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1

论文摘要：在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众多的人格理论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脱颖而出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本文对精神分析学派其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人格理论进行梳理，并重点突出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鲜明特点。目的在于探究其深层的教育价值，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启示。

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一经问世不仅在心理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此可见，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之巨大。尽管精神分析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诞生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声望有关，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新精神分析学派，并未把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当作不可怀疑的偶像和一成不变的经典。他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既有抛弃又有继承更有发展。其

中代表人物有沙利文，霍妮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简述

人格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些观点，但是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所以要想深刻的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的蕴含的教育价值，必须拿弗洛伊德人格理论这把钥匙去打开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大门。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意识是指个人此时此刻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是一种未被觉醒的心理历程或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活动的过程”［1］。潜意识可以被压抑，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的活动，以求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一般人格的主宰。

弗洛伊德基于潜意识系统提出了本我概念，进而提出了自我和超我的体系。本我又称伊低，它如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激荡不已。它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是快乐原则的出发点，是本能的储存器。在人格结构中，本我是最原始、最隐秘、最模糊的部分。自我是理性的，服从现实原则，“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政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间环节。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作用是调节本我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控制和压抑，在理性现实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本我的欲望”。［2］超我是潜意识中最高的监督和惩罚部分，它主要根据至善原则活动。所谓超我，也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主要是习俗教育的产物。超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低的冲动。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

1.沙利文的人格理论

沙利文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并认为每个阶段都存在动力过程、人格化过程、和认知过程三个发展过程。

沙利文认为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相对持久的模式，人格从来不能够离开人生存在于其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中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沙利文把这两种基本的倾向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动力。

沙利文用人格化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式，人格化是个体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满足和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人格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人格化，一种是他人的人格化。“在儿童人格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焦虑，主要来自于婴儿期的无助情境。假如没有受到很好的养育，婴儿就会焦虑，过多的焦虑会导致儿童企图回避社会情境产生坏妈妈的人格化，反之会产生好妈妈的人格化”。［3］

沙利文把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分化模式，这种经验是混乱的、无组织的、模糊的。婴儿的经验就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叫前逻辑模式，这是儿童所具有的一种主要模式。第三种是综合反应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沙利文所指的认知过程。

2.霍妮的人格理论

霍妮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改造是在精神分析中引入了社会文化因素。认为环境是形成人格和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她也强调冲突和心理问题是由环境影响的，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和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她也很认同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

霍妮人格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一个真正得到父母的关怀和肯定的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充分的弹性应付和适应外在的变化。如果家庭环境不和谐，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是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特点

（一）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强调性本能，新派则强调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由此则在几个方面产生了不同，首先是人格动力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格的形成的动力因素。沙利文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发展受满足欲和安全欲两大动力驱使。霍妮说：“人不仅被快乐原则控制，而且也被安全与满足引导。”其次是神经症的归因，弗洛伊德认为是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而霍妮认为是个人和其所处环境之间冲突的结果。

（二）弗洛伊德主张性恶论，他所谓潜意识或本我充满不可告人的欲望。新派则倾向性善论，相信人具有向上发展的自尊心，有能力克服罪恶欲望，有能力向前发展。霍妮说：“我个人认为，人不仅期望而且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成为高尚的人类。”［4］

（三）新派反对把人格分裂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新派认为人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在与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人的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新精神分析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性。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看作是由本能欲望决定的。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本能论，新精神分析理论家们则认为“未来目标对人的拉力更强于先天本能对个人的推动作用，目标的产生基于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挥的主观作用，从而更强调个人在人格形成中的主体作用”。［5］

三、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早期经验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的生活经验，却完全忽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治病。”［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早期经验在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儿童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其潜意识力量，在自由和禁止之间寻得一条中庸之道，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其次要用游戏等“宣泄”方法释放儿童潜意识能量，培养儿童健康人格。另一方面，利用“升华”的作用，让儿童正确的运用潜意识的能量到自我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二）建立儿童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的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防御机制是自我应付本我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的心理措施和防御手段，以解除心理紧张，求得内心平衡。”［7］此理论后经过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扩充，变得更完善，安娜认为当内在和外在的刺激引起情绪冲动时，防御机制有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过多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欲望的作用。因此，要帮助儿童建立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是儿童最先接受到教育影响的地方。家庭氛围和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儿童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通情达理父母的教养下，儿童很少动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反，经常运用惩罚，限制的方法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则多采用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三）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

从精神分析学家有关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养强壮健全的自我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而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发展自我的共同看法。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当一个人经常受到贬抑或否定时，便会产生消极的情绪情感，这是一切品德和精神败坏的根源。因而，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机会让儿童体验成功、拥有自信、提高自我概念、形成健康人格。关于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性本能和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是对儿童的内在需要给予关注和给儿童充分的自由，这种爱是要尊重儿童的天性。总之，精神分析认为唯有爱的教育才能培养儿童健全的自我，才能使儿童拥有幸福的人生。

（四）建立儿童期和谐的人际关系

霍妮和沙利文都很重视儿童期的人际关系对儿童健康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儿童时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父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间的伙伴关系，霍妮认为在童年期，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萌发的根源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沙利文也认为自我是在重要的他人的反应中确立的，在人格发展阶段中，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岁以前是父母，从童年末期到青春期，主要是伙伴。20世纪50年代，鲍尔贝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所做的相关研究说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和谐而稳定的亲子关系。西方学者斯特对有犯罪行为的人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攻击和犯罪行为与不良的亲子关系有关。所以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应该重视儿童期和谐的亲子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建立。现在大多数父母都出去工作很多时间都疏忽了对孩子的照料。致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产生焦虑，从而埋下神经症人格的隐患，或是在儿童期就有明显的人格障碍问题。这就要求家长要多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积极疏导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另外家长也不应该过多限制儿童交往，应鼓励儿童学会交往，学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总之，我们通过对精神分析几位代表人物人格理论的梳理，看到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蕴含着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巨大价值。尽管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也存在局限。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却给予了我们一个认识人格的全新视角。相信在21世纪，随着精神分析理论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对我们认识儿童人格的发展，开展有效的儿童健康人格教育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新编心理学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284.

［2］吴红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基础教育，2004（12）：15.

［3］宛容，兰文杰.沙利文人格发展思想探析［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44.

［4］杨汉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教育的影响［j］.教育研究，1998（4）：63.

［5］姚芳芳.新精神分析对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改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2000（5）：59.

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精神分析法文学批评弗洛伊德西方文学思潮新视角

20世纪人类在政治、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尼采、康德等哲学家从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对文学创作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成为西方文学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l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思潮在欧美国家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批评流派精彩纷呈，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论等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西方文坛。

在这股声势浩大的西方文学思潮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以其独特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文坛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分析、解读文学作品中发挥出十分独特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虽然该理论存在一些诸如泛性主义等不足之处，但总的束说，它对西方文学批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WWW.133229.COm

1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理论建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为文学与心理学架起了桥梁，人们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点：(1)赋予文学意象更多的象征意义；(2)心理学概念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借用与引入，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3)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类型模式”与“心理过程结构模式”的思想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人物进行精神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4)他的有关生死本能论有助于分析作品中的死亡主题；(5)他提出的人本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剖析作家传记的传统思路框架。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是白启蒙思想运动以来最大的人文解放，综观该历史时期的文艺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析法尽管面对像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原批评论等众多文艺思潮的不断冲击，它依然蓬勃发展，影响众多义学大家的创作，除了精神分析法本身的理论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丁弗洛伊德的许多弟子，他们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导师的学|兑，并为精神分析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精神分析法对文学批评的贡献

精神分析法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全新的研究维度，为长期困绕文学研究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20世纪西方文论虽然流派纷呈，但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点：注重文本解读。根据弗洛伊德解读法，文学作品里存存着普遍的象征意义，其中许多象征还与性有关。譬如，精神分析者大多把作品中凹陷、圆形的事物比作子宫。更有甚者，他们倾向干把一座空房予比作是女性生殖器，躲在空房子里的人则象征着试图寻求母性保护；同时，精神分析者通常还把作品里出现的像树干、塔、蛇、高山等意象看作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剧烈的运动，诸如骑马与飞翔，都被看作是性快乐的体现。

20世纪西方的主要作家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无不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批评家们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可以更好地挖掘出作品里的象征物及其内涵，有助于透彻地理解作品。

例如，象征主义大师、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他的小说别了，武器》(afarewelltoarms)就是借用象征手法创作的杰作。他富有象征意义的书名中的arms一词，不仅表示“武器”，而且象征着“拥抱、搂抱”，也就是“爱情”。此外，小说还自始至终交织地表现了两种主题：一方面揭露战争的残酷、主人公的厌战情绪，另一方面描写爱不断遭遇的挫折经历。

但是，弗洛伊德式的解读法并非无懈可击，其中的对文学美学功能的忽略及其语言媒质的缺省是两大软肋，为此，该理论常常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责难。西尼曾说过，文学是给人“教育与娱乐”的媒体。

搴缪尔主张，写作的目的是教育，诗歌的目的是寓教于乐。由此可见，文学的美学功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且，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还起到组织结构的作用。

批评者从“自恋”(self—eroticism，即表示儿童对自己身体的欲望)以及“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等表示原始的生物需求等概念中找到更多的象征意义。

其实，弗洛伊德式的很多象征意义往往太随意、太主观，因而经不起深入推敲，有时难以置信。

第二，弗洛伊德关于“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独到论述，对于评论者剖析作家牛平与作品母题之间的关系大有陴益。根据弗洛伊德思想，其情结理论揭示了人类精神领域一个重要的渐变阶段，即自我、超我的出现，人格的发展，从家庭(自然)走向更广阔的背景(文化)。而且，弗洛伊德认为，外在的权威意识与内在的道德感将影响人的一生。由此可以推断，弗洛伊德理论并；限于个体的存在，它还指向更深远的外部世界。

弗洛伊德最早在他的巨著梦的解析》里提到了“恋父情结”这个概念，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论释，称它为“想实现某种愿望的掩饰性表达”。梦的解析》是一本对“两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

弗洛伊德通过对索佛克劳斯的俄底浦斯国王》与莎土比亚剧作哈姆莱特》进行独具慧眼的研究分析，创立了“恋父情结”理论。国内学者王宁(2ooo年)认为，“恋父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法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也是20世纪莎士比亚研究的一大突破。在弗洛伊德之前，评论家们对哈姆莱特迟迟不肯实施复仇计划，对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众说纷纭。他们禁不住要问：哈姆莱特真的疯了吗?他是不是装疯卖傻?著名英国精神分析学者厄内斯特·琼斯是第一位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莎土比亚作品的研究者。他在题为论运用恋父情结解释哈姆莱特之谜(19l0年)的论文中做出如下的惊人结论：正是凶手克劳迪休斯使哈姆莱特痛下决心报了弑父之仇，解除了童年时代的郁闷情结。为此，琼斯还列举了许多事实，力图证明哈姆莱特在实施报复计划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亢满矛盾与迟疑的心理状态。虽然哈姆莱特最终报仇雪恨，但他还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另一为名叫诺曼·霍兰的学者运用“恋父情结”论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哈姆莱特。霍兰认为，根据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病例，每个儿童的潜意识里都有“恋父情结”，即使在其成长过程中，这种情形也依然存在。根据这个理论，哈姆莱特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复仇计划，是因为他无法解开自童年时代就郁结的那个情结，其次是为他不能释放自己潜意识里聚积起来的欲望能量。所有这一切都为评论家们试图解释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的性格设置了许多障碍。简而言之，用弗洛伊德(1899年)的话来说，恋父情结所描绘的是一幅经放大、夸张了的儿童画版本。

琼斯与霍兰都着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哈姆莱特的心理过程，过分强调恋父情结，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剧中反映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其实，如果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单纯地去研读文本，那么，文学作品就会沦为一堆心理分析的材料，势必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有三个层次，即前意识、意识与潜意识。三者相互作用，互有重叠，可以转换。后来，他又提出“心理过程的结构模式”。他用“本我”，“自我”与“超我”等术语来表达“本我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理论。

批评家卡佛尔·考林斯在深入研究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嚣与愤怒后指出，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有三大段描写细微、视角新颖的内心独白，就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证明。作品中的本杰明的一段自言自语可以看作是源自“本我”的翻版，昆汀的独白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加森的自白则是“超我”的表现。由此可见，如果把这三个人物的表白加在一起，就可以对应弗洛伊德有关人格的三个层次理论。虽然文学创作中内心独白的技巧先干弗洛伊德，但是他的潜意识理论无疑为作家充分利用前意识与潜意识而进行文学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卡尔·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批判地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分析思想，提出了“体现干原型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发展并重新诠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有助干文论家探索人物的个体心理，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原型批评论)使得文论家可以后退一步、全景式地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从客观上讲，可以排除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许多障碍，展现作品所隐藏的原型。

借助荣格的理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在荣格看来，“法乐士”(phallus)就是一种指代，而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但是弗洛伊德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法乐士中心”批评。

第四，弗洛伊德主张操纵“本我”的能量来自推动满足人类欲望的“本能”。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死亡与爱情是人的本能的两种基本形式，因为死亡促使“恢复万物的早期状态”，即回到生命的起始地点，而爱情表明“保存能量”的另一方面，即“力比多”(1ibido性欲)。

弗洛伊德称“力比多”为“取自情感论的一种表达”，因此，把它“看作是爱情的量化尺度”。用精神分析论的术语说，“这些爱的本能就是性本能”。可是，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不能容忍这种含有“侮辱性”的称谓，他们批评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简直是“泛性主义”大行其道。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由历史决定”。

为此，他举例证明自己的主张。他说，有些鱼在产卵期宁可历经千辛万苦，也要把卵播撒在离平时生活区很远的特定水域，自然界的这种奇特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概括地说有三种途径可以释放或者满足“力比多”：(1)直接投射到异性身上；(2)和心理医生交谈有助干减轻性压抑；(3)事业上的成就和精神升华可以一时满足或者平息性欲的冲动。

《著名诗人艾略特的长篇诗作荒原》表达了人类的永恒主题一一爱情。作品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在极度的空虚与绝望中挣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与性。

艾略特借助大量的独白、对话、描写与隐喻，诗意地向读者展现现代的人们如何渴求满足本能一一性欲。所以，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如果“力比多”压抑时间过长，就会产生“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

最后一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研究作家传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传统的文学评论家很看重作家生平与创作背景，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为此，他们常常遭到形式主义批评家的严厉批评。然而，精神分析法可以为文学批评开拓崭新的视角：批评家不必置大量生动的人物心理描写干不顾而沉溺干烦琐肤浅的细枝末节。

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一些著名的作家传记，可以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有些批评家认为杰克·伦敦只是擅长干写作动物题材的作家而已，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倍受批评界的冷落。但是，1977年出版的《杰克·伦敦传记》为杰克“平反正名”带来了契机。批评家们通过细读这本传记，并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惊喜地发现，他的小说里蕴藏着恋父情结。从杰克的传记得知，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历经r许多生活坎坷，他患过精神紊乱症，达对他以后的性格、情感与创作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批评家们通过解读杰克的传记，重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既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同时又是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当然，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作家的传记并非是万能的，不过，只要使用得当，就可能在文论研究里取得新的成果。

3结语

总而言之，当我们从全方位考察精神分析批评时，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弗洛伊德理论因其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对西方文艺批评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他创造性地从心理学引进的“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概念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阐释的内容与手段，有助干研究者独辟蹊径，努力揭示被长期蒙蔽的隐含意义，从跟以往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作品，去重新审视文学价值，从而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层内涵(connotation)，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3

一、为何要走向生态批评理论构建？

国外生态批评家对生态批评向何处去这个方向性问题展开了近二十年的探索，但目前来看，所有的探索都遇到了很大障碍，有的还陷入了困境。有人主张离开对自然的认知和审美，转向与环境有关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正义、毒物污染及其相关的发展模式或策略等，还把这种“社会转向”命名为生态批评的第三波，试图以此来引领全球生态批评的发展；但这一维度的研究却渐渐远离了生态研究的初衷――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探讨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渐渐与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混为一谈，生态批评思想与视角的独特性逐渐丧失。有人主张更多地关注生态女性主义；但此类研究很多已经把重点从人与自然关系转移到两性关系，用生态研究服务于性别研究，目的是拓展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性别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学研究。有人主张致力于科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特别是生态学、生物学等学科与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整合；但应者寥寥，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罕有人能做到跨越文理，同时精通至少一门科学学科和一门人文学科，从而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可能是科学与文学批评的本质诉求、特殊品性并不相同，能否做到兼顾和互利互激实在可疑，从19世纪自然主义批评到20世纪的熵批评都有很多失败的教训。生态批评究竟应当趋向何方，这是一个争议不断、困难重重但又亟待解决的国际学界前沿大问题。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从成立之初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了探索：一是厘清并确立生态批评的基本术语、核心思想、研究要点、任务目标，出版了《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等专著和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二是试图梳理勾勒世界主要语种、主要文化和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发展脉络，为生态批评尽可能划出全覆盖的研究地图，并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提供丰富广泛的思想素材，出版了《欧美生态文学》《美国生态文学》《英国生态文学》《俄罗斯生态文学》《德语生态文学》等专著；三是尽可能深入地展开对生态文学家、生态文学作品的个案研究，试图发掘具体的生态文学作家作品对生态批评可能具有的独创性启发，出版了《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研究》等专著，完成了数十篇学位论文，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然而，研究团队的上述努力全部陷入了困境！生态批评总体理论框架难以系统建构，更不用说建立基础思想的体系；国别和语种生态文学梳理由于团队学者专业和外语语种的局限，难以进一步拓展，更做不到全覆盖；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对象虽然数量可观，但研究的切入点和所得到的论点呈现出重复和狭窄的态势，还出现了用现有的生态批评理论或观念去套文本的倾向。放眼国内生态批评界，尽管热热闹闹、数量井喷，但观点重复单调、理论套文本的现象十分普遍，更严重的是，很多学人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才算是生态批评，简单地以为只要写了自然（或写了环境）、写了人与自然关系就是生态的，很多人将生态批评不同派别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的不同观点、生态批评与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批评的不同观点杂糅混用。生态批评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甚至可以说困境危机的时刻！在此关键甚至是存亡时刻，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不得不继续追问：生态批评往何处去？我们团队的研究往何处去才能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在种种瓶颈桎梏之下我们的研究从哪里实现新的突破？

我们认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方向不能是丧失自身特点或主体性的方向，生态批评不能与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环境研究、自然研究、性别研究、跨学科研究合流。我们还认为，中国生态批评要走出困境，特别需要新一轮的生态批评理论建设，方能有效地指导批评实践，改变观念混乱、论点重复、思维简单的现状。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是：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若想保持生态批评重镇的学术地位，要想冲出瓶颈进入新天地，只能在构建生态批评新理论的进路上开拓前行。令人欣喜的是，团队近几届博士生的研究恰恰在这一学术进路上取得了振奋人心的长足进步，从而使得团队的生态批评研究出现了走向新突破的可能，即走向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在未来几年里将主要致力于建构具有独创性的生态诗学体系、生态美学体系、生态比较文学体系和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体系，拿出一系列堪称团队第二代标志性成果的研究专著。

二、生态诗学是什么、何以可能、如何构建？

林阳生在发言中从逻辑、功能效用、本体论价值三个层面论述了“生态诗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并从思维层面、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探讨了生态诗学的功能，此外还谈及生态诗学与自然状态、语言、政治的关系。在分析了贝特和鲁克尔特的相关论述之后，他特别强调了文学和诗学的生态文化功用：培养出能够感受世界多元性的、属于自然本身的、丰富而独立的个体。他说：“诗，不仅仅是回家的路，更是存在的家园本身；而生态诗学所做的，正是通过文学使得存在的本真形式向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敞开，提供一个完整世界本身的承诺。”

林阳生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深究兴趣。有学人质问：对于诗学这个难有定论的概念，如何从生态思想或批判的视角给予厘清或者绕过，厘清与绕过的理由何在，能否给生态诗学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不能，又怎样将其与传统诗学或浪漫主义诗学进行区分？林阳生在回应别强调了生态诗学的本体论价值，同时也坦承要想把生态诗学建构成系统性的理论话语，还有很多必须解答的难题。

我们认为，要充分证明生态诗学何以可能，绝不能仅仅或主要从其功能性这一个维度来论述，还必须证明它可以作为一种能够自立和自洽的理论。为此，需要绕过有关诗学定义不可能达成共识的种种历史纷争，采用最普通和最为学人所认可的定义，即将其视为文学理论的同义词。在解决了诗学是什么的问题之后，便可以展开生态诗学最重要的任务：从生态思想和生态思维方式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内外最有代表性和普遍认同性的文学理论基本范畴，揭示并论证这些基本范畴在引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思想观照之后所产生的新的内涵，进而参照最基本和最普通的文学理论体系，构建生态诗学的理论框架。如果仅仅从一个角度研究生态诗学，完全可以像贝特、鲁克尔特那样侧重于对生态诗学功能的哲理性论述；但如果旨在建构生态诗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对其本体性作全面的研究，就必须从理论体系上对生态诗学展开全局性的论证，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最有效和争议最小的方式就是依托和参照现有典范的文学理论体系。

三、生态美学理论突破的进路、理论体系建构的原则何在？

廖淑瑶的研究目标是构建整体性生态美学体系。不过此次研讨中她只从审美客体、审美经验、审美价值三个层面谈了这种生态美学建构的要点，并没有全面阐述生态美学的理论框架。她侧重论述的是：为什么只有从生态整体的角度才可能解决有关“自然全美”的论证难题？为此，她一一评析了包括卡尔松、罗尔斯顿、彭峰在内的中外美学家和哲学家的相关观点，既指出其中的合理性，又揭示其中的逻辑漏洞，在排除所有其他可能之后，她得出结论：唯有从生态整体的高度论证自然万物的生态系统价值和生态系统性审美价值，才有可能证实“自然全美”或“肯定美学”。廖淑瑶对“自然全美”论证的新路径是生态整体与自然个体关联的路径。她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从自然是不是全美的这一审美感知和审美判断，转向从生态整体主义立场对自然物都具有审美价值的论证，以及对每个自然个体的生态美的肯定。我们应当意识到，原生自然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值得尊重和欣赏的，因为每一个自然个体都在生态系统中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和不可分为高低优劣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原生自然物都应当被看作是美的。廖淑瑶试图用一个难题的解决来说明生态美学建构的必需进路是生态整体思想，生态美学一定是整体性美学，生态美学之所以堪称“生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根据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构建的美学。

廖淑瑶的发言激起了包括哲学专业学人在内的不少听者的反响。有学人质疑：从“自然全美”转到“自然应当是全美的”之逻辑依据何在，仅凭每个自然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和功用就能证明它是美的吗，她所论述的生态美和生态美学与传统的美和美学有什么不同，美或者审美难道能够脱离审美者而存在吗？换言之，仅仅分析生态系统与自然物个体的关系而排除了审美对象与审美者的关系，能够论证自然全美乃至整个生态美学吗？廖淑瑶的回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自然物的生态系统价值和由此产生的审美价值，并以此将她所论述的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美学中的美和美感作了区隔。

我们认为，研究者还需要更明确地将生态美与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美学的自然美区分开来，更明确地阐述生态美学对美的论述不是从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关系切入，而是从自然物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切入的。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至上观，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是生态整体使得自然存在的自然物有了存在的内在价值，包括内在的审美价值。这种价值首先是自在的，是可以不依赖于有没有人去认识它、有没有人审美观照它而独立存在的。由于在思想基础、基本范畴、基本术语含义等核心问题上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此生态美学堪称具有颠覆性的新美学，而生态整体价值（而非人的价值）是其终极的判断与论述尺度。不过，即便是全然不同的美学体系，生态美学也需要对典范的美学体系作生态价值上的全面梳理，如此方能有根据地、有对应性地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

四、生态精神分析批评建构的要点何在？

胡艳秋所探讨的是生态潜意识与生态精神分析批评建构。生态潜意识倡导一种主要致力于揭示文学文本所蕴含的生态潜意识的生态批评，她阐述了生态潜意识的定义、理论基础、文本表现及其复杂性，重点强调了生态潜意识分析的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性。生态精神分析批评则从生态潜意识批评扩大到所有与生态相关的精神分析批评领域，试图建构起生态精神分析批评这一新的批评流派或批评方法。她论述了相关理论的源起和运用，厘清了几个重要概念，进而试图从批评模式、典型意象和主要任务等方面建立生态精神分析批评的架构。

胡艳秋的发言同样激发了众人的学术好奇与学术兴趣。有学人质疑：既然有生态潜意识，那么有没有非生态或反生态的潜意识？如果有，生态精神分析批评是否也要讨论文学中的非生态潜意识？生态精神分析批评运用到文本批评实践中是否具有作家或作品指向性？胡艳秋在回应中指出，任何种类的批评都有其一定的适应范围，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作为精神分析批评的一个分支，当然也有其最合适与较合适的文本对象；但是，诚如女性主义批评并不局限于评论女人写和写女人的文本，生态批评也并不局限评论直接描写自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本，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也有广阔的批评空间，无论作家是否有意识地、作品是否侧重于描写潜意识，只要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文本的确有生态潜意识的蕴含，都有理由对其展开生态精神分析批评。

我们认为，建构生态精神分析批评与建构生态美学、生态诗学不同，因为前者主要是一种批评流派和方法，而后二者则主要是一种理论体系。因此，胡艳秋的研究重点应当是：用生态思想作指导，重新梳理精神分析批评的代表性著述；在生态潜意识的内涵（包括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与生态潜意识的文本表现两个主要方面确立生态精神分析批评的构建要点。前者要特别重视人的动物性的生态意义发掘，重视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生态解读，重视自然之爱与自然之惧等潜意识的分析，重视对该结、赫拉克勒斯情结、荒野情结、处所情结的生态分析；后者要特别重视对原型、梦幻、口误笔误、自由联想、内心独白、乌托邦想象等生态潜意识显现方式的批评分析。生态精神分析批评的建构要特别重视方法论和实用性。此外，应当明确肯定非生态潜意识和反生态潜意识的存在，明确指出生态精神分析批评既包括对生态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分析和弘扬，也包括对非生态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反思、分析、批判和警醒――正如生态批评不仅仅要弘扬生态思想文化，也要批判反生态思想文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杨晓辉博士是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外校成员，她也应邀返回团队为本次论坛作了一场有关日本生态文学前沿理论的报告。她重点介绍了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者对人与自然交感的心理机制的研究，这对团队今后进行更宽范围的生态心理分析批评建构（不仅仅局限于生态的精神分析，还要延伸到分析人与自然交流的全部心理活动――包括感知、认识、情感、思维、想象、记忆等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事实上，美国生态文学家迪拉德、美国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等人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团队高度评价这一进路的探索，也将在未来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4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 McGrath 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 on the 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 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 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 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 Stamps 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 Benedetti和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发表了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 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 * 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 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 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 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 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 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 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 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⒁ 张咏华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一期，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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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5

关键词：民营经济；硕士论文；研究方法

一、选题意义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现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此都有大量论述。在实践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中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的民营经济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深度，民营经济用自己的竞争力赢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赢得了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其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环境的制约。因此，在进一步统一对民营经济的思想认识，明确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深入研究新时期民营经济内在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定位和拓展途径，努力营造有利用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外部优良环境，对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

为能全面、深刻地分析民营经济相关论文的研究方法，共搜集四篇论文进行分析。它们分别是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在论文研究方法分析梳理中发现，有些文章专门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而有些文章只是在摘要部分提及那么一两句有关的研究方法，有些甚至一点都没有涉及自己论文的研究方法。例如：

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就有专门的小节是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本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从一般到具体，即先从民营经济的一般状况（全国）的分析研究出发，弄清民营经济的含义、形式及作用和阻碍因素等。然后研究延边州的状况，进行对比比较，从中找出来差距，发现差距很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对于延边州民营经济的分析，运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原理，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来探讨延边州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是从民营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个方面分析，指出努力的方向与建议（对策）。”

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在摘要部分提及了有关自己的研究方法：“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我国在转型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全文的线索是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制度创新安排的发生机制和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在摘要中也提及“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兼顾定量分析，以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论述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阐明当前我省在经济发展中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壮大县域经济的基本观点。”

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中并未提及有关的研究方法。

综合分析这四篇文章，它们大体使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资料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三、论文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民营经济硕士研究生的方法意识比较薄弱，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特征。硕士论文中定性规范的多，定量实证的少；理论归纳的多，经验分析的少；二手资料多，第一手客观材料少；描述统计多，推断统计少；文字说明的多，图表曲线模型解释的少；比较研究中简单罗列的多，学理性深入分析的少；直接断言给出结论的多，假设推理证明的少；低水平简单重复的多，较高水平的创新少；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的应用整体上较为简单、粗糙，甚至多有错误，且对所得数据不会进行科学整理。因此，总体来说，民营经济的研究生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是极其薄弱的。

第二，学科理论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学术研究缺乏原创性。就是说，目前我国民营经济整体上尚未成为具有逻辑严密的数量结构知识体系。国内学者更多是注重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应用，而忽视了国内原创性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构建。值得肯定的是，国内不少学者或提出了一些好的理论观点，或其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然而，这些理论观点和成果并未能很好地融合起来构成思路连贯、结构严密、假设严谨的完备的科学体系，因此，未能达到学科整体科学化的程度。

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6

关键词：文体分析 语音 词汇 句式

多年来，语言精读课的教学一直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费尽心力，结果却差强人意。近年来，许多高校的精读课安排在了语言实验室进行，教师借助先进的教学手段，采用了交际式、任务式、启发式等新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高年级的教学中。学生往往还是注重文章中出现的生词和句型，或者某个修辞手段的使用，不能把握语篇的宏观结构，洞察作者写作的真实意图和思想感情，这就影响了对整个篇章的理解和欣赏。文体学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交叉学科，是语言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跨学科比较研究，它是研究各类文体的语音语相、词汇句法和篇章语义的特点。在精读课中采纳文体分析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一、文体分析在精读课教学中的可行性

1.精读课中的文体分析可培养学生语言使用的得体性。文体学以各类文体的语音语相、词汇句法和篇章语义的特点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使用和分析不同情景中的恰当语言，涉及到语言的正确与得体使用的问题，文体分析有助于学生学会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而使用不同的语体。在培养学生语言使用的正确性方面，我们是驾轻就熟，中学时期语言课上对语法的讲授系统全面，练习和测试也不计其数。但在培养学生语言使用的得体性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文体学研究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文体分析有助于学生对文本进行细读。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多数院校的语言专业把语言学概论开设在大三，使学生系统地了解语言，把握语言与语境、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文学、语言与教学等各种关系，并提高对语言的重要性认识。而文体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综合了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向学生介绍了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辨证关系，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文体学与语言学是密不可分的。而且，高年级的学生语言技能相对较高，为其研究文本奠定了基础，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高级语言课本中篇幅较长、难度较大的文章，可使学生使用正确的文学批评方法去欣赏和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提高他们的语言基本功和综合人文素质，同时提升自身语言运用能力。

3.文体学方法有助于学生养成分析问题、善于思考的好习惯，这对于分析作品和文本至关重要。高年级的高级语言课本上出现了一些文学作品的原著节选，使学生在分析作品语言的基础上，达到欣赏作品的目的。我们的学生往往独立分析的能力不强，需要在教师的大力指导下，对作品的大意和思想进行解析。“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文体学的任务是运用语言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语言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帮助学生从语言技巧和思想内容的关系方面更深入地理解、合理地解释和充分地欣赏作品。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教师能对学生在文体分析方面要求严格，狠抓学生对作品的分析，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使学生习得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密的思考方法。

二、文体分析在精读课教学中的应用

文体学理论在精读教学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文体分析上，其重点是分析具体文体意义和语言特征， 挖掘作者的语用意图和语用效果， 以便达到鉴赏的目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

1.语音。在传统的精读教学中， 教师不厌其烦地帮助学生纠正语言课本朗读和情景会话中的发音问题。而把文体学理论引入精读教学中后，可结合上下文的需要介绍给学生如何通过语音的表达， 在特定的语境中取得与思想内容、语言目的相互呼应的文体效果，学会欣赏甚至模仿作者语言的独到之处。对语音的文体分析包括音韵、语调、重音、停顿、节奏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在诗歌的描写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2.词汇。学生在预习和自学中从字典上查到了词的性质、固定用法及其概念意义，而忽视了词的内涵意义，其实词汇的选择与语篇的主题、对象、写作目的关系密切。内涵意义是以概念意义为基础的，通过所指而传达出来的情感、语境、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当我们谈论词的内涵意义时，实际上我们谈论的是我们使用它时传达出来的对真实世界的经历。如《为失败者而牺牲的天才》一文，以具有文学天赋的勃朗特三姐妹为了她们的兄弟而牺牲自己为例，抨击了19世纪英国重男轻女的思想。文中有“弱的，不耐用的，不擅长的”等词汇，结合当时性别歧视的历史背景――女性是弱势性别。作者选用此词，既表达了女性在生理条件上的弱势，同时透析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地下，发人深思。探讨词语的内涵意义，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认识语言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

3.句式。用文体学理论进行句式分析，不仅可分析句子的语法成分，还可结合上下文，分析句子蕴含的作者态度、情感、心境等主观因素，透视句式的隐含意义，体会句式的特殊语用效果。如掉尾句把主要信息放在句尾，制造悬念，或发人深思，或引人入胜。《综合语言教程》中《我叔爷放弃当牧师的原因》一文，描述了一位非常招人喜爱的浸礼会的全职牧师――“我”的叔爷，他唯一的缺点是手脚笨拙。而文中多处使用的掉尾句非常精彩。句首的伴随状语展现了他如何在半夜顺着墙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却没能找到的情景，充分说明了他的“笨拙”，并使读者急于了解后面发生的事情。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后，叔爷的心理状态先向读者展现了出来，使读者迫切想要知晓叔爷采取的补救措施，这样的文章跌宕起伏，妙趣横生，非常有吸引力。在教学中启发、引导学生对课文中有特点的句式进行文体分析， 探讨其句式组合、词语排列中可能蕴含的信息，以及由此折射出作者的感彩等， 可使学生透过句式了解文章主旨，达到见木知林的效果。

三、 结论

综上所述，文体分析在语言专业精读课上的应用显而易见，它是提高学生理解、鉴赏和运用语言能力的重要手段，并能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技巧。教师应掌握一些文体学知识，从而使精读课更加生动有趣，提高授课内容的深度和信息量，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语

参考文献

[1]2000年修订版高等学校语言专业教学大纲.

[2]王守元，郭鸿，苗兴伟.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刘世生，朱瑞青.文体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徐有志.语言文体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7

关键词：高中语文；试卷讲评；温故知新；重点讲解

高中语文教学中，我们应当掌握优良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语文知识并能够高效解题。试卷讲评就是一个良好的语文教学手段，在利用试卷讲评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到学生的不足，针对这些学习问题，对症下药。就能够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学以致用。为学生学习语文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高中语文的试卷讲评需要结合所学的课堂知识并进行有关的拓展训练

在有关古诗词分析与训练的试题讲解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书本中相关的知识进行类比地讲解分析。通过这样的讲解我们可以为学生系统地归纳总结语文知识。语文并不是无迹可寻的，在适当的总结归纳后学生可以通过类比将课堂的语文知识更好地学以致用。我们可以通过对文章的分析帮助学生解答试卷。这样在试卷的讲评中练习所学知识可以使学生在语文的相关练习中更加得心应手。

例如，李白的诗词分析是学生经常能遇见的古诗词问题，而作者的作品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在学习《蜀道难》一文时，对文章讲解的同时可以做刻意的归纳与总结，让学生对这类文章的分析留下印象。当我们在试卷讲评课遇到李白的诗词时就可以更好地练习这些内容了。这不仅有助于课本知识的渗透，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点评语文试卷，以便学生更好地进行语文解题。

二、试卷点评要有重点地进行，对学生弱点的阅读问题重点分析

语文阅读是学生语文解题中的难点，也一直是我们高中语文试卷点评中重点而核心的内容。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帮助学生抓住文章的主题，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文章的精髓，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中心，掌握了文章的这个中心，解决其他阅读问题才能得心应手。否则，学生阅读时就将如同“盲人摸象”一般无从下手。在进行试卷点评的时候我们要针对阅读这一部分的文章主线做有关的剖析与论证，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语文学习技巧。当我们帮助引导学生认真剖析了课文的主题后，学生自己解决阅读问题将更容易，进而也培养了学生相关的语文兴趣。

例如，我会在试卷讲评的时候归纳总结一些主旨相似的文章，歌颂母爱、科技类论文等。我对这些相关文章的主题加以重点剖析，当学生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时，就会引以为例，进行类似的分析阅读。这样，学生阅读时不知从何做起的难题就被很好地解决了，也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我认为，归纳相似的主题是教学过程中的必备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找到学习的方法，并更好地引导学生在日后自主学习中学会这种主题式的剖析方法。

三、试卷讲评需要师生的讨论，只有通过讨论才能反映问题、解决问题

在试卷讲评课上，我们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探究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如果在课堂上只把答案一道题一道题地对一下，再稍作分析，学生好像改得挺认真，但是，效果总不是很好。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不去认真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因此，在讲评课上，要让一些答错试题的学生分析失分的原因以及今后改进的措施。教师评讲时，也不能三言两语带过，应该找出不同分数段学生的作文，让他们将自己写作的思路及体验说出来，找出为什么改卷教师给这个分数。今后写作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便学生今后能够更好地写作。

例如，我在课堂上经常采取师生讨论、与生生讨论的方式，更好地分析解决试卷中的问题。试卷讲评时，我常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学生先在组内讨论，总结、分析组内同学的典型问题。然后再展开师生互动的环节，将组内讨论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面地分析讨论。让学生真正明白这一类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我们讨论的目的。同时，在讨论的过程中可以增加课堂的学习氛围，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语文教学是一个知识讲解与总结归纳同步进行的过程，因而我们在教学时也应当注重课堂点评课的进行。帮助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温故知新的习惯，在总结归纳自己理解错误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语文学习能力。我们作为教师，应当注重语文试卷点评，将这一环节的课堂教学作用发挥到最大。让试卷点评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的良好途径。

参考文献：

[1]张永继.提高高中语文试卷评讲有效性的原则与方法[J].新课

程学习，2012（8）.

[2]陆秋华.“活动单导学”背景下高中语文试卷评讲课的思考[J].

教师，2011（18）.

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8

关键词：分析化学；教学改革；教学效果

分析化学是高等院校化学、材料学、应用化学、生物、医学、地学类学生的必修基础课，它包括“定量分析化学”理论课、实验课和仪器分析理论课、实验课。

一、改革教学内容——从重理论到理论能力并重

以往的分析化学教学，侧重理论教学的系统性，而实验教学只局限于验证性，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造成了障碍，这对大学生素质的培养和从业能力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我们尝试从教学内容入手进行改革。

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教学讲义上。依据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编写出符合现代高等教育要求的分析化学教学讲义。教学讲义的编写以理论教学内容“必需、够用”、深浅适度为原则，就打破了原有学科体系，解决了某些教学内容与其他专业课程重复的问题，达到了各专业所需要的内容要求。如，教学内容突出定量分析、仪器分析的知识。实验教学内容改变过去实验课只是为了验证理论上的知识，去掉验证性的实验，大幅度增加应用方面的实验。再如，定量分析实验内容增多，定性分析实验内容减少。改革后，理论知识大大减少，而实验课有所加强，基本操作练习增加，把重点放在化学分析上。由此，过去分析化学学科的体系被完全打破，所有化学知识点都更符合各个专业的需求，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兴趣比以前更浓了，实践能力比以前显著提高了。

二、改革教学方法——从单一到多样

“学有常规，教无定法”。通过教学实践我们发现，就教学方法而言，在遵循教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必须因生因课因时而宜，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首先，由于当代的大学生自我意识较强，而自主学习的习惯尚未形成，因而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难以适应大学生的需求。为此，我们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把学习方法传授贯穿于课堂教学之中，通过引导和启发学生，使其掌握学习方法，学会自学，学会查阅所需的分析化学知识，将所学的分析化学知识运用在专业上，解决一些问题，解释一些现象。其次，将现代教育技术引入课堂，打破了过去一块黑板、一张挂图、一支粉笔的课堂教学形式。通过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将静止的内容动态化，微观现象宏观化，抽象知识直观化，不仅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还使学生认识到了学习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重要性。第三，着眼于培养、提高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我们在教学中注重采用启发式、研究式教学，课上讲重点、难点，随时提出一些问题促使学生思考，或留一定量的课后思考题，下一节课由同学讲解，鼓励同学们展开讨论。如化学分析课上，请同学上台讲自己设计的分析方案，其他同学给予补充，教师略加点评，讲解的同学得到了锻炼，其他同学也受到启发，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上的时间有限，仅起引导作用，课下的讨论更加热烈。有的同学提出的实验方案理论依据可靠，实验步骤翔实，对其他同学的启发和激励作用比老师讲的效果更好。我们还采用鼓励学生较深入地探讨一些尚不够完善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方式，使学生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了解基本理论在生产和科研实际中的应用。不少同学在教师启发下，写出了小论文，对一些尚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处理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不很成熟，但也有一定见地。这种敢思考、会思考和大胆发表自己意见的做法，对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成效显著。同学深切地感受到，每当上讲台讲解时，那种独立思考、积极讨论的方式，都让自己感到了自身潜力的巨大发掘，感到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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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教学效果——由单一教学走向分层教学

在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教学效果，课程教学改革能否成功就取决于是否提高了教学效果。

作为影响教学效果的变量是多方面的，有学生方面的，有教师方面的，有教学内容方面的，也有教学方法方面的，因而如何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即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变量，是解决提高教学效果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分析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发现，新入学的青年大学生，其中学阶段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是影响教学质量提高的主要变量。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出现，高校扩大招生，学生文化课的基础下降很大，且学生文化程度、学习能力参差不齐，这给分析化学课程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为此，我们改变了过去所采用的单一教学形式，实施了分层教学。

所谓分层教学，是根据教学总体目标，将不同的教学对象按影响教学效果的相关变量分成不同的教学层次，并对不同的教学层次提出相应的教学目标和要求，以不同教学手段达到使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活动。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发现，我校的大学生存在着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高低差异较大的两个层面：高层次的学生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远远高于低层次的学生，是“一点即通”型，而低层次学生则属于“启而不发”型。以前采用单一教学方式，高层次的学生“吃不饱”，低层次的学生“难消化”，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实施“分层教学”，这种“吃不饱”与“难消化”的矛盾得到了解决。我们坚持学习方法优先原则，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发展目标加以引导，帮助学生选择恰当的学习方法，根据学习目标设计课内与课外作业，不仅使所有学生提高了学习分析化学的兴趣，也使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更增强了教师组织教学，辅导答疑，调整授课进度，改进教学方法的针对性。通过“分层教学”，学生心理更加健康，教学效果显著提高。

总之，经过几轮的分析化学教学改革与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后的分析化学课程教学更符合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更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唐顺铁．分析化学的内容应进行改革[J]．大学化学，1999(14).

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9

西方认识论发展史的主旋律一直都是基础主义的规范认识论。然而，自从1969年奎因倡导自然化认识论以来，许多哲学家积极响应并发展了这种自然主义认识论。坎贝尔、吉尔、撒伽德、劳丹、胡克、邱奇兰和布朗等人都主张，人类认识包括科学认识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象研究其它自然现象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认识论问题。自然化认识论已经发展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中方兴未艾的一种思潮。

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基础主义受到攻击、第一哲学被抛弃、先验论的藩篱被推倒之后，为了避免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应运而生的。它既反对有超越科学认识活动的优越的阿基米德点，也反对放弃认识论研究的怀疑主义，企图在基础主义与怀疑主义的两极对抗中找到第三条出路，即使认识论研究自然化、实证化、科学化，从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去阐明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寓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存在于自然化认识论之中”。［（1）］

不过，自然化认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因而遭到反对者的诘难。一个紧要的问题是，认识论被自然化、科学化、实证化之后是否仍然具有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倡导者奎因及其者西格尔等人都否认自然化认识论具有规范的功能，而以劳丹和布朗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则坚持认为自然化认识论应该具有规范性。

布朗（harold i.brown）是近年来在美国哲学界十分活跃的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感知、理论与选择——一种新的科学哲学》（1977）在美国两度再版，并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分别在马德里、罗马和东京出版。他的《合理性》（1988）对科学合理性作出了独到的理论阐释，受到国际科学哲学界的广泛重视。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发了他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特别是《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对“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之诘难作了透彻的辩析和有力的反击。

二

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不可能经验地建构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依照他们的观点，首先，科学必须通过规范自我控制，任何从科学中抽象出认识论规范的努力都将只产生那些早已蕴含于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化认识论将不可避免地是循环的；［（2）］其次，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一以贯之。因为，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不可能包含于科学之中，“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非经验性的辩护理论——这种理论由认识论研究提供。我们需要探索出一种温和的第一哲学。”；［（3）］最后，从科学中获取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就是从“是”中获取“应该”或从事实中获取规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荒谬企图。甚至有的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已经接受了这条反对意见。［（4）］

上述反对意见的要义在于表明：支配经验科学研究的规范不可能经验地建构，而必须先验地建构，因而，自然化认识论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诘难，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为自然化认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

（一）没有超经验的规范

布朗认为，在论述先验认识规范的浩翰文献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常常被忽略，即“我们如何建构规范？我们人类拥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力去先验地把握认识规范？”［5,p.55］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采取语言分析的方法对先验规范的建构和把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经验主义关于先验有三个重要论点：第一，所有的先验真理都是概念真理；第二，概念真理包含于分析命题之中；第三，分析命题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布朗把分析论证的焦点放在第三个论点上。因为，依据经验主义的观点，“先验规范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建立在分析真理之上的”［5,p.63］，而第三个论点则“为阐述我们何以能够先验地把握真理提供了依据。”［5,p.56］

在古典经验主义那里，词汇是语言分析的基本单元，而词汇又是由通过直观就能界定的基本词汇和依基本词汇而定义的辅助词汇（basic vocabulary,auxiliary vocabulary）所组成。一个命题是不是分析的以及一个分析命题是否为真，完全取决于该命题中辅助术语的定义。据此，布朗就以辅助术语为基点分析它及由它所构成的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过程。通过分析，布朗得出结论说，“我们创造自己的语言，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要求我们创造这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语言。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的语言创造具有任意性，而是说，我们的语言是在我们与世界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语言反映了我们认为值得保存的处理周围环境的方式。语言与世界及经验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裂缝，不过，这个裂缝被各种实用上的考虑充斥着。”“语言体系都不是任意的，也不受依据不容置疑的原理的合理推断所驱使。”［5,p.58］

接着，布朗又依据路易斯（c.l.lewis）的现代经验主义观点对分析命题进行剖析。与古典经验主义不同，路易斯主张，一个概念系统是由一组相互联系的分析命题构成的，一个术语的意义由它在这些分析命题中所具体体现出来的与其他术语的关系决定的。我们运用这个分析命题系统是为了理解经验的意义，并通过把感性所与归入概念系统来达到这个目的。一旦归化成功，我们的概念系统分析机制就会使我们作出关于未来经验的推论。经验不必满足由概念系统作出的预测。当预测失败时，我们的典型反应是撤消对感性所与最初的识别。然而，如果某个特定的识别频繁地导致预测失败，人们就开始怀疑那个概念（与感性所与相应的）的有用性。在路易斯看来，经验会促使我们作出拒斥某个概念系统的决定，却不能逻辑地驱使我们拒斥一个概念系统。一个被拒斥的概念系统仍然由一些真分析命题组成，但是，这些真分析命题不再包含于我们目前用以处理经验世界的一系列分析命题之中。［（6）］

布朗认为，虽然古典经验主义与现代经验主义关于概念和分析性的观点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继而所有的概念都能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可能通过反思“燃素”和“热质”的意义去发现任何分析真理，尽管过去有许多人能够这样做。同样，“地球不是行星”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一命题表述了一个分析真理；而对我们而言，它不过是一种经验上的错觉。布朗指出，分析命题也能遭到拒斥，不过它是在被遗弃的意义上被拒斥：它不是错误的，但不能服务于任何有益的目的，或者说它完全是累赘，游离于我们用以处理经验的命题体系之外。

在布朗看来，正是术语、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历史把术语、分析命题与其赖以生成的经验基础隔离开来，而表面上的“经验约束的丧失是形成分析命题关键的认识论特性的原因——分析命题的真值独立于世界或我们的经验。”［5,p.57］所以，分析命题并非没有经验内容，“如果从元语言学的观点来考查一个分析命题系统，我们就会发现它包含了大量的经验内容。”［5,p.62］

在把握了分析命题的特性之后，布朗转而讨论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先验认识规范。他认为，“认识规范不象下棋规则，而更象下棋战略和技巧。……换句话说，认识规范需要辩护。”［5,p.63］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怎样才能运用分析命题去为先验认识规范辩护。他认为有两种途径去实现这个目的。一种途径是给词下定义，这种定义隐含于分析命题之中并成为适当运用这些词的先验规范。“如果我们对概念的选择完全是任意的，这些规范就类似于下棋规则——因此它与我们的目的无关。然而，我通过论辩已经表明，我们的语言选择并非完全任意的，它们总是在某些实用约束条件下进行的，而一旦这些实用约束条件被人们认同，我们就不能再坚持说定义提供了不受经验评价的先验规范。“如果逻辑规范是因它们与分析命题的联系而成为先验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接受科学的评价，那么，我们的逻辑规范也要接受科学的评价。”［5,p.64］

总之，“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很自然地，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任何规范也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即使这些规范能够在我们目前的概念框架中先验地建构起来。”［5,p.64］

（二）科学不需要超科学的规范

在对先验规范进行分析并得出没有超经验的规范或规范必须接受经验制约的结论之后，布朗进一步考查了科学认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规范，考察它们是怎样产生并受到评价的。

在他看来，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规范：追求目的形式和行为指令形式，它们在科学实践中是相互依存的。就行为指令形式而言，人们在习惯上区分绝对指令和假言指令两种规范。布朗和劳丹一样，认为科学方法论中充满了内在于科学的假言指令，不存在绝对指令。

许多哲学家认为，逻辑是绝对指令之源。然而，布朗在前面的分析论证中就已经表明，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看，逻辑有经验性的渊源。本来，这足以表明逻辑不可能是绝对指令之源，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而有必要进行直接的论辩。

布朗以科学活动中接受某个命题的具体指令为例来具体阐明他的上述观点，通过分析论证，他得出结论说，逻辑既不能为接受命题提供绝对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提供绝对的充分条件。比如，接受一个命题最可能的绝对性必要条件是内洽。但是，布朗认为，这个要求也只能在“接受”的某种意义上成立（他在分析中把“接受”区分为几种不同意义）。就算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认识到有内在矛盾的命题，也不应该相信我们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一组命题，“但是，很有可能有两个命题即使相互矛盾而它们却拥有唯一的真的经验推论。当我们把接受p界定为把p当作进一步研究或解决问题的基础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5,p.68］人们多次指出玻尔原子理论是有内在矛盾的，但这并没有阻止科学家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或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预言。虽然玻尔原子理论最终被一个内洽的理论所取代，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如果当初物理学家因为玻尔理论有内在矛盾而拒绝它，玻尔理论会更加有效地被取代。因此，“我们如何处置一组有内在矛盾的命题，将部分地受所追求的科学目的和研究现状的制约。”［5,p.68］

布朗结合大量的科学实践活动具体考察了科学认识过程中产生规范并评价规范的途径。他认为这些途径大体上有三种：1．源于理论原理的规范；2．观察中的规范；3．来自对科学进行经验性研究的规范。通过详尽的分析，他指出，这些规范都是内在于科学的，它们不仅源于科学活动而且受科学活动的评价。总之，“以科学目的和方法论指令两种形式出现的规范，与理论假说、实验设计、新数学以及科学内容的其他方面一样，是以相同的方式被引入、被评价的。人们提出规范并检验规范，如果一个建议看上去是有前途的，它就被探索追寻；如果它丧失前途，就得被修正或被抛弃。”［5,p.69］科学不需要超越于科学评价的规范。

（三）答对自然化认识论之诘难

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的结语中，集中回答了反对者对自然化认识论的诘难。

首先，自然化认识论包含从事实演绎出规范的企图吗？布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同意坎贝尔和胡克的观点，认为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规范本身就是假说。［（7）］布朗指出，人们打算追求某一目的或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打算尝试运用某种既定的方法论，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或逻辑上的困难；研究者应用某种方法论是因为他们断定这种方法论在另一不同的领域是成功的，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

其次，布朗强调指出，自然化认识论试图在科学实践中探索科学方法论不存在逻辑循环。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被科学与诸如象棋之类的游戏之间的一种不确切相似所误导。”［5,p.75］象棋有一套构成规则，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不能下棋。如果真的有一套类似的构成科学活动的方法论规则，那么就会出现逻辑循环；要么，当我们主张对方法论规则进行科学地检验时我们就已经承认了这些规则；要么，对这些规则的检验根本就不是科学的。但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活动这种历史现象并不适合于这个模式。科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业，在科学活动中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方法追求不同的目的，这样，检验各种理论和实验设计以及检验各种方法论和目的都有非常广阔的视野。……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认定为科学活动的复杂历史现象。”［5,p.75］

最后，科学事业是自我辩护的吗？布朗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大概都在追求一种由先验认识论提供的终极辩护。在他看来，不可能有终极辩护，因为，独立于科学而对科学进行的辩护要求我们不探索科学研究与世界发生的相互作用而去获得这种辩护所必需的知识。当然，没有终极辩护并不等于说其他所有辩护都是无益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理解什么辩护对我们有益以及如何寻求有益的辩护，科学认识过程本身就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我们应该只是在从事大量的科学活动之后而不是在开始之前去企求理解科学是何以被辩护的。”（［5］，p.76）

三

认识论作为研究人类认识活动的哲学理论，它应当负担起三项任务：1．描述，回答人类认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2．解释，回答人类认识“为什么”的问题；3．规范，回答人类认识“应如何”的问题。这三项任务是密切相关、不可或缺的。描述是解释和规范的基础，规范是描述和解释的目的，而解释则是描述与规范间的中介。

然而，自古以来，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旋律一直都是规范认识论，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到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波普尔，他们都注重在某种解释的基础上对认识活动进行规范研究，而忽视描述研究。在他们看来，人类认识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能够支配该活动的规范，认识论研究者或科学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去寻求这种规范，以便让认识者或科学家在各自的认识活动中自觉地遵循，从而促进认识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家合理性就在于对他们所认为的某种或某些规范的遵循。20世纪60年代之后，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意识到，科学认识活动并没有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认识者或科学家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认识活动过程。这样，许多哲学家在重视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和解释研究的同时又走向另一极端，不同程度地轻视规范研究。认识论被“生物化、进化论化、自然化、社会化、结构化、发生化、行为化、语言化、计算化——甚至化为乌有（罗蒂化）。”［（8）］于是，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逐渐分化成规范与非规范两种不同的取向。

布朗旗帜鲜明地反对在认识论研究中把描述与规范割裂开来，强调在描述、分析和解释认识活动的基础上研究认识规范，从而把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解释研究和规范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他赞同并发展了自然化认识论研究，但是反对某些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在倡导自然化认识论的同时，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轻视认识论的规范性。布朗认为，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已降为“描述心理学”，至多只能描述理论产生的心理机制和过程，而对理论的真伪优劣之评价没有丝毫作用。他与非规范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不同，并不是一概地反对认识规范，而是反对脱离科学实践、超越认识活动、在认识活动之外去寻求支配认识活动的规范。为此，他深刻地阐明了先验规范的经验性，强调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来自于科学实践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和评价、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因此，在自然化的基础上强调认识论的规范性、在描述与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布朗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既是对自然化认识论反对者的有力反击，又为克服自然化认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主义倾向提供了批判武器。

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布朗和劳丹一样，在反对传统的规范认识论的同时都反对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都强调要为认识活动的合理性辩护。在这个意义上，布朗也可以被看作劳丹所说的“规范自然主义者”。不过，布朗自己说他与劳丹“在方法和具体细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5,p.65］本文认为，布朗和劳丹的理论差异远不止在方法和细节上，他们除了研究方向相近外，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其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劳丹是站在反实在论或工具主义的立场上，着重从元方法论的角度发展他的规范自然主义理论。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变动着的科学方法及规则或规范是如何合理地演变的。布朗则是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着重从元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他的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思想。他的主要任务是要揭示那些包括元科学标准在内的认识规范是如何经验地建构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评价的。

其次，由于劳丹把科学目的和科学方法看作是不同的认识范畴，所以，在他那里，认识规范实际上就是脱离目的的方法规则。这样，正如j．r布朗（james robert brown）评价的那样，在劳丹看来，“物理学和神学、数学和形而上学、地质学和社会学，在正确地追求它们自己的认识目标时都有相同的方法。当然，这些学科的某些研究者可能没有较好地遵循方法规则，但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是真正合乎理性的，而且这些方法是普遍有效的。”［（9）］由此可见，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问题上，劳丹仍然紧紧抱住方法论理想不放。

布朗则认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目的并不是分属于不同的认识论范畴，它们二者都要接受相同形式的经验评价。［（10）］他认为，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并不能归结为对方法论规则的遵循。在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的情况下遵循它固然是合理的，但是，在科学探索的许多场合都没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可循，这时更需要人的理性。而且，科学实践表明，认识主体往往能在没有明确规则的情况下作出合理性的行动来。［（11）］

仔细的分析表明，传统规范认识论中的规范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规范中立于理论；其二，规范中立于认识主体。从这个角度看，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第一方面作出批判，而没有或很少触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在认识过程中，人是以主体方式，以其内在尺度和思维图式能动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体性。因此，产生于科学实践之中并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规范如何为认识主体理性地把握和具体运用，是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包括布朗忽视或回避了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当代西方认识论研究中还存在一股“社会化”思潮。自然化认识论的阳光未及的角度，正是社会化认识论滋生的温床。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甚至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研究中倡导彻底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从科学认识活动的社会学因素、文化学因素中去寻找科学理论发展的根据和理论评价的标准。尽管认识论的社会化存在着诸多偏颇，不可能独立地解决当代认识论面临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忽视认识活动的社会文化特性绝对不可能解决认识论问题。因为，在认识活动中，主体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其他主体发生社会性的认识互动过程中与客体产生相互作用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化与社会化的趋同与整合，描述、解释与规范的辩证统一，是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w.v.o.quine,"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2）h.siegel,"justification, discovery and the naturalizing of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47 (1980), p.309.

（3）h.siegel,"empirical phsyschology,naturalzed epistemology andfirst philosophy", philosopy of science 51 (1984), p.675.

（4）p.kitchener,"genetic epistemology, 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psychologism", synthese 45 (1980), pp. 266—267.

（5）h.i.brown,"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inquiry 31.

（6）c.i.lewis, 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and valuation(1946), mindand the world order (1956).

（7）d.campbell,"science policy from a naturalistic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1984):c.a.hooker, a realistic theory of science (1987).

（8）m.w. wartofsky,"epistemology historicized", in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reidel, 1987.

（9）j.r.brow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e sociological turn, reidel, 1984, pp. 7—8.

大学生自我分析论文篇10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策略

批判性思维在英语中被称为“Critical Thinking”，国内也有学者将其译为“思辨能力”（为便于论述，本文中将统一使用批判性思维），来源于哲学领域，20世纪30年代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理性、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公民个人、组织机构、民族乃至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受到全世界多国政府、企业组织和教育专家的推崇。例如在美国，批判性思维早在70年代就被贯彻到美国的教育中，下至幼儿园上至研究生院，每一个学科都提倡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可以说美国的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美国国民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与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一、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及内涵

根据美国哲学协会1990年做出的权威定义，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调节的判断。这种判断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说明该判断赖以存在的论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Facione，1990：2）。批判性思维包括六项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和七个维度的思维倾向（affective dispositions）。其中，认知技能包括解释（interpretation）、分析（analysis）、评估（evaluation）、推论（inference）、说明（explanation）和自我校准（self-regulation）。思维倾向包括探索真理、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公正性、自信心和好奇性等七个维度（Facione，1990：6-13）。

文秋芳主张将批判性思维能力细化为两个层次：上层为元批判性思维能力――指对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计划、检查、调整与评估的技能；下层为批判性思维能力――指与认知相关的技能和标准，以及与批判性思维品质相关的情感特质。其中人在思维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上层的能力对下层进行着管理与监控的作用（文秋芳，2009）。

综合上述观点，作者认为批判性思维指的是对信息进行整合、分析高层次的复杂认知能力，个体不但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要对所获信息的价值、准确性或权威性做出评价，从而做出合理的判断、推理、全面、深刻的评论。

二、我国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现状

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现状不容乐观。黄深源曾指出我国英语专业学生缺乏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辨析能力，在论证说理时难以形成自己的深刻观点，并将这一现象成为“思辨缺席”（黄深源，1998）。刘义在其调查中发现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总体偏弱，在批判性思维七个维度中表现不均衡（刘义，2010）。董元兴的研究则揭示我国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分析和评估技能有待提高（董元兴等，2010）。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主流传统文化崇尚感性与理性的批判性思维存在矛盾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伦理道德、重视解决人际关系和政治问题，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特点为重形象、轻抽象，重综合、轻分析，重“统一”、轻“对立”，重传承、轻批判。正是这种厚重的文化积淀和非理性的传统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

2.我国高等教育没有将批判性思维列入人才培养目标

由于批判性思维的研究与发展并未得到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所以目前我国高校还没有普遍开设独立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其他学科中也还尚未提出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要求，教师、学生都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意识。

3.我国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约束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传统的应试教育体系、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方法都束缚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批判性思维的形成和培养。

三、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策略

相关研究和大量的国外大学的实践经验证明，语言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Tsui，1999)，我们应通过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以适应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因此，笔者结合目前我国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现状，对大学英语教学和教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教师应该建立批判性思维意识，增强自身素质

在教学中实施批判性思维教育，教师首先应该具备良好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大学英语教师可以通过查阅相关批判性思维的书籍文献来树立自身的批判性思维意识，通过参加哲学逻辑的课程及相关培训提升自己的逻辑思维水平，最重要的是要将学到的理论联系实践，将批判性思维贯彻于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中。

2.紧密结合英语读写教学，优化教学模式

研究发现，阅读就是读者通过解码文字对文章进行综合推理判断的高层次的思考过程，需要大量使用批判性思维技能（Troyka，etc.：2007）；同样，写作也是一个需要进行综合、分析、概括、推理、质疑等思维活动的循环反复的认知心理过程。因此，在大学英语阅读课中，教师应该向学生介绍批判性思维技能，并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运用这些思维技能，提取信息、分析结构以及评估作者观点和论述以进行高效的阅读。同时，还应该将课文作为写作范文学习，让学生在写前、写作、评论的过程中主动使用批判性思维技能。如此，学生在积累词汇、句型等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培养读者意识，与作者展开对话，在语篇结构、思想情感表达等高层次学习写作。通过阅读与写作的结合，学生不但确保有效的语言输入和输出，还在实践中提高了批判性思维技能。

3.改进教学方法，转变传统师生角色

在传统的英语课堂中，教师往往使用单一的直接讲授法，学生只是语言知识的被动接收者；然而，要想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们应使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反省式等教学方法，营造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做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教师的组织引导下，使学生成为主动的探究者、独立的思考者、理性的质疑者。此外，教师还应设计适当的课堂活动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如：就社会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英语辩论，学生能通过资料收集、语言表达和思想交流提高自身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及辨析能力。

总之，批判性思维能力不仅是一种学习、思维能力，也是一种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人格气质，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勇于改革，结合英语语言教学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不但能促进对语言自身的学习，更能帮助学生在日趋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中进行高效的思维、理性的分析，最后做出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董元兴，李慷，刘芳.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评估与培养［J］.外语电化教学，2010.

［2］黄源深.思辨缺席［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