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公诉环节的举证能力措施

新律师法自2008年6月1日实施以来，给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能力带来了挑战和机遇，现结合我院的工作实践，谈一点体会和拙见，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目前基层检察工作不适应新律师法要求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与律师沟通的工作机制，对证据的动态控制能力不足

根据新《律师法》第34条的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可以分享案件的所有证据，刑事案件的所有证据对律师成为公开的。但是目前检察机关缺乏与律师沟通的合法机制，公诉人在庭前很少与律师开示证据，而《律师法》解决了律师了解公诉人所掌握证据的问题，公诉人却没有了解律师掌握证据的合法渠道。如果律师不主动向公诉人出示和提供，公诉人只有到审判阶段才能掌握。证据的不确定性无疑加大了动态控制的难度。

（二）公诉引导侦查的能力不足

由于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的原因，公诉工作对侦查的引导指挥作用发挥不够，公诉与侦查在工作衔接上存在不足。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审查逮捕环节对公安机关的证据引导作用大于公诉环节，案件批捕进入公诉环节以后，公诉部门的补查意见往往落实不力，时而出现经两次退补后，证据并没有新的变化的情况。检察机关自身也存在公诉对自侦工作引导不力的问题。尤以自侦部门对言辞证据的取得和固定能力不足为上。随着嫌疑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律师法律服务作用的加大，因检察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性在降低，嫌疑人不供、翻供的现象增多，口供的突破难度日益加大，从我院今年来办理的自侦案件看，嫌疑人在侦查环节供认，在审查批捕或起诉环节翻供的现象比较普遍。加强公诉引导侦查的作用，两环节合力固定证据显得尤为重要。而实践中因两环节配合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直接影响证据的证明力。

（三）把握被告人翻供的能力不足

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推翻原供述否认自己犯罪的情形，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一些办案人员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重视程度不够，把握能力不足，致使一些案件因翻供而导致撤案，甚至一些案件在庭审时因应对翻供的准备不足导致因被告人翻供增加公诉人出庭的难度，影响到检察机关和国家公诉人形象，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四）审查起诉部门和批捕部门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大多实行批捕和起诉相分离的职能设置模式，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分属于两个部门行使，这样设置有利于加强内部监督，杜绝以案谋私。但是由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分属于两个办案环节，自然而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审查批捕环节在法庭示证方面考虑的少，但对侦查的引导效果明显，一些关键的证据到了起诉环节可能因时过境迁丧失固证时机。审查批捕环节嫌疑人翻供较少，办案的检察人员对有罪证据的了解较起诉环节的案件承办人更加直观。近年来我院针对这一问题建立了两环节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两部门在工作中相互通报情况，侦监部门加强与公诉部门的合作，案件批捕后公诉部门及时跟踪，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二、提高控证能力的策略探究

（一）加强与律师的合作沟通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和自侦案件的侦查权，是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责任，维护恢复被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律师则行使辩护权，以事实为依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它罪，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样，检察机关和律师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方向相反的基本对立面。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两极，作为同是法律职业的检察官和律师，其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是一样的，都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之下，都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最终形成抗辩平衡，体现程序正义。因此，律师的执业活动与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检察机关与律师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检察机关为了做好证据的使用及诉讼工作、避免败诉，应该加强与律师的交流，具体分析包括以下工作。一是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减小检察机关对证据占有的不确定性。所谓证据开示，是指控辩双方在开庭审判前或者审判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互相披露各自掌握或控制的诉讼证据和有关资料的活动。今年来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与律师协会签订了《证据开示协议书》，值得借鉴。二是听取辩护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意见。首先要虚心听取辩护律师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当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接受委托后，一般要来公诉部门与公诉人见面、复制案卷材料等，公诉人可以告知辩护律师在适当的期限内对案件提出书面意见。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再次要在起诉书中应该比照判决书的书写模式，将辩护人意见及辩护人掌握证据书写其中并附案卷提交人民法院。三是积极协助律师管理部门监督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一要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及时通报情况，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规范律师行为，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行为。二要加强对律师诉讼行为的监督。对在刑事诉讼中发现的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和妨碍作证的犯罪线索，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并协助侦查，从而使严重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得到遏制，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二）提高应对犯罪嫌疑人翻供能力

1．认真分析翻供理由，正确对待翻供。翻供有真有假，被告人推翻以前的供述只要理由充分的，应耐心的听取并积极查证。第一、严格贯彻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对案件证据全面审查。重点审查法庭审判中所需要的证据是否齐全可靠，是否客观真实，来源是否合法，对有疑问的证据要仔细排查，当事人反映强烈的问题要认真调查。审查案件时既不能先入为主，仅仅注重有罪证据而忽视无罪、罪轻证据，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轻信口供，放纵犯罪。第二、积极地补充完善证据材料。在审查起诉中，翻供的真与假、虚与实，还是要通过审查证据材料来加以认别。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如果卷宗材料未加以收集的，应积极的进行补充和完善证据材料，要把这些工作做在庭审以前，不要怕犯罪嫌疑人提出新的情况，更不要害怕辩方提出新的证据，把案件疑点解决在出庭公诉前，才能更好的指控犯罪。第三，对于证据间存在矛盾的，应进行全面复核，具体可以采用“详细笔录法”，堵住影响定罪量刑的每一条退路。

2．加强政策攻心，铲除犯罪嫌疑人翻供的侥幸心理。对于翻供的案件，要认真分析翻供的真正原因，对于无正当理由的翻供，要加大法制教育力度，促使其悔罪，对于被告人供认犯罪事实的案件，要建议法院依法轻判。

3．加强监所监督，增进侦、检交流，培植优良司法环境。加强对监所管理执法的检察监督工作，杜绝因监管工作疏漏造成的嫌疑人翻供的问题。

4．充分做好庭前预测，应对当庭翻供。加强对庭审局局势的预测和控制。及时了解被告人的心理变化情况，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和心理支持，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控制能力，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提前制定预控方案，做好技术保障，确保达到庭审的预期效果。

（三）坚持程序公正原则，全面提高证据的收集、运用和示证、质证能力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1］改变传统刑事诉讼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刻不容缓。新《律师法》充分体现了证据公开制度，这一制度的充分实现有助于“促进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的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资源平衡，实现控辩双方对侦查设施的资源共享。”［2］新《律师法》的修改扩大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权利，正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律师诉讼权利的意义，它的修改不仅仅是辩护制度的一大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导致我国侦查模式、侦查秩序、侦查体制的重大变革，促使我国的侦查模式，由供到证转变为由证到供。［3］司法机关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才能适应发展的潮流。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加强对证据的收集、运用：

1．强调证据的诉讼性特征，树立诉讼意识，增强对证据的把握能力。近年来，刑事证据的诉讼性特征引起学者关注，一些学者因而将证据划分为审前证据、审判证据与裁判证据［4］。由此可以看出，证据随着诉讼环节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变化规律，强调证据的诉讼性特征，加强对诉讼主体、诉讼阶段的研究，对于提高证据的举证能力非常必要。首先，做好初查和第一次审讯工作。律师介入后可能对嫌疑人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侦查的重心必须前移，要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权利的措施，做好查案的基础性工作。强化讯问技巧的运用，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讯问技巧是有效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5］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和讯问技巧的运用以及灵活把握强制措施的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要注重调查取证和完善固定证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口供作为一种直接的定案证据，对定案有重大影响，但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善变性，也一直是侦查实务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注重调查取证工作，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及时发现并堵死证据中的空隙、漏洞，完善证据，坚定不移地推进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6］把讯问（询问）与全面获取证据结合起来，使之供证结合，让犯罪嫌疑人、证人自书供述、证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其次，改革侦查方式，加强科技投入，提高侦查的手段和固证的效率。近年来，检察机关为适应工作需要，建立了侦查一体化机制，要充分发挥该机制的作用。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侦查资源，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步进行讯问同案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冻结款物等工作，争取第一时间取得主要证据。同时要依法全面收集证据，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在收集证据上，不仅要做到依法，同时还要做到全面、客观，提升侦查的主动性。

2．充分发挥公诉的导向作用，全面提高举证的水平。证据的诉讼性特征的另一突出表现是,不同的诉讼阶段，诉讼主体发生变化，证据的证明方向、证明力也会有所变化，因此，协调侦查和起诉关系，形成合力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公诉机关应当积极与侦查机关沟通合作，在加强对侦查的程序控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审查逮捕、公诉工作对侦查的指导、引导作用，形成合力。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的立法建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思路：“人民检察院有权从公诉的角度就同级其他侦查机关正在进行的案件作出必要的指示。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其他侦查机关在进行初查的同时，应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到场。接受指派的检察官有权提出侦查的线索、方向、应予收集的证据以及证据如何保全。侦查人员应听从检察官的一般指挥权和具体指挥权。对于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听从指挥的，检察官可以要求该侦查机关负责人撤换侦查人员，并有权提出相应的制裁建议。”对于自侦案件，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侦、捕、诉联动机制的作用，统一执法思想，加强捕、诉部门的介入侦查，及时掌握案情及证据变化动态，提高补查能力，形成强有力的侦控机能。其次，公诉人应更新证据观念。在证据收集中既要重视收集的结果，更要注重收集的程序，注意把证据取得的细节、过程加以固定。要减小对非言词证据的依赖，改变以往多使用言词证据、书证、物证这三类证据的状况，加强对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的运用，多角度全方位还原证据的真实性，提高证据的证明力，尽量防止发生言词证据翻供带来的证据薄弱的被动后果。

3．要加强对证据规则的研究和应用，努力提高法庭示证、质证的水平。当前，我国对于证据立法的进程比较迟缓，在司法实务中对于证据的审查运用缺乏系统和完整的法律依据，这就为检察人员运用证据指证示证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就司法证明模式而言，我国现行的证据法律制度下，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7］作为审查逮捕部门和公诉部门，在引导侦查和法庭质证工作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注重对证据理论的深刻研究和对证据规则的熟练掌握。在实践中，刑检办案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侦查部门对证据的收集固定上，指责侦查人员证据收集不到位，而对于质证能力的提高研究不够深入，有的办案人员不了解职务犯罪的犯罪特点和证据规律，经常会出现指导意见脱离侦查实际的情况。因此，基层办案人员必须要加强对证据法学的研究和运用，从证据的特性、证据收集的规律、证据规则运用等多方面加强对证据特别是翻证、翻供的分析运用技能，提高庭审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