庭审判前将书面辩护意见送交人民法院。”因而在公诉人和辩护人均不出庭的情况下，法庭辩论程序自无进行的可能。至于出示、宣读证据，则并非审判员的举证义务和必定程序，而是可由审判员视情况自主决定。在司法实践中，当公诉人不出庭时，审判员往往替代公诉人进行举证，从而虽减轻了公诉人的负担，却加重了审判员的负担，造成简易程序还不够简化的状况。

为此，笔者认为，根据立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仅可以省略法庭辩论程序，也完全可以省略法庭调查程序，即在被告认罪，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可直接作出有罪认定。是否需再作进一步的证据调查，可由审判员自由掌握，即使不再作证据调查，于法也并无不合之处。事实上，对于这类轻微的、简单的刑事案件，已经过公安、检察机关两道工序的审查把关，审判员在开庭前也已经对案卷证据进行过书面审查，事实清楚与否的问题审判员已有充分的把握，加上被告当庭公开地、自愿地作出认罪供述，故依此判决，对于办案质量并无多大影响。并因被告自愿作有罪供述，司法机关不应承担错案的责任。这对于增强简易程序的简易性，加快办案速度，提高审判效率是十分有益的。

三、关于起诉书送达期限和办案期限

在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向被告送达起诉书的时间，根据刑诉法第151条第2项的明文规定，应为“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并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在简易程序中，关于这一点，立法并未另行作出特别规定。按照一般原理和常识，应在适用法律时，有特别规定的，按特别规定办，无特别规定的，则按普通规定办。故在简易程序中，开庭前向被告送达起诉书的程序和时间依法仍应按普通程序的规定进行。

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突破法律规定的情况，延迟向被告送达起诉书的时间，如有的法院在开庭五日前送达，有的在开庭三日前送达等等，并延迟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这样在无形之中就损害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使其无法及时知悉指控内容，和及时聘请律师协助辩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解释》第223条第2款也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送达起诉书至开庭审判的时间，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限制”。这无疑为司法实践突破法律规定开了绿灯。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固然，在简易程序中审理期限缩短为20日，给执行刑诉法第151 条第2项规定带来一定的困难，但这不能成为突破立法规定的理由。 这一时间上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安排予以克服。从受理案件到决定开庭，这一庭前审查时间，对于简单的、轻微的刑事案件而言，在10日内是可以抓紧完成的，也可以边审查边送达起诉书，而无须延迟送达起诉书的时间。如果尽力后仍不能按时完成，说明案件有一定的疑难复杂性，对此，则应放弃适用简易程序，而采用普通程序审理，以避免延误法定的期限。如果认为刑诉法第151条第2项规定的期限，在简易程序中确属要求过高过严，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应通过立法机关作出相应的修改调整或立法解释，而司法机关自行突破立法规定、自行作出不受立法条文限制的解释，总有不妥之处。

笔者认为，在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上，应将法院提出建议的与检察院提出建议的区别对待，即受理案件的时间应从检察院同意法院意见并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后重新起算，而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间不应计入法院审理期限。因为法院第一次受理案件时尚未进入简易程序，而是按照普通程序受理的，在检察院作出同意答复之前，案件是否进入简易程序也尚未明确，检察院也有可能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此时仍得按普通程序审理。只有当检察院明确表示同意并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后，案件才算正式进入简易程序，实质上也就是从普通程序转变为简易程序，故审理期限也应从转变之日起算才较为合理。

四、关于简易程序的诉讼文书

简易程序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同于普通程序的诉讼文书。这些特殊的诉讼文书包括：（一）检察机关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书面建议；（二）法院对检察机关这一建议的书面答复；（三）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向检察机关发出的征求意见书；（四）检察机关对法院征求意见书的书面答复；（五）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决定及通知检察机关、辩护人、诉讼人等重新开庭审理的通知书等等。对于上述诉讼文书的格式、要求，立法未作具体规定，也无统一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也不一样，是采用决定还是信函等形式，看法也不尽一致。故最高司法机关有必要对这些诉讼文书的名称、格式、内容要求等予以规范化，便于司法实践统一制作诉讼文书。

（一）关于检察机关的建议

根据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可以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这一建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其名称可定为“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建议书最好能同时注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时是否派员出席法庭，以便法院准备。另外还可考虑附上检察机关的具体量刑建议。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分别规定被告人否认犯罪的、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或者被告人要求适用普通程序的等等不应适用简易程序。故在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时，最好还能相应地附上被告人的认罪书（内容包括愿意接受简易程序审判的意思表示）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书（限于作有罪辩护并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便证明本案具备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

（二）关于法院对检察机关建议的答复

最高法院《解释》第217 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这里只强调法院不同意检察机关建议的，应当用书面通知，而法院同意检察机关建议的，则无须再另作书面通知。对此，笔者表示赞同。如果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那么依法应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一法定通知书不管检察院是否派员出席法庭，都必须送达。在这一出庭通知书中可同时注明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就起到了答复效果，而不必再另作书面答复以免重复劳动。如果法院不同意检察机关的建议，决定不适用简易程序的，也就意味着本案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诉人必须出庭支持公诉和举证，因此为了使公诉人及时作好充分准备，有必要另行提前书面通知检察机关，并以示慎重。这一通知书的内容实质上是法院解决诉讼程序问题的一种决定，是将法院的决定通知检察院，具有同决定一样的法律效力，检察院不得抗诉。其名称应为“不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将该通知书送达检察院，也即起到答复作用。由于检察机关的建议书是经检察长决定而提出的，故法院对建议的否决，为表示对检察机关的尊重，也应由法院院长决定，并在通知书上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三）关于法院向检察机关的征求意见书

最高法院《解释》第218条规定：“对于公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时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书面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这表明，没有检察机关的建议或同意，法院不能单方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法院主动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必须征得检察机关的同意。这种“征求意见书”同检察机关的建议书一样，也具有建议性、协商性，而不具有强制性、决定性。

（四）关于意见书的答复

检察机关对于法院主动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也应依法予以审查。《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27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不予建议或者不予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检察机关应对照该《规则》的有关规定，对法院的征求意见书作出是否同意的书面答复。

（五）关于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书面通知。

刑诉法第17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发规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二节的规定重新审理。”最高法院《解释》第229条并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现以下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对于中止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决定，可以当庭以口头作出，但应记录在案；也可以休庭后作出书面决定。该决定无论口头或书面作出，均应事后尽快书面通知检察院和有关诉讼参与人，以便他们及时作好出庭准备，该通知实际上也是传达法院决定的信息，具有决定的法律效力，检察院不得抗诉。如果按照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开庭时间、地点已经确定，那么在向检察机关送达该通知书时，可以一并送达开庭通知书以免重复。对于诉讼程序上的这一重大变动，法院也应尽量书面通知未出庭的辩护人、诉讼人等，以便他们及时知悉这一变动，保障开庭审理的顺利进行。

五、关于“辩诉协商”的设想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 ）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色制度。在法院开庭理之前，控辩双方可在庭外就定罪量刑问题进行谈判，控方以减轻被告罪名、撤销对被告的部分起诉或要法院从轻处罚为条件，换取被告在法庭上作认罪答辩，从而达到迅速结案的目的，并取得双方有利的效果：对于控方而言，被告作有罪答辩，控方可减轻举证负担，避免证据不足而败诉的风险；对被告方而言，可得到较轻的处罚。虽然在理论上对辨诉交易存在争议，但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却被广泛运用。1974年4月，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而在立法上确立了辩诉交易的法律地位。

辩诉交易是扎根于美国土地的一项司法制度，有它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但也有可供我国司法实践参考、借鉴的地方。尤其在简易程序中，审判程序可简化到无需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因而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几乎无用武之地。在公诉人不出庭时，辩护律师的单方出庭，更是孤掌难鸣。在此情况下，辩护律师作用的发挥，相应地需要有新的渠道、新的舞台。最高法院《解释》已提出，在简易程序中，辩护人可以不出庭，只须在开庭前将书面辩护意见送交人民法院。无疑，这是很具革新精神的一步。笔者设想，除此之外，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能应重点移前到起诉阶段，并借鉴美国辩诉交易的合理因素。为与公诉人不出庭相配套，可考虑允许进行一种带有辩诉交易色彩的庭前辩护活动，即辩护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在不牺牲法律的威严和公正，也不损害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一方面审时度势，建议和规劝被告人放弃纠缠个别证据和枝节问题，作彻底的认罪供述，自愿接受简易程序审判和处罚，以求得从宽处理。另一方面在起诉阶段提出全面、详尽的辩护意见的同时，可与检察官就具体适用的程序及量刑范围进行协商和讨论，包括进行合法的求情，以求得配合与协作，减少摩擦，提高效率。如果辩诉双方协商、谈判不成，则应采取公诉人出庭的方式进行审判，以便让辩诉双方的意见在法庭上充分展示和交锋，由法官再作公断。这种开庭审判前的辩护活动，不如称之为“辩诉协商”或“辩诉配合”，以区别于西方的“辩诉交易”。实行这一方法，不仅具有其程序改革上的意义，并且这种合法的、公开的、摆上桌面的协商和求情，也有助于消除或取代私下说情及权钱交易，是司法领域反腐败的又一有效措施。

六、关于“书面审理”的设想

综观国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限于一种简易程序而是往往设置多种模式的简易程序，以分别适应不同轻微案件多层次的需要和追求审判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例如，意大利新刑诉法典就设置了5 种简易程序：1.简易审判程序；2.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3.快速审判程序；4.立即审判程序；5.处罚令程序。日本的简易程序分为：1.略式程序；2.交通案件即时审判程序；3.简易公审程序；4.交通违章罚款程序。我国澳门地区的新刑诉法典也分别设置了三种不同模式的简易程序，分为：1.简易诉讼程序；2.最简易诉讼程序；3.轻微违反诉讼程序。在不同模式的简易程序之中，大多具有一种省略开庭审理而以更为简便的书面审理方式结案的程序。

公诉意见书篇9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审判监督程序作为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的特殊救济程序，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进行再次审理后，就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司法文件，对于确立正确的再审思维模式，确保再审案件质量，维护人民法院司法形象，树立国家法律权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与目前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标准样式存在明显缺陷相关，我国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目前存在着一些颇为严重的问题，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在裁判文书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已制定新的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情况下，探讨并出台新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标准摆上了议事日程。

（一）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指出：“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制作的水平还不高，主要是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论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说服力不强。”

上述问题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也普遍存在。主要体现在：

1对当事人诉求和答辩意见的归纳过于简单，不全面反映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不叙述诉辩主张的演变过程，对当事人的某些主张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甚至变动当事人的诉辩主张。2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采取叙述式写法，叙述事实不全面，有选择性地认定事实；存在严重的轻证据倾向，不体现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庭认证的情况，或对证据只字不提，或引述证据格式化，缺乏针对性，或引述证据笼统含糊，不说明证据来源、证明对象等关键问题；只看到事实的结论性陈述和证据的简单罗列，看不到法官对证据的分析、认定、采信和排除过程，对是否采证、支持主张只给结论，不说理由或者说出的理由含糊不清，让人不明所以，难以服气。3说理性差。不针对诉讼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主张及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说理，而是说同一类型案件都适用的共性的东西，说理不准；不对诉讼各方的所有证据、主张、观点、理由、意见以及各方虽未提及但与案件裁判有关的问题作出全面分析，而是只说想说的（即只说能为裁判结果服务的那部分理由）、只说可以说的（即法官认为可以公开的理由），说理不全；说理简单、肤浅、贫乏，只说表明的，不触及深层次的问题和实质性内容，只有法规条款的简单引用，看不到法规条款的具体内容及诉辩双方就法律适用的意见和理由，也看不到法官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逻辑关系的阐述及采纳哪方意见的法理分析，说理不透。4、写法保守，没有充分体现再审特点，不能围绕原判正确或者错误进行写作，不能紧紧抓住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展开事实叙述和法律评判。此外，再审民事判决书还存在诸如公开诉讼过程不完全等问题。

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社会普遍反映再审民事判决书质量不高，其中尤以案件当事人的反应较为激烈，批评较为尖锐。事实上，与裁判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在败诉或诉讼请求未完全满足时往往对裁判的公正性提出怀疑，而判决书在叙述事实和认证、说理方面的笼统、含糊其辞无疑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感。有时候，判决书的语焉不详是影响当事人是否要求进入下一步救济程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外界对法院的印象，影响着司法程序及判决书本身的公信度。

二）现行再审民事判决书样式的主要缺陷

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以下简称“92样式”）规范了五种再审民事判决书样式，即本院决定再审的、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和检察院抗诉的判决书样式。自该样式出台以后，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制作虽然从形式上看更加条理和规范，但从实践检验的情况来看，其缺陷是明显的。体现在：1样式要素的排列形式和内容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其中，“经审理查明”式写法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要求列举，对证明对象不要求说明，对质证意见不要求表述，对证据不要求作出分析、认证，体现不出诉讼的对抗性和审判的公开性，难以突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证据的重要地位，极易导致对事实的认定不阐明理由。2样式结构层次不清，其中，案件基本事实在原告诉称处概述，在“原审查明”处叙述，在“经再审查明”处祥述，在“本院认为”处引用，容易导致重复累赘；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与法律适用这一有时实难分开的内容分别放在“经审理查明”、“本院认为”处写作，损害了思维的连贯性和逻辑性。3、存在重实体、轻程序倾向，不涉及回避、审限等重大程序问题，对程序合法性的要求力度不够，容易导致对案件的程序经过叙述不全。

可以肯定地说，现行再审民事判决书存在的问题与“92样式”固有的缺陷是密切相关的。

（三）针对“92样式”的改革举措不一，严重影响了再审民事判决书的权威性、严肃性，亟需规范。

在多年的裁判文书改革过程中特别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3条关于“加快裁判文书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的规定出台后，法官们对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制作水平有了长足进步，突出表现在再审民事判决书能够更加详尽地反映整个审判过程，加强了针对当事人讼争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说理，文字更趋规范化。但由于认识不一等原因，改革举措存在较大差异，如在当事人称谓方面，有的再审民事判决书用原审称谓，有的用申诉人、被申诉人称谓，有的用再审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称谓，还有的用抗诉申请人、被申请人称谓；在事实和证据方面，有的一一列举证据，有的只提及部分证据；在说理方面，有的再审民事判决书步入误区，把增强说理理解为无限增加说理，材料堆积，叙述琐碎，主次不分，重复累赘，篇幅冗长。上述情况，亟需进行规范。

二、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的目的、改革的原则和重点

（一）写作目的

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应当以实现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功能，凸现再审民事判决书的价值，全面发挥再审民事判决书的作用为目的。

1调处功能。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确定再审当事人民事权利与义务的国家权威行为，实施法律的重要手段，从法律的角度对再审当事人的所有争议给出明确回答和处理，是其首要功能。这要求再审民事判决书内容全面，对当事人的争执均进行回应，不存在遗漏；判决主文明确，不存在歧义；结果合法，有权威性。相对于一、二审民事判决书而言，由于再审是对当事人不服法院生效判决的申诉进行处理，在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已提出质疑和挑战的情况下，重塑法律权威、止争息诉是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首先关注的，即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制作应当以让当事人看得清楚明白、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使其服判息诉为首要目的，力争案了事了，彻底解决纠纷，不能“按下葫芦起了瓢”，导致当事人重复申请再审或申诉。

2展示功能。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再审改革的载体，应当成为诉讼活动的忠实记录，充分展现诉讼的来龙去脉，平等地给予各方当事人充分展示证据、陈述观点的权利，展现法官居中裁判形象；同时，再审审判组织关于判决结果形成的逻辑过程、维持或改判的依据和理由，再审民事判决书也应充分展示，使再审审判的公开、公平、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充分展现，充分体现改革对程序公开、公正的要求。

3证明功能。再审民事判决书的意义应不仅体现在表明判决结果，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争议给出结论性意见，它作为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为了表明判决结果不是基于主观、擅

断、强权干预而作出，更应体现判决在程序和内容上的公开、公平、公正，更应证明判决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审判权行使的公正性，成为判决正当性的有力证明。事实上后者才是判决权威性的源泉。要达到这个高度，必须改革过去再审民事判决书只重结果，不重分析与说理的习惯模式，使判决书以详尽的事实、周密的论证、充分的说理成为法院严肃执法的最佳写照。

4教育功能。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法院与社会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应当通过分析、处理具体案件，拉近法律与现实的距离，通过阐明维持或改判的理由，阐释法律，宣传法律，弘扬法治，成为培养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教科书，进行法制宣传的重要教材。

总之，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应不仅叙述案件审理过程和结果，更应公开判决理由和判决形成过程，使判决书成为审判权公正行使的有力证明和说服当事人服判息诉的法制教材，成为向社会宣传法律、展示人民法院公正形象的载体。

（二）改革的原则

1公开、客观原则。公开审判是宪法和诉讼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程序保障，公开原则要求再审民事判决书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不仅要公开再审结果，而且要公开再审过程，特别是要公开再审重新采信证据、认定事实的情况和理由，公开再审改判或者维持原判的理由和依据，彻底破除再审判决的“暗箱操作”。司法权是一种客观中立的权力，再审的客观公正最终应当体现在再审判决书中，客观原则要求再审民事判决书注重客观反映再审的全过程，包括客观归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情况及理由、证据及质证意见等，防止任何形式的以偏概全、主观臆断，充分体现法官的客观中立和公正立场，实现人民群众知情权。

2说理原则。说理是判决书的灵魂，是公正裁判的根本特征，是审判权行使公开化、合法化和合理化的必然要求，是重新确立再审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基础，是判决权威性的源泉。一般认为，庭审过程的公开是审判公开之程序公开，而判决书中载明做出判决结果的理由公开才是审判公开之实体公开。相对于一、二审民事判决书而言，说理原则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再审民事判决书不仅要说明再审判决的理由，还要说明原审判决正确或者错误的理由，不仅要体现再审争议处理的公正性，还要充分体现再审判决的合法性、正当性。

3针对再审特点和个案特点原则。再审裁判文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针对再审特点不够。再审是对已经生效的判决再次进行审理，是以原生效判决为审理对象，其事实应当是再审争议的事实，其理由应当是再审争议的理由，因此，再审民事判决书无论是证据的认证、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适用，都要围绕案件再审争议焦点即当事人的申诉理由、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来展开，不作无病之呻吟；应当围绕再审争议叙述事实，针对再审诉辩理由阐明判决理由，重点分析原审生效判决是否存在错误并详细说明理由，重点分析再审与原审在事实方面的差异、法律方面的差异，特别是证据方面的变化，坚决克服和防止“克隆”原审判决，没有再审个性的简单化倾向。同时，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要有针对性，对重大、疑难案件要写细写透，对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应适当简化；既要纠正简单粗糙、过于武断、说理不充分、逻辑性差等问题，又要避免为了说理而说理、繁杂冗长、缺乏针对性等现象，做到当繁则繁，该简则简，详略得当。

4依法制作与求实创新相结合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对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样式有基本要求，应当在再审民事判决书改革中认真执行，体现判决样式的统一性，这是依法改革的要求；同时，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基本样式要灵活运用，既要符合样式的基本要求，又不要固守样式，要结合实践，求实创新，改革不适合再审实践的习惯作法，这是改革的本质要求。

5坚持法律文书语言风格原则。再审民事判决书改革中正逐渐滋生着冗长和烦琐的倾向，一些再审民事判决书在大段叙述原审认定事实之后，又对再审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不厌其烦地复述甚至更为详细地罗列，对再审没有争议的问题也滔滔不绝地阐述理由；个别判决书在语言上乱用形容词。这是不合适的。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法律文书的一种，即便进行改革，也应当保持语言准确、凝练、严谨、质朴与庄严的风格，做到结构严谨，语言精确，言简意赅，绝不是越长越好。

（三）改革重点

再审民事判决书改革的重点是紧扣再审争议焦点，强化对争议证据和事实的分析、认证，强化对法律争点的分析、论证，增强判决的针对性、说理性、公开性。

当前要着重抓好两个方面的改革：

1叙述事实、证据部分的改革。必须客观、全面地归纳再审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及其理由，要注意客观陈述其本意，不能带有主观色彩，更不能随意篡改、歪曲原意；对多个主张及其理由不能遗漏，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为我所用，断章取义。必须处理好原审事实与再审事实之间的关系，叙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时，应当根据再审的需要进行概括，既要避免简单照抄原判内容，又要改变只写原审判决理由和结果的做法，一般而言，应当提炼出原审认定的基本法律关系或者主要事实，而涉及再审争议的原审事实要详细写明。必须处理好事实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应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写法，可以先写没有争议的事实证据，再写有分歧的事实证据，并进行分析、认证，也可以对事实证据采取夹叙夹议的方法叙述；要全面反映举证、质证、认证的全过程，注意纠正不列举证据、不对证据进行分析评判的弊病，讲清法官采信证据、认定事实的道理。

2法律适用部分的改革。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围绕再审争议焦点，针对再审诉辩主张能否成立，再审意见是否采纳，逐个展开说理，逐一进行评述，揭示已认定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解读法律，阐释法理；再审程序是以原审生效判决为审理对象的，说理还应当围绕原审判决展开，充分分析、评判原审判决是否正确。

三、具体写作标准探讨

一）关于再审当事人称谓和排列顺序

再审当事人称谓和排列顺序问题，是再审改革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92样式”根据不同的提起再审程序途径，分别规范了五种再审民事判决书样式，但在再审当事人称谓和排列顺序问题上，均采取在原审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当事人称谓前加“原审”字样，并按原审生效判决书排列当事人顺序排列再审当事人的方式。基于“92样式”的权威性，这种处理再审当事人称谓和排列顺序的方式，在法律实务界备受尊崇，影响深远。但其体现再审程序特征不明显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表现在“原审XXX”的称谓并不具有再审程序的字面意义和特征，特别是不能体现哪方当事人不服原生效判决而发起了再审程序，不能体现哪方当事人是申诉人的对立面。“92样式”之所以采取“原审XXX”的称谓是因为其颁布及施行时，普遍认为“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程序”不过是原审程序的“翻版”或“重来”，使用“原审XXX”称谓理所当然，但随着再审改革的深化，这一理论基础已难以成立，因为再审程序与原审程序在审理范围等关键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区别，再审程序的独立性正逐渐成为共识，设立再审之诉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因此，改革“92样式”处理再审当事人称谓及排列方式已成为必然。

从审判实践来看，采用“申诉人”“被申诉人”、“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的称谓列明再审当事人并用括号注明再审当事人在以往历次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更能清晰体现再审程序特征，比“92样式”具有优越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

九条关于当事人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时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的规定，对于因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而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采用“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称谓列明再审当事人有法律依据。对于因当事人申诉而导致检察机关抗诉的再审案件，此时，当事人不是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而是依据我国宪法赋予的申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故此时不宜采用“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称谓，而宜采用“申诉人”“被申诉人”称谓。

总的说来，在再审当事人称谓及排列顺序方面，应对“92样式”作如下调整：

（1）因检察机关抗诉提起再审的案件，判决书首部首先应列明抗诉机关，再列明申诉人，再列明被申诉人，最后按“92样式”列明其他当事人。但对非因当事人申诉而启动抗诉程序的再审案件，则仍应按“92样式”列明当事人及排列当事人顺序。

（2）因当事人申请再审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判决书首部首先要列明申请再审人，再列明被申请人，最后按“92样式”列明其他当事人。

（3）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或通过院长发现程序提起再审的案件，按“92样式”列明当事人及排列当事人顺序；但如该再审程序实际是因当事人申请再审或申诉而提起，则应参照上款列明当事人及排列当事人顺序。

（二）关于案件来源和审理经过

“92样式”对再审民事判决书关于案件来源和审理经过的写作要求不细、不全，不能完全满足客观、公开原则要求，应予完善。

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完整叙述法院历次对案件进行审判所形成的法律文书的编号等情况，特别是本次再审所针对的生效法律文书的编号等情况，并说明裁定进行再审的法律文书的编号情况及再审提起的过程；应当说明案由、公开审理情况、当事人到庭情况及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出庭情况；不公开审理的，应说明不公开审理的理由；缺席审判的，应说明开庭传票送达情况及缺席审判的法律依据；案件系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或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也应明确说明；当事人提出过回避申请的，应说明准予或不准予申请的理由；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的，还应交待影响审限的有关情况。

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抗辩理由

不论是一审、二审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原告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始终是核心问题，此外，原告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对一审、二审、再审审理范围起着限制作用，对申诉理由、抗诉理由的范围起着规范作用。与之相对应，被告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答辩理由，也制约、影响着被告在二审、再审中的诉讼行为和诉讼主张。特别是诉辩主张在不同诉讼程序、阶段变化较大的案件，完整地展示其演变过程，对于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再审民事判决书的证明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当纠正目前部分再审民事判决书不表述原告诉讼请求和被告答辩理由或只表述请求不表述理由的写法，重视对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和被告答辩理由的客观展示。

具体而言，原告在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完整地进行反映；但需要归纳整理的，不得改变原意；存在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情形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全面、准确地载明。被告、其他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答辩意见或陈述，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叙述。当事人在一审程序外的其他审理程序中提出的诉辩意见或陈述是否进行叙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但是，当事人在其他审理程序中提出相反的诉辩意见或诉辩意见存在较大变化的，应当进行叙述。对当事人诉辩意见的叙述应不限于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等诉讼文书中提出的意见，应结合当事人在开庭审理、词中的意见进行综合叙述；词与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意见不一致的，应以庭审意见为准。

（四）关于原判情况

再审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原审生效判决，因此，再审程序所针对的生效判决对证据的采信情况、对事实的认定情况、适用法律情况和判决结果情况，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客观、准确地进行叙述。其他审理程序中形成的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再审民事判决书是否进行叙述，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一般而言，鉴于其他程序中的法律文书并非再审审理对象，为防止再审判决书过分烦琐冗长，其他程序中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可以不写或略写。

再审民事判决书叙述原判情况应当保持原判结构的完整性，但应对原判情况进行归纳整理，详略得当，注意摒弃完全照抄原判内容的写作方式。一般而言，再审民事判决维持原判的，原判情况应当祥写；再审民事判决对原判进行改判的，原判认定的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与案件改判无关的事实应当略写，原判采纳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的部分不得省略。

（五）关于再审诉辩意见

参照《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10条、第15条的规定，由当事人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申请人诉什么就审什么，不诉不审；抗诉案件围绕抗诉内容进行审理，抗诉内容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不一致的，原则上以抗诉书为准。因此，申诉意见、抗诉意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答辩意见，对再审民事判决书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确定了再审审理范围，而且制约着再审民事判决书关于再审争议焦点的归纳、再审事实的叙述和法律阐释的展开。

再审民事判决书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答辩意见的叙述应当全面、客观；进行归纳整理的，应保持原意，不得遗漏。在抗诉机关抗诉理由之外提出的申诉理由，申请再审人之外的其他当事人提出的申诉理由，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叙述；不作为再审审理范围的，应援引《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的相关规定为依据，说明不予审理的理由。

（六）关于再审事实和证据

再审事实和证据是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的难点，也是“92样式”受质疑较多之处。

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的救济程序，因此，再审民事判决书叙述对再审事实的认定应在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再审庭审情况，首先归纳当事人对原生效判决已认定的事实无异议的事实和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其他事实，再归纳当事人再审争议焦点，确定当事人再审事实争点。在确定当事人再审事实争点后，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将写作重点放在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方面，应以争议的待证事实为纽带，列明证据，客观陈述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展现从分析证据着手，通过采纳证据并继而认定案件事实的逻辑过程，将运用证据证明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正确或错误作为写作的关键内容。

1对存在争议的事实，特别是原判认定错误的事实、没有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在再审中提出了哪些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无一遗漏地列明。

“92样式”对列明证据要求不明，实际上，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审判和诉讼的实际内容就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活动，无一遗漏地列明当事人对争议事实提供的证据情况是审判公开、公正的必然要求。理由是：（1）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审判权公开、公正行使的有力证明，无一遗漏地列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是完成这种证明的起点，是审判公开、公正的起点，是再审民事判决书必须完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列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是执行该规定的应有之义，同时，该规定的执行也使无一遗漏地列明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变得轻而易举。

再审民事判决书列明证据应体现再审特点。（1）再审对事实的认定是在原生效判决已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可在进行必要的交待后直接予以认定，而不必列明有关证据。除该部分事实外，用以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特别是导致改判的、证明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的证据，不论是新证据还是旧证据，不论原审判决是否采信，不论是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还是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也不论本次判决是否采信，再审民事判决书均应无一遗漏地列明，不能任意取舍，不能认为与认定案件事实无关就不写入判决书。（2）在证据的排列上，应将不服原判事实认定的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排列在前，将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排列在后，依次进行；同一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原则上应按当事人提交证据时的分类编号排列，必要时，法院可以按争议事实顺序分类编号排列；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应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列明，但需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则应单独列明。

2当事人对争议证据的质证意见，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客观、全面地叙述。

“92样式”对叙述当事人质证意见要求不明，实际上，审判公开、公正原则不仅要求无一遗漏地列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且要求客观、全面地叙述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关于证据质证内容、顺序等方面的规定，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客观、全面地叙述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所发表的质疑、说明与辩驳意见。在顺序的排列上，一般应当按照列明证据的顺序，依次叙述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在叙述对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前，应当根据举证人的举证说明对证据的形式、内容、证明对象作必要的说明。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就当事人申请情况、法院同意当事人申请及进行证据调查的有关情况进行说明；不同意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调查申请的，也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就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法律依据、证据调取等情况进行说明。上述两方面证据均应在判决书中客观、全面地载明当事人质证意见。

再审民事判决书对当事人质证意见的叙述应以当事人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的笔录为依据。当事人发表的质证意见过于繁杂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可以进行归纳、整理，但应当保持原意，并不得遗漏当事人提出的质证意见。存在举证人对质证意见进行说明等反复质证情况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客观、全面地反映反复质证情况。

3对当事人就争议事实提交的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无一遗漏地阐明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

“92样式”对此要求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法官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此，在判决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是执行该规定的当然之义。

再审民事判决书阐明对有争议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按照争议事实顺序或证据排列顺序，重点围绕当事人质证意见中存在的分歧和争议进行，就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力的有无以及大小等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般而言，对单一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围绕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等方面阐明理由；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并阐明理由；对当事人就同一事实提交了相反证据且均不能否定对方证据的，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围绕各方证据证明力的大小重点阐明理由。

对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等不予采纳的；因证据系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后提交而不组织质证，或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证据而不予采纳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应援引相应法律依据并说明理由。

4再审民事判决书对争议事实的认定应当依据已采纳的证据进行，并明确说明认定事实所依据的具体证据情况，阐明证据与事实间的关联性。

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强化对争议事实认定的说理。要对证据进行具体分析论证，使认定的案件事实与法庭采信的证据紧密联系；要运用证据法理论、法律逻辑和常规情理等分析证据本身是否真实，来源是否合法，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客观联系，各证据之间有无矛盾；要在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有关证据能够证明何种事实及某一事实有哪些证据证明，并据此对各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回答。根据再审民事判决书的特点，应重点对原判认定错误的事实、未认定的事实，以证据为基础，分析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的原因，说明纠正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的认定，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的认定，对按照自认规则认定的事实，对按照推定规则认定的事实，再审民事判决书可以不交待认定有关事实的证据，但应当说明相关情况和援引法律依据。

（七）关于法律适用

再审民事判决书在法律适用部分应重点阐明作为整体的法律规范与已认定的案件事实间的关系。应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基础，首先对争议问题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说明已查明的事实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即使当事人对此无争议，也应作必要的说明；在此基础上，说明解决争议应适用的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必要时对（下转第37页）（上接第35页）该规定加以必要的法理性阐释。对当事人及普通公众都能够认知的道理，可以简略论述；对于比较深奥的法律原理，则应当深入阐明。在事实与法律的关系上，一般应按照三段论的逻辑思维模式，重点分析法律规范与具体案件事实间的联系，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对案件的具体事实与该法律规定的情况是否相符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具体法律规范适用或不适用于案件争议的合理性。在明确适用于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讲事理、讲法理、讲情理、讲哲理等方式，分析、确定事实的法律意义，明确当事人双方的是非过错及其民事责任，强化判决的说理性。

再审民事判决书在法律适用部分的写作应注意针对性、全面性，注意突出再审特点。首先，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围绕抗诉理由、申请再审理由，紧扣再审争议焦点，展开适用法律的分析和论证，对当事人相应的诉辩请求和理由采信及支持与否作出评判，明确有理的是什么，无理的有哪些，强化针对性。其次，必须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再审理由、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后，一一明确回应；必须对当事人的所有诉辩主张均进行答复，不能回避。对当事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或主张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应针对不同的请求、主张，分层次展开，逐一说理。当事人提出法律适用意见的，除了可从正面对应当适用的法律进行分析外，也可以从反面对其所主张适用的法律的不可适用性进行分析。第三，再审案件应对原判的处理是否正确作出评价，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

，应重点分析原判错误原因，并说明纠正的理由。此外，再审民事判决书援引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要准确、全面、规范、具体，要指明具体的条、款、项、目，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规范性文件的批复》和《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八）关于判决主文

再审程序作为一种补救程序，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1条的规定，应当由再审民事判决对在再审民事判决之前已存在的判决或调解进行处理，故再审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应首先解决此前民事判决或调解的维持或撤销问题，特别是在已存在多份判决书、调解书的情况下，应按与再审判决的时间顺序，科学地进行表述，要特别注意防止同一案件存在两份或两份以上彼此冲突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况。

公诉意见书篇10

论文关键词 简易程序 公诉模式 刑事司法

一、简易程序概述

纵观新中国刑事诉讼发展历程，简易程序的设置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步规范和完善的过程。建国初期到1979年的30年间，我国没有制定刑事诉讼法典，只是在《宪法》和颁布的若干单行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司法机关体系及若干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直到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也没有设立简易刑事程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案件持续增长，于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增设了简易程序，并且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为了进一步规范简易程序的法律适用，两高一部于2003年颁布《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两个意见的出台，更加详细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操作程序及不适用的例外情形。其中关于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意见，主要是为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且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争议不大，却因为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不能简化程序的案件提供依据。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以上内容在刑诉法中明确，并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的内容主要有：扩大简易程序案件适用范围，将使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纳入简易程序；尊重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在程序启动上，取消法院自行启动程序，均由检察院启动；在审判组织上，保留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两种方式，且与两意见规定的审判组织形式一致；取消意见中规定的检察院不出庭的规定，要求简易程序公诉案件检察院一律派员出庭。可见，新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变化较大，尤其是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均要求检察院派员出庭的规定，对公诉工作带来较大挑战。同时，新刑诉法与律师法也基本接轨，扩大了律师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对公诉工作也形成一定冲击。如何应对新刑诉法的实施，根据其要求，探索简易程序工作机制，构建新的公诉工作模式，成为公诉部门和办案人员当务之急必须研究和面临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公诉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

首先，公诉模式构建要以实现司法公正为基本价值追求。公正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司法机关应遵循的首要价值目标。刑事诉讼公正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公诉权的行使除了保障实体公正，即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情节外，更为重要的是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即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程序参与原则是程序公正标准的一条基本原则，其核心思想是，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刑事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②这是各诉讼主体程序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

其次，公诉模式构建应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新刑诉法第1条、第2条明确规定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保障人权需要把握三方面内容：一是保障任何公民不因非法强制而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保障个人免受无根据的或者非法的刑事追究、保证无辜的人尽早脱离追究程序；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待遇，其合法权益也应该得到适当的维护；三是保障被依法认定有罪的罪犯受到人道的处罚，禁止酷刑和其他有辱人格、尊严的刑罚或非刑罚制裁。③检察机关办理适用简易程序的都是认罪案件，惩罚犯罪一般不难实现，而是要侧重人权的保障。新刑诉法除在总则中明确要求保障人权外，在其他分则中多处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尤其是更加注重保护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和倾听其诉求，严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这些内容的规定彰显刑事诉讼文明和民主的重大进步，对检察机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后，公诉模式的构建应以提高诉讼效率为主要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凸现，刑事案件剧增，司法资源有限性导致两者矛盾更为突出。顺应司法实践需要，各地实务部门先后探索被告人认罪的普通程序简化或快速审理。为着力解决这一突出问题，此次刑诉法修改对简易程序的重要改革和完善也突出了诉讼效率。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追求诉讼经济是一种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设立简易程序，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诉讼成本，实现不同案件的繁简分流，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查办理。

三、简易程序公诉模式的具体构建

简易程序是在认罪的前提是简化诉讼的有关程序，构建简易程序公诉模式，一定要深刻理解刑诉法修改的背景及其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根据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进行设计并运作，具体可以从认罪答辩、集中办案及简化程序三方面进行具体构建。

1．建立认罪答辩协商机制，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新刑诉法的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听取诉讼当事人及辩护人等的意见，为检察机关构建答辩协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认罪答辩协商的前提是案件事实达到两个基本要求，由承办人主持各方协商参与，诉讼主体参与在认定事实及量刑等基本情节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各方签名的认罪答辩协议。认罪答辩协商机制要完善三方面内容：一是要完善诉讼权利告知和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应告知诉讼参与主体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认罪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及可能从轻减刑的量刑幅度，必要时对其进行法律内容及适用进行解释，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自愿性和选择简易程序的优缺点，必要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新刑诉法明确规定部分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证实尊重诉讼主体意思自治及保障其诉讼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在其他认罪案件中，公诉阶段承办人应参照这一内容，规范认罪答辩程序。二是建立证据出示制度。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出示，是向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出示主要证据，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必要时介绍侦查人员侦破案件的经过。对于认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对认罪的供述是重要证据内容之一。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定要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内容，审查其他与之相互印证的证据，并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进行对质，以审查全案证据的是否符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禁止仅依赖犯罪嫌疑人供述定罪处罚。

2．探索集中办案制度，优化公诉资源配置。为缓解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实践中需要合理分配公诉资源，细化公诉部门分工，加强公诉队伍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管理，做到公诉资源分配的科学化。公诉部门应制定较为详细的办理简易程序案件工作流程方案，在公诉部门试行专业化或专门化分工或分组。可以对某一类案件相对固定人员负责审查，而对于其中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如告知、换押、送达等均由书记员或者事务官负责。在进行专业化分工基础上探索集中办案制度，即集中审查、集中起诉、集中开庭。集中审查是根据案件性质或类型确定某一类或者某一罪名的案件由一组或一人负责审查，并负责起诉。这样模式的主要优点是通过专人审查一类案件，能够全面把握该类案件的定性及有关情节，确立统一的定罪量刑标准，便于提出合适的量刑建议的并对审判进行监督。需要注意的是集中审查要注意将同时期同类案件集中审查，需要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协商，要求侦查机关集中移送起诉。集中起诉即承办人员对集中审查的认罪案件在同一时间段一并向法院起诉，为集中开庭奠定基础。集中开庭即要求法院对集中起诉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以集中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集中开庭需要向法院提出要求，并和法院建立集中开庭审判的办案机制。集中起诉是集中审查的继续，集中开庭是集中起诉后的一种开庭审判方式。具体集中审查、集中起诉和集中开庭科学构建一定要以案件质量为基础，并且应联系公检法三家建立完善的操作机制。

3．完善程序简化机制，提升公诉办案效率。程序简化包括诉讼文书和庭审程序的简化。诉讼文书包括起诉书和审查报告的简化。审查报告简化应根据案件数和复杂程度，制定《简易程序案件审查报告模板》，在高检院下发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基础上，适用两种审查报告。对于有辩护人、共同犯罪，被告人可能翻供或法定情节存在争议的案件，对其中无争议的方面简化到力求省略，有争议的方面力求简化。对于无争议的一般简易程序案件，制定表格式审查报告。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起诉书的格式应有别于普通程序，尽量简化，具备起诉书基本要件即可，而对于一些酌定量刑情节以及具体的量刑建议可以另附量刑建议书或者在出庭时以公诉意见的形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