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扶贫论文十篇

金融扶贫论文篇1

1．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要体现以下优势

为了真正发挥金融扶贫在未来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国金融扶贫工作应该在吸取过去扶贫工作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点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优势，避免金融扶贫重复过去的老路。

（1）利用市场化经济手段推进扶贫。

财政扶贫方式具有政策性、直接性等特点，但同时也属于一次性的、无偿的扶贫方式。行业和社会扶贫方式则更多的依靠对各行业和机关单位的道德层面约束来开展，一般难以获得可持续性。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应采取有偿的资金投入方式，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使金融机构在提高贫困户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追求利润。

（2）充分发挥金融扶贫中各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未来金融扶贫要改变政府“一头热”的扶贫模式，避免贫困户以往存在的“等、靠、要”的心理，充分发挥被扶贫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改变贫困户过去传统的被施舍的角色。贫困户应该是金融机构的客户，通过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

（3）改变“漫灌式”扶贫，提高扶贫精准性。

过去漫灌式扶贫在主体选择以及扶贫效果上均不佳，未来金融扶贫要提高扶贫的有效性与精准性。金融机构通过有效的客户定位筛选出帮扶对象，而后按需给予相应的金融服务。通过“到人到户”的方式，节约了人力、物力的浪费，有效达到“扶真贫、真扶贫”的目的。

2．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的重点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扶贫不再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能力，进一步增加收入。而增加收入就意味着要扩大再生产，需要扩大经营规模，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金融的支持。基于我国2011年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重点开展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笔者认为未来我国金融扶贫应该重点在以下三方面展开。

（1）贷款给连片特困地区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贫困农户，实施“精准”扶贫。

金融扶贫是开发式扶贫，应该对贫困人口实施“精准”金融服务供给。金融机构通过合理的信贷机制设计，开展有效的贷款客户甄别，贷款给真正贫困而且需要金融支持的贫困户，使得贫困农户拥有启动资金进行生产生活。贫困农户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扩大再生产来还贷并且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

（2）通过金融方式支持连片特困地区优势产业与龙头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户不仅可以通过自身发展生产来增加收入，也可以通过发展一批龙头企业带动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顺利开展能够使得贫困户的就业机会增多，使贫困户通过积极劳动来扭转贫困的面貌。因此，金融机构通过发挥自身的资金优势以及有效的信贷机制贷款给龙头企业以及专业合作社，使得优势产业的融资渠道得以拓宽，为贫困地区走产业化道路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3）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金融扶贫不仅看重向贫困人群发放贷款，更加看重贫困人群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能力，要做到贷款发放以后及时收回以至重新开展新一轮放贷。因此，要确保连片特困地区长期金融服务的供给，需要把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做好。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如交通运输、通讯服务等物质性基础设施，良好的物质性基础设施是提高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群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能力的前提；第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如支付环境、信用环境等方面，这就需要不断加大金融投入力度，采取激励措施引导金融服务不断流入连片特困地区。

3．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的主体和基本思路

构建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体系，需要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府协调发挥作用。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资金充裕的优势，采取“批发+零售”的模式开展金融扶贫。微型金融要充分发挥信贷机制方面的优势，加大微型金融制度和技术创新，实施“精准”扶贫，改变原来的“漫灌式”扶贫方式。政策性金融通过深化改革，实施市场化运作，打造我国开发性金融，完善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为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改善农村金融环境，吸引其它商业性金融进入。另外，还需要发展连片特困地区合作性金融，发挥贫困户“互助”优势，弥补前面两者金融供给的不足与漏洞。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工作离不开政府的参与，政府应该加强各项金融扶贫工作的政策完善，开展有效的引导和激励措施，促使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扶贫工作。

二、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中的金融机构行为分析

1．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扶贫：发挥资金优势

因信息不对称等多方面原因，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直接扶贫发展存在很多障碍，但具有资金充足、技术发达、管理到位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大型金融机构可以采取间接扶贫模式，具体有以下三种模式值得推广。①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龙头企业+贫困户的扶贫模式。龙头企业是市场与贫困户的纽带，是国家进行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资金优势，给当地的龙头企业发放贷款。拥有资金来源的龙头企业再促进贫困户的发展，带动贫困户增收。龙头企业的发展不仅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于贫困户的脱贫与农村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培育和支持具有特色优势产业的龙头企业，对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②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贷款给专业合作社来帮助贫困户，解决专业合作社的贷款难的问题，有利于专业合作社将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相同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提供者有机联合到一起，解决贫困户的切身需求，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加工、销售、运输等服务。③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微型金融机构+贫困户的扶贫模式。由于大型金融机构与贫困户之间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等原因，使得直接扶贫效果并不显著，而缺乏资金来源是微型金融机构难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与微型金融机构的对接，使得微型金融机构充当大型金融机构的“脚”走到基层，走到每家每户，将资金零售放贷给真正需要支持的贫困户，这样的方式可解决微型金融机构贷款难的问题，也可减少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直接发放信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2．微型金融机构扶贫：发挥信贷机制优势

目前我国的微型金融机构主要有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NGO小额信贷机构，微型金融机构以服务“三农”及小微企业为主要目标，对于扶贫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通过直接贷款的方式来填补大型金融机构扶贫的空白。微型金融机构的规模虽然不大，资金也没那么富足，但是往往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深入基层，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也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微型金融机构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中的作用，除了通过与大型金融机构合作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以外，还应该大力发挥微型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优势。①完善小组联保信贷机制。小组联保模式属于担保创新，社区居民自愿组成联保小组，通过互相承担担保连带责任的方式来解决无抵押物的状况。小组联保贷款的基本原则是:“多户联保，总额控制，按期还款”，这样相互制约，相互管制，能够带动成员还款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后续贷款工作的有序进行。这种贷款模式的理念在于认为穷人是讲信用并且有能力的，甚至有时比富人更讲信用，因为他们手中的资源稀缺，因此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信贷机会。而且任何人都不想在熟人社会失去信誉，而“小组联保贷款”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②实施分期还本付息的信贷机制。分期还本付息这种人性化方式可缓解贫困户的还贷压力，有利于贫困户资金的周转，符合贫困户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客户及时还本付息是微型金融机构能够自负盈亏甚至稍有盈利的保障，也是一种监控客户的贷款资金流向，控制信用风险的途径，并且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通过不断回收资金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一种平等借贷的机制来促进贫困户和微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和谐发展。

3．合作性金融扶贫：发挥“互助”优势扶贫

我国农村信用社在名义上应该属于合作性金融组织，但农村信用社事实上已经偏离了合作金融的轨道，走上了不可逆转的商业化发展道路，使我国出现了事实上的合作金融组织残缺。众所周知，合作性金融在连片特困地区扶贫乃至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迫切需要重构我国合作金融体系，发挥合作性金融在连片特困地区扶贫中的“互助”优势。当前我国存在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民资金互助社和贫困村互助资金三种具有合作性质的组织，它们虽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如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管理手段比较落后、资金周转速度较慢等问题，但拥有“互助扶贫”的基础，政府应该对他们进行有效引导，充分发挥熟人互助模式扶贫。由于合作性组织成员来自一个“熟人社会”，对于贷款人的信用和在资金使用情况都比较清楚，可省去许多交易费用与交易时间。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有效解决贫困户担保缺失的问题，贫困户不再以常规的担保品来贷款，而是通过贫困户之间长期维护的信任来担保。其次，能够适应农村贷款资金使用的特点，开展村庄内贷款。由于农业生产、农村市场以及农村生活的原因，贫困户对资金的需求额度小，频率高，在“熟人社会”更能满足这种基本特征，人与人之间也更容易产生同情心而互相帮助。

4．政策性金融扶贫：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

完善基础设施是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资金投资回收期很长，因此，政策性金融在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过程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从其诞生起就担任着填充财政直接支出和商业性融资之间的“中间角色”，但我国传统的政策性金融只是将财政资金简单信贷化，没有真正实施市场化运作，因而不能解决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当前，应该不断深化我国政策性金融改革。①运用开发性金融理念，实施市场化资金运作方式，实施政策性资金的有偿使用，运用银行信贷“有借有还，到期归还”的经营机制来促进所支持项目的发展。提高政策性资金的使用效率。②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主动寻找市场，改变传统的“政府挖坑，金融种树”的被动模式，把支持基础设施领域的成功经验拓宽使用到连片特困地区新的资金需求领域，一方面寻求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做大做强”，为连片特困地区扶贫贡献更大的力量。③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连片特困地区运用市场化的运营管理模式，给予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中长期资金。在金融扶贫过程中注重培育连片特困地区的市场化作用机制，逐渐增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构筑连片特困地区政府力量与市场机制之间的有效沟通桥梁，将融资优势与政府组织优势有效融合，高效率的实现政策性资金在连片特困地区扶贫中的作用。

三、构建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体系的补充性对策建议

1．完善金融扶贫政策，构建有效的引导和激励机制

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金融扶贫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需要完善各项政策，引导和激励各项扶贫工作的开展。对于在扶贫工作中有较大贡献并且利润微薄的公益小额贷款机构，给予免除所得税的激励政策；规定连片特困地区农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必须按照一定比例投放该地区，对于超过该比例的贷款给予相应的奖励等政策来激励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贷款；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合作性金融组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对于在绩效考核中扶贫效果好、资金回收率高的合作性组织给予财政资金的倾斜，从而形成激励作用。鼓励和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享受创业培训、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及贷款贴息以及用地、用电、用水等优惠政策。政府应该为金融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强的保障。完善连片特困地区农村社会的保障体系，建立系统化的农业保险体系，设立专门针对连片特困地区贷款难问题的担保机构；政府要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社会责任，通过宣传、法律等手段来规范以及提高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政府要在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与微型金融机构合作中起中介作用，为微型金融机构从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融资牵线搭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并且提高贫困户自主劳动的积极性。

2．不断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

金融机构要注重金融业务、金融产品以及金融工作人员选择上的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满足贫困人口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金融需求。对于贫困农户，一般是不能提供正规金融机构要求的担保抵押品的。因此，要扩大担保抵押品的范围，例如宅基地，土地承包权，林权等等都可以作为贫困户贷款的抵押品，要结合农村生态资源丰富的特点，创新绿色信贷产品。针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贫困人民金融服务的需求，金融机构在提供简单的存款、汇兑、贷款等基础的金融服务外，还要加快服务方式的创新，并且大力提倡通过现代化科技来降低扶贫业务的成本；人员选择方面也需要创新，不应以学历的高低作为人员选择的硬性指标，而应选择有亲和力的，最好是出身农村，从而能切身体会村民的需求的人。

3．完善风险管理制度

金融机构要根据现代金融风险的多样性以及复杂性，着眼于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的统筹管理，积极推进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利用现代化技术，例如建立客户金融信息管理系统、规范信息处理以及制度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建立评价考核机制，无论在金融机构正常运行或者不正常运行中，都要对于机构的每一环节进行严格把关以及评价总结；在实践中探索多样化形式的风险补偿方式，建立“奖补资金”模式推进扶贫资金到户，它在扶贫中的作用相当于担保基金，但是“奖补资金”的损失补偿比例与贷款回收率挂钩。并且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扬长补短，及时进行信息的反馈，分享最优风险控制方法。不断加大金融人才培养力度，要建立适应经济战略发展、年龄合理、层次清晰、有专业素养的农村金融人才队伍。

4．实现金融机构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协调发展

金融机构是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工作的主体，过去政府作为金融扶贫工作的主体的效率低下，对于贫困户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明显。金融扶贫应该体现以金融机构为主，政府为辅的扶贫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机构应同时注重财务绩效以及社会绩效。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所追求的，但是一味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顾及社会绩效，将会对企业与社会造成不利影响。而扶贫工作本身就是一项注重社会绩效，强调公平发展的工作，因此在这项工作中金融机构应摆正位置，坚持成本控制，加强技术创新，坚持商业运营原则，坚持风险控制原则，尽最大的努力来推动金融扶贫工作的健康持续科学发展。身处贫困地区的金融机构要不断提高自身责任意识，把支持扶贫攻坚作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同时，从长远来看，通过金融扶贫扩大服务范围，建立新的客户群，也是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5．提高贫困户的金融意识

金融扶贫论文篇2

【关键词】金融扶贫空间 商业利益 途径

一、前言

在我国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的当下，“脱贫攻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下必须解决民生问题，在两会期间这一问题被着重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可见我国政府对“脱贫攻坚”问题的重视程度。在“脱贫攻坚”问题的解决中，我国当下贫困地区存在的产业机构单一、信用环境等问题的出现使得金融扶贫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与风险，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对拓展金融扶贫空间的途径进行相关研究，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金融扶贫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能够较好的对我国贫困地区施行金融扶贫，我国政府就必须解决一系列影响金融扶贫工作展开的问题，笔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结果如下。

（一）金融服务供求对接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当下贫困地区本身对于金融的需求也日益出现复杂化趋势，但我国当下金融扶贫工作中往往并不能够较好的实现匹配的金融供求，这就造成了金融服务供求对接的问题，影响了金融扶贫工作的较好展开。在引发这方面问题的原因中，我国大型商业银行逐步脱离贫困地区市场、农村现有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匮乏、我国长期处于的小规模与分散化的经营模式都对我国当下金融扶贫工作中金融服务的对接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必须对金融服务供求对接问题予以重视[1]。

（二）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冲突问题

在我国当下的金融扶贫服务中，由于金融扶贫服务本身很难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平衡，这就使得我国当下大部分金融扶贫服务属于政治化活动，这种政治化分为较浓的金融扶贫服务并不能较好的满足我国贫苦地区的发展脱贫需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是由于金融扶贫服务本身与社会期望的低风险、高回报式的投资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出现使得我国金融机构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这也就造成了我国有针对性金融扶贫服务的缺乏，如何能够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将金融机构吸引到金融服务领域来，是我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2]。

（三）风险对信贷投放的制约问题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两点问题外，我国政府还必须对信贷风险隐患对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制约问题予以解决，这样才能够保证金融扶贫服务的较好展开。具体来说，我国政府近些年一直通过发展扶贫贴息贷款的方式为金融扶贫服务提供信用补充，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贷风险造成的信贷投放问题，但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在金融扶贫服务的政策性保险、贷款风险补偿金、续贷周转金都方面我国政府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而我国当下贫苦地区本身缺乏进行信贷的抵押物，就进一步造成了贫苦地区享受金融扶贫服务的困难。此外，我国很多贫苦地区人们的教育水平较低，本身不存在信用意识，这就使得这一地区的金融机构容易受到不利对待，进一步造就了我国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服务中畏贷、惜贷问题的出现[3]。

三、拓展金融扶贫空间的途径

上文中我们对我国当下金融扶贫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笔者将在下文中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经验，对拓展金融扶贫空间的途径进行详细论述，希望能够以此推动我国金融扶贫服务的相关发展。

（一）借鉴国内外成熟的金融扶贫经验

为了能够较好的对我国金融扶贫空间的拓展进行探索，我国地方政府需要借鉴当下国内外地区的金融服务经验，例如，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小额贷款模式、日本的的农协金融扶贫模式、甘肃的“双联惠农”贷款模式等，都能够较好的作为地方政府金融扶贫空间拓展途径的借鉴。这其中，孟加拉国本身属于世界范围内较为贫困的地区，但其建立的小额信贷金融服务制度，有效解决了当地的贫困问题，这一功能的实现与这一模式本身的透明性、层级性与小组贷款制度有着较大的联系，这也使得贫困人口能够一直享受贷款，直到脱离贫困；而在日本农协的而金融扶贫模式中，日本农协通过指导生产、集中采购销售、信用事业以及共济和社会福利的方式对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解决；而在我国甘肃的“双联惠农”贷款模式中，由于我国甘肃地区是我国贫困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这就使得甘肃本身对于金融扶贫服务的理解较深，而在甘肃推行的“双联惠农贷款”中，存在着贷款额度大、担保简易、期限灵活以及贷款利率低等多种优势，这也使得“双联惠农贷款”自诞生起到今天造福了无数甘肃贫困人民，这些国内外先进的成熟金融扶贫经验都值得地方政府借鉴[4]。

（二）创建多层次农村地区融资渠道

在金融扶贫空间拓展的中，我国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创建多层次农村地区融资渠道的方式，推动我国贫困地区金融扶贫服务的发展。具体来说，我国地方政府可以从加强信贷主体培育和帮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两方面进行多层次农村地区融资渠道的创建。在这其中，在加强信贷主体培育和帮扶工作中，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信贷辅导、政府部门推荐与金融机构遴选、建立培植档案等方法为贫困民众制定具体的融资方案并提供配套金融扶贫服务；而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方面的问题中，地方政府可以在借鉴国内外成熟金融扶贫经验的同时，健全“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等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推行小额信用贷款，这样就能够较好的创建多层次的农村地区融资渠道，进行金融扶贫空间的较好拓展[5]。

（三）健全金融扶贫协调配合与衔接联动机制

为了能够较好的进行金融扶贫空间的拓展，我国地方政府还需要建立起金融、财政、发改、税收等部门参与的扶贫开发协作制度，这样才能实现对成功的金融扶贫服务经验与做法的较好总结，而通过这种总结也将较好的对金融扶贫服务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在这一工作中地方政府还应从信贷市场、金融服务、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入手，推进集中连片地区“金融一体化”，以此健全金融扶贫协调配合与衔接联动机制，这样才能够较好的对金融扶贫空间进行拓展。

（四）构筑贷款风险保障网络

为了能够较好的进行金融扶贫空间的拓展，地方政府还需要构筑其贷款风险的保障网络，这样才能够较好的辅助我国贫困地区民众的脱贫致富。在具体的金融扶贫服务的贷款风险保障网络的构筑中，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设计政府扶贫开发担保资金的方式为金融扶贫服务提供信用保证，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社会资本入驻金融扶贫服务中；地方政府还可以创建不以盈利为目的担保公司，为金融扶贫服务提供服务；加强融资性担保机构信息披露与共享，也能够辅助贷款风险保证网络的构筑，在这种信息的共享中，企业与农户能够实现互保互助组织的建立，并实现双方的风险共担与共同成长，这在金融扶贫空间的拓展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6]。

四、结论

在我国当下的金融扶贫工作中，虽然很多方面的问题都影响着这一工作的较好展开，但只要设法对金融扶贫空间进行拓展，就能够保证金融扶贫工作的较好展开。

参考文献

[1]王鸾凤，朱小梅，吴秋实.农村金融扶贫的困境与对策――以湖北省为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06：99-103.

[2]罗晨.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参与农村金融扶贫问题研究[D].仲恺农业工程学院，2015.

[3]黄承伟，陆汉文，刘金海.微型金融与农村扶贫开发――中国农村微型金融扶贫模式培训与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09，09：93-96.

[4]刘静.河北省农村金融扶贫问题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4.

金融扶贫论文篇3

【关键词】连片特困区 金融扶贫 融资机制

一、引言

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确定了大别山区等11个全国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攻坚主战场。大别山连片特困区涉及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11个地市36个县，土地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2009年总人口3589余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071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3258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8896元的40%。大别山连片特困区的形成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作为著名的红色根据地，大别山区也一直在积极探索革命老区金融扶贫的机制创新。而信阳市地处大别山区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地带，扶贫融资环境更有代表性，在国家加快打造长江经济带的背景下，如何利用靠近长江的区位优势加快自身发展，创新扶贫开发领域的融资机制，走出一条有特色的金融扶贫道路是摆在大别山连片特困区各市县面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信阳连片扶贫开发状况

（一）贫困现状

信阳市位于河南省南部，其中市境南部地区处于大别山核心地带。近年来，虽然信阳市经济发展较快，GDP总量进入了全省千亿俱乐部，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经济发展仍然滞后。2013年全市人均生产总值仅为24714.12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5%和全省平均水平的72%；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000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信阳市大别山区域内有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包括：光山县、新县、固始县、淮滨县、商城县、潢川县。信阳市的贫困状况具有明显的连片性特点，在大别山地区有典型的代表性。

（二）信阳连片扶贫的实施

信阳市围绕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规划，努力构建适合本地区金融扶贫的新路子，2014年信阳市争取国家及省一级的扶贫资金达到4.2亿元，通过实施综合性连片扶贫开发项目，按照“整村推进、循序渐进、连片扶贫”的原则，优先选择贫困程度深的区域，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重点、农民为主体为贫困群体的脱贫增加新路子。另一方面，在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的地区实施产业专项扶贫策略，探索实施特色产业带动当地就业，推进劳务扶贫，杜绝反贫困的发生。通过实施整村推进项目和培训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两项政策，2013年信阳全市共有10万人脱贫致富。

三、信阳连片特困区金融扶贫模式

（一）理论基础

金融扶贫这种模式有效地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改变传统单一的“撒胡椒面”式扶贫模式，将生活式扶贫转变为生产式扶贫，将救济式扶贫转变为资本式扶贫，将对外争取单一式扶贫转变为对外争取和自力更生共建式扶贫。

目前，针对连片特困区减少贫困的路径，学术界有两种理论：一是涓滴理论，二是亲贫困增长理论。滴捐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和就业带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而大企业在则充当扶贫的桥头堡作用。这种理论的本质是让大企业和农民能够在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农民的增收。而亲贫困增长理论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扶贫思想，支持亲贫困增长理论的学者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有利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政策，使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获得更多的好处，以此来达到消除连片特困的目的。

（二）信阳连片特困区金融扶贫模式

信阳市各个地区依托自身特点，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各局特色的金融扶贫模式，效果比较显著的有新县“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固始县“政府+公司+合作社+银行+农户”的模式和光山县“一村一品”模式等。

1.“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新县是全国著名、河南惟一的将军县，也是信阳市发展较为落后的县域之一，2013年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10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8%。新县人民在长期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新县特色的“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这种模式也是亲贫困增长理论在现实中应用的一大特色。

“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首先，在新县成立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运用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独特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学员进行3至6个月的技能强化培训，从语言、技能、体力、行为规范、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教育，让学员初步掌握一项本领。其次，由新县劳务局和国外用人单位共同选拔合格研修生到国外进行就业，研修生外输劳动的行业遍布在建筑、服装、焊点、电线工等十多种。出国劳务开拓了贫困群体的就业渠道，解决了本地劳动力过剩这一大难题。同时技能培训也让贫困群体的日后就业更有保障。最后，出国劳务期满后，务工人员拿着国外赚到的外汇在国内投资创业，创办商店、酒店、工厂和农场等实体，迅速实现创业当老板的梦想，真正实现了可持续扶贫的思想。

截至目前，新县常年在国外就业的人数保持在6000人左右的规模，年创外汇6000多万美元，在为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纯收入。“技能培训+出国务工+回乡创业”这种模式为广大农村贫困青年筑起了一条换思想、学技术、快就业、能创业的致富高速路，大大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新农村。

2.“政府+公司+合作社+银行+农户”的模式。固始县是河南人口第一大县，属于信阳市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近年来，固始县逐渐做大“政府+公司+合作社+银行+农户”这种产业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也体现了滴捐理论的思想，政府通过减免公司的税收，来让更多的公司参与到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中，民间有资金实力的农户成立合作社（包括养殖合作社、种植合作社、特色农业合作社等等），资金不足的部分可以依靠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来解决，而普通的农户可以在公司和合作社的共同指导下获得技术支持，公司则还能解决农户产品的销路问题。

2012年三高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在石堰村投资建设固始鸡生态养殖园，固始县政府扶贫办积极在石堰村组织开展村级互助资金试点，吸收农户入股资金100余万元，同时政府以财政扶贫资金贴息方式支持银行向石堰村投放小额信贷资金200万元，这种模式经济效益显著，仅仅实行了一年，就促进当地农民人均收入增加800余元，同时壮大了固始鸡和豫南黑猪这两大产业群，也提高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在省外的品牌效应。

3.“一村一品”模式。地处大别山北麓的光山县，依托当地的优良的自然环境，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发展种植茶叶、油茶、板栗等产业，探索出一条农业“一村一品”模式。“一村一品”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在一个村子重点发展一种特色农业，这种差异化发展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大量雷同生产带来的产品积压问题，而且还可以在优化当地的农业结构，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的损失，保护了广大的农户利益。

光山县南向店乡地处大别山主脉向低山丘陵的过渡地带，海拔大多介于150米至800米之间，年降水量达到1200毫米，特别适宜油茶的生长。2012年光山县政府在县境南部的南向店乡何畈村和晏洼村新建5000亩油茶基地，种植油茶不仅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增加了农民创收的渠道，仅此一项就促进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750余元。与南向店相隔约10公里的泼河镇，则地处低山丘陵向平原过渡，不适宜大片种植油茶，但是泼河镇政府独辟蹊径，在荒废的丘陵岗地上新建6000余亩茶叶基地。依托信阳毛尖的品牌效应，泼河镇逐渐做大做强茶叶品牌，为当地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做出了极大贡献。

四、结语

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扶贫工作涉及了大量贫困群体，是扶贫工作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而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融资难、融资规模小，扶贫效益低下等。本文从大别山连片特困区的有代表性的信阳市入手，运用涓滴理论和亲贫困增长理论，探析连片特困区金融扶贫的创新模式，新县的“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固始县的“政府+公司+合作社+银行+农户”的模式、光山县的“一村一品”模式在信阳的推广取得了明显的效益，而大别山连片特困区的安徽和湖北的其他县市跟信阳的环境条件 极其相似，信阳模式可以成为其他地区的借鉴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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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扶贫；普惠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4）-0008-04

金融扶贫是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部署，金融部门不断深化认识，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大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力度，加强部门协调合作，全力做好金融扶贫文章，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全面推进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背景下，更加需要准确把握金融扶贫的意义和要求，总结金融扶贫的探索与实践，为进一步做好金融扶贫工作提供参考。

一、金融扶贫的理论分析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意味着应当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经济增长对提高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所以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在支持经济增长中，金融通过提供资本积累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金融扶贫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支持经济增长，带动居民收入提高，进而实现脱贫目标。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的居民存在差异性，会影响上述机制发挥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扶贫的认识，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要平衡好遵循市场化原则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

金融机构是金融扶贫的主体。一般而言，作为商业机构，金融机构配置资源遵循市场化原则，在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实现持续发展。但扶贫对象的基本特点是资产少、收入低、风险高，金融扶贫在初始就面临天然的困境。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激励约束，提供风险缓释，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变金融扶贫工作的成本收益关系，使得金融机构在参与金融扶贫工作时能够实现盈亏基本平衡，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实现金融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金融机构要从服务脱贫攻坚大局出发，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结合实际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积极探索管用有效的金融扶贫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努力提高金融扶贫的成效。

（二）要瞄准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动贫困户就业的项目及企业

金融扶贫的有效推进，既需要在供给层面提供有效供给，也需要在需求层面明确支持对象。在金融扶贫初始，由于经济发展带动脱贫成效显著，金融扶贫着眼于支持贫困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促进贫困人口脱贫。随着经济发展对贫困人口脱贫带动作用的减弱，金融扶贫的对象需要更加突出精准，聚焦建档立卡贫困户。既要通过小额信贷等方式直接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提高经营性收入；又要支持吸收和带动贫困户就业的项目和企业，增加工资性收入；还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创新方式，增加贫困户财产性收入。由于不同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情况千差万别，要避免大水漫灌式的支持，应立足实际，根据不同对象的金融需求特点，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并着眼建立长效机制，实行跟踪式服务，确保稳定脱贫。

（三）要统筹好开发式扶贫与普惠性金融

从金融扶贫的方式来看，信贷扶贫是主要方式。不同于财政资金，信贷资金的使用要还本付息。所以金融扶贫应立足于开发式扶贫，通过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这隐含的条件就是，贫困户有借入信贷资金的意愿，同时能够通过资金使用获得收益。信贷资金的投入应该是有助于改善贫困户的生活，而不是加重贫困户的负担。除提供信贷服务外，金融扶贫还应包括提供存款、支付、汇兑等普惠性的金融服务。过去，受限于技术和成本的原因，在贫困地区发展普惠金融面临诸多困难。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深入普及，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发展普惠金融的成本明显降低。通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贫困人口享受现代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更加容易。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也让贫困地区老百姓能够更好的利用金融，合理保护自身权益。

二、金融扶贫的探索实践

国内外在金融扶贫方面都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践。从国际看，孟加拉国尤努斯创建的格莱珉银行扶贫模式获得了广泛好评。比较典型的方式就是，通过将信贷资金借给有劳动意愿的妇女，支持她们用贷款购买缝纫机、三轮车等简单的生产资料，开始“自雇式家庭生产”，并且维持良好的盈利水平，在帮助妇女摆脱贫困的同时，保证了金融支持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因为这一具有革命性的扶贫模式，使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从国内看，作为金融扶贫的牵头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始终重视金融扶贫，一直将其作为信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安排部署。近年来，更是着眼于脱贫攻坚的新形势、新任务，先后出台了《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明确金融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通过加强货币信贷政策实施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引导金融机构做好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按照扶贫“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市落实”的要求，各省在扶贫实践方面也各具特色。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欠发达地区。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积极发挥金融扶贫牵头和组织协调作用，加大工作力度，有效提升了宁夏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

（一）绦谢醣倚糯政策，促进贫困地区信贷显著增长

立足宁夏实际，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完善金融扶贫贷款贴息政策，实施金融扶贫主办行制度，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信贷投入，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2016年末，宁夏贫困地区8个县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25亿元，同比增长26%，比全区平均增速高15个百分点；新增贷款占全区贷款增量的16%，高于上年同期8个百分点。累计发放扶贫再贷款5.1亿元，增强贫困地区金融机构资金实力，用于发放精准扶贫贷款。加快推动易地扶贫搬迁信贷资金衔接投放，指导国开行、农发行宁夏分行精准对接易地扶贫搬迁资金需求。2016年，国开行、农发行宁夏分行共发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6亿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8万人。

（二）创新金融扶贫模式，提升金融扶贫的有效性

在宁夏部分贫困县开展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盘活农村土地产权，提高农户贷款可得性。引导金融机构依托龙头企业担保和产业项目，提供养殖、特色种植专项贷款，增强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鼓励金融机构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金融扶贫模式，涌现出了“盐池模式”、“蔡川模式”等值得推广的金融扶贫模式。以“蔡川模式”为例，金融机构立足蔡川村养殖传统优势，创新联保方式和金融产品，变5户联保为村干部、养殖能手等任意3户相互担保借款，推进小额贷款扶贫全覆盖。采取“银行+合作社+农户”模式，弥补贫困户无抵押担保物短板，形成了“小贷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的良性发展格局。利用农村熟人社会信息和相互监督机制，筑起了风险防控的“防火墙”，确保贷款安全运行。2008年以来，金融机构已累计向蔡川村发放贷款1800笔9000余万元，未发生一笔不良贷款。

（三）夯实金融基础设施，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大力推进“支付便民”工程，重点加强贫困地区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电子支付宣传力度，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业务，努力为贫困地区居民提供更加快捷、高效、便利的支付服务。以助农取款服务点建设为抓手，不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3月末，宁夏贫困地区累计布放ATM机415台，POS机7884台；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业务客户数为104万户，助农取款服务点2326个。深入开展信用村、信用户评级工作，提高信用在授信评级中的作用。推广“631评级”授信模式，即诚信度占比60%，资产状况占比30%，其他情况占比10%，引导农户重视信用，增强诚信意识。采取“大户保小户、富户保贫困户、村干部保少生快富户”模式，构建相互监督、相互督促的贷款保障机制，促进农村信用环境明显改善。

（四）建立监测评估制度，强化金融精准扶贫

认真实施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及时、准确、完整反映宁夏精准扶贫贷款情况。积极做好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推广试用工作，推动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企业等基础信息与金融信息的精准对接。制定宁夏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实施细则，着力提高金融精准扶贫政策评估效果，为促进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目标提供重要保障。结合区域特点，建立精准扶贫问卷调查制度，深入了解扶贫对象生产、生活、消费、金融需求等现状及其对金融支持的评价、反应及期望，为金融扶贫工作提供决策分析和信息支持。截至2016年末，宁夏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487亿元，同比增长4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9个百分点。

（五）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形成扶贫攻坚合力

牵头制定《金融助推宁夏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建立完善人民银行、银监、证监、保监、扶贫、财政、农牧、金融工作局等部门参与的助推脱贫攻坚金融服务工作联动机制。健全部门责任，加强工作联动和信息共享。推动整合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支持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协调推动贫困地区设立风险担保基金与风险补偿基金，完善风险缓释机制，为金融机构介入提供有效保障。其中，扶贫担保基金实行公司化运作，执行优惠担保费率。扶贫补偿基金实行资金专户管理，与金融机构按照一定比例进行风险共担。2016年末，宁夏贫困地区共成立扶贫产业担保基金14.32亿元，风险补偿基金1.66亿元。

三、推动金融扶贫的建议

扶贫工作越往后难度越大，金融扶贫任务依然艰巨。目前，金融扶贫的认识更加深刻，政策逐步完善，协调更加有力，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做好金融扶贫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后工作中，重点在于抓好政策落实，勇于创新实践，不断提高金融扶贫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助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加大扶持引导力度

管好用好扶贫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使用扶贫再贷款资金，加大扶贫贷款发放力度，优先支持带动贫困户发展的企业和建档立卡贫困户，进一步提高扶贫再贷款使用效率。实施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对于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和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执行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贷款的专项检查，督促国开行、农发行加强贷款申报审批，及时拨付贷款资金，务实高效做好易地扶贫搬迁信贷投放及配套金融服务。支持贫困地区法人金融机构通过合格审慎评估，成为全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基础成员，提高市场融资能力和利率定价水平。开展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工作，加大评估结果运用力度，建立评估结果与宏观审慎、金融监管、风险补偿等政策措施挂钩机制，切实发挥评估工作对于进一步改进精准扶贫金融服务的积极作用。

（二）推动金融精准扶贫

积极开展金融扶贫示范区创建活动，探索金融精准扶贫新模式，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根据当地产业实际和扶贫对象特点，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积极支持有意愿的贫困户获得小额贷款。引导贫困户正确认识扶贫贷款的作用，将信贷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将带动贫困户就业情况作为金融支持扶贫产业和项目的重要标准，对于带动效果明显的企业，给予更大的金融支持和优惠。发挥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和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作用，确保金融精史銎妒据准确完整，为评估金融扶贫工作成效、改进金融扶贫服务提供数据支撑。金融机构要平衡好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加大金融产品和模式创新力度，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贫困户的实际情况，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更好的发挥金融在扶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三）完善协调合作机制

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通过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基金等多种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提高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建立基金的持续补充机制，将新增基金列入财政预算，以基金的持续增加带动信贷资金的持续投入。进一步加强扶贫信息共享力度，及时将每年安排的扶贫项目以及动态更新的建档立卡户提供给金融机构，便于金融机构及早对接，提供支持。针对贫困户脱贫可能出现反复的情况，一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给予金融机构和贫困户稳定的政策预期，提升互信水平，促进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要注意扶贫政策与支农政策的有效衔接，扶上马、送一程，使得贫困户脱贫之后也能够持续得到有效金融服务。这不仅有助于增强贫困户脱贫的稳定性，也有助于防范贫困户的道德风险。

（四）加强基础金融服务

继续优化贫困地区支付环境，加强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电子银行业务，提升贫困地区支付服务水平。协调建立补贴机制，提高助农取款服务点积极性，探索推进贫困地区的助农取款服务点和电商服务点的融合发展。加强贫困地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知识普及，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保护合法权益。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农户信用意识，加强建档立卡贫困户信用信息征集，完善差异化信用评级和授信管理，帮助贫困户获得更多金融支持。加强金融扶贫宣传，及时总结金融扶贫取得成效，梳理金融扶贫有效模式并加大推广力度，增强做好金融扶贫的信心，推动金融扶贫取得更大成效。

⒖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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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论文篇5

为了更好的从实证角度研究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文章以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主要分析点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来分析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主要是因为在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信贷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好量化的因素。通过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见表2)与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见表3)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找出金融在支持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经济增长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以后改进和完善金融支持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经济增长效率政策方面提供参考。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支持经济增长效率进行计量分析。本文选择了2007—2013年各年数据，对这两个时间序列取对数以后，建立回归方程:Yt=β0+β1χt+Ut(t=2007，…，2013)，其中χt代表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取对数以后的序列，Yt代表吉安片区GDP取对数以后的序列，再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参数估计，得出: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模型拟合情况较好，拟合优度达到0．971，t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结果为显著。DW检验可以确定不存在序列自相关，因此我们得出一元线性模型y=0．18+0．615x。该计量模型结论为，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吉安市GDP将增长0．615%。

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实证检验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经济增长效率进行计量分析。本文选择了2007—2013年各年数据，对这两个时间序列取对数以后，建立回归方程:Zt=θ0+θ1t+λt(t=2007，…，2013)，其中t代表全国人民币贷款取对数以后的序列，Zt代表GDP取对数以后的序列，再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参数估计，得出: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模型拟合情况较好，拟合优度达到0．976，t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结果为显著。DW检验可以确定不存在序列自相关，因此我们得出一元线性模型y=0．039+0．758x。该计量模型结论为，全国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GDP将增长0．758%。根据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对GDP增长效率进行实证检验和全国人民币贷款对GDP增长效率的实证检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GDP将增长0．615%;全国人民币贷款每增长1%，GDP将增长0．758%。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全国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高于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人民币贷款支持GDP增长效率14．3个百分点。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可以参照上述结论即全国金融支持经济增率高于长罗霄山脉集中连片地区(吉安片区)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14．3个百分点。

二、金融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区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一)银行资金逐利性，影响金融供给效率追逐利润实现效益最大化是银行作为企业的本性使然，效益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生存和发展，这就客观上要求银行将服务重点集中在实力较强、经营效益较好的企业和行业。而扶贫开发的目标和重点是发展能力脆弱的贫困人口，讲求的是公益性，与银行的“喜好”背相径庭。前些年国有银行“洗脚进城”便是一个实证，银行的“嫌贫爱富”一度造成城乡金融供给严重失衡。以四县(市)为例，据统计农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实体金融网点仅0．7个，不及城镇四分之一，有25%的乡村仅拥有离行式金融自助点、金融便民点等虚拟金融网点。同时，上级行对信贷严格管理考核机制也让县级行很无奈。如农行明确规定惠农卡农户联保贷款不良率不得超过2%，否则予以“停牌”处理。据调查，目前吉安辖内有3家县级农行因农户小额贷款不良率触及“红线”而遭遇业务“停牌”。在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中，要让银行再次“脱鞋下乡”，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见效慢、收益低的农村贫困地区，与其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弱化了其支持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二)保障机制缺陷性，影响金融创新效率贷款追偿难，信用环境不健全，导致银行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影响了金融产品创新，如2009年井冈山市厦坪镇一兔子养殖户以房产作抵押向中国银行井冈山市支行申请贷款20万元，此笔贷款是该行开办的首笔涉农贷款。2010年该养殖户因经营不善，到期无力偿还贷款，中行向当地法院提讼并胜诉，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收回该笔贷款，导致该行上级部门中止了其开办农户贷款的权限。在这种残缺的风险保障机制下，银行往往独自承担信贷风险，对支持扶贫开发项目顾虑较大。

(三)激励措施滞后性，影响金融的配置效率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罗霄山片区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等，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扶贫开发规划和政策，前瞻性地对新一阶段扶贫开发提出了更高目标和更高要求。据了解，新一轮扶贫攻坚中，四县(市)预计扶贫开发总投资160亿元，需银行配套投入信贷资金70亿元。为了调动银行资金，国家及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扶持金融发展政策，但总体而言相对笼统且难以落实到位，尤其是地方政府出台的信贷投放激励措施往往因财力不足而无法兑现。众所周知，扶贫开发投资周期长、收益见效慢、服务对象广，如果激励扶持措施迟迟到不了位，则难以调动银行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三、政策建议

(一)提高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一是出台差别金融政策。建议国家针对集中连片扶贫地区专门做出“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安排，尽快出台专门的扶贫信贷政策，在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存款准备金、贷款规模调控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增强金融机构支持扶贫开发的能力。二是加大信贷“窗口”指导力度。人民银行可考虑专门出台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扶贫开发的信贷投入力度。三是加大优惠政策激励力度。建立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激励机制，出台扶贫开发金融创新专项激励制度，对符合创新条件、为扶贫开发做出重要贡献的金融创新项目给予激励政策等，同时对金融机构用于扶贫开发贷款的营业收入实行减、免营业税。四是适当授予基层行业务权限。建议金融机构总部改进现有的管理和考核方式，给县级分支机构适当的贷款审批权和金融产品创新权限，并在扶贫开发方面出台信贷倾斜政策，增加基层分支机构支持扶贫开发工作的动力和活力。

(二)提高扶贫资金供给效率。建议整合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力量，将中央、省、市安排给县(市)的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科技扶贫资金、林业扶贫资金等资源进行集合，发挥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撬动银行信贷资金这块“巨石”，以其乘数效应来满足扶贫开发巨额的资金需求。比如，遂川县1:8的贷款模式值得借鉴。2009年，遂川县财政局、扶贫办、国税局、地税局、涉农金融机构等单位在全省率先推出了“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农业信贷+政府贴息”信贷新产品(又称1:8贷款)，并选择信用基础好、产业有特点的珠田乡黄圹村、草林镇冠溪村、大汾镇红太阳社区、堆前镇鄢背村进行试点推广，银行按互助社所募集担保基金的8倍比例发放贷款，且在额度内可以进行“二次融资”、“三次融资”，极大地支持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截至2014年6月末，4个试点村已吸收社员436户，筹集担保基金270万元，其中扶贫办拨入资金40万元，累放贷款3500余万元，支持了428户农户发展金桔种植、农产品加工、生猪养殖等特色产业，户均实现增收5000余元。

(三)提高金融风险保障效率。一是修订完善有关物权法律法规。建议修订《物权法》等法规，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充当贷款抵押物，以鼓励金融机构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聚宝盆”。二是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在现有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担保中心的基础上建立农村信用担保基金，采取“财政拿一点、群众筹一点、社会捐一点、市场运作补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专门用于解决贫困地区企业、产业和贫困人口的担保需求。三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同时加大财政对农村保费的补贴力度，提高农村、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借鉴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对借款人进行培训考核的经验做法，培育农民借款人的信用意识，深入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户”建设，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金融扶贫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扶贫模式；微型金融；河北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0067-04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第十条明确指出：国家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四川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作为有效的经济杠杆和调控手段，金融手段对扶贫开发的积极作用毋庸讳言。因此，抓住我国农村积极进行新型金融试点的有利机遇，借鉴境内外成功经验，探索有效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工具，结合各地实际量身定制有效的扶贫模式，其必要性和应用价值突出。

一、金融排斥理论概述

发端于20世纪末期的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理论描述的是金融体系中部分客户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主要是指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法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服务方面存在较多困难和障碍。Leyshon和Thrift（1997）认为金融排斥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英国金融系统的演化表现为金融排斥和金融融入（Financial Inclusion）相互交替进程。Panigyrakis、Theodoredist和Vefoutsou（2002）认为，金融排斥是指由于没有适当的获取渠道，部分群体不能以合适的方式获得主流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Kempson和Whyley（1999）提出了地理排斥（Physical Access Exclusion）、评估排斥（Assessing exclusion）、条件排斥（condition exclusion）、价格排斥（price exclusion）、营销排斥（marketing exclusion）和自我排斥（self-exclusion）等六个判定金融排斥的指标[1]。

减轻金融排斥对于提高各国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都很重要。Kunt和Levine（2009）指出，公众缺乏享有均等金融服务的权利，是发展中国家持续的收入分配不均、贫困陷阱以及低增长的主要原因。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以及建立为全民服务的金融体系，是各国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2]。他们还认为，金融不但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影响居民的经济机会。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才能创造较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从而有利于缺乏财富，但拥有才智且努力奋斗的穷人[3]。Kunt、Bourguignon和Klein（2008）还提出只有通过科技进步降低金融体系的成本，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为最穷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才能有效地减少贫困。要使金融服务惠及穷人，并确保金融机构持续经营，必须在金融领域推进新兴技术的应用。

相比较而言，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更为有限，金融排斥也更为严重。印度国家抽样调查组织（National Sample Survey Organisation，NSSO）的数据显示，51.4%的农户未能实现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渠道的信贷可及。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12月底，我国还有1696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主要集中在西部欠发达地区。

二、现有金融扶贫模式分析

（一）微型金融扶贫模式

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在片区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搭建跨省融资平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优化金融网点布局，培育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等措施。在这方面，国内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值得总结、学习与借鉴。例如，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社区银行模式，以及新兴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尽管各有特色，互不相同，但对于我国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创新，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都较为突出。相对而言，微型金融扶贫模式的影响更大，覆盖面更为宽广。

微型金融（Microfinance）是专门针对贫困居民和小微企业而建立的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小额信贷、小额储蓄、小额保险、小额租赁和小额的支付交易等[4]。微型金融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理念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遍及亚非和东欧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等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大量小额信贷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以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GB）模式、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BRI-UD）模式、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模式和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村庄银行（FINCA-VB）模式四种微型金融模式知名度最高，社会效益最为显著。

Morduch（1997）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扶贫到户的信贷模式，向贫困农户直接提供无资产担保的小额贷款，尽管利率较高，但保持了较高的还贷率。Jeffrey Poyo和Robin Young（1999）指出，在拉美地区，小额信贷的商业化已走在了世界前列，许多实施小额信贷的非政府组织（NGO）已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是基于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考量。由于NGO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无法开展存款等金融业务，利用捐款和扶贫资金开展业务也往往受到较多限制，因此，越来越多的NGO开始寻求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以此来拓展业务。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为有效地开展项目，基金会成立了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和农信在每个县成立一个分支机构——农户自立服务社，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推广扶贫项目，实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Liza Valenzula（2001）认为，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小额信贷领域存在许多优势，如大量广泛的分支网络、提供存款服务和支付业务方面的经验等。同时，面对激烈的银行业竞争，许多中小金融机构很难与大银行相抗衡，开拓小额信贷市场就成为新的发展空间，许多正规金融机构开始涉足小额信贷业务。目前，国内的城商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几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开办了小额贷款业务，差异化的小额信贷产品也正在涌现。

2006年，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微型金融的声望和影响力达到顶峰。但是，随着印度小额信贷公司SKS Microfinance（2010年）和墨西哥小额贷款公司Compartamos（2007年）的公开发行上市，格莱珉银行涉嫌财务不实、收取高额贷款利率等传闻的出现以及尤努斯的被迫辞职，小额贷款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的调查，只有1%左右的小额贷款机构得以真正达到财务平衡的目标。在服务穷人和永续经营之间，存在两难选择。此外，部分学者认为，相对而言，对贫困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固定收入，而非获取小额贷款用来创业。

（二）国内金融支农扶贫模式

1.丰顺“拾荷模式”。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驻村工作组在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北斗镇拾荷村创建了独具特色的金融扶贫机制，称为“拾荷模式”。2008年，驻村工作组撤离后，扶贫项目转由拾荷村两委主持并继续运行。人行工作组充分发挥金融业的优势，积极创新扶贫机制，通过建立“一金一社一会”（即“种养业贷款担保金”、“农业合作社”、“温氏养鸡专业户协会”），创立了以“担保基金+农村金融机构+合作社+农业龙头公司+行业协会”为特色的全新金融扶贫模式，形成了农村金融机构、农业龙头公司、村集体和农村种养专业户等相关各方互利共赢的长效扶贫机制。

2.乡村金融服务站模式。

2011年5月，广东省丰顺县设立了广东省第一家乡村金融服务站。乡村金融服务站的设立，主要依托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基本上是村委工作人员。乡村金融服务站的主要职责有依法采集农户信用信息；咨询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业务；收集农户、农企的融资和理财需求信息，向金融机构提出融资或理财建议等。截止2012年至5月底，梅州全市已挂牌乡村金融服务站1601个，行政村覆盖率达78.48%。全市已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924个，累计发放贷款19.85亿元，贷款余额16.13亿元。

3.农地金融模式。

所谓农地金融是指以农地作为担保向金融机构获取抵押贷款的资金融通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项基础性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制度。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农地金融制度进行了很多研究，在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国的农地金融实践从1988年的贵州湄潭实验开始，目前已波及全国20多个省份，经历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大体上看，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农户+地方政府+土地金融机构”模式。贵州湄潭县最早开始我国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部分学者称之为“湄潭实验”。第二种是“农户+村委会+金融机构”模式，以山东寿光市为代表。第三种是“农户+土地协会+金融机构”模式，宁夏同心县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四种是“农户+专业合作社+金融机构”模式，以辽宁省法库县的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为代表[5]。此外，山东诸城和江苏溧阳等地的农地金融实验，也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4.社区发展基金模式。

社区发展基金（Community Development Funds，简称CDF）主要以小额借款形式借给贫困户、妇女和低收入群体用于生产活动，属于参与式扶贫范畴。我国社区基金可追溯到1994年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地区的“村寨发展基金”，1998年，中荷霍山项目受小额信贷模式和草海“村寨发展基金”的启发，正式创立了“社区发展基金”。1999年香港乐施会云南禄劝项目在总结原有小额信贷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对小额信贷项目进行了调整，转变成了社区发展基金项目[6]。之后，社区基金在全国部分贫困农村地区得到了推广。目前，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发展基金有安徽霍山模式与河北武强模式。

（1）霍山模式。霍山社区发展基金的主要特点是，由项目无偿提供少量起始资金，参与项目的农户交纳一定股金，形成若干基金。由部分入股村民首先使用该基金，期限为半年，并交纳一定的利息，其余入股农户负责监督。

（2）武强模式。武强“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模式的具体做法是：村民入股自愿申请，采取农户入股与政府配股相结合的方式，筹集发展基金。武强模式采取“龙头+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强调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将国家到户资金先折股到户，再自愿集股到公司、协会或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获利后按股份分红。

社区发展基金脱胎于小额贷款，不同之处在于，社区发展基金属于参与式扶贫的范畴，更强调社区组织内部社区成员的自主管理决策，从而降低了管理成本、促进了社区公共财富的积累，从而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综合发展。

三、对河北省“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的启示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河北省燕山、太行山区已列入国家连片特殊困难片区，成为新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为此，2012年4月，河北省委、省政府提出，将着力打造“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选择紧邻北京的9个重点县，进行集中扶持，重点突破。

从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来看，既要加强财政投入，又离不开金融业的有力支持。为推进河北新一轮的扶贫开发，必须借鉴省内外的相关经验，发挥金融机构的支农扶贫作用，实现金融、扶贫资金和生态补偿资金的有机结合。

（一）批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创新金融机构的涉农业务模式

在我国农村逐步放松金融管制，试点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于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和服务质量，减缓金融排斥，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具有重要意义。而涉农金融机构新型服务渠道和信贷产品的涌现，为金融支农扶贫创造了条件。北京农商行和天津农商行的涉农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对于环京津区域的扶贫攻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前，建行、民生银行和天津滨海农商行分别作为发起人，在河北发起成立了丰宁建信、宁晋民生和安次滨海等三家村镇银行。今后，河北要积极与京津的各类商业银行开展合作，批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扩大河北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范围。

要鼓励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学习北京农商行的涉农业务模式，推进“乡村便利店”和“乡村自助店”建设，改善农村居民基本金融服务。借鉴天津农商行的社区型零售银行模式，推广“公司+担保”贷款、“公司+协会+渔民”贷款、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等涉农金融产品，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水平[7]。

（二）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开展农地金融试点

为了有效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还应争取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开展农地金融试点，以弥补河北农村发展与建设资金缺口。因此，建议河北省政府与农发行总行积极协调接洽，在农业发展银行河北相关分支行内部设立“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部”，开展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

在河北农村信用合作社内部设立“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办理处”，与“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部”的相配合，负责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发放与回收等具体业务。同时，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发行土地债券，广泛筹集社会资金，然后通过专营性农地金融机构（农发行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部和农信社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办理处）以较低利率贷放给农户，从而使土地经营者获得低息中长期贷款支持。

（三）积极探索金融手段与财政扶贫资金相结合的扶贫模式

积极协调争取中央扶贫专项资金和京津二市的生态补偿资金，省财政安排专项配套资金，在重点扶贫开发地区设立社区发展基金。借鉴安徽霍山的中荷霍山社区发展基金和衡水武强的“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模式，启动社区发展基金试点，初见成效后逐步推广，通过金融工具与财政杠杆的有机结合，有力推动环首都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7]。

此外，借鉴广东梅州经验，推进河北乡村金融服务站建设。借鉴拾荷模式，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积极作用，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尤其是金融机构）的帮扶有效结合，积极创新金融扶贫模式，为消除环首都贫困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马九杰.中国农村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策略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10（5）：5.

[2]江 春.国外近期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研究动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7-13.

[3]阚景阳.西方微型金融理论回顾与分析[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102（5）：35-36.

[4]张 伟.微型金融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2.

[5]刘欣欣.中国农地金融的实践探索与启示[J].南方金融，2012（5）：62-63.

金融扶贫论文篇7

关键词：扶贫模式 市场化运作程度 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农村问题一直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扶贫开发30年来，我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全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了到2010年的2688万人，并且贫困发生率也由30.7%降低到了2.8%。

但是，随着我国农村扶贫成果的呈现，农村扶贫开发也出现了问题：赵曦等人（2009）认为我国现有的扶贫模式管理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剩余贫困人口减贫速度减缓、脱贫成本增加、扶贫成效降低。张新伟（1990）认为扶贫资金投入的增加，扶贫效率反而有所放缓，既有扶贫政策低效率制度原因，也有贫困地区环境恶劣、自然资源短缺、人口素质低等客观原因，同时也包括了交易效率低下，分工不足，资本短缺，市场化意识不健全等经济原因。真正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市场化的反贫困道路。徐志明（2008）认为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是在反贫困中引入市场机制，包括在贫困地区培育贫困地区市场主体，培育市场经济发生与成长的条件，转变政府在反贫困过程中的职能，建立扶贫资金的多元投入机制，资源配置的市场竞争机制，多方参与扶贫开发和监督评价机制。上述研究的不足是仅仅从扶贫资金管理、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扶贫制度上来分析中国扶贫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上提出相应建议，忽略了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机制和扶贫模式资金使用效率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扶贫的发展，本文从贵州扶贫实践出发，采用未确知-AHP综合评价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贵州主要模式的参入主体、市场化机制以及扶贫模式资金投入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探索出贵州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程度和扶贫模式资金使用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更好为贵州，甚至为我国的扶贫工作改革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扶贫模式市场化运行程度的测度

（一）扶贫模式市场化运行程度未确知-AHP综合评价方法

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根据张新伟（1990）提出的建立以农村市场化为重点的市场化机制是用市场化解决贫苦问题的关键，以及龚晓宽（2005）从扶贫主体、扶贫运作方式、以及扶贫对象来分析怎么运用市场化规律推进扶贫开发，借鉴了陈宗胜从农户投入产出角度，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指标评价方法，和王凤彬等（2005）对企业内部市场化程度测度指标设计的基本思想，将体现扶贫模式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因数按性质不同，划分为若干类，并按市场经济理论提取出相关的因素。

本文邀请了10位对扶贫工作有专业研究人员，其中包括4位专家学者、3位省级扶贫办人员、3位扶贫农户对指标进行评价，得到如表1所示的结果。

（二）指标权重的赋值方法

在多层次多指标的评价模型中，指标分类权重、指标重要性权重是模型的最关键性的一步。本文采用了专家赋值法，将指标的等分率作为指标的权重。笔者邀请了4位对贵州扶贫现实情况较为了解的学者、4位从事扶贫工作的政府人员以及2位扶贫农户，对表2中的二级指标进行评分，评分按百分比来记录。本文以产业化扶贫模式为例来说明多层次未确知综合评价的计算过程。

1.二级指标测度。根据分级标准2构造单指标测度函数如下：

根据单指标测度函数，对照表1各指标的评估值，则可以求出单指标测度：

计算各二级指标的分类权重：

计算各二级指标的测度向量：

2.一级指标的测度。

计算一级指标的分类权重：

ω1=（0.24 0.17 0.16 0.19 0.24）

计算一级指标的测度向量：

μ1=（0.14 0.74 0.12 0）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信贷扶贫的一级指标测度向量：

μ2=（0.1 0.69 0.21 0）

3.识别与排序。取置信度λ=0.7，由综合评价法得到评价等级：发展资金扶贫模式和信贷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程度都处于良。根据排序，发展资金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程度高于信贷扶贫模式。

4.用同样的方法，以工代赈的一级指标的测度向量为μ3=（0 0.32 0.66 0.02）。可以计算出以工代赈扶贫模式市场化作用程度位于中这个区域。

5.对这三个扶贫模式的市场化运作进行排序，得到的结果是：发展资金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程度最高，其次，是信贷扶贫模式，最后，是以工代赈扶贫模式。

扶贫模式资金运作效率定量分析—主成分分析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扶贫模式资金的效率，本文选取贵州省历年的扶贫资金投入实际情况来进行实证分析，从扶贫资金对贵州农村人均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扶贫模式资金的使用实际效率情况。

首先，本文从扶贫资金的投入主体的不同，将贵州扶贫资金主要分为财政扶贫、信贷扶贫、社会帮扶，以及利用外资四个方面。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

为了方便接下来的分析，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利用SPSS18.0，对该数据进行降维。

表4给出了各成分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只有前2个的特征值根大于，且财政扶贫资金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60.315%，信贷扶贫资金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30.479%，这两个成分的方差的贡献率达到了90.25%，因此选择前2个变量，即财政扶贫资金、信贷扶贫资金已足以描述贵州省扶贫资金的使用水平。

结合上述分析方法，按扶贫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从贵州省财政扶贫资金、信贷扶贫资金中提出以下3个主要的资金投入扶贫模式：发展资金扶贫模式、以工代赈扶贫模式、信贷扶贫模式。具体数据如表5所示；贵州省历年农村居民历年人均纯收入如表6所示。

本文采用贵州省农民的人均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发展资金对数、以工代赈资金对数、信贷资金对数为解释变量。

模型：Y 为贵州省农民的人均收入；Ser01为发展资金；Ser02为以工代赈资金；Ser03为信贷资金。

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7的结果可以写出回归方程：

Y=-222265+1586.169ln（SER01）+739.842ln（SER02）-80.2654ln（SER03）

R2=0.98，R2=0.97，F=120.845 D.W=1.37

由表7中数据可知，R2=0.97，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对整个模型进行F检验，针对H0∶β1=β2=β3=0，给定显著水平α=0.05，查表的临界值Fa（k-1，n-k）=F0.05（3，7）=4.35，由于，F=120.845≥F0.05（3，7），则应拒绝原假设H0∶β1=β2=β3=0，说明整个回归方程显著。又由于ln（SER03）的T值的绝对值为1.39

结论与对策建议

从对贵州省扶贫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看，发展资金扶贫模式、信贷扶贫模式、以工代赈扶贫模式这三种扶贫模式的市场化程度都相对较好，且对于贫困地区农户持续脱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并不是市场化程度高的扶贫方式资金使用效率就是高的。如上分析，信贷扶贫模式的市场程度低于产业化扶贫模式，从资金投入使用效率效果来看，也比发展资金扶贫效果要差。但是，以工代赈扶贫模式市场化程度比信贷扶贫的市场化程度低，然而扶贫资金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优于信贷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因此，虽然扶贫模式的市场化程度对于扶贫资金的投入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单从扶贫模式的市场化程度高低来作为衡量扶贫资金投入多少。随着贵州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不仅仅需要扶贫资金的大量投入，也需要从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扶贫资金的投入角度等多方面考虑。

（一）突出扶贫重点并因地制宜实施扶贫模式的资金投入

加大对贫困市县的实地研究，寻找出该地最真实的贫困需求，区别对待，强化扶贫瞄准机制，因为统一的扶贫模式的资金投入忽视了地区和地区的差异性。有研究表明，以贵州省关岭县为例，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制约当地扶贫工作的重要因素。加大以工代赈投入资金的力度和扩大以工代赈扶贫资金的范围，应该是现阶段扶贫资金投入的主要方向。并且，从贵州省的数据可以看出，以工代赈资金近几年没有多大的变动，且占所有扶贫资金的比例也比较低，但对于贵州省农民的收入提升作用却很明显。

（二）完善扶贫模式市场化构建并增强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从扶贫模式市场化运行程度的测度定性分析来看，扶贫主体、扶贫资金的市场化以及扶贫模式的经济性都有待加强。贵州省扶贫主体参与多元化程度欠缺，政府资金提供力度占了全部扶贫资金的90%，忽视了中小企业和社会力量在扶贫中的作用。由于扶贫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等历史原因，扶贫模式的经济外溢性得不到体现，形成不了持续的扶贫效果。扶贫对象的意愿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进一步推进扶贫方式市场化的建立，扶贫主体市场化竞争的培育，贫困地区市场化机制的扶持，是贵州省走出贫困大省的不二选择。

（三）扶贫资金的投入和当地的产业发展项目相联系

近年来，贵州省政府一直在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完善扶贫模式中的种种不足。强化扶贫资金的监管力度，实行专项专款，加大市场化运作程度高的扶贫模式的扶持力度，使扶贫能够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增强扶贫主体的盈利能力和扶贫对象自我造血能力。真正能提升扶贫地区造血能力的，就需要和具体的扶贫项目联系起来。从研究分析中可以发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具体当地产业经济发展关系很大，贵州省扶贫资金更多的是要加大对农村产业链的发展投入。综上可知，信贷扶贫资金占了贵州省扶贫资金的40%，但对贵州省农村脱贫的作用却不是很明显。从贵州省石阡县的信贷扶贫效果来看，只有把信贷扶贫和当地产业发展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使得贫困地区走出贫困，因此，只有将扶贫资金和项目相结合，提高扶贫主客体的市场化意思，更好地提高信贷扶贫资金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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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新伟.市场化：反贫困制度创新讨论.生产力研究，1999（Z1）

8.徐志明.扶贫投资低效率与市场化反贫困机制的建立[J].乡镇经济，2008（9）

作者简介：

金融扶贫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支持 扶贫开发 农业保险 农民收入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有组织的实施扶贫开发，在国家经济政策向西部倾斜的背景下，迪庆州政府也在农村进行了旨在消除贫困的大规模扶贫开发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随着国家扶贫资金的大量投入和脱贫速度的减缓，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究竟怎样的扶贫方式对农民脱贫最有效，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财政资金扶贫效率，如：王朝阳等（2012）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财政扶贫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对GDP增长和农民年均纯收入的推动效果较为明显，但对县域工业经济才增长并没有特别的促进作用；帅传敏等（2008）通过对全国592个贫困县扶贫资金投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国外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优于国内扶贫资金，国内扶贫资金中效率最差的是中央贴息扶贫贷款。而对金融扶贫效果的研究仅仅是从单一角度进行分析，如：褚保金等（2008）以江苏省为例，分析表明农村信用社扶贫小额贷款对贷款农户的家庭纯收入产生了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究竟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整体效果如何，地方支农贷款的投放是否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将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迪庆藏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现状

（一）金融支持农村发展情况

农村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迪庆州各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迪庆中支的指导和推动下，充分认识和把握我州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以服务“三农”为导向，不断加大信贷支农力度。截止2012年末，全州涉农贷款余额为922342万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2.58%）较年初增加140924万元，同比增长18.03%，高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1.99个百分点，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58323.89万元，同比增长34.12%；农村基层设施建设贷款余额为499105.04万元，同比增长1.36%；农村企业贷款余额为639335.64万元，同比增长4.03%；农户贷款余额为151056.94万元，同比增长26.23%。全州15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迪庆州“三农”发展的信贷融资需求，较为有力地支持了藏区农村扶贫开发。

（二）金融扶贫相关政策实施情况

2012年，人民银行迪庆中支积极与地方政府沟通协调，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指引，从全州实际情况出发，增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针对性，运用再贷款、优惠利率和信贷政策指引等多种手段，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做好扶贫开发各项金融服务工作。

1.积极促进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实施，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一方面，按照《迪庆州财政局 迪庆州扶贫办关于下达2012年省级扶贫项目贴息计划并拨付资金的通知》（迪财农[2012]130号）等文件的要求，全年共发放贴息项目贷款4200万元，贴息126万元，其中：发放省级推荐项目贴息贷款2000万元，用于建设3000吨精炼菜油加工和示范基地，获得中央财政贴息60万元，带动小中甸、建塘等3个乡镇种植油菜面积44440亩，受益农户达5000余户。

另一方面，按照《迪庆州财政局 迪庆州扶贫办关于拨付2012年度第一批扶贫到户贷款计划及拨付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迪财农[2012]18号）等文件的要求，全年共安排扶贫到户贷款贴息280万元，其中：香格里拉县共获得100万元财政贴息①，促进了金江、上江、虎跳峡及五境等四个乡（镇）的种养殖业发展，惠及24个行政村，283个村民小组，受益农户达1028户，受益农民达7564人。

2.积极推动藏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因地制宜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迪庆中支从藏区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下发信贷指导意见等方式，积极推动藏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在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当地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渠道，截止2012年末，迪庆州共有七种创新金融产品，覆盖全州29个乡镇，贷款余额达67925万元，占全州各项贷款余额的5.34%，占涉农贷款余额的7.36%，使4万农户和12家企业收益；共有POS惠农支付等三种创新服务方式，实现29个乡镇全覆盖，全年办理业务金额达11306.47万元，受益农户数达11.6614万户，受益企业36家。

3.积极推进农业保险服务相关政策实施，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业保险。一方面，依据州政府下发的《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2年度全州政策性农业保险续保工作的通知》（迪政办发[2012]42号）等文件，积极鼓励和推动地方保险机构参与针对青稞、藏系羊及牦牛等特色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承保工作，截止12月末，共收取保费收入3516.82万元，其中：牦牛、藏系羊及青稞等三种特色农产品的投保数量分别达到6.76万头、23.36万及9.32万亩；另一方面，鼓励地方保险公司开展创新型服务，推出了针对全州农村学生、城镇低保户及军烈属子女的学生平安险，以及针对基层村官的国寿新简易人身两全保险等特色保险服务。

4.积极开展“一创两建”工作，搭建惠农绿色通道。一方面，积极推动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截止2012年末，迪庆州已建立惠农支付服务点108个，各类业务交易及查询笔数累计达到了40752笔，交易金额达408.12万元。惠农支付服务业务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建设，搭建了一条支农、惠农、便农的“支付绿色通道”，惠及27个乡镇、88个行政村、107个村民小组。

另一方面，扎实推进农村信用体系试点建设工作，截止2012年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德钦县已为7157农户建立了纸质信用信息档案，建档面达全县农户数的66%；为5594农户建立了电子信用档案及信用评级，占已采集信息农户的76%，全县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已初步建立。

5.其他金融扶贫政策实施情况。迪庆州政府下发《迪庆州财政局 迪庆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2年云南省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拨付资金的通知》（迪财农[2012]20号）等文件，为藏区农民提供生产技能技术培训补助资金，切实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增强贫困地区农民的造血功能，截止2012年末，已开展引导性培训及技能培训两项计划，分别获得财政补助资金18万元及272万元，使4300人受益。

（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重要载体。截止2012年末，迪庆州共有15个县级金融机构，73个银行业金融服务网点，金融服务网点密度仅为0.0031个/平方千米，且三个县城金融机构服务网点数为35个，占比高达47.95%，金融机构布局呈现重城镇、轻农村的特点。全州共有银行业从业人员865人，保险业从业人员550人，人均金融服务人员为0.0039人，其中：人均银行业金融服务人员约为0.0024（即：每一名银行业从业人员，需要为大约417个人提供金融服务）。全州自助机具布放数为1356台，人均0.0038台，其中：ATM机106台，人均拥有量为0.00029台；POS机具1234台，人均拥有量为0.0034台，其他自助服务终端仅有16台。可见，我州境内尤其是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足，较难发挥金融扶贫的载体作用。

三、迪庆藏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效率分析

由于扶贫针对的是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民，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此，本文试图从迪庆藏区金融扶贫开发政策入手，以迪庆辖内三个部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县域经济金融数据作为考察金融扶贫效果的主要指标，并选用藏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计量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为金融对藏区扶贫开发的推动提供实际证据。

（一）模型及数据指标简介

由于迪庆藏区辖内仅有3个县，金融数据统计口径又于2008年发生变化，因此仅可获得2008～2012年连续5年的数据，为解决样本容量不足的问题，同时，为了克服时间序列模型可能会忽略个体差异，而截面数据可能无法反映经济的动态变化趋势这两种缺点，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并假设在样本区间内，各县的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等不可观测的特质性因素是固定不变的，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11.0。

从理论上来说，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林牧渔业贷款，是对农村的物质资本投入，而增加农村企业贷款及农户贷款，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企业和农民提高自身技能水平，相当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建模依据，模型中，因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linc），而自变量包括各项涉农贷款的对数（详细指标参看表1）。

表1 实证数据指标说明表

注：（1）实证分析中l* 表示对指标*取对数；

（2）由于因变量采用的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达到一致性，在实证分析中将各项金融数据按照各地区农业人口数进行平均，从而得到农村居民人均值。

模型具体形式为：

lincit=β0+β1linfloanit+β2lfarmloanit+......+μit

（i=1，......，3； t=2008，2009，......，2012）

其中，βk表示各项支农贷款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对数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详细分析各项涉农贷款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效应，以期对金融扶贫效率做出实证判断。回归结果归纳在表2中，其格式为：每列报告不同的回归结果，而每行则报告系数的估计值、标准误，F统计量、P值或其他相关回归的信息。

首先，观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扶贫效力。表2第（1）列给出了在地区固定效应下，迪庆州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影响的双对数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各项贷款及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均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模型整体识别度较高，具体而言：每增加1%的各项贷款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将分别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4031%和0.0223%。

其次，观察涉农贷款扶贫效力。考虑到各项贷款中能直接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的应该是涉农贷款，因此在第（2）列中，用涉农贷款代替各项贷款，结果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每增加1%的涉农贷款，将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287%，而每增加1%的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可增加0.0597%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最后，为详细分析涉农贷款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扶贫效力，从而为改进涉农贷款结构以更好的发挥扶贫作用提供依据，第（3）列用农户贷款、农林牧渔业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村企业贷款来替代（2）中的涉农贷款，结果发现模型的整体识别度提高，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村企业贷款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因此在第（4）列回归中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回归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林牧渔业贷款的影响效应为负，即其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消极影响，每增加1%的农林牧渔业贷款，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下降0.0709%，而每增加1%的农户贷款，将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3695%，每增加1%的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可增加0.0315%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表2 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归纳表

注：这些回归是使用迪庆州三县，从2008年至2012年（总共15个观测值）的面板数据估计而得。标准误在系数下面的括号中给出，p值在F统计量下面的括号中给出。个别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或**1%的显著性水平下在统计上显著。

（三）实证分析结论

总结第二部分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金融涉农贷款对农村扶贫开发有正向促进效应。从回归分析中可知，金融机构发放的涉农贷款，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金融支持能够改善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且从回归的组内R2也可看出，涉农贷款的增加确实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释近年来迪庆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其中，第（4）列回归结果表明，在各项支农贷款中，农户贷款的发放对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最有效。

第二，目前迪庆藏区金融扶持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效率较低。从回归结果可知，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有效的农户贷款，其影响弹性也仅为0.3695，而有的解释变量的弹性甚至未达到0.1，如此小的影响弹性表明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效率是较低的。以农户贷款为例：2012年迪庆州农业人口数为30.27万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69.1元，农户贷款余额为151056.94万元，假设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即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9元），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贷款余额需增加2.71%（即增加4078.59万元），巨额的农户贷款增长，仅能促进农民增收47.69元，可见效率较低，金融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效率仍有待于提高。

第三，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于保障农民生活，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正向效应。由于农民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支出的直接受益人，因此相对于保险费收入和保险金额而言，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因此分析中选用理赔支出作为计量农业保险效果的指标，回归结果表明，虽然影响弹性仅为0.0315，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四，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和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效应为负，这与预期相悖，可能是因为在迪庆州财政扶持力度弱，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林牧渔业的过程中，金融贷款不足的部分，往往需要由当地农村居民来承担，这反而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负担，对当期农民收入的影响呈现出负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扶贫开发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第五，农村企业贷款余额对农民收入未体现出明显的影响效果。回归结果表明农村企业贷款余额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笔者认为农村企业带动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个有效途径，该计量结果的产生，可能是因为：（1）目前迪庆州农村产业化程度普遍较低，农村企业覆盖范围有限，使得运用现有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无法体现出农业产业化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优势；（2）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因此本文只考虑其当期效果的分析方式，无法体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长期影响效应。

四、迪庆藏区金融扶贫开发效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迪庆中支与地方政府配合协调，积极推广实施藏区金融扶贫相关政策，但迪庆州经济基础薄弱、支农贷款品种少、支农资金短缺及配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辖内县域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效率较低的现状。

（一）金融支农贷款品种少，创新不足，缺乏有效促进扶贫开发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一是支农贷款品种少，难以满足农村居民贷款需求。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各项涉农贷款中，农户贷款对于农村扶贫开发最有效，但目前迪庆州直接贷给农户的贷款仅有农户小额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及少量的林权抵押贷款等，适合农户的金融产品匮乏，且已推行的贷款利率偏高、期限偏短、金额偏小，农民负担较重，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需长期、大额投入不相匹配，因而扶贫开发效率偏低。

二是金融创新不足。金融机构基层行社虽然处于金融扶贫开发的前沿阵地，真正贴近农村市场，最了解县域“三农”的信贷需求，但由于缺乏专业性人才，加之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目前已有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创新均为吸纳性创新，没有能力开发原创性的、针对农村地区扶贫开发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

（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单一，信用社独木支三农，面临较大金融扶贫开发压力

迪庆藏区金融机构经营规模小、基础薄弱，且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逐渐收缩，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乡（镇）一级仅保留有农村信用社的分支机构，农村信用社承担着大部分农村金融扶贫服务的重任。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逐渐多元化，且农业产业化发展使得对农业信贷资金的需求量逐步扩大，而各乡镇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实力有限，业务规模小，盈利能力差，抗风险能力较低，面对日益增长、逐渐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需独木支三农，支农力不从心，存在较大的金融服务供给压力。

（三）扶贫贴息贷款发放门槛高、涉及面窄，企业及农民的自主性融资需求较难获得财政贴息

一方面，国家扶贫贴息项目贷款的申请门槛较高，只有规模较大、贷款金额较高的企业项目贷款才能获得财政贴息，迪庆藏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特色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基础薄弱，较难满足扶贫贴息项目贷款申请条件，目前已有的项目贷款贴息，也是以自上而下的安排分配为主，地方企业自主性融资需求较难满足。

另一方面，目前扶贫到户贷款主要安排在金江等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乡镇，涉及面较窄，且利率贴息易导致寻租行为的产生，在缺乏完善的贷款发放后续监测机制的情况下，扶贫到户贷款资金存在难以瞄准贫困客户群、资金安排随意性较大等问题，最贫困的乡镇及最需要资金扶持的农民往往较难获得贷款贴息。

（四）政策性农业保险成本高、险种少，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效率不高

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风险大、成本高，盈利能力较弱，各家保险公司参与积极性不高。据了解，由于迪庆藏区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增长迟缓，收支差距较大，造成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州、县一级财政补贴较难落实，加之藏区农民收入不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民自担部分的保险费用也较难收讫。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成本高、风险大、盈利能力弱，因而各家保险公司开展特色农业保险的激励不足。

另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窄、险种少，弥补农民损失能力不足。以农民专业化养猪为例：目前迪庆州政策性农业保险仅涉及能繁母猪，而对于生猪养殖则不涉及，一旦发生灾害和意外，由于生猪养殖比例远大于能繁母猪，相应的生猪损失也较大，但却无法获得补偿，农民的养殖风险得不到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能力明显不足。

（五）农业资金供给不足，金融支持农村地区“造血”脱贫的能力较弱

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利于增强农村地区的造血功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然而目前迪庆州农业资金供给不足，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能力较弱。

一是迪庆州地方财政扶持能力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迪庆州地方财政困难，境内山高谷深，大多数贫困山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改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重担基本落在农民身上，加重了农村居民的负担，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是金融机构审贷权普遍上移，出于信贷资金安全性考虑，仅有的信贷资源也向大项目、大企业倾斜，而规模相对较小的农业企业，由于经营管理机制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抗风险能力弱，又难以达到金融部门发放贷款所需的担保、抵押条件，使其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也难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五、增强迪庆藏区金融扶贫开发效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农村金融创新，依托藏区优惠政策，积极研发推广扶贫开发金融产品

一是切实加强对农村金融创新工作的支持，树立金融机构创新意识。以农村金融市场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支撑，健全和完善正向激励机制，转变金融机构观念，强调创新对促进金融机构拓展经营业务和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充分调动和激发金融机构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建议各涉农金融机构积极培育农村金融创新人才，增强金融服务原创能力。建立农村金融产品及服务方式创新激励机制，鼓励信贷人员根据农村居民信贷需求变化，创造符合地方特色，有针对性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例如：针对农户缺乏合格的贷款抵押担保品等现实问题，建议金融机构适当扩大贷款抵押担保品范围，增加支农贷款品种，围绕农民的切实需求，探索研发结合当地实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及农产品抵押等围绕农村“三权三证”的新型抵押方式，增加信贷品种，提高金融产品的适应性，为农民提供更加实际、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为农业发展、农村繁荣注入资金和活力。

三是依托藏区优惠政策，积极研发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金融产品。迪庆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辖内三县均属部级贫困县，中央及省级财政对迪庆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采取的扶持类政策较多，把握政策倾斜优势，用好用活现有政策，积极进行政策扶贫范畴的金融产品创新。

（二）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促进金融支农体系多元化发展

一是完善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缓解农村信用社金融扶贫压力。一方面，强化农业发展银行政策功能，使其成为资金回流农村的流转枢纽，在农田水利、农业科技开发、农业机械化普及等商业性金融服务薄弱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改革农业银行运行机制，将农行定位于服务农业的商业银行，授予其县级分支机构更大的经营自。

二是本着竞争激励的原则，适当放开农村金融市场限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积极培育发展竞争性、多样性和有效率的农村金融组织，努力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三）加强支农政策与金融信贷业务的结合，积极完善农村地区财政扶贫贴息贷款运行机制

一是扶贫贴息项目贷款方面。建议政府部门继续加大对迪庆藏区的政策倾斜力度，适当降低迪庆藏区特色企业扶贫贴息贷款发放门槛，且由于当地政府对藏区企业及项目的发展状况及资金需求情况较为了解，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金浪费，建议给予地方政府适当的扶贫贴息贷款项目审批权限，以便及时、有针对性的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是扶贫贴息到户贷款方面。规范扶贫到户贷款运行机制，尤其需完善扶贫到户贷款发放监测机制，建议规范采用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制度，对扶贫到户贴息贷款采用“政府部门初审——金融机构审查放贷——贴息统一补给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由金融机构结合农户的信用及经济情况，进行扶贫到户贴息贷款贷前审查和贷后监测工作，以便真正地瞄准贫困客户群，降低贷款发放随意性，拓宽财政贴息贷款覆盖面。

（四）适当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完善农村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和完善地方保险公司承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建议适当提高中央和省一级的政策性特色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降低州县补贴及农民自担部分，从而保障政策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能及时收取到位。同时，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公司的政策和税收优惠，吸引更多的保险公司投向农业保险行业。

二是建议适当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对商业性保险公司办理的农业保险和农业企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鼓励和支持其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和规模，增强弥补农民损失的能力。

三是为了弥补现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足，建议政府建立农业保险保费补偿专项基金，完善农村保障体系。

（五）加大农业资金投入，增强农村地区脱贫“造血”功能

一是建议适当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改善农村地区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有时间和精力发展农业产业，实现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

二是建议适当放宽对农村金融分支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制，强化其金融支农能力，同时培育和扶持农业企业发展，完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制度，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吸引金融资源投向农业产业发展。

三是建议政府财政建立专门的信贷风险补偿金，对金融机构在支持扶贫开发金融服务过程中产生的风险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时，督促金融机构不断加强经营管理，增强经营实力，加强金融服务，充分发挥支持扶贫开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作用。

注释

①据了解，目前迪庆州扶贫到户贴息贷款财政贴息的提供方式为农户向乡镇一级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申请贷款并自行偿付贷款及利息后，再向乡镇财政所申请贴息，而非直接将财政贴息拨付金融机构，因此各家金融机构无法专项统计该财政贴息贷款的相关数据。

参考文献

[1]王朝阳，余玉苗，袁灵.财政扶贫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12年第6期：23-25.

[2]帅传敏，梁尚昆，刘松.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投入绩效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8年第6期：84-86.

金融扶贫论文篇9

关键词：贫困村互助资金；扶贫；江安县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现状与扶贫效果分析――基于江安县的调查

收录日期：2012年2月29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不断增长，但与巨大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相比，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服务非常不足。很多正规的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撤走，向经济发达的城市进军，出现城乡金融“二元化”结构，使得农民融资难问题突出。为此，2006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财政部联合在14个省启动了“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探索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和农村微型金融发展的新机制和新模式。四川省江安县共有12个乡镇15个村，于2010年开始进行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工作。

互助资金是以财政扶贫资金为引导，村民自愿按一定比例缴纳的互助金为依托，无任何附加条件的社会捐赠资金为补充，在贫困村建立的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周转使用的生产发展资金。本文分析江安县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基本运行状况、运转机制、扶贫效率、经济与社会绩效、存在的问题等，以便为下一步的试点推广工作提出政策咨询意见。

一、调研区域基本情况介绍

（一）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分析。本文主要通过对江安县12个乡镇的12个贫困行政村作为调查点，按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抽出的村内各抽取30户居民进行入户调查，填写农户问卷。发放问卷330分，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12份，有效率为94.5%。其中，男性占58.64%，村干部占7.53%，资金管理人员占4.26%。样本平均年龄49.62，平均文化程度为7.48年（其中小学按6年算），家庭平均人口为4.87人，其中在外打工人数为1.38人。

（二）贫困村社会经济形态。调查显示，2010年贫困村农户纯收入，最高的为56，200元，最低的收不抵支，户均纯收入为14，827.6元。江安县15个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收入来源的大部分依靠种植业和打工收入，两者占总收入的65%～80%，而养殖业、商业等占到10%～20%，另外在贫困村里面没有现代的工业，312户农户家庭平均收入为31，165.9元，而平均支出则为25，874.9元，收支相抵为5，291元。总的来看，无论是农户家庭经济状况还是村庄集体经济状况，所调查的村庄大都处于较差水平。

另外，大多数贫困村的交通不便利，金融网点少，贫困村互助资金组织覆盖的12个贫困村平均离最近的正式金融网点的距离为2.78公里，村级资金互助组织的平均距离为1.2公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少，可以得到的金融服务不足，农民融资难问题突出。

二、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现状

（一）互助资金组织金融服务现状

1、资产规模与资金来源。在江安县试点的资金互助组织均为一村一个，每个资金互助组织的资金平均规模为142，611，331元，互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扶贫资金及地方财政配套、成员入股资金。国家财政扶贫资金，根据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分配，平均每村为100，000元。平均每个组织的财政拨款、成员入股金、其他来源占每个组织资金规模的比例分别为73.9%、25.8%、0.3%，财政拨款和成员入股合计占到了99.7%。可以看出，互助资金少，融资渠道单一。

2、贷款余额。2010年江安县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以来，根据2010年1月到2010年12月份江安县互助资金项目进度及借款质量表获悉，全年一共发生了625笔贷款，平均每个村一年发生41.67笔、每户发生0.2笔；一年下来累计发放借款总额为2，269，100元，其中贫困户的借款总额为913，700元，占全部借款的60.3%。而年末全县贷款余额是57，737元，总的还款率是97.5%，可以看出总的贷款余额很小，农户基本上能够按时还款。由此可见，互助资金组织借款的笔数并不高，还有很多农户从来没有向互助资金组织借款，说明还有较大发挥扶贫作用的空间。

3、占用费收入。互助资金实行周转使用，故互助资金存入银行产生的利息或者贷款产生的收入就比较少，过去的12个月里，江安县全县15个实行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的村，共产生占用费收入50，416元，其他收入如捐赠收入等一年累计1，168元，即收入共计51，584元，而全年费用累计为45，158元，费用主要包括管理成本和激励互助资金管理者的奖金等，结余即利润为5，258元，平均村盈利350.53元，每户可分得红利0.86元。资金的收益很低，对非社员的吸引力不够。

4、逾期贷款。调查结果显示，江安县贫困村资金互助组织2010年一年的提前还款金额为168，550元，应收本金为1，482，435元，提前还款率为11.37%。12个村逾期贷款率全年仅有一笔，逾期贷款率为0.16%。这表明，农户的信誉意识强，在借贷过程中的信用程度较高。

（二）互助资金组织运行机制

1、风险控制与监管机制。调查的12个贫困村中，基本上都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每个村按照规定提取风险准备金，但是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尚未建立，比如没有建立呆账坏账风险机制预案；再者，会计核算基本上是传统的手工记账，没有资金互助组织使用电脑进行财务管理并具有基于电脑的风险识别与预警程序。这表明，互助资金风险防范机制还很弱。各个资金互助组织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并对资金互助组织负责，当有社员或者非社员农户申请借款时，理事会就会根据申请人平时的信誉表现和实际情况决定贷款与否以及贷多少，从源头上防止呆账坏账的发生。

2、管理人员。12个贫困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是村长或者是书记，财务人员基本上是本村的知识分子，有财会方面工作经历或知识的人员优先。至于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人员，由选举产生，大多是本村德高望重且能胜任该职务的人员。不过，就总体上来讲，他们的文化程度要落后于资金互助组织的文化要求。

3、资金运作及管理机制。互助资金总额有限，借款额度较小，一般以5，000元为上限，借款最长期限为12个月；还款方式比较灵活，有按两周、按月、按季度等分期还，还有到期一次性还的，各地情况不一。借款利率（占用费率）从每月5%～8%不等，平均为6.88%。借款给农户时，只要没有超过借款范围，不需要借款人提供财产担保或抵押。12个互助资金组织中大部分借款与还款都集中在某些日子。另外，互助资金可以吸纳农户入股资金，村内设立的互助资金只能吸纳本村村民入股。没有入社的农户也可以借款，但是需要入社农户担保才能借款。入股成员在借款还清后可以退出，不过有时间限制，而且仅退还个人入股金。

三、贫困村互助资金扶贫效率与效果分析

（一）扶贫效率分析

1、农户参与情况。在开展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的12个乡镇中，一共有152个贫困村在开展试点。这些贫困村一共有农户6，151户，其中贫困农户为702户；入社农户3，033户，其中的贫困户为594户，每村平均入社率为49.32%，而贫困农户的入社率为19.6%。未参与资金互助组织的被调查者中，有30%的农户表示将在一段时间内加入。贫困农户入社率较低，主要原因是会员费稍高，资金互助组织社会公信力不高。就3，033户入社农户中，超过60%的农户对参与互助资金积极性高，积性不高的只占到了16%。总体上来讲，农户对资金互助还是比较了解，然而积极性仍有待提高。当问及是否考虑退出资金互助组织，仅有4%的入社农户考虑退出。调查知悉，68.42%的被调查对象对资金互助非常熟悉或者比较了解，22.71%被调查对象对资金互助一般了解，仅有很少数对资金互助不了解。

2、资金周转率。12个互助资金组织最近一年累计借款总额为1，815，300元，平均每个村庄借款总额为151，275元，借出的资金超过自有资金总量的组织有7个，也就是说，过去12个月其资金周转了1次以上，12个组织平均周转次数为1.03次。过去12个月的还款总额为756，455元，平均到每个村是63，037.92元，占过去12个月平均借款总额的41.67%。12个组织借款余额平均为88，237.08元。再分析这12个组织目前的借款余额与年初拥有的资金总额的比率，可以发现：资金借出比率高于0.5的组织有8个，平均为0.59；目前12个互助资金组织拥有的有借款的户数平均每村为41.42户，而这12个村平均的入社户数为200户，也就是说，平均每村借款户数占平均每村入社户数的比例为20.71%。从整体来看，互助资金虽然发挥了效用，但资金周转率和借出率都还比较低。

（二）扶贫效果分析

1、农户年收入的增长。调查显示：互助资金主要用于扶持的产业是农业和养殖业，他们分别占借款总额的48.47%和47.81%，而其他产业仅占借款总额比例的3.72%。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互助资金的借款额度不大。但是，绝大部分农户利用所借资金还是实现了增收。从统计结果发现，调查的312农户中，199户是入社成员，借款社员有148户，79户表示借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且仅有2户没有实现增收；其余的农户主要将借款用于购买家禽及饲料，大多都实现了增收。不过扶贫的效果仍然不理想，互助资金的目的主要是缓解贫困农户筹资、融资难。根据调查结果，12个贫困村入社总农户为2，400户，其中社员中的贫困户为443户，到资金互助组织借过款的农户仅有147户，即66.82%社员中的贫困户未借过款。很多贫困户借不到款、不敢借款，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互助资金实际运作中目标瞄准上的偏移，即没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户是借不到款的，互助资金实际运作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2、农户的评价。从农户对资金互助组织满意程度的角度看，62.8%的农户认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23.7%的农户认为基本满意，其余的觉得不怎么满意。调查中，当问及农户为什么觉得互助资金对满足借款需求不满意时，多数农户认为主要原因有：借款额度太小、不能满足需要、还款期限太短、还款压力大、贷款利率太高了等。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的角度来说，互助资金这一扶贫的初始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它除了具有手续简单、贷款时间灵活、贷款利率低等特点外，还具有一些独特的农村优点。就其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来看，它有以下几点作用：一是有效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问题，对农村金融的繁荣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有利于正规金融机构资金回流，充分利用信息完全对称优势，减少经营成本和降低经营风险；三是促进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但是，由于试点开展不久，它也存在很多困境，主要有社会认可度低、融资渠道少、社员文化水平低、互助资金经营运作范围狭窄、管理不完善、资金利用效率偏低等。对此，本文有以下建议：

（一）完善法律环境，明确互助资金组织定位。根据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情况来看，目前尚没有一套完备的正式法律法规来规范互助资金的运作，互助资金的性质没有明确，是金融性质还是扶贫性质，或者是二者兼具，在资金互助管理中“民有、民管、民享”中的基本原则并未得到充分落实，赋权不充分不完整。互助资金受干涉过多，权属不清晰，导致农户对资金的所有权被虚置，互助资金作为合作组织的功能得不到发挥，有些地方互助资金社员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只是形式。只有性质明确后，才能提高互助资金的社会公信力，才能保证相应的制度供给能为互助资金及其他农村微型金融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支撑。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可以将互助资金定位为“贫困村的农民互助合作组织”，也可以定位为合作金融。

（二）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拓展融资渠道。互助资金总量是比较少的，难以满足农民的借款需求。因此，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拓展融资渠道是解决资金少，融资渠道狭窄的途径。首先，加强金融合作。引导正规金融机构与互助资金的合作，正规的金融机构可以将多余的资金贷款给互助资金组织，从而增加互助资金的资金量；其次，力争金融制度改革。准许资金互助组织等农村微型金融能够注册为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吸纳存款；再次，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扶持力度，成立农村扶贫专项基金，增加互助资金总量。

（三）强化风险控制与监督管理。调查发现，在互助资金管理上，管理人员风险意识不强、存在信用风险、资金管理存在漏洞、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要强化风险管理与控制。第一，加强管理人员风险意识的教育，使他们树立风险意识观念，明确互助资金的责任主体，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提高管理人员对资金互助组织工作的积极性；第二，强化农户信用意识，降低信用风险；第三，加强资金的安全管理，要防范管理风险，完善硬件设施，着力改善办公条件，尤其要提高财务管理、会计核算水平，加强对资金互助组织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必要时通过引进人才来解决农村资金互助社人才匮乏问题；第四，完善资金管理机制，制订呆坏账处理预案，强化互助资金组织风险准备金制度。

（四）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与效益。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的资金总量并不大，不能满足农户对资金量的需求，但是资金却为最大限度的使用，资金的供给与农户项目收益之间的相关性不高，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与低收益。为更好地使用资金，最大发挥其效益，应该注意：1、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农村农业生产与养殖规模化、专业化，提高互助资金与农户收益的关联性；2、互助资金的管理人员应加强互助资金的筹划，在资金正常周转与资金最大化效益之间达到平衡。

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是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虽然存在很多需改进的地方，但对于缓解农民筹资难问题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型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缺乏比较优势，中国不缺大银行，缺少的是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银行。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资金互助组织自身的不懈努力下，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的发展将越来越好。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国良.微型金融与农村扶贫开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金融扶贫论文篇10

银行精准扶贫工作计划范文一

20xx年，镇安农商行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坚持“面向三农，服务城乡”为己任，在全市首创了金融扶贫工作模式，不断加大信贷资金投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该行主要采取五项措施着力“双包双促”精准扶贫工作。

一是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着力搭建扶贫架构。为切实做好“双包双促”精准扶贫工作，镇安农商行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创新了“1234”金融扶贫模式，即制定一个规划——《镇安农商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六年规划》;开发两种产品——金融扶贫富民农户贷和产业贷;探索三种模式——“基金+贴息”保障模式、“公司+农户”担保模式、“服务+技术”支撑模式;完善四项机制——完善金融扶贫联动协调机制、贷款风险补偿担保机制、金融服务监测考核机制、政银联席定期磋商机制。为扶贫工作搭建了架构，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精准扶贫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是加大信贷资金扶持，着力增加群众收入。至2015年12月末，累计发放精准扶贫贷款10450万元，其中精准扶贫金融富民农户贷1466笔，金额 6199.33万元，有力地支持了贫困户发展产业致富;精准扶贫金融富民产业贷157笔，金额4250万元，以产业带动就业，促进贫困户增加收入。

三是捐助民生工程，着力做好面上大扶贫。2015年，向包扶的丰收村捐资3万元修建公厕，捐电脑6台、太阳伞45把、石桌石凳5套、宫灯60对，制作旅游标识牌、宣传牌8个，增设助农取款点1处、安装无线POS机具1部、配备点钞机1台、灯箱1个，分发雨伞、水杯等宣传品1000余份;争取资金33万元支持丰收村饮水净化工程。支持民生工程，做好面上大扶贫。

四是驻村联户扶贫，着力增强群众致富信心。首先是制定规划及措施。2015年组建驻村联户扶贫工作队，制定《包扶村2014-2016年三年发展规划》、《贫困户调查及产业发展情况统计表》、《驻村工作队职责及任务》等;其次是建档立卡开展结对帮扶。向包扶的腰庄河村25户“亲戚”捐赠价值14万元的铡草机、粉碎机等农用机具44台;再次是创新模式开展信贷扶贫。农商行以丰收村为试点，为该村36户贫困户发放精准扶贫贷款184.7万元。为丰收村汪和春服装加工厂贷款25万元，增设备扩规模，解决50多名贫困人口就业，人均年增收1.5万元;最后是确定产业开展项目扶贫。工作队帮助成立“丰收乡村旅游公司”，引导村民刘长卫等15户移民户办起了农家乐和乡村旅馆，解决贫困户就业30余人，人均增收9000多元。通过该行的政策宣讲、资金扶持、项目带动、捐赠物资等多种途径帮扶，解决了贫困户“等靠要”思想，群众致富信息进一步增强。

五是职工自发奉献爱心，着力帮助弱势群体。2015年8月23日为丰收村16名小学生捐赠学费、学习用品价值1.28万元。后期计划对因病无法发展产业的贫困户，通过职工捐款，对他们实施爱心捐助，帮助弱势群体。

镇安农商行倾情致力精准扶贫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受到省市领导关注、县委政府通报表彰和群众好评。这是镇安农商行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2015年，镇安农商行要持续推进金融支持与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度融合，以“农民增收、企业增效、财政增长、银行发展”为目标，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投入，重点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从“献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银行精准扶贫工作计划范文二

一、总体目标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赣南苏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为统领，全面做好贫困群体的金融服务，初步建成全方位覆盖贫困群体的普惠金融体系。

(一)金融扶贫开发体系日趋完善。完善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网点持续下沉，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着力消灭金融服务盲区，争取实现基础金融服务不出村、综合金融服务不出镇(乡)。

(二)信贷投入总量持续增长。通过创新金融产品，逐步加大对贫困户和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力争每年全市涉农贷款增量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三)融资结构日益优化。通过加强对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市培育，鼓励引导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拓展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渠道，实现直接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四)风险保障体系逐步健全。通过创新发展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特色农业保险、医疗、养老等保障保险，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和地位，健全贫困群众的风险保险保障体系。

(五)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创新精准扶贫担保模式，破解贫困群众无抵押、无担保的瓶颈;努力推进贫困群体金融知识普及，推进诚信文化建设，使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二、基本原则

(一)着力增强贫困群体“造血”功能。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引领，通过完善金融服务支撑，促进贫困群体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贫困群体“造血”功能。

(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坚持市场化和政策扶持相结合，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支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坚持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金融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立足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实际，各县(市、区)和各金融机构根据产业特点、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创新扶贫开发金融服务方式。

三、政策措施

(一)完善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体系。推进普惠金融，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尽快完成农信社改制为农商银行工作目标，推动涉农银行业机构开展类似于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模式改革，引导邮储银行加快乡村营业网点布设步伐，鼓励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向乡镇延伸;纵深推进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加快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行政村全覆盖工作，切实满足偏远农村各项支农补贴发放、小额提现、转账等基本服务需求，消灭金融服务盲区，争取实现基础金融服务不出村、综合金融服务不出镇(乡)。鼓励在重点或大型乡镇设立专业支农的小额贷款公司。鼓励人保财险、中国人寿等保险机构完善乡镇营销服务部的布局，创新保险机构在乡镇行政村的服务方式。

(二)引导信贷投放向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倾斜。以我市油茶、脐橙、花卉苗木、养殖等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农业产业等为扶持重点，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农发行、农业银行、农信社(农商银行)、村镇银行、邮储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加快扶贫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加大对有条件的贫困农户小额农贷投放力度，扩大贫困农户贷款覆盖面，大力实施产业金融扶贫;积极搭建平台，有效对接国家开发银行等扶贫开发贷款，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扶贫;针对扶贫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推出切合实际的信贷产品，重点支持“公司+合作社+贫困户”、“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等产业发展模式，切实加大对其信贷支持力度，实施就业金融扶贫;落实好现有国家济困助学信贷扶持政策，对当年被全日制大专以上院校录取的贫困家庭大学生提供生源地助学贷款支持，加大对农村校舍改造等项目贷款的支持力度，开展教育金融扶贫;支持农村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改扩建等项目贷款，开展保障金融扶贫。

加快推进农村“三权”抵押贷款的推广运用，在全市推广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适当扩大对林权、果园证抵押贷款的额度，延长贷款期限，实行优惠利率;适时探索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赣州银行、农信社每年要新增不少于3亿元的扶贫专项贷款额度。涉农金融机构要做好“财政惠农信贷通”的发放工作，各金融机构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满足扶贫对象的信贷需求，加快扶贫贷款的审批流程，充分保障扶贫对象合理续贷需求。确保涉农贷款增量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增速高于全市贷款平均水平。适当提高对扶贫贷款的风险容忍度。配合“雨露计划”、“金蓝领工程”等就业扶贫措施，加大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对贫困家庭成员的信贷支持力度，享受小额担保贷款相关贴息政策。

(三)借力资本市场推动扶贫开发。建立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融资后备库，支持符合条件的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到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融资。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发行企业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多种债务融资工具，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比重。筹建覆盖四省九市的区域性农产品交易市场。对油茶、脐橙等我市优势农产品设立期货品种开展研究论证。探索筹建扶贫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四)建立保险行业精准扶贫长效机制。鼓励保险行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结合贫困户的特点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开拓农村小额信贷保证保险产品，推动实现农民小额贷款“手续简便、无抵押、无担保”。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业保险工作，推进油茶、茶叶、花卉苗木、水稻、生猪等地方特色优势农业保险，力争加快将柑橘(脐橙)、烟叶、油茶、白莲等农业保险纳入中央、省级财政补贴范围;创新发展天气指数保险、产量保险、收入保险等新兴产品。关注特殊人群的保险保障，积极发展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推广低保、五保、残疾人、重点优抚对象的意外保障制度;探索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新模式。鼓励保险机构降低保险费率，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由财政出资为贫困户购买补充医疗保险等保障保险。

(五)创新精准扶贫担保方式。将贫困户和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列入“小微信贷通”的重点支持范围。由市县财政统筹资金，组建赣州市扶贫开发担保机构，为扶贫对象等提供贷款担保，免收担保费用;提高对扶贫开发担保机构代偿损失的容忍度，对扶贫开发担保机构的代偿损失，由市政府、各县(市、区)政府、扶贫开发担保公司、协作银行按比例共同承担。

(六)加快推动精准扶贫金融知识普及。搭建市、县、乡三级金融培训平台。充分发挥市委党校、市金融研究院以及驻市高校的平台作用，面向各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和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面向基层干部进行农村金融改革、小额信贷、农业保险、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宣传培训，提高运用金融杠杆的意识和能力;借助县、乡两级平台(如，农民培训学校)，对贫困群体开展专项金融教育培训，提高贫困群体的诚信意识，使农民学会用金融致富，当好诚信客户。

四、组织保障

(一)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强化政府部门与银证保等金融机构联合，进一步完善横向协作机制。由市金融局牵头、市财政局、市扶贫办、赣州银监分局、人民银行等政府部门以及驻市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整体联动机制。建立金融精准扶贫联席会议制度，组织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计划，统一具体宣传内容和口径，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和困难，有效凝聚各部门的力量和资源，形成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整体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