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五官争功作文十篇

时间：2023-03-18 13:39:04

五官争功作文

五官争功作文篇1

鼻子大声地说：“我的功劳才最大！我日夜不停地工作，还不是为了主人？要是没有我，你们一个个早就憋死了，还能在这儿说话？”

这时，嘴也争着说：“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要是没有我，你们一个个早就饿死了，同样活不了。还有，要是没有我，主人就成了哑巴。我的功劳比你们多，比你们都大！”

“喂！喂！喂！”耳朵大声地嚷嚷，“主人戴眼镜，保护视力，把镜腿架在我身上；主人戴口罩，讲卫生，把线套在我身上；主人……再说了。要是没有我，这世间无奇不有的美妙动听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成了聋子。我的功劳最、比你们都大！”

五官还在继续争吵……

五官争功作文篇2

一天,大家都在安静地休息着，忽然，手无意揉了一下眼睛，眼睛受到了刺激，流出眼泪来，眼泪流到了鼻子里，鼻子忍不住迫使嘴巴打了个个喷嚏，唾沫溅到了手上，手正要去打嘴巴，没想到打到了嘴巴的近邻——耳朵。

“手先生”，耳朵抢先发言，“我说你怎么朝我乱打，要知道，没有了我，你们可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可是，你竟然朝我乱打。”“你不就是只能听那么两下子吗，要是没有了我，你们都要饿得扁扁的了。”嘴巴不服气。“你们算哪根葱？”眼睛发火了，“要是没有我，大自然的万紫千红、百花争艳，你们能看得见吗？要说老大，我才是当之无愧的人选呢！”平时沉默寡言的鼻子也忍不住了，说：“我才是不折不扣的老大！”眼睛、鼻子、手和嘴巴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你们这群笨家伙，连这都不知道。你们得想一想，如果没有了我给你们提供氧气，那你们还能生存下去吗？还敢跟我争老大，切！”鼻子又说到。手不屑一顾地说：“要不是平时我给你们按摩，你们能有这么白嫩的皮肤吗？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才是老大哩！”“是我”“我是老大”“你算什么，我才是老大呢！”``````大家闹成一片，声音十分嘈杂。

“是谁在吵，把我都给吵醒了。” 原来是大脑总司令醒了。五官见大脑醒了，忙跑到它面前去，七嘴八舌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请它评判谁当老大合适。大脑沉思了一下，对它们说：“如果谁可以吃、可以看、可以呼吸、可以按摩、可以听，谁就是五官之中的老大。”五官听了，费尽心思地按照大脑总司令的话去做。可是不管怎么样做，鼻子只能呼吸、嘴巴只能吃、耳朵只能听、眼睛只能看、手只能按摩，谁也无法做到大脑给她们提的条件。这时，大脑语重心长地对它们说：“你们是一个集体，个人有个人的作用，如果离开了这个集体，谁也无法生存。所以，你们要团结友爱呀！”

五官听了大脑的一番话，知道自己错了，觉得很惭愧。从此，它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了。

五官争功作文篇3

1856年，也是春天。昆明省城谣言四起，称回民纠结杀汉。

清朝汉回之争，当始于1845年永昌汉回因小忿相互仇杀，终于1873年毓英肃清滇境。时间长达二十八年。

从咸丰六年（1856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廷历时十八年剿平“叛回”，汉回军民死难者数以10万计，滇省元气大伤。

四位关键人物

其实自元蒙咸阳王赛典赤抚滇始，汉回杂居，至清虽争端常有，但在清两百年间，也相安无事。清国祚衰微后，回汉之争则起。欲厘清这场回汉之争，当必知五位重要人物“赛杜岑二马”。

赛典赤・赡思丁（1211年-1279年），又名乌马儿，三十一世先祖乃伊斯兰教先知――。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赡思丁率领千骑迎降，以“赛典赤”称呼（阿拉伯语意为贵族）。至元十一年（1274年）为云南平章政事，入滇五年与大理总管段实共治滇，消弭分裂，设置郡县，大力兴修水利、垦殖土地，修路、架桥、设驿站，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称“赛为省长之贤，段为土著之俊，和衷共济，宜乎滇民爱戴。” 卒，享年六十九，追封为咸阳王。他也将回人和伊斯兰教播散入滇。

马复初（1791～1872），咸阳王赛典赤二十一世孙。本名德新，复初为其字。年轻时曾往麦加朝圣，住新加坡三年，归而治宗教经典，儒学渊深，曾译《可兰经》，设教于临安（今云南建水）之回龙，从学者颇多。讲学时常劝告民众“勿受清官吏之毒，回汉自相残杀。”1856年（咸丰六年）云南回民纷纷起义，他也起义于新兴（今玉溪）。回汉相争时，他已七十多岁，众称“老爸”。

杜文秀（1823～1872），永昌（保山）板街人，本汉族血统，母改嫁回民杨氏，其为遗腹子，后考中县邑庠生时，学政始赐名文秀改宗汉姓杜。他初习诗书，兼通古兰经，对人接物平和。1845年，永昌汉回因小忿相互仇杀，地方官僚处理不善。他曾被推为代表赴京“上访”，因为当地政府的“滚军治回”，于是痛恨官府，改用明服，留发不剃，打出了汉回一体，恢复中华大旗。一位识文断字，讲情有理的上访户，就因为官府的无能、无良，走到了体制的对立面，并在近二十余年里对清廷进行有力的摧毁。

马如龙（1832～1891年），原名马现，乳名阿老，临安回龙村人。昆明汉回仇杀，滇南回众扎营自卫，时临安因争草厂成仇，梁某引清军攻回龙村。马现力大无穷，伏杀清首，遂为头目。

岑毓英（1829～1889年），1829年6月26日出生于广西西林县那劳寨，是原上林长官司岑氏土司的后裔。西林县令命岑毓英做西乡团总。1853年，因剿洪匪有功，广西巡抚劳崇光为他请功，“奉旨以县丞选用”，开始他的其政治生涯。云南杜文秀蓄发易服率义军攻占大理，岑毓英自认在广、南多年，对云南熟悉，于是募勇入滇，参加镇压云南反清义军。

岑毓英抚龙有功

面对强悍的马现与杜文秀，清廷采用了先抚后平的策略，即先安抚离省城较近的马现，再剿平有反清复明之志的杜文秀。

当时宜良知事兼署南州兼摄征江府，留滇补用同知直隶州岑毓英立首功。他曾两次力挽狂澜。

1861年，马现第三次攻昆明，岑毓英入回营，谈笑自如，马现颇敬重之，不费一枪一炮，岑就平定了一场可能杀戮上万的灾难。

第二年，马现率部入省城归顺，授临元镇，赐名为马如龙。

当时清廷还奏赐回掌教马复初为二品克伯（清廷给回民区回官的官衔）。

次年，云贵总督潘铎认为马如龙和杜文秀有来往，于是利用马如龙和临安府梁士美有私仇，挑拨离间，让马梁互斗。可惜离间计泄露，德高望众的马复初生怕对回不利，星夜命回党马荣的五千人马入城，时为1863年正月。马荣杀潘铎，回部抢劫街署，居民多举火自焚，省垣大乱。

后来还是岑毓英回来收拾残局。

当时岑只有五百兵勇。正月十七日，马荣要求岑到回营。岑只好赴昭灵观。不久，汉回居民在藩署门口见毓英挽着马荣，皆惊。在营中毓英，他直告马荣，城民自焚，若无民，一空城，何用？马荣和毓英都共举马复初护理总督。毓英以一人之英勇与智慧，再次避免了省城的一场浩劫。

马如龙在建水闻变，迅速回师省城，毓英密告省城大乱始末。马如龙将马荣逐走，由于复城有功，清廷授予云南提督，给“效勇巴图鲁”称号。

省城一书生舒香谷怜马如龙有勇无谋，成其谋士。从此他更死心塌地报效清廷。

十年剿杜围城三年

1863年，南部的马如龙部终于安抚平息。清廷准备围剿滇西的杜文秀部。

主持这场剿回的主力军毓英部用的也是以回剿回的策略。但是这场剿杀过程十分惨烈。

以剿杀强劲的杜文秀部前，清廷开始对叛将马荣进行追杀。

1864年，岑毓英会同马如龙生擒马荣，凌迟、挖其心祭总督潘铎。同为回人的马如龙此举当然为人诟病。

1867年，清廷开始了对杜文秀的总攻，云南总督命马如龙征杜文秀。

文秀女婿杨骠骑与其统将大司疆段成功破楚雄，有如入无人之境，滇西二十城被杜部所控。杜文秀也率部十万开始围攻昆明城。

次年，毓英升任巡抚。

1869年，毓英会同提督马如龙与杜文秀战。文秀女婿杨骠骑与其统将大司疆段成功不睦，成功降清，杜部大损。是年，被围三年昆明终于解围。

此后毓英大举西征。1872年，毓英部直捣杜文秀部，也是滇回的老巢大理城。

此时的杜文秀已知气数将尽，不得已服孔雀胆后向杨玉科营投降，并请勿杀军民。清廷战将杨玉科乘其未死斩首，尽屠众“叛回”。

是年，岑毓英派马忠杀滇回的精神领袖马复初于呈贡安江村。

1873年，肃清。

毓英加太子少保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马如龙、杨玉科均赐头品顶戴，赏黄马褂，杜文秀二子解京法办。

余记

台湾《中国历代战争史》认为，这场灾难始于汉清廷官治。云南督抚满官，动辄以杀戮镇压为能事，为此回民曾三上京告状，当地政府竟所谓“滚军”，即一村滚一村，一县滚一县，限滚军到时，各处汉人务将回族灭尽。这就激化了汉回矛盾，在滇省的东南西各部出现了三股反清的回部。其中西部的杜文秀地最广，实力最强。南部的马如龙部，实力次之，但邻近省城，威胁最大。

马复初及其赛典赤一脉值得后来研究。

赛典赤以恩威治滇安边，堪称滇之先贤。他去世后“百姓巷哭，交趾国遣史者十二人衰致祭，使者号泣震野”，后人评价其“以威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

赛典赤的五位儿子都是辅佐元蒙的重臣。长子纳速拉丁接了父亲的班，官至云南省平章政事、陕西省平章政事；次子哈散，官至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三子忽辛，官至云南行省右丞、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四子苫速丁兀默里，官至云南省平章政事。

其后裔有赛、纳、哈、速、忽、马、撒、沙、保、丁、闪、穆、杨、郝等 “十三姓”。

元亡之后，汉人建立明朝。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孙中出一位非常能人――航海家郑和。

马复初是元蒙咸阳王赛典赤二十一世孙，以其见识在回部当然有号召力。

在权力谱系中，他也应该是不应被忽视的角色。如果没有他的感召，马如龙不可能归顺，然则清廷平回之路会很艰难。

他的“勿受清官吏之毒，回汉自相残杀”口号，虽然对官府不利，却是民族融合的基础。

毓英是土司的后代，出身低微，他能够执巡抚大印，起于平回有功。他是一位经营事功的人。他两次入回营，是以生命为代价搏取功名。最后他杀了回的精神领袖马复初。

在治回之术上，他使用了以回治回。

五官争功作文篇4

关键词:集权与分权关系正职副职权力

主席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方面工作做得如何,班子状况怎样,同‘一把手’关系很大,因而必须对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正职领导者,是担负着总揽全局、统一指挥的全面责任的人。正职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是:处于核心位置、起着关键作用、负有全面责任。这个定位就决定正职领导者在运用权力中的主导地位。正职领导者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应该做到“五要五不要”:

1要集权而不要揽权

正职就是主官,主官就要主政,主政就要集权。如果正职手中没有集中的权力,在一个单位就不能起到统帅和统管的作用,更不能形成统一领导和指挥的核心。正职领导者要善于把握集权的度。该集中的要集权,不该集中的要善于授权或分权。那么怎样把握集权的度呢?在这方面,我们党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事关全局性、方向性、政策性、协调性等方面的权力是不能授予任何人的,正职领导者必须独揽。但是,主官又不能独揽一切权力,小权是要分散、分工的。不能事事都是你说了算,都由你拍板,都由你去干,结果在许多单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主官忙的团团转,副职闲的没事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职必须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决不能事必躬亲。

2要放权而不要弃权

罗素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力和荣誉欲望。放权就是授权、分权,实行分而治之。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群体对权力和荣誉的欲望,有利于调动群体的积极性,特别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副职的作用。正职对副职的分权放权,要做到八个字:放心、放手、放权、支持。在授权、分权时,要把权力和责任一并授予对方,这是领导者科学授权的重要原则。但是,主官必须切记放权决不是弃权。对副职分管的事不能不管不问,出现失控的局面。不能出现什么都是副职说了算的情况。更不能出现参谋比局长大,局长比部长大的现象。正职领导者必须防止出现主动和被动两种弃权现象,防止出现权力真空。

3要决断而不要专断

说,领导的责任就是出主意,用干部。这两者都需要领导者要善于决断。所谓决断就是决策、拍板。主官必须具有善于决断的能力,当副职向你请示汇报时,必须有主见,决不能优柔寡断,更不能让副职自己看着办,这是主官的失职,也是缺乏领导能力的表现。但是,决断又不是专断。主席强调指出:“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在你的单位如果没有党委时,主官领导者也不能你个人独断专行,特别是在重大问题决策时,也要征求班子成员多数人的意见,这是组织原则,也是领导者民主作风的体现。

4要有为而不要争功

任何一名领导者当他获得组织赋予的职位以后,都渴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要有所作为,创造出最佳的工作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与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努力分不开。但是,作为主要领导者必须明白,你的工作成绩决不光是你个人奋斗的结果。各级领导者所取得的成绩,是和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领导活动实质上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向互动的过程。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组织的帮助,离开群众的支持,你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主官领导者切不可争功争利。一个单位有了成绩,当然是主官领导的好,这个功无需你去争。作为主要领导者有功不争功,不仅是一个领导者的品质问题,领导风范问题,同时也是领导艺术问题。实践证明,一个领导班子搞不好团结,其主要原因,一是权力之争,二是名利之争。正职领导者必须具有见荣誉就让,有功不争功的良好品质。其实在荣誉面前你的姿态越高,你的威信就越高,说话的力度就越大,别人对你就越服气。

5要负责而不要诿过

领导者就是某一方面的负责人,主官领导不但要敢于负责,而且要敢于负全责的意识。从宏观上讲,有了成绩是你负责的结果,出了问题也是你主官领导的责任。特别是当你的副职领导出现了失误时,你更不能把责任推到副职身上。而且你首先要承担领导责任,不能怕影响自己推脱责任。主官应该有推功揽过的品质和胸怀。总之,有功不争功,有过不诿过,也是领导者搞好班子团结,创造领导环境,提高领导威信,塑造领导形象的重要艺术之一。

副职领导者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又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协助正职领导者考虑全盘工作而又负责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具体工作实施的领导者。副职领导者正确运用权力的关键是找准自己的位置,应该做到以下四点:

5.1找准自己位置,做好分管工作

副职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是:参与全局决策、负责具体工作。具有参与决策权和局部工作领导权。因此,副职领导者必须有很强的角色意识,这种角色意识体现在五个方面:维护核心意识、积极配合意识、敢于负责意识、服从大局意识、做好本职意识。这就要求副职领导者在工作中做到:主动不越位、辅佐不离位、周密不空位、负责不涩位。副职是主官的助手,必须具有对主官负责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努力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又不能侵权越位,这既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也是对主官领导的支持。

5.2尊重上级意见,不搞分庭抗礼

副职领导者要做到四句话:尊重领导、服从领导、不与主角“争戏”、维护主官权威。一个单位能否正常地开展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看这个单位的领导能不能构成一个核心,在一个单位的领导层来说,如果有党委的,党委领导是核心。没有党委的,正职是主持全盘工作的,正职应该成为领导核心。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副职没有权力和正职比高低。所以副职要服从领导,尊重领导。特别是当你的意见与正职领导不一致时,副职必须服从正职领导者的意志,在思想和行动上不能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就是组织原则和纪律。

5.3要有全局观念,发挥智囊作用

副职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他的职权范围和作用性质。副职要以对党的事业负责和对主官负责的精神,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从本单位建设的大局出发,关心本单位的长远建设。在研究总体规划、讨论措施、制定方案、处理问题时,副职要为正职出谋划策,当好参谋和助手,起好智囊作用。

5.4敢于承担责任,不把矛盾上交

矛盾和问题每时每刻都存在,作为一名称职的副职领导,最重要的是要善于分析和解决矛盾,当好助手,不回避矛盾,不轻易上交问题,只要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要力求妥善解决,为正职分忧。副职领导者只有敢于承担责任,有能力独立解决矛盾,才能让正职领导集中精力解决带全局性的问题,保证工作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

五官争功作文篇5

今年的文艺会演定于12月28日，星期四举行，每个班两个节目，我们班思来想去，决定由张淑菲组一个舞蹈，阿超组织一个小品或相声。张淑菲她们跳的舞是S.H.E唱的一首歌的舞蹈，阿超决定演的是由马季和冯巩等五人演的精品相声——《五官争功》。阿超演眼睛，我演耳朵，阿桦演嘴巴，阿武演脑袋，阿祚演的当然就是鼻子了。

“哎，我来跟大家说个事呀，昨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梦呀，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呀，从……。”我们5个人的训练生涯就从这句台词开始了。

我们五人之前在想到底演什么就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也就是比舞蹈组的少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而背的台词呀，神态表情呀，动作呀等一大堆的东西，要比舞蹈不知费多少倍脑汁。因此我们练得很疯狂，老师把上课的时间都让给了我们，就连星期六都照练不误。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练，但单是时间长也是不够的，必须还要靠大家的努力。我们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去记，在离比赛还有5天时，终于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了，动作神态演得也是原景再现，只等着28号那天的到来，不过现在还不能够松懈下来，还必须要记得更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我这个人呀，凡是都要争第一，就算是集体也不例外，如果没争到，心里就很是不爽。

五官争功作文篇6

荣·誉·墙

土地革命战争

该集团军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团的两个主力团。参加过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保卫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2年4月，该集团军前身所属红三十三团首创红军用步兵武器击落敌机的纪录，创造了红军首次用轻武器击落并缴获敌机的战果。

红二纵队是全军最早最全面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部队。

1933年8月初，“红五团”在江西藤田，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模范红五团”称号，创造了全军第一个模范红军团。

抗日战争

被改编为八路军后，参加平型关战役，首战告捷。在平型关战斗中，该部两个营共毙敌700余人，击毁汽车近40辆。

1939年8月，在梁山地区全歼日军一个大队及伪军一个中队，战役被八路军总部称为“模范战例”。

1941年1月，在郓城潘溪渡伏击战中全歼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被列为“围点打援”战术教学的典型战例。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参加平汉战役，担任主攻，捣毁敌十一战区长官部，歼敌15600余人，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将马法五，首战告捷。

1947年7月组织郓城攻坚，全歼敌整编五十五师师部和两个旅，以1928人的伤亡，毙俘敌中将副师长理明亚等13000余人。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一个整编师的光辉战例，全纵队荣立集体大功。

1947年8月7日，该部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在高山铺地区全歼敌整编四十师，是我军进入大别山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48年，参加了淮海战役。首歼张公店之敌一八一师，揭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随后参加了对黄维兵团的围歼，共歼敌33200余人，俘敌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吴绍周、第四绥区中将副司令米文和。

1950年，执行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涌现出著名剿匪英雄王耀荣和“中国的马特洛索夫”肖国宝及肖国宝英雄连等英雄个人和集体。

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5月，该部第四十七师进至朝鲜东海岸的丰阳里附近，防敌袭扰中朝军队侧后。11月，回防辽东半岛，先后以3个师轮流担负碧河口至鸭绿江口和朝鲜薪岛、水运岛的防务，并参加了该地区1952年春夏季的反细菌战斗争。第一三六团五连被东北军区授予“卫生模范连”荣誉称号。

1952年6月初，该部奉命开赴“三八线”之铁原以北、金化西北地区，执行坚守和反击作战任务。先后击退了美军5次反冲击，受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直至停战，该部共对空、地之敌作战120余次，歼敌1864人，毁伤敌机50架。

军队建设新时期

1964年7月，该集团军一三六团九连被国防部命名为“学习著作的模范红九连”，创造了全军第一个学习著作的模范连队。

1976年7月28日，参加河北唐山抗震救灾。

1987年参加大兴安岭扑火。

1998年嫩江抗洪。

2009年伊春扑火。

2010年吉林抗洪。

……

先后组织了“砺剑—2000”、“勇士—2007”军事演习等重大演习活动。

2010年在全军率先总结探索出加强动态条件下“四个基本”建设经验。

高·端·访·谈

在借势“转变”中寻求突破

专访某集团军军长高光辉

初见高光辉军长，这位谈吐儒雅，目光睿智，透着一股书卷气的军长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采访中，我们找到了这种气质的来源，入伍29年，曾6次入学深造，进过国防大学，参加过三军交叉培训，还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合成学院留过学。在采访中，高光辉军长向我们介绍了这支驻扎在祖国最北端的部队。

生活：关于“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这一论述，请问军长如何理解，您认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关键是什么？

高光辉：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坚持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一主题主线的重大战略思想，是站在时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科学把握军队建设历史方位提出的，不仅为解决部队建设主要矛盾、推动科学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也为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重要论述，使我们深刻认识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增强推动部队建设科学发展、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责任感紧迫感。

我军的信息化建设，是在机械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影响和制约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认为关键还是人的因素。人才是制胜之本、打赢之基，军队转型的实质是“转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关键是人的素质的转变。因此，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围绕贯彻主题主线增强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创新意识、校长意识，紧贴官兵素质转型的现实要求，确保能力向信息化聚焦、素质结构向作战需求优化，在借势“转变”中实现官兵素质转型。

生活：集团军地处高纬度地区，每年冬季近五个月，请您谈一下集团军是怎样把握地区特点，提升部队作战能力的？

高光辉：我们集团军部队大都驻防在高纬度、寒地区，每年冬季近五个月，有的长达半年之多。严寒地区气温低，风雪多，积雪深，冻土层厚，对训练有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人员易发生冻伤和雪盲；车辆、机械起动困难，机件运转不灵；步（机）枪易打不响或不连发，火炮射程缩短，弹丸侵彻力降低；光学仪器、通信器材尤其是信息化含量高的高科技装备效能减弱；构筑工事困难；部队指挥和协同训练复杂，训练保障困难。对此，我们有针对性地加大了冬季训练。冬训过程中，我们按照“适应严寒是基础，适应作战是目的”的目标要求，打破以往“背着行囊走一路，野外露营住两宿”的习惯做法，强化了训练的对抗性、实战味，实现从“走”起来到“打”起来的转变。通过从难从严、扎实有效的冬季训练，使人员、装备较好地适应了严寒气候，提高了人装结合的效能，同时探索总结出了严寒条件下的作战规律和经验。

生活：这些年，集团军涌现了不少军事训练方面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请问军长，集团军是怎样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路和传导激励作用的？

高光辉：我们集团军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勇士部队。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其他重大战争及战斗行动，历经大小战役和主要战斗5000余次，涌现出“模范红五团”、“模范红十二团”、“老虎团”、“英雄侦察连”等500多个英模集体和“全国战斗英雄”严大芳、“渡江战斗英雄”高如意、“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苏宁、“基层模范指挥员”关喜志等一大批英雄个人。

近年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了“精武标兵”、“技术能手”、“信息尖兵”等标兵评比、擂台赛和军事比武等活动。同时，我们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酵母”作用，让典型上灯箱，把奖章挂起来，把精武干部用起来，把精武士兵留下来，将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编印成册，制成光盘下发部队，组成先进事迹报告团巡回演讲，安排典型与官兵面对面地谈人生、话理想。

在提升“快反”中创新发展

专访某集团军政委王群

说话既掷地有声又有亲和力，脸上时刻都带着笑容，这是王群政委给我们的最初印象。从战士成长为军政委的经历，和他在接受采访中谈到部队时的认真表情让我们对这位微笑政委心生钦佩。

生活：为凝聚官兵忠诚使命，推进部队建设科学发展，你们在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王群：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从时展和军队建设的全局高度，科学概括和阐明了当代革命军人必须坚持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赋予了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培育实践中，我们坚持做到“三个结合”，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育引导与实践养成相结合、启发自觉与制度保障相结合。紧密联系官兵思想实际，注重从大家最关心、最困惑的问题入手，开展群众性讨论，澄清官兵在军人价值观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明辨价值观念、价值追求上的是非荣辱界限，铸牢军魂，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坚持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官兵日常工作生活的各个环节，注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在军事训练中磨砺，在完成重大任务中培育，在日常管理中养成，在文体活动中催生；注重通过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启发官兵觉悟，提高其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注重严肃法规纪律，建立健全各种有效的制度机制。

生活：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集团军形成了特色文化，请问您是如何理解文化发展对部队建设所起的作用？

王群：近年来，我们集团军各级党委和广大官兵，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打造形成了以“红色文化”、“网络文化”、“野战文化”、“廉政文化”等七种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特色文化。军营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宣传普及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阵地和重要载体，对强基固本、凝魂聚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发挥军营文化的熏陶、激励功能，努力营造满足官兵精神需求、提升官兵精神境界的文化环境，对于激发官兵爱国奉献、履行使命、崇尚荣誉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引导助推作用。

五官争功作文篇7

【关键词】古代刑事诉讼 “五听”制度判例

一、“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

有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纷争，而纠纷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渠道，否则秩序无以维护，社会无法，个人的进步更是无从谈起。告之于官府，由第三者对纷争进行裁断，成为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诉讼尽管不是唯一的、首选的纠纷解决途径，但却是最终的国家正式的救济制度，诉讼“定纷止争”的功能即在于此。纷争的解决，大抵分为事实调查与适用两个过程。事实调查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只有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这一点在我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刑事诉讼中显得尤为突出。听讼旨在通过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查明案件真相，而“五听”则是中国古代法官审判案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法官通过对当事人察言观色，通过五种具体的方式审理清楚案情，然后进行公正的判决。

（一）奴隶社会的“五听”制度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纷争之事自不可避免。《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也……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意思是说“有了天地，万物开始产生……讼承继需，需为供养，讼为争斗，为了争取供养必然发生争讼”，这段话阐明了讼之缘起，揭示了诉讼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周礼·地官·大司寇》：“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其地治者，听而断之。”注：“争罪曰狱，争财曰松。”这是“讼”的原有含义。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个“讼”是广义的，泛指狱讼之事。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在广义上使用“听讼”一词。

“五听”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奴隶社会即已存在。《尚书·吕刑》记载：“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思是说当时的司法官“断狱息讼”时，在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齐后，应当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的，审查判断其陈述是否确实，并据以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进行定罪量刑。《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说：“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在审讯时司法官要察言观色，所谓：“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感），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 这就是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道理，陈述时的神情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并据此综合判断其陈述是否真实，从而对案情作出判断。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对五听制度的明确记述。除了以“五听”的方式对陈述的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外，还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察辞于差” ，注意比较和发现陈述人言词中的差异和矛盾。司法官审理案件时除了直接听取当事人陈述，辨别其中的矛盾外，在必要时还应当广泛调查，对细末之处也应一一核对清楚，未经查实者，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即所谓的“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五听” 。

（二）封建社会的“五听”制度

封建社会的法律承继了奴隶制社会“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要求。在秦朝，凡狱讯：“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如果供词矛盾或情节陈述不清，可以反复讯问，如当事人多次变供“更言不服”者，可用刑讯，即“笞掠”。[1](P.133)汉时对被告进行审讯，称作“鞫狱”，据《尚书·吕刑》所言：“汉世问罪谓之鞫”，并沿用“五听”之法。[1](P.194)到了唐朝，五听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后世所继承。《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疏议》又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2](P.592)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通过五听的方式，依据情理审查供词的，然后同其他证据进行比较印证，检验证据的可靠性。宋承唐制，根据《宋刑统》规定：凡审理案件，应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如果事状疑似，而当事人又不肯实供者，则采取拷掠以取得口供。元朝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以理推寻”，依据该规则：“诸鞫问罪囚，必先参照元发事头，详审本人词理；合用证佐，追究可信显迹。若或事情疑似，赃状已明，而隐讳不招，须与连职官员，立案同署，依法拷问。其告指不明，无验证可据者，必须以理推寻，不得辄加拷掠。”或谓“诸鞫狱不能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理，辄施以大披卦及王侍郎绳索，并法外惨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元朝强调在审讯中要遵循“以理推寻”的规则，要求司法官必须先行“问呵”、“讯呵”程序，如果不得“罪囚”的“言语回者”，方可启用“拷掠”、“拷讯”之刑。较之过去，这无疑对“五听”断狱制度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明朝“问刑官”进行审讯时，要求“观于颜色，审听情词”，对“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理必真，若转换支吾，则比理亏。” 清朝也非常重视通过五听获取“狱囚”的口供，《大清律例》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取囚服辩文状。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3](P.596-597)

二、“五听”制度的类型化判例

诚如上文所言，“五听”制度作为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五听”获取并辨别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供述，从而为查明案情提供依据。这里，拾取数个案例对五听制度的类型作一简述，以明晰在古代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五听”对案件进行裁判。

（一）察色判断

所谓察色判断，是指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和神色，判断其有无异样，从而发现案件疑点，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察色判断要求法官深入地洞察当事人每一个细微的神情，敏锐地把握其中的端倪，从而为发现案件真实奠定基础。

案例一：后魏辛祥，为并州平北府司马。有白壁还兵乐道显，被诬为贼，官署皆疑之。祥曰：“道显面有悲色。案狱以色，其此之谓乎！苦执申之。月余，别获真贼。

案例二：后唐孔循，以邦记贰职，权领夷门军府事。长垣县有四盗巨富，及败，而捕系者乃四贫民也。盖都虞候者，郭从韬之僚婿，与推吏、狱典同谋锻成此狱，法当弃市。循亲虑之，云：“适此狱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请退左右，细述其事。“即令移于州狱，俾郡主簿鞫之。受贿者数十人，与四盗俱伏法，四贫民获雪。

上述案例一中，辛祥因“囚有悲色”，遂“苦执申之”，平反了冤狱；案例二中，孔循因囚经过萧墙而“屡顾”，因召问之，转入州狱，查明了案情。通过察色，可以发现案件疑点，断定有无冤情，通过进一步调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揭露惩罚犯罪。

（二）闻声判断

闻声判断是以心为依托，依据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通过聆听当事人的声音（如哭声）来判断案件的蹊跷，从而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

案例一：庄遵为杨州刺史，曾巡行部内，忽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遵令吏守其尸，乃有绳集于首，批髻视之，得铁钉焉。因知此妇女与人共杀其夫也。

案例二：张泳尚书镇蜀日，因出过委巷，闻人哭，惧而不哀，遂使讯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穷治。吏往熟视，略不见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顶发，当有验。乃往视之，果有大钉陷其脑中。吏喜，辄矜妻能，悉以告泳。泳使呼出，厚加赏方，问所知之由，并令鞫其事，盖尝害夫，亦用此谋。发棺视尸，其钉尚在，遂与哭妇俱刑于市。

在案例一中庄遵在听到“惧而不哀”得哭声后，发现事情的蹊跷，通过进一步勘验检查，查明了案件事实；案例二中，张泳也是在听到“惧而不哀”的哭声后发现了犯罪的线索，而且从吏妻的“能事”入手，查明了其杀害前夫的犯罪事实。闻声判断是有一定心理学依据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正常人对其亲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应当是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哀。“惧而不哀”的哭声所表现出来的是恐惧心理而非悲哀感情，这种反常的现象为发现案件线索提供了可能。当然，只有在据此取得了其他确实可靠的证据之后，才能全面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

（三）言辞判断

言辞判断是通过甄别当事人的陈述或供词，发现其中的真伪，从而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探明真相提供条件。

宋理宗时，赣州云都县黎子伦家被寇劫杀。子伦素与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恶，疑之，遂讼之。邑差县尉成某体究追解。子伦贿尉捕黎千三、黎千五、黎千六及邻里、亲戚十五人解官。千三兄弟诬伏焉。未几，巡司获到正寇丁官等一十六名。子伦贿以黎为首，丁为从，结款解州，审勘无异。申提刑司，时吴恕斋革为宪，疑之。盖尉司取到黎千三初款，既无丁官诸人同行之词；巡司取到丁官诸人初款，亦无黎千三名字。各各审问，黎称冤而丁官伏罪。遂对移，赵知录为赣县东尉，胡某尉知录。讼一干人审复，具得丁官等劫杀之情，咸服其辜。州、县吏并配广南，知录赵某、云都宰赵某、县尉成某并降县，辟东尉胡某正任知录，黎子伦脊权十五、编管五百里，以其家遭劫，免行，出谷三十五石与黎千三造屋。时以为神政。

该案中，吴革从初审县尉记录的黎三千最初的供词中，并无丁官等人同行的，而巡司记录的丁官等人最初的供词中，也五黎千三的名字等疑点入手，对调县尉进一步审理，终于查明了案件的来龙去脉。言为心声，通过当事人的言辞，不难窥见其内心活动。因而，言辞判断是发现案件线索，判断证据真伪，以便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

（四）情理判断

所谓情理判断，是司法官从一般人情、常理入手，通过探究案件事实中不合情理的情节，揭示其中的深层原因，从而查明案件的真相。

案例一：苏涣郎中知衡州时，耒阳民为盗所杀，而盗不获。尉执一人，指为盗。涣察而疑之，问所从得，曰：“弓手见血衣草中，呼其齐视之，得其人以献。”涣曰：“弓手见血衣，当自取之以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为奸。”讯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盗。

案例二：程戡宣徵，知处州。民有积为仇者，一日，诸子私谓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寿，请以母死报仇。”乃杀其母，置仇人之门，而诉于官。仇者不能自明，而戡疑之。僚属皆言理无足疑，戡曰：“杀人而置其门，非可疑靥？”乃亲劾治，具得本谋。

案例一中，弓手发现血衣后不是“自取之以为功”，而是呼他人证实该事，苏涣从弓手这一反常的表现，其中的缘由，从而查明了弓手嫁祸他人以邀功的事实。案例二中，程戡从行为人杀人后不是移尸他处，而是置于自家门前这一有违情理的举动，辨明是非，查清了案件事实。

（五）事理判断

所谓事理判断，是司法官通过对一般事理即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进行分析，揭示案件的疑点，为正确查明案情提供线索。

案例一：张升丞相，知润州，有妇人，夫出数日不归，忽闻菜园井中有死人，即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升命属吏集邻里，就其井验视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升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夫杀其夫，而与闻其共谋也。

案例二：李兑尚书知邓州，有富人缚其仆至死，系颈齐井中，以自溢为解。兑曰：“投井固不自溢，自溢岂复投井？此必吏受赇，教富人使不承耳。”已而案之，果然。

案例一中，张升通过众人皆不能辨认井中之尸而独有妇人声称系其夫之尸这一违反常理的表现，进一步查明了其奸杀的事实；案例二中，李兑根据颈中之尸有缢痕这一事实，利用投井或自溢必居其一的规则，推断该案是他杀而非自杀，从而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

三、“五听”制度的价值评析

“五听”制度从最早奴隶制的周朝发端，后为封建历代承继并，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对我国古代诉讼实践深远。从形态来看，最初表现为辞、色、气、耳、目五种对陈述人表情的感性认识，构成了“五听”制度的基本；在此基础上进而发展为“以理推寻”，以情理和事理进行判断的方式，这种理性认识的渗入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五听”制度的内涵。至此，我国古代五听制度兼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合理因素，其体系更加成熟和完备。

“五听”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背景。在古代，生产力不甚发达，人们认知和社会的能力有限。而纷争的发生却不可避免，为消弭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通过查明案件真相而实现社会正义成为诉讼的重要任务。而案件事实一旦发生，则成为过往的历史事实，不可重现。要查清案件的真相必须借助于犯罪行为遗留于时空的“蛛丝马迹”，对过往事实予以重构，使犯罪事实得以还原为其本来面目，而这一还原工具即是证据。获取证据的有人证与物证之分，在认知能力颇为有限的古代，则更注重通过人来获取案件证据（当然这并不否认物证的作用），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获取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 “五听”制度即旨在通过甑别当事人的陈述以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五声听狱讼，是古代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须遵循的要求。晋朝以注释晋律而著称的张裴对此论证道：“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进诸取身，远诸取物，然后乃可以正刑。”[4](P.236)这是从心角度来阐明五听的必要，有其性。接着他又阐述受审人的各种表情可能反映的事实：“仰手似乞，俯首似夺，捧手似谢，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惧，貌在声色；奸贞猛弱，候在视息。” [4](P.236)这些看法有失偏颇，因为受审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对他们在受审时的表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依靠已获取的各种证据加以比较印证，才有助于辩明其思想动机，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促使其如实供述。如果仅凭“五听”，只根据受审人的表现来确定案件事实，往往会导致主观臆断，造成冤假错案。后周时的苏绰则认为：好的司法官应当“先之以五听，参之以验证，妙睹情状，穷鉴隐状。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5](P.388)尽管他指出了要“参之以验证”，但把通过“五听”，借察言观色来“穷鉴隐状”，难免事与愿违，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

以观点评价“五听”制度，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如下：首先，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地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并观察其表情和神色，这有助于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判断，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从中体现了审判的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其次，“五听”制度以人的感性认识为基础，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运用事理、情理和逻辑推理对案件进行判断。“五听”了审判实践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其内容含有一定合乎审讯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等的正确成分。最后，“五听”制度对古代司法官提出了较高的标准，要求其必须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以“体察民情，通晓风物”，做到准确判案。

当然，“五听”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五听”制度过于强调司法官利用察言观色对证据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很容易导致主观擅断、造成冤假错案。其次，“五听”制度过分依赖司法官的高素质，而在古代整个司法官群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往往很难切实发挥积极作用。最后，“五听”制度强调口供的证据价值，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为司法官在“情不得实”时，施以刑讯大开方便之门。

四、“五听”制度对我国当代刑事诉讼的启示

“以古为鉴，可以知隆替”，探究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古代刑事诉讼中的“五听”制度，是为了地其中性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当代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作为一项沿袭数千年的制度，“五听”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刑事诉讼仍具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五听”制度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在审理案件时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一定程度上蕴含了刑事诉讼的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原则。当然，由于古代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并没有明确的界分，听讼往往也适用于审前阶段，为侦破案件、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和依据。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原则成为现代刑事审判的两项重要原则，尽管其内涵和要求与古代相比有了进一步，但从古代“五听”制度中不难看出这两项原则的意味。

启示之二：“五听”制度作为对言词证据，尤其是被告人口供的一种重要的证据审查判断方式，通过观察陈述人的表情和神色，利用事理、情理和逻辑进行判断，具有一定的心、审讯学和逻辑学等依据，有其合理性。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审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其合理因素，尤其是法官要运用经验法则和法则进行推理，对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以对案件事实形成合理的内心确信。合理科学的心证主义日益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审查判断证据的基本要求。

启示之三：“五听”制度强调言词证据，尤其是被告人口供的价值，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历史必然性。尽管古代存在不少刑讯逼供的案例，但这并不是其常态。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唐朝、宋朝还是元朝，都要求“以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所以，经过合法程序获取的被告人的真实口供，具有很强的证据价值。当然，除了口供以外，还要求法官对其他证据进行比较印证，对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案件的真相。这一点对现代刑事诉讼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口供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证据“天然的优势”，在自白是“任意的、明知的且明智的”，即要求获取口供的程序是正当的，同时还要求口供本身是真实可靠的。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各国法律对口供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作了严格的限制，但在刑事诉讼的具体运行程序中，又往往鼓励被追究者“任意自白”，从中可以窥探口供的证据价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为了与“口供至上主义”和刑讯逼供现象相抗衡，在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推出“零口供规则”。“零口供”要求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淡化、弱化口供的作用，视被告人在侦查机关作出的有罪供述如无物。这固然有助于我们更新办案观念，特别是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在我国执法和司法人员观念中形成的“口供情结”。但“零口供”的做法过于极端，因为被告人的供述毕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一种证据，完全无视其存在，彻底否定其价值，既有悖于法律规定的精神，也有悖于司法证明的规律。当然，我们并不是无形地夸大口供的价值，在审查判断口供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加以检验与印证，以便对案件事实作出综合判断。

启示之四：“五听”制度对古代的司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不仅要求司法官具有入目三分的观察能力，以捕捉当事人的每一个细微的表现；同时还要求法官体察当地民情，熟悉当地风物，以便科学地进行情理、事理和逻辑判断。事实调查是适用法律的基础，案件事实作为过往的历史事实不可重现，这就决定了查清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在古代认识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往往强调依靠司法官的个人智慧和主观能动性以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现代刑事诉讼同样对司法人员提出了高要求，不仅要求其具有较高的法学素养，而且要求其具有一定的心理学、审讯学和逻辑学等知识，特别是依据经验法则和伦理法则进行推理，以防止司法人员进行主观擅断，造成冤假错案。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五听”制度历史悠久，为后世所传承。从其产生的那天开始，“五听”制度就不断地契合其具体的社会环境，在发展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延续。尽管今天的生活土壤不同于古代，但其中蕴含的合理因素仍具有现代意义。在看到“五听”制度合理性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抹杀其消极的一面。客观而全面地对“五听”制度作出价值评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

[1] 张晋藩.中华法治文明的演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 中华传世法典·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 中华传世法典· 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五官争功作文篇8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50）

摘要：新民诉法增加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相关内容，此前该制度的实施依据极不完善，司法领域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此次修法可谓是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尝试。因此，有必要对立法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了解该制度的构建思路。以推动诉讼程序为视角，域外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功能是多元化的，而我国立法对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认识存有偏颇。构建完善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需要正确认识该制度的价值所在，建立审前程序以保障该制度多元化功能的实现。

关键词：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功能定位；审前程序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20-04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法条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其中，庭前证据交换首次被写入《民事诉讼法》中。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证据交换指“了解原先不知道的，揭露和展示原先隐藏起来的诉讼资料”。国外有关庭前证据交换的规定体现在审前程序中，庭前证据交换对推动诉讼的功能是多元化的，而分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法条内容及其设置，可以看出立法背后对于我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定位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本文立足于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及司法状况，结合美国、德国、日本该制度的功能介绍，分析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定存在的问题，指出正确的定位对于完善的制度构建的重要性。

一、我国现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立法、司法解释现状及司法状况考察

（一）立法及司法解释现状

按时间先后，我国有关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法律规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在第一部分“开庭前的工作”第五条规定，“开庭前，合议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账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在开庭审理时如双方当事人不再提出异议，便可予以认定”；第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部分“开庭前应当做好下列准备工作”第七条规定，“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第三，2004年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到第四十条对证据交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包括适用范围、启动方式、时间确定、主持人员、异议处理、交换次数。这是目前对证据交换制度规定最为详细的法律，但其内容还是笼统和不全面的；第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款规定，“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

（二）司法状况

司法实践中，证据交换的适用出现了诸多问题。首先，证据交换随意性大，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交换证据方式随意性大。法律并没有对证据如何进行交换作详尽的规定，实践中，有的流于形式，实际上与送达程序无异，有的以证据交换代替开庭审理；第二，主持证据交换的人选随意性大。《证据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主持人员为“审判人员”，实践中合议庭成员、书记员、助理法官、合议庭成员以外的其他法官都有可能负责证据交换的主持，甚至有的法院内上述状况并存；第三，法官介入证据交换随意性大。有的法官审前介入过于消极，甚至不作为，有的又过于积极。其次，争点整理功能不佳。我国并没有对被告要求强制答辩，若被告不答辩，则很难进行有效的证据交换。实践中，法官对于争点的整理时间比较随意，有的法官轻视审前争点的整理。此外，我国在消解纠纷方面缺少法律规定。例如，没有规定当事人交换证据后不存在争点的处理方式，这就使得争点整理程序的应有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1]。尽管各高级人民法院也在实践中积极摸索证据交换制度的适用，并颁布了相应的规则，但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还需要从源头上着手，因此，在立法层面通过详尽的法律规定建立证据交换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域外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对于推动诉讼的作用

审前程序的建立已是国际化趋势，尽管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审前程序内涵不同，各个国家的具体规定也是各有特色，但证据交换制度对于诉讼程序的推进有着相似的功能。下面选取美国、德国、日本这3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通过对其审前程序流程的粗略介绍，以求管中窥豹，分析证据交换制度在诉讼程序推进中的积极作用。

美国审前程序指从起诉到开庭审判的中间程序，主要包括证据开示和审前会议两个阶段，诉答文书只起到通知对方当事人的作用。证据开示通常占据了最主要部分，“其内涵着重在于一方当事人可以利用法律规定的程序性权利积极、能动地调查、收集和发掘证据”[2]，证据开示方法包括法定的自动开示和请求回应式证据开示。审前会议是以和解以及准备审判为焦点召开的会议，可举行多次，以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最为重要。首次审前会议旨在确定进行证据开示和其他审前活动的日程安排。最后审前会议结束之际，法官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开庭审理计划作出“审前决议”，内容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全部协议、双方同意的证人和证据清单，以及会议中决定的其他事项，如保留的争点。案件经过审前程序不必然进入开庭审理。如若诉辩状、录取证言、对质询书的回答、自认与宣誓书（如果有的话）共同表明要件事实不存在真正争点，当事人可提交要求即决判决的动议，法官也可主动做出即决判决（《美国联邦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六条）。被告在未到庭或未回答起诉状、未提交正式答辩状或庭审中未到庭、没有遵守某些程序要求这3种情况下，法院应做出不应诉判决（《美国联邦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五条）。此外，自愿和非自愿的驳回诉讼也是审前处理的一种。例如，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可被驳回诉讼。

起诉标志着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德国对起诉状形式要求低而实质要求高，实践中原告及其律师总是对起诉状中提到的事实尽可能做到“言之有据”。在收到起诉状并确定当事人后，案件材料移送给“准备法官”进行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决定程序上是否有瑕疵、是否适用独任制法官审理案件、庭审前进行首次言辞辩论还是审前书面准备程序。实践中，书面准备程序是常态，首次言辞辩论仅在少数案件中使用。在书面准备程序中，当事人通过交换起诉状、答辩状、词、证据清单等材料表明立场、反驳对方观点、明晰争点并应法官要求对某些事项进行说明。若选择首次言辞辩论，法官则要求被告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答辩状及防御方法，要求原告在规定时间内对答辩书提出意见，第一次开庭时法官与当事人就事实和法律问题展开多回合的问答。在首次言辞辩论中，法官可以根据情况进行调解或作出缺席判决、中间判决等决定，也可对案件事实作最终判断。

在日本按照广义审前程序的理解，起诉与送达以及其他法院职务行为都属于审前程序的内容。一般而言，经过早期开庭的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还不能终结的案件，此后程序的开展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再经一两次开庭审理后终结，一种则是进入准备程序，经过整理争点和证据后再于主要期日完成审理。准备程序有3种，“圆桌会议”型准备程序目的在于促进和解以及为集中审理做准备，书面准备程序针对的是当事人居住地遥远或其他类似情况，用于准备的口头辩论程序是对准备程序的一般性规定[3]。

证据交换是审前程序的核心部分，美国通过证据开示制度主动或被动地披露证据从而达到证据交换的目的，德国和日本则通过书面或直接言辞的方式了解彼此的诉讼材料从而达到证据交换的目的，此外，证据收集制度中当事人一方提请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规定也体现了证据交换的性质。从推动诉讼进程的角度分析，上述国家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具有以下积极功能：

第一，提高庭审效率，保障庭审顺利进行。证据交换和争点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诉答文书首先会形成初步的争点，当事人围绕这个争点进行证据交换，而争点会随着证据交换的逐步推进而发生变化，围绕新的争点当事人会继续寻找证据进行证据交换。虽然，从法律规定看，庭审争点的最终确立一般发生于证据交换之后，例如美国最后审前会议制定的“审前决议”对争点的固定，但不可否认证据交换对于争点形成的实质作用。在德国，若当事人在言辞辩论阶段就事实问题形成一致看法，庭审程序得以集中处理法律问题，若首次言辞辩论阶段就出现解决法律问题的可能性，法官可要求当事人及其律师就法律问题撰写意见书，使庭审更为顺利。证据交换制度还有利于攻击防御方法的适时提出，保障庭审不被任意拖延。对于准备程序终了后一方当事人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情形，德国采“失权效力”的做法，即原则上法官不予采纳，日本则采取灵活处理，对迟延方课加“说明义务”，是否采纳由法官自由裁量。

第二，促进和解。通过证据交换，若发现案件不存在争点或通过已知证据当事人能预料裁判结果，稍加推动很容易促使案件走向和解。美国绝大多数案件在审前都走向了和解。《美国联邦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十六条a款第五项明确规定审前会议的目标之一就是促成和解，在《美国联邦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十六条c款中还规定当事人必须派至少一名被授权和解的人参加审前会议。作为证据开示的配套制度，审前会议的这种规定也从侧面肯定了证据开示制度促进和解的作用。又如，德国在审前规定了强制调解会议，调解会议可以作为首次言辞辩论的一部分，也可在正式开庭前独立进行。将调解会议作为言辞辩论的一部分必然有制度设计上的优势，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证据交换对于促成和解的作用。

第三，保障案件审前裁判的正确性。有些案件不需进入案件的开庭审理，即可对此作出裁判从而终结。例如，从程序上看，美国要求即决判决的动议可以在提起诉辩状之后的任何之间里提交，虽然《美国联邦法院民事诉讼规则》并未禁止在证据开示前提交动议，但要求即决判决的动议通常是在证据开示后提出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证据开示，即决判决不会被轻易允许，可见证据开示有利于保障案件审前裁判的正确性。

三、对《民事诉讼法》中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功能定位的评析

《民事诉讼法》新增第一百三十三条作为“开庭准备程序”，其中第四款规定“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据此可以认为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在立法层面规定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同样以推动诉讼进程的积极功能为视角，分析该条规定，立法所体现出来的对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值得商榷的。

（一）证据交换与争点整理的关系的错误定位

首先，立法肯定了庭前证据交换对于争点整理的促进作用。但同时，错误地定位了证据交换的性质。通过法条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证据交换被作为“方式”而存在，而实际上，证据交换是一项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其有着自身的独立性，而法条将证据交换作为明确争议焦点的一项可有可无的方式，具有依附性。如上文所述，证据交换与争点的明确是相互交错的，证据交换诚然有促进争点最终形成的功能，但证据交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结果并不一定是争点的确立，经过证据交换发现案件不存在争点也是可能的。此外，第四款的规定内部存在逻辑矛盾。法条将“需要开庭审理”作为证据交换的前提条件，将“明确争议焦点”作为证据交换追求的结果，那么在确定“需要开庭审理”时，争议焦点是尚不明确的，争议焦点的不明确从另一个方面说即是无法判断是否存在争点，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如何确定“需要开庭审理”呢？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据交换的适用范围上。根据上文司法解释的规定，证据交换的启动分为两种：一是依当事人申请而后法院决定是否组织证据交换；二是证据较多、复杂疑难案件法院必须组织证据交换。依据该司法解释，法院对于证据交换的启动具有决定权。在法院作出组织证据交换的决定前又是如何判断案件“证据较多、复杂疑难”呢？总之，应该认识到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一项必不可缺的独立的诉讼制度：一方面通过证据交换，有利于争点的确立和案情复杂程度的明晰，另一方面，证据交换和争点确立是相互交错的，同时通过证据交换发现不存在争点也是有可能的。

（二）忽视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在实体层面推动诉讼进程的作用

第一百三十三条肯定了证据交换对于争点促成的作用，但对该条文内容和结构进行综合分析，其对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在实体层面推动诉讼程序的作用有所忽视。

1.证据交换与庭前调解。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先不谈证据交换对“开庭前可以调解”的案件的判定所起的作用，我们是否可以对该款规定作这样的理解，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是开庭前不适宜调解的或是调解不成的案件？那么联系第四款将“需要开庭审理”作为证据交换前提的规定，开庭前可以调解并且调解成功的案件不需要进行证据交换。从这个角度看，法条的规定忽略了证据交换对于促成调解及和解的功能。而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证据交换促进和解的成功例子。例如浙江省“义乌法院在1999年选择部分案件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结果是庭前和解、撤诉率、一次开庭成功率之和为100%，其中和解和撤诉占66.7%”[4]。

2.证据交换与案件分流。对案件的分流兼有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其程序意义不言自明，而正确分流案件免不了对案件事实内容的判断。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该条规定是对督促程序适用的扩大化，其立法初衷在于缓解目前我国“案多人少”的局面以及应对银行借贷案件逐渐增多的现状[5]。由于证据交换适用于“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如此规定同样限制了证据交换制度对是否适用督促程序判定的作用。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指的是第二百一十四条中规定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证据交换有利于认定“当事人没有争议”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这是对案件繁简分流的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于在确定适用何种程序前是否需要进行证据交换，证据交换在此是有必要的，其理由如下：第一，关于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五十七条明文规定简易程序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以及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的案件。《民诉意见》进一步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进行了解释，对它们的识别不可避免地需要交换证据、明确争点；第二，《民事诉讼法》《民诉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都有涉及在审理过程中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规定，归纳起来有法院发现案件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当事人提出异议法院认为当事人异议成立的、法院发现案情复杂的这些情形。对于这些完全可以在审前通过证据交换确定，既节约了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也体现了对当事人程序决定权的尊重；第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于开庭时归纳争议焦点，这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开庭审理的案件需要在审前明确争议焦点是矛盾的，按照法律位阶，应采取《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应在审前确定争点。而争点的确立免不了证据的交换，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应在审前组织证据交换。与其在确定适用简易程序后组织证据交换，不如将其提至程序确定前，通过证据交换，归纳出案件的争点，同时判断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这样更为经济有效。

上述分析虽有咬文嚼字之嫌，但或多或少反映了立法背后对于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定性存在着一些问题。将“需要开庭审理”作为证据交换前置条件的规定是最大的弊端，这使得证据交换沦为开庭前的一项准备工作。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先后经历了“先定后审”“一步到庭”“分步到庭”“大立案”这几个阶段，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在“分步到庭”的审判模式中被提上日程，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庭审功能充分发挥[6]。在这样的背景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建立目的更多地在于争点的形成和为庭审做准备，这种理念不利于该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作为舶来品，我们在建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时应首先意识到其存在的土壤，即审前程序。国外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运行，离不开各个配套制度的实施。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审前程序，甚至还未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审前程序的意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开庭前的准备”，“与两大法系其他国家规定的审前程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尤其与英美法系的审前程序相比”，“开庭前准备程序是指以法院主导为原则，在正式开庭审理前按一定方式、程序实施的并由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参加的一系列诉讼活动的总和”[7]。此外，庭前证据交换与庭审中对证据的提供与质证是连为一体的，具有实体审理的性质，用“审理前的准备”或“准备程序”来解说它的性质是不足的[8]。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一个独立的诉讼制度，将其单纯视为审前的一项准备工作是不恰当的，同时它具有多元化的功能，其多元化的功能需要审前程序来保障实现。

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绝不会单独存在，其多元化功能的实现有赖于相关诉讼制度的建立，也有赖于民事诉讼理论的指导。对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进行详细的规定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结构的构建。司法改革若针对特定问题各自为政，系统无法良好运转，实非长久之计。不论选择何种改革方式，都必须从宏观层面、整体设计进行把握。即使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也必须统筹未来整体司法制度的构建[9]。因此，立法应正确认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功能，在统筹思维的指导下完善对其制度的构建。

参考文献：

〔1〕赵君泽.民事争点整理程序研究—以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现状与改革为背景[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93-96.

〔2〕〔3〕齐树洁.民事审前程序新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30,353-394,416-430.

〔4〕高洪宾，何海彬.庭前证据交换实务问题研究[J]. 政治与法律,2001，(1):59-62.

〔5〕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22-323，319-320.

〔6〕王琦，邓和军.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研究[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80-85.

〔7〕陈卫东.中国司法改革十年检讨[J].中国律师,2002，(11):40-43.

五官争功作文篇9

一、裁判文书改革与强化检察监督之关系

（一）裁判文书是法官审判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载体

一般认为，裁判文书是对案件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和终极宣示；是法官水平的集中展现和案件评查的重要内容；也是树立法院形象的重要窗口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但是，无论在理论界或实务界，裁判文书尚有一项重要功能被长期忽视，即裁判文书对法官审判思维活动的现实反映和监督检验功能。自1999年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文书改革”要求以来，裁判文书的改革已经成为整个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法院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裁判文书改革进行着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成果，但总的说来，裁判文书的质量始终未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赞许，也并未完全发挥其树立司法公信力之功能作用。究其道理，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浮于文书的形式层面，而未深入到诉讼之精神实质，换言之，我们并没有将裁判文书作为法官审判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载体来认识，也未意识到要改革裁判文书必须先改变法官的思维方法。从更深层次考究，我们甚至对审判思维方法都少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何以用科学的审判思维方法引领裁判文书的制作。因此，笔者说，法律文书改革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文书形式要求的具体化与否，而在法官审判思维方法的改变与否。

（二）检察监督实质是对法官审判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监督

正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所说，“我们不能轻率地接收法官的裁判，特别是当他们包含有价值判断时，我们必须审查他们与其他裁判以及一般承认的原则是否相符，他们在事理上是否恰当。然而，这些要求全都无法达成，假使我们不尊重一定的方法的话。”[1]由此可知，对裁判结论的认可来自于一种为法律人所共同体认的方法，即法律思维的方法，它是排除个人主观的感情，依循法律逻辑，合理地从法律之立场，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2]具体到诉讼，法律思维方法即为审判思维方法。法律思维是法律人之间进行论辩活动的对象，是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基石。民事检察监督，在我国，虽然理论界对监督时点（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方式（、参诉、抗诉）和监督范围（判决、调解、执行）等展开了积极探讨，但实务中的主要方式仍为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其实质是在检察官和法官两方法律人之间展开的法律论辩活动，是由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知识结构的检察官对法官裁判的监督，其成败在于考察法官裁判结论的作出是否遵循了一种达成共识的审判思维方法。由于审判思维活动伴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而流变，对思维活动的监督实质也是包含对审判程序的监督，当法官遵循了这种程序和方法，所推导出的裁判结论即被认为是理性的和正当的。

（三）裁判文书在审判活动和检察监督之间搭建沟通的纽带和对话的平台

检察官与法官之间就法律思维展开的论辩活动不能凭空进行，内心思维的隐蔽性，必然要求将其外化为法律人所能感知和认同的形态，裁判文书即是法律思维最为完整和权威的物化载体。裁判文书的写作是法官思维过程的逻辑性和自洽性的文字论证，由此将法官的思维活动公开化和透明化，便于外界感知和检验，在审判活动和检察监督二者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平台。正是由于缺乏在裁判文书平台上进行的法律思维的交集和对话，使得我国现阶段的民事检察监督始终不得其法，难破瓶颈。因此说，审判思维方法是裁判文书的灵魂，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思维方法的检验，没有灵魂的裁判文书只是一堆散乱而无序的文字，自然缺乏说服当事人的魅力，更难以使监督者从内心体认法官的裁判。

二、规范出发型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方法

那么，在当代中国，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审判思维方法来引领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呢？近年来，渐有学者认识到审判思维方法的重要性并对其展开体系探讨，如有学者提出“要件事实论”、“要件审判九步法”和“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等等[3]，这些研究均启迪了笔者对文书制作的思考。本文中，笔者主张以规范出发型民事审判思维方法引领裁判文书制作的改革。即是说，裁判文书的写作应当在司法三段论的整体框架下，沿着从法律向事实这一思维路径层层展开：固定诉讼请求+明确事实理由特定诉讼标的检索基础规范分解法律要件构建攻击防御体系（要件事实之主张证明责任分配）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结论。具体而言，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应遵循一个逻辑框架，五项事实构成，六步判决理由。

（一）裁判文书应遵循司法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框架

司法三段论被视为法学方法论的精髓和法律裁判得出的正当性基础。“经典的三段论推理模式在今天仍然占据主导地位。”[4]三段论的推论形式为：大前提是T（指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法律规范）；小前提是S（指特定案件的事实）；如果T有法律效果R，则当S与T相对应时，也能够产生R的效果。规范出发型裁判文书的制作亦反映上述推理模式：

TR（如果具备T的构成要件，则适用R的法律效果）

S=T（特定的案件事实S符合T的要件）

D1、D2、D3……=S1、S2、S3（证据证明的事实D构成特定案件的要件事实S）

S1、S2、S3……=T1、T2、T3（特定案件要件事实符合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

SR（得出结论S即适用R的法律效果）[5]

依循“司法三段论”的基本框架制作民事裁判文书，既能清晰反映和理性控制法官的审判思维活动，又有利于增强裁判文书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同时，遵循一定的分析框架，为法官裁判结论的检验和法律文书的评查提供了客观标准。

（二）裁判文书事实构成部分的五项具体内容

1.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裁判的首要功能是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回答，因此，在裁判文书中必须首先摆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变化。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原因事实”并非是原告主张的所有生活事实，而应是特定诉讼标的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必要事实且属于要件事实。

2.被告对应性的答辩。关于被告答辩的叙述应是针对原告主张的实体权利的回应，或是对原因事实的承认或否认，或是对原告主张之法律效果的抗辩，但均须“对应”于原告之主张。

3.围绕要件事实的争点整理。在排除双方无争议之要件事实后，围绕原告请求原因事实或被告抗辩要件事实发生的争议即形成争点，争点的整理必须精炼和准确。

4.围绕争点进行的举证、质证和认证。即是围绕争议的要件事实对证据分组进行主张、证明和认证，如此有利于争点证据的组织梳理和诉讼攻击防御框架的构建。

5.围绕要件事实进行的事实认定。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虽不限于要件事实，但应以要件事实为重心进行，过于宽泛的缺乏重点的事实的认定会模糊法官的视线，削弱裁判针对性且影响审判效率。

（三）裁判文书理由部分的六步推导任务

第一步，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推导出案件诉讼标的。诉讼标的既是当事人讼争的对象，也是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它是始于、终于判决的现实存在的连续体。裁判文书应以诉讼标的为核心生成、展开和终结。按照传统诉讼标的理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特定的、具体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主张。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界多将诉讼标的界定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6]并与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等同，仔细考察，此种提法并不准确，因为权利是法律关系的内容而非关系本身，由于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内部一般都包含多组权利和义务，具体权利不同，诉讼标的即案件审判范围因此不同。这种大而化之的“法律关系说”会误导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整个民事法律关系所涉及之事实而非权利涉及的事实作为审理对象，进而造成认定事实范围的扩大，甚至导致法官的裁判结果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第二步，从诉讼标的推导出权利请求基础并分解法律要件（要件事实）。所谓权利请求基础，指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寻找和分解权利请求基础是紧密围绕诉讼标的所承载之实体权利或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法律依据并受法律保护的审理目标而展开，也是将抽象诉讼标的转换为具体要件事实审判的必由之路。由此抽象的法律规范分解而来的法律要件在诉讼中转化事实形态，即要件事实，它是与发生某一法律效果（权利的发生、妨碍、消灭、阻止）所必须的法律要件之构成要素相对应的具体事实。

第三步，从被告的对应性答辩推导出权利抗辩基础并分解法律要件（要件事实）。法官在审理中所须考察的基础规范，不能仅限于原告主张所依据的请求基础规范，被告亦有依据相应法律规范提出抗辩的权利，这两种权利及其规范均是围绕案件诉讼标的的审理而展开的处于同一层级的对应规范，据此应强调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找法”的完整性，二者兼得才能体现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性、攻击防御体系的对应性和法官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第四步，从原因事实和抗辩事实的对应性和对抗性推导出争点要件事实，即整理争点。“争点整理”是法官庭审活动的“焦点”，是法官进行有效的诉讼指挥的关键，把握争点整理的方法既是法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也是裁判文书写作的基本构成方法。如果被告就原告所主张之要件事实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将在诉讼进程中利用主张、证明和证据等方法展开攻击和防御，此攻防活动的焦点就是争议的要件事实，每一个争议的要件事实构成一个争点，对所有争点进行提炼和归纳的工作即是争点的整理。

第五步，围绕事实争点的举证、质证、认证推导出认定的案件事实。此步骤的核心是要件事实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关于大陆法系证明责任分配的诸多学说中，最具影响力的应为法律要件分类说，其基础学说是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即主张权利（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需对产生该权利（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对方当事人对存在妨碍该权利（法律关系）发生或消灭权利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建立“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分配证明责任时，在以实体法条文之文义和结构形式为解释基础的同时还应顾及证明责任负担层面的公平性与妥当性。法律要件分类说具有分配标准明确、便于司法实务操作以及与民法体系相衔接等优点，可作为我国法官在实务中分配主张和证明责任的依据。

第六步，将完整的案件事实归入权利基础规范推导出裁判结论。作出裁判结论是法官对其法律思维历程的总结，亦是裁判文书制作的终点，于此阶段，也可反向验证裁判结论的逻辑性和合法性。如果案件事实（要件事实）该当全部法律要件，法律要件完备归入基础规范，则产生权利后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将得到支持，反之则被驳回。

综上所述，规范出发型裁判文书制作是从规范出发，将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诉讼标的和要件事实等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融入到文书内容之中的一种文书制作方法，它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为重点，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和客观性，符合文书改革的发展要求和历史趋势；同时它也为法官的审判思维活动提供了实质检验标准，有利于检察监督的具体落实，促进司法公开、公正。

注释：

[1][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2]参见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丛书第一册：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1页。

[3]详见许可著：《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邹碧华著：《要件审判九步法》，中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段文波著：《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4][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论》，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五官争功作文篇10

“周室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了共主和等级礼制的维持，列国相继内乱。各诸侯国犹如回到部落时代，相互之间开始兼并。在列国的兼并时，戎狄也加入了争夺。想要立足于乱世，在兼并之中生存，诸侯国的实力就是生存的基本要素。“周之所封四百馀，服国八百馀”，到战国时期只有大小诸侯二十多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家不同于儒、墨、道学派治世主张，法家力图改变乱世之争、富国强兵、集权的理念，是符合时展的。

商鞅法家农战定分止争

一、时代背景

（一）秦国时代背景

史记中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大费拜受，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到周孝王时期，“孝王曰：‘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分其土味附庸。’邑之秦，使托赢氏祀，号曰秦赢。”后来周厉王时期，秦仲诛西戎时战死，庄公时破西戎，封为西垂大夫。庄公死后，长子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让位于襄公。后来襄公护送周平王有功，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秦国由此开始。不难看出秦国的建立和伐西戎、巩固中原的西垂有重要关系，也正因秦国的建立是在不断的与西戎的战争中建立、立足，秦国民风尚武这就是必然的因素。

后秦文公、秦宁公、秦武公时都不断与戎进行战争，扩充领地。秦穆公时期，得百里奚、蹇叔等能人，秦国国力不断增长，任用由于称霸西戎。秦穆公、秦康公、秦桓公不断与晋国发生战争，争夺河西之地。随后秦国内乱不断“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徒，夺秦河西之地。”秦国常年征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此时的魏国经历变法之后国力强盛，对秦国虎视眈眈。

（二）商鞅的时代背景

霸权时代过去之后，大国吞并小国，邻国之间的大国蚕食小国，国君被逐被杀事件不断发生。“强国不再以霸权为满足，不再以拥有尾巴国为满足，它要直接控制土地。不再以国君臣服为满足，而要把国君排除，直接统治人民。”在这一时代当中，政权不再任由世袭贵族任意把持，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可以踏上历史舞台。子思曾云：“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魏国自三家分晋之后，先后任用法家三大人物进行改革变法，任用李悝制定律法、调整赋税，奉行李悝“食有劳而录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为国策略，并提出了“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魏国社会安定，实力逐步上升。再通过西门豹治邺、吴起的改革，魏国遂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强国。商鞅在这样的背景之中登上了历史舞台，“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

二、商君主张探索

《商君书》在变古的历史观、人性趋利避害的思想指导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角度阐述了变法，四者相互连接构成了《商君书》的理论体系。

（一）理论基础

在《更法》篇中提出了：“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这是商鞅变法的第一个理论基础，舌战甘龙、杜挚后明确了第二个理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种历史进化论，是变法的第二个理论基础。

在《开塞》篇中更加明确了“圣人不法古，不今。法古则后于时，今则塞于势。”这样的理论观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值得学习，这更是历史进化论的体现。在这样的观点之下，面对秦国的现实状况，更加深入的探讨了“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这是商鞅变法的第三个理论基础，“法治”离不开国家的安定，离不开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

随后在《算地》篇论述了个人的人性问题书中说道，“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这是商鞅变法的第四个理论基础，从“趋利避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论述应当引导人们有劳而获，刑罚的目的就是为了止奸，让百姓能按照法度的框架生活。而国君必须掌握权力，统一政策，制定法律。

（二）政治主张

在《去疆》篇中，主重农重战的政策。“战事兵用曰疆，战乱兵息而国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随后提出了重罚轻赏政策，云：“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并且论证了乱世不应当尊崇儒家，这在当时来讲也是符合时代背景的，诸侯都不尊周天子，尊儒并不能使国家战斗力上升在乱世站住脚跟。也提出了户籍管理制度，目的是为了“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错法》篇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根本，“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功分明；功分明，则民尽力；民尽力，则材自练。”此篇提出了法治，但法治的根本还是民众，民众知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功分职分，民众能够知道如何在国家的法令之下，如何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才能在战争年代获得爵位。才能把军队凝聚起来、国家凝聚起来。谈法治还是不能离开民众基础，国家以民立，人民生活在法令的框架之下，这才是《商君书》法治的核心。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在《修权》篇中，提出了国家安定的三个要素，从这三要素可以看出，“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那么君臣都需要在法度之下行驶权力，而“信”是君臣共同树立的，君对臣要有“信”，臣对百姓要有“信”，百姓就会遵守法度。当时的历史背景，鲁国的“三桓”、晋国“三晋”、田姓代姜姓齐国。原因都是因为君权的衰落，“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是符合时代进步的，如果没有君主集权的权威，那么法令的实施就没有“信”，没有“信”百姓就不会遵守，国家就会混乱。

《修法》篇中论述了国家应当法治，反对人治。“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人治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举荐人才的作用，但人治容易造成营党结私，对个人的品德要求也高，在人性“趋利避害”、“好利恶害”的本性下，容易出F政治的腐败，百姓也容易受其害，那么国家建立完整的法度，以功论爵、有劳而做、职能分工，这样才能成就霸业。从商鞅死后，秦国的变法没有因此而停滞，制度继续延续。不得不说与《商君书》中倡导的法治也有密切的联系。

“定分止争”这是《商君书・定分》篇中所言，“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从《商君书》中构建的农战奖励政策，就是定分止争的最好表现。读此篇令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普法”。“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首先，确定了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忘记法令就要依法令处罚。如果法令有变动“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法令有变动，不仅要在数日内学习法令，如果宣传法令不及时，还要依法令治罪。《商君书》在这里已经深知信息不及时传达可能存在的政令延迟，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沟通不及时，容易出现政治上的偏差，从而发生不必要的后果。增减一字法令便是死罪“有敢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官吏和百姓询问法令条文，也有制度：

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

此段言明了主管法令的官吏的职责，从官与民中体现一种思想，在法令面前官吏与民平等，这不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的主张吗？官吏和百姓都不懂都可以学习法令，“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商君书》中的“法治”并不是空洞的法治，并不是权贵的特权，也并不是要愚民让百姓不懂法，反而是更开明的设置普法的平台，官吏百姓都可以进行学习，让官吏百姓都明法。从而达到：

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

《商君书》中的“法治”更显得鲜活有力，一步步环环相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法令的颁布是符合时代背景的，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国君、某个利益集团出发，立法的角度和深度，非常人能所及。

三、结语

西方“性恶论”是从人的欲望和利益进行论述，同样在立法的指导中也以这样的理论进行法律的构建。《商君书》中的人性“趋利避害”、“好利恶劳”利用法律加以诱导，在公元前356年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在《战国策》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法家初期从国家主义出发，爱民、保民、创造国家秩序、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等方面有显著成效。而《商君书》中的“法治”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参考文献：

[1]钱穆著.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4.

[2]许维y撰.吕氏春秋・观世.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173.

[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177.

[5][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178.

[6][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200.

[7]柏杨著.中国人史纲：第二十五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76.

[8]傅亚庶撰.孔从子校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120.

[9][汉]刘向撰，向宗鲁校正.说苑校正・政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166.

[10]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

[11][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