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格言十篇

劳动格言篇1

懒惰象生锈一样，比操劳更能消耗身体；经常用的钥匙，总是亮闪闪的。

好事总是需要时间，不付出大量的心血和劳动是做不成大事的。想吃核桃，就是得首先咬开坚硬的果壳。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

劳动格言篇2

关键词：制造强国；就业技能结构；国际比较

一、引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柳百成在对建设制造强国的五点建议中提出：建设制造强国，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们不仅需要领军型人才，也需要大批技能高超的技工队伍，缺一不可。笔者通过对学者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的梳理发现，对一国就业技能结构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有涉及各大产业的就业（罗良文，2007）和不同区域的就业（姜亚鹏和王飞，2012）为研究对象，同时从技能结构来看，有涉及低技能劳动力（Scholler，2007）、高、中低技能就业（Crino，2012）和高、低技能劳动力（孟雪，2012；唐东波，2012）。然而，尽管近年来对国内就业领域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一方面，对国内就业结构的研究中，鲜有文献对中国的就业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另一方面，在国内文献中，也较少有从国际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就业结构上存在的差距。

因此，笔者将在本文中从就业技能结构的视角出发，谈谈2025中国制造强国之路到底有多远？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社会经济账户提供的劳动投入数据，利用相应分解方法对劳动投入数据进行拆分，共分为三大类：高技能就业人口、中等技能就业人口和低技能就业人口；并以4个金砖国家（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和4个发达国家（美国、德国、韩国和日本）为研究对象，对1995年-2009年国际间的就业技能结构进行比较与分析，最终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对中国实现2025制造强国的启示性建议。

二、各国就业技能结构概况

本文所使用的技能劳动结构，采用WIOD的社会经济账户表中的这三种技能劳动的分类，即将低技能劳动力定义为仅接受过第二阶段基础教育以下的劳动力，将中等技能劳动力定义为接受过第二阶段基础教育但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将高技能劳动力定义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

首先，来看几个有代表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就巴西来说，从总就业中各种技能就业所占的比重来看，1995年-2009年巴西的分技能就业结构变化较大，中等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占比结构呈“偏X”形，2006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低技能劳动力处于主导地位，随后持续下降，而与此同时，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则呈相反趋势。同时，对其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数据分析可知，这一时期内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就我国而言，同期中的我国在分技能就业结构整体上变化不是很大，低技能的劳动力占主导，其次是中等技能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次之，最后是高技能劳动力；就俄罗斯而言，总体上来看，中等技能劳动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期间分技能就业结构也呈“两阶段”式：第一阶段（1995年-2005年），技能就业结构格局变化较大。对于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所占比重来看，总体上两者呈“水平V”形，1995年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在总体中所占比重相差不多，随后伴随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持续升高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呈下滑趋势；第二阶段（2005年-2009年），俄罗斯的技能劳动力结构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就印度而言，从总就业中各种技能就业所占的比重来看，这一期间其分技能就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低技能的劳动力占主导，其次是中等技能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次之，最后是高技能劳动力，其技能就业结构也呈“两阶段”式：第一阶段（1995年-2003年）变化相对显著，第二阶段（2003年-2009年）技能劳动力格局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

其次，再来分析几个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就美国而言，这一时期其分技能就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即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占主导，其次是高技能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次之，最后是低技能劳动力；从其技能就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图来看，总体呈“Z”形，伴随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持续小幅下降的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呈上升趋势；就德国而言，这一时期其分技能就业结构整体上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即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占主导，高技能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次之，最后是低技能劳动力。从变化态势上看，伴随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持续小幅下降的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呈上升趋势；就日本而言，这一时期其中等技能劳动力在日本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从比重格局来看，其分技能就业结构也呈“两阶段”式：第一阶段（1995年-2004年），技能就业结构格局变化较大。对于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所占比重来看，总体上两者呈“水平V”形，1995年高技能和低技能诙力在总体中所占比重相差不多，随后伴随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持续升高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迅速下滑，第二阶段（2005年-2009年），其技能劳动力结构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就韩国而言，这一时期其分技能就业结构变化较大，其高、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占比结构呈“X”形，2002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中等技术的劳动力处于主导地位，随后持续下降，而与此同时，高技能的劳动力则呈相反趋势，总体而言，高、中技能劳动力一直占韩国劳动力的主导地位，并且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呈逐年升高趋势，且整体上也呈“两阶段”式：第一阶段（1995年-2005年），分技能就业结构格局变化较大，而第二阶段（2005年-2009年），分技能就业结构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态势。

三、就业技能结构的国际比较

那么与新兴工业化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就业技能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就业技能差距又在哪里？接下来将详细地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首先，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对比来看，无论是从低技能、中等技能，还是高技能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规模最大。剔除规模因素后，2009年这四个国家的高、中、低三类技能就业的比重分别：巴西为37.4%：45.7%：16.9%，中国为62.1%：31.4%：6.5%，俄罗斯为6.2%：79.8%：14.1%，印度为63.1%：29.4%：7.4%。其中，中国和印度的就业技能结构十分相似，结合1995年、200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和印度就业技能结构的变化过程也极其相似，但从上述各国的总体趋势分析中，可知自2003年以来印度的就业技能格局基本处于稳定的态势：63.1%（低技能劳动力）、29.4%（中等技能劳动力）和7.4%（高技能劳动力），而中国则不同，伴随中等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不断上升，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的就业技能结构处在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同时，俄罗斯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一个特例，其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占比高达79.8%（2009年），不仅高于金砖国家中的其他三个国家，同时也高于本文所涉及的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这与俄罗斯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政府在教育上强有力的措施不失关系。因此，金砖国家就业技能结构水平差异，也从另外一角度反映了在全球经济大趋势下，中国和印度相对更依赖低技能劳动力产品，换言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仍处于在低端锁定，以提供低技能产品的生产为主。

其次，从发达国家的对比来看，美、德、日和韩四国的技能劳动力均以中、高级劳动力为主。2009年这四个国家的高、中、低三类技能就业的比重分别：美国为8.5%：56.9%：34.5%，德国为14.3%：58.0%：27.7%，日本为7.7%：66.0%：26.3%，韩国为9.4%：42.4%：48.3%。剔除规模上的影响，其中韩国较为特殊，韩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最高，且在韩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的占比已超中等技能劳动力占比，而美国、德国和日本仍然主要以中等技能劳动力为主。

因而，就中国的技能劳动力占比来看：72.4%：25.3%：2.3%（1995年），66%：29.5%：4.5%（2004年），62.1%：31.4%：6.5%（2009年），虽然从格局上看正处在一个优化的进程中，但从优化的速度上来看，并不十分理想，在本文所选的金砖国家样本中，仅略高于印度的优化速度。从技能劳动力的差距上来看，如上述分析所言，在本文所选的四个金砖国家样本中，中国仅高于印度，并且与俄罗斯的差距较大；同时与发达国家的数据相比较发现，中国在劳动力技能结构性优化有待深化。

四、政策建议

从以上对本文选取的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四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分析来看，我国的就业技能格局现状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笔者的政策建议如下：

1.各级政府应根据中国2025制造业强国的战略规划，从内需和外需两个角度出发，促进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

2.从本文的数据分析中可推断，中国目前的就业结构现状所反映出我国目前仍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种窘况不利于我国实现2025制造强国，也不利于就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因而，一方面，政府部门应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力度，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引导企业通过员工培训提升企业员工技能水平。

3.从国际贸易的贸易效应来说，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利用国际贸易溢出效应，提升我国的劳动力技能结构。

参考文献：

[1]姜亚鹏，王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2，（7）：43-53，119.

[2]罗良文.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理论及中国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87-91.

[3]唐东波.垂直专业化贸易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就业结构？[J].经济研究，2012，（8）：118-131.

[4]Schller D，Schller D. Service Offshoring and the Demand for Less-skilled Labor： Evidence From Germany[J]. General Information， 2007.

劳动格言篇3

1999年进入中国市场，劳斯伯格最早将移动建筑的概念引入中国，并在不断探索中实现了对中国客户独特需求的认识。随着对中国市场的越发了解，劳斯伯格的客户群体也随之不断地扩大，农业、快消品、食品、啤酒、淀粉、食品原材料、化工等领域都有所涉及。如今，准备进一步在物流行业大展拳脚的劳斯伯格，正在用行动搭建起令人期待的未来。

不断前行的物流仓储

无论从官方数据抑或是企业内部所得反馈而言，整个物流行业在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着强有力的稳定增长。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上的红利因素，例如正在大力推广的“一带一路”，正为物流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正是看准这样的良性趋势，劳斯伯格始终将物流仓储视为重要领域。虽然对整个物流行业而言，劳斯伯格还算是个“新人”。但经过几年的耕耘，移动建筑在这个行业不断得到了更多的了解和使用。

作为一种移动建筑，所使用的科技在不同的物流行业中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举例而言，对于汽车物流行业、整车物流行业而言，可能对于仓库的高度相对要求低，因为没有办法把车摞起来很高，或者它多层存放的成本很高。但是对于一些电商物流企业，因为它的货物相对标准化、体积小，因此对仓库要求更高。所以针物流行业的不同要求，劳斯伯格便极具针对性，为客户创造安全无忧的价值空间。

量身定做的客户价值

随着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发酵，爆炸事件中储藏在劳斯伯格移动建筑内的几千辆奔驰车的安然无恙让许多客户都大为惊叹。离爆炸发生地仅五公里之近，周围的很多汽车几乎全部损毁，而只有劳斯伯格内的保存了下来，这样的安全性让劳斯伯格在愈发激烈的竞争中进一步得到了客户的肯定。在劳斯伯格看来，维护客户的黏性和稳定性，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商业本质――为客户创造价值。无论是在品质上、服务上，还是在安全上。为客户创造价值，他就一定会跟你在一起，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无论是大型体育赛事、时装秀场、新品会还是商业庆典、企业会议或客户答谢，劳斯伯格总能够稳定地为客户提供所承诺的品质、质量、安全。正如其总经理所说的那样：“我们有全球最先进的科技，我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没有人会否认这样的判断。”只有始终将客户的价值置于第一位，同时加上有效的团队管理，才能为客户带来量身定做的完美价值。

值得期待的崭新未来

机会毫无疑问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相比过去一年，劳斯伯格对物流行业客户的需求和价值有了更深的理解，因此在客户需求的满足上做了很多努力和探索。跟去年相比，劳斯伯格在仓库的配套设施，包括它的墙面、屋面的材料，包括它的照明通风、地面处理等等这些细节方面，做出了很多改进。此外，特别针对电商物流行业对于仓库高度的要求，劳斯伯格推出了能够达到9米檐高的标准仓库。从装备的角度、设备的角度、信息化的角度，帮助客户提升效率的同时也给公司自身增加了机会。

劳动格言篇4

关键词： “民工荒”；劳资关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031-02

与几年前相比，当前的“民工荒”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湖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常态化。[1]这一现象愈来愈清楚地表明，中国劳动力供应格局总体上已经由绝对性过剩向结构性短缺的局面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正由“无限供给”转为 “有限过剩”，劳动力供求愈益趋向均衡；劳动力价格也由“相对稳定”变为“显著提升”，工人工资处于渐趋上升的通道之中。“民工荒”现象的加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劳动力供应格局的改变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直接形成了一种市场倒逼机制，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推动着现有的劳资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和转变。

一、“民工荒”对我国劳资关系格局的影响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2]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借助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支撑，我国经济获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的劳资关系取代了计划体制下的劳动用工关系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劳资双方利益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劳资矛盾和冲突开始凸显和加剧。从劳资双方力量对比来看，资方掌握着相对稀缺的资本，拥有优先的话语权，由于劳资双方平等沟通协商的平台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劳动法律法规建设薄弱的情况下，很多企业通过不断压低劳动者工资等方式获取尽可能大的利润空间，而劳动者则处于权益被侵害的弱势状态，劳资关系格局呈现出明显的“资强劳弱”特征。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资本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对资本采取了倾斜和保护政策，加之政府管理监督职能的缺位，更进一步加剧了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使资本利益不断得到强化。根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的资料显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3]由于劳动者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护，劳动者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近几年的“民工荒”现象，从劳动关系的角度看，其本质是在缺乏正常的劳资谈判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劳动者用脚投票的一种被动选择，是劳动者在自身权益被触及到底线后采取拒绝提供劳动力的方式与资本的对抗。

据专家测算，“十二五”期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点，然后将缓慢下行。[4]未来处于黄金年龄的劳动者供应短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在劳动供求关系方面将朝着有利于劳动力的方向转化，这为劳方争取自身权益创造了条件，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趋势看，原有的劳资关系格局都将发生改变。

1.劳动者在劳资博弈中的主动性增强，劳动权益逐渐得到改善。首先劳动者工资将逐步提高。工资是劳动力价格最核心的表现，而劳动力供求是影响劳动力价格的主要因素。过去，在劳动力普遍过剩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劳动者为了生存只能接受低水平的工资，多年来劳动者工资一直处于增长停滞的状态，劳方只是一个价格的被动接受方。随着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化，劳资博弈中的力量对比开始改变，劳动者议价能力增强，为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创造了条件。其次，包括劳动条件、福利待遇等非工资性劳动权益将逐渐改善。从流动劳动力群体构成来看，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正经历着代际转换，以80、90后为主的新一代农民工比例逐年扩大，他们与传统模式下的农民工群体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利益诉求增加。新一代农民工除了工资以外还很看重劳动条件、福利待遇、技能培训、文化娱乐等劳动权益，除了生存还关注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整体权益。作为劳资博弈的重要一方，劳动者诉求的增加对原有的企业独大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2.企业开始注重通过遵循基本劳动法律制度和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善劳动关系。从企业的角度，首先需要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对企业直接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过去在企业用工中比较普遍的压低工资、增加强度、不改善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设施等做法已经难以为继，为防止出现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局面，很多企业除了加快产品升级转型，加快技术、资本要素对劳动的替代外，开始采取如提高劳动者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增加人性化管理等措施以维持正常生产。应该说，对企业而言，已经开始重视通过“劳动合同法”约束双方劳动关系和劳动权益，劳动关系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正在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完善。这是经营理念的一个重要转折和提升，也是企业管理中战略性转型的开端，标志着企业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柔性劳动关系管理模式转变。

3.政府更加注重完善劳动制度和改善劳动环境。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吸引相对稀缺的资本，政策上更倾向于对资本的保护，缺少对农民工权益的重视和关注。而“民工荒”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加剧了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和竞争。目前，不仅广东、江苏等沿海大省民工短缺，像四川、安徽、河南等原有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劳动力供应紧张使各地方政府认识到，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一样，是地方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支撑要素，地方劳动力短缺正在逐渐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要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就是通过完善本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和劳动政策法律环境，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增强本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民工荒”是供求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劳动力权益保护的缺失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是导致“民工荒”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对于正处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资强劳弱”的不平衡利益格局，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变革机遇。“民工荒”的出现表明，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资本和劳动共同发展，只有劳动关系互利和谐，劳动者才会有积极性，企业才会有竞争力，经济和社会才能同步可持续发展。

二、“民工荒”背景下中国劳资格局的调整和完善

1.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加快制度化建设化解劳资矛盾，建立长效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民工荒”的加剧以及企业劳动矛盾的多发对政府协调劳动关系的能力提出了挑战，需要政府在劳动关系转型期搭建和完善劳资关系平等协商的制度性平台，以促进形成建立在劳资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劳动者工资水平。这是劳动关系领域的基础性建设。建立长效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加快完善以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关系协调制度。集体协商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的主要制度，目前由于工会体制建设薄弱等因素制约，这项制度远未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制度建设和创新，将区域性和行业性集体协商作为制度建设的主要载体，加快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并推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建立，使劳动者权益得到保护；其次，加快三方协调机制建设，有效发挥三方机制的协调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三方机制中的主导性作用，如负责组织三方形成协商议题、负责劳动行政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三方协商遇到重大分歧时应由劳动行政部门提请政府调处和斡旋；第三，推进劳动关系协调法、劳动基准法等基础性法律的立法进程。如制定出台《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增加民主化管理程序，提高工资协商的层次，扩大覆盖面。修改《工会法》，进一步明确企业的法律责任和企业工会的法律地位。

从更高层面上看，国家应建立劳动者共享改革成果的“共建共享型”发展机制。因此，政府还应该着眼于打破制约劳动者流动的制度，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民工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保障等社保待遇；加强对劳动力流动的引导，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为劳动力、人才供需建立良好的平台，也为民工跨区域流动搭建桥梁；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为民工就业、维权、流动提供权益保障。

2.企业要创新管理模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用工荒”压力使企业有了改善劳动关系的自觉性，督促企业提高劳动者薪酬福利待遇，建立工资增长与通胀挂钩、员工收入与企业绩效联动的机制，让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同时促使企业放下姿态，开始重视集体协商，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劳动报酬及其劳动权益事项，回应职工合理诉求，谋求双方利益共同点，达成双方利益平衡的协议，避免职工辞工、怠工等行为的发生。“用工荒”标志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企业需要从战略高度思考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并把关注社会责任变成一种自觉行为，重新调整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在企业管理中体现以人为本，把员工视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动态的人性化管理，以保障劳动关系和谐，化解劳动争议，避免劳动冲突，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3.劳动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成为理性成熟的劳动关系主体。劳资关系调整和完善的核心是形成企业和劳动者平等沟通的协商机制。随着劳资博弈中劳动者话语权的逐渐增强，如何合法、科学、理性、规范地维权是摆在劳动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迫切要求劳动者尽快成长为成熟、理性的劳动关系主体。目前，“用工荒”和“涨薪潮”使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大大的觉醒和强化，但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还有待提升。新的劳动关系格局下需要劳动者不断加强自身文化、法律知识和自身技能的学习，以应对日益复杂化、规范化的劳动环境。目前来看，80、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作为劳动关系的一个基本主体，他们的特质将改变劳资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他们在教育程度、职业能力、法律意识、沟通能力、思想观念、创造力、行动力以及团结程度等综合素质方面比第一代农民工有了显著的提升，这将有助于其更快地适应劳资格局的变化，成为理性成熟的劳动关系主体。

参考文献：

劳动格言篇5

笔者所在的单位曾有这样一个劳动争议案例：A企业根据生产需要，自1988年开始使用部分临时工，一直未与临时工签订劳动合同，而该企业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则与临时工签定劳动合同，再以劳务输出的方式由A企业使用临时工。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均未提出续签劳动合同。2001年，由于A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裁减了200多名临时工，并由劳动服务公司与临时工解除劳动关系，对其进行经济补偿，支付补偿金。由此引发劳动争议，临时工认为，他们一直在A企业工作而不是劳动服务公司工作，虽然没有与A企业签定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服务公司没有劳务输出的经营资格，应由A企业与临时工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A企业认为，临时工虽在本企业工作，其实质是由劳动服务公司以劳务输出的名义送至本公司工作的，本公司向劳动服务公司进行劳务结算后，由劳动服务公司给临时工支付劳动报酬，因此，本企业与临时工既没有劳动合同，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存在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律依据。最后通过劳动仲裁、二审法院审理才以支持A企业意见了结此纠纷。

对于企业大量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企业如何规范自身用工行为，避免劳动争议则十分重要。

二、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

事实劳动关系是与劳动合同关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劳动者的劳动(劳务)一旦付出，就不能收回，即便劳动合同无效，也不可能像一般合同无效那样以双方返还、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来处理，否则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只能适用事实劳动关系的理论来处理当前大量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问题。笔者认为，事实劳动关系应当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从属性劳动，但不符合劳动合同成立的法定要件的劳动力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

三、事实劳动关系的几种类型及形成原因

事实劳动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无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二是无效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三是双重劳动关系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就事实劳动关系的本质而言，与劳动关系并无本质差异，之所以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它可能是由于不符合劳动合同的法定形式要件，或者是订立劳动合同有瑕疵，或者是主体不适格(主体不适格只存在于劳动者方面而非用人单位)。

1.无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

就劳动合同订立的形式而言，我国《劳动法》目前只认可了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劳动法》第19条规定的“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只能理解为该条款要求书面形式是一种强制性规定，劳动合同没有书面形式，自然导致合同无效。从实践中看，无书面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一般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始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另一种是原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未以书面形式续订劳动合同，但劳动者仍在原单位工作。无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是引起事实劳动关系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2.无效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

关于无效劳动合同，我国《劳动法》第18条规定了两种情形：(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对于无效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劳动法未作出明确规定。从劳动法规定看，无效劳动合同可以是由于主体不合格、合同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订立合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致。

对因劳动合同无效而发生的劳动关系，同样应当视为一种事实劳动关系。对于这种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按现行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可参照本单位同期、同工种、同岗位的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二是如果订立无效劳动合同是因用人单位所致，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则劳动者可以获得赔偿，赔偿标准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

3.双重劳动关系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

双重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双重劳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如下岗或停薪留职到另一单位工作、或同时从事几份兼职工作等。对于双重劳动关系来说，如果第二个劳动关系发生纠纷诉至法院，一般会被认定为劳务关系而不作为劳动关系来处理，劳动者只能要求劳动报酬的给付而不能要求其他依照劳动法所能享有的权益。

四、签定一份完备的劳动合同是解决事实劳动关系的主要途径

对企业而言，劳动合同最大的作用就是事先明确了双方的法律责任，可以事先了解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那么，企业如何签定一份完备的劳动合同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合同主体方面，劳动者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符合企业的用工条件，与其他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

第二、在形式方面，应一律采用书面形式，最好采用格式统一的、经劳动部门认可的劳动合同，由劳动者本人签字认可，具体条款可以因劳动者不同或岗位不同而与劳动者商谈确定。

第三、在内容方面，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劳动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现行的劳动法律规定，不得采用非法手段强迫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其次是劳动合同内容必须全面、具体、明确，尽量避免可能导致双方产生歧义的条款；最后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不宜过长，以一至二年为好，有利于劳动合同内容与时俱进。

劳动格言篇6

1　技术时代及其对人的奴役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他们对于其生活的时代的技术特征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批判力。

马克思明确地把18世纪末以来机器出现的时代称之为“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区别于“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的特征就是机器生产机器。它是工场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较大规模地使用技术，使用机器制造机器时候的产物。虽然大工业使用的机器最初是由手工制造业生产的，但只有用机器制造机器才是真正的大工业。因此，它必须有适当的技术基础作为立足点。手工业时代的生产工具是简单的工具，合成的工具，是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而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机器则是由技术发明的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构成。不仅如此，在机器生产中，工场手工业中按照工具的不同来分工的主观性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1]显而易见，机器大工业的基础是“直接的技术基础，”因此，机器大工业时代本质上就是一个技术时代。

海德格尔比马克思更进一步，他明确认为技术的统治是大工业时代的根本现象，他把他的时代称之为“技术的时代”，并认为不是机器产生出技术时代，而是技术产生出机器时代。他在《什么叫思想》中写道：“生产动力的那种机器归属何在？现代技术并不立足于电动机、涡轮机及类似的机器被开动，而是这类东西只有在下述情况中才能被制造，即现代技术的本质已经达到了统治。我们的时代并非因为它是机器时代就是技术时代，不如说，它之所以是机器时代，因为它是技术时代。”[2]

应该指出，马克思生活的机器时代或技术时代和海德格尔生活的技术时代在技术化的广度、深度上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的革命只是处于方兴未艾阶段，技术化的程度仅仅局限于生产的个别部门、局部过程，还未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就它对生产的影响来说，它仅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海德格尔时代，技术已经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成为第一性的生产力。正因为这一点，相对于马克思所处的技术时代，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就有一种“后”技术时代的意味。

尽管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存在着这种时代间的距离，生活在科学技术方兴未艾时代的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肯定的同时，也对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作了无情的、尖锐的批判。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3]

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技术的否定面，他指出，机器大工业时代和工场手工业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人把工具只是当作自己的器官，工人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则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工人的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使工人成为机器的一个器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4]因此，在工厂中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工人则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是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表现为工人的主人也就意味着科学技术，对工人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5]工人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奴隶。总之，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丧失了其为人的本质，被异化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消极作用的这种批判，明显具有后现代意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就认为生活在工业社会里的马克思已经准确地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杰姆逊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座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必经的思想桥梁，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域”。

对技术的奴役作用，海德格尔以其独特的视角作了深刻的揭示。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时代的一切东西都打上了现代技术统治的烙印。人周围的一切，包括人本身都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对象性而沉沦为技术的“持存物”。自然界是现代技术和工业惟一巨大的加油站和能源，事物的物性在现代技术的贯彻着的生产中被融化为可供谋算的市场价值。不仅如此，人本身也变成了人力物质，被用于预先规定的目的。人被其背后宏大、深刻的技术“座架”所框定，以一种非本源、源发性的技术性目光去看待一切，专一于单一技术性的展现活动，在技术的“受命”下无止境地开发、发掘、剥削、掠夺自然。甚至人自身也被看作是一种持存物，作为技术需要的所谓“备料”、“人力资料”、“人材”。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一样，都融化为可算计的市场价值。人与人的关系也被沦为一种技术关系，沦为物与物的关系，人已经退居幕后了。正是因为人和物在技术的面前仅仅是一种可供技术谋算的持存物、常备物，他只关心他自己及其外物等一切存在者，而完全不可能再与“存在”发生关系。因此，技术的命定性注定了“存在”的遗忘。所以海德格尔不无悲怆地说：“技术在其本质中实为一种付诸遗忘的存在的真理之存在的历史的天命。”[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就对人的奴役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存在着明显的相通之处。

2　技术奴役的根源

为什么机器、技术的应用会导致人的奴役与人的本质的丧失？技术奴役的根源是什么呢？

马克思认为，机器、技术对人的奴役、压榨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应用，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技术对人的奴役根源在于人对人的奴役。马克思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7]

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发挥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对工人的压榨、剥削，因此，科学和技术实际上已经是资本的一部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8]同样，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表现为资本的特殊部分而同劳动、劳动者对立的力量。

不容否认，马克思也看到了技术在生产、分工上对人的控制、制约，但这种控制、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生产活动中难以避免的物质制约性、依赖性。的确，机器的使用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紧张程度，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总是劳动，劳动不可能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甚至“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9]所以，对马克思来说，技术对人的奴役关键不在于技术的物化，而在于技术的异化，在于技术归人格化的资本所有，在于资本的逻辑。因此，从整体上说，技术本质上只是一种工具，是中性的工具，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才导致了技术对人的奴役。

然而，海德格尔不同意“技术是人的工具”这一关于技术本质的工具性规定（当然，海德格尔并不否认这一论断的正确成分）。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并非真知”。为此，海德格尔从词源学的独特角度对“技术”一词作了细致的考察，提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独创性见解。

据海德格尔考证，“技术”(techne)一词来自希腊语technikon。而希腊词的technikon作为生－产(verfertigung,production)的形态，作为产出poiesis(her-vor-brin-gen,bringing-forth)的形态，实际上是一种解蔽(aletheuein,das entbergen,revealing,disclosing)。在海德格尔看来，每一种产出都建基于解蔽，技术之决定性的东西绝不在于制作和操作，绝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去蔽。作为这种去蔽或解蔽，而非作为制作，技术才是一种产出。简言之，依海德格尔之意，"techne"的原初含义就在于揭去遮蔽，让存在者显现出来。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的技术的揭示已不仅仅是让存在者自动显现出来，完全支配近现代技术的这种揭示乃是逼索，是对自然的掠夺、压迫。在技术的逼索活动中，自然界被迫显示、展现为不断地被开发、转化、贮存、分配等一系列环节，纳入一个密不透风、喘息不止的技术系统里。然而，这种逼索性的摆置活动，决不是纯粹由人们自由控制的行为，相反，它设置、摆弄人，亦即逼索人去以构设活动的方式把现实事物当作持存物即现成状态去蔽（显现）出来。对这种强求于人、而且人不能控制的力量，海德格尔称之为“座架”。作为“座架”的近现代技术并不仅仅在人们利用机器的地方起支配作用，而是渗透到存在者的所有领域，支配着整个现代世界。

可见，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就是座架。在技术的座架的命定中，技术是人靠自身无法控制的东西，人被座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

的确，在机器大工业中，在使用自动化技术的大生产中，生产的每个局部过程及其结合状况都是由技术的应用来解决，而并不取决于工人，工人仅仅成为机器的看管者，服从于机器运动的连续性、划一性。而且，在技术时代，由于现代技术深入到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人类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也使人类深深依赖于技术，离开技术人类将寸步难行。另外，由于人类对自己智力的盲目自信导致的技术的滥用，产生了一些人类技术至今无法解决、无法很好解决的威胁人类生存的种种问题。原子弹就是人类技术产生的魔鬼，自从原子弹爆炸的第一朵美丽的蘑菇云升起后，人类无时不在原子弹的威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海德格尔说技术对人确实有一种控制或座架作用，无疑是十分深刻的。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这种消极作用的深刻批判无疑具有一种人类学的深切关怀的意义。

但是，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逻辑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的，技术对人的奴役最基本的原因并不是技术有一种“原罪”，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于技术成了资产阶级攫取利润、霸权的工具，在于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奴役。海德格尔忽视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分析与阶级分析的视角。

3　摆脱技术奴役的出路

由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在技术的本质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他们对奴役性技术的拯救道路的看法也就迥然不同。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对人的奴役的根源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因此要消灭这种奴役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实现这一点的必然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只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才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生产资料、利用技术的时候，社会才能消灭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技术对人的奴役。到那个时候，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将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一种快乐。

与马克思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拯救在于回归到原初的“存在”本身，为此，必须对技术采取一种“泰然任之”的态度。

虽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座架是命定的，技术是人控制不了的力量，但他认为技术本身又蕴涵着拯救，“救渡乃植根并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10]不过，他又指出技术本身又不会自在地能够拯救，并不直接就是拯救，要实现拯救关键在于人，关键在于人对存在的关注和顺应。海德格尔把人所归属而顺应的这个“存在之天命”称之为“大道”。“大道”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成道”（通向语言之途）的过程，即“道说”。“道说”的本真的方式有两种，即“思”和“诗”，准确地说，是“运思”和“作诗”。正是“思”与“诗”这两种合乎“道说”的本真的人言（语言），说出了传统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思维和语言中未思和未言说之物——“存在”，实现了对此种根基的追溯。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思想”赤贫的时代，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思。在他看来，正确的“思”就是“存在之思”，对存在的倾听，而不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表象式思维。这种积极倾听“存在”的顺命态度表现在对待现代技术上称为“对于物的泰然任之”。海德格尔深知，“对于我们所有人，技术世界的装置、设备和机械如今是不可缺少”，“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使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又让它们出去，即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对物的泰然任之”指的就是这种对技术世界既说“是”又说“不”的态度。除了“思”之外，人响应于“存在之言”（“道说”）的另一种方式是“诗”（此处做动词用，即作诗）。作诗就是“度量”，就是说，人要按其本真，即如其所“是”而“存在”——栖居。由“思”到“诗”就是“存在”由“隐”到“显”。

“语言是存在之家”，“思”与“诗”都是本真的“语言”，“思”与“诗”融合为一——“诗意之思”、“思性之诗”就是超越技术，拯救“存在”的道路。

应该承认，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无庸置疑是十分深刻和犀利的，但是，他把“思”和“诗”作为解决技术奴役问题的途径，使他和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样，对技术的批判仍然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解构”，局限于精神领域的呐喊，而缺乏经济、政治、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批判，所以他们的批判最终不过是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式的词语“革命”，而不懂得实践批判的意义。由于技术的奴役在于它是作为一种资本的力量、资本的工具，作为攫取利润、霸权的手段，如果不消灭它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对它采取“泰然任之”的态度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的逻辑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只有消灭资本的逻辑，才能在合乎人的人性的基础上应用技术，才能“泰然任之”。

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是存在之家，只有通过对语言的正确的“思”才能获得解蔽，才能发现存在的意义。这实际上把语言当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的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就是说语言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现实世界的语言”，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才是语言的根。因此，仅仅囿于语言的批判是舍本逐末的批判，是表面的批判。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包括海德格尔，很大程度上只是用一种“词句”反对另一种词句，而不是反对现实的世界。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克思对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是彻底而现实的，是从“根”“本”上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异化现象的揭露，总是从异化的表象走向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深层，从中找出产生现代技术对人的奴役、导致人的异化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参考文献】

[1][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7.463.113.

[2]　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6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1.

[6]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全集[c].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384.947.

劳动格言篇7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着唯物史观形成的经典著作。“分工”范畴是主要部分《费尔巴哈》章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实践观点，在对分工与生产力、分工与所有制形式、分工与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中，认为分工是产生异化的根源，要实现人类解放，只有消灭分工，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创立了唯物史观。

关键词：唯物史观；分工；生产力；所有制形式

一、分工与生产力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①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②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③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有意识地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哲学划清界限、对人类历史进行现实考察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人类则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自然界进行改造，这是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人通过有目的的生产过程从自然界获取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生产一经出现，人类就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而进行生产就需要有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时代人类的生活状态和人本身的状态。人本身是怎么样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④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摆脱了以前从意识、宗教等方面对人与动物进行区分的哲学传统，把人的本质属性归结为有目的地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本身作为起点，首先论述了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

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马克思恩格斯界定了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原始社会（当时，他们还没有形成原始社会的概念，而只能将其定位于部落所有制之前的阶段），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人们只能像动物一样受自然界的支配。此时，人的活动还带有动物性质，谈不上分工的存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也逐步总结经验，特别是在制造出简单的生产工具后，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人的自然器官得到了扩展和延伸，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摆脱了动物本能的水平。与此同时，分工也逐渐发展起来。分工的第一个阶段，只是方面的分工。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人们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分工达到第二阶段，即自发地或“自然产生的”分工阶段。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有一部分人由于出身等方面的原因，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逐渐脱离了生产劳动，在享有别人物质劳动成果的基础上，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从而产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此时，分工进入发展的第三阶段，出现“真实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普遍交往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分工将被消灭得越来越彻底。由此可见，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分工的发展程度，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反过来，分工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当今的经济理论来看，分工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人类从早期的共同劳动到历次工业革命分工的一步步细化，就是对分工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最好说明。

二、分工与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⑤所有制也就是人们对财产的不同占有关系。分工之所以决定所有制的不同形式，是因为分工的不同阶段依据个人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形成生产关系的概念，是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来代替生产关系概念的，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已基本成形。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分工的不同阶段论述了人类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也就是分工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分工导致私有制的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⑥我们知道，正是由于分工的发展才导致城乡之间、阶级之间的对立，导致财产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成为可能。“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⑦对财产占有的多寡不同，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财产所有者来承担成为可能和现实。这样，以家庭中隐蔽的奴隶制为基础逐渐发展出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包括奴隶主将奴隶作为财产的占有。其次，分工导致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利益或者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处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最后，分工的存在导致人自身及其劳动的异化。分工的存在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对个人来说却是全面发展的障碍。在不存在分工的状况下，劳动者需要掌握生产过程的所有环节，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劳动，不存在特定的活动领域。但在分工产生之后，每个人就具有了自己特定的活动范围，而且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⑧

三、从分工到唯物史观

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将分工视作私有制的表现形式的，即是从私有制来说明分工的，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则转换了方向，要从分工来说明私有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于马克思认识到分工是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从分工来说明私有制的起源，便构成了一种唯物主义的逻辑。进而，“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⑨这样，便产生了所有制，“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结论便是，“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⑥显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异化或私有制的说明，消除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德国唯心主义的残余影响，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0．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700．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76．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68．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68．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84．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27．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85．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83．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劳动格言篇8

 

关键词：劳动权 发展规律 自然权利 

 

劳动权是指人们享有劳动的机会和适当的劳动条件，以使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其劳动力价值，获取劳动报酬并最终获得生存和追求发展的权利。它是以就业权为核心，以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权等为主体的一组权利之和。劳动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本文将对劳动权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考察，从而挖掘其产生的一般规律，并分析其对我们正确理解劳动权的启示。 

一、劳动权的历史发展渊源 

“契约自由”的原则与“私法自治”精神是在传统“自由权”延长线上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早期，资产阶级刚刚摆脱封建特权的束缚。在经济上，为了保障商品经济发展，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在法律上则最大限度地保障对自由、平等、人权的实现。在私法领域，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确立了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和过失责任四大民法基本原则。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以“契约自由”来规范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容易忽视两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从而造成明显不公的后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剥夺或削弱劳方本应享有的“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运用，使资方拥有片面决定契约内容的绝对自由，劳动者只有决定缔约与否的自由（即被动地决定是否接受资方片面决定的契约条款）。而在劳方急需工作以获得生存必需条件的现实制约下，契约自由对劳动者而言，“不缔约”的自由在极端的场合甚至可理解为“饿死的自由”。在此种情况下，劳动权无疑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否则，长此以往，将会引起劳资对立乃至造成社会动荡、政治不安定，最终会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 

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保障自由权与平等权，资本主义国家伸出了“干预之手”，对经济实行“两只手”并用的政策，同时，对“契约自由”进行干预，从法律角度肯定了劳动者的劳动权。最早把劳动权作为明确的法权概念提出来的，是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他在1886年完成的《全部劳动权史论》中提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经济基本权的基础。 

此处的劳动权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国家应当保障经济、社会地位居于弱势的劳工，能借团结的力量，站在与资方对等交涉的地位上，实现实质的契约自由原则，获得合乎人性尊重的最基本手段性权利。此种权利的保障，在今天已为各国所普遍接受，并且不同程度地在宪法和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二、劳动权的一般发展规律 

“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我们探究劳动权产生发展的渊源和过程，是为了发现其产生变化的背景及其宗旨，以从中获得当今立法的启示。 

从劳动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劳动权本身作为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而不可放弃的。这里，我们涉及其产生条件，并不是否认其自然权利的属性，而是考察权利法定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从中发现其逐步得以法定的一般规律。 

（一）经济背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生产技术落后和物质产品匮乏的条件下，通过劳动谋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必须进行而没有选择的活动，也就是说，此时，劳动尚作为人的生存行为而非权利需求而存在。工业革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劳动力成为商品，被市场需求并得以自由买卖，进入到所有权的行列。保持和享有劳动力的劳动者的权利——劳动权得以凸显。 

（二）政治背景——权利意识的强化 

在原始社会，氏族成员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同时，每个人只有贡献出自己的全部体力和智力才能增进团体的力量，才能改善集体以及个人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只要不违反禁忌和习惯，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何成员，因为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了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完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不可能形成劳动是权利的诉求。 

奴隶社会，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

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奴隶只是奴隶主所拥有的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享有任何权利，自然无劳动权可言。 

封建社会，这种人身占有关系有所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人身依附关系和严格的等级关系。农民由于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地主的人身控制，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受到限制。关键在于，封建社会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加上完备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意味着不同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形成典型的“身份崇拜”和“权力崇拜”，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 

劳动权作为一种标示劳动者人格独立、蕴涵劳动者利益的权利类型，诞生于职业劳动得以社会化、普遍化、契约化的资本主义时期。正如新托马斯主义法学代表人物马里旦所言：“在20世纪，人类理性显然已认识到，人不仅有作为一个人格的人和公民社会的人的权利，而且还有作为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社会的人的权利，尤其是作为一个工作者的权利。”

所以，没有一种普遍的权利意识，劳动也就不可能上升为权利。 

（三）人文背景——自由主义精神的转变 

自由主义精神的重大转变是劳动成为权利的人文背景。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导的意识形态，它的变化或转向对于西方国家政治影响巨大。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从强调个人对他人和政府的独立的消极自由，转向突出在参与中实现自身价值的积极自由。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精神的转向，劳动作为权利，才逐渐得到国家的承认并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 

三、劳动权发展规律对正确理解劳动权的启示 

从劳动权的发展历程和一般规律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的权利化以及劳动权的法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劳动权首先是一种自然权利，在这种正当的理性法则下，劳动者拥有一系列平等、自由、健康、财产以及在自然法的范围内追求和保障这些目的的自然权利。从法律角度明确规定劳动权，是对其作为劳动者应享有权益的肯定。其次，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不仅追求形式正义，更希望在实质正义的实现方面有所突破。合同当事人在社会上或经济上地位悬殊时，弱势一方当事人便处于实质的劣势，此时，若仍依契约自由原则缔结合同，那么，契约自由只能徒有虚名。劳动权恰恰还能起到约束契约自由的作用，避免了雇主借自由之名剥夺或削弱劳动者应有的权利，从而最终保护劳动者的平等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劳动权法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限制契约自由，弥补其在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的缺陷，从而最终实现劳资双方实质平等和正义。 

大处言之，劳动权得以法定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权进行干预的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干预，并不排斥民法在法律中的重心位置及其所贯彻的意思自治精神，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对个人利益和自治权利加以限制，它的终极目标，仍然是实现个人的平等利益和人性的最大自由。基于这一点，即使劳动权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改变，其本质不应该变化，作为与封建等级制度斗争的胜利成果，它标志着人的解放和人格自治，仍然是自由权，仍属于私法范畴。 

四、对劳动权内涵的科学理解 

目前，对劳动权的内涵，学界尚无定论，主要存在狭义说、劳权说、自益权与共益权说、劳动基本权说。纵览上述学说观点，我们发现争论主要集中在：究竟从何种角度定义劳动权？劳动权究竟包含哪些过程？ 

笔者主张，劳动权因劳动而产生，虽然劳动本身并不会自动生成权利，但是作为表征劳动权的主要因素，劳动本身的特点需要得以体现。所以，考察劳动权，还是要从劳动的特点出发。从自然属性来讲，劳动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能量释放，“劳动是相对于人体的生理过程而言的，每个人的自然成长、新陈代谢及其最终死亡，都受到劳动的制约，劳动控制着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可以说，劳动即是人的生命本身。”从社会属性来讲，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劳动的几个主要特点决定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首先，劳动创造并决定着人，劳动对个人和民族而言都是必需和决定性的。因此，尊重和保护每个人参与劳动的权利就显得更为基本。换言之，立法应当为个人提供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机会，毋宁说，参与劳动的前提。按照这一假设，劳动权应当包含平等就业权和自主择业权，以使之能够涵盖就业过程中的权益内容。其次，劳动是对人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界的交换，以自己的活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物质的之间的物质变换，需要耗费自身的体力和脑力。相对应的，体现在劳动权方面，不仅要求劳动权应当体现劳动过程，而且，如何

劳动格言篇9

本文作者：秦国荣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劳动者判定的立法与司法认知原则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简单地从立法角度进行“粗线条”划分，劳动者在法律层面至少有三重意义：第一是宪法层面上的劳动者，这是最为广泛的群体，只要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民众，都是劳动者；第二是民商法层面上的“劳动者”，凡是以自己的劳动（劳务）和劳动（劳务）产品作为商品或资本，以平等协商的市场交易方式谋取生活资料或收入来源的当事人，都是民商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第三是劳动法层面的劳动者，是指依法能够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通过与资方平等协商订立劳动合同，参与到资方内部劳动协作与分工之中，与资方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关系和身份关系，以此谋取生活资料或工资收入的当事人。輲訛輥在以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社会制度设计条件下，劳动权利对于社会成员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劳动者资格的获得，不仅意味着一种参与社会生产性活动，享有生活资料和报酬获得，进行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经济权利，而且意味着一种被社会承认可能拥有某种社会地位与人生价值实现的人格权利。所以，劳动权利乃是与人的生存权、人身权等紧密相联的法律权利。在这里，宪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作为一种宣示性立法，它表明每个公民都享有劳动的权利，都可以成为法律上的劳动者。当然，宪法这种宣示性立法的政治意义远大于法律意义，而能够将这一权利加以落实，得到具体实现的乃是民法商法和劳动法。民商法意义的劳动者，从立法角度看，其范围比较宽泛，主要是指那些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以自己的劳务或劳动产品作为商品，通过市场平等交易的方式谋取生活资料的民事、商事主体，这些人群至少包括自由职业者、劳务提供者、摊贩、个体户、合伙人、农民等。从其市场活动的本质看，其具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别无二致的商业属性，比如都是以追求各自的利益实现为目的，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进行商品与货币交换的“互利”行为。而正由于交易双方具有主体平权性、行为商业性等特征，法律允许劳动者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与交易他方约定交易内容和交易方式、按照市场行情“随行就市”地约定交易对价等，如果双方发生纠纷，也是通过《民法》、《合同法》等民事商事立法加以调整，而不会给予民法上的劳动者以特殊的法律保护。劳动法的立法理念与民法、商法很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其对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均给予保护，但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对劳动者给予倾斜、特殊的保护，这就决定了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与民法、商法上的劳动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劳动立法的角度说，劳动者概念乃是劳动法的核心法律用语，如何界定劳动者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学理与实践价值，这直接关乎哪些主体能够受到劳动法的调整与保护，关乎劳动法发生作用的社会群体范围，对于具体个案而言，则具有判定当事人是否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主体，是否具有劳动法律关系，从而是否适用劳动法的问题。因此，如何对劳动者概念作出明确而精准的界定，如何将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与民法商法上的劳动者加以区分，乃是劳动立法和劳动法学必须首先解决好的学术与实践问题。由于我国当前仍然处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就经济体制和就业用工体制而言，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多元的现状，计划经济时代的用工模式依然存在，如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的用工方式，也有完全按照市场“双向选择”模式的劳动用工方式，还有在学理上、体制上和法律上尚未界清的用工方式，如政府雇员（公务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等。这就使得劳动法对劳动者的立法界定比较困难，即究竟如何在立法上准确地界定劳动者的概念，乃是一个在学理上有相当难度，在实践中颇为棘手的难题。由于我国劳动法学对此研究比较薄弱，难以对现有立法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这使得我国当下的劳动立法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比如其在实际立法过程中采取了模糊立法，即既不明确进行概括式或抽象式立法，也不采取列举式立法，而是采取了只对劳动关系进行简要概括，而不对劳动者作出明确界定，同时在相关行政解释中对哪些不属于劳动者的对象进行了排除式的立法办法。这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难以准确地对劳动纠纷案件进行判断和操作，加剧了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复杂程度，由此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所以，立法对劳动者进行明确界定，可谓意义重大。考虑到当下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阶段，多元经济结构、多元所有制体制、多元身份关系等正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运行。在这种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下，要想准确地界定劳动者概念，确实是一件极为棘手、颇费心力的事情。这就需要学术界深入思考劳动关系的法律本质，研究劳动者的本质属性和涵盖范围，同时需要立法者能够运用比较高超的立法技巧，既将劳动者的内涵说清楚，又能够将那些处于模糊地带的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有效保护范围之内，从而达到最大程度地保护普通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具体而言，在进行劳动者法律界定时，应当按照以下几个原则进行。第一，应充分反映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要求，体现中国特色劳资伦理内涵。前已述及，劳动者乃是一个在不同社会领域、不同学科、不同语境下可以共同使用的概念，对于对概念内涵概括界定要求比较严格严谨的劳动立法而言，需要特别谨慎。不可否认，我国劳动法学与劳动立法上的劳动者概念承载着特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要求，其目的在于刻意淡化劳资雇佣色彩，强调受雇一方当事人属于国家与社会的“劳动者”或“主人”。力图避免其他概念，尤其是“劳工”、“雇工”等被传统政治教科书看作是被剥削阶级特定用词而对受雇当事人造成心理刺激，甚至会引起社会民众对当下市场经济转型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方向”的疑惑。可见，劳动立法采用“劳动者”这一概念，应当说不仅充分考虑了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相吻合的问题，而且也特别注意这一立法术语能够为社会普通民众的心理与情感所接受。从劳资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来看，雇佣资本作为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批判的对象，雇佣劳动的存在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体现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问题在于，经过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和违背人性的剥削行为的揭露和批判，经过国际范围内长期不懈的工人运动、工会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经过包括ILO等国际组织的立法指导和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立法的不断进步与完善，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对劳资关系法律架构的探索，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各国开始在法律上不断进行劳资关系定位的反思与调整。比如西欧福利国家的兴起，国家、企业与高收入阶层需要对普通社会成员承担更多的责任，使得普通劳动大众能够享有社会福利成果；相当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开始强调保护劳动者，“终身雇佣”、解雇保护等法律制度逐步确立；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知识经济兴起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劳动者素质的逐步提高，使得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本理论逐步为资方所接受，传统以货币为所有者一方的资方，开始充分认识到以人力资本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在产权地位、社会财富创造和利润形成中的同等重要性，劳资双方不仅在立法上实现了主体地位的形式平等，而且在经济学、价值创造与实际社会地位上实现了实质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劳资双方合作共赢，培育新型劳资伦理关系的理念已逐步深入人心，而股份合作制、股权合作等比较注重劳资合作的企业组织形式出现，使得劳资关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劳资双方作为各自资本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与经济上的界限均已变得模糊，难以界清。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确实需要构建符合传统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劳资雇佣关系，但同时更应注重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要求的劳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说，劳资双方以企业共同体为载体，在共同面对市场逐利与竞争的过程中，通过相互协作与分工形成了利益和命运休戚相关的伦理关系，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结成了彼此互为手段与工具的私益关系。由于能否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从而直接影响着劳资双方的切身利益，因而劳资双方需要相互合作、彼此信赖和忠实，在维护企业的生存推动企业发展中实现着彼此的利益。我们应当要看到，以劳动契约为纽带所形成的劳资关系既不是纯粹民事意义上的契约关系，也不是单纯的货币与劳动力使用权进行交换的金钱关系，更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阶级利益对立或敌对社会关系。从现代企业中劳资合作与相互依赖的内在关系来看，拥有资本和资金的资方投资设立企业的目的在于从事市场营利活动，劳资关系的本质在于以资本和劳动为核心形成了彼此利益共生共存的合作伦理关系。这就要求劳动者的概念界定应当要能够准确地反映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最新伦理内涵。从我国当下的现实国情来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资伦理关系有着较为有利的条件。或者说，在当下的中国构建和谐劳资法律文化，有比较良好的制度、政党和观念等社会条件基础，这些条件至少包括：其一，政党与政体观念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在其长期的劳动立法过程中，在建国前就形成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立法理念。輶訛輥而我国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体，也为和谐劳资文化建立奠定了良好的观念基础。其二，传统“义利”之辨的文化延传和企业共同体价值取向，有助于劳资双方建立起合作共赢的价值观念。从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来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輷訛輥的古训也使“重义轻利”成为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价值，尽管时下在市场经济利益的熏陶下，确实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拜金主义和市侩风气，但中国当代社会主流舆论和社会大众对这种风气的否定和鄙视，可以看出古代传统道德观念的巨大影响作用。这种“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有助于企业内部建立起注重道德伦理和社会评价的共同体道德价值。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存在着诸多弊端，但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却形成了比较良好的企业共同体和劳资荣辱休戚与共的价值取向。其三，现代劳动法治文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有助于从经济基础和权利设定角度维护和谐劳资关系，形成劳资共同体与利益休戚相关的伦理观念。随着股份公司制、股份合作制、股权激励制、上市公司制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构建，不仅劳动力资本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而且在立法上已与货币资本、实物资本等一样，都可以成为法定出资或形成股权的法律表现形式。在相当多的高新科技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以现代企业制度架构的公司，企业员工兼具劳动者与股东双重身份者已相当普遍，这就为劳资高度融合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与现实经济条件。第二，劳动者的概念界定应能够精准地反映劳动关系的法律本质。前已述及，劳动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其范围和含义极为广泛，但作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概念，其内涵和范围必须要做到明确而不含糊，这就需要立法在对该术语进行界定时，应按照法律概念界定的内在规范和本质要求进行，做到既最大范围地将那些应属于劳动法调整和保护的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体系中来，又不至于使得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与民法、宪法等法律主体界定不清。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来看，尽管其与资方或用工方在协商缔结劳动合同阶段，确实属于彼此平等的民事主体，但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相比于其他法律关系下的劳动者而言，至少具有以下特征：其一，身份隶属性。与民法的劳务买卖不同，劳动法上劳动者的劳动力使用权让渡不是纯粹的商品交换或市场交易，而是具有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互结合、相互合作形成特定劳动法律关系的过程。同样，劳动合同不是民法或商法意义的财产流转合同或商品交易契约，而是如婚约一样，具有特定身份关系内涵和经济内容相统一的法律契约。劳动者与资方一经订立劳动契约，即不仅要履行具有给付内容的经济行为，有义务让渡劳动力使用权，接受资方的统一指挥、协调、调遣和支配，向资方提供和给付劳动，履行约定劳动义务，而且要履行特定的身份伦理行为，对内应接受资方的管理和劳动纪律约束，对外则代表资方形象，以资方身份从事相关活动。这就决定了劳动者相对于资方而言，处于从属的、隶属的、被管理的地位，劳动者与资方之间形成了特定的身份隶属关系，资方可以按照组织体内部伦理等级序列对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安排，按照企业管理规范对劳动者进行考核，对劳动者实行“实际控制”。劳动者作为资方企业团队中的一个成员，必须按照企业社会组织体的行为规则和内部规章进行活动和工作，服从企业的管理、考核、分配、福利、晋级、奖惩等各项活动安排，同时应按照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规则履行诚信、协作、忠实、勤勉、责任、服从、团队等基本义务和行为规范要求。其二，分工协作性。从劳动法上劳动者所从事劳动的特点来看，尽管从表象上看每个劳动者似乎都独立地从事着各自的劳动，但究其本质，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其实都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按照资方整体劳动的内部分工所进行的协作劳动，劳动者的劳动即是按照劳动契约约定和资方及其人的指令从事相应的工作活动。换言之，劳动法视野中劳动者的劳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而是特指劳动者按照事先与资方达成的劳动契约约定所从事的相关活动。劳动者在将自己的劳动力让渡给资方之后，就有义务接受资方的统一指挥、协调和管理，按照约定向资方提供劳动。輱訛輦劳动者劳动的内容、方式、角色分工等主要取决于劳资双方的事先约定，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乃是其履行约定义务的过程。劳动者的劳动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是主要取决于资方生产与经营的需要，取决于资方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岗位设置，取决于资方及其人对劳动者劳动内容的要求。劳动者在资方统一协调和指挥下，各个彼此相对独立的个人劳动构成了相互配合和难以分离的劳动整体，由这种有机分工所形成的劳动者集体创造着企业的商品和利润。輲訛輦可见，劳动者的劳动乃是按照资本所有者的意志、要求和统一指挥所进行的分工协作活动，尽管就单个劳动者而言，似乎各自从事着彼此独立的劳动活动，但就其劳动内容和内部分工来看，其劳动完全不具有独立性，而是按照用工方整体劳动安排和用工者指令所从事的具有内部协作的工作。劳动法上劳动者的劳动与民法上劳动者的劳动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劳动的内部分工性、协作性、非完全独立性等法律特征，后者则不具备这些特点。輳訛輦其三，团队规则约束性。与普通民事雇佣劳动完全不同的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是以就业的方式参与用工方的劳动分工。市场经济中的劳资关系实质上乃是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结合与协作，双方以企业或公司为实现各自商业事业和人生价值的平台，劳资双方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结成了彼此互为手段与工具的私益关系。尽管企业或公司是由资方以营利为目的投资设立的，但对于劳资双方而言，企业就像共载双方利益与命运之舟，亦如共同协作赖以谋生之根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乎着双方的利益，因而双方实质上形成了企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关系。而为了维护企业或公司组织体的稳定、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伦理等级序列，而且需要形成特定维系共同体存在的内部组织纪律，这种劳动纪律和组织体内部规则构成了企业稳定而有序运行的行为指南，劳动者接受这种内部纪律与行为规则的约束，乃是劳资双方能够形成劳动关系的前提性要求。相对而言，民事雇佣关系双方当事人主要是受法定和契约约定条款之约束，双方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商业业务上的契约关系，而不存在彼此之间的纪律与组织体规则约束关系。其四，组织伦理性。虽然在资本主义初期劳资伦理关系尚未构建之时，资方总是以违背伦理与道德要求的方式剥削劳动者，由此导致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但是，随着股份制、股份合作、上市公司等现代企业制度建构、社会人文精神的塑造、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普遍运用以及企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尤其是随着劳动法制的不断完善，劳资合作和企业团队伦理观念开始成为企业的主流文化。由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影响着劳资双方的切身利益，因而劳资双方需要相互合作、彼此信赖和忠实，在维护企业的生存、推动企业发展中实现着彼此的利益。或者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双方之间尽管同样存在着彼此私益的相互冲突，但总体而言，需要劳资双方相互协作、“和舟共济”地去共同应对外在的市场竞争，企业作为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需要其在企业内部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组织体结构或家族式伦理等级序列，这就决定了劳动关系有着特定的身份伦理观念和组织体架构，而普通的民事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则很显然不具备这一特点。其五，倾斜保护性。在民法视野中，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不仅在主体地位上处于相互平等的状态，而且不论其经济实力、身份、实际社会地位等对比有着怎样的差别，民法均给予一体同等的法律保护，因而民法强调的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相互对等。但在劳动法的视野中，无论是单个劳动者，还是劳动者社会群体，其相对于资方而言，在掌握与占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实际力量对比等方面，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劳动法在设计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时，不是按照完全平衡和平等保护的民法原则，而是按照有利于劳动者，优先保护劳动者权利，尤其是其工资权、择业权、职业安全权、社会保险权等基本权利，同时通过限制资方自由约定劳动契约的权利，加大资方的法定义务等，给予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以倾斜性的特殊保护。

劳动法上劳动者判定的构成要件

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乃是特定的法律用语，尽管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获得生存与生活资料的劳动者，但并不是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主体。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社会主体，才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而受到劳动法的保护。简要地概括一下，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应当具备以下一些基本条件。第一，年龄要求。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和各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法律上的劳动者有着严格的年龄条件限制，一般是指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目前，世界各国已禁止雇佣16周岁以下的童工，相当部分国家的法律甚至将雇佣童工看作是犯罪行为而进行严厉的处罚。60周岁以上的老人乃是已经退出工作岗位的退休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自退休以后即开始享受社会养老保险，退出了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的行列。这样，尽管16周岁以下和60周岁以上的人群同样具有劳动能力或者为他人和社会提供了劳动，但他们并不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第二，人身自由要求。要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即是享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权。这种人身自由权是指劳动力的所有者没有其他身份隶属或依附关系的存在，也没有其他行政管理关系或特殊身份羁绊或约束关系等存在。比如囚犯尽管也在劳动，但囚犯很显然不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輷訛輦因为囚犯没有人身自由，更重要的是，囚犯与监狱之间不是劳动契约关系，而是监狱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那些正在履行特殊义务、具有特殊身份或应接受特定的纪律约束的当事人，同样在劳动法上应被视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这部分人群如正在服现役的军人、具有学籍应接受学校管理和纪律约束的在校生等，均不能被视为具有劳动法上的人身自由而可以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輮訛輧第三，行为能力与智识技能要求。由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乃是能够以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和他人承担法律责任的社会主体，因而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应当是具有正常智识的公民，他应当具有民法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能够按照自己行为能力状态对自己的相关行为后果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这就决定了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由于用工者与劳动力所有者订立用工契约的目的在于希望运用该劳动力为自己实现商品生产与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在于通过各个劳动力所有者的协作工作实现其市场竞争优势和盈利的目的，因而该劳动力所有者所拥有的劳动力状况，即该劳动力的智识技能状况将直接成为其能否录用的直接原因。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中，之所以要对劳动力提出智识技能要求，在于现代政府为加强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加强对劳动者自身的有效保护，提高企业生产商品的质量及对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基本责任，普遍地对劳动者提出了从业资格、执业资格和上岗资格的要求，一些特殊的行业如食品卫生、有毒有害和电力电器等，均大大提高了从业的上岗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要求。而没有相关从业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则不能成为某些行业的劳动者。第四，就业欲望与订立用工契约要求。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从理论上讲不占有生产资料，或者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乃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群体，因而不得不靠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以维持生存。这样，我们可以首先将那些占有生产资料或社会财富的人群排除在外，而即使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或社会财富，但本人没有就业欲望的人同样不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比如不愿就业的人群，或不愿意通过订立契约来让渡自己劳动力使用权的人群等，都不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可见，为了避免法律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劳动法应当要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劳动者这一概念。从法律界定的角度，我们可以给劳动者进行以下界定：劳动法上的所谓劳动者，乃是达到或符合法律规定的就业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或限制行为能力，具有一定的智识或技能，有就业欲望并能够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与用工者依法订立用工契约，通过独立向用工者有偿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接受用工者的纪律和管理，参与到用工者指令要求或按照约定要求的内部生产协作过程中从事相关活动，以此与用工者形成人身隶属和管理关系，并由此按照约定获取相应的工资报酬的自然人。如果我们简要地概括劳动者的概念，可以作如下定义：劳动者是指那些与用工者订立身份隶属性用工契约，按照约定和用工者指令从事相应分工协作活动的自然人。当然，需要再次重申的是，上述对劳动者概念的界定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劳动法的特定语境和规则范围内所作的法学上的界定。由于“劳动者”这一术语属于多学科、多范围、多种意义上的概念用语，因而如果我们在法律上仍然使用这一概念，就特别需要在法学上予以准确界定，以避免在实际生活中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认识。其实，如果严格按照法学的界定和法律术语的准确使用，劳动法使用劳动者这一概念是不尽准确的。正如台湾学者黄程贯先生所云，严格意义上的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概念，应为“劳工”。劳动法比较准确的称谓应为“劳工法”。立法使用“劳动法”和“劳动者”这一通用概念，确实让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律研究者颇费口舌说明，而当下部分国家的立法之所以使用这两个概念，“多出于立法框架与通例之考虑”。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劳动者概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用语，最符合劳动法主体特征的术语应当是“工人”。輱訛輧前文已经述及，我国劳动法之所以使用“劳动者”这一概念，不仅有其立法的考量，更有其立法概念界定的政治内涵和意识形态要求。但无论如何，从立法和法学研究的角度说，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有其特定的内涵。在当下的西方国家，各国劳动立法对劳动者的概念界定也是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比如英美法没有“劳动者”这一概念，而是用“雇员”或“独立合同人”，大陆法则有“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之区分，因而其“雇员”与“劳动者”属于相互通用的概念。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上有“雇佣合同”，在劳动基准立法上则有“劳动契约”这一称谓。我国当下立法似乎也采用了这一思路，因而学术界就民法上的“劳务合同”与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就我国立法上的劳动者概念内涵，应当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所有制与用工人事制度的变革而不断扩大其内涵与外延的。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没有颁布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劳动法，但同样存在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劳动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认为，‘在我国，劳动关系的性质和资本主义事实雇佣劳动关系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它已变成不受剥削的劳动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二是强调劳动关系的普遍性，认为，‘我国劳动法在适用范围上不仅应该调整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城镇所有制单位的劳动关系，也应该调整农村的劳动关系；在城镇，不仅应该调整全民与集体单位的劳动关系，也应该调整个体劳动者及其按照法律规定范围内招用助手或学徒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不仅应该包括长期工作者，也应该包括短期工作者’。”应当说，这样的表述表明了我国在改革计划经济的初始阶段的认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特点和法律本质尚未形成明确而科学的观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劳动法制建设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有学者认为，就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的立法而言，我们前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我国1986年在新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第二次是1996年在全体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这两次劳动立法改革（涉及到社会资源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而“第三次就是《劳动合同法》出台。在市场经济情势下，人不再是国家人和单位人，而变成了社会人”。这样的历史分析虽然是粗线条的，但大致将我国劳动立法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者身份认定的历史区间作了较好的梳理和总结。计划经济时代所谓劳动法能够调整一切劳动雇佣关系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规模的逐步扩大，那种国家掌控一切社会资源，对企业和职工大包大揽的做法，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和“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劳动者不是根据其贡献和能力，而是根据其身份与资历等进行分配。而国家不是根据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收入分配，而是“统分统配”，全国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工资和福利待遇的确定，其结果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高度集权的僵化劳动用工模式极大地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企业失去了创新和竞争的活力。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革除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积弊，以市场公平竞争来架构现代企业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1994年《劳动法》的颁布是这种制度和理念的法治化，我国的劳动者概念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者概念，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竞争和平等协商订立劳动合同的受雇佣者概念，这一点就劳动法上的意义而言，与其他国家的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或雇员其实并无多大区别。但就政治上当家作主而言，我国的劳动者还有宪法上的政治含义，即我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劳动者同时还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宪法上的崇高政治地位。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雇工相比，毫无疑问，是截然不同的。

劳动格言篇10

关键词：异化理论体系 阐释 劳动异化 经济异化 政治异化 社会关系异化 精神异化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12-05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主要哲学理论之一。关于这一重要理论，以往我国学者在研究、阐释其思想内容时，往往将注意力仅仅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尤其是该著作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上，该学说及其四个规定被视为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甚至惟一内容。在学界的这一主流解读范式中，《手稿》成了理解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惟一重要文本；异化劳动学说成了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惟一重要内容，而上述四规定则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惟一重要内容。在上述解读范式看来，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其他内容即便存在，其理论价值或意义（较之《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尤其是上述四个规定）也是十分有限甚至微不足道的。

笔者在研读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初期，亦曾受到学界上述流行倾向的影响，在考察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时，只关注和分析《手稿》异化劳动学说的上述四规定。后来，笔者在进一步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分别简称为《批判》《问题》《导言》《手稿》《摘要》）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上述解读范式是不合理的，无法全面展现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体系与丰富内容。实际上，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内容绝不仅限于《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更不限于异化劳动的上述四规定；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异化学说，而是一种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精神等领域的异化理论体系，经济异化理论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分支，而非全部重要内容；除了经济异化理论外，政治异化理论、社会关系异化理论、精神异化理论也是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异化劳动学说不过是马克思早期经济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并非后者的惟一内容，除了异化劳动问题外，马克思早期著作还深刻探讨了其他重要的经济异化问题（货币与人的关系的异化、货币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异化等）。笔者甚至还发现，劳动异化学说也并非只有上述四个规定，而是一个内容丰富、相当严整的理论系统，包含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前提、原因、表现形式、后果、历史形态、功过、未来命运、消亡途径等许多重要问题的深刻思考与分析。②详见林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重新解读――兼评关于〈手稿〉“异化”概念的一种流行观点》，《江汉论坛》2012年第2期。研究和阐释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体系，不能像传统解读方式那样局限于《手稿》，而是应在以该著作为主要参考文本的同时，兼顾《摘要》《问题》《导言》《批判》等早期著作，后者也是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重要文本。在下文中，笔者依据自己的最新研究进展，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体系及其组成部分，希望通过本文对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体系的详尽阐释，对学界全面、准确认识该理论有所助益。文中如有不妥之处，欢迎学界同志商榷、指正。

一、 经济异化理论

如上所述，以往被学界主流解读范式误认为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惟一重要内容的异化劳动学说，其实只是马克思早期经济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可否认，劳动异化学说在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异化理论甚至整个异化理论中处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除了探讨异化劳动问题，还考察了货币与人的关系的异化、货币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异化等重要的经济异化问题（详见下文），货币异化理论也是马克思早期经济异化理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将马克思早期经济异化理论（甚至整个早期异化理论）等同于异化劳动学说，是有失全面的。事实上，不仅马克思早期经济异化理论的思想内容有待于学界全面认识，他早期的异化劳动学说也同样如此，学界传统的“四规定说”并不能囊括这一学说的全部重要内容。

1.异化劳动学说

如上所述，异化劳动学说不仅包括对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劳动条件等与劳动者相异化）的描述或揭示，还包括对异化劳动的前提、原因、后果、历史形态、是非功过、未来命运、消亡途径等许多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传统的“四规定说”，只涉及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与后果（具体来说，前两个规定说的是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后两个规定则涉及异化劳动的后果），不足以概括《手稿》异化劳动学说的全部重要内容，甚至它对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的说明也存在不全面、不完整的缺憾，遗漏了一些重要内容（劳动条件与劳动者的异化、生产目的与劳动者的异化等）。

笔者在2012年发表的学术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重新解读――兼评关于〈手稿〉“异化”概念的一种流行观点》中，详细阐释了《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基本内容：异化劳动的前提、原因、表现形式、后果、历史形态、功过、未来命运、消亡途径。②笔者后来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该论文阐释了马克思早期异化劳动学说的绝大部分思想内容，但仍不够完整，还需做一定的补充。具体地说，马克思早期异化劳动学说所揭示的异化劳动重要表现形式，还应包括：

（1）分工与劳动者相异化

“分工与劳动者的异化”，说的是二者所构成的异己性、敌对性关系。具体地说，在私有制条件下，分工成了一种外在于劳动者、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有严重弊病、束缚或危害劳动者、使其片面化畸形化的异己性活动，与他构成对立关系。在早期的《手稿》和《摘要》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分工与劳动者的异化关系，严厉谴责了分工对劳动者的危害和摧残。他指出，“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表现为做买卖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②③[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载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

（2）社会需要与劳动者相异化

私有制社会的存在和运转，需要普通劳动者通过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的异化劳动，以牺牲自身幸福为代价，为社会创造（主要是为剥削阶级创造）源源不绝的物质财富。私有制社会的所谓文明和繁荣，正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劳动者、无情榨取其血汗的基础上的。而劳动者作为被奴役者、被剥削者，从根本上缺乏牺牲自身幸福、为私有制社会贡献个人血汗的积极意志。在劳动者看来，社会的需要并不是让他感到轻松愉悦的因素，而是像异化劳动那样让他感到痛苦，是他厌恶、渴望摆脱却又无力抗拒的外在强制性、异己性因素。他仅仅因为个人谋生的需要而不得不屈从于上述社会需要。私有制社会的需要与劳动者及其主观意志之间，构成了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异化关系。对于私有制社会而言，劳动者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他不过是满足社会需要、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普通工具，而劳动者则将消极服从社会需要、从事异化劳动作为权宜之举，作为自己的生存手段。马克思在《摘要》中充分揭露了社会需要与劳动者的上述异化关系。他描述道，“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对他来说是异己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②“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③

2.货币异化学说

货币异化学说，在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异化理论占有重要地位。该理论（以《摘要》、《问题》等著作为文本载体）描述、揭露的主要是货币与人、货币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异现象。

（1）货币与人的关系的异化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货币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最初是充当人类经济活动（商品交换）的中介，为这种活动服务的。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颠覆了自己的服务者角色，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甚至主宰人类命运的强大异己力量。人类从货币的发明者、支配者，沦为了货币的奴隶。货币作为财富的象征和代表，成了人类无法掌控的万能的统治者、支配者。人们狂热地追求货币，盲目崇拜货币的力量，迷信“货币万能”，成了私有制社会的普遍现象。

（2）货币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异化。

货币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经历了与货币与人的关系相似的演变过程。货币最初不过是私有财产的代表和度量器，它只有作为私有财产的代表、为私有财产及其交换服务才具有存在的价值。然而，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货币颠覆了自己的服务者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凌驾于私有财产之上、决定其命运的万能的统治者、主宰者。不是货币只有与私有财产相关联才有价值，而是私有财产只有与货币相关联、只有能转换为货币才具有价值，否则便一文不值。货币不仅成了人类的统治者，还同时成了私有财产所构成的财富世界的统治者。

二、政治异化理论

1.专制政治及其与人民的异化

对专制政治及其与人民的异化关系的揭露和批判，是《批判》、《导言》等早期著作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专制政治是统治阶级从政治上奴役人民的基本形式，具有强烈的暴力色彩，在马克思看来，专制政治之所以是“专制的”，就在于它的“非人民性”、“反人民性”。林锋：《马克思〈问题〉与〈导言〉人类解放理论新探――兼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东岳论丛》2011年第4期。它与人民的“异化”，说的就是专制政治及其所反映的剥削阶级意志、利益与人民的自由意志、政治主张、政治权益之间格格不入、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对立关系。不言而喻，专制政治是人民的天敌，它与人民的民主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是根本对立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后者的否定，而人民则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废除剥削阶级的专制体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对于人民而言，专制政治是一种敌对性、压迫性的异己力量，是危害政治平等、政治正义的邪恶力量，只有这种异己的政治势力，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

2.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异化、人的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的异化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人的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固有现象，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前一种异化表现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国家作为以处理公共事务为中心、推崇公共理性、限制私人利益与个人任性的公共领域，与私人事务占主导、以私人利益为第一原则、成员各行其是的市民社会，是互为异己、相互矛盾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共存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成员兼有两种身份：政治国家的公民、市民社会的市民。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人们积极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活动，为应对和解决公共政治事务而共同行动、相互协作，表现出显著的社会性，而他们在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时，即在日常的世俗物质生活中，却严重缺乏社会性，是“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私人利益甚至私人任性是影响个人行为的首要因素，人们普遍自私自利，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社会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成员的上述两种身份、两种生活虽然同时存在，但却是相互矛盾、相互异化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同时兼有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身份，过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生活。他们在作为公民时表现得像“社会存在物”，而在作为市民时却截然相反、判若两人，成了不仅脱离而且排斥社会共同体的“孤立的、相互敌对的单子”。他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成员的市民身份、他的“私人性”、“利己性”、“非社会性”更具实质性意义，是首要的、根本的，他的公民身份、“社会性”、“协作性”是次要的、从属性的。人们之所以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社会性”、积极参与政治共同体，绝非他的主观意愿使然，而是为了应对和解决人们的公共利益问题，避免人与人因相互斗争的无节制而同归于尽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举。资本主义社会成员的“社会性”、“协作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利己性”、“非社会性”却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他的真实倾向。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消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人的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的二元异化关系。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政治领域与世俗生活领域的和谐统一，社会成员才能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世俗物质生活中，都作为真正的“社会存在物”而存在，建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参与政治共同体、相互协作，不再是私人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的权宜之举，而是利益根本一致的社会成员的自觉需要和自觉行动。“社会性”将取代“利己性”，成为社会成员的自然属性、自觉倾向，以个人为中心、人与人相互敌对和排斥的现象将彻底消失。

三、社会关系异化理论

1.人与人的普遍异化

“人与人的普遍异化”，说的是私有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为异己、相互对立的不和谐关系，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的私人利益相互冲突，人们普遍自私自利，以追逐私利作为个人行动的根本原则，不仅将他人视为异己，而且将其作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工具，整个社会彻底丧失了友爱精神与和谐氛围。其二，劳动者与剥削者根本对立，他们的阶级对抗成为人与人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手稿》对“人与人普遍异化”的这两种表现均有明确的描述或揭示。请读者参看《手稿》中的相关表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224、224、147、165页）。

2.社会联系的异化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就原始习性、原初状态而言，人是社会性、群体性的存在物，是和他人相互关联、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存在和发展的，不是脱离社会群体与他人的孤立自存的个体。在私有财产和货币尚未产生的人类早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紧密而直接，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结成紧密的共同体。随着私有财产和货币的产生，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发生了“异化”。社会联系的“异化”意味着：这种社会联系以异于其原初状态、与其原始特性相矛盾的方式，扭曲地、曲折地表现出来。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联系松弛了，人们之间不再紧密联结在一起，而是基于利己主义立场，相互疏远、相互排斥甚至相互敌对，个人成了以自我为中心、孤立自存、缺乏社会性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貌似消失了。另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虽然松弛了，它不再像原先那样直接而鲜明地呈现，但仍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即以物的因素为中介）曲折地得到体现。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虽未完全消失，但被了物的因素，并被这种因素所主导和支配。人们之间通过物的因素（譬如私有财产）这个中介或桥梁发生社会联系。在他看来，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发生异化，其原因是私有财产和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人的自我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他在《摘要》中指出，“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同自身相异化的存在物。”[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载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四、精神异化理论

1.宗教及其与人的异化

在私有制社会中，宗教是统治者用以欺骗、愚弄人民，使其安于被奴役之现状而不思反抗的重要精神工具，它本质上是一种不科学的世界观，却能长期存在并从精神层面成功奴役、愚弄广大劳动群众，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扶持及劳动人民认识能力的低下）。林锋：《马克思〈问题〉与〈导言〉人类解放理论新探――兼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东岳论丛》2011年第4期。“宗教与人的异化”，主要体现为宗教与人的健全理智、现实幸福之间的异化。首先，宗教作为一种歪曲事实的错误世界观，与人类健全理智、人类真理之间是互为异己、相互排斥、截然对立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抛弃宗教，个人才能作为理智的人而存在；反过来，理智的人应当拒斥宗教。他的《导言》充分肯定，“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④⑤⑥⑦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53页。另外，宗教作为黑暗的现实世界的维护者和辩护者，给人民（特别是作为被压迫者的劳动群众）许诺了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虚幻幸福，削减了人民追求现实幸福的意志和勇气，它貌似温情实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作为人类解放事业的绊脚石，它与人的现实幸福之间是互为异己、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基于宗教的消极社会作用，马克思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④他还明确指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⑥“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⑦“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这里指宗教许诺的虚幻的幸福――引者注），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指追求人的现实的幸福――引者注）”。⑧

2.拜金主义与人的尊严、高雅志趣、人类道德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