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范文10篇

公诉人范文篇1

一、理念及司法理念的概念

理念，采用拆字注释的方法，“理”为道理、事理、理性；“念”为内心的打算或想法。因此，理念应作理性的思想认识解为妥。理念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极其古老而重要的范畴，然而，就其最初的古希腊词源而论，“理念”仅仅是指见到的东西亦即形象。此后，随着古典哲学，尤其是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的发展，人们逐渐将理念归结为存在于人思维中的社会某一现象的价值思考，这个概念的出现对于我们研究司法理念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理念是指人们（特别是司法工作者）对于司法活动的本质、规律及内在属性的理性认识和总体把握，是指通过司法实践活动，经由“感性——知性——理性”的认识过程，进而获得的对法的精神以及价值的解读，是人们对司法的认识活动的结果，具有显著的职业性、稳定性和独立性。综上所述，我们所要阐述的公诉人的司法理念实际上也就是公诉人员在自身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刑事司法制度的综合性、严谨性、原则性的理性认识。

二、强调公诉人司法理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公诉权行使不当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随着民主法治意识的逐渐深化，检察机关也在不断强化内部建设，努力提高国家公诉人员的素质。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公诉权的行使依旧存在着许多不正当、不规范的现象。首先，公诉人尤其是主诉检察官的素质参次不齐。实施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后，案件的起诉与否基本由主诉检察官自行决定。然而，由于当前不少检察官自身的理论修养和业务水平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这种放松对起诉进行管理的方法往往导致执法的不严格、不公正，造成起诉不当或者违法办案的严重后果。再者，检察委员会对于案件的研究尚不够仔细和严谨。由于工作繁忙、时间紧迫，检察院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召开检察委员会研究案件大都出于临时动议，由分管副检察长向检察长提出建议，检察长根据建议决定召开检委会对案件加以分析、讨论并做出决策。显而易见，检委会委员对于案件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案情也基本是由承办人负责具体介绍，这就使检委会委员的思考易受承办人的影响，自身对案件的考虑缺乏独立性，最终使得检委会很可能做出与事实不符的决定。公诉权不当行使这一现象的存在必然要求公诉人员在公诉活动中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理性、准确地行使公诉权，保证刑事诉讼的公平和正义。

2、我国法律体系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机关总是尽可能制定出各种详尽的部门法以求司法机关能够引律据典地解决在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然而，成文法自身却具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法律一经颁布，便揭开了其滞后和不可周延的序幕。无论法律体系如何严谨规范，无论法律条文如何尽善详细，随着时代的发展，部门法并不可能妥善解决每一个司法活动中的新问题。在此情况之下，司法工作很容易产生混乱和随意。因此，公诉人员更需要保持统一的现代司法理念且以此作为办案准则和执法依据，以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业务素质准确行使自由裁量，唯以此才能较好弥补成文法在应用中所带来的不足，确保司法的统一性和法律的正义性。

三、公诉人司法理念的主要内容

1、法治理念现代公诉的起源表明，最初设计由检察官负责起诉的制度是为了加强诉讼的国家纠问性。公诉作为国家主动追究犯罪的形式，其价值目标在于保障法律的威严及其至高无上的效力，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力遵行。故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检控的公诉人员，在司法活动中必须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树立法治理念。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法律至上，法律拥有最高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破坏法律的践行。洛克曾经指出：“国家的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强调法治，就必须保证法律的绝对统治地位，保证其5972007.05不受一切外来因素的影响并在生效范围内得到一体遵守。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经历数千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对权力的过度信仰和膜拜使得法律始终没有成为公众崇敬的对象，人们对法律的服从大多是由于惧怕违反法律会招致国家强制力的惩罚。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法制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依法治国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作为公诉人员，更应该切实保证法律的统治地位，坚持法治理念，主张司法独立，拒绝权力的不正当干扰，从事一切活动都必须遵从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维护法律的尊严，实现公诉权与法律监督在诉讼程序中的统一。

2、程序正义理念法律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即为正义。正义在法律制度中一般表现为两种：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是指对于实体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确定和分配时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它强调的是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程序正义则是法律程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程序正义要求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受到平等对待以及得到主张权利的平等机会。程序正义论认为，法律程序是为实现独立于最终判决结果的诉讼进程的价值目标而设计的，其所保证的是任何公民都能够不受限制地平等参与到诉讼中去并受到公平的待遇。根据程序正义理论，只有保持程序正当，只有“诉讼中再现的冲突事实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受到法律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认定为法律真实的事实才是程序公正所依赖的冲突事实。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没有相应的诉讼程序予以保障，任何完善的实体法律都将无法得到预期的立法追求和司法效果。公诉人员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正义理论，树立“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的思想，把实现程序正义放在显要位置，维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证通过符合法律程序的诉讼实现最终的实体正义。为确保程序正义，公诉人员应该立足法律真实，追求客观真实，尤其应该注重正确把握起诉证明标准，防止错诉、滥诉现象的发生。在审查判断证据时，不仅要认真审查每一个证据的可靠性和关联性，更要注意每一个证据的发现、提取和保管等程序是否存在违法现象。对属于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及时排除，切实保证程序的无瑕疵。关于证明标准的确立，要严格贯彻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等关于证据采用和排除的相关规定，结合具体实际，力求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理念得到保障以及社会整体利益得到维护。

公诉人范文篇2

关键词：庭审举证；方法策略；技巧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负有举证责任。所谓公诉人的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是指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行为达到法律规定的足以认定其有罪的责任。检察机关能否顺利实现公诉职能，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有效打击犯罪，公诉人的庭审举证是重要环节。如果举证不力，就会陷入被动局面，甚至导致法院不支持公诉人的指控，而判被告人无罪，使公诉失败。所以公诉人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证据状况，注意运用相应的举证策略与技巧，提高举证的效果，以达到举证的目的。本文试就此谈几点浅见。

一、庭审举证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刑诉法规定了7种证据，但对举证顺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第157条规定公诉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二)举证当中重点不突出，层次不分明，显得杂乱无章。

(三)举证不全面，该举证的没有举证，不该举证的却详细举证。

(四)举证时没有对证据合法性证明力作出说明……等等。

二、庭审举证的方法策略与技巧

(一)巧妙安排举证顺序，扩大举证效果

在庭审中，公诉人若想胜诉，举证顺序的安排十分重要，它直接影响公诉人论辩的效果。一般来就，举证顺序应具有逻辑性，所举出的证据应环环紧扣，在法庭上如何证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先出示什么证据，后出示什么证据，应巧妙安排，以取得最佳的效果。一般策略是先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后物证，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宣读书证……等顺序举证，以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但实践中具体案件各有不同，其采用的举证顺序也应有区别。

1、一人一罪的案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据时，可按证据的证明力强弱，先后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存在的各种证据。

2、共同犯罪的案件，公诉人应先对主犯进行举证，再对从犯进行举证。对共同犯罪中不认罪的，应该运用迂回举证的方法，先对认罪的被告人进行举证，扫清，待犯罪事实被法庭确认以后，再集中出示各种证据，全力攻克拒不认罪的被告人。

3、对于有直接证据，有间接证据的案件。应先举证直接证据。后举证间接证据。

4、对于有矛盾证据的案件，公诉人应首先向法庭出示有利指控犯罪的证据，并使有利证据形成一个稳固、合法、有效的证据体系，之后再向法庭指出矛盾证据不可信，应予以排除。

5、对于被告人当庭翻供的案件。在进行举证时，应首先宣读被告人曾经供述过的记录在卷的被告人供述笔录，之后再宣读直接证实被告人犯罪事实存在的事实证据以及其犯罪时使用的实物证据。

6、对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要首先举证构成犯罪的证据，然后是罪重、罪轻的证据，最后才是量刑情节等其他方面证据。

(二)应注重举证的条理性

所谓条理性就是要求公诉人举证时根据案情的特点和证据性质将事实和证据进行分门别类，然后有条不紊地向法庭举证。

1、按序分段举证法。就是根据案件发生、发展中的自然停顿为标准，将整个案件划分成若干阶段，并对每个阶段要证明的问题和证明这些问题所需的各种证据材料按照一定顺序(如先主后次，先重后轻，先言后物后书证等顺序)分别列举的方法。按序分段，每个阶段都有一组证据材料相对集中出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结构合理，证明力强。对于同类数罪案件，则以每一次作案作为一个举证单元，在出庭支持公诉一些重大复杂、证据较多的疑难案件时，采用这种方法效果明显。首先，它既有效克服一次性调查，一揽子举证造成的事实和证据不能及时准确相互对应的弊端，也防止了一事一证，举证零散，不易归纳总结等现象；其次，这种方法便于法庭及时果断地采纳证据，接受指控，也可使旁听群众准确、细致地了解案情，从而大大加快庭审节奏，提高工作效率。

2、连环举证法。就是指公诉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把依法获取的每一个能够证明案件某一局部情况或者个别情节的间接证据，依据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必然联系，按照先后顺序串连起来，组成完整的证据体系，然后采用逻辑推理、组织、出示证据的方法。运用时应注意：首先在举证中注意论证每一间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都能证明案件的某些情节；其次严格遵守举证的先后承接顺序，防止前后颠倒；再次注意论证所有间接证据协调一致，环环相扣，构成体系，并且能够排除对所证明事实的任何合理怀疑。

3、综合举证法。有些一个被告人犯有多起犯罪事实或者多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某些证据在该被告人多起犯罪事实中均有证明力，或者能够证明多人共同犯罪，如果在讯问完一个犯罪事实或一个被告人后就将该证据使用一次，就会造成重复多次使用，给人生硬、机械之感。如果在讯问完所有犯罪事实或被告人之后，将该证据综合使用一次，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增强庭审效果。

4、集中举证法。一般来说，一个案件只有一个或几个问题是控辩论的焦点，对于双方均无争议的事实，诉人人举证将可适当从简从略。对于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公诉人将所有能够证明该事实和犯罪的证据集中起来，先主要证据后次要证据，先直接证据后间接证据，逐一向法庭举出，并加以适当说明，阐明该证据的来源及可靠性，所证明的内容等。

5、选择举证法。是指公诉人在举证时，对数个证明同一犯罪事实情节的同类证据相互比较，从中选择出一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证据，详细列举其全部内容，对其余证据则只作简单说明，不再详细列举内容的举证方法。这样举证的好处是简明扼要说明问题，不仅可以节省诉讼时间，而且还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6、编号举证法。公诉人根据案情特点和证据性质，可将证据分门别类逐一编号，庭审举证时就按照编号逐一举证，特别是某些物证较多的案件，可将物证逐一编号并贴上标签，举证时逐一地说明物证的来源、固定方法及特征加以举证。编号举证法可以有效地克服一案众多证据杂乱无章、或同类物证易混现象，使举证工作井然有序。

(三)应保持举证的节奏性

公诉实践中，一些公诉人重视了举证的策略和条理性，却又出现了另一个现象，即忽视了举证的节奏性，如举证时不分主次和详略，关键情节一带而过，而无关紧要的情节却一条不漏地列举，让合议庭和旁听听众听后搞不清他举证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要论证的重点是什么，也不能集中合议庭的注意力，影响举证的效果。因此举证应保持节奏性。

所谓节奏性是指公诉人在举证中根据案情结合辩护规律确定举证重点和非重点，相互地控制好快慢、轻重节奏，确保重点问题的举证。在决定定罪量刑的重点问题上可放慢举证节奏，加大举证力度，突出重点，从而收到扼住要害的显著效果。具体地说，在举证中。公诉人首先应注意捕捉牵一发动全局的犯罪情节。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及类似伤害案中的伤害程度、盗窃案中的盗窃数额等重要问题。其次，公诉人应选择犯罪中实施阶段为重点。因为实施阶段是犯罪过程的中心阶段，它不但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纽带，而且也是犯罪意图外化，形成定罪量刑的主要事实根据阶段。再次，共同犯罪案件选择主犯为重点，抓住主犯就能把握案件主线，比较顺利地定罪量刑。第四，选择易成为辩论焦点的地方为举证重点。归根到底，讲举证保持节奏性就是强调公诉人举证要紧紧围绕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分清主次，详略得当，突出重点。

公诉人范文篇3

一、存在问题

(一)在理想、信念方面，自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责任意识和政治敏锐性。在检察工作中，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观念不强。政治学习的自觉性不高。虽然平时能积极参加集体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学习，但自己花时间学习党的理论文章的自觉性不高，钻不进去，学习的内容不系统、不全面，对很多新事物、新知识学习得不透，没有力求全面发展，偏重于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内容，对当前新的政治理论掌握得不深，不透。

(二)在宗旨观念方面，存在着考虑个人利益多，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不够的问题。在近几年提职、晋级等问题上，想得多的是自己应该得到什么，很少思考自己作为一名党员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什么。在从事检察工作中，存在着对律师、当事人态度不够和蔼的问题。

(三)在党的观念方面，片面地认为，检察工作应该独立。有片面追求单一的法律标准的倾向，不太重视领导批示，对检察工作中常常忽视了党的领导，对纪委等单位对案件的批指示，态度上不够尊重，有单纯的业务思想。

(四)在业务学习和工作方面，近年来，工作满足于过得去，缺乏开拓创新意识，对新形势下检察工作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缺少对策，解决复杂案件、破解难题的能力不强，工作中创新意识不强。

近年来，公诉部门频频有办案人员和部门领导出问题，我没能积极地从这些反面例子中吸取教训，反而消极地认为公诉工作目前也属“高危”部门，有平安安完成任务，甚至有平平安安混退休的想法，缺乏用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不够。

回忆近年办理过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案件主要有刘国兵、刘永远、李金土、林惠玉等案，虽然在审查中我能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无罪的意见，但遇有开庭时却只把无罪的依据向法庭提出，不说自己的结论意见，仅说“请法院依据本事实，依法裁判”。有回避责任，踢皮球给法院之嫌。纠其原因还是对疑罪从无的刑事原则缺乏彻底贯彻的勇气，不能理直气壮执法。

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对于违反程序的案件多注重实体上的解决，没有解决程序纠正的对策，缺乏解决的办法。在办案中重就案办案，自己身处是上级公诉部门，却忽略了对下级院的指导。遇下级院查问批复理由或对批复提出置疑时，往往缺乏做耐心的解释工作，有时态度生硬，甚至在报告中直言下级院对法律理解有错误。对基层同志的工作不够尊重。

自以为从事检察工作XX年，出了不少力，把人生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检察事业，做好本职工作，满足于不出问题，当好一名普通的检察干警，做好份内的事就可以了，没有争当先进的意识。因此，工作中，只是平平淡淡，只求本职工作完成好，领导安排的任务去完成，被动地工作，本职以外的、领导不安排的不管不问，有与己无关的思想，超前意识不强。如此影响了工作能力的发挥，在工作中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五）保持和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不够。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时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满足于过得去、差不多，对时时处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这根“弦”绷的不紧。

（六）业务能力不够过硬。虽在XX年的检察实践工作中积累了一些实际工作经验，平时也不断地加以总结，能与业务能力较强的同事同行交流，并通过业务实践不断加强提高业务水平。但因为以往正规全面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的缺失，和长期只注重实务，只注重解决所办案件中存在问题的对检察业务认识上的偏颇，导致理论基础不够扎实，不够系统。对此，近年来，我不断通过业余时间，通过对所办过的案件进行总结。

在对高检贯彻“三个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重要思想的前提下提出的“科技强检”的意义理解得不够深刻。虽对电脑网络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仅仅把它当成一种工作技能，仅仅把它当做是完成日常工作的一个途径，而没有把它提高到与科技强检，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联系起来，更没能把它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联系起来。比如个别同志不会用电脑不会打字，做为一名党员也仅仅是帮他用电脑打打字，甚至把它当是一项任务完成，没有想到对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去带动他人，影响他人。没有去考虑科技强检的重大意义是整体地体现党的进行性的具体表现，不是一个、两个干警掌握先进文化知识，而应该是检察队伍的党员同志们的大事。

（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好。在民主生活会上，存在开展自我批评方面点到为止，开展批评方面，打不开情面，放不下面子，害怕得罪人，保持一团和气，做老好人，有人云亦云现象。就算讲，也只是讲了大家存在的共性问题，在自我批评时，没有更好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有时害怕揭短。

（八）在廉洁自律方面，虽能严格要求，对自己办理的案件婉拒各种说情、礼送、吃情，但偶尔却碍于情面受亲友托请，向其他办案人员或单位说请。虽能拒绝一切与案件有关的送礼和吃请，但对吃请仅仅是因为不会喝酒，厌于应酬，而不是对吃请的腐败性质有足够的认识。总以为，吃请是缘于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的文化传统，吃吃喝喝是人情面子，是人际交往的方式，把吃请当小事，没有把吃请与加强党性原则联系起来。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放松了理论学习。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不够，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检察人员，能够依法做好检察工作就是讲政治了。

(二)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也不断有所滋生，革命意志薄弱。在司法实践中，宗旨观念淡薄，群众利益观念不强。

(三)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比较淡薄。对做好检察工作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认识不深，不能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同改革发展稳定联系起来，做好自己工作。究其根源主要是思想上对知识的学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满足完成本职工作，总以为这些高新知识是上面的事，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干，被动地去学习，而没有自觉地去学习，理解性地学习。

(四)进取精神不强，满足于维持现状，缺乏钻研精神。对新形势下检察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使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水平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五)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组织纪律方面仍时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的状况。主要是认为不影响完成工作任务就是小事，甚至早上有时五点半起床，仍然没能准时到达。主要原因是没有把纪律性问题提高到党员的觉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员先进性的高度来认识。

三、下步整改措施

1、加强学习提高素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忠实践行“三个代表”，学习党政策、法律、法规、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不断拓宽知识面，提高业务能力，在不断更新知识和快速发展的实践面前甘当“小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努力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变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2、提高标准严以律己。高标准、严要求，严格遵守院里、处里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院里、处理组织的各项活动，时刻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克服自满思想，扎实工作，要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切能够做的事情做起，把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党员形象。牢固树立一盘旗的思想，以大局为重，团结协作，勇于进取。

3、牢记党的宗旨，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服务是我们的天职，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服务，我们要真诚地帮助他们，把他们的难处当作自己的难处，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追求，公正执法，清正廉明，以良好的形象，一流的业绩办好各项公诉业务。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耐心细致，高质高效地做好公诉工作，真正使群众感受到法律的公正，为国家的法治建议做出应有的贡献。

4、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检察工作是法治建设的载体，法治环境的平台。今后，我们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只有在工作中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否则就要落后。公诉工作是检察工作的窗口，作为窗口的一名检察干警，要积极努力，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公诉业务能力创优上很下功夫，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去工作，以良好的形象，一流的业绩做好各项工作，为推进司法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

公诉人范文篇4

在新的庭审模式下，掌握好的辩论技巧和方法对法庭辩论所起的作用有二：

一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诠释作用；二是可以对审判人员施加影响，促使其采纳控方证据，接受控方观点，从而对法庭判决起基础性的作用。

法庭质证(事实上也是局部的辩论，以下统称辩论）和辩论，是庭审活动中的一个难点。公诉人能否搞好此阶段的辩论关系到公诉的成败。而要取得成功，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辩论范围与重点。

战争双方的运筹帷幄总是根据战争取胜的目的和需要，在特定的范畴内挥师布阵、厮杀鏖战。法庭辩论这场挟九鼎之力、强百万之师的唇舌大战也是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展开的。法庭辩论的时空范围法律已有明确规定。我们所说的法庭辩论范围是指在法庭辩论中，控辩双方所必须遵循和掌握的必辩和可辩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哪些问题应该成为或可以拿到法庭辩论中去展开争辩。

法庭辩论权是法律赋予诉讼者一项范围极其广范的权力。法庭辩论是一种具有诉讼意义的法律行为，它是在国家法律规范内进行。控方的论辩必须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它不能允许无视法制原则，随心所欲，甚至在论辩中侵害或威胁国家和他人的权益。法庭辩论的法律属性表明，明确法庭辩论的范围有利于论辩者合法的行使法庭辩论权。

法庭辩论不是瓜棚下的聊大天，也不是一般的争执，它是一种有目的的诉讼权益的争辩。在这种论争中，所争辩的问题纷纭复杂，有的是主要的争辩焦点，有的是次要的分歧意见，有的直接关系案件的裁判，有的关系甚微，对此，只有明确法庭辩论的范围，抛弃细枝末节，才能抓住要害，把握重点，进而集中兵力，毕力辩论，达到最佳效果。

二、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要充分做好辩论准备工作。

1、实事求是、合法、合理、合情的提出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总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符合社会公众权益情感为目的。因此只有从案件事实、证据的真相，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从科学的客观规律出发，从人民大众的正确情感倾向出发，实事求是、适时适度而又表述准确的提出有利于已方的诉讼主张和观点，才能使之无懈可击。

2、深入细致、客观、准确、全面的掌握诉讼证据。案件事实是诉讼的基础，而证据又是其核心，法庭辩论往往更多地围绕证据及适用法律面展开。因此要使自己的诉讼主张牢不可破，就必须牢牢地把握证据关。一方面要仔细分析、审查已掌握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还不应固于已有的证据材料，而应跳出这种证据定势，努力发现新的证据。审查、收集、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客观、准确、全面。主观臆断、带着框框掌握的证据是经不起检验的。掌握证据还应深入细致，剖微析疑，在比较分析中发现矛盾，在调查研究中解决疑端。

3、吃透案情，简明实用、有的放矢的准备辩论提纲。有了正确的诉讼主张、有力的诉讼证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和较高的辩才素质还不够，要做到瓦解对手，还应从以下两方面下功夫。

首先，要吃透案情。要全面了解整个案情的过程，从宏观上分析其性质和后果，又要从微观上研究案件的各个环节，了解证据的真伪和意义。只有对诉讼情况如数家珍，才有可能提出正确的观点，在论辩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为了吃透案情，应仔细研究案卷材料，并作必要的摘录与索引。

其次，应有的放矢的准备一个简明实用的论辩提纲。论辩提纲是庭前准备的发言提纲，它既是论辩发言的主要思路归所，又是整个论辩谋略，质证观点等论辩的蓝本。作为公诉人必需使辩论提纲做到有备无患、预见深广、预备充分。

论辩提纲应具有针对性，论辩提纲应有的放矢，也就针对辩护人的诉讼观点而准备。

三、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要根据情况随机而应变。

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要抢占先势，把握住法庭辩论的主动权，保持自己在论辩心理、论辩行为和论辩客体上的和谐和与平衡，由自控而控他并控制住法庭辩论的发展局势。

但是辩论往往具有超出公诉人预见的随机性、不意性，在意想不到之处节外生枝。因此，应变能力是公诉人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素质，面对这种情况，明智之举就是考虑应变之策。应变能力不是天生的，不是毫无根据的灵感喷发，而是论辩者整个心智能力的综合喷发。它是凝聚着论辩者全部的心理与思维、知识与阅历。当辩护人提出的问题或新证据超出了公诉人预测的范围，又需要公诉人马上作出解释或辩论时，公诉人首先应保持冷静、沉着，心态要平和，不能被辩护人不当甚至错误的观点所激怒，而应冷静、沉着，以便作出恰当而迅速的反应，也有利于形成富于理性和符合逻辑的答辩思路。其次，公诉人对辩方提出的问题处置要果断，如果辩方提出的观点、证据具有合理性，与控方的证据形成矛盾或出现公诉人不掌握的事实，足以影响案件事实、性质的认定，公诉人又不能当庭解决，就应当果断地使用延期审理的程序，根据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休庭，进一步补充侦查。

在法庭辩论的剧烈争夺中，双方优劣和辩论场境的反响，都有可能不断转换。从形势上讲，辩论双方经过一番激战，已不是同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优劣态势日趋明显。面对这种变化，公诉人应有必要的敏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采取措施，或乘势取胜，或扭转劣势，变被动为主动。在辩论环境上，公诉人应时时留意法官和听众的反应，把握他们对诉讼的态度。有时法庭内外也可能被偏见、蛊惑所左右，出现意外的不利局面。面对种种错误的同情、偏执的愤怒、迷蒙的怨恨、狂躁的哄闹，应正气浩然，以诚感人，以理服人。尤其应准确把握群体心理，有的放矢的澄清视听，引导正确的社会义愤。

四、作为公诉人，在辩论中应在合意与合理的原则下，把握相应的适度与分寸感。

法庭辩论中，一方面必须强烈的表现自已，一方面又必须适应情境，由此，就产生了法庭论辩在对策上主观的合意性与客观的合理性相统一的关系。

1、作为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上应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国家公诉人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并拥有法律监督的职责，同样不可以势压人，即使被告人触犯法律，也不应因其据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视为“态度不好”。

2、公诉人在法庭论辩应具有独处能力。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由于考虑到公诉事业起步较晚，强调如何群体的决策，一般由检察长决定显然是必要的，但随着主诉检察员制度的进一步推行实施，公诉人在辩论中可以依据事实和法律，对起诉案件作一定范围的调整，比如对有关情节的认定，性质的认定等均可进行决定。

3、法庭辩论要因人而异，还要语随境迁。法庭辩论是在法庭诉讼这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展开的，但仍有庭内气氛的差异，案件性质决定的是否公开审理等变动因素。因此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扣住人的思想感情。

五、作为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要注意辩论的语言与仪态。

严谨而充满活力，庄重而充满感情，铿锵有力而又充满韵律，雄辩滔滔、潇洒大方，这是对我们现代公诉人的客观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在语言中表述不但要做到合乎逻辑、合乎语法、讲究修辞，而且还要做到语言生动敏捷。语言修辞艺术不会损害法庭辩论的庄重性。幽默与讽刺同样可以为法庭辩论增光。幽默必须高雅，在庄严的法庭上不允许插科打诨，粗俗无礼。而讽刺只应对事不应对人，不可伤害对方人格，更不应该涉及辱骂与恐吓。

1、法庭辩论的语言要口齿清晰、宏亮圆润、富于变化。只有适当掌握说话声调，才能吸引观众的兴致，*纵听众的情绪，浸彻听众的心意。

2、公诉人出庭公诉是用语言表达真实意思，因而语言要力争简练、实用，富有说服力和震撼力。忌用过多的华丽词句和过长的语句，以免辩护人提出有感情因素或在长句中发生歧义，给辩护人反驳创造机会。

3、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仪表及其适用的态势语言构成其视觉形象。这种形象是公诉人与听众的无声交流，对辩论效果具有不可轻视的影响。

法庭是严肃的，公诉人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因此要求公诉人着制服要整洁、仪态大方。以健美而充满活力的体态，沉稳而庄重的面容，给人以敬重和信任感。绝不可随意过分、或蓬头垢面，或自恃高雅，轻浮无比。

公诉人范文篇5

论文提要：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之后，带来了三个新的问题，即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以及合议庭"当庭认证"。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改革后的庭审方式未能贯彻控辩平等、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相统一的原则及辩论原则，必须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准备程序，确认被告人沉默权，严格实行辩论原则等方法深化改革。

我国原来的刑事庭审采用职权主义方式，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鉴于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先判后审"，难以做到公正审判而进行了重大改革。根据现行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对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被害人就指控事实进行陈述；讯问被告人和向被告人发问；控方举证，接受辩方质证和法庭审查；辩方举证，接受控方质证和法庭审查；控辩双方发表总结辩论意见；合议庭评议和宣判。与原来的庭审方式相比，现行庭审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法庭上对于被告人的讯问、对证人和鉴定人的询问、对书面证据材料的宣读和物证的出示等活动，不再由审判人员包揽，而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但审判人员仍然有权对被告人、证人和鉴定人发问，有权决定休庭并在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只不过这种发问和庭外调查仅仅具有补充性，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基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式举证和辩论，因而庭审过程呈现出控辩双方举证和辩论、法官居中听证和裁判的"外观"。这可能是实务上称新的庭审方式为"控辩式"的主要原因。从限制检察院庭前移送的案件材料的范围、对有关罪或非罪的证据与有关量刑情节的证据一并调查、法官保留了一定的调查职权等方面来看，我国庭审中的证据调查程序与日本、意大利改革后的庭审证据调查程序具有相似之处，似乎是"汲取了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合理因素"而改造了传统的"强职权主义"庭审调查方式。但是，与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大陆法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和日本、意大利的新型混合式刑事诉讼相比，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无论在程序设计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有些是旧的庭审方式遗留下来的老问题，有些则是这次庭审方式改革所产生的新问题。以笔者之见，这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和合议庭"当庭认证"三个方面。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准确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是深化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前提。本文拟就此三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侵犯了辩护一方的质证权和辩护权

在改革前的庭审制度下，检察院起诉时必须一并移送全部案卷材料，辩护律师可以在开庭以前到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法庭上的辩护。为了防止审判人员通过庭前阅卷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解决"先判后审"的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的起诉方式由"全案移送"改为"复印件移送"，即检察院在按照普通程序提起公诉时不再移送全部案卷，而只需要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样，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原来以实体审查为主变为现在的以程序审查为主。立法者希望以此迫使审判人员在法庭上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活动，以便做出正确的裁判。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配套性地建立起证据开示制度，检察院掌握的控诉证据除了向法院移送的部分以及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给辩护人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合法的渠道能够向辩护一方公开。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开庭以前的调查取证权又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调查，需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许可之后，再经被害人或证人本人同意才能进行。这样，辩护律师能够在开庭前看到并且掌握的证据材料，实际上基本上限于检察院移送给法院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

哪些是"主要证据"？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据此，检察院可以自行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合法地"隐瞒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其他证据。1999年1月18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3条虽然进一步明确了"主要证据"的含义，将它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的这种"司法解释"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人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义"！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面证据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反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使质证更加有效，从而使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如果公诉人只是部分地宣读了起诉时移送的某项"主要证据"的一部分，辩护人除了再宣读另外一部分之外，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更有效地对此进行质证？以这种基本上走过场的形式进行所谓的"质证"，怎么能够保证法院的判决"忠于事实真相"？。

检察院之所以能够"依法隐瞒证据"，除了传统的诉讼观念的影响之外，首要原因在于立法者对现代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基本精神不够了解，以为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仅仅注重程序公正，而对真实发现漠不关心。其次，是因为对于"先判后审"的矫枉过正，立法者似乎以为，为了防止审判人员庭前阅卷，应当要求"庭前什么都不要看，一切证据都到庭上见"。实际上，现代当事人主义早已摒弃了"司法竞技主义"，它要求在公正程序下尽可能地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从而引导出实质公正的结果。正是诉讼观念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导致了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相适应的证据开示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不断完善。参见孙长永：《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与证据开示》，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4期。同时，现代当事人主义刑事庭审是由一整套非常精致的规则体系调整的诉讼过程，基于程序上的当事人推进主义和实体上的当事人处分主义，正式庭审之前的准备程序是保证庭审公正、高效进行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和"审前动议"程序以及英国的"答辩和指示听证程序"（pleaanddirectionshearings）和"准备性听证程序"（preparatoryhearings）等，都是这样的争点整理和庭审准备性程序。中国的刑事庭审改革绝不能放弃发现"实体真实"的传统，也不应在追求程序公正的名义下牺牲必要的诉讼效率，而应当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预备程序，明确控、辩双方的争议事项，把程序性的争议（如关于证据的可采性等）尽可能地解决在开庭以前，使正式庭审真正集中于与公诉犯罪事实有关的实质问题上，并保证控辩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机会和条件，特别是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以便法院能够在公正程序下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准确地做出实体裁判，而不至于撇开法定程序在法庭以外去发现所谓的案件事实。

二、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不符合对抗制审判所固有的控辩平等原则

法官审问被告人是近代以来职权主义刑事庭审中证据调查的基础，我国改革前的庭审也采用了这种程序。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公诉人在审判庭上宣读起诉书后，审判长开始讯问被告人。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在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后，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据此，庭审调查一开始对被告人的讯问，主要是由审判人员进行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立法者认为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讯问工作主要由审判人员进行，不利于审判人员居中听取双方意见，从而造成代替公诉人揭露、证实犯罪的职责，存在对案件包揽过多的问题"；二是"不能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的作用"。有鉴于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讯问被告人的方式上进行了改革，现行法第155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这样，就以公诉人讯问被告人为主的做法取代了原来的以审判人员讯问被告人为主的做法。

需要注意的是，公诉人讯问被告人与原来的审判人员讯问被告人一样，是一种"强制讯问"程序。虽然这种讯问并无法定的强制方法作为后盾，但公诉人在讯问之前通常都会警告被告人"应当（必须）如实回答"，必要时法官也会提出类似的警告。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如果被告人拒绝回答公诉人或法官的提问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在侦查、起诉阶段由于种种原因而供认有罪，而在庭审中却当庭翻供，最终一旦被法院判决有罪，将因"认罪态度不好"而受到从重处罚，被告人并没有权利仅仅因此而提出上诉。更重要的是，由于基本上废除了原来的案卷移送制度，而证据开示制度却未建立，辩护律师参与化程度又非常低，被告人在接受公诉人的讯问和决定是否回答之前，根本无从知道控方究竟有没有证据、有多少证据、有哪些证据。因此，被告人是在对于"控方案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突然"讯问的，被告人对于回答还是不回答以及如何回答根本没有做出理性决定的充分自由。由于公诉人讯问被告人承袭了原来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程序的强制性，但削弱了被告人做出回答的证据基础，被告人在改革后的庭审过程中的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被进一步"客体化"。因此，从被告人的角度来看，与其按照现行法的规定接受公诉人的首先讯问，还不如按照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接受审判人员的首先讯问。

笔者无意反对改革庭审中对被告人的讯问方式。职权主义刑事庭审中以审判人员为主讯问被告人所产生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因而对此加以改革是完全有必要的。日本、意大利在改革刑事庭审方式时也对此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它们在改革之后都不允许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而且将讯问程序从证据调查之始移至证据调查之后或者末尾，以充分尊重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同时防止审判人员和公诉人过分地依赖被告人的当庭陈述（特别是有罪供述）。传统上采取当事人主义庭审方式的英美法国家更不允许检察官或控方律师在控方举证阶段讯问被告人。为什么我国要改成以"公诉人讯问"为主这种方式？对此，立法者的解释是："公诉人是代表国家在法庭上起诉和证实被告人的罪行，为了更好地揭露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论证其犯罪行为应予追究，本款规定，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这一解释明显带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它所暗含的逻辑前提是"被告人都是有罪的"，而且"被告人通常都会做出有罪供述"，因此，为了便于公诉人对此加以"揭露"，应当由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参与起草立法草案的学者则认为："在讯问被告人方式上的改革，主要是为了避免审判人员与被告人在庭审中的直接对抗。……改由以公诉人和辩护人为主讯问被告人的做法，使审判人员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审判人员客观地对待和判断被告人的供述，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03页。审判人员果真能够如此"超脱"或"客观"吗？

实际上，在对抗制庭审方式之下，由实质上处于原告一方当事人地位的公诉人"强制"讯问处于对方当事人地位的被告人，是违反控辩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即使在职权主义刑事庭审中，公诉人也只能在被告人表示愿意陈述的情况下，在法官审问被告人之后作补充询问。中国立法者在改革刑事庭审方式的当初，仅仅注意到审判人员讯问被告人可能造成程序不公，而没有预计到由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更加不公正。因为审判人员至少在理论上被推定为"中立的"司法官，对于他讯问被告人的行为至少可以抱有一种"应当公正"进行的合理期待。与此不同，公诉人尽管在法律上被刻意塑造为"司法官"，要求他"客观公正"地执行职务，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他毕竟是被告人的直接对手，由他来首先"讯问"、"直接讯问"被告人，不可能期待有什么"公正"可言，而只能是把被告人作为追究的对象和怀有敌意的"控方证人"对待。而且下一步的庭审调查如何进行，都将根据被告人怎么说来确定。由于现行法对于被告人的庭前陈述如何进入法庭调查没有设定任何条件限制，被告人在回答公诉人讯问过程中所提出的任何辩解，都会因为公诉人随时"宣读"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秘密讯问嫌疑人之后所形成的"讯问笔录"《检察规则》第336条规定："被告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侦查、审查起诉中的供述不一致，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可以宣读被告人供述笔录，并针对笔录中被告人的供述内容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或者提出其他证据进行证明。"据此，是否宣读"讯问笔录"、何时宣读、宣读哪一部分，完全属于公诉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而变得苍白无力。因此，本来应当是对于检察院的犯罪指控能否成立进行审查的法庭审理，变成了以讯问被告人、印证被告人当庭是否讲实话为中心的"片面追究"过程。把审判人员在这种控辩双方严重不平等的讯问与被讯问过程中的消极听证视为"超脱"或"客观"，实在是对"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对抗制审判原则的严重曲解。因为"公正的法庭审判建立在控辩双方大体上势均力敌的前提之下，而如果一方过于软弱，另一方过于强大的话，法庭上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裁判者也就必然倾向于强大的一方，并形成与其主张相同的裁判结论"。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390页。

要解决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引起的程序不公问题，根本途径是确认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的沉默权，废除公诉人对被告人的强制讯问权，并相应地调整整个庭审调查程序。调整后的庭审调查程序一方面要考虑被告人自愿陈述的情况下被告人的当庭陈述对于审判人员形成正确心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兼顾被告人行使沉默权时法庭审理顺利进行的客观需要。对此，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方案，在公诉人讯问被告人之前，由审判长告知被告人沉默权，被告人表示愿意接受公诉人询问的，公诉人才能首先询问被告人。如果被告人表示不愿意回答公诉人的提问，公诉人应当通过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或宣读书面证据材料或出示物证等方法，逐项证明公诉犯罪事实。在公诉人、被害人举证完毕之后，由辩方举证。如果这时被告人表示要站在辩方的立场上向法庭陈述案情的，首先由被告人陈述或者辩护人向被告人进行"主询问"，然后，公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人、共同被告人的辩护人有权进行"反询问"，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询问被告人。

第二种方案，应当根据被告人是否认罪而决定是否允许公诉人首先询问被告人。被告人对于某项指控表示认罪的，公诉人有权首先询问被告人，但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被告人对于某项指控表示不认罪的，公诉人应当首先进行控方举证，待控方举证结束之后，轮到辩方举证时，被告人有权自愿陈述，并按照"主询问"、"反询问"的顺序接受辩护人、公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人的发问，法官也可以补充询问；被告人如果不愿意陈述案情的，也可以始终保持沉默。

在两种方案中，如果被告人拒绝回答"反询问"或者审判人员的询问，合议庭在最后评议时可以把这一情况考虑进去。但是，不得仅仅根据被告人的沉默或者对具体提问的拒绝回答而直接推断被告人有罪，也不得把沉默、拒绝回答具体提问作为从重判刑的根据。

两种方案中，第一种方案对现行法的改动较小。但在具体案件中，被告人是否当庭陈述案情，公诉人有可能直到辩方举证阶段才清楚，庭审中的波动较大。第二种方案更接近于日本的做法，其基本精神在于保证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证据调查程序充分体现控辩平等原则，禁止把被告人作为控方证人对待，但公诉人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的举证压力增大。由于现行法并没有以强制手段要求被告人必须如实回答公诉人的提问，因而只要法院随着其独立地位的增强而在司法政策上加以调整，通过司法解释民主精神的不断积累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就可望逐步实现第一方案。第二种方案则必须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才能落实，因而实施难度较大，但从刑事案件的审判实行"繁、简分流"的原则和对抗制审判必不可少的"正当程序"精神来看，这一方案应当说更符合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总体趋势。

三、合议庭"当庭认证"，导致认定事实上的"裁量纠问主义"

"纠问主义"本来是封建集权制时代欧洲大陆和中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司法审判方式，其突出特点是法官在认定事实上的主观擅断和肆意裁量。近代以来，各国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均对事实裁判者的司法裁量权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限制。主要措施是：（1）事实的裁判者对任何证据的认定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根据没有在法庭上调查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2）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事实的裁判者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做出明确的判断，并说明理由。（3）合议制审判的案件中，合议庭或陪审团对证据的判断必须经过适当的集体评议程序。（4）事实的裁判者只有在听取控方的全部证据（只限于英美法）或者控辩双方的所有证据之后，才能本着自由心证原则对证据的证明力做出合理的判断，以期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在庭审过程中，法官不得对案件事实发表倾向性的意见，或者对于案件事实做出"部分认定"。

我国现行刑诉法和《法院解释》对于法官在法庭上如何审查判断证据没有任何规定，庭审方式改革过程中，首先在民事、经济审判实务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当即认证"或"当庭认证"的说法，随后推广适用于刑事审判过程中，并且已经得到最高法院的肯定。如1998年7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2条规定："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能够当即认定的，应当当即认定；当即不能认定的，可以休庭合议后再予以认定；合议之后认为需要继续举证或者进行鉴定、勘验等工作的，可以在下次开庭质证后认定。"1999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对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案件的公开审判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其中第5条明确要求："法庭能够当庭认证的，应当当庭认证"。尽管学界对于"当庭认证"的含义尚有不同理解参见胡锡庆、张少林：《刑事庭审认证规则研究》，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1-464页。，但从最高法院的上述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不难发现，"当庭认证"实际上就是"当即认证"，具体又有"一证一认"和"一事（一组）一认"两种方式。前者指对每一个证据经过举证和质证之后，合议庭当场做出是否采信和确认的判断，并公开宣布；后者是指对一个方面的案件事实有关的几个证据经过集中举证和质证后，合议庭当场做出是否采信和确认的判断，并公开宣布。所谓"采信和确认"不仅包括证据能力问题，而且包括证明力问题，而且主要是证明力问题，其本质是判定证据能否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即举证方所主张的案件事实是否成立，尤其是在"一事一认"的情况下，"认证"实质上就是认定部分案件事实。表面上看上去，"当庭认证"似乎是在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之后才宣布的决定，具有"依法裁判"的外部特征，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姿意妄断的表现。为了把它与法定的纠问主义相区别，笔者把我国基于法官裁量权而实行的认证姿意称为"裁量纠问主义"。其"纠问性"和"反程序性"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在对抗制审判中，关于证据能力问题的争议原则上应当在开庭以前解决，而不应当在对于本案事实的审理中"中途"停顿来解决程序争议，否则，本意在于审理本案指控事实是否成立的程序就会被程序争议的"岔道"所冲淡。我国法律和有关法律解释对于证据能力本身就缺乏必要的规范性限制，对于如何调查与证据能力问题相关的程序事实也没有任何可供依据的程序规则，况且合议庭当场也无法进行充分的合议，仅仅根据被告人或辩护人并不充分的争辩就对证据能力问题做出判断，难免过于草率。

第二，关于证明力的问题，在证据调查阶段只能就个别证据逐一进行质证和辩论，争辩的焦点在于证据的可信性、真实性和相关性，而单个证据通常并不能自我表明其是否真实可靠。因而"一证一认"显然是违反判断证据的经验法则的。考虑到多数被告人没有辩护人、没有机会在开庭以前接触控方证据，以及普遍不懂法律和诉讼程序这些事实，即使是被告人当庭表示没有异议的证据，合议庭用"一证一认"的方式进行"认证"，也不符合"忠于事实真相"的职责要求。

第三，如果是将一个案件事实分为若干片段进行分组举证、质证和认证，那么"当庭认证"更是违反辩论原则的。因为合议庭通过"一组一认"的方式确认证据时，已经对案件的部分事实做出认定，这样就等于剥夺了被告人和辩护人对于这一部分事实的辩论权，导致被告人和辩护人到了总结辩论阶段"无理可辩"的局面。难怪实践中出现有的辩护人"拒绝辩论"甚至以当场退庭表示抗议的场景。实际上，在"一组一认"的认证方式下，往往一个案件的证据尚未调查完毕，合议庭已经通过认证的结果向辩护人、公诉人和旁听群众表明了自己的心证：被告人是有罪的。

第四，"当庭认证"使审判长必须在每一证据或每一组证据的认证之前与两边的合议庭成员"交头接耳"，在排除了法院与检察院及合议庭成员之间开庭前非正式接触可能性的前提下，这种以"耳语"两三句作为"合议"的方式，并以此决定控辩双方有严重分歧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甚至当场确认部分案件事实，往往只是审判长的个人擅断，带有浓厚的主观随意性。这一点不会因为审判长或合议庭成员个人素质的提高而有任何改变。

公诉人范文篇6

一、进行庭审角色代入的必要性

反贪工作是一项群体工作。按照现有的机构组织框架，贪污贿赂案件最初由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部门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交由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这是一条完整的反贪工作路径。正因如此，反贪侦查人员不能够仅仅认为侦查工作就是自己的工作全部内容，而必须在工作中积极拓宽眼光，拉长工作思路，将其后的庭审工作要求也放到自己的侦查计划中作整体考量。事实也证明，仅仅为了侦查而侦查往往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结果不是面对繁芜复杂的证据而无从下手、茫然无措，就是千辛万苦所获取的证据根本不能有效应用于庭审，造成工作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

有效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是我们反贪工作的目的，而通过庭审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判决是衡量我们工作是否成功的一个标杆，是我们实现上述工作目的的途径。庭审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对抗，反贪侦查人员必须在侦查中，就考虑到庭审时对证据的运用。这种考虑既要全面，又要细致；既要考虑到国家公诉人运用证据的需要，又要考虑到被告人运用证据的可能路径。而角色代入，往往是这种考虑的有效形式。通过角色代入，反贪侦查人员可以设身处地的站到公诉人或者被告人的角色，把自己当做庭审的参与者，并由此找到哪些案件细节会成为审理重点、哪些证据会为定罪量刑发挥关键作用，这就相当于为自己的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无疑会极大的促进侦查工作的有效进行。

二、进行庭审角色代入的方法

1、代入公诉人角色

公诉人是刑事诉讼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的作用是代表国家出庭追诉犯罪。在庭审中，公诉人会积极运用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来使其最终受到刑法的惩罚。反贪侦查人员代入公诉人角色，就是要站在出庭人员的角度考虑庭审问题，以公诉人举证证明犯罪各项构成要件的框架来明确侦查取证范围。这种代入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在侦查过程中寻求公诉部门的配合，了解公诉人的指控逻辑和证据使用思路，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侦查取证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在现有的机构设置中，反贪部门与公诉部门同属于人民检察院的下属业务部门，彼此较为熟悉、联系方便，这为反贪侦查人员进行公诉人角色代入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实案件中，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在侦查过程中与公诉人员开展侦查会商的办法来进行角色代入。会商中，侦查人员可以将主要案情提前告知公诉部门，由于公诉部门的实际工作特点，其工作人员往往对于刑事诉讼庭审过程、庭审证据运用、被告人心理，甚至管辖标的案件的法院刑事审判庭较为了解，可以请公诉部门工作人员根据案情进行庭审情况的预先估计，指出一旦标的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将以哪些证据作为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并指出如何将证据组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思路，指导侦查工作开展。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证据往往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各种表现形式所带来的证据证明力往往不同，不同证据形式也常给法官以不同的影响力，这种预先的模拟可以为侦查人员到底采用哪种证据取得方法和证据固定形式给出指导意见。

2、代入被告人角色

反贪侦查人员代入被告人角色，就是要在侦查过程中预先将自己放在本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角色里，考虑被告人将会有可能以哪些证据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并提前下手取得相应的证据，来驳斥被告人的脱罪企图。同时，还要积极进行逆向思维，考虑到对于被告人来说哪些证据将是“致命”的，由此争取侦查工作主动，尽早采取证据固定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毁灭罪证。由于侦查人员毕竟是“案外人”，仅以侦查经验进行思考往往不够全面，而只有进行角色代入，将自己置身“案中”，才能更好的看清庐山真面目。

对于行贿、受贿等依靠言辞证据较多的案件，更要着重进行被告人角色的代入，细心体察被告人心思，在询（讯）问中就堵断其退路，夯实犯罪各要件，防止被告人打下“活扣”，有机可乘。

反贪侦查人员代入被告人角色往往比代入公诉人角色要困难的多，因此也需要更多的技巧和经验储备。在平时工作中，侦查人员就要积极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如多参与旁听庭审，了解庭审时被告人惯用的脱罪伎俩和诡辩手段；常与有经验的同志进行交流，了解被告人通常的心理；在侦查中做好调查，掌握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处事习惯，以利于角色代入等。

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公诉人角色的代入不能越俎代庖。反贪侦查人员代入公诉人角色的逻辑顺序，是由公诉人的心理到侦查人员的心理再到具体侦查活动。这种逻辑顺序是不可逆的。在案件侦查中，不能将这种代入反用，以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工作来钳制公诉部门独立的审查起诉和公诉职能。那种根据自己取得的证据和臆想的证明思路对公诉部门参与公诉的方法、思路粗暴干涉的行为是错误的。

公诉人范文篇7

关键词：庭审举证；方法策略；技巧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负有举证责任。所谓公诉人的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是指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行为达到法律规定的足以认定其有罪的责任。检察机关能否顺利实现公诉职能，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有效打击犯罪，公诉人的庭审举证是重要环节。如果举证不力，就会陷入被动局面，甚至导致法院不支持公诉人的指控，而判被告人无罪，使公诉失败。所以公诉人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证据状况，注意运用相应的举证策略与技巧，提高举证的效果，以达到举证的目的。本文试就此谈几点浅见。

一、庭审举证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刑诉法规定了7种证据，但对举证顺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第157条规定公诉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二)举证当中重点不突出，层次不分明，显得杂乱无章。

(三)举证不全面，该举证的没有举证，不该举证的却详细举证。

(四)举证时没有对证据合法性证明力作出说明……等等。

二、庭审举证的方法策略与技巧

(一)巧妙安排举证顺序，扩大举证效果

在庭审中，公诉人若想胜诉，举证顺序的安排十分重要，它直接影响公诉人论辩的效果。一般来就，举证顺序应具有逻辑性，所举出的证据应环环紧扣，在法庭上如何证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先出示什么证据，后出示什么证据，应巧妙安排，以取得最佳的效果。一般策略是先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后物证，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宣读书证……等顺序举证，以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但实践中具体案件各有不同，其采用的举证顺序也应有区别。

1、一人一罪的案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据时，可按证据的证明力强弱，先后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存在的各种证据。

2、共同犯罪的案件，公诉人应先对主犯进行举证，再对从犯进行举证。对共同犯罪中不认罪的，应该运用迂回举证的方法，先对认罪的被告人进行举证，扫清，待犯罪事实被法庭确认以后，再集中出示各种证据，全力攻克拒不认罪的被告人。

3、对于有直接证据，有间接证据的案件。应先举证直接证据。后举证间接证据。

4、对于有矛盾证据的案件，公诉人应首先向法庭出示有利指控犯罪的证据，并使有利证据形成一个稳固、合法、有效的证据体系，之后再向法庭指出矛盾证据不可信，应予以排除。

5、对于被告人当庭翻供的案件。在进行举证时，应首先宣读被告人曾经供述过的记录在卷的被告人供述笔录，之后再宣读直接证实被告人犯罪事实存在的事实证据以及其犯罪时使用的实物证据。

6、对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要首先举证构成犯罪的证据，然后是罪重、罪轻的证据，最后才是量刑情节等其他方面证据。

(二)应注重举证的条理性

所谓条理性就是要求公诉人举证时根据案情的特点和证据性质将事实和证据进行分门别类，然后有条不紊地向法庭举证。

1、按序分段举证法。就是根据案件发生、发展中的自然停顿为标准，将整个案件划分成若干阶段，并对每个阶段要证明的问题和证明这些问题所需的各种证据材料按照一定顺序(如先主后次，先重后轻，先言后物后书证等顺序)分别列举的方法。按序分段，每个阶段都有一组证据材料相对集中出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结构合理，证明力强。对于同类数罪案件，则以每一次作案作为一个举证单元，在出庭支持公诉一些重大复杂、证据较多的疑难案件时，采用这种方法效果明显。首先，它既有效克服一次性调查，一揽子举证造成的事实和证据不能及时准确相互对应的弊端，也防止了一事一证，举证零散，不易归纳总结等现象；其次，这种方法便于法庭及时果断地采纳证据，接受指控，也可使旁听群众准确、细致地了解案情，从而大大加快庭审节奏，提高工作效率。

2、连环举证法。就是指公诉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把依法获取的每一个能够证明案件某一局部情况或者个别情节的间接证据，依据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必然联系，按照先后顺序串连起来，组成完整的证据体系，然后采用逻辑推理、组织、出示证据的方法。运用时应注意：首先在举证中注意论证每一间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都能证明案件的某些情节；其次严格遵守举证的先后承接顺序，防止前后颠倒；再次注意论证所有间接证据协调一致，环环相扣，构成体系，并且能够排除对所证明事实的任何合理怀疑。

3、综合举证法。有些一个被告人犯有多起犯罪事实或者多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某些证据在该被告人多起犯罪事实中均有证明力，或者能够证明多人共同犯罪，如果在讯问完一个犯罪事实或一个被告人后就将该证据使用一次，就会造成重复多次使用，给人生硬、机械之感。如果在讯问完所有犯罪事实或被告人之后，将该证据综合使用一次，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增强庭审效果。

4、集中举证法。一般来说，一个案件只有一个或几个问题是控辩论的焦点，对于双方均无争议的事实，诉人人举证将可适当从简从略。对于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公诉人将所有能够证明该事实和犯罪的证据集中起来，先主要证据后次要证据，先直接证据后间接证据，逐一向法庭举出，并加以适当说明，阐明该证据的来源及可靠性，所证明的内容等。

5、选择举证法。是指公诉人在举证时，对数个证明同一犯罪事实情节的同类证据相互比较，从中选择出一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证据，详细列举其全部内容，对其余证据则只作简单说明，不再详细列举内容的举证方法。这样举证的好处是简明扼要说明问题，不仅可以节省诉讼时间，而且还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6、编号举证法。公诉人根据案情特点和证据性质，可将证据分门别类逐一编号，庭审举证时就按照编号逐一举证，特别是某些物证较多的案件，可将物证逐一编号并贴上标签，举证时逐一地说明物证的来源、固定方法及特征加以举证。编号举证法可以有效地克服一案众多证据杂乱无章、或同类物证易混现象，使举证工作井然有序。

(三)应保持举证的节奏性

公诉实践中，一些公诉人重视了举

证的策略和条理性，却又出现了另一个现象，即忽视了举证的节奏性，如举证时不分主次和详略，关键情节一带而过，而无关紧要的情节却一条不漏地列举，让合议庭和旁听听众听后搞不清他举证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要论证的重点是什么，也不能集中合议庭的注意力，影响举证的效果。因此举证应保持节奏性。

所谓节奏性是指公诉人在举证中根据案情结合辩护规律确定举证重点和非重点，相互地控制好快慢、轻重节奏，确保重点问题的举证。在决定定罪量刑的重点问题上可放慢举证节奏，加大举证力度，突出重点，从而收到扼住要害的显著效果。具体地说，在举证中。公诉人首先应注意捕捉牵一发动全局的犯罪情节。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及类似伤害案中的伤害程度、盗窃案中的盗窃数额等重要问题。其次，公诉人应选择犯罪中实施阶段为重点。因为实施阶段是犯罪过程的中心阶段，它不但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纽带，而且也是犯罪意图外化，形成定罪量刑的主要事实根据阶段。再次，共同犯罪案件选择主犯为重点，抓住主犯就能把握案件主线，比较顺利地定罪量刑。第四，选择易成为辩论焦点的地方为举证重点。归根到底，讲举证保持节奏性就是强调公诉人举证要紧紧围绕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分清主次，详略得当，突出重点。

公诉人范文篇8

一、起诉书与公诉词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看法，公诉词是起诉书的补充与发挥。[02]公诉词与起诉书的内容与作用是不同的。

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犯罪并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1条的规定，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案由和案件来源、案件事实、起诉的根据和理由等四个方面。其中，起诉的根据和理由部分必须写明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和犯罪的性质，这也就是诉的指控。

而公诉词是公诉人在庭审调查结束后庭审辩论开始时代表公诉机关所作的总结性发言。严格来讲，公诉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书，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修改法律文书前，公诉词也一直是被归入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文书中的，只是由于考虑到此意见要在法庭上公开发表，具有对外性特征，同时，也是为了规范公诉意见书的制作，才在修改时将其列入法律文书的范围。[03]公诉词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概述法庭质证的情况、各证据的证明作用，并运用各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是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论证应适用的法律条款并提出定罪及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等意见；三是根据庭审情况，在揭露被告人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作必要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04]

由以上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性质及内容来看，起诉书的作用是指控犯罪，发起审判。起诉书的内容要求简洁明了，因此，其对认定事实理由的表述非常简略，并不直接引用证据论证认定的事实，更不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分析或驳斥。基于起诉书的这一缺陷，需要在庭审活动中以其他的形式予以弥补。而公诉词就是形式上较为完整的一种弥补方式。由于经过了庭审调查阶段，控辩双方展示、质证了各种证据。这时，公诉人可以通过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证，使法庭采信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这样看来，公诉词应当是也只能是对起诉书的补充与发挥，其性质决定了其内容，不能超出起诉书中所作的指控，否则，就是对起诉书指控内容的变更或追加。

二、公诉指控之变更或追加

我们不是说公诉人不能对起诉书的指控内容进行变更或追加，而是说这种变更或追加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要适用相应的程序。变更或追加起诉不应体现在公诉词中。

首先，变更或追加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对此，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但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此作出相应了规定。该《规则》第35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的真实身份或者犯罪事实与起诉书中叙述的身份或指控犯罪事实不符的，可以要求变更起诉；发现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诉和审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诉……"这是变更或追加起诉的条件，只有符合上述条件才能进行变更或追加。如果说，通过法庭调查，并没有出现上述情况，公诉人就不能提出起诉的变更或追加，就应严格在原起诉书所指控的范围内行使出庭支持公诉权。任何超出起诉书范围的指控都不能为法庭所采信。

其次，变更或追加应当适用相应的程序。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3条的规定，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公诉人认为需要变更、追加起诉的，应当要求休庭，并记明笔录。"这是关于变更或追加起诉的程序性规定，公诉人认为办理的公诉案件经过法庭调查发现符合变更或追加起诉条件的，应当据此办理，而不应在公诉词中随意变更或追加指控。

具体到变更或追加法律文书的处理，我们认为，最好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重新起诉；二是补充起诉。对于需要改变原公诉内容的情况适用重新起诉。在操作上应重新制作起诉书，叙明重新起诉的情况和理由，同时注明原起诉书予以撤销。对于原起诉内容不改变，只是增加指控犯罪事实的情况，可以采用补充起诉的方式，制作补充起诉法律文书。

三、刑事诉权理论与诉的指控

在人类诉讼史上，无诉不成讼。任何案件的起发，诉讼的形成，都是以案件控告一方作为构成的支撑点的。而在刑事诉讼领域，伴随着14世纪以来国家追诉主义诉讼形式的出现与发展，"起诉"已不仅仅是单纯地表现为"告诉、告状"的形态和内容，"起诉权"由检察官依照职权行使。这表明了，刑罚权是国家的专属权利，被害人的告发、报案只能引起刑事诉讼的发生，而非导致刑事审判的必然发生。同时，将对犯罪的追诉权交由检察官行使，实行控审分离，这也是防止审判机关行使追诉权，包揽、混淆诉讼职能的需要，是现代诉讼文明、民主、科学的重要标志，也是司法实践普遍遵循的原则。[05]

由检察官行使起诉权这是当代各国，包括不同法系、不同审判方式国家都具有的共同特点。检察官行使的起诉权实际上是一种诉权。所谓诉权，就是请求审判机关公正裁决之权。法律之所以赋予检察机关诉权，旨在通过其行使诉权，将案件事实引渡到审判机关面前，请求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裁决刑罚运用的必要性及其程度和方式。同样，法律也给予被控诉人以诉权，以对抗强大的国家诉权，控辩双方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就应受到平等的对待。[06]

对检察官诉权的行使，法律要做必要的规范，以防止检察官对诉权的滥用。最基本的规范就是要求检察官以书面形式就案件事实、证据、所指控的罪名等向法院提出，也就是提交起诉书，并将副本通过法院送达被告人等。这就相当于民事诉讼中原告提交的起诉状，法院收到起诉书才有可能引起诉讼并确定审判的内容；被告人接到起诉书才能够针对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进行答辩。可以这样说，起诉书是诉的指控的载体，整个庭审活动都是围绕起诉书所述案件事实、证据、所控罪名及罪责承担来进行的。

正因为起诉书的性质与作用如此之重要，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中对起诉书的制作大都有规范性的要求。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了起诉书的内容；[07]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56条、《刑事诉讼规则》第164条也都规定了起诉书应具备的内容。[08]如果起诉书的制作不规范、内容有缺陷，其效力将受到影响，对此，各国的规定不尽一致。总的来看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该控诉无效。如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均明确规定，不符合法定控诉书要求的控诉无效或违法，因此公诉机关不可能在提起公诉后对公诉书进行补充或修改。[09]第二种是该控诉得更正或补充。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起诉状有明显误记、漏记或记载不充分及不全面的，允许检察官在不变更起诉罪名的范围内更正或补充。这种补充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并规定，检察官在开庭审理中因对犯罪事实有新的发现，得为诉因的追加、撤回或变更，但这种诉因的追加、撤回或变更以不损害公诉事实的同一性为前提。[10]第三种是有限制地允许变更起诉。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审理中，可以变更控诉，只要不因此恶化受审人的状况和侵害他的辩护权利，当变更控诉是在于取消控诉的一部分，或取消加重受审人刑事责任的犯罪要件，法庭就继续审理案件。相反，不允许在法庭上将控诉变更为较重的控诉，或者变更为与被告人被交付审判时所提控诉在事实情节方面有重大差别的控诉。如果在法庭审理中查明受审人有另外的犯罪未被指控、或者有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实施了犯罪，除非案件不可分外，法庭要将这部分材料送交侦查或调查，是否公诉仍依一般的公诉提起程序进行。

由以上世界各国及地区关于起诉书的效力的规定可以看出，起诉书构成诉的指控，在庭审当中公诉人必须紧紧围绕起诉书所确定的指控内容进行控诉。但法律一般也并非绝对禁止公诉人对起诉书的变更，只是这种变更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要求。反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无明确的规定可进行公诉变更，但由于第165条关于延期审理的规定中包括"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鉴于补充侦查后可能导致公诉变更，因此补充侦查可能推导出公诉变更。正是基于该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才有了相应的具体规定。就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来讲，公诉变更是有严格的实体性与程序性要求的，公诉人不可以在没有新的事实发现、没有经过补充侦查的情况下，随意变更公诉，包括当庭在公诉词中变更指控，甚至提出新的指控。

注释：

[01]参见：赵汝琨《检察文书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16页。

[01]参见：《检察法律文书制作与适用》，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505页。

[01]参见：同上。

[01]参见：王顺义《辩诉对抗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81页。

[01]参见：汪建成《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第122-130页。

[01]参见：李昌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88页。

[01]参见：宋英辉《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9页、第165页。

[01]参见：周伟《中国大陆与台港澳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51页。

[01]参见：杨诚单民《中外刑事公诉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27页、第231页。

公诉人范文篇9

二○○*年上半年，公诉二处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全市检察工作会议和全市公诉工作会议的统一部署，围绕“特别敢创新、特别能办案、特别会监督”的工作目标，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坚持以办案为中心，认真履行指控犯罪和诉讼监督职能。

二○○*年上半年，公诉二处共受理审查起诉案件243件520人，经审查，改变管辖交区院办理82件156人，自行办理审查起诉案件151件365人。共提起公诉147件360人，不起诉22件22人。退回补充侦查182件448人，受理重报179件470人。此外，还办理了复核案件2件4人，二审案件2件4人，请示案件8件8人，抗诉案件3件10人，备案审查9件16人，调卷审查1件4人。

突出打击重点。一是坚持“严打”方针，依法严惩抢劫、抢夺、盗窃等侵犯财产多发性犯罪。共办理侵犯财产型犯罪案件104件227人，提前介入了多起严重抢劫犯罪案件，引导监督侦查，如广深高速公路特大巴士抢劫案等，保持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二是坚持“从严”方针，集中优势打击走私、金融诈骗、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共办理经济犯罪案件101件251人，重点提前介入办理了“雷霆1号”涉税大案，1·13走私香烟大案等，确保稳、准、狠地打击经济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三是以治理商业贿赂为重点，严惩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共办理职务犯罪案件38件42人，如成功起诉了南头海关缉私分局科长刘昕受贿案等，确保对职务犯罪案件办准办好，有力地惩治腐败行为。

狠抓办案质量。公诉工作中，我们始终以办案质量为核心，坚持质量优先，兼顾效率的工作原则。首先，正确把握起诉条件，认真做好审查起诉工作。要求承办人要依法认真细致、全面地审查案件，坚持客观公正原则，既要查明有罪、罪重证据，也要查明无罪、罪轻证据，强化对定案证据、犯罪构成等问题的分析论证，对疑难复杂案件，严格审查把关，切实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其次，强调做好出庭工作，增强指控犯罪的效果。要求承办人对每个案件，都要围绕案件的重点和争议焦点，制定出庭预案；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坚持选派优秀公诉人或业务骨干出庭；认真积累出庭经验和出庭技巧，切实增强公诉人庭审中的应变能力。最后，严格要求对判决的审查工作依法及时进行，改变过去那种只要法院判有罪了，公诉工作就完成了的错误认识，而是全面、及时、认真地审查每一件判决，切实履行好对审判活动罪名认定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的监督职能，确保办案质量。

积极做好专项治理与打击工作。今年中央统一部署了打黑除恶、治理商业贿赂、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专项活动。在我院的具体工作安排中，公诉二处承担了制定《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方案》和组织落实公诉环节办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任务。对此，我们公诉二处高度重视，除提前制定出《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方案》外，在院里明确将市检察机关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诉二处以后，我们迅速组织力量，在反贪局指挥中心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认真完成有关案件信息的综合工作，先后向市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院报送了《关于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和线索排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报送已查清重大商业贿赂案件的报告》、《商业贿赂典型案件评析》等，并按时报送《商业贿赂案件月度专报》。同时，我们还认真办理了市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制定<深圳经济特区禁止商业贿赂条例>的提案》和《充分发挥管理职能，大力预防和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两个议案，在调研的基础上，写作了《关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意见》一文，并及时将我们的意见反馈给有关议案交办部门。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活动方面，我们对2005年以来我市办理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认真分析了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还组织有关区院公诉部门与我处一道和市知识产权局进行了工作交流，研究当前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我们加强对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业务指导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认真落实督办工作。今年上半年，院里交办给我处两项工作并由办公室进行督办，一项是市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建议》提案的汇办工作；另一项是市院部署的制定《关于推进公诉工作改革创新的意见》的工作。接受任务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落实专人负责，确保按时按质完成。现两项督办工作均已按期完成。其中《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意见》一文已及时反馈给有关提案交办部门。

二、坚持以规范为基础，进一步严肃办案程序，完善办案制度。

为确保办案质量，落实办案责任，今年以来，公诉二处在原有办案规范化的基础上，查找不足，认真整改，针对问题，进一步完善有关办案程序和制度。

严肃办案程序。公诉案件的办案程序在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检的工作细则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关键在于执行。今年二月份，公诉二处针对在办理公诉案件时程序上容易忽视或存在的18个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整改，成效明显。半年来，我们的程序意识、期限意识进一步增强，严格按诉讼程序办案已成为了一个铁的纪律，下一步我们还要常抓不懈。

严管办案流程。公诉案件从受理、分案、办理、讨论、审批、备案、移送等内部办案环节较多，为保证效率，防止出现差错，我们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将任务和责任分解落实到人，保证了内部办案工作畅顺高效。上半年，我们还积极配合案件管理处，完成了公诉案件管理程序需求报告，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主动配合全院案管系统统一运转，使公诉业务、队伍和信息化“三位一体”的机制建设尽快完成并予以落实。

规范案件管辖移送工作。针对市区院公诉部门之间因案件管辖移送工作不规范的问题，我们汇同公诉一处认真予以研究，在充分听取区院公诉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于今年4月份，我们制定并印发了《关于规范市区两级检察院公诉案件移送工作的意见》及《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刑法>分则案件的受理意见》，使公诉案件的管辖和移送工作得以规范执行。

规范案件的备案审查工作。为加强对区院公诉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今年5月份，我们汇同公诉一处制定了《关于公诉案件备案的规定》并印发给各区院公诉部门执行。该规定对区院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撤回起诉的案件、退回侦查机关作撤案处理的案件、被人民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等五类案件，要求各区院公诉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市院公诉部门备案审查。建立公诉案件的备案审查制度，有利于市院了解掌握区院有关公诉案件的办理情况；有利于加强业务指导和工作监督；有利于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规范撤回起诉工作。针对撤回起诉工作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和实践中的不规范做法，今年2月份，在吕志峰副检察长的高度重视下，我院公诉一、二处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召开联席会议，就规范撤诉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以《座谈会纪要》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印发市区两级检察院、法院认真予以执行。撤回起诉工作的规范，使过去市区两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在撤回起诉上的不规范现象得到了有力纠正，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有利于维护公正司法。

规范不起诉案件的报批工作。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颁布实施后，具体如何报批，市院应如何审批等规范不足问题，纠正实践中有的区院拟作不起诉的案件是以请示的方式报批，有的以报告的方式报批等不同做法。我们根据高检院制定这一规定的精神和原则，年初就制定了《拟不起诉意见书》、《拟不起诉案件报请审批报告》两个范本，印发给区院参照执行，使不起诉案件的报批工作得以规范运行。

规范公诉案件审查报告制作方法与格式。针对长期以来，公诉案件审查报告格式不规范，质量不高等问题，今年以来，公诉一处、公诉二处都极为重视。处领导多次召集业务骨干研究解决方法，3月份我们印发了《公诉案件审查报告》格式和制作要求，指导全体公诉人认真制作《公诉案件审查报告》，目前，这一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还必须针对尚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积极加以整改，努力提高制作水平。

三、坚持以创新为动力，创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机制。

为推进公诉工作全面深入开展，今年以来，我们根据院党组的统一工作部署，在主管检察长的高度重视下，本着积极、慎重、稳妥的原则，针对我市公诉工作实际和薄弱环节，锐意改革创新，各项改革举措正在稳步推进。

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组模式。即由一个主诉检察官带一、二个普通检察官和一个书记员组成一个办案组。通过由主诉检察官主持办案组合议案件，加强案件管理，确保案件质量。通过合议案件，充分发挥主诉检察官在办案中的指导作用。通过合议案件，使年轻的同志学到经验、学到方法、提高能力。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组模式有利于办案中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学习，克服以往公诉人办案单打独斗、封闭式办案造成的思路不广，视野不开阔，研究问题不深入等现象。半年来，这一模式已初步发挥了作用，起到了提高办案质量，增强工作合力，促进相互学习的实效。

探索专业化分工办案。根据公诉二处受理案件类型、来源及犯罪特征的不同，我们划分为四类案件：即走私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职务犯罪案件，侵财型犯罪案件。这四类案件分别由海关缉私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反贪局和刑事犯罪侦查局等立案侦查。四类案件在案件特征上，案件证据的种类和形式上差别很大，为提高公诉质量，增强公诉能力，我们年初就对办案人员实行了相对的专业化分工，使一些办案人员相对集中地承办其中某类案件。从实践情况看，这种专业化分工办案，有利于公诉人加强对类案问题的研究，提高工作的针对性；有利于公诉人发挥引导侦查、监督侦查的优势，形成侦控合力；有利于公诉人的职业化建设，培养专家型的检察官。

积极推进全市公诉一体化建设。公诉一体化是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检察一体化原则在公诉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市院公诉部门要加强对区院公诉工作的领导，保证全市公诉工作规范运行，统一步调，协调发展。今年以来，主管公诉工作的吕志峰副检察长亲自部署，市院公诉一、二处狠抓落实，公诉一体化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今年初，市区两级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共同成立了全市公诉工作的综合信息组，由公诉二处代管，市院公诉一、二处和各区院公诉科都指定了专门的信息联络员，加强市、区公诉工作的信息沟通，综合信息组不定期编印《深圳公诉信息》，在检察内网、外网上刊发，使全市公诉部门有了一个对内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与桥梁。为集中研究解决公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交流市区院公诉工作的经验，我们推动建立了全市公诉部门负责人工作例会制度，通过不定期地召开公诉部门负责人工作例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促进全市公诉工作整体向前发展。下一步，在公诉一体化建设上，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一是要探索建立全市优秀公诉人才库，通过了解和掌握全市优秀公诉人才的现状，进一步完善优秀公诉人才的选拔、培养和管理机制。二是要探索建立全市公诉工作交流互动的机制。通过统一协调、指派公诉人交流办案，促进市区院公诉工作相互带动促进，相互促进。三是要完善公诉业务指导机制。针对目前区院公诉业务请示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要求，市院公诉部门应加大对区院公诉部门的业务指导力度，首先就是要完善有关业务指导的机制。比如成立业务指导小组，规范业务请示程序、内容和方式等，切实研究解决公诉工作中经常遇到复杂、疑难问题，为下级院排忧解难。

积极推进远程公诉指挥系统建设。远程公诉指挥系统是一种集语言、图像、数据通信为一体，利用网络通信技术、会议电视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等手段，实现异地间对出庭活动实时观摩和监督，实时与公诉人交流信息的现代信息技术系统。今年以来，经过院领导的多方努力，公诉部门与法院刑庭的积极协调，使该项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我院已与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初步意向，通过检法两院之间的专用网络建立远程公诉指挥系统，这对推进公诉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有利于对公诉人的出庭公诉工作进行实时的指挥和指导，提高出庭支持公诉的质量；有利于检察长和公诉部门负责人及时了解和全面掌握公诉人出庭工作的情况，以便不断总结出庭经验，提高出庭水平；有利于公诉部门经常性地组织观摩学习优秀公诉人的出庭经验，促进学习提高；有利于对公诉人的出庭活动进行跟踪考评，建立公诉人出庭公诉的考评机制。

探索公诉引导侦查和监督侦查的新机制。针对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侦查工作不作为和对补查工作不重视的行为以及侦查取证不全面、不及时、不规范等问题，为强化公诉工作的侦查监督职能，我们在以前公诉引导侦查机制的基础上，增加强化监督的内容。力图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今年内建立起既有引导又有监督的检侦工作新机制。主要内容是：对公诉工作中发现的侦查取证不全面、不及时、不规范的问题，要就个案发检察建议；对侦查活动存在违法行为的，要发纠正违法通知书，而不能仅仅用口头纠正；对侦查部门和侦查人员不认真对待补查工作和不积极做好补查工作的，要提出书面监督意见，促进整改；要加强宏观监督，注意对一定时期侦查活动中存在问题进行归纳、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督意见和建议，督促侦查机关纠正。要注意对类案存在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加强类案的引导和监督；要完善检侦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检侦工作的沟通与联系，注重在配合中加强监督。

四、坚持以能力为保证，着力于端正执法思想、改进执法作风、提高职业素质。

公诉工作能否做好，关键在人，重点在于公诉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水平。今年上半年，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端正执法思想，在自觉自律上下功夫。我们以开展“三个走在前面”为主题的排头兵实践活动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为契机，加强理念教育和执法观教育，结合发生在身边的事例，加强警示教育，强调公诉人必须牢固树立自觉自律意识，严格恪守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官职业道德。通过教育和学习活动，全处干部思想稳定，理论素养得到提高，保密意识、廉洁自律意识明显增强。

改进执法作风，在严谨细致上下功夫。针对少数同志存在的作风漂浮，工作马虎的问题和办案中责任心不强、审查证据不细等现象，处领导不迁就，不回避，而是针对问题，敢于批评，积极整改。上半年以来，全处同志对改进执法作风重要性认识得到了提高，以“雷厉风行、严谨细致”为基本要求的执法作风得到了弘扬，全处同志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

提高执法能力，在学习钻研上下功夫。在能力建设上，我们把重点放在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能力，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引导侦查和监督侦查的能力，制作公诉案件审查报告的能力，汇报案件的能力，出庭公诉的能力等六个方面，鼓励和促使办案人员在工作中养成善于学习，善于钻研的良好习惯。上半年以来，公诉二处通过给全处同志订阅专业书籍，给新任助检员进行上岗培训，派人参加院里组织的脱产培训以及参加高检院组织的专题培训，指派业务骨干给公安预审员授课，落实专人调研业务问题等方式，加大学习培训和调研力度，大家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危机意识，增强了认真钻研业务的紧迫感和自觉性。

坚持从严治检，在管理队伍上下功夫。我们认真贯彻落实院党组关于队伍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检”的原则，严字当头，敢抓敢管。在队伍管理上，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处领导以身作则，一心一意抓工作，谋发展。以团结务实、开拓进取的班子去带队伍。其次，营造干事创业的工作氛围。从敢于管理入手，查找管理中的不足和问题，经常反思，及时整改。追求善于管理的目标，管理上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善于关心同事，理解同事，帮助同事，做到“人性化”管理，营造出干事创业的良好工作氛围。第三，树正气，压歪风。对兢兢业业工作的同志，对严守工作纪律的同志，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同志大力表扬；对患得患失的工作态度，对马虎应付的工作作风，对不守纪律的不良现象严肃批评，形成了公诉二处良好的风气。第四，一刻也不放松保廉工作。除了日常教育，规范管理外，针对具体案件、具体工作、具体人员，积极做好预防和监督工作，防微杜渐，防患未然。今年以来，尚未发现我处同志有不廉洁的行为。

公诉人范文篇10

摘要：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增强侦诉合力，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司法实务部门对侦诉协作机制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为该机制的立法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通过程序设计对侦诉协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推动该机制良好地运行。关键词：侦诉协作；大控方；价值分析；实践考察；制度构建中图分类号：DF731文献标识码：A加拿大学者约翰•沃施指出：“侦查的技巧和检察官的法律敏锐力有助于提高侦查和起诉的效率。”[1]其精辟之处在于简明地阐释了侦查工作和公诉工作的基本区别，强调了侦诉协作对于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意义。在控、辩、裁三方组成的刑事诉讼构造中，同属于控方阵营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作为追诉职能的共同担当者，其侦查工作和公诉工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这种诉讼职能的趋同性和内在联系的紧密性，使得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之间加强配合协作，形成侦诉合力，具有了可行性和必要性。2005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中指出，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内部诉侦协作机制，坚决查处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从而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提出了应当建立“侦诉协作机制”。此后，一些地方司法实务部门对如何建立侦诉协作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对这一创新做法，理论界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研究成果几近空白。而实务部门在侦诉协作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做法各异，一些操作方式在理论上缺乏支撑，值得商榷。我国刑事诉讼法即将进行再修改，如何在程序设计上加强侦诉机关的协作，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故此，本文拟对侦诉协作机制的有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有益于立法和实践。一、为何协作：侦诉协作机制的价值分析“凡是谈到社会管理，就不能撇开价值，价值的相互制约和人的目的性。”康•维•内戈伊察.控制论的当前问题.转引自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51.在法律语境中，价值是指“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2]。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一）有利于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从程序推进角度看，侦诉工作的目的有所不同，侦查的目的是收集犯罪证据，为公诉作准备。而公诉的目的，是启动审判程序，请求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诉讼目的角度看，侦诉工作的目的则是同一的，即均是为了有效指控犯罪，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目标。因此，侦诉工作完全可以统一到如何有效地指控犯罪这一大方向上来。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侦诉机关对于侦诉工作基本方向的把握并不十分明确，习惯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重分工负责，轻互相配合，将侦诉工作截然割裂开来，缺乏整体的“大控方观念”，这是导致司法实践中侦诉机关相互制肘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建立侦诉协作机制，通过制度设计和理念灌输，增强侦诉机关的“大控方”意识，将有利于把侦诉工作为重心统一到有效指控犯罪这一基本方向上来，从而巩固控方阵营，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推动侦诉机关紧紧围绕成功指控犯罪这一共同的诉讼目标，劲往一处使，形成强大的打击犯罪的合力，确保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二）有利于强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提高侦诉工作质量，加强法律监督“证据是科学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3]侦查工作的核心是收集证据，公诉工作的核心是审查证据，通过侦查和审查起诉，在交付审判之前将证据加以固定，是成功指控犯罪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侦查和公诉的角度有所不同，再加上侦诉人员在法律功底、证据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对于案件事实、证据的认识和把握难免会出现分歧或偏差。如果侦诉双方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及合作，则可能会对证据的收集和固定，造成消极的影响。这在侦诉实践中已经表现得较为突出：侦查人员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收集证据，很少主动与公诉人员进行沟通，公诉人员因为案件尚未进入公诉阶段也极少与侦查人员进行沟通，结果有些案件侦查人员辛辛苦苦收集来的证据却达不到起诉的要求，或被退回补充侦查，甚或被作出不起诉决定。尤其收集证据强调迅速及时，有的案件因公诉人员认为证据不足而要求进行补充侦查时，原本在侦查阶段可以收集的证据却因为错失良机未及时有效地保全而灭失，最终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如果建立了侦诉协作机制，侦诉双方在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过程中有充分的沟通、协商和合作，这种现象无疑将大为减少，案件质量也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此外，侦诉协作并非无原则地协作，协作并不排斥监督。在侦诉协作过程中，检察机关由于切实介入了侦查活动，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预防和减少非法证据的产生，从而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变静态监督为动态监督，增强了法律监督的效果。（三）有利于化解侦诉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减少“程序倒流”，提高诉讼效率司法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对于公诉人员退回补充侦查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不理解，认为是故意为难；而不少公诉人员则认为侦查人员法律素质低、证据素养差，侦查终结的案件达不到起诉的要求，成为“烫手的山芋”。这些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侦诉人员之间缺乏沟通协作所致。如果建立了侦诉协作机制，加强侦诉人员对案情、证据等问题的沟通协作，这些矛盾和冲突将极大地得到化解，“扯皮”现象将极大地减少，实践证明，“公诉部门与自侦部门加强联系，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交流各自的工作体会和经验，就具体案件的证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变‘文来文往’为‘人来人往’，增进了部门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4]。同时，建立侦诉协作机制以后，公诉人员可以从公诉角度及时就证据收集向侦查人员提出建议和要求，指明侦查方向；侦查人员可以就证据收集的情况及时向公诉人员进行通报和沟通，及时调整侦查方向，从而将侦查方向与公诉方向统一起来。这样，有利于侦查人员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少走弯路，减少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被退回补充侦查这种“程序倒流”现象的发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四）有利于实现侦诉人员的优势互补，促进侦诉人员素质的提高由于分工不同，侦诉人员的专业优势自然也有一定差异。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就指出，司法警察本于组织及专业侦查技术上之优势，在第一线犯罪对抗之处理上，较能掌握犯罪现场、缉捕犯罪嫌疑人及搜集证据。而检察官则因受有严格之法律训练，善于证据之法律评价与逻辑思维[5]。如果侦诉人员在工作中不配合协作，则彼此的专业优势未必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反之，如果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则有利于侦诉人员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更好地推动彼此工作的开展，促进整体素质的提高。约翰•沃施教授就指出：“警察在侦查期间更多地求助于检察官的一些法律意见，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联?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使侦查活动变得更有效，而且保证了行为的合法性”[1]。协作配合的过程，也是侦诉人员相互学习的过程：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听取公诉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促使自己提高证据素养；公诉人员也可以通过对侦查的介入，促使自己提高侦查素养，以便更好地协助侦查人员开展侦查活动，避免外行指导内行的尴尬。实践证明，“通过侦诉人员共同分析研讨案件、总结经验、互相指正等方式，不但使干警进一步强化了协作配合的‘一体化’意识，办案中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断提高”二、如何协作：侦诉协作机制的实践考察目前，一些地方司法实务部门已经对侦诉协作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该机制的立法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侦诉协作机制上升到立法层面。（一）侦诉协作的基本形式1．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与自侦部门之间的协作。这是一种典型的侦诉内部协作。由于机构同属于人民检察院的职能部门，人员同属于检察官序列，且合署办公，公诉部门与自侦部门之间的协作更容易进行，协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更能够得到及时沟通和解决，因此，这种内部协作目前是侦诉协作的最主要形式。2．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批捕部门与自侦部门之间的协作。这是一种扩大了的侦诉内部协作，一般称之为“侦、捕、诉协作”，有部分检察机关建立了自侦案件的“侦、捕、诉协作”机制，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制定了《职务犯罪侦查案件侦、捕、诉协作办案机制试行规则》、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建立查办职务犯罪侦捕诉协作机制的意见》。“侦、捕、诉协作”与侦诉协作最大的区别是增加了自侦部门与批捕部门、批捕部门与公诉部门之间进行协作的内容。3．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协作。这是一种典型的检警之间的侦诉协作。这种协作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机关与机关之间的协作，即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有关文件，对公安机关所有管辖的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进行协作。如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局就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侦诉协作机制，确保公诉案件质量的规定》；二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作，即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与公安机关的犯罪侦查部门之间联合制定文件，就某一类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进行协作。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就分别与该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经侦总队、禁毒总队、出管办等部门联合制定了有关侦诉协作的文件。4．人民检察院与其他侦查机关之间的协作。这可以称之为扩大了的检警之间的侦诉协作。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就与该市海关缉私局、该市国家安全局签订了有关侦诉协作的文件。（二）侦诉协作的内容1．侦诉协作的原则有的侦诉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侦诉协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作出了规定。如2007年3月某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与该市公安局联合制定的《关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工作的规定（试行）》中就规定侦诉协作应当遵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客观、公正、效率的原则和保守秘密、严守纪律的原则。2．侦诉协作的核心从有关侦诉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来看，侦诉协作的核心内容是证据问题，主要围绕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完善来展开，这集中体现在侦查阶段通过公诉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完善以及侦查取证的方向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侦诉协作机制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是检察机关基于公诉的需要，积极推行侦诉协作机制的主要动因。3．侦诉协作的案件范围这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未对具体的案件范围作出规定，而是笼统地要求侦诉机关在所有刑事案件的侦诉过程中都应当进行协作。这多出现在机关与机关之间联合制定的文件中；二是对哪些案件应当进行侦诉协作作出明确规定。这在有的部门与部门之间联合制定的文件中有所体现。4．侦诉协作的职责分工有关侦诉机关在规范性文件中基本上都对侦诉协作过程中侦诉人员应当履行哪些职责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5．侦诉协作的工作机制有关侦诉机关在规范性文件中大多规定了一定的工作机制，如检察机关在何种条件下介入侦查、检察官如何对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补充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协作、在协作过程中产生分歧如何解决、在协作过程中违法违纪如何处理等。6．侦诉协作的法律监督有关侦诉机关在规范性文件中均强调了检察机关在协作过程中的法律监督权，如前述《关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工作的规定（试行）》第2条就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目的之一是“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三）侦诉协作的实践效果1．加大了犯罪打击力度，提高了办案质量。从实践情况来看，试行侦诉协作机制的机关在取证方面通常能够做到紧密配合，协作明显加强。由于证据收集、固定工作较为扎实，犯罪分子逃脱惩罚的机率降低，从而加大了打击犯罪的力度，提高了办案质量。如某国有企业总经理邓某某贪污一案，一审二审均被判无罪。后某基层检察院自侦部门以新的犯罪事实和证据重新立案侦查，某检察分院主诉检察官应邀及时介入侦查，发现了证据存在的问题，向侦查人员提出了补充相关证据的建议，最终邓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注：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建立侦诉协作，加强诉审沟通———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提高职务犯罪公诉案件质量的具体做法》。］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2001年至2003年职务犯罪案件不起诉率分别为10.81％、2.33％和3.57％，其检控率分别为：89％、97.7％和96.4％。在加强侦诉协作后，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不起诉率为零，即检控率为100％。[注：同上。］2．降低了退侦率，提高了办案效率。实践证明，通过加强侦诉协作，减少了退回补充侦查等现象，提高了办案效率。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2003年办理的职务犯罪大要案的退侦率高达80％以上，2004年在加强侦诉协作后，退侦率降低到48％，2005年降低到45％。办案周期2003年平均办案天数为89天，2004年下降到81.8天，2005年又下降到54.7天，平均办案周期由两年前的3个月，降低到了1个多月，办案效率大幅度提高。[注：同上。］3．增强了侦诉人员之间的信任感和合作意识。通过侦诉人员之间的协作、沟通和交流，相互间的信任感和合作意识都得到了增强。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2004－2006年期间，公诉部门先后5次派人参与侦查机关的业务培训，就证据的收集、固定、完善等与侦查人员进行交流；同时侦查机关也先后派出9批20人到该院公诉部门进行了为期2－3个月的学习交流，加强了侦诉双方的信任和配合意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注：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强化引导侦查取证，促进大控方格局形成———我院公诉部门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做法》。］（四）侦诉协作的现存问题1．法律支撑力度不够侦诉协作机制不仅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公安部的有关解释性规定中也语焉不详。目前实践中推行该机制的主要依据是一些地方侦诉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检察机关制定的内部规章，多表现为“试行规定”、“试行规则”以及“会议纪要”等形式，效力层次都较低，基本上只有内部约束力，其贯彻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侦诉机关的协作意识。缺乏法律规定作为有力支撑，是目前侦诉协作机制推行中面临的最大障碍。2．侦诉人员专业素养不足侦诉协作机制实践运行中反映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侦诉人员的专业素养问题，尤其侦诉人员在参与对方的工作环节时往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专业局限性。如有的侦查人员的证据素养、法律素养较差，在侦查阶段不能有效地收集、固定证据，在起诉阶段不能发表适当的意见；有的公诉人员缺乏必要的侦查知识和侦查技巧，在侦查阶段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一些意见与侦查实践脱节，难以贯彻，甚至提出错误的意见等。由于侦诉协作是主要由公诉机关倡导推行的机制，后一种现象甚至影响到了公诉人员的权威问题，对该机制的推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3．协作方式不够规范在实践中，一些侦诉人员的协作方式较为随意，不够规范。如一些侦诉人员习惯于口头陈述案情，不向对方提出书面材料，容易造成彼此在基本案情、基本证据以及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案件的分析认识等方面出现差异甚至误解。[注：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经济犯罪案件办案小组年度工作总结》。］4．协作意识有待增强在实践中，一些侦诉人员对侦诉协作机制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协作配合持消极态度，协作意识有待增强。部分侦诉人员有“本位主义”思想，如有的侦查人员习惯于以“公安是老大”自居，对公诉人员的建议和意见置若罔闻；有的公诉人员强调监督者的地位，而不是从合作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等。实践中甚至存在有的侦诉人员因担心过于主动，会引起非议而懈于就对方的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的现象。[注：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公诉一处《经济犯罪案件办案小组年度工作总结》。三、如何协作：侦诉协作机制的制度构建刑事司法改革在很多时候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力。侦诉协作机制能够得到实务部门的积极推行，充分证明了其诉讼价值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对侦诉协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应当建立、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推动该机制良好地运行。（一）侦诉协作机制的立法构建1．应当对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进行修改，确立“侦诉协作原则”。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长期以来学界颇有微词。笔者认为，该规定的根本缺陷在于要求处于裁判者地位的法院与处于控方地位的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配合，这极易导致法院丧失应有的中立立场，但是该规定要求同属于控方的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的“互相配合”，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笔者主张《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对该原则作如下修改：取消“人民法院”作为该原则的适用主体，并对相关措词进行必要修正，可规定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指控犯罪。法条主旨也不再称为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而改为“侦诉协作原则”。2．应当明确规定控方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增强侦诉机关的控方意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并无明确的规定。对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上普遍认为是由公诉人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6]。笔者认为，公诉案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是由控方即侦诉机关共同承担的，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是承担证明责任的基础，公诉机关的举证行为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表现形式。《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如下明确控方证明责任的分配：公诉案件，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承担。侦查人员负有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公诉人负有向法庭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如此明确侦诉机关共同作为控方所应承担的证明责任，有利于增强侦诉机关的控方意识，成为侦诉双方展开充分协作的法律动因。3．应当对“提前介入”具体化，“检察引导侦查”立法化，加强侦诉机关在取证环节的协作。《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只作了原则性规定。近两年来，检察机关积极推行“检察引导侦查”，强调要“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7]。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检察引导侦查等做法，具有一定的侦诉协作色彩，《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吸收其合理成份，在侦诉程序的设计中对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检察引导侦查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尤其应加强侦诉机关在取证环节如何协作的立法，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如对于介入侦查的检察官如何引导取证立法可作如下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介入侦查的检察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认真听取案情介绍，查阅证据材料，对案件的侦查方向和侦点提出意见；参加案件的讨论，对进一步收集、固定、完善证据提出建议；参加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并提出建议；发现有遗漏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事实的，以书面形式提出建议办理；发现应当撤销案件的，以书面形式建议撤销案件；对案件的管辖、认定的事实、涉嫌的罪名、是否提请批准逮捕提出意见；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提出纠正意见等。4．应当对“诉前”和“诉后”侦诉协作的相关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如对于在审查起诉中退回补充侦查时，侦诉机关如何有效协作，解决分歧，保证侦诉质量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明确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前应当听取公诉部门意见，检察机关拟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的，应当听取公安机关的意见；对于庭审过程中需要补充侦查而延期审理的案件侦诉机关如何进行协作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规定检察机关在收到法院判决、裁定后，应当及时将判决书、裁定书复印件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在收到判决书后一定期间内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建议。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的建议依法成立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等。（二）侦诉协作机制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1．应当建立侦诉协作组织机构由于侦诉协作机制需要在不同的机关或部门之间运作，彼此的工作性质毕竟有一定差异，为了更好地处理协作事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侦诉协作组织机构。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如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检察院在推行自侦案件侦诉协作机制过程中，建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协作机制领导小组，在反贪局设立了协作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8]；吉林省靖宇县在自侦案件侦诉协作过程中采取了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设立主诉检察官办公室的方式[9]；重庆市铜梁县人民检察院在推行经济犯罪侦诉协作机制的过程中，建立了专门的工作联系领导小组，组长由主管副检察长和主管公安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公诉科和经侦大队负责人组成。[注：重庆市铜梁县人民检察院《关于经济犯罪侦诉协作长效工作机制的总结》。］笔者认为，自侦案件侦诉协作属于检察机关的内部协作，可以设立院级领导为首的协作组织机构，但在自侦部门设立主诉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太大必要。对于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的侦诉协作，则设立以双方一定级别的领导为首的协作组织机构较为适宜。2．应当建立必要的交流沟通机制在侦诉协作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或产生分歧，侦诉双方应当建立一定的交流沟通机制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交流沟通，协调解决协作过程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如某直辖市主城区某检察分院、重庆市铜梁县人民检察院在侦诉协作过程中均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基本做法是：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分别确定主题后，定期或不定期轮流主持召开。特殊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由提出问题单位负责召开。联席会议双方共同作好记录备查。3．应当建立案件讨论总结制度在协作过程中，侦诉双方应当建立针对个案的案件讨论、总结制度，以集思广益，齐心协力保证案件质量，并总结经验，推动工作更好地开展。在侦查阶段，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公诉部门应派员参加案情讨论会，及时提出侦查建议，协助确立侦查方向，引导侦查部门围绕起诉标准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应邀请侦查机关的承办人参加案件讨论会，听取侦查部门的意见；在案件办理完毕后，侦诉机关就侦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召开总结会，吸取教训，总结经验。4．应当建立侦查人员观摹庭审制度司法实践中，不少侦查人员认为庭审与自己无关，对侦查取证的目的缺乏正确的认识。为了促使侦查人员自觉树立侦查为公诉服务、为指控服务的意识，强化其证据意识，应当建立侦查人员观摹庭审的制度。尤其在一些重大、疑难的案件庭审时，公诉人更应当邀请案件的主办侦查人员到庭观摹。通过侦查人员亲历庭审，使他们了解控辩双方如何围绕证据举证、质证，法庭如何采信证据，进一步增强侦查人员取证是为了实现控诉目标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侦诉理念、证据意识和协作意识。5．应当建立侦诉人员的交流学习制度司法实践中，侦诉冲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侦诉双方对彼此的工作性质、工作要求等不了解，因而互不理解，互不信任，也就导致互不配合。因此，应当建立侦诉人员的交流学习制度，互派业务骨干到对方交流学习，从而形成“换位”意识，增强双方的了解和信任，有利于相互协作配合。6．应当建立侦诉人员的专业培训制度针对目前实践中侦诉人员在协作中暴露出来的专业素养尤其是在对方工作领域的专业素养不足的问题，侦诉机关应当建立专业培训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对侦诉人员进行培训。对于侦查人员应当重点加强现代公诉制度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使其理解审查起诉，能够换位思考；对于公诉人应当重点加强侦查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使其理解侦查，能够真正发挥对侦查取证的引导作用。只有实现侦诉人员某种意义上的“同质化”，才能在协作过程中更容易达成共识，共同推动侦诉协作机制的良性运行。参考文献：［1］约翰•沃施.简论加拿大对抗式刑事司法制度中检察官的角色定位［J］.张婧，译.刑辩之苑，2006(5).［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92.［3］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01.［4］胡发军，于振东.谈公诉自侦协作配合机制的建立［J］.中国检察官，2006(12).［5］蔡碧玉.检警关系实务之研究［J］.法令月刊.1997(1).［6］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03.［7］郑发.与时俱进创新机制——检察机关推行“检察引导侦查”工作机制概述［N］.法制日报，2002-07-16(7).［8］李曦.建立查办职务犯罪侦捕诉协作机制工作取得实效［EB/OL］.（2007-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