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社会学论文十篇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1

【内容提要】性别等级是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主要由男权文化不断解释与不断塑造的结果,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是探求这一原因最好的分析工具。 原初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成为家庭关系与公共关系的分野。在公共关系中，男人在自利心的驱使下渐生平等的要求，并在平等诉求下形成法律；而在家庭关系中因为亲情而使平等与公正成为多余。由于女性并未参与公共关系中的法律建设，致使性别平等既不能在公共领域中得以表达，也不能在家庭关系中得以体现。最终，法律认同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了性别等级的社会模式。而代表男权文化的法律理论也极尽“科学”之能，不断地掩盖和强化性别社会化的实质，尤以社会契约论为最。社会契约论以法律为公民同意之结果而使法律披上了公正的面纱，却因为无视女性没有成为契约主体的事实而沦为掩盖社会性别的帮凶。即便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也因为无法排除性别的先天知晓而成为法律平等与公正的神话。虽然，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但在制造并掩盖社会性别上也成了同盟军。法律与法律理论的紧密联系与有机配合终于迫使社会性别及其等级模式在法律中立的旗帜下不断地得以演绎、建构和强化。 【论文关键词】社会性别 法律建构 人际关系模式 性别歧视 社会契约 圣经上说，上帝先造了一个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胁骨制造了夏娃，因此，女人是男人天然的附属物而从属于男人。尽管世界上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但是，把女性置于男性从属的地位在不同的文明中几乎是共同的。虽然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改变了这种从属关系，也在法律文本宣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是男女两性之间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并没有完全实现。本文根据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探求了性别等级的历史起源，并揭示出法律及法律理论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如何建构和掩盖社会性别的事实，旨在引起学者从性别的角度重新考量现代法律的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 一、社会性别及其分析方法 性别与社会性别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英语用sex表示，后者英语表示为gender。性，作为生物的构成，指的是生来俱有的男女的生理区别，属自然的生物属性；社会性别是指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一种构成，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男女两性其在生理上的区别可以从生物学上获得证明。两性生殖器官的不同是两性生理区别最为明显的标志。从青春期发育开始，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区别更是日渐分明，男子有遗精，女子有经期。至性发育成熟，两性器官的不同构造更是决定了两性在性生活与生育功能上的分工与合作。女性所具有的怀孕和分娩的独特功能使女性与男性之区别迥异。两性之生理上的区别乃自然造化之结果，人类生命也因此而得以生生不息，绵远流长。 除了生理构造不同外，也有人认为男女两性在性格、智力及心理特征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一般认为，男性气质总是表现为理性的、坚强的，而女性气质总体表现为感性的、情绪的。 但是，许多女权主义学者认为，男女两性的差别从生物学上讲，并没有如此明显，或者说，这些差别不是源于生物性的出生，而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正如爱波斯坦所解释的：“……除了性和生育功能外，男女两性生物上的差别对他/她们的行为和能力几乎没有影响；甚至在早期社会化中所形成的社会性别特征，也可能被成年后的经验所改变。……社会权力的分配对男女所处不同社会状况的影响，要比他/她们与生俱来的生物差异的影响大得多。”因此，男女两性的生理上的差别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放大了，以至于生理上的差别成为了政治社会制定法律的性别标准。个中原因自然很难从生物学上去寻找。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认为，“男性”和“女性”在身体特征上只有细微差别，他们在政治化过程中才形成了不同的主体身份，这种身份通过劳动分工、个性形成、地位的分派、权力的分配不断得以强化，女性地位的非自主性只是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政治文化标志。英国学者约翰-麦克因斯也认为“男女之间的社会差异，包括他们相关的权力、地位、资源并非其自然差异的社会表达，而是父权制秩序与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相冲突的（崩溃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遗产。因此，探求性别的社会差异，“社会性别”的概念就成为我们的分析工具。 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是在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出现的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是人类组织性的活动的一种制度，它和其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起构成文化制度，将人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的活动中去。社会性别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方式，也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质言之，人的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过程。一个社会的“性/社会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换言之，“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法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存在主义女权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最直白的语言道出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最丰富的思想内容。 关于社会性别的这一分析工具，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是强调“性差异”的社会性别观（GenderasSexDifferences）。这种观点受到心理学范例的强烈影响，把社会性别定义为个人的属性，认为这种属性产生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化，或者两者之间的某些相互作用。男性的刚毅和女子的柔弱被看做是与生俱有的，而且这些特征奠定了一个人的社会性别身份、人格和自我概念的基础。但是，批评者认为，这一观点基本上把社会性别化的行为特征解释为内在的个人属性，过于倾向于生物决定论，心理学和个人主义倾向也过浓。这种思维忽视社会情况、人际间持续的相互交往以及机制性因素是如何影响社会关系的形成、界限、想象与发展的。 二是强调“地位”和角色“的社会性别观（GenderasStatusandRole）。这种分析方法在“功能主义”的“角色理论”的影响下，将“社会性别”看成是已获取的“地位”。此地位伴随着一系列特别的期望和模式化的行为“角色”。这种研究方法，性差异被用来把世界划分为男人的和女人的角色，这些角色高度地融汇进了社会价值观念、文化实践和结构体系里。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观点不能解释社会学中的“权力”、“冲突”和“变化”等概念。这种“功能主义的僵化”或“功能主义的并合”悄悄地将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合法化了，并漠视社会结构引起的冲突，而且把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永久化。其角色概念忽视了社会性别是在日常活动中、不同的场景里、相互交往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更有学者认为，角色理论倾向于把社会期望和自我描述固定化，忽略了历史的变化，过分强调共识与社会秩序，把权力结构的政治问题边缘化了。社会性别本身正像种族和阶级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个角色（虽然它同其他男女的具体角色相连），离开了具体的场景或组织场景，其概念是空洞的。 三是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别观（GenderasaSystemofRelationships）。这种研究方法借鉴社会学所强调的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将社会性别视为一个人际关系的体系，而不是个人的属性。这种研究方法把解释的重点从个人转移到结构，社会性别关系跨越种族、阶级、年龄和体制的界限，这种关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蕴藏在社会结构中，并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加以巩固。在性范畴、劳动分工、社会情况和权力与权威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塑造出不平等、不对称的性别关系。更具体地来说，绝大多数男女之间的差异产生于不同的经历、机遇以及所接触的社会网络与交互作用之力量。更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秩序，是支配与被支配、建立霸权与抵制这种做法等关系运作的场所。 四是强调过程的社会性别化观（GenderingasaProcess）。这种研究方法将社会性别重新界定为：在特定场景里通过社会的相互交往塑造成的。一旦“差异”在创造社会性别时建构起来，这种差异就被用来强化社会性别所谓的“本质”，在社会行为中进一步表现出来，并合法化地作为社会机制的一定组合。但是，也有学者批评这种方法的理论讨论，趋向于较多地注意作为交往过程的社会性别化，而较少令人信服地论证社会性别化的过程是如何具体而复杂地同社会结构相联系的。 上述几种分析方法都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性别的形成作了分析，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但是，本文作者认为，社会性别的形成是多种原因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性差异”的生物原因固然对社会性别有一定的影响，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否则，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也就具有了同一性，而社会性别的概念也就不存在独立的意义。而事实上，许多男权主义者也正是借用了所谓的生物科学的名义而不断地建构和强化社会性别的。性的“地位”或“角色”也的确对社会性别起了强化的作用。但是，当人们追问，是社会性别导致了性“地位”与性“角色”的认 同，还是性“地位”与性“角色”的认同导致了社会性别，这恐怕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对“地位”或“角色”的认同与期待本身就离不开社会性别业已形成的模式，两者构成相互作用并相互强化的力量。至于：社会性别是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还是在人际关系中被塑造成的？这应该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达，只是视角不同罢了。 我们认为，社会性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各种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男权文化不断诠释与不断塑造的结果。这种性别社会化的过程最初缘于两性的生理差别，通过意识形态的强化，将生理上的差异进行夸大从而以男权文化的性别标准对性别不断地进行界定与评判。因此，社会性别是社会体制化的结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社会性别的分析不能只依赖于其中一种分析方法。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绝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该综合借鉴每一种研究方法。孤立地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势必导致社会性别的这一分析工具失于一隅而丧失其作为分析工具的普适性价值。 社会性别的产生缘于社会的建构，这是持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理论的学者一致的观点。问题是，社会性别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而这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本文所要揭示的是，法律——在男权社会里，作为男人的工具是如何塑造了女人，又是如何奴役了女人？性别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法律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什么的角色？当然，揭示这一主题，其应用的方法自然是综合运用上述各种研究方法的结果。 法律，从实在法的角度论，倾向于反映现存的权力结构，因此，法律更多的是男权的宣言。因为“在每一个我们所知道的社会，这些义务都是由男性建构。这种安排，扭转了分配蛋糕时甲切乙选的定则。男人（有些男人）既切又选。他们非常乐于拥有这种双重特权，一方面把生命切分成各种特定的活动、权利和责任，另一方面又选择自己要拿走哪一部分。女人则被限制在男人所选剩的部分。性别差异的概念是从这种男性特权而来；男性的支配权力便包括这种分类（catgorize）、切分(apportion)、和分派(assign)的权力。”因此，尽管法律常常以中立自居，但内容却包含一性别歧视，并且也正是中立的标准才使得社会性别的结果得以在法律上正当化。法律建构社会性别的基本方法是将人分为男人与女人，并依据不同的标准将男女两性置于不同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中，以强化男权文化的社会性别模式。 需要研究的是，男人是如何利用法律表达了符合自己意愿的社会性别期望，法律又是如何成为男人特权的宣言书却又冠冕堂皇的披上了中立的外衣。这一问题切中男权文化起源之要害，也是社会性别法律建构论之关键。而上述四种研究方法任何之一种均不能独立地解释社会性别的历史起源以及法律建构社会性别的历史过程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二、法律是如何建构社会性别的 男女两性之间在体能上、生理上存在着自然差别，这是生物性因素决定的。两性生物意义上不同的生理特点决定了男女两性在某些职业分工上具有不同的适用性。原初社会的“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就与人的生理与体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男耕女织”的最初分工模式成为人类社会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雏形。由于女性主要承担了生育与抚养的职能，其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就只限定于家庭领域之中，而男子因自然体能上的优势而承担了一个家庭的最主要的经济生活职能，因此，为了生存，男子的更多的是与其他家庭的男子在一起捕鱼、打猎。男人们之间的这种原初交际关系就逐渐演变化为人类的公共社会关系。 家庭成员与公共社会的人际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英国政治学学者戴维-米勒将人际关系分为团结性社群(solidaristiccommunity)、工具性联合体(instrumentalassociation)以及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三种关系模式。家庭就是一种典型的团结性社群，其实质性的正义原则是按需分配。在工具性联合体的关系模式中，人们以功利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经济关系是这种模式的典范，其相应的正义原则是依据应得进行分配。而在公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中，在现代自由民主制条件下，政治社会的成员不但通过他们的社群和他们的工具性联合体，而且作为同等的公民相互联系，这种社会的任何正式成员都是一起确定公民地位的一组权利和职责的承担者。因此，公民身份联合体的首要分配原则是平等。不同联合模式的正义原则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举例来说，当人们作为一个社群的成员享有共同认同时，他们把他 们的生活和命运看作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把自己看作自由漂浮的个体的感受就相应地削弱了；他们的团结产生了相互之间或多或少是强有力的责任感，而这又自然而然地在按需分配这一正义观中表达了出来。与之相对，在理想类型的工具性联合体中，参与者是为了特定目标进行合作的相互陌生的个体。每一方都把他人认作只是为了互利才合作的自主的行动者，得到承认的权利只是贡献的权利，从而当对联合体的资源进行分配时的应得标准就是合适的。” 不同的关系模式适用不同的正义原则，如果将公民身份联合体平等价值引入团结性社群当中，这种表现非但不能产生正义，反倒可看作是不正义的侵入。家庭作为一种典型的团结性社群，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多的是借助于彼此的生物性情感而得以维系，亲属间的利他性伦理原则是亲情的一种自然流露，私人化、情感化是家庭的主要特征，家庭成员当中的权利与义务并不象（甚至有时不需要）法律规定的那样泾渭分明，因此，在家庭中谈论平等似乎是多余。而在工具性联合体的人际关系中，则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这种公共社会是利已主义竞争的王国，在那里谈论道德则是不现实的。因此，自利心支配下的缁珠必较滋长了权利义务观念的最初萌芽，并逐渐催生了后来建立的公民联合体关系中平等的诉求以及平等诉求下的法律。 原初社会，人际关系模式尚未发达到公民身份联合体，只存在家庭与工具性联合体两种关系模式，公民身份联合体是人们在工具性联合体的基础上进一步交往而不断进化的结果，并最终演变为现代民主政治社会。男女两性的自然分工的原初模式表明，女性的人际关系只限于家庭领域当中，而男子的人际关系则除了发生在家庭中外，还存在着一定的工具性联合体的人际关系。男人们基于工具性联合的需要逐渐建立起交往的规则，这种交往规则就是后来称之为法律的最初形态，并最终演变为现代政治社会中的法律。原初社会的这两种人际关系模式也因此为人们对性别的期望与要求奠定了一个基本的社会性别的模型，并奠定了法律进化的基本格局。由于男人们基于工具性联合的需要逐渐建立起交往的规则只是男人们之间的规则，妇女的利益则不是工具性联合体社会所要考虑的问题，或者妇女的利益是通过家庭利益的代表——男人而在法律中得以表达。因此，从一开始，法律就远离了妇女，成为男人主宰的领域。男人主宰的法律对性别的原初态度导致了男女两性分工模式的格式化处置，男女两性的原初的自然分工也就获得了法律的认同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逐渐演变为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法律划分。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从理论上最早为亚里斯多德所确立，公共领域属于政治领域，私人领域主要与家庭生活有关。公共领域属于男人的“领地”，以家庭为主的私人领域则是女人的天地。男人生活在政府、社会契约的“利维坦”中，而女性始终处于政治之外的私人领域中，只是“男权”政治的辅助，是远离权力的“厨房内阁”而已。“女人（总是）在主人的家里，在那些被作为公民领域写进社会契约的私人场所中，这些场所与男性执政的公共市民社会是分离的。”男性是私人领域的领主，代表各自的私人领域彼此进行着讨价还价。于是，“女性处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市民领域，而男性则属于具有重要意义的商贸、科学、艺术和政治的市民领域。女性只是国家支撑结构的一部分，而男性则是代表国家管理国际政治的真正公民，由于男性也是家庭中的法定主人，所以他们就可在任何一个有可能明确界定的领域有立足之地。相比之下，女性则在这些领域具有哲学权威的文本中处于被隔绝的状态。”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直接结果是，女人从一开始就基于一种自然分工而远离了公共关系，并且通过法律得以强化，并且也在男权文化不断的“科学”解释下而获得了合理性与正当性。“公共/私人两分法削弱了妇女的公民资格。它抑制可依赖的言论和源自自决的对话，因而阻碍妇女成功地参与民主生活。”于是，由男人垄断的法律，以原初两性自然分工模式为依据不断地强化、演绎和建构着男人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性别模式。 在公共领域当中，法律主体的地位平等成为公民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保障；而在家庭领域中，平等远没有亲情那么重要，利他性的伦理原则使家庭领域中的平等从一开始就退避三舍。男人和女人，统治和被统治的这种二分法“被视为自由国家良好秩序的核心。自由和平等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只能在公共领域中获取，而私人或家庭领域则必须是没有自由和不平等的，因为它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将行使对其附属物——即妻子、孩子和奴隶的统治权。”于是，男女平等也就从一开始就被男人们之间的法 律所忽视，既不能在公共领域中得到反映，也无法在家庭生活中得以实现。于是，妇女在公共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平等，至多也是男人作为妇女的代表而表现出来的男人财产利益的平等。 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在阶级社会里，法律的平等只是幻想而不是现实，因此，即使是男子之间，也因为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同而不可能完全实现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但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男子至少还有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获得自己一定的法律权利。正如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所尖锐批判的，“被征服的男性定期地通过修订契约而使自己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宪法的第十四次和和十五次修订，还有无数次的独立运动已经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男性从征服者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了。”相反，被征服的女性由于分属于各个阶级的男人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因而很难通过所谓的阶级斗争从她们的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进入民族国家的政治事务当中。因为她们的义务，只是为征服者提供家庭服务的支持。于是，法律的平等也就始终是在男人之间博弈的结果，而女人作为男人私人领域的部分成为男人的财产依附于男人，从属于男人。法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皮埃尔-勒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立法思想并非要体现人类的平等，而是一部分被挑选来对其他人实行统治的人的平等；并非要体现全体人之间的博爱，而是同等人之间的博爱，也就是等级内部的博爱。”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为今天法律所承继，并以公法与私法相对应。在公民私生活神圣不可侵犯的旗帜下，使性别歧视“因国家把妇女在家庭内的权利描述为社区或宗教权利而非个人平等或尊严问题而进一步加剧。结果，在这一语境里，宪法的保障被降低为单纯的愿望，极少得到充分适用以加强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标准。”而“常规人权法中家庭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源存在于各种叙述的汇聚点。它使亲密关系的等级秩序合法化；它隐藏在叙述性主张的避难所之中。这些主张声称，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在国家范围之外。爱和亲密关系成为把家庭单元置于‘公正以外’的边界卫士。”于是，公共领域中的平等限制在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之间，而家庭领域中的不平等却又被法律不断地复制了下来。于是国家权力通过默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而不断地建构性、建构婚姻，并对发生在家庭中的暴力长期持容忍的态度，而对公共领域中法律职业与女性的隔离现象却又借囗“中立”任其发展。 性别歧视虽然源于原初两性的自然分工，却深深地植根于男权文化之中，并被男性统治的法律不断地发挥至极并予以制度化。同时，男性统治的法律理论也不断地极尽其“科学”想象之能事，掩盖社会性别，为法律披上了性别公正与性别中立的外衣，致使社会性别得以不断的强化。 三、法律理论是如何掩盖和强化社会性别的 法律对社会性别的掩盖是以其性别中立作为其理论工具的，而其中最有名也最具有欺骗性的当属社会契约论。人之初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类活动大都基于动物之本能而自发，因此，霍布斯所说的，原初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就象“狼与狼”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残杀的动物关系，如果没有其他可资材料进行证伪的话，则可推定其一定的真实性。这种基于动物本能的活动在还没有建立起如法律一样的规则前，则只能以人类体能之力量为基础以维护人类原初之自然秩序。由于同性之间的体能总体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人人都生活于不安全和不稳定的自然状态之中。于是洛克论证道，为了防止暴力的滥用，人们只好相互订立协议，自愿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个人为维护自然法而执行的权力，转而“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而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 社会契约论认为法律起源于公民的同意，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的转让。既然法律是建立在人们自由同意的基础上，那么还有什么法律能比自己同意的规则具有公正性呢？社会契约论自产生以来，经理论家们的不断阐释，法律为社会契约之结果也就成为人们津津乐道而长久不衰之理论，并成为自由主义者在论述法律平等的政治理想时的最优理论。为此，以正义理论而著称的罗尔斯创立了“重叠共识”之理论，这种“重叠共识”是在各不相同的学说之间寻求相互重叠的共识面，这种共识是公民的“全体观点”(overallviews)，它是公民参与和支持民主政体的意志基础，也是确保民主政体得以持续稳定发 展的基本理念。如果法律是人们“重叠共识”之结果，那么，法律也就摒除了强权与暴力，平等也就成为法律中当然的应有之义。 法律规则内容的公正性依赖于法律产生程序上的公正性，于是，罗尔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更是极具天才般地设计了“无知之幕”的理论，以创造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概念。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里，首先，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阶级出身，他的天生资质和自然能力的程度，也不知道他的理智和力量等情形。其次，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特殊性，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心理特征：像讨厌冒险、乐观或悲观的气质。再次，各方也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善，或者实验室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水平。他们只知道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他们理解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原则，知道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人的心理学法则。在这种“无知之幕”下，各方不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讨价还价的基础。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他的天赋，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够修改原则以适合他自己的利益。 自然法学派的学者在论述平等的政治理想时精心虚构了社会契约和无知之幕能够缔结平等、创造公正的神话。而事实上，这些理论只是说明了男人彼此之间的地位平等的最初法律诉求，却不能证明男女两性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相反，社会契约论的结果反而制造了性别等级并导致了性别歧视。或者说，这些理论恰恰掩盖了社会性别而使法律获得了中立的神话般的地位。正如女权主义学者所批判的：“传统契约理论家们是如何起步于以下前提——使任何诉诸自然的政治权利的主张变为非法，进而将男女之间的差异构筑为天赋自由与天赋屈从之间的差异。”法律造就了社会性别，又掩盖了社会性别，法律理论欺骗了女性却又使女性相信了它的“公正”性，以致于女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役地位与法律及其法律理论有什么联系。 社会契约论所得意的法律的“公正性”其实只不过是指法律产生程序的“公正”性，或者说社会契约论所追求的公正只是通过程序公正的设计来获取。而这一貌视“公正”的程序在原初社会之际却由于剥夺了女性的参与而使得其“公正”的适用只局限于男性内部，占人囗一大半的女性则被无情地抛弃了。 社会契约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原初社会，人们自愿将部分执行的权力交给“国家”乃是基于对暴力抵抗力量大致相当的事实而采取的妥协。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揭示两性等级制度确立的原因时就指出，两种类别的人在一起时，每一种类别都想把他的主权强加给对方。如果两种类别的人都有能够抵制这种强求，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时面敌对时而和睦、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但是，女人由于怀孕、分娩和月经等自然生理的原因而削弱了劳动能力，以致于生存的需要而使女人完全依附于男人，于是男人攫取支配女人的资源。因此，男人对女人天生的生物体能上的优势决定了男人不可能主动地自愿地将其原初体能所衍生的优势拱手相让给女人而与之平等相处。事实上是，男人之间通过契约的形式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将女人排除在了考虑之外，并单方面地以他们主宰的法律建构起其理想的性别模式。而这，正是社会契约论所掩盖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 正因为，社会契约是男人基于彼此暴力抵抗力量大致相当的现实而妥协的结果，因此，社会契约的主体始终是男人，而女人则游离于契约之外，或者说只可以成为契约的内容，作为男人讨价还价的牺牲品。对此，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所尖锐地批判道：“女性和另外一些被征服的人是不能够与人商谈神话式的社会契约的，因为他们不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在公民和权利的模糊关系状态下，他们被带进这个契约。”卡洛尔-皮特曼的研究也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性别契约在历史上并不是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契约而是男人之间的契约，这些男人是有远大前程的丈夫及父亲、兄弟、或是女人的保护者。这个女人并不是其中一方，契约保证的是丈夫排它性地对她的性权的获得。契约的思想是宣布性权利——一个女人在其中是交换对象，而不是契约方的契约——这种性权利早于任何社会契约概念，并继续成为女性在市民社会中获得地位的一个障碍。”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交往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人们各自的意愿，而是来自人们的“商谈”所导致的结论，因为“商谈”有着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平等、宽容、和平、民主自由等普遍伦理的精神资源，所以它能形成体现公正“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安排”。不过哈贝马斯也注意到这种“商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一切参加者在论辩中都必须拥有参与对话的平等机会；任何人都有开始论辩、不受时间限制地进 行论辩并延伸至所有前观点的平等机会。其次，参加者必须拥有平等的批判机会。最后，还必须有表达其“观点、感觉和意图”的平等。但这三个条件在社会契约中，由于女性的预先被排除，“商谈”的结果对女性而言就不可能有公正可言。也正因为在法律建立之初，女性没有参与到法律建设中去，因而在法律文本中没有留下自己的声音，因而也就不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男性因为是法律之最初的建设者而自始自终成为法律之主体。于是，女性被置换成了法律的客体，并作为男性监护的对象而存在。于是，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下，女人整体上相对于男人而存在，处于他者、次要者和客体（theobject）的地位. 其实，洛克之后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也看到了，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命运的财产而制定社会契约的“个人”就是家庭中的男性首脑。“女性”只是安全地处在政治之外的私人领域中，而男性生活在政府、社会契约式的“利维坦”和共同意志中。即使是美国人权法案提及的“人”也是指法案的设计者：“惟有家庭中的男性首脑，他们中的任何人无疑都代表了那些创建自己的家族管辖领域者的利益。”由于妇女在“客体”的历史背景作用下，女性在法律的建设中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因此，在法律的“重叠共识”中女性也就很难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法律更多的是男人参与的竞技项目并在竞技的基础上达成的权力交易。“契约论的自由主义者将女性从市民社会的创始神话中排除出去，植入了民主概念，而这种民主正是以承认性别奴役（有时是人种）为条件的。” 社会契约论关注的只是契约的形式却忽视了或者是有意掩盖了契约的“前过程”。契约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就是男人的性别等级观念，虽然，按照契约论之理想，契约转让的只是执行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则予以了保留，但其结果也只是保留了男人的基本权利，而女性的基本权利则遭到了漠视，任由代表男人利益的法律以所谓的公共利益予以践踏。最终，社会契约论在法律获得表面公正的同时，却制造了社会性别的等级模式并且巧妙地加以了掩饰。当我们把研究的视角触及到社会契约的“前过程”时，我们发现，这与本文前面所分析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原初模式并不矛盾，只不过，社会契约论有意掩盖罢了。于是推而论之，社会契约论倒是很好地解释了性别不平等的最初起源以及性别等级与法律的高度同构性。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虽然不失为避免法律兑化成强权者意志而开出的一剂良方，但在处置性别问题时却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因为，虽然，“无知之幕”可以假定每个人不知道他的社会地位，却无法假定每个人都不知道他的生理性别。因此，即使女性有机会参与“无知之幕”下的“重叠共识”，也由于男女两性的自然性别的先天知晓而使这一“无知之幕”被戳穿而没有意义。于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的最大价值只在于男性之间分配权力时防止专权，但在两性权利的分配上却轻而易举地将男人的意志强加于女性身上，并使女性轻易地接受了这一程序设计下的性别等级。于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也象他的“重叠共识”理论一样在性别平等面前沦为“乌托邦”的政治神话而仅仅为学术天才般的臆造，或者说，成为男人说服妇女屈从男性法律的绝妙论证，并且还使法律披上了公正的袈裟，法律也就更容易被许多男性标榜为中立的代言人或者说是正义的化身。 自然法学所主张的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等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但是，民主政治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只不过是一种程序化的方案设计。民主政治将“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奉为决策的方法，“那些能够支配公众意见的观念也能影响立法和政府行为，因此，也就能决定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活动范围和程度。”如此一来，起初作为限制独裁权力的一种手段的民主政治却兑变为新的独裁权力的基础。“任何政策或新的立法都可以借助对大众意愿的体现而取得合理性，而无论它是否破坏了少数人的权利或干涉了个人自由。人民主权论学说鼓励多数派去相信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性别等级制度也正是在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下被堂而皇之被予以了正当化，并将男人对女人的独裁与专制予以了掩盖。正如对民主政治始终抱有怀疑的哈耶克警告道：“民主政治带给自由的威胁有时比独裁政府所带来的威胁更大。”观之性别问题，哈耶克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 与自然法学相反，法律实证主义则试图将价值考量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法律实证主义试图剔除法理学的道德成分，声称“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法理学科学（或者简略地说‘法理学’），与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有关，或者，与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法有关，而不管这些法是好的，或者坏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正义就是合法性(legality),亦即服从国家所制定的规则。正如奥斯汀所主张的：“不论道德规则是从何处出现的，不论我们心中所形成的善德或邪恶是基于何种标准，我们自己行为的正确与错误，最终在于是否符合某种法律规定的行为方式。”法律实证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法律规则中心主义，“法律规则中心主义以其貌视科学的外表，力图使我们认为它是中立的，从而掩饰了法律意识形态的作用。由此，法律规则中心主义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在我们的社会中，法律是男权主义的权力制度，它作为一种与等级制和阶级特权紧密联系的社会控制手段以及传播知识的重要渠道而起着作用。” 法律实证主义强调合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试图阻止人们对法律是否正义进行反思，客观上削减了女性对含有性别等级的法律进行批判的能力，并为女性屈从男人制定的法律在理论上提供了支配的工具。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的强制性与命令性的特征，将强权与意志纳入了法律之内，使法律对性别等级的社会性别模式进一步凝固化。因此，虽然，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且不可调和，但在制造社会性别这一点上却最终达成了联合，并成为了掩盖社会性别的同盟军。法律与法律理论的紧密联系与有机配合终于迫使社会性别及其等级模式在法律中立的旗帜下不断地得以演绎、建构和强化。 【作者介绍】苏州大学生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注释与 ，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郭夏娟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3、7、12页。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郭夏娟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108页。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郭夏娟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34页。 C.罗马尼《国家责任私人化：女权主义对国际人权法中公/私区分的批判》，载[加]丽贝卡-J-库克编著、黄列译《妇女的人权——国家和国际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8页。 [澳]马格利特-桑顿《不和谐与不信任——法律职业中的女性》，信春鹰、王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34页。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郭夏娟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108页。 参见[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郭夏娟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108页。 [法]皮埃尔-勒鲁著《论平等》，王允道、肖厚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130页。 S.候塞因著《家庭里的平等：南亚妇女的权利和人身法》，[加]丽贝卡-J-库克编著、黄列译《妇女的人权——国家和国际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525页。 C.罗马尼《国家责任私人化：女权主义对国际人权法中公/私区分的批判》，[加]丽贝卡-J-库克编著、黄列译《妇女的人权——国家和国际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8-109页。 参见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95、96页。 [英]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2月第1版，第78页。 参见万俊人著《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建构——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读解》，载［美］约翰-罗尔斯著《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84页。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136－141页。 转引自C.罗马尼《国家责任私人化：女权主义对国际人权法中公/私区分的批判》，[加]丽贝卡-J-库克编著、黄列译《妇女的人权——国家和国际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6页。 参见[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第一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69至72页。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郭夏娟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108页。 转引注[澳]马格利特-桑顿《不和谐与不信任——法律职业中的女性》，信春鹰、王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18-19页。 参见[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译者序，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郭夏娟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13页。 参见[德]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67页。 参见[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第一卷），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2至15页。 参见[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7页。 参考[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郭夏娟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7页。 参见[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7页。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郭夏娟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20页。 参见[英]安德鲁-甘布尔著《自由的铁笼——哈耶克 传》，王晓冬、朱之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116页。 [英]安德鲁-甘布尔著《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王晓冬、朱之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96页。 [英]安德鲁-甘布尔著《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王晓冬、朱之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118页。 [英]安德鲁-甘布尔著《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王晓冬、朱之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116页。 参见[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16页。 [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和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5页。 [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47页。 参见[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17页。 [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94页。 [澳]马格利特-桑顿《不和谐与不信任——法律职业中的女性》，信春鹰、王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93页。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词: 性别 性别教育 研究进展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1]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2]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3]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4]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入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她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入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入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入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四、结语

首先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教育研究的成果虽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但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具体研究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关于性别教育专门的本土化研究很少,大多是借鉴国外性别教育的理论和模式,以至于在实践层面上大打折扣。其次,性别教育研究的实际价值匮乏,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严重,许多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再次,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视角观点都比较局限,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国外性别教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很少有创新视角来重新认识性别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也过于狭隘,往往走向一个模式或一个理念的极端。最后,在性别平等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的对象是学校教育中的学生,或是入学过程中的性别比例差异,这一差异的缩小是必然趋势,而很少有学者关注到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性别差异。且性别平等研究中数量差异较多,然而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隐性差异,以及其观念、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具体原因剖析深入不够,提出的建议对策可操作性不强,过于泛化,且很多都缺乏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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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社会学论文篇3

论文摘要：社会性别理论让人们从社会意义方面重新认识性别，而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有助于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鉴于学校教育与性别文化建构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针对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提出了在文学与文化教学中培养与形成大学生社会性别观念的途径。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一说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采用英语语言学范畴中的词汇“gen-der”，表示性别的社会构成，标示受后天习得的性别规范和行为，以区别于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生理性别”(sex)。后者所指的自然的性别差异，已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本质主义的性别刻板模式，其不良后果“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性别分工，它的宿命性质使得性别身份具有某种神秘的(尤其对女性而言)悲剧色彩，像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永世不得翻身的自然基础”

这种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中西方的文化观念里均有根源，并随着各自的文化经典著作和思想的传播，深深地浸染于人们的传统思维里。被基督教社会奉为经典的《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其中的《旧约·创世纪》里说，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夏娃，是上帝为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帮手，用男人亚当的肋骨造成的，她不仅是为男人而造的，并且应当依附于男人；后来因偷吃了禁果，并且诱惑亚当一起犯下原罪。因此，女人成为人类堕落的根源，从而由上帝安排，承受生育之苦的处罚和通过繁衍后代得到救赎。

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wWW.lw881.com古代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而从古至今，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也是根深蒂固。这些腐朽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多多少少还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性别观念。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对性别歧视在文化观念中进行了追根溯源，对性别作出了社会因素考究，其理论来源和结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造成的。它明确指出，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在角色、态度、价值、关系等方面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观念所影响，这种观念往往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遭到歧视，并影响妇女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性别的提出，让人们重新认识性别，即对性别有一个社会意义方面的新观念，从而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

二、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作用

在当下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和秩序的优化进程中，妇女问题与环保、人权、贫困、能源等问题是同处在一个层面上。社会性别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推进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法。社会性别视角的目标是推进性别平等，在当前妇女处于弱势情况下，它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另一方面，它也反思男性在社会活动中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从政策上和行动上推进性别平等，促使妇女参与决策，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民主化、多元化的现代意识。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两性的关系，关注的是妇女和社会的关系”，超越了孤立的女性问题。利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具体问题，其角度就会更广泛，其批判力量更具针对性。而在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充分运用这个视角，不仅能引导青年男女学生培养健康的性别观念，全面发展他们的个体生命，而且，还能加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以平等待人、尊重差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社会问题的积极而向善的人生观。

三、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

首先，从学生们自小就接触的经典童话故事来看，其中受褒扬的女性多为美貌善良、谦虚温顺、乐于牺牲自我的形象。如灰姑娘是因为被打扮得美丽耀眼而受到王子的追寻，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默默地等待王子的拯救，美人鱼为了爱王子而不惜失掉自己的声音和生命，等等。这样的传统阅读文本让男生女生们形成一种看法，女性要等着男性来唤醒，而男性可以主宰世界并拯救女性。在学生们的性别基本感觉里，男孩是力量型的，是救助者；女孩是柔弱的被救助对象。在教科书等阅读材料方面，有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含有不少性别偏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省略、忽视、刻板化和歪曲等方面。很少涉及女性的人生、理想、事业等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学生长期在具有性别偏见的教材影响下，又缺乏教师平等的性别观念引导，很容易在意识观念里忽视女作家和有丰富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把自己置身于趋于单一性别的一片“男色”的天空下，对于自身和他人特别是异性的价值评判和存在状态就很难形成两性双向参照的考虑角度。

其次，教师的性别刻板观念也是制约学生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副作用之一。在幼儿园里的角色扮演游戏中，老师通常会给男孩子扮演警察、医生等强有力和救助的主体，而多让女孩子扮演被伤害者或护士等被救助的或起辅助作用的人物，却很少让他们互换角色。史静寰评论说，“成人是在无意识当中扼杀了孩子这种反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尝试的愿望，硬把它纳人到传统性别规范中去。”这种误导一直延续到大学。有一部分大学教师仍持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如认为女生比男生更适合学语言，因此鼓励女孩把英语、汉语等当作职业目标来学，以便将来做老师、秘书或译员等；而鼓励男生把语言当作工具来学，为将来做管理者、医生或律师等打基础。体现在教学上，教师会无意识地对女生的语言学习要求比男生更高更严，从而间接地造成性别因素对学科教育的影响。这样，学生从小到大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内化了的单性传统性别观念。

四、社会性别观念的培养与形成途径

(一)学习和理解社会性别理论。要求教师在讲授这一来自西方的性别理论时，一方面要指出其指导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疆域里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能排除对舶来理论的陌生感，同时对该理论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比如说，该理论的普范性观点在于：“揭示了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我们看到的男和女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一种社会上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和本土化需要来向学生引进这一先进的理念。应注意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来讲，好让学生对理论减少了隔膜感，而与现实更为贴近。

(二)改变教师刻板的性别观。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的教师很容易表现出不尊重性别差异的不公正性别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性别教育进行培训。如在师范院校和其他教学法培训课程中安排有关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提高教师社会性别知识和能力，锻炼其洞察教学中性别偏见问题的敏感性，从而使教师有能力对教科书中带有性别偏见的内容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对教材在性别观念方面滞后于时展等欠缺作出弥补，引领先进的性别观，确保学生受到健康良好的性别观念的影响。另外，还应鼓励教师选用消除性别偏见或编写体现两性平等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教材。

(三)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解读文本。在教学中引进性别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无疑是让学生获得一个以全新的性别观念重读文学经典和文化现象的科学分析视角。一方面，应该引导学生重新解析被埋没、被压抑、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还从社会性别角度揭示男权思想对两性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反思男权中心意识主导下的文本评价尺度，从而还原一个消除性别偏见、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文学历史天地。

(四)以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而不光是被动地接纳概念知识的传授。可以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所得的数据、影音材料，或者让学生亲自到课堂外面去观察并记录生活中的现象等方式，让其接触和目睹真实的现实。

(五)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既然社会性别理论矛头直指社会性别本质论对人性的强制性规约，那么受性别本质论僵化的文化角色就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要引导学生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共同关爱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不仅解构和反思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而且要分析男性在社会性别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而遭遇的巨大压力，从而指导男性和女性，从种种荒谬的、陈腐的、褊狭的旧性别观的误区中解放出来，达到两性共同发展自我和创造世界的和谐合作境界。

参考文献：

[1]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4

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女性争取自身平等到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最后从争取权力的社会运动转向理论建构，产生了当代多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本文以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与建构主义的相同的本体论为研究基础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种理论在对权力，身份和性别研究的差异以及构建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的互补性。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以构成性别要素的社会建构和权力为对象，主张打破男女主从关系，重新塑造女性社会性别和地位，为女性重新回归国际政治打下基础。

【关键词】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建构主义

一、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

1987年，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著作《女性主义和方法论:社会科学问题》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依据认识论分为三大派:经验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其中立场认识论指出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我们对于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有着不同的认知，社会由等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构成。而个人在社会位置的不同则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认知，角色以及活动。立场认识论支持女性主义经验论的观点，认为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导致了社会偏见的产生，女性要么屈从于男性的世界中，放弃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要么屈从于男性这个特定阶层下成为二等公民，变为社会秩序中的另类。由此男性与女性成为从属关系，这成为男性压迫女性的根本方式。在私有制出现后，男性仍不满足居于人类繁衍的从属地位，以科学的名义“证明”人类在男性中已经成形，只是在女性的体内哺育长大，世界许多民族流行的“产翁制”便是典型的例子。瓦西列夫《情爱论》中剖析了“产翁制”的实质，这种习俗赋予男性的主宰权力以更大的说服力，使人们相信男人不仅能支配生命，而且能创造生命。它其实只是在确立父权制方面起重要的社会心理作用。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育主导权等都取得主导权后，社会偏差不断扩大，女性也离国际政治舞台愈发遥远。女性主义经验论学者认为坚持规范和秩序，提高女性的观念才能消除社会偏见，也因此支持女性参与政治，科学研究工作。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应结合女性的经验和从女性的日常生活为立场，提高女性的观念，纠正社会偏见，打破男女从属关系重新建构社会结构。

在当前男性主导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情况下，国际政治的制度和规范都受到男性气质和世界观的影响，倾向于国际冲突。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女性的权力应该被赋予，女性也应该重新规划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参与养育，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也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是否缺席，成为国际冲突能否改善的重要因素。第一，女性的入席会打破单一的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第二，女性作为养育者的价值能够得到重视，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于和平处理。

二、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建构主义

(一)本体论的认同。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有着共同的本体论认同基础，这是两者对话的基础。一是两者都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的基础，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物质因素通过观念而生效。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探寻世界的本质或本源。在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学说更多的是一种思索国家本体地位的方法，它以本体论为基点，质疑已经存在的国关概念，如:国家，无政府状态，权力等等。与以经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它更主张以哲学的理念研究国际政治，主张人性的回归来释放政治的本质。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另一群体，必须回归政治;从女性的观念出发，打破从属制的观念，强调以人为本的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会使国际体系发生变化。二是两者均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性。个人构成了群体，进而组成国家。个人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国家间的互动则形成了国家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构都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前者描述世界是逐渐建构的，后者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性别是核心概念，由社会建构而成。波伏娃《第二性》中就解释了社会性别中的等级关系是不平等的，女性的等级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社会和男性观念下形成的制度促成的。女性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被从属于男性权威，造成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建构主义的社会性质强调施动者对结构的形成作用以及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施动者如果没有互动就没有交集，也不会产生结构。但一旦互动，双方会产生观念，所产生的观念将会决定施动者的行为和身份。同时，施动者的身份也只会在该结构建构中完成，这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不谋而合。例如，包税人能成为包税人只有在政府许可，农民既定，包税制这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也才能实施他作为包税人身份的行动。

(二)权力的认同。共同的本体论认同，使两者的研究都关注于一些概念，例如:权力，身份，制度，利益等。但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迥然不同。两者对权力虽都以本体论为基础，但是建构主义学者并不将权力作为研究的中心，而是将其过渡为对身份的研究，简单地划定为物质资源或是国家制度:在国外是物质资源，在国内是合法的权力，国家的制度。温特从建构角度而非因果角度考虑权力，认为只有在利益使权力具有意义的情况下，权力才能够解释所要解释的现象。人类得到权力是因为要实现志向和希望，要消除恐惧。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正是人类的希望，志向和恐惧，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由此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得出利益和身份是由存在于体系中的观念分配和物质力量构成。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它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女性主义学者将权力视为社会结构，因为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同时女性也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两者的研究中心不在一处，前者侧重于权力建构的身份，后者侧重于权力本身。立场认识论学者很少强调身份是作为解释变量，而是身份的识别过程。身份的形成引起了性别权力，性别是结构性的充斥在实践和话语中。因此，重要的不是道义上宣称“对女性好点”而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宣称:权力是什么和权力如何运作?忽视性别，建构主义学者会错过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权力意义和利益的内容绝大程度上是由观念所决定的，而男女观念的迥异会造成权力意义和利益内容的变化。

(三)性别的认同。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主从关系的一部分，建构主义学者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权力现象。性别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它作为权力分配的一种，充斥于社会建构的国际世界和国际政治中。同时带有社会文化建构烙印的性别钳制住了女性角色和一些工作岗位，例如:护士，幼教等，越来越多的人以性别去衡量事物，造成了男性与女性上下不对等的从属关系。这样的关系属于垂直型:上层，即男性一方拥有权力，具有话语权;下层，即女性一方无权，没有话语权。权力和性别都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权力和性别都能够被塑造，是能动的，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中处于社会文化中性别，即社会性别，会导致权力分配的失衡。男性代表权力和政治力量，而女性则被边缘化。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在研究女性受压迫，不平等的关系和国际政治缺席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女性自身追求和平和养育文化的理念，是解决当今国际冲突的良药。女性越是能进入权力政治的中心越是能减少国际冲突时武力和战争的发生，性别的平等既限制了国际谈判时冲突的激增也减少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性别权力的增加无疑对国际政治冲突的缓解有着重要作用。

三、结语

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为研究中心，认为性别由社会建构和权力构成，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而建构主义则以身份为研究中心，重视观念而弱物质轻权力。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他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们也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共同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前者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性别的重要意义;后者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身份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从建构视角提出以性别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理论，以建构主义主张的观念和身份出发，在社会互动中打破旧的男女主从关系体制，建立新的女性形象和社会地位。女性的权力应被赋予，让其重新涉足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参与不仅会削减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同时女性的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向于和平处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融合性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看待世界。

【参考文献】

［1］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国际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5

 

进人20世纪90年代之后，裹挟在跨国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浪潮中，“女性主义”更致密地与自由主义等理论潮流汇合在一起，借助最初由各种海外基金会支持而萌生的各类民间NGO处理——这一选择甚至也影响到了中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妇联”，促动其开始自觉地“社会组织”化。在这一过程中，“性别”被再度“政治化”，其实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对市场崛起、国家退场后所遗留下来的社会治理权力的建构，从而与深植于“国家一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中的异域色彩十足的“公民社会”形成了富有争议性的共谋性关系。

 

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如何理解最近三十年中国性别政治的演进脉络，特别是以社会发展进程为参照，来讨论其所自觉不自觉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及由此产生的经验与教训，显然已经不仅仅关乎性别研究本身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于“性别政治”作为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遥相呼应的“认同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结社”运动的一部分，深刻地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建构，因此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性别政治”其实关涉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一、“女性主义”话语的崛起与两个“三十年”的断裂

 

作为两个“三十年”转折的重要产物也是积极的推动者，“女性主义”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兴起显然与“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意识”息息相关:激进的极“左”政治思潮被清算，“新启蒙主义”浮出历史地表，“人性”、“人道主义”话语日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在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现代化”时代号角下，“去政治”地重返日常生活成为大势所趋;知识精英重返社会舞台，西学东渐再次形成潮流，构成了当时的学界想象“现代化”的主要理论资源，学院的知识生产体制也逐渐成形。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在“新时期”中国的出场一开始就自觉地以“社会变革和变革社会”双重变奏作为自我角色定位，由此形成了不同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逻辑起点.“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介人，却迥异于非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以男女平等，而是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为开端。其直接的对话对象，无疑是建构在阶级论基础上的、否认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在这里,“性别差异”显然不仅仅是指向“自然性”层面，同时还因为被赋予了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的反思内涵而获得了丰盈的“政治性”内涵，而后者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正是通过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中国指认为是压抑人性的极权社会并强烈希望与之有效切割，“人性”等看似“自然性”的范畴作为支撑“天赋人权”这一自由主义话语核心的逻辑前提，才会在报复性补偿的意义上，获得某种历史正当性;而“性别差异”作为描述“自然人性”的重要范畴，也才能作为对社会主义中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实践的一种反思，甚至替代资源，“天然”地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成为重构“新时期”女性主体的最直接的资源。基于这样的前提，关于“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起源的讨论，显然就不能仅仅放置在妇女问题本身的脉络中，而更需要搁置在两个“三十年”的“断裂”以及由此形成的“阶级政治”向“身份政治”转化的社会思潮嬗变中来进行。

 

正是从这样的“性别差异”合法性建构出发，才能理解为何今天看起来暧昧不清因而也饱受诟病的“女性意识”会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得以崛起的重要概念依据。在新时期中国最早的妇女研究论文《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中，作为“女性意识”先声的“妇女意识”概念缘何能脱颖而出，首先值得关注。该文将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运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妇女意识”，看作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女权主义得以从黑人民权运动分离出来的关键所在，认为妇女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运动，离不开“妇女意识”的提升与引领，由此得出的结论：“妇女研究围绕的一个中心观念是‘妇女意识’，妇女文学的批评标准也还是‘妇女意识’”。

 

应该注意到，“妇女意识”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在新时期中国出现，首先与经由“翻译”而实现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理论旅行直接相关，80年代初期中国主动走向“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情境所带来的自觉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的比附效应，显然赋予了这种理论植入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其次，“妇女意识”这一文学色彩十足的术语之所以得到了格外彰显，显然与“文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扮演了女性主义思潮引领者的事实有关，也与80年代初期知识者尤其是文学创作者凭借着对“新启蒙”运动的塑造与推动重返社会舞台中央位置直接相联,因而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更多停留在审美意义上，这无疑是“妇女意识”格外受到关注的重要契机。

 

然而，更为重要的，显然还是因为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妇女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植根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文化的当代美国女权运动对黑人民权运动之于性别平等问题忽视的不满与反抗，而这一隐含着的逻辑，才正是强调要将女性问题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中分离出来的中国研究者所格外关注的，李小江就曾直言不讳:“妇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分离——这是当代中国女性理性自醒和妇女运动有可能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前提正是立足于知识精英女性的立场，将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归结为类似贾格(AlisonM.Jaggar)所批评的“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常常可能在结果上保证了而不是消灭了男女不平等”的情形，从反思“男女平等”的缺陷、同时期盼“性别差异”前提下的“性别公正”出发，女性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最初的任务之一是在妇女中重新唤起被社会主义的国家妇女解放所忽视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呼吁妇女的群体意识应该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无意识中得到提升”。而从“妇女意识”銳变为“女性意识”，这一概念表述的转换，更明确地标示出在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体系中，对妇女问题的把握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实践中逐渐脱离出来、还原为一种以女性自觉为标志的文化政治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以“女性意识”为基础，女性“主体”理论开始浮出水面，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主要的理论支撑。要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讨论女性“主体”理论的兴起，首先当然应该关注到其与当时在中国盛行一时的“主体性”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挟带着清晰的“新启蒙”意图，李泽厚所倡导的“主体性”理论©以“实践”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类主体”与康德哲学的“先验主体”进行了整合，但是，由此呼唤出来的历史“主体”却是一个优于总体/社会的以现代“文明人”为角色旨归的“个体”。这一“个体”概念，明显区别于社会主义时期以“人民”为核心的历史主体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后社会主义”时代从政治动员型社会向市民消费型社会的过渡所产生的对于“人”新的想象与形塑要求：“从革命、乌托邦、大叙事回到一种过日子的常态，回到常态所需要的稳定的形式和范畴。它是要回到一个想象的市民阶层主体性的道德原点，再由这个原点推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在“以‘个体’为核心的”主体理论崛起的背后，可以感觉到一种“告别革命”激情、回归日常生活的个人化的价值指向正以“现代化”的名义蕴藏其中。

 

女性主体理论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这一理论转向的成果，同时，又通过叠加进“性别”维度，使主体的构成情形更为复杂;当然，这种“叠加”最初也是通过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思潮的借鉴得以实现的。裹挟在80年代中期风靡中国学界的存在主义思潮中，1986年被译介进来的《第二性——女人》较早为中国女性主义呈现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另类途径。在该书中，波伏瓦批评了女性被男权社会边缘化和他者化的情况：“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男人是主宰，女人则是另外的一种性别而已”，指出，按照“存在主义的定义”，“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尽管在此版本的翻译中，用以描述男性中心地位的“subject”并没有被译成“主体，而是被译成了“主宰”，然而，并不妨碍据此反观出女性在两性结构中作为次生的、附属的“第二性”的存在位置，以及希冀通过颠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结构来探索女性主体建构可能性的强烈诉求。这一立足于两性结构内部的女性主体建构方式，更强调反抗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女性“个体”的独立自主性。而这一点，显然是与从“性别差异”、“女性意识”一路走来的中国女性主义有着高度的契合性的，也是对后者诉求更为明晰的概念表述。

 

可以以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女性文学”为场域来印证这一点。通常我们将是否体现了女性主体性追求作为评判“女性文学”的主要标准。这里所谓的“女性主体”，一般被归结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综合，是一种类似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主体定义。在这样的定义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的自我经验及对世界的感知已经成为主体建构的主要路径，因而主体的诞生更多体现为“向内转”的封闭式的过程，沦为游离于主流历史之外同时却又与之具有对抗性的孤立存在。由此，女性主体理论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对特定的历史情境的一种回应，它相当忠实地反映出了在后革命的时代“个体”想要挣脱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框架喷薄而出的企图;另一方面，在逻辑架构上所出现的历史经验与个体经验割裂的问题，无疑又使得女性主体理论因为存在着“去历史化”的本质主义倾向而面临着被拋出社会历史运行框架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悖论结构中，也就不奇怪，为何反对本质主义、强调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gender)学说会逐渐替代女性主体理论，成为90年代(特别是1994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的中国大陆学界一股新兴思潮。应该说，在强调从性别差异出发来寻求性别公正的总体逻辑框架内，社会性别学说与女性主体理论并无本质区别，但另一方面，明显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社会性别学说开始质疑女性主体理论“以自然化的女性为基础来建构当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路，认为“脱离了对女性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考察，脱离了对女性所处的家庭、家族、社会关系的了解，我们是无法阐释和揭示置女性于从属地位的历史过程以及权力运作场所的。把女人的特点自然化也会掩盖形成那些特点的女人不同于男人的社会地位和经历”。⑬正是企图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女性本质主义倾向进行某种区分，社会性别理论又开始与女性主体理论进行切割:通过将女性主体理论指认为是20世纪之前的启蒙运动之于人“本质化”理解的直接产物，社会性别学说的倡导者相当直观地表达了对启蒙运动所塑造的“人”的不满与颠覆，并借此确立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20世纪女性主义代言人的身份;通过强调后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于性别意识建构的巨大作用，社会性别学说成功地将性别不平等的起源由两性的自然差异转移到了两性的社会差异上，但值得反思的是，它并不因此导向对产生性别不平等的总体性社会制度的批判，而是落脚在“社会性别制度”这一中介物上，从而事实上将诸如阶级、种族等多重社会差异导致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简单化为一种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似乎只要改变了性别权力关系，就能实现性别公正。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对产生性别不平等的真正的社会根源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

 

20世纪90年代之后激进革命色彩逐渐褪去的当代中国语境显然与这样具有改良色彩的社会性别理论不无契合之处——有关“feminism”到底是翻译成“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之争以及“女性主义”终于战胜“女权主义”成为最终译名的过程，分明指示出，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女性阶层对妇女问题的把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现实政治权力的争夺无涉，而更多异化为一种温和、然而也是无力的文化政治。正如有研究者所批评的.“Gender概念的出现与理论的发展在西方有两个重要的基础: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以及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积累(比如心理学的发展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当然也包括运动与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对话以及女性主义内部各流派之间的传承与争论。可是这两个基础在中国都是欠缺的，这种欠缺注定gender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会有不一样的境遇。”尽管论者撇去了中外不同语境差异的简单比附思路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其所发现的围绕着“gender”在当代中国“在地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孤立化、碎片化以及去语境化等一系列问题，却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

 

如果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逻辑为参照，可以说，80年代之后，以“女性意识”为基础演绎、变化而建立起来的女性/性别学说，显然与之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通过将妇女问题纳入到“阶级革命”和“公共劳动”的框架中，借助于国家主义式的预来消除“自然性别”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妇女解放;而后者以建筑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女性意识”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主体的建构，来寻求“性别公正”的可能。前者始终对应了中国革命一社会主义传统对于被压迫阶级整合的需要，通过把特殊的妇女问题吸纳进普遍性的“阶级翻身”的框架，试图形成“人民话语”以及“人民”这一被压迫阶级的共同体，以建构具有反抗有效性的弱者的政治;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后社会主义”所可能产生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原子化个人身份认同的焦虑，企图通过类似于“性别”这样的差异政治资源来重构社会族群，以填补“阶级”退场后留下的共同体空缺。前者以推动底层妇女进入历史实践主体位置为出发点，而后者，显然更强调“妇女”，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作为文化上被压抑的群体其诉求的正当性。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性别教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动下，西方高等教育界迅速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女性学或社会性别学。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社会生活各方面开始与国际接轨。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后，西方女性主义各种思潮、“女性学”或“女性与社会性别学”、“性别化的人生”等之类的新学科被迅速传播、介绍到中国。很快，相同的学科也开始在中国一些大学里开设。2005年，由笔者主持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设了“女性与社会性别学”全校选修课，尝试进行了一种新的、科学的、先进的性别教育。何谓“社会性别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性别的学科。那么，又何谓“性别”?从字面来看，就是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及其表现。有人会说，这难道还需要绞尽脑汁去研究?一看生殖器不就明白是男还是女了吗!是的，男人与女人生理上的差异从外生殖器上看一目了然。然而，男人与女人在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行为规范、心理气质等方面的差异恐怕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尤其是后者这种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与生理差异是什么关系?怎么看待和评价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对女性造成了怎样的后果?男人与女人到底怎样相处才是既和谐又文明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们平时很少思考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上课时，学生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回答。

(1)你认为男女大学生各适合学什么专业?

(2)写出你在恋爱时，对未来配偶的希望，希望他或她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三种品质，按顺序排列。

根据收上来的答卷总结分析，关于第一个问题，大部分学生认为：男大学生适合学习理工科类，诸如数学、物理、机械工程、建筑、地质等，以及文科方面偏重理论的哲学、经济学等；女大学生则适合学习文艺类，诸如语言、文学、表演、教育、服装设计等。大部分学生的回答反映了“好象男女学生有某种固定偏好”这个看法，只有极个别的学生回答说“凭个人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关于第二个问题，大部分女同学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责任感、幽默感、善良；而男学生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温柔、善良、责任感。可见，女性选择男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责任感”；男性选择女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个人感情有紧密联系的“温柔”。如果倒过来说希望男性温柔、女性富有责任感，恐怕大家不会接受。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倒过来呢?两性气质就必须分化对立吗?这种分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表现，虽然带有明显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不再有公开的市场，但“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男外女内”、“男公女私”、“男主女从”、“男将女兵”、“男才女貌”等．仍存在于人们的认识和心理。许多人认为这种两性差异是正常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很少反思和怀疑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未加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女性主义者正是在对传统性别主义即生理决定论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社会性别理论。

男女两性既有生物属性上的差别，也有社会属性上的差别。对于前者人们一般容易理解，因为它是由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且永远不会自动改变。而对于后者的认识却复杂得多，它到底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分歧较大。古今中外传统的性别主义都认为：女性天生智力和体力都不如男人，决定了两性的关系和地位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女性不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关系、人格和地位。西方的主流派文化基督教文化就声称：从人类起源看．女人是上帝认为男人“独居不好”，于是用男人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出来给男人做伴的。因此，女人天生是男人的一部分和附庸，不是完整的人，应该处于受男性奴役的地位。18世纪西方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提出妇女因为天生体力比男人弱，决定了她们不能独立，只能取悦和从属于男人：“妇女因为体力不如男人，所以应该是软弱的和被动的，从而推论说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取悦男人，服从男人，所以她的责任就是尽量迎合她的主人，这就是她生存的伟大目的。”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如出一辙，在秦汉问，儒家借用《周易》中的乾坤正位说，把乾与天、阳、男、君、父并列，居上；坤与地、阴、女、臣、子并列，居下。认为乾坤正位、天尊地卑、阳主阴次是宇宙最基本的秩序；若乾坤错位、阴阳颠倒、天翻地覆，必会导致大难。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是先天注定的，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了男尊女卑的天然合理性。

在受教育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都鼓吹男优女劣或男智女愚天生论，认为女性天生没有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故应对两性进行分离的扶阳抑阴的性别歧视教育。包括：在教育内容上，只对男子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参加社会工作作准备的各种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而对女子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承担家庭角色作准备的遵从女德、取悦男性及操持家务的家政教育；在教育目标和结果上。追求将两性分别塑造成符合传统社会要求的性别角色，即将男性塑造成高贵的、主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塑造成卑弱的、从属于男性的家庭角色。在社会分工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鼓吹生理差异决定男公女私、男外女内。他们认为由于女性的生育本能、体力弱、多愁善感、缺乏理性等决定了其位置在生育、家庭、情感等私人领域；而男人的不生育、强壮、坚强、理智等决定了其位置在政治、军事、科学等公共领域。因此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男性要以事业为主；女性的天职是母亲，参加社会工作是不务正业，参政更是越位。西方哲学家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卢梭、黑格尔，都一脉相承地认为，女性天生缺乏理性，不适合参政。因为政治领域靠理性运行，女性无此能力；而男人天生有理性，故优越于女人，因此，女人应该服从男性的统治。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认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了最合理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性尤其不可参政，否则会祸国殃民，倾城倾国：“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商朝的灭亡就是因为“惟妇言是用”，即商纣王太听女人的话。在性格气质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强调男女的体力差异决定了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男性要坚强、独立、勇敢、进取、积极、主动，女性则应柔弱、依顺、怯懦、保守、消极、被动等。以上传统性别主义对两性的所有规范都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刻板的，男性在各方面都比女性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其所有的价值也被认为高于女性的价值。但它们在千百年来被视为金科玉律而畅行无阻，关键在于其宣扬生理决定论的迷惑性，将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等同于社会差异或社会不平等，也即将两性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自然化、合理化，甚至科学化。更严重的是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社会习俗、社会分工、文艺作品、媒体等各种途径，润物细无声地内化成了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使得不仅一般的社会观念认为男女的上述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连许多女性也对此认同，将这种不平等视为先天的命定，放弃自我，不思改变。因此，这种生理决定论是阻碍女性解放的最大思想障碍。

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者通过反省此前的妇女解放运动，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女性解放，不仅需要争取法律上的男女权益平等，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性别主义文化，以清除女性解放的深层次障碍。她们当时在后现代主义的启发下，认识到传统性别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哲学。所谓本质主义哲学就是假设世界、事物预先存在一个无法改变的本质，它是世界的终极基础，万事万物皆源于此，又复归于此，人只要去发现、认识这一本质就是了。而后现代主义认为，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天的、不变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而且与主体状况相联系，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女性主义者借用这一理论提出也没有什么所谓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但是，抽象的概念论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论是生物学还是社会学都不承认存在着决定某些特性的固定不变本质，而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女人、犹太人或黑人应当具备这些特性。从科学角度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如今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不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这类观念，并不等于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女人在今天的存在。”如果说法国女性主义泰斗——波伏娃在上述论述中已经蕴涵了社会性别思想，那么，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鲁宾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性别概念，则标志着社会性别理论的正式形成。其核心观点是：人的性别可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是指男女天生的生物差异，后者则是指由社会性别制度和代表它的性别文化后天建构成的男女之间在群体特征、行为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前者是与生俱来的，恒定不变的；后者则是人为的，是可以重构的。而且前者不必然导致后者，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仅仅说明女人不同于男人，而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因此就应该从属于男人，更不足以形成男女之间如此巨大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故生理不能决定女性的命运，男女的社会性别即上述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并非天经地义，是可以通过改变性别文化而改变的。从此，社会性别概念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和批判性别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别制度，这套制度使女性从属于男性。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带有独立性、不平等性的社会性别制度呢?尤其是如何理解它与人类的生物属性、与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为什么长期存在?笔者认为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性别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也是说明社会性别理论不同于并先进于其他解释两性差异理论的地方。

首先，女性主义者并不否认生理差异(两性生理差异概括说有染色体、荷尔蒙、内外生殖器、脑结构一一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对两性特征的影响，如男人在体力和身高方面普遍强于、高于女人，女人要生育、哺乳等，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男刚女柔等差异，但男女天生并没有性别认同。据心理学家研究，人类大概三岁左右时才有自我意识、性别意识，所以男女更多地是在成长过程通过接受社会文化习俗而性别化的。在这方面，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自己在三个原始部落长期深入的考察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这三个原始部落虽然相隔不远，都坐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男女的特征、作用、性别规范、行为方式却随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迥异。在第一个部落阿拉佩什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传统的“女性化的”——无论男女都顺从、合作，易于为他人的需求服务，性要求也都不强烈；在第二个部落蒙杜古马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男性化的——无论男女都残忍暴戾，性欲旺盛，即便女性之间也充满了猜忌与敌意；而最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第三个部落德昌布利人，尽管是男女有别，却呈现一种完全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相悖的两性状态：女性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从事捕鱼、编织，性欲旺盛，在性活动中主动；男性则依赖性强，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美服饰，漂亮面具，易于情绪紧张，多愁善感。米德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都是社会文化所致。一个新生儿可以稳定、自然地发展为女性特征的阿拉佩什人，也可以发展为男性特征的蒙杜古马人，也可以发展为性别特征与我们社会文化标准截然相反的德昌布利人，这足以说明，社会性别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人类的生理性别中蕴藏着导致不同社会性别的潜能，只是一个文化一旦将性别差异“理想范式”标准化，规定为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刻板模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男女性别差异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试想，我们每个人一出生，生理性别固定下来后，家庭、社会就会按照既定的范式来塑造我们的社会性别：对男孩女孩在名字、服饰、玩具、行为举止、家庭分工、活动范围、未来期望等方面要求很不同，这样，男女潜能中一部分受到鼓励，另一部分受到压抑，自由选择权利就被剥夺了。关于两性气质差异并非生理差异决定的例子还很多，如，有学者对单身父亲的角色进行研究发现，那些离婚或丧偶并带着13岁以下孩子的父亲们，由于处于照顾者的位置上，他们在照顾他人和做家长的技巧方面与母亲非常相似，并与那些很少照顾孩子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虽然由于生理原因男人不能生孩子，但却可以照料孩子，在家庭里抚养孩子并非母亲的天职。还有，在肯尼亚的某一部落中，男孩和女孩会分配完全不同的家务，男孩做重活，女孩照顾弟弟妹妹。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女孩的家庭来说，稍大的男孩也被分配照顾弟弟妹妹，这些被分配做女性工作的男孩会变得较少攻击性，并更依赖其他男孩。以上例子说明并非生理因素塑造了两性气质，而是社会角色本身塑造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性情和行为。

其次，女性主义者也承认对男女两性进行社会角色、性格气质等分类并训练有利于实现社会的高效率管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分工，从经济上看也具有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规模经济不是婚姻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看，男女结合往往具有不同专业化的优势组合，甚至在知识、能力、收入等方面差别很大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他认为这是婚姻存在的真正理由。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仍然指出，这种劳动性别分工、两性刻板气质塑造阻碍了两性尤其是女性的自由发展。是一种片面的发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将女性降为一种次等地位，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尽管有效率但却不公平、不文明。

再次，女性主义者也大都同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体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即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两性的关系，不能离开经济发展水平追求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超前地提出妇女解放。但是，她们同时也指出：私有制的废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保障实现男女平等，因为在经济制度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别制度存在，即男权制度的存在。例如，在现代社会里，仍有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两性不平等现象。如亚洲的韩国、日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性别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包二奶现象等。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7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NewFeministCriticism:EssaysonWomen,Literatureand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FeministCritical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苏珊·古芭(Susan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论解构》(On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鉴于上述种种分歧，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指斥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将之视为父权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否定、对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强调，对于深受本质主义困扰的女性主义文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女性主义又要摒弃其虚无主义的反政治化倾向，而坚持自己学术的立足点，以免自身也为其解构。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相反，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

21世纪已经迈入了第2个年头。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文论究竟向何处去？总体上来看，作为崛起于20世纪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纪获得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势必还是要在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势必而且已然在观念与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启示。同时，从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主义文论，又必然在新世纪两性关系格局呈现出新特征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化妆品广告建构主义，社会性别

 

近年来，我国广告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而且广告的形式也日益全面。广告作为一种商业推销手段，呈现出特定的体裁和意识形态。出色的广告语言总是能将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同广告受众的心里特征、消费偏好、审美意识与文化价值取向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其劝说购买的目的。广告，依据其消费对象的不同，其语体特征也会有所不同。以女性消费者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化妆品广告在其人物选择，情景建构，语言风格等的选择上就与其他的汽车广告，医药广告，电子产品广告等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我们就很有必要对化妆品广告，从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语篇分析。本文旨在透过修辞批评的女性主义视角社会性别，通过深入分析化妆品和家庭日用品的广告语篇，阐释性别在此广告语篇中的社会文化建构，并解释其修辞运作，揭示主流文化的性别压制还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男女不平等现象不仅出现在类似政治选举、工作薪资等热点话题上，它更加潜移默化地存在于几乎被人们忽视的生活细节之中。

一、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批评随妇女解放运动应运而生，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学术和社会思潮。女权主义的批评为西方修辞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是修辞批评发展到多元化范式阶段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模式。

要明确指出女性主义修辞批评何时诞生是很难的。不过三篇文章的问世，却预示了女性主义修辞批评范式的建立，它们是Campbell(1973)的”The Rhetoric of Women’s Liberation: An Oxymoron”,Kramarae(1974)的“Women’s Speech:Separate but Uneual?”以及Gerthart(1979)的“TheWomanization of Rhetoric”。（Foss, 2004:154-155）

女权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内容十分广泛，主张十分不同，从“女性与男性要绝对的平等”到“为妇女创造更加有意义的生活”，很难一概而论。温和的女权主义主张在现行社会制度下，尽可能地改良社会体系，从男性那里争取到与其平等的属于女性的权利；激进的女权主义则不满足于此，希望来一次剧烈的政治变革，创造崭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女权政治者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看成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而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则可能把传统的异性婚姻观看成是权利统治的标致。尽管这些主张侧重不一，但是却有共同之处：结束男权统治，谋求性别的平等，具体表现在：（1）女性受男权意识的压迫；（2）女性和男性的经历不同；（3）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的声音被压制，女性的经历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讲，女权主义的矛头只是指向男女性别之间的斗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中外学者把目光投向男女性的身份和本质，女权主义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美国女性主义修辞学家bellhooks认为，女性主义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社会性别，它是一种让全人类、女性和男性，从性别角色模式、支配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需要（Foss, 2004:151-157）。Bellhooks从一个更加广泛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主义，使女性主义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人类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压迫。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模式的主要理论工具是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理论揭示这样一个道理：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不是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而是由社会文化造成的；生理差异无法改变与消除，但社会文化却可以改造，社会性别可以建构（邓志勇，2008）。

二、实例分析

2.1 性与性别

性与性别都是人们很熟悉的字眼，但是要对它的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却并非很多人都能做到，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事实上，在我们的汉语环境中，一个人的性别所包含的内容常常是自然性和社会性二者合二为一的。竭力要将这两者区别开来的努力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尤其是GENDER这个外来词移植入中国之后，性别的内涵也就因此而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意味中国论文网。

生物性别（SEX）：男女的生物性差异是一的一种自然属性。这种生物性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生物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源性的东西，是不可更变的。

社会性别（GENDER）：如果说男女的生物性差异是与生俱来的，那么，男女社会性别的差异则是后天形成的。GENDER是一种由生物的自然属性而引起的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它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赋予不同性别的人一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男女身份做出的不同价值评判。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性是天生的，它属于自然；而性别则是后天形成的，它属于社会。性属于所有的生物；而性别只属于人类社会。

社会性别是建立在男女生理存在差异这个基础上并由社会文化赋予男人与女人不同的期望、要求与限制。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作为一种后天形成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包含了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特定内涵的体系和建构。人们有关两性之间的价值观总是由社会文化来决定的。比如说，男女的身材和体态本无固定的标准，健康为上。但社会文化判定女性以身材苗条柔弱为美社会性别，男性则以身材高大壮实为美。

2.2化妆品广告的女性修辞解析

以《瑞丽伊人风尚》中的广告为例。此杂志的广告基本上是女性用品的广告。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十个品牌是：欧莱雅、兰蔻、雅诗兰黛、迪奥、佳丽宝、香奈儿、倩碧、希思黎、资生堂和碧欧泉，全部为化妆品广告，且此类品牌的代言人大部分是女性，男性寥寥无几。代言品牌女性外形特点都是身体美。因为视觉语言可以带给受众直观的信息传递和主观感受。现代社会是以视觉形象的表达为导向的社会。化妆品广告里的视觉形象是女性形象的表达和呈现，研究这些视觉形象对化妆品广告中女性形象建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化妆品广告为何总选“美女”作为其代言？这里的“美女”又是如何定义的呢？为何受众会欣赏接受广告里的美女形象并也期望自己变成那样的形象？女性的美在化妆品广告中的呈现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元素：面容、妆容、体型、服装和气质。化妆品品牌代言人不仅容貌要漂亮且有吸引力，在着装问题上也倾向于给女主角搭配家居服饰而非职业场合的事业装和运动休闲场所的服装。在女性的选择上，除了要外表的美之外，还要有典型的女性气质。气质是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社会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概念的界定和两性的气质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社会权利机制从来都是通过建构两性气质来界定两性的二元对立和两性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权利机制通过社会、历史、文化、心里等各种因素不断建构两性气质。一般，女性气质被界定为：“母性的、温柔的、贤惠的、感情性的、非理性的、依赖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与此相对的男性气质则是：“父性的、身体强壮威猛的、具有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性的、客观的、具有抽象思维和分析能力的”。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形成是个复杂的历史的过程，包括了社会文化建构和心里建构等各个方面的建构。首先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社会差异。因为女人有子宫，能生育和浦乳，所以认为适于在家照顾孩子和管理家务。男人则要外出干活，以他的劳动来维持家庭的物质需求。接着男女社会性别差异导致了价值观上的差异。男人所承担的工作被认为是重要的，关乎整个家庭的生存大计，而女人所承担的那部分工作如家务劳动，则被认为是次要的，由此便导致了价值观的差异。在价值差异的基础上导致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事实。因为男人普片被认为比女人更重要，更有价值，所以才有了男尊女卑社会的社会事实存在。

如果说先天拥有的性这种生物构成的差异难以消除的话，那么后天习得的有关性别的思想观念显然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从幼儿开始，社会文化就赋予男女不同的期待。如：男孩子受委屈而哭泣，大人就会搬出“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流血不流泪”或“流泪很可耻，会遭人嘲笑，被人看不起”等等训导，从小就有意识的塑造男孩刚强的性格。而对女孩子动不动就哭鼻子则处置坦然。又如男孩肮脏淘气没有关系社会性别，但女孩子一定要斯文干净。甚至于连玩具都有讲究，男孩要玩刀玩枪，玩打仗的游戏，而女孩子则玩布娃娃，玩过家家的游戏，所有这些性别文化意识，都是从后天对人所施加的影响，而不是先天自然差异的结果。这种后天影响和改造是可以改变的。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对男女寄予的期待、提出行为规范与要求不同，所以，对男性和女性能力和价值的判断，便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在社会历史文化长足的影响之下，社会对也女性气质形成了一种期待。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性为年轻、温柔、善良、美丽、持家、要有女人味。这些是衡量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标准中国论文网。女人的工作智慧不被认为是主要标准。在男人看来，女人最重要的是把家庭管理好。生计问题是男人应该考虑的事。如果一个女人很聪明，依靠自己取得事业成功，这非但不会被别人认可，反而被别人议论为肯定是依靠某个男人才取得这些的。还有在很多用人单位，很多女性因为年龄和容貌的问题受到歧视。女性的婚姻也会因为年龄的问题受到区别对待。比如：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娶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没有人会说什么，视为自然平常的事。但是如果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女性嫁给了一个二十出头的男人就会被社会人士议论纷纷。所以这些对女人造成困扰的问题到了男人身上却不在是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期待之下，女性要么不从事主要生产，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要么走向工作领域，迎合社会期待的性别角色，规范自己的工作行为。不管女性如何选择，在男权制的社会都是第二性的、从属的。

传统的社会性别概念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也影响着化妆品广告女性形象的呈现。社会分工的差异必然导致父权制思想的根深蒂固。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模式对女性形象的呈现起着绝对作用，主要体现在父权文化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上。男性负责大部分的物质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创造活动社会性别，他们是家庭的给养者。而女性则被圈进在家庭之内，负责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和赡养儿女，她们是家庭的被给样者。她们除了要照顾家庭外也要保持自己的美丽，因为她们经济上依附男性，如果因年老色衰，很快会因此而立于更加弱势地位。男性把女性变成了“被观赏的”对象，也为女性社会一个又一个的美丽标准。化妆品广告里的女性形象不仅迎合了父权制的传统思想也迎合了社会对于性别的期待。广告里的女性都是温柔、美丽、性感等。化妆品广告可以使女性保持这样一份温柔、美丽和性感。

化妆品广告里的女性形象是由社会文化和社会机制共同塑造的，并通过广告这一媒介一再的宣传、放大和强化，最终内化到人们的意识形态之中，一步步影响社会对女性这个群体的认知，并悄无声息的被人们所接受。

三、结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出发，分析了化妆品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并对其进行了解构，充分体现了女性性别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机制合力建构的结果，揭示男权社会主流文化的性别压制还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是方式变得更加的微妙，不在是以前的硬性压迫，而是来源于意识形态的软控制。男女不平等现象不仅出现在类似政治选举、工作薪资等热点话题上，它更加潜移默化地存在于几乎被人们忽视的生活细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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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社会学论文篇9

首先是社会性别理论在社会观念上不被认同。比如央视《半边天》节目,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电视节目,它的节目执行制片人兼主持人张越就曾说,节目“常常不被人理解,人们认为我们《半边天》的立场常常是非常奇怪的”。“我们努力地寻找平衡点,寻找我们可以表达的和我们可以接受的双方之间的平衡点”,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两年想得最多,做得最艰苦的工作。由于长期习惯于从男权中心文化角度认识事物,女性立场非主流化、被边缘化,使很多人难以静下心来尝试接受这样一种新的视角。特别危险的是,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对性别关系与性别角色的消费形式更为隐蔽、更为普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媒体在追求收视率、发行量、广告收入过程中,都纷纷推出脂粉气重、前卫感强、消费色彩浓烈、性魅力商品化的媒介产品来迎合所谓市场需求、大众口味。而像《半边天》这样秉持严肃、深入分析立场的女性媒体却在担忧可能在某一天被停播。

其次,许多专业新闻人也缺乏明晰的社会性别观念,出现新闻操作简单化的倾向。比如湖南有一张《今日女报》,采编人员这样说,女性视角是报社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但究竟什么样的新闻才是女性视角,报社高层到目前为止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有的认为只要被采访对象是个女的,只要报道的主人公是个女的,标题里面做了一个女字,就是女性视角。再比如,山东《都市女报》总编辑赵林云提出了女性新闻的概念,表示该报要从女性视角出发,以满足女性群体的新闻阅读需要为归宿,以关注女性、关注女性关注的事物为新闻采集的原则。其实,深究一下,到底有没有“女性新闻”女性新闻和男性新闻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问题恐怕都还有疑问,需要更科学更严谨的论证。

需要指出的是,理念上的模糊,造成许多媒体将女性视角简单化为“女字新闻”。比如,在报道爱心人士热心捐助失学儿童的新闻时,只选择失学女童来报道,制作标题为“爱心人士接力救助失学女童”。不但以偏概全,而且有违新闻客观性。再如,许多女性媒体对女性成功者的访谈,特别偏重于她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她的家庭生活、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这种报道客观上将女性形象局限在私领域中,助长了社会偏见。而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性别视角立场下所要批判的。

女性媒体固然要表现妇女形象,但单纯的表现不一定能产生积极的、促进妇女发展的效果,反而可能强化了性别陈规定型,反而会束缚妇女的发展。因此,作为面向女性受众的对象性传媒,仅仅就女性而谈女性,往往只是限制了女性的视野,只能适得其反,局限了女性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的发展、成长,也局限了社会对女性的了解。我们认为,就所谓女性新闻的定位来讲,哪些是女性喜欢的,哪些是女性不喜欢的,还缺乏明晰的判断标准,倒不如“向妇女宣传社会,向社会宣传妇女”的提法,能够树立宽泛的女性视角,更现实,更有意义。

产生这些困惑的原因大抵在于国内的传播与性别问题研究,一般还停留在只是表明自己所运用的是社会性别理论,而对存在争议的社会性别概念本身以及它在传播领域的适用情况则鲜少涉及。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还不为更多人认知的新事物来讲,呈现出认知模糊的状态在所难免。此外,作为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一个定义宽泛的术语,其概念内涵界定不清也是导致缺乏可操作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性别理论当然不错,但即使是一种好的理论学说也有一个在什么范围内使用和如何使用的问题。社会学家潘锦棠在《我看“社会性别理论”及其流行》中批评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弱点,在于它轻视两性自然差异,否认男女自然差异在性别角色塑造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并没有告诉大家塑造社会性别的文化为什么如此塑造性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塑造得不合理,在多大程度上不合理。因此,社会性别理论不是万能的,使用得当如入无人之境,反之则牛头不对马嘴。特别是对传媒人而言,它更主要的是一种方法论――一种新的学术理论支撑和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帮助他们透过现象,发现有关妇女问题背后被遮蔽了的、隐性的东西。而不应该像女性主义者那样,作为一种绝对坚持的政治立场。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曾经达成过这样一个共识,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必须置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民族、国家、文化和历史中。由此,传媒人采用社会性别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应该是温和的、客观的,注意平衡、多样性、全方位的呈现,而不是非此即彼、吹毛求疵。

比如,男女同龄退休的话题这两年不断在“两会”上被提起,也受到很多媒体和受众的关注。如果在报道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突出强调男女同龄退休体现性别平等、选择同龄退休是女性的权利等观念,相信对于推动女性发展进步将起到比较好的效果。然而,我们也有些报道对性别意识刻意强调,比如对“大学生艺术节上的女生插花比赛”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提出批评,就显得有点小题大作,吹毛求疵了。这样的话题与大众关注的热点脱节,甚至可能因过度批判带来受众的逆反情绪,反而对社会性别理论不理解,造成反感。

总之,当下提高媒体自身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的形势为如何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把握好妇女宣传的舆论导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不是多宣传妇女,反映妇女问题就一定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强化性别的陈规定式。对于社会性别这一理论在我国传播领域的适用上,要合理利用,有所扬弃。要以承认两性生理差异为前提,要以个体差异为依据。也就是说,传媒内容中既不应刻意传播、放大性别刻板印象,但也不要走向男女一律的极端。最终真正有生机有力度地剖析社会问题,引导社会观念。■

(作者单位:中国妇女报社)

注释:

卜卫:《媒介与性别》第7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张越:《以性别视角话“半边”时空》,引自《国际视野中的媒介与女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李琦:《传媒与性别――女性媒介的传播社会学阐释》第344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

分类号B84

女性心理学（feminist psychology）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它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力图揭示主流心理学内容和方法中的男性中心偏见，反对扭曲和病态化女性的经验与行为。女性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女性经验主义、女性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三个阶段。这三种形式的女性主义虽然在反对心理学中的男性中心偏见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1女性心理学的进化

女性心理学源于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女权主义思潮。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男性和女性由于生物学上的差异，两者之间在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相应地，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也应该承担不同的角色，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这种观点维护了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保护了父权制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实际上，这种“男尊女卑”的观点并不新颖，它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社会生活中由来已久。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在科学的名义下获得了新的意义。一些学者借助于新兴的生物学、生理学和解剖学论证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如女性的大脑比男性的大脑小，特别是用于推理的大脑区域，女性明显比不上男性。生理上的这一差别决定了女性的智慧天生不如男性。新兴的心理学也推波助澜，一些心理学家以实验证实女性天生保守、被动、优柔寡断、富有同情心，不适合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活动。著名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桑代克通过测量，认为女性的智力大部分处在中等水平，即女性的智慧水平比较平庸，高智商的人大多出于男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男性，女性在这一方面应该受到限制。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在这一结论上走的更远。他甚至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会损害女性的生育能力。总之，社会偏见在科学的名义下粉墨登场，科学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奴仆。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观念受到了严肃的挑战。一些女性心理学家以新兴的实验心理学为工具，挑战传统的性别差异假设。美国心理学会的第一个女性会长，玛丽・卡尔金丝（Calkins M）首先站出来反对源于两性差异假设而对女性的限制，她认为区分男性心理和女性心理就像区分男性食物和女性食物那样没有任何意义。与玛丽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女性心理学家海伦・汤姆森（Thompson H）以心理学的实验证实男性和女性的智慧能力并不存在极大的差异，现有的一些差异并非生物性的，而是文化风俗和环境条件造成的。

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相信，女性由于月经周期的原因，会周期性地出现能力降低的现象，因此，女性不宜从事家庭之外的职业活动。女性心理学家丽塔・郝林沃丝（Hollingworth L）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证实月经周期同心理能力和运动能力并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这些研究都有力的驳斥了性别固有差异的假设，为女性经验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心理学中的女性经验主义观点产生了。女性经验主义接受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认为心理学中的性别偏见是没有真正贯彻科学研究的客观原则造成的。她们认为使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可以排除传统心理学中的性别偏见。女性经验主义同早期的女性心理学家一样，主张男性和女性之间除了生理上的差别之外，在其它方面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在于生理性别（sex），而不在于社会性别（gender）。社会生活中两性之间在行为和心理方面的差异不是由于生物原因，而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的。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女性经验主义忠实于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主张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贯彻科学的客观、公正和价值中立原则。在女性经验主义的经典论文《心理学建构了女性，或男性心理学家的幻想》一文中，女性经验主义心理学家南希・维斯太恩（Weisstein N）认为心理学关于女性的研究所描绘的不是科学的发现，而是裸的文化价值观。她指出了在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并对这些偏见提出尖锐的批评。由南希所领导的这场女性经验主义运动强调了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和共同特性，论证了两性差异的虚假特征，其基本观点是主张两性在心理和行为上并无本质的差异，因此被称为“差异最小化取向”（minimalist approach）。

女性经验主义的研究强调了两性的平等和共同特性，指出了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为男女平等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女性心理学家，成为女性心理学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女性经验主义取消差异的倾向却没有得到所有女性主义者的赞同。从维护女性价值的立场出发，一些心理学家强调两性的差异，并认为女性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具有独特的适应价值，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比男性心理特征和行为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这些心理学家强调性别差异的存在，因而被称为“差异最大化取向”（maximalist approach），且由于这些心理学家强调女性视角和立场的独特价值，因而又被称为女性立场论的观点（feminist standpoint position）。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女性立场论的观点形成了强劲的势头，其代表作品有乔杜萝（Chodorow N）的《母性的再造》（1978）、米勒（Miller J B）的《新女性心理学探索》（1976）和吉利根（Gilligan C）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女性的发展》（1982）等。这些女性立场论的观点都认为传统的科学是男性的科学，在父权制社会的框架之下，男性的经验被当作人类的普遍经验，男性的心理和行为被看作是人类标准的心理和行为，女性的声音受到压抑。她们认为现在是到了建筑另外一种科学的时间了。这种科学不同于传统的“男人的科学”，它并不追求普遍性和通用性，而是一门能代表女性知识的科学。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看，女性的经验与行为不同于男性，女性有女性的立场，男性有男性的立场，女性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但是女性的经验在价值上并不低于男性的经验。女性具有注重关系和人际交往，富有同情心，感情丰富、善于形象思维等特征。这些特征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比男性的那种冷漠、孤僻、理性等特征更大的实用价值，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适应意义。实际上，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看，女性的经验要优于或高于男性的经验，因为女性的经验更接近现实生活，而男性由于必须生活在一个人为的工作世界里，必须经常以假面具面对生活，因而远离了现实，其经验具有更多的虚假特性。因此，“立场论的女性主义者并不象女性经验主义那样，试图与男性平等或象男性那样生活，而是倡导创造完全不同的生活形式，即矫正或忽视男性的生活形式及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学术风格，以便于发展一种更为真实的女性化方式。”[1]

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明显不同于女性经验主义的观点。对于女性经验主义的观点来说，公平和公正、价值中立是根本的，强调心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以男性为对象，忽视女性的存在；对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把女性摆在第一位，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价值，强调女性经验优于男性，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进行以女性为唯一对象的研究。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承认性别差异的存在，并且把女性的经验和行为放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这一观点产生之后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形成了女性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阵营。

20世纪8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改变了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的对立局面。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后现代女性心理学产生了。

2后现代女性心理学对女性心理学的重建

作为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两个特征。依照基础主义的观点，真理、知识和语言都是以客观实在或实体（reality）为基础的。真理和知识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客观实在。本质主义则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区别于其它事物的内在本质。例如，在社会性别的问题上，本质主义观点认为性别（gender）作为一种特性或特质（trait）存在于个体的内部，是个体的一种稳定的、同经验和行为相分离的抽象存在，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认知和道德判断等等。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真理和知识不过是一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建构。心理学的知识并不是对心理实在的客观表述，而是一种文化建构物。社会性别也并非个体的特质，内在于男性或女性，决定着人们的经验与行为。相反，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社会对于生理性别相适应的行为活动的一种规定。性别并不是固有的和内在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存在于社会的人际互动中。

从上述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后现代女性心理学认为尽管在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但是两者都认为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东西决定着社会性别，因而都是本质主义的，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女性经验主义否认性别差异的存在，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都是同样的；通过严格的科学的方法和客观公正的实验程序，最终可以确定男性和女性的普遍和共同特性。这种观点实际上假定了男性和女性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之内。这是典型的本质主义观点。女性立场论从相反观点出发，强调性别差异的存在，认为通过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男性和女性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质”。男性培养了独立、理性、刚毅等男性气质（masculinity），女性则形成了关联（relateness）、互助、同情、怜悯等女性气质（femininity）。特质的不同，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因此，性别就像阶级、种族那样，成为决定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观点同样假定了一个内在本质的存在，因而同样属于本质主义的观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并不是一种内在的特质或特性（quality）。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性别是社会协商和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对适合于某种生理性别（sex）的活动而产生的社会一致意见。概括地说，性别是特定社会的文化建构。换言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把性别定位于个体的内部，而是认为性别存在于社会交互作用之中。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把某个个体描绘为“友好的”，也可以把某个谈话说成是“友好的”。如果说某个个体是友好的，那么我们就假设了这个个体具有“友好”这个特质；如果我们说谈话是友好的，我们是在谈论谈话者之间互动的性质或气氛。在这里，“友好的”具有特定的含义，这个含义是谈话的双方都同意的，且与谈话双方所属的社会群体赋予“友好的”这个词的意义相一致。性别也是这样一个现象。本质主义把性别看作类似于那个友好的人，而后现代女性主义更倾向于把性别看作类似于那个友好的谈话。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许多社会活动通过社会的协商和互动，带有了性别化的色彩。如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友好，女性的天性似乎就是友好，而男性天性似乎就是冷漠。不管这种性别差异的起源是什么，即究竟是生物因素，还是社会化过程，或者两者的结合造成了这种差异，总之，友好成为女性的一个特质。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友好行为的性别化是社会协商的结果，是社会对某种行为的适当性而产生的社会一致意见。并没有某种起源于生物因素或社会化过程所造成的某种内在特质决定女性比男性更友好，而是社会风俗和情景线索诱使或迫使女性更友好。有研究表明，处于权力和领导岗位的女性，其行为特征更加男性化；在职业领域里，处于相同或类似岗位的男性和女性，其价值观和行为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另外的研究也表明，若与一个保守、正统、大男子主义风格突出的男往，女性更易于表现出温顺、柔情等传统性别风格，而同一女性若与柔弱、体贴、优柔寡断的“小男人”交往，则表现出更多的男性化风格。此外，日常生活的观察也表明，单身父亲比双亲家庭的父亲，其行为更加具有女性化的风格； 孤儿寡母家庭中的母亲的行为更多的男性化。所有这些事例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看来的那些属于性别化的行为（如女性的温柔和男性的刚毅）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所从事的活动决定的。性别并不是人“具有”的内在的东西，性别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应对社会要求而做和实践的东西。因此，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性别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于人内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测量的实在。实际上，性别是存在于社会互动中的一种协议，是我们同意接受的那种东西。界定某种行为风格是男性化的或女性化的并不决定于表现这一行为风格的个体的生理性别，而是这一行为发生的情景参数。总之，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后现代女性主义解构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范畴的存在。女性立场论从本质主义的性别理论出发，认为性别是由那些与某一生理性别相联系的内部特质而构成。按照这样的理解，性别是某种生理性别共同具有的特质，是这一生理性别的成员都具有的。所以，女性作为一个统一的范畴，其成员都具有女性化的经验模式，如强调关联性、注重人际关系，重视友谊等等，因为女性内在的某种特质决定了女性必须这样。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质疑，“首先，性别本质主义同一、均匀化了女性，这意味着所有的女性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生活体验；其次，性别本质主义把经验的这种共同性同女性本身的特质相联系，而不是同社会安排相联系。这种观点的批评者们指出，所有的妇女并非以同样的方式体验现实，而且也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妇女。相反，女性的经验随历史、文化、政治和个人环境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2]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看，似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女性的声音，但实际上，这个声音并不是所有女性的，它仅仅代表了白人的、异性恋的、健康的、中年的、中产阶级的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女性的声音，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妇女、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性恋的妇女和其他在肤色、阶级、年龄、民族、文化上不同的女性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反映。因此，以一个统一的女性范畴来指涉所有的妇女忽略了经验和行为的文化历史特性，因而是有失偏颇的。

所以，后现代女性主义要解构性别差异的概念，抛弃诸如“男性和女性”、“同性和异性”以及“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等两极对立的性别概念，因为这些表达性别差异的概念本身就是“大男子主义”的话语，且这些概念本身已经蕴含着女性不如男性的意义，起着压抑妇女的作用。而且，在这样的话语参照框架之下，若男性被表征为理性的、强壮的、逻辑的、冷静的，那么处于另一极的女性就是非理性的、虚弱的、非逻辑的和感情化的。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处于男性/女性两极对立中的女性所遭受的痛苦为我们抛弃这些对立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对立的观念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是，女性被认为占有着同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相对立的那些特性――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是：一旦这一束缚的逻辑被冲破，则男性支配的西方整个世界及其它的看似价值中立的问题解决方法，就都处于危急的境地了。在这一框架之下，女性主义者才有了挑战所有传统的机会。那些被创造出来，用来控制、界定、分类、边缘化女性的社会形式变得令人怀疑，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每一个关于女性和男性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的宏大叙事都破裂了。在这里，模糊化的疆域概念变得引人注目，且具有了政治的意义。”[1]

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反映性别差异诸概念的解构也引起了其它女性主义者的焦虑和担忧。因为女性刚刚从默默无闻的状态走出来，妇女的声音开始在政治领域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个时候把受到压抑的女性和作为压抑者的男性一起“解构”了，那么怎样维护妇女的权益和促进妇女的解放呢？在一个没有男性和女性之分的社会里，显然就没有了所谓的父权制和母权制，这样一来，又怎么揭示当代社会的父权制实质呢？面对这些疑问，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重要的是分析这些范畴和概念究竟服务于什么目的，究竟是维护了妇女的权力，还是维护了男性的支配地位。由于这些概念和范畴都是父权制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之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女性的根本目的。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既不愿意通过寻找男性和女性的共同特质而使得男性和女性达到平等的地位，也不想确立女性的独特之处，弘扬女性对男性的高贵之处，它要解构和消解性别差异，从中发现社会怎样建构了男性和女性范畴，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建构了男女不同的形象，最终达到解放妇女的根本目的。

总的来说，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性别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规范、人际交往等社会情景因素决定的。“没有什么女性的生活方式，有的只是一些存在方式，且我们同意把这些存在方式理解为性别化的。因此，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存在方式对于两性都是适合的，特定的情景诱发和支持了其中的一个。”[3]第二，持一个多样化的女性观。本质主义的观点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均匀的范畴，似乎女性生理性别上的共同性决定了女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范畴。生理性别仅仅是决定妇女生活风格的一个因素。仅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生理性别上，并用以界定女性的经验，就会同质化、均匀化女性，从而把一个多维的现实描绘成了一维的画面。第三，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回避价值问题。换言之，在后现代女性主义那里，科学研究与政治宣传等社会活动的界限是模糊的。它不像女性经验主义那样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相反，后现代女性主义就是要把个人的价值倾向和政治哲学观点揉合进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它要在性别的解构中，揭示其中存在的权力问题。性别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因此，性别的分析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3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的意义

后现代女性心理学摆脱了女性心理学的两种传统，从强调性别差异和抹杀性别差异的对立和争论中跳了出来，挑战性别本身的本体论意义，从社会文化的建构来分析性别差异的产生过程，这种观点对于正确认识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女性心理学家丽萨・科斯格雷夫（Cosgrove L）指出的:“把后现代的观点纳入女性心理学将使得我们可以摆脱经验主义和立场论争吵的两极化对立。后现代主义为解构，而不是为调和性别差异和性别规范提供了强有力的认识论基础；它通过集中注意于制造性别的复杂过程和社会背景，支持和推动了女性心理学。”[4]

后现代女性主义为女性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基础。女性心理学在其发展的早期，一直以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这种认识论的观点假定了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实在的存在，认为人格、情绪、认知、性别等都是一些精神实在，相对于主体来说，这些精神实在都客观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和认识，等待着心理学家对其进行实验和测量。虽然女性经验主义质疑传统心理学的公平性，认为传统的研究方式以男性为标准和中心，充斥着“大男子主义”的偏见，导致对女性经验的扭曲和对妇女的偏见，但是在认识论上女性经验主义与主流心理学是一致的，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皆属于本质主义的范畴。

女性立场论的认识论基础是现象学的。现象学主张对经验的如实描述，反对设置任何的假设与前提。女性立场论从这样一种认识论出发，主张对女性经验的忠实描述。持女性立场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女性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对这种经验的研究应该更多地使用现象学的质化方法，因为经验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具有更多的男性化色彩。依据女性立场论的观点，女性因为其在社会上受压抑的地位，其在认识论上不同于男性。男性处在优越的地位，其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自然不同于处在卑下地位的女性。遭受压抑越多的群体，其认识问题的方式越是全面，在对现实的理解上扭曲的成分越少。因为在社会上受压抑的群体不得不适应于主流群体的文化，接受社会上优越群体的认识角度和方式，但是受压抑的群体同时又具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认识角度和方式，这样一来，受压抑的群体就有了双重视角，因而认识问题较少地扭曲，更具有全面性。所以，女性立场论反对性别歧视，强调女性的价值观、认识论，弘扬女性经验的独特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包含着两个方面: 其一是解构的，其二是建构的。解构是对现存那些理所当然的知识和信念进行分解，找出其基本成分，发现其中的冲突和矛盾，解除其对我们思想的主宰。“通过解构那些通常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我们有可能批判性地分析和分解那些流行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被看成是基本的和稳定的，但实际上是通过现存的社会关系而创造和维持的。”[5]利用解构的方法，后现代女性主义重新评估现存的性别关系，找出决定性别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权力因素，指出男女的性别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上的差异。通过解构的方法，也使得后现代女性主义挑战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多元化的女性概念。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性，不加分析地接受所谓女性的认识和行为方式，其结果可能是强化了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抑。因为那些看似女性化的行为，如关联性、同情心等，并非是女性的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恰恰是妇女世世代代受压抑的结果。

另一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有关性别的所谓知识和真理并不是性别的真实写照，性别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实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认识。所谓性别差异不是科学发现的结果，而是父权制社会的“发明”，是特定文化历史中的社会建构物。这样一种认识论的观点反对性别问题上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把性别的认识放到社会人际互动和相互协商的过程中，相对于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这是一种新颖别致的认识论观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也为女性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基础。女性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强调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突出观察、实验和数量化方法的作用，贯彻客观、中立的原则。女性经验主义认为，心理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对女性的忽视和偏见是由于心理学工作者没有真正贯彻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公平原则。因此，一旦这些科学的规范真正得以贯彻执行，就可以发现性别差异方面的客观真理。另一种女性心理学，即女性立场论的观点以现象学的方法论作为其基础，认为实验和数量化的方法更多地具有男性化的色彩，对于女性经验的研究更为适当的方法是现象学方法，即一种定性研究和质化描述。女性立场论的观点认为质化描述具有更多的女性化色彩，是女性心理学推崇的方法。后现代女性心理学在方法论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和多元论的观点。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观点出发，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方法应该多元化和多样化，而不是执著于某一种方法。女性主义研究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它要为妇女的权益而奋争，因此要挑战现存的社会；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研究又是由现存的社会所支持的，因此或多或少地起到维护现状的作用。要突破这种困境，就不能局限于一种方法。必须采纳多种多样的方法，突破传统方法的束缚和限制。正如一些女性心理学家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评使得人们呼吁采纳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这包括话语分析、人口学的方法、存在―现象学的方法、访谈、叙事研究、表演法等等。”[6]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反对经验主义的实验和量化方法，同时也主张容纳现象学的质化方法。每一种方法揭示的可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多样化的方法才能对性别问题产生全面的认识。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方法并不是研究者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她们要抛弃对方法论的迷信，超越具体的方法论。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方法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问题的框架和形式。研究者的焦点应该在研究问题上。应该问题中心，而不是方法中心。问题驱动方法的选择，而不是相反。

在方法论的选择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说。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心理学家玛丽・格根曾经明确指出：第一，事实并不独立于理论和方法，事实不是独立的，它处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之内；第二，科学家和被研究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研究的结果，科学家不可能“客观”和“中立”。特别是对于女性主义这样一个充满价值色彩的事业，不可能为了加强研究结果的效度而保持“价值中立”。女性心理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活动，它同时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它的目标是“为了”（for）女性而研究，而不仅仅是“关于”（about）女性的研究。因此，女性心理学的价值色彩是明显的，它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压抑女性、病体化女性的社会条件，促进妇女的真正解放。

参考文献

1 Gergen M.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in Psychology. Sage Publication, Inc. 2001, 26, 27

2 Bohan J. Sex differences and/in the self: classic themes, feminist variations, postmodern challeng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2002, 26: 81

3 Bohan J. Regarding gender: essentialism, constructionism, and feminist psycholog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993, 17: 17

4 Cosgrove L.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Hypatia, 2003, 18(3):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