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十篇

隋唐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 唐宋；钱法；辑考

一、《隋唐五代钱法辑考》研究意义

1、文献补白意义

自秦汉以降，货币法制的创制与厘革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除出土简牍所见秦《金布律》、汉《钱律》以外，古代货币法制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目前尚无关于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辑佚、考证成果。隋唐五代是中国货币体制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钱法呈现律、令、格、敕多种法律形式并存的形态，并对后世货币立法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本课题集散见隋唐五代钱法资料之大成，全面展示这一时期货币立法演进之全貌。由此上钩下联，触类旁通，最终完成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代经济法律提供资料储备和研究基础。

2、理论创新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法制的转型阶段，隋唐五代占据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的枢轴地位。这一阶段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兼具传承与创新精神，对货币政策调整、法律修订以及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课题研究以法制变迁为主线，系统考察律令、诏敕、奏议、策对、诗文资料所蕴含的钱法思想。从法律创制、法律适用、法律文化的综合视角，探讨隋唐五代时期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等问题，为法律史学的纵深研究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实践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调整货币政策、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等领域亟需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本课题从历史的角度观照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钱法渊源、钱法职能、钱法理论、钱法实践、矿冶法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查明隋唐五代货币法律变化过程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和运行状态，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学术创新，为我国当论决策、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提供理论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古代关于币制沿革的著录始于萧梁时顾@《钱谱》，后又有封演、姚元泽等诸家著述，惜皆散佚。当世所存者，以南宋洪遵《泉志》最古。此类著作多编年为次，以著录历代铸币沿革、款式为主。民国以来，结合出土、典藏文物对历代货币进行研究的路径，对近现代钱币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以下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三方面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

1、货币通论

此类研究成果承用前代经济史、货币史研究路径，重在介绍历代货币发展演进，对查明货币演化、铸币形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前辈学者侯厚培、周伯棣、彭威信、牧野巽、郭彦岗等在该领域均有论著。

2、货币法制

学界从法律史学角度对古代钱法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卢向前、闫晓君、唐金荣等学者利用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钱法演进、赃钱征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和《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是目前货币法制研究的代表作，分别以断代和币制两条线索，阐释古代货币法制发展脉络与适用问题。

3、货币职能

货币职能研究一直是古代货币研究的重点所在。作为信用货币，铜钱承担价值尺度、流通职能、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等基本职能。加藤繁、戴振辉、陶希圣、王永兴、卢向前、渡边信一郎、傅筑夫、李锦绣等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钱绢估算、铜禁管理、铸币比价、财政收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等诸多角度进行研究，对隋唐五代钱法辑佚、考释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本课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目前从经济史、货币史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仍占据主流，现有钱法研究重述、描摹气息浓厚，古代钱法的整体架构、发展变化及实际运行等重大问题尚不清晰。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层面，尚未充分彰显法学属性与特色。因此，有必要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钱法的沿革兴替与实际运作进行系统考察。

三、《隋唐五代钱法辑考》概说

1、研究目标

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钱法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部系统探讨隋唐五代货币立法、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司法实践的有独立见解的力作。

2、研究内容

本课题是关于隋唐五代时期铸币法制的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与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两部分：

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本篇为钱法史料辑佚。主要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传世古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分类辑录相关史料，并以年代为序编次。辑录的“钱法”条目由题名、时间、正文、来源、按语五部分组成，最大程度保证史料的原始性、权威性与完整性。原文阙名或确不合理者，题拟新名。所辑条目逐一注明出处，辨析异同，旁采博引，辨析考订。凡属订正原文讹误者，则以校勘记方式附于文末。依据史料性质与内容，该篇结构设计如下：

（1）钱法律敕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律令之中“钱法”相对稀见，直接关联者，目前仅存《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条引唐“刑部格敕”条。就法律形式而言，唐代钱法主要表现为诏敕形态，并对律、格等“常法”修订具有直接影响，如“刑部格敕”内容即本于永淳元年五月敕文。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钱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律令、诏敕史料，编纂“隋唐五代钱法律令诏敕系年要录”。

（2）钱货奏议资料辑录。隋唐五代时期，国家时常召集臣僚讨论币制厘革、民间私铸、钱重物轻、币制折算等重大议题。官员还可以疏奏、策问、拟判等形式，发表关于钱法的观点。陈子昂、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甫、罗周胤、程逊等关于当时钱法变迁与运行的表状、诗文材料，是反映唐代钱法理论与实践的原始依据。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士人关于钱法的奏疏、论著、策对、拟判等资料。

（3）矿冶铜禁资料辑录。针对民间私铸、恶钱滥行、销铸牟利、物价波动等问题，隋唐五代时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铜禁规范。与铸钱关联的铜铁开采、征收史料，散见于唐《考课令》、《杂令》及诏敕之中。本章重点辑录隋唐五代时期铜矿管理、赎铜缴纳与折算、民间、寺观铜器管理等史料。

（4）铸钱监使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少府监下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此为铸钱使职设立之始。本章辑录隋唐五代钱监资料，考订各地钱监与铸钱使设置、沿革与变迁史料，力图体现专题研究与通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中国古代钱法始于秦汉，《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二年律令・钱律》是秦汉时期货币法制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及隋唐五代时期百余道诏敕，则反映了近四百年间钱法厘革的实际状况。后世宋、元、明、清钱法，大致沿袭前朝典制。《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一》：“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明会典》卷三十四《户部三》“钱法”涉及铸币规格、管理、折算、私铸等。《大清律例》卷十一《户部》“钱法”调整货币铸造、流通、铜禁等，并附条例若干。可见，研究隋唐五代转型社会货币法制，对于查明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隋唐五代钱法并无专书可据，相关资料散见于正史、诏敕、奏议、政书、律典、文集、稗史，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之中。作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分类、分期辑佚及考释成果尚属空白。本篇研究以历代钱法规则变迁为背景，以隋唐五代法制运行为剖面，依托系统、完整的钱法辑佚史料，彰显专题研究特色，强调综合互补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①钱法渊源考。历代钱法在调整范围、对象与方式等方面损益之脉络清晰可寻。本章将以隋唐五代时期钱法为研究样本，利用传世文献、秦汉简牍和出土文书，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关注中古时期经济法律形式的演变历程，重点研究晚唐五代转型社会钱法的变迁历程。

②钱法职能考。本章主要考察钱法规则在调整货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作用。透过法制变革和实际运行的视角，以“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流通、贮藏等问题为线索，从法治视野关注币制改革、盗铸私铸、铜器铸造、实钱虚钱、实估虚估等问题，尤其注意晚唐、五代丧乱时期杂钱流通制度、地方割据政权钱法等专题的研究。

③钱法理论考。本章通过考订、分析律令诏敕、臣属奏议以及诗文判牍等原始资料，归纳、总结隋唐五代时期依法调整货币制度的思想与学说，与不同历史时期货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当代货币政策调整、抑制通货膨胀等提供历史参考。

④钱法适用考。罚、没、赃、赎收入是隋唐五代国家重要财政来源，处罚、抄没、计赃、赎铜均与钱法直接关联，是钱法适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唐律》规定了以绢估计赃标准，但中晚唐以后绢帛货币职能渐趋弱化，以钱评赃制度渐成司法常态，并在各类文献中有大量案例可资印证。本课题运用个案分析及数据统计方法，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考察钱法在定罪量刑领域的功能体现。

⑤矿冶法制考。货币铸造与铜、锡、铅、铁等矿产开采、冶炼、交易、持有、管理等法律问题直接关联。尤其是关于铜禁方面的律令、诏敕，以及银、铁、锡等矿藏管理，在隋唐五代矿冶法规中占据相当比例，遂拟设专题予以讨论。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依托《中国古代法律辑考》（北法文[2013]5号）、《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等大型课题，突出断代研究特色，完成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辑佚，为古代经济法律系统研究提供前期准备。

（2）以资料辑考为基础，强调专题考察特色。逐步展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法制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中国法律史学和构建经济法史部门贡献力量。

（3）重点关注货币法制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明，突出法律史学研究的时代借鉴价值，为我国当代金融政策调整及经济法律制定提供参考。

四、结论

在以上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课题的主要结论：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货币法制发展和运行的重要阶段，是传统铸币本位体制逐步向纸币本位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各阶段货币法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隋初至开元中期，承接秦汉以来货币法制传统与货币政策理论，实行开铸新币，法禁私铸，钱货兼用，驱逐恶钱等政策；开元末期至五代十国，社会状况急剧变化，为解决财政危机，保障开支用度，国家推行调整禁榷、厘定赋税、铸造杂钱、申严铜禁等措施。各阶段钱法创制与适用之间既有传承又富变化，反映出法制运行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彰显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 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M].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0.

[2] 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 彭威信.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4] [清]梁正诗，于敏中.钱录[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1989.

[5] 闫晓君.试论张家山汉简《钱律》[J].法律科学，2004（1）.

[6] （日）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日）渡信一郎.中古代の政と家[M].|京：汲古院，2010.全汉N.中国经济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M].吴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隋唐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隋朝；经济；唐朝；兴盛；影响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它很多原创性的政治制度，例如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等对后代影响深远。汉承秦制，并使这一套管理国家的制度更趋完备，开创了两汉四百年的基业，两汉成为亚洲强国，声威远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的短期统一，至隋589年统一全国，经历三百余年的分裂。隋唐是我国历史上大分裂后的又一个大统一的时期，隋朝像秦朝一样，创立了一整套管理国家的制度：中央行政管理方面的三省六部制度；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州、郡、县三级制；科举制度等。唐承袭隋制，并使之更加科学化、合理化。而且，在这一时期，隋唐帝国的声威、对周边少数民族及世界的影响力比之秦汉帝国更大。

人们经常把秦汉与隋唐放在一起比较，还因为秦朝与隋朝的灭亡有惊人的相似性：（1）两代均盛极一时，又都二世而亡。秦朝从统一到灭亡存在十五年，隋朝从建国至灭亡存在三十七年。（2）灭亡原因大致相同。隋炀帝与秦二世都奢侈浮华，大兴土木；苛捐杂税沉重，穷兵黩武。秦征发数十万人修筑万里长城，耗费巨资修建阿房宫；发动与匈奴的战争；捐税名目繁多。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劳师万里，远征高丽；数次巡游江都；搜刮民脂民膏，藏富于国等。后世史家多由此认为，这些是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其教训也是汉唐所以兴的理由。此论不无道理，但仔细察看，在相似的原因下，仍还有诸多相异的因素存在而少有人注意。那么，李唐在短期内走向强盛的原因何在？是否仅仅是中学教科书中所谓的唐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以及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和勇于纳谏呢？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中学教材在论及“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唐初统治者直接参加或亲眼目睹了隋末农民起义，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2）唐太宗善于用人，勇于纳谏。（3）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政治、经济方面沿袭了隋朝创立的一系列制度，使唐初立国就很快走上了发展的正轨。这些观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还可以据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加以细化，以说明“贞观之治”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笔者认为，仅有这些原因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存在，这个因素要到隋朝内部去寻找。但这个因素不是亡隋留给唐初统治者的教训，而是隋亡后留给李唐的经济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我认为，经济方面的因素对唐初快速兴盛的影响应该是更具原动力的因素。

隋朝于581年建立政权，589年统一全国，至618年灭亡，存在了三十七年。但是，隋朝很多原创性的制度对后世影响甚大，其迅速崛起又快速灭亡也令后人惊讶。隋朝灭亡后，留给唐王朝的就像一部缺少油的机器，一旦加了油就可以快速起动。“新机器”的制造者是隋文帝、炀帝和他们的臣下，他们之所以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制造出这样一部“新机器”，是因为有“开皇之治”。

隋文帝在位时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得政治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开皇之治”，后世称叹。他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有：一、开皇元年，废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在地方上采取州、县两级制。他合并州县，裁汰冗官，提高了行政效率。二、改革府兵制。开皇十年，颁布了关于军人编入户贯的诏令，这是府兵制度的重大改革。这项改革措施，扩大了府兵的兵源，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三、制定新的律法。先是开皇律，后制定了大业律。四、创立了科举制度。隋文帝于开皇年间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取士，用分科考试方式选拔官员。隋文帝为了贯彻这些政策，非常注意地方官的选拔，严明赏罚，励行法治，严惩贪官污吏。

经济上的主要措施有：（1）减轻剥削，缩短农民服兵役和徭役的年龄以及服役的时间。（2）沿袭北朝的均田制，并把它推行到江南。均田制的推行，使大量无地农民获得土地。尽管有的地方受田不足，可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国耕地面积迅速增加。（3）组织农民兴修水利。

隋文帝的内政改革，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南北统一局面的出现，更加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南朝经过宋、齐、梁、陈的开发，加以隋朝均田制的推广，经济上与北方的差距已经很小，生产力发展水平渐趋平衡。农业的迅速发展使隋朝粮食储备大增，政府在全国设置了许多官仓，如黎阳仓、河阳仓、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等。伴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人口也迅速增加，到606年，人口达到了460多万。手工业、工商业迅速兴盛。隋朝走向全面繁荣。

604年，隋炀帝即位。在即位之初，他尚能依靠文帝时期的政策维持其统治，隋朝继续发展。然而，隋炀帝统治后期却走向了反面，暴虐异常。隋朝灭亡，亡于暴政和农民起义。经过“开皇之治”，隋朝很快走向繁荣，数年之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当时百姓的境遇：“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犹大充轫，吏皆法，莫肯赈济，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①王夫之说：“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②他深知隋亡的个中缘由。其实，农民起义时，并非真的天下粮尽，只是隋炀帝藏富于国，处置失当而已。《贞观政要》卷8载：“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十一年，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灭亡二十年，他们储备的粮食布帛还没有用完，可见隋朝库藏的充实至为惊人。尽管隋朝亡于暴政和农民起义，但从上述引文看，直至炀帝末年，隋朝的物质基础还是甚为雄厚的。那么隋朝灭亡了，这种较好的经济基础对李氏建唐及以后“贞观之治”的出现有何影响呢？

《新唐书》和《旧唐书》及其它记载炀帝被杀的相关史书，李渊作为隋朝唐国公拥立杨侑，后受“禅让”立唐。后世论史者谈及此次“禅让”，每每认为是史家为李渊脸上贴金，以掩饰李渊逼位的事实。李渊作为隋室重臣，废幼帝自立，终究有篡位的嫌疑。论史者的臆说不无道理。但是从以上所述，文帝、炀帝当政，经“开皇之治”，隋朝迅速兴盛。而数年之间亡于暴政。而从隋亡二十年后，仓储犹丰来看，隋朝的经济基础并未因农民起义而受到致命的打击，恢复发展应该相当容易。李渊作为隋朝的唐国公，用兵自重，有问鼎天下的实力；李建成、李世民有谋略，网罗了大批人才，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当天下大乱后，李氏父子才能太原一呼，应者云集，以有天下。如果说，唐初建时如汉之建立于亡秦的废墟上一样，那么绝不会有唐的迅速崛起。所以，“禅让”之说并非为尊者讳而为李渊脸上贴金，杨侑确是让出了九五之尊，将有着雄厚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天下让给了李氏。李渊父子吸取亡隋灭亡的教训也罢，善于用人也好，归根到底，生产力没有遭到致命破坏，物质基础较好才是唐朝很快兴盛的关键。

学习探究历史，秦汉、隋唐并举是自然要求，因其前后相继。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后者吸取前朝教训和制度沿袭等方面，必须作整体考察，深究其内在的联系。隋唐与秦汉不同，汉代秦是由起义开始的革命，江山易姓，天下易主。汉朝吸取秦亡的教训，承袭秦制。但汉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它的必然性在于秦不得不亡。唐代隋是从起义开始而不是以革命终。江山易主易姓是自上而下的，只是政权在贵族间的转换。隋朝一整套管理国家的制度、隋的治国方略、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造就了唐初的迅速发展，更进而有开元时的高度繁荣。

任何后一朝代都是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都是建立在前朝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前朝对后代的影响，内在联系如何却千差万别。所以，笔者认为，探究隋亡唐兴，在肯定唐高祖、太宗一系列治理国家措施所起积极性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亡隋与唐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亡隋的物质、经济基础对唐朝快速兴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惟其如此，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唐朝的建立、发展和兴盛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乌廷玉.隋唐史话[M].北京出版社，1984-09.

[2]王国平.中国政治制度史纲[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11.

隋唐文化论文篇3

其次，隋朝建立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七部乐”、“九部乐”以演奏燕乐为主，这种音乐制度的建立既为满足王室娱乐、审美的客观需要，也是音乐文化不断交流、发展的产物；至唐代，频繁的对外交流和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更使其发展成为“九部乐”、“十部乐”，对原有的宫廷音乐建制加以进一步的完善。再次，隋代于太常寺设置教坊的音乐机构。教坊不仅作为宫廷中管理、教习音乐的机构，还间接集中和培养了大量的音乐艺术人才，为燕乐的繁盛提供了人力基础。至唐初禁宫增设内教坊，唐玄宗时期教坊又从太常寺的礼乐机构中独立出来，并分设左、右教坊，“右善歌，左善舞”进行明确分工，由此教坊得到空前的发展。最后，继承和发展法曲的音乐形式。作为宫廷燕乐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汉族传统音乐与佛教音乐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至隋称为法曲。唐代沿用此称，在继承隋代法曲的同时又吸收了外来音乐与道教音乐成分，在唐代燕乐中具有很高的音乐地位。由此可见，唐代的诸多重要的音乐体制、音乐机构以及音乐形式都沿袭于隋。而作为隋代音乐文化的继承者，唐以其开明的文化政策，使得音乐文化迎来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二、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

除了继承隋朝的音乐建制，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也是各民族之间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唐都长安作为世界文化中心，其音乐综合了龟兹、天竺、高丽等外国音乐文化，同时也集合了西凉、江南等地国内各民族的音乐。这种融合对国内传统民族音乐而言，是华夏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外国音乐文化而言，则是一种宽容的吸收和同化。隋初文帝建立“七部乐”的宫廷燕乐体制，“七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其中，“高丽（古朝鲜）、天竺（古印度）、安国（乌兹别克布哈拉一带）、龟兹（新疆西域古国）”四部乐均为外来音乐，“国伎（西凉乐）、清商（汉族民乐）、文康（汉族乐舞）”三部为国内民族音乐。隋炀帝时期，又增设康国（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疏勒（新疆西域古国）两部乐，隋代“九部乐”的音乐建制至此完成。唐代沿用隋代“九部乐”的燕乐体制，太宗时期将“文康伎”废除，又增设“燕乐”于列部之首，从而形成了新的“九部乐”。“九部乐”的体制形成不久，太宗将“高昌乐（新疆吐鲁番）”专设乐部，最终形成了“十部乐”的唐代宫廷燕乐体制。无论是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还是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从乐部的分配上不难看出，外国音乐在宫廷燕乐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唐代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既保留了原有的传统音乐形式，又吸收、引进了外来乐舞、乐器，呈现出国内、国外各民族音乐文化齐聚一堂的繁盛景象。

三、稳定、开放的社会环境

唐代经济高度发展、政治稳定，为音乐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安定的社会条件。经济方面，商业繁荣，不仅拥有货币储蓄机构，还出现了“市”、“集”的定期贸易场所；农业上，开垦耕地、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极大提高了作物产量；城市发展上，除两都以外，涌现出益州（成都）、洪州（南昌）、扬州等新兴的繁华都市。政治方面，国家强盛，对外扩张，呈现大一统的局面；政策上，采取开明的民族、外交政策，对外兼收并蓄，进行全面的开发和广泛的交流；文化上，受统治者开明政策的影响，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文化也呈现繁盛的景象。商业、农业的进步发展和新兴都市的出现，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统一、政策开明、文化繁盛，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条件。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逐渐衰弱，政治统治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时代。宫廷燕乐及多种音乐形式的发展因此由盛转衰，梨园、教坊也于唐末先后遭受裁撤和解散。由此可见，音乐的繁荣发展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四、统治者对音乐的提倡

统治者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也起着引导和支配的作用。唐代“九部乐”、“十部乐”宫廷燕乐体制就是是由太宗皇帝所建立的，而将唐代音乐推向繁荣鼎盛时期的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音乐皇帝”唐玄宗。唐玄宗的音乐活动涉及创作、演奏、理论等领域。他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雨霖铃》等，还擅长羯鼓、玉笛等器乐的演奏，是一位杰出的演出者与指挥者。此外，他还亲自创设和指导新的音乐机构———梨园，将教坊从太常寺中独立出来并加以改组、扩充等，进行一系列利于音乐发展的举措。虽然统治者对音乐的提倡是音乐文化繁盛原因的片面因素，但统治者的特殊地位及其音乐活动，影响着宫廷燕乐乃至整个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因而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隋唐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道家思想 佛教中观 崇本论 反本质主义 “本源—本体”论

作为道家思想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之后的第三期发展，昌隆于隋唐时期的重玄学无疑代表了这一时期道家哲学的主流。在目前学界的共识中，隋唐重玄学以其借鉴于佛教中观学“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而迥异于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那么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经历了道家学说从先秦原始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本体论的转变、并同时导入了与道家学说的“崇本论”截然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最后的理论形态对于道家思想的发展来说究竟是一种理论建构上的全面颠覆还是一种终究未能偏离原旨的因循沿袭？如果隋唐重玄学并未能偏离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那么它又将以何种面目承续道家学说？

如所周知，道家学说自先秦原始道家至魏晋玄学，有一条基本的理论脉络贯穿始终，这就是崇本论。虽然先秦道家的“本源”与魏晋玄学的“本体”在内涵上已不尽相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道家学说自《道德经》以来，从未放弃过对万物之“本”的探寻和追问，而这正是道家思想的特出之处。那么，在借鉴了与之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是否就此放弃了道家思想这一“崇本”的基本立场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以前，或许我们应该首先回溯到原始道家的道论，以此作为探究这个问题的开始。

道论是道家得以立足之本，道家的一切理论都奠基于其道论之上，原始道家道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一再强调道的无可规制性。据此，《道德经》以“无”释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缴，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2]

然而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指出的，这个“无”并非与俗常的“有”决然对立的空无一物的“无”，而是超越于具象的“有”、“无”等二元对立之上的无可确定性：

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并可以说，他们否认世界的存在。而这本来不过是说，统一在这里是完全无规定性的，是自在之有，因此表现在“无”的方式里。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是被认做远离一切观念、一切现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同一。因此这种“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的本质。[3]

虽然原始道家的道（“无”）并非如黑格尔所说已成为一种抽象的“本质”，毋宁说，它只是“本源”，而这一对“道”的进一步本质化是由魏晋玄学完成的。但在《道德经》对于“道无”的一再强调中至少可以见出：“道”的这种无可感知和视听的“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然而自《庄子》以降，《道德经》中的这个“无”却一再被误读为具象的、与俗常的“有”相对的空无。据此，在《庄子》中，对“无”提出了质疑，《庄子·知北游》中说：

光耀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耀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不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在《庄子》看来，所谓“无”只是与“有”相对的俗常的“无”，并未达到无为之最高境界，因而更以“无无”进一步否定“无”。而对于“无”的这一缺憾，在魏晋玄学中同样亦被发掘了出来，在何劭的《晋书·王弼传》中记载了王弼对《道德经》之“无”的置疑：

时裴征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征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

据此，王弼将其最高本体称之为“至无”，而这一似乎更高于“无”的“至无”，其实不过仍是为了表达“道”的无可规制性而已。于是从《庄子》中的“无无”到王弼的“至无”，道家思想一直试图沿着遣执去滞的理论进路推展道的这种无可确定性，在这一条似乎是漫漫无尽的遣执去滞的道路上，隋唐重玄学由于导入了佛学中的双遣双非而走得似乎更为彻底。初唐的重玄大家成玄英在其《道德经》疏中说：

有欲之人，惟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亦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4]

从初唐的成玄英李荣到唐末五代的杜光庭，无不将这种双遣双非的双重否定运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在这些重玄学的著作中，诸如“非……非……”“不……不……”等的语义模式所处可见。隋唐重玄学正是在运用了这种看似圆通的双遣双非、不落两边而使得其“道”更为无所滞碍，因为在隋唐重玄学的双遣双非中，“道”不但超越了有无，更超越于诸如阴阳、刚柔、因果、本迹、本末等等一切的二元对立：

道性者即真实空、非空，不空亦不不空，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终非非终，非本非末，而为一切根本。[5]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6]

是知道德为正体，非果非因，非本非迹。[7]

按照隋唐重玄学的解读，魏晋玄学的崇有说当然是滞于有了，而王弼等的贵无说虽然是对于“有”的否定，但是却同样落入了“无”的局障之中，那么这个“无”同样也要被坚决地否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与《庄子》的“无无”说是对《道德经》“道无”论的误解相类似，隋唐重玄学的“非有非无”对王弼的“至无”说亦作出了历史重演式的误解。正是基于这种误读，隋唐重玄学方才得以用“非有非无”进一步否弃王弼等的“至无”。然而隋唐重玄学在这条否定的理论进路上似乎走得还有些意犹未尽，因为他们以为这种中道仍然是一种执着，因而连这“非有非无”的中道亦要遣去，于是就是“玄之又玄”的重玄。

毋庸讳言，在对“道”的无规定性的铺展中，隋唐重玄学运用了“非有非无”的双遣法，而这一方法正是源于佛教的中观学。如所周知，佛教的中观是奠基于缘起性空的教义之上的，亦即：中观学意义上的“非有非无”指向的是万物的空无自性。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中观者的二谛中道观：缘起即是性空，因为诸法空无自性，所以是缘起法，要由众缘而现前，……中观则说无自性与缘起相即相成，彼此有深切的关系……然这里要郑重指出的，性空即缘起本相，不应作形而上的实体看，也不应作原理而为诸法的依托看；这是形上形下或理事差别者的拟想，而非缘起性空的实相。”[8]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导入了佛教反本质主义的中观学以后，隋唐重玄学的“道体”是否就此化约在这“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之中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隋唐重玄学中，无论道是“非有非无”还是“非古非今”，甚至是“非非有非无”，“非非古非今”等，这种有鉴于中观学的双遣双非所要导出的却绝非是“道”的空无自性，恰恰相反，它要成立的乃是作为万物最高之本体的“道”的真实存在，而所谓“双遣”的表述，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仅仅是为了彰显“道”的无有规定性，“双遣”本身决不是自反性地指向自身的。正如成玄英在《道德经》疏中所说：

至道微妙，体非五色，不可以眼识求……故夷然平等也，无色无声无形……明至道虽言无色，不遂绝无，若绝无者，遂同太虚，即成断见。今明不色而色，不声而声，不形而形，故云希夷微也，所谓三一者也。[9]

道虽然无色无声无形，然而却并非象太虚一样地“绝无”，只不过因为道的微妙玄通，无法以常人的耳目感觉罢了，所以决不可将道视为虚无，否则将堕入断见。不但如此，隋唐重玄学还一再肯定了道作为超然物外的最高本体的存在：

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10]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11]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12]

在隋唐重玄学中，佛教的中观之道显然已经失却了般若空观的原意，它不过是作为最高实有本体之道的修饰语而被使用着，而这种旨在指向“道”之无可规定性的双遣双非反而更证明了“道本”的实存——这一运思结果显然是与佛教中观的反本质主义背道而驰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之后，隋唐重玄学并未偏离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以来道家思想“崇本论”的基本立场。当然，与前代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同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而使得其理论构架变得更为精巧和圆融无碍。

二

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对于佛教中观的导入并非一场极具颠覆性的范式革命，恰恰相反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对于“道本”的无有规定性的进一步推展更为确凿地证明了“道本”的实存，因而这种变革在道家思想的发展中依然延循了其“崇本论”的基本理路。那么接下来使我们感兴趣的是：隋唐重玄学的所谓“道本”究竟成立于何种意义之上？或者说，在历经了自先秦的“本源”到魏晋玄学的“本体”的嬗变后，隋唐重玄学将以何种面目承续和建设道家的“道本论”？

首先，继魏晋玄学将《道德经》中的“道”由本源说抽象为本体说后，隋唐重玄学将魏晋玄学的这一抽象本体进一步推展。在这一推进的过程中，隋唐重玄学不但借鉴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将其“道”的无可规制性进一步推进（而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详细论及），而且径直将“道”等同于“理”。成玄英可谓隋唐重玄学家中言“理”最为频繁的一位。在他的著作中，道即是理、是“无为之妙理”、“自然之正理”、“玄理”、“真理”等的表述随处可见：

道者，虚通之妙理，众生之正性也。[13]

至理无塞，恣物往来，同行万物，故曰道也。[14]

真理既绝于言象，至教亦超于声说，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15]

紧跟其后的李荣也基于道的抽象本质将其等同于“理”：（道是）“虚极之理体，不可以有无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极其真。”[16]而后代的唐玄宗、杜光庭则无不是沿着这一“道理”说的思路继续前进的：

夫至理精微，玄宗隐奥，虽假言以诠理，终理契而忘言，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辩说也。[17]

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既穷，生性又尽，以至于一也。[18]

从以上引文可以见出，隋唐重玄学的这个等同于“道”的“理”的一大要义在于其虚通无碍、超绝言相的无有规定性，正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德义》中所说：“道者，理也。……言理者，理实虚无。”[19]而正由于“理”的这种无有规定性，使得它能够遍在于万物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不逃于物，教亦普遍无偏矣。”[20]在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中，道与物决不可能仅仅象先秦原始道家那样如母子般血肉相连，因为“理”将不再作为万物的最高生化本源而是一种抽象普遍的存在。不但如此，由于其导入了佛教的本迹说，因而道物之间的关系比起魏晋玄学来说显然更为精致圆融。因为在所谓本迹说中，本既高于迹又不离于迹，本在迹中，迹中现本，本迹不二。运用本迹说阐发作为“理”的道本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成玄英可谓重玄家中援用本迹说最多的：

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21]

无物者，妙本也。夫应机降迹，即可见可闻，复本归根，即无名无相。[22]

在《庄子疏·序》中，他甚至将《庄子》的内外篇分判为本迹之别：“《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23]而本迹说自成玄英的一再使用，似乎成为隋唐重玄学描述道物关系的固定用法了。如李荣在《道德真经注》中也说：“顺理则契于妙本，顺俗则同尘降迹。”[24]而唐玄宗则说：“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等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25] 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识度中，“迹”是显而易见的，而将“迹”与“本”对举的意义就在于：由可识可见的万物之“迹”中更见出妙本理体的微妙难识，则当然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比起魏晋玄学的本体说来是更为精致圆融了。

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并非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其意义首先在于：理作为道的无可规制性和普适遍在性从道作为生化之本的本源性中剥离出来并成为了万物的最高本体，不但表明隋唐重玄学的“道本论”区别于原始道家的“本源论”，更意味着其在延循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时的确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转换。因为这个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的理将不会再象重玄学家们所指摘的魏晋玄学那样陷落于“有”或“无”的拘禁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26]它将取代任何“有”或“无”的偏执而成为万物之最高本体。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一再强调的是：隋唐重玄学的“理”虽然似乎超越了所谓“有”“无”的禁制，但是它仍然是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而存在的，虽然隋唐重玄学一再宣称破滞去碍，然而这种似乎颇具革命性的口号却并没有带来对最高本体（道或理）的全面颠覆，亦即：那个自先秦《道德经》以来所一直被道家思想所延循的道本说即使是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双非以后，也仍然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建构中贯穿始终。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如果说隋唐重玄学以前的道教一直将修命作为成仙了道的唯一途径，那么在隋唐重玄学将“理”导入了其道本论以后，所谓的智慧解脱也随之成为了道教修仙论的重要内容。因为既然道就是理，那么修道不单只是命功那样简单，由悟理而契道必将也成为道教修道论的不可或缺的一种途径。

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的“理”是沿着魏晋玄学的本质主义而向前推进的。与魏晋玄学将“道” 抽象本质化相区别的是，在先秦道家的《道德经》中，万物之“母”的最高本源——“道”是一种流动的、极富生命力的活象，这个作为万物生化之本源的“道”与万物有着母子般的血肉联系。而自魏晋玄学将道抽象本体化以来，这个作为万物之本的道却似乎在这种纯粹概念的形上标举中流于偏枯和空疏。那么，沿着魏晋玄学本质主义向前发展的隋唐重玄学是否也因其“玄之又玄”的遣滞去执而将其道论最终抽象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干瘪空疏的理体呢？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道气论的引进，隋唐重玄学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正好相反的回答。

在《道德经》中早有“专气致柔”的表述，但是老子对此并未进一步发挥。而相比之下，《庄子》倒是对气要有兴趣得多。在《庄子》中，“气”不但是一般具象的物质，而且还有阴阳之别，如在《秋水》中他说：“自以此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在《天运》中他说：“阴阳者，气之大也。”“受去气而养乎阴阳。”不但如此，《庄子》更有将气视为万物之本源的倾向：

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故圣人贵一。[27]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28]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29]

在《庄子》看来，万物包括人都是气之所化，人之生则气聚，人之死则气散。他甚至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在《大宗师》中庄子称：“伏戏得之（道）以袭气母”，以气为母，则其中的本源意味不言自明。关于气与道的关系在《庄子》中尚未被揭橥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将气等同于道，却是自隋唐重玄学肇始的。

如前所述，成玄英是隋唐重玄学家中对“道理”说推举最力的，但是即便是成玄英的道本论也未曾否弃过道气说。在注《老子》“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中他说：“专，精专也。炁，道也。致，得也。柔，和也。只为专精道，致得柔和之理，如婴儿之无欲。”[30]在这里，成玄英明确指出道即是炁；而在疏《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时他说：

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为名也，虽复非无非有，而有而无，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虽复非象，非色而为色为象；故是炁也，言道种种变见（现），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31]

虽然成玄英的“道”非有非无，非象非色，但是道却决非一个空疏之“理”所能全部囊括，因为这个即使是被成玄英名之为“妙理”、“玄理”、“理境”的“道”中还是蕴含着万物之生化本源的炁的。唐玄宗在《御注道德经》中，更是径直将道气并称为万物之生化本源：“人既知身是道炁之子，从冲炁而生也，当守道清净，不染妄尘，爱炁养神，使不离散。”[32]其后的杜光庭则干脆说：“道者，虚无之炁也，混浊之宗，乾坤之祖，能有能无， 包罗天地。道本无形，莫之能名。无形之形，是谓真形；无象之象，是谓真象。先天地而不为老，无形而自彰，无象而自立，无为而自化，故曰大道。”[33]

隋唐的重玄学不但基于元气作为万物质料的意义将其视为万物之本源，更将“气”等同于一种推动“大道”运行的动力或作用力。而这种“气”的意义在司马承祯的道气论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开展，在《服气精义论》中他说：

夫气者，道之几微也。几而动之，微而用之，乃生一焉，故混元全乎太易。夫一者，道之冲凝也。冲而化之，凝而造之，乃生二焉，故天地分乎太极。是以形体立焉，万物与之同禀；精神着焉，万物与之齐受。[34]

司马承祯认为气是道的极微妙的内核与动力之所在，而当这个作为道的内核与动力的气运动起来，道也随之成了一种动态，这样道便在气的推动之下生出太极，然后生化天地和万物。而不论气是作为万物的质料还是生成万物的动力，在隋唐的重玄学中都几乎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正是基于此道气同位同体的理论识度，所以隋唐重玄学在将道“理”化的同时，也从来不曾否弃过这个至道妙本的生化之用，于是，这个在魏晋玄学纯粹概念的形上推举中曾被一度干瘪化和空疏化的“道”又在隋唐重玄学的道气论中被重新激活而流动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可不谓是对原始道家道论的一种回归：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35]

道本包于元炁，元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生万物。[36]道动，出冲和之气，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满。[37]

然而隋唐重玄学毕竟已不全同于原始道家，因为在原始道家那里，“道”作为生化之本源的意义是道的全部内容。而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是在历经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说以后再重新导入其道气论的。这就是说，在隋唐重玄学的道体论中，本源论和本体论是同时并存的。这样，隋唐重玄学就将必然遭遇到无论是先秦道家还是魏晋玄学都不曾有过的理论困境，这就是：这两种道本论究竟是谁更为至高无上？抑或两者同样重要？基于重玄学的立场，成玄英以本迹说解决了这一问题：

至道妙本，体绝形名，从本降迹，肇生元气。又从元气变生阴阳，于是阳气清浮升而为天，阴气沉浊降而为地。二气升降，和气为人，有三才，次生万物。[38]

在成玄英看来，虽然道在生化万物时可等同于元气，但是这毕竟是有迹可寻的，因而相对于那个超言绝象的“理”化了的道本，这种生化功能只能是迹。在这个关于本和迹的分判中，道理说与道气论的高下之分已不言自明，而集重玄学之大成的杜光庭在他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则更为明白地阐发了这一点：

其一生化之域，二气之内，阴阳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气之外，妙无之间也；其三妙无之域，居妙有之外，氤氲始凝，将化于有也；其四妙无之外，谓之道域，非有非无，不穷不极也。[39]

虽然隋唐重玄学并不拒斥道气论，但是本着其遣滞去执的重玄立场，隋唐重玄学是很难将这一似乎落于“有”执的道气说升格为究竟之境的，于是运用本迹说或是四分法将道气说纳入其重玄体系而与道理说同时并存倒也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方便法门，而这种基于重玄立场的圆融和会通使得隋唐重玄学的道本论在延循道家崇本论的基本理路后，最终成为了一种与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崭新的“本源—本体”论。而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从先秦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的“本质说”，最后再到隋唐重玄学的“本源－本体”论 ，道家思想中崇本的基本立场是从来不曾被否弃的，而这种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无疑是与佛教、特别是中观思想的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隋唐文化论文篇5

此话怎讲？这得先从隋炀帝之死说起。

隋朝的统一和建立，没有经过激烈的农民战争，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争斗吞并的结果。旧势力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起初有过短暂的收敛，对农民作了些让步，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成了少有的节俭皇帝，他还大力进行改革，使民众安居乐业，国力也大大增强，但过了一段时间，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便放肆起来。他穷奢极欲，滥用民力，征调数百万民工大兴土木，建东都、筑西苑、缮离宫、修长城、掘运河、开驰道，还四处游玩，三下江都，又三征高丽，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

隋炀帝作风极其恶劣，专横跋扈、嫉杀贤能，弄得众叛亲离。他说：“我生性不喜欢人谏。”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黎民百姓，谁进谏都格杀无论，来一个，杀一个，杀得无人敢说一个“不”字。《隋唐嘉话》上记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大夫薛道衡因诗写得比他好，他就逼薛道衡自杀，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如，他曾作《燕歌行》诗，当时文人学士纷纷写诗唱和，一般都是平庸之作，惟有王胄的诗不在他之下，他又借故把王胄杀了。王胄临刑时，炀帝还故意口诵王胄诗中的名句，嫉恨地说：“从今以后你还能写出‘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佳句吗?”

由于隋炀帝的穷奢极欲和专横跋扈，导致农民大起义和隋官大割据，他无法收拾时局，逃到江都，愈益荒淫无度。此时，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隋官煽动卫士，攻入官中，炀帝更换服装逃到西阁，被叛官捕获。他要求饮毒酒自尽，叛官不许，只得自解巾带交给叛官将其缢死。一年后，隋朝亡，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仅维持38年的短命王朝。

此时，李世民才19岁。他年纪虽小，但亲历了隋炀帝的黑暗统治，还随父起兵太原，参加了反隋的斗争。隋炀帝的悲剧使李世民为之震撼和惧怕，他做皇帝后，认真总结了历代帝王尤其是隋炀帝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巩固自己取得的政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并始终把隋朝作为一面镜子，“慎终如始”，警戒自己，告诫廷臣。

他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哪得不丧失?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要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

他对太子李治随事训诲，如见乘船就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舟。”并作《帝范》“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12篇，身体力行，传授李治。

隋唐文化论文篇6

隋唐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发展的重要时期，针对隋唐胥吏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日本筑山治三郎、国内张广达、俞鹿年、廉湘民等先生对唐代的胥吏均有专题研究。对隋唐胥吏的探讨，更多是围绕“主典”和“流外官”而进行的，以王永兴、郭锋、李锦绣、任士英等几位先生的成果为代表。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 。

通常所谓胥吏，包括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三部分。本文以第一部分为研究对象。宋朝分类比较清晰。在官之下，从事文书工作者为“吏”，从事具体事务者则称为“公人”。反映在制度上，中央各机构的设官、置吏有明确规定，如《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所记尚书都省“设官九：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一人。……置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令史十有四人，书令史三十有五人，守当官六人。”但是隋唐文书胥吏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阶层，其分化程度还不及宋朝。在唐律中，“吏”的概念比较宽泛，《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解释“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时云：“吏，谓流外官以下。卒，谓庶士、卫士之类。”据此，则凡在官府供事者，除了“卒”外，“（流外）勋品以下，爰及庶人”[2] 均为吏。在唐人观念中，“吏”有广义的“凡百执事，谁非吏职？”与狭义的“吏者，谓官长所署，则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这两种含义[3] 。在隋唐的行政制度中，也没有找到一个概念能与“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群集合准确对应。所以，在此有必要以文书胥吏的核心任务——办理文书为中心，并参考唐朝社会观念以及职位的发展方向，对隋唐中央文官机构中文书胥吏的构成作一简单分析。

在中央机构中，流外官中的行署文案者，即与“主典”概念大致相当的台省“令史、书令史”，寺监“府、史”等流外官构成隋唐胥吏的主体。对此，学者意见一致。唐制对其职掌有明文规定，“尚书都省令史、书令史并分抄行署文书”，“以主事、令史、书令史署覆文案，出符目”，“凡令史掌案文簿”等等[4] 。府、史职掌与之相似，如《敦煌发见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记家令寺有“府十人掌受事上抄，行署文案。馀府准此。史廿人掌同府”[5] 。

但是，“流外官”概念并不能涵盖隋唐机构中所有的文书胥吏。

首先，数量巨大地方佐史等胥吏就不属于流外官[6] 。其次，就中央文官机构而言，其中还存在一些胥吏，其身份地位尚在流外官以下。令史、书令史、府、史中的绝大部分为流外官，但以《唐六典》各官府职员的设置情况与基本同时的《通典》卷四十所载开元二十五年（737）流外官品令比较，诸冶、诸屯、诸铸钱监等机构的府、史就不是流外官。此外，据《唐六典》，在秘书省著作局、殿中省、内侍省和太子左春坊诸局中，设有“书吏”一职，书吏与令史、书令史性质相似，《敦煌发见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明确记其职掌，如司经局下记“书令史二人掌行署文案。馀局书令史准此。书吏四人掌同书令史”[7] 。可见书吏职掌与前引令史、书令史，府、史之职掌完全相同，当为专司文书的胥吏，但书吏却也不在流外官之列。

另外，尚书都事、门下录事、中书主书，各省、御史台及东宫主事、寺监录事等为低级流内官，从其职掌与唐人将其视为胥吏的社会观念看，应属于我们考察范围之列。其中，张广达先生已经证明主事、寺监录事这些法律上的流内九品官在社会观念中被视为流外，归入吏职。沿此思路，尚书都事、门下录事、中书主书三官亦然。其职掌为办理文书，从“事”或“书”的名称便可看出其职掌与文书有关[8] 。就门下录事而言，《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规定：“尚书省应奏之事，须缘门下者，以状牒门下省，准式依令，先门下录事勘，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可见门下录事有依照令式勘检文书之责。在唐朝他们也被视为胥吏。如开元十三年，行封禅之礼，“中书令张说自定升山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中书舍人张九龄看不惯张说的做法，对他说：“今登封霈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9] 。张九龄正是把录事、主书看作胥吏末班。中书主书的情形与之相似。中书主书的职掌是“司中书簿籍”[10] 。在唐人眼中，其也属胥吏。如代宗时元载为相，重用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被人称为“外委胥吏”[11] 。又如宪宗初，郑馀庆为相，对窃权干政的中书主书滑涣“复以胥吏蓄之，时论归重”[12] ，可见在唐人看来，胥吏才是中书主书理所应当的身份。除此之外，隋唐尚书都事、中书主书是由南北朝尚书都令史和主书令史发展而来[13] ，在唐代，他们又都是从“流外有刀笔之人”中选[14] 。所以，无论从其职掌、人选、渊源、都与令史、书令史等流外胥吏关系密切，不仅被当时人目为胥吏，而且从发展角度看，他们在宋朝又最终从制度上被明确归入吏职[15] 。因此，尚书都事、门下录事、中书主书，各省、御史台及东宫主事、寺监录事等低级流内官，也应该进入考察隋唐胥吏的视野之中。

同样，“主典”概念也不能涵盖隋唐机构中所有的文书胥吏。

先从概念上看，主典为四等官之一，勾官是与四等官?列的概念，唐律中诸如“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检、勾之官，同下从之罪”、“主典及检、勾之官为第四从”[16] 等律文都表明勾官与主典为并列关系，那么，寺监中作为勾官的流外官录事等胥吏自然就不属于主典。再举一个实例，上文已证门下录事为胥吏，王永兴先生认为其不是勾官[17] ，同时它也?非主典，因唐律规定“尚书省应奏之事，须缘门下者，以状牒门下省，准式依令，先门下录事勘，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有乖失者，依法驳正，却牒省司。若实有乖失，不驳正者，录事以上，减省下从一等。……驳正之法，唯在录事以上，故所掌主典，律无罪名”[18] ，可见门下录事不是主典。

围绕文书的运行过程，还有一部分专门负责文书传递工作的胥吏。如唐门下省、中书省均有“传制”一职。门下省设有“传制八人”，“掌送制敕。流外之中，最小吏也，分番上下，亦呼为番官”[19] 。与之类似，唐制规定低级无职事品散官应于吏部当番上下，“若都省须使人送符及诸司须使人者，并取兵部、吏部散官上”[20] 。这些人地位很低，尚在令史等胥吏之下，史称其“甚为猥贱，每当上之时，至有为主事、令史守扃钥执鞭帽者”[21] 。此类人虽与文书工作有关，但他们并不是文书形成的参与者，论其职责实属从事杂务厮役的一般小吏，因此本文不予关注。

通过以上考述，在我们所见到的唐代官员分类制度中，文书胥吏大部分属于勾官、主典的现象显示了其以文书为职责；而胥吏大多数属于流外官的现象显示出其地位低下、与官趋于分离的特点。但同时这些概念并不能容纳正在形成中的隋唐文书胥吏阶层的全体，如既非勾官亦非主典的门下录事，以及中书主书、诸司主事等在法律上是流内官，但从社会观念看属于胥吏；书吏和部分府、史是胥吏但又无流外品。可见在隋唐时期，在社会观念中对胥吏概念有所认识，但比较严密的胥吏概念尚未在制度中出现。

基于此，根据胥吏与文书政治紧密关联的特点，从发展的角度，我们将专门处理文书的人员，即尚书都事、门下录事、中书主书，诸司主事、主簿、录事等部分流内官，以及令史、书令史、府、史等流外官，还有书吏、部分府、史等流外以下人员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察，因为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视角对隋唐胥吏的职掌、管理及其对行政的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对中央机构内文书胥吏组织系统的研究尚少，所以本文重点考察南北朝后期到唐中叶中央文官机构中，在“官”之下一个文书胥吏组织系统发展的过程和环节，试探讨隋唐专司文书之“吏”发展的特点，以及这种特点在“官吏分途”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二 隋朝中央文书胥吏系统的初步形成

隋朝的统一和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使中央事务剧增，对处理文书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大大刺激了政府中以文书为务人员的发展，造成了牛弘所谓“今令史百倍于前”[22] 的状况，同时又使令史等因“文案烦屑”而“渐为卑冗”[23] 。文书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普遍下降，构成了在文官系统之下形成一个文书胥吏系统的基本条件。

与前、后代对比，隋朝中央文官机构内胥吏组织系统的改革和完善尤其引人注目，这在作为决策、行政核心的三省中反映得最为明显。随着三省制的逐步确立，三省趋于平衡，六部与九寺得到明确分工[24] 。在文帝、炀帝的机构调整中，综合南北之制，使中央政府内专司文书的人员在职名与品位上整齐划一，初步形成系统，使“吏”这一阶层在中央核心行政机构中突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分置主管文书的官员都事、录事、主书。

其中，尚书都事在前代叫尚书都令史，北齐八名，梁、陈各五名。隋文帝改为尚书都事，设八人。其改为六名，则是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定令时，由“当八座之数”到“当六曹之数”，使之“分隶六尚书，领六曹事 ”[25] 。而门下省设录事则是北朝的制度，北齐设从八品录事四人，梁、陈未见有门下录事的记载，隋置门下录事六名。在前代中书省有主书（或称主书令史）。《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主书”条注：“梁氏不置”，此误。虽然在《隋书·百官上》、《通典·职官三》亦未记梁是否有主书，但是在梁代史料中，多见“主书”之记载，如《梁书》卷三八《贺琛传》记：“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又有“有事遣主书论决”；“遣主书宣旨”等[26] 。可见梁中书省设有主书。此后，“陈氏中书置主书十人”，“北齐十人”[27] 。隋将中书省改称内史省，遂置内史主书十人。

就北齐、梁、陈来说，此三官均置者惟有北齐，而其品位略有差异，据《隋书·百官中》，北齐尚书都令史、门下录事为从八品上，中书主书为正八品下。隋在调整其名称、数量的同时，其品位也趋一致，都事、录事、主书，隋文帝时都是从八品[28] ，炀帝大业三年令又同升为正八品。

（二）各司主事的普遍设置及其地位的确立。

南北朝时，三省中主事或主事令史的设置情况比较混乱。在北齐，门下省有从八品主事令史八人，中书省不置主事[29] 。在尚书省二十八曹中，只有“吏部、仪曹、三公、虞部、都官、二千石、比部、左户，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员”[30] 。可见，尚书省内?非诸曹都有主事，且其地位似在“掌故”之下。

南朝梁，《隋书·百官上》记梁中书省“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员，及置令史，以承其事”。可见中书省置主事令史，但未记其品位。《唐六典·中书省》“主事”条注：“历宋、齐，中书?置主事，品并第八。梁中书令史二人，品第八。”此条是中书主事条，其中却记梁“中书令史”，值得怀疑，与前后注文都记述主事也不相符。察同卷“令史”条注：“梁中书令史八人、书令史十二人，品皆第九。”员数、品位都与前“主事”条所谓“中书令史”矛盾。二者相较，考虑到梁中书省设有“主事令史、令史”的情况，可知主事条注漏“主事”二字，应记为：“梁中书（主事）令史二人，品第八。”在梁门下省，设有门下主事令史，为三品勋位[31] 。梁尚书省内未见有主事或主事令史的记载。

南朝陈，据《唐六典·门下省》“主事”条注，陈门下省置主事令史。但员数、品位不详。中书省是否有主事或主事令史，史料存在分歧。《隋书·百官上》记陈中书省云：“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事十人，书吏二百人。”《册府元龟》卷四五七《台省部·总序》与之同。但《唐六典·中书省》“主事”条注却明确记载：“陈氏不置”。我们认为《隋书》、《册府元龟》有误。祝总斌先生对此曾有考证[32] ，在此略做补充。据《通典·职官三》“中书省”记：“省中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书十人，书吏二百人。”同卷“主书”条记“齐于中书置主书令史。陈置主书而去令史之名。”《唐六典·中书省》“主书”条注：“陈氏中书置主书十人，去令史之名。”两处记载的共同之处是都记有“主书十人”，《唐六典》明言陈中书省无主事，而《通典》也未记其有主事。这样，在《隋书》和《册府元龟》?有主事而不记主书的前提下，问题的焦点成为在中书舍人之下、书吏之上，是置“主事十人”，还是置“主书十人”？检诸史料，陈代，施文庆“起自微贱，有吏用，后主拔为主书，迁中书舍人”。又有“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衡阳献王昌[33] 。而未见“中书主事”的记载。因此，《隋书》“主事十人”为“主书十人”之误，陈中书省的确“不置主事”。陈尚书省中，也没有发现设主事的记载。

以上可见，前代并非三省都有主事或主事令史，而且同为主事，地位也有差别。隋开皇初继续了这种现象，直到隋文帝开皇十四年，诸省各置正九品上阶主事令史[34] ，这样在三省均设主事令史，扭转了南北朝以来三省中主事或主事令史设置无常、品位不一的情况，炀帝大业三年诸司主事令史“并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随曹闲剧，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满十者亦一人”[35] 的命令，更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内主事与令史之间的配置及统属关系。而史料中出现的隋“吏部主事”、“刑部主事”、“屯田主事”、“虞部主事”[36] 等反映出隋六部二十四司中，至少其中不少司设有主事。据《隋书·百官中》，北齐尚书省有屯田曹，但屯田曹不置主事。因此，隋屯田曹“屯田主事”的设置，正是各司设置主事普遍化的表现。

（三）各司普遍设置令史、书令史，并全部降为流外官。

《隋书·百官中》记北齐“自诸省台府寺，各因其繁简而置吏。有令史、书令史、书吏之属”。北齐尚书省中设有“正令史、书令史”[37] 。《唐六典》卷八、九中分别有“北齐门下并有令史、书令史”，“北齐中书并有令史”的记载。由此可知三省中各司均置令史、书令史。但员数、品位不详。

梁尚书省有令史一百二十人、书令史一百三十人，其中，“尚书度支三公正令史、尚书都官左降正令史”为三品蕴位，“尚书正令史、尚书监籍正令史”为三品勋位[38] 。在中书省，据《唐六典·中书省》所记，“梁中书令史八人、书令史十二人，品皆第九”。梁门下省置令史、书令史，其中令史为九品[39] 。

至陈，据《唐六典》卷一“令史”条注，尚书省置令史。中书省“不置令史”，而设“书吏二百人，书吏不足，并取助书”[40] 。门下省则沿梁制，置令史、书令史。

北齐、梁、陈之三省，除陈之中书省较为特殊外，已基本形成了令史、书令史的结构。隋朝在继承的同时，其改革主要表现于数量的增加和品位的调整。南北朝时三省置吏数史料多不载，唯有梁制稍存，其尚书省有令史一百二十人、书令史一百三十人；中书省置令史八人、书令史十二人。这和《唐六典》记唐尚书令史三百名、书令史多达近六百人；中书省有二十五名令史、五十名书令史相比，相差数倍。隋代虽然不见吏之具体数目，但从吏部尚书牛弘所言“今令史百倍于前”看，吏员数量增加的趋势是确凿无疑的。在令史、书令史的品位方面，魏晋以来，即“用人常轻”，南北朝“益又微矣”，梁尚书省某些令史已经是流内之外的三品蕴位或三品勋位。隋沿此趋势，史言尚书省令史“革选卑降，始自乎隋”[41] 。而前代尚为流内官的中书、门下二省令史在“开皇初，始降为流外行署”[42] 。这样，三省中令史、书令史在设置与品位上便比较整齐了。另外，前代令史和书令史之间关系也不十分明确，例如梁中书令史、书令史就都是九品。隋三省中，对此虽无具体记载，但《唐六典》卷十《秘书省》“令史”条记：“隋秘书令史四人，流外二品；书令史九人，流外三品。”由此可知隋令史与书令史之间已经确立了上下关系。

（四）台省胥吏与寺监胥吏的区分。

北齐“自诸省台府寺，各因其繁简而置吏。有令史、书令史、书吏之属”，台省、寺监置吏无原则不同。隋炀帝大业三年，除尚书省置令史外，“其馀四省三台，亦皆曰令史，九寺五监诸卫府，则皆曰府史”[43] 。随着台省与寺监之间分工的逐步明晰，其胥吏的职名也产生了鲜明的区别。

通过以上简略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三省制的确立以及三省六部与寺监关系的逐步理顺，中央文官机构中文书胥吏的变化，主要是通过隋开皇、大业年间的机构改革，与三省制的要求相适应，综合条理南北旧制，改变了前代制度中职名不一、层次不清的混乱状态，在三省分设尚书都事、门下录事、内史主书，在作为决策与行政核心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中，建立了整齐划一的以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中心的处理文书的系统（参见附表一），由于令史、书令史全部降为流外官，每十令史置一正九品主事，又因台省令史与寺监府史的区分，其纵向层次以及机构间的区分更加清晰。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初具规模，并奠定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三 唐朝前期中央文书胥吏组织系统的发展

由隋到唐朝中叶，以三省制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制度虽不断调整，但总体相对稳定。从中央文官机构胥吏系统发展建立的角度观察，隋朝划时代的成果奠定了发展方向，唐前期胥吏系统的发展主要是在隋朝基础上扩展和规范，进而形成了与机构职能、地位相应的三个相对独立的胥吏职位序列。

唐初，完全继承了隋朝的改革成果。在隋整齐划一的趋势下，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中分设都事、录事、主书，且同升为从七品。在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内，在各司令史、书令史之上均置主事[44] ，而且同为从九品上阶。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令史、书令史分别为流外勋品和流外二品。寺或监的府为流外三品、史为流外四品。

我们所能看到的隋朝胥吏系统的发展主要是在三省六部及寺监中。唐前期，整个胥吏系统逐步向中央其他机构扩展延伸。隋之秘书省设“令史四人，流外二品；书令史九人，流外三品”。唐完全照搬，丝毫未改。同时，唐在秘书省令史、书令史之上新设置从九品主事一人，“掌印，并勾检稽失”[45] 。殿中省主事二人为隋炀帝置，唐继承其制[46] 。在内侍省，隋朝内侍省原有“主事二人，开皇十六年，加置内侍主事二十员，以承门阁”。从其职任看，与专处理文书的主事有一定差距。唐置从九品主事二人“掌付事勾稽省抄也”[47] 。另一方面，据《隋书·百官下》，隋炀帝大业三年以后，由于内侍省改为长秋监，为五监之一。根据“九寺五监诸卫府，则皆曰府史”的命令，其长秋监主事之下的胥吏成为府史。唐又改为内侍省，置令史、书令史。这样一来，秘书、内侍、殿中三省之省司就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一样，构成了“主事、令史、书令史”的胥吏系统。

唐朝前期中央文官机构胥吏发展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于整个胥吏系统的规范化，主要表现于三个相对独立胥吏职位序列的形成。

有关资料主要集中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唐六典》。但是三书相关记载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旧唐书》与其他两书在某些机构，如太子左春坊六局等差别甚大。如何解释这些差别，关系到《旧唐书·职官志》的性质。学术界一般认为：“（《旧唐书》）《职官志》三卷，主要记述代宗以前的设官情况，但又未取韦述《唐书》。《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当时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代宗以后的制度，以德宗朝的变革补入最多”[48] 。上述观点，特别是“未取韦述《唐书》，直接录自《唐六典》”有进一步讨论的馀地。因此，为慎重起见，本文假设三书有各自独立的史源，并以各个机构为研究单位进行具体分析，在断代的基础上争取对差异作出更接近史实的解释，为进一步分析提供尽量可靠的依据。因内容庞杂且篇幅所限，以下，仅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机构试论之。

⑴ 前“注[44]”文已说明《旧唐书》吏部“吏部郎中”条缺吏部主事实为漏记，唐前期一直存在吏部主事一职。

⑵ 《旧唐书·职官二》礼部“祠部郎中”条，“主事二人，令史五人，书令史十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唐六典·尚书礼部》、《新唐书·百官一》均记为“主事二人，令史六人，书令史十三人，掌固四人”。差别在于是否有“亭长”一职及三个具体数字。

我们认为此条为《旧唐书》误。理由如下：第一，就此条时间而言，关于祠部郎中的职掌，《唐六典》记其掌“佛道之事”。《旧唐书》、《新唐书》记为掌“僧尼之事”。《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祠部员外郎》云：“延载元年（694）五月十一日敕：‘天下僧尼道士隶祠部，不须属司宾。’……（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七日，道士、女道士割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49] 。据此诏可知，《唐六典》此条反映开元二十五年（737）之前的情况，《旧唐书》和《新唐书》此条为开元二十五年以后的情况。而《唐六典》、《新唐书》置吏完全一致，可见前后变化不大。那么《旧唐书》与二书的差异便值得怀疑。第二，《旧唐书》此条记有“亭长”一职。根据唐制，亭长在各省部寺监中普遍设置，但仅置于各个机构的头司之中，如在六部二十四司中，只有在吏、户、礼、兵、刑、工六司中设亭长，《唐六典》和《新唐书》莫不如此，《旧唐书》除此条之外，也均如此，可见此条与制度惯例有不和谐之处。第三，《旧唐书》此条与“礼部郎中”条置吏数量名称完全相同，按例，亭长在礼部也应置于礼部司下。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旧唐书》“祠部郎中”条职员部分为抄“礼部郎中”条之误，祠部司置吏应以《唐六典》、《新唐书》为确。

⑶ 在有关太子东宫官吏的记载中，《旧唐书·职官三》、《唐六典》之卷二六、二七、《新唐书·百官四上》之间的差别最大。其中与本文主旨最密切的是与另外两书相比，《旧唐书》在太子右春坊、太子内坊未记“令史、书令史”；药藏局、内直局、典设局、宫门局《旧唐书》未记“书令史、书吏”；司经局、典膳局《旧唐书》未记“书吏”；而在太子家令寺、率更寺、仆寺及寺属食官署、典仓署、司藏署、厩牧署中，《旧唐书》均未记“府、史”。《唐六典》和《新唐书》在记述以上职位时，在具体数量上也略有差异。幸好《敦煌发见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和《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宫臣部·总序》分别记载了永徽二年（651）、开元二十五年的东宫职员情况，为讨论提供了较为确切的时间参照。

先考察三书记述东宫部分的大体时间。从机构设置来说，《旧唐书》、《唐六典》均有“太子内坊”，《新唐书》东宫无，而是在内侍省设“太子内坊局”。此变动是根据开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内坊宜复内侍省为局”[50] 。可见开元二十七年为《旧唐书》、《唐六典》的下限。由二书崇文馆内置“校书二人”可知其均为开元七年以后制度[51] 。永徽《残卷》第17行记内直局有“典玺四人掌守玺”，而《旧唐书》、《唐六典》均未记。《新唐书》内直局注云：“武德中，有典玺四人，开元中废。”又《旧唐书》、《唐六典》均记“太子宾客四人”，据《唐会要》卷六七《东宫官》记太子宾客“开元中，始编入令，置四员”。综合以上几条可知，《旧唐书》和《唐六典》东宫官属部分反映时间大体相当，均记开元中后期制度。

隋东宫置吏状况从《隋书》中难以得知，但《册府元龟》中完整的保存了一条隋文帝时太子内坊官吏的资料，“隋文帝始置太子内坊，典内一人、丞四人、录事一人、令史三人、书令史五人、道客舍人六人、阍师六人、内阍八人、内给使无员数、内厩二人、典事二人、驾士三十人、亭长二人、掌故四人”[52] 。从吏名到员数，都与永徽《残卷》和《唐六典》所记相当接近。从内坊情况可知，在太子内坊置吏方面，唐承隋制，变化不大，直至唐中。而以《残卷》所记永徽二年制、《册府元龟》所记开元二十五年制、推测为开元中后期制度的《唐六典》、及至少为开元二十七年以后制度的《新唐书》互相比较，可以发现近百年中东宫这部分官署置吏状况相当稳定，前后变化甚微（参见附表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既然《旧唐书》也反映开元中后期的东宫状况，与《唐六典》大体同时，那么其对“书令史、书吏、府、史”等胥吏的大量未记，至少从吏名来说，可以视为漏记。

⑷ 内侍省五局，《唐六典·内侍省》、《新唐书·百官二》记各局内均设有“书令史、书吏”，且两书对具体员数的记载也完全相同。如掖庭局记：“书令史四人，书吏八人。”可是《旧唐书·职官三》内侍省掖庭局记为：“令史四人，书令史八人。”在宫闱局，前二书记“书令史三人，书吏六人”，《旧唐书》记“令史三人、书吏六人”，数字相同，但吏名有异。

还是从时间入手。开元二十七年四月，太子内坊由东宫改隶内侍省，为“太子内坊局”[53] ，对这个重要变化，?有《新唐书》记载，《旧唐书》与《唐六典》均未反映，可见《旧唐书》、《唐六典》内侍省条所记下限为开元二十七年。《唐六典》、《旧唐书》记内侍省长副官为“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而《新唐书》“监二人，少监二人”，其下注云：“天宝十三载，置内侍监，改内侍为少监。”由此可知《新唐书》此条为天宝十三载（754）以后制度。又《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记德宗“贞元四年（788）二月四日，内侍省内给事加二员，谒者监加四员，内寺伯加置四员”。同卷又记：“（贞元）十五年四月，诏内侍省内给事加置二员。……二十年十二月，诏加掖庭局令四员”[54] 。以此衡量诸书，《新唐书》记“内给事十人、谒者监十人、内寺伯六人”分别比《旧唐书》和《唐六典》所记多二人、四人、四人，与贞元四年敕合；而《新唐书》记“内给事十人”，与《唐六典》、《旧唐书》“内给事八人”相比，增加二人，正好和贞元十五年诏相符。其“掖庭局令二人”和《唐六典》、《旧唐书》相同，与贞元二十年敕不合。可见《新唐书》记内侍省职员令为贞元十五年到贞元二十年之间的情况。从开元二十七年到贞元十五年，《唐六典》与《新唐书》记载的时间跨度在六十年以上，而二书在诸局置吏方面几乎完全一样，仅仅《新唐书》在奚官局增“药童四人”，宫闱局之“内阍人”作“内阍史”，“书令史、书吏”的记载更是惊人的全等，这说明诸局置吏情况变化不大。

《唐六典》、《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均记“内侍四人”。《通典》卷二七《职官九·内侍省》“内侍”条注曰：“旧二人，开元中加二人。”这与《唐六典·内侍省》“内侍”条注：“皇朝依开皇，复为内侍省，置内侍二人，今加至四人”合。可见《唐六典》反映开元中制度。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亦作“内侍四员”，但校勘记云：“内侍四员，‘四’字各本原作‘二’，据《唐六典》卷一二、《通典》卷二七、《册府》卷六六五改。”从时间定位角度考虑，此处将“二”改为“四”似不妥。因为《旧唐书》“内侍二员”，正好说明其记述内容是在开元中“加二人”以前。《旧唐书》所反映的情况既早于《唐六典》，那么，《旧唐书》记在掖庭局和宫闱局内设有“令史”便有可能，而景云二年（711）敕“内侍省令史资劳，宜同殿中省令史，其五局令史，同殿中省诸局”[55] ，正可作为玄宗前内侍省五局中可能设置令史的旁证。

若上述不误，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在内侍省五局中，直到玄宗以前，在胥吏配制上还有“令史、书令史”，“书令史、书吏”或“令史、书吏”的多种结构，玄宗时对此进行了调整，主要在形式上将五局置吏统一成“书令史、书吏”的结构。由于职位数量?未变化，所以其调整的目的突出的表现在追求名称和等级的整齐划一。改革后的制度稳定，长期未变。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认为，与《唐六典》和《新唐书》对比，《旧唐书》内对置吏记载的缺失或不同，?不能说明当时没有置吏，多数是漏记，也存在错误，但其中也不乏珍贵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的依据和思考的线索。在试图解决《旧唐书》问题的同时，对诸种资料进行比较中我们发现，就胥吏的设置而言，《唐六典》每卷前的职员表是反映唐开元中后期各机构职位配制情况最完整的资料，是唐前期胥吏系统发展的结果。下面，以这批史料为核心，试探讨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内的文书胥吏系统。

玄宗开元中后期的中央文官机构是由六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以及东宫的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坊、太子三寺构成。胥吏普遍设置于上述官府及其下属机构之中。根据各官府的工作性质与地位，整个文书胥吏系统的主体部分由三个相互独立的系列构成。其分别为：设置于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之省司，御史台，秘书省太史局，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坊的“令史、书令史”系列；设置于九寺、五监、太子三寺及其所有下属机构中的“府、史”系列；设置于秘书省著作局、殿中省六局、内侍省五局、太子左春坊六局中的“书令史、书吏”系列。如下表所示：[56]

令史

书令史

书吏

府

史

三省一台

勋品

二品

秘书殿中内侍省

二品

三品

太子詹事府、春坊

三品

四品

太子内坊

四品

五品

九寺五监

三品

四品

九寺五监之署

四品

五品

太子三寺

四品

五品

太子三寺之署

五品

六品

秘殿内三省诸局

三品

？

太子左春坊诸局

四品

？

。

在“令史、书令史”，“府、史”二系列基础之上，在六省和与省相仿的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的下属机构中，在唐中前期又逐步形成了“书令史、书吏”这第三系列，从前文对内侍省五局的考察可知，此系列在开元时期得以确立。他们存在于掌政令、事务等以外的，以为皇帝和太子生活服务为主要目的机构中。即秘书省著作局、殿中省六局、内侍省五局、太子左春坊六局等十八个“局”。诸局长官从正五品到正八品不等，与“令史、书令史”系列的二十四司和“府、史”系列寺监机构中很多官署长官地位相仿，却建立了独立的“书令史、书吏”系列，可见此系列的分化确立也是以官府工作性质的区分为主要依据的。开元年间，在以“局”为名的机构中，?有秘书省太史局中的胥吏不是“书令史、书吏”，但天宝元年二月，太史局便改为太史监，从此不隶秘书省、不再称“局”，到乾元元年（758）设司天台，归入台省的“令史、书令史”系列[57] ，也可作为对“书令史、书吏”系列规范化的一点儿补充。

如上表所示，在每个系列中，同名胥吏又因所在机构地位的差别而处于不同的品级。王永兴先生在研究流外官之品秩中，指出令史、书令史、府、史这类流外官为“同一官称，其品秩之高低，由其所在官府的地位高低而定”，可谓一语中的。同时，与官相比，文书胥吏的这种品级区分是粗线条的。如寺监之署的府、史同为流外四、五品，其各个机构长官的品位却是由从六品到从八品不等。

三个胥吏职位序列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界限分明。在“令史、书令史”系列中，不会出现书吏、府或史；同样，在“书令史、书吏”系列中，也不会再出现令史、府或史；而在“府、史”系列中，绝对没有令史、书令史、书吏的存在。在每个系列内部，结构也相当严谨。“府、史”和“书令史、书吏”两个系列中，府与史、书令史与书吏的设置为对应关系，有前者必有后者，有后者也必有前者。在“令史、书令史”系列中，有书令史必有令史，仅在几个非严格意义的机构中?有令史而无书令史[58] 。在各个机构，令史与书令史、书令史与书吏、府与史之间，在人员数量上都构成大致一比二的比例关系。

以“令史、书令史”为胥吏系列的机构[59] ，从发展的角度看，它们是沿着“主事、令史、书令史”的结构方向演化。首先，作为对隋制的继承，此结构在唐初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中已经形成。前文已说明，唐初，在秘书省始设主事，并明确内侍省主事之职任。《唐六典》记载表明，一个官府若设主事，则必有令史、书令史。在《唐六典》中，同设令史、书令史，但无主事的官府?有秘书省太史局、御史台、太子詹事府和太子内坊。从玄宗后期开始进行的一些调整，显示了上述趋势。开元二十七年，内坊从东宫官署分离，成为内侍省内坊局；天宝元年，太史局从秘书省分离，成为独立的太史监[60] 。按前文对三个基本系列的分析，这两个机构应脱离了“令史、书令史”之结构，不再成为问题。就御史台而言，《唐六典》、《册府元龟》卷五一二《宪官部·总序》中未记“主事”，但《旧唐书》和《新唐书》均记“主事二人”，且《通典》卷四十《职官二十二》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旧唐书·职官一》永泰二年（766）官品令中都有从九品上“御史台主事”。另外，《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记载的大历十二年（777）令、《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记载的武宗会昌令中，也都有“御史台主事”。因此御史台在开元末、最晚在永泰以后[61] 形成了“主事、令史、书令史”的结构。就太子詹事府来说，《旧唐书》、《唐六典》、《新唐书》均未记“主事”，《通典》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P. 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旧唐书》永泰二年官品亦未记“主事”。惟《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宫臣部·总序》记：“（开元）二十五年始总定官数，裁为典制。……（詹事府、二坊）皆有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员，以丞其事。”在上引大历十二年、贞元四年和会昌令中均明确记有“詹事府主事”[62] 。詹事府在唐中后期亦形成了“主事、令史、书令史”的结构。

可见，发展的结果是使“主事”与“令史、书令史”之间建立了更为严密的关系，使整个文书胥吏系统更为规范。在其中最重要的机构——尚书都省、门下省、中书省中，“主事、令史、书令史”系列之上又分别置都事、录事、主书，是为此胥吏系列最复杂的形式。

在以“府、史”为基本胥吏结构的寺、监及其下属机构中，因其官府地位不同，文书胥吏序列构成的复杂程度也有所差别。据《唐六典》，首先对寺、监及其下属机构作一简单区分，即分为寺（包括太子三寺）、监本部，寺下属有监和署，监下属也有监和署，除此之外，就只剩下两京武库和仓、津了。我们发现，以处理文书为中心，形成三种系列。第一种由“主簿、录事、府、史”构成，存在于寺、监本部，六个寺下属监和一个监下属监中；第二种由“录事、府、史”构成，设立在四个寺下属监和八个监下属监、七个寺下属署以及津、仓中；第三种?有“府、史”，设置在三十一个寺下属署、十三个监下属署、两京武库中。这三种结构实际主要是寺监本部、寺监下属监、寺监下属署三者地位差别的反映。

综上所述，通过隋朝的机构改革，随着三省制的确立，在作为决策行政核心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中，以“主事、令史、书令史”和“府、史”构成的文书胥吏组织系统已经初具规模。唐朝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这个系统推广到秘书、殿中、内侍三省，而且最晚到高宗初年，在东宫官署中的胥吏系统也已基本形成，也就是推广于整个中央文官机构之中。当然，直到玄宗以前，我们看到在内侍省五局内仍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胥吏结构，比较混乱，这在玄宗时期得到调整和规范；而另外一些机构的制度化，如东宫“总定官数，裁为典制”也是在玄宗开元年间实现的[63] 。因此，我们认为整个文书胥吏系统的建立?规范是在玄宗时期基本完成的。以胥吏所在机构工作性质区别为基础，形成了“主事、令史、书令史”，“府、史”，“书令史、书吏”三个基本胥吏职位序列。因官府层次地位不同，以基本职位序列为基础而构成的胥吏系列复杂程度也有所差别。这构成了唐中央文官机构的文书胥吏组织系统。

四 结 论

隋唐是中国古代史上官吏分途进程中的关键时期，最显著的是围绕文书处理，在中央文官机构中形成了与官员系统相呼应的文书胥吏系统。三省制下之胥吏系统的形成与完善是一个过程。随着三省制的确立，隋朝条理南北旧制，在具有开创性的制度改革中，适应三省制的胥吏系统初步建立。唐承隋制，此胥吏系统在唐代中前期得以继承、推广，并使之规范化，以胥吏所在机构工作性质区别为基础，形成了由三个相对独立的基本职位序列构成的文书胥吏系统。虽然其形成和规范只是三省制下的产物，其整齐划一的外形随三省制的瓦解会受到冲击甚至破坏，但是，这种形成各自相对独立职位序列，进而构成文书胥吏系统的基本框架为以后各代所继承，在胥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文书胥吏组织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还可以看到专门从事文书工作的人员有一地位下降的过程，首先是令史、书令史在隋降为流外，其次是主事等流内官虽然在法律上是官，但由于其职位的原因在唐人观念中被看作和流外相当的胥吏。构成文书胥吏系统的低品流内官、部分流外官、无任何官品者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已渐渐成为一个以流外官为主体的“胥吏”概念，但新的观念尚未在制度上得到明确反映。唐制中的“吏”、“流外官”或“主典”等概念都不能与业已形成的文书胥吏系统比较准确的对应。对此系统冠以“吏”名，并最终落实于制度是在宋朝。在宋朝的文书胥吏组织系统中，虽然都事、主事等仍为流内官，但在制度上被明确归入“吏”职。“吏”既与“官”相区别，又和从事具体事务的“公人”相区别，是对文书胥吏系统人员的总称。这是宋朝对隋唐以来胥吏系统继承、发展的结果。

说明：本文是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在此衷心感谢导师吴宗国先生的悉心教导。

【附表一】

北 齐

梁· 陈

隋 文 帝

隋 炀 帝

尚书都事

都令史八人，从八品

均置都令史五人，八品

梁后又为二班

改为都事，八人，从八品

都事六人，分隶六尚书，正八品

门下录事

四人，从八品

未 见

六人，从八品

六人，正八品

内史主书

十人，正八品

梁、陈均置

陈十人

十人，从八品

六人，正八品

主

尚书

二十八曹中，八曹

置主事

未 见

开皇十四年，诸

诸司主事?去令史之名，

门下

主事令史八人，

从八品上

均置主事令史，

梁为三品勋位

省各置主事令史员，

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满十者亦置一人。

事

内史

无

梁：二人，八品

陈：无

正九品。

正九品

令

尚书

三省均置，

梁、陈均置。

梁一百二十人

其革选卑降，

始自乎隋。

门下

人数及品位

梁、陈均置，九品

至开皇初，始降

为流外行署。

史

内史

不详

梁：八人，九品

陈：无

至开皇初，始降

为流外行署。

书

尚书

三省均置，

梁：一百三十人

令

门下

人数及品位

粱、陈均置

史

内史

不详

梁：十二人，九品

下》，774、794页；《通典》卷二二《职官四·历代都事主事令史》，608页。《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10页都事条注“自晋、宋、齐、后魏、北齐、隋，都令史置八者，当八座之数。梁、陈置五者，南朝多不置祠部尚书，当五曹之数。皇朝置六者，当六曹之数。”

[26] 分见《梁书》卷二五《徐勉》，383页；《南史》卷二二《王骞》，597页。

[27]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277页主书条注。关于北齐中书主书，《隋书》卷二七《百官中》754页、《唐六典》均记“十人”，而《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中书令》568页，记北齐置主书“十八人”。未知孰是。

[28] 内史主书，《唐六典》卷九《中书省》，277页记隋主书、主事均为“正第九品上”，因主书地位高于主事，所以可能有误。《隋书》卷二八《百官下》，788页，《通典》卷三九《职官二十一》，1078页均记主书为“从八品上”。今从《隋书》。

[29]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277页主事条注“陈氏及后魏北齐?不置”。

[30] 《隋书》卷二七《百官中》，753页。

[31] 《唐六典》卷八《门下省》，245页主事条注，《隋书》卷二六《百官上》，735页。

[32]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363页注⑤。

[33] 《陈书》卷三一《任忠》，415页；《陈书》卷十四《衡阳献王昌》209页，《资治通鉴》卷一六八，5204页此条胡注曰：“主书及中书舍人，皆当时要近之职也。”

[34] 《隋书》卷二八《百官下》，793页，《唐六典》卷九《中书省》，277页主事条注“隋初，诸台省?置主事令史，皆正第九品上。”此处虽云“诸省”，但据《唐六典》卷十《秘书省》，298页主事条注，秘书省主事为唐置，所以此处“诸省”理解为三省似更为准确。

[35] 《通典》卷二二《职官四》，608页。

[36] 《旧唐书》卷六六《杜淹》，2471页“邸怀道”。《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显庆一二九“樊（宽）君墓志”，311页“樊匡”；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四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33页。《隋书》卷八二《南蛮·赤土》，1834页“常骏、王君政”。

[37] 《通典》卷二二《职官四·历代都事主事令史》609页，“北齐尚书郎判事，正令史侧坐，书令史过事”。《太平御览》卷二一三《职官部一一》1019页，令史条引《北齐邺都故事》同。《北齐书》卷三八《赵彦深》505页，记其在东魏时，尚书令司马子如“用为书令史，月馀，补正令史”，可为旁证。

[38] 《隋书》卷二六《百官上》，721页。《梁书》卷四一《刘览》，592页，“除尚书左丞，性聪敏，尚书令史七百人，一见并记名姓”。与此相差颇大，未知孰是，今暂且从《百官志》。关于品位，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735页。

[39] 《唐六典》卷八《门下省》，245页甲库令史条注：“晋置门下令史，品第九。宋及梁、陈?同晋氏。”《隋书》卷十一《礼仪六》，227页记“门下书令史”。

[40]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277页令史条注“陈氏中书吏不置令史”， 《隋书》卷二六《百官上》，742页。

[41] 《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12页令史条注。

[42] 《唐六典》卷八《门下省》，245页甲库令史条注；同书卷九《中书省》，277页令史条注。

[43] 《隋书》卷二八《百官下》，794页。

[44] “吏部主事”的史料略有分歧。《唐六典》、《新唐书·百官一》均记吏部主事四人，但《旧唐书·职官二》未记吏部主事。由于《旧唐书》主要体现唐前期情况，那麽这是否意味着在唐前期某段时期不置吏部主事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理解。吏部主事在诸主事中是相当重要的职位，《隋书·百官中》明确记载北齐有吏部主事令史，隋唐志书中也没有其被废或重置的记载。在隋朝，据《旧唐书》卷六六《杜淹》2471页，“（邸）怀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唐代墓志汇编》，咸亨二“唐故刘（德闰）公墓志铭”，510页，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五册87页，记：“夫人隋吏部主事郑毗沙之女。”由邸怀道、郑毗沙二人曾任吏部主事，可知隋设有吏部主事无疑。唐初，《通典》卷二四《职官六·御史台》676页，主簿条云：“武德末，杜淹为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怀信为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文物出版社，1985年，201页上，洛阳“龙门山造像三十九段”中有高宗“永徽四年（653）四月八日，吏部主事许思言为母杜氏敬造像一铺”。武周时，据《太平广记》卷二五八《台中语》，中华书局，1995年，2014页引《朝野佥载》，又有“吏部主事高筠”。由此，不论其数量多少，基本可以断定吏部主事一职在唐前期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旧唐书·职官二》缺“吏部主事”为漏记。

[45] 《唐六典》卷十《秘书省》，298页主事条注：“皇朝置”。

[46] 《唐六典》卷十一《殿中省》，323页主事条注。

[47] 《唐六典》卷十二《内侍省》，357页主事条注。

[48] 谢保成《<旧唐书>的史料来源》，载《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9] 《唐会要》卷四九《僧尼所隶》，1006页记此制为开元二十五年七月七日。

[50] 《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1336页；《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1224页同。

[51] 《唐六典》卷二六，665页崇文馆条注：“本置雠校，开元七年改为校书。”；《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宫臣部·总序》，8426页同。

[52] 《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7955页。

[53] 《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1336页；《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1224页注同。

[54] 此条从《唐会要》行文看，“二十年十二月诏”列于“元和十五年四月”之后，“宝历二年”之前，又未明记“贞元”，易造成误解。首先，“元和”年号不可能有“元和二十年”，而且《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7955页，明确将此诏置于德宗条下，因此，为“贞元二十年”无疑。

[55] 《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1338页。

[56] 此表编制，以经过王永兴先生在《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流外官校释》再次校释的《通典》官品令为准，仅一点有异。中华书局1988年版《通典》1104页，流外四品有“诸署、农圃监、诸牧园苑监府”，流外五品有“诸署农圃监、诸牧园苑监史”。王永兴先生校改“署”为“宫”，即为“诸宫农圃监”，见《陈门问学丛稿》，342页。此改似有疑问。首先，官品令流外三、四品中有九寺五监府、史，但仍记司农寺宫苑总监、太仆寺诸牧监、农圃监、园苑监、诸仓官津等非“署”机构府、史品位，可见九寺五监头司与下属机构府史品位有所不同。若改“署”为“宫”，则下属诸署府史品?能理解为与头司府史品同。第二，以太子三寺而言，寺头司府、史为流外四、五品，官品令又明确记“太子诸署府”和“太子诸署史”分别为流外五、六品。东宫之“署”，只有家令寺三署与仆寺一署，可见寺“署”府史与头司府史品位不同，均低一阶。第三，若依《通典》原文，为“诸署”，并理解为寺监下属的诸署，则头司府、史为流外三、四品，诸署府、史为流外四、五品，与东宫官品位“署”府史低于头司府史一阶的形式也十分和谐。因此，此处不用校改之文，仍依《通典》原文，且流外五品“诸署”和“农圃监”间也应该断句。

[57] 《唐会要》卷四四《太史局》，931页。《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1216页；《旧唐书》卷三六《天文下》，1335页略同。

[58] 据《唐六典》统计，有令史但无书令史者为“门下左散骑常侍、门下弘文馆、监察御史、太子崇文馆”。

[59] 在门下省城门郎、符宝郎，殿中侍御史、太子司直之下，亦有“令史、书令史”，但它们严格的说?不是行政机构，因此暂且不记。

[60] 分别见《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1336页。《唐会要》卷四四《太史局》，932页。据《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1224页，太子内坊局仍旧为“令史、书令史”结构，存疑。

[61] P. 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中也未记“御史台主事”，刘俊文先生认为此为脱漏。参《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387页。

隋唐文化论文篇7

秦琼

演义：《隋唐演义》中的主人公，仗义疏财的山东好汉，先为瓦岗寨大元帅，后投奔李唐，成为李世民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

历史原型：初随隋将来护儿、张须陀镇压起义军，以勇悍闻名。张须陀被瓦岗寨击杀后，秦琼转投隋将裴仁基，后随裴仁基降瓦岗寨。瓦岗寨李密兵败后，秦琼又为王世充将，但他瞧不起王世充的为人，公然反叛投唐，从此成为李世民的部将。

秦琼先后随同李世民征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屡立大功，逐渐成为其最为器重的部将，被封为翼国公（死后改封胡国公）。玄武门之变，秦琼参与诛杀建成、元吉，但此后多病，盖因征战时老伤所致。贞观十二年（638年）病死，陪葬昭陵，其画像绘于凌烟阁。

评论：秦二哥实乃一勇夫尔。

李元霸

演义：隋唐第一条好汉，手持两把大锤，纵横天下，但因违反师训，先后杀死了使用镏金镗的伍天锡、宇文成都，遭到天谴，被雷电劈死。

历史原型：名李玄霸，李渊第三子，早死，无后，无事迹，后追封为卫王。

评论：反正死得早，就任由演义作者发挥了。

程咬金

演义：《隋唐演义》中又一位主人公，外号“混世魔王”，人如其名，干的浑事数不胜数，曾为瓦岗寨大魔国国王，后投降李唐，凭小聪明和运气也立了不少大功。一生运气极好，活到一百多岁，历经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六朝，可以说是隋唐英雄中第一福将。

历史原型：自幼就以勇武闻名乡里，尤其善于马上使枪，后投李密，统率李密最精锐的近卫军。李密兵败，程咬金成为王世充部将。但程不愿做王世充部下，遂说动秦琼等多员勇将一起叛逃，投入秦王李世民帐下。

程咬金在李世民对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的战争中立下不少战功，被封为宿国公（后改封卢国公）。后遭到太子一党陷害，遂劝秦王先下手为强。玄武门之变后，历任高官。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统率大军征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但因屠杀降军，丧失人心，最终无功而返，因此被免官。但不久又被唐廷起用，此时程咬金年事已高，遂向朝廷告老还乡。麟德二年（665年）病死（活得确实比较长），陪葬昭陵。

评论：除了活得长，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罗艺

演义：原北齐将领，秦琼的姑父，后被杨林招降，被封为“北平王”，以“罗家枪”闻名天下，最后被窦建德部将苏定方射死。

历史原型：又名李艺，出身将门，善射，勇于攻战，为隋虎贲郎将，守北平，屡破四方贼寇。适逢天下大乱，罗艺趁乱起事，占据北平，自称幽州总管。宇文化及、窦建德、高开道等反王先后谴使劝降，罗艺都不准，独降于李唐（有眼光）。被唐皇封为燕王，赐姓李。在征讨刘黑闼的战斗中，罗艺立功不小，但他自恃功高，狂傲无礼，一度被免职。后因突厥屡屡南犯，罗艺又被重新起用，镇守泾州。太宗继位，罗艺因是太子建成一党，恐遭迫害，遂发动叛乱，占据幽州，但不久为部将所杀。

评论：罗艺原来是太子建成一党，谁能想到？

罗成

演义：隋唐第七条好汉，罗艺之子，秦琼的表弟。英俊貌美，武艺高强，自视甚高。曾夺得天下第一武状元，后投唐，为唐军第一勇将，立下赫赫战功，曾一人独擒反王。此后遭到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陷害，中苏定方之计，被乱箭射死。

历史原型：罗艺有子，但史书并未记载其事迹。

评论：又是一个使作者得以充分想象的角色。

尉迟敬德

演义：《隋唐演义》后期的主人公，原刘武周部将，后降唐，成为李世民手下与秦琼齐名的勇将，多次救秦王于危难之中，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最后为救薛仁贵撞死在朝门。

历史原型：原为刘武周手下骁将，善避枪夺枪，武周败亡后，降唐，参与了征王世充之役，曾枪挑敌勇将单雄信。后又随军征讨刘黑闼、徐元朗，救秦王于重围之中，立下大功。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扮演了重要角色，先是力劝秦王先下手为强，后于玄武门射杀齐王元吉，立下头功，事后李世民将齐王府邸赏于敬德。

太宗继位后，封敬德为吴国公（后改封鄂国公），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同掌朝政。但敬德自以为功高，经常侮辱群臣，最终被外放。后太宗征高丽，敬德随军出征。敬德晚年迷信方术，曾闭门不出达16年之久。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敬德年七十四而亡，陪葬昭陵。

敬德有一子名尉迟宝琳，这与演义中相符。

评论：尉迟老黑的道德水准实在不怎么样。

杨林

演义：隋炀帝的叔叔，隋唐第八条好汉，总管隋朝兵权，为人正直无私，虽然很赏识秦琼等英雄，但对隋朝忠心耿耿，一心想挽回天下大势，最后被罗成用回马枪刺死。

历史原型：名杨爽，隋文帝杨坚异母弟，受封卫王。自幼被杨坚之妻独孤氏收养，因此受文帝宠爱。曾三次率隋军北伐，大败突厥沙钵略可汗，威震塞北。杨爽仪容俊美，举止有度，名声甚好。

文帝开皇七年（587年），杨爽病，文帝派巫师为其驱鬼，不料鬼没赶走，巫师倒被吓死，当夜杨爽病死，年二十五。

评论：如果杨爽不被庸医所害，他是否真能成为隋的柱石呢？

裴元庆

演义：隋唐第三条好汉，其姐嫁于程咬金。手使两把大锤，勇猛异常，四明山一战，十八路反王无数兵将，只有他能接李元霸三锤。后中隋将新文礼之计，于山谷中被烧死。

历史原型：名裴行俨，隋将裴仁基之子，骁勇善战。裴仁基讨伐瓦岗寨，虽有胜利，但屡遭监军陷害，于是裴仁基父子杀隋监军，率众归瓦岗寨。后李密与王世充决战，裴仁基献计分兵偷袭洛阳，但不被李密所纳。后李密战败，裴氏父子被王世充所俘。王世充以侄女嫁于裴行俨，待其父子甚厚。

隋唐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古本《颜延之集》 结集 流传

[分类号]1213

根据《颜延之集》编集、存世的时间和实际存世情况，可以将其分为古本和传本。古本指史志著录或古书引文所称《颜延之集》与《颜延之逸集》，已经散佚，传本指从明代开始重新编辑、刊刻，并流传至今的几种《颜延之集》。目前对于颜延之别集在明代以前的流传，鲜有研究。故本文主要考察古本的结集时间和卷目、内容的演变，勾勒出原结集本从结集到亡佚的整个流传过程。

1　颜延之别集的结集时间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别集类”著录：“宋特进《颜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十卷。又有《颜延之逸集》一卷，亡”。这是现存书目中对《颜延之集》的最早著录。

1．1从《隋志》的史料来源、著录体例来推测《颜延之集》结集的时间

萧梁武帝普通年间，阮孝绪撰《七录》，采辑任叻和殷钧编纂的《秘阁四部书》、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以及王俭《七志》等目录书而成，汇集了宋、齐以来官修和私家书目的大成。隋炀帝时命柳顾言整理西京所藏图书，除去重复，得正御本三万七千馀卷，编纂为隋《大业正御书目录》。

《隋志》是在宋、齐以来官修书目和私家书目的基础上，主要根据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综合采辑《七录》等萧梁书目，并核对当时图书的存亡编纂而成。有的学者认为，《隋志》即《五代史志》，总《梁》、《陈》、《齐》、《周》、《隋》五书《志》，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说《隋书》”中说：“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有的学者认为，《隋志》是据《五代史志》删订，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大抵是志初修于李延寿、敬播，有网罗汇聚之功。删订于魏郑公，有披荆翦棘之实”。不管哪种观点，《隋志》与《五代史志》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五代史志》始于梁，故《隋志》也以梁为断限。因此，《隋志》著录的颜延之别集结集的时间上限也当以梁为是。

《隋志》的著录体例，列书名卷数，以撰人为注，有时也注书的存亡残缺情况以及在前代的留存与卷数，如注“梁有若干卷”或“梁若干卷”、“亡”等。王欣夫说《隋志》中注“梁有”的，就是指《七录》。此说甚是。《隋志》的著录体例在反映隋代藏书的同时，也能够体现出某一图书从前代到隋的演变情况。如著录颜延之别集时，先著录“宋特进《颜延之集》二十五卷”，反映的是隋代的存世状况，然后以注的形式补充著录梁代的存书情况“梁三十卷”。“又有《颜延之逸集》一卷，亡”，反映的是从梁代到隋的存世和演变情况，表示梁时有《颜延之逸集》一卷，到隋代亡佚了。

从《隋志》的史料来源和著录体例可以断定，颜延之别集结集的时间上限是梁，并且在梁代有《颜延之集》三十卷和《逸集》一卷存世。

1．2从类书、总集所收颜延之作品与传本《颜延之集》中对应篇目的完与残的关系来看结集的时间

《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载，颜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江左称颜、谢焉。所著并传于世”。传于世的篇目具体有哪些，未完全一一列举，仅选录了某些篇目或提到了个别作品题名。今通行本《宋书》修成于萧齐永明六年(公元488年)，这说明至永明六年，颜延之的作品还未结集。萧齐历时短暂，永明以后，即开始了动乱与兵祸，不久被梁取代。在动荡和兵祸时代，不大可能进行编集和校勘前代典籍的工作。

萧梁共56个年头，梁武帝萧衍在位达48年之久，是所有南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他的学术和文学才能出类拔萃，倡导、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在萧衍的带动下，皇室其他成员也纷纷编纂类书和总集。在梁武帝时期非常兴盛的文治环境下，编集颜延之别集是很有可能的。

齐梁时期，士人以博闻强记相尚，喜欢用征事的方式来展示才华。类书的编纂正适合了这一需求，因此梁武帝时期编纂了许多类书，如《寿光书苑》、《华林遍略》、《类苑》、《古今诗苑英华》、《文章英华》等。当时人就认为颜延之的诗赋多隶事，梁锺嵘在《诗品》卷中“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条中说其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颜延之的诗赋在编纂类书时有较高的选录和参考价值，因此有搜集颜延之作品以至结集的可能。

虽然梁武帝时期编纂的类书《华林遍略》等今皆不存，但今存隋唐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在编纂时吸收、利用甚至以梁代类书《华林遍略》为蓝本，基本上保存了梁代类书的内容。将《艺文类聚》、《初学记》中收录颜延之诗文与传本《颜延之集》中的篇目内容相比较，发现二者收录篇目内容的完整程度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隋唐类书中收录篇目是完篇(仅有篇幅较长的《庭诰》是节录)的，则这些篇目在传本《颜延之集》中也一定是完篇，反之则不一定。这也间接表明，在梁代类书中，收录了许多完篇的颜延之作品。

梁武帝时期编纂的总集中收录了颜延之的诗文，其中《文选》共收录颜延之诗文二十六篇(完篇)，《玉台新咏》共收录颜延之诗二首，其中《为织女赠牵牛七夕一首》为《文选》所未选，二者去其重复，共计二十七篇。这二十七篇在传本《颜延之集》中都是完篇。

经比较，在传本《颜延之集》中，所存完篇大多是类书和总集中收录的完篇，所存残篇大多是类书和总集中节录或未收的作品；也就是说，类书和总集中收录的完篇作品在传本《颜延之集》中一定是完篇；反之则不一定。而在类书和总集中节录或未收的作品在传本《颜延之集》中都是残篇(个别从《宋史》本传或佛学著作等辑录而来的完篇例外y。这说明，在编纂《寿光书苑》、《华林遍略》等和《文选》、《玉台新咏》的时代，或同时正在编集颜延之别集，或颜延之别集已经结集；否则，就不会较为集中地看到颜延之的作品。

从梁武帝末年开始，侯景反叛，接着是魏军南下，一直动荡不安，性命尚且不保，更罔论编纂文集。因此，编集颜延之别集只能在武帝末年之前。

以上几方面的证据都指向了梁武帝时期，这段时期应该就是颜延之别集的结集时间。

2 古本《颜延之集》的流传(从结集后至宋末)

根据古本《颜延之集》的编集和存世时代，可以依次分为梁古本、隋唐古本和宋古本。

2．1 梁古本

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叛梁，太清三年攻陷台城(宫城)，焚烧了秘省和东宫所藏图书。平定侯景之乱后，梁元帝萧绎收文德殿等公私藏书，全部运送到江陵。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命舍人高

善宝焚烧所藏全部图书十四万馀卷，藏书再遭浩劫。

隋开皇初，秘书监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其中说：“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颜之推《观我生赋》中说：“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自注：“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馀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颜延之别集的原结集本盖残毁于这两次浩劫之中，否则以后的史志或目录学著作中著录的《颜延之集》就不会有卷数的变化。

由于颜延之别集(《颜延之集》三十卷、《颜延之逸集》一卷)结集于梁武帝时期，残毁于侯景兵火和梁元帝的纵焚，因此称之为梁古本。

2．2隋唐古本

《隋志》著录的“《颜延之集》二十五卷”，反映的是隋代的存世状况；而《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著录有“《颜延之集》三十卷。为什么《旧唐志》著录的《颜延之集》的卷数不仅比《隋志》著录在隋代的存世卷数要多，而且还与《隋志》著录的梁时卷数相同呢?

选取《旧唐志》和《隋志》中所著录的“宋别集”来对比，可以发现：除《颜延之集》外，《旧唐志》所著录的其他很多刘宋别集卷数，正与《隋志》著录的某人别集在梁时的卷数相合，即《旧唐志》所著录的刘宋某人别集卷数，往往以《隋志》著录时的小注“梁若干卷”或“梁有若干卷”的卷数为准。如《旧唐志》所著录的《孔琳之集》、《王叔之集》、《孔宁子集》、《蔡廓集》、《郑鲜之集》、《陶潜集》、《范泰集》、《王弘集》、《宗炳集》《隋志》避高祖李渊父亲李晒讳，改“宗炳”为“宗景”)、《雷次宗集》、《何承天集》、《袁淑集》、《孙缅集》、《张畅集》、《谢庄集》、《徐爰集》、《刘情集》等的卷数，都与《隋志》著录的以上作家别集在梁时的卷数相同。

《旧唐书》成书迅速，疏漏、错误较多，其《经籍志》直接抄录唐毋《古今书录》而成，所著录图书截止于开元年间，反映的是唐代前期的藏书情况。而毋《古今书录》是对唐官修书目《群书四部录》的订补和简明化，因对《群书四部录》不满而作，毋说《群书四部录》“所用书序，成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孰有四万卷目，二千部书，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终竞，欲求精悉，不其难乎?”著录四万卷目、二千部图书的《群书四部录》，编纂时间只有一年多，编撰时直接借助、抄录了《隋志》等书的著录。

《群书四部录》在著录唐前书目时抄录于《隋志》，毋煲《古今书录》是对《群书四部录》的订补和简明化，其著录基础应当还是《群书四部录》和《隋志》，并且名为“《古今书录》”，大概也仿《隋志》，著录时试图体现所谓从“古”到“今”(唐开元年间)书目卷数的演变。到《旧唐志》著录时，直接从《古今书录》抄录，混同古今，或以“古”为今了。因此便由《隋志》著录的《颜延之集》“梁三十卷”演变为《旧唐志》的“《颜延之集》三十卷”了。

《文选》李善注中多次提到《颜延之集》，如卷二十二《应诏观北湖田收》诗题下李善注：“《集》曰：元嘉十年也”。同卷《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题下均注：“《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卷二十六《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题下注：“《集》曰：从兄散骑，字敬宗。卷二十七《北使洛》诗题下注：“《集》日：时年三十二”。同卷《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诗题下注：“《集》曰：张劭”。《文选》李善注撰于唐高宗前半期，可见在唐代开元及其以前，一定有《颜延之集》流传，但具体有多少卷，并非《旧唐志》所著录的三十卷，最多也就是《隋志》所著录的二十五卷。

《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也著录有“《颜延之集》三十卷”，与《旧唐志》的著录相同，比《隋志》著录的卷数多出五卷。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在当时的存世情况呢?

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宫廷藏书损失甚重。之后晚唐广明初的黄巢起义和天祜初的迁都洛阳，宫廷藏书损失殆尽，五代丧乱接踵，无暇顾及图书的搜集与整理。《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载：“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迁都洛阳，又丧其半。平时载籍，世莫得闻”。图书遭受如此浩劫，而《新唐志》所著录的《颜延之集》的卷数不仅没减少，反而比隋多出五卷，不合情理。

《新唐志》沿袭《旧唐志》，以毋《古今书录》为蓝本，增补《旧唐志》中未收的开元以后唐人著述，基本反映唐代藏书全貌。以“著录”表示《旧唐志》原有著录；以“不著录”表示在《旧唐志》中未著录，根据开元后文献目录及宋代藏书所新增的唐人著述增补。因此，对于唐开元以前的著述与图书，《新唐志》与《旧唐志》的著录没有多大区别。《颜延之集》属于唐开元以前的著述与图书，因此《新唐志》在著录时，只是沿袭《旧唐志》著录，并没有核对《颜延之集》在当时的实际存世情况。

因此，有唐一代，一定有《颜延之集》流传，但具体有多少卷，并非如《旧唐志》和《新唐志》所著录的三十卷，最多也就是《隋志》所著录的二十五卷，或为梁古本的残本，或为隋代重新编辑本，流传于隋唐，散佚于晚唐兵火和动乱，故称之为隋唐古本。

2. 3宋古本

《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艺文志七》著录“《颜延之集》五卷”。此五卷本《颜延之集》恐非《隋志》所著录的二十五卷本。

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撰《崇文总目》不著录《颜延之集》。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在“别集类”著录“《颜延之集》，但未标卷数(《遂初堂书目》中所著录图书均不标卷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不著录《颜延之集》。《通志》卷六十九“艺文略第七・别集三”著录：“特进颜延之集二十五卷”。

《通志・艺文略》为《通志》二十略之一，以“会通”思想通录古今图书，主要根据南宋以前的史志书目、北宋《崇文总目》、馆阁《四库书目》、道藏以及一些私家书目，按照时代顺序汇录而成。因此，《通志》所著录的“特进颜延之集二十五卷”盖直接从《隋志》抄录而来，没有反映出《颜延之集》在宋代的实际存世情况。

今存宋代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收录颜延之作品中，有史传、隋唐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以及当时流传的总集(《文选》、《玉台新咏》)所未收者，这说明在宋代编类书的过程中，选录颜延之作品时所依据的材料，超出了当时流传的史传、总集和类书范围。即以颜延之《庭诰》为例，《太平御览》收录最为全面，其中大多数内容都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可见在北宋时期确有《颜延之集》流传。

再分析《宋志》与《遂初堂书目》的关系，就会发现南宋中兴时期流传的《颜延之集》为五卷本。《宋史・艺文志》据宋代四部《国史艺文志》(《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和《中兴国史艺文志》)汇编而成，增补宋宁宗嘉定以后宋人著述，仿《新唐志》体例，以“未著录”标示所增补书目。《中兴国史艺文志》是《宋志》著录南宋书目时的直接来源，而《中兴馆阁书目》和《续书目》是《中兴国史艺文志》的著录来源。《中兴馆阁书目》和《续书目》就是《宋志》著录南宋书目时的间接来源，《宋志》所著录的五卷本《颜延之集》当依据《中兴馆阁书目》和《续书目》或《中兴国史艺文志》的著录抄录。《中兴馆阁书目》和《续书目》是对高宗时搜罗所得馆阁图书的著录，因此大致能够反映图书在当时的存世情况。因此，《宋志》所著录的五卷本《颜延之集》是比较可信的。

尤袤主要生存于南宋中兴时期，其《遂初堂书目》的编撰时间与《中兴馆阁书目》相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遂初堂藏书为近世之冠，尤袤显然要比其他私人所见藏书广泛，《遂初堂书目》著录《颜廷之集》，而差不多前后的一些私家书目不著录，原因即在于此。正如《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收《遂初堂书目・提要》所说：“宋人目录存于今者，《崇文总目》已无完书，惟此(《遂初堂书目》)与晁公武《志》为最古，固考证家之所必稽矣”。因此，基本可以确定，《遂初堂书目》著录的不标卷数的《颜延之集》就是《宋志》所著录的五卷本《颜延之集》。

明代人吕兆禧在《颜光禄集・跋》中说《颜延之集》“宋初尚存，亡于南迁耳”。此说欠妥。可能因为南宋两大私家书目《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均不著录《颜延之集》，故以为《颜延之集》亡于南迁。

隋唐文化论文篇9

一、目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一）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分为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相应地他们基于自己的阶级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隋唐时期，最高封建统治者提出了君道论，它是由以帝王为核心的封建君臣群体创造的。他们主张治国之道要以民为本，以名教纲常教化百姓，用刑罚法律规范百姓，用贤能之才治理社会，最后国家在封建统治者管理下有序运行。而农民阶级则有着相反的思想主张。唐末五代时期，政治腐败，藩镇割据，胡兵入侵，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人们反抗封建统治意识越来越强。于是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均平”口号，表达农民阶级追求社会正义、公平的要求，表达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强烈不满。“均平”思想主张教育和激励了农民的革命意识，是农民阶级的思想武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基于自己阶级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阶级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统治阶级统治服务

隋唐时期，最高统治者提出君道论。统治者在民本论中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提出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爱惜民力，仁政爱民等思想，在自我调整和维护中维护封建统治；统治者提出“以孝治天下”忠孝之道来教化臣民，以维护封建秩序；兼顾法制论思想，隋唐统治者不断修编法律完善暴力机器，以暴力巩固社会秩序；隋唐统治者也提出“人才论”思想，用科举制度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为封建统治服务。总之，封建统治者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都带有强烈的教化与政治目的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二、内容以儒为尊，兼并道佛

（一）儒学教化影响深远，纲常礼教，长盛不衰

儒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以孔孟为代表的文人提出的以仁义礼教治理社会的学说，在战乱动荡的社会并未得到为政者重用。儒学被确立为官方的思想政治教育规范起于西汉。随着楚汉之争结束，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统治人们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儒学的“君权神授”理论强化王权权威，用儒家的礼教纲常教化百姓思想行为，儒学始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经济倒退，百姓疾苦，玄学、佛学、道学借此兴起冲击儒家思想体系，儒学势衰没落。隋唐统一再度使儒学复兴有了契机，社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为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满足统治阶级需要，隋唐最高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以儒学为考试中心内容，扩大儒学政治教化功能，儒学重新回归当时思想教育的正统地位。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上长盛不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宣扬纲常名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增强了对人们的思想信念的引导，使民遵守社会规则，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理论兼收并蓄，灵活多变，不断根据时代变化而发展新的理论。

（二）吸收道佛理论中的有利因素，麻痹人民精神

在隋唐时期，思想界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儒佛道合流”现象，思想合流对意识形态领域有重要的影响。隋唐封建统治者对于非主流的佛道文化并不是一律排斥打击，因为佛道理论中也有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可以加以利用。佛教本是一种外来文化，在初入中国时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严厉打击与排斥。佛教理论在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和发展以后逐步服务于中国封建统治。为迎合封建王权，佛教对自身的理论与学说进行大幅改造，譬如论证佛教有益封建王权，为封建统治进行理论辩护，强调忠孝的道德观念与宗法思想、报恩父母的教义、长幼有序和嫡庶的区别等礼教等级的思想；而其因果报应论要求人民刻苦禁欲也起着麻痹百姓精神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理论核心―神仙崇拜理论中的等级森严的神仙体系更是与现实的政治等级体系不谋而合，皈依封建主义政治秩序，服务于君权神授理论。道教教义也充满着服务于纲常礼教的戒律、清规、规范的说教。这些有利因素被统治阶级利用平息和麻痹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意识。

三、方法教化为主，兼顾法制

隋唐统治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主要侧重通过客观激励方法来实现教化，将儒学经典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纳入科举考试中心内容，鼓励读书人积极学习儒学经典。隋唐统一中国以后，儒学作为思想统治工具适合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隋唐皇帝“召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设置科举将天下贤士尽入书院，施行仁义，扶正人性，努力扩大儒学的功利功能，使得读书人竞相接受儒学教化。隋唐书院学习儒学经典蔚然成风，为了进一步推崇和复兴儒学，唐太宗重用孔颖达作为国子祭酒，负责组织大儒文人编撰《五经正义》，制定规范标准的官方儒家学说，《五经正义》成书以后由封建国家诏令颁行，成为唐代学校的标准教材，以方便统一教化学生，达到灌输儒家纲常名教目的。隋唐统治阶级利用儒学纲常名教控制百姓思想，使民不敢为非，使民耻于为非，教育人们尊人敬长，以及“尊尊”、“亲亲”，达到教化百姓思想目的。治国不可无法，控制百姓的思想也离不开国家暴力机关的保障，在理论上，隋文帝主持修《开皇律》总结了法制历史经验，较为全面反映了君权的意志和利益，将封建礼教法律化，将大量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直接纳入法律，并且用儒学经典说明律文，以礼率法，使伦理道德法律化。而实践中，隋唐也竭力做到“纳之轨度，令行禁止”，重视用法律手段整肃吏治，使得政治一度廉洁清明。隋唐思想政治教育教化与法制并行的方法，高效地维护了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行。

四、发展具有相对滞后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也会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君道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例如法制论使社会纳入法治轨道，吏治清明，民本论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人才论选贤任能促进封建政治发展。但是随着唐末时期土地兼并，吏治腐败，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社会情况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君道论宣扬的礼教纲常，与动荡的社会不相符合，便被人们所摒弃。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末农民战争年间农民阶级提出了与君道论相对应的“均平论”思想，追求公平正义，以及《无能子》一书提出的代表小农阶级的立场的天地万物平等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没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成熟，但是也一定程度迫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得不自我调整，适应社会。

隋唐文化论文篇10

言疮事兼内外。首疾但目在头。齐咽已下，名为身患。鬼瘴谓是邪魅。恶揭陀遍治诸毒。童子始从胎内至年十六。长年则延身久存。足力乃身体强健。斯之八术，先为八部”[2]。根据以上八医，印度寿命吠陀（Ayurveda），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八个分科，亦即八种相应的疗法：第一拔除医方（Shalya）：为抉拔人体上惹起痛苦之物。第二利器医方（Shalakya）：为使用利器疗治眼耳等病的一种外科医学。第三身病医方（Kaya-chikitsa）：为对全身疾病之治术。第四鬼病明或鬼病医方（Bhuta-vidya）：为驱除因鬼凭而生诸心病之医方。第五看童法（Kumara-bhritya），为对胎儿、幼童、产妇等之看护学。第六恶揭陀药科论（Agada-tantra）：为关于诸药剂，尤其是解毒剂之学。第七长命药科论（Rasayana-tantra）：为关于长生灵药之学科。第八强精药科论（Vajikarana-tantra）：为关于强精催之学科[3]。隋志中载有大量介绍西域医药学的书籍，如《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要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4]。以上诸书，见证了中古时期东西方医学的交流，为中医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这些古代典籍，如今虽已亡佚，但从其书目尤可看出，西域医学的思想，已通过这些书籍达至中土。如《乾陀利治鬼方》及《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属医方明中之鬼病明或鬼病医方类；《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及《龙树菩萨养性方》，为长命药科论之类。此外，《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中，涉医文献有《不空罥索咒经》、《佛说疗痔病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等20多部佛教经典，出现医药卫生方面的名词术语达4600余条[5]。传统医学在中国以阴阳五行立论，在印度则为四大论与百一说并存。

《佛说五王经》有云：“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谓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这种观念于《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中可见，缘系孙思邈受佛教影响甚深。如《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一•诊候第四》有云：“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6]。《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录诸方之中，还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盖佛教戒律不茹荤血五辛。此外，那些掌握西域延年术的番僧，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纳。唐史有载，唐太宗常服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所制之延年药。迄高宗时，有东天竺之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以上是印度医学理论在中土传播时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这种医学交流的形式，主要通过僧侣这一特殊群体作为媒介，最终使得印度医学的一部分内容，融入到中医学的血脉之中，并得以广泛流传。殊方异药自张骞使西域后，西域药物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朝贡体制，纷纷涌入汉地。外来药物，隋唐以前多由陆路进入中原；隋唐时期及唐以后除陆路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阿拉伯商船经海港登陆中国。隋唐时代的通商港口，较为著名的有广州、扬州、泉州等地。日本僧人真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有云：“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7]。

可见香料贸易在唐代十分盛行，其在种类及数量上的丰富，极大促进了中土药物学知识的增长。印度医学有“万物皆药”的思想，孙思邈吸收了这种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药录纂要•药名第二》中载道：“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这种理念，扩大了药物的种类及医生的视野，丰富了古人关于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的相关知识。唐代郑虔的《胡本草》、唐末五代时期波斯人李珣的《海药本草》记载了大量的外来药物。历代医籍中，凡所及药物，冠以“胡”者，多系外来药物，如胡豆、胡麻、胡瓜、胡荽、胡芦巴、胡桃、胡椒、胡萝卜等。由于大量外来药物的引进，唐代本草及方剂学知识较前代大为丰富。兹仅举几则有代表性的外来方药，试说明之：底也迦，主要成分为鸦片。《新修本草》卷十五云：“底也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旧唐书》卷百九八拂菻传云：“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迦”。《医方类聚》引《五藏论》云：“底也迦善除万病”。《唐本草》曰：“密陀僧出波斯国”。金桃一名黄桃，《旧唐书》有云：“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从康国入贡，金色形如鹅卵，故有金桃之名”。橄榄，据《酉阳杂俎》所载，为唐代波斯输入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第二十七条，“先体病源”提到：“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沦国”[2]。隋唐时期外来药物种类繁多，不少于数百种，此处不逐一枚举。

这些来自异域的特产，在隋唐及唐以后的各种本草书籍中，均作为常用药物而被收载。迄于宋，国际香料贸易依然盛行，加之部分外来药物的本土栽培，以及士大夫阶层对于香料的极度推崇，由政府颁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大量使用香药，同时也造成了后世滥用香燥之品的流弊。《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还收录了多首耆婆方，如耆婆万病丸、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等。另在《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一•万病》篇中的阿伽陀药，是由紫檀、小蘖、茜根、郁金、胡椒各五两组成，其所疗病症颇多，几无所不疗。这种万灵药的概念，在隋唐以前，也非中土所有，如《伤寒杂病论》中所救治的病证与方药的一一对应性较强，来自本土的中医，强调的是辨证论治，不主张用一方能够应对种类繁杂的多种疾病。这种分歧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没有中医“证”的概念，他们的药物往往是针对“疾病”而言的。他们认为假如一种配方，能够对多种疾病有效，那么就称这种药方为万灵药。孙思邈吸收了这种“病”的观念，故诸方下所胪列之病症甚为芜杂。另外，以耆婆万病丸为例，此方含有三十一味药，唐代医药书中，屡见这些药味颇多之方剂。类似这种大方，在唐以前的传统中医药文献当中并不常见。唐以前的本土医学，更多提倡的是应用较为简约的方剂，以“简、便、验、廉”为遣方用药的原则与宗旨，但自孙思邈以后，大方在中医文献中的数量逐渐增多。

自此，汉地医学风气为之大变。由此可证，西域文明对隋唐时期及唐以后的本土药物学及方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节、商贾及释家的往还，在加强隋唐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的医药交流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同时也将随之而来的医药学知识传播到了中原各地。眼科医学眼外科治疗属前述八种疗法中之利器医方类。当时婆罗门僧在华以眼科业医者较多，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云：“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白香山《眼病二首》亦云，“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撚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8]。唐代社会名流罹患眼疾，往往延请天竺医为其诊治。可见印度眼科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超过了中原地区在这一专科领域所处的医疗水平。当时天竺而外，精于眼科者，尚有大秦。杜环《经行记》中有云：“大秦善医眼及痢”。世传龙树王菩萨能疗眼疾，故往往假托，以神其书。如《龙树菩萨眼论》，此书虽已久佚，但佚文散见他书。书中总结眼病的主要病因为：凡所患者，或因过食五辛，多啖炙煿热物麪腻之食，饮酒过度，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频挠心火，夜读细字，月下观书[1]。又《外台秘要》卷二十一有陇上道人撰《天竺经论眼》序一首，王焘言陇上道人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序云：“盖闻乾坤之道，唯人为贵；在身所重，唯眼为宝；以其所系，妙绝通神；语其六根，眼最称上。是以疗眼之方，无轻易尔”。《出眼疾候一首》载有金针拨障术适应症的病因病理特点及其治法宜忌，“令观容状，眼形不异，唯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其障，作青白色，虽不辨物，犹如明暗三光，知昼知夜，如此之者，名作脑流青盲，都未患时，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针讫宜服大黄丸，不宜大泄，此疾皆由虚热兼风所作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