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文化论文十篇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1

我国作为历史大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结合发展旅游行业。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行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当前将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的旅游已经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无论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还是对旅游行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结合旅游元素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经过历时的积淀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相应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人文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所以，可以影响旅游行业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通过二者的相辅相助，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并推动着旅游行业当中的人文资源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作用

旅游管理理念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旅游企业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同时注重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高旅游企业的管理水平，并且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旅游管理理念的当中。

（一）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树立正确旅游管理观念的重要思想。在旅游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应当与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保持一致。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发挥以人为本思想的注重性，提倡贵民的民主思想，从而促进我国旅游行业可以持续发展。

（二）以和为贵的管理模式

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和为贵，只有在旅游企业的管理模式当中注入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才能提高旅游企业的凝聚力。只有打破传统的旅游管理模式，将旅游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传统的硬性管制的管理模式抛弃，采用含有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管理模式，促进旅游企业的发展。

（三）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

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德服人，通过将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与以和为贵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通过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融入到旅游企业管理当中，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管理水平，促进旅游行业持续发展。

三、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理论构建的影响

（一）加强旅游资源中精神文化的挖掘

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概念也不仅停留在对景色的欣赏，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追求旅游区域的精神文明感受。所以，在对旅游企业管理理念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在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项目投入资金，满足当前人们的旅游需求。在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注重结合当地旅游特色以及传统文化，通过不断的完善与进步，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对于历史建筑，应当注重定期进行维护，在挖掘其价值的过程中，注重对其中精神文化的挖掘，将历史建筑中含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宣传与推广，带动旅游行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二）对文化旅游区域进行合理规划与管理

旅游行业的发展会带动当地旅游区域附近的金融、食品、商贸、住宅等多方面共同发展。在对城市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体现出当地旅游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对历史性的建筑进行规划或者扩建时，应当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而不是对古城本身进行改造。在建设规划过程中应当注重将景区内部的绿地率与森林覆盖率设为规划建设的重点。通过科学合理的旅游管理模式，对旅游区域进行实质规划，促进旅游行业的持续发展。

（三）做好传统文化旅游管理理论的推广工作

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精髓，在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时刻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对旅游地区的旅游者、居民与相关工作者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旅游景点的开发过程中，需要将旅游推广融入到传统文化当红总，通过开展展会、文艺活动等形式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同时可以利用我国传统的节假日对 我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宣传，将传统节日当中的人文文化、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元素介绍给旅游者，在提高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人文。

四、结束语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中国旅游发展；宏观调控；微观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

在中国旅游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不仅至今没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未能搞清它们存在的机理。国外成功经验和逻辑推理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解决，将逐渐融蚀我们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1．旅游业服务质量问题

服务质量是旅游业的生命线，很难想象一个服务质量差的酒店会宾客盈门，也很难期望一个对外来游客已经产生厌倦的旅游接待地能够提供热情的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是中国旅游喊了30年的口号，但至今没有真正落实。出现的问题大致有3种不同的情况：

其一，有些旅游服务企业从主观上就缺乏为旅游者服务的意识。它们有的曾经是政府外事部门或附属机构，后改做旅游服务的单位，由于它们自身角色以及与旅游者相对角色的定位存在偏差，为旅游者服务就缺乏动力；也有的则是单纯追求利润目标，从来没有真正将服务对象放在眼里，口号中的上帝是顾客，心目中的上帝只有金钱。

其二，另有一些旅游服务企业从主观上的确愿意将服务做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岗位培训坚持得也不错，从经理到服务员都是主动待客，热情服务。遗憾的是，他们却发现游客总是不满意，甚至一片热忱反而招致抱怨，不免叫屈。

其三，在旅游“黄金周”期间人满为患、旅游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旅游服务企业的工作人员即使长了三头六臂也很难保证服务不出问题。

这些问题说到底不外乎是为什么要强调为旅游者服务?什么是服务质量?什么是好的服务质量?评价标准是什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服务质量问题?

2．旅游资源和项目开发规划中的问题

中国自发展旅游以来在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建设上可以说没少下工夫。不仅有中央主持开发建设的部级著名风景名胜区，而且各省、地、县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和部署，都在进行旅游资源和景区景点的开发建设，以至各大专院校、旅游科研单位对旅游规划项目应接不暇。但是客观地评价我们的旅游规划及其结果，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旅游规划开发项目严重雷同。只要有一处开发设计了一个项目，取得较好的收益，很快就有一大批盲目跟风者，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各地普遍出现的各种“宫”、各种“洞”、各种度假村、民族村。模仿者以为，别人赚了钱，就说明这个项目是可行的，只要去取经模仿，一定也能够赚钱，比起自己设计开发来，是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捷径。遗憾的是，这种遍地开花的“宫”、“洞”、“村”昙花一现，事实上只是劳民伤财。

其二是一些旅游景区景点，尤其在一些旅游热点地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加限制地接待旅游者，在“黄金周”期间更是人满为患。其结果，不仅使一些著名风景名胜区的植被、土壤、以至整个景观遭到严重破坏，逐渐丧失吸引力，更有甚者，造成游客的人身伤亡。

其三是一些本来非常富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尤其是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曲解了旅游扶贫的政策，将旅游业作为一棵摇钱树，不加限制地接待旅游者，造成民族文化的过度商品化，使一些传承多年的风俗习惯、宗教礼仪仅仅成为一种舞台表演。其结果，不仅丧失了这些活动原本的面貌和意义，而且伤害了接待地居民的感情。尤为严重的是，有些地方为了吸引游客，盲目地迁就游客的低格调要求，对旅游和当地文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很难想象这样的旅游接待地还能维持多久。

其四是有些旅游接待地在旅游开发与规划中，忽视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常见的情况是，政府和旅游开发商有很高的积极性，为了他们感兴趣的旅游项目能够上马，很少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感受，媒体多次报道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施加压力强迫社区居民搬迁就是典型的例证。

3．中外合资与合作经营中的问题

旅游业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并大量利用外资的行业。中国旅游业利用外资总额超过930亿美元。30年来，我们通过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方式实质性地提高了旅游业的硬件和软件水准。但是，以下问题从利用外资之初就始终未能妥善解决：

其一是外商投资中国旅游业的整体环境问题。外商投资环境事实上包括经济环境、政策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等3个方面。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经济环境在不断改善，对外商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法制建设也在不断取得成果，调整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法律不断出台并逐渐形成体系。笔者以为，较明显的问题在于中外国民意识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外国投资者总是感到有一个无形的屏障在阻碍着合资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阻碍着相关法律政策的落实。笔者在曾经进行过的社会调查中发现，多项合作项目的外方投资者在这个无形的屏障前处处碰壁，有的项目甚至还在谈判阶段就陷入夭折。

其二是中外双方管理者在管理理念方面的矛盾。中国旅游业利用外资的初衷一方面是弥补国内资金之匮乏，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用外国合营者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中国旅游业经营管理水平。但遗憾的是，中外双方管理者的管理理念总是难以合拍，有时陷入僵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企业能有一个顺利运作的机制。

其三是引进的国外管理制度在国内旅游企业运行中遭遇困难。我国一些酒店加入国际连锁系统或者聘请国外管理公司管理，因此需要适用引进的管理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这些管理制度并没有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出适应性调整。管理公司认为这些制度都是先进管理理念和成功经验的结晶，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然而事实表明并不一定如此，在一些外方管理的酒店中，管理制度遭遇无声的抵制，也有一些骨干员工辞职离去。

4．旅游法制建设问题

中国在旅游领域的法制建设几乎和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同时起步。为了调整旅游发展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将旅游纳入法制轨道，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行政规章，也成立了相应的执法机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其一，现有的旅游专门法规侧重调整纵向法律关系，即政府旅游主管机构和各类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强调政府对企业的规范。但是，在旅游中大量发生的却是横向法律关系，尤其是旅游者和旅游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法律规定不足，必然导致大量旅游纠纷的解决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从而使作为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护。

其二，调整整个旅游关系的根本大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 了起草工作并数易其稿，但至今始终未能出台。于是，中国旅游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发展旅游的根本宗旨、根本原则、旅游发展中主要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旅游者合法权益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对外旅游关系等项内容的确定就缺乏直接的、权威性较强的法律依据。仅靠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政策不足以规范和保障新世纪中国旅游的发展。

其三，在执法方面也存在较为明显的欠缺。执法不严、执法不公、随意曲解、随意变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普遍存在。

5．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境旅游需求呈不断增长趋势，这是中国公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标志。但是，出境旅游中出现的问题却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核心问题是一些中国游客在国外旅游目的地的所作所为有损于国格和人格，引起当地极大反感。2002年5月21日的《参考消息》第16版刊出了两篇报道，题目分别是《中国游客的“七宗罪”》和《中国游客与中国的颜面》，其内容是这些心态被扭曲的人缺乏一定的人文素养，在欧洲“旅游休闲”时表现出来的丑态”。。

近两年来，这种报道在不断增多。虽然这一现象引起国家旅游主管机构的重视，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是基本没能奏效。因为我们并没有认真挖掘和研究这一现象的原因，仅靠一些就事论事的表面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根据笔者的理解，上述问题之所以长期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主要有下列两个方面的根源：

首先是政府部门对旅游的认识和相关政策导向上存在偏差。从发展旅游之初就将其定位为经济行为。入境旅游是为了创汇，国内旅游是为了拉动内需，回笼货币，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立法是为了政府有效地调整和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很多人谈到旅游事实上是在谈旅游业。在这样的认识和政策导向下，人们对旅游的关注点必然会在它的经济方面，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到解决措施都围绕着经济，围绕着旅游业。

其次是旅游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一直存在着片面性。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几乎和中国旅游发展同时起步。但客观地讲，政策研究和为政策做论证的研究较多，而对旅游的性质、形态结构、发生和发展规律等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对经济方面的问题研究较多，而对旅游发展中大量存在的社会文化问题研究较少。这种研究的片面性使我们没能有效地找到上述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甚至将基本属性为文化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现象不恰当地认定为经济。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对旅游的认识，有必要对旅游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鉴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应当特别重视运用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旅游发展中长期未能得到应有重视和认真解决的社会文化方面问题，指导和推动中国旅游发展。

旅游人类学是综合运用旅游学基础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以比较文化的方法研究旅游活动中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旅游者和旅游接待地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作用以至冲突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其核心研究内容包括旅游的文化性质与形态、旅游活动中的主客关系、旅游过程中的跨文化沟通、旅游中的文化冲击、旅游发展中的文化商品化、旅游与社会文化改变。

旅游人类学起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英语国家学者的旅游影响研究。当时旅游业作为一种发展经济和创汇的途径，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但是，旅游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带来了各种社会文化问题。英语国家的学者对此发生浓厚兴趣，进行了理论研究和探讨。不过，得出的结论大多是消极的。在中国旅游发展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国内一些学者从90年代末期开始将国外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引进，翻译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论文，也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旅游发展中的某些问题。

随着中国旅游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大量社会文化问题的不断出现，我们看到，仅对个别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已经不够了，应当运用旅游人类学理论对中国旅游发展中的社会文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且全面运用旅游人类学理论指导政府对旅游发展的宏观调控，指导各类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指导对外旅游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发展。

二、旅游人类学理论在中国旅游宏观调控中的应用

旅游人类学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宏观调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指导政府确认旅游的文化性质并确定旅游发展总体方向

首先，运用旅游人类学理论可以帮助政府纠正长期以来对旅游定位的偏差，确认旅游的本质属性是文化，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只是旅游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所以，从总体上应将旅游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事业来发展。

其次，在这一定位的基础上，政府应当着力扭转长期以来以经济为核心内容的旅游发展总体方向。使旅游发展致力于提高我国公民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修养，致力于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和借鉴国外文化的精华，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

最后，运用旅游人类学中的主客关系理论、跨文化沟通理论等核心理论，将旅游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国内外旅游者和旅游接待地接触和交往中产生的各种文化关系和文化现象上。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旅游遵循旅游在全球发展普遍的客观规律，从而走上常规发展道路。

2．指导政府制定旅游发展关键性法律和政策

如前所述，旅游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文化活动，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因此，旅游发展关键性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应当有旅游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参加。

旅游人类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应当作为旅游法律和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特别是旅游基本法和旅游发展几个主要分支领域法律或法规的制定。例如，关于旅游者在旅游中应当享有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种权利和利益的保障，以及旅游服务提供者为此应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应占有重要位置；应当改变长期以来侧重调整政府和旅游企业之间关系的状况，将重点放在以旅游者为核心发生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上，特别注重由于主客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解决。

3．改善政府旅游管理的效果

政府的旅游主管官员应通过系统的学习，掌握旅游人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扩充知识面，开阔思路，有效地运用旅游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去发现、分析和解决旅游发展中的社会文化问题。

旅游人类学理论可以指导政府旅游主管官员有效地坚持人本主义理念，克服陈旧意识和官僚作风，努力协调各方关系，应争取做专家型政府官员。

旅游人类学理论可以指导政府旅游主管官员将旅游宏观管理活动成为一种理，而不再是简单地甚至盲目地行使权力。

旅游人类学理论也可以指导政府旅游主管官员依法管理，有效地平衡旅游发展中经济和社会文化两方面因素，平等地保护旅游者、旅游服务提供者和旅游接待地社区居民各方的合法权益。

通过理性管理行为有效地促进国家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旅游人类学理论在中国旅游微观管理中的应用

旅游人类学理论同样可以用于中国旅游的微观管理中，指导各类旅游服务提供者做好对客服务，获得经 济收益，实现双赢。

1．知己知彼了解旅游者的真正文化需求

第一，旅游人类学理论可以指导旅游服务提供者了解旅游者的真正文化需求，从文化的器物层、制度层、精神层3个层面精心设计并提供优质旅游产品。旅游人类学理论也可以指导旅游服务提供者全方位正确理解“顾客导向”的含义，既要根据旅游者的不同文化类型有的放矢地提供对路的旅游产品，又要克服目前许多地方存在的无原则迁就某些旅游者低俗需求，以至损害目的地形象的现象。

第二，运用旅游人类学中的文化差异理论和比较文化研究方法，探讨旅游产品对游客吸引力的规律，所提供的旅游产品应能体现接待地代表性文化特色。一般来讲，主客文化差异越大，文化越体现接待地特色，对游客的吸引力就越强。但与此同时，游客对异文化产生的紧张以至恐惧也会随之增加，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运用旅游人类学中的文化商品化理论，使旅游产品和旅游接待地的特色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中实现更新，得到发展。文化商品化是旅游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目前国内对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开发过度以至失去特色，失去吸引力的现象和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为理由反对开发的主张，事实上是走了两个极端，从哲学上看是没有把握好一个“度”。国内外成功经验表明，接待地的特色文化经过适度商品化开发，制成旅游产品可以彰显当地文化，使接待地居民产生自豪感，同时可以促使他们积极吸收游客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和发展当地文化内容。

2．尊重游客真正贯彻人本主义理念

运用旅游人类学理论可以指导旅游服务提供者理解游客文化及其与接待地文化的异同，理解文化只有区别并无优劣之分这一基本道理，尊重游客，尊重游客的文化背景。当然，同时也应引导游客尊重旅游接待地文化。

旅游人类学理论有助于旅游服务提供者全面理解人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即首先是尊重游客的独立人格，尊重他们在旅游中应享有的物质和精神权利，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为他们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总而言之，尊重游客只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才会有真正效果。

3．从根本上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

旅游人类学知识和理论对于改善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应当认为这是职业的必然要求。

旅游人类学知识和理论可以使旅游从业人员从根本上理解职业要求和管理规章制度的道理，进而实现从被动接受工作规范向主动性、创造性劳动的转变。

只有理性认识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实现供需的全面吻合。此外，理性和创造性的服务行为能够带给游客以附加价值。

四、旅游人类学理论在发展对外旅游关系和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中国发展旅游除了旨在提高国民文化生活水平，优化整体素质之外，另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发展对外旅游关系和文化交流。旅游人类学理论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1．力争与全球处于同一对话水平

中国发展对外旅游关系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旅游者各个层面。在旅游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从更深的层次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共性和区别，在各种类型文化圈的人群中求大同存小异，实现平等对话，发展相互交往和友谊。

在发展对外旅游关系和文化交流中，我们可以在旅游人类学文化差异理论的指导下，发挥文化差异的正面效果：一方面以独具特色的整体中华文明和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文化和旅游产品吸引国外游客；另一方面，通过不同层次的对外旅游交往吸收和借鉴国外不同文化的精华，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

在发展对外旅游关系和文化交流中，我们也可以在旅游人类学文化冲突理论的指导下，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文化冲突。无论是旅游接待中还是对外旅游合作洽谈中都必须事先了解对方的基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类型，了解对方在文化上的相关禁忌因素，理性地规避因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的各种不必要的冲突，保持足够的和谐。

2．正确把握并自觉跟上全球旅游发展总体趋势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 旅游文化 教材内容 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旅游文化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无论是中国的旅游本科教育，还是旅游专科教育，其教学计划中均有旅游文化的设置；到目前为止，有关旅游文化课教材体系建构的研究非常薄弱。课程体系的建构仍处于混乱状态，拼凑现象突出。因此，有必要对旅游文化课教材体系的建构进行一番理性的反思。

1旅游文化教材编写重要性

中国的旅游业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期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中国的旅游事业由单一的经济目标向融摄了文化、休闲等综合目标的转变，这个转变必然在本质上改变中国旅游业的面貌，而引发旅游业转型的关键环节就是旅游文化的不断发展，这就使旅游文化教材编写成为旅游文化学科自身发展的自觉行动。旅游业文化属性的日益突出是旅游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规律。旅游文化应尽快从总结性研究、概念性研究等理论抽象的研究阶段进入到理论具体的研究阶段，使旅游文化研究尽快进入一个崭新的层次。如果没有旅游课程的设置，旅游文化的研究就只能成为无本之木。伴随着旅游者的日益成熟和自身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旅游目的地文化内涵的丰富程度如何，将对本地区的旅游经济产生决定的影响。而旅游者旅游方式的改变，必然引发旅游业一系列的适应性调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旅游文化，市场对旅游文化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必然最终指向旅游文化的教学成果和教材体系的完善上。旅游文化对旅游景区的文化开发有指导作用；对旅游酒店、旅游商品、旅游娱乐业和旅游餐饮业的设计和开发有基础作用。可以说，旅游文化对旅游产业的各个要素均有强大的指导作用，旅游业界迫切需要来自于旅游文化的理论指导。可以说，旅游教材编写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丰富内涵的现象，旅游文化研究的学术动向，旅游文化课程的前途和命运，和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

2旅游文化课教材体系的主要问题

2.1未能确立统一的旅游文化本体论

近二十年来，伴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许多学者对旅游文化研究包括旅游文化的概念、特征、研究对象、功能和意义等方面内容。但是，不同的教材对以上本体论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时差别还很大。例如，有关旅游文化概念的表述有几十种之多；有关旅游文化特征的论说各有不同；研究对象的差别更是突出。对旅游文化基础本体论存在较大的差别，导致旅游文化教材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不少研究者都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展开对旅游文化教材的编写，有的偏重于社会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有的则是各种具体文化的拼凑，缺乏具体而科学的体例。

2.2缺乏旅游文化的方法论研究

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旅游文化，这是旅游文化教材编写的重要理论问题，可是，在所有的旅游文化教材中，笔者均没有发现有旅游文化方法论的研究，从目前已出版的有关旅游文化的著作中就可以窥豹一斑。不少教材中最有理论意义的部分基本上集中在前两章和结尾一章，仿佛戴着一顶旅游文化的帽子，而主干实际上并非基于旅游文化的本体开展研究，大部分是旅游学其它分支研究成果的移植，没有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应有的完整体系。

2.3缺乏明确的研究目标和取向

旅游文化课教材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取向。不少研究者都是就一种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比如研究旅游文学、旅游文化史、某一地区的民俗、某一风景名胜的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某种影响，很少把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和旅游文化整体联系起来，并不能使人明了旅游文化的整体面貌。还有学者把旅游文化的研究对象泛而化之，强行纳入了一些本不属于旅游文化教材体系的内容，比如旅游市场营销、旅游法律、旅游心理、旅游管理等，使得旅游文化有“越位”之嫌。而这些实际上都不是旅游文化教材的特殊要求，这种盲目和凌乱的状况，说明我们对旅游文化教材的目标和任务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和研究取向。

2.4旅游文化课教材指向性狭窄

绝大多数旅游文化教材的内容体系主要集中在对导游讲解提供基础知识方面，把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姓氏文化、旅游文学等作为旅游文化教材体系的主体内容，实际上，这缩小了旅游文化教材的现实意义，导致旅游文化课程指向性狭窄的问题。大多旅游文化课教材体系没有根据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专业特点进行构建，如本科、专科均突出了旅游文化知识的介绍，忽略了旅游文化开发、旅游文化载体和旅游文化结构的相关内容，使得旅游文化课程实际上变成了导游基础知识，忽略了景区文化、商品文化、旅游策划和开发方面的东西，不足以满足当前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3新旅游文化教材体系构建思路

3.1要有二级体系的建构

旅游文化课程可以分为基础理论课和基础知识课，仅仅有一级课程的讲授，很难使学生对旅游文化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完全可以在旅游文化基础理论课的基础上，针对区域旅游文化的实际，编写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二级课程体系，对特定区域的旅游文化进行定向性研究，从而使旅游文化成为一门系列课程。目前旅游文化的定向性研究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对旅游文化的整体把握还是笼统的和不切合实际的。其实旅游文化有很多组成部分，比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历史文化、博物馆文化、民俗文化、姓氏文化等等，这些文化本身都有非常完备的文化形态，都有方方面面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对其开展定向性研究，就很难把握其中可以异化为旅游文化的部分，使导游讲解和其它旅游文化开发难以从旅游文化课程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3.2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旅游文化的教材体系必须紧扣旅游经济的脉搏，其确立的研究对象必须能够匹配于旅游经济的实践。因此，旅游文化课教材确立的研究对象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研究任务应该具备强大的应用价值，始终代表先进旅游文化的发展方向。对此，旅游文化教材体系应研究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具体的和整体的文化现象及其发展和变迁规律；应研究旅游文化系统内部各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应研究旅游文化的设计与开发；应研究旅游文化在整体旅游业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3.3要有深入的专项研究

专项研究主要包括旅游文化的经济性研究、旅游文化开发问题研究、旅游文化与一般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旅游文化载体研究、旅游文化结构研究、旅游文化的定向性研究、旅游文化的参与性研究等等。例如，参与性旅游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旅游业的主流，相对而言，中国整体旅游文化的开掘远远没有达到一种理想的层次和高度，旅游文化参与性研究的相关理论还没有成形。参与性文化旅游项目在实践上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但是相关的理论研究却还没有出现，这就对旅游文化教材内容的提升提出了要求。又如，什么样的文化才是能够转化为经济收益的旅游文化，其有无标准和模式。而旅游文化的固化、失传文化的复原、传统文化的异化、高雅文化的通俗化等方面的专项研究更是长时间付之阙如。因此，旅游文化教材体系中应有深入的专项研究，提升课程的整体理论水平。

3.4旅游文化课新的教材结构

旅游文化新教材结构的确立，将使旅游文化不再只是旅游经济的附属物，不再只是现有旅游资源的一种诠释和注脚，而是把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开发和再开发的前瞻性纲领。笔者设计的旅游文化教材体系分为以下十一章：

第一章，旅游文化的概念。主要介绍旅游文化概念研究状况；对旅游文化概念研究成果的看法；和旅游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

第二章，旅游文化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主要介绍有关旅游文化研究对象的不同意见；对旅游文化对象研究状况的评价；旅游文化研究对象的新选择；旅游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重点强调旅游文化是旅游业文化属性的鲜明代表，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旅游从业者的必备素质，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三章，旅游文化的特性和任务。主要有旅游文化特性研究成果的述评；旅游文化研究与旅游研究的关系；旅游文化区别于一般文化的特性；旅游文化研究的任务。

第四章，旅游文化与一般文化的关系。主要有旅游文化与传统文化；旅游文化与宗教文化；旅游文化与民俗文化；旅游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第五章，旅游文化开发中的问题和认识误区。主要谈旅游文化开发中形形的问题和认识误区。

第六章，旅游文化的设计与开发。主要结合案例谈旅游景区文化设计；旅游商品文化设计；旅游娱乐文化设计；旅游餐饮文化设计；旅游酒店文化设计等。

第七章，旅游文化的定向性研究。主要内容是介绍旅游文化定向性研究的必要性；旅游文化定向性研究的方法；旅游文化定向性研究的成果形式等。

第八章，旅游文化的参与性研究，主要内容是参与度、参与形式、参与规模、参与方法等。

第九章，旅游文化载体研究。主要介绍旅游文化载体的各类；当前旅游文化载体存在的问题；旅游文化形体的创新思路等。

第十章，旅游文化结构研究。主要介绍有关旅游文化结构的研究成果及述评；旅游文化结构的分类标准；科学的旅游文化结构等。

第十一章，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阶段。主要介绍中国旅游文化的三个阶段，静态观光产品为主的阶段；印象产品为主的阶段；体验产品为主的阶段。

4结语

旅游文化教材体系的构建，必须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1）建构科学的旅游文化本体论和方法论体系，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2）要针对不同的层次，编写不同内容的旅游文化教材，由单一为导游讲解服务转变为旅游产业整体提供理论指导。只有科学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旅游文化才能确立较为合理的教材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建构的旅游文化教材体系主要针对本科教育阶段，而且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得出的一点体会，难免挂一漏万，提出来供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张红.以素质与能力培养为核心进行旅游文化课教学改革[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10（1）：78-80.

[2] 陈红玲，陈文捷，潘兆光.旅游文化课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探讨[J].高教论坛，2007（5）：95-97.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4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 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　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

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着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　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着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　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　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　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

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WWw.133229.COm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 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 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 财贸经济，1998，（8）．

[4] 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 白光润． 生态旅游[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10015603

1 引言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性艺术,自古就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文因景生,优美的景观刺激并产生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景因文名,优秀的文学作品又将旅游资源特色化,丰富了旅游资源的内涵,增强了旅游资源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基于这种密切的关系,对于文学和旅游的结合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从旅游学的角度来说,文学旅游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旅游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还很少。但是,对于之前的研究成果还尚未有人进行归纳,为此笔者对国内外文学旅游研究进行了综述。

2 文学旅游的定义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会触动人的灵魂深处。作品中描述的优美景色,使得人们总想亲眼见目睹。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总牵动着读者的心灵,人们想去故事的发生地寻找人物的踪影,想更多地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人想去亲身经历,在现实中重温那份感动。因而,那些与文学作品直接联系的地方就成为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也成为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并被旅游业可以开发利用的文学旅游资源。由于“重文”的心理,人们往往因为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喜爱而引发对作者本人的兴趣。人们想去了解现实中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怎样的环境培养出了这样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作家故居、纪念馆、宗祠墓地、以及诗人作家行踪所至而留下的诗文、石刻碑记,也成了吸引游客前往的文学旅游资源。

借鉴旅游的定义,笔者认为文学旅游就是指人们基于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前往与作品相关的(包括与作者相关)目的地而度过一种短暂的综合经历。旅游本身就是一项综合的活动,文学旅游也不例外。文学旅游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更简单更广泛地说就是一种跟文学作品有密切关系的文化旅游活动。

3 国外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关于文学旅游的研究,国外学者大都将其置于遗产旅游的范畴内讨论,如Yaniv Poria,Richard Butler,David Airey(2001)指出文学遗产旅游作为一种遗产旅游类型,是建立在遗迹或吸引物的文学价值上,并且游客对于文学的观念具有相当的共同性的旅游活动[1]。Herbert(2001)也认为文学旅游地就是遗产旅游景观的一部分,有关遗产的重要理论也适用于文学旅游地[2]。

(1)国外学者主要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田野作业、问卷调查与对象访谈等手段,对文学旅游者、文学旅游地、文学旅游真实性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Herbert(1996)将文学旅游地分为与作家有关,如作家生活过的地方、与作家有关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与作品的场景有关;与情感价值、怀旧、记忆、象征等有关,其内涵比某一特定的作家或作品更宽泛、更深刻[4]。Clare Fawcett,Patricia Cormack(2001)则对文学旅游地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爱德华王子岛的3个文学旅游地,真实性以现代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折中主义者的3种解释形式体现出来[5]。

(2)对于文学旅游资源的内涵与开发,国外学者并没有作为专题内容进行论述。只是笼统地将文学旅游资源归纳为与文学作品及与文学作者相关的旅游吸引物。至于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也都是从遗产旅游的角度出发,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模式。

4 国内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4.1 相关概念研究

兆康,刘德艳在1993年就对文学旅游的定义和特点作了表述,认为文学旅游是指以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为依托,利用其知名度和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对文学作品的认同感和各自的审美趣味,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再现文学作品中原本运用语言所创造的人物、场景、情节等,使游人置身其中,通过审美作用,得到全方位的物质、文化享受的物质活动[6]。但之后很少有人再对此定义进行界定。王中军(2005)从宏观的层面阐述了文学旅游资源的定义和分类,认为文学旅游资源既包括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以实体形式存在的旅游景观[7]。总之,国内对文学旅游资源的概念表述基本停留在描述层面,判别性较低,难以将文学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区分开。

4.2 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国内在阐述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系统的的研究主要有肖洪根(1998)从文学旅游景观产品的产生、消费与促销3个角度阐述了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8]。杨秀玲,王军华(2005)对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可行性进行了研究,认为要以实景、虚景相结合的形式,对文学艺术资源进行开发[9]。余靖华等(2009)对文学旅游的开发驱动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根据资源的文学旅游附加值与其他旅游附加值的高低对比将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分为从属跟进模式、互重并行模式、主题聚合模式以及文化提升模式[3]。喻学才(1996)提出文学名著模拟景观制作中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性,而重在营造文学氛围 [10]。另外,万津津(2009)也强调开发文学旅游资源应重视保护真实性[11]。贾鸿雁,王金池(2009)认为兼顾旅游客体和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符合文学资源亦真亦幻的特点,适宜作为文学资源旅游开发的基础[12]。

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大都以文学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而张维亚(2007)以南京夫子庙李香君故居和王谢古居为例,则从文化遗产角度探讨了文学旅游景点的开发[1]。之后,张维亚等(2008)又指出文学遗产旅游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项空白。并指出南京民国文学遗产的旅游开发,要把握4个特性:文学性、原真性、体验性、地方性[13]。另外,王强,刘飒(2009)也研究了文学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研究及开发途径[14]。

4.3 与相关理论的结合研究

国内在讨论文学旅游与其他理论的结合时,围绕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结合的最多。陶少华(2006)从理论高度探讨了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的结合方式,并探讨了将体验引入文学旅游后的产品开发思路[15]。楚艳平(2007)通过分析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内在结合的可能性,进一步探讨了在体验经济的理念下如何将文学旅游资源开发成体验型文学旅游产品 [16]。而庄志民(2003) 将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相结合进行了个案研究,对以“醉翁亭”为主干的滁州市旅游产品做了创意设计[17]。另外,王芳(2008)探讨了文化创意与名著文化旅游的融合,提出了名著文化旅游创意的概念[18]。

4.4 具体的文学遗产的旅游开发研究

对具体的文学遗产的开发研究,我国研究最多的是三国文化旅游的开发。1989年,喻学才,陈钢对三国旅游线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影响三国旅游线深度开发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19]。之后,沈伯俊(2003)依据体验旅游理论分析了“三国文化”旅游在开发中存在的若干问题[20]。牛青(2008)则以蜀国丞相诸葛亮为主线,设计了一条以人物为主线的三国特色旅游线路[21]。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对其他文学遗产地简单地进行过探讨。

5 结语

目前文学旅游的研究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无论是对其定义、特点、分类等基本属性的研究,还是相关理论及案例的研究都很少。同时,也说明文学旅游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还是旅游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层次也越来越高,旅游需求更加趋向于对景区景观的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因而,文学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分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上旅游研究在其他分支方面的逐渐完善,势必文学旅游的研究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旅游的现实开发中,文学旅游都面临着很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张维亚.文学旅游地的遗产保护与开发[J].旅游学刊,2007,22(3):40~44.

[2] David Herbert.Literary place,tourism and the heritage experience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312~333.

[3] 余靖华,李江风.刍议文学旅游附加值的资源载入及开发模式[J].理论与实践,2009(1):82~84.

[4] David Herbert.Artistic and literary places in France as tourist attraction[J].Tourism Management,1996(2):77~85.

[5] Clare Fawcett,Patricia Cormack.Guarding authenticity at literary tourism sites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3):27~28.

[6] 兆 康,刘德艳.论文学旅游[J].旅游学刊,1993,22(3):43~46.

[7] 王中军.试论我国文学旅游资源的概念及分类[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9(1):30~32.

[8] 肖洪根.再论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J].华侨大学学报,1998(3):115~119.

[9] 杨秀玲,王军华.试论我国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J]开封大学学报,2005,19(1):23~25.

[10] 喻学才.论文学名著型模拟景观的开发[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6,12(3):62~63.

[11] 万津津.文学旅游资源的经济开发策略[J].企业经济,2009(1):138~140.

[12] 贾鸿雁,王金池.从建构主义真实性看文学资源的旅游开发[J].旅游学刊,2009,24(5):26~30.

[13] 张维亚,赵步阳.民国文学遗产旅游开发研究[J].商业经济.2008,(9): 109~110.

[14] 王 强,刘 飒.文学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研究及开发途径[J].中国资产评估.2009(2):13~15.

[15] 陶少华.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文学旅游发展策略[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3):351~354.

[16] 楚艳平.体验经济视野下的文学旅游产品开发设计[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7.

[17] 庄志民.关于体验型旅游产品设计的发散型思考[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2):13.

[18] 王 芳.名著文化旅游创意的初步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19] 喻学才,陈 钢.关于“三国旅游线”开发的若干问题[J].旅游学刊,1989,4(4):44~47.

[20] 沈伯俊.开发“三国文化之旅”的几个问题[J].中华文化论坛,2003,(2):111~113.

[21] 牛 青,石应文.以人物为主题的三国文化旅游产品研究[J].中国商界,2008(9):259~260.

A Study Review on literature tourism

Wang Y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China)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7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订日期： 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 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 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 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 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 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 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 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 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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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 李炳全.文化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 陆林.旅游地理文献分析［J］.地理研究,1997(2):105111.

［6］ 马耀峰,郑鹏,白凯.入境游客决策行为差异研究――以旅华日美游客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1):102106.

［7］ 王健.跨文化比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J］.旅游学刊,201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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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谢彦君.旅游与接待业研究:中国与国外的比较［J］.旅游学刊,2003(5):2025.

［10］ 詹宁斯.旅游研究方法［M］.谢彦君,陈丽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11］ 张宏梅,陆林.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学刊,2004(3):7781.

［12］ 张宏梅,陆林.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及其跨文化比较――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J］.地理学报,2009(8):989998.

［13］ 张宏梅,陆林.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8287.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旅游业 风险管理研究 开发风险 经营风险

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国外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外旅游风险研究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等社会不安全因素对旅游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旅游风险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形成了旅游风险研究历史上的阶段性高潮。国外旅游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与恐怖主义、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等，偶尔也涉及对景区游览风险、饭店火灾等偶发性风险问题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风险展开具体层面的个案分析。

（二）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最早涉及旅游业风险方面研究的文章大约发表于1994年。在发展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裘新宝的《发展旅游保险业务之思考》，他在文中从保险的角度，对旅游涉及风险的范围进行了探讨。在此后几年中，旅游风险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文献数量极少。

国内旅游风险研究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1999年以后。当时旅游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开发商大批盲目投资，这种投资在造成浪费的同时也带来了收益不确定性的增加，风险增大。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开始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展开旅游风险研究，如梁明珠提出了观光农园式的旅游开发对于减少旅游开发投资风险的重要性。又如顾华详，在《论西部旅游业引入风险投资的若干问题》、《论WTO环境下西部吸引风险投资发展旅游业》等多篇文章中，针对如何实现西部丰富旅游资源的转化、开发和利用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引入风险投资是降低西部地区旅游开发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有利手段。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危机出现的范围不断加宽，生态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各方面的风险不断涌现，学者们对风险的研究范围也因此而不断扩展。目前，学者们主要是针对具体的风险展开研究，这其中包括：黄建军开创性地对昆明旅游犯罪进行的实证性个案研究；赵书虹在《论中国发展国际旅游的风险与机遇》一文中对中国发展国际旅游风险的探讨；王宝恒在其《工业旅游的开发条件及风险提示》一文中，从主体、客体、媒介三方面条件对旅游风险进行研究，指出了工业旅游因自身局限性可能导致的开发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内容

当前国内学术界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或危机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是邓冰、吴必虎等撰写的《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这篇文献对旅游风险进行了界定与分类，指出旅游业风险是指影响旅行者对一个目的地的信心并扰乱继续正常经营的非预期性事件。从对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目前学界研究的主要风险有开发风险、经营风险、生态风险及文化风险四类。

（一）开发风险

在开发风险中，如何减少旅游开发风险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减少产品开发风险的产品开发基本原则。如鲍文君等指出，必须根据市场导向，对强势资源进行筛选、加工甚至创造，这样的旅游景点才具有吸引力，否则，一厢情愿地开发景点，其结果似乎难以如愿以偿。王林在《论旅游决策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中讨论了旅游者决策风险的成因，指出旅游企业和旅游者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体。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旅游企业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旅游开发投资因为旅游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决定了其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旅游开发投资的风险加大。因此，旅游定位就成为减少旅游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富红在其研究中指出，旅游地定位包括旅游地形象定位、旅游地产品特色定位和旅游市场定位。旅游开发投资不遵循旅游地定位规律，忽视旅游规律，就极有可能踏入旅游开发投资的“陷阱”。

此外，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开发既有收益，也有损失和风险，同时还应考虑开发对象、人力、物力等资源作其他用途时的机会成本，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和风险等。

（二）经营风险

虽然中国的旅游产业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国内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旅游企业的不断进入，必将会给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龙凌是较早对旅游企业经营风险做出明确界定的学者，他在《旅游企业特殊经营风险的界定及应对措施初探》中将旅游企业经营风险作了界定，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旅游经营风险划分了不同的类别。龙凌对于特殊经营风险的性质研究无疑为之后的研究者们就“非典”对经营风险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帮助。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国内涌现的大量文献可以视为对旅游经营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张广瑞、魏小安主编的《中国旅游业：“非典”影响与全面振兴》一书，收集了“非典”发生后旅游业做出的相关研究，其内容涉及“非典”影响、应对措施、危机管理、形势判断、政策动态、振兴策略和国际借鉴等方面。

对“非典”的研究使业界人士真正意识到了旅游业的特性。如石培华、张吉林等人在《“非典”后的旅游经济重建与风险管理》一文中指出，“非典”疫情强化了旅游业“敏感产业”的特性，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几个“软肋”：旅游业的风险过度集中、旅游企业抵抗风险能力弱等等。学者们还对“非典”反映出的旅游企业的经营弊端及缺乏危机管理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非典”后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赵阳建议旅游企业建立并实施危机管理预案：要以市场竞争中旅游企业危机的出现为起点，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通过识别、预测潜在危机，预先准备各种应急计划，尽可能阻止危机的发生、发展，并尽量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以争取新的转机。

（三）生态风险

目前，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已开展生态旅游。但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危机，旅游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旅游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都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尚天成、赵黎明在《生态风险分析在生态旅游系统管理中的应用》中指出：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利于生态发展的负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环境胁迫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唐代剑、魏美才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系统总结了导致生态旅游开发风险的种种问题。

面对着不断出现的生态风险，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对策。如梁明珠指出，观光农园的拓展潜力较一般的生态旅游形式更深、更广，较之其它开发形式生态风险较小。关于这一点，学者唐代剑阐述得比较详尽，他在《千岛湖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及管理对策》中，以千岛湖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导致的生态风险并提出了管理对策。

（四）文化风险

旅游业的开发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旅游业开发中出现文化风险。通常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风险可分为两类：

一是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外来文化和目的地原有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消失，把不良的习惯在目的地传播等。部分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献之中，如吴晓萍、何彪把民族旅游发展给民族社区的传统社会文化带来的风险归结为民风习俗的商品化、社会道德风尚的退化、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四个方面，同时指出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对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力。

另一类则突出地反映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在当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条件下，某些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对文化旅游景点盲目或过度开发，造成对文化景点原有历史价值的破坏。如黄芳针对山西日益兴起的大院文化旅游开发热，指出了布局雷同、对外宣传特色不明显、对整体形势把握不准可能导致的风险。

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局限

（一）处于初级研究阶段

世界旅游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进入大众旅游阶段，并以一项新兴产业应有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向前拓进。而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且最初是在外交目的的基础上缓慢起步，直到90年代才逐渐具备了大众旅游的形态。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旅游学术研究，与西方相比，我国不仅起步晚，理论基础也非常薄弱，多数研究只能借鉴西方旅游的发展经验和理论观点。

（二）研究方法单一且缺乏理论性研究

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学科得以发展的关键之一。但是国内旅游风险管理研究主要采取实证研究单一的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的分析，更不用说借鉴其它学科一些特有的研究方法了。同时，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在笔者所能找到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少数几篇是从理论上对旅游风险来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定量的理论研究，就很难得以持续的发展，也很难形成一个研究体系。这是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方向多元化且缺乏综合性研究

正是由于我国学者都偏向于定性研究，导致随着旅游业发展问题的不断增多，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数量逐渐增加，而且多数是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性论著颇丰。因此，纵观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的整体历程，给人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化、缺乏综合性研究的状况。对于统一、全面的风险研究著作较少，其出现也多为与国外的研究一起论述。这种研究状况如果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会阻碍其发展步伐甚至停滞不前。

（四）研究内容相对狭隘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出境游日趋成熟的推动下向世界旅游不断靠拢，因此发展所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政治风险、自然风险等等。这都需要学科研究人员不断重视，而依据我国目前旅游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很多现实中已经存在甚至对旅游业已经构成威胁的诸多风险，在学者们的研究著作中并没有或者很少谈及，这是旅游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世界旅游组织曾经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位的旅游接待大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所以，虽然我国对旅游风险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暂时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加之风险管理在影响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旅游风险管理的研究势必在旅游业发展良好势头的带动下不断拓展，这将推动国内旅游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探索层面的深入，从而反过来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冰，吴必虎，蔡利平.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J].旅游科学，2004，18（1）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茶文化旅游；产业态势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茶文化的复兴和旅游产业发展，以茶文化为主体的茶文化旅游得到了飞速发展。伴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在学术界，茶文化旅游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目前，在学术界的研究中，主要偏重于茶文化的产业发展，对茶文化旅游的理论，特别是有关茶文化旅游的概念、特征的研究少之又少。有鉴于此，有必要对茶文化旅游的相关概念、特征以及产业发展态势进行研究，以期达到丰富茶文化旅游的理论研究内容的目的。

一、茶文化旅游的概念

（一）茶文化与文化旅游。研究茶文化旅游的概念，要首先界定茶文化与文化旅游的关系。茶文化的概念有其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专指其“精神财富”部分。最早提出文化旅游概念的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认为“文化旅游包括旅游的各个方面，旅游者从中学到他人的历史和遗产，以及他们的当代生活和思想”，这是从广义上定义文化旅游的概念。国内学者任冠文认为“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主要以消费文化旅游产品，体验与享受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内涵，从而获得身心愉悦的一种旅游活动”。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茶文化和文化旅游都属于文化范畴，都具有文化的属性，并且都处于行为文化层面。而茶文化旅游不只是茶文化与旅游的简单相见，它既是茶文化内涵的延伸，又是文化旅游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

（二）茶文化旅游的概念。关于茶文化旅游的概念，目前学术界不但没有统一的定义，而且有关茶文化旅游概念的论文也是少之又少。张琳洁认为，茶文化旅游是指茶业资源与旅游进行有机结合的一种旅游方式。毕剑、尹郑刚认为，茶文化旅游是以茶文化及其衍生艺术形式为主要吸引物，以了解茶文化、认识茶文化、欣赏茶文化为主要目的，融观景、品尝、参与、购物于一体的一种文化主题旅游。以上关于茶文化旅游的概念，作者都是从旅游产业化的角度进行界定，没有考虑到旅游者与茶文化旅游内涵之间的关系，没有突出旅游者的文化动机。笔者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对文化旅游的定义：“人们想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时所发生的旅行”认为：茶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为了解、鉴赏和体验茶文化内涵，而对茶文化旅游区进行的旅行，从而使旅游者获得精神和文化享受的一种旅游类型。

二、茶文化旅游的特征

（一）茶文化旅游的文化性。茶文化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部分，表现出很强的文化性特征。文化性不但是当今旅游的整体属性，更是茶文化旅游的根本属性。如果在茶文化旅游的过程中没能表现出茶的文化性特征，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行之不远。茶文化旅游的文化性是有关茶叶的生产、加工以及饮用等方面而产生的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在这些表现形式中，都是围绕茶的这个核心来表达，如让旅游者参加茶叶的采摘、炒制过程，使游客体验到茶叶的生产文化；通过茶艺表演，使旅游者体验中国茶的“廉、美、和、敬”的茶德文化；通过旅游者欣赏茶诗、茶画和茶歌等艺术，使游客体验茶文化的精神内涵。

（二）茶文化旅游的休闲娱乐性。作为文化旅游的一部分，在内涵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文化性，茶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在内涵上更多地体现出休闲娱乐性特征。旅游的属性不仅包括文化性，还包括休闲娱乐所带来的愉悦性；茶文化在表现形式中也更多的是使受众体验茶所带来的休闲娱乐享受。从以上两点来看，旅游和茶文化的休闲娱乐性特征是相一致的，这也是茶文化能适应当今旅游业的发展，迅速开发出茶文化旅游的前提。在茶文化旅游中，主要是通过有关茶的艺术表现形式来突出这一特征，特别是茶文化的核心――茶道，它在表演过程中，所展示出来茶的休闲、养生的文化都能使旅游者得到身心的愉悦。除了茶道之外，茶文化旅游的其他形式所追寻的目的也是使旅游者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得以休闲娱乐。

（三）茶文化旅游的经济性。茶文化旅游作为当今旅游产业的一个分支，它的经济性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这是由于茶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所决定的。茶文化旅游企业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是首要的目标，也是无可非议的做法。茶文化旅游的经济性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现今世界是市场经济世界，追寻经济性就能用经济手段更好地保护茶文化艺术，丰富茶文化内涵；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地追求经济性使有些茶文化旅游企业偏离茶文化的传统形式，甚至把一些糟粕带进茶文化旅游中去。因此，鉴于茶文化旅游的经济性特征，在开展茶文化旅游的过程中不但要追寻经济利益，还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茶文化旅游的产业态势

（一）国内茶文化旅游发展初露端倪。国内虽然茶文化旅游发展迅速，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较小，知名度不高，旅游产品稀少。目前，我国开展茶文化旅游的地区主要是较大的产茶区，这些茶叶产区虽然茶产业的规模较大，但是与茶相关旅游产业的规模却相对较小，没有形成专门开展茶文化旅游的大型旅游景区和旅游公司，这样就不能适应当今旅游业飞速发展的速度。我国茶文化的知名度举世闻名，但是与此相关的茶文化旅游知名度却不高，如很多旅游者只知道杭州的西湖龙井很有名，却很少有人知道与龙井相关的旅游产品。纵观国内的茶文化旅游市场，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十分不足，产品不但稀少而且形式太单一，没有形成一条与茶有关的旅游产业链条。以上几点说明我国茶文化旅游开发十分不足，还处于水平较低的初级阶段，要想发展我国茶文化旅游，必须扩大产业规模，提升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大力开发适合我国茶文化旅游的产品。

（二）茶文化旅游重“茶”轻“旅”。我国茶文化旅游产业普遍存在重视茶产业发展轻视旅游产业发展的现象。由于我国茶文化旅游是在茶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加之以茶为主的旅游收入没有茶产业收入高，导致在开展茶文化旅游的过程中旅游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再者，我国的茶产业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都是政府导向性，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模式中，政府在开发的过程中只重视茶产业发展，轻视与茶有关的旅游发展，有的地方政府之所以发展茶文化旅游无非是为了丰富茶产业的内容，这种发展模式势必影响茶文化旅游的健康发展。

（三）节会旅游带动茶文化旅游发展。近年来，节会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的一些茶叶产区开展的茶文化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加。鉴于此，这些地方政府改变了过去“茶叶搭台，经贸唱戏”的老传统，纷纷在茶文化节时把旅游要素也整合进去，这样达到了“以茶促旅，以旅促茶”的良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如，上海市把以前的茶文化节名称就改成了“茶文化旅游节”，旅游元素的加入丰富了茶文化节的内涵。但是，这些节会旅游还是以“茶”为主，以“旅”为辅，不能使二者有机地结合。

四、结语

茶文化旅游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行业发展态势上都处于起始阶段。要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就要加大对其的理论研究，提高理论研究水平，从理论高度上指导行业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文化.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2.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 旅游产业化 陕西省 理论研究

一、国内外关于旅游业的理论研究现状

我国对于旅游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是沿着国外学术趋势进行的，此外还针对中国特有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性研究，具有中国特色。总的来说，我国研究涉及了旅游产业化、旅游战略、旅游产品设计、行业管理体制、旅游企业经营与管理、旅游商业、旅游业现状与机遇、旅游区域、旅游动机、旅行经济模型、旅游产业竞争力、旅游文化竞争力、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旅游业创新等内容，并形成了以下几个研究热点：

1.旅游业产业地位的研究；

2.对旅游资源产权及对遗产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理论研究；

3.对旅行社行业分类制度和行业管理体制的研究；

4.对西部旅游等区域旅游开发的研究；

5.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6.对旅游市场时空动态规律的研究。

国外旅游业的发展如火如荼，成为将要超过石油业、汽车业的世界第一大产业。理论界的相关研究，也围绕着实践过程展开了各种层面不同问题的讨论，比我国研究发展早、立意深。张立生对《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文献分析，总结了国外旅游研究的十个热点问题：旅游行为和心理研究、旅游市场、文化旅游、旅游效应、旅游管理与决策、生态环境与旅游、战争政治与旅游、旅游组织与旅游业发展、探险旅游与旅游安全、旅游伦理。

此外，近年的国外文献中，也有诸如国外旅游目的地营销理论、旅游容量、 旅游小企业发展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旅游与反贫困等问题的讨论。

二、陕西省关于旅游产业自主创新的研究现状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认为，发展旅游业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突破口，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自1984年提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之后，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把旅游业列为“九五”和2010年间第三产业“积极发展类的第一位”，旅游业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2001年初，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旅游发展会议，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对策、措施，加之在世纪之交启动的西部大开发伟大战略工程等，这一切为陕西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大、做强旅游业，把旅游业作为新世纪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提供了宏厚的战略背景条件。

陕西省“七・五”、“八・五”、“九・五”乃至“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都把旅游业作为支撑陕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扶持、大力发展的支柱产业，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旅游工作会议，并制定颁发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确立了“大旅游”观念，提出了一些战略构想，但是目前仍没有具体的规划和产业化的策略、措施，使得陕西旅游业在具备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人才优势等前提下，遇到了产业升级的瓶颈。因此，对于陕西省旅游产业自主创新现状体提高能力对策的研究极为迫切。

学术界对于陕西省旅游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发展需要和旅游业现状，对于旅游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创新研究投入了很大力度，批准立项多项部级、省级、市级、校级以及相关研究机构资助的课题，涵盖了旅游产业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旅游支柱产业地位的研究[2]；结合我国西部大开发、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对旅游资源整合及旅游产业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

2.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问题；主要包括竞争格局、利益相关者统筹、产业界定（产权）、产业组织；

3.农业旅游的开发[3]；探讨了陕西省农业旅游资源优势，如何开发并适应旅游新需求，振兴农村经济以及精神文明建设；高新农业旅游以杨凌地区为例，开发农业旅游新亮点；

4.区域旅游发展[4]；突出横向合作；创造国际品牌，发挥整体优势；

5.文物保护；众所周知，陕西省文物资源丰富，在提高旅游资源开发时，也面临着保护问题，这是陕西省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一项长期的创新性研究；

6.立法研究[5]；旅游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是离不开法制和管理体制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中，涉及到宏观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饭店管理、导游人员管理、旅游者权益保护、旅游投诉管理等多项内容；

7.陕西省旅游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6]；在机遇方面，主要集中于资源、区位、入境旅游、国内旅游等；面临要解决的问题集中在住宿、交通、景区开发等；

8.陕西省旅游文化内涵、文化产业[7]；陕西省“大旅游”战略的确立，要求对外提升整体旅游形象和旅游产品质量，竞争焦点逐渐从硬件转移到软件，要大搞文化工程，加强文化资源与人文、自然资源的结合度；

9.生态旅游开发[8]；前省长程安东曾经在西部论坛讲话中提出将陕西建设为生态大省，因此，生态旅游是可持续展战略在旅游业的又一应用，有关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问题成为研究亮点；

10.旅游纪念品市场研究；作为旅游产业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市场既能够增加旅游收入，提高文化内涵，同时也关系到陕西省旅游产业链的建立；该部分研究从旅游纪念品设计、制作、生产、供销入手，将各个景区纪念品市场的规模确定，相关的管理规定，税收优惠等问题提了出来；目前陕西省纪念品销售收入仅占到旅游收入20%，与西方的40-60%有很大差距，因此，是个长久值得关注的问题；

11.国防旅游；仿照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开展模式进行探讨；

12.高校旅游；陕西高校资源丰富，在全国名列前茅，有些文献提出了相关构想；

13.旅游产品创新研究；基于陕西省旅游资源进行创新研究；

14.旅游扶贫[9]；以户县及其他地区为例，进行旅游对农村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

15.陕西佛教文化及其旅游资源；突出宗教文化，进行相关旅游项目的设计；

16.陕西旅游开发中的融资[10]；作为政府或旅游企业，在进行旅游建设时要解决的问题，这方面文献的数量与其他方面的相比，非常少；因此研究内容不丰富且研究角度定位模糊，不能形成对陕西旅游产业化的一个理论支持。

纵观上述文献综述，陕西省的相关研究就旅游论旅游，体现了旅游业的每一次创新构想；缺乏从整个省际环境出发、宏观及中观层面的研究，而且出现旅游行业的相关研究过多，而其他关联行业尤其是金融业与旅游业的关联效应研究较少的不均衡现象，不利于陕西省旅游产业化的目标实现，且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对旅游产业化及其经济功能提升的指导意义不显著。

三、陕西省旅游产业自主创新对策的理论研究创新

目前陕西省旅游产业化进程中，金融业支持力度不强。陕西省应加强金融支持力度，拓宽旅游业资金来源渠道。因此，理论界必须尽早进行金融业如何提高陕西省旅游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旅游业产业化、多元化提供发展依据。理论研究方向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银行信贷支持在目前仍然是主要渠道的原因。

2.在引进外资的同时，积极培植民营企业投资。广泛吸纳社会投资，扩大内需、引导消费，已成为陕西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重大问题。

3.大力发展多元化的旅游金融市场。

4.积极推进和运用旅游信托。

具体而言，今后的研究方法应注重以下方面的创新：

1.研究范围突破以前就旅游谈旅游，从产业角度重点研究如何加强金融业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重在行业之间的互动效应研究，探讨双赢模式；

2.引入陕西省旅游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增加数量研究和模型；

3.研究应定位于如何完善旅游产业链，而非旅游业本身细节问题的探讨。

参考文献:

[1]余洁等:近年来中国旅游研究的现状及热点问题述评[J]．经济地理,2006,(7):681～685

[2]禹向前:加快旅游业发展 构建陕西支柱产业[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9,(4):7～11

[3]杨敏等:高新农业旅游开发研究――以陕西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3,(3):576～578

[4]张慧霞等:山西与陕西区域旅游合作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6):37～39

[5]巩富文:发展陕西旅游业的立法对策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37～39

[6]黄春长:陕西旅游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J]．旅游学刊,1997,(1):24～26

[7]刘晓霞:陕西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人文地理2004,(10):18-21

[8]赵新民:陕西开发生态旅游项目的初期构想[J]．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8):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