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论文十篇

环境经济学论文篇1

1.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小课题指南的设计与。在课程教学开展之前，教师团队会根据目前的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热点问题，根据传授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知识体系和培养能力的要求，设计出学生可能感兴趣并能够完成的科研题目，然后在上课第一周说明实践教学部分的课程组织与考核的要求，课题指南。

2.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团队的组织与小课题题目的确定。在课题指南之后，考虑到培养同学们团队协作能力的要求及开设该课程时同学们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客观现实，任课的教师团队会根据学号随机将同学们组合，组成4～5人一组的课题小组，然后让每个小组民主选取产生小组长。在小组确定后，要求小组长组织同学们在课后利用六个周的时间，根据课题指南，查找相关资料，初步拟定出课题题目，然后与教师一起共同在理论教学开展到第六周时确定最终的课题题目。

3.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小课题的运行、报告及论文的撰写。在题目确定后，结合资源与环境课程理论知识的传授、方法的培养、合作精神及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教师团队会指导各课题团队根据题目，依据以下步骤来开展课题，即：根据小课题题目，确定课题工作内容根据工作内容，确定人员分工阅读文献、撰写述评设计问卷或调查表格预调查修改问卷及表格正式调查整理问卷录入数据分析数据补充调查分析数据撰写研究报告及论文。在查阅文献环节，教师会演示我国内外学术论文查找路径与方法。在撰写文献综述部分，会给出具体的范文。在问卷设计、预调查到正式补充调查的环节，会结合统计调查、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指导学生进行具体的操作。在撰写研究报告及论文过程中，也会给出相应的范本进行参考，并给出具体的论文撰写格式及规范。撰写出研究报告及课程论文后，教师团队根据团队成员的分工与合作情况、内容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程度、论文与方法的掌握运用程度、文献参阅的广泛性、创新性、逻辑性、结论及观点的科学性、撰写的规范性等指标，对撰写的调查报告及论文进行评分。

4.答辩。本环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并提高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因此要求每个组将小组研究报告或论成PPT，在课堂上进行演讲，并以小组形式回答老师及同学们的问题。要求每个小组均参与到答辩的提问中，并根据答辩情况及所提问题的质量及数量对给出答辩环节的评分。

二、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成效

1.加深了学生对资源与环境保护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理解。由于实践教学是在快接近理论教学总学时一半左右的基础上进行的，学生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理论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接下来几周的教学中重点是方法论部分的理论教学，因此能够与其文献查找、调查实践等实践教学密切配合起来。从而加深学生对前期所讲解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的理解及对后续传授的方法及时运用。

2.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应试教育的不足，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得到了培养。该课程开设之处，采用的是传统的课堂授课、课后练习、期末闭卷考试的方法。发现考试成绩总体来说都比较好，但在毕业实践及毕业论文过程中发现问题、查找文献、梳理文献、撰写论文的能力不一定好。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并结合实践教学的思考，后来才在该课程中开始实践教学。几个学期的实践表明，通过这种实践过程而撰写出来的小论文、小报告质量往往都超出了预期。

3.提高了学生对课程教学的参与程度，激发了学生的课程兴趣。如何调动同学们参与课堂教学，是许多老师都在思考的问题。通过这种实践教学，发现同学们对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的兴趣有所增加，课堂参与程度明显提高。突出表现在：一是课堂中提问的次数增加，二是课后与教师团队讨论问题的次数增加。

4.学生的创新能力及团队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培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同学们开始是在教师所提供的参考指南中寻找课题，但随着理论教学的推进及查阅文献的广泛程度的增加，同学们往往会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及题目，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小组研究题目、内容不在参考指南范围内。就算在指南中的题目，实际上也往往会作出一些调整。这说明同学们能发现问题，而这恰恰是创新的开始。在创新能力得到培养的同时，这种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就是同学们的合作精神也得到了培养。由于考核是在小组考核的基础上结合每一个同学在课题开展、报告及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工作量来打分的，因此同学们之间会为了完成课题、获取好的成绩而进行多次的沟通和交流，这不仅增进了同学的了解，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其合作精神。

三、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实践教学的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实践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小课题研究方面撰写的论文。然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一些内容，比如资源价值的评估、环境价值的评估等可以考虑与计量经济、统计学等结合而进行计算机模拟。环境经济政策部分也如此。

2.缺乏实践教学的规范指南。到目前为止，该课程的实践教学还远不如理论教学那样形成规范的指南，每次都是教师按环节逐步指导。规范的———如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的规范性操作手册或指南还没有编制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效率。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平衡点仍待建立。目前该课程课堂教学总学时是32学时。其中26学时用于理论教学，4学时用于实践教学，两个学时用于测验。目前理论教学的学时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但实践教学学时远远不够，因此教师团队得抽出至少16个学时左右以课外指导的方式弥补实践教学的不足。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还需进一步磨合，以建立能够实现教学资源有效配置的平衡点。

四、进一步推进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

1.编写《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类课程实践教学指导手册》，为实践实验教学的开展提供教学辅助材料的支撑。根据上述内容，专门针对实践教学撰写教学指导手册，从而为提高实践实验教学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提供支撑。从内容上看，将逐步从目前的比较单一的小课题研究、研究论文及报告的撰写逐步拓展到环境计量统计、资源与环境经济投资项目可行性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估、环境损害的经济价值评价、环境经济政策模拟与分析等方面，以适应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的需求。

2.转变考核方式，推进过程考核。本课程的考核目前已经综合考虑到课堂理论教学及实践两个方面。根据实践教学的成效看，适当加大过程考核权重有利于更好地调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今后将采取以过程参与为主、以期末考试为辅进行考核。

3.结合计算机模拟实训，加大模拟实训的内容。将结合理论教学，设计“Stata在环境微观计量分析中的运用”“、资源与环境经济投资项目可行性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价”等部分来设计试验内容，在实验室中完成相关实训，从而提高同学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动手能力，为小组论文的撰写奠定基础。

环境经济学论文篇2

（一）有利于学生社会网络资源的培育与扩张同学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网络。同学网络、校友网络，对同学、校友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今高校，都非常重视校友工作，建立起以校友为节点的社会网络系统，在促进同学、校友关系交融的同时，促进母校建设与发展。但我们注意到，目前的做法，注重的是事后，而不是事前，没有将在校生纳入校友的考虑范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不同专业在校生中培育、建立起社会网络系统。事实上，在传统住宿模式下，除了一些在学校社会活动别积极的同学外，多数同学基本不认识外专业的同学，更不用说建立起某种亲密的社会关系。而在创新转型后的住宿模式下，同学既可以通过行政班级活动、上课，认识同班、同专业的同学，也可以通过宿舍的环境，与其它专业，甚至不同年级的同学建立关系，且这种同学关系数是呈指数增长。

（二）有利于弥补学生能力的缺失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协调能力的养成，对学生未来事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生代大学生能力的缺失，是用人单位普遍反应的问题。我们往往把学生能力的缺失，归咎于学生的本身，而没有在培养主体上寻找原因。大学之前的家庭、社会、学校的过度关心，弱化了学生本应具备的能力，如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大学不仅需要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还面临着弥补学生之前缺失的基本能力。在创新转型住宿模式下，学生不再有班长、组长或同班同学的提醒，必须根据自己选课的情况，安排作息时间。由于不同专业的同学上课时间不同，作息时间也就不一样，因此，他必须学会兼顾他人。此外，不同专业的同学思维方式不同，如何与不同专业的人交往，对学生而言，也是一个挑战。这种住宿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就部分弥补了大学生之前最为缺乏的生活、处事、为人的能力。

二、大学生新型住宿模式的探索——以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为例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是由福州大学与福州大学资产运营公司举办的独立学院，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目前已拥有39个专业，12000多名学生。在较为自由的办学模式下，2008年开始，学院开始探索实施大学生创新转型住宿模式。由于独立学院属于民办高校，早年至诚学院的新生报到率都在90%左右，近年新生报到率虽有提升，但还在95%左右徘徊。因此，新生报到率与新生宿舍安排就构成了一对尖锐矛盾。此外，学生在学期间退学、转学、休学、参军、出国等等，也提出了房产资源的利用问题。基于此，学院开始尝试性实施新的住宿模式，解决房产资源的经济合理性问题。学院按照如下步骤开展了住宿新模式的试验：第一阶段，尝试阶段。为了减少新模式介入引发的波动，保持学校稳定，学院采取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即：2007级以前的学生仍按旧的住宿模式居住，2008级新生按新的住宿模式居住。同时，建立起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建立系、社区辅导员专业化分工协作系统。这一阶段的试验结果：学校房产资源利用率提高，宿舍安排人员工作负荷减少，学生没有波动、较为认可，来自系辅导员系统的排斥力较大，社区辅导员比较忙乱，极个别有后门可走的家长对宿舍床位抽签结果不满意，但总体状况良好。第二阶段，总结与推广阶段。2008级新生入住后，褒贬不一。学院通过新旧宿舍住宿模式而引发的学生行为管理的比较，不断思考总结，并强化系、社区辅导员角色意识，强化新模式优势。并且，在2009级及以后的新生中，不断扩大试验范围，直到2011年，全校全部实行新的住宿模式。这一阶段的试验结果：当缺乏新旧住宿模式比较时，个别领导、教师常把学生管理问题，归因于住宿模式的转换；基本做到了只要有空床位，就可以安排学生，极大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系辅导员与社区辅导员对立性减少、协作性提高；社区管理中心建立起了较强的学生自治组织结构及干部队伍，社区建起了党员服务站，学生自发办起社区期刊《家》，以情为核心的社区文化基本形成。第三阶段，住宿环境利用阶段。新模式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在前两个阶段试验中，我们没有过多的强调，而是让实践说话，学生对宿舍环境的利用，基本是无意识的。但在2011年以后，我们不断宣传这一住宿环境对学生行为的改造作用，促使学生有意识的利用环境，完善自身知识学习、能力训练和综合素质养成。目前，大学生住宿创新转型模式已实施六年，整体较为顺利，解决了所遇到的问题，也为至诚学院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资源。但仍有许多工作需要探索与完善，主要有：社区管理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社区文化建设有待加强、学生利用宿舍环境的主动性有待启发等。

三、大学生新型住宿模式构建与推广的关键点

环境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术期刊；研究内容；词频分析；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6707

环境经济学是伴随着人类活动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产生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1978年中国制定了《环境经济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讨论会，决定将“环境经济”列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中的第一项主题。同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由此推动了中国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这表明作为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环境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瞩目的独立学科。环境经济学虽然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学科体系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十多年来，环境经济研究在中国发展快速，不但表现在环境经济理论和框架体系不断充实完善，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的环境经济领域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学者们翻译、撰写了环境经济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还发表许多研究环境经济的论文，开展了环境经济各领域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环境经济方面的专业人才[1]。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实践指导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高和完善。基于此对2005～2014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以下简称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篇名包含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从这个角度研究近十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动态和发展路径。

一、近十年环境经济研究

数据样本统计（一）“环境经济”期刊论文篇数统计

从中国知网中检索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剔除重复及不符合主题的论文，共有462篇，其中核心期刊本文核心期刊指中国知网上所检索的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论文200篇，其他期刊论文262篇。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从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中国知网全部期刊论文这一角度来研究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但环境经济研究成果的体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中国知网检索数据库收录文献中除了期刊论文，还有优秀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论文，在2005～2014年间，这些论文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共计338篇。

此外，统计分析2005～2014年这十年的文献，是为了了解在新阶段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进路。而在1978～2004年的27年间，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经历了起步、探索和发展等重要阶段。在这27年间收录在中国知网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文献，包括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和其他形式论文共456篇，其中期刊论文有406篇。

（二）基于期刊的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

为了能较好地表征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研究的客观水平，本研究的检索统计工作不仅关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更关注期刊论文的质量变化。核心期刊论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故本研究的重点在核心期刊论文。据上文可知，本研究全部实际有效样本为462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的实际有效样本为200篇。

在相关论文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引证分析、数据分析和词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近十年来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总结，重点对论文期刊类型、主要议题、作者人数等方面进行数量分析。同时分析文献的被引次数，以衡量期刊论文的影响力。

（三）数据样本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只是从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期刊论文这个角度来分析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数据样本必然存在局限性。由于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的广泛性，涉及环境经济的具体研究对象很多，仅就期刊论文来说，属于环境经济范畴的论文众多。篇名属于环境经济领域范畴的其他关键词的论文有至少十多种，如“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GDP”、“ EKC”、“环境绩效”、“环境损失（损害）”、“环境成本”、“环境外部性”、“排污权”和“环境税”等，见表2所示。据《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报告》统计显示：1980～2008年这29年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章共有10 618篇。本研究检索统计了2005～2014年环境经济研究领域核心期刊论文，属于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共有10 506篇。由此可见，近十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数量比过去有大幅增加。

由此分析，2005～2014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核心期刊论文大约占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范畴的核心期刊论文的1/50～1/60，也就是说大多数有关环境经济的研究论文在其篇名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环境经济”。故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并未包含环境经济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本研究的贡献也正是对以“环境经济”为篇名的论文的深度分析，以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略见环境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全貌。

二、数据样本论文分析

（一）研究阶段分析

通过对全部462篇数据样本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2005～2008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逐年递增，到2008年达到峰值，2009～2011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略有下降，2012～2014年数据样本期刊论文稳定在40篇左右。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近十年期刊论文方面的研究从数量上看为稳定发展的阶段，从质量上看为深入扩展研究的阶段。

进入21世纪，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环境经济学研究将重点关注环境经济理论体系、环境价值核算体系、环境经济分析方法体系、环境经济评价体系、环境保护经济手段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投融资体系、循环经济体系、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体系等[1819]。

四、结语根据本文数据样本进行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近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从数量上看，年核心期刊发表篇数变化不大，但论文的深度有所扩展，涉及的领域更广，所使用的分析手段也更多，近十年环境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比以前的有大幅增加。第二，在影响力方面，发表于理工类核心期刊上的环境经济类论文的影响力更大；另外，采用数量分析、科学实验以及工程实践的论文影响力也较大。这说明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种趋势是朝着定量分析、技术支撑的方向发展。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依据词频分析结果，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所扩展，研究深度有所加强，但较多的研究还是探索性的，结论是建议性的，其实践意义、应用意义和指导意义还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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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economy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DONG Xiaolin1，2， XUE Wenjie1，2， SONG Cheng1

（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环境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

一、国外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环境代价评估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及对环境价值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环境影响的代价意识较中国早。

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歇尔首次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具体概念，庇古在其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与内容，并指出市场机制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应该实行政府干预促使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问题。庇古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促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互持平，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随后帕累托、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系列性观点，并与庇古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环境代价的评估的理论基础。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展了环境代价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和实践，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委托相关的研究机构就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影响开展了定量化的评估和计量工作。并已将由马歇尔、庇古等人形成的一系列外部性理论应用到了水、大气污染代价定量评估中。

自产业革命开始后，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这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和关注热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了要求环境破坏者补偿由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损失的评估计量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带来的是有关的环境质量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得以滋长生根。而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为评估环境的非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不可直接计量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选择价值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学界逐渐完善了环境代价的评估体系。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还开展了重要污染物剂量―反应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市场价值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代价评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不同层面逐渐开展，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研究工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组织力量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制定核算办法。提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建立环境卫星帐户，对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把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统一起来，在各种案例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有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原则、概念、方法，并提供了包括SEEA―1993、SEEA―2000、SEEA―2003在内的三个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环境代价评估在计算对象的内容上，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全球系统层次，从环境资源核算扩展环境服务核算，从经济效益核算扩展到人类福利核算。形成了以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代表的新一代环境代价评估技术。

虽然不同的环境代价评估方法的得到了应用，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针对水资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的估算，研究方面理论方法比较成熟、案例分析较多。而将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因为国际上在注重环境代价核算时的这一、二十年来，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一般都没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研究及其政府管制。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在国际上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意识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控制环境代价的制度问题一般被假设由市场机制所包容，并放在环境与资源框架内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国内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开发和利用非再生资源，不仅会消耗资源，而且还会带来生态破坏，产生环境损失，国内有学者已开始对资源自身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的补偿进行定量研究。雷明围绕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这一主题，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投入―产出核算出发，提出一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应用问题如绿色GDP核算、绿色税费、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成对此一体化核算体系还进行了实证。这些成果总的来讲仍是理论太强，可操作性太低，而且对矿产资源与环境资产价格的确定、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价值帐户的设置以及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连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徐篙龄认为中国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对环境经济损失计量的目的和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及这种计量缺乏充分而完备的可计算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损失评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曹凤中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污染损失的价值进行货币化，一般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方法如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旅行成本法等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支付意愿的估计偏低；二是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必须确定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间的剂量―反映关系，但我国却缺乏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源，因而使环境价值的评估缺乏真实性；三是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而他主张加强中国环境法律估算的方法学和综合研究。

此外，张金屯、黄广宇、青卫平、张坤民、陈妙江等则从区域或者城市的角度对其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这些研究虽然考察了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区域内生态和环境损害，但没有考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折耗和补偿问题，更没有考察跨区域的环境损失以及补偿问题，以致没有形成对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代价的全面核算。

目前，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发出了不少对环境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价的方法，新的文献仍在不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些评估结果已被决策部门作为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进行绿色GDP核算的依据。虽然这些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根植于传统经济学，但它们又都包含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创新。在核算环境损害价值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有三种核算技术：即总量假设估算法、结构分析法和综合总量分析法。这一思路虽然有用，但由于它省略了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中间规模层次，无法解决物质稀缺性与经济稀缺性不一致的矛盾，再加之，它存在不能贯彻“穷尽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等问题，因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环境价值估算思路，目的是对己有研究思路进行完善。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有由于江涛（1998）从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环境价值估算的索洛方程法和赵景柱等人（2004）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等中观层次提出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体系。张云（2007）对非再生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价值和环境损害价值补偿进行了研究。余振国、冯春涛、赵冉（2007）对煤炭开发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我国明确尚没有出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和核算制度方面的系统、全面、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现有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国内外环境价值评估的实践看，常用的进行环境损害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基于市场价格来确定环境价值的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包括改进的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基于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旅行费用法以及基于假设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价值的意愿调查法（CVM）等。虽然这些基本方法对准确评估环境损害价值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基本方法在进行具体评估时需要大量的数据、经费及时间等，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基于上述相关方法衡量的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估计类似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成果参照法或称转移效益法（（transferbenefit method）在环境价值评估中也被广泛使用，这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对我国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中，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计算结果均不全面。如世界银行（1997）在研究我国环境损害经济价值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而没有对生态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而且它计算的主要是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而对其他污染基本没有计算。美国东西方中心（1990）在计算中也一直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缺乏，其计算结果是高度保守的；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环境代价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造成损失，而对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害没有综合的予以考虑；三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产力的破坏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差距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对污染引起早死的经济损失计量方法不同。国外主要采用WTP，而国内则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四是对生态破坏的损失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且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评估的主要内容又是围绕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的，对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2002年会同国家测绘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开展的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显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西部和中东部分别相当于其GDP的13%、5%～

12%。因此，从己有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全部GDP的7%～20%。

近一两年，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1949―2004年间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了核算，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我国针对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有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编号：12120113006800）；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 0081104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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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郝红彬：生态公路建设环境损失经济评价的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5]李红莉：十年经济发展对环境空气和地表水体质量的影响[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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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文莉：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的经济损失评估[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

[9]田华：高速公路环境损益后评价指标体系及量化模型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10]刘文明：山东省沂蒙山区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恢复对策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

[11]李瑞俊：山东沂沐泗流域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12]俞林、徐立青：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纺织行业[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环境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X-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55-01

我国资源总量丰富，生态类型多样，然而生态环境基础总体比较差，同时由于人口规模众多而且增长幅度大，因此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并不高，且出现持续下降趋势。此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和问题就开始引起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并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这一学科的设立，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将人口、资源与环境要素共同纳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来重新构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设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学科点几乎遍布全国各重点院校，学科队伍迅速壮大，这一切都说明了该学科这些年来的昌盛和繁荣。然而，由于学科建立时间短，学科跨度大等多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许多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还都没有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目前本学科的发展缺乏经济学的范式，也未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学界的重视和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存在，非常不利于该学科的进一步健康顺利发展。

本文在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进行了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3）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还有其他一些表述，不一一详述。

总的看来，目前学科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表述，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而且严重缺乏经济学特色和范式。

（二）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一些学者建立的体系，绝大多数内容是属于环境经济学或者资源经济学的内容，增加了少量的人口学或人口经济学的内容；也有一些学者是在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之外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更有学者的体系干脆就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体系一致。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体系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缺乏一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相对统一的学科体系，而是把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几门学科硬性捏合在一起，进行简单加总，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一个统一的学科割裂开来。

（三）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四）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但质量不高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版了近10本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专门教材或以此冠名的著作。而相关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无法计数，因为本学科涉及领域特别宽泛，很难分清楚哪些是真正属于本学科的研究成果。总之，围绕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多的。但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对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多，理论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社会学、系统学角度研究的多，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少。很多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或者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描述性分析上，难以体现出这样一个高度综合，横跨文、理的学科所应该具有的水平。

二、 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浅显分析和探讨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三）采用经济学的外部性基本理论，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与矛盾加以分析，不仅是可行的，也是该学科今后逐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

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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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红平,王金营.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1.

[3]邓宏兵,张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环境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发展成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

前言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辩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不揣浅陋，提出并论证此问题，以期引起经济理论界的关注与思考。

1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建设现状

目前，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从理论定义的角度来看，尚且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由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缺少相对统一的理论基础，所以目前的理论定义一直是次啊用的布伦特兰夫人定义，其中比较推崇的思想是“当发展能保证当代人福利增加时，不会使后代人福利减少”，对上诉内容进行分析的话，很容易得出：可持续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无代价的发展过程。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生态环境一定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收到一定的破坏，而且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对生态环境没有任何危害。

②从理论内涵的角度来看，尚且存在一些模糊性，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造成的，内涵中并没有确切的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内容，甚至对发展的措施以及注意事项也模糊不清，在发展于环境中不能有效区分重点。那么如果二者在运行过程中不能相互协调，该如何进行可持续发展。

③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统一理论基础的缺失，导致可持续发展经济课题研究停滞不前，其自身的统一性于整体性得不到发挥。

所以针对这种现象，首要的工作就是能够建设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统一理论基础，在这一基础结构要求下才能够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可持续发展在各个方面能够层次清晰的开展。

2经济发展成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我们都知道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广泛的，它关系到生态环境、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环境等等方面的发展与治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和生态环境中的能量与物质做交换的，那么人类的经济发展行为势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使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总的来说就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生态环境与系统的良性循环，在这一干扰过程中就会对生态环境的资源造成破坏，凸显出的使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以此表现出的效应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

那么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不会因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就被抵消，只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将这种经济发展成本降到最低。在降低的范围内能够对二者产生一定的效益，其一是生态系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得到良好的修复，其二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要低于所得到收益，这一循环过程是遵从了成本-收益法则。那么，从这样的实际发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要将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有效治理，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生态系统能够得到良性循环，从而使社会经济发展能够利用有效的资源，最终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这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能够大大缩小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3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思路

3.1重新界定可持续发展概念。根据上诉扥内容我们可以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总结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依托在人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二者有机结合之上，从而实现的制度以及政策，在发展过程中以激励与约束制度遏制当代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负面采集，同时讲人类经济发展的成本减少到一定范围，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结合，最终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3.2强化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相关制度安排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考虑：第一，要充分考虑市场机制对制度安排的影响与作用，所以要在生态系统资源的利用中合理介入价格机制，之后利用市场机制来科学合理的控制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利用，以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节约经济发展成本。第二，强化我国政府部门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在制度安排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出市场秩序性的合理维护以及相关法制法规的有效建设，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实施行政规制中的内容，以法制手段来约束社会经济的合理发展，使之在发展的过程中将生态环境污染指数降到最小。第三，最重要的是市场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这样才能够使资源环境市场占有一定的优势，进一步实施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3.3建立可持续发展政策机制。政策的引导与约束作用使无可厚非的，所以可持续发展想要从理论向实践过度的话，需要政策性的强化与引导。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已经明确了关于环境保护以及生态保护的内容，所以生态环境这一内容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是占有一定份额的，所以针对经济发展主体来说，政策性的引导应该体现出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引导其保护环境，使我国的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能够相互协调。

4 结论

综上所诉，就是对经济发展成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深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成本控制，生态环境系统对于人类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有效保护环境资源，这也是可持续经发展经济学的统一理论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能够长期、有效的依存发展，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以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环境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 旅游 循环经济 人文精神

一、引言

循环经济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是相对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代表了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性经济、资源循环经济的简称，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3r”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人类在社会经济中自觉遵守和应用生态规律，通过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物的低排放甚至是零排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22号)明确提出，“力争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体制与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等中长期目标和分阶段推进计划。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逐渐实施开来，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点的旅游业也不例外。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遵循循环经济理论，履行循环经济实践，以生态效率为目标，把旅游资源纳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和生态技术来组合和设计旅游产品，减少旅游环境污染，从根本上缓解旅游业、环境的矛盾，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何为“人文”，思想史中，“人文”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易·贲卦》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在西方思想世界，“人文”思想主要被用来描述14世纪到16世纪期间以反抗中世纪对人的压抑而产生的人本主义思想，但“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世界观，则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诞生了，是以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的追求、维护和关切，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其目的是揭示人的生存意义、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是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发展旅游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旅游经济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积极追求，更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

二、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旅游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

纵观中西方人文思想，“人文”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否定人沦为物的奴隶。人文精神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始终具有重大意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要求一切发展必须是为了“人”的发展，是为了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和谐旅游则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旅游，它是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和谐利用、旅游业的和谐运行以及旅游者的审美和愉悦(或者说是和谐的体验)，达到生态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事态和谐(人与人/社会的和谐)以及心态和谐(人的身心和谐)，通过三大和谐折射出旅游发展中蕴含的深层人文关怀、生态关注和综合效应。然而，传统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众多诸如地表景观破坏、水环境污染、空气品质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旅游循环经济。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实现和谐的旅游经济。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按照旅游循环经济战略，遵循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原理的原理与方法，充分发挥发挥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技术经济的作用，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益，充分考虑旅游承载力，把旅游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促进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实现旅游资源和环境的和谐利用。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改变过度消耗旅游环境、破坏旅游环境的传统旅游方式，依托清洁能源、能耗最小化进行发展，促进物质循化过程废弃物最小化；最终实现投入物质减量化，资源再利用、废弃物资源化等，增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度，促进旅游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的。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实现旅游者的和谐体验。旅游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试图通过教育和体验等方式提高旅游者的环境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者可以认真思考旅游的本质和真谛，树立正确的旅游理念，把旅游作为知识经历、知识体验、知识交流、审美欣赏、净化灵魂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方式等，并由此提升个人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人”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依托力量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是一个创新性的工程。它要做到:（1）理论创新，即构建旅游循环经济的理论体系。要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旅游产品消费等多个环节的资源经济学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构建旅游循环经济的理论体系。(2)技术创新，研发新工艺、选用新设备和运用新材料，加强技术创新，构建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3)法律政策创新，要完善与旅游和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构建旅游业发展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4)文化创新，发展旅游循环经济要注重文化创新，即确立以人为本、以价值观的塑造为核心的软性管理模式，主要通过柔性的而非刚性的文化来引导、调控和凝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管理创新， 旅游循环经济是一个涉及旅游业、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大系统，若要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还需要从管理体制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

以上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所需的理论、技术、法律政策、文化观念和管理制度层面的支持必须依靠“人”、也只有依靠“人”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依靠“人”的发展观的深刻转变。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它决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由于传统的旅游经济模式是粗放型的，将旅游业简化为数量型增长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旅游活动开发者和经营者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及旅游者为最大限度的满足自身的旅游需求，同时，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管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导致旅游区的环境恶化，生态系统严重失调，使一些旅游地的旅游价值在慢慢丧失。

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转变人们对旅游活动的观念，以新的系统观、经济观、环境伦理观、生产发展观、消费观等观念来指导旅游活动的有序、健康发展；全面提高人的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依靠人的全面发展。并将这些观念、素养上升到法律条例程度，做为一种法律规范来约束、监督人的行为，以此来保证新的理念、模式的贯彻、落实和实施。

四、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核心任务

所谓“人地关系”是，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人地关系，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在哲学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天命论”（自然灾害、生产丰欠乃至国家兴败皆由天定）、“机械唯物论”（人地关系密切，而以地的发展规律主宰一切）、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地理条件是可变因素，因人而异），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渗透的人地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它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主人，同时也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大自然对人类只有工具价值，并无内在价值；人类具有优越性，超越自然万物；且人类与其它生物没有伦理关系。数千年来，人类在这种傲慢观念的驱使之下，对自然界采取了种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盲目地掠夺式的发展使人类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人地关系”。首先，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即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并且这种联系和作用将永远持续下去。其次，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长期以来，以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限制和影响为主，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再次，人是“人地关系”的主体，即“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人具有能动功能和机制，人是地的主人，自然环境可以被人类利用、认识、保护的对象。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否和谐取决于人，而并非自然环境。所以，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只有在正确认识“人地关系”的基础上，遵循自然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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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论文篇8

随着当前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低碳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了全球性的发展目标。当前我国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其意义和性质等方面展开的，研究方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缺乏对于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的深刻认识，没能掌握低碳经济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本文将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其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价值

低碳经济要想更好的发展，就需要做好对其理论基础的研究，并逐步的形成完整的低碳经济理论体系。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其经济学价值进行研究，是我国未来真正实现低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世界各国对于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始终处于空白的状态，这就需要我国能够加大对于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的科研力度，从而促进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1、低碳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概念是在上个世纪被提出来的，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当前许多人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并不全面，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误区，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科学，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国家的GDP。但是纵观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不只是对于本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更是对世界经济的分析和研究。那么同样的，低碳经济也不仅仅是对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关的经济情况的研究，而是要放眼全球，对全球性的气候问题的探讨。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而对于低碳经济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就是为了顺应当前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推动全人类的进步。

2、低碳经济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对比

生态经济是一门综合性的经济学科，其主要是对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中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是保证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与经济稳定性的基础性科学。循环经济主要是对自然环境中的资源能量等进行循环再利用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将社会经济与生态平衡相结合的学科，循环经济极大的提升的经济在环境中的发展和进步，是当期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绿色经济最初是由英国的相关专家学者所提出的，其根本目的是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避免由于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及破坏，同时科学、合理的对自然环境中的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个绿色、健康的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三种经济模式与本文所提到的低碳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由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以及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低资源投入、低能源消耗和低排放物污染的经济模式。这些新兴的经济模式共同促进了新时期经济的发展。生态经济所提倡的发展思路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顺应环境的基本情况，一切社会活动的开展都要控制在自然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不顾环境问题，忽视社会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也就是说生态环境的保护要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首要内容，只有处理好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经济体系更好更快的发展。循环经济是当前被大力提倡的经济形势，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理念，实现资源和能量的循环利用，从根本上节约经济发展的成本，以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绿色经济则是主张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减少自然资源的投入，减低对于能源的消耗从而有效的降低社会活动虽环境所造成的污染，避免那些不必要的对于资源和能源的浪费，在提高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构建一个绿色环保的生态环境，追求绿色无污染的发展道路。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1、促进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形成国际经济学体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之间进行经济的合作，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剩余，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但从环境发展的角度来看，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仅不能形成一定的效益，反而会产生各种这样的生态问题。尤其是经济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其往往由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先进的能源技术，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这些环境问题又制约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产生了恶性循环。二氧化碳是当前危害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其就性质来看是可流动的，因此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温室效应，这也就充分的说明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对本国的环境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全世界的环境问题产生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低碳经济能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有效的解决合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2、当前经济的发展为低碳经济提供理论基础

传统工业时代，由于生产活动的效率低，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生态系统自身能够对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进行调节，但随着当前工业水平的发展，各种生产活动变的更加的高效，由此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已经超过了自然环境的调节能力，因此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日益严重，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相悖，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当前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新型的经济模式逐渐被提出并应用，但其中都没有针对温室气体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低碳经济必将成为未来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趋势。温室效应是一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因此需要世界各国能够共同努力，互相促进互相配合，从根本上促进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合理的生产活动。低碳经济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但是如果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就很难顺利的开展低碳经济，因此就需要世界各国能够加大对于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的研究力度，互相协作、互相配合、共同努力，从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作者：杨龙飞 单位：邵阳学院

参考文献

[1]李超逸.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研究[J].新经济,2014,11:20-21.

环境经济学论文篇9

[摘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主席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核心，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实践意义。本文对“两山论”进行溯源追踪，从主席初次提出到正式形成理论，探索了“两山论”的三层哲学思维，同时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时期，分析了“两山论”的在不同时期的实践，提出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两山论” 生态文明 经济建设 辩证统一

1.“两山论”的提出及发展

“两山”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期。当时余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河水污染，空气质量低下，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余村村委毅然关闭矿山和水泥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治理生态环境，同时发展旅游业，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正式根据余村生态优势转变的生动事例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

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后，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2006年3月23日发表的《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这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两山”思想，2006年9月15日发表的《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文章，用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具体而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两山”思想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对其“两山”思想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表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党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站在新时代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高度上，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党的长远发展。同时提出了六项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六项原则标志着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形成，其核心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思想。

同时在党的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理念是对“两山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人类不可能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下去，自然环境所给予人类的不仅是光、空气、土壤等这些自然条件，更深层次的是生态优势可以转化成经济优势，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共同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解，实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

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2.1.“两山论”的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非常深刻。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绿水青山”不仅是河水清澈、山峰苍翠，而是指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发展、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资源实现合理利用的一种和谐发展状态。而“金山银山”也不是仅仅是财富大大增长，更多的是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实现绿色发展。

“两山论”还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一是“两山论”蕴含着新的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绿色发展方式，改变以往以经济建设至上的观念。二是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了我国人居环境的改善，为我国居民创造了山清水秀的宜居环境。

2.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两山论”在哲学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实现齐头并进，更说明了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2.2.1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则来源于自然界。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生存，同时自然界也需要人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两山论”中的 “绿水青山”是人的居住地和生活场所，它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金山银山”是人利用 “绿水青山”实现自我发展的结果。因此，“两山论”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的状态，人类需要自然，也离不开自然。自然同样离不开人类。“两山”思想更加深刻地表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在希望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建立和谐发展的关系。

2.2.2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这样“两山”是完全对立的，经济利益大于生态环境，导致过去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就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意味着当保护生态与经济建设碰撞时，宁愿放弃“金山银山”，也要选择“绿水青山”。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两种“山”可以统一起来，共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意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而生态保护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保护实际上也是一种发展”。“两山论”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发展的内涵。

2.2.3利用与传承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是我们要代代传承的宝贵财富。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改善我们的生活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能影响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后世留下资源。“两山论”思想要求我们意识到环境利用、传承和创新转换能源机制的辩证统一关系，使自然界能够再生产，使自然界得以持续发展，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3.“两山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分析

3.1改革开放时期，忽视绿水青山

改革开放初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牺牲了生态环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当人们冷静下来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时，发现之一成就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空气污染、资源枯竭、动植物灭绝等。这一问题不仅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也威胁人类自身的身心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用“绿水青山”换取提“金山银山”最终势必会威胁人类自身。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曾经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认识到不能只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必须实现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并不到位和，导致这一时期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生态环境状况没有实现根本好转。

3.2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建立生态文明监管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立法，同时改革原有的业绩考核制度，将环境质量指标纳入进来。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国内外形式，指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未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将面临发展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态势、新局面，即“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所以必须尽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方式，建设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权利健康绿色的生活环境。

党的报告中：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主席的“两山论”在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坚持“绿水青山”。我们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观念，为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姜 韦,杨宪苓. 浅析“两山论”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3).201-203

[2] 刘伟杰,戴 钰 陈文斌. “两山”思想及其传播落实路径研究[J]. 林业经济.2018.2-4

环境经济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循环经济；经济学基础；传统经济学；市场经济；“绿色化”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015-008

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征程中，循环经济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所谓循环经济，是指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核心，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资源化”（resources）（简称“3R”）为原则，以“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为基本的反馈流程，以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简称“三低一高”）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共赢”的必然要求。[1]循环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提出了修正传统经济学的学术任务。[2]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比，循环经济的出现导致从稀缺要素、人性等基本理论前提到产权性质、决策机制和引导信号，从环境和代际成本的特征、理性范畴、资源环境的变量类型到稳定状态、发展目标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文的讨论并非要在循环经济背景下彻底否定传统经济。在寻求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的过程中，将循环经济条件下的这些重要变化呈现出来，可为修正传统经济学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同时也是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为此，本文分如下十个方面展开叙述。

一、资源要素：从人造资本稀缺到自然资本稀缺

传统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也称投入或资源）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其中，劳动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资本（通常指人造资本）是人造的用于生产其他物品的耐用品，如机器设备、厂房、工具等；土地（通常指自然资源）则指生产过程中大自然的恩赐，包括狭义土地、矿藏、森林、河流等。传统经济学用生产函数表达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Q=A・f（L，K，N），其中，Q是产出，L、K、N分别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A是技术水平。传统经济理论往往将L和K视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A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成为内生变量，但这些理论通常将N看作是外生变量。在上述分析视野下，人们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限的，而劳动、（人造）资本则是稀缺的。不可否认，这种认识在驱动世界各国的人造资本积累及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时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循环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自然资本（既包括前述“自然资源”，也包括“自然环境”）的供给不是无限的，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存在着明显的稀缺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自然资本存在不足，才需要对其进行循环利用和再生利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增长存在生态极限和生态成本，并且随着人造资本的稀缺性逐步被缓解，世界范围内却出现了自然资本短缺问题。[3]由于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并非替代而是互补关系，诸多自然资本的丧失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造资本的增加不足以缓解自然资本的稀缺问题，并且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可能导致自然资本的稀缺性进一步加剧，从而成为现实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显然，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与生态系统无关的孤立系统，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存在极限，更不存在由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自然资本的稀缺问题，这显然有悖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强调资源循环和再生利用的循环经济，以提高自然资本利用效率为目标，是一种化解自然资本稀缺的重要手段。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仅应看到人造资本稀缺，更应看到自然资本稀缺这一事实。这是进行循环经济条件下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

二、人性假设：从“经济人”到“社会人”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作为基本的人性假设。所谓“经济人”，即追求自利的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在处理“投入-产出”、“成本-收益”关系时力图求得“最小”或“最大”：即在同等产出（或收益）下，力求投入（或成本）最小；在投入（或成本）相同时，力求产出（或收益）最大。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在“成本-收益”、“投入-产出”关系中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引导，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一点已为亚当・斯密以来的诸多经济学家反复论证。

循环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在社会各界的倡导与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他们逐步认识到，只有生产工序和产品符合环保标准才能生存并得到市场的认可，并且越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其效益越好、附加值也越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逐步树立起绿色消费意识，以绿色环保消费为时尚，并愿意购买具有一定程度溢价的绿色商品。这说明，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人性中的利他因素正在相对增长，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正在趋于融合。[4]上述事实表明，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正如亚当・斯密在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所言：“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5]因此，现实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概括而言，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可分为利己关系和利他关系两类，可以说，“社会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若将利己和利他视为两种极端情形，则可按照正态分布的规律将“社会人”具体划分为A、B、C三类，如图1[4]所示。其中，C类“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者”和A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者”均为极端情形，大多数人表现为B类，是兼顾利己和利他的人。并且即使在C类人群中，随着福利水平的改善和提升，其价值取向也会逐步发生变化。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心理学中，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哲学领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人的境界由低到高依次经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6]也就是说，当低级需要层次被满足之后，人们会追求更高的需要层次，进而逐步提高道德情操。

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将极少数C类人群的自利追求理解为全人类的普遍追求，将人的境界止步于功利境界，这有悖于基本的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和演化逻辑，更难以解释循环经济条件下一些企业和消费者的利他倾向。正因如此，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应对人性假设由新古典世界中的“经济人”拓展为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人”。

三、产权性质：从私人产权到公共产权

传统经济学基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私人产权制度是唯一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产权制度，而将其他产权制度排斥在外。更有甚者，认为只有私人产权才是真正的产权，社团产权、集体产权等公共产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性。

要促进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探讨，而它们均为典型的公共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它们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而传统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私人产权领域，依据传统经济学的思路设计的政策方案往往难以实现循环经济条件下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因此，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以及相应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解，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如何匹配，是循环经济所面临的新课题。[4]其实，私人产权制度并非唯一能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产权制度。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中，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人们就采取了私人产权、社团产权和集体产权等三种产权制度，并相应形成了价格、收费和税收等三种经济补偿和运作方式，对人类消费过程中所需要的三种物品――私人品、准公共品和公共品，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7]43。也就是说，私人产权制度、社团产权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等三种产权制度在有史以来的每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中是共存的，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形态中也不例外，纯粹依靠单一产权制度运行的经济形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属性，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各种产权制度，并格外重视公共产权制度的重要作用，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应同时借助于价格、收费、税收等多种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的认识有悖于当今世界各国实行“混合经济”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基于私人产权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无力解决公共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问题。在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对产权的认识必须从私人产权拓展到集体产权、社团产权等公共产权领域，为采取包括市场方式、干预方式及二者的某种组合在内的多种手段有效配置资源环境奠定基础。

四、决策机制：从个人偏好到制度选择

传统经济学分析从消费者、生产者的行为入手，通过描绘消费者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需求曲线、生产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供给曲线，构造了系统而“完美”的市场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基于个人偏好的行为选择将引导资源实现有效配置，进而实现整体最优和帕累托效率。

循环经济讲究资源的循环和高效利用，循环经济理论的构建，离不开对资源环境在投入、生产、流通、回收等价值链环节的分析。但是，当将基于个人偏好的市场理论拓展到资源环境领域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会出现“市场失灵”，即单纯依靠消费者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理念、生产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理念，难以实现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稀缺要素的有效配置。例如，在消费过程中，部分消费者基于成本-效用对比分析，可能更多地购买方便、廉价但并不环保的一些产品，如一次性碗筷、方便塑料袋等；在生产过程中，部分生产者基于成本-收益对比分析，可能更多地使用私人成本低廉但社会成本巨大的生产方式，如少安装或不安装污染处理设备、环境保护设施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利行为容易导致循环经济下的资源环境难以真正实现循环和高效利用。在构造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或许我们不能简单埋怨人性具有贪婪和自利的一面，更应考虑的是，如何设计和选择一种制度，使得在新的制度安排下，人们基于个人偏好而做出的选择，既能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能保护资源环境，在微观上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并使其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在宏观上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统一，最终促使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新的制度下得以生成。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路，若仅仅重视资源配置过程中个人偏好的作用，在循环经济条件下将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形成对参与循环经济的各个主体具有强大约束力与较好激励效果的制度安排，方能为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构造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能无视这一条件的变化。

五、引导信号：从价格信号到数量信号

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仅以利己为目标，而且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完全理性的人，总能及时获取并处理所有与实现其利益有关的信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在这些设定下，价格信号可凝聚市场的所有信息，经济的有效运行单靠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就足够了。

循环经济的发展现实表明，其有效运行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物量化的阈值。比如，循环经济强调“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解释，减量化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是“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资源化是“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根据上述界定不难发现，“3R”原则均是数量信号的具体体现。循环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循环经济阈值”（保证资源环境后代价值不贬值的前提下当代人经济活动的边界），确立该阈值有三条原则：“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速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替代物的开发速度”，“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超过环境的自净容量”。[8]109由于存在“循环经济阈值”这一底线，控制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速度、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仅需要依靠价格信号和经济激励，更需要数量信号和数量调节。况且，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如下基本事实不容否认：全球温度上升6℃，人类就要毁灭；保障地球正常发展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能超过350ppm；人类的生态足迹不能超过地球的生态承载力。归根结底，由于资源环境的使用存在着数量上的物理极限和生态阈值，单靠价格机制和替代品的开发难以真正实现资源环境的循环利用，数量信号还必须与之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因此，单靠传统经济学所言的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难以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容。事实上，非均衡学派的研究早已表明，经济运行既需要价格信号和价格调节，也有赖于数量信号和数量调节，即实行配额管理。[9][10]。具体而言，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可根据“循环经济阈值”，对资源使用、污染物排放等设置配额，并允许配额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转以调剂余缺。唯有如此，方能让循环经济在价格杠杆和数量杠杆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真正“循环”起来。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能无视上述事实。

六、环境和代际成本：从外部成本到内部成本

在传统经济学中，成本有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分，收益有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分。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外部性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由于技术或经济方面的原因，上述外部性不能被货币化进而难以被价格化，因此其不可能被市场内在化，此时会出现“市场失灵”。就成本而言，传统经济分析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视为外部成本，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大自然在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等方面的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家却将其称为“外部因素”，从而把维持人类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11]因此，传统经济学无力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普遍面临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进而在其指导下的经济社会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循环经济要正常顺利运行，要求扭转“资源环境低价或无价”的传统观念，努力实行“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进而逐步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通过明确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尽可能实现负外部性的内在化。其中，世界各国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克服市场经济的外部性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收费、征税、补贴、罚款、基金、押金、政府绿色采购、环境能效标识、排污权交易、生产者责任延伸等，正是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具体体现[4]，这些措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循环经济条件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容、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统一。循环经济的发展，从时空层面修正和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要素观和成本观。从空间上看，作为全球公共品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一种重要要素，使用或耗费它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从时间上看，作为代际公共品的“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另一种重要要素，使用或耗费它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一旦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内化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便成为循环经济条件下的内部成本。也只有如此，方能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

若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路，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视为外部成本，循环经济发展将面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为化解这些冲突或矛盾，必须将传统经济学意义下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外部因素”视为“内部因素”，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外部成本内在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七、理性范畴：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

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下，通常不考虑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的稀缺。在完备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下，人们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会无意识地实现集体理性，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简言之，传统经济学认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相容的。

在循环经济分析中，须在传统的劳动、（人造）资本等要素基础上纳入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由于这些自然资本在产权上的公有性，不存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源环境市场，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往往会导致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进而出现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平衡破坏、资源环境利用的可持续性减弱等不良现象，使循环经济难以真正“循环”起来。从实践层面看，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利益驱动机制，进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诸多资源环境本身具有（部分或全部的）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且在技术上难以分割，并且循环经济方案的设计还必须服从于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福利，而且还要考虑后代人的福利），仅靠基于个体理性的市场机制可能无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1）比如，美国曾经出现的基于“小政府、大市场”资源环境产权设计方案就广受批评。在这一现实面前，政府须承担更多责任，同时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作“人”，在当代履行管理和分配资源环境的职责，对后代保证资源环境在代际的良性循环和公平分配。[8]100-101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属性，应以政府为人，通过各种税费、罚金手段，外加各个经济主体在具体手段和措施的作用下基于成本-收益预期的各自决策，可能可以较好地实现循环经济所要求的“集体理性”。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可以既有政府的干预，也通过市场方式发挥经济主体的个体理性，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干预”手段和“市场”手段有机结合而成的“广义价格”手段。

传统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过分强调个体理性在引导和实现集体理性方面的意义，无力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事实上，正如当代博弈论的“囚犯困境”模型所表明的，现实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是不相容的，当个人出于自利的考虑并基于个体理性作出决策时，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如果说传统经济学认为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容，那么在循环经济条件下，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性质，开始就要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使用市场方法和干预方法，实现资源环境使用的“集体理性”，从而使循环经济得以顺利运行。

八、资源环境：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

传统经济学以预算和成本约束为行为前提，以资本作为“第一推动力”，若没有一定的购买力，就难以形成对商品和要素的有效需求，从而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循环，进而会阻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分析中也强调资源稀缺性，并以此为前提构造了“生产可能性曲线”作为约束条件，但在实践中却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和价格上涨，一方面会促使人们研发替代资源，另一方面会导致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下降，这两方面的效应造成的结果是永远不会出现资源环境的稀缺和枯竭。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资源环境只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自然环境对废弃物的净化和吸纳能力都没有极限，它们总能满足经济运行的需要，并且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和废弃物也能被环境净化或吸纳。

在循环经济的视野下，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其一，个别资源的可替代性并非等同于一切资源的可替代性，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其二，技术进步本身也存在自然法则极限（譬如“热力学极限”），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可替代性都不可能超越自然法则极限。[4]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更是表明，资源环境既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自然资源，也为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提供排放场所，资源环境是人类经济的内在之根，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变迁，日益衰减的自然资本已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12]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资源维护”位居人类四种基本经济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首，既要将生态系统内在地纳入经济研究，也要把人类经济嵌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13]因此，在循环经济背景下，一旦将资源环境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其价格就不仅要反映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以此为基础平衡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显然，要化解这些矛盾或冲突，基于循环经济背景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改造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

传统经济学强调资源环境是外生变量，若秉承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将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难以实现资源环境的循环和再生利用，进而难以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必须真正将资源环境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加以处理。

九、稳定状态：从“均衡”到“恒态”

均衡（equilibrium）是传统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内核之一（2），传统微观经济学通过引入商品和要素的供求函数，强调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均衡分析，认为均衡状态下的市场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宏观经济学通过分析储蓄、投资、技术、增长率等变量，指明了经济增长的均衡状态；新制度经济学则详细探究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下的制度均衡，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无论微、宏观经济学还是制度经济学，都将经济系统的扩张视为无界的，都认为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将使得经济增长不会受到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挑战。

然而，在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经济系统的扩张会受到来自生态系统的约束且存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代价，经济增长应在给定的生态约束条件下进行且存在生态阈值，一旦超越生态阈值，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在此意义上，强调资源环境价值的循环经济分析，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观并进行必要调整。也即，循环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构建，仍强调循环经济条件下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但在供求基础上形成的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下的“均衡”，而是一种新的稳定状态――“恒态”（steady state）。所谓“恒态”，意指“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使人口维持在某个合理的常数，同时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物质资本生产率和折旧率来支撑恒定的、足够的人造物质财富存量，从而使人类的累计生命和物质资本存量的持久利用最大化”。[14]显然，在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恒态”是一种超越传统经济学“均衡”概念的经济稳定状态。人们提出“恒态经济”这一理念，最终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增进人类的总体福利水平。

当经济处于传统经济学所言的均衡状态时，未必能实现资源环境的持续有效利用，从而难以实现资源环境在代内和代际的有效配置。因此，传统的均衡观难以适应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从而需要以“恒态”作为经济运行的稳定状态。一句话，从“均衡”到“恒态”，是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又一大修正。

十、发展目标：从增长到福利

传统经济学将基本分析范围局限于经济系统，其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最大化或投入最小化。为此，传统微观经济学往往脱离生态系统而相对独立地分析商品、供给、需求、利润、效用等诸多经济变量；传统宏观经济学则常常在缺失自然账户的条件下相对独立地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并以此为基础计算经济增长速度。

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发生了转变。基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循环经济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而非单一的经济增长。其中，国民福利可涵盖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环境福利等四个方面。[15]具体而言，这种福利在微观上表现为保障公平、追求幸福、提供民主参与决策机会、实现个人潜能、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保持生态平衡等；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保障稳定与安全、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也正因如此，联合国于2003年提出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UNSEEA），按照这一体系提供的测算方法，环境调整后的国内净产值=国内生产总值-（人造资本折旧+自然资本折旧）。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分别设计了绿色GDP、真实进步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以弥补传统核算体系的不足，从而反映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福利贡献。这些指标、指数的出现足以说明，基于生态系统的福利所得也是国民福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循环经济要顺利发展，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进行调整与优化。

显然，传统经济学脱离生态系统以及在经济增长中不反映资源环境价值的基本倾向，难以满足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更难以实现循环经济意义下包括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环境福利等在内的国民福利最大化。人类发展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整体福利最大化，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因此，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学应该体现资源环境的真实价值，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以促进人类福利增长。从“增长”到“福利”的目标导向转换，是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一大拓展。

全文分析表明，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上述十大挑战，这些挑战决定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照搬传统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表明，对立中往往蕴含着统一的可能性。因此，循环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并不能彻底否定传统经济学，传统经济学中的市场手段讲究激励与约束并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容，这些理念在解决诸多循环经济问题时仍可发挥重要的“经济杠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产权明晰的基本前提和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等三大机制仍可在循环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说，“循环经济是一种既利用市场又超越市场、既能增进财富又能实现生态文明的新型发展模式”[16]。因此，循环经济既不是对市场经济的替代（“替代论”），也不能完全被纳入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兼容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循环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绿色化”[17]，可被嵌入修正后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

注释：

（1）为化解这一难题，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两种思路：其一，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即：不否定人类的个体理性，而是通过重新进行机制设计，使人们在新的机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集体利益。其二，引入政府干预。也即：认为资源环境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通过征收税费、罚金等手段，调整人们的成本和收益预期，让人们主动适应集体理性。显然，从方法论层面看，这是两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前者的思路是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属“市场”方法；后者是直接通过干预实现集体理性，属“干预”方法。现实经济运行需要“市场”，也需要“干预”，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此。

（2）传统经济学的另外两大理论内核分别是：稳定性偏好和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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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诸大建，周建亮.循环经济理论与全面小康社会[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3）：107-112.

[13]崔绍忠.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生态缺憾及其克服――经济学的语境范式视角[J].山东经济， 2008，（5）：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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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孝德.“国民福利最大”的生态经济模式[N].中国经济时报， 2010-02-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