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职称论文十篇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1

关键词：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教学，现状剖析，改进策略，成人学习

 

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程度的不断加深，作为国际的交际手段的英语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科技论文，成人学习。为此，我国各企事业单位都强调了外语的重要性。在我国，除了全国人事部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考试外，还有各行各业的职称外语考试。中石油职称英语是中石油系统内部组织的一种职称英语考试。本文将从培训现状和改进策略两个方面来对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进行阐述。

一、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教学现状剖析

（一）成人学员学习职称英语存在的问题

1．学员个体的差异造成英语学习基础的薄弱

首先是年龄结构分布的差异。石油职称培训对年龄没有作严格的限制，因此学员的年龄分布就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根据我们在2009年对56名学员的问卷调查， 30岁以下的有10人，占总人数的约18%；31—40岁的有32人，占57%；41—50岁的有11人，约占20%；50岁以上的有3人，占5%。可以说31—40岁的这部分人是培训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学历结构分布的差异。从调查的结果（按第一学历）来看：具有中专学历的占9%，具有大专的占36%，具有本科的占55%。这就反映出他们受教育程度的悬殊性和英语基础的参差不齐。特别注意的是绝大部分学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小或者甚至没有使用到英语，原有的英语基础因毕业工作多年而淡忘了。最后是职称构成分布的差异。参加职称培训的学员中，已获得初级而报考中级的有25人；已获得中级，想晋升高级的有31人。由此看来，学员个体的差异造就了他们的英语学习起点的不同。

2．成人学习英语的不利因素

第一，单纯的机械性记忆差。科技论文，成人学习。成人学习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中石油职称考试中心

所指定教材上的词汇和其他知识点，很难记住，出现了机械性的记忆减退。第二，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的固定性。成人随着工作和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都已成定型了。科技论文，成人学习。在这个时期（平常很少使用英语，而现在要报考职称考试），自然而然地受到汉语的思维方式去学习。第三，学习压力大，畏难情绪严重。成人学员由于成家立业，既有工作又有家庭，扮演了很多不同的社会角色，尤其是业余上课，没有充足的时间用来学习，感觉压力大。与此同时，毕业多年，对英语的生疏，面对学习方面的问题，出现了严重的畏难情绪。

(二）培训教师的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

1．培训学员的教学形式分散、时间周期短

职称培训实行学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为原则的办学形式，考虑到学员的实际情况，教学形式采取的是业余时间的教学。以我校为例，我们安排每周一、三、五晚和周六全天。这样的安排既要考虑学员的工作时间，又要考虑绝大多数学员的培训时间,但还是不能保证每个学员都能来上课，因为有的要上夜班和周末班。学员如遇到缺课，就很难理解文章。

2．培训教学方法、手段单一

目前职称英语培训采取的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在课堂上，老师一句一句地指出每篇课文中的疑难单词和短语，并解释出它们的意思，如遇到学员难懂的语法现象，详细地讲解，并举出例子，阐明其用法，分析文中的句子结构，然后把整句翻译出来，学员被动地接受译文。这样做，虽迎合了学员的要求，但缺乏语篇分析，加之，缺乏对阅读方法的指导，不利于对文章的整体理解。课堂教学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学员与老师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学员处于被动地位。在教学手段上，课堂上仍然使用的是粉笔、教科书、备课本和黑板，多媒体教学手段还未普及推广使用。课后，学员只靠教科书、笔记和字典，学习方法也单一。而且，各油田职称教学单位独自为阵，缺乏相互沟通和联系。这些都不利于极大地提高学员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3．培训教师的教学压力大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成人学员个体的差异性，导致了英语知识的参差不齐，语言能力和掌握程度不均衡，对培训教学的讲解和进度要求不同。这些学员被安排在同班上课，培训老师难以考虑到每个学员的个体差异和实际需求，只能采取折衷的方法。其次，摘要求老师划重点和押题。科技论文，成人学习。所有这一切无形之中都给培训老师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二、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教学改进的几点策略

（一）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学员学习英语的兴趣

积极地利用现代的教育技术手段，更新传统的教学手段，使用多媒体和网络来进行教学，如幻灯，PowerPoint，CAT教学软件，建立网上学习讨论区，如BBS，把课文讲解制作成多媒体教学课件，并配有文字、声音、图片、动漫。允许学员下载课件，有助于解决缺课学员的学习。多媒体教学可使单调的传统教学变得生动活泼有趣，增强学员的记忆力。网络教学可解决部分学员工作繁忙与学习、培训之间的矛盾，使得学员的学习时间更加具有灵活性，满足不同背景的学员的学习需求，调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二) 加强语篇分析，提高对文章的理解

1．课文教学与背景知识相结合

我们知道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到阅读的效率，可以说背景知识和语言知识在理解文章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介绍背景知识除了有助于加深对文章的正确理解外，还有助于学员开阔视野，扩大对国外文化的了解，丰富他们已有的知识。背景知识的介绍，有助于语篇分析教学。在课文教学前，培训教师要了解与教材的文章有关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在作课文的讲解前，给学员提问，或使用与课文有关的文字，图片，录音，网络等来介绍背景知识，渐渐地过渡到正式的课文教学。比如，2007年版的中石油职称英语《通用英语选读》第一课，文章关于的是胡主席在俄罗斯的彼得格勒的讲话，标题是： President Hu Urges Efforts to EnsureGlobal Energy Security.（胡锦涛主席敦促国际社会协同努力保障全球能源安全）。讲这一课时，先向学员提问：(1). 圣彼得堡在世界的具体位置在哪里？(2).文中提到的G8是指的哪些国家？(3).全球能源指哪些？随后，可请学员来作答，然后，教师用多媒体展示出来。科技论文，成人学习。

2．加强语篇分析，提高学员的阅读理解能力

加强语篇分析，就是要以语篇为起点来进行分析。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结合职称英语的课文，我们按照语篇—-段落—-词语的模式来进行语篇分析。首先，在学员读完文章的标题后，让他们预测出语篇的主要讲什么内容（即文章的大意）和文体特点，是记叙、议论、说明、还是新闻、或评论。然后让学员通读全文，发现文章的语篇布局的结构框架，文章的主位---述位组织发展的形式。紧接着老师分析段落之间、句子之间的衔接手段，如照应、省略、连接、替代等。最后，通过语篇语景，分析重点词、难词和短语的语义，感情色彩，句子中是否有语法隐喻等。语篇分析是按照语义从上到下，由宏观结构分析到微观结构分析，有助于学员把握整篇文章的理解能力。

3．指导并讲解一些实用的阅读方法

在职称英语的培训过程中，给学员讲解一些阅读方法，是非常有助于他们正确地阅读和理解文章的语篇含义、要点，写作者的立场、态度和观点。可从三方面来进行指导：（1）运用速读，寻找出文章的中心大意，了解文章关键词，及一个意群，这非常有助于提高阅读速度和理解。如：/The book stolen yesterday /was given back to thestudent, Wei Fang, /by the teacher, Miss Wang.

（三）强化学员的翻译能力方面的培训

中石油职称英语与全国人事部的职称英语相比，在试题中多了一道翻译题，占全卷的20%。这20分，能反映出学员的英语基础和翻译能力，也就决定了得分的高低。为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我们可以按照翻译的三步曲来进行：首先是理解，理解是基础，是正确翻译表达的前提。科技论文，成人学习。培训学员根据语境和上下文，正确理解词义、句子和篇章。其次是表达，要注意正确地选择汉语的词汇、感情色彩、所指含义等，根据原文（英语）的内容，特点，忠实地再现出来。比如：Many people think he is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politicians of our times.(很多人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野心的政治家之一。)在此，ambitious翻译成“有野心的”,能符合原文所表达的褒贬色彩。最后是校核，看译文是否恰当地反映出原文的意思，作者的立场等。如有错误，应当改正。需要说明的是中石油职称英语试卷中的翻译部分来源于所指定的教材，但试卷上的英文，有几处改动，更要注意理解和翻译。

(四)提倡分类编班培训教学

几十名学员在同一班上课，培训教师很难把握住每个学员的需求。要满足每个人的学习要求，就需要根据学员的英语基础，进度快慢要求，来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分类编班，对其进行更有针对性地培训，满足他们个体的学习需求，有助于减轻培训教师教学的心理压力。

（五）加强各大油田教学单位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

各大油田的职称英语培训，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当然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更应加强各大油田教学单位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互联网，把培训课老师组织起来，共同编写讲稿，制作精品的教学课件，扩大教学手段，实行资源共享，相互给跨油田的学员进行辅导和答疑，也允许学员之间进行互相沟通与交流。实行跨油田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教师之间取长补短，教师与学员之间的互动，学员之间的感情共鸣，有助于减少培训教师和学员的心里压力，大大地提高教学质量。

三、结束语

总之，从职称英语培训教学现状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教学中所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面对问题，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思考并探讨出一些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改进策略，建立起一套更适合于成人石油职称英语教学体系，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能让学员在英语学习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又能在职称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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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职称论文篇2

关键词：高职；石产业；专业设置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199-03

高等职业教育是面向行业、面向职业岗位的教育，其人才培养是从专业设置开始的。专业设置以及专业招生人数是否与行业、产业的人才需求相适应，将直接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云南石产业在资源、区位、市场、品牌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在云南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人才的培养与市场及行业的需求差距较大，主要原因之一是培养石产业专业人才的高职院校数量少，石产业类专业设置存在诸多问题。

石产业即“三石”产业：包括珠宝玉石产业、观赏石产业、建筑材料石产业。

珠宝玉石、观赏石、建筑材料石都是选用天然石为原料，通过个性化的设计并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经加工而形成的能够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产品。

一、石产业现状、发展趋势及对人才的需求

石产业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同时对人才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了新和要求和需求。

1.我国石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珠宝玉石开采、饰用历史悠久，玉文化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以来，珠宝产业呈现出了明显的规模化、国际化等现代产业特征，形成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规模化批量生产与传统手工单件生产共存的发展局面。目前，生产加工企业突破2万家，从业人员达170多万，已形成19个特色产地，年销售额2000多亿，出口创汇近100亿美元；赏石热潮的升温，使观赏石成为投资收藏的首选，观赏石产业成为新兴产业，市场规模逐渐扩大；中国是世界石材生产和消费大国，石材年生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并基本保持年均20％的增长率。

2.云南省石产业发展现状

云南珠宝产业市场繁荣，品牌优势明显。云南玉文化底蕴深厚，“玉出云南”的市场口碑效应蜚声海内外，涌现了昆百大珠宝、七彩云南、地矿珠宝等一批名牌企业。由于历史文化的认同，广东加工的翡翠玉器60％以上要回流到云南市场销售。2009年，云南珠宝企业已达10000余家，从业人员50余万，年销售珠宝玉石达184亿元。

云南观赏石市场发展迅速，观赏石展示展销活动日趋活跃，已形成一批有云南特色的观赏石展示展销中心，目前云南全省观赏石会馆、商店已达3000多家，观赏石从业人员10余万人，年销售额10亿元；云南观赏石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约有400余个品种。

云南石材加工应用历史悠久，石材市场前景广阔，石材产业发展处于振兴阶段。云南石材资源丰富，主要石材中的大理石、花岗岩、砂岩矿产储量位居全国前三位；石材资源类别覆盖了全球已发现的所有品种，其中大理石、火山石、木纹石等为云南的特色品种。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全省有各类石材企业1000多家，年出口创汇突破300万美元。

3.石产业的发展，对专业人才培养需求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与云南乃至国内石产业市场蓬勃发展所不相适应的是，从原料及成品鉴别、产品设计制作，到成品销售、品牌推广、品质分级、价值评估、石材改性、石材养护等环节的石产业专业人才全面匮乏，而对其需求有增无减，其中又以对具有丰富行业经验和(或)较高技术水平的应用型专业人才的需求为甚。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是，除满足人们对珠宝首饰的佩戴欣赏需求外，在公用民用建筑建设、标志性建筑装饰、高档酒店装饰、公用景观场所规划设计、殡葬墓碑设计等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建筑石材、装饰石材及观赏石材需求，在这种需求的催生下，石产业已成为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人才需求巨大。社会、行业、市场需求对石产业专业人才从数量、质量上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而目前专业院校石产业类专业设置存在一定问题，制约了石产业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使石产业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与需求出现了断层，因此，积极探索高等职业教育石产业类专业设置是社会、行业、市场需求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石产业的发展，繁荣了市场，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但是，产业的发展却与人才培养极不相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石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首先要建立石产业专业人才教育体系，解决高职石产业专业设置问题。随着石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的规范化，技能性和应用型人才，特别是既懂专业理论知识，又有过硬的实践技能的人才将更加稀缺，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高职石产业类专业设置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企业技术的提高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层次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人才是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是产业、企业、市场竞争的焦点和关键，拥有人才就拥有了产业的未来。

二、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石产业类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

研究高职石产业专业设置，首先要解决目前高职石产业类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合理设置专业、开发工学结合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培养产业需要的、合格的，企业能用、好用、愿用的人才。通过对产业、市场和部分学院相关专业设置的了解和分析，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现有专业数量少。难以涵盖石产业各行业领域

目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中，珠宝玉石类专业数量相对多，且基本涵盖珠宝玉石鉴定检测、设计加工、营销行业领域。如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的宝玉石鉴定与营销专业、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雕刻艺术与工艺(玉石雕刻方向)专业。但是，观赏石、建筑石材相关专业却几乎空白，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2010年申报批准招生“石材开发与应用”专业，为全国同类院校中开设的唯一一个石材类专业，但难以涵盖产业行业相关领域。

专业数量少，专业人才培养跟不上石产业的发展，人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因此，各院校要根据实际，增设石产业类相关专业，并使之能基本涵盖石产业各行业领域，满足社会需求。

2.现有专业名称不规范。导致专业培养目标的偏差

在高职(含本科)三石产业的专业设置中，观赏石和石材类专业几近空白，现主要就珠宝类专业名称规范问题进行探讨。

在现有的各高职院校开设的珠宝专业中，专业名称各不相同，这些专业都是为珠宝行业鉴定检测、设计加工、营销相关行业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名称的专业培养的学生将来的职业岗位是相同和相近的，不同的是各个学校的专业对培养的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有所侧重而已。但是，有些学校为了招揽学生，不在专业内涵上下工夫，而只是在专业名

称上做文章。专业名称的混乱，使专业界限不清，影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使专业人才培养规格难以得到保证，学生专业核心能力无法凸现，从而导致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偏差。因此要规范专业名称、规范专业内涵，各个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体现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侧重专业核心能力的提炼。

3.现有专业无法适应石产业的发展。不能满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石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从数量、质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国内高职院校中，开设石产业类专业的院校较少，尤其是观赏石和石材类专业是空白，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差距较大，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是现有石产业类专业太少，而有的专业与产业、行业、岗位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要利用现有教学资源，增设石产业类开采、加工、设计、工艺、美术、鉴定等相关专业，并扩大招生规模，培养行业领域急需专业人才，解决目前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对专业人才需求的矛盾。

三、高等职业教育石产业类专业设置依据和原则

通过调整和科学的设置专业，使石产业类专业逐渐与石产业发展相适应，使产业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相协调。在石产业类专业设置中，为避免和防止以上问题的出现，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1.石产业类专业设置依据

培养行业、企业有用的人才是高职院校的责任和义务，高职专业的设置必须紧跟市场、紧跟行业。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掌握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职业岗位设置和职业能力的特点，以此确定开设的专业。

石产业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无论是用于建筑装饰的石材，还是装点生活的珠宝首饰或观赏石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日益成为老百姓的消费热点和收藏重点。中国作为一个有着近13亿人口的超级市场，对石产业的发展而言，无疑展现出诱人的内部市场前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为我国石产业未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外部市场空间。

专业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专业人才的不足将制约产业的发展。石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专业人才缺口较大。

技能型人才培养是高职院校的责任和义务。高职院校肩负着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服务行业和企业的责任，其主要职责和功能就是培养社会、行业企业需要的、能用的、好用的技能型人才。针对目前石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各相关高职院校应通过合理的专业设置，重点进行专业建设，加大对石产业人才培养的力度，以满足石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2.石产业类专业设置原则

在专业设置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市场需求原则。培养什么人才?人才培养规格如何确定?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什么能力?市场说了算。因此，专业设置应根据市场需求确定。设置什么专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专业核心能力的确定，必须通过大量的行业、市场调查和分析，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具备就业竞争能力，才能承担相应岗位的工作，才能被企业所接纳和认可，学校才可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专业名称规范原则。专业名称不规范，会导致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人才培养规格的偏差，各校专业特色和专业核心能力难以凸现。

独立渗透原则。现有的一些专业中，由于专业界限不清，导致学生在择业时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类岗位好像也可以，那类岗位好像也适合；用人单位很难界定其专业是否与所要招聘岗位对口；培养目标不明确或大而全，培养的学生什么都知道一点，但在实际工作中又什么都不会。个人认为，这是专业设置中独立渗透原则没有把握好和人才培养目标模糊的原因造成的。由于相近专业就业岗位是可以相互延伸的，但专业核心能力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专业设置中，一定要考虑所设置的专业既要有独立性(即一要有明确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二要有切合专业实际的其他相似专业不可替代的专业核心能力)，又要有渗透性(即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相关专业，以保证就业岗位的延伸)。

可持续发展原则。专业的设置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首先，专业设置要解决行业目前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更要着眼于行业未来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其次，设置专业涉及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并考虑专业的外延。

四、高等职业教育石产业类专业体系构架

石产业类专业体系的构建和设置是优化石产业类相关专业及高职教育结构的核心内容，紧贴市场，面向区域经济，在挖掘专业内涵的同时，努力拓宽专业的外延范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各学校实际及发展，科学合理地构建和设置专业，构建高职石产业类专业体系，调整和改造专业的服务方向，拓宽专业口径，努力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

通过对珠宝市场、行业调查和分析，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石产业类专业体系分为四类专业：珠宝玉石类专业、观赏石类专业、建筑石材类专业、珠宝玉石观赏石建筑石材(简称三石)综合专业。

珠宝玉石类专业涵盖的专业类：

鉴定检测方向专业

设计加工类专业

物流及管理类专业

连锁经营管理类专业

质量管理体系及认证类专业

珠宝首饰评估、管理类专业

观赏石类专业涵盖的专业类：

园林观赏石工程技术类专业

观赏石鉴别类专业

观赏石开发与制作类专业

观赏石评估、管理类专业

建筑石材类专业涵盖的专业类：

石材开发与应用类专业

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类专业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类专业

建筑材料磨料模具制造类专业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类专业

建筑材料室内检测与控制技术类专业

建筑材料应用化工技术类专业

三石综合专业涵盖的专业类：

石产品包装技术与设计类专业

石产品设备管理类专业

石产品设备仪器检测技术及运用类专业

石产业企业管理类专业

石产品广告与会展类专业

石资源勘查类专业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3

[关键词]石油公司 人力资源 管理与开发

一、美国与日本石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比较

(一)美国石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模式

1、市场化。美国实行任意的就业政策、拥有众多的猎头公司和发达的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时起关键作用)。这就导致石油公司某些岗位需要员工时,既可以通过发达的劳动力市场规范而迅速的招聘也可以通过猎头公司迅速挖到合适的员工;在不需要某些员工时也做到毫不犹豫的予以解除劳动关系。

2、分工专业化,管理制度化。石油公司每个员工的职责都做到尽可能的细化与明确,每个人都尽力成为该分工领域内的专家。专业化的分工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制度化的管理为员工的录用、考核、晋升、薪酬、奖金发放提供了科学的量化依据,减少了这些过程中出现的内耗成本。在管理制度化的情况下,员工晋升的主要依据是业绩与能力,这使得有能力有业绩的人才能够及时的得到提升,而晋升渠道的畅通,一定程度避免了论资排辈,减少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3、薪酬刚性化。分工的专业化带来了职务的多样化,石油公司员工的薪水只依靠其职务来确定。截止到上个世纪末期,许多美国石油企业工人收入的95%-99%以上是按小时计算的固定薪酬,劳动成本刚性化突出。薪酬刚性化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石油公司强大工会力量的存在,以及工人对石油公司的不信任。

4、对抗性的劳资关系。以市场化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劳动关系、刚性薪酬制、就业的不稳定性、劳动力使用的短期导向、买卖关系和跨企业、跨行业的强大工会使得美国石油企业的劳资关系对抗非常强烈。

5、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战略地位化。上世纪70年代以后,市场受到蚕食的美国石油公司开始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培训费用,并在随后的发展中将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地位上升到企业的战略地位高度。

(二)日本石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模式

1、儒家化。日本石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核心是终身雇佣制、薪酬制度和企业内部工会制度。这三者均以儒家用人思想为指导。强调职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员工晋升主要依靠论资排辈,职工工资与服务年限挂钩。

2、终身雇佣与弹性薪酬制。一生只供职于一家公司是日本人奉行的终身雇佣制,在该制度下,职工对公司忠诚度极高,而公司也积极对自己的职工进行持续性的人力资源投资,双方的合作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劳资合作的另一个表现是弹性薪酬制,日本石油企业工人收入的25%以上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得到的红利。弹性的劳动力成本,使得日本石油公司无需大批解雇工人也能较容易渡过经济难关,同时员工也更加关心企业的发展。

3、年序薪酬与内部晋升制。年序薪酬是指日本石油公司的员工工龄愈长、熟悉程度愈高、年龄越长,薪酬也愈高。其中老员工的薪酬约为新员工薪酬的3倍。内部晋升则是公司在某些岗位需要提拔人员时,总是尽量选拔内部人员(常常予以培训后提拔),很少会直接从外部引进管理人员。

4、非对抗性的劳资关系。日本的企业内部工会,与资方保持良好关系,他们通常是资方的协助者。这是因为资方为了保持和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参与度,保证决定的正确性,常常在做出重大决定以前将方案交由职工反复讨论,听取工人意见后方才施行。良好的沟通交流促成了合作的劳资关系。

5、重基本素质、重职工培训。由于日本石油公司重视的是应聘者的基本素质而非职业技能,同时由于终身雇佣制的影响,日本石油公司在职工培训方面所投入的资金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2年数据显示,日本大、中、小企业在培训职工上所花总费用,分别是美国相应企业的1.8,2.4和2.2倍。

(三)美日石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模式比较

1、美国模式高效、专业、易操作。美国发达的劳动力市场与专业化分工更能挖掘职工的潜能,带来了公司运行的高效化。因此相比较而言美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模式更加注重效率,更具专业化。

2、美国模式易于创新,有利于新技术的传播。美国模式下,人员高度流动带来的了不同文化、思维的融合与撞击,在这个过程中更容易博采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创新。新技术也随着人员的不断流动而广泛传播。

3、日本模式在传承技术、经验方面更具优势,具有稳定性。高度的市场化也带来了高度的流动性,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年一份报告统计:在石油企业就业时间超过10年的职工数为:美国仅为35%,而同期英国37%,意大利45%,德国55%,法国60%,日本68%。老职工比例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技术、经验传承的水平。

4、日本模式易于调和劳资关系,有益于企业的稳定。美国模式下的薪酬刚性导致在经济困难时期,资方为了节约支出,只能通过裁员的方式降低工人工资的支出。这也又加剧了工人对资方不信任,形成恶性循环。同时美国石油公司的激励方案更多的是针对中高层管理人员,这又加剧了普通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深化矛盾。而日本模式由于劳资利益的相关性比较高而能避免此类问题。

由于跨国经济组织的发展等原因,美日石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模式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

二、我国石油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现状――以中石化安徽省石油公司为例

(一)人员结构

中石化安徽省石油公司现有员工10478人,其中正式职工5652人、临时工4826人;临时工大部分分布在加油站、油库、车队等生产一线,流动性比较大,属于短期用工。5652名正式职工的构成如下:

1、学历结构,见图1。

2、年龄结构,见图2。

3、专业技术职称比例,该公司共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4226人,技术职称比例见图3。

注,以上图标数据均来源于中石化安徽省石油公司2006年综合统计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06年09月。

从以上图标可以得出,该公司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专业职称结构比较合理,但高学历,高职称人员匮乏,这将成为制约该公司发展的一个瓶颈因素。

(二)该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其他现状如下:

1、市场化状况。第一、进入机制。该公司目前仍然实行干部任用体制。除领导人员外,进入机制包括内部选拔和公开招聘。对于公开招聘部分,批准权在省公司人事资源处。。第二、退出机制不完善。目前中石化安徽省石油公司显性和隐性富余人员约1200多人,占员工总数的21%左右。

2、劳动关系父子化。对于固定职工来说,其与企业被紧紧地拴在一起,通常员工在没有大的过错或自愿脱离企业的要求下,企业与员工间的劳动关系就成为无合同的终身父子关系,同时劳动合同一般均由公司确定,员工无协商余地,这也导致了劳动合同执行的困难,使劳动合同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3、薪酬与激励机制。该公司分配长期实行平均主义,职工的工资按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准执行,薪酬的增加办法类似于日本的年序薪酬制,存在一定程度的熬工龄现象的存在。激励机制主要侧重于团体经营目标考核和个体(干部)行为规范考核。对于发挥企业和干部的积极性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但对于普通职工的激励机制缺乏。对企业的考核也存在短期性的弊端,财务指标过于短期化,对干部的考核不够专业化,常采取不记名投票和谈话的方式进行,主观因素过多。

4、停薪留职与减员增效。1998年公司开始将“减员增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同年出台了“停薪留职”政策,次年开始实施“动态考核,末位淘汰”机制。2000年实行“轮岗制”。2001年实行“内部退养方案”,同年全公司岗位定员定编,实行全员自选岗位、竞聘上岗。以上措施最终并未达到公司预期增效的目的。

5、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地位问题。根据产业经济学中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法,石油公司的结构决定了目前公司领导的短期行为:关注任期内的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对中长期的人力资源投入不够重视。结果是导致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的粗放化,人力资源浪费比较严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无法为公司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三、对我国石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相关建议

根据SCP分析法:

从上图可以得出,只有改变石油公司组织架构中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相关部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石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对我国石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建议如下:

(一)确立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战略地位。战略地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可以:第一提供有关公司外部机遇和所受威胁的判断和预测;第二提供关于公司内部优势和劣势的决策信息;第三帮助进行企业战略计划的实施。

(二)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模式选择。运用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兼顾思想,融合美国、日本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模式,吸取美国人力资源模式中重视市场、高制度化管理、灵活配置的有益部分;也兼顾日本人力资源模式中的长期雇佣(不是父子关系的终身雇佣)、加强员工培训、融洽劳资关系;学习美日两国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等先进的做法。

(三)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体系建立。体系的建立要以模式的思想为指导。

1、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的组织与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其组织与制度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的整体质量与水平。

2、建立专业化、制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该制度要包括招聘前的管理(工作分析、工作设计和人力资源规划)制度、招聘中的管理(招聘和挑选)制度和招聘后的资源管理(培训开发、激励、领导、沟通、绩效评估、薪酬福利、劳动关系)制度。

3、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五个指标:人力资源规模指标体系、人力资源素质指标体系、人力资源投入指标体系、人力资源产出指标体系、人力资源环境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下设二级、三级指标。通过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指标性的评价了解企业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现况,企业管理层可以根据企业战略发展或者当前工作的需要,进一步调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四)完善企业职工的年龄、学历、技术职称结构,建立职工结构失衡预警机制。提高企业职工中中青年职工比例,根据短期、中期、长期计划配置拥有各种不同学历、技术职称的人才,做到人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4

内容提要: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我国当前9个刑法立法解释的实证考察表明，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均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这一立场具有两个积极功能：合理入罪，促进刑法的规范正义；适当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解释刑法时只进行形式的、字面的、逻辑的解释与判断；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应对刑法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它除了关注刑法的形式限制，还注重刑法的处罚必要性与刑法面对变动不居的生活事实的开放性。[1]95-127不同的解释立场决定了解释结论的不同，我国1997年刑法施行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9个刑法立法解释文件，这些刑法立法解释在具体问题上采取了何种解释立场呢？这9个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立场是一以贯之还是各自矛盾呢？它所采取的立场具有何种功能价值，是否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呢？目前我国学者对刑法立法解释的研究，多着眼于某一个刑法立法解释的解读评析，鲜有从整体上考察我国当前刑法立法解释采取了何种解释立场。本文将以实证方法对当前9个刑法立法解释进行整体的解读与置评，分析并评价当前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解释立场，以图引起刑法学界对刑法解释立场的重视。

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当前9个刑法立法解释的实证研究

自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第一个刑法立法解释以来，截至现在，共有9个刑法立法解释文件。下文将结合具体刑法立法解释的内容以及所涉问题的争议立场，逐一分析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解释立场。

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第93条第2款的解释》）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上，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上向存在着身份论与公务论之争。身份论认为，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就是看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编制和待遇，不具有这样的身份，即使其从事的是公务，也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如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25日《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条就把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编制作为区分标准；公务论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是依法从事公务，只要行为人从事的是公务，即使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编制和待遇，也可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在从事公务时利用职务便利有贪污、受贿等行为的，构成贪污罪、受贿罪；虽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编制，但一旦不从事公务，也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如享有国家工作人员待遇但已离休、退休的人员。[2]身份论仅以形式上是否具有干部身份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而不管行为人实际所从事的工作，又称形式说；公务论从行为人所实际从事的活动是否是公务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不管行为人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并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又称实质说。对于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村民委员会属于农村群众自治性组织，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编制因而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者，也有认为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虽然不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但他们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可一概而论，而应看他们所具体从事的工作是否具有公务性。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形式的身份论与实质的公务论在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这一具体问题上的体现。《第93条第2款的解释》）规定，当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代缴等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当他们在从事上述公务时有贪污、挪用、受贿行为的，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这一立法解释在村民委员会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问题上，很明显采取了实质的立场。即：当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他们从事的是公务，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当他们自行管理村公共事务时，不属于从事公务，因而也非国家工作人员。在解释方法上，当刑法条文在列举了确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之后，使用了“等”、“其他”等概念时，根据同类规则，对于“等”、“其他”必须做出与所列举的要素性质相同的解释，这是体系解释的要求。[3]29《第93条第2款》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解释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是运用体系解释方法的结果。这一立法解释虽然只是针对村民委员会人员，但也可看作是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上对实质的公务论的肯定。

2001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是针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与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解释。《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是指非法批准征用、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以及其他土地。如同人们认为刑法可分为形式刑法（单指刑法典与修正案）与实质刑法（含有犯罪与刑事责任内容的法律规范）一样，“土地管理法规”也可在形式的与实质的两个层面上理解。从形式上讲，狭义的土地管理法规仅指《土地管理法》；从实质上讲，广义的土地管理法规是指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其他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采用了实质的广义说。

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384条第1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第384条第1款的解释》）是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如果从形式上机械地理解，就会认为归个人使用就是将公款归单个的自然人使用，不包括挪给其他单位使用。司法实践中对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的是否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也有分歧意见。2001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人合伙企业使用和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这一司法解释虽未完全形式地、机械地将挪给其他单位使用完全排除在“归个人使用”之外，但附加了“为谋取个人利益”的条件。即，如果不为谋取个人利益，即使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也不属于“归个人使用”。这表明该司法解释仍受对“归个人使用”形式理解的影响，所以，将以个人名义借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区别于将公款给自然人使用。从实质的意义上讲，挪用公款罪所保护的法益就是本单位对公款的使用权，挪用公款罪本质上就是将单位的公款非法置于个人的支配之下，即公款私用。即，不管公款的最终使用者是自然人还是单位，只要行为人非法地支配了或使用了单位公款，都侵犯了本单位对公款的正常使用权。[4]正是基于对挪用公款罪本质的认识，《第384条第1款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相对于单位来讲都是个人，是典型的将公款非法置于个人支配或使用的行为，所以无需特别说明。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说明行为人已将公款非法处于个人的支配之下，已经侵犯了本单位的公款使用权，因而，不管行为人是否意图谋取私利，都构成挪用公款。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因为在借出公款时是以单位名义出借的，所以一时还无法判断是否侵犯了单位的公款使用权，需要结合情况进一步判断：如果是单位集体决定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因为是单位集体意志的体现，所以没有侵犯单位的公款使用权，不属于公款私用；虽然表面是以单位名义，但如果是个人决定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为谋取个人利益的，这种个人决定性不是单位意志的体现，实际上以公款谋取个人私利的一种方式，符合将公款非法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公款私用的本质特征，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4]这里的谋取个人利益，不限于合法利益或非法利益，也不限于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行为人实际上是否谋取到了个人利益也在所不问。可见，在对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的解释上，《第384条第1款的解释》对“归个人使用”没有形式地、机械地、字面理解，而是从挪用公款罪的本质出发，从保护的法益出发，认为挪用公款罪的本质就是将公款非法置于个人控制之下，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给其他单位使用或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都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对“归个人使用”含义的扩张解释，体现了实质解释的立场。

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是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对犯罪集团高级形态一种形象的、比喻性的称呼。何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人认为，刑法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性质限定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只能从条文字面上所描述的特征进行，不能附加其他限制，否则不当缩小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4]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字面形式解释，但刑法条文字面上没有规定不等于不能进行实质的缩小或扩大解释，这正如刑法条文中虽没有规定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信用证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素，但刑法理论却一致认为盗窃罪、信用证诈骗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997年刑法修订时立法机关对社会生活中的新生事物——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哪些不同于一般犯罪集团的本质特征一时难以把握，所以没有具体规定，留待司法实践中总结经验加以解释，这本身就体现了实质解释论的刑法规范面向生活现实开放并不断调适的理念。因此，应当从实质上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把握其本质特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4日《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的特征分别作了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具有四个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立法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为：（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两个解释在有组织性、经济实力这两点上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第3、4点。即，“国家工作人员的保护伞”是否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与“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哪一种更能反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既然是犯罪集团的高级形态，具有犯罪集团的共同特征，如组织性、经济实力、违法犯罪活动，这在两个解释中均有反映。但黑社会性质组织又不同于一般犯罪集团，它与一般犯罪集团的本质区别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而一般犯罪集团虽然实施一种或几种违法犯罪活动，但尚没有对社会形成一定的控制，因此才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犯罪集团的高级形态。至于形成非法控制的途径，在现实生活中虽多表现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保护伞，但也有可能只通过自己的违法犯罪活动或二者的共同结合形成。可见，保护伞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非法控制的促成手段之一，而非必然特征。此外，该司法解释规定的第4个特征只是规定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然而任何违法犯罪活动都是发生在一定的区域内或行业内，司法解释的第4个特征基本上没有起到限定作用。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只是外在形式，并不能对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起限定作用，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或其他手段对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才是本质特征。《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不限于刑法第294条第1款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面描述，从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集团的本质特征出发，规定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具有组织性、经济实力性、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的非法控制性四个必备特定，合理地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既避免了仅根据字面规定过于扩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又避免了司法解释中的“保护伞”特征不当缩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妥当地实现了该条保护法益的目的。

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313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第313条解释》）是针对刑法第313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解释。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里，刑法条文并没有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做明确的字面限制，如果形式地从字面含义理解，就会认为包括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切判决、裁定，包括生效的判决、裁定和尚未生效的判决、裁定，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和不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然而，从本罪保护的法益看，本罪侵犯的是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效力。一方面，只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才会发生执行问题，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尚未进入执行阶段，不存在拒不执行情况；另一方面，只有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才发生执行问题，不予受理案件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等不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不可能发生拒不执行的情况。单纯的字面、形式解释，导致得出“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切判决、裁定”的错误结论。《第313条的解释》从本罪保护的法益出发，将“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解释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正是实质的解释立场的体现。根据《民事诉讼法》，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有效的法律文书也具有执行效力，那么，行为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是否属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呢？形式的解释论认为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不是判决、裁定，拒不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的，虽然具有危害性但无法按照本罪处罚，立法在这里似乎出现了疏漏。然而，从实质上看，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与判决、裁定一样都是具有执行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拒不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等同样损害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效力与权威性，具有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313条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做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该规定从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出发，将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等解释为执行的依据，反映了实质的解释立场。另外，本罪把情节严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属于情节犯。立法者在制定该条时采取情节犯的立法技术，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行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但又难以通过强调犯罪构成的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使之达到这种程度，即或者不能预见所有情节严重的情形而无法具体规定，或者能预见但要做冗长的表述，使刑法丧失简短价值”[1]148，于是作出一个“情节严重”的综合规定，授权该条适用中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对情节严重的具体表现进行明确。易言之，“情节严重”这样的立法技术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其内涵可以随着生活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新形势并根据处罚必要性的实质特征而确定，这正与实质的解释论立场相呼应。《第313条的解释》正是从处罚的必要性出发，通过把“情节严重”解释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使拒不执行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被追求刑事责任的程度。此外，《第313条的解释》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拒不执行的实际情况，规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包括：（1）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2）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3）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4）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等。据此，拒不执行不仅包括被执行人的拒不执行，还包括担保人的恶意阻碍执行行为、协助执行义务人的拒不协助执行行为，属扩大解释。

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9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渎职罪主体解释》）是针对渎职罪主体的司法解释。我国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渎职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修订时将渎职罪的主体由国家工作人员修订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修订主要是考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国家公权力，这些人员如果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社会危害较大，有必要单独规定，对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可规定在其他章节。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进行，政府职能还在优化调整，尚未从根本上做到政企分开，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管理职能旁落到被称作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机构之中，从而造成执法主体的多元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仍将大量存在，这部分主体行使国家职能活动出现的渎职行为又不能被规定在其他章节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所包括，由此带来了刑法适用的困难。[5]解决这些刑法适用难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渎职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据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两个实质特征：（1）在国家机关中工作；（2）从事公务。按照形式的身份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限于国家机关中具有正式干部编制的人，不具有正式编制就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此，实践中大量发生的国家机关临时聘任的人员在从事相关公务时的渎职行为，将因为他们不具有正式编制而无法定罪处罚。然而，从实质上看，这些人员虽然形式上不具有正式的国家机关编制，但当他们被聘用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时，他们履行的就是国家职能，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其渎职行为就侵犯了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以及国民对此的信赖，这一点与具有正式编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无不同。《渎职罪主体解释》把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作为渎职罪的主体，体现了实质的公务论立场，解决了有些国家机关根据工作需要聘用的不具有正式编制、从事公务人员的渎职行为定罪问题。此外，对于国家机关的认定，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1）法律授权某些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在某些领域内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监督职权，如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等；（2）在机构改革中，将原来的一些国家机关调整为事业单位，但仍然保留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如国家林业管理部门等；（3）有些国家机关将自己性质的职权依法委托给一些组织行使，如烟草专卖、盐业管理等部门。这些单位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这些单位的人员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出现渎职行为，能否作为渎职罪的主体处罚？形式论认为，国家机关仅指我国宪法规定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军事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指限于在这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上述人员虽然是从事公务，但因为其工作的单位不是国家机关，不能成为渎职罪的主体。[6]实质论认为，行政性公司、事业单位实际上行使着国家机关职权，在国家事务中具有十分重要作用，把它们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解释为渎职罪主体，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和司法实践的需要。[7]498笔者认为，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受上述机关委托代表上述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实际上行使了国家管理职能，其职能活动与上述国家机关并无不同，社会公众往往也把这些组织看做是代表国家的机关，这些组织中的人员在行使具体职责时的渎职行为，同样给国家、社会和公民带来重大损失，损害了国家机关公务的公正、有效与社会公众对它的信赖。反之，如果认为这些组织不属于国家机关，那实际上意味着它们可以行使与国家机关相同的国家管理职能，却不承担国家机关行使职能时所受的约束，这显然不合理。《渎职罪的主体解释》采用实质的职能论，把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受上述机关委托代表上述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行使公务的人员扩大解释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体现了实质解释的立场。

2004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以下简称《信用卡解释》）是针对信用卡含义的解释。1997年刑法典修订时，信用卡是我国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包括后来所说的贷记卡、准贷记卡与借记卡，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包括这三类。1999年3月1日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区分了贷记卡、准贷记卡和借记卡：贷记卡、准贷记卡信用卡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计算、存取现金功能，被统称为信用卡；借记卡具有消费支付、转账计算、存取现金功能，但不具有信用贷款功能。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信用卡诈骗罪中信用卡理解的争议。有人认为，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解释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保持一致，既然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已经将银行卡区分为信用卡和借记卡，那么刑法中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应仅指贷记卡、准贷记卡，不包括借记卡。[8]1252这种观点只是强调刑法的专业名词应与所属专业领域的规定保持形式上的一致，而不关注司法实践中信用卡领域的实际犯罪特点，可称为形式论。这种形式论值得怀疑：首先，刑法中的专业名词并不必然与所属专业领域的规定保持一致。例如，刑事诉讼法上有罪的人只是经法院生效判决被定罪的人，而刑法学界一致认为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中“有罪的人”并非刑事诉讼法上讲的经法院生效判决被定罪的人，而是指当时有证据证明其犯了罪的人。不顾我国信用卡犯罪实际情况，而简单以1999年实施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来认定信用卡犯罪中的信用卡只限于贷记卡与准贷记卡，不足为据。其次，贷记卡与借记卡虽然在是否具有透支功能有所区别，但其他功能并无实质不同，贷记卡与借记卡体现的都是发卡银行、持卡人、特约商户三者之间的金融信用关系，利用贷记卡诈骗与利用借记卡诈骗，所侵害的法益都是这种发卡银行、持卡人、特约商户之间的信用关系，这也正是刑法把信用卡诈骗罪从诈骗罪独立出来的原因。从侵犯的法益这一本质看，也不应把信用卡诈骗罪仅限于贷记卡和准贷记卡，而把利用借记卡诈骗作为诈骗罪处理。最后，从我国实际来看，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还是借记卡，借记卡的发行量与使用频率远远大于贷记卡，实践中利用借记卡诈骗的情况远多于贷记卡诈骗，而普通社会公众并不知借记卡与贷记卡的专业区分，在他们看来银行发行的电子支付卡就代表着一种金融信用，借记卡诈骗破坏的就是一种金融信用，把借记卡诈骗解释为信用卡诈骗的一种情形，并没有超出社会公众的预测可能性。正是正是从信用卡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这一本质出发，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信用卡犯罪的实际情况，《信用卡解释》把刑法中的信用卡解释为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包括贷记卡、准贷记卡、借记卡，体现了实质解释的立场。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以下简称《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是针对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化石的解释。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了走私、盗窃、损毁、倒卖、非法转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严重违法行为，司法实践中对这些行为是否应当适用刑法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化石和文物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物品，刑法中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古人类化石，理由有：（1）化石是在地球历史的地质年代中经过自然界的作用，保存于地层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及其生活遗迹，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而文物是已存在社会上或埋藏于地下的、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遗物，除具有科学价值外，还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2）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以列举的方式对文物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未包括化石，该条第3款同时规定“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这也说明文物和化石在法律概念上是不同的。[9]该观点基于化石与文物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及《文物保护法》对文物和化石的区分，认为刑法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可称为形式说。这种观点并不合理。首先，虽然文物和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都是历史流传下来的，对人类研究古时候的生命与活动有重要价值的物体，都属于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二者在实际的价值上相同，正因如此，《文物保护法》规定二者同等保护。其次，从走私、倒卖、损毁、盗窃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等行为的处罚必要性来看，刑法规定了走私、倒卖、损毁、盗窃文物等犯罪，而化石又与文物具有同等的保护价值，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属于对研究古时候生命和活动具有科学价值的不可再生物品，一旦损毁、走私、盗窃、倒卖，将会直接导致这些化石的减少，所以这些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再次，既然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保护问题是专门规定在《文物保护法》的第3条，刑法第328条第2款的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也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中，这说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在法律上可以看做是广义文物的一种。将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并不违背刑法。刑法之所以没有另外规定倒卖、损毁、走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是因为这些行为完全可以包括到倒卖、损毁、走私文物等犯罪中；而刑法第328条之所以在第1款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之外第2款规定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是因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不能包括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最后，虽然从考古学的专业角度，文物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有所不同，但普通社会公众常常把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理解为文物，即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对研究生命起源与人类活动具有科学价值的物品。把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没有违背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从走私、倒卖、损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等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出发，考虑到走私、倒卖、损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与走私、倒卖、损毁文物行为侵害了相同的法益——国家对文物的管理，二者在刑法评价上具有同质性，把文物犯罪中的文物扩大解释为包括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显示了实质的解释立场。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以下简称《其他发票的解释》）是针对出口退税、折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解释。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中，对虚开、伪造、盗窃、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犯罪作了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利用伪造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这类完税凭证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案件。对此，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是否属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决定了对这些行为能否依照现行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虽然与可抵扣税款发票具有相同功能，但它不属于发票，因而这类行为虽然具有危害性，但按照现行刑法只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作无罪处理；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由海关代为征收，其所开具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虽然不属于发票的范畴，但由于其实质上具有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样的抵扣税款功能，应视为可以抵扣税款的发票，对利用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骗取抵扣税款的行为，应当按照虚开用于骗取抵扣税款的发票定罪。[10]第一种观点强调发票与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形式上的差别，即发票是指在商品经营、服务经营或其他经营活动中的收付款凭证，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是完税凭证，可称为形式说；第二种观点从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功能出发，从利用它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出发，认为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属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实质解释立场的体现。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首先，从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看，刑法对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各种犯罪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又对利用“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各种犯罪活动做出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打击各种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犯罪活动，保护国家税收征管制度，所以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外，规定了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这一兜底式规定。对于刑法保护税收征管制度的目的来说，是否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功能是确定这类犯罪的关键：虽然属于发票，但不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不属于这类罪范围；具有出口退税、折扣税款功能的，虽然在形式上不称为发票，而被称为“单”、“证”（如农产品收购凭证）、“书”（如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都应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发票的范围。其次，近年来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犯罪分子利用海关进口增值税占用缴款书骗抵税款的案件激增，骗税数额巨大，危害严重。形式说拘泥于其他发票的形式含义，认为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不属于发票，而从税法的专业角度真正能用以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的发票却只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种，如此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实际中大量发生的利用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行为无法处罚，刑法保护国家税收管理的目的将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囿于形式说只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才能用来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将会使刑法对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的其他发票的规定成为具文。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这里的其他发票作扩大解释，包括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各种受收款凭证与完税凭证，才能实现保护税收征管制度的目的。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其他发票在专业角度虽然有所区别，但对于普通社会公众，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样，都是向国家缴纳了增值税的凭证，都可以用来出口退税、抵扣税款，把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扩张解释在其他发票之内，没有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正因如此，《其他发票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收付款凭证或者完税凭证，包括农产品收购凭证、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等，这是基于实质的解释立场采取扩张解释的结果。

上述分析表明，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还存在争议，但我国迄今为止的9个刑法立法解释一以贯之地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从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出发，根据罪刑规范的具体目的对刑法条文采取了缩小解释或扩大解释。

二、合理地出罪与入罪：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实质立场的功能评析

我国当前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实质解释立场是否合理呢？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具有何种功能价值，能否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呢？张明楷教授曾经详细论证了实质的刑法解释论[1]95，笔者亦赞同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一种可取的解释立场。[11]本部分重在从功能上考察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实质立场，论证坚持与维护这一实质解释立场的功能价值，。

（一）合理入罪功能：促进刑法正义的实现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当前刑法立法解释的实质立场更多地采用了目的解释下的扩大解释方法，表现出将更多行为纳入犯罪圈的倾向。如，将信用卡扩大解释为包括贷记卡、准贷记卡、借记卡，使利用借记卡诈骗纳入信用卡诈骗罪内；将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扩大解释为文物，使倒卖、损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行为纳入文物犯罪；将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扩大解释为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收付款凭证、完税凭证，使虚开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图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纳入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的其他发票罪，等等，都表现出实质解释论的入罪倾向。

实质刑法解释论的入罪倾向，正是形式刑法解释论所强力诟病的。形式刑法解释论笃信刑法条文字面含义的保障作用，主张根据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形式地解释构成要件，批评实质刑法解释论从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出发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目的解释容易导致不当扩大犯罪圈，以致侵犯人权。然而，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必然会导致不当扩大犯罪圈以致侵犯人权吗？实质刑法解释论的入罪倾向必然与刑法的价值目标相悖吗？

首先，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并非无原则地强调入罪，而是在不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着眼于处罚必要性，合理地将行为解释在犯罪构成之内。[1]126当出现某种新型危害行为时，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基于行为处罚必要性的考虑，往往会对这种新型危害行为与某犯罪构成作同质的评价，从而使已有的犯罪构成能涵盖该行为。但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并非如形式论所担心的仅仅根据处罚必要性而恣意解释犯罪构成，两个重要的途径保证实质解释论避免不当地扩大犯罪圈：实质解释论所承担的实体性论证负担与合理的论证程序。这种实体性论证负担是指，实质解释论必须证明自己的解释结论具有实体与形式上的正当性，“实体上的正当性是指必须证明行为具有处罚必要性，且解释的结论在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里，没有违背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形式上的正当性是指解释的结论符合刑法体系逻辑和谐、一致的要求，且不违背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12]这种合理的论证程序要求，实质的解释者在一种公开、平等的情境中与反对者进行对话、辩论，并充分地展开阐述自己的理由。[13]以前述《渎职罪主体的解释》为例。有学者因为宪法上的国家机关只限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军事机关，认为《渎职罪主体的解释》把在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解释为渎职罪主体，是类推解释，导致了该罪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侵犯了人权。[6]针对这种质疑，实质的解释论必须论证解释结论的合理性：在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渎职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这一点反对论者也无异议，关键在于是否超出了文字的可能含义。但文字的可能含义并不简单等于文字的字典释义，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预测可能性，“不仅要考虑刑法学家、司法人员的接受程度，更要考虑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3]19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在性质上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但它们实际上是代表国家意志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如国家烟草专卖局从事的就是对烟草市场的监督管理活动，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也属于国家机关，只是由于后来的机构改革才发生了变化，社会公众往往也把这些组织看做是代表国家的机关。把在这些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解释为渎职罪的主体，能够被社会公众所接受，没有超出字面可能含义侵犯国民预测可能性，因而并非类推解释而是应允许的扩大解释，没有不当地扩大渎职罪的范围。

其次，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在不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通过将实践中具有当罚性的行为解释在犯罪构成之内，促成刑法规范正义的实现。刑法的功能在于保障人权和保护法益，解释与适用刑法应当尽可能实现刑法的这两大功能，方能达致刑法的规范正义。形式解释论依据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形式地解释刑法，固然可以保证不超出字面含义以保障人权，但不能充分保证刑法法益保护目的的实现。如，形式解释论认为，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在形式上不同于文物，实践中常发生的走私、倒卖、损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行为不能按照相关文物犯罪处罚，存在立法漏洞只能留待刑法修改，如此解释固然没有侵犯人权，却导致具有当罚性的行为未能受到刑罚处罚，刑法保护法益目的部分落空。可见，突破文字的可能含义范围解释刑法，以致侵犯人权，固然有损刑法的正义；但仅仅机械、形式地理解刑法，造成不应有的立法漏洞导致不能处罚当罚行为，未能有效地保护法益，同样有损刑法的正义。这是因为“人权保障是刑法的价值之一，但它绝不是刑法价值的全部。人权保障作为刑法的价值，应当包括刑法通过惩罚犯罪而体现出来的价值”[7]59，“法治不只是形式法治，还必须有实质法治，解释者必须追求正义，而不只是追求如何有利于被告”[3]22。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在不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从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出发，实质地、价值地、合目的地解释犯罪构成，有助于避免因形式解释论产生的所谓立法漏洞，有效地保护刑法法益。正因如此，实质的刑法解释论认为，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在形式上虽不同于发票，但它与增值税发票一样是纳税人向国家纳税的凭证，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利用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行为与利用增值税发票一样侵犯了国家税收征管制度，通过把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释成为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其他发票，充分保护了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促进了刑法的规范正义。

（二）适当出罪功能：实质地保障人权

现代的罪刑法定包括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形式的侧面要求不得因为社会危害性处罚刑法没有规定的行为从而形式地保障人权，实质的侧面要求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从而实质地保障人权。形式的刑法解释论固然能形式地保障人权，但由于其不顾价值判断的机械特点，结果可能不合理地限制了公民行动自由，带来实质的非正义。“因为刑法是用文字规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但文字的多义性、变化性以及边缘意义的模糊性等特点，决定了单纯根据文字的字面含义对构成要件作形式解释时，必然导致将一些不具有实质的刑事违法性的行为认定为犯罪。”[1]126以前述《第313条的解释》为例。第313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法条文只写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没有附加其他限制。形式解释论根据字面规定，认为这里的判决、裁定包括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切判决、裁定，包括尚未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和不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拒不执行尚未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行为也符合该罪犯罪构成。其结局是“依照刑法定罪量刑的行为，完全可能是没有侵害法益或者侵害程度轻微的行为。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以及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的实质性要求。”[3]19

与形式解释论所批评的容易扩大犯罪圈侵犯人权的弊病相反，实质的解释论不但具有合理入罪功能，更具有适当出罪功能，避免刑法处罚不当罚的行为，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罚的实质要求，实质地保障了人权。实质的解释论不仅考察文字的字面可能含义，而且考察行为的处罚必要性与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当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可能包含不具有处罚必要性的行为时，实质解释论总是从处罚必要性出发，通过解释确保犯罪构成达到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从而将不具有当罚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1]125正因如此，实质的解释论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的“判决、裁定”限定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的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将刑法第294条描述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质地解释为“在一定的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的犯罪集团，将条文上没有规定目的要素的信用卡诈骗罪解释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解释合理界定了犯罪范围，保证犯罪构成反映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追求的程度，避免处罚虽符合条文字面规定却不具有当罚性的行为以致实质地违背罪刑法定。

除了通过出罪来实质地保障人权外，实质的刑法解释论还能合理地解释法定刑升格情节，避免不当地扩大法定刑升格范围，在处罚的力度上实质地保障人权。以刑法第263条第3项规定入户抢劫属于加重抢劫的情形为例。刑法条文字面只规定了“户”，对户的形式、用途没有限制，如何理解这里的“入户”呢？形式解释论从字面含义出发机械地解释，认为“户”属于封闭的建筑空间，因而只要是进入封闭空间的抢劫都属于加重抢劫，都属于入户抢劫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如此，不管是进入办公场所、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场所抢劫，还是进入宾馆房间抢劫，都属于加重的入户抢劫。然而，从刑法规定“入户抢劫”作为加重情形的目的看，之所以把入户抢劫作为加重情形，是因为相对于普通抢劫而言，入户抢劫还侵犯了公民对家的安全感、安宁感，而且因为家一般具有私密性、封闭性，入户抢劫更容易得逞，刑法规定加重处罚的目的在于打击这类破坏了人们对家的安全感且容易得逞的入户抢劫行为。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从立法目的出发，实质地将入户抢劫解释为进入家庭住所抢劫，进入办公场所、宾馆房间、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场所抢劫不属于入户抢劫。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把入户抢劫解释为“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正是实质解释论的结果。如此，进入一些表面上具有“户”的形式但不具有“户”的用途的封闭空间内抢劫行为，因为不具有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实质的解释论把它们合理地排除在作为加重情形的入户抢劫之外，避免了形式解释论仅因字面规定而不当将它们加重处罚的情况，实质地保障了人权。例如，甲、乙二人均为某装饰公司民工，分别在两户人家新购的商品房内装修，甲因经济拮据产生抢劫乙的钱物的歹念，于某日闯入乙装修所在的房屋内抢劫了乙的500元人民币。形式解释论出于对户的形式理解，认为甲进入了别人购买的房间抢劫属于入户抢劫，加重法定刑；然而根据实质解释论，这里正在装修的房间并没有作为家庭生活用途，甲的抢劫没有危及到公民的居住安全，不应该作为入户抢劫加重处罚。可见，实质解释论从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出发，对法定刑升格情形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能够避免形式解释论仅根据字面形式而不当扩大加重情形的范围，从而在处罚的程度上实质地保障人权。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实质立场，一方面，在文字可能含义的范围内，尽量将具有当罚性的行为解释在犯罪构成之内，合理地入罪，有助于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促进刑法惩罚犯罪的规范正义；另一方面，以处罚必要性来解释犯罪构成，将一些表面上符合刑法文字规定但不具有当罚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适当地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因而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1]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Zhang Mingkai.Basic Stand of Criminal Law.Beijing: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2007.]

[2]赵秉志、于志刚、孙勤：《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116-122页。[Zhao Bingzhi & Yu Zhigang & Sun Qin.’’ On the Extent of State Staff Member ’’， Law Science， No.5(1999)， pp.116-122.]

[3]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Zhang Mingkai.Principles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cific Part of Criminal Law.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4.]

[4]黄太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立法解释简介》，《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第5-10页。[Huang Taiyun."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of "Organized Criminal Gangs" and "Embezzlement for Personal Use" Issu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 People’s 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 No.5(2002)， pp.5-10.]

[5]杜国强：《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评析与完善探究》，《检察实践》2004年第2期，第2-5页。[Du Guoqiang." The Analysis and Perf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on the Subject of the Crime of Misconduct in Office，" Procuratorial Practive， No.2(2004)， pp.2-5.]

[6]林维：《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 第63-70页。[Lin Wei."The Entanglement of Criminal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Power with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ower，" Contemporary Law Review， No.5(2006)， pp.63-70.]

[7]赵秉志、肖中华、左坚卫：《刑法问题对谈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Zhao Bingzhi & Xiao Zhonghua & Zuo Jianwei. Dialogues of Issues on Criminal Law.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

[8]刘华：《金融犯罪研究》，见赵秉志主编：《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下），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Liu Hua. Study on Financial Crimes. see Zhao Bingzhi.Th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Hot Issues in the New Mellennium . Beijing:China Procuratorial Press，2001.]

[9]黄太云：《关于解读》，《人民检察》2006年第5期（上），第44-45页。[Huang Taiyun."Explanation to the Document---The Interpretation of"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Related Laws to Fossils of Ancient Human Being or Ancient Spined Animals of Scientific Value" ，" People’s 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 No.5(2006)， pp.44-45.]

[10]黄太云：《解读》，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5期，第45-46页。[Huang Taiyun.’’Explanation to the Document---The Interpretation of" other Invoices Used in Fraudulently Obtaining Tax Refund on Exported Items and Tax Reduction "，"People’s 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 No.5(2006)， pp.45-46.]

[11]苏彩霞：《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38-52页。[Su Caixia."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Chinese Journal of Law， No.2(2007)， pp.104-114.]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5

关键词：地质档案 队伍建设 人才 定位

中图分类号：G27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3-181-02

一、地质档案管理队伍现状

中国石化2007年、2008年、2009年地质资料管理总结年报，针对中国石化上游13家油田企业的100多个地质档案馆藏机构的工作人员，设计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专业背景等多个统计项目，全面统计了地质档案管理队伍的现状情况。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二、地质档案管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专职人员存在缺编现象。从表1可以得知，2007年至2009年三年间，油气地质档案管理专职人员总数占定编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2.42％、92.05％、92.78％，专职工作人员一直处于不饱和状态。从总的趋势来看这个比例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速率不高，三年才增长0.36个百分点。

机构编制的确立是按照岗位要求、工作量等因素综合决定的。近年来，地质档案管理工作无论在工作盘还是在工作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但大部分单位地质档案管理部门的编制并没有随之增加，这会增加工作人员的负担，对提高工作质量不利。

2．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部分馆藏机构全馆都是女性工作人员。据统计，2007至2009三年间，女性占专职人员的比例分别为75.7％、81.55％、80.48％。

3．年龄分布不均，后备人才缺乏。任何队伍建设中。各年龄阶段的人员数量相差不应过大，以确保队伍整体的连续与稳定。中国石化地质档案管理队伍中。各年龄阶段的人员数量呈现出较大的差距．35至50岁所占的比重非常大，2007至2009年分别为69.5％、71.14％、71.71％，如图1所示。从我国的家庭结构和社会情况来分析，这个年龄阶段的同志，上有老下有小。正是个人家庭和生活负担最严重的时候，中年女性尤甚。

后备人才一直是各项事业队伍建设的基础，只有储备了丰富的后备人才，才能促进工作的不断开展。一般而言，后备人才应该主要从30岁左右的年轻同志中选拔。他们既有相对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并且其工作受个人原因影响相对较小。中国石化地质档案管理队伍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所占的比重一直不足1/5，2007至2009年三年的比重分别为19.04％、16.16％和15.7％。年轻人少必然导致后备人才相对缺乏，这不利于地质档案管理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另外图1还显示，中国石化地质档案管理队伍呈现出年龄增大的趋势。以35岁为分界线，35岁以上人员的比例从2007到2009年三年间不断增高，这表明中国石化地质档案管理队伍中“年轻血液”较为缺乏。

4．专业人员相对缺乏。地质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其工作方式已由过去的纯手工管理向手工管理与信息化管理并存、乃至信息化管理为主、手工管理为辅的方向转变。地质档案信息化建设要求其从业人员的专业应涉及到档案管理、石油地质、计算机与信息等方面。综观中国石化地质档案管理队伍的专业分布，不难发现，2007至2009年三年中；具备档案、石油地质、计算机与信息专业背景的员工总数分别只占总人数的49.84％、44.77％、44.70％，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这说明在地质档案管理队伍中存在着大量非相关专业的工作人员，专业人员相对缺乏。

5．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对人才素质的衡最，通常有学历和专业技术职称两个量化指标。中国石化地质档案管理队伍学历及专业技术职称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中国石化地质档案管理队伍的总体素质较好．2007至2009三年间，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比重分别为69.04％、69.65％、70.72％；具有馆员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比重分别为41.84％、47.63％、48.36％，都呈不断上升趋势。但问题在于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2007至2009年三年间，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员比重分别为1.24％、2.17％、1.56％；具有研究馆员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比重分别为0.17％、0.7％、0.66％，具有副研究馆员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的比重也分别才为10.59％、11.95％、13.28％。

三、地质档案管理队伍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地质档案管理工作定位不准，导致人才配备不合理。长期以来，档案资料工作给人的印象都是“钢笔抄抄、浆糊刷刷、绳子扎扎”，只要档案资料不丢不坏、不发生重大事故，似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事这项工作。档案资料部门长期处于一个“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这种传统认识导致了地质档案管理工作缺乏合理的定位，造成了各级档案室、资料室人才配备不合理的现象，人员素质整体不高。这种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为工作责任心不强、对地质档案信息化管理缺乏兴趣、计算机操作技能掌握不足、安于现状、懒于学习、对地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的能力不足等等。

现有人员素质不高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级地质档案部门现代化管理的前进步伐。对地质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更是很少涉及，地质档案管理工作大部分只能通过手工方式提供简单的浅层次的服务利用，未能充分发挥地质档案的作用。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地质档案管理工作定位的重塑，其结果必然是地质档案管理工作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来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2．地质档案管理工作待遇偏低，难以储备后备人才和吸引高素质人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地质档案管理工作目前在中国石化各单位所受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地质档案管理工作多被视为一项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因而各单位普遍不愿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吸纳或配置到地质档案管理部门中，因此，地质档案管理高级岗位相对稀缺，无法为高素质人才提供施展拳脚的平台。

另一方面，由于受重视程度不够，地质档案管理部门在各单位处于弱势地位，地质档案管理工作者在薪酬、职称、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基本处在单位的低层。众所周知，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财力去取得其学历和专业技能，按照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原则来分析，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就理应得到更高的待遇回报。而地质档案管理部门提供的待遇几乎没有竞争力，这自然就难以引进高素质人才。同时，这也不利于后备人才的储备和培养。

3地质档案管理工作成就感不强，不易留住高素质人才。马斯洛需

求层次理论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大类，当低一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之后，个体就产生了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要求。笔者认为，当前的地质档案管理工作，较难满足个体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因而不容易留住高素质的人才。

从目前地质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来看，首先，“任何人都能干”的传统认识，就容易构成对个体尊重需求的挑战。因为个体从一项“任何人都能干”的工作中很难找到自我被尊重和重视的感觉。其次，目前各地质档案管理部门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在诸如整理、编且、计算机著录、标引等各项基础工作上，这些工作研究性不强，也不容易形成有影响力的成果。地质档案管理工作者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工作，年终总结时却往往发现他们只做了一些操作性工作，技术含量不够高，工作的成就感也不够突出。但是，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往往都有自我实现的强烈需求，而地质档案管理工作又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了不易留住高素质人才的现象。

四、地质档案管理队伍建设的完善策略

1．重塑地质档案管理工作定位。要将地质档案管理工作定位为一项专业服务性工作，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创建实际成效，实现地质档案管理为科研服务、为企业建设服务的目标。具体措施包括，提拔一些“懂专业、有想法、能干事”的同志充实到地质档案管理部门的领导队伍中，由他们带动普通员工，明确地质档案及其管理的重要作用，加快地质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将地质档案管理嵌人单位的主流业务，积极主动地为企业建设和科研服务，使地质档案管理工作真正成为企业发展和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此外，地质档案管理工作者耍加强工作宣传，向领导、科研工作者乃至社会公众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这种宣传不光是停留在口头或文字上，还要依托地质档案管理工作服务科研生产的切实成效来进行，使各级领导、广大科研工作者和社会公众了解到地质档案管理工作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工作，而是为勘探开发提供信息资源服务的重要保障，是积累国家和社会地质档案财富的必要手段。这种工作定位才能有利于地质档案管理队伍建设的优化。

2．加强现有人员的培训。当前，地质档案管理工作者的培训力度比较弱。培训内容偏重操作技能，而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只有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培训，提高培训质量，才能优化地质档案管理队伍的建设。不能只满足于一年几次所谓的“培训班”或“培训会议”，各级地质档案管理部门要针对本部门的实际情况、馆藏特点和个人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设定相应的考核目标、设计对应的奖惩体系，并将培训制度化、长期化。培训内容一方面应多元化．包括档案资料知识、石油地质知识、外语知识、工作作风和观念；另一方面还应有针对性，要针对工作需要和个人情况灵活调整。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6

关键词：石化企业；文化；基层；发展；探析

一、石化企业文化的解释

石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为全体干部职工认同和恪守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石化企业文化是指随着基层单位的发展而产生的规范行为、促进发展的文化因素，是我们石化企业队伍在漫漫发展长河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是思想操守、职业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总称谓和概括。石化企业文化的目的在于提高干部职工素质、加强队伍全面建设，其核心在于弘扬石化企业的职业精神。

二、石化企业文化作用

石化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基层单位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发士气、鼓舞斗志，保证队伍高度稳定，促进基层基础全面建设的有效手段。石化企业文化可以直接影响到干部职工的道德情操、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乃至整个队伍的精神面貌。石化企业文化效能的发挥，是一种由内而外、由里及表、潜移默化的作用过程。它对于提升企业队伍形象，增强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队伍基层基础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石化企业文化能够提升企业的外在形象。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能陶冶干部职工的情操，净化干部职工的心灵，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学技术、用技术的热情，努力在思想政治、科学文化、企业业务、身体心理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先进群体，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二）石化企业文化能够密切油地关系。企业队伍如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歪风邪气就会渗透进去。

（三）石化企业文化能够强化队伍的自我管理。石化企业文化建设能够更加深入的培养干部职工热爱本职、献身企业的理念，从而把追求人生价值与谋求个人利益有机统一，使石化企业文化对干部职工产生持久的推动力。将石化企业文化引入队伍管理之中，达到强制性“硬”管理和非强制性“软”管理的有机统一。

（四）石化企业文化能够激发干部职工的工作激情。同时也可以缓解干部职工紧张的工作心理状态，进而有效增强干部职工对组织的信任感、归属感和荣誉感，构建出和谐奋进的良好氛围。

三、石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网络时代的不断发展，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旧的文化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今新时期新条件下的需求，必然要有一次大的变革，而在这次变革中，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石化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走在前面，指引企业队伍发展的方向。

四、目前基层石化企业文化的现状及问题

（一）认识不足。一方面是文化概念不清。有的单位简单地把文化和文章等同起来，有的把传播作为文化的主体，断章取义。孤立地来看待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则是过分注重表面，而不注重实质。会上讲过，笔记记过就算，停留在口上和纸上，没有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来。

（二）后勤保障不足。企业经费不足是各级企业尤其是基层单位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些年，用于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就少。

（三）干部职工文化素质参差不齐。这些年，企业虽然补充了一些正规院校毕业生，但队伍整体文化水平仍参差不齐，尤其是创新人才短缺，难以打造企业精品文化。笔者对所在单位的基层一线单位调查中发现，有艺术、曲艺等方面特长的人才相当少，相当一部分基层单位没有这类人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仅难以打造出精品企业文化，就连干部职工一般的企业文娱活动需求也难于满足。

（四）文化保障机制不健全。当前，企业绩效考核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缺乏竞争激励和奖惩机制，对文化建设没有完整、系统、长远的规划，没有形成机制性、体制性的文件予以保障，导致企业文化长期处于不被重视的边缘状态。

五、如何抓好石化企业文化建设

（一）扎实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领石化企业文化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因此，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石化企业的基层石化企业文化建设，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深入学习十七大精神，毫不动摇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占领基层石化企业文化建设的主阵地，用先进文化武装干部职工的头脑。

（二）拓展学习面，使干部职工在学习中找到差距、观念得到更新、眼光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业务更加精良、文化更加全面。同时聘请专家、教授前来授课，使干部职工有机会接触到企业领域最先进、最前沿的知识和文化，在“授之以鱼”的同时还“授之以渔”，提高干部职工自我学习能力和“造血功能”，从而达到文化素质的根本性提高。另一方面要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企业队伍中历来就不缺乏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工作的先进典型。要引导干部职工将这种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传统性，体现时代性。

（三）从加大内部文化建设教育认识，文化在过去、现在、未来在我们中心工作中的作用和意义，从而有一个重新定位。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让腐朽愚昧的东西在石化企业无立足之地。

企业的中心工作是生产经营和油气能源生产。这些工作的有效完成，需要干部职工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的精神。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每一名干部职工，从点滴入手，培养“爱岗敬业”的精神文化。首先，要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浇铸石油魂，促进基层干部职工思想的提升和纯化，帮助他们完成职业境界向境界的转变，进一步坚定投身本职岗位的信心和决心。其次，要注重抓好基层干部职工习惯的培养，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规范工作言行。再次，要发挥党员骨民的模范带头作用，把 “创放心岗位，出一流业绩”作为考察基层单位领导职工的重要内容。此外，还要努力把这种精神文化建立在规范化、制度化的基础上，使其在塑造人格、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等方面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广大基层干部职工在浓厚精神文化氛围的熏陶中，增强认同感、自豪感和成就感。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7

[关键词] 经济思想；中日比较；实学；石门心学；颜李学派；经济伦理

倡导、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在海内外尚处于新探索阶段。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基本都还是以西方为主，大抵很少涉及东亚的内容。这不仅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腾飞”现状不相称，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和现代化理论等的完备，还可能割裂现今与传统时代的种种关联，形成“无源之水”等缺失。无论21世纪是否亚洲的世纪，至少“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近几十年来已屡受质疑，即使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促生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遭遇“儒家伦理”或“商人精神”等等的挑战，尽管挑战者多是依据韦伯的命题来探讨“东亚经济奇迹的文化渊源”，以反驳韦伯的“结论”。当“文化热”渐趋寥寂加之“亚洲金融风暴”突发的阴影，回归经济自身的研究再度成为科研主流。然而，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给出充分的诠释，结合经济与文化直至从两者的“一体性”学理出发的探索逐步提上日程。当我们从文化、哲学或宗教伦理的解读深入到经济思想、学说或经济伦理的辨析，更容易凸显“问题意识”，也更便于认识和理解若干相关问题，这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性分不开。近十余年来，笔者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爬梳、摸索和实践，有些研究已在国内外发表。①

本文即是这些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前此的研究主要探究开展研究的意义价值、理论依据与基本方法，并从中日两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入手，重点考察江户时代与宋代相关经济思想之异同；本文则进而以“实存时间”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对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日两国“近世”社会重要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以颇具代表意义的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的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观为中心，作为再一个案，开展中日商品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理分析

众所周知，东亚国家多具有儒家文化的共同历史背景, 然而，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步入近代化历程，中国历“”却未能跻身近代世界强国。自甲午海战“学生打败先生”震惊大清朝野，一代代国人就不断地深思、学习、探求，寻觅中日两国方方面面的同异原由，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界域进行的系统性比较研究还很薄弱。无庸讳言，影响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无疑是基础性要因；而经济思想即源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又直接引导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活动的开展，其作用远非其他文化、宗教因素可比。故而，比较研究两国的经济思想具有特别意义。

诚然，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如前所述更为广博，其不仅关涉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完备，①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理论或经济学说史、思想史的丰富、完善。研究近代化本身是重要的，但研究近代化赖以植基的条件与基础或许更为重要，从传统时代向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是科研工作不容忽视的重点。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史上均属“近世”（pre-modern）晚期，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江户时代（1603—1867，也称德川时代）是日本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传统经济形态向近代市场经济过渡，这时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定型期和高峰期。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的“石门心学”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与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后经其高足手岛堵庵（1718—1786）等人的拓扬光大，对日本社会产生较深的影响。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②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石门心学与中国儒学有关，其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与赢利的合理性等，并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研究者视为类似于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对日本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及其发展历程产生影响。与此大抵同时代的清初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同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学”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如稍早些的南方三大启蒙思想家，即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5—1682)和王夫之(1619—1692) ，北方的“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是颜元（1635—1704）、李?b（1659—1735）、王源（1648—1710）。清初实学的共性即力倡求实黜虚之实学，主张经世济民“崇实”“致用”。学人周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高度评价清初实学，认为顾、黄、王、颜诸学皆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赞扬其“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实际上，国际学界早有中国“文艺复兴”宋代说，李约瑟（J.Needham）说过，“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日本及西方汉学家称宋代为一次“复兴”和一次“商业革命”，或称中国的“文化高峰”，还出现了影响很大的“宋代近世说”。我国学者也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确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划时代变迁，而明清时代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那时。笔者基于20多年来的学习探索并先后向明清研究者讨教交流，认为中国历史上11世纪与17世纪无疑都是重要的转型时期，但就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而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与拓扬。当然，17世纪的中国已有较大的时代变化，特别是西学传入对于中国学术体系的影响非此前可比，但总的说来若干重大的变迁肇端于宋代，研究明清当上溯唐宋方能较为全面客观。例如，一般认为“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方研究。笔者曾论证中国较有系统的“实学”并非起自明清而是宋代，至明清而光大；宋代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而经济思想应是“实学”的重要内容。①

清初实学发展了宋明以来的经济思想，在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主张，并对此后的思想家特别是维新士人产生影响，值得认真研究。此外，石门心学与清初实学都不主张坐而论道，都很重视普及民间教育，以求践履“学以致用”，在两国的学术史、教育史上都具有鲜明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三宅石庵等开设的怀德堂和石田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开设的明伦舍等，开展专门性的町人及其思想家的培养。私塾在日本教育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就是私塾的发展，例如大名鼎鼎的庆应义墅。在接受“兰学”等并经历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和精神气质伴随社会经济的变迁而整合凝聚。文化的町人化、庶民化特征明显，而且兰学、国学、古学、朱子学、阳明学并存，经济思想也呈现一定的学理谱系，迄今的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一般都是从江户时代开始。

然而，由于中日社会结构、制度基础、思想文化、民族特性诸方面的差异，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这不仅影响了两国后来的发展道路，而且积淀而为直至今天两国国民不同的思维习惯与经济观念。本研究是在前述科研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基本史料及前人相关研究进行尽可能地搜集梳理，对思想家提出的概念范畴，进行语义解释和学理分析，重点考察直接作用于社会转型的商品经济与职业伦理思想，研究经济思想与普及性教育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深入到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学术渊源背景，以求对两国重要学派的商品经济思想作出较为全面的阐释，并揭示中日两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思想基础之异同及其深远影响。

近代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历史过程，包括整个社会的若干层面，但基础是经济，即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辐射若干学科领域，题目或称谓也多种多样，如“某某现代化”、“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以“传统时代”同“现代社会”的空间对峙为基点的现代化理论与研究，还是可以推敲的。笔者以为还是以经济形态的演进，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认识近代化的基础较为贴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Hicks）的《经济史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起源及其在经济发展史上的意义，成为专业经典，也启发后人的科研思维。本文以商品经济思想作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关键来进行比较研究，除受前人启迪之外，也基于笔者长期的学术思考——商品经济思想不仅按到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主脉，而且抓住了历史更迭转型进程的枢机。主要依据是——

第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流、联系、与交换活动的增强，打破分散、隔绝的传统经济形态，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必要基础。

第二，商业利润的获取，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商人或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业的专门化和商业组织以及专业商人的出现，动摇传统体制的社会基础。

第三，随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指令或习俗经济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瓦解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四，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入，促进了财产权利、 法制观念的变迁，终至政治制度的创新，以鼎革专制体制的统治基础。

第五、市场促进分工，而分工拓展市场，商业活动的频繁，促进了人身依附或固着地域关系的松解；从业者身份地位的改变，不仅有利于自由劳动力的产生，而且改变着人们的职业伦理观念。行业的规范与职业的伦理以及从业者的自律，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六，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类型，其“看不见的手”需要健全的法制制约和普适的伦理约束，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相辅相成，故而在经济思想中往往表现为两者的密不可分。

或许还可以列举出一些内容，但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及其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行业及其从业者，这些在传统时代与步入近代是有很大差异的，成为经济思想尤其是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经济观念的重要标识。

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之密不可分，不仅表现为转型时期前后不同的商品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凝积于经济学的学理根基及其发展轨迹之中，换言之，两者在经济学的“母体”中就是相互关联的，这也是本文的选题与立论的学理佐证。笔者曾就中西方经济学术的发展以及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①一般认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3月9日出版《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其实，斯密1751至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先后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含伦理学）教授，在伦理学讲义的基础上，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颇得好评，临终前还出了第六版。博学的斯密一生中出版的主要专著即此两书，而两书的关系历来亦为研究者所注重，包括名家埃里克·罗尔（Eric Roll）、约翰·雷（John Rae）和熊彼特（J.A.Schumpeter）等。熊彼特在名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介绍当时的道德哲学主要由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及政策学（分为经济学和财政学）构成，而斯密的两部书“都是从一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难怪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等主编的较权威的专业工具书《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将斯密首先界定为伦理学家。经济学说史上的“斯密问题”实质也是针对斯密上述两书看似矛盾的论点的，无论结论如何，斯密的经济学有其伦理学根源是可以肯定的。或许现今人们可以将“经济学”解析成数理模型与公式系数，这大概与“边际革命”分不开。笔者特别注意到边际主义代表人物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S.Jevons），他是数理经济学派的早期代表，或许大家不太注意他同时也是重要的逻辑学家，而且他的经济学与逻辑学著作很早都有中译本。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由艾约瑟（J.Edkins）所译杰文斯（当时也译耶方斯、哲分斯等）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即著名为《富国养民策》。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的数理化并非完全割断其伦理关联，直至近年，“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还不断受到质疑。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 Sen）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1]（P1）

作为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经济思想史，应重视伦理观念的研究，这里的伦理即经济伦理。具体到转型时期的商品经济思想，其注重工商业者的职业伦理，实质即所谓“商人精神”，这在东亚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意义。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有“三大教条”之说——“重本抑末”、“重义轻利”与“黜奢从俭”；而日本传统社会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本末”、“义利”、“奢俭”等同样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本文的“问题意识”正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因为商品经济思想涵括了上述核心问题。

诚然，赋予传统“实学”以经济思想内涵，使之成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尽管有其学理基础，但毕竟还是一种新的科研尝试。这不仅可以丰富思想史、哲学史研究，而且能够充实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入考察中日实学思潮中颇具代表性的主要学派是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对于研究总结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和丰富发展理论经济学基础与内容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与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

以往学者对石田梅岩以及石门心学的研究，主要是思想史研究，也有一些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有关江户时代经济思想的著作多有涉及，专著则主要是四十多年前竹中靖一的《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不过，最近的季刊《日本思想史》2004年第65号，是专刊石门心学的特集，说明相关研究至今依然很受重视。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根基是在梅岩的著述中，其后学将其发扬光大，在竹中的专著中论及了手岛堵庵、镰田一窗、中泽道二等人的经济思想，限于篇幅和比较研究的时段，本文主要研究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一般说来，研究一个思想家及其学派，首先要考察其思想渊源，除了石田梅岩的个人经历以外，还需要联系石门心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来分析。

石田梅岩1685年9月15日生于日本丹波国桑田郡东悬村（今龟冈市东别院町东挂），名兴长，通称勘平，号梅岩。1692年他到京都商家当“奉公”（学徒），1699年辞归乡里。1707年再度上京，在吴服商黑柳家当学徒，后升小掌柜。1727年辞去，1729年在京都车屋町御池上町初开讲席，此即是心学发端之时。1739年7月其刊行《都鄙问答》，1742年正月他在大阪开讲席，并与神道家问答。1744年5月《齐家论》（即《俭约齐家论》）问世，同年9月24日梅岩去世。主要著作即《都鄙问答》和《齐家论》，其后学编辑《石田先生语录》（以下简称《语录》）、《石田先生事迹》（以下简称《事迹》）等，这些文献收入柴田实编《石田梅岩全集》上下册，由清文堂出版，1956年初版，1972年改订再版。

石田梅岩生活的江户时代，是日本人常常引以自豪的，如认为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2]（P82）在幕藩体制下国家与地方二元体制并存，商品经济也呈现出双重结构。全国性商品经济的中心在“三都”即江户、大阪和京都，江户是德川幕府的城下町，大阪、京都则是江户物质的供应地。京都具有传统的工艺品和绢织业，大阪则是日用生活必需品的产地与集散地。当时涌动着全国市场的建立、货币经济的扩大、都市化的不断发展，以及武士的贫困化和商人的富裕化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变革的激流，许多变革直接导致了明治维新和后来日本的勃兴。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町人文化的兴起，促使人们思考和探索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体系，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应运而生，就是为倡言“町人之道”而建立的思想体系。

石田梅岩活跃的享保时期（1716—1735）正值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统治期，这时商品经济发展，町人势力增长，许多著作如奈良本辰也的《町人的实力》专有研究。但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植基于武家为中心的社会，呈现出一定的畸形性。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生活在实物经济中的武士，与町人建立的商品货币经济之间产生矛盾，出现了幕府和诸藩财政危机。德川吉宗进行了著名的“享保改革”，以奖励武艺、禁止奢侈游惰、提倡俭约为宗旨，以求增加幕府收入。然而，改革实行的紧缩政策造成了商业的不振和经济不景气，町人的利益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但改革继续推行，并实行“重农抑商”措施，町人受到抑制，经济思想领域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关键就是如何看待商品经济。

新旧交汇、差异并存是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重要标志，中国的明末清初也很相似。江户时代的思想家传统意识还比较浓厚，一些人依旧从武士本位的立场出发，秉持农本主义的经济观，他们强调“町人无用论”，并主张抑制其利润追求，“农本商末”观念也还较为深固。比较典型的论点如熊泽蕃山《集义和书》说：“农者，本也；工商，助农者也。”贝原益轩《君子训》提出：“古之明王重农抑工商，贵五谷而贱金玉，行俭约而禁华美，此重本抑末之道，治国安民之政也。”荻生徂徕《政谈》强调武士归农和抑制町人为第一要务，说：“重本抑末者，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那时，武士的“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思想，在林子平的思想中同样突出，其《上书》说：“町人只以吸取诸人之禄为计，此外无益者也。”另外，如高野昌硕的《富强六略》等，也倡言“商业无用论”。

与此相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町人势力的增强，出现大商人和自治都市，町人的“自主性”意识逐渐强化。以大阪的批发商为中心，强调以“本商人”自勉，逐步确立起町人之“道”。透着重信用的“正直之道”的町人风姿，早在元禄年间（1688—1703）井原西鹤的“町人物语”中已有描绘，连丸山真男的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都为此占去不少篇幅。到梅岩初开讲席时，日本已逐步建立起“商业社会”并确立了全国性规模的商品需给原则，太宰春台的《经济录》就是此时问世的。在此前后，学问呈现大众化和通俗化倾向，基于町人立场的论点主张也逐渐多了起来，先后出现了代表町人利益的一些著书，主要如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町人囊》以及手岛宗义的《商人夜话草》、三井高房的《町人考见录》等；而在佐藤信渊的《经济要录》、特别是本多利明的《经济放言》、《经世秘策》等之中，不仅倡言振兴产业富国强兵，甚至积极要求海外扩张外贸富国。然而，在商品经济思想的深刻性、系统性、哲理性等方面最具代表意义和普遍影响的，应是石田梅岩为代表的石门心学。思想家的新论与町人自身的发展相伴随，町人的“本商人”意识中产生出强劲的道德性能量，通过石田梅岩而得到反省、自觉和体系化。寻求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中町人的生存“正道”，对町人进行教化，是石田梅岩的强烈意愿，“这可以说是由新兴町人的转变所产生的精神的自觉，因此是石门心学创立的意义之所在。”[3](P39)

梅岩的学问形成与其经历分不开。他在黑柳家时最初热衷神道，但接触儒籍后，逐渐向儒学发展。幕府曾倡导“奖励儒学”的政策，当时荻生徂徕的学问风行，尊重博识之士成为风尚。梅岩的学问要求是从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出发的，重视“知心”、“知性”，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心也逐渐形成。《事迹》记载他三十五六岁时已知“性”，这个“性”到底是朱子学之“性”，还是佛学或其他学之“性”不很清楚。不过，他在《都鄙问答》卷之一中多处论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性乃学问之纲领”等等。他的著作中有一些篇幅谈其“见性”的体验，并论及朱子《大学补传》中的“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日本思想史家源了圆指出：梅岩的体验与那些“仅以文字之迹理解朱子学的半吊子朱子学者是不同的。” [3](P82)梅岩提出“知性至行易”，为达到“知性”，首先要勤勉于静坐的冥想工夫，其次是排除利己心及求利欲望，并与日常生活中的奉行俭约相合，这成为町人及大众伦理的特征。日本思想史和伦理学大家相良亨认为“梅岩在这里为日本人开启了伦理观的新世界。” [3](P160) 梅岩倡导的“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就是要求排除利己心，进而尽心于自己的义务与职业，这具有“世俗内”禁欲主义的意味。

研究者一般都注意梅岩的学术师承，知其曾拜小栗了云（1670—1729）为师。梅岩自述初无定师，拜了云为师读圣人之书，学“五伦五常之道”。但是，关于梅岩的思想渊源特别是其与三教的关系大家莫衷一是。源了圆认为：梅岩最初接触的是神道，其次几乎同时接触了儒教和佛教，也接触了老庄思想，其思想是新旧并存的，这是思想史研究者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但竹中靖一明确指出：“石门心学的思想核心无疑出自儒教”，认为梅岩的思想特征是“三教止扬”，[4](P95、109)即对儒、佛、神道三教的扬弃。梅岩本人对此也不回避，《语录》记录他以礼共尊神、儒、佛；《事迹》记载他日常生活中的确是依循神、儒、佛的顺序礼拜的，他认为神道的“正直”、儒教的“诚”和佛教的“慈悲心”是相通的。

无庸讳言，笔者关心梅岩学术的儒学渊源成为开展中日比较研究的基点，认为儒学在梅岩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可以从其著作主要引用儒书及其“言必称孔孟”得到证实。日本研究心学颇具权威的柴田实在编纂《石田梅岩全集》时深入考证梅岩的主要代表作《都鄙问答》，提出其所引用汉籍共38种389次之多，其中《论语》引用133次、《孟子》引用116次，其余为《大学》、《中庸》等，“经书”共引18种362次，含程朱理学之书；再就是引用诸子之书9 种11次，史书4种8次，其他为佛典及日本书籍，陆王心学的著作完全没有被引用。[5]（P3—23）这正是石门心学的中国儒学渊源之力证。美国学者贝拉（R.N.Bellah）也直言“儒教给他的思想最大的影响。”[6]（P202）另外，从梅岩本人的言论中，的确可以看出其与儒学的直接关联。《孟子·滕文公下》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者。”他则强调：“尧舜之道，孝悌而已。鱼跃水里，鸟翔空中。《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者，察上下也，何疑哉！人当仔细者，孝悌忠信而已”。《事迹》中记载梅岩自述幼年不晓事，到“十四五岁时顿悟，以是为悲；及三十岁时，大抵明理，犹显于言端；四十岁时，觉如梅之烤焦仍略有酸；至五十岁时，大抵不为恶事。”到六十岁，则曰“我今为乐矣”。这样的表述和《论语·为政》的名句很相像：“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梅岩在《都鄙问答》的开端阐发《孟子·告子上》的“求其放心”之说，“孟子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此心而后，见圣人之行而取法也。尽君之道者尧也，尽孝之道者舜也，尽臣之道者周公也，尽学问之道者大圣孔子也。此皆孟子之所谓，性者，与上下天地同流；圣人者，至人伦也。如是见君子大德之行踪，以此为法，以五伦之道为教，使知天所命之职分而力行之时，乃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也。”不难看出，梅岩确可称“言必称孔孟”，必以“圣人之道”为教，却也包涵其自有的思想内容，这在下面的论述中可以注意到。

如果说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儒学的话，石门心学经济思想的直接基础则是当时反映商品经济发展、代表町人利益与要求的思想文献，这样的文献包括已列举的外还有《民家重量记》、《商人心得草》等数十种。笔者认为当时町人思想最突出的表现，一是肯定自身的社会价值，再就是否定“身分”等级尊卑要求社会平等。前者对于町人的正当生存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有所助益，后者则推动了近代化的平等性“国民意识”的逐步形成。

山本七平提出石门心学的经济伦理受铃木正三（1579—1656）的影响。铃木是武士，后以禅宗信徒出家，其著反映禅宗社会伦理的《四民日用》，讲述任何职业皆为佛行，四民各守其业皆可成佛，关键在于其心而非其业，“世无铁匠以下诸工匠，则无诸品可用；世无武士，则无以治国；世无农人，则无粟谷充饥；世无商人，则无货物流通。”他认为“买卖之业，乃天道所授”，“必先致力于增大其利”，要增利“当悉心修习之正直之道。”只要“守正直之旨而事买卖之业……天恩必成其业。”[2]（P109—120）总之，按照铃木的理念，专心本业就是修行——佛法即世法——职业即天职。铃木的佛教到梅岩则为儒教，梅岩主张孔孟佛典都能为我所用，“有用即真理”！这大概正是日本文化的特质，看似矛盾的东西都可以“共用”，神、儒、佛与金、银、铜并存，当然《论语》与算盘也就能“合一”了。只是，铃木作为武士考虑的是国家，梅岩是商人在意的是商人之道，两者的主旨却无异。“可以认为梅岩属于正三思想的谱系……不管怎样，二人的思想非常接近，我们从后来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重新刊行正三的著作并为之作序也可以看出这一点。”[2](P105)

实际上，石门心学经济思想直接继承发展了新兴町人代表西川如见、三井高房等人的思想。西川如见(1648—1724)在1719年出版的《町人囊》卷二论及“吝”出自“私欲”，“俭约”出自“天理”，即贯穿于不同“职分”中之“一理”。其论“町人之理”的人生哲学，提出商人虽位于四民之末，但能融通天下万物对社会有用，人的本性无贵贱之别。此外如近松门左卫门也曾提出“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7] （P41）《町人囊》以及手岛堵庵之父手岛宗义的《商人夜话草》（1727年刊）等，发展了“町人的学问”。三井高房是三井财阀家族的第三代嫡孙，其《町人考见录》记录町人兴衰之实例，记录其“家法”，阐发“商人心”，倡导俭约敬业、仁义赢利。日本学者注重石门心学经济思想对町人意识和学问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尾阳太郎、竹中靖一直到佐久间正等人，先后研究了石田梅岩与西川如见等的关联，提示石门心学经济思想的承继性。①

的确，石门心学既是江户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商人思想的系统性、哲理化

发展，其倡导“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强调“町人之道”，提倡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与献身精神，主张节欲与赢利统一，将商人的思想学术化、伦理化，并上升到宗教观念的高度，以阐释士农工商各行业的社会平等与商人获取利润的正当性、合理性，阐发以“正直”、“俭约”为中心的经济合理主义，与商业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以下将具体阐述。

三、清初实学的时代特征与经济思想传承

与石门心学大抵同时期的中国清初，社会正处在“天崩地解”的重要历史转型时期，同样面临着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过渡。历明代中叶尤其是嘉（靖）、万（历）朝以来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思想文化激荡，固有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学术体系开始松解，传统观念与新的思想发生激烈撞击。明清易代，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解决问题的社会需求日趋迫切，对“学问”的要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张黜虚崇实、经世致用的实学长足发展，并形成蔚为大观的时代思潮，遍及大江南北。前辈与时贤对“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潮”或明末清初的实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史研究，其中尤以侯外庐先生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宋明理学史》（下卷二）使笔者受益最多。

何谓实学？确切地说“实学”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的或严格的概念，拙作《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进行过一些考证，认为理学中也蕴涵着实学的因素，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源了圆先生指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8](P205)我国学者也提出，“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 [8](P3)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清初举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实务，尤其是具体的理财、治河、漕运、盐务、水利、边政诸政，均是经世实学的重要内容。此外，还有实体实学、考据实学、科学实学、启蒙实学等提法。

一般认为清初实学思潮是在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批判中逐渐形成的，如上所述，笔者认为不应完全割裂或对立理学、心学的实学关联性。以往将思想家在学理上或师承上的这些关联性视为“不彻底”等，反倒证明关联的客观存在。尤其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并非明清之际才出现，经世致用与其说代表“新兴市民阶级”，毋宁说是传统学术顺应时代要求的发展。以往研究不否认实学家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中分化、脱胎而来，在理论或思想渊源上与朱学或王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将黄宗羲、孙奇逢、李?、唐甄等人基本归属陆王心学系统，而将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等人基本归属程朱理学系统，也是有其根据的。

实学反对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要求回归儒家原典，并将学问扩展到社会与自然，这与明中叶以来的“西学东渐”也分不开。例如，明代徐光启在自然科学方面颇多贡献，他曾谈到其一生为学“务求实用”，要“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这为中国传统学术注入了新的内容，也拓展了自宋代以来的实学内涵。“西学”冲击着中国的学术传统与思维方式，其科学精神与知识体系对于大倡经世致用之实学的启蒙思潮也是重要促进。启蒙思想家批判君权独裁和专制体制，发展传统的“民本”思想，向着“民主”的时代潮流前进；他们大力发展民间教育，传播知识文化，注重日常行事以求学问，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新的一页。

尽管实学名目繁多，还有“事功之学”、“经世之学”、“经济之学”等等，但主旨是经世致用；实学的内容形形，但其核心是经济思想。笔者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认识到明清时代系统编辑出版的“经世文编”是传统经济学术——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而经世之学是清初实学的主要成分。明史专家吴晗在中华书局1962年版的《影印<明经世文编>序》中指出，此书“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清初实学在经济方面将古人的“利用厚生”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明确提出“有田者必自耕”，主张发展经济惠商恤民，提倡“工商皆本”，积极为富人辩护，反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征。

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现在经济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思想的变迁，这与石田梅岩生活的时代很相似。当时集市、城镇勃兴，商贸流通拓展，商业组织与商人资本长足发展，并以农业的专业化和手工业的商品化作为基础，这些可以从前辈学者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中找到许多证据。近年，经济史学大家吴承明先生专门提出，那时“新的、不可逆的变化堪作现代化因素者，约有六端”①，即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包括徽商、晋商等后来称为十大商帮者的自由商人出现，他们主要从事长途贩运，类于16世纪西欧“特殊的商人阶级”或“专业商人”，具有现代化因素中的先驱作用。他们的活动有相当的社会效应，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再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财政的货币化、租佃制的演变以及雇工制的演变和白银内流。经济变革必然引发社会变迁，社会就业结构变化使得商人地位提高，这与商业利润的获取优势分不开，在我国历史上早有太史公《史记．货殖列传》一语破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就是社会不同行业“致富”的差异规律。

简言之，商业利润获取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行业，促使社会上弃农经商、弃儒就贾、致仕从商甚至亦商亦儒之风盛行。在徽州、三晋等地不仅商贾人数居多，而且聚集了大量商业资本，谢肇?J的《五杂俎》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前人对这些商帮做了许多研究。笔者注意到，在这些地区以外的浙东地区，从宋代以来就有特殊的商品经济与经世致用传统，经明代王阳明、清初黄宗羲等人的发展，影响到后来“宁波商帮”的崛起，以至今天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宁波商帮”与徽商、晋商等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不同，也和徽商的“贾而好儒”、晋商的“学而优则贾”的精神文化气质不太一样，他们不仅经商，主要还注重手艺并兴办产业，并积极投资教育事业，是很值得研究的。

总的说来，中国商品经济思想的重大变迁起自宋代，尤其是在浙东地区，这与当地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分不开。浙东地区有着商品流通的特殊地域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具有突出的经世致用特色，浙东学派的经济思想中商品经济思想尤为鲜明。南宋叶适是宋代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主张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实现“商贾往来，道路无禁”。他在货币理论方面有很大贡献，从当时铜币为纸币所驱的事实中，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劣币驱除良币法则”。

叶适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作用，其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等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对于社会职业，叶适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公然批评传统观念；他的学生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七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此为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史料，比一般认为黄宗羲最早提出早了近六百年！因之，谈明清不可不上溯唐宋。

浙东学派的经济思想是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学术思想之赓续。宋以后到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在社会职业伦理方面同样明确主张“士农工商”四业平等。1525年他为弃儒就贾的商人方节庵作《节庵方公墓表》，其中说到“四民异业而道同，其尽心焉，一也。”石门心学与阳明心学的联系已有学者进行研究，应当注意这种“尽心”之说，我们并不陌生，以上记述石田梅岩引孟子“尽心知性”的内容可以回溯。更重要的是，在学术传承脉系中黄宗羲远宗王阳明，他师从刘宗周问学其门下，而宗周学出王阳明，故前人将黄宗羲归为心学流脉尤其道理。另外，在浙江余姚有“四先贤”之称，指的是汉代高士严光、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明末清初中日交流先驱朱舜水和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而且，不仅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黄宗羲也到过日本，这在下面还将论及。

清初实学在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大启蒙思想家”——浙东黄宗羲、浙西顾炎武、湖湘王夫之并起，开一代学术新风，限于篇幅，论经济思想时再述顾、王之学。北方则以“颜李学派”为典型，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多重南学，对于颜李学派的研究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较多，而经济思想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有清一代学术，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门人李恕谷。”蒋方震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作“序言”说，“致用之学自亭林以迄颜、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颜李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史称“四方响和”，陶窳《秦关稿序》说“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

颜李学派主要是在今天的河北，颜元为直隶博野人，其徒李?b是蠡县人，王源则是顺天府大兴人。颜李学派以讲求实习、实行、实用的“习行经济”之学为特征，首倡于颜元，大成于李?b、王源。章太炎曾说自荀子之后，颜氏可谓大儒矣；李?b、王源亦皆惩创空言，以有用为皋极。他们批判空疏尚虚的学术弊端，开创务实之实学，在当时的实学思想家中，他们的批判精神被认为比三大启蒙思想家更为彻底。

在明末清初的学术史上，有一个人物值得注意，即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均尊之为师的孙奇逢（1584—1675），他字启泰，号钟元，河北容城人，学者称之为夏峰先生。孙奇逢最突出的贡献是会通理、心之学启开北学之途，其所著《理学宗传》研究学术史，既讲“一衷于理”，也谈“禅学本心”；其《日谱》强调“凡言存心、养心、尽心、求心、正心，皆所谓学以复此本心之功夫也。”他作《夏峰歌》，倡言“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这就为后辈同乡颜李学派的“躬行实践”之实学奠定了基础。颜元与孙奇逢年龄相差半个世纪，而且二人也未曾谋面，但颜元之学自陆王入手，引导者就是孙奇逢的高足王之征、王余佑。颜元对王余佑的兵法及经世实学由衷感服，并一直执父子之礼。但颜元并不拘泥于此而重在创新，在《习斋记余》卷六中表述为“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

颜李学派以讲求实用、注重实践、崇尚艺能、习行经济、富国裕民为宗旨，在中国北方实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颜李学派之实学并非坐而论道，其创办的漳南书院就是实践“习行经济”讲求“六艺实学”的场所，将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列入习学科目，在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过渡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颜李学派的经济思想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贡献，尤其值得认真研究。

①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笔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如《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略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1卷，1993年2月；《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比较》，收入笔者倡筹的首届《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论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中日近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与现代》，载日本高崎经济大学学会：《特集：东洋思想と现代》第3 号，1994；《“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与儒学》，载黄俊杰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日本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出版，1999年版；《石门心学与浙东学派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系合著：《日本の经济思想世界》（川口浩主编）第14章， 日本经济评论社2004年版。另外，本文所列拙作中独立刊发的部分论文收入《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请参阅。

①“近代化”与“现代化”在英文中都是“modernization”，本文依据所研究的时代与内容并参考中文和日文的表述特征，主要采用前者，但谈到诸如“现代化理论”等专用概念时，不另改动，特此说明。

②日文“町人”包括商人、手艺人和工匠等，为准确起见，本文直接使用“町人”一词。另外，“俭约”、“职分”等词同样没有完全对应的中文，故亦保持原貌。

①参见拙作：《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0年第4期。特别指出，思想史研究（或许不限于此）若秉持“线性发展”理念似乎不太客观，例如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并非比后代“落后”。经济思想史上的情形也类似，姑且不论前人重先秦而轻后世的倾向，仅以“宋人的一些经济思想较清初官方先进”之论，即是法兰西院士、著名清史专家P.E.Will明确提出的，笔者受益匪浅。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发展的基本认知，但应提示思想观念与社会现况并非完全“影之随形”。

①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拙作：《论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义利”观念的时代演化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9卷，2001年第4期。另外，有关中译杰文斯的著作等问题，在即将面世的拙著《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以经济思想为中心》中有详细考证。

①参见西尾阳太郎：《石门心学の发生について——町人囊と都鄙问答との??》，载《史渊》第50号，1951年；竹中靖一：《石门心学の经济思想》，ミネルウ”ァ???962年版，第281—305页；佐久间正：《石田梅岩の思想》，载日本思想史恳话会编集：季刊《日本思想史》第65号，2004年等。

① 参见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载《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

参考文献：

[1]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Economics）[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山本七平著、莽景石译．日本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95．

[3] 古田绍钦、今井淳编．石田梅岩の思想──“心”と“俭约”の哲学》[M].?|京：べりかん社，1979．

[4] 竹中靖一．石门心学の经济思想[M].京都：ミネルウ”ァ??浚?962．

[5] 柴田实．梅岩とその门流──石门心学史研究[M].京都：ミネルウ”ァ??浚?977．

[6] R.N.Bellah著、堀一郎等译．日本近代化と宗教??理[M].?|京：未来社，1962．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8

关键词：张；员外郎；前蜀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3-0139-01

张，字象文，生于晚唐，卒于前蜀，《全唐诗》存诗一卷。他是“咸通十哲”之一，也是“九华四俊”之一，饮誉当时的诗坛，并留下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张游历丰富，塞北江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诗名可见一斑：《过萧关》、《蓟北书事》、《过黄牛峡》、《经范蠡旧居》、《观江南牡丹》。诗中多见佛道，如《赠闻一上人》、《赠可伦上人》、《寄太白禅师》、《遇道者》、《赠道者》等，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均有所论及。

一、文献资料

《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均无张传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诗集》二卷”，仅说明“字象文”。

北宋王安石编选《唐百家诗选》卷十九收张诗六首，注称：“字象文，昭宗时为尚书膳部员外郎。”

阮阅生活在北宋末年，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编成《诗总》，大约没有刊刻。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在闽中有了刻本，改名《诗话总龟》。其卷十：“张，清河人。登乾宁进士，为犀浦令。王建开国，拜登膳部员外郎，后为金堂令。王衍与徐后游大慈寺，见壁间书：‘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风回聚落花。’爱之，知为句，给札令以诗进。进二百首，衍颇重之。其《登单于台》曰：‘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尤为世所称。”

晁公武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绍兴二十一年（1151）完成《郡斋读书志》的编录工作。其卷四：“张诗一卷。右伪蜀张，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宁中进士，为校书郎、栎阳尉、犀浦令。建开国拜膳部员外郎，后为金堂令。王衍与徐后游大慈寺，见壁间‘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爱之，问之云句，给札令以诗进。以二百首献，衍重之，将召为知制诰。宋光嗣以其轻傲，止赐白金而已。生而颖秀，幼能为诗，作《登单于台》有‘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之句，为世所称。”所记事件与《诗话归总》大体相同，但晁公武的记录更为完备，详尽解释了张获得王衍青睐而无缘高官厚禄的原因。

二、郎官身份考

唐代尚书省分左司、右司，左司统吏部、户部、礼部，右司统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四司。《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记载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其属有四：一曰礼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膳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陵庙之牲豆酒膳”。员外郎与郎中虽官品不高（前者从六品上，后者从五品上），但地位重要，合称郎官。开元年间，各司任官者开始题名刻石，形成左司石柱和右司石柱。后仅存左司石柱，但历经千年，石柱断裂风化，错揉缺损，难以辨读。清代盛行石刻研究，顾亭林、朱彝尊对石柱题名有所注意，赵魏、王昶率先从学术角度对左司石柱进行著录。

张一生困顿失意，潦倒不遇。有诗为证：《投所知》：“十五年看帝里春，一枝头白为酬身。”《言怀》：“十载声沈觉自非，贱身元合衣荷衣。”《下第述怀》：“十载长安迹未安，杏花还是看人看。”《叙怀》：“十年九陌寒风夜，梦扫芦花絮客衣。”他写了不少干谒诗，如《投翰林张侍郎》、《投翰林萧侍郎》、《赠九江太守》等，但都未有所获。《上所知》诗云：“初向众中留姓氏，敢期言下致时名。而今马亦知人意，每到门前不肯行。”可见其进取功名之艰辛与无果。以致《自讽》：“鹿鸣筵上强称贤，一送离家十四年。同隐海山烧药伴，不求丹桂却登仙。”流露出退意萌生的无奈与无力。

唐末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及乔，与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据《唐才子传校笺》“张乔”条考证，此事当在懿宗咸通十一年（870），而直至昭宗乾宁二年（895）才登进士第。

关于张的任职情况，多书均有记载，以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最为详细和具体：“乾宁二年赵观文榜进士及第。释褐为校书郎，调栎阳尉，迁犀浦令。伪蜀王建开国，拜膳部员外郎，后为金堂令。”字里行间，我们能窥见其任职背后的因果关系。“释褐”是指脱去平民衣服，比喻始任官职；“调”可能是平级的；“迁”表示升官。哀帝天v四年（907）九月，王建在成都称帝，建国名“蜀”。《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著名文士如韦庄、牛峤、卢延让、毛文锡、冯涓、王仁裕等都得到了优待。

综合各方面的证据，由此可得出《唐百家诗选》为误记的结论，劳格和岑仲勉对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的补订自然不成立。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9

陕西省、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共建学校

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入选院校

教育部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实施高校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陕西省研究生创新教育先进单位和陕西省研究生培养工作先进单位

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高校

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连续21年保持在90%以上

教育部、陕西省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来华留学生示范基地建设高校

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自主招生院校

【办学历史】学校肇始于1951年的西北石油工业专科学校。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西安石油学院。1969年，学院改厂停办。1980年，西安石油学院恢复重建。2000年，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陕西省为主管。2003年，更名为西安石油大学。

【学科专业】拥有1个联合培养博士学位授权学科，14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11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其中“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2011年1月获“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特色工程领域”荣誉称号。有6个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势学科、1个陕西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2013年学校获批为陕西省博士后创新基地。有23个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7个本科专业中有5个特色专业、10个陕西省特色专业、5个陕西省专业，10个和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5个专业被教育部批准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有19门省级精品课程、1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5个陕西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师资队伍】学校设有14个学院和3个直属部、系。现有教职工16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1000余人。有教授、副教授500余人，其中二级教授10人、三级教授24人;有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近300人;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教师880余人。有1个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21个陕西省教学团队;有、省部级突出贡献专家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5人、全国和陕西省模范教师、优秀教师、教学名师16人，入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工程”、国家“”、陕西省“百人计划”、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人才和受聘陕西省“三秦学者”岗位和“陕西省特聘专家”19人。

【人才培养】学校高度重视教学工作，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2007年10月，在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截止2015年，获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教学成果奖15项。近三年，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申报专利42项，获省级及以上奖励400余项。学校坚持石油精神教育不断线，培养的学生以“为人诚实、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开拓创新”而广受用人单位欢迎，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连续21年保持在90%以上，先后被教育部、陕西省评为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学校还先后被评为陕西省研究生创新教育先进单位和陕西省研究生培养工作先进单位。

【科学研究】学校针对国家能源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科技实力不断提升。近三年，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863、973、科技支撑计划和科技重大专项等和省部级研究项目206项;科研总经费4.52亿元，其中2015年科研经费1.63亿元;近五年，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40余项，其中：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7项;公开、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32项、实用新型专利173项;出版学术专著80余部;学术论文被SCI、EI、ISTP三大检索收录1300余篇。

【国际合作】学校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境)外51所高校(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与美国13所大学开展“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项目;与美、俄、韩等国大学开展了“2+2本科双学位”项目;与美、英、德等国大学开展“4+1”、“4+2”硕士项目以及博士生奖学金项目;与俄、美等国大学开展“交流生项目”;开展有寒暑期赴美、英、德、法等国的短期出国项目，已累计培养来自39个国家的留学生3000余人。

【办学定位】学校秉承“好学力行、自强不息”的校训，实施“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学科荣校”的发展战略，坚持内涵式发展，解放思想，凝聚力量，务实进取，攻坚克难，努力为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而奋斗。

一、院系介绍

1.人文学院

人文学院为适应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2003年在原人文社科系的基础上成立。聘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为名誉院长。学院现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学院设有设计系、中文系、新闻系、法学系等4个系和传播技术与设计实验室1个。现有教职工81人，其中专任教师72人，教授6人、副教授12人，博士28人，硕士学历以上教师62人。省级师德先进个人1人，陕西省人文社科“英才计划”2人，具有海外进修经历者16人。学院逐步形成了一个职称、学历、年龄等结构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

设计系隶属于人文学院，涵盖视觉传达设计和环境设计两个专业，目前有在校学生615人。设计系现有专职教师20人，具有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教师4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2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教师2人，聘请高级设计师3人。

设计系不断加强学生专业实践教学，通过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项目和国内外重大设计大赛，提升学生设计实践能力。指导学生先后荣获韩国釜山环境艺术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大学生设计“大师奖”、世界华人大学生十八国艺术设计巡展在内的多项大奖，共计国际奖项3个、奖项40余项、省级奖项160余项。仅2015年学生参加大广节、平遥国际摄影节、设计大赛、动漫大赛、环保创意大赛等5项赛事共获67项奖励。

近三年，设计系教师主持教育部课题1项、省级课题5项、厅局级课题3项、地市级课题3项、与政府、国企合作的横向课题多项，课题经费达到70余万元，逐渐形成了以能源区景观环境研究和地域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相关的科研方向和研究特色。2014年获批省级大学生公共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音乐系

音乐系成立于2001年，特聘我国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西安音乐学院院长赵季平先生做兼职名誉系主任和兼职教授;特聘中央音乐学院男中音歌唱家赵登营教授为客座教授;特聘歌唱家教育家晁浩建为兼职教授;特聘旅欧男高音歌唱家张亚林为客座教授。

音乐系教师队伍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爱岗敬业，教风严谨。现有教职工28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7人，中级职称19人。教学设施完备，有琴房66间，钢琴74台，其中九尺三角钢琴1台，五尺三角钢琴1台，获奖小三角钢琴一台，MIDI音乐教室1间，电钢琴教室1间，教研室4间，能容纳600人的音乐厅1座，另有图书资料室、服装室等。

近年来，培养的学生在省内外各类音乐比赛活动中获得各种奖项200余项。音乐系学生代表陕西省参加教育部举办的第三、四、五届“珠江钢琴”全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大学生五项全能基本功比赛，均取得了较好成绩。2006年获团体三等奖和1人获个人全能三等奖;2008年获团体全能三等奖，3人获个人全能三等奖。2010年1人获个人全能二等奖;2012年获团体全能二等奖、1人获个人全能二等奖和个人理论单项奖、2人获个人全能三等奖;2014年1人获个人全能三等奖。近年来，教师获得各级各类音乐比赛奖项40余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00余篇，教材及著作9部;国家社科立项1项、省级立项3项。

音乐系以加强学科大类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教学工作为中心，以培养高质量的“一专多能”型的群众艺术工作者为目标，实施开门办学，依靠本校师资力量，并积极利用社会和兄弟院校资源，建成了在陕西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群艺工作者培养基地，努力为国家的音乐文化教育事业服务，为区域文化事业发展服务，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2007年，音乐系已被教育部列为音乐学专业(音乐教育)课程改革试点单位。

二、专业介绍

1.视觉传达设计

本专业培养具有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理论与技能，具有宽广的文化艺术素养和视觉传达设计能力，在城市形象设计、人居环境设计、广告公司等专业设计公司、企事业单位从事视觉设计、策划、包装、创意、设计制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本科，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中外美术史、招贴设计、字体设计、包装设计、标志设计、影视技术、版式设计、插图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等。

2.环境设计

本专业培养具有较高艺术文化修养和现代室内外空间环境艺术设计观念，掌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够在建筑设计院、装饰设计单位、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从事各项室内外环境艺术设计研究和开发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本科，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中外美术史、立体构成、环境艺术设计、室内陈设设计、公共艺术设计、室内设计原理、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城市景观设计、造园学、室内环境设计等。

3.音乐学

本专业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一定程度的声乐演唱(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技能、钢琴演奏和伴奏技能;现代音乐及民族音乐研究与创作技能，计算机辅助作曲及演奏技能，音乐评论、音乐教育等技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在学校、广播电视台、文艺团体、群众艺术馆等领域从事教学、音乐编辑、音乐表演、音乐制作、社区文艺活动等工作。本科，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音乐基础理论、视唱练耳、声乐、钢琴、器乐、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中外音乐史、民族音乐、舞蹈与形体训练、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

三、拟招生省份及计划

注：具体计划以各省(市)招生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四、报考条件及注意事项

1.我校不再组织艺术类专业课校考，认可拟招生省(市)艺术类专业课统(联)考成绩。

2.考生须符合所在省(市)艺术类专业课报名考试的相关规定。

3.音乐类考生专业课统(联)考科目须包含声乐和器乐(河南考生除外)，河南考生专业主科须为声乐或器乐。器乐种类仅限钢琴、手风琴、电子琴、小提琴、长笛、古筝、萨克斯、小号。

4.报考考生文化课外语语种须为英语，科目类别为艺术文。

5.报考美术类专业要求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

6.报考音乐学专业要求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斜视，四肢无残疾，男身高1.68米以上，女身高1.58米以上。

五、录取原则

第一志愿考生优先录取。

美术类专业：在文化课、专业课统考成绩均合格的基础上，按专业课统考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

音乐学专业：在文化课、专业课统(联)考成绩均合格的基础上，按专业课统(联)考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

教育部、相关省(市)高考招生主管部门对招生专业的录取原则有特殊规定的，以教育部、相关省(市)高考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为准。

六、学费标准

美术类和音乐类学费均为9000元/学年。

学费标准如有变动，以上级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最新批复为准。

七、入学资格复查

学校将在新生入学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和录取标准对新生进行复查，复查不合格或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者，取消入学资格。

八、联系方式

学校官网：xsyu.edu.cn/

招生官网：zb.xsyu.edu.cn/

咨询电话：029-88382310 88382299 88382304(fax)

联系地址：(710065)陕西省西安市电子二路东段18号

E-mail：zhshban@xsyu.edu.cn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10

关键词：石油企业；职业健康安全；HSE管理模式；制约因素；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3.2；F2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6-0122-03

职业健康安全政策，狭义而言，是管理工作环境的卫生和安全水平的法规。广义而言，是任何保障雇员健康安全、预防、补救及管理的措施[1]。职业健康安全政策是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是对生产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安全事故和职业伤病进行预防性和补偿性的管理，同时这种管理型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又能广泛促进工人的福利，发挥再分配的功能。

HSE管理体系是我国石油行业关于职业健康、安全、环保规制的一个行业标准：H（健康）指员工无身体疾病，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S（安全）指在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克服不安全因素， 使生产在保证劳动者生命安全、健康、企业财产不受损失的前提下顺利进行的生产过程；E（ 环境）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或作用的总和，它不仅包括各种自然因素的组合，还包括人类与自然因素间相互形成的生态关系的组合[2]。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HSE管理体系是一种非正式的职业健康安全制度，是行业自律型（Self-regulation）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模式。

1职业健康与安全规制的理论分析

1.1对外部性的补偿

职业健康与安全规制的理论依据主要源于市场在处理职业健康与安全领域中结构性问题上的无能。外部性正是其中一个主要体现。职业健康与安全领域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主要表现为安全生产事故与职业健康损害。在市场失灵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企业不愿增加更多成本，降低劳工安全生产的风险与健康受损的风险。另一方面，安全事故以及劳工健康受损又会增加社会成本。这就出现了外部不经济的现象。

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等于私人边际成本（如图1所示），假定厂商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接受市场价格，有一条高度等于价格水平的需求曲线。如果按照资源有效配置原则，则市场价格应等于社会成本，因此，在不存在外部效应时，产品价格应既等于私人边际成本又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即P=MPC=MSC。然而，当存在负的外部效应时，产品的价格却低于社会边际成本，即P=MPC

资源配置的个体企业最优与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并不一致，原因在于追寻个体最优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成本的外部性。当企业有意识地以牺牲职工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这种转移的外部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冲突。如果不对个体这种非合作行为加以适当地规制，整个社会成本就会过于昂贵，也会进一步导致市场低效率。

1.2对信息不对称的规制

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指市场上买方与卖方所交换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把握不均。在职业健康与安全领域，企业与职工在职业风险方面的信息掌握是不平等的，职工是信息匮乏者，在自身权益受到威胁甚至是侵害时，无法维护自身利益。而企业是信息的享有者，却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蒙蔽、甚至欺骗他人，将预防风险或安全风险的成本转嫁给他人承担，获取不正当的利益。

2行业自律型规制模式的制约因素

2.1“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下的利益博弈

“布迪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这种竞争和策略的目的是生产有价值的符号商品。符号竞争的胜利意味着一种符号商品被判定为比其竞争对象拥有更多的价值，并可将之强加于社会[3]。采用“场域理论”，可以考察在石油行业职业健康及安全制度的场域中，各主体之间的博弈、交涉、斗争与策略。以美国“420钻井平台事故”为分析对象，因为美国奉行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政策就是较为典型的以行业自律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新自由主义管理策略。

美国“420钻井平台事故”中的博弈主体涉及了BP石油公司、美国联邦矿产资源管理局、美国政府。事故调查表明，事故与美国监管机构的失职具有密切关系。根据美国联邦矿产资源管理局的数据，在过去的五年里，该机构对“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的安检次数比规定次数少了59%。美国政府也未能在最初阶段给予漏油事件足够的重视，直至4月28日（事故发生一周后），才意识到漏油事件的严重。由于政府未能未雨绸缪，导致在封堵油井这一关键问题上被迫依赖英国石油公司。事故中不同博弈主体之间的权力竞争与利益博弈之间的矛盾渊源于环境资源的价值多元性，是资源生产资料与生态环境两种功能冲突所导致的人类对于资源的开发和对环境的保护之间的矛盾。美国近海石油开采监管机构——内政部矿产资源管理局一方面负责审查监督近海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安全，另一方面又要鼓励油气公司多生产，以便联邦政府收取更多的份额油。这种资源开发中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正是石油行业职业健康及安全制度场域中利益博弈的根本原因。

2.2制度缺陷

行业自律型（Self-regulation）的职业健康与安全规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相信自由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职业健康及安全问题，国家的介入不但不能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劳资双方承担不应该负的责任。所以在制度安排上，强调在自由市场的支配下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职业健康及安全责任，而政府仅通过法律确立劳资双方在职业健康及安全方面的一般性责任，借此营造劳资双方“自我管理”安全文化的规范[4]。（2）不鼓励企业为工人提供健康及安全保障设施，反而鼓励将职业健康及安全保障带来的额外生产成本转嫁给社会，借此增加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然而企业作为商事主体，逐利永远是第一目标。所以当利润与社会福利产生冲突时，企业的天平会向利润倾斜，这正是行业自律型职业健康安全制度难以发挥绩效的原因之一。鉴于此，HSE管理体系要想实现其绩效目标，必须进行制度变迁，从这种行业自律制度转变为一种具有社会控制效力的正式制度。

3石油行业职业健康与安全规制从应然走向实然的路径选择

3.1石油行业职业健康与安全规制的路径选择

只有形成一套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制度才能确保石油行业职业健康与安全制度的高效运行。Pound[5]、 Nathaniel O Keohane[6]和Sebastien Rouillon[7]的研究均从社会学、法学的角度揭示出福利性法律制度能够达到有效地重新整合各种社会关系的效果，将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和冲突制度化，有助于解决社会冲突和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的社会分化问题，协调一国制度结构中强制性制度与诱致性制度的协同动作。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政府强势主导自上而下颁法的法律及政策法令的行为称强制性变迁；由个人或团体为响应获利机会自发倡导由下而上的法律行为称诱致性变迁。HSE管理体系兴起于西方社会，其倡导人是大型石油企业，目的是响应市民权利运动和社会福利政策，从而达到增加企业潜在边际利润的效果[8]，是典型的诱致性变迁制度。但各国石油企业频发的风险事故均揭示出目前石油行业仅仅依靠这种单一的诱致性变迁制度无法实现制度均衡目标，达到帕累托最优。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证明，规制权制度供给的不足会导致规制行为失范，规制运行无序，增加规制机构和规制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增加规制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规制机构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将使现实的规制行为与制度的应然目标之间产生冲突，使规制行为偏离公共利益，而最终被产业所俘获”[9]。 所以，HSE管理体系的绩效实现要求嵌入政府强制力，才能在一定意义上克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不足，弥补制度需求缺口，减小制度创新成本。正如林毅夫所说，“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给持续的制度供给的不足。”

本文认为，HSE管理体系目前处于非均衡制度状态，但经过近20年的发展，石油行业职业健康与安全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适当的制度变迁空间，具有嵌入正式制度的动机和时机。因此，通过政府强制性变迁制度的介入，达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较高水平上的兼容，可以达到效率叠加之目的。当前HSE已具备了从诱致性变迁向强制性变迁的实然路径选择。

3.2法律规制与行业自律规制的融合路径

在分析了法律控制与规制权制度均衡关系后，进一步思考是，如何能使石油行业职业健康安全制度发挥最大绩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换言之，如何将现有的HSE管理体系同当代的法律制度兼容并包地结合起来，并确保其具有可操作性。

按照路径依附理论（Path Dependence），制度变迁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使某一制度的变迁沿着初始既定的路径强化发展下去。因此，为使职业健康及安全制度与HSE管理体系达到制度均衡状态，必须要注意两种制度的兼容性问题，并在正式制度（即法律制度）的制定之际，正确选择制度变迁的路径并不断调整路径方向，使之沿着不断增强和优化的轨迹演进，避免陷入制度锁定状态。

因此，在石油行业职业健康与安全制度的立法实践中，就应当注意：第一，在现有的HSE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石油天然气职业健康与安全条例》。这部《石油天然气职业健康与安全条例》不应是“一方完全胜利，而另一方完全失败”的产物，而是企业与职工互相妥协与交易的产物。因为该法出台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劳工和社会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同时也由于安全事故直接影响了生产，影响了企业一方的利益。由此在相互的博弈过程中达成的共识才能在社会中生根。所谓“一方全胜，另一方全负”的状态，只有在双方的势力对比是1：0时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极少出现[10]。第二，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行业自律型职业健康与安全规制模式难以发挥效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作为“理性人”，会自发地降低安全成本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将外部溢出成本强制内部化的一个措施就是通过法律制度的安排，强制性地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如英国的“公司过失杀人罪”（the Crime of Corporate Manslaughter）制度即为雇员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又如荷兰、澳大利亚等国规定的巨额罚金制度以及终身吊销营业执照制度[11]。第三，应建立工伤保险制度。考虑到企业逐利的本质，通过法律制度的安排将工伤等外部成本内部化是一个方面，但从法律制度的实施绩效来看，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将更有利于在企业落实职业健康与安全制度。第四，应结合中国特色，充分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于1974年颁布了《工作与健康法令》（HSWA），《法令》建立了工人安全代表制度（Safety Representative），赋予工会及工人参与职业健康和安全的决策权力，建立了一个以政府、工会和雇主共同商议职业健康和安全水平的三角结构[12]。 英国学者评论该法令所建立的职业健康安全制度在石油工业领域获得了显著的成效，将HSE体系从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变为更加现代的以风险为基础的体系[13]。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工会具有优良的历史，以《宪法》为活动准则，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因此，随着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级政府应充分支持工会依法履行对职业安全问题进行监督的权利和职责，充分发挥工会在职业安全维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逐步建立起“用人单位负责，政府依法监管，行业依法自律，职工群众监督”的职业安全综合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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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ound R. 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M].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6：3-77.

[6]Robert Norman Stavins， Nathaniel O. Keohane and Richard Revesz. The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rument Choice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7.

[7]Sebastien Rouillon. Safety Regulation Vs Liability with Heterogeneous Probabilities of Suit.[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 Economics， 2008， 28 （2）： 133-139

[8]傅晶晶. 中国石油企业HSE制度移植排异分析[J]. 软科学，2010，（1）：111-120.

[9]Kip Viscusi W ， Vernon J M ， Harrington J 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M]. The MIT Press， 1995：56.

[10]朱景文. 法社会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61.

[11]谢地，何琴. 职业安全规制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J]. 经济学家， 2008（2）：4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