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饮食文化论文十篇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1

一、国内的中国饮食史研究状况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昇《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璠《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劼人《漫游中国人之衣食住行》（《风土杂志》第2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燊《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中国猪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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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篠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鲘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篠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篠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篠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篠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近年来，日本已相继出版了林已奈夫教授的《汉代饮食》等书。在日本研究中国饮食史的学者中，最著名的当推田中静一、篠田统、石毛直道、中山时子等先生。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2

宁德市蕉城区背山面海，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饮食文化资源也极具特色。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如能进一步研究并挖掘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将其与旅游发展很好地融合，不仅有利于提升蕉城区乃至宁德市的文化品牌，也将更加促进蕉城区的旅游业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宁德市蕉城区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展开调查分析，并提出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关键词：

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蕉城区

一、引言

国民休闲时代的来临，休闲旅游大发展，体验化是其基本取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食物为物质载体，以地方文化为灵魂，同时配合各种相关活动，充分调动游客视、听、味等感官，在满足旅游者基本生理需求的同时实现其精神诉求，使旅游者在体验过程中有所感悟。目前，关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研究尚在初级阶段，对于宁德市蕉城区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尚属空白。本文以宁德市蕉城区为研究案例，结合调研剖析其饮食文化资源发展现状，并提出相关的旅游开发原则和策略，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二、相关理论基础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唐留雄在《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与现代旅游业发展》（2001）中提到旅游者的品味需求可以通过开发传统饮食文化资源来满足。杨春华《发展旅游业以饮食为依托》（2004）一文强调了饮食这一要素在旅游业中的重要性，而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深入挖掘是旅游业发展的一大良策。毛震在《四川佛教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2007）中提议将佛教文化和饮食资源相结合，能够突出当地的独特性，借助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促进宗教的发展。周书云《旅游视角下地方饮食文化开发措施探析》（2010）一文对于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发提出了认证饮食资源、开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品牌以及各界联合开发等措施。关于饮食文化及资源对旅游影响的研究，英国学者Hobs－bawn和Ranger在《Theinventionoftradition》（1983）一书中提到旅游目的地的特色饮食文化衍生出的旅游产品对当地的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Boyne和William（2002）通过数据说明旅游饮食在旅游者的花费中占比较大，近40%，旅游地对于旅游饮食应着重发展，旅游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与游客的体验需求产生了矛盾，就很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在饮食文化资源开发方面，Getz和Brown（2006）认为美食形象的塑造可以提高游客对旅游地的兴趣，提高其出游率。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外相关研究多着眼于旅游者的旅游需求，结论更具实用性；而国内研究的理论性更强，在开发方式等实践方面则比较薄弱。

（二）概念界定。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在旅游资源分类（国家标准）中属于人文景观资源这一范畴，涵盖了遗址遗迹类、旅游商品类、人文活动类等五类旅游类型。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这一概念尚未普及。黄继文在《挖掘民族饮食文化，丰富云南旅游资源》一文中将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定义为在自然或人类社会中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开发为旅游消费对象的饮食程序、饮食方式、饮食规矩等相关文化事物的总和。笔者认为，从饮食文化内容和层次上看，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包括了饮食材料、饮食器具、制作工艺、饮食习俗、饮食礼仪等。因此可以结合饮食文化旅游，将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定义为：在旅游过程中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并能带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饮食文化、饮食习俗和旅游商品等与饮食相关的其他因素的综合。

三、宁德市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现状

（一）宁德市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概况与分类。宁德市蕉城区地处福建省东北部的鹫峰山南麓、三都澳之滨，是福建省宁德市政府所在地。蕉城区历史悠久，素有“海国斯文地”之美誉，区内留有闽东唯一的历史文化街区。当地饮食资源也比较丰富，为福建省茶叶、枇杷、商品牛生产基地之一，还是中国大黄鱼之乡，晚熟龙眼之乡。虽然蕉城区拥有悠久的历史沉淀和丰富的饮食资源，但当地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中对旅游资源分类的方法，结合笔者对宁德市蕉城区的实地调研考察和当地旅游局的相关资料，对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情况进行统计。（表1）

（二）问卷设计与调查。为了解宁德市蕉城区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笔者设计了本次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受访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常住地六项；第二部分调查游客对蕉城区饮食文化的认知情况、偏好情况和相关单测评量，分为单选、多选和满意度勾选。性别构成上，男性占45.4%，女性占54.6%，比例较均衡；年龄以18～38岁为主；学历方面以大专及大学本科为主，占比47.4%；职业构成上各行各业的比例较均衡；游客客源则主要集中在本地及省内其他城市。

（三）调查结果分析1、关于蕉城区的饮食特产认知程度。在受访者中，熟知度最高的是黄瓜鱼，其次是肉丸（芋头包），八仙糕位列第三。在喜爱程度上，肉丸（芋头包）的人数最多，有35人，米糖和八仙糕分列第二、第三位。同时，人们虽然品尝过这些特色饮食，但对其典故却了解不多。45.4%的人对此完全不了解，36.7%的人表示知道光饼的典故，知道肉丸（芋头包）的人最少，仅占1.5%。2、关于美食圈的认知情况（多选）。南门兜知名度最高，67.3%的受访者都表示知道这里；其次是小东门，占44.4%；霍童古街位列第三；都不知道的有19.4%。表示蕉城区饮食“还不错，但具有当地特色的菜馆不多”这一评价的人数最多，有89人。“没什么特色”的有51人，“一般”的为40人，认为“具有当地特色”的仅有16人。3、对于就餐环境的考量。受访者在几个选择上更为注重服务质量和价格水平，可知人们的消费观更加注重实惠、舒适。当然，不能因此忽略其他因素。4、通过对价格的选项调查，发现人们的消费观仍以实惠为主。从而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可以制作不同档次的饮食套餐，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另外应主打实惠的特色餐饮产品。5、关于购买旅游商品的类型，78.6%的受访者选择购买便于携带的特色美食产品。由此，在开发此类旅游商品时，应推广具有蕉城特色的美食产品。而对于饮食文化旅游项目的选择，前三名分别是：品尝的同时观看或制作美食、参观美食节或传统节庆和参与饮食体验性劳动。吃、玩同步能让游客更感兴趣。6、单测评量感知评价结果中，“蕉城区饮食”所包含的“地方风味和口感”这一内容的满意度比“相关历史文化”高。可以看出，蕉城区的相关历史文化虽然较浓厚，但还无法对群众造成深层次的影响。在“饮食环境”中，“环境卫生”和“周围街区氛围”这两项的满意度比其他选项高，而人们最注重的“服务质量”满意度略低。在“相关活动”中，满意度较高的为“表演性活动”。（表2）

（四）小结。此调查反映了游客对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认知情况和偏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显示出：游客对当地特色饮食的认知度较高，但对其所蕴含的典故认知情况较低；对于蕉城区的美食节及特色美食等内容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地方特色不足；在喜欢的饮食类型方面，更青睐于风味小吃；在选择就餐地点时会更多地考虑一般菜馆和美食街，同时更注重其价格和服务，但蕉城区在这些方面仍有待提升；在选择旅游开发内容时，更多受访者选择了美食街和参与性强的活动；在旅游产品的选择上，当地特色美食产品更受欢迎。

四、宁德市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第一，科学规划，协调发展。目前，宁德市蕉城区餐饮业的发展水平尚浅，对于本地区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缺乏深入研究。同时，政府对此的扶持力度较小，社会的关注度也较低。因此，首先应该对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根据实际情况成立专项小组，将蕉城区的烹饪方法、口味特点及饮食传说等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其次，对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整体规划，为饮食景观的开发设计奠定理论基础。这一工作可以结合蕉城区的历史街区进行规划，体现特色化和差异性，凸显蕉城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再次，政府需要出台合理的政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样能促进餐饮行业的发展；最后，对当地特色小吃进行认证，建立“名小吃”标志，塑造品牌效应。第二，挖掘饮食文化内涵。随着经济发展，餐饮市场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要保持本地饮食的优势，不能只求让游客“吃饱饭”，而应让“吃饭”也变成一次特别的旅游体验，故而挖掘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尤为重要。首先，要坚持本地饮食的特色，以闽东菜为基础，结合蕉城区的山海优势，将蔬果和海产品加以融合；其次，提升饮食的环境，从菜肴制作、服务质量到就餐环境等都要结合旅游体验进行打造；最后，结合当地饮食习俗，在任何时候都能给游客一个“我是当地人”的旅游体验。第三，塑造饮食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能给其拥有者带来经济效益。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餐饮市场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价格战和服务战，品牌和形象也越来越重要。随着宁德市旅游市场的发展，餐饮竞争也逐渐走向了国际化，因此要想赢得市场空间，要树立蕉城区饮食品牌的优势，做好营销工作。目前，蕉城区已经注册的品牌类别包括茶、大黄鱼和晚熟龙眼。这三个类别目前所树立的品牌形象已经遍及省内外，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品牌的影响力更大，质量更优。除了已有的品牌，对现有的特色饮食文化资源要进一步开发打造，以文化为名片，塑造更多的品牌形象，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第四，提高行业标准。消费者的保护意识和餐饮业的激烈竞争使餐饮业的服务和管理成为消费者选择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餐饮业的管理水平及其服务质量是否能在业内有所建树也成为了其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方面的发展，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包括相关部门、餐饮业和从业者等。

五、结语

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关注受众的喜好，结合实际，加大对当地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积极开发相关的旅游特色产品和特色路线。在宁德市旅游快速发展之际，提升蕉城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巩固并扩大其客源市场。本文对宁德市蕉城区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一些讨论和分析，对有效整合蕉城区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促进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有一定借鉴作用。但是，由于笔者的学术水平尚浅、参考文献有限，本文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更系统地推进蕉城区饮食与旅游的有序上升和发展，并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做出更为详尽的发展计划。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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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辽宁饮食文化；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17-02

一、 前言

辽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方，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在近3000年的发展历程中，辽宁饮食以满汉为龙头、鹿鸣为创新、辽宁地方风味小吃为基础，吸取了全国各大菜系的精华，结合本地区传统口味特点，磨砺研精，推陈出新，突出自己的风格，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辽宁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和措施

（一）旅游饮食文化开发的基本原则

1.充分体现辽宁的地域风味特色，以满足旅游者的求新、求奇、求特、求优等心理需要，让每个来到辽宁的游客既饱眼福又饱口福，并根据游客的消费层次和消费习惯，设计配套不同档次的旅游饮食产品。

2.注重辽宁传统旅游饮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辽宁的传统小吃很多，如马家烧卖、老边饺子等已经被评为“中华名小吃”，在保护的同时还要注意创新，突出和强调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一些小吃面临比较尴尬的境地，如果不注意保护，有一天就会从我们身边丢失。

3.饮食产品的开发要有全局观、整体观、产品应有辽宁地域特色。饮食产品要成系列，即与整体旅游产品的开发相结合，综合考虑旅游景观的特点、设施、氛围等旅游因素的特点。如沈阳故宫与满清皇家饮食的结合开发、张氏帅府与四绝菜等。

（二）实施辽宁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措施

1.树立饮食文化资源观。民以食为天，数千年来饮食从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逐渐升华为人类的一项文明享受，甚而散发着艺术的美感。其内涵博大精深，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旅游餐饮不要只着眼于为旅游者提供基本的饮食需要,而应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

2.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分类，建立资源信息系统，并给予准确的评价，分析其吸引力和开发潜力，包括明确饮食文化吸引物的知名度、历史价值、可接受性、开发的可行性、开发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如某些烹饪原料可能产生环境破坏)、与其他旅游文化资源的关系等。

3.加强旅游餐饮业的管理。进一步完善有关的规章制度，尽可能杜绝旅游餐饮行业的不正当竞争，维护辽宁旅游业的形象。

4.开展饮食文化产品宣传。包括饮食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名店、名点及各种美味佳肴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介绍、推介，尤其是在现有的导游图、旅游宣传手册、景点说明书中增加有关旅游餐饮的部分。

三、辽宁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设想

（一）转变观念，把辽宁饮食文化打造成宣传辽宁形象的窗口

就目前情况看，辽宁的餐饮业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条件，但还处在一种“单兵作战”的状况，还缺乏组织。“协同作战”的任务应该由政府有关部门来承担。外地人来辽宁吃饭，第一印象就是辽宁的形象，因此我们要积极挖掘辽宁饮食文化的内涵，提升辽宁饮食文化的品味，使之成为外地人了解辽宁的窗口。如吃到“马家烧卖”就会感受沈阳的悠久历史文化，吃到“驴打滚”的小吃也同样感到阜新非同一般，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了解辽宁厚重的历史文化，从而增强辽宁的形象魅力。

为了帮助辽宁饮食文化走出本地的小圈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许多同仁做了积极的工作，如建在沈阳的“中华饮食文化博物馆” 建有十七个功能展区，向世人展示了丰富而又珍稀的饮食器具和文化，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辽宁的形象。辽宁省烹饪协会举办的“辽宁饮食文化节”不仅让家乡的人了解了辽宁的饮食文化，品尝到辽宁的特色餐饮，同时也是对外极大的宣传了辽宁。但是目前看还是有些不足，因此笔者建议今后要积极开展辽宁饮食文化系列宣传活动。可以编写《辽宁饮食文化》系列专著，系统清理我省饮食文化家底；举办 “辽宁饮食文化”大型综合性的展览，展示历史文化底蕴，激活历史文化资产，带动文化资产运营，促进市场发育；还可以拍摄“辽宁饮食文化”电视系列专题片，提高辽宁饮食文化的知名度，增强辽宁人民对本地饮食文化口头的和多种媒体的宣传意识，促进辽宁酒类、食品、餐饮等行业的企业文化发展，增强相关企业的CI意识；提高辽宁餐饮品牌的文化品位，增强市场感召力。而像“辽宁饮食文化节”这样的活动不仅仅要成为扩大辽宁餐饮产品知名度的一个新媒体，更要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二）加强旅游饮食文化商品的开发

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辽宁辽宁饮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有着丰富的民族美食资源、土特产资源，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餐饮名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竞争，有许多名牌淹没消亡了，有的正在走向没落，辽宁的名小吃很多，诸如马家烧卖、沟帮子烧鸡、那家白肉血肠、锦州小菜等均有百年以上的传承历史，是外地来辽（下转第119页）（上接第117页）的客人首选的饮食，但可惜有的己面目全非，不仅没有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反而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抓紧时间抢救这些名牌，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还有一些民间小吃，都是民间艺人千锤百炼的精品，如果能够挖掘整理出来，肯定会为辽宁的餐饮增色不少。辽宁餐饮业还要搞大，既包括规模的扩大，也包括质量的提高。要破除门户之见和论资排辈的思想，大胆推陈出新，增加辽宁菜系的品种。以东北地区盛行的锅包肉为例，似乎就是个大众菜，但是在辽宁却经历了三次创新，民国初年我们辽宁的做法和东北其他省份差别不大，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加入番茄汁，再到近年来的菜、汁分开，这种在技法上的不断创新，这就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辽宁锅包肉菜品的特色。我们应善于将其和旅游活动结合在一起，使那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饮食成为名牌旅游商品。

（三）以人为本，不断提高旅游餐饮从业人员的素质

在餐饮市场发展日新月异、同行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旅游餐饮企业要想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拥有高素质的员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旅游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对于辽宁饮食文化的开发，要求从业人员素质高，知识面广，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不仅要懂得餐饮理论和技巧，还要懂美学、艺术、历史、民俗、养生保健等方面的知识。因此要大力推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制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职业培训、技能鉴定等工作，同时加强与餐饮界的联系与交流，取长补短，才能使我们辽宁的饮食文化经久不衰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四、 结束语

总之，辽宁饮食文化丰富多彩，有着很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在开发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深挖历史文化底蕴，以促进旅游、文化发展和保护环境为宗旨，开发好辽宁饮食文化资源，使之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并促进辽宁旅游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辽宁旅游局.导游基础知识[M].旅游教育出版社,2011.

[2]刘瑞新.论饮食文化在旅游产业中的开发[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3(4).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4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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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究，1997.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饮食文化差异 可译性 不可译性 翻译方法

【Abstract】During the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China and America has formed their own special food culture. So，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ir difference and translating Chinese dish names with traditional and romantic meaning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Chinese food culture. The thesis will discuss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lity of Chinese dish names from the aspect of different food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hope to provide some advice for futur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sh names， so as to widely spread Chinese food culture.

【Key words】Difference of food culture； translatability； untranslatability； translation method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饮食文化也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传播，吸引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美食译院》和《舌尖上的中国》等一系列跟饮食文化息息相关的作品的出现，也体现了对饮食文化的跨文化交流的高度重视。因此，在面临不同文化的巨大差异性的时候，如何将中餐菜名翻译得准确和优美，是使中国饮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的关键。

二、中美饮食文化差异

中美饮食文化的差异源于中美文化的差异，其差异除了体现在中美食物的不同以及烹饪方式的差别上，还体现在中美饮食观念上。

1.情感VS.实用。对中国人来说，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跟吃的息息相关。无论是小孩出生、庆祝生日、举行婚礼还是老人去世，中国人都会准备丰盛的食物来表达庆祝之情或者是怀念之情。无论任何场合，中国人总是赋予了饮食无限的情感意义。亲戚朋友一起聚餐，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升华。在美国人看来，吃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是人类补充营养的方式。美国人崇尚快餐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会花很多时间准备食物和品尝美食，对他们而言，饮食更注重的是实用性，而并未赋予饮食太多的情感意义。

2.复杂VS.简单。中国人十分注重饮食本身，愿意花时间精心准备丰盛的食物，一般除了酒水、小吃、甜点、米饭和面条，还会准备十道主菜，每一道菜都包含复杂的准备工序，准备的食物越丰盛，就越能表示主人的友好和好客之情，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在美国，跟中国比起来要简单很多，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超过六道主菜。美国人一般聚餐，都是每一位客人带一道菜跟大家分享。对他们而言，聚餐的意义是为了交流分享，而不在于事物本身。因此，美国人的聚餐一般都比较简单。

3.精致VS.营养。从古至今，中国发展了菜系。每一大菜系都有各自的特色菜肴。从食材的选择、烹饪、食物搭配以及环境的布置，都体现了各大菜系的精致和心意。相比而言，比起菜肴的味道，美国人更注重的是营养。他们始终坚持认为饮食只是保持健康的一种方式，只有平衡食物的营养，才会最有利于人的健康。

三、中餐菜名的翻译

中餐菜名不仅仅是中国饮食产业的交流工具，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工具。鉴于中美在饮食文化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为了中国饮食在美国更好的传播，中餐菜名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

1.中餐菜名的可译性。就语言本身而言，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形式。每一个国家之间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当然也体现在语言层面。正因为有这种相似性，所以两种语言之间必然能够相互转换，这就是可译性。菜名，饮食文化的传播者，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之间的菜名必然也具有这种相似性，因此中餐菜名和其他菜名之间的共通性让中餐菜名具有可译性。

2.中餐菜名的不可译性。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地区文化差别，从而造成了语言的差异，此外，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显著差异导致了理论层面上语言的不可译现象。这种不可译主要体现在文化和语言层面上。中餐菜名是中国饮食文化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它不仅仅传达了中国菜肴的特征和烹饪技巧，也蕴含了浓厚的中国饮食文化。因此，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中餐菜名又具有不可译性。

3.不可译的中餐菜名的翻译方法。

（1）音译法。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地域、文化以及语言差异，使得中餐菜名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译的，但是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译现象是可以使用必要的语言手段和翻译技巧来避免的。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音译法。音译能够避免直译或者意译带来的误解，是一种以原语言发音为依据的翻译形式。许多中餐菜名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的目标词汇，因而音译在菜名的翻译中十分常用，特别是翻译用地名、人名或地方语来命名的中国菜时，为了保持原有特色风味，往往可采用音译法，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和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比如：“麻婆豆腐”（ma po toufu）“东坡肉”（dongpo pork）“馄饨”（wonton）等。

（2）意译法。对于含有典故的中餐菜名，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找到对应的目的语表达形式时，一般采用意译法，用解释、删减、借用、改写等手段来翻译。比如，“芙蓉鸡片”译为“fried chicken slices with egg white”，就准确地将菜名翻译出来，还对菜的原材料做了简单的介绍，让读者能够明确地了解到“芙蓉鸡片”的原料和内涵，此意译的翻译方法直观而且通俗易懂。

（3）直译加注法。直译法是保持原文内容和形式的翻译方式，但简单的直译往往容易引起外国读者对中餐菜名的误解，从而达不到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效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来翻译。对于本身含有典故，直译无法体现其食材和做法的，我们可以采用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比如，“锅贴”，翻译为“Pan-Fried Dumplings”。

四、结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不断发展传播过程中又吸收了新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中餐菜名的准确优美翻译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要翻译好中餐菜名，必须要熟知中国菜系，了解中餐菜名的历史文化风俗传统，还必须要了解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找到中餐菜名与西方菜名的异同点，尽量让菜名的翻译越来越规范和标准化，从而准确地传达中餐菜名所赋予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充分考虑中美饮食文化观念的不同，进而使中国美食闻名世界。

参考文献：

[1]刘闯.浅析中餐菜名英译的不可译性及解决[J].校园英语，2012，（7）.

[2]侯雪菲.从英汉烹饪词汇语义差异看中式菜名英译[D].黑龙江大学，2009.

[3]美食译苑――中文菜单英文译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4]王才英.试论中国菜名的相对不可译及对策[J].长沙大学学报，2009，（7）.

[5]宋梅，陈丹.中式菜单英译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补偿策略研究[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2）.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文化差异； 军事留学生；饮食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2）09—023—03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国家实力在日益壮大的同时，军事力量也向着国际化的目标大步迈进。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派出官兵学员到中国学习军事理论、装备技术等，所涉及的专业和留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大部分中国军校对军事留学生的饮食实行与中国学员相同的“军事化管理，营区内保障”的管理方式，学员至少在工作日或有课时段在营区内食堂集体进餐，在允许外出的时段，学员有权选择在地方餐饮场所自主消费。

1军事留学生饮食的管理的特点

1.1 军事留学生饮食管理具有人员层次的复杂性

首先，学员们来自世界各国，在饮食习惯上本身就存在千差万别，在食材上就有着百般禁忌，在口味上更是众口难调。其次，军事留学生军衔差异大，上到将军，下到列兵，都可能是军事留学生的一员。大部分涉及外训的中国院校在现有条件下实行官兵共餐制，习惯了官兵分餐的军事留学生可能会出现心理上的不适应，甚至现实中产生摩擦，对中方的安排提出异议。个体餐饮消费水平的差异也是带来管理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军事留学生个人经济条件优越，有的则处于温饱线上，对同样的伙食常常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意见相反，这都是管理中常见的现象。最后，饮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不同人群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从食材的选择、烹饪方式、口味喜好、分餐方式、进餐习惯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例1： 某军校某期培训班人数较少，仅有十人，为此中方特意以招待贵宾的规格摆设圆桌，考虑到公共卫生，每盘菜放置公用勺一个，个人餐具可以不接触公共餐盘。但由于文化差异，学员仍然表示不接受多人共用一盘菜的用餐方式，即使明知用公勺公筷不产生卫生隐患，也无法消除心理上的不适感。中方只得以留学生人数较多时采用的自助餐形式摆设长桌，本以为是提升规格的圆桌，因为文化差异，变成了考虑不周，可以说这是外国学员“入乡随俗”失败了，也提醒管理方在涉及文化差异的决定上最好事先与学员进行充分的沟通。

1.2 军事留学生饮食管理具有军事外交的敏感性

军事留学生是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交流纽带，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好使者。“外事无小事”，管理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升到军事外交层面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军事留学生的饮食卫生与安全万一出现问题，尤其是如果出现了人数众多的集体性案例，轻则损害校方名誉，重则影响我军队形象甚至国家形象，甚至使中国的整个对外培训资质遭到质疑，因此，饮食管理中的危机处理至关重要。军事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带来了各自的处世方式，看问题的角度与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各有特点，所以文化差异产生的碰撞是理解危机产生原因的重要线索，文化交汇产生的引导作用对饮食管理中的危机处理具有重要的导向性。

例2：在中国某军校学习的军事留学生A，是一名带家属陪读的军官，一日其家属上吐下泻出现食物中毒的症状，中方立即派人送其上医院就诊。培训协议中明确指出家属的一切开销属留学生自费，但A提出其家属食物中毒与中方食堂不无干系，应当由中方承担部分医疗费，并指责中方管理不周。而事实情况是，当时只有A家属一人出现不适，而其他同期在食堂用餐的四十余名留学生无恙；食堂留样检测结果显示，48小时内所有菜品均无异样，全部达标；保洁人员提供线索说在A宿舍门前打扫出装有剩菜的塑料袋，袋内装有附近菜市场凉拌菜摊位所售的拌茄子。种种事实表明，A家属是因为食用附近菜市场销售的卫生状况堪忧的凉拌菜，加上夏季天气炎热食物容易滋生细菌，食物发生变质所致。因此中方一方面摆事实，讲道理，证明食堂饭菜安全合格，拒绝了A的赔偿要求；另一方面为A保留面子，绝口不提其家属食用外来不洁食品的事实，并向“水土不服”的A家属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向其他留学生再次声明食堂的饭菜安全可靠，并委婉提醒全体军事留学生在外就餐时须注意饮食卫生，防止发生类似事件；虽然此事与食堂无关，但中方还是通报相关部门，提醒食堂坚持严抓食品安全管理，坚持所有菜品48小时留样制度。推卸责任是人性的弱点而不是民族文化，在这点上一定要紧抓舆论导向，防止该学员的不妥做法割裂留学生之间、留学生与中方之间的关系；中方在此案例的处理过程中发扬了中华文化中“以和为贵”，既要讲事实又要顾及双方颜面的传统智慧，妥善处理了饮食管理中出现的突况。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7

随着陕西的国际影响力日趋提升，来陕的外国游客及商务人士数量也在逐年上涨。如果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除了能够品尝到陕西美味的面食，还能体会到其中的面食文化，对游客而言这无疑是一种享受。面食是陕西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陕西饮食中的一大特色。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面食不再是人们的饱腹充饥之物，已经成为陕西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承载着陕西饮食文化的积淀与创新。陕西面食种类繁多，数不胜数，据统计，陕西在西周、秦、汉、唐的历史上有记载的面食就达几十种，可见面食在陕西饮食文化中的重要性。 

面食翻译作为旅游翻译的一种，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游客以及传播当地文化，让外国人轻松的了解陕西的面食文化。近年来，翻译界对陕西面食的翻译和发展也逐渐升温，为陕西面食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相关的研究中，但是对陕西面食名称的翻译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本论文从陕西面食翻译的研究现状出发，以陕西省商务厅、旅游局官网公布的一些面食翻译及陕西一些著名酒店和饭店的面食翻译为语料，探讨陕西面食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翻译的基本要求，并就如何应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翻译方法。 

一、饮食文化 

1.中国饮食文化。饮食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人类关于食物需求、生产和消费等方面的文化现象，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食物与分类社会的关系。广义的饮食文化是指人类社会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包括饮食科学技术、饮食艺术和狭义的饮食文化。中国的饮食文化渊源流长，历史悠久，独具特色。自古以来，我们的先人就把饮食列入文化艺术的范畴，不仅满足于单纯的生理之欲，更要求色、香、味、形、器，甚至环境、礼仪、风俗等等全方位的审美、协调，同时还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紧密结合，构成了一个深具东方特色的饮食文化氛围，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异常发达，极富独创性，正是因为其发生机制内部条件的完善与多层次。中国饮食文化作为形态的一个基本生长点，与哲学、历史、宗教、伦理、美学、文学、礼仪和文化的传播等有密切的关联性。 

2.陕西面食文化。一个地方饮食习惯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和当地的物产紧密相连，陕西面食便是如此。陕西面食文化积淀深厚与陕西关中主产小麦有关。陕西渭河流域是我国的小麦原产区之一，早在文献记载的周人始祖后穗教民稼樯的助耕农业时期，这里先民种植的农作物中就有小麦。 

面食在中国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饮食文化来说，远古时候的中国是北方的“粟文化”与南方的“稻米文化”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自从先秦时期小麦传入中国之后，这种来自西亚的粮食作物就逐渐渗透中国北方的农业区；汉朝之后，小麦的规模已经足以取代传统的“粟”，而“粟文化”也就演变成“小麦文化”。 

陕西的“面食”文化，从可已考证算起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陕西面食文化的起始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制作面食，必须先把小麦加工成精细的面粉。我国在西周以前，加工粮食的工具主要用的是杵臼、棒和碓等，这类工具只能对谷物脱壳或加工成碎粒，很难磨制成精细的面粉。史料记载，春秋时期鲁国的能工巧匠鲁班发明了攻城用的云梯和多种木作工具，还创造了磨制面粉的石磨，1965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在渭北的秦都栎阳遗址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石磨，从而证实陕西关中地区最迟在战国后期已经有了用面粉制作的面食类食品了。陕西的饮食文化就如同陕西的历史一样博大精深，时至今日陕西的面食已有几十余种。 

三、陕西面食名称翻译研究现状 

2007年，陕西省商务厅联合华商报曾正式向社会公布陕西50种名小吃的英文名称，其中就有陕西的面食。并建议陕西省内的饭馆，酒店等服务机构推广使用这种面食的翻译名称。但是此次也仅包含部分陕西面食，并且未被广泛接受。现在陕西各旅游杂志、报纸和文化推广网络上所使用的陕西面食翻译名称五花八门，均不一致。同时各类译本缺乏统一管理，使同一种面食出现了不同种类的翻译，导致了面食翻译混乱，造成了对陕西面食的误解。 

2013年9月西藏民族学院宗丽娟发表了《从目的论角度小议陕西小吃民称的翻译》，2014年10月曹绮雯、展卫华在《读书文摘》上发表了《西安特色小吃的英译》；同年11月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的李庆明、王艳在期刊上发表了题为《跨文化背景下陕西小吃的名称翻译》；2015年7月西安工业大学的尚亚宁、睦春迎等人在西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的阶段性成果中发表了《陕西特色小吃的英译对策》，还有其他人发表的《西安特色小吃的英译》等，这些文章中都提到了一些面食名称的翻译。但是，以上研究都是从陕西小吃的翻译这个角度進行研究，面食的翻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并没有将陕西面食翻译单独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在中国知网上输入关键词“面食名称的翻译”，搜索到的相关论文都是关于山西面食的翻译，没有关于陕西面食名称的翻译。面食是陕西饮食中的一种重要食物，作为一种陕西饮食文化，不仅是旅游文化中的重要部分，而且相对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巨大的菜式来说，更能体现陕西的生活风貌，也更能让外国游客真实清楚的认识陕西面食的魅力和文化。但是目前对于陕西面食的翻译研究还不够充分，不利于陕西面食文化的对外传播。 

尽管陕西面食的翻译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有着显著的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相关的研究中，对陕西面食名称的翻译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有的只重视陕西面食的文化内涵，力求中国文化特色的保留，造成了外国游客对陕西面食的理解困难。有的只重视面食材料的翻译而忽略了其中的文化特征，使翻译僵硬毫无优美可言。此外，通过调研陕西一些大型涉外的餐饮企业和网站后，发现面食的各种翻译问题不胜枚举，这些翻译没能通过地道贴切的英文吸引外国游客的品尝和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陕西面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译法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修正。

    　四、陕西面食名称的翻译策略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的陕西是著名的文化教育大省和旅游大省，在全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面食作为陕西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对其英译名称进行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笔者将针对陕西面食名称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探索面食翻译的方法。 

1.音译+解释。陕西面品种繁多，数不胜数，虽说都是面，但是陕西面食把每一种面都做的与众不同，都赋予了深厚的文化。例如：Biangbiang面是陕西关中特色传统风味面食，是传统的陕西裤带面。因为制作过程中有biang、biang的声音而得名，特指关中麦子磨成的面粉，通常手工拉成长宽厚的面条。由上等面粉精制而成，用酱油、醋、味精、花椒等佐料调入面汤，捞入面条，淋上烧热的植物油即成。biangbiang面在大多数情況下直接被翻译为Biangbiang Noddle， 这种译法直接保留了它特有的文化，但是没有突出该面食长宽的特点，让不了解该文化背景的游客，并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面，故笔者认为可以使用音译+解释的方法，将其翻译为：Biangbiang Noddle（long-wide noddle），这样既保留了它的文化特色也让游客明白了它的特点。 

臊子面是陕西的传统面食，面条细长，厚薄均匀，臊子鲜香，红油浮面，汤味酸辣，筋韧爽口，老幼皆宜。陕西省臊子面历史悠久，尤以宝鸡市岐山县的岐山臊子面最为正宗。2007年陕西省商务厅联合华商报曾正式向社会公布陕西50种名小吃的英文名称中将岐山臊子面翻译为：Qishan Noddles with Ground Pork，这种翻译方法虽然突出了地域特征，说明了食材中的“臊子”有猪肉，避免了有些游客的宗教禁忌，但是并没有突出“红油浮面，汤味酸辣”的特点，所以笔者认为可以采用音译+解释的方法，将其译为：Qishan Noddles （hot and sour noddle with ground pork）.这样既突出了地域，也说明了“臊子”的食材和面的口感。 

2.直译法。陕西面食的命名除了以其隐喻的文化背景命名之外，还有很多是直接以原材料命名的。例如刀削杂酱面，菠菜凉面，麻酱拌面等。在2007年陕西省商务厅公布的小吃翻译中其中就有这些面食的翻译。“刀削杂酱面”翻译为“Knife-peeled Noodles with Meat Sauce”，“麻酱拌面”翻译为“Noddles with Sesames Sauce”，“菠菜凉面”翻译为“Cold Noodles with Spinach”，这样翻译能够让游客很直观的了解到面食的原材料，便于做出选择。但是商务厅在此次公布的小吃名单的翻译中也有“西府浆水面”，将其直译为“Western Style pickled vegetable Noodles ”，很显然这样的翻译方法是不准确的。“西府”在陕西是指关中以西，尤指宝鸡。如果将其直译为“western”不仅丢失了内涵的面食文化，还会让人误以为这种面食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西府”直译为“Xifu”或者是“Baoji”，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西府浆水面”直译为“Xifu/Baoji Noddles with Pickled Vegetable”， 这种译法既反映了地域特征和原材料，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3.意译法。陕西有一种面食小吃叫做“葫芦头泡馍”，葫芦头就是猪大肠与小肠连接处的肥肠，因做熟后状像葫芦头，葫芦头泡馍就是将肥肠与掰碎的馍加其他辅料、调料用肉汤泡制成。有的翻译直接将其翻译为“Hulu Tou”，这种翻译方法没有将原材料反映出来。众所周知西方国家是不吃动物的内脏的，这样的翻译方法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意译法，根据原材料来进行翻译。在英语里“chitterlings”就是指可食用的猪肠，“Hulu Tou（chitterlings in broth）”，这种译法不仅可以保留它的特色，还能让西方国家的游客清楚所包含的食材，避免饮食上的尴尬。 

五、结语 

陕西的面食文化博大精深，面食名称翻译的目的一方面是弘扬陕西面食文化，另一方面还要给游客提供简洁准确的信息，避免引起文化冲突。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除了要准确的反映陕西面食名称还要注意中西方饮食文化观念的差异。政府及各界也要重视陕西面食名称的翻译，不断的改进不足之处，形成统一的规范，以达到传播陕西面食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万建中.中国饮食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胡爱娟.饮食文化与现代旅游[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百度百科http：// baike.baidu.com，view，35693.htm？li=aladdin. 

[4]尚亚宁，眭春迎，孟静.陕西特色小吃英译对策探究[J].学术沙龙，2015.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8

（一）四川藏传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类型

1．主食。

四川藏传佛教地区以糌粑、面粉为主食。糌粑具有营养丰富、味香耐饥、携带方便且易于保存等特点，深受藏民的喜爱。糌粑主要由青稞、豌豆、玉米、燕麦炒磨而成。相对而言，青稞糌粑最为普遍，其中甘孜的水淘糌粑在州内最为著名。面粉主要有荞麦、玉米和小麦三种。荞麦面粉可以炕饼，也可以作荞面“搅团”；玉米面粉，用以做馍馍和“搅团”；小麦面粉主要用来做馍馍、锅块、面皮。

2．辅食。

四川藏传佛教地区的辅食分肉类、蔬菜、奶制品等。藏民主要吃牛肉、羊肉等。每逢吉日或重大宗教节日时，许多人只吃素，不吃荤。僧人食用的蔬菜种类较少，主要有土豆、萝卜、白菜、青菜等，其中土豆是最常见最受欢迎的蔬菜。另外，藏民还经常采集野菜和菌类来吃。奶制品是农牧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主要有酥油、奶饼、奶渣等。酥油是藏族人民主要的食用油，主要通过人工或机器从鲜奶中提取出来的。酥油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除了脂肪含量高外，还含有蛋白质、钙、磷、铁等成分，僧人食用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可以增强抵抗低温的能力。

3．茶和酒。

藏族人民喜欢喝茶，主要是因为茶不仅有助消化和提神解困外，还可以补充氧气和维生素。茶的种类主要有清茶、奶茶和酥油茶。其茶叶来自汉地，在锅中熬制即成清茶。奶茶是清茶熬好后，在茶中倒入适量的鲜奶制成。酥油茶是在清茶中加盐、加酥油，在茶桶中打制而成。酥油茶的营养丰富，有解除疲倦、提神醒脑、生津止渴、抵御寒冷的作用，早已成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也是款待远方客人的饮料。藏族人民同样喜欢喝酒，主要包括青稞酒和“咂酒”。其中青稞酒颜色微黄，酸中带甜，有“藏式啤酒”之美誉，是藏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也是欢度节日和招待客人的上品。

（二）四川汉地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类型

相对藏传佛教而言，四川汉地佛教饮食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汉地佛教饮食没有什么区别，主食一般是米饭、粥、馒头和面条等，这里主要介绍素食和茶，详细情况如下：

1．素食。

素食通常指用植物油、蔬菜、豆制品、面筋、竹笋、菌类、藻类和干鲜果等植物性原料烹制的菜肴。四川汉地佛教的寺庙素食较多，大多数集中于峨眉山和成都一带。比如，峨眉山仙峰寺的雪水泡菜，万年寺、圣水禅院的泉水豆花，大佛禅院的罗汉大斋。成都宝光寺的素餐馆、昭觉寺的素香斋、文殊院的素宴厅也是远近闻名。另外，在四川成都等城市开设了数十家素食餐厅，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追求健康的需求。

2．茶。

佛教的兴盛发达，对茶的广为传播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僧人在寺庙的附近广植茶树，精采细制，并十分注意烹茶技艺，以招待施主香客。四川地区盛产名茶，是古代茶马古道的起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蒙顶山茶和峨眉山茶。产于雅安名山县蒙山的蒙山茶，有“仙茶”之称，是我国的十大传统名茶之一。蒙山茶运往藏族地区，成为藏民必不可少的饮品。作为峨眉山茶代表之一的竹叶青，产于峨眉山海拔800米到1100米的中山区，采用的鲜叶十分细嫩，加工工艺十分精细。竹叶青的特点是外形扁平、肥厚带毫、两头尖细、形似竹叶。除此之外，其茶汤呈黄绿透明，喝起来有嫩竹叶的清香。

二、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特点

（一）原料的广泛性

四川佛教饮食原料的广泛性表现为举凡当地所产，几乎无一不可以入菜，甚至野菜亦可制成特色菜。以四川藏传佛教的饮食为例，有动物性原料的牛、羊、猪等；种植的蔬菜有萝卜、洋芋、青菜、白菜、四季豆、南瓜、韭菜等；采集的野菜有春尖菜、薄荷叶、苦菜、蕨菜、山油菜、羊角菜、麻芋子、石花菜等；采集的菌类主要有松茸、马鹿菌、青杠菌、熊掌菌、刷把菌、羊肚菌、荞巴菌、地蘑菇、包谷菌等。

（二）制作的独特性

无论是藏传佛教的饮食，还是汉地佛教的饮食，其制作方法都比较独特。比如甘孜州雅江扎麦区和道孚扎巴区一带，藏民杀猪不用刀，而是用绳子套住猪颈把其勒死，让血存于体内。然后用青稞草或麦草点火烧掉猪毛，在猪的处割一孔，取出内脏，用干草或青稞、麦子、干酸菜塞于猪腹内，用针缝合，缝口处再用灶灰掺水搅合成糊状密封，挂在室内，待其发酵，产生臭味时再食用。这样制作的肉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而且细嫩。

（三）口味的复合型

四川佛教饮食的口味是复杂的，鲜、香、辣、酸、咸、甜、苦及各种复合味都有，其中以鲜、香、辣、酸四味最为突出。鲜和香是四川佛教饮食口味最基本的要求，辣是受了川菜的影响，酸则是地方的风格。四川地区人们在冬季则用青菜制作酸菜，将其保存在坛罐中，到一定的时候取出来，不变味，可炒吃，也可煮汤。康定鱼通地区的酸菜远近闻名，当地有俚语道：“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偏偏。”四川峨眉山一带有一道菜叫酸菜苦笋汤，苦笋切成薄片，酸菜切成细条，干辣椒切成小段，兼具鲜、香、苦、辣、酸等味，颇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四）营养的健康性

佛教饮食崇尚清淡，无论是素食还是茶，对身体的健康是有益的。即使是四川藏传佛教的饮食，也是对人体大有裨益的。比如牦牛终身无劳役，逐水草而居，在其成长的一生中摄入虫草、贝母等名贵中草药，这样使得牦牛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牦牛肉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胡萝卜素、钙、磷等微量元素，脂肪含量低，热量高，对增强人体抵抗力均有显著作用，有“肉牛之冠”的美誉。青稞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突出的医药保健作用，主要含有β－葡聚糖、膳食纤维、直链淀粉、稀有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其中β－葡聚糖具有清肠、调节血糖、降低血脂和胆固醇、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三、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专门的保护规划

要想保护好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必须要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划。四川省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制定了《四川省川菜产业发展规划（2013—2015）》，其中指出完善川菜产业导向和空间布局，打造包括川西北藏羌在内的共五个特色川菜区，要结合峨眉山作为佛教圣地的优势，开发佛教素食菜品。这些内容只是涉及四川佛教饮食的开发规划，对于如何保护这些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却没有提及。作为川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对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划，这样才能促进川菜的全面发展。

（二）保护管理体系不健全

任何文化资源的保护都需要健全的管理体系，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也不例外。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保护不仅是寺庙和佛教协会的职责，同时也是政府和企业的职责。寺庙和佛教协会注重的是佛法和教义的宣扬，企业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效益，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他们三者之间要综合协调才能取得较好的保护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四川还没有建立健全的保护管理体系，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工作只能是一句空谈。

（三）本身特色逐渐消失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四川一些寺庙和景区的素食餐厅关注的是怎么迎合食客的口味，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这样导致佛教本身的饮食文化特色迷失，逐渐被外来饮食所代替，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在无形中被转移、被破坏，损坏了佛教真正的饮食文化吸引力。比如在相对偏远的阿坝、甘孜藏区，开设了形形的藏餐厅，刚开始还能保留本地藏族饮食的特色，但是，随着外来游客人数的增加和本地竞争的加剧，传统的口味和烹调技艺受到了挑战。这些藏餐厅不得不针对他们的需要，改变原有的食料，改进烹调技术，进行批量加工和制作，传统的藏餐特色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四）研究工作有待加强

作为川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四川佛教饮食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表现为个人零星研究，没有组建研究团队来进行集体研究。这样难以形成研究成果，也不能解决四川佛教饮食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四川的佛教饮食类型众多，各具特色，几乎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名人典故和文化内涵。尽管多年来，人们都努力地进行挖掘、整理，但至今仍未能将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研究和发掘整理。如何挖掘和整理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弘扬佛教饮食的绿色自然保健食疗，就成了相关学者和饮食行业人士解决的难题。

（五）技艺传承不通畅

由于佛教特色饮食的制作和传承大都沿袭师徒相授、家庭相传、口传心授等古老的方式，真正留有文字性东西的很少，且文字性的东西大都过于简化，使得四川佛教饮食中不少绝艺已达濒危状态。比如雅安南路边茶制作技艺，唐宋时就开始传承，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制作技艺和标准。南路边茶制作技艺主要分为采割、初制和成品茶加工三个部分，大部分靠手工完成。目前，一些工艺被完整保留下来，进行了改良完善。但很多手工操作的用具和工具正在消失，能操作使用的人也越来越少，其发展前景令人十分担忧。

四、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的措施

（一）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划

对于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保护，我们应该严格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科学制定《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规划》。这就要求四川相关政府部门牵头，成立专家小组，根据国家旅游局《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的标准和范围对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并做好相应的评价，参考佛教协会、餐饮协会、寺庙和企业的建议，编制出相应的保护规划。该规划中应该包括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类型和特点，包括如何保留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特色，如何加强四川佛教饮食手工技艺制作的传承，如何协调四川佛教饮食文化和外来饮食文化的冲突等内容。

（二）健全保护管理体系

健全现有的保护管理体系，需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职责明确、协调运转的保护工作机制，只有建立了恰当的保护工作机制，四川佛教饮食才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其次，颁布相关的保护法规，将四川佛教饮食文化保护工作纳入行政调控和法律轨道。对任何破坏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行为进行严惩，真正把保护工作落到实处。最后，将四川佛教饮食文化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职责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予以专项资金支持，这样从经济上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让各级政府有能力来管理。

（三）引导和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佛教饮食文化的制作技艺其实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树立全社会的保护意识。首先，可以考虑在佛教圣地附近建立一个以四川佛教饮食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的项目设计注意动静结合，游客可在这里了解其饮食历史、欣赏饮食艺术和学习饮食技术。其次，应该尽量去组织申报高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已有的部级和省级非物质遗产名录中，有关四川佛教饮食的很少。申遗成功能够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关注，申遗过程本身也是梳理、完善、健全、提升形象的过程。最后，要加强对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的舆论宣传，让广大民众了解饮食文化的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树立全民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保护饮食文化遗产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这是做好饮食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

（四）加大佛教饮食文化的研究力度

首先，组建调查研究小组，对四川佛教特色饮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调查与分析，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和思想进行归纳整理，建立相关的数据库，方便查阅、统计和分析。其次，可以考虑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成立省、市（州）、县三级饮食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最后，建设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研究与应用基地，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加快饮食文化的对策研究、传播普及和成果应用开发工作。

（五）加强保护工作的人才培养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9

1、饮食的象征意义研究

在饮食文化研究方面，有关饮食的象征性意义以及不同群体对其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讨论。首先，饮食承担着某种物质意义。Cook认为，饮食是“嘈杂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话指出，“一只鸡、一颗洋葱和一磅面粉不会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费者‘诉说’它们的故事”[10]。其次，饮食承担着社会文化意义。如Jackson等指出，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其社会文化意义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重塑，并认为饮食在商品链中以产品的形式传递了动态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一方面，饮食能够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志，反映人们的社会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阐述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用餐礼仪时，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运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种文化习惯和文明行为。另一方面，饮食被认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关于“我来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者该地方所承载文化的情感倾向。例如，Collins指出，对于韩国人来说，泡菜是他们身份的象征，米饭是他们最基础的食物，肉则象征着财富。同时，饮食能够作为人们体验其他地方习俗和文化的途径。例如，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餐厅往往会把活鱼活兽养在水缸或者笼子里供顾客选择，这种行为在当地文化中象征着食物品种多样、质量优良和新鲜。而西方的游客却会拒绝食用这些“新鲜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还会动的动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这种饮食的象征意义解读，即取决于饮食与人们的沟通，但这种沟通时常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形成某种落差和误解。

2、饮食的文化经济研究

近年来，标志人文地理学发展最显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强调商品文化，即经济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现代饮食产业通过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与饮食文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文化的表现形式。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饮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盖了整个饮食产业链，从饮食的生产、运输、零售和消费的各个方面探讨饮食所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和人地关系。关于饮食生产的研究往往将饮食与农业及其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食品种植和生产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中体现的人地关系。这些研究指出，食品农业受到食品贸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经济（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响，食品市场的“质量转向（turntoquality）”强调了对全球同质化食物的摒弃，而转向对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费，这一趋势影响了食物的种植和生产。同时，Marsden指出，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人类具有通过社会活动定义自然的力量，将“文化”嵌入农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环境认同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地理学者们开始从对饮食生产的关注转为对饮食消费的探讨。一些地理学者指出，空间、地方以及消费行为、消费循环和流通是经济地理学重构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与饮食的零售和消费相关的商品链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唤起的“双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识，改变了地理学家对“产品如何、为什么和在哪里生产”的无视状态，这些地理知识意味着消费者的权力在复杂的全球饮食文化的流通过程中显得越来越衰弱。同时，由于地方饮食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的地方性并成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遗产，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寻求新奇的饮食体验为旅游动机，体现城市地方特性的饮食便成为了识别和营销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饮食消费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对地方饮食体系构成了威胁的同时，也成为了为旅游目的地饮食产品再造的重要动力，推动了旅游目的地传统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构。Cohen和Avieli指出人们在旅游目的地的饮食消费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饮食经验、新鲜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响，认为游客对目的地饮食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总之，有关饮食文化经济问题的探讨是现阶段国外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关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关注饮食作为一种商品，在商品网络中体现的政治问题。在食品的生产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饮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对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从而使农业和农村都受到开放和冲突政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食品远距离运输的抵制、伦理消费和道德经济的出现，使消费者更加希望能够清晰获得食品的一切生产信息。这些道德消费者往往抵制垄断的跨国企业生产的食品，而倾向于购买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和健康的肉类，并支持本社区的农业活动，人们的这种行为使本国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较大的挑战。对于研究食品农业的地理学者来说，这些趋势使他们的研究从时间（通过记忆和忘记）、空间（通过连结和分离）、可见性和非可见性的视角探讨食品农业体现的道德经济以及个人和集体责任。而由于环境主义以及社会学科对自然—社会联系的关注，将饮食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探讨其社会作用也是饮食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有关食品销售过程的研究中，Redclift关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运（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虽然生产口香糖的原材料来自墨西哥，但是它到达美国之后，才被赋予了“出生证明”。同时，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高地森林的生产口香糖的贫穷人口，其利益的新生产和交易规则的实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个商品网络中，口香糖反映了权力不平等的地区政治经济对口香糖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人们日常饮食消费活动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过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居民的饮食传记研究，发现饮食是中东欧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系统崩溃之后）人们感知以及将自己放置于（或感觉自己存在于）戏剧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的最直观方式，同时指出，该地居民的饮食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自治权的差别性对待、反抗和承担，认为西方（发达）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东欧，也不存在文化霸权现象。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饮食业的商品链、商品流或者商品网络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责任问题，强调了食品所处的商品网络中蕴含的压迫和抗争。

4、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

关于饮食与认同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饮食所唤起的地方、种族或民族认同现象。以往研究表明，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能够产生和维持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认同，因为人们往往将美食和某种菜系与某个种族、民族或者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决定“吃什么”是维护种族或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核心举措。在有关饮食和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饮食探讨种族认同的发展和维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离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往往涉及到非白种人（边缘种族）如何被赋予异域风情的标签或妖魔化，边缘群体的饮食历史如何被忽视、挪用或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边缘化，以及这些被压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种人作者将某些食物与非洲侨民相联系，并使之成为黑人身份的表征，这事实上是从白种人的视角重新解读黑人的身份，并给食物贴上了种族的标签；Williams-Forson关注食品的失实描述（misrepresenta-tions）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鸡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的饮食生产和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文化和种族同质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国人在食谱写作中，往往会斥责美国白人对黑人食品的负面描述，并寻求根除烹饪种族主义（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饮食与移民的怀旧（nostalgic）情怀相连结，移民不仅运用故乡饮食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对故乡的怀念，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这些移民所创造的饮食体系，被称为怀旧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为它通过迁入地的食物再现了移民迁出地的饮食文化，体现了移民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以及在迁入地形成的乡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饮食行为反映出的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身份的认同，而是一种“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伦敦和悉尼两个多元民族购物街区附近的两名妇女（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则是拥有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的饮食生活传记，指出这两名妇女的描述是连续却存在差异的，反映了她们对想象的“亚洲”、“欧洲”和“世界”的认同。

二、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

从上述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扩散，关于饮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饮食的全球进程及其凸显的新型、动态的人地关系，饮食文化和饮食活动对空间的塑造，以及饮食空间意义的关注。这些研究趋势不仅体现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还凸显了人文地理学对“人”这一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强调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饮食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受到人口跨地方迁移的影响，饮食开始跨越地理边界移动，使得饮食的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带来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饮食同质化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也因此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的饮食形象和认同（一个地方饮食景观的总体形象），并剥夺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为了切断食品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认为是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带来饮食文化霸权和麦当劳化的同时，世界文化理论（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双向”的视角，强调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缠生产并再生产了地方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人们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象，使文化、身份认同和特定地方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弱，文化的全球互连则越来越普遍，其通过说明文化认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以及将地方作为文化的载体，强调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构和地方重构。一方面，对跨国主义的关注为饮食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学者们开始考虑跨国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购买、准备和消费饮食，认为人们对熟悉的饮食产品的消费，让跨国移民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产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园。另一方面，跨国主义的框架能够用于解释人们动态变化的饮食行为和体验。跨国主义将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行为及其对饮食的社会文化解读。同时，饮食产品的意义在跨国流通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总之，对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背景下的饮食文化研究往往着眼于饮食的差异性意义解读、商品文化和人们的复杂认同，凸显出饮食在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以及对人们认同的塑造作用。

2、关注饮食的意义以及人、饮食、物质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

大卫•哈维在课堂上提到，“我常问那些地理系新生，他们刚才那顿饭是在哪儿吃的。回忆制作这顿饭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对各个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的依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饮食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隐喻，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人们在吃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种感官对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义进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系，也就是说，吃是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该过程使饮食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是一种包含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文化现象。同时，饮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沟通系统的一个标志，并可以丰富饮食和饮食文化生产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饮食地理研究中，人们饮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被广泛探讨。例如，PeterJackson运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饮食的文化意义。首先，他认为印度饮食在英国的流行响应了英国市场对“亚洲时髦（Asianchic）”的热情，并指出有关物质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须重新关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仅仅只是解读其象征意义。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变化的家庭，变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将饮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讨饮食与家庭结构和人们家庭生活的关系，指出人们日常的饮食行为变得更复杂，并且人们更加关注饮食过程中体现的社会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为生活健康的问题。

3、从探讨饮食和饮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学研究，转向对饮食空间问题的探讨

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并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指出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现实中，空间的隐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这一趋势反映在饮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学开始对饮食空间研究进行关注。在国外饮食研究中，餐厅、食物市场、超市、厨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饮食空间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对象，其中的空间实践和人们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问题更是被广泛探讨的话题。

三、研究展望

段义孚说“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文明如中华文明一般重视烹饪的艺术和饮食所带来的愉悦感”，中国文化是“饮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国与饮食相关的地理学研究却相对比较缺乏，仅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饮食景观、饮食消费行为的时空分布等方面，个别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在城市饮食空间中的感知，及其在该空间中形成的复杂地方感，与国外相关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难以与前沿的地理学思潮对话，也难以为国际饮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贡献。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外饮食文化研究内容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国内饮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关注饮食体系所表征的人地关系问题

从时间—空间的维度来说，关于饮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食物对于不同的群体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二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对饮食意义的解读会产生差异。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尚浅，因此，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相互交缠的维度探讨国内不同尺度地方的饮食体系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动态、差异的人地关系。

2、关注饮食所反映的跨地方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是人口跨越较小规模地方边界的迁移，例如省际迁移和城际迁移，以及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些流动的群体如何用饮食来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又是怎样用饮食来适应新的生活？同时，人口的跨地方迁移或多或少地使迁入地的社会空间产生改变，形成新的饮食空间。这些空间如何被社会生产，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动态的社会边界，又是否成为人们跨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的焦点？为响应国际饮食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凸显中国特色饮食地理研究，并对我国城市中的跨地方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必要成为国内饮食文化研究关注的话题。

3、对饮食相关的文化政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关注

中外饮食文化论文篇10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因而食疗被广为提倡，食疗理论也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食疗不仅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我国古代饮食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继承和发展中国烹饪事业中不可偏废的一个重要部分。

“食疗”，即饮食疗法，是指根据食物的性、味、进入人体后归经不同，予以合理调配，用以收到维护健康和治疗疾病的效果。“食疗”源于人类饮食活动。我国古代医家认为“医食同源”，人类通过摄取食物，既可补充营养素，维持机体正常生理活动，又可预防疾病、益寿抗衰，更可治疗疾病。

中国传统烹饪的中心观念即“养生”、“调和”，食疗更是如此。

一 、食疗强调预防

1、无病防病

食物对人体的滋养作用本身就有最重要的预防价值。合理安排饮食可保证机体的营养，使五脏功能旺盛，气血充实。正如《素问·刺法论》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饮食又可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根据人体阴阳的盛衰，补充营养物质，调整阴阳平衡，可防止疾病的发生。如：用动物肝脏预防夜盲症，用海带预防甲状腺肿大，用水果、蔬菜预防坏血病等等，均属此类。此外，还可发挥某些食物的特异性作用，直接用于一些疾病的预防。如用葱白、豆豉、芫荽等预防伤风；用大蒜预防外感和腹泻；用绿豆汤预防中暑等等。近年来，人们还主张用生山楂、红茶等食品降低血脂；用玉米粥预防心血管病。

2、有病防变

人体在患病之后，更需要注意营养卫生，并以饮食作为调治疾病、防止病情加重或并发其他严重疾病的重要手段。这就是要人们注意不要一味用药物攻伐病症，而应该用药物除去大部分疾病以后，随即用饮食调养正气，祛尽余邪，防止中医所谓的“食复”、“病遗”。

3、抗老防衰

中医认为，饮食的这种作用是通过补精益气、滋肾强身而产生的。精生于先天而养于后天，精藏于肾而养于五脏，精气足则肾气充盛，肾气充则体健神旺，为人体各种活动的物质基础，此益寿、抗衰之关键。因此，进食宜选具有补精益气、滋肾强身作用的食品，同时注意饮食的调配及保养，达到抗老防衰的作用。

二、“食疗”的实施需综合分析多种因素

1、因人

儿童处在生长发育阶段，“成而未全，全而未壮”，需要保障充足营养供应。但营养过剩、零食过多、过杂，鱼、肉、鸡、鸭等油腻厚味太多，易使孩子消化系统难以吸收，胃肠负担过重，损伤脾胃，正如古人言“欲速则不达”。

青壮年机体旺盛，体质坚实，精力充沛，最忌饥饱无常、暴饮暴食或寒热无度、饮酒过量。

年老之人，身体日趋衰弱，脾胃功能减弱，此时在饮食调养上提倡：清淡、温热、熟饮，而禁忌油腻厚味，粘硬、生冷之品。

妇女在经期、妊娠、产后、哺乳等特殊生理情况下，血液易亏损，身体虚弱，此时饮食上宜注意益气养血，应多食一些补气养血的食品，诸如小米、大枣、鸡蛋、鸡、红糖、鱼、肉之类。

2、因时

自然界四季气候的变化，对人体有很大影响。自古以来，我国传统养生法中即有“四时调摄”之说。元忽思慧《饮膳正要》：“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秋气，且食麻以润其燥；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如春季阳气升发，人体新陈代谢也开始旺盛，饮食宜选辛甘温之品，忌酸涩；宜清淡可口，忌油腻、生冷之物。辛甘之品可发散为阳以助春阳，温食利于护阳，如葱、荽、枣、花生等皆宜，但不宜大热、大辛之食，如参茸、附子等。

3、因地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自然条件、人文、物产情况不一样，因而人的饮食习惯、体质以至所患疾病亦各有异。如北方气候寒冷，人欲增强御寒能力，必须肾气旺盛以化生阳气，中医认为咸味可助肾气。据现代御寒理论，适当地多食咸味食物可增强人体抗寒能力。南方气候潮湿，宜多食甘甜之味以补中焦脾胃。如我国四川一带地处崇山峻岭，人易感之，故宜以辛辣、辛香之发散作用，辟秽化浊。再如山西一带，地处高原，气候干燥，故宜以酸之收敛特性，敛养人体津液。

三、“调和”是食疗的理论基础和实施原则

健康人摄取食物时，五味比例协调则人体阴阳、气血脏腑机能协调，正气旺盛。偏嗜五味中的某一味或某几味，则可由于五味所偏导致脏腑机能失调，正气受损，病邪乘虚而入，是为诸病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