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11 21:30:3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

篇1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com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sm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1〕〔2〕〔3〕〔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16,33,64,76,639.

〔5〕〔7〕〔8〕〔9〕〔20〕〔2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 .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1,40,2,36.

〔6〕〔17〕〔18〕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6,278,3.

〔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5

〔11〕杨盛标等.工程范畴演变考略[a].工程•技术•哲学[m].刘则渊主编.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37.

〔12〕于光远等.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06.

〔13〕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9.

〔14〕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87.

〔15〕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56.

〔16〕刘兵.新人文主义的桥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49.

篇2

关键词:《美丽新世界》 反乌托邦 文化管控 文化断层

乌托邦文学指的是以文本为载体,体现了乌托邦思想的作品。一般而言,乌托邦文学主要是指乌托邦小说①。学者姚建斌从文化与美学的角度对乌托邦文学的阐释较为详尽②。他认为“乌托邦小说(含反乌托邦)是一种叙述体的文学样式,它借助高度惊人的想象力展开叙述,以独特的虚构笔法描绘一个理想社会,通过放大、夸张现代社会中的制度弊病、文明弊病,来达到讽刺、批判的目的。”③《美丽新世界》作为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在众多反乌托邦小说之中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美丽新世界》中“新世界”所采取的文化管控手段对于书中社会所造成的文化断层方面的影响。

一、“文化管控”与“文化断层”的含义

(一)文化的概念范围

“文化”是一个定义极其复杂、多样的词语,本文中的“文化”主要参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Cultural Materialism)中关于“文化”的定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重点关注的是艺术(主要是文学)、文化,通过艺术与文化来考察阶级、民主,进而考察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④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美丽新世界”之中存在的“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⑤。“文化”在本书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与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中的“文化”定义相近:

1、文学和宗教知识,它们在“美丽新世界”中被禁止,例如:《圣经・新旧约全书》、《效法基督》、《宗教经验种种》、莎士比亚全集等。

2、科学理论知识,即“美丽新世界”中对于胚胎孵化孕育等技术的使用说明。除此之外任何可能诞生新生事物的科学实验和研究发明都被“美丽新世界”所禁止。

3、价值观认识。对幼儿播放广播,进行“睡眠教育”,向幼儿灌输性学、阶级意识、服从意识等价值观,使幼儿只会重复广播内容,无法进行思考,思考能力被抹杀。

4、日常生活:国家鼓励孩子们从小进行性游戏,受到性熏陶,将性滥交当做常态,对坚贞以及怀孕感到羞耻;每个人通过唆麻获得生理,遗忘一切痛苦。

(二)文化管控

文化管控,是指政府对于文化的具体内容进行管控和限制,使人们接触有限的、有针对性的文化内容的措施。在本书中,“新世界”的文化管控手段具体表现为两种:划定思想和愚民。

划定思想,首先要消灭以往的文明痕迹。第一是销毁以前的所有书籍,尤其是宗教和文学书籍。除了总统的保险箱内还剩余几本《圣经・新旧约全书》、《效法基督》、《宗教经验种种》和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暴风雨》等书籍,“新世界”中再也没有任何文学或宗教方面的书籍。所有的民众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有文学和宗教书籍的存在。书中的“野蛮人”这一人物是“新世界”之外的来客,他给“新世界”带来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此时“新世界”中的民众普遍都看不懂,而且将此类书籍视为异端、异类。第二是让宗教思想绝迹,因为宗教可能会唤起人的激情和狂热,“新世界”必须消灭宗教,消除一切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新世界”以信仰工业文明取代信仰宗教,以科学至上的价值观取代崇拜上帝的。

其次是只留下科学理论、结论,严禁科学发明和实验产生新的科学成果,试图将科技文明始终维持在当前的水平。“野蛮人”的母亲琳达,曾经在“新世界”的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工作过,但她只知道按照机器使用说明书来操作,只会背诵说明书的科学结论。“野蛮人”向母亲询问机器的运作机理时,她根本无法回答和解释。总统以前曾经是一位科学家,他想要进行科学实验以发明新生事物,于是遭到“新世界”的威胁:若是继续坚持研究,就要被驱逐至荒凉、不开化的地区。总统面对威胁,放弃了做实验的想法。由此可知,一切科技创新的幼芽才刚刚萌动,就会被“新世界”扼杀在摇篮里,因为“新世界”容不下任何异类。科技创新会打破“新世界”现有稳固的社会运转模式,也是不被允许的。

愚民手段则主要表现在两个具体方面,一是给民众灌输“新世界”想要的价值观和知识。睡眠教育是在幼儿睡眠的过程中,以播放广播的形式向幼儿灌输符合“新世界”的价值观和“新世界”认可民众去了解的知识。广播就是以无数次的重复向人们灌输所谓“真理”,让这种价值观根深蒂固。二是通过制造生理麻痹人的自我意识。在人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可以通过唆麻来排遣,性滥交反而成了百姓生活常态,民众有了唆麻和性滥交两大方式获取生理,就不会再有精力去追求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生理的满足让民众沉湎于个人欲望,再没人想探索创新,推动社会进步。

(三)文化断层

文化断层的概念,最早源自孙关龙于2001年率先提出断层文化的概念和“断层文化论”⑥。断层文化论的核心观念:文化是断续发展的。孙关龙认为,“文化普遍有断层,是断续发展的,而不是学界所有书籍中所主张的连续发展、不间断地积累的。文化的演化主要是间断的、突变的过程。”⑦

本书中的文化断层现象,间断、突变的过程主要体现在“新世界”在文学、宗教、科学、价值观等传统文化传承中产生文化断层,乃至文化消失。

1、文学和宗教的所有书籍和文字记载的消失。除了总裁有私人收藏一份,其余都在“新世界”被消灭;

2、科学技术发展停滞。不允许现在、以后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

3、“新世界”创造了一套新的价值观。将以前的价值观都替换了。

二、“美丽新世界”中文化管控的表现及影响

在《美丽新世界》中,极权政府利用科技工具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以达到社会“稳定”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文化领域严加管控,极力贬低甚至消灭文化,造成了文化断层,主要表现和影响是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文化传承产生断层;2、文化的教育功能萎缩;3、形成扭曲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

传统文化的传承被强行中断,新的文化却并没有发展起来,“文化”整体上走向了终结。“美丽新世界”割裂了与以往文明的联系,在社会各个方面形成一套新的系统和体制。小说背景是“福帝632年”,经过几代人的巩固和发展,“旧文化”基本被消灭殆尽。福特取代了上帝,十字架变成“T”字架,工业文明变成了人类文明的起步,这也是“新世界”中充斥的消费主义和技术崇拜的源流。信仰的转换带来的是传统观念的全面崩塌,“爱”被贬低而“欲”被宣扬,“自由”被排斥而“服从”被拥护,独立的人格和个性被社会化的集体取代。在总统对参观的孩子们讲述“历史”时,他多次使用这样的表述:“有一种叫基督教的东西竟然强迫妇女怀孕生孩子……”“有一种东西叫自由主义……”由此可知,传统文化在当时不仅被禁止,更是被“社会进步”所抛弃的“糟粕”。传统的文化精神和成果被轻易否定,消失在“新世界”机器的轰鸣声中。

文化的教育功能被技术手段代替,人在学习中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意识丧失。“美丽新世界”中,科技水平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尤其表现在胚胎技术上,人类由胎生变成“瓶生”,可以进行通过社会需要进行条件设置,实现批量生产。人由科技的使用者沦为受科技支配的工具,从独立的个体变成庞大社会机器中一颗没有自主意识的零件,所作所为都是为集体服务。新世界中推行种姓制度,低种姓的人生来就被设置成丑陋、低智商甚至“半”的形象,做着最辛苦的工作,这种设定决定了他们不会有文化需求。而高种姓的人同样是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知识和技能,但自己却无法理解文化本身。“野蛮人”的母亲琳达会读操作说明书却解释不了“野蛮人”关于说明书的疑问。这就得咎于“新世界”的教育模式:将已有的理论、观念和指令植入人的头脑,不断重复使之成为“真理”,人们只用记住这些被灌输的要求并严格遵守,没有作为独立个体自主思考的能力,文化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载体和受众,在“新世界”中走向消亡。

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被剥夺了,和性滥交填补文化的空白,成为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和精神依赖,由此形成的扭曲的价值观与社会风尚却人人推崇。统治者借倡导人们追求生理控制人的心理和行为。“唆麻吃一片,烦恼全不见”,一粒小小的药片可以消除所有烦恼,让人得到绝妙的幸福体验,不会再有任何焦虑。琳达就是唆麻的牺牲品,她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几乎全部是在唆麻假中度过的。大量的药剂侵蚀着她的身体,将她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怪物,并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用药物来控制感觉,永远让人感到“幸福”,这样的社会表面上是稳定、美好的,实则畸形、病态。

“新世界”的另一个特点是男女交往的随意性。他们信奉格言:“每个人是属于彼此的”。同种姓之间的男女可以随意发生性关系,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玩“性游戏”。看似荒诞的场景,在“新世界”中司空见惯。“爱情”和“家庭”是肮脏的,“”更是个笑话,人们只追求生理欲望的满足。唯一把爱情放在崇高位置,恪守道德的却是被视为“野蛮人”的约翰。他爱着美丽动人的列宁娜,把她视为女神,可当列宁娜主动向他投怀送抱时,他的原则还是战胜了。约翰是清醒的,在“美丽新世界”中,清醒带来的却是孤独和痛苦。人们嘲笑约翰的“野蛮”,在他为琳达的死痛哭时冷漠围观,在他扔掉唆麻大喊“自由”时愤怒压制,在他鞭打惩罚自己时像看猴子一样看热闹,殊不知他们才是最可悲的,表面上是“文明人”,实际上只是集体无意识的奴隶。

三、“美丽新世界”中文化现象的现实启示

《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场景看似极端、荒诞,但并非完全脱离现实,而是与现实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可以说,赫胥黎的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比奥威尔在《1984》中塑造的阴森可怖的极权社会更准确地预言了人类社会的走向。

“美丽新世界”里有一个巨大的矛盾――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和人文学科极度衰弱,而这种科学主义毋宁称为“技术崇拜”,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以福特取代上帝,将“T”型车问世作为公元纪年的标志,机器被赋予神圣而崇高的地位,“美丽新世界”里的每个人,也生活在技术的支配与控制下。表面上看,人是机器的使用者;从深层分析,人实际上已经沦为机器的奴隶。首先,人变成了胚胎技术的产物,生育被“制造”取代,从根本上导致了人的异化。其次,人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不同种姓的人被按照条件设置批量生产,以满足社会各种需求。人的智力和情感都可以被技术设定,他们永远感到快乐和满足,无需思考,无需面临精神上的痛苦,生活在无知的幸福中。

三次技术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科学不断进步和技术持续革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然而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它为人类带来的便利之外,更要警惕它对人思想的异化。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里提到,电视时代的到来使娱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教育和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被电视话语重新定义,人变得浅薄和无知,“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的确,我们看到电视上充斥着各种哗众取宠的娱乐节目、情节和内容都很雷人甚至漏洞百出的“神剧”,网络中泛滥着空洞无聊的各种“心灵鸡汤”和庸俗低下的段子。现代人沉迷于这样的“快餐文学”,接受的知识越来越片面化、碎片化,在肤浅的娱乐和中逐渐迷失了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主体意识丧失,使娱乐变成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盛大狂欢,热闹的表现背后是精神和文化的荒芜,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思想真的被机器所左右,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一部充满想象色彩的科幻小说,更是一部力透纸背的警示录。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失去了文化精神的社会是多么可怕,其可怕之处不仅在于极权统治对文化的消灭和管控,更在于技术控制下人们自由意识和质疑思想的缺失而不自知。外界的压迫也许会带来隐蔽处的暗流涌动,但从内部造成的精神毁灭更会使整个社会变成一潭平静的死水,永远泛不起一点涟漪。

注释:

①李媛,反叛与延续――从“反乌托邦三部曲”看反乌托邦小说[D],江西师范大学,2009:5-6.

②白晓荣,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小说研究综述[J],大众文艺,2011:166.

③姚建斌,乌托邦文学论纲[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58-61.

④梁锦才,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08:14.

⑤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9.

⑥孙关龙,断层文化论[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09-25.

⑦同上,第11页.

参考文献:

[1]阿道斯・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M],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邬晓燕.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与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姚建斌,乌托邦文学论纲[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03-24(57-66).

[6]孙关龙,断层文化论[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09-25(7-12).

篇3

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网球文化;发展;体育教育;影响

在整个世界中,网球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网球游戏的产生而产生的,网球游戏是网球文化展开的基础。随着世界网球文化的不断发展,其展现了诸多的优势因素,尤其是在文化理念和文化教育方面。至此,我国体育教育需要积极吸取世界网球文化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以世界网球文化为背景进行优化和改革,使我国的体育教育真正的与世界接轨,成为全民教育的一个根本。

一、当今世界网球文化特点

在世界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中,世界网球文化也在积极地发展和进步,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呈现了一种上升的趋势,网球文化所覆盖的面积更广,影响的范围更广。随着各种先进理念的融入,当今世界的网球文化已经具备了几乎所有体育项目的优点,在积极吸取其他体育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不断的发展网球文化。从目前来看,世界网球文化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人本理念加强

人本理念是当今社会中一个较为主流的理念和思想,无论在任何领域,人本理念都成为了一种先进的指导理念。世界网球文化也充分的结合人本理念,将人本理念应用到网球文化中,使网球文化成为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不断的对网球文化进行扩展和应用,提升了网球文化的综合品味。

(二)科技化发展趋势明显

科技化的特点在当今世界网球文化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无论是在世界网球文化的竞技规则的设定,亦或是网球文化的形式的革新,以及网球文化的管理方式等等,都突出的体现了世界网球文化的科技化特点,这种科技化的网球文化发展体现了网球文化的现代性特质。

(三)网球文化全面化发展

世界网球文化的全面性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网球文化的内容上,还体现了网球文化的本质上,网球文化融合了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化,并在其他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世界网球文化更是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以民族文化为基础,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依托,综合的进行发展和创新。

二、世界网球文化发展对我国体育教育的影响

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对我国体育教育来说是一种不竭的动力。世界网球文化使人性化理念和科技化理念进一步融入到了网球文化中,并融入了世界因素,使网球文化具有世界特点。随着世界网球文化的不断发展,其对我国体育教育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在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上的改革上有着积极作用。

(一)体育教育内容趋于国际化趋势

网球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是以国际化为基础的,换言之,网球文化的发展结合了大量的国际文化,网球文化融合了国际奥林匹克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体育文化的魅力,更将网球文化与世界体育精神深入的结合起来。伴随着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我国体育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也趋于国际化,积极的融入了世界元素,带动了我国体育教育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可以说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使我国体育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得到更新,带动了我国体育教育与世界体育文化的结合,从而积极吸取世界先进体育文化教育内容。因此,在我国体育教育内容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今天,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体育教育内容的更新与进步,体现了体育教育的广阔性和涵盖性。

(二)体育教育形式多样化

世界网球文化本身就是对世界体育文化的一种综合和应用,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世界网球文化区域规范化和人性化,使网球文化在形式上多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网球文化形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体育教育,促进了我国体育教育形式上的多样化。我国传统的体育教育整体上呈现单一的色彩,尤其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常规化教育已经成为了一种基本形式,且不容动摇,但是随着世界网球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许多先进的因素已经融合到我国体育教育中,尤其是在教育形式上,我国的体育教育吸取了世界网球文化多元化的文化形式,使我国体育教育得到了创新,无论是在学校体育教育还是在社会体育教育中都能积极的进行教育方式的拓展,从而使体育教育灵活化和多元化。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影响了我国体育教育的方式,促进了我国体育教育形式的多元化发展。

(三)使我国体育教育趋于社会化

体育教育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体育教育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而网球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贵族文化,起源于贵族,在传统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贵族运动方式。随着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网球已经不再是贵族的一种活动,反而演变成为一种平民化的体育活动。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使网球文化吸取了众多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平民因素,这有力地带动了我国体育教育的社会化发展趋势。我国体育教育受世界网球文化的影响,其作用范围已经超出了原有的限制,在社会阶层上得到了扩展,体育教育已经成为了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群众的一种教育方式,学校体育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为社会体育教育奠定了基础,使体育教育几乎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种必备元素,将体育精神彻底的融入到了社会阶层中,奥林匹克精神也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一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动力。世界网球文化的社会化发展使我国体育教育更加接近群众,具有群众性和社会性。

(四)促进体育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在当今社会中,教育层次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有了本质的提升,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使成为了体育教育与现代化教育的结合点,促进了体育教育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首先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体育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方式,使体育教育趋于科技化,这种科技化的体育模式已经与世界网球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共鸣,在这种共鸣的基础上使世界网球文化更加具有科技感,以此为基础的体育教学也将极具现代教育气息,赋予科技化特色。同时,在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体育教育可以从中吸取先进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通过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创新来全面的带动体育教育的发展,使我国体育教育科学化。第三,体育教育需要打破常规,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促进体育教育的全面性进步,保证体育教育效果的体现。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为体育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体育教育在改革的过程中与现代教育思想结合,带动体育教育的科技化发展和进步。

(五)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教育者素质的提升

现代网球文化是综合性的发展,要求体育教育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其中不仅仅包括体育知识及体育技能,还需要教育者能够从人本理念角度出发,从根本上带动体育教育的发展,并建立人性化的教育方式,这就要求体育教育者能够有更强的精神动力和支持。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体育教育者综合素质的不断提升,更促进了我国体育教育者与世界体育文化之间不断的沟通和交流,带动体育教育者的全面性发展。

三、以世界网球文化为背景的体育教育优化对策

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为我国体育教育的优化和升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从具体实施上都促进了我国体育教育的改革。那么,以世界网球文化基础进行我国体育教育的优化和升级需要进行一下方面的努力:

(一)完善教育理念

我国体育教育一直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没有充分的体现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随着世界网球文化的不断发展,为我国体育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教学理念。那么,我国在体育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就需要积极利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从根本上推动体育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不断的完善教育理念。比如说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延伸了人性化教育理念,那么,我国体育教育就可以以延伸的人性化教育理念为基础,进行适当的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结合我国体育教育的世界情况,进行教育理念的创新。教育理念的创新是我国体育教育获得本质发展和进步的源泉,我国体育教育只有从理念上进行创新,才能迎合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需求。

(二)科学的教学目标

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将奥林匹克精神全面的融入到了网球运动中,使网球更加符合人们的运动需求,同时又不是竞技的色彩。我国体育教育就要吸取世界网球文化发展的这样一个特点,建立科学的教学目标,以科学的教学目标为指导进行体育教育的展开。从我国体育教育的现状来看,我国体育教育需要将教学目标首先定位在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彻底的解放体育教育,并融入科学化的教学理念,使教学目标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符合当今学生的需求,促进体育教育教学目标的优化和升级,最终体现体育教育的全面性发展。我国体育教育在教学目标上的改革是体育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世界网球文化发展下的产物。

(三)教学结构合理化

教学结构合理化是我国体育教育在世界网球文化发展背景下需要做的又一个努力,体育教育需要建立合理的教学结合,将体育教育真正的落实为一种终身教育,使受教育者能够切实的从体育教育中受惠,使身体和心智能够因为体育教育而获得突破和发展。因此,体育教育的发展需要结合教学结构的优化而进行,改革我国体育教育,使体育教育与世界网球文化内涵相结合,并真正地带动我国体育教育的发展。

(四)突破传统的体育教育理论

传统的体育教育理论是限制我国体育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想真正的在我国体育教育中融合世界网球文化的精髓,就要进行理论的突破,打破传统体育教育理论的束缚,进行突破和扩展,使我国体育教育能够从根本上发生转变,获得实质性的变革。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网球文化也在不断的进步,世界网球文化的发展更带动了我国体育教育的进步,以世界网球文化为背景,我国的体育教育需要在教育理念上不断创新,在教育形式上不断创新,在教育内容上不断创新,从而促进我国体育教育逐步与世界体育接轨。总之,在世界网球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我国体育教育需要积极的借鉴和吸取世界网球文化的精髓,带动我国体育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崔波.苏南地区普通本科高校网球教学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1(3)

篇4

《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CA)

《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简称CA,是世界最大的化学文摘库。也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最为重要的化学、化工及相关学科的检索工具。《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收录世界上150多个国家、56种文字出版的16000种科技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资料汇编、技术报告、新书及视听资料,还报道30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的专利文献。收录的文献占世界化学化工文献总量的98%,该数据库是世界化学化工领域最权威的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创刊于1907年,由美国化学协会化学文摘社编辑出版,CA报道的内容几乎涉及了化学家感兴趣的所有领域,其中除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外,还包括冶金学、地球化学、药物学、毒物学、环境化学、生物学以及物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CA特点:收藏信息量大、收录范围广。

荷兰《医学文摘库/医学文摘》

《医学文摘》收集内容广泛,不仅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还包括与医学相关的许多领域(生物医学工程、卫生经济学、医学管理、法医学等)。创刊第一年只有8个分册,目前有42个分册,各分册的文摘统一用英语刊出,每一个分册代表一个学科。EM各分册根据其学科的大小和收录文献量来确定年卷期的多少,各分册根据文献量的多少,每年出1-4卷不等,每卷出8、10、12期不等。收录期刊达5400余种,其中属于纯医学类的有3000种左右,这类期刊中的大部分论文都以文摘形式报道;属于与医学相关学科类的有2400余种,对这类期刊的论文只选有关文章做摘录。EM与IM所收集期刊的交叉量为1700余种。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用英文出版的大型医学文摘,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二次文献之一。

俄罗斯《文摘杂志》(简称PЖ/AJ)

于1953年创刊。收录了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66种文字的科技文献,包括22000多种期刊、10000多种图书、6000多种连续出版物、15件发明证书和专利以及会议录、科技报告、标准等。是目前世界上引用出版物最多、报道量最大的一套文摘刊物。其所收录几乎包括了所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

美国生物科学数据库(BIOSISPreview简称BP)

《美国生物科学数据库》是由美国生物科学信息服务社(BIOSIS)生产的世界上最大的有关生命科学的文摘和索引数据库。BP收录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500多种期刊和1650多个会议的会议录和报告,每年大约增加28万条记录。报导的学科范围广泛,涵盖所有生命科学内容,其中包括(不局限这些学科):空间生物学、农业、解剖学、细菌学、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s)、生物化学、生物工程、生物物理、生物技术、植物学、细胞生物学、临床医学、环境生物学、实验医学、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等。

《科学文摘》(ScienceAbstracts,简称SA)

《科学文摘》(ScienceAbstracts)是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EE)出版的检索性情报期刊。1898年创刊。供查阅有关物理、电工、电子学、计算机和控制方面的学科文献,简称SA。该刊主要报道由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的情报服务处搜集的文献,其来源包括世界各国出版的各种文字的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资料、专利和图书等,取材较为广泛。

篇5

高端人才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灵魂

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体现为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硬实力是指人均GDP、资源、能源等;软实力是指影响力、科技水平、制度与政策、人才资源、信息等。硬实力重在实现该城市控制力的雄厚基础与坚强后盾,软实力的本真力量在于实施影响力,实现该城市的辐射力和主宰力,进而实现该城市的主导地位。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均要以高端人才为灵魂。缺少了高端人才,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将成为乌托邦式的理想,因而高端人才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根本性条件。

科学是实力的基础,也是实力得以延伸的条件。无论是战略性产业还是新兴战略产业,都无法游离于科学知识之外,必须依赖于知识及对科技的应用。战略通道需要建设现代化的、立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因此构建国际性的资源流通和有关产业的梯度转移性通道,都要涉及到知识及科技的应用。“从本质上讲,世界城市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是世界文明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中心,也是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体。” 伴随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后工业化的现代产业必将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支撑,知识与信息是其最重要的生产性要素。高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业将成为相应的产业形式,支撑着世界城市的经济辐射,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和更新换代。世界城市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需要通过全球资源配置来实现,以体现出城市组织的控制权力。这就要求世界城市拥有更多的高端人才,高端人才越多,其全球贡献率越高,进而对全球的控制力也必定越强。高端人才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巨大内驱力,成为推进科技创新、城市产业优化升级、吸引与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充分实现城市增值的生力军和力量源泉。

鉴于此,北京世界城市的建设离不开高端人才的培养与储备,除了吸引外来人才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北京独特的“文化中心”功能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培育高端人才的机制与环境,凝聚高素质人才,培养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端人才―研究生。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既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实践的需要,也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高端人才的培养绩效,培养不出全球性高端人才的城市很难在全球教育中起到引领作用,自然也不可能称之为世界城市。换言之,对高端人才的培养既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职能,也是北京实现世界城市的重要支撑点和基础。

科学责任是高端人才的本质内涵

对高端人才的理解,人们通常会认为是具有学术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等的人才。这种理解本身并没有错,但忽视了责任意识也是高端人才的本质内涵。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德性”,意在表明责任感是知识与智慧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科学责任,即高端人才既要具备渊博的才识,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又要充分考量科技为人类带来的风险,恰当评估不确定性风险给人类构成威胁的可能性,权衡利弊得失,进而作出有利于祖国繁荣昌盛、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有利于人民安康生活的贡献。

作为高端人才的研究生,一方面要求精通渊博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要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从而造福社会,这才是高端人才培育的真正目的。“如果那种以维护人类利益(即维持人类社会)为核心的美德(公正)不与对知识的追求相伴随,那么,那种知识是孤立的、没有成果的。”知识掌握在不同人手中,其所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这是由人的价值观所决定。具有优良品德和高尚责任感的人,必将用知识和科技为人类谋善,进而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反之,那种以自利为价值取向的高端人才,必将为了自我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高端人才如果从社会利益角度考虑,处处为善,将会为社会创造出无穷的财富,但如果他们为恶的话,也将会为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正如核能可以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一样。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建设世界城市,责任的概念不断地被扩展,以适应不断创新的技术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科技发展到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效应,无疑是高端人才所推动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技所产生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也是高端人才始料未及的。在科技创新所产生的机遇和风险均可能同时出现时,科技创新的高端人才就不得不担负起化解风险与治理风险的责任,进而在选择机遇还是选择风险方面,作出利弊权衡,这便是责任感的重要内容。“在选择相互冲突的责任时,应把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那类责任放在首位。”毫无疑问,高端人才决不能缺乏责任意识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可以使他们抵御当前的功利,进而将科技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一个人如果忘记他在这方面对自己和对社会所应尽的义务,就表现得不仅可憎,而且可鄙。”不能对社会尽科技责任的高端人才又有何用。教育要顺应时代的需要,当下不能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担当起科学责任的研究生教育是不足取的。

北京世界城市需要科学地建设,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力量,恰当取用科技利人之处,化解科技可能带来的风险,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去谋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之路。北京具有“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独特优势,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北京的城市发展,提升了北京的综合实力,推进了城市文明程度和文化软实力,增强了北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北京独特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指引着研究生责任意识培育的内在向度。科学责任就是人们利用高端科技建设世界城市应当具备的责任意识,它内含着人文责任、科技责任、可持续发展责任等。

由此观之,能否为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能否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优良的科技服务,成为北京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的试金石,也为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指明了方向。

推进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的科学化

“科学化”这一概念,反映的是真理、价值与审美的统一性维度,追求着客观的规律性和效用的合理性。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理解研究生科学责任的“科学化”,就要反对“一般化”甚至是“非科学化”倾向。研究生的科学责任意识培育旨在贯彻国家的教育大政方针,围绕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培养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端人才,这个宗旨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人才之“魂”。责任感或责任意识是人才建设的首要指标,是研究生人格品性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作为高端人才的研究生,其科学责任意识培育必然要走向科学化道路,这个路径必然要通过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中国化、现代化和大众化才能实现。

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的中国化,意味着我们的教育要适合于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北京特色的世界城市建设要求。中国正在走现代化的科学发展之路,正在实现科技创新,同样,科技创新也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下,中国化的科学责任意识培育,必然有首都特色的性质和特点。因此,实现中国化的科学责任意识培育,既要科学地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又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北京特色世界城市建设,还要正确反映人的进步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体现中国特色和北京气派。责任意识培育的中国化,还体现在为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这是北京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社会功能和职责。北京“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长远目标得到确立,成为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持久推进首都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这表明,北京的研究生教育事业要围绕这个长远目标进行,并成为推动首都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是北京特色和北京风格的世界城市品格,是中国化城市建设的特色体现,自然应当成研究生责任意识培育的方向和旗帜。

培育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的现代化,意在表明我们的教育要顺应时代要求,顺应现代科技发展趋势,顺应后工业社会特点要求。北京世界城市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后工业时代诸多冲突相继出现的条件下进行的建设事业,因此,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的培育必须是现时代的,必须能够正视和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所际遇的诸种问题与矛盾,尤其是突出矛盾和严重问题、事关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大局的问题。全球化的影响,使得每一个角落都无法游离于地球这个“村子”之外,全球性的问题诸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工业化产生的负作用或风险问题,均体现为现时代的情势,因而,教育的眼光要捕捉这种时代色彩,具备全球意识。况且,世界城市本身就是具有全球性引领作用的枢纽中心,这从另一方面决定了科学责任意识的培育要在全球视野范围内进行。因此,我们培养的高端人才,必须能够科学地解答在开放格局下,建设世界城市所面临的“中国问题”和“北京问题”,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求他们既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心态,能正确看待因理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与碰撞,又要对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承担责任,将责任感培育的科学性与其意识形态性、将科技创新与科学责任有机统一起来。

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的大众化,表征着科学责任意识的培育,在目标、内容与方法途径上,既要满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需要,又要满足广大研究生群体的关切与愿景,并将其普及和推广,使社会和学校均充分认识到其重要的实践价值。大众化就是要反对特殊化、个别化,反对只注重科技能力培养而忽视责任意识培育的片面教育模式,是整体提高研究生责任意识的系统工程。推进研究生的科学责任意识,要立足于“以人为本”,满足于“社会需求”和“人的需求”,达于一个共建世界城市之基业、共享世界城市之福祉的大众化形态。康德指出:“权力、财富、荣誉,甚至健康以及通常的福利和舒适满足,这些通常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如若没有一个善良意志去匡正它们对心灵及其行为诸原则的影响,以使其与善良意志之目的普遍相合,那么它们就会引发自负甚至骄横。” 康德是在构建责任形而上学时说这番话的,其“善良意志”指的就是出于责任的意志。这无疑表明,责任意识的培育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研究生专有的事业,而是具有普遍性,对所有研究生均适用的大众化的培育内容。由此可知,责任感是构成社会健康发展之价值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人才要素。

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的科学化培育,其宗旨就在于围绕“中国化”和“北京特色”的主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首都特色世界城市相结合,将全球化情势与中国发展全局相结合,将中国优良传统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态势相结合,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育相结合,最终实现满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客观要求。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正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的集中体现。顺应时代要求,推进研究生科学责任意识培育的科学化进程,就是要符合高端人才培养的需要,符合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需要,符合传承中国民族文化和融入世界的需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实现“三化”,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坚持理论科学化与实践科学化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培育出既有责任感又具有渊博知识并具备创造能力的高端人才。

参考文献:

[1]连玉明.世界城市的本质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走向[J].新华文摘,2010(16).25-28.

[2][古罗马]西塞罗著,徐奕春译.西塞罗三论:论友谊、论老年、论责任[M].团结出版社,2006.208.

[3][古罗马]西塞罗著,徐奕春译.西塞罗三论:论友谊、论老年、论责任[M].团结出版社,2006.209.

[4][英]休谟著,曾晓平译.道德原则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0.

[5][德]康德著,孙少伟译.道德形而上学基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3.

篇6

关键词:近代社会,电磁理论,电气技术,哲学启示

 

电磁理论及电气工业技术是在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顺应并且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创造了新的时代,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本文由第一次科技革命中晚期即从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该段时期的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为背景,探讨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对近代电磁理论发展的促进关系,进而总结十九世纪时期电磁理论发展的哲学启示。

1 十九世纪时期的近代社会

启端于18世纪80年代英国并在随后的近100年内迅猛磅礴于欧美诸国的蒸汽技术革命,直接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变,并引起了社会深刻变革。以下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总结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阶段特征。

政治方面: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同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在加剧,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英法等国相对落后。此等现象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论文大全。

经济方面:人类在生产力上实现了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的过渡,生产关系上则体现在垄断组织的形成和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日渐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组织形式。

文化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愈加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特别是电磁理论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中电气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深深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与观念。

2 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对电磁理论发展的促进

回顾电磁理论及电气技术的发展必将联系到蕴育电磁理论的十九世纪近代社会。电磁理论与电气技术的发展受到社会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社会对电磁理论与技术具有整合作用。同时,电磁理论与技术也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社会根据技术加以自我调适。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对电磁理论发展的促进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社会需要与技术惯性上看,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蒸汽动力占据主要地位的同时,当时的科学工作者加快了对电的研究[1]。18世纪后期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发明了电池;19世纪初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随后安培定律、欧姆定律相继被发现。182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制成了第一台电动机和发电机,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这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实验之一,开创了人类电气化时代的新纪元。

其二,从科研与产销的一体化(即工业实验室)方面看,无论是电工技术还是电气工业,完全是在电磁理论建立之后,人们自觉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做出了各种发明和发现的。麦克斯韦在总结法拉第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系统的电磁场理论,并预言电磁波的存在。在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指导下人类逐渐进入了电子技术和信息社会。1901年完成从法国穿越大西洋、到达加拿大的无线电通讯。1904年把整流管使用于无线电通讯。1916年人类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台问世,人类步入了信息社会。

其三,从社会状况与社会变革方面看,由于电能比蒸汽能有诸多优点,电力迅速取代了蒸汽动力在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电气工业获得了飞速发展,爆发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以实用电动机、发电机的发明为开端,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第二次技术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但并没有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却在美国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成果。电气工业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世界范围的电气工业发展,从此人类社会进人了电气化时代。

3 十九世纪电磁理论发展的哲学启示

在分析电磁理论及电气化工程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后,从中思考电气化工程社会影响的哲学思想,对其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进行概括和抽象。

3.1 电磁理论及工程技术把生产、技术和科学三者间的关系进一步融合

电磁理论的最初研究并没有推动生产发展的目的,它是出于科学家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或事业心。在电磁理论的基础上,各种电器相继发明,有力地促进了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论文大全。论文大全。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的融合是一种进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这是因为电磁现象已不像力、热、光那样可被人的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只能靠受过专门训练的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来感觉它、认识它、掌握它,最终让它为人类服务。

3.2 电磁理论扩展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范围

自牛顿以来,科学界存在一种超距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作用的传递既不需要物质做中介,也不需要花时间。而法拉第提出了电力线和磁力线,即电场和磁场的概念,指出静电作用和磁作用是通过场来传递的;麦克斯韦由法拉弟的思想计算出光的传播速度,亦即电磁作用的传播速度,从而否定了超距作用的观点。后来,科学家们又把这一思想扩大到引力,提出了引力场的概念,加深了对引力的认识。由此,人们认识到“场”和实物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形式,从而大大改变了牛顿自然科学的框架,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的一次跨越[2]。

3.3 电磁理论的逻辑性和经验性启示

1820年,奥斯特在自然统一性哲学观点的推动下,第一次把电、磁现象联系起来,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受这一启发,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流磁效应的逆效应——电磁感应定律。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创立了完整的经典电磁理论体系。随后的电气化工程技术亦表现了工程的理论本质依据逻辑的揭示、科学实验。其运行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源于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昭示了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3]。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技术理性中凸现的工具效率维度和经济物质取向,具有忽视人存在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的倾向[4]。这从电气化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得到证实。

3.4 工程实践的建构性和境遇性启示

由于电气化工程可预见的、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社会影响,以及实施的复杂程度,必然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和支持。现在,工程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以及怎样存在不是科技人员一方就可以说了算的,它是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社会各界包括政界、科技界、学界、实业界、企业界、公众共同参与或者叫建构的结果。

另外,虽然电气化工程的理论知识具有共同性,但现实中却很难看到相同结构,相同形式,甚至相同功能的工程。这是因为在工程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受到社会因素如地域风情,政治历史,经济状况等影响很大,工程实践需要实时调整和不断改变工程的结构和形式,才能实现最大的工程能力,此方面启示可称之为境遇性。

4 结束语

本文关注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这一百多年时间的近代社会发展进程,分析十九世纪近代社会从工业革命到电气时代等阶段对近代电磁理论发展的催生与促进,进而由近代电磁理论发展与十九世纪近代社会关系思考十九世纪时期电磁理论发展带来的哲学启示。为研究后续电力革命及现当代电子信息时展的初期社会历史与科技关系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符彩霞.电气工业百年回顾[J].电气时代,2001(3):5-7

[2]王骁勇,刘树勇 经典物理学与社会进步[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5(4):35-41

[3]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年:102-106

[4]王德伟.电气化工程的社会影响[J].自然辩证法,2006,22(3):80-83

篇7

关键词:知识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by the critical to positivism knowledge to build on the position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life practice, with the ternary element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along the two basic questions on knowledge - what the knowledge is and how it is possible? Namely the question i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knowledge based on of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 and shortcoming about the study of previou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engineering knowledg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popular knowledge. From the position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life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ook as the descriptive knowledge, its goal and the intention is lies on the understanding world, the description the way of world existence;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took as the motion the procedural nature and the standard knowledge, its goal lies on the solution of the question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makes any" and "how does" but the engineering knowledge took as the plight knowledge, its goal lies on the artificial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in the boundary territory. The three is the different in nature, but meantime is the extremely clos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knowledge theory;scientific knowledge;technical knowledge;engineering knowledge

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构架下,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作为科学、技术、工程相应的知识形态,由于三者本质属性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广泛影响,国内外大多数的学者普遍认为 :技术知识是科学知识的应用,而工程知识则是技术知识的应用。工程知识、技术知识仅被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尤其是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批判,来转变知识论的立场。在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上,来对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本质、特性加以尝试性的研究。

一、知识论立场的转变

近现代以来,随着理论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知识论经过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康德先验主义的演变,实证主义知识论逐步成为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知识论。尽管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实证主义知识论作为流派,在理论界已经风光不在,并且遭到了众多的批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的主张已经广泛渗透到公众的意识里,深深地影响着公众乃至于知识界对科学知识以及人类其它知识的整体理解。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本性作了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客观的,任何科学命题都要经受得住实验和事实的考验,要符合可证实性原则,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是形而上学。整个科学就是一个存在意义关联的命题集,是一个严密的、前后一致的逻辑体系和公理系统。由于经验世界是统一的,因而表述经验世界的科学语言也是统一的。正如卡尔纳普所说:“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通科学语言……,科学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没有根本不同的对象或领域,这就是关于科学统一的理论”。[1] 尽管实证主义知识论涉及的人物和思想众多,但其根本观点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科学限制于经验范围之内,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和整理,只有这样的科学知识才是客观、确切和有用的知识。这样,他们把知识几乎全部等同于科学知识,并且认为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具有工具合理性。逻辑实证主义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按实证科学知识的模式去改造与重建各类知识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

实证主义知识论从20世纪中叶起遭受了众多学派学者的批判。其实早30年代,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就指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等错误的哲学思潮排挤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精髓。” [2] 持历史主义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持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罗蒂、利奥塔等,还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布鲁尔、拉图尔等,以及强调“个人知识”的波兰尼等,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知识论立场上,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进行了剧烈的批判。在这些思潮看来,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并非科学家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并且通过各种修辞手段使之得以认定为普遍真理的局部知识,是负载着社会利益或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对科学的研究可以采用任何方法,各种巫术、神话都与科学一样在文化上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任何思想,不管是多么古旧和荒谬,都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3] 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赋予科学知识的唯一霸权。

在笔者看来,实证主义知识论的问题与缺失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1)实证主义的以知识论、方法论替代认识论,拒绝从哲学上对科学认识进行论证,试图使科学免受哲学的影响。然而,在科学上排除哲学的影响并不真的表明实证主义可以不受哲学的影响,事实上它是“把方法论自身的框架先验化了的认识论,自己现在受到了它曾经给形而上学所作的那种狂热和荒诞的裁决”。[4] 实证主义否定形而上学本身就是以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

(2) 实证主义持一种唯科学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科学是最恰当的人类知识的表达形式,甚至认为科学知识是人类唯一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并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衡量、裁定人类的其它知识。人类的其它知识要么是无意义的,需要加以拒斥,要么就归结于科学知识或者是科学知识的应用。

(3)实证主义在坚持肯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同时,排除了主体及其价值判断,主张事实与价值无涉,正如胡塞尔分析欧洲科学的危机时所说:实证科学“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5] 由此,造成了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

因此,要摆脱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束缚,走出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困境,就必然转变知识论的立场,必须恢复被遗忘的生活世界,立足于生活实践来展开知识论的重建。

通常,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 6] 也就是说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实践的前提,然而,“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7] 显然,这种实践观在本质上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实证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实践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这种实践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

笔者所主张的生活实践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社会行动,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即以某种观念为先导的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把实践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也即生活世界之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 实践,作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最活跃的话动,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性的、认识的和组织的活动。生活实践中包含着包括理论活动在内的多种认知活动,这种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才是人类一切知识产生的基础。

基于这种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反对给知识一个抽象的、僵死的、绝对的定义,主张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类型来探寻各种人类知识的本质与特征。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构架下,从生活实践的类型来看,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活动,技术是如何改造世界的认知活动,而工程则是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显然,这三种不同的实践类型对应着本质上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三种知识形态。

二、科学知识

通过上述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批判,依据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认为:1)科学活动是人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种实践类型,它所产生的科学知识以追求符合客体的真理性、描述性知识为目标,因此在本质上必须坚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这个问题上我们赞成实证主义知识论的主张,不赞同社会建构论者关于科学实在是由科学研究的社会过程建构出来的主张。2)任何人类的实践都是嵌入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之中的,科学实践也不例外。在此我们赞同对实证主义知识论排除主体、排除价值、排除历史文化,造成科学对生活世界遗忘的批判,主张科学知识要回到生活世界,在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实践中把被实证主义分裂的主体与客体重新结合起来。3)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唯科学主义的主张,反对将一切知识都归结为科学知识或科学知识的应用。主张从生活实践的类型来肯定各类知识独特的价值。4)任何具体的科学研究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地域、时域中现实发生的,地方性的各种社会因素、实验室情境都显示了科学家日常实践的鲜活性,社会建构论者深入到科学研究实际过程的微观探究十分值得关注。但科学家如何超越情境达成“共识”,创造出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仍有待深入研究。

在这样观念下,科学知识呈现出如下的本质与特征。

1、 真理性

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真理,或者是具有向真理逼近的性质;其二是指某一科学知识可能最终被证明不是真理,但它是最求真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具有追求真理的使命,尽管它可能被证伪。所以,科学知识的根本特征是表征客观对象的客观性质与客观规律的,它具有可检验性,或者能被证实,或者能被证伪,或者能被进一步发展。

2、 合理性

首先科学知识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或规律,它在经验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其次,科学知识的逻辑体系是严密的。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如经验归纳与演绎推理是获得科学知识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科学因此具有一种与天意、神启、臆测相对立的理性。在当代,尽管经验对一个新理论的直接支持可能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但是科学知识体系仍依赖于其坚实的经验基础和具有经验基础的背景理论的支持。

3、 进步性

科学的发展趋势一般是:后一种理论比前一种理论更仔细地更详尽地描述或说明同样的事实;后一种理论通过了前一种理论通不过的经验;后一种理论对前一种理论具有完全的包容性,能解释前一种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切事实,还能解释并预言前一种理论所不能解释和预言的新事实。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体系中,总是能进化出更具有普遍性的、具有更高解释效用的、能更准确预言未来的理论体系。这种进步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发生的,社会、文化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进步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共享性

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其内容及其利用,具有公开性和共享性。科学知识是无国界的、无阶级性的,科学理论可以被各个国家的人、各阶级的人所发现、继承和利用。但是,由于科学知识的创造与应用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情境之中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会深刻地影响科学知识的生存和传播,影响着其共享性的实现,因此,必须立足于生活实践来具体分析。

三、技术知识

在把技术理解为知识的传统中,长期以来,由于深受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影响,技术就是应用科学的观点在国内外学界广为流行。 “技术就是把应用科学所得的原理和方法等用到更广泛的实际问题。” [9]的看法十分普遍。 但是,正如D伊德所说:“西方的技术传统是偏爱‘理论’而轻视‘实践’的,并且将技术贬黜为应用和实践”。[10] 由此造成了技术知识附属于科学知识的非独立地位,遭到了知识论研究的严重忽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经济学家罗森伯格说:“技术本身是关于某些事件和活动的一组知识,它并非只是来自其他领域知识的应用”。[11] 技术史家莱顿认为,作为科学的镜像兄弟,技术是一个“自主的、平等的组织”,它与科学的关系是“共生的、平等的和互动性的”。[12] 由此,技术知识作一种有别于科学知识的独立体系确立起来。

站在我们知识论的立场上,显然,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知识是技术发明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技术发明活动已经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以建构技术知识为目标的人类活动。可以说,它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某种目的,导向实践的、“应当怎样做”的程序性、规范性知识的认知与建构活动。我们将从如下方面来解释技术知识的本质与特征。

1、技术知识的存在形态

人们一般认为,传统技术知识主要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经验形态的零散化的知识;而现代技术知识则主要是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经验性的技术知识是主观的、心理性的、个人的。与此相反,现代技术知识是客观的、理论性的、社会性的。在我们看来,1)技术知识既包括理论形态也包括经验形态,技术知识再发展,理论形态的技术知识也不可能涵盖全部的技术知识,从而把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排除在外。2)理论形态的和部分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可以通过编码成为明言性的知识,可以用文字、数字、图像、符号表达,易于以硬性数据、公式、编码程序或普适原理的形式传播和共享。3)有相当多的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如技能、诀窍等,由于它们的存在依附于人的大脑或身体操作的技能,通常只能在操作行动表现出来,而行动如何往往又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因此无法对它们进行编码,由此构成了难言知识(波兰尼称之为“默会知识”)。这一点,与科学知识明显不同,科学知识都是明言的,否则它不可能达到描述自然的目的。

2、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

技术知识不是对现有客观事物的描述,但它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先天固有的东西,技术发明不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现成的东西,而是创造自然界原来没有但逻辑上可能的东西。因此,技术知识蕴含可能性,是对可能性世界的探索,技术知识的应用是可能性的实现。技术知识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在可能世界中搜索,从而创造出来的“怎么做”才能达到该目的的技能、诀窍、方案、程序、规则。其认识结构包括三个方面:1)确定欲实现的目的;2)在可能世界中以试错的方式搜寻与选择实现该目的的手段;3)对该手段能否实现目的以及手段的功效进行评价。其中,“目的”与人的欲望、社会的需求、利益及其限制相关,“可能世界”、“手段评价”则与逻辑空间、科学知识、日常经验、已有的技术知识、生产制造能力水平、自然环境、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等相关,可见,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更深地嵌入到了社会情境之中,更为各种复杂的价值关系所左右。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完全地去情境、去价值,达到完全普遍性的知识,其普遍性往往表现为约定性的规范。

3、技术知识的评价原则

技术知识的评价显然不同于科学知识的评价,实验评判与逻辑评判构成的真理性评价是科学知识评价的基本原则,由于排出了价值,科学知识的评价与价值无涉。技术知识的评价虽然无关与对象是否相符意义上的真与假,但它仍然包含价值性评价与事实性评价两大原则:1)价值性评价主要指:技术知识作为手段在其实际应用中,能否实现预期的技术目的?是否满足了技术使用者的需求?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公正性?负面价值有多大?2)事实性评价主要指:技术知识作为手段,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易于现实化?功效如何?技术本身是否先进?是否可靠、稳定、耐用?各种(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成本代价有多大?效益如何?等等。

4、技术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技术知识无法构成像科学知识那样统一的、严格按照内在逻辑关系展开的普遍知识体系,这并不是因为技术知识不够成熟所致,而是其本性使然。我们可以把技术知识分为如下层次:1)技术理论原理(通常称为技术科学);2)技术规范;3)技术项目的工作原理;4)技术方案;5)工艺流程;6)操作规则;7)诀窍与技能。第一个层次与科学知识联系密切,具有科学知识一样的普适性,它是将因果关系转换成目的-手段关系,也即科学知识转换成技术知识的中介;第二个层次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约定,对于受该规范制约的技术活动而言,具有普适性;第三个层次进入具体项目,其工作原理的构思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往下的层次特殊性越来越强,直至难言。可以说,这些层次从上而下,技术知识的普遍性、明言性、社会性不断减弱,特殊性、难言性、个体性不断增强。

5、技术知识的社会性与地域性

技术知识的社会性与地域性不仅体现在它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上,而且也体现在它自身的内在建构上。我们认为社会建构论者的研究进路与方法,其实更适合用于技术知识建构的研究。关于技术知识的社会功能已有大量成果,不再赘述。

三、工程知识

长期以来,由技术与工程不分,人们往往把工程视为技术的应用,工程知识也自然视为技术知识的一部分,实证主义者更是把工程知识、技术知识都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正如沃尔特文森提(W. Vincenti)所说:“以前我们将工程看作是科学的婢女,以为工程只是应用科学的发现,现在是我们改变这种看法的时候了”。[13] 在中国学界,自从李伯聪提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以来,工程在哲学研究中逐步获得了合法地位,相应,从知识论的角度把工程知识作为独立的知识形态来展开研究已经提上日程。

按照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进一步把工程造物活动规定为: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在集成科学、技术、社会、人文等理论性知识及境域性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在经济核算的约束下,调动各种资源,在特定的空间场域和时间情境中,通过探索性、创新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社会建构过程,有计划、有组织地建造某一特定人工物的实践活动。显然,工程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建造人工物,而不在于工程知识本身的创造,工程活动本质上不是创造知识的活动。工程知识在此仅仅是作为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环节、要素而被创造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知识。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工程知识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

1、工程知识的独特性与地域性

工程知识的独特性与地域性来至于工程本身的独特性与地域性:1)任何现实的工程活动总是意向着某个特定的欲求建造的人工物的。正如陈昌曙教授指出:“工程项目是强对象化的,有其特殊对象。…… 它常常不是批量化的,而是‘唯一对象’或‘一次性’的,如青藏铁路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14] 严格地说,工程几乎没有可重复性。2)在英文中,动词Engineer就包含着谋划、独创的意思,工程师们(Engineers)所做的事情一般来说是Ingenious (有独创性的)。“独创性”(Ingenuity ) 和“工程”(Engineering) 具有相同的拉丁文词根。3)这种特定的人工物总是嵌入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的,这些特殊的地域性因素不是工程的外部环境约束条件,而是工程活动的内在要素。因此,工程知识的建构必须充分反映这些独特性与地域性。

2、工程知识的综合性、具体性与可靠性

从知识的性质看,工程知识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技术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人文性质,而是众多种类知识的综合集成。工程知识要集成多种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知识、技术发明、技术诀窍,但不能仅仅是它们的单纯应用或集成,还必须集成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工程知识仅集成这些知识还不够,还必须集成相关的已有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必须集成工程本身的独特性与地域性所带来的具体的情境性知识与经验。这就要求工程知识的建构不仅要有高度的综合性,而且还必须具有深入细微的具体性与可靠性,正如皮特所说:“工程知识被证明要比科学知识更加可靠。” [15] 否则,不仅不能确保工程的成功完成,往往还会造成重大损失。集成并不是上述各种知识、经验的简单堆砌,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并转化为与当下工程现实情境相符合的,可行、可靠、可操作的方案、方法、工艺、程序、规则、规范、指南。

3、工程知识的复杂性与协调性

在工程活动中,掌握和创造工程知识的主体具有十分复杂的构成:它包括决策者、投资人、企业家、管理者、工程家、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技术人员、经济师、会计师、工人等等。我们把直接参与到某项工程行动中来的人员总体,称之为工程共同体。这些工程共同体的成员以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参与到某项工程中来,由此决定了工程知识总体构成上的复杂性。在工程的决策、设计、实施操作、运行、评价、管理等行动过程中,共同体的成员各施其职,各显其能,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工程展开的具体情境中,他们之间必须通过交往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来进行沟通,消除观念上、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达成目标认同、行动协调、紧密配合、利益共享,才能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由此又决定了工程知识还应包括修辞、商谈等促进交往沟通的协调性知识。

4、工程知识的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

工程开展的地域性与情境性,决定了工程知识的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主要表现为:1)现场发生性,它指的是由具有一定知识经验储备、带有一定的工程意图的工程主体,或者说处于以往历史形成的情境之中的工程主体,与工程活动发生的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当下产生的明言性和难言性的经验、知识。它们不是预先既定的、现成自在的,而是随着工程行动者的出场、造物行动的发生才涌现出来的;2)主体间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不仅是工程行动主体与客观自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工程共同体内个体之间交往、沟通、争执、协商的结果,任何个体虽然都从自身出发,存在视界的差异,正是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带来了视界的融合,形成了对工程行动共通共识的主体间性的情境性知识;3)境域约束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一旦产生,又与工程行动者已有的知识经验储备相结合,共同构成约束工程行动者视界及行为的境域性知识与经验;4)随机的变异性,地域与情境条件构成因素的不确定变化,都可能带来它的随机变异。它会随着工程行动的展开而不可完全预期地发生着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工程的行动变化。工程知识也必须具有这种随机变异性,才能确保工程的成功。

5、工程知识的难言性与不可复制性

把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相比较,它更是难于形式化、体系化的零散知识。工程知识中综合集成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编码,属于明言性知识。具有普遍性的各种理论知识,在工程知识的集成中,它们必须转化为情境性的特殊知识,才能在现实工程中发挥作用。但大多数在工程中随机发生的情境性知识是难于编码的,属于难言知识,与技术知识相比,它的难言性更为突出明显,这正是工程知识的一大特点。例如,一个人拥有再多的明言性的工程知识,只要他不进入到现实的工程实践之中,不掌握难言性的情境性知识,他就难以对工程有实际作用,人们甚至会说他不懂工程。工程知识的难言性、独特性、地域性等特征决定了它的难以复制性,致使它不能共享,更不能直接移植,简单套用。

6、工程知识的优化性与评价的多元性

围绕工程目标,必须通过设计对工程知识进行优化。但是,优化并不意味着最优化而是满意化,因为从理论上讲最优化必须建立在所有实现工程目标的途径方案都完全已知,每一种方案实施后产生的后果影响都能完备预期,评价方案及后果影响的标准都完全一致等这三个必备条件的基础上。但是,在现实的工程活动中,价值标准的多样性,各种人群、组织在观念、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等等,都决定了不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评价标准;而认识水平、能力、精力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不可能搜寻全部的方案和预期所有的后果影响。因此,工程知识的优化不可能有“最优解”,只可能有“满意解”、“妥协解”。现代工程的发展显现出两面性的特征,它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又为人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工程人工物不是中性的,它负荷着价值。因此,必须要从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生态的、环境的、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人文的、审美的等众多维度的对工程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工程知识中必须把多元性的评价知识作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卡尔纳普.语义学引论[M].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22..

[2] [5]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71.

[3]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24.

[4]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9.35.

[6]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9.

[7]邓波.让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12).

[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 版)[M].第l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9]吴大猷.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69.

[10]陈凡.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哲学[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3.

[11] N.Rosenberg:Inside the Black Box,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143.

[12] [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30.

[13]W. G. Vincenti. 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M]. Baltimoroe:Johns Hopking Press,1990.

篇8

关键词:"汤浅现象"。

1954年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定性描述了近代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现象。1962年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对1501年至1950年科技编年表里科学成果和人物传记词典中编选的科学家做统计处理,得出了近四百年来科学活动中心确实在转移的事实。若定义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占全世界的百分比超过25%,就为科学兴隆期,那么科学兴隆期在世界范围内曾按下列顺序转移: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现在),而上述各国的科学兴隆期平均约为80年。1、2科学史上这种现像是日本学者汤浅光朝首先用定量分析作出来的,所以,人们把近代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现象称为"汤浅现象"。1974年我国科学史家赵红州也独立地用统计方法研究了这一规律,不但验证了汤浅现象,且发现从一个科学中心到另一个科学中心转移的平均周期也约80年,以峰值年代计算分别是1620年-1710年-1790年-1870年-1950年。汤浅现象反映了近世各国科学兴衰的历史变迁,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科学活动的规律提供了重要依据。当代人们已总结出了汤浅现象发生的五大机制:1、政治体制的变革;2、文化的碰撞;3、经济快速增长;4、新学科群的涌现;5、科学家的集体流动。

一、汤浅现象的五大机制

科学史表明,汤浅现象的发生有五大机制;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具备汤浅现象发生的五个机制呢?我们看:

1、政治体制的变革:五四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一直发生着深刻变化。经历了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从模仿苏联模式搞建设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个人崇拜到反对个人崇拜;从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到任期制。笔者认为:中国当代在百年时间里发生的一系列体制的变革不亚于日本近代史上的"明治维新"所起的作用。所以,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为汤浅现象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奠定了政治上的条件,凑足了"发酵粉"。

2、文化的碰撞:环顾地球村,各国文化千差万别;文化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思维模式的不同。近代西方,以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经验科学为"范式"的科学模式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最突出的反差是遇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模式的比照。一般来说,西方人思维特征呈'分析型',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突出,西方文化如海洋具'流动性',侧重'分'、求异、重个体、重理智,又被称为'种原文化',正与左脑的分析性机能一致;东方人思维特征呈'综合型',直觉思维、形象思维突出,东方文化像大陆具'稳定性',侧重'合'、认同、重整体、重道德,又被称为'人文文化',恰与右脑的综合性、整体性机能对应。中国传统科学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气论为哲学基础的五大学科:"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科学范式,幷且联合开辟了宇宙图像之历法模式、数学模式和物理模式之先河。"3当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格格不入,原因是近代科学原理不含有中国传统科学的因素;但这幷不足以证明中国传统科学是落后的。事实上,当代科学发展恰为中国某些传统科学范式提供了新机遇,这主要是数学和医学。

“现代数学一直有两种对立倾向--构造性数学和非构造性数学。构造性数学倾向即算法化,非构造性数学倾向即公理化。康托以来非构造数学占压倒优势。但由于计算机运用信息加工必须使数学规律算法化、发展构造性数学。因而,信息时代给了以算法化和代数化的中国传统数学范式以新的机遇。自《九章算术》以迄宋元,中国数学传统都是以算法为中心发展的,幷且是以把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求解为其特征的。"4要对"数学证明机械化"又谈何容易!世界上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数学家为此耗费大量的心机和毕生的精力;但都不理想。中国数学家吴文俊院士,由于对中国数学和数学史有很深的研究,遂把中国传统数学的构造性和几何代数化方法用于定理的机器证明获得成功。1977年吴院士发表了他的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新方法。这就是"吴氏方法"。"举世瞩目的'吴氏方法'的精髓就在于:从公理化出发,通过代数化,再达到机械化的程序。"5"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文俊原理和求解高次联立方程组吴文俊消元法的创立,已使我国在机械化数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亦表明中国传统数学范式的新生"6。

"中医学是唯一能延续至今幷与现代西医幷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我们知道,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经络学说和草药配伍至今不能得到很好的科学解释。而"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和八纲辨证施治却又有效。在中国,西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三驾马车的局面是否能整合统一?关键在于当今科学与社会是否为中医学的模式提供机遇。所谓医学模式即关于健康和疾病的总观点。当代正处于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医学模式转变期,这种转向为中医学模式的新生提供了际遇。因为中医学范式本质上主张生物心理医学模式。不过《黄帝内经》开创的这种模式未为后人所重视…在医学模式意义上,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统一的医学已提到日程上来,有人已提出以生态原理、自组织原理和意念反射原理为支撑的统一医学的框架。"中国传统数学和中医学的新生,可以说明东西方在文化上的撞击是可以产生许多耀眼的火花。所以,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使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上第六个科学文化中心,没必要割舍自己的文化传统。

3、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9﹪到13﹪。20多年一直在快速前进。当然,要使我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速发展势头,还需我们在产业结构上进行深入改革,使国有大型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四驾马车共同拉动我国经济向前发展。再,就是近十年来我们处理好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成功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另,我们还需处理好三农问题;对进口的科技成果进行很好地消化、吸收;走资源节约性发展道路;大力提倡环境保护;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加大垃圾、污水处理措施。这些问题处理好,我国在未来的经济、文化、科学上,赶超日、美是不成问题的。

4、新学科群的涌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14项重大科研成果。我国科学家在80年代后有9项成果是值得称道的。它们是:一元数学、物元分析、混沌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的吕德斯线、地球经络穴位结构、地震自然节律、自然周期可公度性、生物全息律。20世纪40年代,产生了"老三论":申农的信息论、贝塔郎菲的系统论和维纳的控制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三论":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学和托姆的突变论。这"老三论"和"新三论"对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由此促进了世界上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发展。我国在政治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在科学文艺上坚持"百家争鸣",我国定能孕育出新学科群。

5、科学家的集体流动:开放以来中国有70.2万人留学,他们分布世界各地;现在回国的有16万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未来会有更多留学生回国,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科学家的集体流动。所以,只要我国在对留学人才的政策上保持积极友好的态度,在未来就必然会有更多留学人员回流中国;到那时,中国就成为世界上科学家最多的国家,也成为掌握新学科理论和技术含量最多的国家。从而,我国可能会在21世纪的中期成为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

二、教育革命与科学、技术革命关联。

研究、回顾世界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能成为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首先是把教育搞上去了;因此,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之前的是教育革命,而要发生教育革命就必须有属于本国的、适合本国文化的教育家。解放后,最初是普及教育;自1996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这样,我国的义务教育就比发达国家晚一、二百年。当前,我国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

1、教育思想的"误区":我国有一些正确的教育理论,但很多教师和家长不买帐;因为最终衡量教师和学校水平的是"升学问题"。学生考不上大学,什么好理论都是白搭。在我国社会上认可的是大学文凭,没有高学历,很多机会就没有。这样就把很多在音体美等方面有天赋的学生都逼上了惟有考大学这样一条路。有些家长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但毕竟少。像朗朗、丁俊辉、刘翔这样的幸运儿是少数;中国不缺好苗子,而缺乏独具慧眼的伯乐。

2、教学方法的"误区":我国教育不乏一些好方法,但许多家长和教师不采用;而是几千年的老办法: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对孩子娇惯;有些教师不称职,采用"题海战术",学生就会做题,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华裔美籍数学家丘成桐近几年到中国大陆选拔有数学天赋的学生,很失望。原因是考数学高分的学生就会做题,对数学一些基本定理没很好理解。

3、教育管理的"混乱":应该说教育事业是神圣的,教师是纯洁的。但实际上,现在从高校到中小学、幼儿园到处都收费。一切与经济挂钩,"有利钻杆、无利脱逃",一切围绕"钱"而转。穷人的孩子上学难。什么祖国的花朵、革命的未来?只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2005年来,国家针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开始减免学费,这是个好兆头。

笔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三方面要比发达国家落后;所以,中国要先有适合本国文化的教育家,才有可能使中国在未来教育上发生教育革命;教育革命发生了,才能发生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近三百年来,人类已经历了四次教育革命、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如后表。)

从该表看出,教育革命与科学革命是相互影响的。教育应与科学、技术相互适应、协调发展。从三百多年来科学、技术、教育三者的发展,可看出教育与科学、技术关系密切。三百多年的发展中,已经有五个国家先后成为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通过对中国科学史家赵红州的研究可以发现: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是:25~45岁,峰值年龄在37岁7。对教育史8的材料分析看:教育发达也按下列顺序转移: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

结论:

A、既然教育发达与科学兴旺一致,且教育发达超前于科学兴旺,国家就要重视发展教育,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优先给予教育发展以应有比例,使教育发展与科学发展相适应。从而,缩短"汤浅现象"在中国出现的超前时间。

B、我们要培养大批年轻、杰出的科学家,就必须尽快培养大批年轻、出色的教育家,使他们能够在最佳年龄区(25~45岁)做出贡献。这就是笔者的推论:我国在21世纪50年代才可能形成世界上第六个科学文化活动中心。

参考文献:

[1]刘延勃:哲学辞典[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2次印刷,P.274~275。

[2]张世高:人才学浅说[M],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4年4月第一版,P.175。

[3]董光壁:科学技术哲学[J],人大复印资料,1998.8。P.26。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

[4]董光壁:科学技术哲学[J],人大复印资料,1998.8。P.29。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

[5]吴让泉:中国数学的智慧之光[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P.154。

[6]董光壁:科学技术哲学[J],人大复印资料,1998.8。P.29。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

[7]赵红州:科学史数理分析[J],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P.35。

篇9

 

关键词: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文化批判;切身化

abstract:explores what is challenged now concerning the empirical turn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view of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iticism on technology the classical cultural criticism on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through an analysis made fo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standpoint based on existentialism and his hermeneutic methodology taken for studying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n, the inexhaustiveness of empiristic methodology that is currently prevailing in cultural study on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further to expound the necessity for “embodying” as an empiristic methodology to study the technological culture the way to spread over the embodying in technological study is therefore taken into account to deepen the empirical turn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key words: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mpirical turn; cultural criticism; embodying

若把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放在当下称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中考察,它实际上就是关于技术的文化批判的经典理论形态;而所谓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则是顺应文化研究的经验转向而展开的探索。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发展至今,最突出的一条路径就是技术哲学与文化的经验研究模式的融合,也即文化批判与建构论经验研究的融合,其哲学根基是实用主义与现象学。这让笔者意识到,经验转向发展到当下的建构论纲领,虽然突破了经典文化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抽象性,而融合了后结构主义的、经验的文化研究的描述方法与经验研究进路(即以建构论为标签的诸多进路),但由于它一直根植于文化理论(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和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方法论和文本分析传统,所以经验转向仍不彻底没有突破语言学的桎梏。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超越语言的囚禁?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技术的文化批判理论在经验方法上的不彻底性及其根源而展开思考,最终提出探索性途径这将为“哲学维度的sts”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一、 技术文化批判经典理论的困境: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缘起技术哲学被语言囚禁,根源于弗洛伊德、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继的德里达、拉康、福柯、德勒兹、瓜塔里等对技术的文化批判模式。

以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对技术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一方面因其把技术作为对他们的理论主张进行历史化的途径,从而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提供了先导性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又因其语言中心主义和解释学方法论,而导致了这种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

一方面,在他们的现象学或心理分析范式下,对技术的讨论包含着一种不断增加的本体化(ontic turn)转向,即对思想和记忆的地方化和历史化。比如说,海德格尔非常明晰地把技术与存在的联结主要定位于对现代时期的解放;而弗洛伊德也为他讨论的无意识的发现和心理分析的产生设置了确定场景,即技术的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时段无法再还原的“现代性”这一时段。这种本体化转向是历史主义在哲学中的一种复兴,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预备了关键性的哲学根基。但另一方面,这些技术文化批判先驱继承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本体论和解释学传统,这又限制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充分发育。本文在此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上述观点加以说明[1]1-22。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面向世界本身”的存在论现象学立场和他采用的语言学、解释学方法论导致的冲突如何成为经验转向必然面临的矛盾。

为更好地理解上述矛盾,我们从胡塞尔谈起。胡塞尔提出要“面向事物本身”,然而胡塞尔并没有达到我们所理解的面向“世界”本身,更没有达到面向“物质”世界本身,而是最终走向了先验论即他的先验现象学。胡塞尔认为现象学还原之后的剩余物是先验自我及其纯粹意识,纯粹意识是一种绝对的、观念的存在,其存在无可置疑,至于世界则被悬置起来不加考问。

笔者认为,胡塞尔之所以走向先验论,与他从意向性问题入手及其采用的方法论紧密相关;即他首先就假设了意识的重要性并从“表述活动”开始分析。他认为,表述是意义的记号,表述的外壳是字符或语言,而表达的内容则是意义;此意义是我们通过赋予意义的行为加到表达的物质外壳上去的。因此,与表述活动相伴随的意识行为就包含三个环节,即意向行为、意向内容和对象。对胡塞尔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表述的意义和对象;这二者的分离就奠定了他的先验现象学基调。对于前期的胡塞尔来说,对象尚外在于意识活动;而对于后期的胡塞尔来说,对象就成了意识的一部分。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象”已被加了括号,排除了其先在的假定,而意识也就成了先验意识;这样,意义和对象就合为一体,共同组成“意向对象”。总而言之,外部世界已不在胡塞尔的考问中了。

由此看来,胡塞尔是从语言学分析(表述)通向他的现象学的。因而他的现象学还原(还原为先验自我及纯粹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学、符号学还原从根本上说,因为纯粹意识的核心是语言,那么先验自我就仅仅只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了而先验自我之外空无一物,所以世界就被他悬置或者说被他的“先验自我”完全内化。

海德格尔继承了现象学基本原则:“面向世界本身”。但他认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或要把握的“事物本身”并不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及其意向性特征,而是存在者的存在及其意义。不过他又认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必须借助于人“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因为“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这是一种本体论解释学立场,即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不是本质直观和描述,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这样,海德格尔就滑向了西方哲学的思维传统,即语言中心主义和思维高于物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换言之,海德格尔所谓的“把握世界本身”并不是指我们用五官的感觉去“把握”,而是通过语言用思维或思想去“把握”;世界在“此在”的把握过程中已成了语言符号,而不是能用感觉和知觉去体验的“物”。同样,海德格尔在对“此在”的规定中,仍然遵循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思想(灵魂)”的西方哲学传统,从而在本体论上把“此在”设定为以语言为中心的思维主体,还是一个被囚禁在语言牢笼中的、以意识的形式存在的自我这个自我通过把世界符号化来进行解释,以求把握世界以及自身的意义。

这样,海德格尔就还是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面向世界本身”面向世界作为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物本身;换言之,海德格尔在本体论立场和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矛盾。

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哲学思考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论,试图从考察“技术”的古希腊语词的来源来获得对技术本真意义的理解;而最后达到人的解放的方法也归于语言操作即诗化语言。这样,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也就存在矛盾,即存在论现象学的本体论主张与语言中心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之间的矛盾。他主张要面向技术本身,而结果是把技术符号化。但是显然技术并不就是“语词”,技术并不仅仅是“座架”(思维范式),技术的本真意义也不仅仅就是古希腊语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技术文化批判经典理论既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提供了哲学根基,但也仍留置了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立场。这种方法论转换的不彻底性一直延续到当下对技术开展的文化研究,从而导致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

二、 技术文化研究陷身于语言牢笼:

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当今技术文化研究包括建构论的诸多进路:如早期的技术社会建构论(来自巴斯学派的启示)、实验室民族志研究,后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话语分析纲领,还有技术女性主义研究。此外还可更广泛地包括国内学者至今不太关注的“文化研究”领域的许多经验研究,比如对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对社群、工厂、企业的文化研究,对网络与其他媒介文化的研究等。这类研究或者把某种技术物当做“文化符号”进行人类学解读,或者考察与特定技术相关的社会群体、文化建构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文化研究。

迄今为止,绝大部分这类研究把科学和技术理解为表征(representation)或符号,采用的方法论是语言学和解释学。为使下文的分析更好理解,首先我们参照汉森的归纳,把当今技术的文化研究划分为以下四类[1]5-9。

第一类,“科学论”或“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研究中的批判模式(比如安德鲁·芬伯格),属于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以大众文化理论为基础,它把科学技术看做话语和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它注意到这种文化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比如全球经济)所强加的限制,但该进路还是自我安慰地把科学话语和技术建构成实体(一种大众文化),并认为这些实体既接受来自理论的也接受来自大众品味的建构。这样,该进路就把科学话语和技术视为大众对社会限制进行反叛从而展开建构身份和共同体认同的反叛活动的有效工具其中科学技术不仅实体化为理论体系,而且实体化为科技共同体这样的社会实体。

第二类,科学技术建构论的批判模式(如卡隆、拉图尔的建构论纲领)。它把科学事实和机器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产品,它们只有在社会网络中各异质性要素展开斗争和磋商的过程中才得以存在并产生影响。这样,以文化研究的符号和读者理论为基础,该进路把科学技术视为符号或文本,或者说各异质性要素互为文本,互为读者与作者,它们互相解读和建构、磋商意义并展开权力斗争,最终试图建构有利于自己的话语霸权和社会网络。

第三类,认为“虚拟现实是一种幻想”(virtualrealityisanillusion)的学派。它反对虚拟现实支持者那种认为“社会越是在技术上变得复杂尖端,我们对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担忧就越少”的立场,把支持者对赛博空间的“认同幻象”的“去现实化”斥为一种集体幻想赛博空间的支持者认为,赛博技术的发展可以增加大众的交流和政治参与与协商,这样就可以破除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所制造的“认同幻象”,增加大众的反叛与协商,从而促进资源分配的民主化。。该学派区分了产生幻象的虚拟技术与幻象的内容(赛博空间),从而揭露说,虚拟现实决不可能置身于表征的政治学之外表征的政治学是指,符号、文本的意义实践总是与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虚拟现实也是一种文本、表征。,因为它始终是对技术所试图编码或抹杀的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之间冲突的一种规划;这又恰恰是因为虚拟技术仍然根植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中技术是负荷政治的人工物。

第四类,以“沟通的物质性”为研究主题的一些松散的研究纲领。它扩展了德里达的“外在性”(exteriority)概念的功能,该概念是一个用来指称“语言的物质的方面”的术语,认为外在性提供了对解释的霸权的一种强有力的对抗,并能倡导一种意义构建的新模式,该模式可以把人的身体、心理系统和新的沟通技术之间的配对关系产生特殊的主体效果的“场景”(situations)带入我们的视野。

通过以上概括,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即这些关于技术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经典理论具有继承的一贯性;换言之,后结构时代的文化理论家仍然把技术处理为“比喻”(trope)或表征(representation)而不是存在于世界的物理实在。汉森把这种传统称为“技术之思”(technesis)或“把技术翻译成话语”(the puttingintodiscourse of technology)[1]6-7。他们都把技术的物质性等同于文化的物质性,即“物”所显现的仅仅是文化意义,也就是把技术还原为机器;而机器则仅仅在整体上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

比如说,第一类把技术概念化为“话语”、“文本”(理论体系)和“社会结构”,把技术作为“大众文化”来解读。第二类则在认识论上把科学技术定义为“表征”sts学者所关注的是科学技术的“表述”活动及其表述物(如科学事实、实验报告、论文、铭写装置、作为符号存在的机器等)。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技术实践,指的是科学技术的表述实践以及使表述合法化的实践,这种实践脱离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自然界),也脱离了以实验仪器形式存在以及以日常用品形式存在的技术的物质性。第三类也因为旨在显现人工物包含的“文化意义”尤其是权力分配结构,所以仍忽视技术作为“物”的实在性和给予人的感知体验。第四类研究也还是局限于德里达的“外在性”概念,把技术的物质性导向语言。

为何如此?劳斯指出,把科学技术理解为知识或者发明物(表征)的传统来自于知识研究的哲学传统和语言学传统[2]。汉森进一步指出,那是因为当下的文化批判研究技术,并不是为了讨论技术本身,而是把技术作为阐明人的主体性的构建过程建构社会身份与认同——的一条可能途径和一种物质支撑;而所谓人的主体性,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就是指人的思想与思维;同时,他们认为只有语言才是思想和思维的工具从而人的主体性就是作为表述者的那种主体性,除此无它。这样,一旦“思想”被赋予了判决究竟是什么构建了人的身份或能动性的特权地位,认为只有通过思想,物质性才得以获得文化价值,那么,技术就总是被处理为仅仅作为主体性构建活动的物质支撑。

对此作一概括,他们认为,思想对物的“符号意义”的把握优先于对物本身的感知和操作实践,认为认识来源于思维对物的符号意义解读而不是对物的直接操作;更进一步说,认为意义来源于对符号(语言)的“解释”而不是对实物的感知、操作以及行动者的其他行动。以此为哲学根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就始终受困于语言学。即在经验转向中,我们仍把人作为思想者(而不是感知体验者),而把技术仍看做语言符号(而不是存在于世界的具有物质性的物,而只是具有符号性的物),我们与技术和世界的作用也仅在于意义的解读活动(而不是切身感知体验)。这种困境使得我们忽视身体与技术的直接关系。那么如何寻求解困之道?笔者以为那就是要重视技术的物质性、人与技术结合的切身体验,并发展出一种可以描述和解释这种物质性体验的理论。

三、 强调“切身化”的技术文化研究:

经验转向的深化要重视技术的物质性、人与技术结合的切身体验,就需要扭转哲学的解释学方法论,即要超越把人与技术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依赖语言的“思想”或“思维”层面的认识关系而关注更广泛的感觉、知觉关系关注处于情境中的身体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其哲学指引来自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3]。

梅洛庞蒂综合了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笔者认为其根本含义在于使得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主张“面向事物本身”相匹配,即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来代替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通过对知觉现象的分析,梅洛庞蒂有力地批判了把知觉与思想割裂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同时他采用的“身体—自我”分析视角也为超越语言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提供了新思路。

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所说的先验还原是不可能彻底进行的,因为向着先验自我而进行的还原必然假定了意识的内在性,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已表明,人并没有所谓的内在性,人就存在于世界之中,且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认识自身。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世界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其构成法则的对象,而是我们所有知觉行为和思想的出发点,我们也不可能把世界的存在悬置起来。因此,梅洛庞蒂认为,海德格尔的命题“在世界之中存在”乃是现象学还原具有可能性的唯一背景;不过,梅洛庞蒂也不愿就此倒向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把现象学的经验描述方法和存在哲学的立场结合起来。所以他最终的结论是,世界就是生活世界,就是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因此对这一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就已经站在存在哲学的立场上;且这种描述又无需脱离意向性分析的方法。

梅洛庞蒂的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就是对身体参与世界的知觉实践的现象学描述。他将身体置于其知觉解析的中心,认为世界是经知觉意识而通达于我们的,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情境而为我们所把握。他把主体还原为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存在,即认为身体并非处于世界中的一个固定不变的物质实体,相反,身体是感知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而且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从位于身体的地方产生出来。因此主体性不是本质的、形而上的:自我就位于身体中,身体则位于时空的展开中。

这样,对身体参与世界的知觉实践的现象学描述作为一种方法论,就为把自然世界、技术人工物、身体、思维等分离的哲学范畴统一起来奠定了哲学根基,从而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立场契合。本文将此称为“切身化方法论”,认为由此导引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才能真正实现经验论的本体论立场与经验描述方法论的统一。从而,我们就可能从身体与技术物的感觉、知觉作用关系上来考察科学认识和发明创造以及使用技术的切身实践。

理论根基找到了,接下来要构建的就是思考的范畴。本文提出以下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其一是“情境化的身体”。该概念强调,我们的身体总是技术化的身体,也总是处于技术化的情境中。我们首先讨论人—技术的体现关系(embodiment)。按照唐·伊德的理解,它指技术与人的身体结合去感知和操作世界,而技术本身在人的注意力中隐退这事实上就是人对技术的一种熟练操作和习惯,从而产生一种技术与身体结合的“感觉”。“体现关系克服了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机械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清晰界限,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人造物与使用者的一个共生体。”[4]可以说就是技术化了的身体和技术的身体化的统一。事实上我们通常是以这种方式在与世界打交道而产生认知与情感,就像伊德的现象学公式所表达的:(人—技术)世界。其次我们讨论人—技术的背景关系,即人总是处在技术化的情境中。它改变了人类经验的格式塔,对人的身体感知和情感产生影响,对人经验世界的方式施加微妙的作用。最后涉及人—技术的他者关系。人把技术物视为异于自身的他者,这种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一种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区分关系。正因为存在他者关系,人才会把技术经验作为背景,或者说人才会认为自己与背景是分离的。

“情境化的身体”主要关注的是技术与身体的关系,更进一步,当人作为身体的、思想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存在而与技术结合时,该概念就扩展为第二个关键词:“杂交体”。所谓“杂交体”,在拉都尔那里是指,技术是自然的、个人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因素的杂交融合而成的实体。笔者在此进一步补充两点,首先是认为“杂交体”包含“赛博”的含义。“赛博”是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技术和人的结合存在状态所作的隐喻,她指出技术就是这样一种结合体:它像人一样能够学习(learn)、感觉和体验意识(consciousness);同时也能够像机器一样提高被程式化的程度,来用特定的方式学习、感觉和体验事物(things)。其次笔者强调,技术作为上述异质性要素的杂交融合,它是一个进行性的过程,而并非一旦形成就固定不变的实体。“杂交体”所启发我们去考察的是技术、身体、自然、文化和话语系统如何汇集到一起而制造了“合作者”(coagent)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是情境性的、开放性的。这个概念解构了认为文化、自然、身体、技术等是独立单元的观念;而且把对身体—技术的考察扩展为对技术—社会—自然的考察。 “情境化的身体”所关涉的第三个范畴是“情境化的身体实践”人总是以这种技术—身体的方式去参与实践的,包括切身体验、符号与文本的阅读和意义的建构等。人的这种实践同时体现了四种人—技术的关系,即体现关系、背景关系、他者关系和解释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在建筑工地上操作挖土机挖土,挖土机对于操纵者而言首先是一个他者,即独立于人的存在物;在操作中人又与挖土机结合成体现关系和背景关系才能对土地进行处理;而同时操纵者对挖土机、对自己的操作活动,以及人—机一体对土地、空间位置等都会建构一定的意义即产生解释学关系。

这是一种“感觉世界”它区别于概念化了的“思想世界”、“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思想世界”作为分析工具往往指引我们依据公开的或文字的语言来考察某人的思想和心态的逻辑,但这事实上不足以昭示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复杂心态和所思所行。而“社会世界”则通常把人的实践归类到政治、阶级、文化或社会组织的框架中去审视,而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性和无法化约的性质。而“物质世界”则被概念化为仅仅是上述两个世界的基础,其重要性反而被遗忘。笔者对“感觉世界”的强调试图突出人的身体的感受力和感知方式,突出切身体验和微妙心态对理解方式的复杂作用,从而弥补上述分析工具的不足。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通过对人—技术组成的“感觉世界”的现象学描述,我们将深化对技术的存在状态、技术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结合状况、技术与权力及社会规则的紧密关联等问题的理解。因此笔者最后试图采用“驯化”概念来统一这四个“世界”。

最初lie和sorensen这样解释“驯化”概念:“我们驯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周围的技术。这种驯化过程以相互改变为基本特征。因此使用者/消费者是在积极努力地通过创造性地操控与他们的实践需要和能力相关的人工物、符号和社会系统而塑造他们的生活……。这种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因而成为具体性的,也是象征性的当技术被驯化时,地方性的日常工作和符码都被采用了。”米歇尔进一步深化了该概念。他认为,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非仅仅由社会规则来决定,而是技术、身体、自然、文化等异质性要素结合而成的“杂交体”,所以他细致考察了那些已经处于世俗生活中的(以前认为是“被社会化了的”)技术如何脱离地方性的社会化;最终表明世俗化了的技术如何不仅在符码层面上,也在实践的和物质的层面上产生局部性的混乱和去统一性[5]。

这样,结合“情境化的身体”和“杂交体”概念,我们得以明确,日常生活中对技术的“驯化”也就是伊德所提到的人—技术的多重关系的杂糅过程。这种“驯化”并非通常的“社会化”概念所能够容纳,而是既在符码层面上,也在实践的、物质的和切身体验的层面上发生的情境性的对“杂交体”的“占有”和“融合”,或者是产生局部性的混乱和去统一性。这样,“驯化”概念就把个体的“身体实践”扩展为文化的、社会的实践;把上文所述的“感觉世界”、“思想世界”、“社会世界”、“物质世界”等概念的对立解构了,并试图重构一个统一的情境化的“驯化”世界。循此路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就能得到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hansen m embodying technesis: technology beyond writing[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2]rouse j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12-15

[3]曹继东 伊德技术哲学解析[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6

篇10

打造世界一流的人才交流环境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重要的体现是人才的国际化。北京是个世界城市,需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在北京发展,让全世界的人才融入北京这个世界城市。要使北京形成一个让全世界各方面的人才生活于北京,工作于北京,发展于北京,贡献于北京,影响于世界的大环境。对于这一点,我们要进行深刻的研究与思索,北京不缺乏一流的高校、一流的科研院所,为什么却缺少一流的成果?世界科技的发展速度已经不能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有的科技领域甚至开始用天甚至小时来计量发展速度。北京在人才培养环境、人才引进环境、科研环境、成果转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津贴等方面需要有更多行之有效的举措,需要有更具吸引力的政策,以加快北京世界一流的人才交流环境的尽快形成。

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建设世界城市的制高点和切入点。智慧城市是指充分借助物联网、传感网,涉及到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把握新一轮科技创新革命和信息产业浪潮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北京信息通信(ICT)产业发达、RFID(射频识别)相关技术领先、电信业务及信息化基础设施优良等优势,通过建设完善ICT基础设施、认证、安全等平台和示范工程,加快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构建城市发展的智慧环境,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处理的新的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模式,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北京城市形态。建设智慧城市,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切入点。智慧北京将彻底改变北京人的城市生活、交流方式、产业发展形态和社会管理模式,并且会进一步扩大北京与世界的交流和沟通,增强北京的影响力。

打造世界一流的历史文化影响力

北京是燕、辽、金、元、明、清六朝古都,历史文化悠远而深厚,并且文化荟萃,富于人文精神。这些历史文化元素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绝好的文化背景和人文背景。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北京的历史文化影响力还不够,北京的众多文化元素在国际上实际还是停留在“标本”、“观摩”阶段,热心参与的、向往的、融入的、追捧的、进入生活的还不多,就是因为北京的文化还没有形成一种力量,还没有对世界人民的生活产生互动、产生影响,这就使北京的历史文化影响力大打折扣。西方的时装,西方的影视,西方的观念,西方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如何让北京的文化走向世界,如何让北京人的历史传统、文化遗产、人文精神、文化艺术、建筑艺术,乃至生活习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来影响别人,形成世界影响力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一个大课题。我们应该广泛地利用节庆、传媒、网络、教育、演出、国际交流、留学生等各种手段努力扩大北京文化的影响。

打造世界一流的文化艺术交流环境

法国首都巴黎被世人誉为“世界文化艺术之都”,就在于它的城市规模与艺术水准、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生活环境和时尚潮流、城市景观和艺术氛围,这其中关键因素是巴黎具有着世界一流,甚至可以堪称世界第一的文化艺术交流环境。巴黎是世界文化艺术的演艺场,是世界艺术创作的园地,是世界先锋艺术的催生地,是世界时尚潮流的领航者。相对来说,北京的文化艺术交流氛围就显得过于传统、过于持重。北京打造世界城市,就必须打造世界一流的文化艺术交流环境。要说明的是,北京并不缺乏世界文化艺术交流的场所、人才、传统,缺乏的是政策、机制、需求,也就是说,北京还没有形成世界一流的文化艺术交流大环境。当然北京的文化艺术交流的路子该如何走是个很严肃的课题,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又必须考虑中国国情,不能照搬。这个大环境的营造需要北京进行认真的研究与探索,摸索出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有利于促进文化艺术交流的路子。

打造世界一流的城市经济

没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足够的经济影响力,建设世界城市就难以实现。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就必须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提高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

我们一直强调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常住人口2,000万的特大城市,需要有很强的经济功能。北京的巨大消费能力、发达的第三产业、国际著名的旅游胜地以及全国的交通枢纽地位和“买世界,卖全国”贸易中心地位等,可以让北京发展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据权威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共有外商全球投资公司119家,占全国总数的55%。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9家,各类研发机构50多家。另据《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未包括台湾地区)仅有15家,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人寿等,但其中前12家的总部均在北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也是中国大型跨国企业的控制与决策中心。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应该强化经济中心地位,而且,特别要强化北京市的低碳经济中心地位。为此,应继续努力加快北京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禁止新建、限建或转移现有的高能耗、高污染、用水量大的产业或项目,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把与低碳经济相适应的高精尖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换句话说,北京要突出强调用金融经济、知识经济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扩大经济影响力。

目前,北京市出台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如城南发展行动计划,打造南城发展新格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做出以金融街为主、以CBD商务区为辅、三个新兴产业功能区和四个服务后台的方案;“三个一批”带动工程:通过航空产业园等,带动新一代制造业的项目;通过中关村软件园区二期和中国移动国际信息港等,带动重大生产项目等。以及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是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建设和郊区生态环境保护等),这些都是加快北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对建设世界城市至关重要的问题。

打造世界一流的全球对话平台

北京奥运会打开了北京与世界交流的一扇窗户,北京要打造世界城市就必须继续开启更多这样的窗户,与世界对话,让世界更多地关注北京,让全世界的人更多地走进北京。上海的世博会让世界瞩目,海南的博鳌论坛让世界瞩目,北京应建立怎样的平台开展全球对话,产生持续的影响力?北京论坛创办于2004年,每年举办一次。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以北京雄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促进世界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论坛相信,不同文明在和平环境中的交汇始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证。北京论坛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国际性,即立足北京,面向亚洲,放眼世界,汇集世界著名学者;二是学术性,即强调从文明和文化角度深入探讨相关问题,阐明文明和文化在推进世界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三是影响力,即注重其社会效益,关注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共鸣。北京论坛是以学术和文化为中心的世界级学术性论坛,在介绍和发表世界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同时,借鉴并吸收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从而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高水准的学术论坛。北京论坛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促进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像北京论坛这样规模和高端的论坛机构在北京还不多,而且北京论坛的影响力也还远远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如何策划推出建立诸如世界经济论坛、世界文化论坛、世界发展与稳定年会、世界政治互信机制年会、世界首脑北京年会等世界级的会议和组织机构,让北京站在世界的制高点发出声音,聆听世界,让世界聆听北京,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打造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

北京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和首都优势,使北京的旅游业具有深厚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旅游业和会展业具有综合性强、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效应明显等特征,是体现首都特点和发挥首都优势的重点产业,近几年发展迅猛,在北京市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现,北京旅游业经济总量始终居于全国前列。但是,北京目前旅游休闲业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城市的需要还有较大距离。要打造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就要在全面提升传统观光旅游、大力推进都市旅游、完善发展商务会展旅游、加快发展现代娱乐旅游、深度开发城区民俗旅游、合理开发休闲度假旅游、培育拓展乡村旅游、多元化开发其它专项旅游、策划精品节庆活动旅游等各个方面大力推进。在旅游交通配套系统、游客服务系统、旅游信息化系统、旅游国际营销系统、旅游危机管理与游客反应快速应变系统等方面加快建设。

打造世界一流的人居环境

北京在世界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努力发展低碳经济,把北京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同时还要重视城乡结合部的综合治理,落实绿化隔离政策,建设好中心城区的绿色屏障,维护好当地百姓的切身利益。通过提升传统服务业内涵、发展建设服务业功能聚集区等多种手段,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化的服务业中心。

实施“三大理念”,打造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

哪个城市算得上世界城市、哪个不是,这不是某个城市自己能说了算的,也不是由哪个权威机构来评选的,它是一个认知的过程。纽约、伦敦等都是在各种背景因素和自身特点的基础上,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世界城市的。他们走过的路,我们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搬,如果我们今天的发展只是去模仿他们,那就只能跟在他们后面走。北京提出的世界城市与纽约、东京等国际化的大都市并不一样,北京的建设要有自己的特点,在学习其他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有时代特征、北京特色的规划。所以,北京的发展不能套用别人的模式,只能从中国国情和历史出发,按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来把握和定位。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以及“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反映了国际社会普遍认知的价值标准。

突出“北京气派”,大力实施“人文北京”行动计划

世界城市一定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统一体,这是很高的标准。纽约如果严格按照现在学者们所提出的世界城市标准来讲还未必够格,因为它没有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力;政治上讲,它不是首都,能有多大影响力呢?它被认为是“世界城市”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现在我们提出来“世界城市”的标准更完整,文化、政治、经济方方面面都要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经济方面有巨大差距,文化方面有巨大的优势。北京市有三千年的建城史、六朝古都的八百年建都史。皇城文化、民间文化、首都文化、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人文北京的目标就是围绕着改善民生、弘扬文明、繁荣文化、构建和谐四个支柱。人文北京行动计划里面还有重点实施民生的保障与改善的十大工程,到2020年要做到四个之最——要把北京建设成为最具人文关怀、最显文化风采、最具文化魅力、最为和谐宜居的城市。要让每一个来到这个城市的人感觉到:北京的文化品位、人文的关怀、文化的魅力、文明的风采方面等等,确实都是世界一流的。

突出“北京创造”,大力实施“科技北京”行动计划

“中国创造”与“中国制造”是两个意义和层次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创造”强调的是创新、自主品牌,强调的是科技。北京科技方面目前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力的。将近1/4的高校和1/4的重点学科实验室都集中在北京。“科技北京”具体体现为“2812”科技北京建设工程。“2”就是做好“2项对接”,对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8”就是实施“8大科技振兴产业工程”,加快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和环保产业、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科技服务业、都市型现代农业,到2012年力争新增产值5,000亿元;“12”就是实施“12项科技支撑工程”,即信息基础设施、食品安全、农业科技、医疗卫生与健康、科技交通、节能与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示范、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资源综合利用、城市安全与应急保障等工程,提升科技惠及民生的能力。

多年来,我们国家很多情况下都是“中国制造”,现在不仅是“中国制造”,还要“中国创造”,一定要有自己的民族品牌,有响当当的世界品牌。目前,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量很大,但是做强了没有?真正赚到钱没有?北京平谷区提琴企业,产量很大,世界上每三把新提琴就有一把是那里生产的,产量占到世界的1/3。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让世界认可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只能运出去,贴上人家的标签。结果,中国只赚了整个利润的5%,人家一个标签就赚了利润的60%到70%。而当这些产品再卖回到中国市场时,价格立刻涨了百倍甚至更多。

突出“北京生态”,大力实施“绿色北京”行动计划

绿色北京行动计划是指到2012年,城市绿色覆盖率要达到45.5%,新的高速公路,新进铁路,以及新城联络线,主要干道及大宗河道,部分铁道都要建设一批绿色生态景观走廊。“绿色北京”行动计划中正在进行的有几个很重要的工程,一个是永定河绿色生态走廊建设工程。这个工程按计划要在三年内完成,届时,永定河两岸纵深达到5公里,绿色走廊将近1,500平方公里。再有一个就是新城的滨河公园,充分利用11个新城中穿城或绕城而过的河流两侧荒地、滩涂地,在两年内建设成为具有休闲服务功能的带状城市森林公园。再有一个就是南中轴系森林公园。北边有一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跟它相呼应,从奥林匹克公园沿中轴线向南再打造一个与它对应的森林公园,显示绿色文化的传承,展示国家形象,体现生态文明城市。“北京生态”不仅强调的是绿色,更强调的是在绿色环境里的功能实现,要实现的是在绿中工作,在绿中生活,在绿中游,在绿中玩,在绿中健身。

这三个行动计划内涵非常丰富,涵盖面也非常广,是2010年到2012年三年时间要实现的宏伟行动计划,应该说也是北京在迈向世界城市宏伟目标现阶段的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