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范文10篇

隋唐五代范文篇1

一、由敦煌学研究而肇启其端

上个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物文献的重现于世，敦煌学在海内外兴起［2］，而有关敦煌佛教通俗文学作品的摸索实乃国内现当代以来唐代佛教文学研究之滥觞。自192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采集、整理和研究敦煌通俗佛教文学。王国维将这类俗文学作品呼为“通俗诗”、“通俗小说”［3］，罗振玉则称为“佛曲”［4］，陈寅恪则认为“演义”更适合［5］，郑振铎主张用“变文”［6］，另有“俗文”、“唱文”等称呼。后来通行的还是“变文”，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多数学者将“变文”作为全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总称。向达《唐代俗讲考》［7］，全面探讨了“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俗讲文学之演变”。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8］将俗讲分为讲唱经文、变文和倡导文三大类，特别是关于讲唱的程序和职掌乃独到之论。解放前在敦煌佛教文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还有王重民。敦煌学界的这一倾向很快反映到文学研究领域，即在撰写文学史时，开始考虑佛教因素。胡适《白话文学史》乃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作，主要从写作用语“白话”的独特角度，考察了唐及之前的文学史，认为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乃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相互争斗、且白话文学日渐战胜文言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的“正统”、“正宗”乃白话文学;倡言汉武帝时“古文已死”，此后凡有价值的文学必为白话文学，而文言文学毫无价值，只是一些“死文学”。而佛教文学正是自汉朝民歌、散文以来的白话文学潮流的组成部分。佛教白话文学首开其端的为翻译文学;唐初白话诗的来源之一为佛教之“传教与说理”，和尚与打油诗有着莫大关联;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皆为著名的白话诗人，其诗作特点除通俗晓畅之外，还具有嘲讽和说理的风格。另外，还注意到了敦煌佛教文献，并纠正和补充了一些唐代白话诗人的生平及其诗歌断代等问题:“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以插图形式辅证文学史论述，颇具特色。中卷第十五章专论“佛教文学的输入”，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学”亦包括了白话诗人王梵志、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胡氏一样破除了传统纯文学史观念;第二十九章“传奇文的兴起”，特别提到唐代传奇吸引了印度养分，此即本产生于古印度婆罗痆斯国、为《大唐西域记》［11］576－578所载，后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门、李复言《玄怪续录》“杜子春”条、裴铏《传奇》(《古今说海》《太平广记》等并袭之)等所描述的、慎无语而突发声导致鼎破丹飞的故事，段氏曰:“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认为“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以《佛本生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以及《唐摭言》、《卢氏杂记》、《乐府杂录》等为例，表明僧徒俗讲在中晚唐时期非常流行;变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宋元以来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居、宝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有源之水”。郑氏的其他著述亦涉及唐代佛教文学，如《中国俗文学史》除第六章专论变文之外，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亦称，白居易的诗“实在不是通俗诗”，“像王梵志他们的诗才是真正的通俗诗，才是真正的民众所能懂，所能享用的通俗诗”;而且，“唐代的和尚诗人们，像寒山、拾得、丰干都是受他的影响的”;所举唐代俚曲中，《禅门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南宗赞一本》等皆属于佛教文学作品［12］95、96、104－109。此后，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多受胡、郑二氏影响，开始关注唐代佛教文学。解放后的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一是变文。如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周一良等《敦煌变文集》，周绍良《敦煌变文集补编》，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海外有关研究，还有美国Vic-torH．Mair的PaintingandPerformance，主张只有变相与变文是同一关系［13］。日本学者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14］、《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15］等，前者探讨了变文特有的韵散相兼的讲唱体的演变过程，认为敦煌讲唱体作品源于佛教讲经仪式，是将佛教通俗讲经仪式所用的文体加以拼接、融合而成的;后者着重文本的搜集、对照，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历史、体裁特征及其与佛教仪式的关系做了较深入探究，集中考释了故事略要本、讲唱体、通俗讲经、庄严文、押座文等变文文献。二是诗歌，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辞集》、《补全唐诗》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16］，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敦煌诗歌导论》、《王梵志诗校注》，任半塘、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敦煌赋汇》，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敦煌变文和诗歌方面，研究较为精深的为项楚，其有关王梵志、敦煌变文等专著和系列论文，纠正了校录和阐释中的许多讹谬，揭示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佛教文化深义。此外，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探讨了书札体式和典礼仪注方面的卷子，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涉及的是法事文学，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着眼于灵验记，皆颇有创获。有关敦煌文学概论性著作如张锡厚《敦煌文学》、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等，亦有相当篇幅涉及佛教文学。

二、“佛教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文学界的研究

最早提出“佛教文学”这一概论的，乃日本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该书认为，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以佛教精神为内容、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17］。唐代佛教文学分为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作为俗文学的佛教文学两类，前者的代表为玄觉、石头希迁、慧然、王维、寒山子、柳宗元、白居易等，后者的主体主要为变文、佛曲、佛讃等;能够呈现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诗偈，才是中国佛教文学中的核心。总体上论述佛教与文学关系者，还有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胡遂的《中国佛学与文学》、陈引驰《佛教文学》、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等。1978年，日本学者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18］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和唐代的讲唱文学与小说几个方面的问题，重考据，如白居易的释教碑、李白“金粟如来是后身”的语义、日本流传的“八相变”等。国内最早以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者，乃孙昌武先生，他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佛教与文学方面投入最大精力且收获颇丰的学者。孙先生曾在日本工作，故而或当借鉴过东瀛学术。自1980年代以来，孙氏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方面的几个问题，如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等。这些论文的结集《唐代文学与佛教》乃国内第一部研究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的著作［19］。《佛教与中国文学》更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佛教文学，但其重点乃在唐代:唐代佛教对文人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当时不重经术、统治者大力提倡、儒释道三教调和;唐代的文人普遍有习佛的倾向，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李华、独孤及、贾至等;佛教文献“名相辨析”的特点、佛经譬喻故事、佛典佛陀说话方式等，皆影响到唐代散文创作;偈颂对唐五代诗歌的影响，主要是从中唐以后开始，其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诗僧”这一特殊的团体;俗讲与变文在中唐五代流行甚广，韩愈《华山女》即有反映，文溆法师化迹表明“当时俗讲已进入慈恩、荐福等著名的大寺院”［20］。《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以维摩和观音两位菩萨在中国流传为线索，勾勒出了六朝至两宋期间中国文学中的佛教信仰［21］。《禅思与诗情》［22］重点考察了禅宗弘法和观念与唐宋诗人和诗作的关系。总之，孙氏几乎论及隋唐五代佛教与文学的主要问题，且多从宏观着眼，气魄宏大。上述及其他论著中的观点，在其新作、洋洋五大册的《中国佛教文化史》［23］中又有了新的表述和深化。国内系统研究隋唐佛教文学的，还有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4］，勾画出了较为完整的佛教文学图景，特别是在民间宗教诗歌和敦煌世俗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上着墨较多;然涉及的佛教宗派，只有禅宗。刘金柱《唐宋八大家与佛教》［25］认为，八大家在涉佛文体、佛经、方外之友、寺院之游、早年晚岁生迹等几个方面，皆与佛教有所牵扯，如韩愈“以文为诗”是受了佛教偈颂的影响，柳宗元的动物寓言汲取了佛经故事等。相较而言，陈允吉的研究更多以佛教文献和佛教史为基础，他与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26］即反映了注重原典特色。《古典文学溯源十论》［27］乃力图“探寻古代文学与佛教传播关系之作”，与唐代佛教有关的是中古七言诗与佛偈的关系，以及王维、韩愈、李贺、《长恨歌》和柳宗元寓言等个案研究。《唐音佛教辨思录》［28］等亦颇有深度。陈氏的主要成果，收录于《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29］中。大致而言，其研究特点为材料翔实、考证严密，往往发人所未发，能成一家之言［30］。项楚、张子开等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则在胡适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唐代白话诗的源流。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这个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31］唐代白话诗的萌芽，可追溯自唐前宝志、傅大士、释亡名、卫元嵩诸人之作;而在唐代最突出的代表，一为王梵志、寒山、庞居士，一为贯穿整个禅宗历史的诗僧们。从禅宗谱系的角度理清了唐代禅宗白话派的脉络，揭示出这个诗派发展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语言学、文献学和宗教学等方面，对禅宗诗偈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姚仪敏《盛唐诗与禅》［32］、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33］亦是面世更较早之作，只不过切入点更集中于禅宗角度。谢氏主要论述了禅宗与唐宋文学的关联，如对王维、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等的影响，禅宗与境象说、悟入说之关系，禅宗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等。继之而起者，尚有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34］、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35］等。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佛教对这一时段小说的影响［36］。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则着眼于“唐五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体制”、“唐五代白话小说的题材来源”、“唐五代白话小说的观念世界”几个方面［37］。孙洪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关注于佛经故事与唐代小说的关联［38］。释永祥《佛教文学与中国小说的影响》从转读、讃呗、倡导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唐代俗讲与转变的发展与流变的过程。诗僧研究主要集中于禅宗，除上举《唐代白话诗派》之外，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总结出十个诗僧亚群体，并分析其地理分布、群体特征、创作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认为，唐五代既是由贵族社会向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也是佛教宗派势力起伏波动的时期;诗僧群体计有七类，经历了从“诗为外时”、“诗禅并举”到“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日渐世俗化和文人化。另有高华平《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陆永峰《唐代诗僧概论》、普慧《走出空寂的殿堂———唐代诗僧的世俗化》。其实，其他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的学者，亦或多或少地论及佛教，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的中唐诗僧研究，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及所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40］、《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41］、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42］等。

三、史学、宗教学等维度的探索

对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关系关注较多的，还有史学界。这方面立论最为精深的为陈寅恪，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馆初编》《二编》等，向为研究的首选参考。范文澜1960年作的《唐代佛教》［43］重点厘辨了大乘七宗的特点，特别是《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剖析了禅宗与士大夫的契合之处，虽然立论不无偏颇，但率直而言，还是很有新意，能为一家之言;所附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亦是研究此一时段佛教史、佛教文学的指南性成果。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则为专论士大夫与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作，书中的“士大夫”还包括了部分文人出身的武官。《士大夫关于佛教的文字活动》一节归纳出了应制、游览等10种士大夫与佛教有关的文类。另外，从王仲荦、吕思勉之《隋唐五代史》直到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唐代文化》等，亦时有论述。相关成果可参看胡戟等主编《20世纪唐研究》［44］。宗教学界和思想界研究隋唐五代佛教，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是当然不得不迈的坎。从早期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到后来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杜继文主编《佛教史》，印顺《中国禅宗史》、《妙云集》，杜继文和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吕大杰等《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方立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以及日本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鎌田茂雄《新中国佛教史》，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柳田圣山《语录の历史》《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美国StanleyWeinstein之Bud-dhismundertheT’ang等，皆有不少篇幅涉及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现象，鎌田茂雄还有《中国的佛教与文学》。在佛教信仰界，巨赞法师《佛教与中国文学》、弘学居士《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高观如居士《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等亦可参考。

四、植根于佛教本身的新視野

隋唐五代范文篇2

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是穿衣服的。当猿刚刚进化为人的时候肯定没有穿衣服，我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不得而知。上古传说把衣服的发明归功于黄帝。《易经》说：“黄帝、舜垂衣裳而天下制。”实际上，衣服的出现要得多。我们在周口店的山洞里就发现了骨针，从而可以知道，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穿衣服了。在6000年前的韵文化遗址中，发现过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十根的粗麻布印痕。在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过每平方厘米的经纬各有20～30根的细布和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90～50根的绢。那时的人们一定也穿衣服了，只不过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而已。

在我国历史上，从传说的玉帝时代起，经夏商周时期的奴隶社会，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直到清朝末期，共约4900多年，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相当长久，经历许多历史朝代，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所不同，所以人们穿着的服装在逐步的发展变化。

由于人的欲望是没有截止的，社会也是发展的，所以新的艺术品，也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断发展，其实艺术发展的轨迹就是人性与欲望的发展，在寻求自由、解脱的过程。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成三个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包括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宛如“一口充满着沸腾的激动的大锅”，其中最根本的性欲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所以说有了欲望艺术才会发展。

生活中常有衣、食、住、行的说法，把衣放在第一位，然而唐代被称为一个“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王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以及人们对奢华欲望的极度追求。

唐朝出现的“贞观之治”，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多年间，国力强盛，版图扩充，农业、手工业都相当繁荣，对外贸易也空前发展，国内各民族关系比以往更加融洽。中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活跃。京都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扬州、洛阳、益洲、广州等地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长期安定的局面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是唐朝科学文化进步的可靠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的纺织业和印染业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唐代妇女的生活服装在传承本民族服饰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域异质文化的优良成分而创新发展，它们是唐代服饰文化的主流。唐代女装有一定的流行变化，被当时诗人称之为“时世妆”。它造型华美，品类丰富。

唐代时还流行一种袒胸大袖衫襦。是贵族妇女在庭院散步、菜花、促蝶、戏犬时常穿的服装式样是：袒露胸部上部，大袖，对襟衫，长裙，肩披批帛，饰有织文和绣文，裙腰高至乳部以上，以大带系结，大胆地夸张了女子的腿部又好箱是现在朝鲜妇女所穿的群，上短下长。面料一般是纱罗织品。所谓的‘绮罗纤线见肌肤’，又是唐代妇女服饰的一大特点，即仅以轻纱蔽体，这种装束体现了唐代文化开放的特点。宋代妇女也穿纱，罗衫襦，但从穿着的方式，面料透明的程度上都无法以唐代比，隋唐时期女子的裙，腰高至胸部，半担化，裙长可拖地，并且造型瘦俏。从隋唐壁画中可以看到隋唐女子穿衫，长裙亭亭玉立和秀美形象。裙的色彩从绯、紫、黄、青等为最流行。当是唐弦宗的杨贵妃最爱穿一种黄裙，这种裙子用阴金香草染成，色泽如花，特别鲜艳，不怕日晒，而且可以发出芬芳的清香。这种黄裙逐渐在宫缤妃、仁官之家的太子家中流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折腰多舞阴金裙”。就说明了这一点。

隋唐时，妇女喜欢穿胡服，而且爱穿男子的服饰，这时的胡服特点是：领、袖和下摆处有锦边装饰，应边忖襟，折领式圆领窄袖，头戴高顶毡帽，系束带且带上有多种饰物，下穿带坚系的小口裤，脚穿尖失的绣花鞋式半呦软货。胡服革带上的扫饰物在三国就传入中原了，到了唐代已成为了武员必佣之物，佩挂的饰物有算袋刀子，砺石、契芯真。

在唐代的绘画或陶俑中，都可以见到妇女穿着窄袖的衣服，袒着胸口，露出半只臂膊，系着束到乳房以上的长裙。在她们的肩背上还披着一条长长的围巾。这围巾两端垂在臂旁，有时一头垂得长些，一头垂得短些。有时把围巾两头用手捧在胸前，下面垂至膝下。有时把右边一头固定束在裙子系带上，左边一头由前胸绕过肩背，搭着左臂下垂。有时把披在两肩旁的垂端凑在胸前，好像穿着一件马甲。形式很多，都很合乎审美的要求。这种长围巾就是“帔帛”。

敦煌莫高窟390窟许多隋代女供养人都有帔帛。唐代除莫高窟壁画之外，从陕西乾县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入葬的永泰公主墓壁画及石椁线刻画宫女图，周昉《簪花仕女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人《宫乐图》，到莫高窟98窟五代于阗王后曹氏像等，都有帔帛，画出了帔帛的各种花色和披戴的方式。唐代诗文中关于帔帛的描写也很多。中国衣料向来以丝绸见长，从战国秦汉到东晋，妇女服装常常做成长袖或飞动的带饰，来美化妇女柔美轻盈的身姿。帔帛正是发展了传统服饰艺术以虚代实，以动育静的艺术法则，吸入西域服饰的特点为我所用，使我民族服饰更加丰富。

隋唐五代时期除政府官员按制度穿用规定花色的官服之外，一般生活服装流行图案花式丰富多彩。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各大类：联珠团窠纹、宝相花纹、瑞锦纹、散点式小簇花、小朵花、穿枝花、鸟衔花草纹、狩猎纹、几何纹。

总体看来，隋唐的妇女的服饰可以说是花样繁多，五光十色，具有艳丽、华美、自由、潇洒的艺术风格。通过这些服饰把隋唐美人秀美丰满的风姿显露得淋漓尽致。

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妇女对头部的化妆十分重视，发式和发髻式样的变化多式多样，头上插戴簪钗金叶银篦珠玉宝石及鲜花，既承袭前代遗风，又有刻意创新，可谓丰富多彩。

唐髻名称众多，有倭堕髻、螺髻、反绾髻、半翻髻、惊鹄髻、双鬟望仙髻、抛家髻、乌蛮髻、盘桓髻、同心髻、交心髻、拔丛髻、回鹘髻、归顺髻、闹扫妆髻、反绾乐游髻、丛梳百叶髻、高髻、低髻、凤髻、小髻、侧髻、囚髻、偏髻、花髻、云髻、双髻、宝髻、飞髻等。西安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韦顼墓和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画，西安武氏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独孤思贞墓女俑，咸阳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薛氏墓壁画，西安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杨思勖墓女俑，敦煌130窟唐开元五年至十四年（公元746年至755年）壁画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西安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鲜于庭诲墓女俑及唐代绘画如《簪花仕女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宫乐图》等，都保留了大量唐代妇女发型的形象资料。唐代妇女的发型，直接影响到五代和北宋末年，其特点是竞尚高大，即利用自己收集或别人剪下的头发加添在头发中（即髲髢），或以之做成各种假髻来装戴。这类高髻，在五代时更与银钗牙梳相配，据《入蜀记》记载，蜀中未嫁少女，都梳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宋史?五行志》记载，后蜀孟昶广政末年“妇女竞治发为高髻号朝天髻”。山西晋祠北宋彩塑还可见到这种梳髻于当顶的朝天髻发型。至于广插金玉珠翠花枝、鸾凤步摇、簪钗篦梳的情况，亦可在敦煌晚唐第9窟、第10窟，五代第98窟，北宋第61窟壁画供养人像中见到。

唐代妇女面部化妆，一般是敷铅粉、抹胭脂、涂鹅黄、画黛眉、点口脂、描面靥、贴花钿。铅粉古称粉锡或铅华，夏商时已经出现，为我国古老的化妆品。汉以前胭脂主要产于河西走廊焉支山，主要原料为红蓝花，汉武帝击败匈奴，红蓝花在内地大量种植。唐代妇女用青黑色颜料将眉毛画浓，叫做黛眉，描成细而长的叫蛾眉，粗而宽的叫广眉。面靥原是用来掩饰面颊上的斑痕的，后和贴花钿都作为妇女面部的装饰。

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中那些贵族对美的欲望极度膨胀，为满足欲望而使社会出现了许多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让艺术得到了更为自由的发展。就如唐朝的服饰可以说是艺术中的精品之一。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的服饰、发型、面部化装等也在现代的社会中发展着，有了美容院、美容顾问等着都是为满足人门欲望而出现的。

现在人们在选择发型是也要按没个人的脸型来选择如长脸形：不适合往上梳，短而蓬松的式样较适宜。发型可以选择中盘或低盘，穿旗袍者梳低盘发式更能显示东方之美。将头发梳于两边也可以，但长发垂肩不可取，这会在视觉上拉长脸型。

圆脸形：发型可以尽量梳高，增加顶部的发量，使脸部拉长。或者将头发偏分，服帖地梳于两端，这样脸部就显得瘦一些。如果中分，尤其是短发中分，看上去有圆滚滚的感觉。

正三角形：额头较小，颧骨较高，可将头发梳高。如果额头漂亮，发际线优雅，可以敞露出额头，更显纯真典雅。避免将发型梳于两侧，如此将会增加颧骨的宽度。

心型脸：此脸形额头宽广、下巴较尖，最好不要留短发，因为它容易夸张面部的轮廓，使眼睛看上去过低。整理发型时，可用刘海遮掩或做成发卷半掩，以显示出妩媚多姿。

这些都是有讲究的，这都是在完美无暇的欲望要求下，而发展起来的。

现在人门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在衣服、首饰、发型和脸部化装上，也不忘对指甲的修饰，在指甲上镂空、镶小水钻、亮片以及进行彩绘等。还有不少人进行整容，在欲望的促使下成为现代的人造美女。着也是一种艺术！

从古到今人性皆有欲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的发展轨迹就是人性与欲望的发展，寻求自由和解脱的过程。欲望的平衡就是自由的终点。

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史》（上）刘泽华、扬志玫，王玉哲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隋唐五代史》吴枫陈伯岩著辽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隋唐五代范文篇3

关键词：中医美容方剂历史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同样，也是美容研究的渊源考察文物。可以看到我们先人在二千年前就已经能研制简单美容制剂。浩翰的古籍里，有关美容的论述丰富深刻，其实用方笺也屡见不鲜。自战国至清末的医籍、医著中，就有增白悦颜、祛斑莹面、毛发美饰、酒渣粉刺、灭斑除疣、除臭散香6大类1233首美容方剂，269味中草药。当然，这些多数是为当时朝廷贵族服务的。本文对古籍中的美容方药归纳如下。

1远古至先秦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起源时期。甲骨文已记有“疥”、“秓”、“癣”、“疣”等损美性疾病［1］。殷纣王时期，已研制有“涂脂擦粉”，使用的化妆品——“燕脂”，能收到“桃花妆”的美容效果［2］。战国时的《山海经》146种药物中，有12种与美容有关［1］。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形成于战国至秦时期的医药方剂书《五十二病方》的内容十分丰富，预防和治疗瘢痕的方剂6个［3］。《养生方》中有3个长寿方，还有“令人面泽”和“去毛”、“黑发”的专方。

2秦汉三国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萌芽时期。《黄帝内经》虽为中医理论巨著，也为中医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也有一些治疗美容的方法［4］。如《灵枢·经筋》记载了马膏疗法，用马项下脂肪反复涂摩患处，即将药物和按摩结合起来的一种美容治疗方法。

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100种关于“悦泽”、“美色”、“轻身”、使人“头不白”的美容药物(上经54种，中经27种，下经19种)，并提到了美容药品的独特剂型——面脂。

另外，汉代2位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创立的当归芍药散治疗肝血瘀滞引起的肝斑，麻子仁丸治疗燥热所致的皮肤粗糙，猪肤汤润肤悦颜去皱等方法，至今仍为后人所沿用［4］；《华佗神医秘传》载美容外用复方10首，《华佗神方》有美容保健、治疗的内服、外用方共56首［5］。

3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的形成时期，亦是中医美容方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3.1两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的葛洪《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2本书，前者是一本哲学名著，后者是一本医学名著［6］。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抱朴子外篇》50卷中，而《肘后备急方》以其所刊载的美容方剂之早、之多、之专，以及所明显体现出的美学思想，堪称中医美容第一书，其中记载的美容方有66条，应用于美容的药物有95种［7］。南北朝时齐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所载730种药物中［8］，有保健美容中药70余种，而且对《本经》有所发挥，如藁本，在《本经》基础上补充了“可作沐药面脂”，这些都被后世广为应用。南齐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也收载了一些美容方剂，共50首左右。

3.2隋唐时期

初唐医学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下合称《千金方》各30卷，其中较集中论述中医美容内容的章节有《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下·七窍病下，列方81首；《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三·心脏，列方56首；《千金翼方》卷五·妇人一·妇人面药第五，列1论，39方；《千金翼方》卷一·药录篡要·悦人面第六十三，列药9味，其余大量内容则散在各卷之中。其弟子孟诜撰《食疗本草》，载食药260味［9］，其中有许多美容食物，如“荔枝，微温……健气与颜色”，“萝卜，性冷……服之令人白净肌细”，丰富了食膳美容的内容。唐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其中三十二卷专论美容，有面部美容方97首，美眉发方87首，澡豆方9首，口脂方3首，美手方3首，香体熏衣方10首，另有其他美容制剂方法11首［10］。凡其他各卷方药主治和用法与美容相关，并确有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作用的方药有34首。其中美发方9首，香体方4首，美手方7首，去除面斑方11首，保健方3首。凡原文中指明对头面损容性相关疾病具有美容治疗作用，如治疗白癜风方14首，香口方9首，香体除臭方43首，除疣方19首，除瘢痕方17首。依此思路，共得美容方药两类356方，294种药物。总之，两晋至唐间，中医美容可谓承上启下全面发展，不仅初步体系形成，也为宋元时期的进一步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宋金元明清时期

此期是传统中医美容方剂学的拓展时期。此期的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大部分都涉及到了美容问题，清代宫廷美容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4.1两宋时期

在遗留至今的宋代出版了几部大型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收载有很多美容方剂。《太平圣惠方》第四十卷以美容方为主,共列方187首；第四十一卷为须发专方，共列“治法白令黑方”、“治眉发须不生诸方”等120首；此外，在其他卷中，还有治羸瘦、白癜风、针眼、目不明、牙齿黄黑、牙齿脱落、揩齿令白净、口臭、唇疮、热疮、(各种)癣、漆疮、手足皴裂等损美疾病诸方440余首，以及各种补益驻颜方240余首［3］。全书共有美容方剂980余首。《圣济总录》中，仅面体、髭发两门，就有处方100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诸虚门”及其它各门中，也散在收载了许多具有增白驻颜、乌发固齿、延年润肤作用的美容方剂［4］。此外，《使辽录》中，还记载了以中药“瓜蒌”调敷于面部的“佛妆”配方，与现代所称之“倒模”美容术是类同的。除此之外，《苏沈良方》、《洪氏集验方》、《济生方》、《类证普济本事方》、《鸡峰普济方》、《是斋百一选方》、《魏氏家藏方》等等，都载有美容方或法［3］。4.2金元时期

元初许国祯撰《御药院方》，汇集了金元以前大量宫廷美容用方，如御前洗面药、皇后洗面药等，该书还列出多种牙药，如白牙珍珠散、麝香散等，共计180余首，丰富了美容范畴。

4.3明清时期

至明代，出现了医药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说是对美容中药的一次大总结，其记载的美容中药近300种，功效涉及增白、护肤、祛皱、消斑、去雀斑、乌发、香体、洁齿、悦颜等方面。其方法强调内治与外治相结合，将中医美容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明初朱?等编的《普济方》，美容方收载规模空前，按头面2大门分21类，列方747首，是集前代之大成者。明胡文焕校刊的《寿养丛书》，收有《香奁润色》一卷，这是专为妇女美饰而写的一本方书，辑录了大量美容方，美发、白面、玉容、驻颜、白牙、润唇、美手、香身等各种美饰用化妆品方应有尽有。明著名的外科专著《外科正宗》中，也记载了许多美容诊治方法，如治疗雀斑内服下容散，外敷玉肌散，面部黑子(痣)用“灰米膏”治疗等。清代美容方剂主要汇萃于清宫档案之中。中国中医研究院清宫医案研究室1981年出版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就收录不少。如长发香发方、令发不落方、洗头沐浴方等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5小结

综上所述，中医美容学萌芽于秦汉，形成于隋唐，丰富发展于宋明。中医美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美容方剂也是内容浩博的。今天，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对影响身体健康的疾病需要有效的治疗，而且对影响人体外在美的因素也需要医学提供更多的保障，因此，深入研究、发掘祖国医学宝库中有关美容的瑰宝，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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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明辉,王风雷.中医古代有关美容养颜的认识［J］.中国中医药,2005,3(3):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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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俊华.临床中医美容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7.

［5］黄霏莉.医学美容学的重要分支——中医美容［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8,12(1):200-205.

［6］王红松.《千金方》对中医美容的贡献［J］.中国美容医学,2005,8(8):954-955.

［7］梅全喜,吴惠妃.试论《肘后备急方》在医药学上的贡献［J］.中医药学刊,2005,7(23):1194-1198.

［8］王雅丽.略论晋唐之医学美容［J］.吉林中医药,2005,25(4):1-2.

隋唐五代范文篇4

邹兆辰(以下简称邹)：郝老师，您好!三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历史系工作，对您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这次我们不谈其他，主要谈一谈您在学术方面的经历和成果。首先我想问的是，您在学生时代是学习中国古代史专业的，为什么从一开始您的学术方向就选择了敦煌学呢?

郝春文(以下简称郝)：的确，我一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就选择了敦煌学这个方向。1983年我正式考取宁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一入学，宁先生就让我和李德龙同学在通读敦煌文献的同时，协助他搜集敦煌写本社邑文书。这样就开始与敦煌文书打交道。您问我为什么选择敦煌学，那就要先说明敦煌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敦煌文献研究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我想，首先是由于它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一批研究资料，而且大部分是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与正史资料不同，它们是没有经过史家处理的，因此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材料数量不少，有5万多件。当然，其中与历史有关的不占多数，但还是有相当数量，可以分类进行系统的研究。其中大约90％左右是佛教典籍，其题记及背面所抄写的内容与世俗有关，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我们对这些资料里面史料信息的发掘会越来越深入。这些资料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记载敦煌地区的资料，不能完全反映全国的情况。时间是公元9－11世纪这二百年间。这部分材料比较集中，数量也比较大，反映的方面也比较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宗教等等方面都有。我们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可以进行得比较深入。第二个层面是敦煌文献中一些不仅能反映敦煌地区，而且能反映全国情况的材料。比如一些法律文书，是中央政府颁布的文件，就不仅反映敦煌地区，也能反映中原地区的情况。再如，反映均田制的文书，对于了解全国均田制的情况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敦煌文书实际上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一批资料。这样的资料的价值就更高一些。再一个层面是敦煌保存了一大批记录敦煌地区民族问题的资料，包括汉族的资料，也包括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资料。其中还有古藏语及回鹘文的资料。因为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并没有实际控制西北民族地区，所以正史中留下的资料很少，且往往不准确。所以，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就更显珍贵。

敦煌文献对史学研究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保留了一大批中国古代中外交通史的材料。敦煌地区是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的一个通道，中原文化通过这个通道往外传播，国外的文化也通过这个通道往里传。敦煌保留了这些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比如，记载宗教的材料就是异彩纷呈，不仅仅是儒家的、佛教的、道教的，还包括景教、摩尼教、袄教的记录。利用这些资料，有助于推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现在，我们对这几个层面的研究程度不大一样。学者们对敦煌文献中反映全国情况的材料研究得比较多、比较细，如对律文书、均田制的文书等等。但对敦煌地区的资料研究成绩还不够，需要进行整体上的整合，撰写出《敦煌中古史》这样的专著，为研究中国古代、甚至世界古代史提供一个“模型”或“标本”。

当然，我在开始学习敦煌学时并没有这样清楚的认识，认识是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深化的。

邹：您对敦煌学的研究包括哪些方面呢?

郝：首先是参与了整理刊布敦煌文献的工作。这项工作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整理刊布图版。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大部分被先后掠至英、法、俄、日等国，这无疑为我国学者全面了解和充分利用这批资料造成了极大困难。20世纪50年代，北京图书馆得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的缩微胶片。70年代又购得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缩微胶片。80年代，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推出黄永武先生编辑的《敦煌宝藏》，这是依据已公布的英藏、法藏和北图藏敦煌文献缩微胶片影印而成的大型文献图集。但是，上述缩微胶片及影印图集，由于拍摄和印刷方面的原因，佛经以外的文献有很多模糊不清，难以释读，其中部分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更是如此，非常不便于利用和研究。

1987年，张弓和宋家钰先生受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委托，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达成了重新拍摄、合作编印英藏敦煌文献中佛经以外汉文文献的协议。我有幸被邀参与这项《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工作，不仅参加全书的讨论定稿，还担任其中12－14卷副主编。这套大型文献图集采用最先进的摄影和印刷技术，图版上的文字、图像大多清晰可辨；另一方面，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和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全书所收文献都进行了定名。上述工作为利用和研究这批文献提供了方便，引起学术界和出版界重视，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唯一的一等奖。

《英藏敦煌文献》出版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我建议他们适当吸收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者参加其他部分的编纂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邀我和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参与部分敦煌文献的定名工作。我们曾对《俄藏敦煌文献》中部分文献的定名提出意见，大多被采纳。

邹：这就是说，整理敦煌文献。第一步是要把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进行拍摄，刊布图版，使研究者能够直接看到这些文献本身。那么。后来您与宁可先生进行敦煌社邑文书的辑校，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郝：在整理刊布了敦煌文献本身之后，接下来就要分类整理敦煌文献录文了。因为敦煌文献绝大部分为中古时期的写本，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写本使用河西方音。这就要求阅读某件文书的学者不仅要掌握该文书有关学科的专业知识，还应当对敦煌的历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等整理敦煌文献所需要的专门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即使有条件直接查阅敦煌文献，在阅读、利用、研究过程中也会遇到重重困难。

邹：即使是搞这段历史的人，也不一定能完全看得懂敦煌文献?

郝：是这样。对一般历史研究者而言，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阅读敦煌文献所需的知识。这就需要敦煌文献研究者运用敦煌学的方法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将其录校成通行的繁体字，以便于一般史学工作者利用和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和导师宁可教授也置身其中，在“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搜集、整理、录校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工作。

邹：这里我要插一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什么是“社邑文书”?

郝：关于“社邑”的问题，宁可先生曾经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过“社邑”条目，后来又写成《述“社邑”》一文，对自先秦到明清社邑的发展过程和各个时期的特点作过论述。他对敦煌写本中的社邑文书与文献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指出“社邑”是遍及城乡的一种私社，是朋友之间从事共同事业、进行互助和教育的组织。多数是按地域组成，通常是部分居民自愿与自由的结合。也有一些打破地域界限，按阶级、职业、性别结合。社人之间的关系是“贵贱一般”的兄弟关系，摆脱了全体村民参加、共同活动的农村公社组织形式以及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社邑文书”就是关于这些结社活动的文书。

邹：搞社邑文书辑校，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敦煌文书都搜索一遍?

郝：那是一定的，而且不只一次。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要通读敦煌文献缩微胶片，挑出其中与社邑有关的文书。然后分类进行整理，释录初步录文。在对社邑文书有了一定认识以后，再次通读敦煌文献缩微胶片，结果又发现了一些第一次通读过程中漏收的社邑文书。这些漏收的社邑文书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第一次通读时由于疏忽而没有发现；另一种则是依据该文书与已发现的社邑文书之间的关系或据有关社邑文书的知识新比定出来的社邑文书。这就启示我们，在从事历史课题研究时反复研读基本史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反复阅读不仅可以发现上一次阅读时由于疏忽而没有发现的资料，还能发现第一次阅读时不能发现的资料。经过两次通读敦煌文献，我们共搜集到近500件社邑文书。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对文书录文进行反复修改，一些文书的录文修改了十几次。其中大部分录文与原件进行过核对。最后在看校样时，又将校样上的录文与该文书之图版或缩微胶片进行了核对，以消除在书稿抄写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供给学术界一部比较接近文书原貌的录校本。在反复修改文书录文的同时，我们还对文书的年代进行了考证，新考出一百多件文书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经过十年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这部书作为《敦煌文献录校丛刊》的一种，于199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得了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邹：看来，您的敦煌学研究首先是从资料本身的工作着手的。有了资料才谈得到研究。是这样吧?

郝：不仅仅是资料本身的工作，我们还进行了搜集研究敦煌文献的资料信息的工作。因为学术界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每年发表的论文和专著逐渐增多。时至今日，不仅一般学者无法对每号敦煌文献的研究情况了如指掌，即便是专门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也不能凭印象说出每号敦煌文献的研究信息。另外，搜集有关敦煌文献的研究信息，又比我们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时调查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情况要难得多。因为对某项课题研究信息的调查，可以通过查阅书目和论文索引来解决；但对某号敦煌文献研究信息的检索，光靠查阅书目和论文却不能解决。因为对各号敦煌文献的研究信息，多数不能从书名和论文标题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要了解每一号敦煌文献的研究情况，就必须仔细阅读全部研究敦煌文献的著作和论文。

邹：您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是不是因为如果不了解敦煌文献的研究信息，就可能大家都去研究某一号文件?

郝：是的。正是由于调查研究信息所存在的种种困难，曾经造成了在敦煌文献研究中重复劳动增多的现象。于是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着手对数十年来学术界研究敦煌文献的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在摸清每一号文献的研究情况的基础上，编制“敦煌文献系号研究资料索引”。在北京，比我更早着手从事这项工作的是我的好友荣新江教授。现在，国内的研究信息我搜集得比较齐全，国外的研究信息他搜集得比较多。我们起初搜集这些信息，主要是为了自己研究时参考，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就是为将来大规模录校敦煌文献做准备。在学术界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和新江曾经打算把我们两人调查收集的成果合在一起，进一步充实、扩大，正式编纂一部《敦煌文献系号研究资料索引》。可惜的是，这项工作后来停顿了。

另一项工作是参与编纂敦煌文献目录。如所周知，目前人们使用的有关敦煌文献的目录著作已经出版了几十年，不能反映现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早有编纂一部新的敦煌文献目录的呼声。为满足学术界的需要，宋家钰先生曾在1986年组织我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的几位朋友尝试编纂一部“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文书目录”。我承担的是法藏敦煌文献部分。我曾用一年多的时间，终日坐在缩微阅读器前，把法藏缩微胶片仔细研读了一遍。同时完成了约30万字的目录稿。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编纂的目录至今也没出版，但这段编目工作的经历大大加深了我对敦煌文献的认识，积累了很多资料，对我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邹：您和您的学生还进行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最终出版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可以谈谈这项工作的情况吗?

郝：这个工作是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一至三卷于2001年立项，2003年10月结项；四至十四卷于2004年立项，计划2010年结题。课题组主要成员有刘屹、史睿、金滢坤、赵贞等。其最终成果为专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出版七卷。第一卷200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至七卷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至2010年陆续出版。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指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汉文佛教典籍以外的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是敦煌文献主要收藏地点之一，藏有敦煌文献13000多件，其中主要是佛教典籍，社会历史文献也占有相当比重。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敦煌文献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其中的社会历史文献，而这类文献的主体部分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工作，是按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进行释录，将数百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手写文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释文后附有校记和90年来学术界有关该文书的研究文献索引。每件文书一般包括文书标题、释文、说明、校记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全书预计30卷，现在完成的1至7卷包括1000余件社会历史文献，共200多万字。

邹：这可是一个大规模的工程了，以往没有出版过这类书籍吗?

郝：以往出版的整理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书籍，大都是分类释录本。这些书籍虽然为学术界了解、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方便，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一个是敦煌文献内容复杂，不少文书目前难以进行分类和归类，所以分类录校本不能反映敦煌文献的全貌。再一个，由于多数分类录校本的作者是依据目录调查某一类文献，而现在有关敦煌文献的各种目录极不完备，因而这些分类录校本很难将所要搜集的文书收集齐全。第三个，分类录校容易忽略各类文书之间、各个专题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开展对敦煌文献进行综合的、宏观的研究。由于我们这个项目是按各收藏单位的馆藏流水号依次整理、录校的，所以最终能够收录全部的敦煌社会历史文献，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分类录校存在的种种不足。

我们的工作原则，一是要全面吸收学术界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成果，为此我们已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积累了数万张卡片备查；二是文书释文要反复核查，精益求精，每卷释文在定稿前都要经过反复核查。对于影印图版不清楚之处和黑白图版未能显示的朱书文字，采用赴英国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核查敦煌文献原件的办法解决；三是尽可能地为读者多提供一些文书的背景情况和研究信息，以便于一般研究者使用。

邹：这个项目不但规模大。难度也是很大的吧?

郝：是这样的。这个项目的重点和难点是对文书文字的释录与对文书年代、名称、性质的考定。由于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当时的俗体字、异体字保存甚多，还有不少使用河西方音。释读这些手写文字，一方面需要查阅大量工具书，另一方面更需要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又由于敦煌文献大多残缺不全，整理者还要对那些没有名称、年代等的文书进行考证，而考证清楚文书的性质往往是正确释读文书文字的前提。所以，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释录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

这里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正确地释录敦煌文献原件上的朱书文字和朱笔校改，还有一批现有图版模糊不清、极难辨认的文书。

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郝：我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北京市的共同资助下，曾于1999年至2000年赴英国伦敦，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过一年。这样我就可以依据原件来核查释文，不仅解决了文书上的朱书文字和朱笔校改以及现有图版模糊不清的问题，还发现了一批现有图版遗漏的社会历史文献。由于项目最终成果中刊布的大部分敦煌文献释文都与原件核对过，这就使得本项目的最终成果在对所涉及的敦煌文献的定性、定名、定年和文字释录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对文书原件上的朱书文字、朱笔校改及模糊不清图版上的文字的释录，取得了较大突破。

邹：这样看来。这个项目的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郝：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它不仅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经过认真整理的研究资料，也为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扫除了文字上的障碍，每件文书后所附的说明和研究信息还可以直接将读者领到该文书的学术研究前沿。这对于充分发挥该文献的作用，提高利用价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为以后全面开展全部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工作摸索经验，提供范例。所以，《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至7卷是全面整理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开端。我们准备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完成《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全书乃至全部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从已出版的七卷来看，这部书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已经成为学术界了解、使用敦煌文献的重要资料来源。

二、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历史

邹：这真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设想。也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出版工程。近年来。您不仅做了大量敦煌文书整理工作，在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历史问题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请您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郝：我们在整理某类敦煌文献的基础上，总要进一步结合其他材料对这类文献进行梳理、说明和研究。在这方面，我主要从事两个专题的研究。一个专题是中古时期社邑与佛教寺院的关系。在整理社邑文书的过程中，我在宁可先生指导下，利用经过整理的社邑文书，结合传世文献中的材料，对隋唐五代至宋初社邑与佛教寺院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以后宁先生又命我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要求把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社邑的资料与隋唐五代宋初的有关资料包括敦煌社邑文书全部贯通，并且把他以前搜集的有关这一课题的资料全都送给我参考。我后来才慢慢认识到，宁先生的安排是促使我把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放到中古时期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前人关注不多的石刻资料，即把石刻资料、传世文献和敦煌社邑文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收到了较好效果。我对中古时期社邑与佛教寺院关系的专题研究先后撰写了几十篇论文，这些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承认。另一个专题是研究敦煌僧人与社会的关系。佛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需要从各个层面进行研究。以往研究者对基层寺院中的僧人与社会的关系重视不够，敦煌文献中则保存了较多这方面的材料，于是我就利用这些材料考察僧人出家受戒以后的具体情况，考察他们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实态，包括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宗教收入等问题。这个课题的研究为人们认识唐五代时期的佛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邹：我这里有您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这本书是根据您的博士论文写成的吧?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缘起。

郝：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重点谈一谈。在今天已经发现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佛教典籍和有关寺院各方面活动的文书。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对敦煌的佛学和寺院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带有总结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姜伯勤教授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对敦煌寺户的渊源、性质及衰落演变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一些日本学者也在这方面做出很大成绩。但是这些成果与敦煌文献在这方面蕴涵的丰富史料信息相比，我们感到，这一领域里值得下大力气作深入系统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在前辈学者的启发和感召下，希望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和相关问题作一个新的研究。

邹：您所说的“僧尼的生活方式”是指什么内容?

郝：所谓僧尼的生活方式，是指僧尼居住、吃饭与日常活动所在地点及所采用的形式。这是一个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问题。因为以往人们常把寺院作为一个基本生活单位，认为僧尼过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内并由寺院供食的集体生活，因此研究寺院经济问题也就包括僧尼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了。我看到近年出版的一些关于中国古代寺院、僧尼生活的著作，都没有对僧尼的生活方式问题进行过讨论。

邹：我没有看过关于中国古代寺院的学术著作，只是从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过去僧尼都是全部生活在寺院里并由寺院供食的。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郝：人们有这样的认识也不是全无根据。这个根据主要是源自佛教经律中的相关记载，还有就是《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的有关规定。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根据经律记载和寺院清规来认识甚至描绘寺院与僧尼生活，但是在文献中常常可以发现一些与这些记载和规定不符的材料。这就说明，寺院僧尼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邹：这会不会是个别例子呢?

郝：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是敦煌文献中有大量与内律和寺院清规规定的僧尼生活方式相矛盾的资料，这就不能都以特例来解释，同时促使我对内律和寺院清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僧尼的生活实况进行进一步思考。

我觉得，中国僧尼的生活实况历来与戒律规定出入很大。一是佛教是外来宗教，戒律也是根据印度的情况制定的，部分条文不符合中国实际；二是戒律不只一种，分属不同派别，形成于不同时期，戒律本身就存在矛盾；三是戒律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随着时间推移，必定会出现一些难以遵守的过时条文。

邹：您是从敦煌文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敦煌僧尼的实际生活材料来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的。而没有拘泥于清规戒律。

郝：是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批反映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各方面生活情况的文书，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缺失。我反复研读了目前所能见到的全部敦煌文献，力求穷尽其中反映僧尼社会生活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尝试主要依据这些具体材料来探讨当时僧尼的社会生活实际情况，而把内律、清规、佛典的材料作为辅助性材料。

邹：我看到，您书中第二章专门探讨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第一节是住在寺外的僧尼——散众的生活情况，第二节是住在寺内的僧尼的生活情况。您还通过材料说明，即使是住在寺内的僧众也要自己做饭，寺院并不供给饭食。

郝：由于时间关系不能细谈，但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我在这本书里，除研究敦煌僧尼的生活情况外，还用很大篇幅研究他们的税役负担、他们与寺院常住财产的关系、他们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收入、遗产的处理与丧事操办等问题。

邹：您这本书得到季羡林先生很高评价，出版以后曾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关注，并且获了奖。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郝：此书出版后，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有评论者认为，该书“系统地揭示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僧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进了我们对整个敦煌社会的认识，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五代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邹：1998年您出版了《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以后，2006年又出版了《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一书。能谈谈这本书的情况吗?

郝：我前面谈过，我曾对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社邑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并和宁可先生合作整理出版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因此通过社邑问题，对中古时期佛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作过细致的研究。《中古时期社邑研究》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被列为饶宗颐先生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十一，因为我是2003年9－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此书的定稿工作的。

这本书分上、下篇。上篇标题为“中古时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包括两篇长文，分别探讨非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社邑和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社邑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其中第一篇《从冲突到兼容——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主要探讨魏晋南北朝从事春秋二社祭祀活动的社邑及唐五代从事春秋祭社与经济互助活动的私社也就是传统社邑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日举行“血祠之祀”的问题上双方有着尖锐冲突，但通过寺院和僧人的努力，传统社邑逐渐“止杀存生”，并从事造像一类佛教活动，最终成为寺院的组织。到了唐五代时期，传统社邑活动多在寺院举行，并大量举办佛教斋会、开窟、遗像等佛教活动，而不少僧人加入私社，作为社邑成员参加社邑活动。上篇另一重点是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民间团体及其与佛教的关系，这一部分探讨了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广泛存在的僧尼与在家佛教徒共同组成或仅由在家信徒组成的邑义(或称邑、法义、邑会、义会、会等)，它们的组织形式和首领的身份、作用。我利用敦煌文书探讨了隋唐时期佛教社邑的组织形态和首领名称的转变过程，并讨论了这种社邑作为佛教寺院的社会基础对佛教势力增长所起的重要作用。

邹：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上篇是探讨两种不同的社邑与佛教的关系。从目录看，下篇包括十篇文章，涉及的内容是不是要更广泛一些?

郝：下篇的题目是“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研究”，包括十篇文章，主要是对敦煌社邑文书某些问题的个案研究，也有学术史的回顾和对新出史料的整理校录。这里我简要地提示几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敦煌社邑文书与中古社邑研究》一文，包括对各类敦煌社邑文书的介绍，以及对1938－2006年间中外学者有关社邑文书研究的述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教育与教化功能》一文，主要指出私社在儒家文化和佛教教化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再论敦煌私社的“义聚”》一文，阐述这种私社公共财产积累的来源、管理和用途等问题；《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一文与宁可先生合撰，具体分析社邑在社人家庭遇到丧事时所做的种种救助活动；《敦煌的渠人与渠社》一文，对渠人的组织、活动的方式和性质进行探讨。还有两篇文章是关于社邑问题与学者争论的文章。最后一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补遗》，是对该书出版后新发现或者新发表的敦煌社邑文书的校录。

这本书里的文章虽然过去发表过，但在集成本书时各篇文章都做了程度不等的增补，有些几乎就是新的“再论”，不少篇目从内容到观点都有相当程度的改变。所以会有这些改变，不仅与我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进一步加深有关，也和我一直不断收集新发现、新出版的石刻史料和敦煌社邑文书有关，包括一些比较零散的碑刻和文书。2008年这本书获得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邹：我看到下篇中有一篇《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女人结社”是怎样的情况。您可以简单说一说吗?

郝：好，我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在北朝至隋唐五代的造像题记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一组关于女人结社的资料。1917年至今，这批材料不断受到学术界关注。北朝至宋初女人结社的时间分布，始自公元538年，止于公元991年，时间跨度达450多年。空间分布则有原东魏和北齐控制的地区和敦煌吐鲁番。在这450多年中，我们目前能搜集到的资料仅有15件，大约是每一百年有3件，面对这样的资料密度，我们只能说，关于女人结社的记载在四百多年间时隐时现，不绝如缕。而敦煌地区，由于敦煌文书的发现，保存下来的材料说明女人结社在这一地区自隋代至宋初一直绵延不绝。如果考虑到敦煌文献不可能保存敦煌地区女人结社的全部档案，而且女人结社的区域分布相对比较广泛等因素，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当时女人结社的现象可能比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载更加普遍。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女人社竟然时断时续地流行了450多年，流行地域遍及中原和偏远的敦煌吐鲁番，这当然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邹：女人为什么要结社呢?

郝：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个现象。从女人结社的文本内部是无法找到女性结社的原因的，只能从外部来索解。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种因素值得考虑：其一，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流行，应该与这一时期妇女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北朝至隋唐五代间妇女社会地位较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正是在这种“妇持门户”的社会条件下，女子以独立身份结成女性群众团体才成为可能。其二，女人社的成员大多应该是在家庭中地位较高的女性。第三，比丘尼僧团的存在和有关“优婆夷”经典的翻译与流行。出于禁欲的宗教需要，佛教规定男性出家人与女性出家人以性别为标志分为比丘和比丘尼两种僧团，佛教律制规定比丘僧团和比丘尼僧团在空间上要严格分开。男性出家人和女性出家人分开修行和生活本是宗教的需要，但长期的女性群体独处必定会增强与唤醒她们的性别意识。为了便于扩大和发展女性佛教信徒群体，佛教僧团还翻译了有关“优婆夷”的经典，这对女性在家佛教信徒队伍的扩大应该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女性信徒，应该就是最初的女人社成员的主要来源。所以，在中国古代佛教出家僧团中，实际实行的是男尊女卑制度。这种宗教的性别歧视在唐代被扩展为对一切女性的歧视。唐代的比丘认为，女人和比丘尼不如男子和比丘，有的寺院甚至规定不许女人人寺。由于自身“不净”，必然会使一些女性信徒感觉在男性信徒面前抬不起头，如果与同性在一起，大家同是“不净”之身，同病相怜，不仅可以找到平等的感觉，心理上也会更舒服一些。这一心理应该是部分女性在家佛教信徒乐意与同性组成佛教团体的原因之一。

邹：您是从社会心理因素来说明女人结社现象的。

郝：我认为，对女人社出现与流行的意义，不能做过度阐释，更不能拔高。她们只不过是在佛教歧视女性信徒的文化诱导下，在比丘尼僧团的启示下组织起来的女性，她们组起来并没有要改变女性信徒被动局面的愿望，不过是一群处于弱势(不净)的人同病相怜而已。所以，女人社在中古时代的出现与流行，在思想文化史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当然也并非毫无意义。参加女人社的女性毕竟是性别意识觉醒的行动者。一群中老年妇女组织起来，从事造像、写经、燃灯供佛和互助活动，对当时社会中的女性和男性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让敦煌学走向社会和世界

邹：除了整理敦煌文书和利用敦煌文书进行学术研究之外，近些年您还做了大量对敦煌学的宣传介绍工作，从大陆到港台，从国内到国外，力求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和敦煌学。有一本《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是您写的吧?公务员之家

郝：敦煌宝藏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它研究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同时，也希望国内外对这批遗产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这些年我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敦煌学的宣传普及工作。您说那本小册子是1993年我和宁可先生联名出版的，由我执笔，新华出版社出版。同类著作以前也曾出版过，但我们这本书与其他介绍敦煌的著作有所不同。已往出版的著作着重点在介绍敦煌的文化现象，其结构一般是分为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三部分。我们的书则以敦煌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将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其发生、发展的背景和条件。用敦煌的历史来说明敦煌的石窟艺术和文献，又以敦煌的石窟艺术和文献来印证敦煌的历史。最近这本书要重印。

邹：敦煌学应该是与国外和港台学者交流比较频繁的一门学科，是不是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

郝：由于种种原因，1900年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大多散失到世界各地。这当然是巨大的损失，但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外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所以，从一开始敦煌学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大陆召开学术会议就开始邀请海外学者参加，大陆的敦煌研究者也开始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80年代后期，台港学者也到大陆来交流，90年代以后交流就更频繁了。1983年，敦煌研究院的学者去法国参加学术会议，以后又到日本、香港、台湾，国际性的学术交流越来越多。由于敦煌文献散藏在世界各地，所以，大的项目必须有国际合作才能进行，这是敦煌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我们搞中国史的某些问题可以关起门来搞，但敦煌学是不能关起门来搞的，没有巴黎、伦敦的东西是不可能搞敦煌学研究的。所以，这门学科天然就具有国际性的特点，需要具有开放性的心态，需要具有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作法。

1999年9月至2000年9月，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北京市的共同资助，到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访学一年。我在英国期间，得到那里学者非常热情的支持，和他们进行了非常友好的合作。后来，他们也到中国来进行交流访问。

邹：这些年您在国内外讲授敦煌学。对于敦煌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是否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郝：这些年，我曾经到内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甘肃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南阳师范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等高校和学术单位去讲过敦煌学。同时，也到台湾的中正大学、中兴大学、逢甲大学、淡江大学、法光佛学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文化机构进行过学术演讲。还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等影视媒体参与过一些宣传敦煌和敦煌学的工作。

此外，我还以编辑部主任的身份，实际主持以书代刊的杂志《敦煌吐鲁番研究》编辑工作，这是一本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的杂志，每年出版一本，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我还主编《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以发表前一年的学术信息为主，也是每年出版一本。在我看来，编辑杂志也是宣传敦煌学的方式之一，当然，也是团结国内外敦煌学学人的方式之一。

邹：近年您还到美国几所著名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敦煌学，请谈一谈去美国讲学的情况。

郝：这些年，我也到过国外和港台一些地方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包括美国、英国、俄国、加拿大、日本、泰国和台湾、香港等地。除参加学术会议外，还应邀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法国国立科学院汉学研究所、伦敦大学、孟特利尔大学等国外高校做过学术讲演或参加国际交流。

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世界。我们在自己努力做好研究工作的同时，也应该欢迎国外学者对这门学问进行研究，这是中国学者应该有的胸怀和气度。《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人的研究，从选题、方法到具体问题的认识方面都有我们可以学习之处，我始终积极参与并推动敦煌学的国际交流。

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敦煌文献整理和敦煌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您不仅是这个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而且现在成为敦煌学会的负责人。从史学界整体情况看，您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利用敦煌文书进行研究的情况怎样呢?

郝：当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在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我想建议唐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要更加重视和更多地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资料。长期以来，与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相比，学术界对它的了解太少了。很多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仅以唐史研究而言，不少学者在搜集研究资料时可以遍读与唐代有关的所有文献，但将全部敦煌吐鲁番文献列入自己阅读范围的人却不多。结果是其他方面的有关材料几乎被网罗殆尽，惟独遗漏了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相关材料，这是有些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存在美中不足的原因之一。

还有，在我们这一代，出现了唐史研究者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者分流的趋向。我们的父辈和前辈唐史研究者多是在对唐代历史非常熟悉的基础上涉猎敦煌吐鲁番文献。而“”后成长起来的唐史研究者，大多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了解不够；少数从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学者则日益专门化，唐史的素养远不及我们的父辈和前辈。因为敦煌吐鲁番文献绝大部分是唐五代时期的史料，如果唐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分流，从宏观上看，对两方面都将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希望唐史研究者今后能更加重视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材料，最好能参与一些整理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者能够为唐史研究提供更多经过整理、录校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同时从事一些唐史研究，特别是用敦煌吐鲁番文献解决唐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邹：您认为，21世纪敦煌学还有哪些重要工作呢?

郝：如果从1909年算起，敦煌学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了。一百年来国内外学者辛勤耕耘，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目前国际敦煌学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开展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1.公布原材料的任务还很繁重

公布原材料包括敦煌文献的图版和释文两个方面。在敦煌文献图版公布方面，英国国家图书馆S，6980号以后的佛教文献的图版至今还未公布。另外，在日本的一批敦煌文献藏在私人手中，国内也有少数散藏品尚待公布。就数量而言，尚待公布的敦煌文献图版已经不多，但编辑和出版这些敦煌文献图版的难度却不小，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和出版社参与这项工作。

2.全面录校工作亟待进行

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和图版的公布虽然十分重要，但其使用者主要是专业研究者。一般研究者阅读敦煌文献主要使用释录本。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缩微胶卷和图版价格昂贵，发行量较小，不便于大多数读者阅读。二是敦煌文献中有许多俗体字、异体字和别字，还保留了不少河西方音，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读者，即使有条件读到敦煌文献图版，也会遇到很大困难。所以，要想将敦煌文献推向学术界，最根本的还是要将其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这些释录本不仅文字应该力求准确，还应有对文书年代、性质、名称等有关情况的说明，并附有相关研究信息。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在分类录校方面虽然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但符合标准的还嫌太少。所以，我们应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强分类录校工作。

但是如上所说，分类录校工作也有其局限。一是分类录校本不能反映敦煌文献的全貌；二是分类录校本目前很难收录齐全；三是分类录校容易使人忽略敦煌文献的整体性。这样看来，编纂、出版一套包括全部敦煌文献的录校本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我正在主持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全面录校工作，就是想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项工作预计大约需要30年才能完成。

3.编纂各类工具书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应该承认，我们目前使用的敦煌文献目录都已老化。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目录出版於1931年(北图藏敦煌文献新目录编纂工作已完成，但尚未出版)，英藏敦煌文献的目录出版於1957年，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不仅不全，且是60年代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献的目录自70年代开始出版，至今还差一卷，即2500至3000号。目前仍在发挥作用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出版於1962年。可见，现在我们使用的几种主要目录至少已出版30多年了。而在这期间，敦煌学的研究已经有了极大进展。施娉婷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版)，在原书基础上吸收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仅靠修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已经远远不够，应该编纂一部具有新观念、使用新体例、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敦煌文献总目》，这将是21世纪的一项重要工作。二是分类目录的编纂工作也有待加强。过去在馆藏分类目录(如北图藏、英藏、俄藏等)和分科分类目录(如道经、法华经等)方面作过一些工作，但包括全部敦煌文献的分类目录可以说用力不多。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因为只有分类目录才能纳入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三是编纂新的敦煌俗字索引。以前出版的《敦煌俗字谱》和《敦煌俗字典》等工具书，为人们阅读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限於当时的条件，所收俗字有限，很多俗字未能收入。所以，依据现有条件编纂新的《敦煌俗字谱》或《敦煌俗字索引》，不但已有可能，也很有必要。四是敦煌石窟研究信息索引等。与《敦煌文献系号研究信息索引》相类，按窟编制敦煌石窟研究信息索引也会给研究者提供很大方便。其他如《敦煌文献人名索引》、《敦煌文献地名索引》等都有待进行，这些工具书的编辑不仅会给研究者提供方便，在编辑过程中还能发现敦煌文献之间的联系。

4.各领域各专题的研究有待深入

近20年来，我们虽然在专题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整体上看，深入、具体、细致地研究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专著或系列论文还嫌太少。有些领域如少数民族语言、佛教文献都有待加强，否则将会影响宏观和综合的研究。

5.综合、宏观的研究有待展开

这类研究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敦煌文献，开展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石刻资料、石窟艺术遗存及其他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献、黑城文献及其他地区同期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敦煌文献与汉晋简牍的比较研究。其二，各专题、各学科、各语种之间的综合研究。打破学科界限，深入研究9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初敦煌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人们深入、具体地了解中古时期社会提供一个模型。其三，把敦煌资料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放到中古世界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

6.应该重视和加强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注意引进新的研究观念，如利用电脑、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等都有待加强。

隋唐五代范文篇5

关键词：隋唐时期；陕西航运；漕渠

Abstract:TheSuiandtheTangDynastymarkedanotherpowerfulandprosperousphaseinChinesehistoryfollowingtheQinandtheHanDynasty.BothdynastiesestablishedChang’an,locatedinthedepthsoftheGuanzhongPlains,astheirrespectivecapital.Undertheinfluenceofthisimperialarrangement,navigatingindustryinwhatisnowShaanxigainedapinnacleofprosperityinhistory.Duringthisphaseofhistory,acompletesetofregulationsofnavigatingadministrationwasintroduced,maintainingthemaximumoftransportingcapacitybyovercomingnumerousdifficultiesinnavigationontheWeiheRiver.Especiallyatcriticalmoments,large-scaletransportationwascapableofbeingorganizedontheHanRivertobasicallyguaranteethegrainconsumptioninChang’anthecapital,whichplayedanessentialpartineconomicsupplyforthecapital.

KeyWords:timesoftheSuiandtheTangDynasty;navigationandtransportationinShaanxi;canal

隋文帝统一了东汉以后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统治虽然和秦始皇一样，仅及二世就遭倾覆，但继之而起的唐朝却持续统治了将近300年。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在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又都以关中腹心地带上的长安为都城，在这两个强盛帝国都城的影响下，今陕西省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极为兴盛的时期。五代各国加在一起，前后也只有50多年，其间战乱频仍，航运大多停废，少有兴作，现一并附在隋唐这一时期之内来论述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8页)；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页)。。

一、自然航道状况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一）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北移

在隋唐时期，长安城以北一段渭河河道向北发生了大幅度的摆动。唐代和西汉一样，在长安城附近的渭河上架设了三座桥梁，沟通两岸的交通。这三座桥也分别按照其各自所处的方位，由东向西，依次被称为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

唐代东渭桥的遗址，位于今高陵县耿镇白家嘴村西南，距今渭河河床有5里左右［1］。杨思植、杜甫亭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发现，有一条渭河古河道正通过这处遗址；从照片上看，这条河道比汉代的渭河河道要偏北4里左右，显然就是唐代的渭河河道。整个这段河道比汉代的河道都要偏北4—5里，大致与汉代河道和现代河道平行，处于二者之间［2］91-97。

（二）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的变迁

在北周末、隋初有一段时间内，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一段黄河河道再度西徙，而且西徙的幅度也比较大，很可能又袭夺了洛河的尾闾。因为隋文帝开皇四年重新开浚漕渠时，和汉代的漕渠一样，东端也是终止于黄河［3］卷1《高祖纪》上，卷68《宇文恺传》，黄河若不是西徙幅度很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北周武帝保定二年，曾在河东蒲州开挖渠道浚引黄河水灌溉农田［4］卷5《武帝纪》上，这很可能和西汉时的番系一样，是在黄河西徙后的河弃地上开田。不过黄河这次西徙，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隋朝末年李渊自太原进军长安时所见到的洛河，已经是复归于渭河了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案此书原文洛水之“洛”书作“”，应属异写。。唐初颜师古注《汉书》，说流入渭河的漆沮水“即今冯翊之洛水也”据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引述《尚书•禹贡》雍州下唐颜师古注。，说明当时洛河也是流入渭河，黄河河道则东归到了原来的故道。在此之后，李泰等人撰著《括地志》，也是说漆沮即洛水，“至华阴北南流入渭”据王应麟《诗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卷3“瞻彼洛矣”条引唐李泰《括地志》佚文。。到开元年间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的时候，仍然说“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东北，南流入渭”。再往后到元和年间，李吉甫撰著《元和郡县志》，更明确记载这一段黄河是在华阴县东北35里处与渭水相汇，而洛水乃是在渭水与黄河相汇前流入渭河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又卷2“同州”。。可见，在整个唐代，洛河都是汇入渭河，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这段黄河河道一直处在与现在大致相同的偏东位置据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13《记事》“河中府浮桥”条。。

（三）漕渠的重新疏浚

隋朝在长安建都后，最初没有大量从关东向都城漕运粮食，所以，没有感到运输过分困难。文帝开皇三年，朝廷因京城仓廪空虚，开始从关东各地漕运粮食作为储备，以防水旱灾害发生时供应不足。但是，渭河沙深水浅的问题，到了这时更为严重，渭河航运已相当艰难，常常造成阻隔。为解决这一问题，又想到开浚漕渠［3］卷24《食货志》。

汉代的漕渠虽然久已废弃不用，可是，渠道毕竟还基本留存着，这时只需对原来的渠道再加开挖整治，工程量并不很大。这次工程由开皇四年六月动工，同年九月告成，前后只用3个月时间［3］卷1《高祖纪》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恐怕不可能对汉代的漕渠线路做出太大更改。

隋文帝开皇三年，都城由汉长安城旧址迁到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大兴城在汉长安城东南，今西安市区大部分都在隋大兴城城区之内，规模空前。据文献记载，隋代漕渠的渠首段经由大兴城北［3］卷61《郭衍传》，其实隋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这与西汉漕渠的线路完全一致。另外，隋漕渠的线路总长300多里［3］卷24《食货志》，也和汉代一样；渠道的东端止于黄河，这一点仍然与汉代相同［3］卷1《高祖纪》上；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恺传》。主持这次开浚渠道工程的有郭衍、苏孝慈和宇文恺［3］卷61《郭衍传》；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恺传》，其中宇文恺是隋代著名的土木工程建筑专家，隋代的大兴城、洛阳城和其他一些重要土木工程都是出自他的具体规划，这次开凿漕渠自然也应当是由他来负责具体技术施工问题。漕渠开成后，最初被命名为广通渠，又名富民渠。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登基就皇帝位，为回避他的名讳，诏令更改所有带“广”字的地名，广通渠便在仁寿四年改名为永通渠据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本)卷12长安县“永通渠”条。。

“永通渠”这个名字当然寓有企望漕运永久畅通的涵义，可是，它既然与汉代的漕渠同样，是以渭河作为主要水源，就也同样难以解决终南山流下的一系列河流与渠道交汇时对渠道的冲淤问题；因此，也就同样难以维持长久通航，需要不断重新疏浚。

唐天宝元年，再度开浚漕渠。这次工程是由陕郡太守韦坚主持，前后用时不到两年，在天宝二年三月完工据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9《玄宗纪》下；王溥《唐会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87《漕运》。，定名为兴成渠［5］卷172《李石传》。兴成渠的渠首和隋代的永通渠位置一样，沿用未改。渠首处筑堰引渭水，名为兴成堰［5］卷105《韦坚传》。其他整个渠道线路也基本上是袭用汉、隋旧道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影印明刻本)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只是在穿过灞河前后对原来的渠路做了一些更改。

汉代和隋代的漕渠，都是在灞、二水合流处以下绝灞而过，可是，兴成渠却是在灞水和水两条河流的交汇处以上横截二水。在通过水之前，韦坚在开凿兴成渠的同时，分引水，在水西岸禁苑苑墙上的望春楼（又作望春亭、北望春宫）下，又疏凿了一个大水潭，兴成渠从潭中穿过，以此作为漕船的停泊港湾和码头。唐玄宗为这个水潭御赐名称“广运潭”据刘等《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105《韦坚传》；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中华书局1990年版)；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市北面的滹沱寨西北有一洼地，长约1200米，宽约300米，东距河不远，从位置和地形上看，应当就是唐代广运潭的旧址。从现在的地形状况来分析，唐代的渠道应当在滹沱寨西的白花村一带离开汉、唐渠道，东入广运潭，再由今滹沱寨北的低地，经今赵围附近，东过河。过灞河的地点，大致在原郊区农业大学西侧一带。

渠道过了灞河之后，又趋向东北方，重沿汉渠路线东去。在1975年拍摄的卫星照片上，还可以大致看出这条渠道的影像。前面已经论述过，唐代黄河大荔以东一段河道位置偏东，与现在大致相似，因此，唐兴成渠的渠尾也与隋代不同，它是东止于华阴县东北35里的渭河口附近，而不是黄河据刘等《旧唐书》卷105《韦坚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韦坚这次开浚的漕渠也没有维持多久。唐文宗开成元年，在废弃了很久之后，咸阳县令韩辽又提出重新疏凿通航。当时，宰相李固言以为时机不太适宜，不同意动工。但是，由于当时渭河航运已经更加艰难，以至停止水运，改用牛车陆运。这样做不仅耗费很多人力，增大劳动量，而且占用耕牛，影响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所以，唐文宗没有听从李固言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动工开渠。渠道修成后，一时航运也很便利，省却了大批耕牛，对关中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助益。

此外，唐玄宗开元二年，姜师度在华阴以西24里的地方，还开凿了一条敷水渠，用来宣泄水害。可是，开元五年刺史樊忱又重加开凿之后，这条渠道就用于沟通渭河漕路了［6］卷37《地理志》。估计这条渠道是用来漕运渠道邻近地区的粮食入渭河以西运长安。

（四）升原渠的开凿

升原渠是唐代初年开挖的一条运输渠道，这条渠道并不完全是新开的，它主要是修复、利用了汉魏时期的成国渠旧渠道。

成国渠是汉武帝时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一条水渠。渠道在眉县引渭水，在渭河北岸与渭河相并东行；到了灞河和渭河两河口间，又重新流回渭河据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卷28《地理志》上，右扶风眉县；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此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本）卷19。。三国时期又重新疏浚这条渠道，并把渠道引长，改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以东的水（今千河）上分引水流。

三国修成国渠，历史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此渠系魏明帝太和二年卫臻征蜀时所开，见于《水经•渭水注》；一说此渠系魏明帝青龙元年司马懿所开，见于《晋书•宣帝纪》以及《晋书•食货志》。现在一般都遵从前一种说法如李健超《成国渠及沿线历史地理初探》，原刊《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也有人两从其说，谓司马懿是在卫臻所开渠道的基础上“重开”如黄盛璋《关中农田水利的发展及其成就》，原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1958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虽然也有个别人主张依从后一种说法，但也仅仅止于一般性推测，没有做出仔细考辨［7］113。

今案从太和二年到青龙二年期间只有7年，成国渠不应该刚刚开挖随后就被湮废，以至需要重新疏浚。所谓卫臻征蜀，是指太和二年诸葛亮率兵伐魏，而曹魏派军入关中拒战一事。当蜀军初来之时，朝臣上下莫知计之所出，明帝只好派遣大将军曹真及张等率军先行入关据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魏书•明帝纪》并刘宋裴松之注引《魏书》；卷9《魏书•曹真传》。。卫臻参与此役，是因为他后来又奏上计策，以为“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粱道”，这一计策为正一筹莫展的魏明帝所赏识，所以，又委派他为“征蜀将军”，入关参战［8］卷22《魏书•卫臻传》。卫臻到长安时，蜀军已被曹真、张击退，卫臻计无所施，只好东还洛阳，官复旧职。因此，卫臻恐怕不大可能为征蜀而在关中专门开挖渠道。再退一步讲，蜀军出兵是在太和二年正月之后，到二月丁未，明帝西镇长安，这时诸葛亮已经败走，这期间最多不过一个多月时间据陈寿《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参据方诗铭等《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即使是曹真，也根本无暇临战掘渠；至于在戎事匆匆之际来引水灌溉关中农田，就更不可想象了。因此，《水经注》的说法，实在不足为信，曹魏重开成国渠的时间，应当以《晋书》的记载为准。

根据《晋书》的记载，这次司马懿开渠，也是为了灌溉农田，而不是用作运输通道。西魏大统十三年，又在成国渠上设置六门堰，以节制水量，显然还是用为农田水利设施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4武功县“六门堰”条引《十道志》。。直到唐代以前，成国渠一直只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从来没有进行过航运。

唐代改造利用成国渠的工程，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由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施行的。姜行本在源县（今甘肃陇县）境的水（今千河）上修筑五节堰，引水东流，以通水运，名为升原渠据王溥《唐会要》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陇州。。这个渠首的位置，比魏晋时期在陈仓东面的渠口向上游移动了许多。渠口向上游移动，很可能于水河床的下切有关。由于水水量较小，高宗咸亨三年，又在陈仓县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据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10《食货十》中对此有详细记述。。由升原渠向东，可以一直航行到灞、泾两河口间的渭河上，再沿渭河溯流而上，就可以驶抵汉长安旧城北，也就是隋唐长安城的禁苑外面据郦道元《水经•渭水注》；又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1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五）其他运输渠道

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还开凿了其他一些运输渠道。这些渠道基本都是为运输木材而开凿的。

就在韦坚开凿漕渠的唐玄宗天宝元年，京兆尹韩朝宗也开凿了一条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运输木材。这条渠道从唐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金光门进入长安城，在西市西街开挖水潭，用以存放通过漕渠运来的木材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这条渠道的引渭地点缺乏记载，具体路线也已难以复原。从现在的地势来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县渭河南岸引水，经昆明池南侧转入金光门。唐代开挖的另一条运输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斡奏请自南山谷口引水穿过长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终南山是长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给区，白居易《卖炭翁》诗里描写的卖炭翁就是用牛车来拉运终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卖。木炭质重，运输不便，长安城中的木炭因此价格昂贵，供应匮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够凿通水路，自然要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黎斡并没有开成这条渠道，只是在皇城外边安排倡优表演了一些名之曰“水戏”的小把戏，哄弄皇帝高兴了一下，根本没有凿通这条渠道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5《黎斡传》。，更丝毫谈不上起到什么运输作用了。

黎斡运送木炭的渠道虽然没有凿通，不过，唐朝在长安城西面有一条叫做“漕河”或是“漕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从现在的氵皂河上分出，沿唐长安城西垣北流，再进入禁苑，缘汉长安城南垣和东垣，流入渭河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漕水”条，卷12长安县“漕河”条；又据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原刊《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这个漕河显然也是一条人工渠道。只是文献失于记载，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条渠道开凿的具体过程了。从“漕河”这一名称来看，这条渠道也显然与运输有关，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结合黎斡在终南山开渠的意图，可以看出这条“漕河”的主要运输职能似乎也应该是终南山上的薪炭。

（六）沟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尝试

在韦坚开浚漕渠以前，为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在唐中宗景龙年间，襄州刺史崔提出了一个新的运输方案。崔的基本想法同汉武帝时沟通褒斜道的构想大体相同，就是尽量避开不用三门峡黄河险段以及流浅沙深、水力无常的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不过，崔选用的路线不是当年的褒斜线，而是试图先把粮食货物由汉江溯源而上，转入汉江支流丹江，水运到商州后，再改陆运，越过秦岭，在秦岭北坡的蓝田南面，出石门谷，至蓝田，再沿灞河水运到长安附近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传》；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

过去有人认为崔所说的石门是指蓝田西南的石门谷，即今汤峪河据黄盛璋《历史上黄渭与江淮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原刊《地理学报》1962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3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3卷《秦岭仇池地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版）篇拾陆《蓝田武关驿道》，第660-661页。。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蓝田西南的石门谷水，乃是北流汇入河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石门谷水”条。，它与灞河东岸的蓝田牵扯不上任何关系，从这个石门谷出来北去长安城，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不会经行蓝田。今蓝田东南的道沟峪，唐宋时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还另有一个名称即是称之为“石门谷”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刘谷水”与“铜谷水条”条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佚文。。这个石门谷的南面，与丹江隔岭相对，谷内本来就有道路东通洛南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倒回谷”条。参见拙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第96-97页。。从商州商洛凿山筑路，沟通丹、灞两条河谷，也远比向西到今汤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来就是以这个石门谷作为灞河的正源。北出石门谷，就是宽阔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来。所以，崔沟通丹、灞二河的交通线路就应当是选在这里。

崔督役数万人，开通了这条新路。新路开通后，封锢了原来的蓝田关旧路，强令行人一律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时间过于短促，文献记载有限，这条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还有待更进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岭一段陆路却是艰难备至，远不如旧路通畅，“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甚而至于“数摧压不通”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传》。，实际上并没有怎样很好地利用。崔主持开路时身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过被贬流放，时为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还，崔也重归长安据刘等《旧唐书》卷7《中宗纪》；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因此，这条石门新道应当开凿于景龙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又因谋乱被配流岭南，商州奏请复依旧路通行据刘等《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这样，石门道从开凿到废弃，总计不超过4年，其间又“数摧压不通”，就连陆路交通都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连接丹江河灞河的水运了。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秦岭高峻起伏的山峰，对交通运输的阻碍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不管人们怎样努力，沟通两坡的水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汉唐先后沟通褒、斜和丹、灞这样，以陆运越岭来连接两坡的水路运输，也由于越岭陆运的艰险，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的开发价值。崔沟通丹、灞水路的设想，乃是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

（七）嘉陵江航道的疏凿

唐代后期，吐蕃在西边经常侵扰唐朝的边境，今陕西南部的略阳县一带，属唐兴州辖境，也邻近与吐蕃的边地。为防范吐蕃的袭扰，唐朝在边境地区驻扎了很多兵力。兴州西面的成州，就是一处戍守要地。成州戍军的粮食，需要经由兴州长举县运去。长举县治所在今甘肃省徽县东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约有10里左右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2兴州长举县“嘉陵水”条；又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册“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图。。经陆路由长举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分艰难，在县西北50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岭，这座山“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整个300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在这样的道路上运送粮食物资，极为艰难，“负重而上，若蹈利刃”，运夫甚至常常会“颠踣腾藉，血流栈道”，在路上失去性命［9］卷26《兴州江运记》。

鉴于陆运这种艰难局面，德宗贞元末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决定疏凿嘉陵江航道，用水运来代替陆运［9］卷26《兴州江运记》。严砺的疏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块，砍除影响通航的树木，对河床中基底与河岸联结在一起的影响航运的岩石，则用火烧醋激的办法粉碎后，再将其清除下去。航道经过这样一番清理之后，江涛负载漕船“雷腾运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陆运的艰险，也缩短了整个运输路程。原来走陆路需要300多里，现在走水路却只有200里。百姓大为便利，为此专门请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纪念［9］卷26《兴州江运记》。

严砺疏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还需要进行研究分析。疏凿这段水道，是为给成州的戍卒漕运粮食等军需物资。成州的治所本来是在上禄县，位于西汉水的上游，在今甘肃礼县南面，可是，肃宗宝应元年以后，这里已经陷没于吐蕃仞之手。贞元五年，成州内徙，权治于同谷县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卷40《地理志》。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时，成州的治所就设在泥公山上。唐同谷县治即今甘肃成县，也就是东汉武都郡的治所下辨据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77《阶州直隶州•古迹》“同谷故城”条；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58《虞诩传》唐李贤注。，泥公山在县西20里。今成县距离嘉陵江甚远，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严砺疏凿江道，是自长举而西疏凿嘉陵江200里［6］卷40《地理志》。从长举县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几十里，远不及200里之数；若是从长举县循嘉陵江西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县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100多里，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里程相近。严砺既然是为漕运过去由长举陆路运往成州的戍粮而疏凿江道，那么，他所疏凿的也只能是这样一条由嘉陵江联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经论述说，青源河航道在东汉时期曾经由虞诩做过疏凿参见拙稿《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因此，严砺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复前人旧路。严砺疏凿的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肃省境内，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陕西略阳境内。

二、航运状况及相关设施

（一）渭河下游与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隋代初年，朝廷内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对比较节俭，因此，没有从广东各地漕运粮食到京城。到了开皇三年的时候，由于京师仓廪储备已经逐渐空虚，不敷这个庞大王朝都城的支用，若是京城周围的关中地区再遇到水旱灾害，京城的用粮也就无法保障了。为此，隋文帝杨坚始颁下诏书，责令在关东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内，募集人丁运米，同时在黄河岸边的“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通过这些粮仓存贮附近地区的粮食，然后一级一级“转相灌注”，次第西运，把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师大兴城。这是隋代首次启动渭河航运来运输漕粮［3］卷24《食货志》。

隋文帝时在华州设置的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这个广通仓同广通渠一样，也是冲犯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所以，在杨广登基后被改名为永丰仓［10］卷2《华州华阴县》。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这里停泊，因此，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运码头。

渭河漕运启用了仅仅一年，就发现存在有严重的航运障碍。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积泥沙过多，“流乍深乍浅”，致使航道许多地段已经淤浅阻碍航行，“漕运者苦之”。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汉朝旧策，于开皇三年，下令开挖漕渠［3］卷24《食货志》。

开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亲临灞河岸边，观看通水的情况。开挖漕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隋代使用漕渠运输关东的漕粮，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维持漕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移都洛阳，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再多向关中漕运粮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费大多的力气，估计最迟至大业二年，漕渠就已经不再通漕。这样计算，隋代漕渠的整个使用期限，不会超过22年。

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样，也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漕运粮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间，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议在不同地区开挖渠道，水运物资，可是，却一直没有利用渭河水道向关中大规模输送粮食等物资。显而易见，这时各地的经济还没有从隋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既不宜过多征收粮食，也不便征发太多劳役。当时每年只是从关东陆运20万石上下的粮食，数额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关中遭遇饥馑，粮食严重匮乏，这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漕运河东绛州的粮食入京，并在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通过渭河运来的粮食据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东渭桥仓也是个重要的运输码头。在漕运旺季，东渭桥头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几份江南水乡的景象，唐德宗贞元人李观，尝谓桥下“舟者如徼”［11］卷1《东渭桥铭》；大中、咸通间人李频亦曾描述云：“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12］96除了东渭桥仓以外，唐代还沿用了隋代的永丰仓，作为渭河口上的码头和仓库。

过了东渭桥仓再向西，在禁苑内汉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桥的南头岸边，还设有一个粮仓，这个粮仓也叫太仓据宋敏求《长安志》卷6，《宫室》四《唐•禁苑内苑章》；又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9，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屯中渭桥”条，元胡三省注。。由于唐代的太仓本来设在宫城掖庭宫的北面，所以，对这两处太仓的关系，从很早就引起过争议据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宋敏求《长安志》附刊本）卷中，《图志杂说》第220页，即尝依据宋敏求《长安志》没有记述掖庭宫中的太仓，否定这一太仓的存在。。其实，长安城附近的几个仓储，都可以冠以太仓之名。例如东渭桥仓有时就又被称为“东渭桥太仓”［6］卷53《食货志三》，而长安城禁苑西北的这座太仓，为了与宫城中的太仓相区别，另外又有一个名称，是被称作“北太仓”［13］71。北太仓的渭河运输码头当然就在中渭桥边。《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年间韩、杜亚运送江南粮米至“东、西渭桥仓”［6］卷53《食货志三》，西渭桥有仓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所以，这里的“西渭桥仓”很有可能就是“中渭桥仓”的错讹，指的就是这个北太仓。北太仓的地位和作用似乎远远不能与东渭桥仓相比，大多数漕船应该还是停泊在东渭桥仓下。

唐高宗开通渭河漕运以后，运送到关中的粮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财政开支和粮食需求这时也在大幅度增长。由于三门峡险段河道对黄河水运的阻碍，以及渭河水运的艰难，还是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采取过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皇帝率领百官诸臣一起跑到洛阳渠“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减少一些长安城的开销。据有人统计，高宗朝总共去过洛阳6次，玄宗也去过5次，唐中宗李显对此颇感愤怒，径称皇帝就食东都乃是沦落成为“逐粮天子”。另一种办法是在遭到严重饥馑的时候，陆运粮食入京，以解决普通百姓的生计。但这样做代价也很高，陆运急迫时甚至会把拉车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1《市籴考•常平义仓租税》；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又参见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原刊《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第154-155页。。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来京师，唐玄宗向他征询解决漕运的办法。裴耀卿提出在整个漕路上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水道各自的特点，令当地水工，分段转运，在各转运地点，沿水路设置码头和粮仓，河道水量丰盛时则行舟启运，水浅受阻时则藏粮于仓。他提出的这个办法，实际上在隋文帝时已经实行过，并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而且他在沿河各地设仓的想法，也就是想要沿用隋代旧址重建新仓。当时唐玄宗没有重视裴耀卿的意见。三年之后，裴耀卿升任京兆尹，正遇到京师附近遭受水灾，谷价腾升，唐玄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又一次到京都洛阳去“就食”。这时，实在被漕运不济而困扰不堪的唐玄宗才又想到了裴耀卿提出的建议。于是，裴耀卿得到机会又一次向唐玄宗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设想。这次玄宗皇帝龙颜大悦，当即擢拔裴耀卿为宰相，并兼任“江淮都转运使”，统筹实施他的漕运方案。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办法，简单地说，就是节级转运。渭河口上的永丰仓，本来也就是隋代节级转运的产物，再向远追溯，西汉设在这里的京师仓，起的也是同样的作用。因此，若是仅仅对于渭河水运来说，裴耀卿的方案，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良作用。裴耀卿的漕运方案中意义最大、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在三门峡附近开辟了18里山路，并在这条道路的东、西两端，沿河设置粮仓，使河运避开动辄覆舟的三门峡险段，改用陆运转输。裴耀卿这一方案，施行三年，共漕运到关中700万石粮食，即平均每年漕运230多万石，主要也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河运中的这个卡脖子地段的问题。至于由渭河口到京师东渭桥仓的运输，并没有改善任何航运条件，只不过是让船工们再多付出一些苦力和朝廷多付出一些代价而已。人们当时用“斗钱运斗米”来形容运输的巨大耗费和艰难情形［6］卷53《食货志三》。

裴耀卿罢任之后，每年漕运到京城的粮食，仍维持在100万至180万石之间，比起唐初20万石的数额来说，已经增加了许多［6］卷53《食货志三》。对于这样的高额运输量，渭河航运是很难长久承负的。于是，天宝元年，唐玄宗又任用韦坚开挖漕渠，试图用漕渠替代渭河水运，以缓解粮食运输的困难局面。

韦坚开挖的漕渠，大部分地段仍沿用隋代漕渠的旧道，东端渠道尾闾汇入渭河的地方，仍然可以和隋代一样，在永丰仓下设置码头，以便转输漕粮。河西岸的广运潭，是漕渠最大的码头，在漕渠开通的庆典上，一次便有二三百只船舶停泊在这里［5］卷105《韦坚传》。接近广运潭的苑墙光泰门外，唐代有一个村庄叫米仓村［13］77。按照它的相对位置关系，这个村庄就应当在广运潭边。顾名思义，应当是漕渠畅通时在广运潭边设置了粮仓，才会产生米仓村这个名字。此外，禁苑西北角的北太仓，仍然可以通过漕渠运输去粮食。这一般应当是从广运潭启航，沿漕渠西行，穿行禁苑当中，到汉长安城边时再沿南山漕河向北，运送到禁苑西北边的北太仓［13］102。漕渠开通之后，一时也曾产生过较大效益。天宝二年当年，漕运关东粟米400多万石，开创了隋唐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这个数字里面肯定也包含很多其他人为的因素，韦坚为了取悦于玄宗以邀功，必然会采取其他手段促使漕额暂时增长起来。以后天宝年间的正常运额是250万石，而且这并不是完全依靠漕渠运输，其中还有部分陆运的份额［10］卷2《华州华阴县》。由天宝年间水陆并用这一情况推测，开元年间裴耀卿运入关中以及继此之后由关东西运入关的粮食当中，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陆运。

韦坚开凿的漕渠，与汉代和隋代的漕渠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此，它也不能避免汉、隋漕渠很快就被湮塞废弃的命运。灞水和水等河流的冲激填淤，对韦坚的漕渠构成了很大威胁。每当夏季大雨之时，灞水、水等与漕渠相交叉穿越的渭河支流暴涨，漕渠必然要受到洪水严重冲激，水退以后则又要淤下许多泥沙，航运便不能不受到阻滞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8《邦计部•漕运》等记述。。因此，也就必须辅以陆运相济。

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河淮地区都受到乱军的占据或是冲荡，关东的漕粮已经无法西运，江淮的贡赋租粟都改由汉江西运，漕渠的航运亦随之陷入停顿。战乱平定之后，代宗广德二年，刘晏着手整顿漕运。这时，他重又采取裴耀卿的节级转运办法，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令“河船之运积渭口，渭口之运入太仓”，此时已经不再使用漕渠，而是改为利用渭河航路［6］卷53《食货志三》。显然，自然的淤积冲激再加上战乱的荒废破坏，漕渠已经不再能够负载装运粟米的重船了。不过，这时漕渠还没有彻底湮塞，可能有时还能够通行一些装载轻货的小船。到了大历年间以后，才最终废弃这条水渠，不再用作航运通道［10］卷2《华州华阴县》。

广德二年以后，重又启用渭河水道，漕运关东江淮等地的租粟等物资，这也是漕渠湮塞废毁后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渭河水运仍然十分艰难。虽然在刘晏整顿漕运的当时，每年漕运至京城的粮食达到了110万石［6］卷53《食货志三》，可是，在这以后，每年运输到京城的粮食只有40万石，而且在这其中也还含有一部分陆运的份额［6］卷53《食货志三》，渭河的航运能力已经不能全部负担，京城的粮食供应显得十分紧张。

德宗贞元初，京城周围的关辅地区驻扎有大量军队，需要耗费很多军粮。由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暴涨，以至每斗米价高达千钱，太仓中留供皇宫食用的粮食已经不敷支用10天，宫禁中不敢再用粮食酿酒。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紧急陆运永丰仓米进京。结果由于运输程限过于急迫，驾车的牛大部分都被累死。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皇帝只好又一次安排人来整顿漕运。

这次漕运整顿工作，是由浙江东西节度使韩和淮南节度使杜亚负责。韩和杜亚两人不仅在三门峡附近重又花费一番功夫，疏通了这处卡脖子的隘口，而且还针对渭河航运的困难，改进了渭河运粮的船只，以使其更加适宜在水浅沙深的渭河里航行。改进渭河运粮船只的具体工作，是由陕虢观察使李泌主持。经过李泌的这一番技术改良和其他人为努力，使得运输到东渭桥仓的粮食数额竟然又达到了130万石，一时明显提高了渭河的航运能力［6］卷53《食货志三》。只是好景不长，这样好的运输效益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以后最好的时候，漕运到京的粮食一般也只有40万石［6］卷53《食货志三》。

贞元年间整顿漕运以后，由于渭河航运艰难，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粮食要通过陆运入京，这说明从长时段来观察，李泌改进船只的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文宗开成元年，李石奏请重修开凿疏浚漕渠时曾经讲述说，漕渠修复通航之后，可以使从渭河口的永丰仓到长安城这300里之间再无车挽之劳，辕下之牛悉数归耕于农田［5］卷172《李石传》。可见，以陆运辅助水上漕运，不仅早已成为一种定制，而且越来越占有重要比重。

占用大量耕牛来驾车转运粮食，要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用来运输的耕牛，一般也都只能从关中就地征集，而关中的农业生产受到损害，更不利于京城长安的粮食供应。为此，唐文宗开成元年，又一次动工开挖疏浚遭遇湮塞废弃了的漕渠，试图采用天宝时期的老办法，用漕渠来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然而，这次开浚漕渠的效果也不比天宝年间更好。在大中五年，裴休出任盐铁转运使，翌年八月改革漕运，这时已经不再使用漕渠，重又改从渭河运输漕粮［5］卷49《食货志下》。

唐代以后的五代战乱时期，没有再见到利用渭河或漕渠运输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记载，渭河航运，应当已经陷于停顿。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其他由关东运入长安城的货物，大多采用陆运，一般不利用渭河或是漕渠。例如，隋开皇年间关东诸州调物均由潼关和蒲津关两关陆运入京，“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3］卷24《食货志》。所谓“调物”以布帛为主，这是除了粮食之外的另一大宗重要生活物资。唐代的情况依然与隋代相同，布帛运输也是依赖陆运。如开元初年张说在幽州做官时，每年都要用许多车辆陆运河间、蓟州一带的庸调缯布到京城［14］卷485《东城老父传》。其他调物如麻等也是陆运入京［15］卷6《王无得》。

需要指出的是，天宝二年广运潭开成庆贺典礼时，韦坚曾在潭内陈列二三百只运船，每条船上立牌标明郡名，船上则堆积各郡特产，包括广陵郡的锦、铜器，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瓷器、酒器，宣城郡的纸墨等等，各种生活物资，几乎应有尽有。然而，这只不过是韦坚为邀取玄宗皇帝宠幸而有意摆布的场面，并不能说明这些各种各样的物资都要通过漕渠或者渭河来运输。

从总体来看，隋唐时期渭河和漕渠上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运输活动，虽然在整个渭河航运史上也称得上是盛极一时，形成了一个航运高峰，可是，却不宜因此而过高估价当时的航运发达程度。在韦坚开凿漕渠之前的开元年间，每年从关东运送粮食120万石到京城，这应该是渭河航运在唐代相对比较兴盛的时期。可是，当韦坚凿成广运潭后从关东取来二三百艘船只陈列在水潭当中时，关中父老竟然会因为“不识连樯挟橹，观者骇异”，视之以为奇观［6］卷134《韦坚传》。由此可见，平常渭河水面上并没有太多船只，开元年间的漕额之中很可能也含有陆运的成分在内。

（二）黄河航运

隋唐五代时期陕西境内黄河上的航运，仍主要限于今大荔以东一段河道，而且是以漕运河东的粮食为主。

隋开皇三年初兴漕运，就在河东的蒲州置有募集来的“运米丁”，这应当是为漕运河东以及太原一带的粮食到京城［3］卷24《食货志》。唐高宗咸亨三年始行关中漕运的时候，更是专为运输河东及太原一带的粮食。当时，这些地区的粮食在河东黄河上装船以后，再顺流南下至渭河口，转从渭河溯流而上，西运长安城，“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一直运送到东渭桥仓［16］卷87《漕运》。河东一带的漕船究竟都在哪些地方泊靠，现在已经无法考索，不过，当时汾水可以直接与黄河通航［6］卷154《李宪传》，所以，这一段的通航河道，起码可以包括汾河口以下的全部河段。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河道上还有木材运输。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附近由于缺乏建筑用木材，派人到岚州和胜州一带去采伐购买。岚州在今山西岚县、合河、岢岚一带，位于吕梁山区，西临黄河；胜州在今陕北神木、府谷一带，东隔黄河与岚州相邻。在这里采伐木材运到长安城，只能利用黄河顺水放漂，到渭河口后，再溯渭河向上游漂运。当时朝廷在胜州设有120名“转运水手”，应当就是负责漂运木材［13］103。

岚州和胜州这两个州，除了向长安漂运木材之外，每年还要向黄河上的大阳桥和蒲津桥两所浮桥漂送一定数额的木材，用于修护更换浮桥的“脚船”。大阳桥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北侧，蒲津桥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侧。供应这两座桥木材的还不只岚、胜两州，在黄河东岸，由岚州向南，依次有石州、隰州和慈州三个州，它们也要给大阳桥和蒲津桥漂送木材［13］105。因此，在唐代，今陕西东部的黄河河道上从北向南，应该到处都有木材漂流运输。

木材漂流可以单放，也可以组扎成木排漂放，估计朝廷组织的这种大规模木材运输，当时应是采用后一种排筏式。北宋时由秦陇地区向开封城里运送木材，就是将原木联结成“巨筏”在渭河水面上漂放，似乎可以用来印证唐代的情况［17］卷276《张平传》。不管怎样，在河面上运送木材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运输形式，与一般通过船只装载运输的货物大不相同，倾覆触礁等一系列重大航运危险远不如普通船只严重，因此，能够漂运木材并不等于也能够通行一般的航船。山陕峡谷之间的黄河，水流湍急，航道十分危险，当时还不能通航。唐人陈鸿的《东城父老传》中曾记载说，开元年间敦煌“岁屯田实边食，馀粟转输灵州。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过去许多人都根据这条材料，推论说当时是从灵州（今宁夏灵武）用船装载粮食，在黄河上顺流而下，直到太原仓（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东城父老传》的原意。《东城父老传》原文中的“转输灵州”与“漕下黄河”这两句话，讲得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讲的本是漕运江淮粟米入太原仓事详据周绍良《东城老父传笺证》，刊《文史》1982年第17辑，此据作者文集《绍良丛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15页)。。

（三）关中的木材运输

隋唐时期为了在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修建各种宫殿寺观和宅院，利用一些渠道和河流，向长安城运输了许多木材。此外，长安城内外的百官僚属，也需要定量配给木材，用作薪柴。这些燃料用木材，有时可能也要利用水路运输。

升原渠是运输木材的一条主要渠道。历史文献在记述武德八年姜行本开浚这条渠道的时候，只是记载为“通运”或“通漕”［16］卷87《漕运》，没有明确交代用来运输什么货物。岐州和陇州一带是唐代关中地区重要的木材产区，所谓“陇坻之松”，作为优良建筑制作用材，备受当时人称赞。唐高宗咸亨三年，在陈仓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后，文献记载渠道中有“船木伐”通行，由岐州直抵汉长安故城［18］卷497《邦计部•河渠》。“木伐”就是木筏，木筏和木排在形式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不可能在这样长的距离内用木筏运送什么货物，这应当就是顺渠道向下流漂放木排。至武则天垂拱初年，又有记载由升原渠运输岐陇木材到京城长安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凤翔府虢县下记作“运岐、陇水入京城”，此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22《地理志•河渠》“唐升原渠、高泉渠”条，“水”当为“木”字形讹。。到了开元年间，京兆府和岐、陇二州每年固定征募役夫7000人，每人各向京城输送木木童80根，于春、秋两季送到［19］31。同时，在陈仓也设置了固定的采伐营造用木材的百工监［5］卷44《百官志》。升原渠这时依然完好使用，当然也仍在用于运输木材［13］102。

天宝元年韩朝宗分引渭水开挖的运输渠道，根据前文所做推测，其引水地点应当在今陕西周至县终南镇一带，而这里正是唐朝将作监下设的主要木材采集机构就谷监的所在地，就谷应当就是今终南镇西面的山谷山就峪据刘等《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记，就谷监“在王屋”，而《大唐六典》卷23“将作监”条则记作“在周至”，当以《大唐六典》所记为是，《旧唐书•职官志》文字有讹误。。显而易见，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直接把就谷监采伐的木材运到长安城内的西市西街。只是这条渠道后来再未见到记载，可能使用期限很短，实际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唐代长安城附近设置的采伐营造用材的机构，除了陈仓的百工监和周至的就谷监外，还有库谷监和斜谷监，“皆在出材之所”。唐代县有斜谷，在今陕西眉县境内，称作斜峪，即秦汉以来褒斜道北段所经由之终南山北坡谷地。有斜水出斜峪，经今眉县北注渭河。西汉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就是想开发斜水河道，从事航运。但是，当时经过一番整治，水流还是太急，河床中又有岩石阻碍，没有能够如愿行船。不过，溜放木材却不大受河道限制，完全可以顺流而下，直入渭河。显而易见，唐斜谷监就应当设在斜谷口外的斜水岸边，利用斜水、渭水水运通道漂运材木至京城。

《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都记载“库谷监在县”，但这种说法却应当存有讹误。县有库谷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清人毛凤枝逐一考核陕西南山谷道古代的名称，也没有能够找到这个“库谷”一丝一毫痕迹，只好以“未详所在”作罢［19］31。另一方面，很多文献都记载在蓝田县东南有一库谷，即今陕西长安县东南界的库峪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蓝田县所记；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库谷水”条所记；又据毛凤枝《南山谷口考》(陕西通志馆1934年版)。。因此，按照常理，库谷监就应当设在这里，与县没有任何关联。

那么，《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又何以会出现这样荒唐的谬误呢？这两部书的相关记载，都是先列举“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六监，然后逐一说明上述诸监所在的地点，可是，《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在这些具体说明中，却都缺失有关斜谷监所在地点的记述。清人刘毓崧早已发现《旧唐书》这一处文字有违其常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刘氏并未能识破问题所在，他只是很随意地推测说：“按自百工至伊阳凡六监，注中备列五监所在之地，独不言斜谷监，《六典》亦然。疑此监即在斜谷，故耳。”据罗士琳、刘文淇等《旧唐书校勘记》(岳麓书社1994年版《二十五史三编》影印清道光岑建功原刻本）卷26。斜谷监固然应当是设在斜谷，但正如刘毓崧对《旧唐书》这部分内容所做校勘显现出来的那样，该书说明百工等诸监所在，都只是注明其设在某县境内，因此，斜谷监也不应位居斜谷便不再注明其地处何县；况且《旧唐书•职官志》下文记“伊阳监在伊阳”，也没有因为监名与县名相同而省略不记，刘毓崧所说并不合乎情理。结合库谷监位置的明显讹误，可知《大唐六典》与《旧唐书•职官志》对这两个监位置的记述，显然存在着文字脱佚和舛误。

案《旧唐书•职官志》记述百工等六监位置全文为：“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周至（原作‘王屋’，如前文所述，系据《大唐六典》订正），库谷监在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在伊阳。”［5］卷44《职官志三》依据这一段话上下文的通例，和上文有关斜谷监位置的论述，可以推测，《旧唐书•职官志》原本应当是相继记述库谷监和斜谷监的位置，书作：“库谷监在蓝田，斜谷监在县”。而现今所见文本则是脱漏了库谷监的后半部分和斜谷监的前半部分；复又因“”、“”二字形近，将“县”讹作“县”。于是，这两句话就被误连为一句，成了“库谷监在县”这个样子。估计《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所依据的史料，都已经同样存在上述舛误，所以，在这两部书中才会出现大致相同的问题。

蓝田县的库谷有溪水出山谷后下注河，库谷监采伐的木材，可以通过河向下游溜放，运送到长安城附近。

其实，不仅是斜谷监和库谷监，百工监和就谷监的木材，也都可以利用渭河溜放漂运。直到北宋时，还通过渭河向东都开封大量输送岐、陇一带的木材，“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材山积”据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食货》第四十三之三；又据脱脱等《宋史》卷276《张平传》。。由此看来，唐代当然不会不利用渭河漂运木材到长安城。由升原渠向东运来的木材，在升原渠下口进入渭河之后，也要再逆水向上游运输一段路程，才能运到长安城北禁苑中的汉长安城故城处。从咸亨三年时船木伐由升原渠运抵汉长安故城这一点来看，这些木排应当是运到了北太仓下的中渭桥码头附近。因而，这里不仅仅是粮食运输的港口，还是木材运输的码头，而且作为木材码头的作用似乎还要更大一些。

渭河上的木材运输，不仅限于长安城以西河段，在长安城以东的河段上，也有木材运输。前面叙述的开元年间朝廷到岚、胜二州采伐的木材，在顺黄河运送到渭河口后，或许是改用陆运，但也有一定可能是再转入渭河，使用拉纤式的方法，溯源而上，拖运到京城。唐末昭宗天元年，朱全忠逼迫昭宗迁都到洛阳，拆毁长安城宫室百司以及大量民间庐舍，收取木材，“浮渭沿河而下”［20］卷264。这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材运输。唐长安城范围广大，与今西安市区相差不多，隋唐两代，经营多年，宫殿壮丽，寺观和达官贵人的宅邸也都很奢华，所使用的良材巨木，数额巨大。

关中运输木材的河流和渠道不止上述这些，只是文献记载有缺漏，有些已经不能清楚地复原当时的状况。譬如前面讲过的长安城西的南山漕河，显然也是用于输送终南山的薪炭。另外，开元、天宝年间在蓝田县城附近也修过一条渠道，兼用于木材运输和灌溉农田［13］13。长安城以西的渭河河道和升原渠，除了木材以外，一般很少运输其他物资；而且在渭河和升原渠上，也只是漂运木排或是较为粗大一些适于溜放的木材，普通薪柴有时也不便漂运，只能用车陆运。相传唐朝时就有人在凤翔给京城里的友人送去数车薪柴。薪柴这样的重物还要用车来运，那么，其他一些轻货通常就更不会用船水运了。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渭河和升原渠水量有限，只能在特定的季节漂放木材，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适宜船只航行。

（四）陕南的水上运输

汉江是陕南最大的河流，也是最重要的航运通道。唐代曾经几次启用这条水上通道，运送江淮地区的物资。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很快河淮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叛军占据，京师长安城随之陷落。玄宗皇帝李隆基出逃到四川成都，宣布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在今宁夏银川平原）继位，筹划收复京师。

当时肃宗仓促召集人马，财赋粮草都毫无准备，急需补给。可是，当时黄河、渭河这条运输通道，已经被安禄山控制；东南的蓝田武关一道，也被叛军阻塞，很难把江淮地区的财赋物资运送到灵武。正当这一困难时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派遣手下的录事参军第五琦，在至德元年八月，到四川去觐见已经退位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李隆基，第五琦向李隆基毛遂自荐，出马为朝廷解决江淮财赋的运输问题。唐玄宗闻之龙颜大悦，马上给第五琦委派了个“江淮租运使”的头衔，让他放手去搞运输。可是，玄宗本来就是在李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下帝位的，唐肃宗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假若得不到肃宗的认可，玄宗给第五琦委任的这个头衔不仅毫无意义，还会招惹来麻烦。于是，第五琦又在同年十月，特地赶到灵武，重新向肃宗兜售他的运输方案。肃宗对此，正是求之不得，随即便任命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节度使”，让他赶快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实施。

第五琦的运输办法，是避开叛军控制的河渭通道和蓝田武关道，把江淮地区征收的租庸物资一律折买为便于运输的轻货，溯长江入汉水，一直水运到洋川郡（洋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乡县附近；然后再改从陆运，越过秦岭，运送到扶风郡（岐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凤翔；然后再转运到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这一转运方案，很快为唐肃宗解决了财政危机，对最后击败叛军，收复都城长安，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20］卷218，卷219。至德二年九月，肃宗收复长安城以后，这条运道也随之失去了继续使用的意义。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氵此在长安反叛，德宗仓惶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翌年，光启元年二月，德宗又再逃往汉中。这时，江淮一带的贡赋，又一次源源不断地从荆襄地区运送到汉中据刘等《旧唐书》卷131《李皋传》；又据赵元一《奉天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指海》本）卷2、卷3。。这些贡赋也应当是利用汉江水道来运输。但是，这次德宗在兴元的时间，仍然很短。唐德宗二月到汉中，六月就启程返回长安了，前后只有4个多月时间。与此相应，这次朝廷在汉江航道上大规模组织实施水运的时间，最多也只能有4个多月。

至唐末，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城，僖宗逃往到四川。中和元年春行至兴元，七月抵达成都。直到光启元年正月才离开四川，返回长安。这次唐僖宗在成都滞留前后将近4年。在这一期间，东部各地可以征收来的贡赋，都通过山南东道的均州向四川转运［21］卷42《冯行袭传》。均州在今湖北，位于汉江边上，所以，这时也应当是通过汉江转运物资到洋州、汉中，然后再陆运到四川。

汉江水运在唐朝对保障朝廷供给直接发挥作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特别时期，因此，所具有的意义也显得尤为重大。从这几次朝廷组织的特别运输活动来看，隋唐五代时期汉江的航运在民间应当具有很好的基础，不然的话，在朝廷紧急需要动用这条航线时，就不会如此顺利地迅速发挥效用。

汉江支流丹江，是隋唐五代时期陕南的另一条重要通航水道。唐中宗景龙年间，崔试图治理航道，通过开辟新的陆路通道，来接续丹江与渭河支流灞河之间的航运联系，从而联通汉江与渭河两大河流之间水运通道的间隔。崔的设想，是以丹江能够一直通航到商州（今陕西商县）一带为基础的［6］卷99《崔传》。崔沟通丹、灞水道的尝试虽然基本上失败了，但是，商州本来也是长安城东南蓝田武关一路所必经的地方，仍然可以尽量利用一段丹江水道，把物资运送到商州附近，再改用陆运，越过秦岭。就在崔这次沟通丹、灞水道前后，姚彝曾以邓州刺史“兼检校商州漕运”据王昶《金石粹编》(中国书店1985年版)卷71《大唐朝议大夫光禄少卿虢县开国子□□姚府君神道之碑并序》。。丹江从商州流过邓州入汉江，姚彝以邓州刺史兼管商州漕运事物，足以说明从邓州到商州附近这一段汉江航道确实存在比较兴盛的航运活动。

大历十二年四月，杨炎因附从元载，被贬为道州司马，路出武关，在商州以南丹江岸边的洛源驿，路逢道州司仓参军李钫“运入奏”［14］卷153“崔朴”条引《续定命录》。道州在湘江上游，这说明湘江流域的贡赋，要通过湘江入长江，再转入汉江、丹江，越秦岭运送到长安城。不过，丹江水道比较湍急，航运条件实际上不够理想，一般只能利用较小的船只在水量较大的时候，才能航行到商州附近，所以，当时丹江上的航运，总的来说，并不十分发达。杨炎在商州洛源驿遇到李钫“运入秦”，已是采用陆路运输，这说明丹江水上航道有时还到不了洛源驿一带。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氵此叛乱时，李希烈在东面也阻断了河、渭运路。当时“长安以东，飞书不通。南方贡使皆自宣、池、洪、饶、荆、襄抵武关而入”［22］卷2，这其中应有一部分物资的运输利用了丹江水道。

贞元末年，严砺在兴州疏凿嘉陵江和青源河航道，沟通了从长举县到成州之间的航运联系，成州戍卒所用军粮，从此由江上水运，免除了陆运之劳苦，对巩固西部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兴州地处四川与关中之间的陆路通道上，而长举又在兴州的北鄙。以前水路不通时，由长举县治陆运去往西北方向的成州，路线比较合理。可是，长举和整个兴州都地处山区，当地不会有余粮供应边卒，这里的粮食只能是从东南边的汉中或南边的四川运来，通过嘉陵江水道从这些地方把粮食运到长举县治，要首先经过青源河口，再上行很长一段水路。这样，若是从长举县治再把粮食装船水运到成州，就需要先顺原路沿嘉陵江南下至青源河口后，再向西转入青源河水道。这样势必会造成在嘉陵江上的往返运输，当时肯定不会做这样的傻事。柳宗元记述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事，称之为“兴州江运”［9］卷26《兴州江运记》，说明疏凿后的航运区间，应当不仅局限于长举一县，长举只是兴州向成州路运粮食时的起点，而航道疏通后的水运则应属兴州全州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由兴州向成州水运军粮，应当不会再经由长举县治，而是在其下游的兴州州治顺政县即今甘肃略阳附近，直接循嘉陵江溯源而上，至青源河口后转入青源河航道，驶抵成州。东汉时虞诩向武都郡治下辨也就是唐同谷县漕运粮食，就是由唐兴州治所顺政县附近溯嘉陵江而上，转运汉中的粮食详据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第7页，第10页。。

三、船只与航运管理

隋唐五代时期的造船业相当发达。这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九月由运河巡游江都宫一事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隋炀帝这次出游江都，跟随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共有水殿、大朱航、小朱航、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飞羽航、青凫航、凌波航、五楼船、三楼船、二楼船、板舟塌、黄篾舫、平乘、青龙、艨艟、艚舟爰、舴艋舸等各类船只5000多艘，船舱层级最多的有5层之多［23］18-22，可以充分反映出当时大运河航运船只种类复杂多样，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的需要。

在今陕西境内，由于整个航运状况都不如东部特别是江南地区发达，而且除了陕南的汉江等河流上可能有一定客运外，主要是货物运输，尤以朝廷所需的漕粮为重要构成，所以，航运船只的种类，当然要相对简单一些，不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繁复。关于隋唐五代时期今陕西地区航运船只的情况，留下的直接记载很少，在这一时期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主要是渭河运船的改进。

渭河水量不足，河床淤积的泥沙阻碍船只航行，这一问题由来已久。隋文帝设置广通仓储存东部各地的漕粮以待通过渭河运输，已经开创节级转运的办法。通过这一办法，一方面，可以调节顺应渭河的通航季节；另一方面，也能够针对渭河自身的航运条件，选择最适宜的船只类型。以后唐代裴耀卿、刘晏等人对渭河航道的治理，也都离不开这一核心环节，即所谓“河船不入渭”［6］卷53《食货志•三》。这样，就可以在渭河上选用与其河道特点相适宜的船只。

贞元初年，陕虢观察使李泌为进一步改善渭河上的通航状况，对渭河运船做了一次专门的改进。文献记载李泌这次改造的渭河运船“方五板”，其具体形制现在已经无从考核，不过，应当是针对渭河流浅沙深的特点而专门设计，顾名思义，很可能是以五块板相并接制成的宽平底漕船，以防止触沙搁浅。李泌改进后的新型渭河运船，对缓解航运困难，起到过一定作用［6］卷53《食货志•三》。

唐代关中航行过的另一种运船，称为“小斛底船”。这种“小斛底船”并不是为关中航运专门建造的船只，而是唐朝的时候在今洛阳、开封一带一种通用的航船［5］卷105《韦坚传》。斛是古代量器，形状与斗相同而大于斗，如同倒覆的截顶方锥。“小斛底船”的得名缘由，应当是取其船底形状类似斛底而船又较小。因此，这应当是一种平底斜帮的小船，船头、船尾也比较平直。这样的船只，在水流平缓的漕渠或渭河里航行，应该都比较适宜。在水流湍急的汉江、丹江、嘉陵江等陕南河流中通行的船只，性质肯定不会与关中的船只相同，只是史阙有间，现在已经难以确知当时的具体状况了。

隋唐五代时期对航运的管理，较前代进一步加强。各种组织管理机构和制度，也都得到了完善。

隋代朝廷设有都水台，掌管航运事务。都水台下面设有河堤谒者、船局尉、都水尉等官职，分别掌管河渠堤堰的修护和漕运、灌溉等各项事务［3］卷28《百官传下》。唐代改都水台为都水监，统管有关川泽、津梁、渠堰的各类事务。有关航运的事务，具体由都水监主簿负责。在贞观六年至开元二十六年期间，都水监还下设有舟楫署，掌管公私船只和漕运方面的事务。舟楫署特别需要注意稽查各地到京城来的船只。都水监下设有河渠署，掌管河渠航道方面的事务。此外，各地方州郡的官员，还要负责当地有关航运的具体工作，譬如前述唐代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就是如此［6］卷48《百官志•三》。

除了上述这些固定的专门机构和官职外，对一些重大的河渠航运事务，朝廷往往会委派临时性的专使负责。如隋代开挖漕渠，就临时委派苏孝慈、郭衍、宇文恺几个人统领其事。唐代对京师的漕运极为重视，渭河和漕渠的漕粮运输、航道治理也经常由专使负责。譬如韦坚开漕渠、通航运时，就是身膺“水陆转运使”一职。

航道上的一些关键设施，一般设有专人负责管理。如漕渠引水工程兴成堰、漕渠穿越灞河的堰水工程滋堤，都在都水监下设置有直属官吏进行管理［6］卷48《百官志三》。

对航运与农田用水的协调，唐朝也有专门规定。譬如关于木材运输，唐朝规定农田灌溉引水不能妨碍运输，在运输河渠上引水灌溉农田，必须设立节水斗门，以避免过量引水。如果是在朝廷规定的水运期间，必须首先保证水运，而且即使是在这一期限之外，也不应妨碍水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弃农田灌溉于不顾，朝廷规定即使是在水运期间，假如出现没有航船通行的空隙，或者当时水量较大，仍然可以引水灌溉，水运管理部门对此不得加以干涉［13］104。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航运事务，朝廷设有专门的管理规则。譬如，皇帝出巡时使用的舟船，若是建造不够坚固，工匠要处以绞刑；若是缺少诸如船篙、船棹之类的附属设备，或是船上不够整饬，有关人员要判处两年徒刑［24］卷9。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经相当完备。隋唐两朝能够克服渭河航运的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在特别时期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的大规模航运，这些都充分说明这些航运管理办法，在当时曾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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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范文篇6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瓷器是指1911年—1949年之间烧造的瓷器。据记载，景德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在保存旧有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提倡使用机械生产，弥补手工业生产地不足，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在九江组织光大瓷业有限公司，完全采用最新技术，制造新式陶瓷器。这些措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瓷业振兴。不久，景德镇遭到日本人轰炸，瓷业生产严重受损，各个窑户相继停业。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又在萍乡一带设立民生瓷厂，从当地采取各种原料，由景德镇提供机械和瓷工，在战争期间保持日用瓷器生产，满足人们的急需。同时也适当地生产一些艺术瓷器，满足一部分人送礼，欣赏和收藏的需要。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广东石湾等地窑厂也在顽强的维持生产的同时，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民国时期烧制出了很多工艺质量好，艺术水平高的瓷器，这一点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民国时期仿古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数量多，范围广，可谓包罗万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隋唐五代时期的白瓷，青瓷，三彩；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明清两代各朝的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类单色釉；以至民国初年的袁氏御窑等，其中尤以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最为盛行，而且大部分模仿三朝的瓷器不是出于造假目的，仅仅是对其风格的继承。因为很多模仿的器物，在造型，胎釉，彩料，纹饰等方面都完整的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民国时期还烧制出了大量造型独特的艺术瓷器。据载，广东瓷商吴霭生，在清代末年客居景德镇，对瓶尊之类各种器物的造型进行改革，“参中西之长而出于己意，式样新颖”，设计出了一批新颖的瓷器造型，成为当时瓶尊类器物制作的典范博得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赏。总体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或颈细肩圆，或颈细腹圆，或口细肩圆，或口细腹圆，或折肩直腹，具有造型纤巧的特点。

民国时期绘瓷艺术风格以海派和岭南画派为主。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广东国画界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创立了“岭南画派”，主张艺术革命，被称为革新派。他们的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绘画艺术的精华，提倡施法自然，注重写生，所创作的人物山水，花卉走兽，技法独特，号称新国画。他们善用色彩和水墨渲染，将国画的没骨法，撞水，撞粉技法与日本画家的画法结合，作品具有奔放雄劲的艺术效果。1912年他们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华磁业公司”，1914年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以制造出口瓷画和瓷像为主，至此，他们把岭南画派艺术风格带入瓷绘艺术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瓷绘艺术流派。

民国时期瓷雕艺术成就突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瓷雕艺人，如：福建的游蛮子，四川的李东山，台湾的潘玉书等。他们的作品已不限于观音，罗汉一类神仙偶像，开始涉足人体，特别是写生雕塑。据载，游子蛮擅长捏像，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民国时期景德镇开始使用锥拱，玲珑，镂雕等方法，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雕塑技法，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改变了以往单调呆板的作风，使雕塑更加生动逼真。

隋唐五代范文篇7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瓷器是指1911年—1949年之间烧造的瓷器。据记载，景德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在保存旧有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提倡使用机械生产，弥补手工业生产地不足，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在九江组织光大瓷业有限公司，完全采用最新技术，制造新式陶瓷器。这些措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瓷业振兴。不久，景德镇遭到日本人轰炸，瓷业生产严重受损，各个窑户相继停业。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又在萍乡一带设立民生瓷厂，从当地采取各种原料，由景德镇提供机械和瓷工，在战争期间保持日用瓷器生产，满足人们的急需。同时也适当地生产一些艺术瓷器，满足一部分人送礼，欣赏和收藏的需要。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广东石湾等地窑厂也在顽强的维持生产的同时，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民国时期烧制出了很多工艺质量好，艺术水平高的瓷器，这一点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民国时期仿古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数量多，范围广，可谓包罗万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隋唐五代时期的白瓷，青瓷，三彩；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明清两代各朝的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类单色釉；以至民国初年的袁氏御窑等，其中尤以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最为盛行，而且大部分模仿三朝的瓷器不是出于造假目的，仅仅是对其风格的继承。因为很多模仿的器物，在造型，胎釉，彩料，纹饰等方面都完整的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民国时期还烧制出了大量造型独特的艺术瓷器。据载，广东瓷商吴霭生，在清代末年客居景德镇，对瓶尊之类各种器物的造型进行改革，“参中西之长而出于己意，式样新颖”，设计出了一批新颖的瓷器造型，成为当时瓶尊类器物制作的典范博得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赏。总体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或颈细肩圆，或颈细腹圆，或口细肩圆，或口细腹圆，或折肩直腹，具有造型纤巧的特点。

民国时期绘瓷艺术风格以海派和岭南画派为主。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广东国画界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创立了“岭南画派”，主张艺术革命，被称为革新派。他们的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绘画艺术的精华，提倡施法自然，注重写生，所创作的人物山水，花卉走兽，技法独特，号称新国画。他们善用色彩和水墨渲染，将国画的没骨法，撞水，撞粉技法与日本画家的画法结合，作品具有奔放雄劲的艺术效果。1912年他们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华磁业公司”，1914年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以制造出口瓷画和瓷像为主，至此，他们把岭南画派艺术风格带入瓷绘艺术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瓷绘艺术流派。

民国时期瓷雕艺术成就突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瓷雕艺人，如：福建的游蛮子，四川的李东山，台湾的潘玉书等。他们的作品已不限于观音，罗汉一类神仙偶像，开始涉足人体，特别是写生雕塑。据载，游子蛮擅长捏像，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民国时期景德镇开始使用锥拱，玲珑，镂雕等方法，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雕塑技法，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改变了以往单调呆板的作风，使雕塑更加生动逼真。

隋唐五代范文篇8

关键词：理论专著；山水画论；绘画史；绘画理论

古代绘画与理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创作者绘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不断成熟的绘画理论体系。早在《论语》中，就有对于绘画的品评，发展至清代，画论更趋全面和细致。无论在传统文化还是现当代文化中，艺术文化无疑是体量很大、十分活跃的板块。因此，梳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画论，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绘画体系和绘画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一、魏晋南北朝画论专著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艺术在当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其中，绘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石窟壁画、墓室壁画、装饰画和人物画方面，此外，山水画和花鸟画也从这一时期萌芽。绘画的发展，也促进了绘画理论著作的进步。古代第一部对于绘画的系统性理论专著是南齐谢赫《画品》[2]，书中对27位画家及其作品进行点评，提出了“六法”作为评价画作的标准。“六法”是人物画的品评标准，对画作的气韵、用笔、形象再现、色彩运用、构图、作品的思想都作了系统的要求，其标准无论在绘画实践还是各类指导绘画的理论上都有着开创性的意义。《画品》开创了史实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体例，对中国绘画编年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宗炳是思想家、佛学家[3]，倡导“万趣”与“神志”的融合，在其对绘画分析的著作中，对山水画形都提出了形而上学的解读，他认为山水等自然之灵于外形的绘画中体现了“道”。魏晋玄学对宗炳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他“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思想重在画作中表达思想、气节。他在《画山水序》中也阐述了“以小观大”“神托于形”等观点，对绘画的创作理念、形象的表达再现甚至于具体表现技法、空间上的透视方法都有精辟的概括。有别于《画品》，《画山水序》在山水画尚未形成系统科目之前，作者就提出了山水画创作的规律和方法，并初步概括了透视原理。除理论专著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涌现出大批的绘画理论。如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人物画创作标准，完成了众多描述绘画的著作。顾恺之在文学和绘画上的造诣出众，撰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理论著作，提出了新的观察人物形象的方法和艺术表现的目的。他对人物画的描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求表现出人物的精、气、神，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后人对其评价中写道：“顾恺之得其神。”

二、隋唐五代画论专著

隋唐五代时期是在绘画史上取得极大成就的进步时期，绘画创作的繁荣推动了绘画理论的发展。晚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第一部体例完备、史论结合、内容丰富的绘画通史著作。全书用一半篇幅整理了自古以来至张彦远成书之时的370位画家的传记资料和作品著录，并指出古代绘画中存在“疏”“密”二体的发展线索和唐代以来画家师承关系中的南北传授系统[4]。《历代名画记》也为绘画通史开创了先河，后代无数著作都以此为参考，如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预览》《图画见闻志》等。唐代流传至今的完整著作还有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唐朝名画录》中提出了评画标准“神、妙、能”三品，外增逸品，这些画论术语是古代的评画标准，注重绘画的精神性[5]。五代时期的山水画家多深入自然，表现出较之前更加真实的自然面貌，其中代表人物是荆浩。荆浩的《笔法记》，是五代时期最有价值的单篇山水画论。《笔法记》中提出“六要”，总结了山水画逐渐成熟的时期前人的画法技巧等，对郭熙、韩拙等后人的绘画理论著作有着极大的影响[6]。王维的《山水论》和《辋川画诀》、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李嗣真的《续画品录》，都是唐代流传至今的画论的佳作[7]。许多画家、文学家、思想家在这一时期都著有绘画理论，绘画理论在唐代大规模发展。

三、两宋和元代画论专著

北宋期间，社会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科技的进步也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8]。宋代是中国史上蓬勃发展的时期，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画科的技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成体系，在整个宋代绘画大环境中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体系。在山水画方面，北宋郭熙从绘画和理论两个方面推动了山水画的变革与发展。郭熙的绘画理论《林泉高致》提出山水画创作方法“三远”透视法，即“高远”“深远”“平远”，是宋代画论中最能体现山水画理论成就的著作[9]。郭熙作为宫廷的山水画师，对山水画提出了全新的理解，颠覆了前人寄情山水、隐居深林的出世想法，提出君子既可以向往山石林泉，又可以身伴君亲。与西方绘画不同，郭熙认为绘画不一定以实景写生，画作中的意境表达尤为重要，不应模仿一家一作，也不应该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景色。他还阐述了山水画在空间表达上的意境与章法。《图画见闻志》是由宋代郭若虚所著的画史著作，为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而作，由史论、传记、绘事遗闻三部分构成，其中提出的“尊卑贵贱之形”是一大亮点。但《图画见闻志》过于强调创作方法的共性，对后世创作有所限制，易成规范化套路，使创作缺乏个性。元代绘画史论著述数量庞大，但有分量的不多，主要有夏文彦《图绘宝鉴》、汤垕《画鉴》、王绎《写像秘诀》等[10]。元代文人画是画坛的中心，赵孟頫和“元四家”对明清绘画的影响十分深远。其中，赵孟頫在艺术理论上提出了“古意”“书画本来同”等艺术主张[11]。

四、明清画论专著

明代的画论著述比前代丰富，不仅画史、画论众多，而且出现了丛书辑录，题跋、笔记也多成为专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绘画理论有王履《华山图序》、王世贞《艺苑卮言》、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等[12]。明代重要的绘画理论是董其昌提出的以纯文人画为宗旨的“南北宗论”。董其昌借南北禅宗解释自唐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史，按创作方法和画家出身把山水画作南北分野。“尚率真，轻功力，崇士气，斥画工，重笔墨，轻丘壑，尊变化，黜刻画。”[13]在理论方面，他更加偏向于南宗山水，使笔墨组合成为画面的中心。虽然“南北宗论”这一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这也表明艺术创作并不是为了纪实，而是表达画家现实的感受，这一美学艺术观点也为后人所继承和延续[14]。清代绘画著述众多，既有通史、断代史，又有专史、地方史等，论述类和品评类的专著也逐渐出现。其中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十分出众。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与“四王”不同，其虽仍有不废弃传统的特点，但更注重表达自己的个性见解和大胆创作，注重体现对现实的感受，乐于从自然中摄取灵感，不单纯临摹，不照本宣科，突破了“四王”的表现内容。其山水不归于一家，看似没有章法，实际上是将前人的绘画方法变为“我法”。《苦瓜和尚画语录》从较高的哲学层面提升了山水画的理论水平，主张“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笔墨随当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对当时被摹古笼罩的画坛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结语

中国美术史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财富，画论专著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与前人的画作，取其精髓，给予后人以方法借鉴和指导。通过对画论专著的整理和研究，人们可以系统性的方式梳理中国美术史的发展，用更加专业化的眼光鉴赏和品评古代画作。但由于宗教思想的影响，自元代后的绘画专著更多融入了佛家或道家的思想，在绘画专著的指导下，艺术家创作的画作中也更多地体现了宗教思想。这一方面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内涵，另一方面因不同理论指导限制了艺术家的自由创作[15]。因而选择性参考成为绘画表现中的重要原则，继承先人的精华，添加艺术家的自我表达，方是中国美术发展之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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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易彩云.董其昌绘画中的美学思想[J].美术教育研究，2018（2）：26.

隋唐五代范文篇9

在公务员考试中纵观近几年国考和省考的行测考试，不难发现在常识部分的考查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元素，这其中涉及到了历史年代、古代科技成果、天文历法、自然节气、杰出人物和古代文学作品等等，其中这些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整体框架，专家提醒大家，行测考试加大对该部分的考查，就是时刻提醒广大有志于公务员事业的应试者，要在牢记历史熟稔文明的基础上，发扬文明。

例1(2014年中央真题)：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的巨大的“和”字，其蕴含的思想源自

A墨家

B道家

C儒家

D法家

【专家解析】C。该题主要考查对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及其主要思想的了解。诸子百家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很多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其中墨家的核心思想主要为：平等、兼爱，代表人物是墨子;道家的核心思想主要为：无为，代表人物是老子;儒家的核心思想主要为：仁和、礼、忠义，代表人物是孔子;法家的核心思想主要为：依法治国，代表人物是李悝、商鞅等。C为正确选项。

例2.(2014年中央真题)以下节气按时间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立冬、小雪、小寒、冬至

B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C小暑、大暑、处暑、立秋

D立春、惊蛰、雨水、春分

【专家解析】B。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时代，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四个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里提醒广大考生一定要进一步弄清楚每个字分别代表的节气名称，防止张冠李戴。

例3(2014年山东真题)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下列说法有误的是：

A。发现最早的的“西尊人”，可把山东的历史删推到四五十万年以前

B。临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都，战国时期齐国迁都曲阜

C。战国管仲的《管子.地》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学与地质学著作

D。山东省境内有鲁文化、齐文化、红色文化，泰山文化等

【专家解析】B。该题主要考查广大考生对省情省况的了解情况，其中B项中

战国时期齐国的首都是临淄。

到此我们就不在一一列举涉及该部分的例子，可能考生会问到，难道参加公务员考试我还要仔细的复习一遍历史课吗?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不难发现，公考中将会逐步加大对中国古代元素考查的同时，其内容也呈现出一定的侧重性，这里提醒广大考生，该部分的复习要特别留意跟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有相关联系的那些古代元素，比如农业税方面，古代历法、古代有借鉴意义的进步思想，以及古代杰出人物及其主要成果等等，所以在平时的备考中考生要注意对该部分的积累，而不要去直接翻阅历史书去展开复习。本文来源:考试大网

附：

朝代歌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楚吴

两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室至此完

隋唐五代范文篇10

关键词：展陈设计；玉文化；博物馆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玉文化是关键的一部分，其依托玉器形成特定的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民俗、理念等有着重要影响。

一、玉文化的演变

60万年前，古老的北京人就已开始选用水晶、玛瑙、蛇纹石等物品打造片状的旧石器。随着制石工艺日渐成熟，治玉工艺被逐步剥离，成为专项技艺。大约6000年前，我国开始出现并应用原始砣机制作玉器，镂空与钻孔是常见工艺，玉器制作由此逐步迈向成熟。进入夏朝后，玉器制造开始将体薄、饰细阴线、刻几何纹作为主流工艺；商朝时主雕阴线。之后几代也多有变化，比如西周雕刻大多简单遒劲，春秋战国时期流行隐起剔地技法。上述玉器制造，多需用铁砣操作。秦汉匠人手法豪放沉雄，尽显气势与神韵；隋唐到宋辽金这一阶段，碾玉高登成为玉器制造的主流工艺；元朝的玉器制造工艺相对粗犷，风格较硬朗；明朝前后，工艺则一精美一厚重；清朝玉器主流工艺较为精细；近现代玉雕工艺不断追求创新，随着电动机技术、超声波工艺、计算机科技等愈发成熟，玉雕工艺炉火纯青。围绕中国玉器展开的研究、鉴赏以及收藏等历史活动形成了玉文化学术史。纵观当下，学术界多以考古所得玉器为对象深度探讨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文化。比如，玉在奴隶社会已具有独立内涵；在商朝被纳入“八材”体系，并出现了专门的玉雕行业；在周朝被赋予了宗教伦理、人文道德以及政治涵义，所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春秋末期至隋唐五代是金石学的萌芽期；北宋时期，金石学成为时代热潮，士大夫愈发偏爱玉器研究。其中，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玉器卷》正式拉开了我国玉器研究的帷幕。随后，宋、元、明、清各朝均出现了较知名的玉器研究成果，比如，元朝朱德润编纂的《古玉图》，深受人们推崇；明朝曹昭编纂的《格古要论》备受世人青睐；清朝吴大徵编纂的《古玉图考》与民国刘大同编纂的《古玉辨》是人们考察、钻研和了解玉文化的重要文献。在中国玉雕史中，独山玉是最古老的玉种，是我国古代玉器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四大名玉中，独山玉被誉为“南阳翡翠”，产于河南南阳的独山。新石器时代初期，在独山及其周边居住的原始先民在制作农耕劳动工具时，最早小规模地开采独山玉石。到该时代中期，独山居民已开发出玉器磨制、钻孔等多种工艺，能将玉石从普通石料中剥离。商代开始在天然的山洞中找矿脉开采深层独山玉，制玉的手工作坊也出现在独山脚下。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南阳先进的冶铁技术，极大地革新了传统的琢玉工具，尤其是南阳所创新的脚踏砣子技术，大大提高了玉器制造效率。到了汉代，独山脚下有一座专门加工、雕琢并对外销售独山玉的村落，叫沙岗店村，是汉朝较有名的“玉街寺”遗址。进入宋元时期后，玉器逐渐转变为流通性商品，备受百姓青睐。清朝时期，南阳已然形成专门的玉雕产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南阳独山玉再次展现出与众不同之处。目前在南阳，流行着这样一句充分彰显独山玉雕技术之精湛、文化底蕴之深厚、市场地位之高的谚语：“十个玉器匠，九个南阳人。”中国玉文化历经几千年，不断发展、演变、沉淀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在经过提炼、升华后，玉文化形成体系并以博物馆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眼前。随着玉文化越来越广泛地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以玉为主题的各种艺术品也涌现出来。在距离南阳市西部三十公里处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小镇—石佛寺镇。在该镇，有一座俯瞰形似草书“玉”字的磅礴建筑，即中华玉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内陈列着数目繁多的玉器，是人们了解中华上下几千年玉文化、玉器种类、玉器用途、玉器制作工艺的地方。为向世人传播我国优秀的玉文化，本文聚焦中华玉文化博物馆，细致地探讨其展陈设计以及创新性等，致力于通过阐述新型空间设计理念和方法来传递和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展示中华几千年的玉文化。

二、玉文化博物馆展厅设计

玉文化博物馆兼具较强的专题性与艺术性，其展示区域共分七部分：共享大厅、序厅、大雅典章、天地意蕴、炫巧争艳、寓简琢繁及互动及多媒体演示区域。

（一）共享大厅

共享大厅的设计思路和建筑外观的设计思路一致，都是以现代的造型观念结合玉礼器艺术元素符号，既突出时尚的气息，又充分体现玉文化博大沉雄的艺术特征。玉文化博物馆的共享大厅是一个综合服务区，是屏蔽外界干扰、导引参观流向、引导观众情绪的前区空间，是综合反映玉文化面貌的地方，所以在功能层次上设置了导视区。清晰、有效的引导是高质量服务的基础，因此导视台设在共享大厅中心。大型浮雕墙“女娲补天”以艺术手法构成共享大厅的视觉中心。其灵感来源于曹雪芹编纂的《石头记》：“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顽石……”寓意玉“聚天地之精华，得日月之灵气”。浮雕墙以女娲补天为主题，背景是玉礼器纹样。

（二）序厅

博物馆序厅是从入口到正式展示厅之间的空间，是博物馆陈列设计的关键部分，主要是做展览主题说明以及让观众集合，做好继续参观的准备。序厅设计始终围绕博物馆的陈列主题与展品进行，为展览内容的详细讲解提供了提纲性指导。该序厅设计立意为一面矗立的活字雕版，密玉材质（密玉色泽统一，玉料质地通透），以孔子论玉的十德为内容。其中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从栗，知也”，还有对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品质的一一说明。

（三）大雅典章—玉器发展史

玉文化专题博物馆在内容上就玉文化的发展演变作历史性阐述，详实论述了玉的种类和用途以及玉在中华文明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玉器发展史采用展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观众讲解：我国玉文化艺术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先后经历了原始美感时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抽象主义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象征主义时期（夏商周时期）、娱人主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现实主义时期（秦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隋唐五代宋辽金）、人文主义时期（元明清）以及创新主义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

（四）天地意蕴

玉料的陈列与鉴赏是玉文化博物馆一项特殊的陈列课题。该馆采用了两种陈列形式，一是切割嵌装式，便于更好地展示玉料的质地、颜色；二是原状陈列式，可以使观众更好地体会原石的皮壳以及皮壳在玉器作品中的运用。

（五）炫巧争艳

用图版方式逐一展示我国古时颇为有名的玉器制作匠人，分别是烈裔、丘处机、陆子冈以及仵永甲。如将观众的视线集中到中国四大制玉名人之一，有着“玉雕大师”之称的仵永甲相关内容上，以展示石佛寺琢玉历史以及现代雕刻大师个人作品。

（六）寓简琢繁

此展区以展柜的形式展出镇平历次获奖作品和馆藏作品，使观众能直观了解镇平县在全国玉雕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七）互动及多媒体演示区域

为增加博物馆与观众交流的机会，增设互动区域与观众互动，设置多媒体演示区，利用环幕打造效果极佳的立体视听影院，引入VR投影等科技，展示玉从开采加工到作品制作完成的全过程，使人们直观地学习玉文化，了解玉雕产业方面的现代科技，获得玉文化教育。将博物馆姿态放低，主动贴合群众，渗透人本理念。该区还开设了多功能玉器制作工作室，所有参观者均能亲手制玉。基于互动科技加持，玉文化博物馆的专题教育功能愈发突出。

三、结语

在对中华玉文化博物馆进行展陈设计时，笔者发现玉器展示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玉器展品的陈列不仅要考虑展品视觉的震撼性，更要考虑观众参观的视觉角度，尽量做到陈列设计的人性化。二是科学设计多种灯光照明的效果，玉器照明的光源不能单一，需增加有色光的照明比，使藏品的展示效果更为丰富。三是玉器陈列应与空间结构有机融合，展柜数量与空间要合理配比，合理设置参观路线。四是玉器展品数量众多，展出时应按年代、质地、种类、工艺等合理分类，做到主次有序，使观众更好地了解玉器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一座博物馆代表了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作为博物馆的陈列设计人员应该思考如何发挥每种陈列形式的长处，要具备创新意识，引入现代科技创新文物陈列方式，探索出更多的陈列精品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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