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范文10篇

性别平等范文篇1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西藏、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西藏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1995的70.06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1995到2000年增长了7.98，2000到2004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1995到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1995到2000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西藏（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西藏、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1995和2000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1995、2000、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2000、2004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1995、2000、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04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政府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04年这五年间，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中共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政治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04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02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比2003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北京，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西藏、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北京、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西藏、新疆、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中国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目前处于中等发展程度。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全国的数值为67.01，各个地区的该指数水平也都大于60.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从3个一级综合指标的数值看，家庭资源分配指数、婚姻关系指数与家庭责任分担指数的数值分别为84.0、74.39和53.53.这表明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性别关系相比，男女两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与婚姻关系上更为平等一些；换言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说明家庭责任中的性别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制约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地区比较

比较不同地区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发现：

各地区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31个省区市的家庭性别平等指数的数值范围从60.17到76.31，相差16.14.

家庭性别指数处于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南、重庆、四川、广西、天津、辽宁、河北与上海，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山西、甘肃、云南、海南、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和青海。影响这些地区综合的排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婚姻关系状况对家庭性别平等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山东在2002年已经没有早婚情况；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的进步，其晚婚率为96.60％，远远高于全国的同期指标值（57.29％）。因此，山东的婚姻关系指数排在全国第一位（87.98），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宁夏、青海、云南、江西等地区早婚率比较高，而晚婚率又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综合排序靠后。

其次，家庭责任分担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决定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北京、重庆、四川、山东、天津、上海、广西等地区的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劳动以及照看0—6岁的子女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家庭性别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而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青海等地区的家庭责任指数都在50以下，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各个地区家庭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排序与人均GDP排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2004年，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与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处于全国的第四、六、五、七、十位，但是家庭性别平等指数排序却位于全国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与二十九位；而重庆、河南、广西和四川的人均GDP分别排在第十六、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三位，但是其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却都排在全国的前10位。

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内蒙古和新疆的早婚情况比较少，同时，由于教育程度比较高，其女性的晚婚情况又比较普遍，因此综合指数的排序比较靠前；而云南、青海和宁夏这两个指标值在全国的位次都在后面，影响了其综合指数排位。

六、环境领域

环境是妇女发展的外部条件。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仅可以反映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结果、背景和条件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为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环境、促进环境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依据。

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主要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4个方面进行评估。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3.40，比2000年高5.45，（见表8）说明近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整体上有了一定改善，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妇女发展获得了一定空间。但是，目前综合指数尚未达到70，相对偏低，距离理想值10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多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关：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

2004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8和8.26个百分点，这不仅使农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政府加大了对妇幼卫生经费的投入，2004年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比2000年增加了0.37元，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18.9％增加到2004年的20.1％，女性对司法环境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仍然较小；2004年，记者中的女性比例为37.4％，女性对舆论环境的参与程度也不及男性高，不仅如此，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占的比例与高级职称、领导职位的比例并不协调。一项由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新闻界副总编以上领导职位中，女性仅占4.7％，在中央主要媒体的决策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2.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比较

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最好的北京综合指数达到了75.76分，与排位第二的上海相差3.63分，与排位第三的天津相差10.43分，比排位最低的地区高30.8分，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青海、广东、黑龙江、山西、云南和江苏。

从2004年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见表11、表12）中可以看到，约有2／3的省、区、市在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的两者排序基本一致，其排序差小于3位，说明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注重创造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那么男女两性就难以平等分享环境资源，妇女发展往往受到制约；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可以在环境领域达到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从表12可以看到，福建、山东、河南、湖北、西藏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而山西、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排名则明显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

七、中国及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

从各个领域的综合情况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2004年，全国综合指数达到68.23分，比2000年提高了2.12分。就各个领域而言，虽然状况逐年改善，但各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见表9）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指数分别达到了82.32分和80.13分，遥遥领先于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指数也达到了60分以上，而在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我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还亟待改善。

2000年与2004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总体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可在图1、图2中得到反映。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各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环境领域和教育领域，分别增加了5.45分和4.28分；而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的进步幅度最小，仅提高了0.58分。

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04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值达到了77.95分，位居各省区市之首，上海、天津紧随其后，分值也在70分以上。此外，位于北方的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和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其综合指数也相对较高，居于前10位之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以及位处西部的广西、宁夏、四川等得分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和西部的陕西、重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西藏及南部的海南等省区市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处于后10名之列。

与2000年相比，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西藏（6.22）、贵州（3.59），青海、宁夏、广东、新疆、安徽、河南、吉林、湖南、广西、山西、甘肃、湖北等12个省区市的增幅也在两分以上。福建、山东、辽宁、天津、云南以及重庆6个省区市的增幅相对较小，在1分以内。由于各省区市增幅的不等，也导致其在全国排序中位次的波动。（见表10）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省区市综合指数排名的波动。宁夏排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在健康领域指数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其在教育和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弥补了其在经济领域得分的下降；广东是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增幅显著。重庆除了在教育领域有所改善，在健康、经济和政治与决策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下滑，从而导致了其排名的大幅度下跌；而浙江尽管各个领域的得分均有小幅度提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省份的增幅太小，从而使其排名下滑；福建在健康领域有相对显著的下降影响了其排名的下滑，山东和云南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的下降所致。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人均GDP较低的10个省区市，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也大体处于全国的后10位；但是人均GDP达到16000元以上的9个省区市中，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区，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却在10名以后；而河北、内蒙、新疆以及吉林等省区虽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却居于全国前列。（见表11、表12）一般而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6个分领域中，健康、教育、环境的部分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弱，而与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关系密切。

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改善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并不必然改善和提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2003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与2004年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序之间的错位也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数排序的错位说明，必须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和改善国家和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整体水平，造福于子孙后代。

性别平等范文篇2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1995年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妇女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明确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应优先关注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本报告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本报告所理解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性别平等”强调性男女两性在权利、机会、责任和评价上的平等。而“妇女发展”则主要指妇女各方面状况的改善，也包含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我们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应该是发展基础上的平等，我们所期待的妇女发展则是平等前提下的发展。

基于上述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评估采用的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男女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如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业人口非农就业率及其比率等；第二类是反映男女两性对资源分享状况的指标，如各级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级决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类是反映女性需求满足和权益保障程度的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再婚率等。考虑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时，除个别指标外，均以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需求的充分满足为标准，即以男女在权益享有和资源分享上没有差距为100分。一个地区无论综合指数排名多高，但只要未达到理想状态，就还有继续推动和发展的空间。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对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不同方向的指标进行了同趋化处理。为防止出现只要平等不要发展或只要发展不要平等的误区，在评估时对反映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两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赋权合成一个既包含女性发展水平又反映两性水平差异的复合指标的方法。

本次评估指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国家统计局和政府有关部委的年度统计报告、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其他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有些在研究中更具性别敏感的指标未能在本次评估中使用。

各领域评估使用的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和数据来源见表1.

一、健康领域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西藏、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西藏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1995的70.06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1995到2000年增长了7.98，2000到2004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1995到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1995到2000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西藏（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西藏、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1995和2000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1995、2000、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2000、2004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1995、2000、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04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政府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04年这五年间，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中共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政治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04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02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比2003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北京，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西藏、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北京、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西藏、新疆、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中国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目前处于中等发展程度。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全国的数值为67.01，各个地区的该指数水平也都大于60.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从3个一级综合指标的数值看，家庭资源分配指数、婚姻关系指数与家庭责任分担指数的数值分别为84.0、74.39和53.53.这表明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性别关系相比，男女两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与婚姻关系上更为平等一些；换言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说明家庭责任中的性别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制约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地区比较

比较不同地区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发现：

各地区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31个省区市的家庭性别平等指数的数值范围从60.17到76.31，相差16.14.

家庭性别指数处于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南、重庆、四川、广西、天津、辽宁、河北与上海，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山西、甘肃、云南、海南、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和青海。影响这些地区综合的排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婚姻关系状况对家庭性别平等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山东在2002年已经没有早婚情况；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的进步，其晚婚率为96.60％，远远高于全国的同期指标值（57.29％）。因此，山东的婚姻关系指数排在全国第一位（87.98），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宁夏、青海、云南、江西等地区早婚率比较高，而晚婚率又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综合排序靠后。

其次，家庭责任分担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决定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北京、重庆、四川、山东、天津、上海、广西等地区的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劳动以及照看0—6岁的子女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家庭性别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而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青海等地区的家庭责任指数都在50以下，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各个地区家庭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排序与人均GDP排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2004年，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与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处于全国的第四、六、五、七、十位，但是家庭性别平等指数排序却位于全国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与二十九位；而重庆、河南、广西和四川的人均GDP分别排在第十六、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三位，但是其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却都排在全国的前10位。

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内蒙古和新疆的早婚情况比较少，同时，由于教育程度比较高，其女性的晚婚情况又比较普遍，因此综合指数的排序比较靠前；而云南、青海和宁夏这两个指标值在全国的位次都在后面，影响了其综合指数排位。

六、环境领域

环境是妇女发展的外部条件。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仅可以反映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结果、背景和条件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为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环境、促进环境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依据。

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主要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4个方面进行评估。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3.40，比2000年高5.45，（见表8）说明近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整体上有了一定改善，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妇女发展获得了一定空间。但是，目前综合指数尚未达到70，相对偏低，距离理想值10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多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关：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

2004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8和8.26个百分点，这不仅使农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政府加大了对妇幼卫生经费的投入，2004年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比2000年增加了0.37元，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18.9％增加到2004年的20.1％，女性对司法环境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仍然较小；2004年，记者中的女性比例为37.4％，女性对舆论环境的参与程度也不及男性高，不仅如此，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占的比例与高级职称、领导职位的比例并不协调。一项由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新闻界副总编以上领导职位中，女性仅占4.7％，在中央主要媒体的决策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2.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比较

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最好的北京综合指数达到了75.76分，与排位第二的上海相差3.63分，与排位第三的天津相差10.43分，比排位最低的地区高30.8分，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青海、广东、黑龙江、山西、云南和江苏。

从2004年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见表11、表12）中可以看到，约有2／3的省、区、市在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的两者排序基本一致，其排序差小于3位，说明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注重创造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那么男女两性就难以平等分享环境资源，妇女发展往往受到制约；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可以在环境领域达到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从表12可以看到，福建、山东、河南、湖北、西藏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而山西、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排名则明显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

七、中国及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

从各个领域的综合情况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2004年，全国综合指数达到68.23分，比2000年提高了2.12分。就各个领域而言，虽然状况逐年改善，但各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见表9）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指数分别达到了82.32分和80.13分，遥遥领先于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指数也达到了60分以上，而在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我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还亟待改善。

2000年与2004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总体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可在图1、图2中得到反映。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各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环境领域和教育领域，分别增加了5.45分和4.28分；而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的进步幅度最小，仅提高了0.58分。

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04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值达到了77.95分，位居各省区市之首，上海、天津紧随其后，分值也在70分以上。此外，位于北方的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和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其综合指数也相对较高，居于前10位之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以及位处西部的广西、宁夏、四川等得分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和西部的陕西、重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西藏及南部的海南等省区市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处于后10名之列。

与2000年相比，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西藏（6.22）、贵州（3.59），青海、宁夏、广东、新疆、安徽、河南、吉林、湖南、广西、山西、甘肃、湖北等12个省区市的增幅也在两分以上。福建、山东、辽宁、天津、云南以及重庆6个省区市的增幅相对较小，在1分以内。由于各省区市增幅的不等，也导致其在全国排序中位次的波动。（见表10）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省区市综合指数排名的波动。宁夏排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在健康领域指数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其在教育和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弥补了其在经济领域得分的下降；广东是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增幅显著。重庆除了在教育领域有所改善，在健康、经济和政治与决策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下滑，从而导致了其排名的大幅度下跌；而浙江尽管各个领域的得分均有小幅度提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省份的增幅太小，从而使其排名下滑；福建在健康领域有相对显著的下降影响了其排名的下滑，山东和云南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的下降所致。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人均GDP较低的10个省区市，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也大体处于全国的后10位；但是人均GDP达到16000元以上的9个省区市中，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区，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却在10名以后；而河北、内蒙、新疆以及吉林等省区虽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却居于全国前列。（见表11、表12）一般而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6个分领域中，健康、教育、环境的部分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弱，而与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关系密切。

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改善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并不必然改善和提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2003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与2004年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序之间的错位也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数排序的错位说明，必须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和改善国家和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整体水平，造福于子孙后代。

注：各地区家庭、环境数据为2004年数据，环境全国数据为当年数据。

注释：

①本文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课题的成果之一。执笔人为蒋永萍、姜秀花、陈方、贾云竹、杨玉静、吴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及各有关部委统计部门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数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②各级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均由招生、在校以及毕业学生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之比3个具体指标按照招生权重为0.3、在校为0.35、毕业为0.35加总合成。

③鉴于分省数据状况，对各省的评估只使用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领域指标，两个领域的权重均为0.5.

④省级评估中，未使用省级人大常委、省级政协常委、各派及省委委员中女性比例4个指标。

性别平等范文篇3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1995年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妇女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明确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应优先关注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本报告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本报告所理解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性别平等”强调性男女两性在权利、机会、责任和评价上的平等。而“妇女发展”则主要指妇女各方面状况的改善，也包含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我们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应该是发展基础上的平等，我们所期待的妇女发展则是平等前提下的发展。

基于上述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评估采用的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男女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如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业人口非农就业率及其比率等；第二类是反映男女两性对资源分享状况的指标，如各级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级决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类是反映女性需求满足和权益保障程度的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再婚率等。考虑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时，除个别指标外，均以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需求的充分满足为标准，即以男女在权益享有和资源分享上没有差距为100分。一个地区无论综合指数排名多高，但只要未达到理想状态，就还有继续推动和发展的空间。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对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不同方向的指标进行了同趋化处理。为防止出现只要平等不要发展或只要发展不要平等的误区，在评估时对反映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两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赋权合成一个既包含女性发展水平又反映两性水平差异的复合指标的方法。

本次评估指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国家统计局和政府有关部委的年度统计报告、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其他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有些在研究中更具性别敏感的指标未能在本次评估中使用。

各领域评估使用的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和数据来源见表1.

一、健康领域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西藏、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西藏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1995的70.06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1995到2000年增长了7.98，2000到2004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1995到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1995到2000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西藏（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西藏、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1995和2000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1995、2000、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2000、2004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1995、2000、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04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政府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04年这五年间，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中共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政治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04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02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比2003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北京，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西藏、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北京、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西藏、新疆、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中国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目前处于中等发展程度。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全国的数值为67.01，各个地区的该指数水平也都大于60.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从3个一级综合指标的数值看，家庭资源分配指数、婚姻关系指数与家庭责任分担指数的数值分别为84.0、74.39和53.53.这表明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性别关系相比，男女两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与婚姻关系上更为平等一些；换言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说明家庭责任中的性别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制约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地区比较

比较不同地区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发现：

各地区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31个省区市的家庭性别平等指数的数值范围从60.17到76.31，相差16.14.

家庭性别指数处于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南、重庆、四川、广西、天津、辽宁、河北与上海，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山西、甘肃、云南、海南、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和青海。影响这些地区综合的排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婚姻关系状况对家庭性别平等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山东在2002年已经没有早婚情况；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的进步，其晚婚率为96.60％，远远高于全国的同期指标值（57.29％）。因此，山东的婚姻关系指数排在全国第一位（87.98），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宁夏、青海、云南、江西等地区早婚率比较高，而晚婚率又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综合排序靠后。

其次，家庭责任分担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决定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北京、重庆、四川、山东、天津、上海、广西等地区的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劳动以及照看0—6岁的子女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家庭性别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而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青海等地区的家庭责任指数都在50以下，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各个地区家庭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排序与人均GDP排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2004年，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与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处于全国的第四、六、五、七、十位，但是家庭性别平等指数排序却位于全国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与二十九位；而重庆、河南、广西和四川的人均GDP分别排在第十六、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三位，但是其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却都排在全国的前10位。

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内蒙古和新疆的早婚情况比较少，同时，由于教育程度比较高，其女性的晚婚情况又比较普遍，因此综合指数的排序比较靠前；而云南、青海和宁夏这两个指标值在全国的位次都在后面，影响了其综合指数排位。

六、环境领域

环境是妇女发展的外部条件。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仅可以反映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结果、背景和条件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为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环境、促进环境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依据。

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主要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4个方面进行评估。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3.40，比2000年高5.45，（见表8）说明近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整体上有了一定改善，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妇女发展获得了一定空间。但是，目前综合指数尚未达到70，相对偏低，距离理想值10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多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关：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

2004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8和8.26个百分点，这不仅使农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政府加大了对妇幼卫生经费的投入，2004年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比2000年增加了0.37元，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18.9％增加到2004年的20.1％，女性对司法环境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仍然较小；2004年，记者中的女性比例为37.4％，女性对舆论环境的参与程度也不及男性高，不仅如此，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占的比例与高级职称、领导职位的比例并不协调。一项由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新闻界副总编以上领导职位中，女性仅占4.7％，在中央主要媒体的决策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2.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比较

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最好的北京综合指数达到了75.76分，与排位第二的上海相差3.63分，与排位第三的天津相差10.43分，比排位最低的地区高30.8分，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青海、广东、黑龙江、山西、云南和江苏。

从2004年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见表11、表12）中可以看到，约有2／3的省、区、市在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的两者排序基本一致，其排序差小于3位，说明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注重创造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那么男女两性就难以平等分享环境资源，妇女发展往往受到制约；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可以在环境领域达到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从表12可以看到，福建、山东、河南、湖北、西藏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而山西、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排名则明显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

七、中国及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

从各个领域的综合情况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2004年，全国综合指数达到68.23分，比2000年提高了2.12分。就各个领域而言，虽然状况逐年改善，但各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见表9）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指数分别达到了82.32分和80.13分，遥遥领先于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指数也达到了60分以上，而在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我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还亟待改善。

2000年与2004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总体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可在图1、图2中得到反映。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各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环境领域和教育领域，分别增加了5.45分和4.28分；而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的进步幅度最小，仅提高了0.58分。

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04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值达到了77.95分，位居各省区市之首，上海、天津紧随其后，分值也在70分以上。此外，位于北方的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和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其综合指数也相对较高，居于前10位之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以及位处西部的广西、宁夏、四川等得分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和西部的陕西、重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西藏及南部的海南等省区市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处于后10名之列。

与2000年相比，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西藏（6.22）、贵州（3.59），青海、宁夏、广东、新疆、安徽、河南、吉林、湖南、广西、山西、甘肃、湖北等12个省区市的增幅也在两分以上。福建、山东、辽宁、天津、云南以及重庆6个省区市的增幅相对较小，在1分以内。由于各省区市增幅的不等，也导致其在全国排序中位次的波动。（见表10）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省区市综合指数排名的波动。宁夏排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在健康领域指数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其在教育和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弥补了其在经济领域得分的下降；广东是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增幅显著。重庆除了在教育领域有所改善，在健康、经济和政治与决策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下滑，从而导致了其排名的大幅度下跌；而浙江尽管各个领域的得分均有小幅度提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省份的增幅太小，从而使其排名下滑；福建在健康领域有相对显著的下降影响了其排名的下滑，山东和云南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的下降所致。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人均GDP较低的10个省区市，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也大体处于全国的后10位；但是人均GDP达到16000元以上的9个省区市中，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区，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却在10名以后；而河北、内蒙、新疆以及吉林等省区虽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却居于全国前列。（见表11、表12）一般而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6个分领域中，健康、教育、环境的部分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弱，而与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关系密切。

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改善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并不必然改善和提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2003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与2004年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序之间的错位也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数排序的错位说明，必须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和改善国家和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整体水平，造福于子孙后代。

注：各地区家庭、环境数据为2004年数据，环境全国数据为当年数据。

注释：

①本文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课题的成果之一。执笔人为蒋永萍、姜秀花、陈方、贾云竹、杨玉静、吴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及各有关部委统计部门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数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②各级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均由招生、在校以及毕业学生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之比3个具体指标按照招生权重为0.3、在校为0.35、毕业为0.35加总合成。

③鉴于分省数据状况，对各省的评估只使用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领域指标，两个领域的权重均为0.5.

④省级评估中，未使用省级人大常委、省级政协常委、各派及省委委员中女性比例4个指标。

性别平等范文篇4

本报告所理解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性别平等”强调性男女两性在权利、机会、责任和评价上的平等。而“妇女发展”则主要指妇女各方面状况的改善，也包含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我们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应该是发展基础上的平等，我们所期待的妇女发展则是平等前提下的发展。

基于上述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评估采用的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男女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如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业人口非农就业率及其比率等；第二类是反映男女两性对资源分享状况的指标，如各级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级决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类是反映女性需求满足和权益保障程度的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再婚率等。考虑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时，除个别指标外，均以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需求的充分满足为标准，即以男女在权益享有和资源分享上没有差距为100分。一个地区无论综合指数排名多高，但只要未达到理想状态，就还有继续推动和发展的空间。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对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不同方向的指标进行了同趋化处理。为防止出现只要平等不要发展或只要发展不要平等的误区，在评估时对反映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两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赋权合成一个既包含女性发展水平又反映两性水平差异的复合指标的方法。

本次评估指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国家统计局和政府有关部委的年度统计报告、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其他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有些在研究中更具性别敏感的指标未能在本次评估中使用。

各领域评估使用的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和数据来源见表1.

一、健康领域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西藏、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西藏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编辑：）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1995的70.06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1995到2000年增长了7.98，2000到2004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1995到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1995到2000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西藏（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西藏、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1995和2000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1995、2000、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编辑：）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2000、2004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1995、2000、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04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政府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04年这五年间，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中共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政治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04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02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比2003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北京，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西藏、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北京、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西藏、新疆、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中国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目前处于中等发展程度。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全国的数值为67.01，各个地区的该指数水平也都大于60.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从3个一级综合指标的数值看，家庭资源分配指数、婚姻关系指数与家庭责任分担指数的数值分别为84.0、74.39和53.53.这表明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性别关系相比，男女两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与婚姻关系上更为平等一些；换言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说明家庭责任中的性别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制约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地区比较

比较不同地区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发现：

各地区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31个省区市的家庭性别平等指数的数值范围从60.17到76.31，相差16.14.

家庭性别指数处于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南、重庆、四川、广西、天津、辽宁、河北与上海，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山西、甘肃、云南、海南、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和青海。影响这些地区综合的排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婚姻关系状况对家庭性别平等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山东在2002年已经没有早婚情况；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的进步，其晚婚率为96.60％，远远高于全国的同期指标值（57.29％）。因此，山东的婚姻关系指数排在全国第一位（87.98），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宁夏、青海、云南、江西等地区早婚率比较高，而晚婚率又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综合排序靠后。

其次，家庭责任分担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决定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北京、重庆、四川、山东、天津、上海、广西等地区的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劳动以及照看0—6岁的子女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家庭性别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而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青海等地区的家庭责任指数都在50以下，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各个地区家庭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排序与人均GDP排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2004年，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与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处于全国的第四、六、五、七、十位，但是家庭性别平等指数排序却位于全国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与二十九位；而重庆、河南、广西和四川的人均GDP分别排在第十六、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三位，但是其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却都排在全国的前10位。

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内蒙古和新疆的早婚情况比较少，同时，由于教育程度比较高，其女性的晚婚情况又比较普遍，因此综合指数的排序比较靠前；而云南、青海和宁夏这两个指标值在全国的位次都在后面，影响了其综合指数排位。

六、环境领域

环境是妇女发展的外部条件。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仅可以反映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结果、背景和条件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为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环境、促进环境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依据。

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主要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4个方面进行评估。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3.40，比2000年高5.45，（见表8）说明近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整体上有了一定改善，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妇女发展获得了一定空间。但是，目前综合指数尚未达到70，相对偏低，距离理想值10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多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关：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

2004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8和8.26个百分点，这不仅使农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政府加大了对妇幼卫生经费的投入，2004年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比2000年增加了0.37元，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18.9％增加到2004年的20.1％，女性对司法环境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仍然较小；2004年，记者中的女性比例为37.4％，女性对舆论环境的参与程度也不及男性高，不仅如此，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占的比例与高级职称、领导职位的比例并不协调。一项由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新闻界副总编以上领导职位中，女性仅占4.7％，在中央主要媒体的决策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2.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比较

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最好的北京综合指数达到了75.76分，与排位第二的上海相差3.63分，与排位第三的天津相差10.43分，比排位最低的地区高30.8分，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青海、广东、黑龙江、山西、云南和江苏。

从2004年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见表11、表12）中可以看到，约有2／3的省、区、市在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的两者排序基本一致，其排序差小于3位，说明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注重创造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那么男女两性就难以平等分享环境资源，妇女发展往往受到制约；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可以在环境领域达到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从表12可以看到，福建、山东、河南、湖北、西藏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而山西、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排名则明显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

七、中国及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

从各个领域的综合情况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2004年，全国综合指数达到68.23分，比2000年提高了2.12分。就各个领域而言，虽然状况逐年改善，但各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见表9）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指数分别达到了82.32分和80.13分，遥遥领先于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指数也达到了60分以上，而在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我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还亟待改善。

2000年与2004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总体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可在图1、图2中得到反映。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各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环境领域和教育领域，分别增加了5.45分和4.28分；而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的进步幅度最小，仅提高了0.58分。

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04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值达到了77.95分，位居各省区市之首，上海、天津紧随其后，分值也在70分以上。此外，位于北方的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和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其综合指数也相对较高，居于前10位之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以及位处西部的广西、宁夏、四川等得分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和西部的陕西、重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西藏及南部的海南等省区市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处于后10名之列。（编辑：）

与2000年相比，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西藏（6.22）、贵州（3.59），青海、宁夏、广东、新疆、安徽、河南、吉林、湖南、广西、山西、甘肃、湖北等12个省区市的增幅也在两分以上。福建、山东、辽宁、天津、云南以及重庆6个省区市的增幅相对较小，在1分以内。由于各省区市增幅的不等，也导致其在全国排序中位次的波动。（见表10）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省区市综合指数排名的波动。宁夏排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在健康领域指数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其在教育和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弥补了其在经济领域得分的下降；广东是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增幅显著。重庆除了在教育领域有所改善，在健康、经济和政治与决策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下滑，从而导致了其排名的大幅度下跌；而浙江尽管各个领域的得分均有小幅度提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省份的增幅太小，从而使其排名下滑；福建在健康领域有相对显著的下降影响了其排名的下滑，山东和云南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的下降所致。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人均GDP较低的10个省区市，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也大体处于全国的后10位；但是人均GDP达到16000元以上的9个省区市中，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区，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却在10名以后；而河北、内蒙、新疆以及吉林等省区虽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却居于全国前列。（见表11、表12）一般而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6个分领域中，健康、教育、环境的部分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弱，而与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关系密切。

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改善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并不必然改善和提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2003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与2004年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序之间的错位也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数排序的错位说明，必须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和改善国家和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整体水平，造福于子孙后代。

注：各地区家庭、环境数据为2004年数据，环境全国数据为当年数据。

注释：

①本文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课题的成果之一。执笔人为蒋永萍、姜秀花、陈方、贾云竹、杨玉静、吴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及各有关部委统计部门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数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②各级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均由招生、在校以及毕业学生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之比3个具体指标按照招生权重为0.3、在校为0.35、毕业为0.35加总合成。

③鉴于分省数据状况，对各省的评估只使用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领域指标，两个领域的权重均为0.5.

④省级评估中，未使用省级人大常委、省级政协常委、各派及省委委员中女性比例4个指标。

内容提要」本报告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指出男女两性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与差异等。报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性别平等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性别理论；心理健康教育；应用

一、性别理论概述

社会性别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也被称为“第二次女权运动”。该理论主张女性的命运和社会角色不能被生理差异左右，而且其在之后有关性别不平等等方面的研究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高校对性别方面的教育仅仅是蜻蜓点水，并没有具体实施。但就目前社会对女性的各种不公平待遇来看，高校应将社会性别教育充分贯彻在大学生心理教育中，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二、社会性别理论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1.促使女大学生培育主体意识。以往，因为对性别教育的不重视，造成女大学生在思想上出现误区。一些人信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有远大的人生目标，缺乏成才的动力和勇气等。而社会性别理论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对传统依附角色的挑战，可增强女大学生奋发进取和直面人生的精神动力。可以使女大学生认识到，改变传统观念，摆脱传统束缚，这是女性走向独立和全面发展的基础。

2.促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别平等观念。截至目前，“男强女弱”的观念都深深根植在每个人的思想里。正是因为这种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女大学生的自信心和意志力不断地受到打击。而社会性别理论科学地分析了性别和性别差异，这能够使大学生摒弃“男强女弱”的旧观念，消除性别歧视，树立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使女大学生在一个平等的环境里建立自信，身心全方位发展。

3.引导女大学生认识传统性别角色束缚的社会根源。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价值被无限贬低，女性更多地被定位在照顾家庭上，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大学生对自己人生的定位。而社会性别理论能够让女大学生真正认识到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进而重拾自信，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价值，明确自己的人生定位，争取自己有价值的人生。

三、社会性别理论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近年来，很多教育工作部门和高等学校开始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对此展开积极探索。但是，仍有一些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忽视了其重要性。另外，还受到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一些高等学校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任务、目的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一直以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受到传统父权制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学校对性别教育的认知不足，导致学校各级组织性别分配不平等，暗示着“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学校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缺乏社会性别意识敏感，学校心理健康咨询师普遍没有接受过社会性别培训，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地灌输社会性别理论，反而有可能在帮助学生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强化着父权制思想。一些高校尝试开展了有关性别教育活动或开设选修课，但缺乏对教育效果进行及时跟踪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性别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当代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尤其女大学生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限制。

四、社会性别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1.传统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传统“父权制”文化的影响至今不容小觑，可以说其已经沉淀成了一种社会潜意识，于无形中影响着人们对女性价值的正确认识，导致一直以来无论是平凡生活中还是激烈竞争中女性都成为大众眼中的弱势群体。例如，在找工作的时候，用人单位对女大学生的偏见显而易见，在这个过程中促使了她们自卑依赖心理的产生。

2.性别意识教育缺失。高校期间正是大学生人格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性别角色选择的重要时期。对社会性别的正确认识，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前提，只有具有平等的性别观念，才能达到真正的心理健康。但是，高校对“性别教育”一直以来都不够重视，没有一种加强性别意识教育的自觉性，这种缺失会限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3.社会性别教育环境的缺失。教育环境是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体现，也是学校正常教育的载体，它是学校课堂教育的重要补充。但是，由于传统社会性别观念根植于许多人的深层意识中，所以，目前的高教环境中不仅严重缺乏对性别问题的应有关注，甚至在学校各级组织分配上还体现着传统的男权思想。例如，大部分高校中教职工的角色分工性别不平衡，到处体现着男尊女卑的性别结构。除此之外，在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中也潜在着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老师教育男生和女生时的不同态度，这更深层次地在大学生思想中加强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这种人力资源环境和课堂教学氛围会使我们的性别教育困难重重。

4.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忽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混乱、应付心理强。在简单设立咨询机构后，便不再具体规划工作，且对咨询机构工作缺乏督导。长期以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就出现了发展滞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不够专业化等问题。除此之外，通常咨询师的专业技能要求非常高，一般只有在专业培训之后才能胜任。但是，一般高校招聘心理咨询师时对心理学方面的考核较少，更谈不上对资格证书与实际能力的要求，而且咨询老师大多未接受过社会性别培训。所以，现在高校心理咨询师普遍存在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大学心理健康咨询辅导中，不仅很少普及到性别平等，而且有可能出现强化父权制思想的情况。

五、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社会性别理论应用的对策

1.冲破传统父权制的枷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首先应该使大学生摆脱父权制影响，在对现有性别文化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建构男女平等和协调发展的先进性别文化。摒弃封闭、偏狭的传统思想，培养大学生开放、理性、宽容等科学合理的社会性别观念，促使女大学生充分发挥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真正价值和作用，打破传统思想对女性价值的束缚，凸显女性教育的价值和地位。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学生重新认识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性别差异，促使人们性别意识的觉醒，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真正意义上地认识正确的社会性别观念，从而推动女大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2.加强大学生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教育。人类的社会性别观念完全取决于家庭环境、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其思想的后天培养及影响，在这个长期的影响中形成一个稳定的思想观。因此，在教育中，教师首先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社会性别理论，作为标榜站在性别平等立场上，为大学生传授正确的性别社会角色教育，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只有在领会到正确的社会性别观念时，大学生才能真正发现其自身价值，并积极发挥其社会作用，成为一位合格的社会成员。

3.加强教育环境的建设。根据前文所述，大学生性别意识的培养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影响和责任，在学校里，高校应积极加强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设，营造性别平等的教育环境；在家庭里，家长必须营造出平等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对孩子良好个性的养成有很大的帮助；除了这两点外，还不应该忽略社会环境对其的影响，社会文化中应该尽可能消除性别歧视、推动性别平等的文化心理环境。总而言之，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良性发展承担共同责任，三者必须共同努力，为女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强有力的后盾。

4.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教师培训课程。在学校里，大学生社会性别意识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其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意识的表现对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不可估量。所以，教师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规定应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促使教师摆脱传统的性别观念，为大学生进行性别平等教育打下基础。通过对心理咨询师的培训，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只有咨询师用正确的性别观念去教育学生，才能进一步推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六、结语

性别平等范文篇6

一、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性别差异

1、从保障需求的性别构成分析，女性的受保期长于男性。

由于我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因而女性的受保需求期长于男性。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在60-64岁年龄组人口中，女性占30.1%，男性占34.2%；在65-69岁年龄组人口中，女性占25.9%，男性占27.7%。数据显示，在70岁以下的年龄组中，男性人口比例略高于女性。在70-74岁年龄组中，女性占19.7%，男性占19.6%，男女比例基本持平。75-79岁，女性占13.1%，男性占11.3%；80-84岁，女性占7.2%，男性占5.1%；85-89岁，女性占3.0%，男性占1.7%；90-94岁，女性占0.8%，男性占0.4%；95岁及以上，女性占0.2%，男性占0.1%。在75岁以上年龄组中，女性人口比例均高于男性。据2002年统计，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5.3岁，比男性高4.6岁，表明女性受保期长于男性。而女性退休年龄低于男性。按现行退休年龄规定，除特殊行业工种外，女性在业时间为16-54岁，男性在业时间为16-59岁，也相应延长了妇女的保障期。

2、从人口生产和生活状况的性别构成分析，女性对社会保障需求高于男性。

第一，女性在业比例低于男性。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女16-54岁，男16-59岁）中，女性占47.16%，男性占52.84%；2002年第一、二、三产业分布中，女性比例为48.6%、34.9%、43.8%，男性比例为51.4%、65.1%、56.2%，在第一产业中，男女的差异不大，仅相差2.8个百分点，在第二、三产业中，性别差异较大，分别相差30.2和12.4个百分点。而我国第一产业的社会保障程度最低，多数农业人口没有被社会保障所覆盖。女性在业率低，且非正规经济体中的劳动贡献易被忽视，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的群体以女性为多。

第二，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从25岁到49岁的25年间，是人生就业的高峰时期。据2000年城镇人口的失业率统计，25-29岁，女性失业率占9.1%，男性占6.7%；30-34岁，女性占7.7%，男性占5.8%；35-39岁，女性占8.0%，男性占6.4%；40-44岁，女性占8.5%，男性占6.9%；45-49岁，女性占6.1%，男性占5.8%。不同年龄组的女性失业率都高于男性。由于女性的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以及更年期需要照顾，用人单位不愿或仅短期录用女职工，也是女性失业多的原因之一，造成女性的就业和收入保障都低于男性。

第三，女性婚姻人口的丧偶比例高于男性。从15岁及以上人口婚姻丧偶状况的性别构成分析，2000年全国女性占丧偶总数的68.9%，男性占31.1%，其中城镇女性占75.5%，男性占24.5%。农村女性占66.2%，男性占33.8%。女性丧偶意味着家庭收入降低，而重男轻女的观念所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造成婚龄人口挤压，男性会选择低龄女性配偶，使女性老年丧偶期延长，也会增加遗属保障的需求。

第四，女性人口的生活来源从属性高于男性。从不在业人口的生活来源分析，2000年靠退休金生活的女性占44.8%，男性占55.2%；靠财产性收入女性占47.2%，男性占52.8%；靠领取基本生活费的女性占50.7%，男性占49.3%；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女性占66.6%，男性占33.42%；前两项女性比例低于男性，后两项女性比例高于男性，表明女性经济状况不能独立的多于男性，生活来源处于不稳定状况。尤其是易于贫困的高龄女性，带病期长，其生活来源的从属性更使她们陷入养老、医疗的生活困境。

二、受保弱势群体的性别成因

受保弱势群体中女性多的归因之一是性别不平等，使不少女性缺乏对社会和家庭资源的利用和控制，她们或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或仅能享受低保，加剧了贫困的女性化。一些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缺失，也使女性的边缘化更为突出。

1、性别比例期待失衡

受性别不平等影响，一些家庭在出生性别上做出了可悲的选择——将女婴作为牺牲品。利用非医学需要的手段识别胎儿性别，将女婴堕胎，或遗弃女婴的现象已屡见不鲜。传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使一些农村家庭“不见儿子不收兵”，即使超生受罚也在所不惜，使计划生育工作受阻，导致我国性别比的差距居高不下。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国际上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3-107之间（以女孩为100），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仅高于这个范畴，而且从1982年到2000年逐年上升。1982年男孩为108.5，1987年为110.9，1990年为111.3，1995年为115.6，2000年为116.9。女性的生命健康权从一出生就受到侵害，与社会保障的缺位关系很大，尤其是农村老人，现将养老仍寄托在儿子身上。

2、性别资本期待错位

性别不平等的又一表现是性别资本期待错位。一些人受“男才女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残余思想影响，视容貌为女性的最大资本。市场上打出“美女经济”的招牌，将女性作为观赏物和赚钱的工具，更加重性别资本的错位。不仅丧失女性的人格和尊严，而且一些女性因青春容貌的消失也丧失了自身保障资本。2000年妇女地位调查资料显示，有40%以上的人赞同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期望通过“嫁”来获取生活享受。不少女性过分关注外表的魅力，有的投巨资修饰容貌，以此博得婚姻、就业的立足之地。当一些女领导干部，女企业家向传统的性别资本挑战并取得事业成功时，为不受亲人支持而寒心，还要承受社会上“女强人”的舆论压力，导致夫妻反目者已不乏其例，迫使一些妇女放弃事业，回归家庭。性别资本期待错位的后果是拉大了男女的层次差距，使女性弱者更弱，能沟通男女情感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使男女的共同利益受到损害。

3、性别角色期待误途。

传统社会“男主女从”的性别角色期待，使“男主外，女主内”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和行为定式。好女人的期望值是“贤妻良母”，是男人理想的贤内助；好男人的期望值是“成功人士”，对此疑义者不多。但对女性的独立进取，社会上则褒贬不一。代表传统封建社会性别等级观念的产物“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观念，形成了传统性别刻板印象，仍在误导女性的发展前途。

——学历的性别差距。让男孩升学，女孩辍学去劳动挣钱供家用，也是一些农村贫困家庭的选择。女性受教育程度总体上低于男性，形成人生起点上的性别差距。从2000年1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构成分析，文盲率女性占72.7%，男性占27.3%；小学率女性占52.7%，男性占47.3%；初中率女性占43.2%，男性占56.8%；高中、中专率女性占42.4%，男性占57.6%；大专及以上率女性占38.3%，男性占61.7%。女性的文盲率、小学率都高于男性，而初中以上率都低于男性，尤以大专及以上率差异大，女性比男性低23.4个百分点。

——社会参与的性别差距。从迁移人口的性别构成分析，2000年在务工经商人口中，女性占43%，男性占57%，学习培训人口中，女性占47.3%，男性占52.7%，工作调动人口中，女性占32.3%，男性占67.7%，分配录用人口中，女性占41.4%，男性占58.6%。在参与型迁移人口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而在婚姻迁入人口中，女性占88.9%，男性占11.1%，随迁家属中，女性占60.4%，男性占39.6%，投亲靠友中，女性占54.9%，男性占45.1%。在从属型迁移人口中，女性比例均高于男性，形成人生成长过程中的性别差距。

——自由支配时间的性别差距。据2000年妇女地位调查资料统计，男女在家务劳动、学习和其他自由支配时间上有较大差异。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由妻子承担，全国女性平均一天家务劳动时间为4小时零1分钟，男性为1小时31分钟。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每天比男性多2个多小时；看电视时间比男性少13分钟，学习时间比男性少9分钟，其他自由支配时间比男性少18分钟。女性的业余时间主要贡献给家庭成员。

——职位的性别差距。2002年各级领导干部的性别构成中，省部级及以上，女性占8.3%，男性为91.7%；地厅级，女性占11.7%，男性为88.3%；县处级，女性占16.1%，男性为83.9%；职位越高，性别差距越大。2002年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性别构成中，女性占37.0%，男性占63.0%；在职业分布中，女性的职务总体上都低于男性较多。

——收入的性别差距。从2002年企业单位年平均工资分析，女性平均工资占男性平均工资的比例：农、林、牧、渔业87.0%、采掘业74.7%、制造业81.3%、电气水生产供应业88.1%、建筑业88.5%、交通邮电通信业86.1%、批发零售、餐饮业80.1%、房地产业84.5%、社会服务业74.5%，女性的平均工资都低于男性。

角色期待误导，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或被剥夺，或减少，从人生起点差距到成长过程差距，导致女性的边缘化。实际上受害的不仅仅是女性，女性的依附性，促使男性要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性别冲突和性别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失去平衡的集中反映。

三、构建性别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

上述性别差异的分析数据表明，女性弱势群体和女性社会保障边缘化状况，都受到性别不平等意识的影响。因而构建性别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推进性别平等主流化

完善社会保障的性别平等政策，其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社会性别的特殊需求分析，女性是社会保障的重点受保者，另一方面，女性也是社会保障基金的贡献者。因此，既要重视性别差异性保障，又要重视性别发展性保障。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具有刚性增长的特点，必须坚持受保人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忽略了后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则不能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要走出性别盲区，必须推进性别平等主流化。

“性别平等”理念在全球已取得较大进展。不仅写进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等众多文件中，在理论上有深刻论述，而且世界各国女性主义运动也是浪潮迭起，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性别平等”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性别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在我国《宪法》、《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义务教育法》、《劳动法》等都有充分的体现，在提高我国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地位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但数千年历史沉积所形成的性别不平等，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1995年北京世妇会提出性别平等主流化，让性别平等深入到政府规划、教育科研和生产生活等领域中。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推进性别平等主流化，拓展的不仅是女性的保障和发展空间，通过提高女性的生存质量，也会大大缓解男性的压力，以期实现男女两性的共同权益保障。

2、在社会保障指标中纳入社会性别指标

改变妇女的弱者形象，塑造现代女性形象是社会性别指标的关键，须将妇女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改善，作为社会保障与发展的重要指标。提高妇女的社会参与程度，不仅关注妇女对生产过程的参与，而且关注妇女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构成，不仅关注学龄女童的入学率，而且关注妇女接受更高层次教育、培训的比例；要提高妇女的生产技能，减少妇女失业，不仅提供失业保障，而且要提供就业保障；不仅关注妇女就业数量，而且关注就业质量；不仅关注妇女的职业收入保障，而且要关注家庭津贴保障；不仅关注妇女的生活保障，而且关注妇女的健康保障。提高妇女素质，消除妇女贫困，才能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如果说，以往女性问题主要局限在婚姻家庭方面，现代女性问题则进入了更广泛的发展领域，包括女性政治经济生活的参与、女性教育、女性就业、女性健康等综合社会指标。性别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于消除性别隔离和角色冲突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压力，共尽保障义务，共享保障权利，体现男女双方的价值感与成就感。

3、加强女性学/性别学的学科建设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性别视角，看到加强女性学/性别学学科建设，填补学科设置的缺位，在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透过女性贫困现象，我们看到的是女性生存和发展能力的脆弱性，透过女性作为社会保障的重点受保对象，我们看到的是发挥女性半边天作用的重要性。占世界人口50%的女性人口，与男性人口一样，是人类社会的资源人口，而不是负担人口。女性学/性别学研究正在从社会学、人口学、文学等领域走向更多的学科领域，如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史学、新闻与传播学等，女性学/性别学学科将会在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形成独立学科。通过理论学术水平的提高，推进性别平等主流化的实践，将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性别平等范文篇7

论文摘要: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本文从基本概念、研究价值、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趋势等方面对我国近十年来性别教育的研究动向进行了初步分析。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人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L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人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人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人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性别平等范文篇8

性别文化教育的根本是教育。我们认为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属于人文素质教育，是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引导人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去看待自然的性别差异和分工中非自然的由社会结构性、文化性、制度性带来的性别歧视和性别霸权，摈弃落后的性别文化观念，培养和形成先进的性别文化观念的活动。作为专门培养女性人才的女子高职院校，积极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活动，积极探索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如何体现先进性别文化，倡导发挥先进性别文化在培养人、塑造人方面的特殊作用，倡导广大女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女子高职院校发挥育人功能的应有之义。

二、女子高职院校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女子高职院校既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阵地，更是女性教育的重要阵地。在社会转型期，面对多元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态势，职业院校女大学生面临着性别角色的选择和定位的困惑与焦虑，迫切需要加强先进性别文化的教育与引导。女子高职院校应自觉引领先进性别文化、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对加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推进男女平等进程；提升学院品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先进性别文化构建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和实践的可能。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我国性别文化教育起着引领作用，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先进性别文化以性别平等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只有男女两性人格与尊严平等，才能真正地、具体地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通过先进文化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人生观、道德价值导向成为女性人生观、道德价值取向中的主流意识。通过先进文化教育，以女性四自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女性正确的职业观与经济、政治价值观男女平等是先进性别文化的核心内容。先进性别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体现，只有把先进性别文化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才有可能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先进性别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摒弃了落后的性别文化中的腐朽成分，发扬了传统性别文化中的合理性因素，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性别文化规范，是一种促使女性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先进文化。它是正确评价男女两性社会价值作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积淀，积极有效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精神保障。

（二）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需要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落后的性别文化还有相当的市场，严重影响女性成长发展。女子高职院校既是先进性别文化教育的主阵地，又是先进性别文化的集散地，提升包括性别文化在内的文化竞争力，促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女子高职院校把先进性别文化教育与高职教学改革结合起来，开发女性特色课程，自编女性教育教材。让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消除腐朽落后性别文化影响，避免性别文化精神枯萎，树立先进性别观，帮助学生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以增强女性主体意识和性别自尊感和自豪感，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是女子高职院校传播先进性别文化的关键之所在。

（三）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加快实现男女平等进程的需要

我国提出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已十多年，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法律，但现实中男女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与传统性别文化中的落后观念的消极影响是分不开的。社会上对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认识存在着三大误区也影响男女平等实现的进程。我国是一个有着1.8亿文盲，其中70%是女性的国家。如果女性自身都没有与男性平等发展的主观愿望和主体意识，那么不论国家为妇女解放提供多么优越的制度和政策，也不论生产力的发展为妇女解放创造多么有力的条件，都不会形成男女平等的现实。所以我们要实现真正意义男女平等，建设性别文化，当务之急要在女性群体中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唤醒女性主体意识，促使她们加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队伍中来。

（四）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提升女子高职院校品质的现实需要

追求卓越，提升大学品质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大学品质即大学的品格与气质。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构建先进性别文化对提升女子高职院校自身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女子高职院校只有打造特色鲜明的女性文化，丰富先进性别文化的底蕴，提升自身大学品质，才能在日益竞争激烈的高职教育中支撑起自己的一片蓝天，增强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而女子高职院校学生将成为先进性别文化的最大受益群体，女子高职院校也将因性别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女子高职院校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的实施策略

女子高职院校作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培养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建设者的重要阵地，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女性教育特色和优势，认真做好先进性别文化“三进”工作，不断推进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切实担负起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历史责任，做出自己应有贡献。

（一）先进性别文化进课堂

开发女性特色课程，让性别文化立起来。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先进性别文化的主渠道，开发校本课程或特色课程、专题讲座，创新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纳入教学计划，确立应有的教学地位。通过开发女子高职院校特色课程和女性关注的热点专题讲座，如《女性成才》《女大学生成才学》《高职女生素养》《女性文化讲堂》等特色课程或讲座，边缘化甚至隐形化的许多与女性有关的问题纳入女子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并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对大学时期女性进行性别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生指导的重要课程。特色课程的开设为女性先进文化教育融入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由边缘走向主流核心，成为真正的知识主体，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二）先进性别文化进校园

积极营造有利于女性成长的校园氛围，使先进性别文化活起来。通过开展富有女子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实现性别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培养四自精神，健全女性人格和健康心理，让先进的性别文化理念在校园文化活动中传播，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为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建设注入活力。一是积极开展以女性为主体的校园文化活动，“我的青春我做主”“青春助力我成长”等系列实践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女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二是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女性主题实践活动，“魅力女生，精彩人生”“青春手拉手，姐妹向前走”“创先争优金牌女院人”等形式多样活动舒展女性美的天性，升华女的人格，增强女性自豪、进取精神风范，提高女性综合素质。三是组织女性教育论坛和女性热点探讨，“女性学法论坛”“女性美德论坛”“女性教育论坛”“女性职业发展论坛”“女性礼仪论坛”，“树四自精神，做睿智女性”，提炼女校特色校园文化，引导并培育女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先进性别文化进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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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首先，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公平正义既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又是和谐社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能否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实现男女两性社会成员诚信友爱，社会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和条件。

其次，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就是男女两性社会成员，在公共社会和家庭生活中，都能够平等相待，平等相处，良性互动。然而，这种和谐必须是建立在两性平等(权利、机会、人格价值和尊严上的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以一方居高临下、另一方依附、顺从为前提。只有理直气壮地坚持两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人格权利、机会、价值尊严等方面的平等，才能真正实现两性和谐的理想目标。今天的社会发展，女性在经济政治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进步已经不可阻挡地要求冲破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解构原有畸形的两性关系，建构现代社会新型的两性关系。性别平等并不是意味着消除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未来两性的发展趋向将是在保留各自性别特点基础上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性别的互补性将使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发展得更为充分、更为全面、更为和谐。

第三，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就是男女两性在法律和机制保障之下，享有平等权利、拥有公平机会，参与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决策活动。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各种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我们还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协调和推动，有与妇女发展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法律和机制保障之下，男女共同享有自己的权利、参与决策。

二、和谐社会中的妇女主体作用

社会和谐要求两性平等，两性平等促进社会和谐。男女性别平等、关系协调，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利于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已经从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我国颁布了宪法和婚姻法等一系列法规，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鲜明的观点，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论述的很深刻。同志的著名论断：“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一样能办得到”，“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邓小平同志六十年代指出：“党的事业需要妇女群众，妇女解放也只有在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不断得到保障，妇女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男女平等问题上升到了从未有的高度。同志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庄严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志2003年在与全国妇联领导班子座谈时指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保护妇女、关心和支持妇女工作的良好局面”。显然，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妇女这支伟大的人力资源”，同时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最终实现也必将为妇女的发展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性平等”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和谐社会中的的不和谐因素

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应理性地看待当今社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男女两性协调发展问题上并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还存在着不和谐因素。

1、妇女平等就业和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受到冲击。平等参与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收入是妇女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所有制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就业问题成为最大的挑战，妇女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一是妇女就业难。女性职业结构下沉，与就业率下降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正规职业中退出，进入非正规职业，统计数字显示，在低技能、低收入、低保障、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女性所占比例较大，在灵活多样的非正规就业、社区就业中女性占多数。二是女性自主创业、下岗失业再就业难度较大，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突出。三是收入中的性别差距比较明显。在岗人员也时时被提前裁员所困扰，损害女职工特别是非正规就业和流动就业的女性劳动权益现象时有发生。

2、妇女参政比例仍然偏低。妇女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是妇女解放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妇女参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妇女参政。但是决策层妇女参政比例还很小。一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女干部比例偏低，且任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非经济领域多，经济领域少；二是基层女干部比例下降。特别是村级选举中，女干部进入村委会的比例明显减少，基层女干部的缺失，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高层妇女参政的数量和质量。

3、妇女素质偏低，轻视、歧视妇女的传统偏见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尽管目前妇女解放运动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存在一个个社会性别的误区，如“妇女回家去”、“美女经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等。从教育状况上看，据调查，农村58.8%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比男性高21.9%；女性文盲率为13.6%，比男性高9.6%。文化素质偏低不仅使广大妇女面对调整发展的生产技术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而且也束缚了她们的思想和才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构建两性和谐发展的对策

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既存在实现的艰巨性，又有现实可行的路径可供选择，只有从社会各个层面上加以促进，方可加速其落实。

1、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将“男女平等”纳入各项决策中，使其同人口意识、环保意识一样深入人心；在各项改革中，政府应当兼顾效益和公平，加强配套法规的修订工作，以保障妇女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与社会同步发展。要进一步推动妇女发展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机结合、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计划和项目制定、执行和监测评估的全过程，保证男女两性平等参与和分享资源。

2、将性别意识纳入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妇女的权益。特别要提高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性别意识，他们的认识不到位，在立法中就可能忽视妇女的权益，在执法中就有可能发生偏差。鉴于政策的弹性和法律的刚性，要把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通过经济、法律、行政、宣传等手段，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真正落到实处。

性别平等范文篇10

问题的提出源于一次小规模的调查，在一份列有30个与公共管理有关的概念的问卷中，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这些概念进行性别联想，比如“政府”这一概念，性别联想是男性还是女性？参加本次调查的人员共77位，其中男性41位，女性39位，全部是机关干部，大部分是科级干部，文化程度多为大学，其中半数为在职研究生。表格设计非常简单，共四栏，第一栏是30个概念，二、三两栏分别是“男性（父亲）”和“女性（母亲）”，第四栏为“不清楚”。要求根据第一栏的概念，在二、三两栏里选择划勾，如不能确定，则在“不清楚”栏划勾。刚拿到问卷时，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填，不是表格看不懂，而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共管理与性别有什么关系。应当说大多数人的填写态度是认真的，尽管一再强调不要分析，凭直觉填写，但很多人还是慎重思考了以后才划勾。剔除了废卷，（废卷有两种：一是没有填完，二是在一个栏里填到底，如全部选择“男性”或“不清楚”。）共得到75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39，女性36。以下是根据问卷数据形成的曲线图：

根据曲线图，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1、公共管理与男性性别高度相关。图表中的蓝线表示30个概念与男性的相关性，红线表示与女性的相关性，可以看出选择30个概念与男性相关的要远远超过女性，两者相对集中的区间之间存在较大距离。观察填答时的情况，还可以发现，同样的选择，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公共管理的权力“应该是男性的”，另一种认为公共管理“实际上是由男性主导的”。

2、与传统政治权力相关的概念也与男性性别高度相关。图表中的蓝线有两个峰值，一个是1－3，相对应的概念分别是：国家、政治制度、政府。第二个是13－14，相对应的概念分别是：领导、决策。这些概念中显示的权力含义，被认为当然地属于男性，一位女孩自言自语说“国家、政府是有权力的，当然应该是男性的”，有人说，“这又不用说的，肯定属于男性”。也有少数人选择了女性，理由是“祖国，母亲”、“人民政府爱人民”等，这些话语中的情感成分，使他们觉得更接近女性。

3、与现代政府职能相关的概念与女性性别相关程度加大。图表中蓝线有两个低谷，一是8－10，相对应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公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第二个低谷是28，相对应的概念是：服务承诺。与男性相关性的低谷相反，女性相关性在这几个概念上形成峰值。这些概念所对应的是现代民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基本职能，传统男性特征的权力和威严似乎与此不相宜，因而出现了以女性取代男性的倾向。当然这并不表明是一种实际已经发生的过程，可能更多只说明这些职能与传统政府的权力统治发生了认知上的不相容。

4、转型的公共管理逐渐减少男性相关性。观察蓝线的走势，有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所涉及的概念大多是与公共管理的专业化、法治化、现代化相关的概念，这说明随着政府的现代化转型，公共管理的男性性别倾向逐渐减弱，对女性在管理中的作用的认同缓慢上升，同时，选择性别不清楚的人也多了。公共管理的转型是一个从集权向分权、从统治向治理、从管制向服务的转变，其中不断发展的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既不是男权的，也不是女权的，“不清楚”是恰当的。

上述调查虽然规模不大，但能够说明问题，因为被调查者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干部平时从事管理工作，具有相应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正在进行管理理论的学习，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他们没有接受过社会性别知识方面的培训，也不清楚调查者的目的和用心，不知道如何配合调查者。在接到问卷时，很多人感到奇怪，无论是实际工作中，还是学习的理论中，几乎都没有过把公共管理事务与性别相联系的考虑，所以在选择时没有可以凭借的经验和理论。这正是调查者的目的所在，因为机关工作的经历可能使他们会选择比较“正确”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当没有“正确”标准的时候，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来选择了，而这种感觉的背后，往往隐含着实际存在于公共管理中的性别结构与文化，以及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

二、公共管理的性别倾向对两性的不同影响

公共管理一般被认为是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如果说政府管理具有性别倾向，可能是一个不被承认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历来提倡男女平等，所有政策对待两性都是一视同仁，至少在管理者的思想上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由于政府管理的普适性和工具性特征，很多管理者特别是男性管理者往往认为，“我们对女性已经很平等”。

但公共管理的性别倾向又是显而易见的，上述调查反映的决不是个别地区的局部现象。中国党政干部负责人中女性比例从上到下都不超过10%，反映的是公共管理“实际是由男性主导”的性别结构倾向，而支持这一结构的是公共权力“应该是男性的”这一文化倾向。公共管理的性别倾向对两性的社会平等会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誰可以代表“公共的”？政府管理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形成公共需求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实际问题、表达渠道、政府认可。男性的经验和愿望往往被当成全体社会成员的经验和愿望，更容易成为全体的、公共的，而女性的经验和需求则被“妇女化”。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问题，首先会表现为女性问题，尽管女性也会提出要求，但不会被认为是公共需求，只不过是“妇女问题”，不是“公共的”问题。只有当男性社会成员也遭遇权利损失时，需求表达才会变得强势起来，政府因此作出反映。比如下岗，首先是女性下岗，但被认为是“优胜劣汰”的结果，90年代男性大量下岗，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迅速启动再就业工程。当再就业形势相对缓解，尽管下岗女工再就业率远低于男性，且多为非正规就业，但政府的视线已经转移。也就是说，“妇女问题”不能成为“公共的”问题，只有男性的才是“公共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引起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十年后将有几千万男孩无法婚配”。农村出嫁女的土地权益问题难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在男性中几乎不存在，政府不会把它当成公共需求来对待。

第二、誰可以成为“重要的”？当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妇女问题”，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时，政府如何安排优先次序？公共管理中的性别倾向不能保证女性获得强势表达，话语弱势造成了女性的表达不能有效传递给政府决策者。政府决策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倾向于强势表达的意见。这些强势话语就会因为强势而成为“重要的”，被优先考虑和安排。特别是当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越来越是一个博弈过程，强势表达是达到利益目标的重要手段，女性因为缺少这样的手段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不边缘化。“妇女问题”的次要性还在于它经常被视为妇女自身的问题，“提高素质”经常成为政府应对妇女问题的主要措施：妇女参政不足，女干部被要求“提高素质，增强竞争能力”；下岗女工再就业困难，被要求“转变观念、提高素质”；扫黄打非形势严峻，要求教育女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道德素质”。如果妇女问题是因为素质不高造成的，当然不需要政府作为“重要的”问题进行政策调整。其实社会问题的重要与否，有时并不是由问题本身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建构过程，而建构是需要话语权的。男性拥有话语权，有能力建构“重要问题”。“妇女问题”如何建构，很大程度上不取决妇女的态度，而取决于男性如何看待女性以及女性问题。政府的性别倾向不能保证它能充分考虑女性的意见，而政府强大的社会问题建构能力，又使这种“偏听偏信”忽略或扭曲了妇女问题的社会意义。

第三、誰可以作出“决定的”？女性在公共管理中的结构性缺席，不能不由实际主导公共管理的男性来考虑性别平等问题。虽然不少男性是主张性别平等的，但文化规则造成的社会性别差异已经深刻地内化，在理论工具缺乏，理性认识不足的前提下，光有对性别平等的一般愿望是无法识别性别不平等的，所建立的平等规则，很难保证不是对女性的另一种不平等。所谓“男女都一样”为什么对女性是不平等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从“照顾”女性出发的规则考虑，也很难避免不是对女性权利的歧视性对待，比如女性提前退休的规定。一旦权利实现的条件资源紧张，女性首先被考虑权利缩水，这种考虑有可能在是“关爱”的名义下展开的，比如阶段性就业的政策建议。也就说，决定平等规则和事务的，恰恰是在不平等中享有好处的人。当主要由男性来代替女性发言，安置女性权利，决定女性事务，尽管他们的平等愿望可能是真诚的，但很难保证所达到的平等是真正的，可能更多是一种男性想象。同时，当平等主要是一种由男性给定的权利时，女性成了自己权利的客体，只能接受被给定的相关利益，无法自主地决定自身权利，无法实现赋权。这样一种权利关系，仍然是父权的，只不过在形式上从家庭父权转变为公共父权了。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性别公正

一直以来政府被认为是具有公平精神的公共机构，代表着公共利益。这种假设使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会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该理论从人的经济理性出发，认为在公共领域也和私人领域一样，人们受利益驱动而选择自利性行为，这种行为选择会导致政府偏离公共立场，“政府失效”就是这种偏离的表现。公共选择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有三个突破的地方：一是把对政府的研究从整体的研究还原到具体的研究，即个人主义的方法，强调个人动机与选择对整体行为的影响；二是从人的自利本性而不是从利他主义原则出发研究政治行为，指出利他行为的出现，只是因为体制和政策是好的，而不是因为领导者道德高尚；三是用交易原则研究政治领域的行为，主张用改变交易规则的方法进行政策的公共选择。公共选择理论最大的启发在于，让我们明白了政府并不具有天然的公共性，政府行为也是受利益关系支配的。

进一步我们可以思考，社会关系中不仅存在着利益关系，也存在着性别关系，组成政府的个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有性别的人，在现有的性别关系中，性别身份是如何影响政府行为的？公共管理中的男性性别倾向，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性别身份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是存在的，至少有两种情形表现了这种影响：一是政府管理对现有的性别关系不干涉。现有的性别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不干涉也就意味着维持甚至放任性别不平等。就业市场中存在排挤女性的现象，而政策干预始终不到位，就是属于这种情形。二是如果一定要改变性别关系，也要按照男性的意愿改变。比如女性可以作为“伟大的人力资源”大规模参加社会劳动，但不能作为优秀的管理者，大规模进入管理领域，所以在录用公务员时，要规定女性的比例。性别身份既与文化规定有关，又与现实利益相连，不管是否意识到，它都真实存在，并且发生作用，男性的性别利益和性别特权总是与他们的性别身份有关。当一些男性管理者在私下里漫不经心地表示“女人应该回家”时，我们怎么指望他们会在制定政策时立场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