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意见书十篇

起诉意见书篇1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

贵院审查起诉李A涉嫌盗窃一案，现根据我们律师在公安机关了解的案情及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调查情况，特向贵院反映下我方意见及请求：

一、据犯罪嫌疑人李A供述，李A和被害人王B系恋爱纠纷，2013年3月7日，李A应王B的邀请到王B家谈分手事宜，到达后受害人王B不开门，李A有了过激行为，王B报警，警察到达后，李A趁警察和王B谈话期间进入王B的卧室拿了项链和戒指，未打招呼一人离开。 其目的是“我拿她东西是想让她来找我再给她”。据此可知，李A拿走被害人王B的项链和戒指，是因为双方的感情纠纷产生，李A在与王B恋爱期间有经济及感情的投入，由于现实原因，女方提出分手后，李杰不甘心，双方在纠缠过程中均有过激行为。李A有酌定从轻情节。案发后，李A有悔罪、认罪表现，主动交还了戒指和项链，其家人也多次给受害人赔礼道歉，赔偿了受害人精神损失费2000元。取得了受害人王B的谅解（见谅解书）。另外李A精神状况一直不正常，经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李A伴有精神病性症状躁狂（缓解期）（见武精医鉴字201304110号鉴定意见书），具有法定从宽限处罚情节。根据201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第七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轻微，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三）被害人谅解的；（四）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正因为李杰是因为感情纠纷而产生的经济纠纷，社会危害性很小，情节显著轻微，且有一定的精神疾病，具有酌定和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并且李A是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故请求贵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对犯罪嫌疑人李杰其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起诉意见书篇2

关键字：教师申诉 行政行为 处理决定书

主题语：教师申诉制度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区域内，各类学校教师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制度。

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所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的唯一法定法律文书是《处理意见书》。

前面的话

近日按教师朋友提供的信息，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查在互联网(.cn/asp/dzzw/TopMenu/banshizhinan/dudaoshi/01.doc)上查到《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从网址看该文件应挂在成都教育信息网上，但无法查到。而在成都教育信息网(.cn/)上只查到：1998年9月3日《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 。这两个文件在处理教师申诉的程序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作简要评述。

一、再述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

在《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已对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作了基本阐述，在这里再作进一步讨论。

1、教师申诉的法律依据：

教师申诉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师法》第39条所规定。1995年10月6日国家教委的教人［1995］81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 教师申诉】对教师申诉案件的管辖、受理条件、以及处理程序、法律救济措施等方面作出了简要的具体规定。此后，依据该实施意见的【十】、各地可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教师法》的实施办法。的规定，各地对教师申诉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北京市教师申诉办法(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及《关于办理教师申诉工作若干规定》(1998年11月23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西政发[1998]22号文件印发 根据2000年7月27日西政发[2000]30号文件修改)、《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自2004年1月15日起施行)》、1995年4月26日四川省人大颁布《四川省实施条例》、成都市教育委员会1998年9月3日颁布并施行《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而后(注：具体日期不详)成都市教育局制定了《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等等。

各地所制定的办法、意见、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以《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地方行政法规作为制定的法律依据。以此为据，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1、教师申诉制度是教育行政机关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所建立的、一项“特殊”的为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2、教师申诉法律有着较为严格的主体、受理范围、特定的处理行政机关、以及处理的程序与期限。3、对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是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纠纷调解行为，更不是教育系统的内部事务。4、教育行政机关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是行政法律文书。5、提起申诉的教师对于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个案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2、相关法律问题

(1)、关于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

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应当是行政区域内的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如政府法制局等。

(2)、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 教师申诉】规定“ （四）行政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发送给申诉当事人。申诉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发生效力。”、“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其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不少人认为，根据教育部实施意见对于教师申诉“凡申诉内容不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的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教师申诉必然是涉及教师合法权益，而此时的合法权益往往直接或间接的包含着教师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如果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与保障，必然损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其次，2000年3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得非常明确，即只要是“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即可提起行政诉讼。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只能是行政行为，也只能是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部门方可有权作出这样的行为，其他行政机关和组织无此职权。第三、教育部的实施意见将教师申诉内容人为分为两类是不合适的，这点各地方所制定实施教师申诉制度具体的办法、意见与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已舍弃这种分类方式。《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第16条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受理申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核。申诉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事项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理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而未舍弃了“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关于教育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的文书形式：

根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教育行政机关依法决定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形式是唯一的、即只能是《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

(4)、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二、成都市教育行政机关“教师申诉”处理存在的问题：

1、《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存在的问题

该暂行意见系当时的市教委，现在的市教育局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四川省实施条例》所作的规范性文件。该暂行意见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规定教师申诉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的任何救济措施；2、未明确《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效力性质，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教师申诉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均未作出规定。3、承担义务的一方若不执行教育行政机关作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如何处理也未规定。这样的暂行意见如何执行，其《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往往也是如同空纸一张，这样情形即使教育行政机关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也不能切实有效的保护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并且在成都市也有现实的教师申诉案例(老兵网-转业干部配偶为何被成都大学除名)证明这一事实。

2、《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存在的问题

该指南为成都市教育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所制定。文中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即成都市教育局下属的不具有国家机关法人资格的一个行政处（室）。 该指南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对处理文书的要求作出规定；2、在正文条款中使用了《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这一错误作法的性质非常严重，其一、直接违法了法律与地方行政法规“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律规定；其二、“意见书”与《决定书》在法律性质上、法律效力上、国家公文的类别上均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文书，使用“意见书”无疑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为地变成了内部意见或建议，这样的做法无疑将侵害教师申诉当事人的申诉合法权益、残酷地、无情地剥夺申诉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与途径。3、使用“意见书”无疑推卸了教育行政机关保护教师与申诉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同时也逃避了承担以行政方式要求过错方（责任方）执行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充其量是个“督促执行”；4、在办事流程图的中送达与执行的办事流程中，又载明为《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而无前面文字表述中的《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此时给教育行政机关的下属具体经办机构与人员有了使用文书的自由选择权，即给有某些个人以权谋“......”或推卸责任的足够空间。

结束语：

对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专业人员的教师，教育行政机关正是通过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来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而教师申诉就是最能体现教育行政机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具体措施之一。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是在教师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教师在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无法达到维权目的的情况下，我国法律上设置最后一道司法救济途径。如果对于教师申诉不能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那么教师申诉就是空话，没有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手段，教师申诉制度也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意义。

教师申诉是我国法律针对教师这一具体主体的合法权益所特设的各项法律保护中的教师权益行政保护。也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行政法律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的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赋予行政相对人了解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权利和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陈述、辩解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教师法》中的对于教师权益保护的行政法律救济程序就完全体现在教师申诉制度上。应该强调指出，教师申诉制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申诉制度，它是一项法定的申诉制度，具有行政法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

教师权益急需依法予以规制和保护，这是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盛衰成败的大事，教师权益的正确、有效、合法地维护与行政、司法救济途径的设置与选择是极其重要的，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已有了相应法律制度框架，但尚需要明确的、具体的、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法规加确定，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废止、重置，若国家能以行政法规的方式作出统一规定将是全国广大教师的佳音，也是正处于教师申诉期间当事人的福音。

参考文献：

1、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6号《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

2、何宁湘《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

3、劳凯声教授《教育政策与法律分析研究》

4、王春晖 《高校教师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 》

起诉意见书篇3

一、书与公诉词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看法，公诉词是书的补充与发挥。[02]公诉词与书的内容与作用是不同的。

书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犯罪并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1条的规定，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案由和案件来源、案件事实、的根据和理由等四个方面。其中，的根据和理由部分必须写明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和犯罪的性质，这也就是诉的指控。

而公诉词是公诉人在庭审调查结束审辩论开始时代表公诉机关所作的总结性发言。严格来讲，公诉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书，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修改法律文书前，公诉词也一直是被归入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文书中的，只是由于考虑到此意见要在法庭上公开发表，具有对外性特征，同时，也是为了规范公诉意见书的制作，才在修改时将其列入法律文书的范围。[03]公诉词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概述法庭质证的情况、各证据的证明作用，并运用各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是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论证应适用的法律条款并提出定罪及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等意见；三是根据庭审情况，在揭露被告人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作必要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04]

由以上书和公诉词的性质及内容来看，书的作用是指控犯罪，发起审判。书的内容要求简洁明了，因此，其对认定事实理由的表述非常简略，并不直接引用证据论证认定的事实，更不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分析或驳斥。基于书的这一缺陷，需要在庭审活动中以其他的形式予以弥补。而公诉词就是形式上较为完整的一种弥补方式。由于经过了庭审调查阶段，控辩双方展示、质证了各种证据。这时，公诉人可以通过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证，使法庭采信书中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这样看来，公诉词应当是也只能是对书的补充与发挥，其性质决定了其内容，不能超出书中所作的指控，否则，就是对书指控内容的变更或追加。

二、公诉指控之变更或追加

我们不是说公诉人不能对书的指控内容进行变更或追加，而是说这种变更或追加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要适用相应的程序。变更或追加不应体现在公诉词中。

首先，变更或追加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对此，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但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此作出相应了规定。该《规则》第35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的真实身份或者犯罪事实与书中叙述的身份或指控犯罪事实不符的，可以要求变更；发现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和审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这是变更或追加的条件，只有符合上述条件才能进行变更或追加。如果说，通过法庭调查，并没有出现上述情况，公诉人就不能提出的变更或追加，就应严格在原书所指控的范围内行使出庭支持公诉权。任何超出书范围的指控都不能为法庭所采信。

其次，变更或追加应当适用相应的程序。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3条的规定，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公诉人认为需要变更、追加的，应当要求休庭，并记明笔录。"这是关于变更或追加的程序性规定，公诉人认为办理的公诉案件经过法庭调查发现符合变更或追加条件的，应当据此办理，而不应在公诉词中随意变更或追加指控。

具体到变更或追加法律文书的处理，我们认为，最好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重新；二是补充。对于需要改变原公诉内容的情况适用重新。在操作上应重新制作书，叙明重新的情况和理由，同时注明原书予以撤销。对于原内容不改变，只是增加指控犯罪事实的情况，可以采用补充的方式，制作补充法律文书。

三、刑事诉权理论与诉的指控

在人类诉讼史上，无诉不成讼。任何案件的起发，诉讼的形成，都是以案件控告一方作为构成的支撑点的。而在刑事诉讼领域，伴随着14世纪以来国家追诉主义诉讼形式的出现与发展，""已不仅仅是单纯地表现为"告诉、告状"的形态和内容，"权"由检察官依照职权行使。这表明了，刑罚权是国家的专属权利，被害人的告发、报案只能引起刑事诉讼的发生，而非导致刑事审判的必然发生。同时，将对犯罪的追诉权交由检察官行使，实行控审分离，这也是防止审判机关行使追诉权，包揽、混淆诉讼职能的需要，是现代诉讼文明、民主、科学的重要标志，也是司法实践普遍遵循的原则。[05]

由检察官行使权这是当代各国，包括不同法系、不同审判方式国家都具有的共同特点。检察官行使的权实际上是一种诉权。所谓诉权，就是请求审判机关公正裁决之权。法律之所以赋予检察机关诉权，旨在通过其行使诉权，将案件事实引渡到审判机关面前，请求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裁决刑罚运用的必要性及其程度和方式。同样，法律也给予被控诉人以诉权，以对抗强大的国家诉权，控辩双方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就应受到平等的对待。[06]

对检察官诉权的行使，法律要做必要的规范，以防止检察官对诉权的滥用。最基本的规范就是要求检察官以书面形式就案件事实、证据、所指控的罪名等向法院提出，也就是提交书，并将副本通过法院送达被告人等。这就相当于民事诉讼中原告提交的状，法院收到书才有可能引讼并确定审判的内容；被告人接到书才能够针对书所指控的内容进行答辩。可以这样说，书是诉的指控的载体，整个庭审活动都是围绕书所述案件事实、证据、所控罪名及罪责承担来进行的。

正因为书的性质与作用如此之重要，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中对书的制作大都有规范性的要求。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了书的内容；[07]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56条、《刑事诉讼规则》第164条也都规定了书应具备的内容。[08]如果书的制作不规范、内容有缺陷，其效力将受到影响，对此，各国的规定不尽一致。总的来看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该控诉无效。如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均明确规定，不符合法定控诉书要求的控诉无效或违法，因此公诉机关不可能在提起公诉后对公诉书进行补充或修改。[09]第二种是该控诉得更正或补充。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状有明显误记、漏记或记载不充分及不全面的，允许检察官在不变更罪名的范围内更正或补充。这种补充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并规定，检察官在开庭审理中因对犯罪事实有新的发现，得为诉因的追加、撤回或变更，但这种诉因的追加、撤回或变更以不损害公诉事实的同一性为前提。[10]第三种是有限制地允许变更。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审理中，可以变更控诉，只要不因此恶化受审人的状况和侵害他的辩护权利，当变更控诉是在于取消控诉的一部分，或取消加重受审人刑事责任的犯罪要件，法庭就继续审理案件。相反，不允许在法庭上将控诉变更为较重的控诉，或者变更为与被告人被交付审判时所提控诉在事实情节方面有重大差别的控诉。如果在法庭审理中查明受审人有另外的犯罪未被指控、或者有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实施了犯罪，除非案件不可分外，法庭要将这部分材料送交侦查或调查，是否公诉仍依一般的公诉提起程序进行。

由以上世界各国及地区关于书的效力的规定可以看出，书构成诉的指控，在庭审当中公诉人必须紧紧围绕书所确定的指控内容进行控诉。但法律一般也并非绝对禁止公诉人对书的变更，只是这种变更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要求。反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无明确的规定可进行公诉变更，但由于第165条关于延期审理的规定中包括"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鉴于补充侦查后可能导致公诉变更，因此补充侦查可能推导出公诉变更。正是基于该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才有了相应的具体规定。就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来讲，公诉变更是有严格的实体性与程序性要求的，公诉人不可以在没有新的事实发现、没有经过补充侦查的情况下，随意变更公诉，包括当庭在公诉词中变更指控，甚至提出新的指控。

注释：

[01] 参见：赵汝琨《检察文书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16页。

[01] 参见：《检察法律文书制作与适用》，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505页。

[01] 参见：同上。

[01] 参见：王顺义《辩诉对抗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81页。

[01] 参见：汪建成《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第122-130页。

[01] 参见：李昌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88页。

[01] 参见：宋英辉《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9页、第165页。

[01] 参见：周伟《中国大陆与台港澳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51页。

起诉意见书篇4

一、引  言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被告在签收起诉状副本后，应当应诉，有权提出答辩状，同时答辩期间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也于次日开始计算。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英国，“在高等法院提起的每一个诉讼都始于传票的签发，而传票或与之相当的文书的送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传票不能依法送达被告，法院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是文书送达的日期，而不是文书发出的日期”。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离婚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就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消灭的后果。但也许是因为民事送达程序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价值，人们并未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立法中对民事送达程序的规定只是寥寥数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做了8条规定），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时代，这不足为怪，然而，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问题的今天，依然忽视民事诉讼送达程序就有悖潮流了。我们应该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就民事送达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谈一谈个人意见。

二、送达人与受送达人的确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送达人，但人们的概念中，人民法院为送达人是不言自明的。其实在国外，送达人并不限于法院，例如在美国，一般性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律师的事情，送达的目的是向受送达人通知诉讼进程的情况和消息；在法国，也是由原告向被告送达传唤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在我国，送达是专属人民法院的职权，只能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送达回证，抬头标明“某某人民法院”并加盖院章，落款注明填发人与送达人，这里的填发人和送达人，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即实际填写、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人，或者称其为送达执行人或送达行为人更为恰当，他们一般是本案的承办人员（如审判员、书记员）或本院其他工作人员（如法警），也可能是其他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委托送达的情况下）。这里顺便谈一下法院内部管理问题？？应由法院哪个部门负责送达？有的法院是交立案庭送达，有的则交法警队送达，缺乏统一规定，以致一些基层法院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尤其是遇到当事人拒绝接收、地址不详、路途遥远等情况时，诉讼文书的送达更成为难题。关于民事诉讼送达的送达人为人民法院笔者并无疑义，但对于具体的送达行为主体，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之所以要明确送达行为人，是因为送达是一项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诉讼行为，起诉状、上诉状、裁判文书等是否送达、送达是否合法、何时送达，都对民事诉讼的进程有较大影响，不应该出现随便哪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可以为送达行为的情况，而且对送达人来说，他负有及时合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职责，因此明确这一法定职责具体应由谁承担是极有必要的。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进行，”根据我国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审判员与书记员的职能日益明确分离，书记员将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程序性工作，而民事送达，在现实中就主要由书记员承担，从民事送达自身的性质特点看，这一事务性为主的工作也的确适合由书记员承担。但不能不看到，单纯地把这一职责交由书记员承担并不现实。笔者认为，除书记员之外，审判员是应该有权从事送达这一诉讼行为的，而赋予法警这项职责也更有利于送达的进行。至于在法院内部管理上，对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起诉状（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可由立案庭负责送达，对涉及强制性的诉讼文书如执行通知书及有关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决定书等亦可由法警队负责送达，以显示法律的尊严和威慑力。

再来谈谈受送达人。《民事诉讼法》同样未规定受送达人的范围。从《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可以看出受送达人仅指当事人。但通常认为，受送达人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特别的情况下（民事抗诉案件）还包括人民检察院。对于受送达人来说，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其应该履行的诉讼义务，亦是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的现象，这当然既不利于法院送达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为此法律才特别规定了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两种送达方式。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将签收诉讼文书作为受送达人的诉讼义务明确下来。另外，容易被忽视的是，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受送达人的义务，同样是受送达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因为当事人只有收到诉讼文书并获悉诉讼文书的内容，才能确定自己如何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如果送达不合法，当事人应当有权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又如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仅向当事人而不向当事人的人（主要是律师）送达裁判文书的情况，律师对此很有意见，但民事诉讼法却又并未赋予律师向法院要求送达裁判文书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同样有必要明确赋予受送达人以签收诉讼文书的权利。这里还要引入一个概念？？送达回证的签收人。《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可以看到，实际签收法律文书、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的人并不限于受送达人，除受送达人之外还有：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值得注意的是，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负责收件的人以及指定代收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诉讼参加人，无论如何不能归入受送达人的范畴，但在人民法院向其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时，法律已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义务？？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而且其签收行为将对受送达人发生法律效力。

三、留置送达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79条对留置送达做了如下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对留置送达又做了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从上述规定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留置送达的条件有所放宽，但留置送达还是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有着较严格的适用范围。条件一：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条件二：有见证人，且必须是特定身份的见证人？？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之所以要对留置送达加以如此限制，无非是要避免法院对送达这一职权的滥用。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一，按照法律规定，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法定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的送达方式，而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是，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送达诉讼文书时，受送达人不在其住所地。有可能是受送达人正好当时不在家，也有可能是受送达人地址有误或发生了变更，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员也采用留置送达方式，显然这与留置送达设置的初衷相背离，这种“留置送达”是不合法的。但不能不看到，相当多的时候，受送达人是故意逃避义务，尽量拖延时间以延缓诉讼程序及法院裁判文书的生效？？因为无法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时，法院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而公告送达期长达60日。如果任由恶意受送达人钻法律空子达到其目的，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其二，《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到场”，这里限制的是送达人，而“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却无到场见证的义务。如此一来哪个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愿意管这个“闲事”自觉履行见证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放宽留置送达的限制恐怕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其结果却是，“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更加有理由拒绝见证？？反正不签名盖章法院也一样可以留置送达。而法院送达时甚至干脆不去“麻烦”有关基层组织和单位，直接记明留置送达了事。因此，司法实践中完全合法的留置送达少之又少，留置送达有形同虚设的危险。在抱怨有关单位的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现有留置送达本身的合理性呢？不妨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放宽留置送达的条件，一是规定在有两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限于法官、书记员、法警）在场的情况下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二是规定在向经受送达人认可的地址送达时，一定时限内两次不同时间送达均无人接收，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从而免去公告送达耗时较长的弊端。

四、邮寄送达问题

邮寄送达是为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法所肯定的送达方式，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不指定代收人的情况下，通过邮局送达，视为有效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80条对邮寄送达做了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法院距离受送达人住地较远的情况适用邮寄送达。但具体送达过程中，尚有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例如如何确定邮件中所含诉讼文书的种类（已有法院采用公证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必须受送达人本人签收等等。又如，作为已经送达重要依据的是邮局回执，而根据邮政部门的惯例，邮寄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邮件，并不需要在递交收件人后向寄件人出具回执，法院只能通过邮件收据向邮局查询。以至于一些法院习惯将挂号邮件收据作为送达凭证附卷。而挂号邮件收据并不等同于邮件回执，前者是邮局签发给寄件人，表明邮件已被邮局收邮，是投邮者在一定期限（一年）可以查询和索赔的凭证。后者由受送达人署名签收，并注明了收件日期，是表明受送达人已经收到邮件（即送达法律文书的凭证）。大概是基于上述原因吧，除与邮局签有特定协议外，本市法院极少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笔者所见的“邮寄送达”一般是这样的情形：①传票的送达。对远郊区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将传票和送达回证同时寄交当事人所在村的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将传票转交当事人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然后寄回法院；②裁判文书的送达。在案件审理终结前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愿来院领取法律文书并主动要求事先签送达回证留在法院时，法院在裁判文书制作完毕后寄给当事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当事人省时省力省钱，法院亦能够如期结案。诚然，法官应该向当事人讲理说法，告知签收诉讼文书是当事人的义务。但如果当事人坚决不来领取诉讼文书法院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派车派人送达，遇到当事人拒收又找不到见证人或当事人家中无人的情况，还得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生效又要等上60日。所以虽然这种“邮寄送达”的做法很不规范，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鲜见。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人民法院委托邮政部门送达的情况。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纷纷与邮政部门签订委托协议，以特快专递形式对部分诉讼文书进行送达。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采用了此种方式送达部分诉讼文书，邮局还专门为此设计了投递单，其上列有案号、法律文书、证据材料、不能送达的理由等需填写的项目。这种送达方式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邮寄送达有相吻合之处，又有一定差异，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在具体应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提倡者有之，其理由是：邮寄送达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随着人民法院受案数量逐年上升，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件越来越多，送达这一诉讼程序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法院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影响着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落实。邮局利用其固有的投递网络，会比法院自行送达效率更高，送达更准确。反对者亦有之，其理由有：这种送达方式导致送达主体资格不合法。送达主体是人民法院，送达文书既是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同时也是法定义务。而法院的职权是不能授权委托邮政部门的，同时其法定的义务也不能有偿转让给邮政部门。这种名为邮寄送达实为委托送达的方式，混淆了委托送达与邮寄送达的法律关系，混淆了人民法院与邮政部门在诉讼文书送达中的法律地位，有损于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送达方式实际采用了委托送达，邮政部门不具备受委托的主体资格，对此也没有司法协助义务，受送达人拒收时邮递人员不能留置送达，受送达人不在或下落不明，其同住成年家属代收效力或人民法院根据邮政部门证明而采用公告送达的效力问题，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无法保证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此种送达方式还会导致收件人和收件日期不明。根据法律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邮件回执不能与送达回证等同起来，同时代收人的身份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无法证实。因此，法院无法确定收件人是否收到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及日期。显然，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综合考虑这种送达方式的应用效果，其方便快捷节省费用的优点还是受到了法院、当事人、舆论界的广泛好评的，它尤其适应了当前追求诉讼效率的价值取向，而且，邮寄送达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送达方式，已为实践证明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不应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邮寄送达这种方式，注意在重视效率的同时不以牺牲程序规范性为代价。

五、公告送达问题

公告，是人民法院就某些诉讼活动或者特定的人和事，依法向社会公开和张贴的告示性司法文书。公告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一种送达方式，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84条。公告送达的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主要内容，如起诉状、上诉状要点、开庭时间、地点等刊登于报纸、张贴于法院公告栏或者受送达人原住所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①送达诉状副本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收到上诉状）5日内将起诉状（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并通知其应诉、答辩。但是，遇有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起诉状（上诉状）副本的，则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送达诉状副本的公告常常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合二为一：在送达诉状副本的同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对方当事人。公告兼有送达诉状副本和通知对方当事人应诉的双重作用。公告期间案件审理暂时中断，公告期满，审理程序恢复。受送达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应诉答辩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公告送达起诉状或上诉状副本的，应说明起诉或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说明出庭地点、时间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②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必须依法宣告并送达当事人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于下落不明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裁判文书的当事人，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公告刊登之日即为结案日，公告期满则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应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属于一审的，还应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由此可知，法院诉讼公告是严肃的法律文件，对法院诉讼公告的内容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得自由发挥。不仅要依法制作和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规范性，格式和内容必须是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化的，以保证公告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是十分常见的，但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制订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提供了两种送达公告的样式：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用（样式226）和公告送达民事裁判文书用（样式227）。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事上诉案件中如何利用公告传唤上诉人。因为从上诉人提出上诉到二审法院正式立案审理是要经过一个周期的，这期间上诉人的住所是有发生变更的可能性的，而流动人口的增加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传唤到上诉人经常成为令书记员头疼的难题。甚至相当一部分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真实原因就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义务，他们往往上诉后即“消失”。在现有的几种送达方式无法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通知其开庭时间，并告知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法律后果。而公告送达传票需要60日，此后法院做出的按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仍须公告送达，于是又要等上60日裁定书方能生效。前前后后至少四个月时间过去了。再加上两级法院之间移送案卷的时间、第二审法院采用其他送达方式传唤当事人的时间，待被上诉人持二审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时，至少已经是一年半载之后，即使侥幸能够执行回来，被上诉人得到的也只是迟来的正义。实践中对此已经有所“突破”？？诉讼文书样式中不是没有此种公告的样式吗？就自己创制？？在公告中确定一个开庭日期，同时告知上诉方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并将该公告张贴于法院公告栏以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供的住所地。严格地讲，此种公告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但实践中之所以有这种“突破”，也是现有法律规定不尽合理、不尽明确的缘故，从诉讼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对现有法律应该予以改进。

起诉意见书篇5

    此案应如何处理,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南郊支行与广大公司签定的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南郊支行与广大公司、秦川公司所签定的保证合同有效,并且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文书。法律赋予当事人可以凭生效的债权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同时,并不排斥当事人以同一诉讼标的直接向人民法院行使诉权。对当事人而言,是依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具有选择权。为此当事人并未丧失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因此原告南郊支行的起诉,应由法院受理。对于其诉讼请求,应当给予支持。

    第二种意见认为:南郊支行与广大公司,秦川公司签定的借款合同及与秦川公司签定(贷款)保证合同后,三方协商由公证处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按照我国民诉法第216条、217条、218条的立法精神,判决书、仲裁书、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是处于同一阶位上的。公证 机关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后,作为债权人的南郊支行已经取得了与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做出判决书具有同等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依据。南郊支行既然通过公证程序取得执行根据就不能另行寻求诉讼程序再次取得执行根据。南郊支行选择了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这一债权确认方式,就意味着自愿放弃了诉权,就不能选择按诉讼程序二次确认诉权。而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就是对债权的 确认,其本身就是一种执行依据,因而南郊支行应根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在借款到期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从而实现其债权。故南郊支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驳回起诉。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公证机关已经赋予了该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的,作为债权人的南郊支行具有诉权。理由有二:

    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的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24条规定,经过公证处公证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按文书规定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依照上述规定,公证债权文书是由公证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可以直接纳入执行程序中。因此在义务方不履行义务时,权利人就无须通过诉讼程序来确认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可以持公证书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债权文书的当事人强制执行。上述情况,法律只是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作为执行根据的有关规定,而对在申请执行期限内当事人未申请执行,作为债权人有没有诉权,法律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禁止性规定。

起诉意见书篇6

论文关键词专家法律意见书　司法公正　法官独立　不正当性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法律事物层出不穷，“专家法律意见书”便是一例。其中将专家法律意见书推到风口浪尖引起全国瞩目的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涉嫌黑社会罪案件进行的终审审判中出现的一份专家意见书。当然，它的出现一开始便引来众多非议。我们究竟应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个现象?如何客观地评价这个现象?本文将从它的存在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清它的本质。

一、导言

通过翻阅资料发现，专家法律意见书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法律概念而且理论界对其还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定义。但参阅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文献并大胆总结相关的内容和自己的理解，我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通过邀请法律专家对案件事实所做出审查判断并作出的专业的结论性意见书。作为近年来司法界的新生事物的代表，它也是这近几年才出现的。它是随着我国法律关系的不断细化和复杂化，法治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共同促成的。然而任何新生事物产生都要经受实践的考察与检验，在反复论证中达到逐步认知和成熟，“专家法律意见书”也不例外。尤其是全国瞩目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涉嫌黑社会罪案件进行的终审审判中出现的一份专家意见书在司法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探讨热浪。同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曾专门作了调研，有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过关于专家法律意见书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不大量有研究者通过对这一新生事物的不断研究认为它是不符合司法公正这一理念的，“专家法律意见书”究竟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是与非

“专家法律意见书”现世之后，持否定态度者确实不少，他们基本上都是从程度角度入手，详列出其不符合正当程序之处从而否定其存在之价值，综合来讲，反对者主要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存在着下列程序缺陷:

第一，提交法律专家意见书不是一项诉讼权利。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的规范都是以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形式表现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诉讼权利来实施，例如委托制度。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内容，则难以成为诉讼权利。在我国，为了弥补当事人双方在法律能力、经济实力方面的不平等而确认并发展了法律援助、辩护制度，“专家论证”被排除在关系之外，不能成为法定的诉讼权利，因此就没有使其存在的理论源泉和根本保障。

第二，专家法律意见书在法律上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它不属于证据，当然不能够在庭审过程中出示，自然也就不能经过质证和认证的程序，那么法官自然是不能够以此作为评判标准的了。

第三，实践中我们发现，专家法律意见书确实是在法庭上不出示、不辩论的，那么以这样一份法律意见书作为依据，那么对方当事人失去了平等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

第四，专家出具意见书时的地位、心态不具有中立性。如今的社会是经济的社会，任何的劳动都是要有回报的，专家也不例外。那么在专家和当事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物质利益关系。一旦形成这种关系，我们的专家们就不再是单纯的学术专家了，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当事人意志的牵绊，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专家出具的意见书是公正的?

第五，法官对案件审判会受到专家的影响和束缚。我国是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审判过程是不能受到外界影响的，这样做恰是为了保证它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然而实际中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法官业务素质还很不够，对审理案件的自信度也是不足的，这时的专家的意见就像是法官心中智慧的缩影和思想的依靠，潜移默化地对审判案件的法官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会对法官甚至司法部门产生怀疑，大大降低了人们的信任感。

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具有的程序正当性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的理由如下:

第一，提交专家法律意见书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有规定我们公民的诉讼权利，而这种权利的范围是无限大的，只要是符合人类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都可以概括在内，但是法律条文的表述却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不能苛求有限的文字去包罗万象。这如提交专家法律意见书是不是我们的一项诉讼权利，我们先要看法律上禁止这种行为了没，正如法谚所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并且要看它是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它的用处和贡献没有。既然法律上没有禁止这种行为而且在实践中确实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我们就应当推断它是合法的，认为提交专家法律意见书不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第二，“专家法律意见书”不是“法官意见书”，不需中立。我们的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主持正义的化身，如果不能保持中立那么审判结果肯定是不公正的，社会的秩序也会因此变得动乱。然而专家法律意见书也必须要中立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完全是将“专家法律意见书”和“法官意见书”混同了。“专家论证”只不过是辅助一方当事人加强其抗辩说服力的武器或资料而已，就象其援引对其有利的判例或专家论著一样，强调其中立是不合法律原则也不切实际的。

第三，法官的独立不会受到专家意见的影响和左右。在我国“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构造中，双方当事人出于三角形的两个底端，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而我们的法官则超然起来，既出于两者的正中间，又高高在上，体现了法官的地位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性不是谁说两句什么话，发表几点意见就能够轻易改变的。并且如今我们的法官队伍的素质是越来越高，她们的职业道德也保证了他们能够公正审判。并且我们法律允许合法地取证、援引、论辩来帮助法官更清晰地认识案件的事实和经过，“专家法律意见书”正是这样一种合法的有效的方式，因此，处于学术权威的专家参与个案论证不但不会危及法官独立，反而有利于法官开阔思维、不断提高办案水平从而推动司法的进步与发展。

第四，英美法系国家大多采用了“专家意见”的证据制度，我国出现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内容和性质与其极为相似，我们也可以类推适用。

三、笔者观点:本人更支持前一种说法，即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存在不具有正当性

首先我并不否认专家法律意见书也可能有其合理的一面，对法官的判断也可能会起到某些积极的作用。因为法官在判断事物的时候不可能都是正确、全面、客观的，尤其是面对重大疑难的案件。所以有时候是有必要听取相关社会公众或者专家的意见的，但是这必须被纳入到法律规制的框架内，必须防止其被滥用。其次，即使我们知道法官可能因为自身等一系列原因不能做的完全公正客观，我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就怀疑所有法官的业务水平和审判的公正性，并以此推断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存在是正当的。我们信仰法律，即使它存在着局限性;同样，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的法官即使他也有其局限性，这点是不能动摇的。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在制度上保证法官对这些法庭之外的声音具有以我为主，选择吸收的自主权威，这是司法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

根据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的规定来看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存在没有其程序的正当性，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三大诉讼法明文规定的证据种类，专家法律意见书却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鉴定结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当事人陈述等多种证据形式，专家法律意见书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我国实行的是证据种类法定制度，既然法律都没有明文规定专家法律意见书作为其中的一项证据种类，那么它的存在是没有程序的正当性可言的。

第二，法律意见书也不属于答辩状、起诉状等表达当事人意见的诉讼文件。因为一般而言做出意见书的法学家们不是案件的辩护人或者人，他们的意见也不能获得上述的诉讼地位，自然出现在法庭之上也是没有理由的。

第三，针对有些人提出外国拥有的专家意见证据制度与我国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极为相似，它们可以类推适用的说法我也持否定态度。乍看这两者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我要说我国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大不同于西方的“专家意见”证据制度。在英美法中，所谓专家，是或凭借实际经验或通过认真学习能够就某一门科学、艺术或是行业的某一具体事项有资格提出明确意见的人。专家意见，或称专家证词、专家证据，即是指上述专家应当事人或法院的要求，针对诉讼案件中的某些事实性问题所提出的能够用来作为证据材料的个人看法、观点或论断。在西方专家又被称为是法庭之友，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专家的意见可以被法官参考或参阅，但这与我国这种既含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对适用法律提出意见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是根本不同的。仅以名称相近就认为可以类推适用的说法是欠妥的。再者，两个理论的存在背景也是大相径庭的。法庭之友”制度作为特殊的司法诉讼习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中早已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可以说理论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了而且在实践中也有着具体的规定和制约。但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没有这样一种制度，我国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理论还不纯熟更没有系统的法律条文对此进行规范，所以仓促地认为可以将其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的观点也是不合理的。 转贴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诉讼的价值和精髓就在于它对司法公正的追求，而对专家法律意见书的肯定就对司法公正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机:首先，目前法律对专家法律意见书没有具体的规定，对作出评判意见的专家们没有任何的行为规范和法律制裁，从根本上没办法保证意见书的公正性。更何况出具意见的专家一般来说都是受当事人一方的邀请发表意见的，他们的意见基础一般建立在受邀方所提供的材料上。这显然很难在事实认定问题上避免片面。既然没办法保证其意见的公正性那么提交给法官自然会影响法官的判断，既然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那么是否由其存在的必要呢?其次，据浙江高院关于专家法律意见书的调研报告，单纯就某个案件中抽象出来的法律问题发表专家意见的还不多见，收集的意见书中只有3份属法律问题的探讨，其余18份均涉及对事实的评判。我认为专家还是搞法律理论比较有优势，毕竟是法律专家，但是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我认为他们就不会那么拿手了，因为他们根据当事人一面之词作出的评判，如何能作出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又如何以此说服别人?再次，从百姓的角度来看，能够组织专家出具法律意见的一般来说都是经济实力较强的一方，如果允许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出庭”那么无疑会使普通老百姓产生一种不平等感，无疑违背了当事人双方平等的原则，给弱势当事人留下极大的心理创伤，加剧他们的不公平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为了达到心理平衡或是为了获取公正的裁判人们不得不也要请专家来作出意见书，这样做无疑会加重当事人的负担，这是根本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后，不可高估专家在出具法律意见时的中立性和公正性。虽然我们极力地去相信我们的专家都是职业道德，竭力地去信赖我们的法官都是有司法良知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认清现实，我们的正处在经济时代，专家论证都是有偿的，而且费用不菲，但很难说这种理性和良知不会沾上铜臭味。那么我们也就当然不能肯定地保证收受了一方费用的法学专家，是否真的“专家”了。

注释:

孔庆余.专家法律意见书之法律思辨.civillaw.com.

金震华.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性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1).第22-24页.

胡晓艺.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制度缺陷及其规制.法律与社会.2008(2).第151-160页.

于秀艳.论专家法律意见书的程序缺陷.法律适用.2005(2).第7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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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起诉意见书篇7

    第一节 wto上诉机构的设立及职能

    设置上诉审查程序是wto争端解决机制较之gatt争端解决机制更为进步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众所周知,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以gatt四十多年争端解决实践为基础,经过发展和重新谈判而确立起来的。gatt的纠纷最初是由大会主席进行裁决,此后又由大会主席指定一个专门的工作组去处理争端,工作组中既有来自争端双方的人员,又有来自其他缔约方的人员。20世纪50年代,gatt第七届全体大会主席建议设立一个没有各争端方参加的专家组,处理提交给本届大会的所有争端。这给gatt带来了全新的处理争端方法—专家组方法。东京回合1979年11月通过的《关于通知、协商、解决争端和监督的谅解书》则正式明确地肯定了专家组程序。此后经过1982年和1984年的两次改进以及1989年蒙特利尔中期评审会议的大规模修改,gatt的专家组程序趋于成熟并最终为wto的dsu所吸收。从gatt专家组程序数十年的发展和实践来看,一方面它运用具有独立身份的专家凭职业技能就争端纠纷做出公正客观的调查和周密的法律分析,赢得了高度赞扬和评价。正如gatt专家杰克逊教授评论所说:“在处理争端问题上,从工作组迈向专家组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走过的,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代表了摆脱国家间政治交易的脱臼,向着更尊重客观国际法律义务迈出了一步。专家组更具有不对特定国家负责的、独立行事的国际法院的味道。” 但另一方面由于专家组人员的不稳定性和缺乏上诉审查机制,在适用和解释法律上往往会发生错误,发生了错误又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予以纠正,而是按照gatt的规定,由理事会来对专家组的报告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表决,这时为了自身的利益,败诉的缔约国一方就可以行使否决权以阻止报告的通过,从而使专家组程序的目标落空。这样既损害了缔约方对gatt争端解决制度的信心,同时也削弱了gatt规则的权威性。针对gatt存在的上述问题,gatt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谈判组”,把争端解决机制列入谈判的重要议题,旨在原gatt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并规定保障裁决执行的强有力措施。

    在总干事邓克尔的指导下,gatt “争端解决谈判组”听取了西方有关专家走“司法途径”的建议,并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建立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也就成为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经过八年的艰苦谈判基本结束,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城由120多个国家签署多项协议,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agreement 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nization)及其附件,其中《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2即为《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以下简称dsu)。为了克服原gatt机制中的弱点,dsu区分了专家小组审理与上诉机构复审两个阶段,这类似于国内法院的一审和上诉审查程序。上诉审查程序的设置有利于纠正专家组程序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有利于维护wto法律规则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从而使gatt以来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1995年1月1日wto取代gatt,根据dsu的规定常设上诉机构也于当年12月正式成立。

    一、上诉机构的组成

    与专家组的临时性特点不同,wto上诉机构(the wto appellate body)是一个常设上诉机构。根据dsu第17条第1款的规定,常设上诉机构由争端解决机构(dsb)设立,受理对专家小组案件的上诉。常设上诉机构由7人组成,其中一名担任主席,由成员选举决定。上诉机构主席任期一年,但经成员决定,可连任一次。主席负责管理上诉机构的内部运作及成员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上诉机构成员任期为4年(但首批成员中,有3人任期为2年,由抽签决定),每人可以连任一次。这是为了保证成员的定期更换,使之更具代表性。期间如果出现空缺,应当补足,但如果被接替者任期未满,接替者只在余下的时间内任职。

    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程序是:各成员代表团提名,在提名的基础上,世贸组织总干事、争端解决机构主席、总理事会主席以及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主席联合提出建议名单,然后由争端解决机构正式任命。上诉机构成员是在法律、国际贸易和wto诸协定所涉领域方面有专门知识的权威人士,并且考虑到wto的诸多成员,上诉机构成员还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些成员不附属于任何政府,而且他们不应从任何国际组织、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或私人那里接受或寻求指示。他们不得参与审议任何可产生直接或间接利益冲突的争端。他们在任职期间,不得从事任何与其职责不相符的职业或专业活动。上诉机构成员的费用,包括差旅费和生活津贴,依照总理事会在预算、财务与行政委员会所提建议基础上通过的标准,从wto预算中支付。

    上诉机构成员审理案件实行轮换制,根据上诉机构工作程序的规定,在按照轮换制进行分工时,应当考虑的原则是:随意选择、不可预见和机会均等。每个案件由3个人审理,这3个人应选举其中一人担任本案主席(presiding member),负责协调本案审理的整个程序,主持听证会和有关会议,协调起草上诉机构报告。 对于案件的决定应完全由这3个人做出,其他决定则由上诉机构集体做出。

    1995年11月29日,争端解决机构(dsb)首次从23个国家所推荐的32位候选人中任命7名常设上诉机构成员,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新西兰、德国、埃及、菲律宾、乌拉圭和日本。其中有法官1名,律师1名,职业外交官2名,法学教授2名,经济学教授1名。1995年12月常设上诉机构正式成立。

    二、上诉机构的职能

    从职能上来说,上诉机构主要负责解决争端和解释wto协议。

    1、解决争端。dsu第17条第1款规定:“上诉机构应听取专家组案件的上诉”;该条第6款规定:“上诉限于专家组报告中包括的法律问题(issues of law),以及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legal interpretation)”;该条第13款规定“上诉机构得维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律裁决和结论”。

    根据dsu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常设上诉机构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扮演的是相当于国内法院中二审法院的角色,其与国内二审法院在基本职能上是相同的,都是对上诉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审查,不同的是常设上诉机构的审理只是针对法律问题,且是只限于专家组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对于上述wto上诉程序只限于审查法律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它存在的一个缺陷,并予以批评 ,理由是上诉机构局限于法律问题不利于争议的全面解决。笔者认为对此应慎重考虑,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由上诉机构既审理法律问题也审理事实问题,势必会加重上诉机构的负担。

    至于在国内法上,由于各国的诉讼理论和传统不同,上诉程序中有的只针对法律问题,有的则同时包括法律审和事实审,很难说哪一种上诉审结构更优。

    2、解释wto协议。dsu第3条第2款规定:“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惯例规则澄清该适用协定的现有规定。” 该条还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上诉机构应在wto争端中从全体成员利益出发,确保法律的适当适用和解释。

    第二节 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及相关事项

    一、工作程序

    dsu第17条第9款规定:“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应由上诉机构经与dsb主席和总干事磋商后制定,并告知各成员供参考。” 1996年2月15日,上诉机构工作程序被正式通过并生效。该工作程序正文包括定义、上诉机构成员和程序等32个条文以及两个附件。附件1为上诉程序时间表,附件2是《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行为守则》。与专家组工作程序不同的是,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是标准工作程序,一般不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制订特殊的工作程序。如果出现了标准工作程序所没有包括的程序问题,为了保证公正性和程序的有序进行,负责案件的上诉机构成员也可以制订适当的程序,但必须立即通知案件参加方,以及上诉机构的其他成员。另外,如果案件参加方认为严格遵守标准工作程序的时间表会导致明显的不公正,也可以要求负责案件的上诉机构成员修改时间表。上诉机构的工作程序为:

    1、当事方提交上诉通知

    当事方提交的所有文件,都应当同时送交案件所有参加方。当事方提出上诉应书面通知dsb,同时向wto秘书处提交上诉通知(notice of appeal)。上诉通知应包括专家组报告的名称等细节内容,还应简要说明上诉的性质,包括专家组报告在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方面的错误。

    2、上诉方书面陈述

    上诉方应在做出上诉通知后10天内,向秘书处提交书面陈述,同时送交其他参加方。上诉方书面陈述的内容应包括:对上诉依据的准确表述,包括专家组报告在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方面的具体错误,及支持上诉主张的法律观点;对所依据的有关协议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准确表述;要求上诉机构做出的裁决的性质。

    3、被上诉方书面陈述

    被上诉方应在上诉方的上诉通知做出后25天内,阅读上诉方书面陈述,并向秘书处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同时送交其他参加方。被上诉方答辩意见的内容包括:对反对上诉方书面陈述中具体意见的依据的准确表述,以及法律观点;对上诉方书面陈述每个依据的接受或反对;所依据的有关协定和其他法律渊源规定的准确表述;要求上诉机构所作裁决的性质。

    4、加入上诉以及多个上诉的合并

    在上诉通知做出后15天内,上诉方之外的原当事方可以加入该上诉,也可以就专家组报告中的其他法律错误提起上诉。这也就是说,其他当事方有15天的时间决定是否加入别的当事方提起的上诉,或者增加一些上诉的理由。然而,这不影响没有提交书面陈述的当事方单独提起上诉,但这种上诉应由相同的上诉成员审理。

    5、第三方书面陈述

    只有专家组程序中的当事方才有权提起上诉,包括胜诉方对专家组报告中的某些法律问题也可能提起上诉 .专家组程序中的第三方,可以向上诉机构提出书面陈述,并且参加有关会议。第三方可以在上诉通知做出后25天内提交书面陈述。没有提交书面陈述的第三方应当在此期间书面告知秘书处是否出席听证会(oral hearing),以及是否发言。没有提交书面陈述,也没有在上述规定时间内通知秘书处的第三方,仍然可以通知秘书处其准备参加听证会并发言,但此种通知应尽早书面做出。

    6、上诉机构组织听证会

    上诉机构一般应当在上诉通知做出后30天内召开听证会。上诉机构应尽早确定听证会的日期并通知参加方。在上诉审议程序中,特别是在听证会上,上诉机构可以提出问题,参加方应当回答。问题和答复应当提交所有参加方,以便参加方评论。在某个参加方没有提交书面陈述或出席听证会时,上诉机构应在听取了其他参加方的意见后,做出其认为适当的决定,包括驳回上诉。

    7、上诉的撤回

    在上诉审议程序的任何阶段,上诉方都可以通知上诉机构撤回上诉;上诉机构应通知dsb.如果双方就上诉事项达成了本谅解第3条所说的协议,应当通知上诉机构。

    二、与工作程序相关的事项

    1、保密及信息来源

    上诉审议的程序是保密的。上诉机构报告应在当事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根据上诉程序中获得的信息和书面陈述起草。报告中由任职于上诉机构的个人发表的意见应匿名。

    上诉机构可以考虑作为当事方书面陈述附件的“法庭之友意见” (amicus curie briefs)。对于直接向上诉机构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上诉机构认为有权予以考虑。事实上,在具体案件中,上诉机构还曾经专门制订了特殊的程序,供所有人提供信息和意见,如在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类和虾类制品案中,上诉机构就同意接受美国所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作为其报告的一部分。

    2、上诉机构的决策程序

    上诉机构及负责具体案件的成员应尽量协商一致做出决定,而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应由多数票决定。不同意见可以写入报告,但不应当指明不同意见者的姓名。

    3、上诉机构的审查时限

    自当事方正式通知其上诉决定之日,到上诉机构报告散发wto成员,一般不应超过60天。此外,涉及紧急情况的案件,例如涉及易腐货物,还应当尽量加快程序。如果不能在60天之内提交报告,应书面通知dsb迟延的原因,以及提交报告的估计期限,但整个上诉程序不得超过90天。在实践中,这个时限经常出现过被超过的情况。此外《工作程序》第29条还规定:“如果上诉的参加方没有在要求的时间内提交意见书或者未出席口头聆讯,上诉法庭得在审查参加上诉的争端方的观点后,签发其认为适宜的判令,包括驳回上诉的判令”。

起诉意见书篇8

关键词：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检察监督

近年来，大多学者主张应该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其他国家处理刑事案件的一些速决程序，赋予检察人员更大自由裁量权。但是，如何在赋予检察人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之后防止其滥用，学界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作为配置和制约司法权手段之一的刑事诉讼，在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有鉴于此，笔者首先对国外关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进行比较研究，然后联系我国现行检察官制约机制中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构想。

一、国外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法治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立法上每授出一项权力，就必须同时设立相应的控制权力的制约机制，使权力与权力或权力与权利之间得到充分制衡，以防止该项权力被滥用。因而美国学者弗兰茨•纽曼指出：“哪里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哪里便无法律制度可言。”【1】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授予检察官的一项重要权力，该权力虽然对实现个案公正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不当行使又会直接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破坏国家的法制。为了防止其负面效应，现代各国都建立了相应的制约机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院)的监督纠正机制

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院)的监督纠正机制是指检察官作出裁量决定后，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院)根据申请或通过其他途径，对该决定进行审查监督，纠正其错误的一种制约机制。这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例如，在法国，检察官对刑事案件原则上处于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地位：或者作出决定不提起追诉(不予立案侦查或归档不究)，或者决定发动公诉(提起追诉)。如果检察官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归档不究)：(1)追诉不能得到受理，如公诉已经消灭(犯罪人已经死亡、大赦、撤回告诉、时效已过等)；(2)不具备犯罪的各项构成要件，或者证明有罪的证据不足；(3)提起追诉不适当(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性格等因素)；(4)侵犯个人利益的案件，被害人与犯罪人已经达成和解，或者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并付诸执行。对于检察官的不予立案决定，控告人、告发人可以按照级别，向上一级检察官或检察长提出申诉，要求追诉。上级检察官或检察长经审查，可以向下级检察官发出发动追诉的命令，下级检察官必须执行。【2】如果检察官作出不的决定违背了社会利益，检察长就可以向其提出意见，甚至总检察长也可以向其提出应当遵守的意见。【3】

(二) 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机制

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机制，是指以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权来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机制。这是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做法。该制约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预审机制。预审机制是由预审法官或治安法院对检察官的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一种机制。这是英美国家采取的做法。英国预审有两种形式，即书面预审和言词预审。书面预审，就是检察官向治安法院提出并提交有关证据，在法庭上，检察官告诉法官，全部证据均以书面陈述的方式提出，其副本已交被告方，然后法庭向被告方宣读控诉内容，询问被告人对方的书面陈述是否提出异议，如无异议，法庭就正式接受检察官的控诉和书面陈述，决定正式向刑事法院移送。被告方若有异议，愿意提供证据或要求传唤证人，法庭则改为言词预审，即双方当事人用言词提供证据并进行口头辩论，法庭根据辩论结果，作出驳回或者移送的决定。【4】可见，治安法院的预审不是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是审查检察官的决定是否有足够的根据。

在美国多数州，检察官决定后，为了避免检察官滥用裁量权，也规定了预审程序。对被告人指控重罪的案件通常要进行预审，但下列案件不必预审：(1)在预审前，检察官已经提交大陪审团的案件；(2)轻罪案件(多数司法区是不预审的)；(3)被告人对指控作认罪答辩的案件。预审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有无支持指控的可成立的理由，【5】正如美联社的一则报道所说：“所谓预审，就是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符合检察官的指控。”【6】预审时，检察官应当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指控的重罪有可成立的理由。如果预审官认为检察官的指控不存在可成立理由的，则撤销指控；只有预审官认为该重罪控诉存在可成立理由的，检察官才可提起重罪控诉。

2.法院的审查机制。在德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取了便宜主义，即在刑事追诉利益不大，优先考虑程序的经济性或者有其他的法律政治利益与刑事追诉相抵触时，尽管存在犯罪事实，检察官仍可不予。【7】但是，对于某些案件，检察官作出不前，必须经法院审查同意。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这些案件包括：犯罪行为轻微的案件；对公众利益危害不大且可用某些惩罚性措施替代刑事责任的轻罪案件；法院可以免予刑罚处罚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的犯罪案件等。由此可见，德国采取便宜主义，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裁量权后，为了防止该权力的滥用，将检察机关的某些不权置于法院的审查制约下。

3.上诉法院审查庭的审查机制。在法国，检察官对重罪(可能判处五年以上监禁或死刑的犯罪)决定追诉后，是否正式提起公诉，必须经上诉法院审查庭审查决定。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认为属于重罪案件时，应当向预审法官提出控诉状(或称公诉意见书)，然后预审法官开始预审。预审结束后，预审法官应通知被审查人并将案卷转送检察官。如果被审查人在押，检察官应在一个月内提出最终意见书；如不在押，提出最终意见书的期限为三个月。预审法官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收到意见书，则可作撤案裁定；如果收到意见书，预审法官则要对全案进行审查。审查后，如果认为案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嫌疑人犯罪的，即作出不予的裁定；如果认为案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嫌疑人犯有违警罪、轻罪时，则分别作出向违警罪法院、轻罪法院移送案件的裁定；如果认为嫌疑人的行为构成重罪时，则必须裁定将案卷移送上诉法院审查庭进行审查。预审法官作出向上诉法院移送裁定后，应将案卷和有关证据一并移送检察官转交驻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检察长收到案卷材料后，制作公诉意见书，连同案卷一起提请上诉法院审查庭进行审查。上诉法院审查庭在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听取检察长和当事人律师的意见和辩论后，如果认为被审查人不构成犯罪或指控的罪证不足，即宣告不予追诉；如果认为被审查人构成轻罪或违警罪，即分别裁定向轻罪法院或违警罪法院；如果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重罪指控的，则裁定向重罪法院，然后检察官才能正式向重罪法院提起公诉。

4.强制程序。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71-175条的规定，检察院不支持要求公诉的申请或者侦查终结后决定停止程序时，应当通知告诉人，同时阐明理由。如果告诉人是被害人的时候，在通知书中要告知可以声明不服和提出声明的法定期限。若被害人不服检察院的决定时，有权在通知后的两周内向检察院的上级官员申诉。不服检察院上级官员的拒绝裁定时，被害人可以在通知后一个月内申请州高级法院裁决。【8】这时法院既可以要求检察院移送所掌握的证据，也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然后作出裁定。如果认为没有足够的提起公诉理由时，驳回申请；如果认为申请正当时，裁定准予提起公诉。检察官必须执行裁定，正式提起公诉。这就是《德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程序”，该程序旨在保护被害人的正当权益，有效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裁量权。

5.自诉程序。通过自诉程序监督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指当检察官对某一案件的证人行使豁免权时，如果受追诉者不服，可以向法院提出自诉或申请，要求追究该证人的刑事责任，法院因此审查检察官作出的豁免决定是否正确的程序。这是英美国家的做法，例如1978年英国发生了“特纳诉检察长”一案。该案检察长为控诉特纳犯抢劫罪，豁免了其同谋者萨格斯的罪行，特纳不服，向内政部请求允许其对萨格斯提出自诉。内政部尚未对此作出决定，特纳的律师就成功地向治安法院提出了申请，要求对萨格斯发出传票，追究其已向警察承认的抢劫罪。然而检察长则认为，要求追究萨格斯的刑事责任是不公正的，决定自己承担诉讼责任，这样就引起了“特纳诉检察长”案。法官最后经过对案件的审查，认为检察长作出的豁免决定符合公众的利益，是公正的，决定不追究证人萨格斯的刑事责任。【9】由此可见，检察官在对有关证人免予或终止追诉方面的豁免权，还受到被追诉者启动自诉程序的限制。

(三) 被害人的机制

被害人的机制，是指被害人不服检察官的不决定，通过提讼的方式来监督制约检察官不裁量权的一种机制。这是那些允许被害人自诉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国家所普遍采取的一种制约机制。例如在法国，如果检察官作出不决定，受害人在接到检察官不通知后，有权向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可以要求刑事法院对刑事部分进行审查，这时检察官就必须进行公诉。【10】这种机制可以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裁量权。

(四) 特定组织的审查机制

特定组织的审查机制，是指某些国家设置了特定的组织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予以审查制约的机制。目前各国主要设置了三种特定组织，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审查：

1．英国的皇家检察监督机构审查机制。为了保证检察官公正执法，英国于2000年12月成立了皇家检察监督机构(theCrownProsecutionServiceInspectorate，简称CPSI)。【11】

CPSI监督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内容包括两方面：(1)对检察官已经处理过的案件进行审查。对检察官已经处理过的案件，如果案件当事人不满提出申请，或者CPSI的监督员发现重要证据说明案件处理存在问题或者社会公众反响强烈，CPSI小组有权调取检察官处理的案卷进行审查，也可以询问有关人员和进行必要的调查，根据调查和审查的结果，对案件的质量作出评价，如果发现问题，则向检察长提出改进建议。(2)监督检察官的整体工作情况。CPSI的小组通过以下方式来考察检察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到各地检察院进行实地考察；与不同级别的检察官交谈；走访与检察官有联系的机构(目前CPSI与警察局、法院、保释机构、大学、各委员会等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亲自参加治安法院和刑事法院的审判，观看和旁听检察官的出庭情况。如果发现问题，则向检察长提出建议。在此基础上，CPSI每年要对检察官整体工作情况，向总检察长报告，报告约10多万字，内容十分详细(包括情况介绍和具体分析)，从而对检察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整体情况进行监督。

2.美国的大陪审团审查机制。在美国，大陪审团是由法院确定的有法定资格的公民组成的一个审查案件的团体，通常由12至23名成员组成，各州人数不尽相同。大陪审团的职责就是根据检察官提出的案件情况和自己调查的情况，确定检察官控告犯罪的理由是否成立，决定是否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美国联邦和一半以上的州实行大陪审团制度。《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条规定：“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应当用公诉书；可能判处一年以上监禁或者劳役的犯罪应当用公诉书，如果被告人放弃公诉书，则该罪也可用书；其他任何犯罪，可以用公诉书或者书。”【12】可见在美国联邦，选择大陪审团公诉是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死刑犯罪除外)。某些州也规定了被告人的这项权利。被告人选择大陪审团提起公诉后，检察官应向大陪审团提交一份罪行控告状(或称公诉书草案)，然后大陪审团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在调查过程中，检察官应提供有关证据，以支持其控诉。经过大陪审团调查、讨论后，如果有法定数额成员(通常为12名)认为指控嫌疑人犯罪有可成立理由的证据，即决定提起公诉。如果大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持重罪控诉，但能证明嫌疑人犯有轻罪或微罪时，可以指令检察官向主管法院提出相应的。如果大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以进一步控诉，则作出不提起公诉的决定，撤销案件，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美国大陪审团的成员选自民众，属于代表民意的组织，因而它体现了民众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和制约。

3.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审查机制。在日本，由于刑事诉讼采取了便宜主义，检察官对一切刑事案件的或不都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裁量权，保证该权力的行使能够反映民意，日本于1984年设置了检察审查会，并制定了《检察审查会法》。根据该法规定，检察审查会为民选机构，由11名成员组成，其成员由具有众议员选举权的公民以抽签方法确定。检察审查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根据申诉人的申请或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对检察官的不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审查。如果检察审查会有8名以上成员认为检察官的不决定不正确，则制作建议纠正不决定的决议书，并送交申请人、作出不决定的检察官及其上级检察官。虽然该决议对检察官没有约束力，但由于检察审查会的成员选自国民，其决议反映民意，同时检察审查会的决议要公之于众，晓之于民，因而具有道义和舆论的力量，从而促使检察官采纳检察审查会的建议。而且如果上级检察官认为该决议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时，检察官则应当采纳该决议并提起公诉。日本的这种制度是针对检察官独占而设置的，其目的在于以社会公众的力量来监督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二、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为保证该权力的正确行使，我国也设立了相应的制约机制。

(一) 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设立了以下三种制约机制：

1.申诉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后，应当及时将不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上级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告知被害人。上级检察机关如果认为不决定错误的，有权撤销下级检察机关的不决定，作出决定，交下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复核机制，即公安机关不服检察机关的决定，要求上级检察机关予以复核的机制。这是我国特有的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极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级检察机关应当立即复核，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从而发挥对检察官不批准逮捕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作用。此外，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决定不的，应当将不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级检察机关接到公安机关的复核意见书后，应当进行审查，并将复核决定书送交公安机关。如果上级检察机关认为不决定有错误时，有权撤销不决定，作出决定，交下级检察机关执行。

3.被害人的自诉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的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的，应当通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不决定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七日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上级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上一级检察机关维持不决定的，有权向人民法院。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

(二) 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虽然法律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设立了上述三种制约机制，但是从司法实践效果看，这些制约机制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通过调查研究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上级检察官(检察机关)常常对下级检察官(检察机关)行使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这对于保证检察权行使的正确性，及时纠正检察官的不当决定，防止错案发生，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我国的检察实践看，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制约，往往是以口头指示的方式作出的。口头指示的方式，虽然灵活、简便，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利于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甚至容易导致检察权的滥用。例如，在实践中，有的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通过打电话、当面交代、让人带话等方式向承办人发出指示，要求其如何处理某个案件或者某个人。这种监督制约方式的随意性，不仅不能发挥对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制约作用，而且会干扰甚至破坏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2.被害人自诉制约机制不尽合理。我国法律虽然规定，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的不决定，可以径行向法院，即所谓的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但是，这种公诉转自诉的方式不尽合理，存在以下问题：(1)以自诉制度制约公诉制度，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有损于国家公诉权的权威性。从诉讼制度发展历史看，公诉制度代替自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在保留自诉制度的国家里，自诉的范围也在不断缩小，公诉的范围不断扩大，因而公诉权获得了优先的地位，并为当今各国法律所确认。而且在现代各发达国家，也不存在运用自诉权制约公诉权的制度，这表明以自诉制度制约公诉制度不具有合理性。(2)自诉权可能被被害人滥用，从而使法院徒增讼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3)被害人难以完成取证、质证、证明等诉讼活动。因为法律规定，被害人的自诉必须达到“有证据证明”，法院才能受理，而在被害人提起自诉前，原不案件的所有证据都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被害人很难获得证据。即使辩护人获得了有关证据，但由于公诉案件的复杂性，被害人也难以完成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质证、证明等诉讼活动。

3.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我国，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主要是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机制，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参与，因而是不完善的，必然影响监督制约的效果。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活动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再加上司法人员的专业一体化趋势，更增加了司法人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现实状况必然导致对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监督制约的弱化，使得社会公众对我国上述制约机制的不信任甚至丧失信心。这可从我国公民对“焦点访谈”等节目的关注程度、公民申诉不断增多的现象等得到印证。此外，我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司法腐败现象还十分严重，这也表明缺乏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的制约机制是不完善的。

三、完善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的构想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法律规定的关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以下制度来健全我国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机制。

1．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书面化的指令机制。针对司法实践中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口头指令的普遍性，为了防止口头指令的弊端，发挥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监督制约方式的有效作用，应当改变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口头监督制约方式，建立书面化的指令制度。指令的书面化，意味着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官的监督制约，只有以书面形式发出指令时，才对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具有拘束力，该检察官才能遵照执行。如果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的指令不是以书面形式作出的，就不能对下级检察官产生约束力，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就有权拒绝执行。

应当指出的是，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是就检察官处理案件的自由裁量权而言的，它并不排除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口头发出的指令。在我国建立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有利于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官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保证下级检察官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上级的指令，避免由于指令不明所引起的误解。因为无论是上级检察官个人的指令，还是检察委员会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表达，较之口头形式，更容易做到准确无误，因而更容易对下级检察官进行指导，防止下级检察官假借上级的名义办案，从而可以有效地对下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同时，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也容易被下级检察官理解和执行。(2)有助于促使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慎重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减少或避免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随意性。实行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在客观上能够促使上级检察官在发出指令之前，认真负责地考虑其指令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减少对具体案件盲目、不负责任的指令，防止上级检察官因人情或因受贿而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可以起到对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作用。(3)有利于增强下级检察官的责任心，促使其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因为实行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书面化，必将大大减少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对具体案件发出指令的数量，改变下级检察官办案依赖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指令的状况。这在客观上必然促使下级检察官学会独立自主地分析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正确认识和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总之，建立上级检察官(或检察机关)书面化的指令机制，可以有效地对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保证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2.法院的审查制约机制。在现代刑事诉讼中，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发展趋势。但是，如何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则是各国刑事诉讼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我国，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设立了公诉转自诉制度。但是，该制度却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完善。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借鉴德国的强制制度或日本的准制度。【13】但笔者认为，虽然德国和日本的上述制度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德国的强制制度的主要弊端是：一方面该制度不符合“法官中立”的要求，也破坏了审判机关“不告不理”的原则；另一方面强制检察机关违背自己的意志提起公诉，难以达到追究犯罪、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目的。日本的准制度的主要弊端为：一是将公诉权交由律师来行使，违背了公诉权的职权原则，即违背了追究犯罪的公诉权只能由代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专门机关行使的原则；二是由于律师缺乏独立性，将公诉权交由律师行使，难免出现法官将其意见强加于律师或者律师为了获得案源而迎合法官的现象，从而导致庭审流于形式，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我们不应当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制度，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公诉转自诉制度进行改革。笔者的具体设想是将其改革为法院审查机制，即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决定进行审查制约的机制。也就是说，当被害人对检察机关的不决定不服时，有权申请法院予以审查，法院应当对检察机关不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审查。通过对案卷和有关材料的审查，如果法院认为被不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果建议不被检察机关所接受，可以要求其上级检察机关督促执行。通过这种改革，既可以克服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弊端，也可以起到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

3.检察监督委员会的制约机制。针对我国缺乏民众参与制约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英国CPSI和日本检察审查会的做法，在我国成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的制约机制。其具体设想是：在各级检察机关所在地区，从社会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等机构中，选举出9-15人组成检察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精通刑事法律且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威望。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当地检察机关作出的各项决定是否正确。如果案件的有关人员对检察机关的决定不服，均可以向该委员会申请审查。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检察机关的决定不正确的，则制作建议检察机关纠正决定的决议书，送交申请人、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及其上级检察机关，同时向社会公布，以促使检察机关接受检察监督委员会的意见，从而实现以社会公众力量来监督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目的。

在我国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的制约机制主要有以下好处：(1)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申诉，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之间具有特殊的利害关系，使得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措施缺乏信任，导致当事人不服案件处理决定时，到处申诉、越级申诉等现象。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后，由于该委员会是由社会上有威望的人士组成，是中立的组织。所以该委员会的审查决议具有客观公正性和较高的权威性，能够被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而客观上可以起到减少当事人申诉，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信任的作用。(2)有利于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司法活动，增强司法活动的透明度。目前的司法改革，虽然制定了一些司法公开的措施，但与社会公众的期望相比，司法活动的透明度仍显不够，需要进一步增强。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后，由于该委员会本身是由社会民众组成的，再加上该委员会的决议要向社会公开，必然会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司法活动，从而增强司法活动的透明度。(3)有利于加强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但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专门民间组织，致使公民的监督处于分散状态，再加上一般公民的法律素质较低，难以形成有分量的监督意见，因而难以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而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则可集中一批精通法律的权威人士，提出有分量的监督意见，从而可以提高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

注释：

【1】转引自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10】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505页，第502页。

【3】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

【4】参见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173页。

【5】有些州通过预审确定此案应否送交大陪团处理，被告人应否受大陪团询问。

【6】转引自林达编著：《世纪审判》，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7】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8】被害人可以通过自诉途径追究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经过法院同意而作出不的案件以及因政治原因、引渡、驱逐出境等不的案件，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第2款之规定，是不准许被害人申请法院裁定的。因而被害人申请法院裁定的案件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9】参见[英]李约翰•丁•爱德华兹：《英国总检察长》，王耀玲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540页。

【11】2002年4月笔者参观了该机构，听取了该机构负责人关于该机构的详细介绍。

起诉意见书篇9

一、主要职责

(一）负责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落实法制学习；

（二）对本部门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三）负责本部门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备案管理工作；

（四）负责本部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五）承担本部门行政复议工作；

（六）承担本部门行政应诉工作；

（七）承担本部门行政赔偿工作；

（八）市局安排履行的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工作。

二、工作依据

（一）宪法；

（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民法总则、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

（三）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特种设备安全法、标准化法、广告法、公司法、商标法、专利法、合同法、计量法市场监管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业务流程

（一）普法宣传工作流程

（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流程

（三）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备案工作流程

（四）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流程

（五）行政复议工作流程

（六）行政应诉工作流程

（七）行政赔偿工作流程

（八）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工作流程

（一）普法宣传工作流程

依据市委、市政府依法治市工作要点及市局全员普法工作要求，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职责，年初制定宣传学习方案。利用国家宪法日、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结合“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4.26”知识产权宣传周、世界计量日、药品科技活动周、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全国质量月等重要时间节点，结合法律“六进”即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指导、配合业务科室开展法律、政策宣传活动。

内容包括：

1.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等基本理论；

2.宪法、党内法规以及其他国家基本法律；

3.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规章；

4.规范依法行政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等；

5.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和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国家安全、电信诈骗、扫黄打非、禁毒教育等重点领域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学习形式包括：

1.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班子成员集体学法每年2次以上。坚持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中心组年度学法计划。

2.集中学习。集体学法每年不少于2次，适时采取举办讲座、集中观看法治宣传教育、党建、党风廉政教育视频、组织在线学习等形式。

3.网上学法。

组织工作人员网上学法考法，参学人员网上学法课时达标率100%，应考人员参考率100%，合格率100%。

4.培训学习。组织干部职工进行专题法制培训学习。

5.其他形式学习。通过以案释法、典型案例、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活动，增强学法的覆盖面和吸引力。

（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流程

重大行政决策的内容：

1.全市市场监管工作中长期规划；

2.涉及全市市场监管重点工作的政策措施；

3.拟提交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的政策措施和规范性文件；

4.以市局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

5.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6.内部机构设置、职能调整和事权划分事项等。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程序：

1.登记。法制科接到决策承办单位递交的材料后，经审核认为材料齐备的，进行台账登记；认为材料不齐备的，应当要求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补齐有关材料。

2.审查。审查内容：决策事项是否符合法定权限；内容是否合法；制定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及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根据合法性审查需要，可要求决策承办单位提供有关材料；可以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合法性论证作为审查意见的依据。

3.审查结论。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下列审查意见：建议提交审议；建议修改完善部分内容后提交审议；对超越法定权限、内容或者起草程序存在重大问题需要修改完善的，建议暂不提交审议。

4.审查时限。自收到批办意见和相关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合法性审查工作;情况复杂的，经法制机构负责人同意，可延长审查时限。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流程图

重大行政决策承办单位递交材料

法制科登记

审查决策事项：

是否符合法定权限；内容是否合法；

制定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及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根据合法性审查需要，可要求决策承办单位提供有关材料；可以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合法性论证作为审查意见的依据。

5个工作日内，完成合法性审查工作;情况复杂的，经批准，可延长审查时限。

不符合要求，向承办科室反馈修改意见

符合要求，按要求提交审议

各科室修改后送法制科

（三）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备案工作流程

1.主办科室起草规范性文件后，连同有关法律依据、说明、政策解读等一并提交法制科进行合法性审查。

2.法制科统一登记后，对拟制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法定权限，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的政策规定，制定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

3.主办科室将印发的规范性文件一式3份、电子文本、制定依据、政策依据、说明和法制科审核意见，统一报送法制科。

4.法制科制作规范性文件备案报告，报送市司法局备案。

5.主办科室将正式文件电子文本提交局办公室进行网上公示。

6.法制科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提出重新公布、修改、宣布失效或者废止的建议。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备案工作流程图

主办科室拟制文件

主办科室起草了规范性文件后，连同有关法律依据、说明等一并提交法制科登记

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

是否符合法定权限；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的政策规定

制定程序是否合法

规范性文件不符合要求，向主办科室反馈修改意见

法制科制作规范性文件备案报告，报送市司法局备案，取得规范性文件备案号。

主办科室将印发的规范性文件一式3份、电子文本、制定依据和法制科审核意见等资料统一报送法制科。

主办科室修改后送法制科

5日内出具审核意见退回主办科室，由主办科室提交有关负责人签发

法制科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提出重新公布、修改、宣布失效或者废止的建议

正式文本在网站上公布

（四）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流程

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内容有：

1.行政执法主体是否适格；

2.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3.行政执法中认定事实是否准确、证据是否充分、定性是否准确；

4.行政执法中法律适用是否正确；

5.自由裁量权行使是否适当；

6.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

7.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的开展情况等。

行政执法监督按下列方式进行：

1.实行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报告制度。各区县（市）局、执法单位应当于每年12月底将本年度执法工作情况以及下一年行政执法工作安排向市局法制科报告。

2.实行行政执法检查制度。市局定期或不定期地采取案卷审核、听证、案件评查、内部巡查和案件回访等形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检查。

案卷评查可以采取抽查案卷、案件回访、异地互查等形式，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查，并将案卷评查情况进行通报。

3.实行行政复议制度。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等规定，开展行政复议工作。

4.实行行政执法案件移送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案件及违法行为线索移送的规定，构建顺畅行刑衔接机制，构建打假治劣联动机制，不断提高协同能力。

行政执法监督部门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按照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1.责令改正行政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

2.撤销违法或违规的行政执法决定；

3.对违法或违规行为内部给予通报，情节严重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成立行政执法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由法制科、机关纪委等相关人员组成的执法监督队伍。

（五）行政复议工作流程

1.对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的复议工作程序：

1.1申请：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后，由法制科统一接收、登记、审查。审查内容包括：申请期限、申请人身份、申请条件、申请行政复议的理由和要求等内容。

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自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1.2受理：法制科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报分管法制工作负责人批准，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对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除上述规定外，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1.3审理：

法制科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答复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法制科应当着重审阅复议申请书、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书面材料(如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被申请人的书面答复。

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个人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

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行政复议中止：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其近亲属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参加行政复议的；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或者被宣告失踪的；申请人、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参加行政复议的；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其他需要中止行政复议的情形。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法制科中止、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将制作《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告知有关当事人。

1.4决定：

在复议申请受理之后、行政复议决定作出之前，申请人基于某种考虑主动要求撤回复议申请的，经向行政复议机关说明理由，可以撤回。行政复议机关同意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由法制科制作《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报请主要负责人批准。

复议决定作出时限。自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杂，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由法制科统一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报请主要负责人批准。

复议决定的种类：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责令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等。

1.5送达：由法制科制作送达回证或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除法律规定的终局行政复议决定外，申请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6归档：结案后10日内，将相关案件材料归档并妥善管理。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复议工作流程图

申请条件：有明确的被申请人；有明确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复议申请范围；符合60日行政复议申请的一般期限；未提起行政诉讼。

提出申请

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自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对行政复议案件进行登记

不予受理：5个工作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对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转送：对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受理阶段

受理：符合法定条件，本机关有权受理，自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制作《行政复议受理决定书》送申请人；制作《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送被申请人。

1、被申请人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起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及其他相关材料

2、视情况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3、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

一般自受理之日起60日作出复议决定

经批准最长可延长30日

审理阶段

申请人主动撤回复议申请

制作《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经主要负责人批准

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

复议决定阶段

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经主要负责人批准

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

责令限期履行法定职责

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

结案归档

制作送达回证送达

送达阶段

2.对本机关申请复议的答复程序：

2.1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由法制科统一接收，登记后，报主要负责人，确定承办单位。

2.2法制科及时通知承办单位领取《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副本。承办单位在接到法制科通知后，迅速准备答辩书、相关证据及依据，会同法制科，报主要负责人审定。

2.3法制科在答辩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提交答辩书及证据材料、依据等。

2.4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10日内，将相关案件材料归档并妥善管理。

本级机关复议答复工作流程图

收到市司法局或省局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法制科统一接收、登记

报主要负责人，确定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领取《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副本，准备答辩材料及相关证据材料、依据

承办单位制作答辩书，报主要负责人批准

法制科在答辩期限内依照法律规定提交答辩书及证据材料、依据等至市司法局或省局

收到复议决定书

整理、归档

（六）行政应诉工作流程

1.对以市局为被告的行政起诉状副本及相关法律文书，由法制科统一接收、登记后，报主要负责人，确定承办单位、应诉人员。

2.法制科及时通知承办科室领取行政诉状副本、相关法律文书。

3.承办科室在接到法制科通知后，迅速开展应诉准备工作，准备答辩材料及相关证据，答辩书会同法制科，报主要负责人审定。

4.法制科在答辩期限内依照法律规定向法院提交答辩状及证据材料、依据、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等。

5.出庭应诉人员应准时参加庭审活动，遵守法庭纪律，注意出庭礼仪。

6.在收到法院裁判文书10日内，将相关案件材料归档并妥善管理。

（七）行政赔偿工作流程

1.申请：行政赔偿请求人提出书面赔偿申请后，法制科统一登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法制科自收到该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赔偿申请。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2.审查：法制科负责对赔偿请求进行初步审查，审查赔偿申请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范围，相关主体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受理后报请负责人，并确定承办单位。

对本机关不负有赔偿义务的申请，法制科应通知赔偿请求人向有赔偿义务的的机关提出。

3.决定：对已立案的行政赔偿案件，承办单位应在一个月内对赔偿请求提出予以赔偿或不予赔偿的意见，连同有关材料报送法制科审核。

法制科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制作决定书，报本机关分管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报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

4.送达：法制科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将决定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八）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工作流程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职责包括：

1.指导各相关责任单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流程；

2.大力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推进监管数据化、智慧化；

3.推进规范文明执法，强化执法监督；

4.开展涉企收费清理整治，降低企业成本；

5.加强质量宏观管理和品牌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为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6.加强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坚决杜绝利用职权“索拿卡要”，或者故意刁难。

工作流程：

工作来源：1.年初工作方案计划、上级领导机关交办：

1.1法制科进行责任分解，依据职能职责分解到各单位。

1.2各单位制定工作计划、整改措施，开展工作或进行整改。

1.3法制科对工作情况、整改情况进行汇总，上报或反馈。

2.投诉举报：

2.1登记：投诉举报可以通过网站、电话、走访、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对损害营商环境行为采取实名或者匿名方式进行投诉举报，提倡实名投诉举报。投诉受理机构为法制科。

2.2受理：明确的投诉举报对象；具体的问题、诉求和理由；必要的证据材料。对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的；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行政复议程序和仲裁程序的；已经被其他单位受理，且在规定办理时限内或者已出具处理决定书的以及其它不属于营商环境监督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投诉受理机构接到投诉举报后，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送达投诉举报人。

2.3办理：

投诉受理机构受理后，按照职责分工及时转交业务机构、职能科室办理，并出具交办函，投诉办理机构不得再次转交。办理机构应该通过采取约见双方当事人、现场走访等多种方式进行调查核实分析，根据事实和法律、政策提出公正合理的处理意见，督促迅速整改或立即整改。办理时限一般为

15个工作日，最长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需提前3个工作日书面报告投诉受理机构同意，延长时间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投诉举报人撤回投诉举报的、投诉举报人或者被投诉举报人就举报事项申请仲裁、提起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投诉举报终止办理。办理机构应当书面向受理机构反馈办理结果。

2.4核查：投诉受理机构应当对办理结果进行核查，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举报人，并听取投诉举报人意见。投诉举报人对办理结果不满意，并提供新的证据和理由的，可发回投诉举报机构重新办理，重新办理时限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2.5

结案归档

损害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工作流程图

受理条件：

明确的投诉举报对象；具体的问题、诉求和理由；必要的证据材料。

网站、电话、走访、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不予受理：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的；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行政复议程序和仲裁程序的；已经被其他单位受理，且在规定办理时限内或者已出具处理决定书的，其他不属于营商环境监督职责范围的。

对投诉举报进行登记

不予受理：制作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在不予受理通知书中详细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受理阶段

受理：符合受理条件，自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制作《受理通知书》送投诉举报人。

最长不得超过30日，特殊情况延长15日

按照职责分工及时转交业务机构、职能科室办理，并出具交办函，投诉办理机构不得再次转交。

办理机构应该通过约见双方当事人、现场走访等进行调查核实分析，根据事实和法律、政策提出公正合理的处理意见。

一般自受理之日起15日办结并向受理机构反馈

办理阶段

投诉受理机构对办理结果核查

3个工作日内将核查结果反馈投诉举报人

投诉举报人撤回投诉举报的

核查阶段

投诉举报终止办理情形

投诉举报人就投诉举报事项仲裁、诉讼、复议的

被投诉举报人就投诉举报事项仲裁、诉讼、复议的

投诉举报人不予配合调查的

投诉举报人不满意

起诉意见书篇10

一、引 言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如在我国，被告在签收状副本后，应当应诉，有权提出答辩状，同时答辩期间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也于次日开始计算。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当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在英国，“在高等法院提起的每一个诉讼都始于传票的签发，而传票或与之相当的文书的送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传票不能依法送达被告，法院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是文书送达的日期，而不是文书发出的日期”。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离婚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就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消灭的后果。但也许是因为民事送达程序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价值，人们并未给它以应有的重视，立法中对民事送达程序的规定只是寥寥数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做了8条规定），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时代，这不足为怪，然而，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问题的今天，依然忽视民事诉讼送达程序就有悖潮流了。我们应该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就民事送达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与完善民事送达程序谈一谈个人意见。

二、送达人与受送达人的确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送达人，但人们的概念中，人民法院为送达人是不言自明的。其实在国外，送达人并不限于法院，例如在美国，一般性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律师的事情，送达的目的是向受送达人通知诉讼进程的情况和消息；在法国，也是由原告向被告送达传唤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送达依职权为之”。在我国，送达是专属人民法院的职权，只能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送达回证，抬头标明“某某人民法院”并加盖院章，落款注明填发人与送达人，这里的填发人和送达人，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即实际填写、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人，或者称其为送达执行人或送达行为人更为恰当，他们一般是本案的承办人员（如审判员、书记员）或本院其他工作人员（如法警），也可能是其他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委托送达的情况下）。这里顺便谈一下法院内部管理问题？？应由法院哪个部门负责送达？有的法院是交立案庭送达，有的则交法警队送达，缺乏统一规定，以致一些基层法院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尤其是遇到当事人拒绝接收、地址不详、路途遥远等情况时，诉讼文书的送达更成为难题。关于民事诉讼送达的送达人为人民法院笔者并无疑义，但对于具体的送达行为主体，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之所以要明确送达行为人，是因为送达是一项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诉讼行为，状、上诉状、裁判文书等是否送达、送达是否合法、何时送达，都对民事诉讼的进程有较大影响，不应该出现随便哪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可以为送达行为的情况，而且对送达人来说，他负有及时合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法定职责，因此明确这一法定职责具体应由谁承担是极有必要的。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进行，”根据我国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趋势，审判员与书记员的职能日益明确分离，书记员将要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程序性工作，而民事送达，在现实中就主要由书记员承担，从民事送达自身的性质特点看，这一事务性为主的工作也的确适合由书记员承担。但不能不看到，单纯地把这一职责交由书记员承担并不现实。笔者认为，除书记员之外，审判员是应该有权从事送达这一诉讼行为的，而赋予法警这项职责也更有利于送达的进行。至于在法院内部管理上，对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状（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可由立案庭负责送达，对涉及强制性的诉讼文书如执行通知书及有关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决定书等亦可由法警队负责送达，以显示法律的尊严和威慑力。

再来谈谈受送达人。《民事诉讼法》同样未规定受送达人的范围。从《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可以看出受 送达人仅指当事人。但通常认为，受送达人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特别的情况下（民事抗诉案件）还包括人民检察院。对于受送达人来说，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其应该履行的诉讼义务，亦是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的现象，这当然既不利于法院送达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为此法律才特别规定了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两种送达方式。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将签收诉讼文书作为受送达人的诉讼义务明确下来。另外，容易被忽视的是，签收诉讼文书不仅是受送达人的义务，同样是受送达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因为当事人只有收到诉讼文书并获悉诉讼文书的内容，才能确定自己如何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如果送达不合法，当事人应当有权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又如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仅向当事人而不向当事人的人（主要是律师）送达裁判文书的情况，律师对此很有意见，但民事诉讼法却又并未赋予律师向法院要求送达裁判文书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同样有必要明确赋予受送达人以签收诉讼文书的权利。这里还要引入一个概念？？送达回证的签收人。《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可以看到，实际签收法律文书、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的人并不限于受送达人，除受送达人之外还有：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值得注意的是，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负责收件的人以及指定代收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诉讼参加人，无论如何不能归入受送达人的范畴，但在人民法院向其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时，法律已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义务？？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而且其签收行为将对受送达人发生法律效力。

三、留置送达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79条对留置送达做了如下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对留置送达又做了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从上述规定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留置送达的条件有所放宽，但留置送达还是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有着较严格的适用范围。条件一：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条件二：有见证人，且必须是特定身份的见证人？？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之所以要对留置送达加以如此限制，无非是要避免法院对送达这一职权的滥用。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一，按照法律规定，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法定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的送达方式，而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是，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送达诉讼文书时，受送达人不在其住所地。有可能是受送达人正好当时不在家，也有可能是受送达人地址有误或发生了变更，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员也采用留置送达方式，显然这与留置送达设置的初衷相背离，这种“留置送达”是不合法的。但不能不看到，相当多的时候，受送达人是故意逃避义务，尽量拖延时间以延缓诉讼程序及法院裁判文书的生效？？因为无法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时，法院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而公告送达期长达60日。如果任由恶意受送达人钻法律空子达到其目的，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其二，《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到场”，这里限制的是送达人，而“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却无到场见证的义务。如此一来哪个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愿意管这个“闲事”自觉履行见证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放宽留置送达的限制恐怕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其结果却是，“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更加有理由拒绝见证？？反正不签名盖章法院也一样可以留置送达。而法院送达时甚至干脆不去“麻烦”有关基层组织和单位，直接记明留置送达了事。因此，司法实践中完全合法的留置送达少之又少，留置送达有形同虚设的危险。在抱怨有关单位的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现有留置送达本身的合理性呢？不妨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放宽留置送达的条件，一是规定在有两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限于法官、书记员、法警）在场的情况下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二是规定在向经受送达人认可的地址送达时，一定时限内两次不同时间送达均无人接收，即可适用留置送达，从而免去公告送达耗时较长的弊端。

四、邮寄送达问题

邮寄送达是为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法所肯定的送达方式，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不指定代收人的情况下，通过邮局送达，视为有效送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80条对邮寄送达做了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法院距离受送达人住地较远的情况适用邮寄送达。但具体送达过程中，尚有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例如如何确定邮件中所含诉讼文书的种类（已有法院采用公证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必须受送达人本人签收等等。又如，作为已经送达重要依据的是邮局回执，而根据邮政部门的惯例，邮寄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邮件，并不需要在递交收件人后向寄件人出具回执，法院只能通过邮件收据向邮局查询。以至于一些法院习惯将挂号邮件收据作为送达凭证附卷。而挂号邮件收据并不等同于邮件回执，前者是邮局签发给寄件人，表明邮件已被邮局收邮，是投邮者在一定期限（一年）可以查询和索赔的凭证。后者由受送达人署名签收，并注明了收件日期，是表明受送达人已经收到邮件（即送达法律文书的凭证）。大概是基于上述原因吧，除与邮局签有特定协议外，本市法院极少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笔者所见的“邮寄送达”一般是这样的情形：①传票的送达。对远郊区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将传票和送达回证同时寄交当事人所在村的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将传票转交当事人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然后寄回法院；②裁判文书的送达。在案件审理终结前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愿来院领取法律文书并主动要求事先签送达回证留在法院时，法院在裁判文书制作完毕后寄给当事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当事人省时省力省钱，法院亦能够如期结案。诚然，法官应该向当事人讲理说法，告知签收诉讼文书是当事人的义务。但如果当事人坚决不来领取诉讼文书法院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派车派人送达，遇到当事人拒收又找不到见证人或当事人家中无人的情况，还得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生效又要等上60日。所以虽然这种“邮寄送达”的做法很不规范，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鲜见。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人民法院委托邮政部门送达的情况。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纷纷与邮政部门签订委托协议，以特快专递形式对部分诉讼文书进行送达。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采用了此种方式送达部分诉讼文书，邮局还专门为此 设计了投递单，其上列有案号、法律文书、证据材料、不能送达的理由等需填写的项目。这种送达方式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邮寄送达有相吻合之处，又有一定差异，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在具体应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提倡者有之，其理由是：邮寄送达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随着人民法院受案数量逐年上升，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件越来越多，送达这一诉讼程序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法院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影响着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落实。邮局利用其固有的投递网络，会比法院自行送达效率更高，送达更准确。反对者亦有之，其理由有：这种送达方式导致送达主体资格不合法。送达主体是人民法院，送达文书既是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同时也是法定义务。而法院的职权是不能授权委托邮政部门的，同时其法定的义务也不能有偿转让给邮政部门。这种名为邮寄送达实为委托送达的方式，混淆了委托送达与邮寄送达的法律关系，混淆了人民法院与邮政部门在诉讼文书送达中的法律地位，有损于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送达方式实际采用了委托送达，邮政部门不具备受委托的主体资格，对此也没有司法协助义务，受送达人拒收时邮递人员不能留置送达，受送达人不在或下落不明，其同住成年家属代收效力或人民法院根据邮政部门证明而采用公告送达的效力问题，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无法保证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此种送达方式还会导致收件人和收件日期不明。根据法律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邮件回执不能与送达回证等同起来，同时代收人的身份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无法证实。因此，法院无法确定收件人是否收到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及日期。显然，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综合考虑这种送达方式的应用效果，其方便快捷节省费用的优点还是受到了法院、当事人、舆论界的广泛好评的，它尤其适应了当前追求诉讼效率的价值取向，而且，邮寄送达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送达方式，已为实践证明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不应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邮寄送达这种方式，注意在重视效率的同时不以牺牲程序规范性为代价。

五、公告送达问题

公告，是人民法院就某些诉讼活动或者特定的人和事，依法向社会公开和张贴的告示性司法文书。公告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一种送达方式，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84条。公告送达的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主要内容，如状、上诉状要点、开庭时间、地点等刊登于报纸、张贴于法院公告栏或者受送达人原住所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①送达诉状副本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收到上诉状）5日内将状（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并通知其应诉、答辩。但是，遇有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状（上诉状）副本的，则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送达诉状副本的公告常常与送达开庭传票的公告合二为一：在送达诉状副本的同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对方当事人。公告兼有送达诉状副本和通知对方当事人应诉的双重作用。公告期间案件审理暂时中断，公告期满，审理程序恢复。受送达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应诉答辩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公告送达状或上诉状副本的，应说明或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传票，应说明出庭地点、时间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②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必须依法宣告并送达当事人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于下落不明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裁判文书的当事人，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公告刊登之日即为结案日，公告期满则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应说明裁判主要内容，属于一审的，还应说明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院。由此可知，法院诉讼公告是严肃的法律文件，对法院诉讼公告的内容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得自由发挥。不仅要依法制作和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规范性，格式和内容必须是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化的，以保证公告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是十分常见的，但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制订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提供了两种送达公告的样式：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用（样式226）和公告送达民事裁判文书用（样式227）。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事上诉案件中如何利用公告传唤上诉人。因为从上诉人提出上诉到二审法院正式立案审理是要经过一个周期的，这期间上诉人的住所是有发生变更的可能性的，而流动人口的增加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传唤到上诉人经常成为令书记员头疼的难题。甚至相当一部分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真实原因就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义务，他们往往上诉后即“消失”。在现有的几种送达方式无法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通知其开庭时间，并告知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法律后果。而公告送达传票需要60日，此后法院做出的按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仍须公告送达，于是又要等上60日裁定书方能生效。前前后后至少四个月时间过去了。再加上两级法院之间移送案卷的时间、第二审法院采用其他送达方式传唤当事人的时间，待被上诉人持二审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时，至少已经是一年半载之后，即使侥幸能够执行回来，被上诉人得到的也只是迟来的正义。实践中对此已经有所“突破”？？诉讼文书样式中不是没有此种公告的样式吗？就自己创制？？在公告中确定一个开庭日期，同时告知上诉方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按撤回上诉处理，并将该公告张贴于法院公告栏以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供的住所地。严格地讲，此种公告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但实践中之所以有这种“突破”，也是现有法律规定不尽合理、不尽明确的缘故，从诉讼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对现有法律应该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