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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研究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28 11:08:12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1

关键词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全球化收入转移

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

(一)经济全国化条件下的社会需求

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多种社会需求的回应。这些需求有些是经济性的，有些是政治性的；有些来自于劳动者，有些来自于当权者(Rimlinger，1971；周弘，1989)。

从劳动者角度看，产业从农业向工业转型伴随着各种收入风险。首先，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劳动者造成的工伤事故远多于传统农业社会，所以工业劳动者对必要的劳动保护，包括医疗和伤残津贴，产生需求。其次，劳动者的工业劳动寿命短于农业劳动寿命，因此年老的工业劳动者对养老保障产生需求。此外，在工业社会，劳动者的收入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市场价格的波动导致某些产品的停产，从而导致某些生产技能的过时和某些产业工人的失业。对于失去传统土地保障的劳动者，失业和老龄都可能构成陷入赤贫的社会风险。不仅如此，由于劳动者开始背井离乡在工厂、矿区工作，传统的家庭保护、小型的社区互助不可能向他们提供有效的保护。由于工业劳动者面临的社会风险与农业劳动者有本质的不同，他们需要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特殊保障制度。

从当权者角度看，劳动者从农村流入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为社会创造新的财富，同时又因为缺乏保护而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如果劳动者沦入贫困而又缺乏可靠的预期，那么他们就可能发动革命。大工业劳动者在集中的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很容易形成劳动者自己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直接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所以，当权者需要根据社会大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保护和再分配制度，调解资产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防止劳动者的反叛，保证基本生产方式的稳定和发展。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当权者获得的不仅是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命令、管理”，建立社会“规范”和社会“权威”(Allsopp，1984)。

除社会安全外，国家还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满足其他的社会目标。例如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国家要在竞争中获胜就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有时，国家还需要刺激或抑制人口增长。政府以社会再分配政策作为手段，鼓励或惩罚某些国民的某些行为。因此，对于社会保障的多重需求最后汇合成一个多目标的制度：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被赋予包括社会稳定、人力资源发展以及劳动者保护和政治力量平衡在内的多重使命。

(二)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需求

在全球化目前的发展水平上，超出国界的社会风险主要来自于世界人口的流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限，以及与新经济俱来的其他风险。

从流动人口看，人数呈增长趋势。流动人口的情况相差很大，有的在发达国家间流动，有的随资本流动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动，有的在不发达国家间或地区间流动，有的从不发达穷国向工业化富国流动。这些流动人口从事的工作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社会需求也各不相同。

从发达的福利国家流出的劳动者通常受到比较好的保护。他们的去向如果是另外一个福利国家，在那里享受到的社会保护与在母国相差不多。在社会保护水平相近的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还签订了有关连接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协议，就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金的分担、最低保护标准、住房、健康等进行制度安排。如果福利国家公民的去向是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可以利用“国民资格”，继续享受母国的社会保障。

从不发达国家流出的既有劳动人口，也有非劳动人口。他们有的流入发达的福利国家，有的则在贫困地区流动。流入福利国家的人一部分被那里的社会保障网覆盖，另一部分脱离劳工市场成为“地下劳动者”。目前，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中，约有5—10％的居民是没有公民身份的“黑户”。当然，他们就不可能享受到任何保护。大批没有流入发达国家的流动人口是世界上最为脆弱的群体，面临的不仅是收入的风险，而且是生命的风险。他们不是在失业和老龄时感到无助，需要的也不是工伤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而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存条件。瘟疫的肆虐、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一切可以创造价值的要素匮乏使他们挣扎在饥饿和贫困之中。

可以看出，人口流动给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压力是不均衡的。这是因为世界上人们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和水平很不一样，而全球人口的流动冲破了自我保护的福利国家边界，使福利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结果在福利国家中造成了被迫降低福利待遇和收缩福利国家功能的局面。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排斥现象”愈来愈严重，解决社会边缘人的问题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突出的社会需求。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承担着人口流动的压力，而且承受着产品和服务流量增加的压力。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劳动成本变成一个重要的全球竞争因素，从而产生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产品对福利国家进行“社会倾销”的问题，导致发达的福利国家对于“国际劳工标准”和“反倾销法”的强调(Alber，2000)。

二、构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素

根据一般的认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始于西欧的工业化国家。随着工业化在全世界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后发的工业社会根据各自的条件，不同程度地学习、效仿或采纳西欧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要了解这种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否全球化，还需要考察构成这种制度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进而探讨这些要素是否也存在于全球范围内，它们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等实际问题。

(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素

概括地说，西欧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因国而异，但都是在具备了一些基本要素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这些要素是：社会化大生产、压力集团、基本社会价值认同、中央政府和专业化管理机构等。

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工业化的浪潮打破了生产规模的地区特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组织生产和配置资源，迫使对于劳动力的保护措施随之扩大。在生产规模全国化时代，任何画地为牢的区域性和部门性保护措施，如英国的“斯宾汉姆兰德制”和法国的行业公会制度，都不可避免地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向全国化的制度转变。大工业带来了大风险，迫使一贯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和“小政府”的美国最终走上了由国家承担社会再分配责任的“新政”道路(Wilensky，1965)。在产业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全国化成为保障和福利国家化的必要前提(Myrdal，1960)。

由工会和政党形成的压力集团是西欧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与西欧工业化共生的工人阶级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利用在西欧普遍实行的普选制度，提出社会政策要求，通过挑战政党的执政地位，对政府的政策纲领形成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使得政府不能不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再分配。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加上不同国家的政治条件，是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普遍根源(Hicks，1999)。

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价值认同，也称为“社会团结”，是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经过长年的相互影响达成的一种社会价值认同和社会主流意识。欧洲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求通过累进所得制实行社会再分配，自由主义虽然信奉个人的价值和权利，但是也不愿意看到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危及社会的稳定(波普，1992，中译本)。每个党派在执政期间都努力使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现在社会政策中，结果政府的社会政策中沉淀了多种利益，无论哪个执政党都不可能完全改变上届政府的政策(周弘，2001)。即使是保守党，也会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而积极地倡导社会保障制度(丁建定，2000)。这种对于基本社会价值的公民认同在国家的范围内形成，并在国家范围内得到实践，因而具有非常鲜明的国家特色，成为国家的社会价值传统。我们现在看到的英美社会保障模式来自于英国的《济贫法》传统，欧洲大陆社会保障模式则来自于德国的《俾斯麦保险法》传统，北欧社会保障模式综合了上述两种国家传统，而东亚的公积金模式来自于这些国家内的“储蓄”传统。

统一国家的中央政府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西方社会体系中，“国家是惟一最重要的中介”(OECD，1995)。不同形式的社会团结完成于国家。国家承担了预防社会权利不公平和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任务。在国家功能发达的国家里，强有力的政府通过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税收，对全体国民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种转移支付的力度在美国达到了政府开支的28—29％，在德国达到45％左右，在瑞典等北欧国家超过50％。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收入转移是除了国家的政府以外，任何一个社会行为者都不可能实现的。国家的政府是在逐步获得了军事、警察、政治等权威之后才获得了社会权威的。这种权威赋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社会再分配的必要手段。

有效的社会服务和社会行政网络产生于国家的社会权威，又服务于国家的社会权威。国家承诺对国民实行大规模的收入转移，事实上是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用社会保障制度把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Polanyi，1957)，从而确立了国家的社会权威。国家的社会权威体现在国家对社会进行再分配的功能上，而这个功能通过建立全国性的社会行政体系得以体现。社会服务和社会行政体现了工业社会的新功能和新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制度形式中，以另外一种道德交易，代表交换礼品和相互承担义务的概念，以此来建立和维护社会和社区的关系”(Titmuss，1968)，这种关系促进了新兴的社会专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技术成为全国教育和培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使得这些专门的人才成为国家实施社会功能、提供社会服务、维护政府社会权威的必要工具。

以上讨论的是西欧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共有的要素，也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点。生产规模从地方性发展到全国性，就替代了局部的保护措施；劳动者在大生产的条件下组成自己的团体和政党，利用国家机器进行斗争，就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政治压力；国家内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交互影响，结果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认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利用政府权威进行全国性的社会再分配，根据政治制度的形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宏观层面上干预和调控经济；而这种建立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社会制度又要通过建立国家社会行政和社会工作体系得以实施。

(二)在全球化条件下是否具备上述要素

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当世界上许多后发地区还在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痛苦时，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从工业化产业向信息化和知识化产业、从大规模生产向小型化和分散化生产的转型。这种转型的范围如果扩大，将会动摇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这是因为，随着“泰勒制”的生产方式向灵活的生产方式的转移，建筑在“泰勒制”大生产基础上的西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不能全面地反映并保护复杂的现实社会。从收入风险角度看，信息产业的工伤风险大大减少，而数字鸿沟和由此产生的失业风险成倍增加。积累性职业养老基金正在将国家的社会化养老方式退回到传统的职业化的养老方式。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它们的主要行为方式还是接受驻在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尽快地融入当地社会(Gilpin，1987)。90年代后，全球化市场对于劳动标准的压力使它们开始在驻在国的子公司实行发达市场通行的社会规则，并且把对全球市场的控制作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涉及劳动者的行业规范(OECD，2001)。

国家性的压力集团正在受到削弱。在全球化趋势中，资本流动大大快于劳动力流动，跨国公司虽然带动了职业福利的全球化，但是劳动力和他们的社会组织仍然保留在国家的制度之内。工人党和左翼社会党很难跟随资本的流向，跨越国境进行社会动员。即使在它们各自的国家内，由于生产方式在信息时代的分散化、小型化和家庭化，传统组织也受到了削弱。电脑和网络正在取代人和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挑战着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在世界上，里根经济学的成功，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向右转，拖曳着整个世界继续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虽然国际上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但是这些压力集团本身除了反历史潮流的抗议和局部利益要求外，并没有提出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积极的社会保护措施，也尚未形成对于国际资本的有力量和有组织的挑战。

缺乏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标准。全球范围内社会压力的分散化说明，世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国家性、区域性和地缘性的。人类在全球的基本利益并不一致。虽然目前全球性的环境和贫困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些领域里的主流观念已经开始形成，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在一些对劳动者实行社会保障的传统领域里远没有形成共同价值观念和标准，也不存在共同观念和标准的必要条件。米尔达的“在全球进行经济规划”，通过“世界公民的资格”的认定来实现“福利世界”等预言目前仍然停留在预言和理想状态。对于世界所有成员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权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是达成了口头上和纸面上的认同，没有也不可能像在福利国家，就“社会团结”制度本身达成协议。

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政府缺位。在全球化时代，产品和服务开始大量地跨越国界，资本的外流和企业的跨国兼并速度也正在加快，甚至劳动力也流动起来。但是，国家的政府功能继续受到国际政治秩序的限制，社会权威仍然是国家化的，它们支配资源、调节收入的功能被其他的活跃要素抛在国内，它们对于资本进行约束和对市场进行补充的功能仍然局限在传统的国家疆界之内。即使是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如欧洲联盟)中，位于布鲁塞尔的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力像国家的政府那样，通过普遍税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周弘，2000)。

波兰尼描述的用社会制度连接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现代西方国家制度，由于经济因素的活跃受到巨大的冲击，却由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得以延续。福利国家都在经历着削减而不是废弃的改革。国家内社会再分配的架构依然存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再分配因为没有统一和有效的政治权力而无法制度化。没有哪个国际性的组织具备越过国家疆界，直接干预经济政策和社会分配的能力。即使是在欧洲联盟，上述权力也被明文规定为属于国家权力和责任的范畴(周弘，2001)。

在全球范围不存在强有力的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化网络。现存的专业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正在扩大在全球的工作和服务对象，同时在它们之间也在进行着网络化的沟通工作。但它们的功能领域十分有限，基本停留在解危、扶贫、济困等补救性的工作范畴内。这种国际组织的软弱无力来自于两个定数：其一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不平衡；其二是可能弥补这种不平衡的政治力量缺位。目前，工业国家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再分配制度，非工业化国家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远未完成，各个国家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政治选择也不同，有些国家甚至没有把建立国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上议事日程，用社会再分配的视角去观察整个世界，得到的是复杂多样和互不相连的制度。

三、“收入转移”从全国化向全球化发展

社会思想家达伦多夫曾提出一个问题：除西欧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外，现代社会是否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选择，在财富积累、社会和谐和政治自由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社会保障制度依据的收入转移理论、收入转移的具体形式，以及社会成员的行为。

(一)现有的理论根据

“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社会分配合理性”的一个前提。市场本身具有调配资源、提供平等机会的功能。但是经济学家们在考察市场中发现市场的竞争往往是不完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可能影响到市场的公平性，使得缺乏资源和信息，特别是有先天缺陷的弱势群体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市场竞争还导致对于资源的滥用和社会分配的不公。由于市场先天不足是一个定数，政府干预社会，扶助弱者就被看作弥补市场缺陷，使得竞争更为公平合理的工具。在现代社会里，管理社会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边际效用递减”是“政府干预社会分配合理性”的另一个主要依据。根据从庇古到凯恩斯的论证，增加一定量的财富在穷人和富人那里得到的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政府干预社会分配，在保证基本收入的基础上，通过各种转移支付手段，将一定量的收入转移到有更加需要资源的社会成员手中，可以使社会的边际效益优化。根据这些理论，政府增加了税收，扩大了公共开支，增强了对社会乃至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在干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

社会保障事业的快速扩张导致政府干预的过度和效率代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认为政府与市场一样具有先天的缺陷，应当把政府的作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对于政府不足和过失的一系列研究和基本认识导致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的私有化和社会化改革，改革也涉及政府管理的其他领域。

多年来，关于收入转移理论大多是围绕着政府的作用展开讨论的：要么是论证政府干预社会分配的合理性，要么是质询这种合理性的范畴和限度。过往的大量研究集中在政府功能领域，特别是集中在国家的转移支付功能领域。但是当我们实际地考察当今世界的收入转移形式时又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固然是收入转移的主渠道，但是这个主渠道转移的收入比例正在逐渐缩小。

(二)收入转移的形式

在国家，收入转移的核心制度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涉足于两种收入转移：一种发生在贫富之间，一种发生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之间。社会保障制度占中央政府支出的百分比在美国是不足30％，在德国是45％左右，在瑞典超过50％(世界银行，1997)。社会保障即使是在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也是中央政府的最大笔开支。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中央政府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又会发现，有大量的收入转移没有发生在社会保障制度内。中央政府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美国是21．6％，德国是32．1％，瑞典是45．2％(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8／99)。

除社会保障外，其他形式的收入转移包括：通过慈善机构进行的个人之间的志愿性收入转移，通过社区、会馆、邻里、亲朋等多种关系进行的互收入转移，通过地方政府政策和服务设施进行的局部性收入转移，通过各种职业福利实现的行业性收入转移，通过政府政策和个人账户完成的个人年代性收入转移，通过区域化的结构发展政策进行的国家间收入转移。上述这些收入转移形式也都服务于减少社会生产的不可预测性给个人和群体带来的收入风险。

(三)全球性收入转移

在对比了社会保障的需求和要素之后我们发现，作为在一国之内进行收入转移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国家的政府规模、功能的制约，所以很难实现全球化。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其他各种收入转移的形式，就又会发现，在不受政府直接干预的收入转移领域里，转移存在着很高的灵活性，其中有多数收入转移形式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以志愿性收入转移为例。目前活跃在全球范围内的志愿者援助组织有数百个，它们从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个人那里募集资金，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转移这些资金，用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扶贫助学，及其他国际性紧急援助活动。

由政府从事的志愿性转移有时也会受到国际政治中强制性因素的制约，例如由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就受到联合国0．7％指标的舆论压力和援助国俱乐部主流观念的规范。1997年，全球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渠道转移的资金达到200多亿美元，其中140亿美元提供给非洲国家。根据2002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达成的国际共识，全球发展援助资金还要大幅度提高，主要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些直接地用于缓解贫困和提供医药，成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

另外一种流动性较强的收入转移要算行业性和私人的养老基金。公共养老金在多数国家都是现收现付性的，行业性和私人的养老金却是积累性的。现收现付的再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国家政府的社会行政力量，而积累性的收入转移有很大的灵活性。根据世界银行估算，积累性养老金要保证高于实际收入增长率两三个百分点的增长，才有可能提供有效的跨年代性保障(Reisen，1999)。为了保持这种高增长率，积累性基金必然要流向回报率高的新兴经济，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资金。这种年代性的收入转移方式目前正呈上升趋势。根据经合组织统计，1992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积累性养老基金已接近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3．3万亿美元。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较小，所以私营养老金的比重较大，占了2．2万亿美元。美国现有6百万家私人企业，将近2百万家企业为员工提供这种积累性的养老基金，大约15％的工人受益。这些数字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估计在200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养老基金就已翻了一番，达到约12万亿美元(Reisen，1999)。

积累性的年代收入转移与产业的转移几乎是同步进行。经合组织的另外一项研究证明，随着产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服务业的行业性养老金覆盖率也在上升。1979—1993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从占总数的30％下降到20％，而在服务业就业的人员从总数的20％上升到33％。1979年服务业中有30％的工人享受行业养老金，这个比率增加到1993年的35％(Hinz，2000)。

除积累性养老基金外，跨国性的公司还为员工提供其他的福利。它们的跨国子公司甚至在驻在国承担某些社会义务，例如改善环境、保证工作场所的安全、参与当地的慈善事业等。这些行动给驻在国带来局部生活质量的改善，产生跨越国境的影响。

收入转移的多渠道跨国发展趋势使得在这些方面比较滞后的欧洲联盟国家认识到，国家无法在全球化时代包揽一切社会责任。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通过决议，明文要求欧洲的企业配合政府实现《社会议程》。这个代表着改革方向的信号直接地来自于欧洲联盟的最高决策者。欧洲联盟是由世界上最著名的民族福利国家组成的。在欧盟的成员国中，国家承担了主要的社会保障和社会转移支付义务。但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些曾经被当作世界社会保障楷模的国家不得不采取双重策略：除了改革本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根据欧盟成员国之间发展差距较小的特点，采取了一种国家转移支付(结构基金和社会基金)方式，平衡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然后将它们进行对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国家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社会需求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在全球层面上的社会行为者和它们的行为方式与在国家层面上的社会行为者大不相同。不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确存在收入转移的现象，这些转移的渠道很多，而且数量也十分可观，很多转移超出了国家权力的范围，但是它们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将收入转移的所有形式都考虑在内，那么关于社会保障能否全球化的问题就有两个解：一个解是以平衡各国社会保障水平为前提，像在欧洲联盟进行的整合，削减过高的福利，提高过低的福利，然后在近似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进行连通和互换；另外一个解是发展适应全球化的多元收入转移渠道，挤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进而架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用其他不受国家疆界限制的收入转移逐渐地补充，乃至取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服务。

当然，多元的收入转移渠道必然涉及多元的社会行为者。这些行为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参与收入转移的活动，它们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福祉，所以需要研究它们的行为、动机和效果。这样一来，社会保障的问题就从一个国内政治的课题转变为一个国际政治的课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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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保障/模式/框架设计

【正文】

社会保障模式是从战略高度上对一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基本规定性和主要运行原则的理论概括，它反映了一国在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战略方向。从当前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状况来看，已经形成了澳美模式、瑞典模式、德日模式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的社会保障模式都是以生产力的高水平和高度市场化为基础，难以照搬照用到我国。从我国理论界的研究情况来看，理论界也提出了阶段型重点保障模式、经济效益优先模式和社区模式等。这些模式虽然都有其合理性，但却都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难以作为一种战略模式而存在，而且这些模式的框架内容设计也不太符合中国实际。根据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一般规律，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模式应当是多元协调模式，这种模式的关键是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一种在农村与城市项目有别、组织方式各异、近期发展方向不同的目标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国家政府在分散组织实施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管理与统一协调。本文主要针对这一模式的特点，对其框架设计作以具体分析。

1多元协调模式框架设计的原则

多元协调模式的框架设计，主要针对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及长远发展目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项目内容、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合乎规律的方案设计。因此，设计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1）适度原则。也就是多元协调模式的框架设计既要立足于国情国力，维护社会公平，又要不影响效率。一方面保障项目的内容、范围和水平，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不能超前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广大群众的现实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也不能滞后于现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一定要保持适度。

（2）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原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新的问题如失业、阶层分化、贫困化和老龄化等社会风险在不断增加，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依靠社会保障改善生活质量的需要日益迫切。因此多元协调模式的框架设计要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走循序渐进的道路。

（3）层次性和专用性原则。所设计框架中的每一个项目都解决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若干项目共同解决一类社会问题，不同形式、不同功能的模式在国家主体的管理与协调下构成多元协调模式，并促使这一模式向社会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4）整体性原则。因为多元协调模式是一个战略模式，因而其框架设计要从整体上把握。一方面项目内容设计要突出重点，又要有全面性，涉及到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框架中的各个项目之间要有关联性和互补性，通过关联使各个项目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形成市场经济运行的安全网络。

（5）动态性和开放性原则。框架设计要体现出多元协调模式是一个动态模式，因而必须坚持动态性原则。一方面其框架内容是发展变化的，城市的项目虽然已经较为全面，但其子系统将随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农村的项目虽然还不健全，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将会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消失，农村模式和城市模式将会逐步趋于统一，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将逐步向城市模式转化。

2多元协调模式的框架设计

根据上述对多元协调模式框架设计的基本原则的分析，并吸收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这里谈谈笔者对多元协调模式框架设计的要点。

2.1多元协调模式的构成

多元协调模式主要是由农村社会保障和城市社会保障两大块组成：（1）城市社会保障：以社会保障为重点，社会福利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制度，提高效益，保障对象是城镇所有劳动者，保障方式是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资金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分担。资金运行目前主要由现收现付制向半资金积累制转变，并逐步向积累制过渡。保障性质为强制性；（2）农村社会保障：以社会救济和社会扶贫为基础，逐步发展社会保险项目。它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填补空白，健全项目。保障方式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扶持相结合。资金来源是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资金运行是个人储蓄积累制。保障性质为自愿性。2.2城市社会保障模式的框架设计及子系统

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项目已较为齐全，目前主要以完善制度、提高效益为中心任务。以社会保险为中心工作，逐步提高福利水平。其框架设计如下：

（1）城市社会保险子系统：这是城市社会保障的核心。它对城市劳动者的工伤、失业、养老等后顾之忧的解除、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都有重大作用。其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残疾保险和财产保险。

（2）城市社会救济及子系统：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其地位已下降，但它能解决城市贫困无依者和灾害殃及者的生存问题，因而完备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可缺少这部分。主要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残病救济、失业救济、孤老救济、孤儿救济。

（3）城市社会福利及子系统：这是城市社会保障未来发展的项目内容，它是和国家、社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提供服务相联系的。其内容包括：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职业福利、教育福利和社会补贴。

（4）城市社会优抚及子系统：这是对军人家属的一种特殊保障，它是完整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项目。其内容包括：军人抚恤、军属优抚、军人安置。

（5）城市医疗保障及子系统：这是国家和社会为国民的健康与疾病提供防疫、保健及医疗服务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消费结构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人们普遍追求社会保障和安全，因而在医药保健方面的支出有所上升。所以，在城市模式中也应包括医疗保障及子系统。其结构为：全民保健保障、特殊医疗保障、疗养事业、护理服务等。

2.3农村社会保障的项目设计及子系统

这一块是多元协调模式中最薄弱的环节。目前只能以“求”定“供”，设置一些急需的项目去解决农村社会结构变化以后所形成的新问题。保障标准不可能很高。主要项目有：

（1）农村社会救济及子系统：主要是针对农村中因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残疾、孤老等问题的救助项目。其子项目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特殊救济等。农村的社会救济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因为大部分农村人均收入低，在灾害面前很难自我保障，因此国家应承担起主要责任。保障对象是灾祸殃及者或丧失劳动能力者。

（2）农村社会保险及子系统：这是农村社会保障系统的主要内容。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灾害保险（对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保险等）。在这个系统中以养老保险为核心，医疗保险为补充，逐步发展灾害保险。因为养老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农村人口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这一部分中可以采用以家庭保险为基础、社会保险为支柱、自我保险为补充的模式。

（3）农村社会福利及子系统。这方面现阶段的地位次于其他方面，大部分地区尚不具备建立的条件，但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将来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其结构为：农村残疾人福利、农村教育福利、农村社区服务和农村产品价格补贴。

（4）农村社会扶贫及子系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地提高，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贫困户和贫困地区。为了保障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将社会扶贫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这就要求我们要转变观念，形成“六位一体”的扶贫，即思想扶贫、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资金扶贫、改革扶贫。通过“六位一体”的扶贫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

【参考文献】

1卫兴华魏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年金制度／雇佣保险／社会保障文化

在谈到中国社会保障的问题时，有些人爱说中国社会保障历史短，太“年轻”。其言下之意；“年轻”当然就“幼稚”，有问题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邻国日本，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亦仅能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没有如我们般难以为继的沉重负荷。

一、社会保障发展历程比较

在日本，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有日本学者将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引进期。恤救规则(1874年)十分有限地扶助没有家庭扶养的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军人(1875、1876年)、官吏(1884年)则享有特权性质的恩给制度，由国库负担养老金。此后有以民间企业劳动者为对象的1922年健康保险法，以自营业者为对象的自愿性的1938年国民健康保险法，以工厂男性劳动者为对象的1941年劳动者养老保险以及扩展到一般职员和女性的1944年厚生养老保险，不过总的来说此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成熟。(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50年代前期，以救济贫困者为中心。战争失败造成了大量贫困者，救济条件大幅放宽，制定了生活保护法(旧法1946年，新法1950年)、儿童福利法(1947年)、残疾者福利法(1949年)、社会福利事业法(1951年)以及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工会法(1945年)、劳动基准法(1947年)、失业保险法(1947年)、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1947年)。在这一阶段，宪法(1947年实施)亦规定：“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生活水平的权利。”(3)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1973年为社会保障的扩展时期，以建立福利国家理念为基础，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改善。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1958年制定了新国民健康保险法，1959年制定了国民养老金法，二者于1961年4月全民实施，从而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另外还制定了精神薄弱者福利法(1960年)、老人福利法(1963年)、母子福利法(1964年)、儿童抚养补助法(1964年)、特别儿童抚养补助法(1964年)、儿童补助法(1971年)。(4)1973年石油危机后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同时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社会保障制度自1974年至今为改革重建时期。以雇佣保险法“974年)代替了失业保险法，制定了老年人保健法(1982年)，改革了养老金制度，制定了推进高龄者保健福利十年战略(1989年)、改善儿童补贴(1991年)、育儿休假法(1991年)以及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85年)、高龄者雇佣安定法(1986年)，实施了护理保险(2000年)。

相对于部分发达国家社会保障长期形成的积重难返的问题，中国、日本这样历史较短的社会保障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取决于塑造的主体；政党、政府、工会等。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日两国的社会保障发展历程各有特点，亦有共同之处。

第一，外部压力方面。日本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要晚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使得日本的统治集团在发展本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1919年第一届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举行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引起了日本各界对失业保险的普遍关心，各政党加紧制定有关失业保险的政策，以期提高其民众支持率。这种倾向也是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利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点。战后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自民党，十分重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自民党在《党的性质》中规定：自民党是国民政党、和平政党、真正的民主政党、议会政党、进步政党、谋求实现福利国家的政党。自民党将谋求实现福利国家作为其政治纲领，这对1955年以后日本福利国家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比较起来，尽管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也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但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使人们沉浸在美好的理想中，建设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外在压力似乎不大。

第二，与工人运动的呼应及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国内失业者骤然增加，总数多达1000万人以上，包括军工厂关闭后流入社会的大批工人、军队解散后的大量复员军人、回国的原驻外军人、商人及其家属等。于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会方面要求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呼声最终促进了日本政府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日本的社会保障发展和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基本对应的，当社会出现危机时，日本政府总是从发展社会保障方面来缓解矛盾，消除危机。1955年以后日本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55年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20年，这一时期，增加国库支出来强化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政府社会保障的基本政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为维持庞大的福利开支，只有发行国债来弥补社会保障支出，这使日本成为世界对国债依赖比率最高的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开始调整社会保障制度以减轻财政负担。考察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可以发现，工会基本没有发挥对社会保障的作用。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中国的社会保障基本上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

二、社会保障模式与内容比较

社会保障模式与内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这里仅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应对人口老龄化为例进行比较。

第一，养老保险方面，多层次、广覆盖的目标在各国都有共识，实施状况则相去甚远。日本采取双层次模式，覆盖面广。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也称年金制度。1985年日本建立双层养老保险制度：第一层次是覆盖所有公民的国民年金制度，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所有20—60岁的居民都必须参加(又称基础年金)；第二层次是与就业收入相关联的雇员年金制度，按照加入者职业的不同又分为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其中5人以上私营企业职工的年金称为厚生年金，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公营企业职工、农林渔团体雇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各有专门的年金，统称为共济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领取者的待遇由统一标准的基础年金部分和与收入相关联的报酬年金部分组成。因此，加入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这两种年金的职工自然加入国民年金，其基础年金部分实际上就是国民年金，报酬年金部分则按照加入者保险费缴纳的多寡来决定保险金数额。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实行统一调配，保证了使用效率。养老保险基金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前全部委托大藏省资金运用部(2001年大藏省改为财务省，对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职能移交给2000年7月成立的金融厅)，纳入国家预算，防止了资金流失，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中国虽然要建设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正式社会保障(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障)不存在多个层次，保障内容和标准因地域(如城乡之间、城城之间)和职业(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员工、个体户之间)有很大不同，但可携带性(流动性)差。

第二，失业保险方面，日本以雇佣保险取代失业保险制度，在保证失业者基本生活的同时，重视促进就业。雇佣保险的对象是社会全体雇员和农业工人，失业保险金给付分为维持失业者基本生活费的求职者给付和为失业者发放求职搬迁费、跨地区求职费等的促进就业给付，此外，失业者还可享受培训津贴、住房津贴和家属津贴等补助。日本的失业保险体系包括雇佣安定事业、能力开发事业和雇佣福利事业，实施雇佣保险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失业、调整就业态度、开发和提高劳动者能力、增进和改善劳动者福利。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抑制解雇和防止失业、开发人力资源和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员工福利的政策取向。中国在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出台了《失业保险条例》，不过失业保险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失业保障内容较单一，促进就业主要靠其他政府政策实现。

第三，在人口老龄化尤其是高龄老人比例不断提高的形势下，日本重视老年人的保障需求尤其是医疗保健需求。日本的医疗保险分两种：职工及家属通过工作单位参加的受雇者健康保险，农民、自营业者和退休人员参加的国民健康保险。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政府取消了原本70岁以上者的免费就医，设立了老年人保健制度，由政府、企业、在职职工和老年人共同负担医疗费用。此外日本还于2000年建立了护理保险，国家、地方政府、企业、40岁以上的人和老年人共同付费支持老年人护理所需的设施、服务等。日本政府还通过扩大家庭服务，培养家庭护理员，建立保健医疗和社区服务体系，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医疗费用压力。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很快，不过老年群体总体上属于弱势群体，其保障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

在中国、日本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的时候，已经有其他国家的不同社会保障模式摆在面前。经过不长也不算短的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不可能推倒现在的社会保障重来一次。但是既然我们的社会保障还“年轻”，我们在改革方面就有后发优势，不应该再走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

三、社会保障文化(福利文化)比较

社会保障文化能极大地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念和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的期望、行为习惯。

第一，平均寿命的延长和高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独生子女、小型家庭的大量出现，都对福利文化产生了影响。人们对福利待遇的要求趋于多样化，健康保障、住宅条件等成为日本企业和从业人员关注度居前的方面。在中国，社会公众已经将医疗视为与养老同等重要的问题。

第二，在日本，人们已逐步树立责任观念：福利费用的增加并不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即使企业不景气也要承担一定的福利费用；行政部门不应将福利计划视为临时性的工作，而应从长远着想，并设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剂福利费用的流通和使用；至于个人，首要的是保证个人的身体健康，其次是努力创造和积累财富，为晚年生活打好基础。这个方面中国还需要加强教育和规划。

第三，日本文化注重家庭的传统影响。日本在解决养老问题上重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注重老年人的社会贡献，重视家庭养老的功能，实行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举的方针。家庭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第四，社会平等的价值观。日本的福利都市建设旨在为全体市民尤其是残疾人、老年人创造丰富、愉悦、优美的生活环境，包括立足于残疾人、老年人生活自立的居住环境，立足于生活圈扩大的交通环境，立足于社会自立、生活丰富的都市环境。比如，名古屋市借联合国将1981年命名为“国际残疾人年”的契机，于1982年制定了十年规划，开展了各项福利政策启蒙教育运动，努力谋求残疾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机会平等，普及残疾人与正常人共同生活的“正常化”的社会自立理念。这种平等的价值观，就目前的社会状况来看，在相当长时期内恐怕难以在中国实现。不仅是残疾人、老年人问题，在中国还有大量的人口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

其实，中国古时候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大同思想、富民理论、兼爱学说等，都是社会保障文化的代表。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家族观念和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文化，则形成了互助共济、养儿防老的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引导和培育新的社会保障文化应该成为建设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基础工程。

参考文献：

[1]山崎泰彦：《日本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载《中国社会工作》，1996(4)。

[2]杨黔云：《论影响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因素——对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考察》，载《学术探索》，2005(4)。

[3]《日本养老保险制度考察报告》，http：//cn／plan／rbylbx2000.htm。

[4]杨文杰、韦玮：《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政策》，载《日本问题研究》2002(2)。

[5]佟铁成：《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创新及其借鉴》，载《现代日本经济》，2004(2)。参见谢伏瞻：《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169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4

60年代以前，韩国经济落后，社会混乱，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制度。60年代初，政府把建设福利国家定为国政目标，制订了10多个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但是，当时实行“先增长后分配”政策，没有重视社会保障，那些法律付诸实施的很少。当时国民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也不强烈，要先解决温饱问题，只要有活干就满足，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甚至认为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容易产生“福利病”，在韩国实行为时过早。

当韩国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左右的时候，社会保障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80年代中期开始，“先增长后分配”政策引起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满，要求提高工资、增进福利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政府不得不开始注意社会发展，转向实行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配政策，开始实行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

韩国的福利及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建立起来的。总的来说，建立的时间较短，可以说是刚刚起步。韩国提出建立具有韩国特色的韩国式社会保障制度可能要经过较长的发展过程。

一、韩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韩国社会保障制度大体上分为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服务三部分，以社会保险为中心，医疗保障和收入保障是社会保障的主要目的。

60年代以来韩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60年代为社会福利，70年代为社会救济，80年代为社会保险阶段。

1、第一阶段（60年代）

发动军事上台的第三共和国政府把发展经济和建设福利国家定为国政目标，在宪法里明确提出国民的生存权（第30条第一款）和福利国家义务（第二款），并制定了一批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因此，称这一时期为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大量形成时期”。然而，政府实际上的消除贫困战略是经济增长通过福利政策保障生存权是长远目标。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经济有了发展，但政府实行“先增长后分配”政策，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分配和福利，而且认为靠传统的家族关系和互相帮助比国家的救贫政策更加道德而优越。

60年代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做了努力，但由于国家财政有限和经济发展优先，这一方面的政策停留在救济和抚恤上。尽管制订了10多个法律，但它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付诸实施的很少，实行的只有公务员年金、军人年金等特殊部门的社会保险和产业灾害补偿保险，而这些还算不上是社会保险，是雇佣主责任的法定化。

2、第二阶段（70年代）

到了70年代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政府拟实行扶贫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制订了社会福利事业法（1970年）、国民福利年金法（1973），还设立了国民福利年金特别会计。但由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国民福利年金制度的实行不得不推迟，后来改为国民年金法，1988年开始实行。1976年还修改1963年制订的医疗保险法，准备全面实行。但总统的施行令迟迟不颁布，医疗保险便一直处在试点阶段。其原因是政府看到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财政赤字，认为经济发展优先的时期不应该过早的实行医疗保险。

韩国正式提出社会保障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72——1976）开始的。但有趣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里对社会保障制度却只字未提，而计划开始后的第二年突然制订了国民福利年金法。其目的不是为了真正实行社会保障制度，而是为了筹集发展重化工业所需要的资金。

3、第三阶段（80年代到现在）

实行20年的“先增长后分配”政策，出现了收入分配扭曲、两极分化等许多副作用，要求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开发战略，重视社会开发。因此，1980年10月27日制订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在国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增加了追求幸福权（第9条）、适当工资请求权（第30条第一款）、社会福利权（第32条第二款）、环境权（第33条）等，而且在经济条款中规定了保护社会上的弱者。1982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也改名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而且就社会保障问题制订了有关法律。但是第五共国的福利政策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认为实行福利政策的费用是非生产性的。

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从1987年开始出现转机的。韩国在1986年国际收支转为黑字，社会福利从口号转为实施，落实了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最低工资制等三项措施。1988年第六共和国为实行社会保障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1989年通过地方自治法，地方也要成立议会，把区域福利问题提到日程上；2）以设施收容保护为中心的社会福利事业开始转向以区域福利和在家福利为中心；3）托儿事业有较大发展；4）政府对残疾人的关心增加；5）配备社会福利部门的专职人员。从而，福利政策从与市场经济原则对立的领域变成了与政治、经济不可分离的领域。

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台后，社会保障方面的重点放在现有制度的落实上，新出台的是雇佣保险，它超出了失业保险范围，包括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改善雇佣结构以及劳动者的能力开发等。

韩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还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1980年0.12%，1985年0.48%，1994年1.0%。1990年整个社会开发费（包括社会保障、教育、人力开发、卫生、环境、住宅等）的比重也只有4.9%。

二、社会保险结构和体制

目前，韩国的社会保险有：年金保险、医疗保险、产业灾害补偿保险以及雇佣保险。从60年代开始，先后颁布了有关法律，这些法律有：公务员年金法（1962年）、军人年金法（1963年）、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法（1974年）、国民福利年金法（1973年）、国民年金法（1986年）、雇佣保险法（1993年）等。

1、年金保险

韩国的年金制度分为两大类，一是以公务员、军人、私立学校教职员为对象的年金，一是以一般劳动人民为对象的国民年金。

（1）公务员年金：适用于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以及遗属。由总务处（公务员年金管理公团）主管，1989年加入保险者共81万人，受惠者2.12万人，占2.6%。公务员年金由公务员交纳月报酬的5.5%（工龄超过33年就不再交纳），国库或地方政府负担公务员报酬额的5.5%及灾害补偿负担金。年金的支出分短期和长期两类共18种，短期包括医疗费、灾害补偿等，长期包括退休金、伤残年金及遗属年金等。

（2）军人年金和军人保险：军人年金适用于现役军人和遗属。1989年加入者14.2万人，受惠者3.8万人.由国防部(财政局)主管。现役军人交纳月报酬额的5.5%（军龄超过33年就不再交纳），国库负担军人报酬额的5.5%和灾害补偿负担金。年金用于退役年金、残废军人年金和遗属年金。

军人保险适用于中士以上军人，保险期为10年。1人1户头，1户头5万圆（1974年12月），1个户头每月交纳保险费300圆，每月交纳的1/3由国库负担。由各军兵种参谋长负责主管，保险费入韩国银行援护特别会计保险帐户。保险期满全额退还，退役者全额加5分利息，因病或其他身心障碍而退役者全额加5分利息再加30%，死亡或因服役而身心受损伤退役者全额加5分利息再加50%。

（3）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在韩国国立学校的教职员为公务员，因此单独设立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由教育部（私立教职员年金管理公团）主管。教职员交纳月报酬的5.5%，学校交纳教职员报酬额的3.5%，国库支付2%及运营费。年金支出与公务员一样。

（4）国民年金。1973年12月颁布过“国民福利年金法”，对老龄、残疾、死亡等丧失劳动能力者进行保险，但政府未能付诸实施。1986年制订“国民年金法”，1988年1月开始实行。国民年金由保健福祉部（国民年金管理公团）主管，适用于18岁至60岁的一般国民。国民年金加入者分单位加入者、地区加入者和任意加入者。单位加入者原规定雇佣10人以上的单位，是义务加入，1991年改为5人以上单位，1995年7月开始扩大到农村和渔村，农民和渔民也义务加入。目前雇佣5人以下的单位和城市自营业者是自愿加入，计划在本世纪内也实行义务加入。1992年单位年金加入者有500万人、地区年金加入者2.5万人，任意加入者8300人。

韩国的国民年金被视为所得保障制度的核心，在老后所得补偿体系中将起最重要的作用。韩国的国民年金采用公积金方式，1994年国民年金累积额已达13万亿圆，今后20年仍将继续增加。目前对这笔基金能不能像国家财政一样使用，有意见分歧。

国民年金的保险费，从1988年开始每5年调整一次，原则上一切费用由加入者负担。雇佣5人以上单位的保险费由雇主和被雇人各负担一半，而农民和渔民则考虑到其负担能力，由国库支援一部分。

国民年金制度的保险费率（单位：%）

所得标准保险费率

1988-921993-971998年以后

单位加入者

标准所得月额

使用者

加入者

法定退职金

2.0

3.0

任意及任意

继续加入者

全体加入者

所得月额

全部

本人负担

3．06．09．0

农渔村地

区加入者

申报的

所得月额

全部

本人负担

1995-992000-20042005年以后

3．06．09．0

国民年金的支出主要用于老龄年金、残疾人年金、遗属年金及一次性偿还金。老龄年金为期20年，是从男60岁（女55岁）开始发到死亡的终生年金。遗属年金和残疾人年金则按老龄年金的一定比率发给，比率取决于加入时间和残疾程度。

韩国的年金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国民年金制度与其他年金制度有差别，公务员等年金制度的补偿支出明显多于国民年金，因为它没有年龄规定，退职就发给。目前，军人年金已严重赤字，公务员年金也再过10年就会出现年金基金枯竭现象，而国民年金在2040年以前不会出现赤字。

2、产业灾害补偿保险

原业只是作为“勤劳基准法”（1953年）的一部分，1963年作为单独的法律颁布“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法”。产业灾害补偿保险由劳动部（勤劳福祉公团）主管，保险费不是劳资双方分担，而是由雇主一方负担。1987年保险费率根据行业的危险程度分为67种，以0.2%至17.9%，平均为16.4%。开始实行时只适用于矿业和制造业雇佣500人以上企业的8.1万人，1981年扩大到雇佣16人以上的电气煤气业、水道卫生设施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企业，投保人数达345万人，1991年又扩大到雇佣5人以上企业，投保人数达792.3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30%多。

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是在韩国最早普遍适用的社会保险，保险对象是与业务有关的职业病，因产业灾害而发生的工伤、疾病、残废、死亡等进行医疗服务或给予生活补贴（根据不同情况支付一定比例的补偿或年金）。1991年保险费支付情况是：医疗费（42.1万件）和病假补贴（35.7万件）为最多，残废金多数是一次性补偿（28.7）万件，少数为年金形式的补偿（2600件）。

3、医疗保险

韩国的医疗保险法是1963年制订的，但条件不具备，1977年开始部分实行，1989年全面实行。分为公务员及私立学校教职员医疗保险，单位医疗保险和地区医疗保险三类，地区医疗保险又可分为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单位保险对象为雇佣5人以上的单位，雇佣5人以下的加入地区保险。

医疗保险由保健福祉训医疗保险局主管，公务员及私立学校教职员医疗保险由管理公团管理，一般医疗保险实行组合制度，有单位组合的地区组合，由中央的医疗保险联合会总管。截止1995年有379个医疗保险组合，各组合实行独立的保险财政。各保险组合从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医疗费支付给为投保人进行医疗服务的医疗机关（投保人负担一部分）。医疗保险联合会的职能主要有：1、对各组合的医疗保险工作进行指导，2、建立和管理医疗设施和福利设施，3、统一指定医疗单位，4、对医疗费进行审查等。

医疗保险的支付分为法定和附加，前者为医疗、分娩、体检等医药费，后者为丧葬费及分娩津贴以及本人负担的补贴（本人负担超过规定时给予补贴）。医疗须在指定医院，限于被保险者及其扶养者，分娩保险限于本人及其配偶。

医疗保险财政主要靠投保人的保险费，国库补助或其他利息收入作为补充。单位保险和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员保险的保险费为标准月报酬的3—8%（平均3.5%）之内单位和个人各分担一半，地区组合的保险费按收入、财产、家庭人口等实行定额制，全部由投保者负担。

公务员及私立学校教职员医疗保险和单位医疗保险组合的财政状况较好，近年来累积金额继续增加，正在研究如何利用。而地区医疗保险则还未从初期的赤字阶段摆脱出来，高额医疗费和老人医疗费的一部分靠财政调节，总费用的50%靠国库补助，因此目前成为保健福祉部预算的负担。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5

1999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良好，但受国际国内形势影响，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为此，中央采取包括增加发行长期国债、适当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等一系列刺激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刺激消费增长是上述政策的主要内容。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消费者个人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储蓄，主要考虑为年老、患病、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留出积累。如果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和不断完善，劳动者年老可以从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患病可以由医疗保险支付大部分医疗费，失业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这样就可以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届时，人们自然会乐于将更多的钱用于当期消费，由此也就可以带动经济更快发展。

二、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措施

（一）认真落实“两个确保”。1998年5月和1999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两次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对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工作作出部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两个确保”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方面，国家要求有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都要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向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社会保险费，并通过培训促进下岗职工尽快实现再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盈利企业自行安排，亏损企业按照财政、企业、社会各承担三分之一的办法解决。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共有1219万名职工下岗分流，609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另610万人中，580万人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占95％。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在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基金收缴，使收缴率保持在90％左右；二是动用积累基金，一年来共动用127亿元；三是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目前已有28个省份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各地共调剂使用基金25亿元；四是各级财政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资金支持。一年来，绝大多数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了养老金，有效地遏制了欠发养老金的势头。

（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基金征缴率。到1998年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占应参保职工的73％，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占56％，覆盖面偏窄，不仅损害了未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筹措力度。1999年1月，国务院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我们利用这个大好时机，集中力量抓扩面工作，要求城镇国有、集体、外资、私营等各类企业及其职工都要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经过前一阶段的努力，基本扭转了养老保险参保职工连续几年下降的局面。到目前，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达9195万人，比上年净增719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达9380万人，新增1452万人。与此同时，还加大了基金征缴力度，社会保险基金收缴率不断提高。

（三）积极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解决现行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存在的覆盖范围窄、保障能力差和浪费严重等问题，更好地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国务院1998年作出了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要求：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级以上行政区为统筹单位；基本医疗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分开管理；加强医疗服务管理，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前，全国已有23个省份根据决定要求出台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总体规划，多数统筹地区在制定实施方案，其中有一些统筹地区已经按新制度组织实施，运行情况良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

（四）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1986年，我国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1999年1月国务院了《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范围、缴费主体、缴费比例、统筹制度、支付条件、支付项目及标准。条例规定：城镇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失业保险；失业保险费由单位、职工和国家三方负担；职工失业后可按规定领取最长期限为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1998年，共为358.1万失业人员提供了失业救济，为148.1万企业困难职工提供了一次性救济；有63万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五）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根据1999年中央12号文件要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水平从1999年7月起提高30％，并相应提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经过各地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到9月末，这项任务已基本完成，为近60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80万失业人员和2700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发放提高标准所增加的收入68.8亿元，为460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补发了过去拖欠的养老金86亿元。三条社会保障线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变居民心理预期，刺激有效需求，直接拉动消费。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设想

根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要进一步加快，力争在2000年底前建立起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险体系基本框架。为此，近期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开拓资金筹措渠道，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一是要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提高收缴率，清理追缴企业拖欠的社会保险费。二是要拓宽筹资渠道，主要是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开征利息税等办法，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三是要抓紧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社会保险基金。

（二）加快推进社会保险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我国目前养老保险社会化发放仅占参保人员的36％。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离退休人员全部与企业相分离，由社区进行管理并提供服务，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样做，不但能够减轻企业负担，更重要的是能够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因此，要大力推进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改差额缴拨为全额征缴。力争2000年全面实现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6

笔者在从事律师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过程中，也曾碰到过类似无“法”可援的尴尬境地。那是在一起前后长达一年多的，为一位外来农民工薛某因打工摔伤提供法律援助的案子中碰到的。2002年4月，薛某到上海没几天，就被一个建筑企业项目经理下属的一个小工头喊去临时帮忙，突击完成一幢建筑用房的外墙涂料涂抹任务，但第二天，薛某就因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而从三楼的脚手架上摔下，造成二级伤残终生瘫痪的严重后果。事情发生后，由于害怕安全生产监察部门的严厉处罚，该建筑企业向施工地所在的区安全生产监察局写了一份比较诚恳的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及处理过程的检查报告，将薛某称为“我单位职工薛××”（其实薛某没有与该企业签订过劳动合同，到该企业工作也只是因同乡小工头的介绍而去的），区安全生产监察局鉴于该企业的态度比较诚恳，也就没有作出停工停产等比较严厉的处罚措施，而只进行了一定的罚款，并且就该事故作出了一个同意该企业处理报告的批复（该批复是法定的认定工伤的文书）。之后，薛某多次找该企业要求按工伤标准适当给予赔偿，但该企业却总是以种种原因推脱，实在躲不了了，就明确地对他说，他受到的伤害与企业无关。最后，薛某迫于无奈，找到笔者，寻求法律援助。薛某申请劳动仲裁，由于对劳动仲裁不服，薛某又将案子到法院。但在法院审理该案的过程中，却遇到了法律适用上的难题。对于工伤赔偿，2002年9月1日之前，上海市制定有面向外地劳动力待遇标准方面的文件《沪劳保发（1995）21号》和《沪劳保发（2000）58号》文件，国家劳动部又颁布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如果适用《沪劳保发（1995）21号》和《沪劳保发（2000）58号》文件，则该农民工只能获得10多万元的赔偿，显失公平，难以补偿该农民工身体所受到的伤害和今后的生活所需，且需事先办理过用工手续（而薛某未曾办过）；如果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则除了发给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标准为本人22个月的工资）外，还按月发给伤残抚恤金（标准为本人工资的85%）直至死亡，不仅执行起来麻烦（薛某工伤发生时才22周岁），而且费用都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难以落实（薛某此前并不是该企业的职工，企业也从未为他缴纳过什么工伤保险费）。最终此案在法庭的调解下，双方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由该企业赔付给薛某近21万元结案。

周岱兰事件和薛某索赔的曲折经历，表面上是他们个人的悲惨遭遇，但却折射出农民工在工伤、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巨大空白。这些事件提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城打工后，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谁来解决？立法上怎样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才能使他们不被边缘化？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农村累积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平均每年转移591万人。专家预测，今后几年将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每年新增民工将超过800万。从整个社会角度看，数以亿计的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在如此众多的外来人口中，没有被媒体披露的“周岱兰”会有多少，他们目前的社会保障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都要求有本地户口，这就造成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覆盖面过窄。

首先，从就业保障方面看，保障制度执行不力。《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造成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调查取证的后果。如，有的单位即使签订劳动合同，保护的也仅仅是企业主利益，而民工则享受不到《劳动》规定的权利；有的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也不支付民工的经济补偿金。另外，大多数的城市民工由于就业受到限制，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很难伸张基本的权益要求，劳动力市场上巨大的供过于求的压力迫使他们明显地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不敢对自己的工资、劳保等权益提出意见，而不得不接受极低的劳动力价格的现实，和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如年底支付工资、超时工作、没有工休日等。即便如此，很多用人单位竟然还肆意侵害民工取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一些企业、老板恶意拖欠民工工薪的现象相当普遍，以至于国家总理在2003年底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追讨欠薪活动。民工一旦失业，在失业期间多数只能够靠过去的积蓄或向亲友、老乡借钱生活。一小部分人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家乡去。此外，进城务工就业的民工需要登记办理的证、卡少说也有五六项，收费手续多达十几项，每年至少要交费500元—600元，而且，证、卡必须年年审，手续费、管理费必须年年交。虽然2002年国家计委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多种保护民工基本权益的政策，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城市有关劳动监察、城管、公安、工商等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对民工存在歧视，时常出现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或面对民工权益损害时的行政不作为，使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其次，从医疗和工伤保障看，民工生病之后，大多数人采用的办法是仗着年轻、体质好硬挺过来，或找一些江湖游医诊治，导致上当受骗，或者延误病情，危及性命，直到挺不过去了才不得已而花钱看病，用人单位为他们支付的只占少数。他们中的很多人又比较集中在所谓“3D”（险、脏、难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职业岗位上，干的是某些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由于劳动保护设施差，安全生产标准不达标，民工因此而患职业病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些对职业危害有些了解的“黑心”企业主明知故犯，经常采取“民工互换”的手段，转嫁职业病侵害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民工发现自己患了职业病，因劳动场所经常调换，企业主常常互相推卸责任，民工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在哪里患的职业病，只好自认倒霉。而大多数农民工、临时工又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他们不知道劳动安全卫生防护知识，不了解自己所从事的有害作业情况，不懂得采取个体防护措施，不愿或不会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常常成为安全生产事故、职业危害的直接受害者。但他们绝大多数又都没有工伤事故保险，频频发生的工伤事故成了他们家破人亡的直接原因。

由于民工的社会保险严重滞后于民工的大幅度增加和城镇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民工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更难受到社会保险的惠顾，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的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农村把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到城镇，城镇却将劳动后老弱病残人员送回农村，被排斥在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民工，他们被迫从土地剥离出来，又融不进城市，他们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是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

民工社会保障缺位的原因

首先，法律上的缺失是民工社会保障缺位的首要原因。现行的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至今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全国性立法中对民工社会保险的规定也很少且很笼统。如1991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对民工社会保险作了较为具体却不完整的规定；1999年，国务院施行了（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首次将非公有企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统筹。《劳动法》颁布后的一系列全国性劳动立法中，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未对职工作明确列举，缺乏可操作性。而各地关于民工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也差别很大。2000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提出了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的问题；2001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2002年，南京市出台了《失业保险办法》，也对民工的养老保险作了明确的规定；同年9月，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03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这是各省市迄今为止已出台的所有相关条例和办法中针对民工内容最全面的社会保障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民工可以享受老年补贴、住院医疗费报销、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有的地方则还没有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效力的层次较低，也很难保障民工的权益。

其次，观念上的惯性思维作祟是民工社会保障缺位的深层次原因。长期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歧视农民的政策在民工社会保险权益保护上存在惯性作用，使得城市社会考虑得较多的是城市居民利益的获得与保护，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城市管理者还没有切实地考虑和解决这些“新来者”的权益问题，并且还会对这些“新来者”采取一些限制和排斥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民工各方面的基本权益自然就难以落到实处。城市社会由二元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就业、医疗、教育、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制度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改变。虽然面对此起彼伏的呼吁声，政府管理部门作出了相关反应，也曾进行过一定的改革，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与国家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要求来讲仍然十分不够。以户口身份为准人条件的就业、就学、人事、保险、福利、医疗等相关制度仍将民工拒之门外。

再次，企业和劳动者的“短视”也是造成农民工权益缺位的重要原因。在实际生活中，企业出于节约用工成本的考虑，不愿为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民工由于收入不稳定且偏低，普遍不具备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经济承受能力，也缺乏主动缴纳保险费的意识。故有的地方虽然有要求将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范围的规定，但也未能实际落实。

我国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及立法建议

从道理上讲，各类从业人员，包括外来从业人员都必须得到有效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障，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关键是要建立起有弹性的、能适应不同社会需求的、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民工社会保险应当包括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等险种，但现阶段显然不可能各个险种的制度建立都齐头并进。社会保险体系中各个险种的实施时间有先后次序的差别。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7

“关键词”产业升级，社会保障制度，风险结构

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产业结构由低到高的演进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我国处在经济起飞阶段，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产业结构亟需升级。从产业结构高度化角度来讲，我国应继续推进工业化、市场化战略，缩小农业及农业人口在产业体系中的比重，推进中心工业城市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度。这种结构性变动会带来就业、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风险，如何减少产业升级的负效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本文认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有效化解其中的风险。

一、产业升级导致的社会风险

任何社会结构的变动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风险，产业升级是改变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系统性变动，是用先进技术对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其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就业风险。产业升级必然要引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变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更优配置，其风险则是造成失业。从理论上说，产业升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对劳动力资源产生挤出效应，产业结构中的资本、技术密集度会代替一部分劳动力；同时产业升级也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生扩散效应，形成区域的产业链或产业集群，从而扩大就业。产业体系对劳动力的挤出到再吸收会有一个时间差，这个产业交替期间劳动力流动频繁，就业风险就在这个期间产生。此外，城市工业扩张和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加大城市的就业压力。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会进一步加剧，不利于促进就业的产业结构会在较长时间后才能得到改观。

2、失地农民的风险。产业升级会促使农村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小城镇建设的扩张，造成大量耕地被圈占、征用，从而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失去土地的农民便成为一个特殊的“无产阶级”，比城市工人更加缺乏保障，是社会上生存风险最大的阶层。其生存风险主要表现在：（1）缺乏进入其他产业的基本技能，只能从事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但失地农民普遍年纪偏大，这也使得他们成为特殊的失业群体；（2）耕地占用的补偿标准较低且给付方式不合理，难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目前农村土地占用补偿与城市有很大差距，补偿标准过低；还存在县、乡、村层层克扣的现象，财政较困难的地方更是将属于农民的耕地补偿款作为政府经费；征地补偿款一次给付，而没有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失地农民的家庭在预期的生命周期内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在产业升级导致失地农民增多的情况下，这一人群流入城市将对城市产生较大影响。

二、社会保障体系防风险能力的缺乏

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社会的防风险机制，发达国家均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我国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却不能有效化解产业升级造成的风险。这表现在：保障模式与社会风险结构不一致，保障的覆盖面狭窄；总体保障水平较低且配置不合理，对真正具有较大生存风险的家庭补偿较低，对正规就业且收入稳定的人群保障标准却相对较高，产生了再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社会保障体制脆弱，管理效率低，缺乏立法保障，没有真正形成机制，动态地适应社会风险结构的变化。社会保障体系防风险能力的缺乏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统账结合”模式的危机。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和部分积累的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统筹部分针对老职工的养老，个人账户部分针对能够在工作期间充实个人账户的“中人”、“新人”。在产业升级带来的风险结构变化的条件下，现有模式受到挑战。产业升级中形成的新的社会风险，会导致一部分职工不能足额缴费，使其个人账户名存实亡，只有将其纳入统筹项目方能保障风险，使本来支付负担较重的统筹项目产生危机。个人账户不完善表现在：覆盖狭窄，只将正规就业人员纳入其中，而忽略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许多灵活就业人员，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反映了社会保障体制中的财务风险和管理漏洞

2、就业保障机制的缺乏。一方面，作为就业保障最主要的项目，失业保险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就业保障覆盖范围狭窄，失业风险较大的人没有失业保险；体制僵化、管理低效，部分地区大量的失业保险结余存而不用，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失业救济制度缺乏，暂时没有纳入失业保险体系的人群将处于较大风险之中。此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的主要方向是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而促进就业和失业人员就业技能培训功能较弱。

3、对失地农民保障的缺乏。和城市正规就业人口甚至其他农民相比，失地农民是最缺乏保障的。在现有社会保障体制下，他们最多享受到农村标准的最低生活保障。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一群体的起点较高的社会保障政策，有的只是理论界的探讨。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策略

从产业结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劳动力再生产，为产业升级提供了社会基础。产业升级带来的风险可以看作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这种风险才能成功、有效地完成产业升级，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减少这种成本的有效措施。社会保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减轻失业等遭受生存风险人员的社会抵触情绪；扩大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产业升级也将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应从以下方面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1、稳定社会统筹部分，推广建立缴费确定性个人账户，以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较大的基金投入到辅助产业升级的经济体系中。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部分体现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的代际转移，有较强的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是应对制度转型殊风险的必要措施，是产业升级中前期的主要保障手段。要加大筹集资金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使保险金能够按时支付，杜绝对个人账户资金的占用，并逐渐补充、做实个人账户。此外，高效管理的个人账户会劳动者形成一种稳定和激励的效果。

2、完善失业保险运行机制，加大就业援助力度。目前失业保险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比较狭窄。其原因不是企业担心增加成本而抵制，而是缺乏政策上的规定。从推动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失业保险扩面产生的挤出就业的效应很小。应建立一种效率机制，既能保证化解大规模失业的风险，又能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保险基金促进就业。地方政府可在政策范围内灵活使用结余的失业保险金，并结合政府财政支持，加大对遭受失业风险人员的援助力度；逐步扩大建立失业保险的范围，在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上有所作为。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8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它虽然与历史上的社会保障实践有着渊源关系，却又与旧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直接继承关系。考察社会保障制度50年来的实践，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时期：一是创建时期（1949—1956）。这一时期以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最基本的法律依据，以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为重要标志，加上此前建立的优待抚恤制度，以后施行的救灾救济、公费医疗政策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制度等，到1956年时已初步创立了以国家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套制度对于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调整时期（1957—1968）。这一时期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与完善，国务院为此先后颁行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暂行规定》等，卫生部、劳动部、内务部等亦有关决定，对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农村五保保障和军属优待制度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其成效是退休制度趋向正常化、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但因受当时政治上日益趋“左”和经济波折的影响，对社会保障的调整任务并未完成。三是挫折时期（1969—1977）。“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以1968年底撤销主管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的内务部为起始标志，1969年财政部的《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的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更造成劳动保险从此失去统筹机能并蜕变为企业或单位保障制。作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统筹管理部门的工会组织亦被停止活动，其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办社会和社会保障单位化，并最终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了相互分割的板块结构状态，即国家保障制、企业保障制和乡村集体保障制三个相互封闭、脱节的板块组成的社会保障模式。四是修补时期（1978—199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扭转社会保障领域的混乱状态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社会条件。1978年五届人大决定重新设置民政部，结束了全国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事务无主管部门的局面；国务院则先后颁行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军人抚恤条例》等法规，有关部门亦制定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等；同一时期，还在部分地区开始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及救灾保险等的改革试点。但就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恢复正常的退休制度，是对挫折时期造成的某些后果进行挽救性的修补。五是创新发展时期（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从而在根本上触动了板块式结构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如乡村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意味着乡村集体保障制失去了现实基础，而城镇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主体多元化、劳动力市场化，均决定了只有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重大变革，才能使这项事关亿万国民切身利益的事业获得真正的发展。因此，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摸索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90年代进入创新式的改革、发展时期。自1990年起，全国人大加强了与社会保障相关的立法工作，先后通过了《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国务院则在继1991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后，不仅制定了失业保险条例、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法规，还制定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深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镇住房福利制度改革政策，制定并实施了大规模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由此走上改革创新的发展道路。尽管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过程非常曲折，但50年来的实践却雄辩地证明了它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新中国成立50年来并未出现过因为灾祸、贫困等而导致的社会动乱。这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灾害频繁、发展落后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中，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外，自50年代初期相继建立的劳动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亦使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9

关键词：研究生；跨学科；社会保障；计算机；审计；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2-0064-02

一、社会保障领域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必要性

（一）社会保障领域的特性要求跨学科研究生培养

当前，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向民生建设倾斜，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是民生建设的核心内容。因此，面向民生的科研创新与研究生培养是我国当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的急迫需求之一。社会保障领域涉及国家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有利于国民经济安全与民生发展，又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关系和谐。为保障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社会保障审计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同时，为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计算机技术已经在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化平台建设也在近年来成为人保部“十一五”、“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因此，适合当前民生发展与建设需求，必须走多领域综合发展路线，综合各领域学科知识和技术优势，培养具备多维能力的社会保障研究生。

（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的综合性需要跨学科协同创新

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在进一步分化的同时，也走上了高度综合的道路，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兴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标志着现代科学技术进入了系统综合期[1]。随着各学科之间的日益相互渗透，学科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社会保障与其他学科编织成愈来愈密集而复杂的网状结构，而社会保障科研创新则往往产生于这些网格的节点。以社会保障制度为对象的科学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审计学、计算机科学等。这需要综合各相关学科优势，形成科研协同创新机制，以交叉学科视角审视具体社会保障问题。

（三）社会保障实践的复杂性要求“知行合一”的研究生培养方式

一方面，社会保障领域人才需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知识结构。各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思想、模型、方法、技术，是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生培养的基础，也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人才还需要深刻地认识、了解实践现状，并有针对性培养操作技能。首先，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它是在市场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等多种宏观趋势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自新中国建立就已奠定了城乡分割、行业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格局。其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实践更加复杂，它面临着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各地政策参差不齐、政策执行千差万别等诸多问题，也受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和流动快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社会保障研究生培养必须面向实践，走向实践。

二、社会保障领域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

针对以上需求，课题组依托黑龙江大学社会保障学科、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专业，联合相关审计部门的计算机数据中心，开展了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实践探索，主要注重三个结合。

（一）理论培养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在理论层面，第一，注重基础理论培养，包括政治哲学理论中有关社会福利制度的各流派理论和思想，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模型、假定及定理，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社会网络前沿理论等；第二，注重前沿理论研究，以双语教学带动前沿理论探索，引入当前国外社会保障理论研究成果，培养学生关注学术热点和前沿问题。

在实践层面，课题组依托相关审计部门的数据资源，整合了部分社会保障政策法规，构建了虚拟仿真数据平台，搭建了社会保障实践操作平台，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审计实务，也更具体地了解社会保障业务经办政策和微观个体数据，提高了学生的操作能力。社保仿真数据的特点是，具备与实际数据相同的特征和结构，包括每个虚拟参保人员、每家虚拟参保单位的全部信息。

（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培养相结合

将社会保障基本理论教学与计算机技术研究式教学相结合，旨在培养学生以海量微观数据分析支撑社会保障政策分析的研究与实践能力。如针对社会保障研究生，通过社保仿真数据平台，培养学生透过数据，观测主要经济指标变化、分析社会保障再分配效应、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公平性等；针对计算机专业学生，借助社保数据资源培养学生开发新的数据挖掘算法、探讨微观参保主体的行为关系、探索社会网络演化规律等。具体教学实践包括：（1）指导学生采用社会网络作为基础模型，从海量数据中获取参保人员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个体行为间的动力学关系，从而探索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保体制间的复杂关系；（2）选取社会保障体制中社会保险的全部5 大类共10 种基金和社会救助的低保制度为分析重点，指导学生从仿真数据中了解社会保障体制所具有的高度“碎片化”的特点；（3）指导学生结合社会保障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探讨面向政策分析的社会保障审计方法。

（三）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相融合

一方面，社会保障研究生培养应注重价值取向的引导。党的十提出，继续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同时提出，要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意味着，社会保障研究生培养应首先公平、正义的指导理念，培养学生关注民生改善和人民利益提升，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公民社会保障权益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研究生培养还应注重实证研究能力。价值、理念、原则最终都要体现于实践制度安排。应培养学生学会用价值理念指导实证数据分析，用实证数据分析和模拟，来验证社会保障制度理念、原则及政策的实现程度。由此，既为单纯社会保障定量研究融入了道德关怀、减少价值模糊性，又为价值判断提供实证支持，从而培养学生从理论到实践、从价值理想到实证分析的一体化思维模式。比如，课题组依托科研项目“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保障政策审计研究”，在规范研究层面，指导学生阅读科学发展观和公平正义的相关理论文献、讨论社会保障制度理念与原则；在实证研究层面，指导学生借助仿真数据分析社会保障政策执行效果，使学生有了更深刻的研究体会。

三、完善社会保障领域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设想

（一）增加跨学科研究生培养课程

针对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一是增设更多的社保仿真数据平台操作课程，二是增加实习实践教学课程，依托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实习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深入哈尔滨市各社区的社会保障业务点，学习基层社区在社会救助、残疾人保障、就业安置等环节的实践氛围，训练社区社保业务经办流程和操作技能。

针对计算机专业研究生，一是增设社保仿真数据平台基础上的前沿课程，指导学生进行数据挖掘技术、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分析等领域的前沿研究，培训计算机仿真预警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技术等方法；二是增设社会保障基础理论与业务培训课程，包括社会保障学、社会保险精算、公共政策分析、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等。

（二）建立多学科导师队伍

首先，建立三所合作单位之间的合作导师制度，形成不同学科导师间的跨学科知识结构优势，能使学生开阔视野、拓宽思维。其次，开展合作教学，针对交叉学科的科研问题，组建合作教学模式，由三所单位导师共同授课、指导。再次，建立稳定的跨学科导师间交流和培养机制，以形成社会保障研究的跨学科协同创新优势，有利于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能力，做到知识结构优势互补及资源共享。

（三）坚持以科研创新带动跨学科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培养应以科学研究能力为主，一是以科研课题培养学生的科研问题意识，并与学生毕业论文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二是以科学研究促动不同学科间学生的交流与相互学习，有利于补充彼此的知识结构；三是以科研合作推动学生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能力，以形成文理交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团队优势。

（四）加强研究生的跨学科学术交流

长期稳定地开展跨学科学术讨论会，由学生介绍本学科研究进展，阐释科研创新想法，并相互学习、评议；组建跨学科研究小组，创造跨学科学习的日常机会，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10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政府；财政责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32-03

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发展，国内学者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政府的责任研究越来越深入，从所查阅文献可以看出，论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论文达到了1 500多篇，论及“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的有119篇，专门论述“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财政责任”的有30篇。财政支持是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必要条件，深入探讨农村社会保障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对该选题的研究进展有一个更准确的把握。

一、关于政府履行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理论依据的研究

（一）基于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学者们论述政府履行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最基本的理论依据。陶知翔（2007）[1]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属于准公共产品，由市场配置必然存在失灵，指出由政府发挥资金支持的主导作用具有必然性。农村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项基本内容，每项内容受益范围和指向对象、属性各不相同，因此一些学者如庹国柱等（2009）[2]选择进行分类界定，认为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广度和深度应以项目属性为依据。总体来看，学者们对农村社会救济和农村社会福利的公共产品属性其态度是一致的，但是对农村社会保险的属性界定却存在争议。马雁军（2007）[3]认为纯公共产品特性是农村养老保险的本质属性，但在政府现有财力的约束的特点条件下产生了其准公共产品特性。仇晓洁（2012）[4]将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归为准公共产品，所以农村社会保障就整体来说是准公共产品，政府应在这些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承担责任。

（二）基于公共财政理论

鉴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公共产品性质，公共财政范畴继而成为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的另一支撑点。其一视角是从公共财政的各种职能探讨其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杨术（2007）认为，社会保障活动是一种满足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公共财政正是政府提供资金以满足公共需要来定位的，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资源配置职能和收入分配职能的体现，因而公共财政应是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来源。而且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作用主体都是国家，其目的都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5]。

（三）基于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理论

以新、旧福利经济学为基础的福利国家理论，主要探讨社会福利对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米什拉（2003）认为社会福利机构在增强公民参与政治进程的能力和保护人们权利方面起作用；威尔斯基和蒂特马斯认为，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是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的本质，所以不管是哪种福利模式都试图致力于对资源的调节，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国内学者主要探索的是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理论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启示，包括对福利模式的借鉴与创新（王思斌，2009；邓智平，2012）[6] [7]，以福利国家为借鉴明确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边界（钟洪亮，2012）[8]，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财务模式的借鉴（詹伟哉等，2000）[9]，等等。但是对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理论的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国内学者涉及不多。

二、对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定位的研究

（一）对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界定的研究

学者主要通过分析社会保障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共财政行政性质与职能、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将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持的基本内涵界定为：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是指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为农村社会保障所进行的资金投入、资金配置和资金管理等安排（毕红霞，2011）[10]。从查阅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在探讨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财政责任时，并没有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进行精确的划分。

（二）对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定位的研究

一是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政府资

金筹集责任的研究，主要是分别针对农村社会保障项目的不同层次，确定资金的承担者。（1）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处于最低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且由于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按属地进行管理，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制，所以地方政府应承担主要的资金筹集责任，中央政府给予适当补助（陈少晖，2008；谢东梅，2009）[11] [12]。（2）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因其资金需求量大以及政府财力有限，必须依靠社会共济、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原则来筹资，由个人（家庭）、集体、各级政府共同出资（杨翠迎，2007）[13]。（3）农村社会福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最高层次，对必须建立的福利制度，所需资金应由国家或集体提供。

二是关于地方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与运营责任的研究。首先涉及的是将财政支持资金用于法定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对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主要包括待遇支付条件和支付标准。从待遇支付条件来看，主要是探讨如何对保障对象进行确定（童星等，2011）[14]。在待遇支付标准方面，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内的实际，如何依据科学方法确立支付标准，包括农村低保标准、新农合的大病医疗补偿标准和门诊费用补偿标准以及新农保的最低基础养老金的水平、个人缴费水平和档次（王枝茂，2007；李冬妍，2011）[15] [16]。其次是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管理与保值增值，以降低资金被截留被挪用的风险。童星等认为，应坚持进入资本市场的理念，完善其委托制度，同时在实现省级统筹基金的归集、管理和投资渠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发行省级特种社保债券和中央政府特种债券的试点。三是关于地方政府履行对农村社保资金的监管责任的研究。学者建议，主要是建立行政监督系统，以日常监督方式为主，即将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纳入一般工作范畴，并按照本部门的工作程序、工作手段行使监督权。除了民政部门行使监督外，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都要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进行监督。

（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的效应研究

随着国家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肯定财政支持给农村社会保障带来深刻变化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辅以数据说明，对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效应进行研究，证实了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有引致效应，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余官胜等，2011；尹华北等，2011；段景辉等，2011） [17] [18] [19]。

三、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现存的问题及原因的相关探讨

（一）对地方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现存问题的探析

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中财政责任现存的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现存的主要问题有：第一，政府投入少，保障水平低；第二，各主体责任不明确，分工不明晰。这既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责任不明晰，还包括政府各部门之间责任分工不明确。第三，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有待理顺，管理水平亟须提高，缺乏完善的监督体系。第四，政策宣传不到位，致使我国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缺乏必要的了解，社会保障意识淡薄，对社会保险的参与不积极（孙亦军，2007）[20] 。

（二）对地方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于淑文等（2009）[21]认为，我国农村经济总体水平落后，即便同一省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给地方政府在对农村社保的投入与政策制定方面带来了困难。李沫等（2011）[22] 认为“分税制”的财税体系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但社会保障事权的下放并没有带来财权的下移，造成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使社会保障难以实现收支平衡。现有的激励机制在调动地方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积极性方面具有局限性。刘军强（2009）[23]认为，地方政府是具有自身利益的行为主体，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水平对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缺乏吸引力。金海和等（2010）[24]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做了规范和要求，但从总体上来看，对社会保障的立法仍处于落后状态，从而造成农村社会保障领域发生纠纷时无法可依，同时现行法律体系对地方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责任缺乏约束力。

四、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履行相关财政责任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建议

（一）资金筹措责任的政策建议

许多学者认为广开筹资渠道可以扩充资金的来源。渠道之一便是开征农村社

保障税，郭海清（2008）[25]对此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其次是创新农地制度。张守玉等（2007）[26]等提出以土地股份换保障的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模式，佟茹等（2011）[27]提出重新分配土地出让金，允许从农民土地补偿款中优先支付其应承担的社保资金。学者们还提出变现国有资产、发行社会保障长期债券（黄玉荣等，2003）发行养老保险、开征遗产税和赠予税等途径。

（二）资金监督管理与保值增值的建议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关系到参保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通过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其安全。学者们认为，第一是要建立和健全一个多主体参与的监督体系，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监督的技术性与专业性（赵红彦，2009）[28]，重视财务监督、风险监督和资质监督。第二要加强信息公开化建设，提高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的透明度，使农民有知情权（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2003）。

发达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纷纷将社会保障基金投向金融和资本市场，因此国外学者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有较多的研究。blake（1999） [29]指出，为了在有效边界组合中选择一个最恰当的组合，基金有必要将资产转换为风险较低的债券。博迪和帕普（bodie，lselie.e.papke，1992） [30]指出，养老金基金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市场上各种创新产品的出现，如不附息债券、担保投资契约。在投资组合中，一般认为，养老基金应该持有国内政府债券。近年，我国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由于信托投资公司是唯一可以同时涉足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三通式特殊金融机构，其投资渠道广泛、低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有利于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由于指数化投资具有非系统风险低、管理成本低等优点，章鸽武（2005） [31]建议我国社保基金投资于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基础上的指数基金，进行指数化投资。

五、简要评述

综观国内外学者既往的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对于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财政责任，提出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同时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分工进行了初步的探析。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多数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由于偏重于从不同理论和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揭示与发现，其研究结果对政策层面的实用价值总体不够高；较少以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定位研究不深入。因此，如何合理而清晰地界定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精确划分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财权与事权的边界，精算农村社会保障中各级地方财政应投入的具体规模，以及探讨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保基金的统筹管理、监督运营、保值增值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参考文献：

[1]陶知翔，徐茗臻.论新农村社会保障的国家责任与国家管理[j].中国市场，2007，（11）.

[2]庹国柱，王国军，朱俊生.制度建设与政府责任——中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3]马雁军，孙亚忠.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责任[j].经济经纬， 2007，（6）. [4]仇晓洁.中国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7-18.

[5]杨术.公共财政框架下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j].党政干部学刊，2007，（4）.

[6]王思斌.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9，（3）.

[7]邓智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模式[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4）.

[8]钟洪亮.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与启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9]詹伟哉，郭亚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财务模式对我国改革的启迪[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4）.

[10]毕红霞.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1.

[11]陈少晖.建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政府责任[j].福州党校学报，2008，（4）.

[12]谢东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特征与筹资机制[j].未来与发展，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