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分析论文十篇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1

在各类文体中，不少教师不大爱教说明文，学生也不大喜欢学说明文，觉得它既不像记叙文、文学作品那样形象感人，又不像议论文那样具有一种论证的逻辑力量，枯燥而乏味。这一认识，使说明文成了语文教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事实上，让学生学好说明文体，不仅是学生今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而且它对学生整个思维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说明文与其它文体思维的区别 说明文是说明事物的。所谓说明，就是要客观地对某种事物或某一事理作解说，使人能够明白这一事物或事理。这就决定了无论在表达方式上或是在思维形式上，说明文都不同于记叙文、文学作品和议论文。 与记叙文、文学作品相比，记叙文和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回想、联想和想象进行形象思维，而说明文则主要是通过分析和综合进行抽象思维。可见，二者所运用的不是同一类思维。 与议论文相比，二者同属于抽象思维。无论议论或说明，都要运用抽象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说明文甚至像议论文那样也要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但是，二者的抽象思维又有所不同。议论文的思维，主要在于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一步步地推出结论(观点或论点)，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说明文的思维，则主要是通过分析和综合(以及比较、分类、抽象和概括)的方法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议论文和说明文虽然都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但议论文更多地是对抽象道理的分析和综合，而说明文中对实体事物的说明则更多地对事物的实体进行分析和综合。说明文虽然往往也要用到推理，但说明文的推理在于说明客观性的事理，而议论文的推理则在于论证自己的观点。 二、说明文的在思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引起大家对说明文教学的重视，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说明文对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初中到高中，是学生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迅速发展并不断走向基本成熟的重要时期。学生要由记叙文的比较初级的形象思维发展到议论文的比较高级的抽象思维，其间起着过渡性重要作用的便是说明文的比较初级的抽象思维。 我们知道，说明文一般可分为实体事物的说明文和抽象事理的说明文。实体事物的说明文(如《松鼠》、《中国石拱桥》)，为了说明事物的形状、质料、特征、成因、类别、构造、功能等，虽然需要抽象的分析和综合，但它毕竟还有着眼前的具体实物的形象或其表象的依托。在这一点上，实体事物说明文和记叙文思维凭借的材料或思维的对象都是实际事物的形象或表象，只是在思维加工的方式上一个采用了一形象加工的方式，一个采用了抽象加工的方式。所以，学生在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过程中，第一步首先应该由记叙文过渡到实体事物的说明文，即由再现性的形象思维过渡到实物概念的抽象思维。实物概念是对实体事物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结果，它已从具体形象或表象上升到了概念，但又比社会概念、科学概念、哲学概念等的抽象度低。因而可以说，实体说明文是由记叙文的比较初级的形象思维向着初级的抽象思维过渡的最佳转换点。在此基础上，第二步再由实体事物的说明文过渡到抽象事理的说明文，这样，思维的抽象度就又提高了一步。抽象事理的说明文(如《人类的语言》、《食物从何处来》)，为了阐明事理的概念、内容、规律、性质、关系、作用等，不仅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而且要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它的要求比实体事物说明文高。但与议论文相比，因为抽象事理的说明文只是客观地解说，主要不在于通过推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它的思维难度又比议论文要小一些。在学好抽象事理说明文的基础上，第三步再过渡到议论文的抽象思维就比较容易些。由此可见，要学生由记叙文的形象思维一下子跳跃到议论文的抽象思维是比较困难的，说明文正好在二者之间起着一个中间环节的过渡作用。 三、说明文思维能力的培养 说明文的思维能力应该包括思维方法(分析、综合等)和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的运用能力，根据说明文的教学重点，这里着重谈谈思维方法运用能力的培养，关于思维形式问题我们结合到议论文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去讲。 学写说明文，所涉及的主要是分析、综合、比较、分类、抽象、概括的方法。其中，分析和综合是最基本的方法，其它的方法都是由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派生出来的。 分析和综合，是彼此相反而又互依存的两种思维方法。分析，就是在思想上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方面，或者把整体的个别特征或属性分出来。综合，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整体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或者把整体的个别特征或个别属性结合起来。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人们总要经历一个对事物的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过程，才会获得对事物的认识。说明事物，就是要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并把事物的特征说清楚。所谓特征，也就是个体与类或类与类之间所存在着的差异性。所谓特征，也就是个体与类或类与类之间所存在着的差异性。而要能看出这种差异性即抓住事物的特征，就必须在思想上先能够将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或方面，通过比较认识，看其具有怎样的个别特征，然后再把这些个别特征结合起来，形成对这一事物整体特征的认识。这是写说明文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维过程。比如《如鼠》一文，作者为了抓住松鼠的特征，即从思想上把松鼠分解为外貌、习性、性格三个方面，通过观察和比较，认识到松鼠外貌的特征是“漂亮”，习性的特征是“驯良”，性格的特征是“乘巧”，然后再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即文章开头所说；“松鼠是一种漂亮的小动物，驯良，乘巧，很讨人喜欢。”所以，要让学生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最基本的是要学会善于对事物进行思想上的分析和综合。 比较，也是为了能够找到个体与类或类与类之间的差异性。通过个体与同类的比较，或异类事物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事物之间的异同，从而抓住事物的特征。像《松鼠》中说：“它们常常直竖着身子坐着，像人们用手一样，用前抓往嘴里送东西吃。可以说，松鼠最不像四足兽了。”松鼠和四足兽是个体和类的关系，通过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与其它四足兽的不同即在于“常常直竖着身子坐着”，“像人们用手一样，用前抓往嘴里送东西吃”，这就抓住了松鼠不同于其它四足兽动物的特征。《松鼠》中还说：“松鼠不像山鼠那样一到冬天就蛰伏不动。它们是十分警觉的，……”松鼠与山鼠同属鼠类而不同种，是并列的两类事物，这样一比较，就把松鼠不同于山鼠的特征区别出来了。有比较才有鉴别，越是相近的事物就越是需要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找出它们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人们为了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常常是对事物一边进行分析，一边进行比较，看事物之间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要教学生能够把事物的特征说明白，还必须重视比较能力的培养。 从初中生初学说明文的情况看，他们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往往看到的是事物外在的一些现象，而且说得很笼统。这说明学生还处在一个不能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更不善于通过比较来鉴别事物的阶段。因此，培养学生说明文的思维能力，一开始就要抓好分析和比较这两种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会了分析和比较，就不难抓住事物的特征。 分类，是在上述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特征进一步分门别类的方法。为了把事物说清楚，在说明文中常常需要根据事物的形状、性质、功用、成因等属性的异同，把事物分成若干类。像《万紫千红的花》、《食物从何处来》、《看云识天气》、《向沙漠进军》等课文，就都用了分类说明的方法。通过分类，便可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被说明的事物所包括的种类及其特征，以及种与属之间的关系。分类实质上也是一种分析、比较和综合，不过它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

上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的。因此，要教学生学会分类，关键在于能够让他们科学地确定分类的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对事物进行类别上的分析、比较和区分，再把各类的特征综合起来。 抽象和概括，是指为了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把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从感性材料中抽取出来，形成对事物的一般认识的思维方法。抽象，就是把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与非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区别开来，从而抽取其本质的属性或特征。概括则是把抽取出来的共同的本质属性或特征联结起来，并推广到同类事物上去。抽象和概括，是在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彼此是紧密联系着的。概括须依赖于抽象，而概括又是抽象的必然发展。 说明事物，不能只说明事物的外部形态，最根本的还在于能够揭示其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如它的性质、规律、原理、关系、成因等。如果说对事物外部形态的表面认识还是一种感性的认识，那么揭示其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则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这就必须对具体的感性的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例如《中国石拱桥》在说明赵州桥时，就不单进介绍赵州桥的形体结构，而是从对桥的形体结构分析出发，分四个方面研究了桥的结构原理和设计特点，这就是对感性材料的抽象，然后经过概括，说明“桥的设计完全合乎科学原理，施工技术更是巧妙绝伦”。这就达到了对赵州桥的理性认识。在说明文的几种思维方法中，分析、综合是基础，而抽象、概括是关键。要让学生能够由表及里看到本质，能够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必须对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的培养予以特殊的重视。学生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提高了，说明事物本质属性或特征的能力也就提高了。而从学生的思维发展来讲，他们具备了抽象和概括的能力，也就顺利地由形象思维过渡到了抽象思维。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2

1.课程标准要求：“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2.培养需要：学生学会文艺鉴赏尤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最易引发青少年思辨的方法，是有利于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手段。

教学目标：

1.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

2.品味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3.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文学审美能力，从文学作品中体会其蕴含的情感,并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特殊魅力。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叶圣陶先生说：“文艺鉴赏，不是一桩特别了不起的事，不只属于读书人或者文学家的事……是谁都有份的。”文学评论属于议论文，它必须具有议论文的一般特点，但由于它是对文学作品发表的评论，所以又不同于一般的议论文，而要有点文学色彩。

二、诊断病文，对症下药

1.明确概念和写作要求：

一要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论点），

二要有准确，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据。

2.诊断病文：结合《相识数十载伤别离》这篇文章来为这篇病文诊断：问题在哪里？应该如何修改？

问题：（1）赏析角度（观点）不明确；（2）观点和具体赏析内容不相符；

（3）赏析评论过程过于笼统，没有深入文本；（4）语言不充实、不完整，表述过于简单。

3.策略总述：观点和鉴赏角度要明确清晰；（审清题意）细节赏析要充实：

三、教授技巧，经典引路

技法一：简洁概括人物形象

ü 抓修饰人物的形容词

ü 抓人物描写进行概括

ü 抓人物事件进行概括

ü 抓其他人的评价（侧面）

【小试牛刀】

课文《秋天的怀念》中母亲形象鲜明，请你通过文中有关人物的事件和细节描写（包括人物描写），赏析总结出人物形象特点，填写表格。

技法二：结合文本分析

......细节体现了........

......语言(神态、心理）传达了......

......事件表明了......

两点法：在具体赏析部分，主要抓住字词句细节或是文章事件来突出人物形象和情感主旨，文章细节抓两点。可选择：字词+字词、字词+事件、事件+事件。

（这个技巧主要针对写作无法、不会下笔的学生，是一个技巧参考，具体赏析过程时细节把握也可选1点、3点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小试牛刀】

根据表格内容将《秋天的怀念》人物描写细节总结成一段赏析性文字。注意语言表述的流畅和完整性。

经典引路：

在“我”发脾气时，母亲“悄悄地”出去，她深深理解儿子痛苦，能够包容儿子暴怒，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母亲并没有让“我”看到泪水，她要给我信心，使我坚强；“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是动作描写，表明了了母亲为儿子同意去北海看花而手足无措，传达了了母亲对“我”的爱是时时刻刻、无处不在的，以及她希望“我”走出阴影，勇敢面对生活的急切心情。

技法三：总结人物形象

精炼点出人物给自己的感受（可以是文章情感的简单总结，也可以是对人物的评价）

例：这样一位虽然眼盲，但是心地善良，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母亲，让人为之动容，心生敬佩。

作者受父亲启发，考上大学的感恩与对父亲的敬爱，也字里里行间尽显了。

【文不厌改】

对比之前对《相识数十载伤别离》文章的赏析，结合我们课上的写作技法，对之前的病文进行修改。组内交流展示，选出优秀篇作，班级展示。（教师总结示范）

四、作业：鉴赏经典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3

关键词：文艺学；人物形象；语文教学

引言：语文教学的内容正是文学作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文学的视角对语文教学进行一番审视。其中文艺学就与语文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艺学的一些理念、观点与当今语文教学重视学生主体性，强调学生的体验、感悟的改革思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而且语文教学的内容恰恰正是文艺学的研究对象。

一、人物形态分析

与我们常见的文学作品中各种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不同，语文教材中的人物形象有着其自身的特点。

（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占主导地位

中学语文教材内容是以“帮助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语文素养，在继续和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适应未来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为宗旨进行选取的。所以，它的构成常常是以比较简单的，符合语法规范的短篇文章为主，以培养中学生基本的语文技能，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对文学的欣赏。所以语文教材一般都是先用简洁流畅的记叙文、小说为重点课文，其中的人物可以说是分析的重点之一。

（二）正面形象较多

中学语文课是教书育人最好的实践场所，通过对课文的阅读分析，不仅要使同学们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阅读、欣赏、写作能力，而且还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而要做到这一点，正面的宣传引导也就非常必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出于教书育人的需要，语文教材中正面形象占了绝大多数。

（三）单一性格的扁平人物居多

文艺学中的“圆形人物”（是扁平人物的复杂化和丰富化）最大优点就在于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维空间，让读者参与进去，和作者共同完成人物的塑造，所以圆形人物是不定型的。所以，中学语文教材常常选取一些性格比较单一的人物形象来作为学习的重点。即使是圆形人物，如阿Q、林黛玉、葛朗台等，在课文中也常常被简化为单一性格。

二、人物塑造的技巧分析

我们在课堂上应如何进行角色塑造的分析，从而学会作者的写作技巧，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这是每一个语文教师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要发掘作品语言的潜台词

不放过人物的一举一动和片言只语，积极参与作品的创造，发掘其中的言外之意，才能更好地洞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本性，领略到无穷的审美乐趣。

（二）树立辩证的思维方式

从多数学生的思维方式来看，他们常常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进行直线式的思维，就容易产生两种错误的结果：第一种是对教师所讲的内容生硬理解，而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应变，缺乏创造和发现能力，这恰恰是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大忌。我们必须从各人独特的个性出发，抓住人物本质特征，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人物。

第二种是对写作技法的绝对化。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心理描写、肖像描写都有其自身的长处，也有自身的局限。如果我们在分析人物时只是注意了它的长处，忽视了它的局限，那就容易曲解文学作品，甚至会使学生在写作中滥用各种技巧，反而失去了真实性，显得生硬做作。

（三）要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

由于中学生容易犯教条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我们在分析人物塑造的技巧时就要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不断替换练习，把高超的技巧和一般的语言运用加以对比，这样能使学生更能领悟到作品中所用艺术手法的巧妙。

三、人物形象的价值判断

创造人物和对人物形象进行观照，目的不在人物本身，而在于通过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

（一）真实性判断

人物的真实有两层含义：一种是生活真实，指实际存在的一切具体的生活现象的真实；另一种是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提炼，加工和变形，是处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创作主体根据自身的个性、气质、审美观念以及艺术媒介的特性。

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就应该教会学生辩证地掌握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既不能把艺术中的人与事照搬到现实中来加以模仿，也不能用现实中不存在为由来否定艺术的真实。

（二）道德判断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又要如何进行人物的道德判断？

⑴ 我们可以通过人物形象的分析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判断标准。

一方面，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赞美，使他们牢固树立善的观念和对善的向往。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的恶行的揭露批判，使学生产生对恶的痛恨和厌恶感。逐步教会他们如何辨别真假善恶，唤起心中的是非感和道德感。

⑵ 摆脱简单的是非判断标准。

一些圆形人物人物大多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性格。和现实中的人物一样，他们也是善与恶的多重组合。对于，这样的人物必须采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发展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让学生“对文本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

⑶处理好理智和情感的关系。

要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我们就应该教会学生区分欣赏和批评。当我们在对文学作品作一般欣赏时，我们可以把天平倾向情感，可以毫无理由地爱或恨某一个人，使自己的情感得到充分的渲泄和补偿。而当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就应该让理智占据上风，对人物进行客观分析。

（三）审美判断

美的人物形象应该具备如下几个特征：

⑴人物形象体现了作家独特的发现和创造。

作为作品核心的人物形象更应该是作家独特的创造，蕴含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深刻思考。如“润土、刘兰芝、孔乙己“等这一个个不朽的文学形象，都向我们展示了独特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都是不可重复的“这一个”。

⑵人物形象饱含着作家的思想感情。

文学是以情动人的，只有从心灵上打动读者，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满足了读者这样或那样的情感需要时，才能使读者产生审美愉悦。

⑶用艺术的形式将真和善的东西表现出来。

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美不仅仅表现在漂亮潇洒的外表，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人的心灵。一般来说，顺应了历史潮流的人常常表现正义的力量，能给人崇高的美感。

⑷化丑为美。

描写丑的事物也同样能引起人们美的感受。在现实世界中有种种暴行恶行的人，是人们否定的对象，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美感。然而，当他进入了文学作品后，通过作家的艺术提炼和加工，却具备了审美因素，具有了审美价值。在语文教学内容中，丑的形象是非常多的，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这些丑的形象也能给人审美感受。

四、小结

文艺欣赏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艺术魅力的感受，因为文学艺术是人生的知识，它涉及社会人生的一切领域。文艺作品作为社会人生的某一境界的整体展示，必然是一个多维多向的结构。

参考文献：

[1]王富仁《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2]王纪人《文艺学与语文教育》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4

语文教学对学生母语文化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多数人的语文能力都是在语文教育中得以养成的。而小说作为语文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整个语文教育更是具有现实的影响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学生对于教学效率提升的需求显得愈发迫切，所以急需相关教师对自身的教学手段予以创新，以此来强化语文的教学效率和质量。小说教学法在这样的条件和背景下应运而生。但部分教师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影响深重，短时间很难对自身的教学手段进行完善和调整，去完全掌握小说教学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自身的教学水平，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为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说教学法对于职高语文教学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小说教学法的效用。本文就将主要介绍职业高中语文教学中小说教学方法的运用方法。

一、把握小说的文体特征

语文教学要根据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采取以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小说教学也是如此。要想正确地运用小说教学法，首先就要让学生了解小说的概念和特点。小说主要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中心，通过故事描写和具体的环境来反映社会生活。小说教学的任务是让学生更充分地熟悉故事情节，通过小说设定的线索引导他们去做人物分析，从而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并结合小说写作特点试图理解小说的语言运用和具体环境分析。小说的三要素分别包括人物、情节和环境。人物形象是贯穿小说整个文章的核心，故事情节是加强读者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而环境更多是起到渲染作用。根据小说自身的的特点，笔者认为把握小说的文体特征应采取三个步骤：即先从分析故事情节入手，接着进入人物分析，最后在两者分析基础上学习小说的环境描写。因此，在阅读小说时，不能急于进入小说主要情节，要先通过与学生讲解课文体裁，让学生先了解小说概念特点，最后解决课文后的主要问题。

二、重视分析，把握故事情节

一般情况下，小说的故事情节分为开端、发展、高潮三部分，主要是为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相互关系的事件发展过[( dylw. NEt)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的服务,欢迎光临]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是小说的看点。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作者要塑造典型人物，因为这是小说的灵魂，也是反应生活的手段。典型人物性格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人物间复杂关系，以及矛盾产生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情节表现出来。在小说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分析故事情节，培养学生分析情节能力，因为分析好故事情节，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物形象。了解了故事情节便可以让读者产生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对故事情节有了头绪，了解了事件发展脉络，这样便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浓厚兴趣，以便学生对文章更好理解。情节的本质就是人物性格，所以分析矛盾冲突也是分析人物性格，通过对故事情节的了解，从中获得喜悦感。因此，在阅读小说时，首先要考虑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细细品味小说，熟悉的故事情节，从而更好地把握人物性格，分析人物形象。

三、通过描法来分析人物

语文教学中有很多部小说为我们提供了经久不衰具有广泛意义的典型人物，有些人物已经成为了人们某些品行的代名词，比如林黛玉的多愁善感；阿Q的落后愚昧；猪八戒的好吃懒做等等。这些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性格，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人物的魅力，得到美的愉悦。教学中，教师要紧扣作品的语言，分析人物的外貌、心理、行为，同时结合情节、环境分析，引导学生在阅读中体验和认识到人物形象蕴含的社会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生鉴别美丑的能力。使学生能够根据作者的描绘来分析人物，强化学生的分析能力，并且使学生能够在探析人物特点的过程中感受到分析乐趣，在对反面人物和中间人物的分析中享受到美的感受。人物实质上是小说的精髓和核心所在，所有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都是围绕着人物展开的，因此，在小说教学法中要使学生们走近小说人物。

四、根据学生的喜好开展实践活动

一味的理论知识讲解并不能加深学生的印象，使学生真正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利用实践活动的辅助。职业高中的语文教学也同样如此，鉴于职业高中学生的自律性普遍不强，而能动性却普遍较高的现象，可以适当增加实践活动的课时。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之上，来提升语文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最大程度上发挥出小说语文教学法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教师在对教材中的某一关键语句进行讲解时，可能会引发学生们的不同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就可以要求学生们在仔细了解课本原文的条件下，开展辩论活动，使学生们根据自身的理解来进行辩论。这样既激发了学生们对于课本的学习乐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于知识的印象，使学生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之中。另外，教师[( dylw. NEt)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的服务,欢迎光临]还可以征求学生们的意见，对于一些学生们喜欢的课文或相关情节进行情景演绎，引导学生将这类情节改编成剧本，组织学生们去排练表演。在表演学习之后，写出个人的感想，这样既能锻炼学生们的鉴赏能力和阅读能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们的写作水平。

小说教学法的运用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学生们的主体地位，并辅之以有效的指引，要求充分发挥出学生们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在进行职业高中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学生们的新奇想法和观点不应随意抹杀，而是根据其性质或是进行适当的鼓励指引，或是进行合理的指导改正。相关的教师要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努力去掌握小说教学法的精髓，强化职业高中语文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张妮.“自学·讨论·引导”教学模式在高中语文小说教学中的运用[D].重庆师范大学，2012.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5

2015年的高考论述类文本阅读，在题材、题型上，各省市有一定的差别。从对2016年高考命题的影响角度看，全国新课标卷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而各省市对论述类文本阅读命题的探索对此类文本考查的改革也将有一定的启示。

近三年来，全国新课标卷论述类文本阅读在题材、题型上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一定的创新。从题材的选择上看，或为文艺理论，或为历史专论等。从题型上看，都是选择题，而且每个选项50个字左右，侧重于对一个方面的表述。从考点上看，主要考查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其中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是重点，命题人往往从选文中选取相关概念、信息和观点等，通过变换说法、拓展举例的方式让考生辨析正误，探讨研究。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等省市在论述类文本阅读的命题方面多有创新，如2015年北京卷实行专题阅读，围绕汉字印刷这一话题，选取三则阅读材料，总篇幅近3000字，既有历史知识介绍，也有理论分析表述，设置8道选择题，综合考查字音、字形、词语的辨析，概念理解，信息筛选与整合，要点归纳，观点概括等能力。命题者设置的选项字数不多，重在内容概括，着重考查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上海卷、江苏卷在文本选择、命题设置上都比较灵活，如上海卷选择说明性文本，考查说明方式、说明方法、语言特征等，主客观题兼备；而江苏卷则以主观题为主，考查论述层次等。

2015年其他省市的论述类文本阅读，在选材与题型上延续了其以往的特色。偶有自然科学类文章，但大多还是社科类文章。与全国新课标卷相比，随笔杂感较多，专业性不及全国卷突出。就论述类文本阅读的常见题型和考点来看，考生要重点掌握以下答题技巧：

一、掌握答题步骤

1.读。粗读全文，整体把握

一定要通读全文，一字一句地读完，理解文章大意，即使不能理解相关概念的含义，也要明确它在文中所指。

2.审。审清题干，明确要求

明确题目的要求是什么，如“不符合原文意思的”意味着某选项对原文相关语句、文意的理解等是不准确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意味着某选项的观点、态度等是从原文中推断不出来的的。

3.找。准确查找，确定区间

要在原文中准确找出与各选项对应的语句。有时对应的语句不止一处，要全面查找，不可遗漏；有时选项是对原文的归纳与概括，要找出相关的论点论据，进行整合。

4.比。比照分析，判断正误

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要判断选项对原文相关语句的改写有没有改变原文的意思，有时两者的差别很小，只在个别词语的表述上有区别，一定要细心。

二、掌握比对方法

解答论述类文本阅读试题的方法主要有比对法和排除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比对法。一般而言，在整体阅读全文之后，再根据选项中的关键词，找到原文中的相应区域；此后，所要用到的答题方法就是比对。当然，不排除在整体阅读的基础上，直接对选项做出判断。这时，仍需要通过比对来检验判断的正确与否。

1.比对句中词语

命题者在设置错误选项时，有时只是在个别词语上对原文的表述稍加变换。这些变换主要是增添、删去或是更改某些词语。答题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类词语。

（1）表示范围的词语。表示全部范围的，如“全”“都”“所有”“囊括”“共”“统统”“一概”等；表示大部分范围的，如“大多”“多数”等；表示范围限定的，如“只”“仅仅”“光”等；表示范围涉及两种及以上对象的，如“以及”“及”“和”“也”“又”等。此外，要特别注意修饰性词语（一般是定语），这些词语往往圈定了范围，比对时要注意选项是否有扩大和缩小范围的情况。

（2）表示程度的词语。表示程度高、深的，如“很”“挺”“怪”“更”“最”“太”“忒”“好”“真”“非常”“十分”“特别”“极其”等；表示程度一般、适中的，如“较”“比较”等；表示程度轻的，如“稍微”“不大”“有点儿”“有些”等。比对时要注意加重或减轻程度的表述，注意轻重倒置、过度夸大的现象。

（3）表示指代的词语，如“这”“其”“它”等。比对时，要注意指代对象是否一致，特别要注意是否有张冠李戴、偷换概念等错误。

（4）表示时间或时态的词语，如“后来”“最早”“近来”“正在”“日前”“一旦”“立即”“马上”“目前”“已经”“早已”“曾经”“刚刚”“即将”“就要”“了”等。比对时，要注意是否有时间先后错乱、混淆已然与未然等情况。特别要留心是否有故意将“即将出现的情况”表述或推断为“已经发生的情况”的内容。

（5）表示否定的词语，如“莫”“非”“否则”“切忌”“禁止”“防止”“难以”“忘记”“忽视”“放弃”“拒绝”“杜绝”“差点儿”等。

（6）表示语气的词语。表示肯定的，如“决”“必定”“必须”“一定”“的确”等；表示揣测的，如“或许”“大概”“可能”“似乎”“也许”等。比对时，要注意是否有混淆偶然与必然、说法绝对化的情况。

（7）重要的动词、形容词等。主要是判断一些词语的替代有没有篡改原文，有没有曲解文意。

2.比对句间关系

比对句间关系，要求的不只是单纯地筛选信息，而是要在筛选信息的基础上关注信息间的关系。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分析单个分句中的各种成分及其关系；二是分析复句中各个分句间的逻辑关系。

（1）比对单个分句中的各种成分与原文表述是否一致。要注意省略、添加、更改的部分，特别是一些修饰成分的增删与改动。

（2）比对单个分句中的各种成分间的关系与原文表述是否一致。这就要求分析句子的主谓宾定状补等成分，划分句子的主干，从而判断选项有没有杂糅、笼统、混淆等问题。

（3）比对复句中各个分句间的关系与原文表述是否一致。分句间的关系主要有因果、条件、假设、目的、转折、并列等，特别要注意强加因果、因果关系倒置、必要条件变成充分条件、并列关系变成转折关系等情况。

3.比对论点论据

对理解与分析作者观点的题目，需要综合全文进行比对。这种题目的选项有两种，一种是单一判断型的，一种是完整推断型的。

（1）单一判断型。要看原文有没有类似的表述，如果没有，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与逻辑事理；如果有，看它是否与原文表述一致，看它在文中的作用。

（2）完整推断型。原因与结果、条件与结论同时出现，比对时，看原因与条件在原文中是否有依据，看结果与结论在原文中是否有现成的表述，看原因与结果、条件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合理。

【典型例题解析】

（2015年山东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试题。

艺术实践证明，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如果不能把握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不能把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成功地揭示出来，就没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

巴金曾经指出：“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些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有‘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真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人类复杂的内心图景，不是用几笔鲜明的色彩可以描画清楚的，不是“优点”“缺点”这种具有确定范围的概念性语言可以概括的。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性格元素模糊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肯定性方向，表现为善，表现为美，表现为真，表现为圣洁；另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否定性方向，表现为恶，表现为丑，表现为伪，表现为鄙俗。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使一个人有时像他自己，有时又不像他自己；有时忠于他自己，有时又背叛他自己。这就是说，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往往不能按照同一确定的方向运动，而正是这种非同向发展的各种性格元素，才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例如，构成阿Q性格整体的元素是非常复杂的 ，而这些杂多的性格元素，又表现为双向性：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这些元素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互相碰撞，互相交叉，形成复杂的性格表象。

性格元素模糊性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也包含着肯定。因此，性格元素自身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确定。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显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例如，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时，“倔强”的性格元素就表现为肯定性质的“韧性”，而当真理不复存在时还要硬去碰撞，“倔强”元素就转化为否定性质的“固执”。一个人的勇敢，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现为见义勇为的善，在某种情况下则又可能表现为不义亦为的恶。李逵的勇猛有时表现为非常可爱的战斗精神，有时则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鲁莽。

此外，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使人们感到难以捉摸。狄德罗曾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因此，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者多下一番功夫！

（节选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有删改）

1.下列对文章主旨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学作品中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物形象，其性格充满着内在的矛盾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B.多向的性格构成，杂多的性格元素，相互影响，相互交叉，使人物性格表象纷纭复杂，不断变化。

C.性格元素模糊性对塑造人物形象有重要作用，要刻画鲜明的人物，离不开对人物性格模糊性的体察。

D.性格元素之间的非同向和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的二重性，是构成性格元素模糊性的两层主要意思。

【解析】原文第一段说“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原文第二段结尾说“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原文第三、四、五段主要介绍性格元素的两层意思。原文第六段指出“性格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着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结论是“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者多下一番功夫”，再次点明主旨。综合各段内容，可知整篇文章都在讨论“性格元素模糊性对塑造人物形象有重要作用”。 C项正确。A项是对文章第一段的概括，但第一段并不是文章的主旨段。第二段指出性格的模糊性对写作的影响，统领第三至六段，结尾段再呼应第二段，可知第二段才是作品的主旨段。B项的依据是原文第四段最后一句，D项是第三、四、五段的概括。A、B、D项均是部分内容，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答案】C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有人将人物的“优点”“缺点”机械叠加，以写出 “人情味”，但这样还体现不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

B.人物性格具有模糊性，这要求创作者塑造人物不能从表象入手，以避免人物形象的明确性和概念化。

C.一个人追求真理时的坚定和自以为是时的固执，显示了“倔强”这一性格元素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表现。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6

关键词：审美知觉；语言；分析美学

美术与设计的基础是知觉，对于美术家与设计师而言，仅知觉经验就足以引导他们走向创作。在这个意义上，知觉研究对于解决美术与设计的种种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美术与设计中关于空间、深度、错觉、动觉等问题，其实正是知觉心理学研究的课题。无论是早期如希尔德布兰德(adolfhildebrand，1847—1921)的《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the problem of form in the figurative arts)。李格尔(alois ridgl，1858—1905)的《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late roman arts and crafts)，沃尔夫林(heinrich wslffiin，1864—1945)推出的“观看的历史”(history of seeing)，还是后期如贡布里希(ernsthans josef gombrich，1909—2001)的《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art and iuusion：a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1904—1994)的《艺术与视知觉》(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都以成功的分析强调了知觉研究与美术与设计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一个如贡布里希所说的“广袤”的领域，切人的点很多，本文想借助于分析美学的研究成果，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探讨审美知觉问题。

一、审美知觉语言分析的哲学基础

每个美学家都有自己思考和谈论美学问题的方式。诚然，我们可以只思考而不谈论。就像我们能够欣赏一件艺术品，却并不觉得有必要把经验的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如果没有谈论，显然也就没有美学。我们也正是从各种美学“谈论”(语言)中获得对美学问题的理解的。当代美学中的分析学派从一个极端的方式，把一切美学问题归结为美学的“语言”问题，力图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探究美学问题。如布洛克认为：“美学涉及的，乃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思考和谈论艺术的方式，它围绕着下述字眼如模仿、写实、再现、表现、内容与形式、直觉、意图、艺术品等去考虑艺术概念的问题，并且试图去理解和阐明艺术的概念和上述种种术语。”分析美学犹如抽身美学之外，对美学的命题、概念、术语进行一系列冷静的解剖。无论是对整个传统美学，还是其中的审美知觉问题，这当然是一种特别的探究方法。

通过“语言批判”分析美学，发现传统美学由于语言的误用而造成了一片混乱，“‘美的’这个词比其他词更频繁地出现在某些句子里，如果你注意一下这些句子的语言学形式的话，你就会发现，像‘美的’这样的词更容易被误解。‘美的’(还有‘好的’)是一个形容词，因而你不禁要说：它有某种性质，即‘美的’性质。”传统美学由于奠基在这样一个词的基础上，因而“整个被误解了”。美的，就像好的、漂亮的、可爱的等等词汇一样，是作为感叹来使用的，其效果如同我不说“这真可爱”，而只是说一声“啊”，并笑了笑，或者只是摸了摸肚子。“在实际生活中，当人们做出审美判断时，诸如‘美的’、‘好的’等审美的形容词，几乎不起作用。”对这些词语的运用其实质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角力游戏一样，既然被称为游戏，显然有某种相同之处，不然就不会都叫做游戏，但是，我们仔细地具体地“看”，而不凭空地“想”，我们是看不到所有这些活动有什么共同之处的，只能看到相似之处、亲缘关系。“这种考察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了相似之处盘根错节的复杂网络——粗略精微的各种相似。”维特根斯坦将这种相似称为“家族相似”。“家族相似”的提出，使传统美学所谓“美的本质”(“美是什么”的追问方式)的观念被消解殆尽。“尽管维特根斯坦并不是有意把家族相似的想法运用于一切词语，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个观念特别适用于诸如‘艺术’和‘审美’这样的概念。”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韦兹(morris weitz)、肯尼克(w.e.kenniek)等当代美学家对诸如“艺术能下定义吗”等问题的探讨，正是对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继承。正如韦兹所说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已经给“当代美学的任何一种发展提供了出发点”。传统思辨美学在此遭到了一种新的批判。

如何纠正这种语言的误用从而纠正对美学的误解呢?维特根斯坦最终回到了“日常语言”，他认为。“当我们讨论一个词的时候，常常问自己，人们是怎样教会我们这个词的。这样做一方面摧毁了大量的错误概念，一方面为自己提供了一种这个词被用在其中的原始语言。”从日常语言交际来看，“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所以，维特根斯坦特别强调语境对语词的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中使用，每次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和不能归类的经验事件，也就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看”这个词，维特根斯坦详细考察了它的两种用法：

“其一：‘你在那儿看见什么啦?’——‘我看见的是这个’(接着是描述、描绘、复制)。其二：‘我在这两张脸上看到了某种相似之处’——听我说这话的人满可以像我自己一样清清楚楚地看着这两张脸呢。

重要之点：看的这两种‘对象’在范畴上的区别。”

“看”是一个日常用语，维特根斯坦严肃的分析，实际上是从实例上表现出了一种与传统美学有着显著差别的立场。顺便说一句：维特根斯坦这里的“看”所对应的哲学(美学)用语正是“知觉”。

二、审美知觉语言分析的思路与结论

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a.j.ayer)也对诸如“看到”等一些知觉(的日常)用语进行了分析，通过一番考察，他发现，知觉一词有两种意义。其一，“说一个对象被知觉并不包含说它有任何意义上的存在”，其二，“说到一个对象被知觉确实包含它存在的含义”。艾耶尔以“看恒星”为例，我们可以说“看到一颗比地球大得多的恒星”，也可以说“看到不大于六便士的一个银色小点”。之所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我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看到”这个词，前者的意义是所看到的对象必须存在，但不必具有它所呈现的性质，后者的意义是所看到的对象具有它所呈现的性质，但不必一定存在。艾耶尔在此所做的也正是维特根斯坦要探讨的内容。但分析哲学家奥斯汀对此提出了批评。奥斯汀认为，“看恒星”的结果显然还可以给出更多的说法，如“看到望远镜第十四镜片中的影像”等等，“看恒星”的不同结果，只是我们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描述、识别、分类、赋予特征和命名，并不能说明知觉有两种不同的意义。知觉本身只有通常单一的意义，而没有不同的意义。

通过语言分析，奥斯汀还对知觉对象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在哲学(美学)史上，关于知觉对象问题总结起来有两种理论：直接实在论和感觉材料论。直接实在论认为知觉的直接对象只能是物理的存在物——物质事物，它独立于知觉活动而存在。感觉材料论包括表象论和现象论，认为知觉的直接对象是感觉印象或感觉材料，它不能独立于知觉活动而存在。对哲学(美学)史上知觉论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理论的对立，如洛克“外知觉”与“内知觉”的划分，正是建立在对知觉对象的划分的基础之上，胡塞尔的知觉分析，就是典型的感觉材料论。奥斯汀则认为，所谓的“物质事物”、“感觉材料”都是哲学语言，是日常语言所不用的，在日常语言中是它们被实指为“山川、河流、声音、颜色”等等，普通人是不会指着其中的某物说是“物质事物”或“感觉材料”，这不是他们的说话方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到底哪是感觉材料，哪是物质事物，就连操着哲学语言的实在论者和材料论者自己都不能回答清楚，换言之，“物质事物”与“感觉材料”这两个词的意义都不清晰，从根本上说是“缺乏内容”。所以，将知觉问题的解答诉诸这两个词，是一种误用。奥斯汀认为，知觉的对象既不是物质事物，也不是感觉材料，知觉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是个别的、异质的，不应该进行抽象的类别划分。

显然，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分析哲学家都将知觉问题视为语言问题，为探究知觉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词在不同语境中使用时意义上的差异，从而突出概念的多义性，以此提出了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但有趣的是，当代美学家曼德尔鲍姆(m.mandelbaum)以对“家族相似”一词的分析提出了对维特根斯坦的反批判，他认为所谓家族相似，并不仅仅指外貌上的相似，其中必然有“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那些家族相似的人都有一种共同属性，即他们都有共同的祖先”。隐而不见的遗传因素使他们与不属于他们家族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其中显然有某种“本质”的东西。奥斯汀认为知觉一词本身只具有单一的意义，也是对维特根斯坦的一种纠偏。但他反对对事物(知觉对象)的分类，又与维特根斯坦走到了一起。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对事物的分类，我们是不能获得对事物的清晰认识的，这是他们的缺陷所在。

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分析哲学家虽然没有直接分析“审美知觉”这个概念，但他们对知觉的分析对探讨审美知觉问题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审美知觉是美学术语，为日常语言所不用，对它的分析同知觉一样要落实到“看”等词语上，从乔治·迪基《艺术与美学》一书第六章的标题“审美知觉，看作……”就可看出这一点。如果像维特根斯坦一样承认“看”有不同的用法，那也就承认了存在这一种日常的“看”和一种审美的“看”，即存在日常知觉与审美知觉的区别；但若同意奥斯汀所持知觉只有单一的意义，则日常知觉与审美知觉之间也就毫无分别。前者如美学家奥尔德里奇(v.aldrich)，后者如美学家布洛克。一些美学家还根据对知觉对象的划分——物质事物与感觉材料来区分日常知觉与审美知觉。这一问题引起了西方当代美学家们热烈的争论(详见朱狄《当代西方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三章第二节)。

审美现象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这是我们首先要承认的。海德格尔虽然已经将审美扩展到感性生活的整个领域甚至工具领域，但是，要把持现象学的态度、进入“游于物”而不“攻击物”的状态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亦即审美知觉与日常知觉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三、审美知觉的语言描述及具体化

既然分析美学认为对同一个词的使用，每次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和不能归类的经验事件，那么，所谓“美”、“艺术”的确切定义，亦即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当然也是不存在的。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传统美学的基本问题，由此，美学要做的就是像要我们向别人解释什么是游戏一样，我们只能选择一些实际的例子对它们作出描述了。由于每一种语言游戏都包括了整个文化，维特根斯坦特别强调要描述审美构成的“整个文化”、“整个环境”，就像要理解一个语词的意义必须要掌握其所在的语境一样。同一个词，每次使用都代表着不同的经验，那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对同一对象也会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去“看”、“听”，去审美知觉并作出审美判断。于是，维特根斯坦最终认为：“为了澄清审美用语，你必须描述生活形式(form of life)。”只有在对具体“生活形式”的描述中，我们才能回答关于美的一系列提问。同理，也只有在对具体“生活形式”的描述中，我们才能真正地去理解美术与设计的问题。

虽然，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的“描述”绝不等同于文学家所做的文学描述，它在放弃了对美、艺术等对象做形而上的“阐释”的同时，仍然需要在“描述”中进行分析，简言之，这种描述的结果仍然是一堆理论文字，美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仍然有所区别，但是，显然它也不同于传统美学家的理论文本。面对这种情况，正如罗蒂所说：“我们大家(包括德里达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都应该通过自觉地模糊文学——哲学的界限和促进一种无缝隙的、未分化的‘一般本文’观念，来设法使我们离开我们的行当……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哲学只看作古典与浪漫之间的对立在其中表现十分突出的另一种文学样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将美学转嫁给语言对“生活形式”或者“事物本身”的描述，文学家也就应该是最有资格来进行这一美学“描述”的人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也透露了这一点：“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我们来看看诗人纪伯伦对“美”的谈论：“请你们仔细地观察地暖春回、晨光熹微，你们必定会观察到美。请你们侧耳倾听鸟儿鸣啭、枝叶淅簌、小溪淙淙的流水，你们一定会听出美。请你们看看孩子的温顺、青年的活泼、壮年的气力、老人的智慧，你们一定会看到美。请歌颂那水仙花般的明眸，玫瑰花似的脸颊，罂粟花样的小嘴，那被歌颂而引以为荣的就是美。请赞扬身段像嫩枝般的柔软，颈项如象牙似的白皙，长发同夜色一样黑，那受赞扬而感到快乐的正是美。”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将诸如“看”、“听”这些知觉词语舍弃，再将“美”隐蔽(“愈隐蔽 愈好”——恩格斯语)起来，就像宗白华所做的那样：

“啊，诗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我们获得的也就是所谓纯粹的文学了。而如果按照海德格尔“思就是为诗”的说法，从“纪伯伦们”到“宗白华们”之间，也就并不需要再“前进一步”了。这情形印证了罗蒂所说，“一种新形式的文化出现了，这就是文学家们的文化，他们是这样一类知识分子：写作诗歌、小说和政论并批评其他人的诗歌、小说和政论。……诗人和小说家取代了牧师和哲学家，成为青年的道德导师。”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7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通过文字的演化和沿革研究，还原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华夏文明文字和现代概念意义的哲学之间的关系，探索文字结构和释意中的哲学内涵和意义，阐发和描述文字的概念与逻辑属性。本文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和探讨，来揭示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所形成的典藉文献在释意和解读、评价和鉴别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操作的配置和继承问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中，本文还通过比较华夏文明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和以古希腊哲学为传统特征的西方哲学基本问题，摸索两者在基本问题界定和研究取向（方法论）上的差异，并寻求对二者进行衔接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书 文字 哲学 对象 概念 逻辑

从文明史的演化和沿革视角来考察，“书”是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的知识和精神积淀的载体。从文明延续和文明继承的角度考察，对传统典籍文献的解读和阐发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文明的演化、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但是在文明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表述知识和精神积淀载体的文字结构和语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造成了传统典籍文献解读和阐发的歧义，因此文字字型结构及其语义的还原、回复和澄清，对于传统文献的解读、阐发和文明的继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书”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演化关系为例，阐述文字结构和语义的演化过程，进行范例性的说明。 一、“书”的现代释意 在现代通行的初级文字工具书《新华字典》中，给“书”作出的解释是：（1）、成本的著作。⑵、 信，家书，书札。⑶、文件，证明书，申请书。（4）、 写字，书法 [1]。在这些释义中，[1][2][3]中的释意可归为文字书写的特定载体，并和一定的思想和目的表达有关；其中⑷的释意表示书写的行为及书写的字体。 在高级的文字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中，书的的释意比较复杂，已经涉及到文字的演化史和部分“书”字的文字释意及释意演化的过程，如“书”字的字形结构演化部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书”字的字形）[2]。 《汉语大词典》中给出的“书”的释意，从许慎的《说文解字》破题，给出的释意依次是：⑴书写、记载。《广雅·释文》：“书，记也。” ⑵书藉、装订成册的著作。《正字通·曰部》 ：“书，凡载藉谓之书。” ，清《说文句读·聿部》：“自《易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始为典藉之通称。”[3]特指历书、占书、刑书。《书·金滕》：“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孔传：“开籥见占兆书。”，《汉书·刑法志》：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颜师古注：“取证于刑书。”。⑷《尚书》简称。⑸文字。清王筠《说文句读·聿部》：“书，书写其本意也。因而所写之字谓之书。”，《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⑹字体、字形。《隋书·阎毗传》：“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⑺指六书。即我国古代分析文字的理论。⑻书法。⑼簿牒文件等。《周礼·天官·冢宰》：“司书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郑玄注：“司书，主计会之簿也。”。⑽书信。⑾古代帝王的诏书或臣下的奏记。⑿文体名。⒀某些曲艺的通称。如说书、书场。⒁姓[3]。 从以上《新华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给出的“书”的释意可以看出，高级的文字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中的“书”的释意，包括了初级工具书《新华字典》中的内容，并且《汉语大词典》中对“书”字的释意从《说文解字》破题，已经涉及到了文字“书”的字形结构和释意的演化和沿革史。 二、“书”字结构的演化 现代称之为汉字的文字，在起源上源自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4]”的路径设定，文字的结构和字形的确定也以此为基础，推衍相因，因此形成了文字的字型结构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哲学基础的关联，创造了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为其构造理论的复杂的文字符号记录系统。在这一复杂的文字符号记录系统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构造及其取意，都有其内在的取象、会意和沿革史。本文将要展开分析的“书”字的字型结构，也在这一范式之内。 现代通行的“书”字的写法（限中国大陆），是繁体“書”字的简化字。“書”作为“书”的繁体字，定形于汉，是秦小篆“” 从“聿” 从“者”的省改[5]。从此次省改至建国后文字改革的两千余年间，“書”字的字型结构（正体）都没有变化。 如果再向前追索，在现代可解读的甲骨文献中，还没有看到与汉隶“書”字的字型结构相同或相近的字。但甲骨文字中有“肀”和“■”两个字形[6]，在文字的字源上这两个字形演化、衍生出了“聿”部首结构的汉语言的文字[7]。在甲骨文字“肀”和“■”的字型结构里，这两个字的字型为手（■）里拿了一个树条(“■”、“■”，树条初始的取意相当于现代概念意义的“笔”)，去写或画想要表达的对象[8]。 周之代商，始见字型结构与“書”的字型结构有直接缘起关系的字[9]。许慎作《说文解字》解“書”字的字型结构“从聿，者声。”[10]。在许慎的这一字型结构解析中，甲骨文字字型结构的“肀”和“”已经演化成为周秦文字的“聿”。而“書”字周秦构字字型的“者声”形成的形声兼会意字“■”，已经有异于现代概念意义的“书”的解析。 在文字的演化、沿革过程中，秦汉之际的文字隶化，“■”省改作“書”，作为现代简化字“书”的源起文字结构，已经从周秦文字的“从聿，从者”隶化为“从聿，从日”。在这一演化、沿革过程中，简化字“书”字的概念内涵，一方面在字意上与甲骨文字“肀”和“■”仍具有渐次相因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字意渐次扩展的过程。

三、“书”的字型结构与“书”字释意的关系 文字的字型结构与其取象、取意具有内在的关系。“书”（書）字的字型结构及概念内涵和释意演化沿革，涵盖在整个“书”字取象的演化沿革史中。 在文字的演化、沿革史中，“書”的字型结构源自甲骨文字“肀”和“■”，从而形成了现代释意中与书写的动作、书写的行为、书写的结果、书写的风格等相关的字意。如《新华字典》中“书”字的释意⑷、《汉语大词典》中“书”字的释意⑴、⑸、⑹、⑻。 甲骨文字“肀”与“■”在周秦之际演化为“聿”，是“书”（ 書）字字型结构沿革及字意转化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书”（書）字字意的扩展。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聿”字的释意是：“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聿，燕谓之弗。从，一声。”[11]许慎的这一释意——“所以书也”，从字型结构及释意的渊源两方面对“聿”字进行了考察，认定“聿”字仍是延续了甲骨文字“肀”、“■”的字意（从手里拿着笔书写取意）。在文字的沿革中，甲骨文字“”和许慎释作形声内涵的“一”结合，形成的形声兼会意的“聿”的转换，这一转换完成了书写动作的“”与源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哲学理念的“一”的衔接[12]。于是“肀”、“■”字意的“写”与“画”的动作，在转换成“聿”的字形结构后，有了“一”（道）的约束和制约[13]，从而在字意上限定了“肀”、“■”的取意。在传统文明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分析和考察对象的取象演化、发展路径下，“聿”为有意义的书写，而不是胡乱地涂鸦。由此相应形成了《说文解字》中的“聿”部。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書”字：“箸也。从聿，者声。”[14]许慎这一“書”字的释意“从聿”，已经认定了“書”和“聿”之间的渊源关系。至于“書”字结构中另一个形声兼会意的部分“者”，在“書”字结构中的意义则为其后的历代学者所忽视[15]，并造成了“書”字的歧义和相关语义的缺失。 “者”，许慎在《说文解字》的释义中释作：“者，别事词也。” [16]许慎的这一释义在传统文明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考察对象的演化、发展路径下，“者”是一个具有特定与以内涵的文字结构。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方法论范式下，“者”的释意——“别事词”，是针对观察、思考的对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象”和“现象”而言的。在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中，考察和分析的“物象”和“现象”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分析和考察取向下，是在特定气候（日月变换、雷电、湿度、温度）、物候（地形、地貌、土质）约束条件下，生态演化分布和生态均衡等自然因素和人类社会种群及内部结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军事、文化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这一结果作为特定的“书”的记述、表述、思考、归纳、推衍的对象，因为涉及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众多的“物象”和“现象”领域，记述和描述起来自然是千头万绪，难以入手，从而使内涵有限的甲骨文字“肀”和“■”产生了记述和描述的困难，对考察对象（物象、现象）的事情、事理、事道的整理也产生了障碍，从而不能在概念上完整地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 在探索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将考察的对象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的“物象”和“现象”中分离出来，方能对其进行记述和描述。所以在周秦之际，在完成了甲骨文字“肀”和“■”的字形向“聿”转化后，加“别事词”的“者”，来进一步明确甲骨文字“肀”、“■”的动作行为和结果。 至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書”字的释意“箸也”，从逻辑上看似乎是“聿”——书写过程的“别事”（者），象吃饭的筷子（饭）在盛饭的容器（豆、鼎、罐等）中夹取食物一样，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从纷繁复杂的“物象”和“现象”中分离出来，以便于记述、描述的形象过程。 这样，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分离出来，进行“一”（道）的记述和描述，就衍生出了《汉语大词典》“书”（書）字释意中的⑵（将考察对象记述于某种载体）、⑶（日月、季节、气候、物候的变化、卜筮 、制度）、⑷（治国的方略、策略）、⑺（造字的规则和原则）、⑼（社会运行控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⑾（治国的政令和建议措施）。 至于“书”（書）释意中的文体名，则保留了“書”字结构中“从聿，者声”会意构字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描述与表达，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律书》、《平准书》等。 “书”（書）字释意中的“书信”条，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范围扩展到记述和描述者自身对于人和事及其情感的表达，“书”（書）的动作行为已是表达者对于人和事的态度与情感的记述和描述了。 《汉语大词典》“书”（書）的释意中的⒀、⒁在缘起上与“書”的字形结构关联不大，笔者在此不做考察。

四、“书”字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这样界定文字的概念：“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17]这一文字概念的界定表明，文字的产生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分离和界定过程，并在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应用于具体的物象和现象的界定及其考察与分析。这样就形成了华夏文明相关概念内 涵的唯物论性质和方法论问题。这一唯物论性质，来源于对“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对象的考察与分析，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研究对象的分离和界定。这一分离和界定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下，是具体的客观条件约束下演化、衍生的问题——宏观的日月星辰与气候变化和微观的地形、地貌、物候的变化，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中这些变化决定了社会问题的人与事的联系和关系。在这一逻辑关系的范式下，华夏文明天人一体的唯物论哲学也就产生了。 华夏文明这一唯物论哲学与以古希腊哲学为源泉的西方哲学（包括同属于西方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的属性上有不同的探讨角度。从西方哲学演化、发展的路径考察，古希腊哲学在其产生时就探讨了唯物论属性，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1.3）引述：“在第一批作哲学思考的人中，大多数人只把质料之类的东西当作万物的本原（arkhe），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之后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人们说，这就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元素和本源。”[18]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在源头上把“万物的本源”归为“质料”，并且将考察、分析对象的“现象”和“物象”归结为“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从而形成了西方哲学内在的考察对象的界定（“書”字结构中的“者”）和探索过程及其目的“一”（华夏文明的“一”，西方哲学的“逻各斯”）的语言描述。 古希腊哲学沿着这一源头演化、发展，产生了“本体”、“逻各斯”和“实证”等方法论问题及对相应概念与逻辑的探讨。从而规定和制约了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的演化、发展方向和理路。 在本文的主旨下，笔者尝试对华夏文明和以古希腊哲学为源泉的西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比较，其目的在于澄清随着秦汉间文字隶化而产生的相关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缺失与歧义。此外，随着近百余年的西学东渐及其现代西方相关知识的普及，做此比较有助于现代人对华夏传统文明精髓的相关问题的理解。 从前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在哲学范畴的唯物论这一框架下，在具体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华夏文明和具有古希腊哲学特征的西方文明间存在着差异。对于华夏民族的先民而言，考察和分析问题的界定源自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自然和社会的“物象”与“现象”认识，从考察和分析对象中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关系间探寻、求索其“别”，来实现考察和分析对象和其存在的状态环境（自然和社会中的“物象”、现象）的分离和界定（者）。而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演化、发展的西方哲学，则是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首先界定在其微观结构的“元素”和“本质”上，假定一个“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的“一”，然后利用相应的方法论去探索、求证所假定的“一”的存在，并在具体的探索、求证过程中去衔接所假定的“一” （元素、本质）的“别”与自然和社会“物象”与“现象”的关系（方法论范式的实证），探寻其“逻各斯”。 这样在“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内涵意义上，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的路径差异，并体现在文明演化、发展的路径和特征中，成为文明属性差异中的本质问题。在文明史的演化和沿革中，由于“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上考察和分析对象——“物象”和“现象”界定的取向不同（宏观、微观及视角），在概念界定“别”的实现上也就存在了差异，并产生了相应的考察、分析对象——“事”探讨介入角度的差异，及其相应的方法论选择的差异。 这两个以不同哲学体系为特征的文明，在“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哲学内涵上的差异还表现在其“一”（道或逻各斯）内涵的表述上。就西方文明的理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而言，在研究对象的考察、分析过程中，其研究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表达应用的是拼音词汇，词汇的字母及其由字母拼写构成的单词都脱离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物象”与“现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考察和分析对象界定的词汇表达，在词义上还需要其他的说明和表述性的词汇给出说明与解释，从而产生了其哲学和研究范式上的研究对象“别事”（者）内涵的概念，并构成其哲学范畴的一个基本要素。 同时，由于在研究对象的“别事”（者）的界定上，其概念内涵总是和自然与社会问题的“物象”与“现象”间及其内部具有某种包含和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从而出现了所界定概念间的关系与联系，并因此构成了概念间的逻辑问题，形成其哲学内涵的另一个基本要素。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上，由于其源头上与相应的记录符号系统——文字，具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同源性，其指事、象形的“文”，具有表述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特征描述的概念属性。而形声、会意的“字”，其文字结构的搭配及取意的推衍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逻辑属性。如前文分析中的“聿”、“書”，以及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音”、“正”[19]等字。 这样，西学东渐哲学内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表述的差异也就体现了出来。西方文明的拼音词汇中看不出考察对象的特征和属性，所以需要约定俗成的相关词汇来表述、解释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特征与属性，从而产生了其哲学基本要素的概念。同时由于考察和分析对象总是处于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的“物象”和“现象”的环境和环境约束中，涉及到了相关概念界定和概念间的关系演绎，从而衍生出了西方哲学的另一个基本要素——逻辑问题。前文提到的这一相关问题，这里是其注脚。 而对于华夏传统文明而言，由于其文字本身具有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所以在方法论范式上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从而形成了华夏传统文明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式上的缺失。这一缺失构成了现代中西文明比较与衔接中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演化和沿革史中，这一问题其实是自春秋战国以降就一直存在的问题。春秋战国纷乱，文字的字形结构失去统一。秦汉间文字产生隶变，更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文献典藉被破坏（文学，《诗》、《书》、百家语），致使文字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丧失了[20]。这一丧失形成了后世对古典文献的歧义和曲解。这一歧异和曲解产生了汉时的所谓“古文”（以孔宅壁中书为代表的六经春秋文字）和“今文”（以汉隶传记的部分经典典藉文字）之争。在这一背景下，许慎作《说文解字》，希望澄清这一相关问题。无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文字的结构和释意的缘起叙述简略。在其后二千年的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后人没有再走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路子，整理和修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未竟的工作，而是仅从许慎《说文解字》的释意中再去阐发其释意，以致于文字内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及其相应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再也无从寻觅。这一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的遗憾，造成了华夏文明文字概念和逻辑属性的缺失，以及相应的哲学内涵的无从恢复和还原等问题，这应当是后人的遗憾。 五、结语 通过前文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华夏文明创造的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文字，其文字的字形结构与取意具有内在的联系。仅就本文探讨和分析的“书”（書）[21]字而言，从甲骨文的“肀” 和“”、周秦的“”到汉隶的“書”，都对现代应用的“书”字的概念和释意构成了影响（字意的限定和扩展）。因此，对文字的字形结构和演化、沿革史的研究，整理和比较文字释意的演化、发展历程，对于正确解读和阐发华夏文明的传统精意，准确、完整地解读和诠释华夏文明经典典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但关联影响到文字结构和释意演化、发展的历程，而且关联影响到对相应时期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典藉文献的解读和诠释。战国以降，对前人文献的曲解和歧意，其根源大都在此处。 一个文明在其演化、发展和沿革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文献典藉，包含了该文明对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物象”和“现象”观察、思考形成的经验、认识和精神思想的优秀成果，是一个文明演化、发展的基础和精神食粮。国外的宗教文明和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方法论范式，对传统典藉的研究和社会实践操作的借鉴继承，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世代相因的宗教教义和自然法）。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历史演化和沿革中，历代对于古典文献研究的重视和经典典藉在社会实践中地位与社会意义的认定，也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化和发展，以及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华夏文明传统的众多领域中的问题和西学东渐的相关内容已经有了百余年的交融。在这一趋势中，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无论是闭关锁国还是全盘西化都不是国策。这就给现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评价、鉴别自身的文明传统，比较、鉴别、借鉴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社会政策实践操作中给予有效的配置。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已经是一个涉及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稳定发展的国策问题了。 本文尝试从“书”字的文字演化、沿革立论，并应用文字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探讨文明演化和古典文献正确解读和归结的角度。笔者的这一探讨和尝试，或许是还原华夏文明的哲学基本问题、 正确解读古典文献以及比较与衔接中西文明的一个思路和方法，现在将其整理出来，以期与同道者交流。

注 释 [1]《新华字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P455。 [2]《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P 1509。 [3]《汉语大词典》P1509-P1510。这些“书”字条目下的释意，本文在引用时有删节。在下文有关“书”字的文字结构演化和沿革史的分析、考证中，限于篇幅，对其相应的释意演化、沿革中出现的歧意和曲解，本文在行文中不作评论，如汉郑玄、清王筠、颜师古等。 [4] 汤可敬撰 许慎原著《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 1997年7月第一版 P2164。 [5] 其考证见下文。 [6]《汉语大词典》 P2166。 [7] 参阅《说文解字·聿部》。 [8] 罗振玉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考证，“聿”为：“此手持笔形，乃象形，非形声。”转引证于《汉语大字典》P1509。倪永宏在《汉字部首详解》中，将“ 肀”、“■”和“聿”放在一起。释“肀”为笔，释“■”为开叉的笔。倪永宏著《汉字部首详解》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版P76-77。 [9] 汤成元主编《金石字典》中国书店 1995年10月第一版 P608-P609。 [10]《说文解字今释》 P422。 [11]《说文解字今释》 P422。 [12]类似的典型例子还有“音”字，参阅《说文解字今释》 P368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文解字今释》 P10 ，对“一”的哲学内涵阐发比较完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参阅老子著《道德经》。 [13] 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中，造字起源字型结构中的“一”和哲学范畴的“道”关联，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文字体系，如《说文解字》中的“一”部、“聿”部、“正”部等。 [14]《说文解字今释》 P422。 [15]参阅《说文解字今释》P422，《汉语大词典》P3166。 [16]《说文解字今释》P482。 [17]《说文解字今释》 P2156。 [18]苗田力主编《希腊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P21。 [19] “正”《说文解字》释为：“正，是也。从止，一以上。”《说文解字今释》P239。与甲骨文对比考察，在这一释意中，“止”是脚的一个变体，表示站立和行为动作的工具，“一”是具有华夏文字哲学内涵的概念，见注[12]。 [20]参阅《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今释》P2170- P2172。 在同一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字的释意脱离字形结构，在文字的释意是用别的文字注释所考察的文字释意如《尔雅》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应具历史上和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21]现代应用的简化字“书”在字形结构上源于汉隶“書”的简化，简化字“书”在字形结构上看不出其具体的文字概念和释意意义。但汉隶“書”在字形结构上的“从聿，从日”，仍具有使用记载工具（肀）将考察和分析对象演化、发展的内在属性和传统文明的“道”（现代常用的西方哲学内涵的规律）记录明白，象在日光下看东西一样清楚的会意，并将“書”的字形结构演化、沿革中的释意继承了下来，赋予了简化字的“书”。 参考文献 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上海 汤可敬撰 许慎原著《说文解字今释》 岳麓书社 1997年·长沙 《新华字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汉语大词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5年版 汤成元主编《金石字典》 中国书店 1995年10月版 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字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年·成都 何琳仪著《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 1998年9月版 苗田力主编《希腊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 岳麓书社 1988年·长沙 胡奇元 方环海撰《尔雅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上海 冯达甫撰《老子译注》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1年·上海 金良年撰《论语译注》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5年·上海 《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年·上海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年·西安 张立文主编《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陈克明著《群经要义》 东方出版社 1996年·北京 [西汉]董仲舒著 苏兴撰《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 1992年·北京 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北京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 人民出版社 1963年·北京 胡适著 耿云志导读《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海古藉出版社 1997年·上海 王风阳著《汉字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年·长春 李敏生著《汉字哲学初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北京 李圃著《甲骨文字学》 学林出版社 1995年·上海 尹黎云著《汉字字源系统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北京 [德]海德格尔著 《形而上学导论》 商务印书馆 1996年· 北京 [附注] 本文是笔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相关问题的展开和延伸。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相关问题的研究中，笔者发现了华夏文明的古文字具有古希腊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并利用这一属性进行了华夏文明经典典籍文献的解读，以及华夏文明哲学相关问题的历史复原。在该书中笔者阐述了华夏文明在中西文明交融和文明传统需要进行重新评价时期，相关问题展开的方法与视角，并延伸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分析和演绎中。但是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中，限于该书的逻辑体系，本文涉及的相关问题仍没有进一步展开，在此文的分析中结合書字结构的解析展开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明确的交代。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上海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8

关键词：文明 范式 视角 方法论

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学术界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也是一个一直困扰着实务界的问题。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和沿革中，对于理论和现实及其关系问题认识的进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因此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的问题。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和发展中，中西文明创造了考察和分析这一问题的不同研究范式，衍生出了考察和分析这一问题的不同的方法论体系。从中西文明不同研究范式来考察和分析这一问题，有助于厘清研究范式及其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关系，比较和整合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相关问题，推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创新和进步。

一、现实和理论的界定及其区别和联系

近现代应用的现实和理论概念是两个西学东渐的概念。现实是指考察和分析对象在产生、演化和发展的时间序列上现在存在的状态。理论是指考察和分析对象运动、发展状况观察、思考、归纳和总结所形成的系统的认识和知识。从这一概念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一现实和理论在概念上都涉及一个特定的主体——考察和分析对象。其二现实和理论在概念上涉及到了不同的时间序列。现实强调的是考察和分析对象现在存在的状态。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观察、思考归纳和总结所形成的系统的认识和知识——理论而言，在时间序列上源自于考察和分析对象演化发展史上选择样本的考察和分析。

二、现实和理论的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介入视角

现实和理论这两个概念所蕴含的内涵中西文明选择了不同的介入视角，产生了现实和理论的不同研究范式。对于一个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对象而言，西方文明在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初确立了从微观层次考察问题的视角，从而确立了具有西方文明特征的研究范式。在这一研究范式中，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已开始进行现实和理论概念的衔接，并反映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和概念表述中，如本体、实是、质、量、运动、物质以及四因、辩证法等[2]。

在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亚里士多德作这些问题的研究时古希腊已经处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时期，古希腊文明此时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强盛转入衰弱的时期，对于研究范式的系统的研究已逐渐陷入沉寂，并且一直沉寂了两千余年，直到近现代才随着胡塞尔《现象学》的诞生和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的问世成为世人思考的问题。

和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不同，华夏文明选择了一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凡是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存在和存在的状态中去观察和思考，并反映在华夏文明易和道的表述中[3]。

但是自春秋以后的两千多年来，随着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文字的概念和逻辑属性丧失，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研究范式也被歧义，直至近现代都是如此[4]。

对于不同文明间的研究范式比较，可以比较清晰的考察和分析具有文明特征的研究方法论的内在机制，发现具有文明特征的方法论在现实和理论研究中的优势和缺陷，促进我们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力的提高。

1、中西文明研究范式中考察和分析对象介入角度的差异

在一个文明研究范式的演化发展过程中，采取一个什么角度介入考察和分析对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但关系到考察和分析对象的介入视角，而且关联和影响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论演绎，并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研究结果构成重要影响。

就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和这一研究范式具有渊源关系的古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米利都学派就设定了以自然存在物的物象为研究对象的路径，到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时期又设定了原子论，从而确立了研究对象介入的微观角度。这样就这一研究范式而言，首先确立了研究的目的是探索自然界存在对象产生、演化、发展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其次确立了对于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介入的角度。

就这一研究范式而言，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由于研究对象介入的角度是微观层次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现象和物象的某一局部问题，所以研究工作的展开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将研究的某一局部问题和其存在的整体实现分离。这一工作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已经作了探讨，归纳出生物学分类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方法。就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研究范式而言，对于其它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将作为研究对象的某一局部问题进行整体的分割，归属到不同学科领域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某一局部问题和其整体总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和联系。因此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中，如何实现所研究问题的局部和整体分割是自古希腊哲学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其问题之一是要实现研究问题的局部和整体的分割，其分割的边界如何确定？对于具体问题的考察和分析而言，分割的边界不同决定着所界定问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存在差异。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这一差异的存在决定了同一问题有不同的概念存在，形成了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同一范畴的问题研究并存着观点各异的流派，而这些流派对于所研究问题的描述时常出现诸如盲人摸象般的问题。其问题之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局部和整体之间存在的关系和联系，在实现局部和整体的分割过程中必须设定一些条件将其割裂，以确定所界定局部问题的边界和概念内涵、外延的完整。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局部和整体的分割因为割裂了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和联系，常常出现庖丁解牛般的分割后难于再进行局部整合到整体的复原问题（庖丁解牛的技术十分娴熟，二十年所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但是所解之牛一堆骨肉而已，再也不能整合初一个全牛来。这是因为庖丁在解牛之时，将整体进行局部分割切断了局部间进行有机联接的神经、肌腱、血管、淋巴，切断了彼间的联系和关系）。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在局部分割条件下研究结果和研究对象存在的现实状态之间存在的差异，是这一研究范式下现实和理论之间存在距离的主因。

对于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华夏文明的先民设定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确立了华夏文明考察和分析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宏观视角，规定和影响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演化路径，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中天人一体的理念。在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演化史中，研究范式的宏观视角起源于何时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是就可考的文献考察，华夏文明有关自然知识和历史文献的形成从研究范式考察都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有关。

从华夏文明有关研究范式的文献考察，在现代被公认属于研究范式的文献有归属于儒家经典的《易》和归属于道家经典的《道德经》。

《易》形成于何时现在已无法考证，现代人看到的《易》传说中与伏曦、周文王、孔子等有关。伏曦传说中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周文王是华夏文明史中位奠定八百年周朝基业的谋略家。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汉武帝时因采用儒家的治国思想而被尊为圣人，是对华夏文明的演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易》作为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范畴的文献，其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设定与这一设定相对应的天、地、雷、风、水、山、湖泊和海洋，构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仰则观象于天”考察范围的乾（天）、坎（月）、震（雷）、巽（风）和“俯则观法于地”的坤（地）、离（火）、艮（山）、兑（湖泊和海洋）。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中，天、地、日、月、风、雷、雨、山川、河湖其自然存在和生态分布构成了可供人类考察和分析的现象和物象，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宏观视角。在这种考察和分析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宏观视角取向下，于是有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的研究自然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路径设定。

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从宏观视角考察和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对华夏文明史的演化发展构成了重要影响。从《史记》和《尚书》可以看到这一影响的痕迹。皇帝时，皇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6]到尧帝时，尧帝“乃命羲、和，敬若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这些都反映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逻辑。

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宏观取向的研究方法被归结到“易”中[8]。但是在历史的沿革中，由于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涉及了考察和分析对象相关的八卦要素，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可能需要研究者穷尽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理解和把握其要义，并且要求研究者具有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实质尽心的观察和思考。华夏文明研究范式运用的这些要求，决定了这一研究范式很难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社会公众。另外也因为这一研究范式难以掌握和驾驭，所以容易在研究工作中引起歧义、曲解以及有目的的阐释。

《易》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在学界被尊为五经之首，在民间以卜筮类文献存世。从现存阐释《易》的文献考察，可能自春秋时期起对“易”的理解和把握已逐渐脱离了其研究范式的宏观导向指导意义，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衰落。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所作，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是周的守藏史（管理国家图书的官员）。通观《道德经》的行文，《道德经》作为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文献，和《易》在立论和表述上都存在重大差异。和《易》在立论上将考察和分析对象存在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影响和制约（八卦）因素作为研究视角不同，《道德经》以各个不同层次具体考察和分析对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象）作为研究视角。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由于对《道德经》的理解和阐释脱离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从宏观视角考察和分析问题的取向，仅从发生了变化的一些文字的字义去考证和理解，致使自战国以降对于《道德经》的诠释多有歧义[9]。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对《易》和《道德经》的曲解和歧义造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衰微，形成了华夏文明现实和理论研究之间的距离。

2、 中西文明研究范式方法论的差异

对于一个研究范式而言，有了既定的介入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角度，还需要一种对考察和分析对象进行研究展开的方法，从而衍生出了研究范式的方法论问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研究范式的方法论问题应该包含考察和分析对象介入的角度问题，但是研究范式的方法论作为西学东渐的概念，已经形成了其概念的完整内涵，定格在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范畴内，因此本文使用的方法论概念仍然沿用其用法，只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具体取向下运用这一概念。

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在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考察和分析对象从整体的分割之后，其局部同整体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如何界定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内，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界定及其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划分是具体的研究工作展开的前提条件。

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内，除了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界定和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外，考察和分析对象所体现的局部和整体关系的演易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道构成了西方文明的逻辑问题。

在西方文明的方法论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范式的样本选择问题。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脱胎于古希腊哲学的范式，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展开上有一个核心方法——实证。实证作为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研究方法，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已经有了界定和表述。在欧洲文艺复兴后随着商业文明的兴起和宗教改革后对自然和社会问题探索的深入，古希腊哲学研究范式的实证主义方法开始兴起，其后实证的研究方法逐渐渗透到自然和社会领域的各个研究方向。

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这一研究范式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样本选择？在这一研究范式的具体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中，要实现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现实存在和理论研究的结果的衔接和吻合，首先这一研究方法的样本选择能够代表考察和分析对象现象和物象的本质，其次样本选择的时间序列要能够反映考察和分析对象在其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一整体时间序列的一般特征。

在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沿革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构成的其研究范式中现实和理论的背离问题，是一个至今仍困扰着西方学术界的问题，其理论和现实中的探索仍在发展演化过程中。

对于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由于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介入角度上选择了一个宏观的视角，所以在研究的方法论上回避了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诸如考察和分析对象局部和整体的分割、概念界定和整体及其内部各部分的关系，及其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样本选择、考察和分析对象样本选择的时间序列确定等方法论问题。但是华夏文明研究范式所涉及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着考察和分析对象在宏观的研究视角取向下的研究对象界定问题，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只是在研究的时间序列选择上时间序列的时间跨度可能更长，超出了一个具体的社会个体所能把握的时间范围，因此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文明的延续表现了更强的继承性。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后就已经衰微，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理念也屡遭损益，但是华夏文明的本质特征仍然延续了华夏文明的五千年文明史，使华夏文明成为现存世界文明中唯一一个延续数千年不辍的文明。

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衰微的另一个原因是华夏文明文字的结构和文字字义的歧变，相关的问题留待下文展开分析。

3、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相关问题表述方式的差异

就一个既定的研究范式而言，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及其研究过程与结果都需要相应的语言表述。在具体的研究工作做中，选择何种语言进行相应的表述及其该种语言的表达能力与表达的准确性对研究工作也有重要影响。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虽然西方文明的不同民族间使用的语言或有差异，但在属性上都属于拼音语言。

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中，考察和分析对象和整体分割的局部间存在着边界界定问题，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这些边界问题拼音语言所使用的词汇同样不能独立的进行表达，衍生出了表达相应边界问题的概念，并决定了相应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产生了复杂的概念间关系的逻辑问题。

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内，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界定、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概念间关系的逻辑演绎，自古希腊哲学兴起以后一直是其方法论的重要问题。

就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而言，华夏文明的先民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范畴内，除了创造出考察和分析对象介入的宏观视角（另一个通俗的称谓是天人一体）的研究方法论之外，还创造了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文字符号系统。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华夏文明的先民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研究范式取向下：“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0]。因此华夏文明的文字记录符号系统在产生之初就和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结合在了一起，使华夏文明的文字除了具有记录符号系统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和语义外，还具有华夏文明研究范式方法论的特殊意义。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现象和物象的具象和抽象出发创造出文字的基本构成部分——象形、指事和会意文字，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形声、假借和转注的六书造字理论。因此华夏文明的文字在属性上包含了西方文明研究范式方法论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华夏文明文字中蕴含的这一属性构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表述的自身特征，并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在形式上的概念和逻辑要素的缺失。华夏文明的文字具有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概念和逻辑属性，这为西学东渐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所忽视。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自春秋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文字字型结构的歧变，文字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已逐渐丧失，在汉朝时就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古今文之争，相关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

在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沿革中，文字结构的歧变和语义的变化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中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概念边界的确定、研究范式的天人一体理念中考察和分析对象局部和整体关系演绎等等问题。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这些问题的存在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自春秋时期后的逐渐衰微。

华夏文明文字结构的歧变和语义的变化以及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衰微，使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在具体应用中陷入了古典文献的注译和怀疑古典文献真伪的怪圈，现实和理论范畴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十九世纪末埋藏了三千多年的甲骨文在河南安阳小屯被发现，揭开了甲骨文研究的百年序幕，从而使华夏文明文字蕴含的概念和逻辑属性有可能复原，促进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复兴[11]。

就目前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演化发展状况而言，其复兴的障碍在于文字的研究在学科上脱离了其文字产生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范式，没有将文字的字型结构和语义与其本原的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结合起来，这将不利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本来面目的复原。另一方面，现存的具有典型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应用文献只有部分古典中医文献，并且其解读及其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衔接都存在种种问题。

4、语言（文字）的稳定性和文献解读的差异

语言和文字在概念属性上是存在着重大差异的。语言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词汇，在概念属性上是针对拼音语言而言。文字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东汉的许慎已经给文字界定了一个概念，是针对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记录符号系统而言的[12]。语言的单位——词汇本身不具有明确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和逻辑属性，而文字具有这些属性。近现代在概念的运用上时常不进行相关属性的辨析，本文的主旨也不在这一辨析上，只是将这一问题提出。在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语言和文字本质属性的差异影响了相应文明研究范式的选择取向，并对相应的研究方法论构成了重要影响。

就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西方文明的拼音词汇脱离了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具象和抽象，需要相关的词汇进行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表述和说明，因此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考察和分析对象界定所使用的词汇的稳定性，及其相关词汇表述和说明的准确性，将影响其研究范式的沿革发展，并对其研究范式范畴内的现实和理论的衔接造成影响。

对于需要对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和物象进行局部与整体的分割，进而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研究范式而言，其相关的词汇表述还要求能够准确的表达局部和整体的边界以及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本质属性。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内，这一研究范式对于词汇选择和表达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文明研究范式整体分割的局部间概念存在着相容、包含等十分复杂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即使有这些关系的存在，但是在这一研究范式中由于存在着局部和整体间的分割，并且在研究工作的展开过程中还要求这一分割界限十分清晰，从而出现了庖丁解牛般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不同民族间的语言在历史的沿革过程中时常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即使同一语言间也时常出现词汇的拼写变异，及其同一考察和分析对象词汇表达的变化。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造成了西方文明研究范式在历史沿革中的稳定性、继承性及其研究方法论中对于整体分割后的整合等问题，并形成了与此相关的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现实和理论衔接的相关问题。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华夏文明的文字具有其表述和说明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因此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在文字的选择上避免了西方文明语言运用体现在研究范式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华夏文明的文字具有历史承传的相对稳定性（重大的文字变革只出现了秦汉间的文字隶化和现代的文字简化）。从华夏文明的文字字型结构和语义沿革考察分析，华夏文明文字字型结构和基本语义的演化保持了自甲骨文至近代文字的稳定性。华夏文明文字的这一特征对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延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其一文字的稳定性有利于研究范式的延续和继承，以及后世对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中文字概念和逻辑属性的还原。其二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由于在考察和分析对象介入的角度上选择了一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宏观视角，在研究方法上不象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需要将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对象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中进行分割开来进行局部的研究，并且在研究的时间序列上也仅仅涉及一个十分有限的时段来进行实证研究。但是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在一个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中，由于考察和分析对象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间没有进行严格分割，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研究也是在众多的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研究，所以这一研究工作展开的难度很大，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样本选择的时间序列上也不象西方文明那样只需要一个有限的时段，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展开往往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序列逐渐地形成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因此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需要一个十分稳定的记录符号系统，以有利于对某一考察和分析对象在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序列中逐渐地积累其认识和经验，形成有关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

在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选择了文字作为研究工作进行和展开的记录符号系统，满足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演化发展的需要，在文明的沿革中形成了延续五千年不辍的灿烂的华夏文明。但是在文明的演化中，华夏文明的文字出现了春秋至秦汉间的文字字型结构和语义的歧变，并造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衰微。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中，演化发展至今仍对现代研究范式演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广泛应用于自然和社会领域问题研究的是西方文明研究范式和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就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分析比较和各自的特点前文已经进行了相关分析，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和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分别具有局部问题的研究和整体问题的研究等优势，因此中西文明的研究范式如果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衔接，将会有利于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促进人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力的提高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中西文明研究范式中理论和现实的衔接。从中西文明的研究范式考察，中西文明的比较和衔接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探索和解读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优秀成果

中西文明的研究范式都具有十分悠久的演化和沿革史，自中西文明研究范式产生以来都积淀了数千年各自文明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探索的思想成果，因此探索和解读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相关的文献，探寻中西文明研究范式演化发展的路径，从各自文明演化发展的路径上去寻求其衔接点和衔接途径，将是中西文明研究范式衔接性研究的起点。

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西方文明研究范式所使用的语言在语言的演化和沿革中已经形成了一门比较完整的学科——语源学，用于研究不同民族间语言的交融和变革，这对于解读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相关的文献，探寻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演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选择了文字这一记录符号系统，在文明的沿革中这一记录符号系统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其间春秋、战国和秦汉间的文字字型结构和语义的变化形成的先秦文献解读及其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复原的障碍，可以结合甲骨文文字的解读和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复原去研究。目前，华夏文明文明经典文献解读的首要障碍仍然是华夏文明文字的概念和逻辑属性的还原，及其对于经典文献原意的理解和把握。其次，在华夏文明文字概念和逻辑属性的还原以及对于经典文献的理解和把握基础上厘清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演化发展路径，进而对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发展进行解读和解释。

2、西方文明的学科交叉和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的整合

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沿革中，人类创造了不同的研究范式衍生了不同的文明类型，仅就本文考察和涉及的中西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西方文明研究范式和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具有不同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介入视角，具有各自研究范式和方法的优势，因此中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整合将推动研究方法论的进步，促进人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研究和认识能力。

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微观介入视角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范式的演化中产生了自古希腊哲学诞生以类的学科划分。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将自然界和社会领域问题整体进行分割进而进行研究，有利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准确界定、考察和分析样本的选择、时间序列的确定等问题。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这一研究范式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就是存在研究范式中的考察和分析对象整体分割后的整合问题。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中存在的问题是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介入角度下，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样本的选择、时间序列的确定等都没有明确界定和表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表述、传播推广和与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比较借鉴都存在诸多问题。

中西文明研究范式演化沿革的历史尤其是中西文明一个多世纪的交融和比较表明，人类要提高认识和解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比较和融合将是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比较和融合如何实现，笔者认为除了前文提及的一些问题外，可能还有许多相关的具体问题需要研究。

3、提高华夏文明文字和传统文献解读能力，弘扬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优势

当前，随着西方文明研究范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在学科划分的分割下进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在这一研究范式的研究和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形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不协调，自然资源被过渡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其次，在商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被日益推广的前提条件下，商业文明内在的利益博弈形成了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道德被一定程度的淡化等问题，社会关系的诸多矛盾充斥于国际和国内的复杂关系中，人类社会个体间的关系也失于协调。

华夏文明在现存的人类古文明中，是唯一一个延续了人类五千年文明史而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的逻辑中这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及其在这一研究范式下构建的华夏文明注重社会个体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协调与相互适应具有重要关系。从人类为文明史的演化沿革考察，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给人类文明处理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及其人类社会个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范例。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9

关键词：中国青年报；雷锋形象；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项目基金：本文系浙江省2012年度新苗人才计划项目“基于雷锋形象历史嬗变的N-Vivo话语分析――以《中国青年》为分析文本”（项目编号：2012R404042）研究成果

自1963年3月5日，提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以来，雷锋一直是被中国主流缅怀的道德人物。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都为他提过词，参观过他的纪念馆，甚至发表过向他学习的讲演。雷锋精神逐渐成为一个符号、固定词语与国家伦理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娱乐至死”的网络时代的来临，雷锋和雷锋精神成了“恶搞”的素材，充斥在网络中恶搞雷锋的视频、文章、歌曲比比皆是。雷锋的道德形象正在被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大潮所淹没，重塑雷锋的道德形象显得尤为迫切。

1研究设计

1.1样本选择

本研究分析的是1963年至2011年（剔除因停刊的12年）《中国青年报》上关于雷锋的文章，共计277篇，其中社论20篇。1963年关于雷锋的文章最多，仅一年就有150篇，其中社论占10篇。1964、1965、1981、1991、1993年关于雷锋的文章均超过了10篇，近几年文章数量较少。

1.2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加姆森等人发展出的框架分析方法。首先分析所有文章的体裁、中心人物。第二步，反复阅读和比较《中国青年报》中关于雷锋的文章，将它们分成若干意识形态建构，即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雷锋形象。第三步，分析建构这些意识形态所采用的结构框架、口号警句、对雷锋形象的具体描述和期待受众。

2框架分析结果

1963年至今，雷锋一直都是中国青年最为典型的道德人物，是青年学习的榜样。雷锋形象的建构随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这也是雷锋精神生命力的体现。以向雷锋学习什么为出发点，通过分析1963年―2011年《中国青年报》中关于雷锋的文章，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的好战士（1963年―1966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先锋者（1979年―1993年），志愿者（1994年及以后）。

表 一

3研究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第一，从“政治”雷锋到“生活”雷锋。自1963年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以来，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学雷锋的活动。雷锋常常与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等词联系在一起。学习雷锋，就是学习思想，雷锋形象在当时那个时代被提升到了一个政治水平，雷锋形象不断被神话。自第二阶段开始，雷锋形象的建构渐渐从精神文明转移到物质精神文明并重，这一阶段出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先锋”、“四化建设”等词，学雷锋活动更加贴近读者的生活。自1994开始的青年志愿者活动，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志愿者成为新时期雷锋的代名词，志愿者活动的出现，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活雷锋，雷锋形象更加平易近人。

第二，从“全能型”雷锋到“服务型”雷锋。一开始，学雷锋活动更加关注学习雷锋的精神品质。雷锋被时代赋予了多种道德品质，例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热爱祖国、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等等，雷锋俨然成为了一个全能型人才，可望而不可及。1994年是学雷锋活动的新起点，青年志愿者活动拔地而起。青年志愿者活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雷锋活动的继承和发展。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就是要在当代青年中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德意识，专注于弘扬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的一种精神，促进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三，从“自我牺牲”的雷锋到“助人为乐”的雷锋。学雷锋，做好事。他人的利益是雷锋奋斗终身的目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词，是那个时代对雷锋的描述，雷锋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感染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各行各业在学习雷锋时更多的也是学习雷锋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1993年以后，学雷锋活动变得更加理智，在描述学雷锋活动时更多的会提到助人为乐这个词。助人为乐不仅仅停留于奉献的层面，助人的同时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通过帮助别人来获得快乐，既是助人，同样也是助己。“自我牺牲”不是学雷锋活动最终的目的，学雷锋活动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快乐的生活。

4.2建议

第一，重视雷锋形象建构的实际意义。雷锋形象的建构要结合时代的背景，不能单纯地宣扬雷锋的精神品质，要赋予雷锋不同的时代品质。在定义雷锋精神品质时不能假大空，学雷锋活动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号层面，要结合生活实际。雷锋身上所体现的热爱国家、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是为了实现学雷锋活动的最大价值，学雷锋活动应该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特征，根据时代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同特点，赋予雷锋形象不同的思想内涵。

第二，重塑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第一，从理性层面学习雷锋精神。一方面，学雷锋动机不纯。现今社会中存在很多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的现象，部分人做好事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雷锋精神成为获取利益的幌子。另一方面，不能盲目的学习雷锋精神，要避免从众心理。雷锋精神是时代的宝贵财富，学习雷锋精神要更加理智，在行动中合理地践行雷锋精神。第二，实现雷锋精神的更高价值。雷锋精神，提倡无私奉献，关注助人层面的实现，往往会忽略个体在做好事过程中的体验与收获。学雷锋，弘扬雷锋精神，不仅仅只是为了帮助他人，更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提升与满足。

第三，扩大学雷锋活动的参与人群。现如今，青年是学雷锋活动的主体人群，在学雷锋活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青年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加强自信心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学雷锋活动对于青年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就学雷锋活动而言，这不仅仅只是青年的事，而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学雷锋活动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发挥每个年龄段人群的积极作用，实现从小到大的道德品质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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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卢德平.青年文化的符号学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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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范英. 简论雷锋精神的三个质层[J].广东社会科学，1998，（4）：64-66.

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篇10

首先，要了解古代诗歌常见的人物形象：

（1）不慕权贵、豪放洒脱、傲岸不羁的形象。如李白。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淡于富贵、傲视权贵的思想，也反映了他傲岸不羁、豪放自负的性格。

（2）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形象。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并不仅仅停留在个人的哀怨中，而能推己及人，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性格。

（3）寄情山水、归隐田园的隐者形象。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现的是悠游自在的隐居生活，表现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田园的喜爱。如王维。《山居秋暝》通过对晚秋时节空山新雨景象的描写，表达了对山水风光的喜爱。

（4）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形象。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写前不见圣贤之君，后不见贤明之主，想起天地茫茫悠悠无限，不觉悲伤的流下眼泪，塑造了一个空怀报国为民之心却不得施展的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形象。

（5）矢志报国、慷慨愤世的形象。陆游和辛弃疾的许多诗歌都反映出他们忠心报国，而不被重用的情感，形象鲜明。

（6）友人送别、思念故乡的形象。如李白的《赠汪伦》。

（7）献身边塞、反对征伐的形象。如王翰的《凉州词》，王昌龄的《出塞》表现了他们忠心报国，献身边塞之情。而杜甫的《兵车行》则体察人民痛苦，反对战争。

（8）爱恨情长的形象。如柳永。《雨霖铃》写与所爱女子离别时的无限忧伤和别后相思的绵绵情意，塑造了一个爱恨情长的艺术形象。

其次，要学会分析人物形象。

分析人物形象时，先让学生判断人物形象是诗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还是诗人自己的形象（或称抒情主人公形象），接着让学生分析这一形象的基本特征，最后说出这一形象的意义。

那么，人物形象鉴赏技法有哪些呢？

鉴赏人物形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指导学生将诗歌文本与相关知识对接：

1.知人论世,关注背景

古诗阅读鉴赏要尽可能了解诗人的有关情况,诸如身世、经历等,从而设身处地地揣摩诗人的心境,以其人观其诗,这样才能提高对诗歌的理解和鉴赏能力高考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分为作者塑造的艺术形象（如琵琶女、刘兰芝）和抒情主人公形象（作者自己，如《雨霖铃》中的“我”、陶渊明《饮酒》中所塑造的形象）。）

寄托是古人赋诗的普遍现象：或借诗歌以抒写怀才不遇、沉居下位之苦；或感发其报国无门、不为当道所重之愤；或逞其离愁别绪、物是人非之感；或叙其命运无常、孤苦无助之难。

2.分析描法，抓住人物特征

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很多，可以对人物形象的肖像、语言、动作、神态等做直接描写，也可以间接描写，从侧面去烘托。但无论是直接描写，还是侧面描写，都必须准确地抓住人物的特征，以此来体现人物的内在品质。因此，在阅读鉴赏诗歌，分析人物形象时，要注意抓住对形象的描法，来分析人物的特征。

比如《陌上桑》中对秦罗敷的描写“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就是从侧面来衬托人物之美丽的。

3.体察写作意图，注意联想想象

古人写诗时，常通用含蓄、双关、象征等手法，明言此而实言彼。所以，我们在分析人物形象时，有时不能只就文字表面意思进行分析，要注意体察诗人的写作意图，结合诗人身世际遇，展开联想，正确分析。

比如唐朝诗人秦韬玉的七律《贫女》：“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虽句句是写贫女，其实句句是为不得志的贫士而写，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怀才不遇、寄人篱下的感恨。

人物形象鉴赏题如何规范作答？答案一般由三部分构成：

（1）概括塑造了怎样的形象（思想性格）

（下转2―7版中缝）

（上接2版《如何鉴赏诗歌人物形象》）

（2）结合诗句分析形象的基本特征（有时可省去）

（3）指出表达了什么感情或有什么意义答题示例

分析柳宗元的《江雪》中渔翁的形象。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参考答案】

（1）概括形象特点：本诗塑造了一个清高孤傲的形象。

（2）分析形象的基本特征：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渔翁不怕天冷雪大，忘掉一切，专心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

（3）指出形象的意义：这个被幻化了、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上正是诗人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

总之，我们在鉴赏中，我们最好把握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