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范文10篇

隋唐范文篇1

1.1隋唐山水画的发展

隋唐山水画独立成科，在中国画坛上占据重要地位。它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隋时期，山水画独立。这一时期主要承接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和“迁想妙得”等思想，山水画走向独立，青绿山水开始完善，以展子虔的《游春图》为代表（如图1），出现了第一幅卷轴画；其次，中唐时期，山水画发生显著变化，诗、画开始相互渗透，出现水墨山水的萌芽，主要代表人物有卢鸿一，代表作《草堂十志图》；再次，盛唐时期，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除了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得到盛行，青绿山水画中也出现很多著名的山水画大家，如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江帆楼阁图》和《明皇幸蜀图》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作。可以说，隋唐这些画家及其山水画作品对后代山水画和园林艺术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山水画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2]。

1.2隋唐园林的发展

中国园林艺术发展史上，园林滥觞于商周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宋时期，发达于明清时期[3]。在隋唐这段时期，园林艺术有所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皇家园林中的“壮大气派”也已经基本形成，写实园林基本进入成熟期，隋代因隋炀帝的荒淫奢靡，造园风气也一时兴起，致力于宫廷御苑的建造；至盛唐，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的设计也越趋精致，尤其是石雕工艺颇为娴熟，皇家建筑雕栏画栋，格外华丽。皇家园林主要代表有：大明宫、洛阳城、西苑等。第二，私家园林的艺术性较魏晋有所升华，着重于刻画景物的典型个性，具有写意而朴实的特点，自然山水以其特有的面貌表现了独特的园林艺术[4]。有名的私家宅园多为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宋之问的蓝田别墅、王维的辋川别业（如图2）、白居易的履道里宅园、李德裕的平泉庄等，为后代的写意园林奠定基础。

2隋唐山水画与园林

隋唐时期画家直接参与造园设计，他们都精通画理，重视画境。这一时期在造园实践上无不体现着画论和画理，开始形成“以画入园、因画成景”的造园传统。一方面，在画理与园林上，隋唐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与此时期的园林中的“步移景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山水画与园林在空间构图以及布局上有许多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在画境与园林上，创作思想都受唐代画家及理论家张璪在《绘境》中提及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影响，在造园中都注重融情入境与立意的运用，形成了写实园林的成熟与写意园林的萌芽。

2.1画理与园林

隋唐园林在布局上，大至总体布局，小至局部细节，无处不体现着画理，遵循着山水画的构图法则。主要表现在：虚与实、取与舍、开与合[5]。第一，虚与实。这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核心内容[6]。在山水画和园林中，有景为实，留白为虚；黑为实，白为虚；色彩是实，无色是虚；山是实，水是虚。展子虔所画山水有远有近，故而有虚有实，且有咫尺千里之势，代表作《游春图》即是如此。隋唐时期最著名的园林西苑具有舒展、宛致、富于自然韵律和“点线结合布局”的虚实变化的方式，颇有“千里之势”的意味。隋唐山水画与园林都运用虚实结合的方式来造就空间的无限性[7]。第二，取与舍。取舍即在景物营造上从布局开始，布局需相势取势。在隋唐画中，如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和其父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较之六朝时期只勾勒外轮廓线的山水画有所不同，他们画的树木山石，有大轮廓，但又细分其结构，线条或繁密或疏朗，树木山石脉络清晰，更显示出他们在取舍的技巧。这一前所未有的创新也同样反映在唐朝园林，如安乐公主的宅园：“起宅第，以侈丽相高，……作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8]。此外，康骈在他的《剧谈录》中曾提及唐朝李德裕平泉山庄有“疏凿象巫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且西苑由十六组建筑群和水道的取舍结合构成园中有园的形式，它们都随景物的起伏变化与形势的变更而布局相应取舍。第三，开与合。“开合”从字面上理解，“开”便是开放，“合”便是合拢。开与合是中国山水画理论中一组重要的范畴，也是园林艺术中布局手法较为重要的一组对比[9]。展子虔他的《游春图》中所表现的亭台楼阁、山水树石、景色布局都有开有合，有千里之势。唐太宗时期重建隋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仁寿宫，改称九成宫，是唐朝第一离宫，基本保持原有格局，空间布局多处采用开合对比方法突出主建筑九成宫的雄伟。“开”在此表现为视线之舒展、空间之开放，常随园林景色的游览序列的巅峰而产生；“合”则表现为视线之限制、空间之抑止，使人产生神秘感，为尽游园之兴作铺垫。

2.2画境与园林

隋唐逐渐形成写意园林艺术思想，中国的古典园林和山水画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园林艺术上不仅讲究园林本身的形式，以景寄情，并且深受其文人写意山水画境的影响，写意园林开始萌芽。山水画的画境影响园林，主要表现在：意在笔先、弦外之响和质朴旷美。第一，意在笔先。意则指意境。王维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10]。山水画中，这一思想反映在王维的《雪溪图》，此画运用意在笔先的手法，运用墨色渲染溪水，以此来映衬两边岸上的白雪，坡石有渍染却好似无勾皴。隋唐园林中，文人写意园林逐渐成为园林艺术的主流，文人士大夫将思想情怀渗透于园林的意境中，突出强调情景交融，意在笔先，进一步加强写意山水园林的创作意境。王维创建的辋川别业是天然山水、地貌地形和植被加以整治重建的园林山水，极具水墨意味。画家和造园家们对山水自然的真正感悟、喜爱之情融入园林和山水画的内容、形式和精神，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从而达到“意在笔先”的境界。第二，弦外之响。王国维是这样解释此词的：“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隋唐时期因画家和诗人直接参与园林的规划与设计，无论是青绿山水画还是水墨山水画在创作思想上都顺其自然的融入到园林艺术之中，造园活动中也开始有意识融入诗情画意，惜在于意境上的“用力”。王维创作的水墨山水画是在二维平面里用笔墨营造出“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园林艺术则在三维空间中“以咫尺面积创无限空间”，两者都是通过弦外之响的写意手法来创作的。私人园林中，李德裕的平泉山庄中表现了李德裕对奇石的癖好，而这中间“石”不仅是平泉山庄里主要的审美因素以外，主要还赋予了李德裕本人诗赋中的关键意象。即所谓的“弦外之响”。第三，质朴旷美。即一种自然的状态。唐代书画家张璪在《绘境》中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一词即是指大自然，而“心源”具体指画家或者造园家自己本身对大自然的内心看法，这是中国艺术包括构园艺术创作和写意山水画创作所遵循的原则。隋唐青绿山水画中，《游春图》以自然景色为主，放眼望去：江流无际、姹紫嫣红、青山耸峙、山明水秀，人物与佛寺点缀其间。隋唐园林中，白居易所作履道里宅园是隋唐时期洛阳私家园林的杰出代表，白居易是中国园林史上首位文人造园家。他的履道里宅园，不仅建筑风格，还是理水置石无不体现他长期的造园实践体会和对自然美的形成的“道法自然”造园手法，形成了质朴安适、虚怀若谷的造园观，可谓“质朴旷美”。

3小结

隋唐范文篇2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不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荒淫残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炀帝者，也是极为罕见。秦二世，是以阴谋手段篡改遗诏，窃取大宝；隋炀帝，是以卑鄙伎俩夺得太子宝座，然后又弑父自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杀戮宗室与国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敛天下之财力以供一己之用，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在镇压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现同样的残忍与暴虐。秦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隋炀帝甚至说：“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滥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隋书·裴蕴传》）。正是他们，使王朝前期的种种灾患迅速加剧，最终将锦绣河山尽数输于他人之手。

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

发生在秦末与隋末的两次农民大起义，又具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这两场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暴政。秦与隋，都是仅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土地兼并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秦末与隋末并不异常尖锐。

其次，起义军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暴政与暴君。秦末，陈胜、吴广和刘邦等人在起义前的舆论宣传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此外，陈胜被陈地乡绅、豪强赞为“伐无道，诛暴秦”，刘邦则被郦食其当场点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同上）。隋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之后，了李密撰写的讨炀檄文，揭露炀帝十大罪状以相号召，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第三，两场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两场起义的参加者除以农民为主体外，都吸引了大量的旧贵族、旧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参与其中，因而带有全民的性质。

上述这些共同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义中，很难全部看到，因而也带有着很强的特殊性。

四、秦隋制度建设成就及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战国时期制度变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等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开二千余年封建主义专制体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新型政治体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创立的制度体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汉、唐王朝全盘继承，这就是早已成为定论的“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这一历史说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其所须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它们假秦、隋统治者之手而生，却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

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还表现在制度的创建者与继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作为制度的创建者，秦、隋都没有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为制度建设的继承者，汉、唐却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治久安的国祚绵延。前者长达214年，（前206—公元8年），后者更是长达290年（618—907），在中国封建王朝国运短长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别创建了中华民族最为辉煌、至今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历史时代。历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草创，又分别假汉、唐之手完成这个时代的辉煌，秦汉、隋唐之间这种王朝的接力，在中国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

五、汉唐初年治国方针的清静无为与借武修文

汉、唐的创立者们在建国初年都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针。

西汉初年，奉高祖之命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陆贾深刻地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七十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见《全唐文》卷一《阅武诏》）。李世民即位后，进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他还以养病喻治国：“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魏郑公谏续录》）。对国家在恢复时期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初还制定了严禁大兴土木的法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非法兴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须向尚书省上报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则也要“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从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战火废虚上的历代王朝，建国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汉、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极度凋弊，加上最高统治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对前朝之弊作出客观的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上又能较为严格坚决地予以执行，遂使汉、唐初期的无为而治不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对治世典型与盛世典范的出现。

六、封建治世的两个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封建社会国祚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一次所谓的“治世”。在历代的“治世”中堪为典范、最为后人称道的又当属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的贞观之治。

作为封建治世的两大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在诸多方面又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大力提倡节俭自律。史载汉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书·文帝纪》）。露台之建，因为所耗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便被文帝坚决罢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多次拒绝为他修造楼台馆阁，生前还将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为陵，容棺而已”（《资治通鉴》卷194），以防子孙的厚葬浪费。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贞观政要·俭约》）。在他的带领下，贞观时期的大臣，也都以节俭为荣。

其次，政府都能做到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如汉文帝曾长达11年不收天下田租，景帝则只收田租之半。文帝将人口税和徭役都减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则规定，诸侯王葬，“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汉书·景帝纪》）。贞观时期规定，丁男每年只需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以用绢替代。太宗还先后减免全国或各地田租十三次之多。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百姓负担最轻的两个时期。

第三，国家政治清明，刑法宽松。汉文帝、景帝都十分重视治民以德，他们先后废止了宫刑和肉刑，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减轻笞法，颁布了令，使被笞者从此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生平，“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是以在他的统治期间，全国一年的案件甚至不过四百起，有“刑错之风”（同上）。贞观之世，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广泛地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他任用宫吏“不私于党”，作到人人“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政治十分清明。太宗治狱，极力减轻刑罚，于贞观十一年制定的《唐律》，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开皇律》就减少了163条之多。他还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建立死刑复奏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冤狱的发生。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资治通鉴》卷193）。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最为缓和的两个时代。

第四，年丰谷贱，国富民裕。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米至石万钱”（《史记·平准书》）。文帝统治时期，则“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唐武德初年，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米价一斗值一匹绢。贞观四年，米价便降至每斗四、五钱，十五年，米价甚至跌至“每斗值两钱”（《通曲》卷七），为中国封建社会创纪录之低价。因此，“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两个时期。

最后一个方面的共同表现是百姓自爱，民风醇厚。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是以百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使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治世”景象。从这个角度上讲，文景与贞观，也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环境最为安定的两个时期。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评价一个王朝是否取得“大治”以及达到怎样水平的主要标准。而这些“治世”的标准，正是取法于汉之文景与唐之贞观的。

七、封建盛世的两大典范：汉武盛世与开元盛世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四次公认的盛世，它们分别是汉武盛世（西汉）、开元盛世（唐）、永宣盛世（明）、康乾盛世（清）。其中堪称典范又产生巨大影响的，则非汉武与开元莫属。作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们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特征。

首先，百姓富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汉武之世，承汉兴七十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家储备空前雄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一般百姓也是家给人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唐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5230余万端疋屯贯石”，这个收入尚不包括“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通典》卷六）。社会稳定使人口获得巨大增长，“管户总8914790户，管口52919390”，为有唐之“极盛”（同上卷七）。

其次，武功强大，疆宇辽阔。汉武帝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外事四夷：北击匈奴，雪七十余年西汉国耻；经营西域，首开丝绸之路大门；平三越，定西南，用兵朝鲜，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大漠以北，西至中亚巴尔喀什湖、葱岭，南至支那半岛中南部，成为疆宇空前辽阔，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唐玄宗时期，面对边疆危机，果断地建立了大军区制，组织军事力量，征小勃律，克阿弩越，史称“拂＠①、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新唐书·西域传》）。虽不免夸大其辞，然而其时唐帝国的统治疆域，“东至安东，西到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确为有唐之极盛。

第三，文治兴盛，文化繁荣。汉武帝统治时期，不仅“武功”卓绝，“文章号令”也“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畴咨海内，举其俊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种种“文治”之功，不仅造就了西汉文化发展的空前繁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既是唐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不仅诗坛产生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其它文化领域，史学有刘知几、书法则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画界则有吴道子，儒学有褚无量、马怀素，天文学有僧一行，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文人与学者，汇聚在开元、天宝时期，有如群星璀璨，共同创造出盛唐文化最为绚丽的五彩画卷。

八、相似的少数民族政策——和亲征战与华夷一家

汉、唐王朝所共同实行的和亲与征战并重的民族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对其它封建王朝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垂范”作用。

就征战而言，历代中原王朝都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战关系，汉、唐也不例外。与汉交战的计有匈奴、羌、南越、且兰、乌桓以及西域地区部分小国，与唐交战的则有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其中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及高昌的战争皆可谓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征战的典型，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封建文人所极力推崇。

就和亲而言，汉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也都曾积极寻求以“和亲”方式代替征战，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历代的“和亲”，也当属西汉之昭君出塞与唐之文成入藏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影响也极其深远，因而长期受到后人的赞赏。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汉、唐最高统治阶层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上还共同具有“华夷一家”的开阔胸襟和平等态度，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因而十分难能可贵。汉武帝在刚刚击溃匈奴主力后，面对单于的和亲请求当即表示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准备“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只是由于匈奴贵族并无诚意而没有结果，汉元帝时，大臣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议，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同上），遭到了朝中保守势力的非议，却得到了汉元帝的大力支持，并最终促成了昭君出塞的成行。唐太宗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由于太宗能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所以他也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回纥等铁勒诸部为了朝见的方便，还特地请求修筑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正是这种宽阔的胸襟和平等的态度，保证了汉、唐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九、汉唐与罗马阿拉伯的同时并存与遥相对峙

作为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舞台，欧亚大陆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其西部世界曾先后分别建立了两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帝国所创造的成就与业绩，是西部世界的其它帝国所无法比拟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迅速扩张，从前146年罗马人彻底征服迦太基人始，到公元一世纪止，一百余年的时间，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环绕地中海、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而这一个时段，也正是西汉王朝向外扩张，成为帕米尔高原以东世界最为强大的帝国时期。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耶尔穆克战役中击败其在西方的主要对手拜占庭之后，迅速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短短百余年间，即建立了一个东起葱岭、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南到北部非洲，北至里海的庞大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唐王朝的军队北逐突厥，挺进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和葱岭，在中亚与阿拉伯势力展开角逐，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阿拉伯帝国抗衡的东部世界的强大帝国。

汉、唐王朝虽然间隔有七个世纪之久，然而却面对着如此相似的国际环境，拥有着如此相近的国际地位。此种现象，虽然纯属巧合，却也饶有趣味，是人类发展史上仅有的独特现象。

十、汉唐盛世皇帝实行的开放政策与文化交流

汉、唐王朝还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不仅了解了遥远的西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迅速打开了通往欧亚大陆西部世界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从此确定了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凿空之功，是其它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与文化大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其对周边地区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和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都是中国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不唯如此，汉、唐作为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两个高峰时期，其相似性还广泛地体现在高峰的形成条件以及留下的各种经验等众多方面。

就形成条件而言，首先，汉、唐作为当时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使得它们对周围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了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其次，汉、唐都控制着欧、亚大陆最主要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东端，从而保证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第三，汉、唐文化均在其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导致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上三个方面，是汉、唐时期形成文化交流高潮的最重要的条件。

隋唐范文篇3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不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荒淫残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炀帝者，也是极为罕见。秦二世，是以阴谋手段篡改遗诏，窃取大宝；隋炀帝，是以卑鄙伎俩夺得太子宝座，然后又弑父自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杀戮宗室与国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敛天下之财力以供一己之用，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在镇压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现同样的残忍与暴虐。秦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隋炀帝甚至说：“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滥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隋书·裴蕴传》）。正是他们，使王朝前期的种种灾患迅速加剧，最终将锦绣河山尽数输于他人之手。

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

发生在秦末与隋末的两次农民大起义，又具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这两场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暴政。秦与隋，都是仅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土地兼并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秦末与隋末并不异常尖锐。

其次，起义军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暴政与暴君。秦末，陈胜、吴广和刘邦等人在起义前的舆论宣传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此外，陈胜被陈地乡绅、豪强赞为“伐无道，诛暴秦”，刘邦则被郦食其当场点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同上）。隋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之后，了李密撰写的讨炀檄文，揭露炀帝十大罪状以相号召，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第三，两场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两场起义的参加者除以农民为主体外，都吸引了大量的旧贵族、旧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参与其中，因而带有全民的性质。

上述这些共同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义中，很难全部看到，因而也带有着很强的特殊性。

四、秦隋制度建设成就及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战国时期制度变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等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开二千余年封建主义专制体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新型政治体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创立的制度体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汉、唐王朝全盘继承，这就是早已成为定论的“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这一历史说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其所须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它们假秦、隋统治者之手而生，却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

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还表现在制度的创建者与继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作为制度的创建者，秦、隋都没有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为制度建设的继承者，汉、唐却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治久安的国祚绵延。前者长达214年，（前206—公元8年），后者更是长达290年（618—907），在中国封建王朝国运短长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别创建了中华民族最为辉煌、至今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历史时代。历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草创，又分别假汉、唐之手完成这个时代的辉煌，秦汉、隋唐之间这种王朝的接力，在中国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

五、汉唐初年治国方针的清静无为与借武修文

汉、唐的创立者们在建国初年都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针。

西汉初年，奉高祖之命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陆贾深刻地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七十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见《全唐文》卷一《阅武诏》）。李世民即位后，进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他还以养病喻治国：“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魏郑公谏续录》）。对国家在恢复时期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初还制定了严禁大兴土木的法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非法兴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须向尚书省上报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则也要“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从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战火废虚上的历代王朝，建国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汉、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极度凋弊，加上最高统治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对前朝之弊作出客观的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上又能较为严格坚决地予以执行，遂使汉、唐初期的无为而治不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对治世典型与盛世典范的出现。

六、封建治世的两个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封建社会国祚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一次所谓的“治世”。在历代的“治世”中堪为典范、最为后人称道的又当属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的贞观之治。

作为封建治世的两大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在诸多方面又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大力提倡节俭自律。史载汉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书·文帝纪》）。露台之建，因为所耗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便被文帝坚决罢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多次拒绝为他修造楼台馆阁，生前还将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为陵，容棺而已”（《资治通鉴》卷194），以防子孙的厚葬浪费。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贞观政要·俭约》）。在他的带领下，贞观时期的大臣，也都以节俭为荣。

其次，政府都能做到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如汉文帝曾长达11年不收天下田租，景帝则只收田租之半。文帝将人口税和徭役都减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则规定，诸侯王葬，“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汉书·景帝纪》）。贞观时期规定，丁男每年只需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以用绢替代。太宗还先后减免全国或各地田租十三次之多。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百姓负担最轻的两个时期。

第三，国家政治清明，刑法宽松。汉文帝、景帝都十分重视治民以德，他们先后废止了宫刑和肉刑，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减轻笞法，颁布了令，使被笞者从此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生平，“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是以在他的统治期间，全国一年的案件甚至不过四百起，有“刑错之风”（同上）。贞观之世，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广泛地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他任用宫吏“不私于党”，作到人人“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政治十分清明。太宗治狱，极力减轻刑罚，于贞观十一年制定的《唐律》，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开皇律》就减少了163条之多。他还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建立死刑复奏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冤狱的发生。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资治通鉴》卷193）。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最为缓和的两个时代。

第四，年丰谷贱，国富民裕。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米至石万钱”（《史记·平准书》）。文帝统治时期，则“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唐武德初年，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米价一斗值一匹绢。贞观四年，米价便降至每斗四、五钱，十五年，米价甚至跌至“每斗值两钱”（《通曲》卷七），为中国封建社会创纪录之低价。因此，“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两个时期。

最后一个方面的共同表现是百姓自爱，民风醇厚。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是以百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使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治世”景象。从这个角度上讲，文景与贞观，也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环境最为安定的两个时期。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评价一个王朝是否取得“大治”以及达到怎样水平的主要标准。而这些“治世”的标准，正是取法于汉之文景与唐之贞观的。

七、封建盛世的两大典范：汉武盛世与开元盛世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四次公认的盛世，它们分别是汉武盛世（西汉）、开元盛世（唐）、永宣盛世（明）、康乾盛世（清）。其中堪称典范又产生巨大影响的，则非汉武与开元莫属。作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们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特征。

首先，百姓富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汉武之世，承汉兴七十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家储备空前雄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一般百姓也是家给人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唐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5230余万端疋屯贯石”，这个收入尚不包括“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通典》卷六）。社会稳定使人口获得巨大增长，“管户总8914790户，管口52919390”，为有唐之“极盛”（同上卷七）。

其次，武功强大，疆宇辽阔。汉武帝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外事四夷：北击匈奴，雪七十余年西汉国耻；经营西域，首开丝绸之路大门；平三越，定西南，用兵朝鲜，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大漠以北，西至中亚巴尔喀什湖、葱岭，南至支那半岛中南部，成为疆宇空前辽阔，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唐玄宗时期，面对边疆危机，果断地建立了大军区制，组织军事力量，征小勃律，克阿弩越，史称“拂＠①、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新唐书·西域传》）。虽不免夸大其辞，然而其时唐帝国的统治疆域，“东至安东，西到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确为有唐之极盛。

第三，文治兴盛，文化繁荣。汉武帝统治时期，不仅“武功”卓绝，“文章号令”也“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畴咨海内，举其俊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种种“文治”之功，不仅造就了西汉文化发展的空前繁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既是唐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不仅诗坛产生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其它文化领域，史学有刘知几、书法则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画界则有吴道子，儒学有褚无量、马怀素，天文学有僧一行，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文人与学者，汇聚在开元、天宝时期，有如群星璀璨，共同创造出盛唐文化最为绚丽的五彩画卷。

八、相似的少数民族政策——和亲征战与华夷一家

汉、唐王朝所共同实行的和亲与征战并重的民族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对其它封建王朝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垂范”作用。

就征战而言，历代中原王朝都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战关系，汉、唐也不例外。与汉交战的计有匈奴、羌、南越、且兰、乌桓以及西域地区部分小国，与唐交战的则有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其中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及高昌的战争皆可谓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征战的典型，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封建文人所极力推崇。

就和亲而言，汉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也都曾积极寻求以“和亲”方式代替征战，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历代的“和亲”，也当属西汉之昭君出塞与唐之文成入藏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影响也极其深远，因而长期受到后人的赞赏。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汉、唐最高统治阶层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上还共同具有“华夷一家”的开阔胸襟和平等态度，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因而十分难能可贵。汉武帝在刚刚击溃匈奴主力后，面对单于的和亲请求当即表示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准备“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只是由于匈奴贵族并无诚意而没有结果，汉元帝时，大臣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议，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同上），遭到了朝中保守势力的非议，却得到了汉元帝的大力支持，并最终促成了昭君出塞的成行。唐太宗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由于太宗能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所以他也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回纥等铁勒诸部为了朝见的方便，还特地请求修筑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正是这种宽阔的胸襟和平等的态度，保证了汉、唐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九、汉唐与罗马阿拉伯的同时并存与遥相对峙

作为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舞台，欧亚大陆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其西部世界曾先后分别建立了两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帝国所创造的成就与业绩，是西部世界的其它帝国所无法比拟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迅速扩张，从前146年罗马人彻底征服迦太基人始，到公元一世纪止，一百余年的时间，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环绕地中海、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而这一个时段，也正是西汉王朝向外扩张，成为帕米尔高原以东世界最为强大的帝国时期。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耶尔穆克战役中击败其在西方的主要对手拜占庭之后，迅速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短短百余年间，即建立了一个东起葱岭、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南到北部非洲，北至里海的庞大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唐王朝的军队北逐突厥，挺进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和葱岭，在中亚与阿拉伯势力展开角逐，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阿拉伯帝国抗衡的东部世界的强大帝国。

汉、唐王朝虽然间隔有七个世纪之久，然而却面对着如此相似的国际环境，拥有着如此相近的国际地位。此种现象，虽然纯属巧合，却也饶有趣味，是人类发展史上仅有的独特现象。

十、汉唐盛世皇帝实行的开放政策与文化交流

汉、唐王朝还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不仅了解了遥远的西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迅速打开了通往欧亚大陆西部世界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从此确定了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凿空之功，是其它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与文化大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其对周边地区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和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都是中国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不唯如此，汉、唐作为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两个高峰时期，其相似性还广泛地体现在高峰的形成条件以及留下的各种经验等众多方面。

就形成条件而言，首先，汉、唐作为当时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使得它们对周围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了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其次，汉、唐都控制着欧、亚大陆最主要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东端，从而保证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第三，汉、唐文化均在其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导致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上三个方面，是汉、唐时期形成文化交流高潮的最重要的条件。

就留下的经验而言，汉、唐最高统治者所共同具备的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与积极吸纳的态度最值得后人借鉴和吸取。汉、唐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互动态势，为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

秦汉帝国与隋唐帝国的终始，其间隔七八百年。上述十种重大历史现象以惊人相似的面貌在这两个时期两度显现，且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绝无仅有，它不仅表明“秦汉隋唐现象”命题足以成立，而且意味着这种“再现”的历史现象，应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事物的本质，显示着事物在发展进程中的某种规律。本文列举十对极其相似而又独特的历史现象，只是意在说明这一命题的成立。至于这种“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和显现出来的规律，会给人们以怎样的启迪，则是作者乐与有兴趣的读者所共同探讨的课题。

隋唐范文篇4

一、司法集议的发动

隋唐时期,在司法运行的过程中,可因一定的情形发动集议。从发动集议的主体看,大致可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情况。

(一)指定集议

指定集议指就某些重大或疑难的案件,由皇帝直接下诏,命令百官进行集议。隋代,嗣滕穆王杨纶曾被告怨望咒诅,炀帝命黄门侍郎王弘审理此案,“遂希旨奏纶厌蛊恶逆,坐当死”。炀帝令公卿集议,“以公族不忍,除名为民”③。指定集议针对的多为制狱。对于制狱,根据王朝的律令,有关机关在审断后,要直接上奏皇帝,由皇帝权断定罪①。这些案件一般来说或是事关重大,或是疑难复杂,或是牵连广泛,或是涉及到了宗室、重臣等特权群体,或是关涉国家的重大利益,所以尽管皇帝可以权断定罪,但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又使他没有充分的把握行使好这项权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制定律令的隋及唐前期,贵族阶层尚有较强的势力,而制狱又常和这一阶层有关,所以或是出于审慎的目的,或是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或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私”以塞众议,或是为了推脱责任并彰显皇恩浩荡,皇帝在做出最终裁决之前,常会命令百官集议,作为决断的依据或缓冲之阶。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行使其司法权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对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缺乏程序性制约的一种补救,因而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在这一机制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多数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看作是官僚集团的整体意见,皇权也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样就在皇帝行使其权断权的过程中,加入了国家法律权力的因素②,对理论上不受制约的皇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这种机制也将皇帝权断权的行使由隐秘转为公开,可看做是中古时期司法公开的一种形式③。司法集议使司法过程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合理性,相对就更容易达到司法本身的目的。因指定集议是由皇帝所发动,所以并无范围上的限制。在制狱之外,如果普通司法案件因其引发的争议或轰动性效应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也可以随时指定一定范围的官员进行集议。从唐初开始,随着三省制的日渐完备、权力制衡机制的日益严密,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也日趋繁密。在三省制下,尚书省裁断流刑以上之罪,按照律令的规定必须使用奏抄这一文书形式,而门下省有审署奏抄之权④,如此一来,在文书运作的过程中,相关案件在经刑部复审后,还要由门下省奏定。然而,王朝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双向的,案件即使已由门下省奏定,刑部仍可提出异议。然后,再由门下省审核,另行奏定。即使经过了如此复杂的程序,如皇帝认为有疑问,仍可下令集议。《魏郑公谏录》卷二“谏处张君快等死”条:“刑部奏:‘张君快、欧阳林谋杀苏志约取银,君快不下手。贞观九年三月赦:劫贼不伤财主,免死,配流。经门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举断合死。’门下执依前奏。尚书任城王道宗录奏。太宗谓侍臣曰:‘国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为意见,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当。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谋为劫杀,何得免死?’因令杀之。公进谏曰:……太宗令议。议定奏闻……因令配流。”⑤就是对上述司法程序较为完整的反映。从制度上讲,皇帝是所有流以上案件的最后裁断者,对其中引发争议的案件均可发动集议。对于普通案件而言,这实际上等于在最后的审级之前又加设了一道临时性程序,从而可以集体的力量,以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为终审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指定集议是“慎刑”思想在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直接反映。

(二)申请集议

申请集议指有关机构或个人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申请就某些重大、疑难的法律问题或司法案件进行集议。因此,申请集议又可分为个人提请的集议和司法机关提请的集议两种情况。在隋唐时期,凡是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均可就有关案件,上奏皇帝,申请组织集议,所受程序上的制约较少。《唐国史补》卷中:“衢州余氏子,名长安,父叔二人,为同郡方全所杀。长安八岁自誓,十七乃复仇,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言:‘臣伏见余氏一家,遭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得仇’之义,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词甚哀切。时裴中书当国,李刑部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遗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①本案由礼法之间的冲突引起,属于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②,作为犯罪人籍贯所在地的最高官员,元锡必定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最终决定向皇帝上疏请命,申请就此案展开集议。按照唐代律令的规定,刑部是王朝的司法行政机关,掌律令,所有官员的集议申请都要由刑部审核,并报宰相决定。这两个机构认为此案不需集议,元锡的申请被驳回。

司法机关特别是负责审判事务的大理寺也可就其审理的案件提请集议,但需遵循一套更为严格的程序。《册府元龟》卷六百十六《刑法部•议谳第三》载有一案对此有较为清晰的反映,先将之详录如下:唐徐有功为司刑丞……又逆人丘神弟神鼎并男被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刘志素推案,奏称:“……又烧却反状分明,请付法者。”曹断丘鼎处斩,家口籍没。有功批:“……假令事实,终在赦前。况乃涉虚,何以为据?……请更审详,务令允当者。”刘志素又批:“……况又圣泽哀矜,重令来中丞推覆,追奴问鼎,勘案逾明……”曹又依前断,举申秋官详议者。下员外郑思齐,判:“凡断刑名,须得指实,朦胧作状,斟酌结刑,司刑比申,过为非理。欲令集议,须审议由,状未指归,遣议何事?仰寻所推之案,取堪凭据之由,处分讫申者。”曹断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纵实合免,恩后谋状未诚……请更商度者。”刘志素又批:“……有功舞文巧法,党逆不忠。批退欲纵反人……请据志素所批之状,与有功意故纵逆人之平,即请申秋官及台,集众官议。”奉敕依。得春官员外郎杨思雅等一百一十七人依有功议,依缘坐为允。得夏官杨执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议,并无反状,更差明使推。准议状,奏请差五品使杜无二,奏无反状,准赦例处分,并释放。③由本案可知,由于王朝律令为大理寺设置了复杂、严密的权力制衡机制,使得案件在大理寺内常呈相持不下之势。遇到这种情况,就需启动集议程序,以化解僵局。但集议的启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由大理寺正式提出书面申请,并附上案件的详细材料和相关证据。其次,还要指明集议的具体问题,即“议由”,刑部据此做出裁定。如果不符合这两项条件,集议申请就会被驳回。大理寺在补充材料、完备手续之后,可再次提出申请。如刑部在审核后认为已符合集议的条件,就要报宰相和皇帝,由皇帝做出是否集议的裁断。如得到许可,就由刑部组织人员进行集议。

就本案而言,刑部组织了人数达297人的在京官员进行集议。集议的结果出人意料,以杨思雅为首的117人同意徐有功的意见,认为应该按照缘坐法处分;而以杨执柔为首的122人认为并无反状,应该派人重推。不仅初推法官刘志素的意见被否定,就连徐有功的意见也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可见,司法集议并不限于就司法机构提供的几种意见进行讨论,而是开放性的,不受既有意见的束缚,从而也就能较好地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达到司法纠偏的目的。在制度上,申请集议乃由申请而发动,是临时性的,然而中央审判机构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又使集议成为了一种经常性的解决争议的手段,这就使集议在中央司法的层面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常态化特征。在唐代经常会就各种有争议的案件展开集议,就是这种制度设计使然。集议的常态化使许多重大案件的审理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而更加公开,更具开放性。它形成的舆论压力对负责审判的大理寺和有最终裁决权的皇帝均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隐约之中,司法过程中又加入了一种非专业的集体性制约力量。唐代司法的相对清明和这种制度上的设计有一定的关系。

(三)法定集议

法定集议指对于某些法律问题,集议是必经程序,否则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从现存史料看,主要有两类法律问题属于法定集议的范畴。其一为死刑案件。按照唐律的规定,对属于八议范围内之人的死刑案件,“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律疏进一步解释云:“依令,都堂集议,议定奏裁。”①这一规定当因自隋《开皇律》。到了太宗时期,为推行恤刑政策,规定对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集议。《旧唐书•刑法志》:“初,太宗以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等议之。”②隋唐时期,涉及死刑问题的集议事例甚多。在贞观定律之初,“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详议。于是玄龄等复定议曰:‘案礼,孙为王父尸。案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③。对该案的集议,竟导致了王朝刑罚制度的重大变化,司法集议在唐代法制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其二,司法官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发现律令存在问题,如欲建议修改,必须向刑部提出集议申请,经审准后,再奏报皇帝,得到裁可后,再由刑部组织人员在尚书省集议。《唐律疏议•职制律》“律令式不便辄奏改行”条:“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律疏曰:“称律、令及式条内,有事不便于时者,皆须辨明不便之状,具申尚书省,集京官七品以上,于都座议定,以应改张之议奏闻。若不申尚书省议,辄即奏请改行者,徒二年。”④在实践中也是这样执行的。会昌元年(841)十二月,都省奏:“准开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书门下奏。准律:窃盗五匹以上,加役流。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为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以下毙踣,或至数十千不死。轻重既违法律,多以收禁为名,法自专行,人皆异政……自今已后,天下州府窃盗贼,计赃几贯,须处极法。臣等商量,望委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御史台五品已上,与京兆尹同议奏闻,仍编入格令。”⑤将窃盗罪的最高刑罚加至死刑,显属对律文的重大修改,因此尚书都省上奏皇帝,请求集议,以确定新的关于死刑的数额标准,完全是依照律令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有学者认为唐代的集议并非定制⑥,显然失之片面。

法定集议乃是针对特别重大或关系全局的某些法律事项而设,以求达到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信息,减少决策风险的目的。和其他两种集议方式相比,它是一种更为制度化的集思广益的方式,优点十分明显。因此,时或就会有人提出扩大法定集议范围的建议。元和六年(811)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报父仇,在杀死仇人秦果之后投案自首。案件引发了争议,经过集议之后,宪宗下敕减死①。时任职方员外郎的韩愈议云:“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②建议从此以后,将所有涉及为父报仇的案件统统纳入法定集议的范围,试图以牺牲一定的司法资源和司法效率为代价,为因礼法之争而异常难解的复仇案件找到一个富有弹性的制度上的出口③。不过他的建议未被接受。

二、司法集议的运行

(一)集议的时间、地点与规模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尽管司法集议的发动有多种原因,但一般都由刑部组织,在尚书省进行。《新唐书•刑法志》:“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④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在隋代成功实现转型后,到了唐初,尚书省已成为司法程序的归结点。首先,在大理寺与刑部之间确立了审判与复核、事务与政务的关系。因此,在大理寺内无法解决的案件自然要提交刑部。与此同时,刑部又只有复核权,并无一审案件的审判权,而大理寺提请集议的案件均为一审案件,所以刑部就必须组织人员集议。由大理寺提请的集议属于尚书省系统的内部事务,所以要在尚书省进行。在唐前期,尚书都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一级审级,对大理寺审结和刑部复核的案件有勾检权。然而,案件在集议后,需要提交皇帝裁决,不再走勾检的程序,在尚书省集议,有利于都省官员就地监督,补此缺陷。集议的规模可大可小,由刑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建议,奏报皇帝定夺。贞观十六年,刑部认为按照《贼盗律》中规定的反逆缘坐法,兄弟之间仅为没官,处罚太轻,奏改从死。因涉及律令的修改,所以“奏请八座详议”⑤,范围相对较小。范围大的则在京所有九品以上官员都可参加,上文所引丘神鼎一案,参加集议的人数就达297人之多。集议需要的时间也不固定,要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对某些重大案件,集议时间可达数日之久。《旧唐书•李附李岘传》:“初收东京,受伪官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处死;上意亦欲惩劝天下,欲从器议。时岘为三司使,执之曰……廷议数日,方从岘奏,全活甚众。”⑥此案不仅涉及的官员人数多、级别高,而且对时局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也十分巨大,在当时就已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所以经过数日的集议,在肃宗的压力下⑦,才勉强达成一致。

(二)集议的方式

在集议时,一般均采取畅所欲言的方式,而非一言堂,不能由宰相或其他高官强行统一意见。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数日不决的情况。集议既然为“议”,首先就要经过口头讨论、辩驳的阶段。可是,在参加集议的人数众多,且意见纷纭的情形下,如何收集和归纳意见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书面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原则上,所有参与集议的人员,均可向皇帝提交书面材料,陈述自己的见解,此书面材料即为“议状”。谢元鲁先生指出:“百官会议的讨论结果,用书面议状的方式向宰相和皇帝上报,依据具体的情况,又分别采取会议参加者连署进状或者独立进状的方式。”①之所以有百官分别进状的规定,是因为有些议题内容复杂,不是百官集议一两次就能得出一致意见的。有时候,还会将这两种进状的方式统一起来,“既可使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统一,又可以保证少数持不同意见者得以各抒己见”②。书面材料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数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有时,在集议中哪项意见能够胜出,并不取决于支持人数的多寡,而在于议状是否有力、合理,能说服皇帝。《隋书•高构传》:“高祖受禅,转冀州司马,甚有能名。征拜比部侍郎,寻转民部。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尚书省不能断,朝臣三议不决。构断而合理,上以为能……赐米百石。由是知名。”③因议状对案件的影响至关重要,且进状的人数较多,所以朝廷对议状有一定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言之有据。在集议规模很大的情况下,显然不能把所有意见都一并呈送皇帝,否则不仅会使司法失去效率,也会使皇帝难于取舍分辨,达不到集议的本来目的。会昌五年(845)武宗曾就此下敕:“此后事关礼法,群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书都省,下礼官参议。如是刑狱,亦先令法官详议,然后申刑部参覆。如郎官、御史有能驳难,或据经史故事,议论精当,即擢授迁改以奖之。如言涉浮华,都无经据,不在申闻。”④刑部在上奏皇帝之前,对所有意见都要进行甄别,那些“言涉浮华,都无经据”的意见不在上奏之列,刑部对司法集议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如有必要,刑部还要对集议中提出的各种意见进行归纳,将那些有代表性的意见奏报皇帝。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首先,参加集议的人员,可以其所属机构为单位提出一个整体性意见。这种意见的分量极重,往往会对案件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大和二年六月,安南经略使韩约上奏:“爱州刺史张丹犯赃,并欲谋恶事,已准法处置。”文宗下令集议,大理寺的意见是:“张丹既行禁勘,即是制囚,韩约不合专擅处置。”文宗下令:“张丹男宗礼等并释放。”⑤其次,可根据意见的一致性程度进行归纳,基本相同的数种意见可整合为一种。贞元四年(788)八月,兵部侍郎李纾上奏,“请改太公之祭为致祭,其献官请差太常卿以下”,诏令百僚集议,“兼大理卿于颀等四十六人,议同李纾”。而尚书右司侍郎中严等议则提示了另一种意见:“愚以为宜去武成及王字,依旧令为齐太公庙,人无闲言矣。”刑部员外郎陆淳等六人议曰。“臣愚谓宜罢上元追封立庙之制,依贞观于溪置祠,令有司以时享奠,斯得礼之正也。”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议曰:“当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共出现了四种意见。九月十六日,德宗下敕:“以上将军以下充献官,余依李纾所奏。”⑥司法集议的情况也应如此。就现存史料来看,将意见整合为2-3种的情况最为多见。

(三)对集议的制约

在集议之后,如司法机关对集议中形成的主流意见不认同,可予以反驳,称为“驳议”。在双方争执不下时,皇帝可下令重议。重议之后,如双方意见仍不能取得一致,就只能由皇帝裁断了。贞观七年,发生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不解佩刀入东上门一案。此案事关朝廷重臣,故而被提交公卿集议。“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合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大理少卿戴胄驳之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君父,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功舍过,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亲,便欲阿之。”下令重议。封德彝执议如初,戴胄又驳之曰:“校尉缘无忌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其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结果由太宗下令将校尉免死①。司法集议还要受到门下省封驳程序的制约。贞观十六年,崔仁师任给事中,“时刑部以《贼盗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奏请八座详议。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等议请从重;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等议请依旧不改。时议者以汉及魏、晋谋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议”。崔仁师独自驳正曰:“且父子天属,昆季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既欲改法,请更审量。”最后“竟从仁师驳议”②。不论是司法机关的“驳议”,还是门下省的封驳,都是集议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集议的目的在于通过广泛的意见交流和讨论,集思广益,形成更为正确的判断,所以是一个开放性的程序。不仅在集议的过程中需要辩论和反驳,在集议的结果出来以后同样可以对之质疑。不能因为在集议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广泛的一致,就构成一种权威,造成一种基于多数的专断。无论是哪种集议,其在司法过程中的定位都是辅助性的,如何裁断仍需法定的司法机关按照王朝律令规定的司法程序进行———或由皇帝权断,或再交司法机关审判。也就是说,不论集议的规模如何、级别怎样,从本质上讲,它都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介入程序,意在和司法机关的常规性程序形成制约和互补,故而集议本身并不能左右司法。“驳议”和封驳程序对它的制约实际上就是专门意见对常识判断,少数专家对多数意见的制约。这种制约本身构成了一种“回应”,所以又会引起“反响”,从而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三、司法集议的作用

(一)司法集议的积极作用

集议最显著的作用在于促进司法的公正、公平,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大和九年,湖州刺史庾威因在湖州实行定户均税之法,被贬职,同时被处分的还有录事参军杜膺及县令等六人,湖州百姓韩巨川及庾威之子庾道彰进状称冤。文宗令尚书省四品以上官集议。议曰:“定罪者,必原其情。议事者,宜究其本……郡人远诉,益表事情,幸遇圣明,合从昭雪。”尚书都省将意见上奏皇帝,庾威被追授循王傅,“其连坐左迁录事参军杜膺及县令等六人,并复本资官”③。可谓明显的一例。从隋唐三百余年的历史看,集议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上文对此已多有涉及,不再赘言。集议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恤刑。隋唐时期,在司法集议的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总原则,即议刑从轻。因集议的对象主要是重大、疑难案件,而疑罪从轻又是中国长久以来的司法传统,所以集议不得加重犯罪人的刑罚。永徽元年(649),唐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明年,华州刺史萧龄之以前任广州都督赃事发,制付群官集议。及议奏,帝怒,令于朝堂处置”。唐临奏曰:“臣闻国家大典,在于赏刑,古先圣王,惟刑是恤。《虞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弗辜,宁失弗经。’……今议萧龄之事,有轻有重……窃惟议事群官,未尽识议刑本意。律有八议,并依《周礼》旧文,矜其异于众臣,所以特制议法。礼:王族刑于隐者,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知重其亲贵,议欲缓刑,非为嫉其贤能,谋致深法。今既许议,而加重刑,是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①高宗从其奏,萧龄之被流放岭外。在任御史大夫前,唐临曾任大理卿,对王朝的法律非常熟悉。白居易在其所撰《许季同可秘书监制》中就称赞说:“国朝以来,有刘得(一作德)威、张文、唐临为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设官之重,得贤之盛,人到于今称之。”②唐临所讲的集议原则当是隋代以来的一贯做法。因此,韩思复在其《驳严善思绞刑奏议》中云:“议狱缓死,列圣明规,刑疑从轻,有国常典……一面疏纲,诚合顺生,三驱取禽,来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详,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以符慎狱。”③说法与唐临相同。直到唐后期,依然如此。前文所提到的韩愈的建议,其隐含的目的就是试图利用此默认的规则,在制度层面使为父报仇者不再面临死刑的威胁,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韩愈的这一目的虽然在其议状中并未言明,但当时之人对此实洞若观火。因此事关系重大④,所有不可轻改。前文提到的余长安为父报仇一案,元锡上奏申请集议的目的也在于此,《新唐书•孝友传》直接就说:“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执不可,卒抵死。”⑤可见,集议对司法过程中因考课等因素导致的重刑倾向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那些参与人数众多的司法集议中,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意见实际上代表了舆论的主流,可被视为是精英阶层的公论,会产生强大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起到了抑制皇帝、权臣或官僚机构专制、专断的作用。中宗时,发生了节愍太子与李多祚等举兵诛武三思的重大事变,“其诖误守门者并配流”,可韦后党羽却密奏尽诛之。中宗下令重推,守大理卿郑惟忠上奏反对,中宗令百官集议,“遂依旧断,所全者甚多”⑦。因司法集议有诸多积极的作用,所以在武宗时,李德裕建议:“按《史记》:‘仲尼在位,狱讼之词有可与人共者,不独有也。’伏以汉魏以来,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议……臣等商量,如有事关礼法,群情凝滞者,各望令本司申尚书都省,下礼官、学官详议,意见不同者,任为别状。”⑧

(二)集议作用发挥受到的局限

尽管集议有以上诸多积极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意见收集的过程,既无固定的机构和人员,又非一级审级,其主要功能在于收集代表性意见,并以这些意见为媒介对案件的进程和结果发生影响。至于影响的程度如何,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上文所言,集议过程中产生的多数意见会对有关司法机关产生相当的压力,从而影响案件的进程和结果。但如果在集议过程中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无法产生一致或能获得多数人支持的意见,那么其对司法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有时,即使形成了一致或多数的意见,司法机关仍可置之不顾,坚持己见。景龙(707-710)中,韩思复迁给事中,当时左散骑常侍严善思坐谯王重福事下制狱,有司断以绞刑,韩思复对此进行驳奏,并“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当时“议者多云善思合从原宥,有司仍执前议请诛之”①。这是王朝赋予司法机关的独立裁断权使然。韩思复又对之进行了驳奏,并以“措词多出,法令从轻”的恤刑政策为依据②。因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中宗权断定案,严善思被免死,“配流静州”③。经过司法集议之后,案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尚书省系统的内部事务,故而不再需要经过“复审———勾检”这一套程序了,而是要将集议的结果提交皇帝,由皇帝裁断。一般情况下,皇帝多会采纳多数人的意见④,但也有采纳少数意见的情况,大和六年,“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而亡窜,官捕其父囚之,兴归,待罪有司。京兆尹杜、中丞宇文鼎以兴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奖,请免死。诏两省参议,皆言杀人者死,古今共守,兴不可免”⑤。文宗却采纳了杜的意见,将上官兴免死配流。有时,皇帝还可做出自己独有的裁断,不受集议中任何一种意见的影响。至德二年(757)六月,发生了将军王去荣杀死本县县令杜徽一案,王去荣被断死。肃宗以其能修守备之器,特放免,命其于河东军中效力。中书舍人贾至封回诏书。肃宗下令百僚集议,韦陟议曰:“昔汉高约法,‘杀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杀人者生。伏恐不可为万代之法。”⑥其他人的意见均与贾至相同。在司法集议中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实属罕见,产生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帝以寇逆未平,藉其殊艺,竟舍之”⑦。因对集议案件的最终裁断属于皇帝权断的范畴,所以即使皇帝采纳了集议中的主流意见,并据此做出了最终裁断,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因为某些特殊事由的出现又将之推翻。《隋书•列女传》:“陆让母者,上党冯氏女也。性仁爱,有母仪,让即其孽子也……乃命公卿百僚议之,咸曰‘让罪当死’。诏可其奏。让将就刑,冯氏蓬头垢面诣朝堂数让曰……上于是集京城士庶于朱雀门,遣舍人宣诏曰:‘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范……让可减死,除名为民。’”⑧有时,皇帝之所以就某些案件指示集议,本来就存有个人的私心和目的。一是想借集议为当事人开脱,借众口以掩私心。大业元年(605),“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数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罢。摄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欲释之,付议虚实,百僚咸议为虚……其余皆议免罪。炀帝可免罪之奏”⑨。一是因某种原因,皇帝直接动用其权断权有所不便,于是就通过集议的形式,治当事人以重罪,同时又可不伤及到自己的名声和威信。炀帝之疏忌宗族就是如此。嗣卫昭王杨集因皇帝对诸侯王猜防日甚,忧惧不知所为,招来术士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被人告发,大理寺希旨,断死。炀帝令百官集议,杨素等希旨,议请按照大理寺所断处置。最后,炀帝将杨集“除名为民,远徙边郡”○10。如不希旨而议,就可能招来不利的后果。炀帝时,薛胄迁刑部尚书,“时左仆射高稍被疏忌,及王世积之诛也,事与相连,上因此欲成罪。胄明雪之,正议其狱。由是忤旨,械系之,久而得免”○11。因此,遇有皇帝本人已有强烈的倾向性意见时,参加集议的官员多会望风顺旨,为皇帝寻找法理上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集议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完全沦为了专制的工具,不仅达不到正面的效果,反而会起反作用。总之,司法集议的效果如何,和皇帝本人是否贤明,对具体案件的态度如何有直接相关,这既是由君主专制的体制所决定,也和集议制度本身的定位与设计有关。

隋唐范文篇5

我曾经，在黄昏的伊河上仰望过龙门石窟，顶着浓冽的秋霜拜临过白马寺，而今年的初冬又一次摸到了隋唐遗址。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

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流连在洛阳已经一年有余，小时候那些美好的诗中描绘栩栩如生的洛城在脑海中变成了不可磨灭的现实。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

就冲这首，曾经洛阳那如泣如诉的凄美的形象。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还有一首也是李白描写的洛城，

古风————李白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同样，很好诠释了，洛阳也不乏粗犷的一面。

李白三游洛阳

李白24岁时就走出四川，告别亲人出外远游。坐船东下，出三峡，过荆门，到达江陵，游洞庭湖，登庐山，到金陵后住在杨州。27岁时，他离开扬州，经汝海，到达安陆，结婚后在安陆定居。安陆北望，汝海茫茫，嵩岳耸峙，再望北就是东都洛阳。这样李白就以安陆为归宿，三游洛阳，圆了他畅游帝乡的梦想了。

李白第一次游洛阳，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年)。那是他首次赴长安求仕，均无结果。十九年夏，他愤然离开长安，经过洛阳，但未在洛阳停留。秋天，李白从安陆路过嵩山，会见老友元丹丘后，来到洛阳龙门夜宿香山作诗《秋夜宿龙门香山寺》。

是年冬，李白再游龙门，在欣赏北国的雪景时，“举声梁甫吟”。此时，李白在《梁甫吟》诗中追求自己投谒的艰辛“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谷，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乐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从额叩关阍者怒”。再一次表达为皇上起用的强烈愿望：“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

第二年，李白自春至秋，都在洛阳游历。他曾在天津桥观赏三月桃李。三月的洛阳，青风荡漾，“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李白在洛阳游历将近二年，此时萌生思归安陆之意。在洛阳又结识元演、崔成甫等朋友，到了秋天李白告别诸友回到了安陆。

李白第二次游洛阳，是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这年的春天，他在太原北游雁门关后。接到朋友元丹丘的来信，旋南返洛阳。“仆在雍门关，君为峨眉客，心悬万里外，形滞两乡隔。长剑复归来，相逢洛阳陌”。(《闻元丹丘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客》)在李白一生交往的朋友中，元丹丘是相知相交最深的。元丹丘是一位道士，早年在峨眉修行时，就与李白相识，后隐居嵩阳，李白又到嵩岳与他相会，尽游三十六峰，晚间二人同床而卧，抵足而眠。

李白第三次游洛阳，是在天宝三载(744年)。这年，李白受招入宫已经三年了。初入宫，玄宗对李白异礼有加，命为待诏翰林。李白此时认为青云有路，正可一展宏图了。然而事实却使李白大失所望。玄宗不过是将李白作为五名文学侍从，供其娱乐而己。久之，李白对御用文人的生活渐感厌倦，就浪迹酒肆。杜甫在《酒中八仙歌》中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正是此时李白生活的真实写照。到天宝三载春，李白上书乞请还山，玄宗同意。这年春天，李白自长安回到东都洛阳。此次洛阳之行，李白会见了当时住在洛阳的杜甫，双子星座，珠联璧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龙门、金谷、玄元庙、天津桥都曾留下二人的足迹。诗仙，诗圣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王维、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甦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洛城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喜欢李白的诗歌，身边常有几个录有李白诗歌的唐诗选本，主要是《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工作之余，他常常捧读再三，所以对李白的许多诗作都烂熟于胸。《手书选集.古诗词卷》里，就收有手书李白的16首诗作，数量最多。

也从不讳言自己对李诗的喜好。据何其芳回忆，1942年4月13日，他和严文井、周立波去见，谈到文艺工作，有人问：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是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喜欢李白的诗，不但自己读，而且不时推荐于人。1959年8月6日，他曾把李白的《庐山谣》推荐给儿媳刘松林，1961年9月16日在庐山，又将这首诗书赠党中央常委诸同志一读。

喜欢李白的诗歌，首先是欣赏李诗的艺术成就。他曾对人评论李白的《蜀道难》，他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集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他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在评说这首诗时之所以说不必“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是因为对于本诗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李白担忧房官、杜甫将为严武所害，有人认为是讽刺唐玄宗避乱入川，有人认为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等等。可能认为，如果硬要从思想性方面找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社会主题来，反而会损坏本诗的艺术性和欣赏趣味。

在(蘅塘退士编)《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的《蜀道难》这首诗的批注中说：“此篇有些意思。”在同一本书的《将进酒》的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标题后又画了三个小圈，并在天头上批注：“好诗。”还对李白的《梁甫吟》、《古风五十九首》、《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做过批注。至于说“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更是从总体上高度评价了李诗的艺术成就。

喜欢李白的诗歌，更重要的是他喜欢李白富有瑰丽幻想的诗人气质，特别是他的诗歌中传达出的蔑视世俗、挑战人生的英雄气概和思想价值。这同作为一个富有浪漫气质的诗人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思想感情有共通之处。

李白一生胸怀远大理想，且才气纵横，热情奔放，他的许多诗歌内容博大精深，感情一泻千里，理想主义、叛逆精神和无所畏惧的气概构成了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而丰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张、清丽明快的笔调、豪迈流畅的语言写出了大自然的深远意境和自己的壮美情怀，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美学境界，创造了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的光辉顶峰。《蜀道难》、《望庐山瀑布》、《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李白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投入反对权贵、鞭挞世俗和争取开明政治的斗争，反映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的情怀，表现出他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生价值观，这也是他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等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李白的许多诗歌都在具有很高艺术性的同时，具有很大的思想价值，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历史精髓，富有积极和进步意义。因此，他的诗歌常常引起的思想和情感共鸣，不但从李白的诗歌中得到艺术的享受，而且常常汲取思想的养分和犯难克险的勇气。因此，有人说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最喜欢唐朝的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在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如此，对李白这个历史人物的消极方面持批判态度。这正是他一贯坚持的一分为二看待人与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他批评说李白“尽想当官”和有“道士气”。

应当说，李白是一个多色彩的人物。从艺术上讲，李白诗歌的清晰洒脱融合了道家的飘逸和楚骚的瑰丽；从思想上讲，李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儒或道，或兼而有之，但总体上是以儒家的入世济世为主。他虽然曾想作侠客，曾想作刺客，曾想作武将，曾想作高士，曾想作圣贤，曾想作神仙。但是，对李来说，他最主要的最长期的人生追求是想作宰相，作大官。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的名诗《梁甫吟》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长啸梁甫吟。

何时见阳春。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

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清水。

逢时吐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钩。

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

当年颇似寻常人。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

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骋雄辩。

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

指挥楚汉如旋蓬。

狂客落魄尚如此。

何况壮士当群雄。

我欲攀龙见明主。

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壶多玉女。

三时大笑开电光。

倏烁晦冥起风雨。

阊阖九门不可通。

以额叩关阍者怒。

白日不照吾精诚。

杞国无事忧天倾。

□□磨牙竞人肉。

驺虞不折生草茎。

手接飞猱搏雕虎。

侧足焦原未言苦。

智者可卷愚者豪。

世人见我轻鸿毛。

力排南山三壮士。

齐相杀之费二桃。

吴楚弄兵无剧孟。

亚夫诒尔为徒劳。

梁甫吟。

声正悲。

张公两龙剑。

神物合有时。

风云感会起屠钓。

大人□□当安之。《梁甫吟》是李白被排挤出长安后官场失意之时的悲愤之作，他在诗中引用了汉代郦食其的故事。郦是一介书生，嗜酒如命，被称为“高阳酒徒”。他曾给刘邦献计而克陈留，被封为广野君。公元前204年，他游说齐王田广归汉，使刘帮不战而得齐国七十余城。但此时韩信乘机奔袭齐国，齐王以为郦食其以缓兵之计欺骗了他，便把郦扔进了油锅。李白很推崇郦食其以三寸不烂之舌建功于风云际会之时的才智和气概，故说“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一举成名。

很喜欢李白的《梁甫吟》，在他的故居藏书中，有一份《梁甫吟》的手抄本，是用一寸大小的毛笔字抄在16开毛边纸上的，共7页。这是晚年视力减退时，为阅读此诗，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从此本右上角的两个圈记看，两次读过这个手抄本。在《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旁，也画有表示读过两遍的大圈；并在“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用红铅笔画着直线。

但是并不赞成李白在这首诗中透露出的在建功立业上那种书生式的纯理想化的思想和认识，所以他在1973年7月4日同、谈话中说到秦始皇时随口引出了《梁甫吟》，并用打油诗的方式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和自己的看法，批评了李白“尽想做官”的思想。“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其实，想做官，想做大官，特别是想做宰相，是封建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在这里批评李白尽想做官，可能不是一般地用超历史时代的办法苛求古人，而是批评李白自恃才高而过于书生意气的人生态度。当时借此评古人，这其中是不是隐含着对现代人的一种劝说，或是一种警告?

李白一生向往举贤任能、天下为公的社会，立志“解世纷”、“济苍生”、“安黎元”。他崇敬诸葛亮、鲁仲连、荆轲那样排难解纷、大济苍生的英雄人物，幻想自己能官居相位，“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愤世疾俗，猛烈反抗社会习俗和成规加给人们的束缚和羁绊，要求自由和解放，憧憬无拘束的理想世界。这就必然使他四处碰壁，终生郁郁不得志，于是在他的诗歌里，在蔑视权贵、忧国忧民的同时，又不时流露出及时行乐、放浪形骸的消极思想情绪。这表现了李白一方面有强烈的入世济世的抱负，一方面又有理想破灭时消极遁世思想。这可能是说李白有道士气的原因。而这些，都可能是李白在洛阳道士好友及有关系，洛阳对李白的影响略见一斑。

从总体上说，是最大限度地肯定李白的，他似乎认为李白的富于幻想和浪漫情怀不仅在艺术创作中是有益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一定积极意义。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党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

南宁会议是建国后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当时苏联卫星上天，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中国则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加上我国反右派斗争胜利，一些工厂农村生产增长较大，激情满怀，壮志凌云，可能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快车道，能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所以他希望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要学“三李”，“搞点幻想”，在紧接其后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上，他超乎寻常地提出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要求各行各业都支援“钢铁升帐”。这就背离了他自己积极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稳步发展、平衡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于是，高指标和浮夸风大行其道，急于求成、盲目求快的“”变成了大跃退，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对本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悲剧，对全党来说也是一个教训。经济建设中应该少一点浪漫的幻想，多一点实事求是。

洛城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隋唐范文篇6

关键词：行宫制度；宫廷政变；玄武门学说

一、隋唐两代的行宫制度

行宫亦即离宫别馆，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大致从殷纣王开始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史称殷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渐其间，为长夜之饮。”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代以来更形成一种制度，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

西汉以降，历代所建行宫的数目大都没有超过秦代，但在建筑设计上却呈现出后来者居上，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据初步统计，隋唐时期有名称可考的行宫共有73所，其中隋时营造者38所，唐时营造者35所，而两代并用的行宫则有14所。这些行宫中，除隋榆林宫、晋阳宫、汾阳宫、临朔宫、临渝宫、江都宫、扬子宫、丹阳宫以及唐泰山顿等距离都城(长安或洛阳)稍远以外，其余均距离都城较近，一般少于400华里。从地理分布的大势来看，行宫大多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这种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显然与陪都制度有关。隋以大兴为都城，而以洛阳为东都。唐都于长安，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洛阳地居天下之中，挽漕便利，又距京师长安较近，故于诸陪都之中地位尤其重要，与长安一起被唐帝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长安、洛阳既为隋唐帝王的主要活动中心，因之行宫也就多建在此两京的附近。隋唐诸帝中，以隋炀帝、唐高宗、则天皇帝和唐玄宗居洛阳时间较久一些，所以东都洛阳周围的行宫多为这几个帝王所兴建。因为隋唐帝王们往返两京十分频繁，为巡幸方便起见，两京道上也营造了许多行宫。

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或为消夏避暑，或为冬春沐浴疗养，或为巡幸两京时沿途驻次，也有一些是因帝王旧宅改建以及为了军事、宗教活动的方面而兴建，其中尤以避暑宫(又称清暑宫、夏宫、凉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根据著名气候史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公元600－100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新近的相关研究揭示，这个温暖期大致从公元550年开始，到1050年结束，持续时间约500年左右，比竺可桢所界定的时间段要长1个世纪左右，整个温暖期实际上跨有南北朝晚期、隋、唐、五代和北宋中前期，但主要与隋唐两代相对应，其间虽然存在明显的气候波动，但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显示，这个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总体上比较温暖，如与现代气候比较，则当时年平均温度高出现在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度左右。这就是说，当时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的气候实际上已具有了北亚热带的某些特征，与今日秦岭南面的汉中、安康地区略相接近。由于气候偏暖，而当时的盛夏更显得十分炎热，隋代及唐前期尤其如此，加之隋唐王室又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性不宜热”，所以两代的帝王均非常热衷于在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周围，尤其是关中南北山区大规模建造避暑行宫，稍不如意，则另行择地改建，长安周围共建有17所(其中隋仁寿宫与唐九成宫在一地)，洛阳周围共建有6所。避暑宫是为了盛夏避暑，所以常建在依山面水、清凉宜人的山谷地区。

隋唐避暑宫以隋仁寿宫(即唐九成宫，唐高宗一度亦称万年宫)最负盛名，隋唐两京周围的避暑行宫多营建在依山面水、清凉可人的山谷地区，选地适宜，设施完备，是盛夏避暑的理想去处。在诸多避暑行宫之中，又以隋仁寿宫(唐九成宫)最为重要，唐时九成宫中殿阁皆题署牌额以类皇居，并专门设有九成宫总监进行管理，可见地位之不同一般。此宫在唐凤翔府麟游县西一里，背依天台山，襟带杜水，“炎夏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据说其安体养神的功效，虽汉代的甘泉宫也无从比拟。正因为九成宫“凉冷宜人”，而且“去京不远”，隋文帝及唐前期诸帝一再改修扩建并频繁前往避暑。据笔者统计，隋文帝在位24年，外出避暑6次，全部都在仁寿宫；唐高祖在位9年，外出避暑2次，因九成宫尚未修复，故未曾临幸；唐太宗在位23年，外出避：暑10次，有5次是在九成宫；唐高宗在位34年，外出避暑17次，临幸九成宫(万年宫)更达8次之多。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等不仅频繁临幸仁寿宫(九成宫)，而且每次都要驻次相当长的时间，所谓“春往冬还”，大致在春二、三月前往，秋八、九月返回，出幸时间往往长达半年以上。有时从春正月就开始避暑，而结束的时间则推迟至冬十月。隋文帝甚至在开皇十九年(599)春二月去仁寿宫避暑，一直到次年的秋九月才返回京城，历时长达一年半有余。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生理状况和喜好不同，有些帝王对于温泉宫更为偏爱。如华清宫在京兆府昭应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骊山。骊山山色秀丽，“骊山晚照”素为关中胜景，山下又有温泉之利，泉水流出地面时的温度达43℃，并富含多种有益物质，以之浴疗可治风湿病、皮肤病及消化不良。骊山温泉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都曾利用过，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辟为行宫。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天宝十载(751)两次扩建，对此宫极为迷恋，当政之日，几乎岁岁巡幸，竟达37次之多。无论如何，隋及唐初帝王们对于某些行宫频繁临幸并且往往是长时间的驻次，实际上使这些行宫每每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角色，这就不能不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和相关的政治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仁寿宫之变成败的关键因素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发生的仁寿宫之变，是隋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起因、经过、后果以及影响，郑显文、胡戟、王光照、刘建明等先后作了相关研究，不过对于某些问题如隋文帝是否为杨广和杨素合谋加害、事变是否导因于杨广对文帝宠妃的非礼等等，诸家尚有分歧的看法。在诸家研究成果之中，多已注意到了仁寿宫之变与当时政治变动的关系，如王光照认为，“从开皇初立皇太子杨勇，到开皇中杨广邀结关中权要，博取有预政之好而且有干政之实的独孤后的支持，推倒自称渤海蓓人的高颎，最终取杨勇而代之，大致体现了隋朝关陇集团内部不同地域势力的权力斗争，而太子之位则正是这种权力斗争的焦点”，“文帝死于杨广夺位之变，宫廷风浪激变姑或有之，而其真实原因则在于仁寿中不彻底的政治变动”；刘建明也特别强调，“实则探讨仁寿宫之变，不单是为了了解此次事故何以发生，还应注意此次事变与当时政局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视角值得充分肯定，但也有补充论证之必要。

笔者以为，从性质上来说，仁寿宫之变无疑是一起宫廷政变。然而这起政变的起因是一回事，而其成败与否又是另一回事。这次宫廷政变，以杨广一派大获成功而告终，但杨广、杨素之流何以能够轻松取胜，颇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仁寿宫之变，《隋书》本纪语焉不详：“(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但《资治通鉴》对具体过程记载则较为详细：“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阁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颜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官兵士贴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类似的记载也见于《隋书》陈夫人本传和杨素本传大致是可信的，皆暗示了因突发一场宫廷政变而致隋文帝并非寿终正寝。政变发生的前夕，隋文帝已决定废掉太子杨广，重立庶人杨勇为太子，并命柳述、元岩起草诏书，不意杨广、杨素先发制人，矫诏逮捕柳述、元岩并谋轼了隋文帝，取得宫廷政变的成功。

相关史料记载，隋文帝“寻令素监营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杨素推荐的宇文恺、封伦则具体负责其事。有学者据此分析道：“可见杨素是仁寿宫的监修者，而由杨素推荐的宇文恺、封伦则实际上负责具体建造事宜，故杨素对仁寿宫的内部情况，是了如指掌。这场宫廷政变中，杨素明显处于有利的位置。同时，柳述始终出身文官系统，不及出身军人的杨素心狠手辣，故杨素能利用柳述、元岩出阁的机会，先下手为强，这也是杨素得胜的另一个关键”；另外，文帝身边虽有近身侍卫，“不过由于他们明白文帝垂危，忠于文帝反会危害他们的生命，故他们只得接受诏令，让东宫侍卫入宫，避免得罪即将即位的杨广。基于杨广是太子的有利条件，成为这次政变不用流血的主因”。这样的分析，应当说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仁寿宫之变虽然发生在避暑行宫之中，但整个政变的过程还涉及对京城的控制问题。史载隋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崩于大宝殿”，“乙卯，发丧”。刘建明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指出“按是月乙未朔，丁未即十三日，乙卯即廿一日，可知文帝死后第八天才公布他的死讯，显然是杨广与杨素利用秘不发丧的数天去作各种部署”。其说甚有道理。其实，秘不发丧以便拖延时间来进行相关部署，往往是宫廷政变者的一贯作法。史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李)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杨广、杨素也是如此，政变之后秘不发丧，是为了让杨素之弟杨约有时间控制京师大兴城的局势：“易留守者，缢杀庶人勇，然后陈兵集众，发高祖凶问。”仁寿宫(九成宫)距京师300余里，帝王出幸，“严跸经旬，非旦暮可至”，沿途需要设停次之所，故而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诏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12所。仁寿宫与京城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政变的消息不易传到京师，这为杨约轻松控制京城局势、确保政变最终成功提供了可能。但这后一步行动计划从部署、实施到汇报结果，都需要一些时间，这正是杨广在隋文帝死后第八天才敢发丧的原因所在。

三、与行宫相关的其他宫廷政变或事件

隋唐时期的行宫制度对宫廷政变的影响，还可从另外几起政治事件中得到反映。

杨广是通过发动仁寿宫之变、谋害父兄而确定了皇位，但为他始料不及的是，自己同样也是因一场发生在行宫的政变而结束了性命。史载隋之末叶，隋炀帝杨广再度游幸江都宫(在今江苏扬州)之时，看到天下已乱，遂于大业十三年(即恭帝义宁元年，617)“起宫丹阳，将逊位于江左”，不料次年(618)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监门直阁裴虔，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勇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玺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质，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隋炀帝曾想要徙都丹阳(在今江苏南京)作一个偏安皇帝，但因多行不义，众叛亲离，遂罹祸于发生在江都行宫的宫廷政变，比其父皇还要短命。

武德七年(624)六月，唐高祖携李世民、李元吉前往仁智宫(即后来的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市与宜君县交界处)避暑。太子李建成想利用唐高祖、李世民不在长安的机会，与李元吉密谋，指使东宫旧臣庆州(今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组织发动兵变，企图“表里相应”，“就图世民”，后因有人告密，李建成被唐高祖从长安招来与李元吉一起拘禁于仁智宫，但因为庆州毗邻宜君，所以杨文干的叛乱实令唐高祖受惊不小，以至于令李世民带兵平叛时还许诺“还，立汝为太子”，而自己则“恐盗兵猝发，夜帅宿卫南出山外，行数十里”，行事颇显狼狈，所幸杨文干兵变很快被李世民平定，仁智宫之乱因而成了一起未遂宫廷政变。当时唐高祖因为情况紧急，曾经向李世民许诺，平定叛乱之后另立世民为太子。此事由于有人为太子建成说情而未曾兑现，但世民与建成、元吉一党积怨日深，所以后来还是发生了长安城玄武门兄弟残杀的悲剧。李建成、李元吉策划的行动虽然未获成功，但显然他们起初的设想，却是利用李世民随同唐高祖出巡行宫之时机成其大事。唐朝初年的仁智宫之乱，也可再次证明帝王行宫确实在当时的宫廷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帝王频繁临幸并长时间居住在避暑行宫中，对帝王的自身安全和国家的稳定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朝庭中的有识之士甚至某些帝王都是有一定认识的。仁寿末年，卢太翼就曾固谏隋文帝不要经常避暑仁寿宫。大业十二年(618)秋七月，隋炀帝将幸江都宫，“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车驾次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唐朝前期，每当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人出外避暑时也要受到许多臣子的犯颜直谏。隋炀帝因为发动过仁寿宫之变，据说当政之后不仅不敢像隋文帝一样经常前去仁寿官避暑，而且不时“梦太子杨勇领徒持兵问杨广何在”，故而“遂幸洛阳，终身不敢留长安”唐太宗即位后，“欲以(仁寿)宫奉高祖，高祖恶之，不往”。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和七月，唐太宗不豫，因唐高祖所修的太和宫与仁智宫之旧基分别营造翠微宫和玉华宫，以作休养身体的行宫。之所以刚营翠微宫不久又诏营玉华宫，据唐太宗在《建玉华宫手诏》中的解释说，是因为翠微宫“峰居隘乎蚊睫，山径险乎焦原。虽一己之可娱，念百僚之有倦”。单就避暑的效果而言，玉华宫距离长安300多里，修建在关中北山地区的坊州宜君县(今属陕西铜川市)凤凰谷中，“因山藉水”，环境优美，同时惟“正殿瓦覆”，“余毕葺之以茅”，所以当时以为“清凉胜于九成宫”，这是位于长安城南50余里、秦岭北麓太和谷中的翠微宫无从比拟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唐太宗仅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夏去过玉华宫一次，而次年即贞观二十三年(649)夏却是到翠微宫避暑的，并于这一年的五月病逝于此宫的含风殿。唐太宗善于玩弄权术，晚年对魏王李泰和一些权要将相颇存疑虑，他之所以舍远求近，在自己临终前将避暑的场所选择在距离京城长安较近的翠微宫，或许正是为了防止武德七年(624)仁智宫之乱再度重演。史载，唐太宗临终之际，任命李世勣为叠州都督，招长孙无忌辅导太子李治，而本月丁卯太宗崩逝后，太子、长孙无忌等“乃秘不发丧。庚午，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辛未，太子人京城。大行御马与侍卫如平日，继太子而至，顿于两仪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尚书高季辅兼中书令。壬申，发丧于太极殿，宣遗诏，太子即位。”唐太宗翠微宫含风殿悲情托孤和长孙无忌随后为太子即位所作的一系列周密安排，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四、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

60多年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认为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可以区别为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两类，而在安史之乱以前亦即“关中本位政策”未变易以前，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

在其另一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先生又详引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为证，对这一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陈寅恪先生将唐代都城建置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考虑，确有高人之处，这种小中见大的治史方法对于后学尤具启迪作用。援引郑天挺先生说法而称陈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的唐振常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中，导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之“宫城北门(玄武门)系成败之机”一节时即说：“读史者应认真学习先生在本节的考证，更应认真学习先生小中见大的治史之法。宫城北门，初视之，似无关宏旨。北门之得失，不过战争之失地与得地而已，先生竟以其‘小’而做出了关乎政治革命成功与失败这样一篇大文章。每见西方汉学家为文，题目与事件往往很小，诚然他们做得很细，有其长处。但是，其结果常是以小见小，而未能见其大。学者欲窥见西方汉学家之以小见大，甚难，甚难。先生在此，做出了典范，详考宫城北门之建置，小也。详考之，以历次政治革命之成败论证之，乃得其大。这就是大儒与饾饾考据的区别。多年来，史学界常说求历史发展之规律，为文之际，究竟何为规律，还是疑莫能明，从先生的治史，必然有所启发。”其说诚为中肯之论。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与其“中央政治革命系于宫城北门”学说(似可简称为“玄武门学说”)，是由表及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大学说，确有启发学人之处。

然而自古学者为文不能无病，对于上述陈氏两大巨著中的缺陷与问题，史学界也不时地提出质疑，章群先生更指出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说法“并不尽然”，认为在研究唐朝一代政治格局时最好“能不囿于地域和婚姻关系的成见”。实际上，陈氏的两大学说确实有言而未尽之处，如他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素为学界所推重，其间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是统治集团——关陇集团；另一个是核心区——关中，而府兵制又将关中的核心地位很显著地表现出来；其内容则很广泛，不仅包括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即以关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以关中为中心的核心区，结合关陇人物与关中核心区之府兵体系，而且包括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亦即“就整个关陇本位政策而言，物质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的”。但陈氏的学说侧重于政治、社会两个领域临界线之研究，学术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其说既出，也有不少学者力图在其史学理论基础上有所拓展。如许倬云先生就有进一步发挥，将中国文化(也就是中国历史现象)分为政治、社会、经济、意念(即思想)四个范畴，关注的问题不仅涉及官僚制度下君权与士大夫社会势力的相合或对抗，而且拓展及于市场网、城乡的整合系统、精耕细作的小农经营、义利之间、五伦与修齐治平的扩散程序、道统与法统等方面。毛汉光先生则指出，“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是以关中为核心区，军府之设立亦以关中居多，所以关中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在西魏北周时期，关中亦是宇文氏政权的经济中心及社会中心，但隋唐是一个统一帝国，‘关中本位政策’之下，关中仍然是政治与军事中心，但是经济中心、社会中心便不一定是关中了。”当时洛阳是经济中心，亦是社会中心，“各类中心不在一个焦点上，就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都城或重心。这种现象在中国中古屡见，如北魏孝文帝将首都自平城南迁洛阳以后，云、代、并仍然是军事中心，东魏、北齐以邺为都，但晋阳是其军事中心，高氏有三分之二驻晋阳。西魏、北周以长安为都，宇文氏则常以同州(冯翊)为军事中心，隋唐帝国有长安与洛阳两都，一度又有北都，五代各王朝亦行多都，然大体上皆以汴梁、洛阳为经济政治中心，以魏博为军事中心。”毛氏还以充足的论据证明中古时期核心区核心集团存在转移现象，这更是对陈氏“关中本位政策”理论之具体拓展。另外，李浩先生则从地域文化之视角，检讨了从魏周到李唐用人制度之嬗变，认为从历史进程来看，“关中本位政策”经历了魏晋周迄隋唐的军事战争、建政伊始与和平发展三个时期；从地域角度看，“关中本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历魏晋及隋唐统治者囿于关中、并吞山东、饮马长江淹有天下阶段；科举制作为“关中本位政策”在和平发展时期的替代物与扩充变型，有其历史必然性。

隋唐范文篇7

1唐诗与隋唐政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生兴趣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但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特别是伟大工程大运河的开凿，泽被后世。我在讲述隋朝大运河时引进了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汁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首诗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隋场帝的功过。同时也点明了隋开大运河的巨大作用。有利于学生对运河作用的理解及对历史人物的恰当评价。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皇帝，他当政时，特别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虚怀纳谏，著名的谏臣就是魏征。我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了高中语文第二册(谏太宗十思疏》，这是魏征向太宗提出的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学生们对此文比较熟悉，马上就有人背诵出其中的名句:“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高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对于魏征的敢谏善谏和太宗的善纳谏，学生已了然于心。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玄宗宠幸杨贵妃，为了她，不惜劳民伤财，讲述这一问题时，我引用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揭露了皇帝为讨妃子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很好地印证了玄宗后期不理朝政，政治腐败的现实。

2唐诗与隋唐经济史教学整合，以利于深入浅出

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很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国家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行了新税制:两税法。这些赋税制度理论性较强，学生不易理解，于是我引用了白居易的《重赋》，“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税外加一物，皆以枉结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税法的目的之一:“爱人”，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两税法会加重人民负担。抽象的问题通过诗词的引人，既生动形象，又明白易懂。

唐玄宗前期，唐朝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出现“开元盛世”。为了说明这一段的盛世景象，我引用了诗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底俱丰实。”为了说明唐商业繁荣，引用“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用“皆闭户，人尽去作商贾”来证明唐商业非常繁盛。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杜甫的诗歌有所体现。我引用《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含蓄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盛衰之异。前两句写诗人对三十年前跟李龟年交往情形回忆，语似平淡，却流露出对“开元全盛日”的留恋之情;后两句转人写现实，记诗人和李龟年重逢的时间和地点，组含着沧海桑田的感慨。

隋唐时，江南农业进一步开发，全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在讲述农业的特点之一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时，我引用了刘禹锡的《竹枝词》“忆昨深山里，终朝看火耕”还有温庭绮的《烧歌》“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从这两首诗里，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当时放火烧山，开垦山地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而理解并记忆唐时江南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这一特点。

3唐诗与隋腐民族关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习效果

天宝中后期，唐王朝对西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天宝八年歌舒翰奉命进攻吐蕃，石堡城一役，死数万人。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l万进攻南诏，汉军大败，死亡万人。这一段历史，杜甫的《兵车行》有记载，所以在讲述唐与少数民族战争和唐朝百姓的兵役时，我引用了其中诗句“车麟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去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用耶娘妻子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控诉兵役的繁多及战争的残酷。用老百姓违反常理的想法:“信女好”来说明兵役让男丁不能孝敬父母及兵役的繁多使民怨沸腾。

4唐诗与隋唐文化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审美情趣

隋唐范文篇8

总之，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即使统治阶级在当时曾做过一定的努力，如刘向的理想尚未实现，王莽设立辟雍，东汉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但最终都不能挽回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中分离出去的最终结果，也未能保住音乐教育在官学中的一席之地。当时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努力的不够，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根本变化，这不是某些人努力可以改变的。音乐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方面继承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的基本特征，即从官学分离的音乐教育，主要存在于宫廷官设音乐教育机构和社会娱乐圈的音乐教育行为，另一方面，它在这一特殊时期迁移的独特背景下，致使外域外族音乐对中原音乐产生深刻影响，音乐和传教内容相应变化等。这就是音乐教育的两个主要内容。官学音乐教育的衰退代之以宫廷以及私家歌舞娱乐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社会音乐教育，强化了秦汉以来的“艺”体系，而忽略了“人”的制度体系；此时西域音乐的广泛流传，使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增加了新的元素，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外国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魏晋时期是乐妓音乐歌舞表演为中心的时代，宫廷雅乐衰落，俗乐兴起。清商署作为一个清商乐的管理机构，自魏晋时期，属于宫廷俗乐音乐机构。在汉代乐府的音乐表演中就已经有清商乐节目，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清商乐，无论是继承清商乐的宫调系统，或歌舞表演的学习，肯定会有音乐的传教活动。正是这种音乐传教使汉民族的传统音乐得以流传到后世。清商署中的音乐表演者主要是歌舞妓，也是清商署歌舞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清商乐的表演，主要是供感官享受的娱乐性歌舞表演。因此，清商署所传教的歌舞器乐，也是民间俗乐作品。一直到清商乐音乐进入南方后，吴哥西曲的形成，也属于俗乐的范畴。民族的大融合后，清商乐虽然发展不可能像汉乐府那样拥有社会条件下的稳定，为音乐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在追求感官娱乐的气氛，使清商乐在社会需求中得到自身发展，同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使乐官、乐工和乐妓自觉从事音乐传播和音乐教学工作，使得清商乐流传至隋唐时期，并被隋文帝成为“华夏正声”。清商乐作为魏晋南北朝最有影响力的民间音乐活动，音乐活动中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很常见的，远远超过了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俗乐繁荣雅乐衰落，宫廷雅乐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中。雅乐的传教，官学不存在，即便在宫廷中，往往是处于“古乐音制，罕复传习”的境遇下。（《魏书•乐志》）但在雅乐承担歌功颂德的音乐职能上，雅乐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音乐的传播和交流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是汉族传统音乐和外域外族音乐，北方和南方的音乐交换周期。这种传播的普遍性超越于汉代，而且为晚唐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随着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社会，音乐教育活动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整套官办和层层设置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社会音乐人才，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教育活动的发达。隋王朝建立，汉魏官制在中央系统中恢复，在太常寺建立各种音乐教育是官学教育体系之外的官办音乐教育活动；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国家的政府官员，而是需要为宫廷音乐活动中培养和输送一大批音乐人才。唐代的官办音乐教育较之隋代社会影响更为发达，在重视教育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管理制度，也达到了完善的境地。总体上，隋唐音乐教育主要体现在官办音乐教育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隋唐宫廷音乐的繁荣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促进宫廷与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发展。隋唐宫廷音乐教育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设置了以太常寺为掌管礼乐活动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分层设置，管辖范围甚宽。隋代在太常寺之下，设置有太庙、郊社、衣冠、清商、鼓吹、太祝等署，和宫廷礼仪宴飨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有太乐署、清商署、鼓吹署。太常寺由太常卿、太常少卿负责诸事。太乐署中设有令、丞、府、史、乐正、典事、掌固等官职，又有“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旧唐书•职官志》）鼓吹署设有令、丞、府、史、乐正等官职，其中“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旧唐书•职官志》清商署主要管理教习南朝传下来的清商乐。宫廷音乐机构的编制与音乐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隋唐宫廷音乐机构为培养乐人设立了“博士弟子，第相传教”。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乐人增加到三万人。唐代沿袭隋代音乐机构设置仍在太常寺的领导下，设置下属乐署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等机构，除此之外还创设了教坊和梨园两个音乐机构。我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的发展可以说到唐代达到了最为完备的程度，这是与唐代宫廷音乐高度发展相辅相成的。除从隋代继承下来的乐署以外，唐朝初年开设的教坊属内廷管理的音乐机构，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的歌舞表演。唐朝宫廷的梨园，是由唐太宗李隆基亲自在宫廷中组建的音乐团体，一般认为它是宫廷教坊中的一个培训歌舞人员机构，然而并非如此，梨园是具独立行政编制的音乐机构。唐代宫廷雅乐的教育行为不在官学教育系统以内，但是，雅乐的具体实施中，其表演雅乐乐舞从社会功能来讲亦具有艺术方面的社会功能，在乐舞的教习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音乐教育行为。正是实现音乐教育功能才使得这类乐舞音乐可以在历朝宫廷音乐活动中传承下去。因此，也由此产生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对雅乐教育功能的认识。唐代燕乐是宫廷宴飨活动中所使用的乐舞，也被称之为“宴乐”在燕乐中根据不同乐舞的表演方式在教学和管理上加以区别对待，设立坐部伎和立部伎。隋唐时期的燕乐组织结构的另一种划分方式是根据音乐来源地区的不同为依据，形成所谓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燕乐复杂的组织构成和乐种繁多以及相应的乐曲、乐器的表演能够正常开展，实际上是靠相当庞大的宫廷音乐机构对这类活动的管理，以及相应的复杂而细致的音乐教习活动，才能够维持下来，从而满足了宫廷音乐的需要。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育相比，唐代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社会性越来越广泛，它不仅为宫廷音乐源源不断地输送音乐人才，而且在这种传教过程中加强宫廷与民间、汉民族与外族外域音乐之间的传播和交流。综观秦汉至隋唐的音乐教育，我们不难发现音乐教育已从官学中分离出来，并且广泛的吸取了民间音乐的养料。这一阶段的音乐教育经过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在官学教育中一席之地的不可挽回———魏晋南北朝俗乐兴盛而雅乐衰落———隋唐宫廷设立了多种音乐机构，从而推进了宫廷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宫廷与社会之间的音乐传播和交流。自此为止，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基本上实现了一种由宫廷到民间，再到宫廷的轮回。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2]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隋唐范文篇9

关键词：隋唐时期；陕西航运；漕渠

Abstract:TheSuiandtheTangDynastymarkedanotherpowerfulandprosperousphaseinChinesehistoryfollowingtheQinandtheHanDynasty.BothdynastiesestablishedChang’an,locatedinthedepthsoftheGuanzhongPlains,astheirrespectivecapital.Undertheinfluenceofthisimperialarrangement,navigatingindustryinwhatisnowShaanxigainedapinnacleofprosperityinhistory.Duringthisphaseofhistory,acompletesetofregulationsofnavigatingadministrationwasintroduced,maintainingthemaximumoftransportingcapacitybyovercomingnumerousdifficultiesinnavigationontheWeiheRiver.Especiallyatcriticalmoments,large-scaletransportationwascapableofbeingorganizedontheHanRivertobasicallyguaranteethegrainconsumptioninChang’anthecapital,whichplayedanessentialpartineconomicsupplyforthecapital.

KeyWords:timesoftheSuiandtheTangDynasty;navigationandtransportationinShaanxi;canal

隋文帝统一了东汉以后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统治虽然和秦始皇一样，仅及二世就遭倾覆，但继之而起的唐朝却持续统治了将近300年。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在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又都以关中腹心地带上的长安为都城，在这两个强盛帝国都城的影响下，今陕西省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极为兴盛的时期。五代各国加在一起，前后也只有50多年，其间战乱频仍，航运大多停废，少有兴作，现一并附在隋唐这一时期之内来论述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8页)；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页)。。

一、自然航道状况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一）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北移

在隋唐时期，长安城以北一段渭河河道向北发生了大幅度的摆动。唐代和西汉一样，在长安城附近的渭河上架设了三座桥梁，沟通两岸的交通。这三座桥也分别按照其各自所处的方位，由东向西，依次被称为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

唐代东渭桥的遗址，位于今高陵县耿镇白家嘴村西南，距今渭河河床有5里左右［1］。杨思植、杜甫亭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发现，有一条渭河古河道正通过这处遗址；从照片上看，这条河道比汉代的渭河河道要偏北4里左右，显然就是唐代的渭河河道。整个这段河道比汉代的河道都要偏北4—5里，大致与汉代河道和现代河道平行，处于二者之间［2］91-97。

（二）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的变迁

在北周末、隋初有一段时间内，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一段黄河河道再度西徙，而且西徙的幅度也比较大，很可能又袭夺了洛河的尾闾。因为隋文帝开皇四年重新开浚漕渠时，和汉代的漕渠一样，东端也是终止于黄河［3］卷1《高祖纪》上，卷68《宇文恺传》，黄河若不是西徙幅度很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北周武帝保定二年，曾在河东蒲州开挖渠道浚引黄河水灌溉农田［4］卷5《武帝纪》上，这很可能和西汉时的番系一样，是在黄河西徙后的河弃地上开田。不过黄河这次西徙，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隋朝末年李渊自太原进军长安时所见到的洛河，已经是复归于渭河了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案此书原文洛水之“洛”书作“”，应属异写。。唐初颜师古注《汉书》，说流入渭河的漆沮水“即今冯翊之洛水也”据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引述《尚书•禹贡》雍州下唐颜师古注。，说明当时洛河也是流入渭河，黄河河道则东归到了原来的故道。在此之后，李泰等人撰著《括地志》，也是说漆沮即洛水，“至华阴北南流入渭”据王应麟《诗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卷3“瞻彼洛矣”条引唐李泰《括地志》佚文。。到开元年间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的时候，仍然说“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东北，南流入渭”。再往后到元和年间，李吉甫撰著《元和郡县志》，更明确记载这一段黄河是在华阴县东北35里处与渭水相汇，而洛水乃是在渭水与黄河相汇前流入渭河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又卷2“同州”。。可见，在整个唐代，洛河都是汇入渭河，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这段黄河河道一直处在与现在大致相同的偏东位置据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13《记事》“河中府浮桥”条。。

（三）漕渠的重新疏浚

隋朝在长安建都后，最初没有大量从关东向都城漕运粮食，所以，没有感到运输过分困难。文帝开皇三年，朝廷因京城仓廪空虚，开始从关东各地漕运粮食作为储备，以防水旱灾害发生时供应不足。但是，渭河沙深水浅的问题，到了这时更为严重，渭河航运已相当艰难，常常造成阻隔。为解决这一问题，又想到开浚漕渠［3］卷24《食货志》。

汉代的漕渠虽然久已废弃不用，可是，渠道毕竟还基本留存着，这时只需对原来的渠道再加开挖整治，工程量并不很大。这次工程由开皇四年六月动工，同年九月告成，前后只用3个月时间［3］卷1《高祖纪》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恐怕不可能对汉代的漕渠线路做出太大更改。

隋文帝开皇三年，都城由汉长安城旧址迁到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大兴城在汉长安城东南，今西安市区大部分都在隋大兴城城区之内，规模空前。据文献记载，隋代漕渠的渠首段经由大兴城北［3］卷61《郭衍传》，其实隋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这与西汉漕渠的线路完全一致。另外，隋漕渠的线路总长300多里［3］卷24《食货志》，也和汉代一样；渠道的东端止于黄河，这一点仍然与汉代相同［3］卷1《高祖纪》上；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恺传》。主持这次开浚渠道工程的有郭衍、苏孝慈和宇文恺［3］卷61《郭衍传》；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恺传》，其中宇文恺是隋代著名的土木工程建筑专家，隋代的大兴城、洛阳城和其他一些重要土木工程都是出自他的具体规划，这次开凿漕渠自然也应当是由他来负责具体技术施工问题。漕渠开成后，最初被命名为广通渠，又名富民渠。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登基就皇帝位，为回避他的名讳，诏令更改所有带“广”字的地名，广通渠便在仁寿四年改名为永通渠据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本)卷12长安县“永通渠”条。。

“永通渠”这个名字当然寓有企望漕运永久畅通的涵义，可是，它既然与汉代的漕渠同样，是以渭河作为主要水源，就也同样难以解决终南山流下的一系列河流与渠道交汇时对渠道的冲淤问题；因此，也就同样难以维持长久通航，需要不断重新疏浚。

唐天宝元年，再度开浚漕渠。这次工程是由陕郡太守韦坚主持，前后用时不到两年，在天宝二年三月完工据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9《玄宗纪》下；王溥《唐会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87《漕运》。，定名为兴成渠［5］卷172《李石传》。兴成渠的渠首和隋代的永通渠位置一样，沿用未改。渠首处筑堰引渭水，名为兴成堰［5］卷105《韦坚传》。其他整个渠道线路也基本上是袭用汉、隋旧道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影印明刻本)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只是在穿过灞河前后对原来的渠路做了一些更改。

汉代和隋代的漕渠，都是在灞、二水合流处以下绝灞而过，可是，兴成渠却是在灞水和水两条河流的交汇处以上横截二水。在通过水之前，韦坚在开凿兴成渠的同时，分引水，在水西岸禁苑苑墙上的望春楼（又作望春亭、北望春宫）下，又疏凿了一个大水潭，兴成渠从潭中穿过，以此作为漕船的停泊港湾和码头。唐玄宗为这个水潭御赐名称“广运潭”据刘等《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105《韦坚传》；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中华书局1990年版)；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市北面的滹沱寨西北有一洼地，长约1200米，宽约300米，东距河不远，从位置和地形上看，应当就是唐代广运潭的旧址。从现在的地形状况来分析，唐代的渠道应当在滹沱寨西的白花村一带离开汉、唐渠道，东入广运潭，再由今滹沱寨北的低地，经今赵围附近，东过河。过灞河的地点，大致在原郊区农业大学西侧一带。

渠道过了灞河之后，又趋向东北方，重沿汉渠路线东去。在1975年拍摄的卫星照片上，还可以大致看出这条渠道的影像。前面已经论述过，唐代黄河大荔以东一段河道位置偏东，与现在大致相似，因此，唐兴成渠的渠尾也与隋代不同，它是东止于华阴县东北35里的渭河口附近，而不是黄河据刘等《旧唐书》卷105《韦坚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韦坚这次开浚的漕渠也没有维持多久。唐文宗开成元年，在废弃了很久之后，咸阳县令韩辽又提出重新疏凿通航。当时，宰相李固言以为时机不太适宜，不同意动工。但是，由于当时渭河航运已经更加艰难，以至停止水运，改用牛车陆运。这样做不仅耗费很多人力，增大劳动量，而且占用耕牛，影响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所以，唐文宗没有听从李固言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动工开渠。渠道修成后，一时航运也很便利，省却了大批耕牛，对关中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助益。

此外，唐玄宗开元二年，姜师度在华阴以西24里的地方，还开凿了一条敷水渠，用来宣泄水害。可是，开元五年刺史樊忱又重加开凿之后，这条渠道就用于沟通渭河漕路了［6］卷37《地理志》。估计这条渠道是用来漕运渠道邻近地区的粮食入渭河以西运长安。

（四）升原渠的开凿

升原渠是唐代初年开挖的一条运输渠道，这条渠道并不完全是新开的，它主要是修复、利用了汉魏时期的成国渠旧渠道。

成国渠是汉武帝时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一条水渠。渠道在眉县引渭水，在渭河北岸与渭河相并东行；到了灞河和渭河两河口间，又重新流回渭河据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卷28《地理志》上，右扶风眉县；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此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本）卷19。。三国时期又重新疏浚这条渠道，并把渠道引长，改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以东的水（今千河）上分引水流。

三国修成国渠，历史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此渠系魏明帝太和二年卫臻征蜀时所开，见于《水经•渭水注》；一说此渠系魏明帝青龙元年司马懿所开，见于《晋书•宣帝纪》以及《晋书•食货志》。现在一般都遵从前一种说法如李健超《成国渠及沿线历史地理初探》，原刊《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也有人两从其说，谓司马懿是在卫臻所开渠道的基础上“重开”如黄盛璋《关中农田水利的发展及其成就》，原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1958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虽然也有个别人主张依从后一种说法，但也仅仅止于一般性推测，没有做出仔细考辨［7］113。

今案从太和二年到青龙二年期间只有7年，成国渠不应该刚刚开挖随后就被湮废，以至需要重新疏浚。所谓卫臻征蜀，是指太和二年诸葛亮率兵伐魏，而曹魏派军入关中拒战一事。当蜀军初来之时，朝臣上下莫知计之所出，明帝只好派遣大将军曹真及张等率军先行入关据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魏书•明帝纪》并刘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卷9《魏书•曹真传》。。卫臻参与此役，是因为他后来又奏上计策，以为“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粱道”，这一计策为正一筹莫展的魏明帝所赏识，所以，又委派他为“征蜀将军”，入关参战［8］卷22《魏书•卫臻传》。卫臻到长安时，蜀军已被曹真、张击退，卫臻计无所施，只好东还洛阳，官复旧职。因此，卫臻恐怕不大可能为征蜀而在关中专门开挖渠道。再退一步讲，蜀军出兵是在太和二年正月之后，到二月丁未，明帝西镇长安，这时诸葛亮已经败走，这期间最多不过一个多月时间据陈寿《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参据方诗铭等《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即使是曹真，也根本无暇临战掘渠；至于在戎事匆匆之际来引水灌溉关中农田，就更不可想象了。因此，《水经注》的说法，实在不足为信，曹魏重开成国渠的时间，应当以《晋书》的记载为准。

根据《晋书》的记载，这次司马懿开渠，也是为了灌溉农田，而不是用作运输通道。西魏大统十三年，又在成国渠上设置六门堰，以节制水量，显然还是用为农田水利设施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4武功县“六门堰”条引《十道志》。。直到唐代以前，成国渠一直只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从来没有进行过航运。

唐代改造利用成国渠的工程，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由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施行的。姜行本在源县（今甘肃陇县）境的水（今千河）上修筑五节堰，引水东流，以通水运，名为升原渠据王溥《唐会要》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陇州。。这个渠首的位置，比魏晋时期在陈仓东面的渠口向上游移动了许多。渠口向上游移动，很可能于水河床的下切有关。由于水水量较小，高宗咸亨三年，又在陈仓县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据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10《食货十》中对此有详细记述。。由升原渠向东，可以一直航行到灞、泾两河口间的渭河上，再沿渭河溯流而上，就可以驶抵汉长安旧城北，也就是隋唐长安城的禁苑外面据郦道元《水经•渭水注》；又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1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五）其他运输渠道

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还开凿了其他一些运输渠道。这些渠道基本都是为运输木材而开凿的。

就在韦坚开凿漕渠的唐玄宗天宝元年，京兆尹韩朝宗也开凿了一条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运输木材。这条渠道从唐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金光门进入长安城，在西市西街开挖水潭，用以存放通过漕渠运来的木材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这条渠道的引渭地点缺乏记载，具体路线也已难以复原。从现在的地势来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县渭河南岸引水，经昆明池南侧转入金光门。唐代开挖的另一条运输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斡奏请自南山谷口引水穿过长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终南山是长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给区，白居易《卖炭翁》诗里描写的卖炭翁就是用牛车来拉运终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卖。木炭质重，运输不便，长安城中的木炭因此价格昂贵，供应匮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够凿通水路，自然要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黎斡并没有开成这条渠道，只是在皇城外边安排倡优表演了一些名之曰“水戏”的小把戏，哄弄皇帝高兴了一下，根本没有凿通这条渠道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5《黎斡传》。，更丝毫谈不上起到什么运输作用了。

黎斡运送木炭的渠道虽然没有凿通，不过，唐朝在长安城西面有一条叫做“漕河”或是“漕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从现在的氵皂河上分出，沿唐长安城西垣北流，再进入禁苑，缘汉长安城南垣和东垣，流入渭河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漕水”条，卷12长安县“漕河”条；又据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原刊《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这个漕河显然也是一条人工渠道。只是文献失于记载，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条渠道开凿的具体过程了。从“漕河”这一名称来看，这条渠道也显然与运输有关，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结合黎斡在终南山开渠的意图，可以看出这条“漕河”的主要运输职能似乎也应该是终南山上的薪炭。

（六）沟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尝试

在韦坚开浚漕渠以前，为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在唐中宗景龙年间，襄州刺史崔提出了一个新的运输方案。崔的基本想法同汉武帝时沟通褒斜道的构想大体相同，就是尽量避开不用三门峡黄河险段以及流浅沙深、水力无常的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不过，崔选用的路线不是当年的褒斜线，而是试图先把粮食货物由汉江溯源而上，转入汉江支流丹江，水运到商州后，再改陆运，越过秦岭，在秦岭北坡的蓝田南面，出石门谷，至蓝田，再沿灞河水运到长安附近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传》；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

过去有人认为崔所说的石门是指蓝田西南的石门谷，即今汤峪河据黄盛璋《历史上黄渭与江淮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原刊《地理学报》1962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3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3卷《秦岭仇池地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版）篇拾陆《蓝田武关驿道》，第660-661页。。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蓝田西南的石门谷水，乃是北流汇入河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石门谷水”条。，它与灞河东岸的蓝田牵扯不上任何关系，从这个石门谷出来北去长安城，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不会经行蓝田。今蓝田东南的道沟峪，唐宋时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还另有一个名称即是称之为“石门谷”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刘谷水”与“铜谷水条”条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佚文。。这个石门谷的南面，与丹江隔岭相对，谷内本来就有道路东通洛南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倒回谷”条。参见拙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第96-97页。。从商州商洛凿山筑路，沟通丹、灞两条河谷，也远比向西到今汤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来就是以这个石门谷作为灞河的正源。北出石门谷，就是宽阔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来。所以，崔沟通丹、灞二河的交通线路就应当是选在这里。

崔督役数万人，开通了这条新路。新路开通后，封锢了原来的蓝田关旧路，强令行人一律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时间过于短促，文献记载有限，这条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还有待更进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岭一段陆路却是艰难备至，远不如旧路通畅，“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甚而至于“数摧压不通”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传》。，实际上并没有怎样很好地利用。崔主持开路时身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过被贬流放，时为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还，崔也重归长安据刘等《旧唐书》卷7《中宗纪》；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因此，这条石门新道应当开凿于景龙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又因谋乱被配流岭南，商州奏请复依旧路通行据刘等《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这样，石门道从开凿到废弃，总计不超过4年，其间又“数摧压不通”，就连陆路交通都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连接丹江河灞河的水运了。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秦岭高峻起伏的山峰，对交通运输的阻碍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不管人们怎样努力，沟通两坡的水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汉唐先后沟通褒、斜和丹、灞这样，以陆运越岭来连接两坡的水路运输，也由于越岭陆运的艰险，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的开发价值。崔沟通丹、灞水路的设想，乃是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

（七）嘉陵江航道的疏凿

唐代后期，吐蕃在西边经常侵扰唐朝的边境，今陕西南部的略阳县一带，属唐兴州辖境，也邻近与吐蕃的边地。为防范吐蕃的袭扰，唐朝在边境地区驻扎了很多兵力。兴州西面的成州，就是一处戍守要地。成州戍军的粮食，需要经由兴州长举县运去。长举县治所在今甘肃省徽县东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约有10里左右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2兴州长举县“嘉陵水”条；又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册“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图。。经陆路由长举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分艰难，在县西北50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岭，这座山“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整个300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在这样的道路上运送粮食物资，极为艰难，“负重而上，若蹈利刃”，运夫甚至常常会“颠踣腾藉，血流栈道”，在路上失去性命［9］卷26《兴州江运记》。

鉴于陆运这种艰难局面，德宗贞元末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决定疏凿嘉陵江航道，用水运来代替陆运［9］卷26《兴州江运记》。严砺的疏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块，砍除影响通航的树木，对河床中基底与河岸联结在一起的影响航运的岩石，则用火烧醋激的办法粉碎后，再将其清除下去。航道经过这样一番清理之后，江涛负载漕船“雷腾运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陆运的艰险，也缩短了整个运输路程。原来走陆路需要300多里，现在走水路却只有200里。百姓大为便利，为此专门请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纪念［9］卷26《兴州江运记》。

严砺疏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还需要进行研究分析。疏凿这段水道，是为给成州的戍卒漕运粮食等军需物资。成州的治所本来是在上禄县，位于西汉水的上游，在今甘肃礼县南面，可是，肃宗宝应元年以后，这里已经陷没于吐蕃仞之手。贞元五年，成州内徙，权治于同谷县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卷40《地理志》。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时，成州的治所就设在泥公山上。唐同谷县治即今甘肃成县，也就是东汉武都郡的治所下辨据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77《阶州直隶州•古迹》“同谷故城”条；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58《虞诩传》唐李贤注。，泥公山在县西20里。今成县距离嘉陵江甚远，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严砺疏凿江道，是自长举而西疏凿嘉陵江200里［6］卷40《地理志》。从长举县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几十里，远不及200里之数；若是从长举县循嘉陵江西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县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100多里，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里程相近。严砺既然是为漕运过去由长举陆路运往成州的戍粮而疏凿江道，那么，他所疏凿的也只能是这样一条由嘉陵江联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经论述说，青源河航道在东汉时期曾经由虞诩做过疏凿参见拙稿《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因此，严砺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复前人旧路。严砺疏凿的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肃省境内，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陕西略阳境内。

二、航运状况及相关设施

（一）渭河下游与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隋代初年，朝廷内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对比较节俭，因此，没有从广东各地漕运粮食到京城。到了开皇三年的时候，由于京师仓廪储备已经逐渐空虚，不敷这个庞大王朝都城的支用，若是京城周围的关中地区再遇到水旱灾害，京城的用粮也就无法保障了。为此，隋文帝杨坚始颁下诏书，责令在关东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内，募集人丁运米，同时在黄河岸边的“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通过这些粮仓存贮附近地区的粮食，然后一级一级“转相灌注”，次第西运，把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师大兴城。这是隋代首次启动渭河航运来运输漕粮［3］卷24《食货志》。

隋文帝时在华州设置的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这个广通仓同广通渠一样，也是冲犯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所以，在杨广登基后被改名为永丰仓［10］卷2《华州华阴县》。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这里停泊，因此，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运码头。

渭河漕运启用了仅仅一年，就发现存在有严重的航运障碍。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积泥沙过多，“流乍深乍浅”，致使航道许多地段已经淤浅阻碍航行，“漕运者苦之”。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汉朝旧策，于开皇三年，下令开挖漕渠［3］卷24《食货志》。

开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亲临灞河岸边，观看通水的情况。开挖漕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隋代使用漕渠运输关东的漕粮，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维持漕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移都洛阳，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再多向关中漕运粮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费大多的力气，估计最迟至大业二年，漕渠就已经不再通漕。这样计算，隋代漕渠的整个使用期限，不会超过22年。

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样，也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漕运粮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间，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议在不同地区开挖渠道，水运物资，可是，却一直没有利用渭河水道向关中大规模输送粮食等物资。显而易见，这时各地的经济还没有从隋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既不宜过多征收粮食，也不便征发太多劳役。当时每年只是从关东陆运20万石上下的粮食，数额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关中遭遇饥馑，粮食严重匮乏，这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漕运河东绛州的粮食入京，并在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通过渭河运来的粮食据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东渭桥仓也是个重要的运输码头。在漕运旺季，东渭桥头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几份江南水乡的景象，唐德宗贞元人李观，尝谓桥下“舟者如徼”［11］卷1《东渭桥铭》；大中、咸通间人李频亦曾描述云：“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12］96除了东渭桥仓以外，唐代还沿用了隋代的永丰仓，作为渭河口上的码头和仓库。

过了东渭桥仓再向西，在禁苑内汉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桥的南头岸边，还设有一个粮仓，这个粮仓也叫太仓据宋敏求《长安志》卷6，《宫室》四《唐•禁苑内苑章》；又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9，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屯中渭桥”条，元胡三省注。。由于唐代的太仓本来设在宫城掖庭宫的北面，所以，对这两处太仓的关系，从很早就引起过争议据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宋敏求《长安志》附刊本）卷中，《图志杂说》第220页，即尝依据宋敏求《长安志》没有记述掖庭宫中的太仓，否定这一太仓的存在。。其实，长安城附近的几个仓储，都可以冠以太仓之名。例如东渭桥仓有时就又被称为“东渭桥太仓”［6］卷53《食货志三》，而长安城禁苑西北的这座太仓，为了与宫城中的太仓相区别，另外又有一个名称，是被称作“北太仓”［13］71。北太仓的渭河运输码头当然就在中渭桥边。《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年间韩、杜亚运送江南粮米至“东、西渭桥仓”［6］卷53《食货志三》，西渭桥有仓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所以，这里的“西渭桥仓”很有可能就是“中渭桥仓”的错讹，指的就是这个北太仓。北太仓的地位和作用似乎远远不能与东渭桥仓相比，大多数漕船应该还是停泊在东渭桥仓下。

唐高宗开通渭河漕运以后，运送到关中的粮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财政开支和粮食需求这时也在大幅度增长。由于三门峡险段河道对黄河水运的阻碍，以及渭河水运的艰难，还是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采取过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皇帝率领百官诸臣一起跑到洛阳渠“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减少一些长安城的开销。据有人统计，高宗朝总共去过洛阳6次，玄宗也去过5次，唐中宗李显对此颇感愤怒，径称皇帝就食东都乃是沦落成为“逐粮天子”。另一种办法是在遭到严重饥馑的时候，陆运粮食入京，以解决普通百姓的生计。但这样做代价也很高，陆运急迫时甚至会把拉车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1《市籴考•常平义仓租税》；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又参见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原刊《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第154-155页。。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来京师，唐玄宗向他征询解决漕运的办法。裴耀卿提出在整个漕路上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水道各自的特点，令当地水工，分段转运，在各转运地点，沿水路设置码头和粮仓，河道水量丰盛时则行舟启运，水浅受阻时则藏粮于仓。他提出的这个办法，实际上在隋文帝时已经实行过，并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而且他在沿河各地设仓的想法，也就是想要沿用隋代旧址重建新仓。当时唐玄宗没有重视裴耀卿的意见。三年之后，裴耀卿升任京兆尹，正遇到京师附近遭受水灾，谷价腾升，唐玄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又一次到京都洛阳去“就食”。这时，实在被漕运不济而困扰不堪的唐玄宗才又想到了裴耀卿提出的建议。于是，裴耀卿得到机会又一次向唐玄宗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设想。这次玄宗皇帝龙颜大悦，当即擢拔裴耀卿为宰相，并兼任“江淮都转运使”，统筹实施他的漕运方案。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办法，简单地说，就是节级转运。渭河口上的永丰仓，本来也就是隋代节级转运的产物，再向远追溯，西汉设在这里的京师仓，起的也是同样的作用。因此，若是仅仅对于渭河水运来说，裴耀卿的方案，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良作用。裴耀卿的漕运方案中意义最大、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在三门峡附近开辟了18里山路，并在这条道路的东、西两端，沿河设置粮仓，使河运避开动辄覆舟的三门峡险段，改用陆运转输。裴耀卿这一方案，施行三年，共漕运到关中700万石粮食，即平均每年漕运230多万石，主要也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河运中的这个卡脖子地段的问题。至于由渭河口到京师东渭桥仓的运输，并没有改善任何航运条件，只不过是让船工们再多付出一些苦力和朝廷多付出一些代价而已。人们当时用“斗钱运斗米”来形容运输的巨大耗费和艰难情形［6］卷53《食货志三》。

裴耀卿罢任之后，每年漕运到京城的粮食，仍维持在100万至180万石之间，比起唐初20万石的数额来说，已经增加了许多［6］卷53《食货志三》。对于这样的高额运输量，渭河航运是很难长久承负的。于是，天宝元年，唐玄宗又任用韦坚开挖漕渠，试图用漕渠替代渭河水运，以缓解粮食运输的困难局面。

韦坚开挖的漕渠，大部分地段仍沿用隋代漕渠的旧道，东端渠道尾闾汇入渭河的地方，仍然可以和隋代一样，在永丰仓下设置码头，以便转输漕粮。河西岸的广运潭，是漕渠最大的码头，在漕渠开通的庆典上，一次便有二三百只船舶停泊在这里［5］卷105《韦坚传》。接近广运潭的苑墙光泰门外，唐代有一个村庄叫米仓村［13］77。按照它的相对位置关系，这个村庄就应当在广运潭边。顾名思义，应当是漕渠畅通时在广运潭边设置了粮仓，才会产生米仓村这个名字。此外，禁苑西北角的北太仓，仍然可以通过漕渠运输去粮食。这一般应当是从广运潭启航，沿漕渠西行，穿行禁苑当中，到汉长安城边时再沿南山漕河向北，运送到禁苑西北边的北太仓［13］102。漕渠开通之后，一时也曾产生过较大效益。天宝二年当年，漕运关东粟米400多万石，开创了隋唐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这个数字里面肯定也包含很多其他人为的因素，韦坚为了取悦于玄宗以邀功，必然会采取其他手段促使漕额暂时增长起来。以后天宝年间的正常运额是250万石，而且这并不是完全依靠漕渠运输，其中还有部分陆运的份额［10］卷2《华州华阴县》。由天宝年间水陆并用这一情况推测，开元年间裴耀卿运入关中以及继此之后由关东西运入关的粮食当中，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陆运。

韦坚开凿的漕渠，与汉代和隋代的漕渠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此，它也不能避免汉、隋漕渠很快就被湮塞废弃的命运。灞水和水等河流的冲激填淤，对韦坚的漕渠构成了很大威胁。每当夏季大雨之时，灞水、水等与漕渠相交叉穿越的渭河支流暴涨，漕渠必然要受到洪水严重冲激，水退以后则又要淤下许多泥沙，航运便不能不受到阻滞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8《邦计部•漕运》等记述。。因此，也就必须辅以陆运相济。

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河淮地区都受到乱军的占据或是冲荡，关东的漕粮已经无法西运，江淮的贡赋租粟都改由汉江西运，漕渠的航运亦随之陷入停顿。战乱平定之后，代宗广德二年，刘晏着手整顿漕运。这时，他重又采取裴耀卿的节级转运办法，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令“河船之运积渭口，渭口之运入太仓”，此时已经不再使用漕渠，而是改为利用渭河航路［6］卷53《食货志三》。显然，自然的淤积冲激再加上战乱的荒废破坏，漕渠已经不再能够负载装运粟米的重船了。不过，这时漕渠还没有彻底湮塞，可能有时还能够通行一些装载轻货的小船。到了大历年间以后，才最终废弃这条水渠，不再用作航运通道［10］卷2《华州华阴县》。

广德二年以后，重又启用渭河水道，漕运关东江淮等地的租粟等物资，这也是漕渠湮塞废毁后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渭河水运仍然十分艰难。虽然在刘晏整顿漕运的当时，每年漕运至京城的粮食达到了110万石［6］卷53《食货志三》，可是，在这以后，每年运输到京城的粮食只有40万石，而且在这其中也还含有一部分陆运的份额［6］卷53《食货志三》，渭河的航运能力已经不能全部负担，京城的粮食供应显得十分紧张。

德宗贞元初，京城周围的关辅地区驻扎有大量军队，需要耗费很多军粮。由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暴涨，以至每斗米价高达千钱，太仓中留供皇宫食用的粮食已经不敷支用10天，宫禁中不敢再用粮食酿酒。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紧急陆运永丰仓米进京。结果由于运输程限过于急迫，驾车的牛大部分都被累死。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皇帝只好又一次安排人来整顿漕运。

这次漕运整顿工作，是由浙江东西节度使韩和淮南节度使杜亚负责。韩和杜亚两人不仅在三门峡附近重又花费一番功夫，疏通了这处卡脖子的隘口，而且还针对渭河航运的困难，改进了渭河运粮的船只，以使其更加适宜在水浅沙深的渭河里航行。改进渭河运粮船只的具体工作，是由陕虢观察使李泌主持。经过李泌的这一番技术改良和其他人为努力，使得运输到东渭桥仓的粮食数额竟然又达到了130万石，一时明显提高了渭河的航运能力［6］卷53《食货志三》。只是好景不长，这样好的运输效益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以后最好的时候，漕运到京的粮食一般也只有40万石［6］卷53《食货志三》。

贞元年间整顿漕运以后，由于渭河航运艰难，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粮食要通过陆运入京，这说明从长时段来观察，李泌改进船只的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文宗开成元年，李石奏请重修开凿疏浚漕渠时曾经讲述说，漕渠修复通航之后，可以使从渭河口的永丰仓到长安城这300里之间再无车挽之劳，辕下之牛悉数归耕于农田［5］卷172《李石传》。可见，以陆运辅助水上漕运，不仅早已成为一种定制，而且越来越占有重要比重。

占用大量耕牛来驾车转运粮食，要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用来运输的耕牛，一般也都只能从关中就地征集，而关中的农业生产受到损害，更不利于京城长安的粮食供应。为此，唐文宗开成元年，又一次动工开挖疏浚遭遇湮塞废弃了的漕渠，试图采用天宝时期的老办法，用漕渠来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然而，这次开浚漕渠的效果也不比天宝年间更好。在大中五年，裴休出任盐铁转运使，翌年八月改革漕运，这时已经不再使用漕渠，重又改从渭河运输漕粮［5］卷49《食货志下》。

唐代以后的五代战乱时期，没有再见到利用渭河或漕渠运输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记载，渭河航运，应当已经陷于停顿。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其他由关东运入长安城的货物，大多采用陆运，一般不利用渭河或是漕渠。例如，隋开皇年间关东诸州调物均由潼关和蒲津关两关陆运入京，“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3］卷24《食货志》。所谓“调物”以布帛为主，这是除了粮食之外的另一大宗重要生活物资。唐代的情况依然与隋代相同，布帛运输也是依赖陆运。如开元初年张说在幽州做官时，每年都要用许多车辆陆运河间、蓟州一带的庸调缯布到京城［14］卷485《东城老父传》。其他调物如麻等也是陆运入京［15］卷6《王无得》。

需要指出的是，天宝二年广运潭开成庆贺典礼时，韦坚曾在潭内陈列二三百只运船，每条船上立牌标明郡名，船上则堆积各郡特产，包括广陵郡的锦、铜器，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瓷器、酒器，宣城郡的纸墨等等，各种生活物资，几乎应有尽有。然而，这只不过是韦坚为邀取玄宗皇帝宠幸而有意摆布的场面，并不能说明这些各种各样的物资都要通过漕渠或者渭河来运输。

从总体来看，隋唐时期渭河和漕渠上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运输活动，虽然在整个渭河航运史上也称得上是盛极一时，形成了一个航运高峰，可是，却不宜因此而过高估价当时的航运发达程度。在韦坚开凿漕渠之前的开元年间，每年从关东运送粮食120万石到京城，这应该是渭河航运在唐代相对比较兴盛的时期。可是，当韦坚凿成广运潭后从关东取来二三百艘船只陈列在水潭当中时，关中父老竟然会因为“不识连樯挟橹，观者骇异”，视之以为奇观［6］卷134《韦坚传》。由此可见，平常渭河水面上并没有太多船只，开元年间的漕额之中很可能也含有陆运的成分在内。

（二）黄河航运

隋唐五代时期陕西境内黄河上的航运，仍主要限于今大荔以东一段河道，而且是以漕运河东的粮食为主。

隋开皇三年初兴漕运，就在河东的蒲州置有募集来的“运米丁”，这应当是为漕运河东以及太原一带的粮食到京城［3］卷24《食货志》。唐高宗咸亨三年始行关中漕运的时候，更是专为运输河东及太原一带的粮食。当时，这些地区的粮食在河东黄河上装船以后，再顺流南下至渭河口，转从渭河溯流而上，西运长安城，“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一直运送到东渭桥仓［16］卷87《漕运》。河东一带的漕船究竟都在哪些地方泊靠，现在已经无法考索，不过，当时汾水可以直接与黄河通航［6］卷154《李宪传》，所以，这一段的通航河道，起码可以包括汾河口以下的全部河段。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河道上还有木材运输。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附近由于缺乏建筑用木材，派人到岚州和胜州一带去采伐购买。岚州在今山西岚县、合河、岢岚一带，位于吕梁山区，西临黄河；胜州在今陕北神木、府谷一带，东隔黄河与岚州相邻。在这里采伐木材运到长安城，只能利用黄河顺水放漂，到渭河口后，再溯渭河向上游漂运。当时朝廷在胜州设有120名“转运水手”，应当就是负责漂运木材［13］103。

岚州和胜州这两个州，除了向长安漂运木材之外，每年还要向黄河上的大阳桥和蒲津桥两所浮桥漂送一定数额的木材，用于修护更换浮桥的“脚船”。大阳桥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北侧，蒲津桥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侧。供应这两座桥木材的还不只岚、胜两州，在黄河东岸，由岚州向南，依次有石州、隰州和慈州三个州，它们也要给大阳桥和蒲津桥漂送木材［13］105。因此，在唐代，今陕西东部的黄河河道上从北向南，应该到处都有木材漂流运输。

木材漂流可以单放，也可以组扎成木排漂放，估计朝廷组织的这种大规模木材运输，当时应是采用后一种排筏式。北宋时由秦陇地区向开封城里运送木材，就是将原木联结成“巨筏”在渭河水面上漂放，似乎可以用来印证唐代的情况［17］卷276《张平传》。不管怎样，在河面上运送木材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运输形式，与一般通过船只装载运输的货物大不相同，倾覆触礁等一系列重大航运危险远不如普通船只严重，因此，能够漂运木材并不等于也能够通行一般的航船。山陕峡谷之间的黄河，水流湍急，航道十分危险，当时还不能通航。唐人陈鸿的《东城父老传》中曾记载说，开元年间敦煌“岁屯田实边食，馀粟转输灵州。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过去许多人都根据这条材料，推论说当时是从灵州（今宁夏灵武）用船装载粮食，在黄河上顺流而下，直到太原仓（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东城父老传》的原意。《东城父老传》原文中的“转输灵州”与“漕下黄河”这两句话，讲得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讲的本是漕运江淮粟米入太原仓事详据周绍良《东城老父传笺证》，刊《文史》1982年第17辑，此据作者文集《绍良丛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15页)。。

（三）关中的木材运输

隋唐时期为了在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修建各种宫殿寺观和宅院，利用一些渠道和河流，向长安城运输了许多木材。此外，长安城内外的百官僚属，也需要定量配给木材，用作薪柴。这些燃料用木材，有时可能也要利用水路运输。

升原渠是运输木材的一条主要渠道。历史文献在记述武德八年姜行本开浚这条渠道的时候，只是记载为“通运”或“通漕”［16］卷87《漕运》，没有明确交代用来运输什么货物。岐州和陇州一带是唐代关中地区重要的木材产区，所谓“陇坻之松”，作为优良建筑制作用材，备受当时人称赞。唐高宗咸亨三年，在陈仓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后，文献记载渠道中有“船木伐”通行，由岐州直抵汉长安故城［18］卷497《邦计部•河渠》。“木伐”就是木筏，木筏和木排在形式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不可能在这样长的距离内用木筏运送什么货物，这应当就是顺渠道向下流漂放木排。至武则天垂拱初年，又有记载由升原渠运输岐陇木材到京城长安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凤翔府虢县下记作“运岐、陇水入京城”，此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22《地理志•河渠》“唐升原渠、高泉渠”条，“水”当为“木”字形讹。。到了开元年间，京兆府和岐、陇二州每年固定征募役夫7000人，每人各向京城输送木木童80根，于春、秋两季送到［19］31。同时，在陈仓也设置了固定的采伐营造用木材的百工监［5］卷44《百官志》。升原渠这时依然完好使用，当然也仍在用于运输木材［13］102。

天宝元年韩朝宗分引渭水开挖的运输渠道，根据前文所做推测，其引水地点应当在今陕西周至县终南镇一带，而这里正是唐朝将作监下设的主要木材采集机构就谷监的所在地，就谷应当就是今终南镇西面的山谷山就峪据刘等《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记，就谷监“在王屋”，而《大唐六典》卷23“将作监”条则记作“在周至”，当以《大唐六典》所记为是，《旧唐书•职官志》文字有讹误。。显而易见，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直接把就谷监采伐的木材运到长安城内的西市西街。只是这条渠道后来再未见到记载，可能使用期限很短，实际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唐代长安城附近设置的采伐营造用材的机构，除了陈仓的百工监和周至的就谷监外，还有库谷监和斜谷监，“皆在出材之所”。唐代县有斜谷，在今陕西眉县境内，称作斜峪，即秦汉以来褒斜道北段所经由之终南山北坡谷地。有斜水出斜峪，经今眉县北注渭河。西汉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就是想开发斜水河道，从事航运。但是，当时经过一番整治，水流还是太急，河床中又有岩石阻碍，没有能够如愿行船。不过，溜放木材却不大受河道限制，完全可以顺流而下，直入渭河。显而易见，唐斜谷监就应当设在斜谷口外的斜水岸边，利用斜水、渭水水运通道漂运材木至京城。

《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都记载“库谷监在县”，但这种说法却应当存有讹误。县有库谷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清人毛凤枝逐一考核陕西南山谷道古代的名称，也没有能够找到这个“库谷”一丝一毫痕迹，只好以“未详所在”作罢［19］31。另一方面，很多文献都记载在蓝田县东南有一库谷，即今陕西长安县东南界的库峪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蓝田县所记；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库谷水”条所记；又据毛凤枝《南山谷口考》(陕西通志馆1934年版)。。因此，按照常理，库谷监就应当设在这里，与县没有任何关联。

那么，《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又何以会出现这样荒唐的谬误呢？这两部书的相关记载，都是先列举“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六监，然后逐一说明上述诸监所在的地点，可是，《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在这些具体说明中，却都缺失有关斜谷监所在地点的记述。清人刘毓崧早已发现《旧唐书》这一处文字有违其常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刘氏并未能识破问题所在，他只是很随意地推测说：“按自百工至伊阳凡六监，注中备列五监所在之地，独不言斜谷监，《六典》亦然。疑此监即在斜谷，故耳。”据罗士琳、刘文淇等《旧唐书校勘记》(岳麓书社1994年版《二十五史三编》影印清道光岑建功原刻本）卷26。斜谷监固然应当是设在斜谷，但正如刘毓崧对《旧唐书》这部分内容所做校勘显现出来的那样，该书说明百工等诸监所在，都只是注明其设在某县境内，因此，斜谷监也不应位居斜谷便不再注明其地处何县；况且《旧唐书•职官志》下文记“伊阳监在伊阳”，也没有因为监名与县名相同而省略不记，刘毓崧所说并不合乎情理。结合库谷监位置的明显讹误，可知《大唐六典》与《旧唐书•职官志》对这两个监位置的记述，显然存在着文字脱佚和舛误。

案《旧唐书•职官志》记述百工等六监位置全文为：“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周至（原作‘王屋’，如前文所述，系据《大唐六典》订正），库谷监在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在伊阳。”［5］卷44《职官志三》依据这一段话上下文的通例，和上文有关斜谷监位置的论述，可以推测，《旧唐书•职官志》原本应当是相继记述库谷监和斜谷监的位置，书作：“库谷监在蓝田，斜谷监在县”。而现今所见文本则是脱漏了库谷监的后半部分和斜谷监的前半部分；复又因“”、“”二字形近，将“县”讹作“县”。于是，这两句话就被误连为一句，成了“库谷监在县”这个样子。估计《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所依据的史料，都已经同样存在上述舛误，所以，在这两部书中才会出现大致相同的问题。

蓝田县的库谷有溪水出山谷后下注河，库谷监采伐的木材，可以通过河向下游溜放，运送到长安城附近。

其实，不仅是斜谷监和库谷监，百工监和就谷监的木材，也都可以利用渭河溜放漂运。直到北宋时，还通过渭河向东都开封大量输送岐、陇一带的木材，“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材山积”据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食货》第四十三之三；又据脱脱等《宋史》卷276《张平传》。。由此看来，唐代当然不会不利用渭河漂运木材到长安城。由升原渠向东运来的木材，在升原渠下口进入渭河之后，也要再逆水向上游运输一段路程，才能运到长安城北禁苑中的汉长安城故城处。从咸亨三年时船木伐由升原渠运抵汉长安故城这一点来看，这些木排应当是运到了北太仓下的中渭桥码头附近。因而，这里不仅仅是粮食运输的港口，还是木材运输的码头，而且作为木材码头的作用似乎还要更大一些。

渭河上的木材运输，不仅限于长安城以西河段，在长安城以东的河段上，也有木材运输。前面叙述的开元年间朝廷到岚、胜二州采伐的木材，在顺黄河运送到渭河口后，或许是改用陆运，但也有一定可能是再转入渭河，使用拉纤式的方法，溯源而上，拖运到京城。唐末昭宗天元年，朱全忠逼迫昭宗迁都到洛阳，拆毁长安城宫室百司以及大量民间庐舍，收取木材，“浮渭沿河而下”［20］卷264。这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材运输。唐长安城范围广大，与今西安市区相差不多，隋唐两代，经营多年，宫殿壮丽，寺观和达官贵人的宅邸也都很奢华，所使用的良材巨木，数额巨大。

关中运输木材的河流和渠道不止上述这些，只是文献记载有缺漏，有些已经不能清楚地复原当时的状况。譬如前面讲过的长安城西的南山漕河，显然也是用于输送终南山的薪炭。另外，开元、天宝年间在蓝田县城附近也修过一条渠道，兼用于木材运输和灌溉农田［13］13。长安城以西的渭河河道和升原渠，除了木材以外，一般很少运输其他物资；而且在渭河和升原渠上，也只是漂运木排或是较为粗大一些适于溜放的木材，普通薪柴有时也不便漂运，只能用车陆运。相传唐朝时就有人在凤翔给京城里的友人送去数车薪柴。薪柴这样的重物还要用车来运，那么，其他一些轻货通常就更不会用船水运了。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渭河和升原渠水量有限，只能在特定的季节漂放木材，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适宜船只航行。

（四）陕南的水上运输

汉江是陕南最大的河流，也是最重要的航运通道。唐代曾经几次启用这条水上通道，运送江淮地区的物资。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很快河淮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叛军占据，京师长安城随之陷落。玄宗皇帝李隆基出逃到四川成都，宣布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在今宁夏银川平原）继位，筹划收复京师。

当时肃宗仓促召集人马，财赋粮草都毫无准备，急需补给。可是，当时黄河、渭河这条运输通道，已经被安禄山控制；东南的蓝田武关一道，也被叛军阻塞，很难把江淮地区的财赋物资运送到灵武。正当这一困难时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派遣手下的录事参军第五琦，在至德元年八月，到四川去觐见已经退位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李隆基，第五琦向李隆基毛遂自荐，出马为朝廷解决江淮财赋的运输问题。唐玄宗闻之龙颜大悦，马上给第五琦委派了个“江淮租运使”的头衔，让他放手去搞运输。可是，玄宗本来就是在李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下帝位的，唐肃宗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假若得不到肃宗的认可，玄宗给第五琦委任的这个头衔不仅毫无意义，还会招惹来麻烦。于是，第五琦又在同年十月，特地赶到灵武，重新向肃宗兜售他的运输方案。肃宗对此，正是求之不得，随即便任命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节度使”，让他赶快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实施。

第五琦的运输办法，是避开叛军控制的河渭通道和蓝田武关道，把江淮地区征收的租庸物资一律折买为便于运输的轻货，溯长江入汉水，一直水运到洋川郡（洋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乡县附近；然后再改从陆运，越过秦岭，运送到扶风郡（岐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凤翔；然后再转运到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这一转运方案，很快为唐肃宗解决了财政危机，对最后击败叛军，收复都城长安，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20］卷218，卷219。至德二年九月，肃宗收复长安城以后，这条运道也随之失去了继续使用的意义。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氵此在长安反叛，德宗仓惶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翌年，光启元年二月，德宗又再逃往汉中。这时，江淮一带的贡赋，又一次源源不断地从荆襄地区运送到汉中据刘等《旧唐书》卷131《李皋传》；又据赵元一《奉天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指海》本）卷2、卷3。。这些贡赋也应当是利用汉江水道来运输。但是，这次德宗在兴元的时间，仍然很短。唐德宗二月到汉中，六月就启程返回长安了，前后只有4个多月时间。与此相应，这次朝廷在汉江航道上大规模组织实施水运的时间，最多也只能有4个多月。

至唐末，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城，僖宗逃往到四川。中和元年春行至兴元，七月抵达成都。直到光启元年正月才离开四川，返回长安。这次唐僖宗在成都滞留前后将近4年。在这一期间，东部各地可以征收来的贡赋，都通过山南东道的均州向四川转运［21］卷42《冯行袭传》。均州在今湖北，位于汉江边上，所以，这时也应当是通过汉江转运物资到洋州、汉中，然后再陆运到四川。

汉江水运在唐朝对保障朝廷供给直接发挥作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特别时期，因此，所具有的意义也显得尤为重大。从这几次朝廷组织的特别运输活动来看，隋唐五代时期汉江的航运在民间应当具有很好的基础，不然的话，在朝廷紧急需要动用这条航线时，就不会如此顺利地迅速发挥效用。

汉江支流丹江，是隋唐五代时期陕南的另一条重要通航水道。唐中宗景龙年间，崔试图治理航道，通过开辟新的陆路通道，来接续丹江与渭河支流灞河之间的航运联系，从而联通汉江与渭河两大河流之间水运通道的间隔。崔的设想，是以丹江能够一直通航到商州（今陕西商县）一带为基础的［6］卷99《崔传》。崔沟通丹、灞水道的尝试虽然基本上失败了，但是，商州本来也是长安城东南蓝田武关一路所必经的地方，仍然可以尽量利用一段丹江水道，把物资运送到商州附近，再改用陆运，越过秦岭。就在崔这次沟通丹、灞水道前后，姚彝曾以邓州刺史“兼检校商州漕运”据王昶《金石粹编》(中国书店1985年版)卷71《大唐朝议大夫光禄少卿虢县开国子□□姚府君神道之碑并序》。。丹江从商州流过邓州入汉江，姚彝以邓州刺史兼管商州漕运事物，足以说明从邓州到商州附近这一段汉江航道确实存在比较兴盛的航运活动。

大历十二年四月，杨炎因附从元载，被贬为道州司马，路出武关，在商州以南丹江岸边的洛源驿，路逢道州司仓参军李钫“运入奏”［14］卷153“崔朴”条引《续定命录》。道州在湘江上游，这说明湘江流域的贡赋，要通过湘江入长江，再转入汉江、丹江，越秦岭运送到长安城。不过，丹江水道比较湍急，航运条件实际上不够理想，一般只能利用较小的船只在水量较大的时候，才能航行到商州附近，所以，当时丹江上的航运，总的来说，并不十分发达。杨炎在商州洛源驿遇到李钫“运入秦”，已是采用陆路运输，这说明丹江水上航道有时还到不了洛源驿一带。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氵此叛乱时，李希烈在东面也阻断了河、渭运路。当时“长安以东，飞书不通。南方贡使皆自宣、池、洪、饶、荆、襄抵武关而入”［22］卷2，这其中应有一部分物资的运输利用了丹江水道。

贞元末年，严砺在兴州疏凿嘉陵江和青源河航道，沟通了从长举县到成州之间的航运联系，成州戍卒所用军粮，从此由江上水运，免除了陆运之劳苦，对巩固西部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兴州地处四川与关中之间的陆路通道上，而长举又在兴州的北鄙。以前水路不通时，由长举县治陆运去往西北方向的成州，路线比较合理。可是，长举和整个兴州都地处山区，当地不会有余粮供应边卒，这里的粮食只能是从东南边的汉中或南边的四川运来，通过嘉陵江水道从这些地方把粮食运到长举县治，要首先经过青源河口，再上行很长一段水路。这样，若是从长举县治再把粮食装船水运到成州，就需要先顺原路沿嘉陵江南下至青源河口后，再向西转入青源河水道。这样势必会造成在嘉陵江上的往返运输，当时肯定不会做这样的傻事。柳宗元记述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事，称之为“兴州江运”［9］卷26《兴州江运记》，说明疏凿后的航运区间，应当不仅局限于长举一县，长举只是兴州向成州路运粮食时的起点，而航道疏通后的水运则应属兴州全州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由兴州向成州水运军粮，应当不会再经由长举县治，而是在其下游的兴州州治顺政县即今甘肃略阳附近，直接循嘉陵江溯源而上，至青源河口后转入青源河航道，驶抵成州。东汉时虞诩向武都郡治下辨也就是唐同谷县漕运粮食，就是由唐兴州治所顺政县附近溯嘉陵江而上，转运汉中的粮食详据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第7页，第10页。。

三、船只与航运管理

隋唐五代时期的造船业相当发达。这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九月由运河巡游江都宫一事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隋炀帝这次出游江都，跟随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共有水殿、大朱航、小朱航、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飞羽航、青凫航、凌波航、五楼船、三楼船、二楼船、板舟塌、黄篾舫、平乘、青龙、艨艟、艚舟爰、舴艋舸等各类船只5000多艘，船舱层级最多的有5层之多［23］18-22，可以充分反映出当时大运河航运船只种类复杂多样，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的需要。

在今陕西境内，由于整个航运状况都不如东部特别是江南地区发达，而且除了陕南的汉江等河流上可能有一定客运外，主要是货物运输，尤以朝廷所需的漕粮为重要构成，所以，航运船只的种类，当然要相对简单一些，不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繁复。关于隋唐五代时期今陕西地区航运船只的情况，留下的直接记载很少，在这一时期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主要是渭河运船的改进。

渭河水量不足，河床淤积的泥沙阻碍船只航行，这一问题由来已久。隋文帝设置广通仓储存东部各地的漕粮以待通过渭河运输，已经开创节级转运的办法。通过这一办法，一方面，可以调节顺应渭河的通航季节；另一方面，也能够针对渭河自身的航运条件，选择最适宜的船只类型。以后唐代裴耀卿、刘晏等人对渭河航道的治理，也都离不开这一核心环节，即所谓“河船不入渭”［6］卷53《食货志•三》。这样，就可以在渭河上选用与其河道特点相适宜的船只。

贞元初年，陕虢观察使李泌为进一步改善渭河上的通航状况，对渭河运船做了一次专门的改进。文献记载李泌这次改造的渭河运船“方五板”，其具体形制现在已经无从考核，不过，应当是针对渭河流浅沙深的特点而专门设计，顾名思义，很可能是以五块板相并接制成的宽平底漕船，以防止触沙搁浅。李泌改进后的新型渭河运船，对缓解航运困难，起到过一定作用［6］卷53《食货志•三》。

唐代关中航行过的另一种运船，称为“小斛底船”。这种“小斛底船”并不是为关中航运专门建造的船只，而是唐朝的时候在今洛阳、开封一带一种通用的航船［5］卷105《韦坚传》。斛是古代量器，形状与斗相同而大于斗，如同倒覆的截顶方锥。“小斛底船”的得名缘由，应当是取其船底形状类似斛底而船又较小。因此，这应当是一种平底斜帮的小船，船头、船尾也比较平直。这样的船只，在水流平缓的漕渠或渭河里航行，应该都比较适宜。在水流湍急的汉江、丹江、嘉陵江等陕南河流中通行的船只，性质肯定不会与关中的船只相同，只是史阙有间，现在已经难以确知当时的具体状况了。

隋唐五代时期对航运的管理，较前代进一步加强。各种组织管理机构和制度，也都得到了完善。

隋代朝廷设有都水台，掌管航运事务。都水台下面设有河堤谒者、船局尉、都水尉等官职，分别掌管河渠堤堰的修护和漕运、灌溉等各项事务［3］卷28《百官传下》。唐代改都水台为都水监，统管有关川泽、津梁、渠堰的各类事务。有关航运的事务，具体由都水监主簿负责。在贞观六年至开元二十六年期间，都水监还下设有舟楫署，掌管公私船只和漕运方面的事务。舟楫署特别需要注意稽查各地到京城来的船只。都水监下设有河渠署，掌管河渠航道方面的事务。此外，各地方州郡的官员，还要负责当地有关航运的具体工作，譬如前述唐代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就是如此［6］卷48《百官志•三》。

除了上述这些固定的专门机构和官职外，对一些重大的河渠航运事务，朝廷往往会委派临时性的专使负责。如隋代开挖漕渠，就临时委派苏孝慈、郭衍、宇文恺几个人统领其事。唐代对京师的漕运极为重视，渭河和漕渠的漕粮运输、航道治理也经常由专使负责。譬如韦坚开漕渠、通航运时，就是身膺“水陆转运使”一职。

航道上的一些关键设施，一般设有专人负责管理。如漕渠引水工程兴成堰、漕渠穿越灞河的堰水工程滋堤，都在都水监下设置有直属官吏进行管理［6］卷48《百官志三》。

对航运与农田用水的协调，唐朝也有专门规定。譬如关于木材运输，唐朝规定农田灌溉引水不能妨碍运输，在运输河渠上引水灌溉农田，必须设立节水斗门，以避免过量引水。如果是在朝廷规定的水运期间，必须首先保证水运，而且即使是在这一期限之外，也不应妨碍水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弃农田灌溉于不顾，朝廷规定即使是在水运期间，假如出现没有航船通行的空隙，或者当时水量较大，仍然可以引水灌溉，水运管理部门对此不得加以干涉［13］104。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航运事务，朝廷设有专门的管理规则。譬如，皇帝出巡时使用的舟船，若是建造不够坚固，工匠要处以绞刑；若是缺少诸如船篙、船棹之类的附属设备，或是船上不够整饬，有关人员要判处两年徒刑［24］卷9。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经相当完备。隋唐两朝能够克服渭河航运的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在特别时期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的大规模航运，这些都充分说明这些航运管理办法，在当时曾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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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范文篇10

一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

第二，在民族政策上。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及自身实力的消长变化的影响，各民族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有时会采取羁縻甚至“永敦邻好”的政策，以求得内部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总的说来，统一性质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无论是苻坚的执意南征，还是东晋南朝的多次北伐，都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样，统治阶级的民族观自然以相互的隔阂、敌对心理为主流，夷夏之辨思想空前强化。但与此同时，各民族统治者为加速自身发展而采取的内迁、汉化等措施，则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民族心理，并为新的统一局面下出现“天下一家”的观念铺就了基石。

隋唐皇朝与秦汉皇朝一样，有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要成熟与高明得多。唐高祖曾自信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⑸，太宗更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⑹的观点，并因此而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唐朝初年，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曾达到朝士的一半左右⑺；广泛的和亲政策，成为唐朝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对外政策的开通，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性的都市……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融洽局面。这是在政治统一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民族关系的现状提出与制定适时的认识及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旧唐书·高祖本纪》曾记载了唐高祖李渊关于民族问题的一段见解：“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语述朕此怀也。’”后在裴矩、温彦博的劝说之下，“高祖乃止”。《旧唐书·突厥传》亦载：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曾求援于突厥首领始毕可汗，因此在立国后给了他很高的地位,而始毕在这种情况下，“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与唐朝廷的矛盾不断激化。贞观四年（630），唐师生擒突厥颉利可汗，太宗针对这一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论尔之罪状，诚为不小，但自渭水会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所以录此，不相责耳”，并“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两条史料结合，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之所以有较之前代开阔许多的认识，是有思想观念上的根源的，即他们均吸取了隋代贪私欲、求虚名的政治教训，代之以相对平等与宽容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以求得“务共安人”的积极效果。应当说，这种观念的产生与相应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与唐初统治者巩固政权，稳定边疆形势的政治目的不无关联，但这一可贵倾向对有唐一代及后世民族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受上述观念影响，唐代统治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以“信”待之。贞观年间，北方大雪，突厥部落因惧唐师乘机伐之，故而“引兵入朔州地，声言会猎”。大臣因其背约，请太宗发兵征之，唐太宗认为“匹夫不可为不信，况国乎？我既与之盟，岂利其灾，邀险以取之耶？须其无礼于我，乃伐之。”⑻这一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影响及于当时与后来的重要政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民族史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式，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以更为具体、丰富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史学全貌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魏书》及唐初所修八史是各具代表性的。

二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的历史阶段，《三国志》、《后汉书》、《魏书》、《南齐书》与《宋书》等五部正史即成书于这一时期。其中，由于北齐承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而来，它的统治者本身又带有浓重的鲜卑化色彩，故与其他几部史书相较，《魏书》在民族问题上着力最多，它的认识亦较鲜明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民族史观的特点。因此，这里着重从《魏书》入手，以窥得这一阶段史学中民族史观的概貌。

如前所述，“夷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初指的是与中原（中国）相对应的地域概念，或是泛称与“诸夏”相对应的少数民族。而在《魏书》中，所谓“夷狄”，在更大成分上是政治上“僭伪”的同义词，民族观与正闰问题的交织体现得尤为突出与具体。如在编目时，《魏书》将司马睿、萧道成、萧衍等建立的汉族政权，刘聪、石勒、桓玄、苻坚等为首的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域、东夷等少数民族事迹，全都不加区分地列入四裔传中，以示其同一性；而在叙事过程中，魏收一方面称司马睿等为“僭盗”，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对其冠以“岛夷”、“海夷”之称，并以汉族士人常用来贬低少数民族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⑼，形容、讽刺司马睿政权的衰弱与名实不符。由此可见，在魏收的观念中，所谓“夷狄”，主要指“非正统”的僭伪政权；而鲜卑族不仅是丝毫不逊色于汉民族的先进民族，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天明命”的拓跋氏政权还是“继圣载德”的正统所在。

受魏晋时期政权林立、各民族地方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书均对民族融合的事实做了不同程度的认可。《魏书》亦认为，“羁縻”才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上策。在《高句丽列传》中，魏收提出：“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的总原则。他称道“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⑽；而“魏氏祖宗”之所以“扬威曜武”，对那些不驯服的民族“驱其畜产，收其部落，翦之穷发之野，逐之无人之乡，岂好肆兵极锐，凶器不戢，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⑾。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有斗争又有融合的情况之下，《魏书》一方面高扬起民族自尊的旗帜，一方面又对周边民族提出了相当谨慎的处理意见。二者结合，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政治在史学中的反映及其对史学的制约与影响。在《宋书》与《南齐书》中，这种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优长方面的赞许。如《南齐书》承认“中国”在统兵作战、号令严明方面不如少数民族；《宋书·氐胡列传》则明称“虽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财力雄富，颇尚礼文……功烈可谓盛矣”。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反对民族仇杀的倾向。以《魏书》为代表的这一主张，与魏晋时期以怀柔为主的民族政策相比，是吻合的；其在史学上的意义，是为隋唐时期进一步认识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及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作了积极的准备。

再来看唐初所修八史的民族史观。

唐初所修八史是指《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其中，除《南史》、《北史》外，都是奉旨撰修；《南史》、《北史》虽出于李延寿私修，但其借助史馆条件，又得令狐德棻审阅和推荐，并由唐高宗作序颁行，亦可视为官修性质；《晋书》因收入了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还被称为“御撰”。在这种情况下，八史的思想倾向，无疑反映了统治集团的思想倾向。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下达了对唐代史学影响深远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在谈到南北朝时期政权时，诏书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对他们政治上的功绩，李渊都从大一统一的政治局势出发给予了肯定，民族歧视的色彩已经几乎消失了。这篇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了相对客观认识的诏书，成为唐初诸史修撰的指导思想，并在其中得到具体的反映：

第一，客观记述、评价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这一点在《晋书·载记》及《北史·四裔传》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前者不仅摒弃了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性称呼，而且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作了较高评价。如《晋书》记刘渊的好儒学、崇德义，称其为“人杰”；记石勒“雅好文学”，对其“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倡儒学、定制度的情况详加记载，并赞其“天资英达如此”；记慕容廆史事，则嘉其审时度势、慎于刑法、心向教化，以及其从容纳谏的风度；记苻坚，《晋书》更多着墨于其纳谏多谋、志图远略的俊杰风范；就是对颇有微词的慕容德与赫连勃勃，《晋书》也毫不吝惜地分别给予他们“禀俶傥之雄姿，韫纵横之远略……观其为国，有足称焉”，“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的赞词。与前代对少数民族种种诬蔑、夸大的记载相较，这不但体现出《晋书》作者在全面、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卓越史识，更体现出他们在民族史观上的可贵的平等倾向。《北史》作者李延寿对隋文帝“奇谋内运，神机密动，遂使百世不羁之虏，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地，尽为九州，幽都穷发之乡，隶于编户”的功绩大加称道，但在突厥列传中，李延寿同样直书了“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隋文帝受禅，待之甚薄”，从而导致了边境战事的历史事实。虽然作者于此事未加议论，但人们同样可以明白他的褒贬倾向。从李大师以南北朝时“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立志“编年以备南北”，而最终未能如愿⑿，到李延寿撰成《南》、《北》二史，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史家在追求史书真实性方面的努力，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轨迹。《隋书·经籍志》在霸史类小序中亦提出：自晋以后，少数民族“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在唐初其他诸史中，民族歧视的称呼及思想也都非常淡薄。这从整体上反映了唐初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步性。

第二，民族与统一问题的分离。由于隋唐时期统一问题已不再是时代的主要议题，因此，在记述、评价南北朝史事时，唐初史家都能把民族关系与政权正闰区分开来加以讨论。这与《魏书》相较，无论在史学思想还是在民族史观本身的发展中，都具有突出的积极意义。如《晋书》采用《东观汉记》首创的“载记”体例，就不仅仅是立目上的便利之举，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对《魏书》民族史观的纠偏补弊。在《载记》卷首，作者即指出，“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羶饮浊，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把载记的范围明确限定于各少数民族之内；作者还列举了一百余年来各地方政权的名称，其范围大致与今天所言十六国相同，其中包括四个汉族政权。而在编次立目时，除了冯跋、冉闵因为“因鲜卑之昏虐”，已少数民族化，而被附入相关少数民族载记之下以外，前凉政权创建者张寔、西凉创建者李暠及称成都王的谯纵，均因其祖上家门显赫，曾为重臣而归入列传。这一篇目上的安排说明，《晋书》的撰者在著述过程中，是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的：一是所谓载记，主要记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史事，汉族割据政权则作它类处理；二是不曾建立过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或其部族，采取传统的四夷传方式容纳其史事。这两点表明，在民族与正闰，史料去取与体例安排上，作者的思路都十分清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虽然这种安排仍难免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作者在史识与史才方面的贡献，仍足可嘉道。

与《晋书》的表述方式不同，《北史》在《僭伪附庸列传》中明确表达了对以往民族与正闰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反对。“晋自永嘉之乱，宇县瓜分，胡羯凭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运，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然魏自昭成以前，王迹未显，至如刘、石之徒，时代不接，旧书为传，编之四夷，有欺耳目，无益缃素。且于时五马浮江，正朔未改，《阳秋》记注，具存纪录。虽朝政丛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动天文，大存刊勒，其时事相接，已编之《载记》。今断自道武已来所吞并者，序其行事，纪其灭亡。其余不相关涉，皆所不取。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萧詧虽云帝号，附庸周室，故从此编，次为《僭伪附庸传》云尔。”这段话表明，李延寿是以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有无割据建鼎之实为依据，来判断其是否入“僭伪”列传，“僭伪”、“附庸”均指与“正统”相对立的概念，而与民族问题不相关涉。至于因民族隔阂、对立而导致的歧视性编目，他认为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的。基于这一认识，他采取《晋书》的做法，亦把民族列传与割据政权分别立目，各叙其事。这就不仅在正闰问题，即政治见识上摆脱了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更在史才、史识上认识到了民族问题对史学任务、作用及其客观性的重要影响。李延寿的这一看法，体现出唐初史家在历史与史学两种形式的民族史观上所达到的水平，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南》、《北》史并非仅为抄撮前史之作，至少在史识方面，它们具有高出前代史著的旨趣与识见，因此其史学地位应有更为公允的评价。综上，是否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统一问题与民族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议题，隋唐时期史家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如何在史书编著中妥善处理、合理说明这些问题，便成为判断其史著高下的重要标准。《晋书》、《北史》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个疑问，故《晋书》撰成后诸家晋史皆失，《南史》、《北史》刊行后，“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⒀。

第三，相安共处的民族政策。受隋唐时代政治中民族史观的影响，唐初诸史在反映民族政策上表现出一致的思想倾向，即反对逞私欲、好攻伐，主张各民族之间相安共处。《隋书》史论在总结隋亡教训方面着力甚多，在民族问题上，作者对隋朝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八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⒁与此相类，《周书》在《异域列传》中表达了“见机而行”的主张：“若乃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而御之，去而守之；夫然则敌有余力，我无宁岁，将士疲于奔命，疆场苦其交侵”，因而，应采取“使臣畜之与羁縻，和亲之与征伐，因其时而制变，观其几而立权”。这些立足于民族相安共处原则的主张，既是唐代统治者民族史观的体现，同时也是对魏晋时期史学中处理民族问题的主张的继承与发展。

以上仅是对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的粗浅、概括的探讨。事实上，在唐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潮流中，对民族问题的阐述、认识还有许多有待挖掘之处，如《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记述历代史官制度时，对少数民族政权加以同等的考察，就在保存了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反映出刘知几本人在视少数民族政权为“偏隅僭国”的同时，亦明确把他们“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的史迹作为统一国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待的思路。另一方面，不论从历史还是从史学的形式看，隋唐时期的民族史观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有传统的民族隔阂的痕迹。夷夏之辨与徙戎论始终没有消除其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们对民族问题有全面、深入的认识之前，它就会以不同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思维。

三民族理论的新认识

任何一种思想认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完善之后，都会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在当时及后世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不同时代民族关系及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动，民族史观的历史与史学形式逐渐归纳为相对集中与深化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分别以江统的《徙戎论》及杜佑的《通典·边防典序》为代表，而唐初诸史的理论探索，则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形式。

《徙戎论》产生于魏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之下，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理论根源可追溯至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中对夷狄“贪而好利，人面兽心”的总结，阐发；从《徙戎论》本身所具备的理论特点讲，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区分不同民族标准的初步归纳。《徙戎论》的开篇指出：“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点明所谓“夷狄”在地域上及语言、制度、风俗、部族上的不同。在回顾自殷周以来民族政策的得失之后，他还指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这事实上是指明了夷狄与诸夏在心理状态上的差异。以江统所具备的这几方面理论视角，与司马迁、班固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论述已经更为系统与深入了⒂。

第二，对少数民族“性气”的归纳与总结。既然夷狄志态“不与华同”，那么这种志态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江统认为，“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怀柔也。”这些都是夷狄的天性所在，是不可教化的痼疾。这一点成为江统提出“徙戎”主张的理论依据。

第三，对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评价。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认识，江统对三代以来的民族政策作了梳理，认为夷夏由于存在上述种种不可逾越的差距，本不应有种种联系。而汉武帝、曹操迁徙少数民族、使之居于内地的方法是“权宜之计，一时一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因而，为万代千秋的基业考虑，不应让戎狄在关中有容身之地。“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羌、氐等边地民族返其旧土。这样，就会“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江统的认识从识见的高低来讲，逊于孔子的主张，更落后于唐代史家的卓识，在今天看来，无任何可取之处。而且，江统在理论上的这些总结与归纳，还使得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上的隔阂、偏见以貌似“理性”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古训对后世产生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徙戎论”提出之后，并未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赞赏，但“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人服其深识”⒃，就反映了这种影响在当时思想认识领域所起的作用。魏徵不仅在唐代，就是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有的贤智之臣。他关于封建、教化的论辩，都成为古代历史理论中的名篇，然而在民族问题上，他亦不免受徙戎论的影响。在一次与中书令温彦博的辩论中，魏徵曾提出把突厥余部“遣发河北”的主张，其依据同样是“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⒄。唐代其他重臣如李大亮、褚遂良等亦持相类的观点。这进一步表明，徙戎论的出发点、立论依据及其结论虽然都是错的，但它对后代民族观念、政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唐代在民族理论上的成就时，才更能体会到它的可贵与不易，也更能了解它在中国古代民族理论上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隋唐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的组合、融合的推进，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史著当中，对民族问题出现了更为理性、客观的探讨。《隋书》、《晋书》、《周书》、《北史》均提到地理形势对不同民族风俗、嗜好形成的影响。《隋书·东夷列传》后论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晋书·四夷列传》称“夫宵形禀气，是称万物之灵；系土随方，乃有群分之异。蹈仁义者为中寓，肆凶犷者为外夷，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绝，窥边候隙，自古为患，稽诸前史，凭陵匪一”，强调了地理形势的重要，并进而揭示了“气”对不同民族特性的影响；而在《周书·异域传》中，这种“地气”说得到了更为具体、深入的阐述：“凡民肖形天地，禀灵阴阳，愚智本于自然，刚柔系于水土。故雨露所会，风流所通，九州为纪，五岳作镇，此之谓诸夏。生其地者，则仁义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沧海交河，此之谓荒裔。感其气者，则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斯盖天之所命，使其然乎”。这里，地理特点与民族优劣、风俗习惯、性格为人都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带有了从物质条件角度谈民族差异的特征。以上认识在杜佑《通典》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通典·礼典》、《边防典》中，杜佑从民族学与民俗学角度，对“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作了一番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⒅。据此，他得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的卓识。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在后世发展的不同状况时，杜佑提出，是地理位置及其“气”的差异导致了这种情况：“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⒆杜佑的这些论点在理论上的成就主要在于说明了这样两点认识：

第一，不同民族在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这一结论不仅是对同时代史家相关论述的继承与突破，而且，与江统“种类乖殊”的

见解相比，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们进一步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即‘中华’一向就是先进的民族，而‘夷狄’从来就是落后的民族；同时，作者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上古之时‘中华’与‘夷狄’本是一家”⒇。

第二，在各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物质条件而非别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各自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杜佑的观念中，“地”与“气”是造成民族间差异的主要原因。而这二者，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前者无疑属于物质条件的范畴，同时，它对民族特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也符合民族学理论中的相关观点。所谓“气”，从杜佑的论述来看，虽然带有一些先验的与非客观的色彩，但它无疑是从属于“地”这一物质基础的。因此，他的“中华与夷狄同”的结论就具有了更为可靠的依据与基础，同时也使他相对客观的立论角度，对后世具有了重要的启迪意义。

作为一名政治家，杜佑的理论旨在“征诸人事”，为唐统治者提供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据；同时，作为一名在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史学家，他的上述论点又代表了唐代史学中民族理论的最高成就。把杜佑的结论与唐初史家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与承继关系，也可以更完整地了解有唐一代，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展与成就。

从“徙戎论”到“中华与夷狄同”的理论认识的转变，在民族理论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不仅显现了人们在认识上提高的轨迹，并借助史学这一载体，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不同社会政治形势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及这种思想观念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反作用。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使其从编纂体例到记载内容、思想认识方面，均体现出新的特点。仅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的历史即是值得认真探讨与总结的。

四小结

从魏晋到隋唐的六百余年间，民族史观的演变及其进步的趋势，在历史与史学两方面都是很突出的，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不仅使隋唐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采取了更为合理的和正确的做法，并为后世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借鉴。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在唐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到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主要通过受各政权实力影响的战争、迁徙、贸易、通好等外在客观形式被动进行的，那么，隋唐时期这一进程不但被从思想观念上得到认可与深化，而且成为受到这个观念支配的一种较为自觉的行为。在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这一转变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其意义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首先，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受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现实状况的影响，以及受史学本身性质所决定，史著成为反映民族斗争、融合的时代主题的重要方面。在这一历史阶段成书的正史中的四裔传，不仅成为记载民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史料，而且，其中所保留的史家及时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见解，同样以更理论化与深入的形式，表现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面貌，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巨大转变在史学中的映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与社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在历史形式与史学形式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史学本身的发展上，民族史学是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方面，而民族史观研究又是民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魏晋至隋唐史著中保留了丰富的民族史观的资料，因而为今天民族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思想成果。而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如徙戎论、地气说及所包含的思想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后世史学在历史编纂的方式、内容及认识倾向的不同特点，有些甚至成为其评价历史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准的。对这一前后相承的演变轨迹的深入考究，同样是我们今天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⑴《论语·卫灵公》。

⑵⑿《北史·序传》。

⑶《魏书·岛夷萧衍列传》。

⑷《晋书·苻坚载记》。

⑸《旧唐书·高祖本纪》。

⑹《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⑺(17)参见《贞观政要·安边》。

⑻《新唐书·突厥传上》。

⑼此言历代解释不一，魏收用于此处，当为贬意。

⑽《魏书·西域列传》。

⑾《魏书·匈奴列传》。

⒀《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

⒁《隋书·西域列传》。

⒂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⒃《晋书·江统传》。

⒅《通典·边防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