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论文十篇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1

关键词:旅游人口社会文化预防措施

旅游人口在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中的社会文化作用

旅游人口是指购买旅游产品并具有流动性质的消费人口,是旅游业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另两个要素为吸引物和媒介)。旅游人口是旅游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旅游人口就是指购买中国旅游产品的消费人口,或者说是以中国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按照其来源地可分为国际旅游人口和国内旅游人口。研究旅游人口是为了揭示旅游人口内在运行机制,为旅游企业发展和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决策依据。一般而言,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有利于发展旅游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以往旅游人口的流动总是比较单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人员流动,其实,旅游人口流还涵盖旅游物流、旅游资金流和旅游信息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旅游物流是指由于旅游活动的开展,在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产生的物质流动。旅客出游,要随身携带物品;返回时,一般会买回大量纪念品和土特产品,这些都是旅游物流。我国近几年国际旅游创汇中,大约有20%来源于旅游产品销售,在旅游产品发达地区,该值则可增加一倍。因此,加强旅游物流的开发研究十分必要。旅游资金流是指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动,它除了包括旅游者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旅游活动中的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进入。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并伴随旅游活动而产生的信息传递及交流。现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必将使旅游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信息流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开展合作的向导。

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无论是听到外国游客对其国家和民族的称赞,还是在国内旅游中目睹祖国的壮丽河山、历史古迹和国家建设新貌,都会启迪、激发和增加民族自豪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我国历史悠久,古今文明享誉中外,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这些国情的发展变化,人们除了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得到了解之外,如果能通过旅游目睹和亲身体验,就更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才干,陶冶情操,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资源,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为适应游客的需要,一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传统风俗和文化活动得到了恢复利用、延续和发展;传统的民间艺术得到重视和开发;濒临毁灭的历史文物得到修复和维护;一些不复存在的古迹得到复制。

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旅游人口能促进目的地社会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吸引游客前来游览观光,接待地会不断改进自己的物质条件,新的文化设施会有所增加,文化环境不断优化。其次,旅游能促进目的地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对目的地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与旅游有关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以及旅游服务设施和设备等更加快速、便利、舒适和安全。再次,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目的地的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会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在总体上会更趋向开放,更趋向国际化和现代化。

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游客中不乏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出访目的地时,往往要求参观目的地有关单位和设施,并同相关单位的人员进行交流,这样一来旅游目的地也可从中增加对有关科技领域的了解,还能获得重要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适应游客需求,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也常常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旅游设施和设备的改造和建设之中。例如饭店电脑预订和管理系统自动化、磁悬浮列车等。

旅游人口可能引发的社会文化问题及其原因

(一)旅游人口将可能引发社会文化问题

不良游客的“示范效应”。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不自觉地将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带到旅游接待地,对当地居民,特别是旅游从业人员会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游客某些不良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对当地人产生“示范效应”,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社会治安,危及当地社会稳定。

干扰居民生活,诱发主客矛盾。大量游客的到来,若处理不好,有可能诱发旅游接待地居民同游客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在旅游目的地接待客量有限的情况下,大量游客的涌入,会造成交通堵塞、景区拥挤、公用设施紧张,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引起居民对游客的不满和抱怨;在目的地物资供应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各种物资优先供应外来游客,使当地居民的供应数量减少或质量降低,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招致居民的不满;某些游客的傲慢自大和对当地居民的不尊重会激发当地居民的怨恨和愤怒,从而引发主客之间的关系紧张。

接待地固有文化被不正当地商品化、庸俗化。随着旅游的发展,为迎合游客的需要,传统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随时被搬上“舞台”,向游客演示,并对其在程序、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压缩删改,使其失去了民族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一些代表地方特色的东西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当地的社会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受旅游活动的影响,接待地的宗教文化也极易失去其本来的神圣性和象征意义。所有这一切,不是使旅游者全面有效地接触和发现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而是接受了一种经过“包装”的“伪文化”,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会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

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游客对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害,一类是由于游客们不检点的行为造成的,另一类则是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些旅游者每到一处,常常为了满足某些幼稚的私欲而有意无意地毁坏他们不辞辛苦,甚至千里迢迢地特地去观赏的“宝物”,例如我国甘肃境内的阳关古堡屡遭践踏。我国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著名人文旅游景点也有类似问题存在。除了来自旅游者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之外,接待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可能因开发和保护不当,造成“建设性破坏”。因规划不当、管理不力或者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一些古都、古城的历史风貌被削弱,一些古建筑被毁坏或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二)产生上述社会文化问题的原因

旅游人口规划发展不当。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是第三产业中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产业,它涉及面广,对相关产业的渗透力极强。旅游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吸纳就业,强劲拉动内需,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各旅游景区景点往往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了旅游发展的容量限制,大量旅游人口无限制地涌入,景区超负荷运转,造成资源环境破坏,旅游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目前,接待地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旅游人口发展不当有关,因此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刻不容缓。

旅游人口素质低下。旅游人口的素质影响着环境,就目前而言,我国旅游人口素质低下,环境意识淡薄。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吸引高质量的游客,提升旅游人口素质,高素质的旅游人口产生高质量的旅游。当前,我国旅游产品由于基础差,发展较快,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交通还较落后,游客观光不便;旅游设备档次较低,宾馆分布不合理,高、中、低档配置不够合理;旅游品种单一,旅游商品开发不够,旅游购物比重太少;旅游管理落后,景点开发保护不够;旅游服务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结构不协调,服务态度和质量比较差等等,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人口素质的提高。

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的总体思路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其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抵制和清除旅游人口的消极弊病,促进旅游人口的健康发展,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旅游人口健康发展

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必须对旅游接待量进行适度控制:在制定旅游规划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在实施旅游规划时,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力避旅游产业超负荷发展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减少或消除旅游活动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向旅游人口提供健康的旅游产品。旅游接待地应向旅游人口提供满足人类正常需求的旅游产品,其活动内容应该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一切违主义精神文明的、有碍积极健康的东西,必须加以抵制。这不仅符合游客的需要和利益,而且也符合旅游目的地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这是旅游接待地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旅游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

提高当地居民社会心理容量。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可通过舆论传媒引导当地居民,不断提高他们在心理上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承受力,使其充分意识到发展旅游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以便为发展旅游业尽心尽力。这也是解决主客矛盾的途径之一。

健全法制以加强监督。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不断建立和健全旅游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将游客、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监督之下,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以保证旅游活动的健康发展,从法律、法规上消除和杜绝旅游人口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

重视对旅游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利用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对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予以强化控制和治理。建立和强化专门负责控制和治理的执行、监督和管理机构,严厉惩罚那些违法犯罪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把旅游产业可能带来的社会弊病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宣传教育,既要对外来旅游人口进行宣传,让其了解旅游接待地的有关注意事项和政策法规,以便预防由于无知而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更要对旅游从业者和当地居民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思想免疫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旅游人口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2

关键词: 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设置 培养目标 人口实践 人口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环境资源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人口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人口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人口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的深刻认识,已成为制定和调整人口与社会经济政策的先决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第一人口大国,开展对人口现象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即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政府和学术界一项长期的任务。为此,必须拥有一支具有一定学历层次,尤其是硕士层次及以上的人口学专业人才队伍,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但由于我国大学本科阶段未设置人口学专业,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生大都来自于相近专业或专科层次的其他专业。他们知识面相对狭窄,人口专业基础薄弱,科研实践能力欠缺。将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人口学专业高级人才,关键是科学合理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课程体系,通过严格、优化、系统的课程教学来弥补知识上、能力上的结构性缺失,奠定好人口学及相关专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围绕着培养人口学专业高素质人才的目标设置课程

人口学硕士专业旨在培养能够从事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本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人口学的基础理论,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能够正确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树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意识,并熟练应用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认识人口问题,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本专业的学生要德、智、体、能全面发展,既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人口学专业知识,又具有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汉语写作能力。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应该具有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与教学的能力,也具有在统计、计划生育、公安户籍、规划、保险、市场调查、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为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必须满足培养目标。

首先,要明确人口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人口学旨在研究人口过程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等相互关系,它集人口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人口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政策研究和现实人口问题研究于一身,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本专业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内容包括人口理论、人口政策与人口管理、人口统计与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健康等。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人口与劳动力资源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人口文化与生育文化、人口调查与分析、人口与市场研究等。明确了研究方向使课程的设置更具导向性、整体性和应用性,使学生在全面了解人口学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人口学的工作的理论、方法、技术,具备对人口现状的分析,科学地预测人口的未来动态实际技能,从而胜任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

其次,对人口学专业课程进行分类设置。人口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具有交叉关系。同时,人口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也需要借鉴和运用其他比较成熟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所以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将人口学专业的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和应用课程三个版块。基础课程包括: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方法――SPSS应用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是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相关资料的理论与方法,并借用这些理论与方法从事人口研究。核心课程包括:人口理论(包括西方人口理论)、中外人口思想史、人口发展史、人口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发展、人才资源开发、人口管理与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人口文化等。专业核心课的设置要涵盖人口学科的主要方面,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研究方法、人口思想史与发展史。应用课程主要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人口环境资源经济学、工商人口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应用课程的教师和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应以人口研究课题为重心,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深入人口社会实际,开展调查与研究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与实践,较扎实地掌握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其进行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对策与建议。

二、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

人口理论是解释人口变量之间及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①。它研究人口变动过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人口现象的分析,探讨人类社会共有的和各个社会形态特有的人口规律,包括有关人口、人口过程、人口变量的基本概念,确定人口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其他人口学科提供一般人口理论支撑。人口理论在人口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口学和人口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人口科学作为一门以数量为特征的科学,决定了人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数量科学的特点,即注重人口总特征的数量关系,同时还具有实证科学的特点,即具体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这些特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必须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一般形式的结合,是体现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上,理论方面开设中西方人口理论、马列主义人口原理、中国人口思想史、西方人口思想史、中国人口发展史等核心课程,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的思想渊源,人口发展的历史和人口学的科学体系及其特点,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及评价事物、判断事物的标准来分析研究人口问题和人口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方法方面开设人口统计学、人口调查方法、人口分析技术与应用、人口资料评估与研究、人口专业英语,使学生较熟练地掌握人口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去分析和研究人口问题,同时能够阅读人口学专业英文资料,以开拓研究视野。二是在实践教学上,以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为基础,加大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开展人口问题专题研究,研究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环境资源等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分为若干个课题组,就一个人口专题深入社会、民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学会运用所学的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去探讨我国现实的人口问题,比如人口总量和人口各个变量的发展等人口现象都具有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像人口的出生率、人口的死亡率、人口出生的性别比、人口死亡的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等在无干预的自然状态下,是相似的或相近的,但任何人口现象都会受到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使得这些人口现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出现不同的人口问题,需要人口研究者分析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的人口特征,寻求破解人口问题的对策。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这是提高人口学专业研究生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

人口学科具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不仅包括人口理论、分析方法、分支学科,而且包括对人口过程作历史考察的各门学科,即人口发展史、人口思想史、人口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古人口学等。了解不同生产方式下人口现象与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变动状况和规律,掌握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历史演变,以及先贤们对人口现象与问题的观点、理论与学说,这对于认识人口发展的现状,预测人口发展的未来,总结人口发展的成功经验,吸取人口发展失败的教训,判断人口思想的发展趋势,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政策,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在设置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时,应开设人口发展史,使学生了解历史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和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和人口的分布;开设人口思想史,旨在研究有关人口现象的观点、理论、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人口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各个历史时期人口问题与人口思想的关系,掌握人口状况决定人口思想和人口思想反作用于人口状况的原理,掌握先贤们在人口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为探索现实人口问题提供思想材料,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人口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包括解决人口问题的积极正确的观点,为我们解决现实人口问题服务。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②对现实人口问题的研究,对人口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历史人口发展的把握,离不开对人口思想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构建人口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只有把握好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才能使这一课程体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挥人口学科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注 释:

①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61页

②马克思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人民出版1972年版.

参考文献:

[1]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

[2]吕荣侃主编.人口科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3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社会风俗。于云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认为，地域文化差异的逐渐减弱，使城市风俗呈趋同态势，表现为日常习俗的趋同和语言、食品、日常用具、服饰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相近。区域社会习俗也受到关注。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通过对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春月节俗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交汇与融合。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认为唐以前文身之俗仅流行于东南地区，至唐代始为中原大众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美的追求、流行的风尚。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宋刺青习俗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立《魏晋南北朝饮茶饮酒之风》(《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对当时的饮茶、饮酒之风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罗新本《魏晋南北朝之风论述》(《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葛承雍《论唐代社会中的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风习作了探讨。刘达、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分别考察了魏晋薄葬和唐代厚葬风气的成因及其特点。王昌焕《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风尚。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4

关键词：

社会工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7

近年来，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初步探索及民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界的大力倡导引发了我国内地研究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相关议题的关注。其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这一主题的研究并未能精确匹配，但事实上该主题的研究已颇具历史。究其成因，主要是由于这一主题研究涉及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两个关键词，这些不同的逻辑关系并非是理论或概念上的区分，而是由于其在历史实践中的不同发展脉络而形成。

一、美国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研究渊源

西方国家“少数民族”的内涵、社会工作的实践进程均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以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进程最具典型性的美国为例，由于其社工作发展的原发内生性，其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历史实践中就具有高度的交叠性。在美国，“少数民族”的内涵，即除了欧洲大陆迁移的萨克逊人外，所有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等）、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在社会工作发展伊始，在萨克逊人的价值观中，这些与其存在差异的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因此，“慈善组织会社”、“社区睦邻运动”，其内容的重要应有之义就是对城市中这些“少数族群”的“道德提升”。就此而言，美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在实践之初的内涵中暗含如下预设：第一，少数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第二，其需要改变是由于其是从“原始”或“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了“工业”、“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第三，对少数族群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是在城市中，因为这些人群聚居于城市的“下只角”，其需要改变的原因也是其无法立足与适应城市生活。基于此，“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即涉及社会工作服务于聚居城市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原本并不源自于城市，而是源自于由“乡”（原始或农业社会）向“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其社会工作服务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内涵基本等同于其针对移民与原住民开展社会工作的内涵。因此，美国“移民和原住民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前，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同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导致其移民与原住民社会工作实务并不注重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与歧视压迫，因此，有关城市中移民与原住民的社会工作研究也并未被贴上“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标签而单独被提及，只是在诸多研究中赋予了城市“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内涵。

（二）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才进入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领域，并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如该领域第一部著作是Solomon于1976年出版的《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总体而言，在相关研究中，偏重临床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与注重社会行动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是该领域的两大基本取向。

第一，个体主义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多元文化主义”。其由美国学者Horace Kallen于1915年首次提出。对于如何界定其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其中Sanders认为，肯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个人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使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入社会，从而反对单一的主导文化[1]。而Cashmore认为其核心观念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和谐共存[2]。上述两个定义从多元文化主义的个体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予以揭示，体现了其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与保持和谐共存的哲学内涵。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指引下，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工作需从文化敏感的视角来开展少数族群服务[3]。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民族身份的理解基础上，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社会工作的理论相结合，以案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4]。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需询问案主愿意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想当然采用多数民族的惯例，或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成见[5]，应将焦点集中于案主对自身文化经验的阐释[6]，需保持文化敏感性，同感案主的文化背景，探索其需求所在。同时，在方法与技巧方面，Harper & Lantz提出八项跨文化治疗要素，并辅以案例分析不同族群的跨文化方法[7]，还有研究者Morales & Sheafor采用生态系统评估模式讨论若干微观和宏观案例[8]。总之，民族敏感社会工作是在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整套关注少数族群案主及其所在群体文化差异，并在实务中尊重并利用这种差异的方法与技巧。此种社会工作取向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是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实务。

第二，结构主义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倡导对现有不公平社会结构的改造。伴随“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深受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的青睐，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之涌现。Thompson指出，歧视产生的重要方面是研究历史结合了某些生物类别的低劣假设[9]。显然，上述观点揭示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与压迫来自于萨克逊人固守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并将这种进化观固化在其统治地位的过度政治化和结构化上。Dominelli强调反压迫理论的中心是，分化产生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产生压迫的方式[10]。由此可见，在美国，反歧视反压迫的社会工作实务致力于打破这种错误社会观所带来的对少数族群在社会结构上的歧视与压迫。而在反歧视反压迫的民族社会工作焦点中，Morley指出，反歧视与反压迫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围绕着个人及结构层面的运作如何导致权力不平等，以及如何察觉、批判与消灭这些不平等[11]，同时，在实务方法上，Dalrymple & Burke指出：“利用机构资源和专业性帮助，把工作放在感情、观点和行动之间的联结上，以便支持弱势群体。”[1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美国外，英国、新西兰、加拿大与欧洲等地倾向于使用反压迫实务取向取代反歧视实务取向。就反歧视反压迫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言，无论其术语如何变化，但其哲学基础与核心内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价值取向是结构主义的，其实务模式是社会行动取向的。

（三）对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评述

综观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其起源于社会工作诞生之初，但被单独提及并予以深入探讨却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与反歧视反压迫取向成为该领域研究与实务的主要取向，对西方国家影响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取向仍未超越原有的实务模式与研究方式，并未真正形成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独特实务模式与研究范式。

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巨大差异，在借鉴其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时也有诸多方面值得深入反思。一方面，就民族敏感社会工作而言，在西方国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移民与原住民，其移民与原住民的形成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形成与发展有着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体现在文化的统一性与延续性程度上。在美国，其移民与原住民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断裂的，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十分强调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的独立性，而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借鉴中形成的，并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完全独立与断裂的。这一点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与实务中需引起注意，其适应性问题，应谨慎对待，在本土实践中需进一步探讨与摸索。另一方面，就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而言，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也并非可以照搬，因为其社会制度与我国也有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其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本质是阶级压迫的表现。而在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产生，属于社会转型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并非由压迫与歧视而产生。因此，对待西方国家这种社会运动式的民族社会工作取向更需谨慎对待，更需在本土实践中加以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台湾地区，与内地“少数民族”概念最为接近的是“原住民”的概念。而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概念为“都市原住民”。在台湾地区，有研究者认为，原住民社会工作在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才开始被考量[13]。而有研究者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87年以前，社会工作同化融合期；1987年至2000年的过渡期；2000年至今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发展期[14]。综合来看，不管是哪种划分方式，都体现了台湾的原住民社会工作是由“同化论”占主导思想的原住民社会工作逐步过渡到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导的原住民社会工作。其中，标志性的转向事件就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成立。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台湾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在台湾“原民会”成立之前，“福利殖民”成为现代国家同化原住民族的社会规训，不让原住民以自己传统知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被迫进入残补式福利框架，以一种“加码式”的福利津贴来解决原住民问题[15]。随着台湾地区的都市化，原住民移民都市的人数急速增加，原住民对家乡仍怀浓厚乡情，但认同距离却持续扩大，虽置身在都市现实中，却无法真正认同或融入都市社会，另一方面，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原乡部落解组、老幼失联问题也呈现严重化趋势。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成立，其激发了原住民觉醒及领导抗争运动，使政府对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服务跨越以往强调生活改进的阶段。但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主要取向，即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处于城市中的原住民青年和处于农村地区的老人和儿童分别实施“残补”性的救助，事实上并未考虑到以其自身需要的方式为其提供福利救助，在这一阶段针对原住民的研究大多站在施政者的角色地位将其定义为“原住民问题”，对待都市原住民的态度亦是如此。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都市原住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同化论”色彩，并未重视与观照“都市原住民”的主体性。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台湾地区“原民会”的成立，使得台湾原住民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台湾地区开始重视原住民的心声与诉求，并委托学者进行调查。李明政等的原住民儿童福利需求调查发现，都市原住民父母在教养子女方面遭遇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儿童的休闲场地不够、托儿所或小学距离太远、不知如何带孩子或引导孩子学习，也显示提供孩子学校学习的协助是必要的。因此，如何从即时性的需求与长期性的的需求全面观照都市原住民的生活是服务所不可忽略的[16]。同时，李明政归纳综合台湾地区各级政府针对原住民提供社会福利工作指出，都市原住民生活辅导是为协助都市原住民适应都市生活，政府在各都市地带所成立的“原住民生活辅导中心”，运用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大专社工相关科系毕业生担任生活辅导员，对都市原住民提供法律及各种福利服务[17]。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的指导下，针对原住民的社会原则及方法被台湾学界加以归纳。庄静雯访谈三位原住民籍社会工作者，归纳出其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内容，认为协助原住民案主了解社会生产的规则及协助都市原住民生活适应，了解大多数人的生产规则的前提下，让原住民选择如何适应这些生产的规则或都市的生活[18]。学者王增勇提出了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原则，包括肯定世界观的独特性、发展反殖民主义的意识、运用传统文化来保存认同与集体意识、充权等[19]。

（三）反压迫反歧视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

检视近年来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已有诸多研究者开始从反压迫反歧视的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反思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政策。如童伊迪、黄源f认为，目前原住民社会政策最令人诟病之处在于欠缺长远规划，短线操作的结构导致服务提供的成效有限[20]。除了上述政策方面的缺陷外，台湾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歧视也值得反思。吴桂芳认为，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原住民族的刻板化印象是贫穷、依赖外界资源与身处社会边缘等（近来政府直接将原住民归类于弱势家庭，属重点协助对象）。政府重视原住民的生存需求与自主发展，政府的预算在增加，然而，原住民的问题却没有减少，只见需求面与供给面的鸿沟越来越大[21]。

综而述之，台湾地区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基本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从“同化论”取向逐渐转向“多元文化主义”与“反压迫反歧视”取向。因此，从研究内容上看，其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也是伴随着这一发展脉络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政策咨询类研究还是学术类研究，其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坚持经验取向，扎根“田野”，且研究结论也始终专注于对相关实践的改进，这些均对内地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政策与鹊氐拿褡逭策差异显著，对其相关研究成果的迁移与借鉴需谨慎对待。

三、中国大陆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内地，由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格局是“嵌入性”的[22]，因此，若要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检视，在逻辑上，首先需考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现状，因为这种传统的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被认为是专业社会工作引进之前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亦称为“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形态[23]。可以说，对其研究现状的考察，为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与创新依据。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者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关注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其在城市中各种问题的凸显而聚焦于此。郑杭生等认为应从社会转型和人口流动的宏观视野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的科学化[24]。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25]。只有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才能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26]。在社会排斥和社会内卷双重动力的推进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障碍和心理障碍，阻碍了其城市融入[27]，使其关系融入与制度融入难等问题凸显[28]，因此，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近几年学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检视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成果众多，内容丰富。研究者们均结合对当地（如广佛肇、长株潭、武汉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指出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存在理念滞后、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不健全、方式单一、公共服务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相关机制、立足社区、加强流入地流出地协作、多服务主体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不难发现，国内研究者已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探讨颇多，但综观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其内容的要义即是对传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弊端予以揭示，并认为，若继续对其路径依赖，将无法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需予以革新。

（二）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公共管理归根结底是服务，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公共服务[29]。当前，这种新公共服务观（New Public Service）成为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理论支撑，也必然成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即通过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而参与社会治理[30]。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正处于摸索与试点阶段，且社会工作教育先于社会工作实践，因此，与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甚少，对该领域研究相关议题的探讨并未单独呈现，大多研究结论只能从国内学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意涵、领域和发展路径等的相关研究予以探寻。在意涵上，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与民族工作的交叉[31]，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32]；在实践领域上，研究者们从经济发展与文化持守、个人与群体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结构一分为四，即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以及族群和社区宏观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33]，还从“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两方面来界定民族社会工作的内容[34]；在发展路径上，其为嵌入性发展，包括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35]。

检视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研究者们已在概念和类型等宏观层面确立了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涵与边界，使其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得以存在。因此，上述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我国内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但在肯定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时，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深思，即这种研究倾向虽然能够迅速在学理上建立起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应然价值所在，但并未涉及其实然价值所在，即并未涉及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基础与实践价值所在。就像莫顿指出帕森斯对科学的误解――思想体系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观察之前就能有效地确立起来那样。

目前，内地该领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并非以经验取向为基础。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论的非经验取向也许并不利于内地有关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影响该领域研究的学理价值与实践价值。

首先，从学理价值看，这种研究取向会造成研究结论的趋同性。所谓研究结论的趋同性，并非意指研究者所得结论的趋同性，而是指在探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议题时，如基本意涵、价值理念、服务内容、工作方法以及发展路径等，其研究结论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对上述议题的研究结论鲜有趋异之处。这样的研究结论对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乃至民族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学理价值的挖掘及持存是无益的。

其次，从实践价值上而言，上述研究取向会造成相关研究结论的悬浮，即有关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和政策咨询意义式微，无法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价值。回归本源来看，不论是民族学，还是社会工作专业，无论是在历史渊源上，还是在当前实践中，其都以经验研究，特别是以实地调查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研究结论的形成，理论模式的构建都应扎根于对实践的观察、理解与概括中。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无论是欧美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反压迫主义的种族、族群社会工作研究，还是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其均植根于本土实践中。反观国内，研究者们的方法论更多的是非经验取向的，这样的研究取向所得结论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专业悬浮”，从而落入无用武之地。

四、研究展望

基于对国外（美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相关研究的综合考察，目前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且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在国外，以美国为典型，其研究呈现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种鲜明视角，研究方法以实证取向为主导，研究成果大多基于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行动实践的概括与总结，但并未形成该领域统一的概念框架与实务模型，更多的是在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框架中（如增权、优势、生态系统论视角等）对该领域相关问题予以分析。在台湾地区，其该领域的实践起步略晚，研究大多基于现有行动实践，但大多以实务经验反思为主也尚未形成其独特的理论框架与实务模式。而就中国内地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最早的相关文献出现在2006年，2012年后呈迅速增长之势，但由于其主要推动力量为民族类或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主体，因此，研究成果大多以学理性探讨为主，聚焦国内已有实践的研究成果甚少。

综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和内地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发展趋势，在后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中，可在如下方面予以深化。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聚焦于国内已有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挖掘该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服务中所凸显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后，在解决这一群体实际问题过程中在价值理念、理论视角、工作方法与技巧、存在的优势、问题和服务效果等多方面显现出独特性。

第二，在研究的方法上，重新回归经验取向。概念与模式的构建应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中，回归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尤为重要。而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践的探索和试点阶段，选择经验研究，特别是追求高效度和深度的实地调查法更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真实呈现。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借鉴相关学科的中层分析框架。综合国内外研究，该领域在宏观理论视角与微观经验研究上均有所建树，但有所遗憾的是未形成自身独特的中观层面分析框架。同时，更为主要的是，该研究议题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性，包含了民族学、社会工作、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议题。因此，以上学科的多种中层分析框架均可纳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进而从多学科的视角推动该领域研究的丰富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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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Embedded in Service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Floating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LU Shixiu1，2， ZHANG Wei1，3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ogan 432000， Hubei， China；

2.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3.School of Marxism， WUT，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5

【关键词】适度人口理论；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政策体系

2011年11月25日，新修改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这一改变意味着，目前我国的各个省份都开放了“双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完成了我国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一次微调。与此同时，河南省还加强了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帮助扶持，以配合政策调整。可见，人口政策虽然在宏观上以控制人口数量为基础，但是人口质量的提高也是重要内容。因此，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当在控制我国人口总数的同时，也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还应注意的是，人口政策虽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是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事实上，人口政策的稳定性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人口政策应当在人口理论的指导下，在既定的人口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根据各阶段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进行微调，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鉴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科学的人口政策需要科学的人口理论作为支撑、我国的人口变化受人口政策影响大等特点，综合各种人口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坚持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并时时审视并调整我国具体的人口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

建国以来，伴随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我国出现了几次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战。从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支持到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我国学者对于人口政策的观点，先后出现了人口节制主义理论、富有积极意义的节制主义理论、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等。这些理论无疑都致力于解决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并且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当时的人口政策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些理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条件下，都有其不可回避的局限性，首当其冲的局限就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片面批判和对苏联人口理论的生搬硬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颇具前瞻性也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而惨遭批判。理论依据的混乱和不科学，使得我国当时的人口政策失去了连贯性、稳定性和科学性。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人口政策的理论依据终于得以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更多地向西方经典人口理论借鉴。

西方国家的人口理论的分类，也可以像为人熟知的经济学研究一样，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大体分为微观人口理论和宏观人口理论。微观人口理论的着眼点是家庭，包括对生育率、人口迁移、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分析。宏观人口理论则涉及适度人口理论、人口老龄化、人口分布与城市化、人口转变等问题。面对我国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们的目光首先集中到了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在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时，我们先从宏观角度看看适度人口理论的观点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适度人口思想很早就有，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人口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其基本主张是：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需要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力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人口数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一个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早期的适度人口理论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分析，以爱德文・坎南、纳特・维克塞尔等为代表。坎南主张，土地与人口保持相对平衡的比例，人口增加不是一定会使生产率下降而是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才会使生产率下降。坎南是适度人口理论的奠定者，他首先对适度的人口规模进行了探讨，明确了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适度人口的衡量标准。维克塞尔则是在坎南的基础上，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与最适宜的人口规模结合起来。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主要用于改善人口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如果人口数量的增长耗费了经济发展成果，那么将来的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进入现代，适度人口理论也走向了多元化，代表人物索维和赫茨勒所进行的适度人口的动态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更贴近实际。首先，索维考虑了非经济因素，他认为适度人口就是“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这些特定目标包括：个人福利、财富增加、就业、健康、知识等，而个人福利又是首当其冲需要考虑的。其次，索维考虑了科技进步的因素，提出人口的适度增长，将适度人口由静态转变为动态，即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适度人口规模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同时，索维提出应该在人口增长产生的负担和效益之间寻找均衡点，确定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最后趋于零增长，达到稳定状态。赫茨勒则提出了人口压力理论，并将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素质等考虑到人口要素中。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制定我国的人口发展政策时，应当注重社会动态变化，评估我国的人口规模承载能力，并注重从福利角度制定一系列政策，配合我国人口规模的调整。这既是我国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时的一个思路，也是检验一国人口政策是否科学的评判依据。

二、理性选择下的“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人口政策也趋于稳定，我国现在制定的“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很好地受到了适度人口理论的启发。“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有两点优势：一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突破了一个时间点或者短期内的人口政策方案，使我国的人口政策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这无疑使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有更长的适用寿命，既可以引领我国人口政策的发展也可以紧跟社会的发展变化；二是，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是要解决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等角度出发，符合适度人口理论的要求。具体说来，“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的内容包括：第一步，降低高生育率至更替水平（生育率2.1左右，满足人类自身的简单再生产）以下，实现人口出生、死亡、增长从高-低-高类型向低-低死亡-低类型的转变；第二步，以人口的零增长为目标，稳住低生育水平，同提高时人口素质、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第三步，鉴于人口具有惯性作用，人口会顺势减少，届时的理想适度人口应再作抉择以建立健全我国的人口政策体系。

“三步走”人口战略发展目标，第一步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当前处在实现第二步的过程中，因此人口发展战略应锁定在以人口零增长为主要目标，包括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全面性和合理性上，并且为下一步全方位的理想适度人口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当前阶段，学者称之为人口发展战略的“着陆点”，基于我国人口现状和人口预测，在本世纪的头三十年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软着陆”的方案基础上，既要照顾到人口结构的合理，同时注重人口数量控制的效果。这一方案的理想状态是人口总量在2030年达到14.65亿的峰值后缓慢下降，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比例2050年达到23.07％的峰值后逐步缓解。上文提到的“开放双独生子女家庭可生二胎”的人口政策，正是对这一方案的落实和呼应，适应人口增长在其造成的负担和效益之间寻找平衡的理论要求。

三、建立健全我国的人口政策体系的启示

适度人口理论提到人口要素中人口结构、性别结构、人口素质等与人口数量配合形成适度人口规模，而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中也把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的影响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因素，这就更需要完善一个有关人口调整的政策体系，以保证我国人口发展实现与经济、社会条件相平衡的目标。这一系列政策体系，我认为可以包括人口与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

首先，人口与劳动就业方面的政策。适度人口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索维认为，“如果人口过剩，若不能进行国外移民，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就业机会,提高适度人口，而不是减少实际人口，降低个人效率和福利。”强调了保障就业在适度人口政策中的地位。具体到我国在制定提高就业率的就业政策时，不仅要关注生产力发展等经济发展状况，还应该结合我国的人口结构和教育水平，多方面协调配合制定并完善适当的就业政策。尤其要制定政策应对目前出现的因“教育过度”带来的“超级招聘”问题。

其次，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的政策。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同上次次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据此，我国在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老龄化加速，缓解超速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矛盾的同时，应当配合适当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应对“空巢老人”、“老无所养”等社会问题。

再次，人口流动与人口城市化的政策。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同上次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与此同时，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人口流动加剧，城市化进程迅速，因此我国关于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政策，应该特别注意调整劳动力的合理分布，并配套相关的居住和户籍管理政策。

最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这一政策突出表现在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但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较为重视通过一系列有关协调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法规和政策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同时也应当注重通过一系列政策改变我国消费结构的不合理的现状。在我国消费结构不合理仍旧是影响经济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并且消费会引导生产,消费结构不合理会带来生产时资源的无度浪费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调整消费结构，应当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改善消费心理，将消费结构侧重转化为文化消费、精神消费等绿色消费，这也是基于适度人口观所带来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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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社会论文篇6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8.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 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帱a href=//shiti.7139.com/303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科学院社会学所许金声?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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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社会论文篇7

【关键词】语文教学；口语训练

当今社会人人都面临着挑战，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认清这个充满竞争的信息时代，人际间的横向联系正在大大加强，所以一个人口语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他的社会交际能力的强弱，说得长远一点，可能要影响他的事业前途。口语交际能力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越来越被重视，而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却远未把培养训练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放到应有的位置。笔者在普通中学语文口语训练课的教学实践中，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在此谈一些粗浅的想法和做法。

1．加强口语训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1．1　从语文教学的目标看，口语训练不容忽视。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任务应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新《课程标准》对学生口语方面的要求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能根据不同需要正确运用规范语言进行口语表达，具有一定的口语交际能力；能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具有一定的演讲能力和论辩能力。由此可见，口语教学是语文教学中一项十分艰巨的教学内容。然而长期以来，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往往重读、写，轻听、说。教师们并非不知道口语交际能力对于学生将来踏上社会后的再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迫于考试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引导学生抠字句背解释，而把许多能力的训练挤出了语文教学的课堂。现在，在语文教学改革中，我们必须认识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重要性，把提高学生“说”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学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必须在语文课中给它以应有的一席之地。

1．2　从社会发展的要求看，口语训练非常必要。新课标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有强烈交往意识、信息万变的科会，交往活动是21世纪人的最基本、最经常的社会实践活动。善于交往，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是21世纪的人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人们通过交往，开放自己，大量吸收社会信息，丰富情感体验，接受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得以顺利发展，人际间的横向联系大大加强，在社会工作与社会交往中，许多时候需要谈判、辨论、宣传、演讲……。我们的学生不论他们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交际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外事工作、商业谈判、法庭辩论、企业公关哪项不用口语？教师、记者、节目主持人、导游、推销员谁个不需口才？就是汽车售票员，商场营业员、宾馆服务员也要有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出色。当今社会，人们已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口才的重要，口才对于某些人来说将直接影响到其事业的成功与否，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通过强化训练来提高自己的口才。

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加强口语训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任务，这是社会对跨世纪人才的要求，也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

2．对学生加强口语训练的途径

2．1　凭借语文教材，加强口语交际训练。对学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首先要依托语文教材。语文教材中语言因素十分丰富，为我们对学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提供了较广泛的内容和多种形式。因此，教帅要十分重视运用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加强对学生的口语交际训练。新编教材中，有一个新的特点是：课本中专门编排了“口语交际课”，每册一共编排了6课。例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安排有《这就是我》、《漫游语文世界》、《感受自然》、《探索月球奥秘》、《我爱我家》、《追寻人类起源》等。这都是学生进行口语训练的好内容和生动形式，教师利用这类教材对学生进行训练时，必须在自主的语言实践中来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因此，教师教学时，除了按照教材编排的专项对话交际训练外，还要在讲读课文时突出人物对话的部分，有意识地让学生学习人物之间是如何进行口语交际的。可通过朗读、分角色读，以及表演等形式进行训练，努力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2．2　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口语交际训练。教学过程的实质是教与学的过程，是教师、教学内容、学生互动的过程，是师与生、生与生进行学习交往的过程，因此，充分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口语交际训练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在质疑解疑中加强口语交际训练。

质疑解疑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不但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也能培养学生表达能力、跟人讨论的交际能力。尤其是解疑的环节，就是通过互相讨论、议论，甚至争论来求取真理、获得知识、提高能力。

其次，在评议中加强口语训练。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对别人的读书、答问进行评议、补充，这不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而且评议活动，也是师与生、生与生的学习交流，是口语交际训练最常见的形式和良好的机会。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重视“评议”环节，要把这一环节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评议”时，首先要求学生留心听别人的朗读、发言、答问，然后要积极思考、判断，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补充意见，敢于争论，互相交流，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第三，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加强口语训练。

组织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对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有很大的作用。如在小组中交流自学情况，在小组开展讨论，在班上进行小组汇报、组与组进行交流，并互相评议。这样使口语交际训练面广，增大学生口语交际训练的活动时间，也增补了以学生个体活动为基础的群体的口语训练的形式。

参考文献

[1]　《给口语训练一片天空》作者：王惠萍

[2]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口才训练探究》 作者： 蒋近朱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8

【关键词】人口迁移 移民法则 流动人口 城镇化 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所谓 “移民法则（规律）”或“人口迁移法则”，就是研究者对于在为数众多的人口迁移运动中所显现出的规律性现象、趋势与问题的总结与提炼，是人口研究以及人口迁移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外学者很早便对人口迁移理论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努力，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中业已提出的诸多“移民法则（规律）”①。这些“移民法则（规律）”对于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各地的人口迁移历史和现实问题，以及预测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外学术界“移民法则”研究成果回顾

中外学术界公认的人口迁移理论创始性成果，是英国统计学家拉文斯坦（Ernest-George Ravenstein）提出的“移民法则”。拉文斯坦根据1881年英国人口普查资料，分别于1885年及1889年在《皇家统计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论文篇名均为“迁移法则（即移民法则）”（the laws of migration）。

拉文斯坦“迁移法则”的主要内容，后来被学者们总结为“八律”或“七大定律”等②，而根据笔者的梳理，拉文斯坦“法则”主体实际上可以分为十大“律则”：一是移民主体距离法则（距离律）：“通常移民们经过长途跋涉，力求迁往一个规模较大的商业与工业中心城市，而在这一过程中，移民的主体只是移动了一个较短的距离。”（1885：198～199）从空间距离上看，人口迁移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移动。这条法则强调空间距离对人口迁移产生的影响，即净迁移率与迁移的距离成反比，移民的总数随着迁移距离的延长而递减，真正最后进入迁入地定居下来的移民，通常只占起初全部迁出移民的少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相当复杂，既有移民回流的因素，也有迁入地对外来移民的排斥。二是阶梯式迁移法则（递补律）：“当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发生时，通常会出现移民潮：人们总是涌向拥有巨大吸引力的商业与工业中心。……通常迁移又是呈阶梯式地发生：首先是那些生活在这一城市周围的居民会争先恐后地抢先进入这个城市。……而这些移民外迁后留下的空隙区域就会由来自更远地区的人们所占据，就这样，迁移在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式地形成，一直至日益增长的城市吸引力影响到王国最偏远的角落。”（1885：198～199）三是移民潮与反向移民潮法则（双向律）：对于某一特定区域而言，迁出与迁入总是相对进行的。大多数移民过程都是一种双向运动。“每一次移民潮发生之后，总会有一次反向的、补偿性质的移民潮的出现。”（1885：199）尽管两次移民运动在数量上不一定实现对等。四是城乡移民差异法则（城乡律）：“与乡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更少移动性。”（1885：199）即乡村居民更富有移民的倾向。五是性别选择法则（性别律）：“妇女们似乎在较短距离的迁移中的数量更占优势。”（1889：288）即女性移民在短途迁移民数量更多，然而参与较长距离迁移的妇女数量则不及男子。六是经济因素主导法则（经济律）：即大多数移民的发生都出于经济方面的因素。“恶劣的、压制性的法律条文、沉重的税务负担、令人生厌的气候、无法适应的社会生活氛围甚至其它强制力……所有这一切已经导致或仍然在促使移民潮的产生，但所有这些因素，都无法与大多数人为改善他们物质生活的强烈欲望所激发出的动力相比拟。”（1889：286）七是经济发展或技术进步促进法则（技术促进律）：即经济与交通的发展都会刺激移民的增加。拉文斯坦在文中指出：“过去几乎在任何地方我都做过比较，我发现交通工具的增加、制造业与商业的发展都会引发移民的增加。”（1889：288）③八是迁入地选择法则（大城市律）：人口总是朝着大商业与工业中心城市迁移，特别是那些跨越长距离的移民，这种目的特征更为明显。九是年龄选择法则（年龄律）：大多数移民是年龄在20至35岁之间的成年人。十是“城市发展与移民法则”：很多大型城镇的发展主要借助移民的推动，而不是依靠它们自身的增长。④

拉文斯坦提出的“移民法则”，立论于大量的迁移事例统计之上，高度凝练、简明扼要、内容广泛，是人口迁移理论开创性及奠基性的成果之一。不得不承认，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研究者们的大多数成果只是在“拉文斯坦法则”内容基础上进行了局部的阐发与拓展，很难全面超越拉文斯坦“移民法则”的地位与影响。最有影响的后续成果之一，便是美国学者埃弗雷特・李的发现，他在拉文斯坦“移民法则”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发展，着重于从“迁移定义”、“迁移因素”、“迁移量”、“迁移流向与反流向”、“迁移者特征”等几个方面，从多个层面对于人口迁移理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梳理与阐发。首先，埃弗雷特・李提出导致迁移决定和迁移过程的因素有四个方面：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各种介入障碍；个人因素。其次，他认为迁移量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地理范围内的差异程度；人群及族群文化差异；跨越介入障碍的难易度；经济周期性波动；迁移隋性因时衰减性；迁入地状况差异。其三，埃弗雷特・李同样强调了迁移民流向与反流向问题。他提出其中值得关注的数种特征：人口迁移大多有特定的流向；每一主要迁移的流向往往伴随着反流向；流向比率会因迁出地与迁出地正负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影响因素包括政治待遇、迁移政策、经济情况等。其四，迁徙者特征对于迁移的影响问题，如迁徙者的选择对于迁移的完成至关重要，迁移选择同样受到生命周期的影响等。⑤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人口迁移理论包罗万象，在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近现代人口迁移理论研究迄今为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卓越成就，并形成了不同取向、诸多流派的人口迁移理论。如新古典主义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国际移民理论、迁移生态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人口迁移理论、人口迁移分析模型、移民文化适应理论等等。⑥不难发现，中外学者在人口迁移理论的研究实践中，出现了两种主要不同的探索路径：一种是以拉文斯坦、埃弗雷特・李等人为代表的移民规律（或法则）性的总结工作。其可贵之处，在于其立足于丰富的实证资料与移民客观事实的统计分析、梳理与总结，着眼于用长时段的视野来总结与反思人口迁徙运动发展与变化规律；另一种路径便是以美国学者W・A・刘易斯（Lewis）为代表的移民理论研究者，他们更多地从经济学背景出发，将人口迁移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并为之构建出一种又一种独特的所谓分析“假说”、“范式”或“模型”，以用于现实社会中移民问题的分析与讨论⑦。本文着重探究前一种类型（即“法则型”）研究成果的价值及其社会应用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拉文斯坦“移民法则”为代表的西方人口迁移理论对于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学者主张借鉴西方理论，尝试提出适合于中国国情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理论模式或迁移规律⑧。胡兆量借鉴拉文斯坦法则，提出了适应于中国国情的新的移民法则，其中有经济律――改善生活是迁移的主要原因；城乡律――城市化过程中乡村迁移率较高；性别率――整体男性多，局部女性多；年龄律――独身青年多，举家迁移少；距离率――迁移数量与距离成反比；递补律――人口迁移圈层递补现象；双向律――正向迁移带动软弱的反向迁移；大城市律――大城市迁入人口比重大，吸引迁移距离远。⑨蔡等学者对于区域性人口流动规律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阶梯式流动”的概念：“迁移会形成一种区域阶梯，即劳动力首先从相对不发达地区农村转移，随后从较发达的农村向城市迁移。”⑩王桂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原因与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主要表现为影响原因逐步由社会原因为主转变为经济原因为主，发生机制逐步由计划组织为主转变为市场调节占主导地位。”阎蓓在研究中则特别关注新时期人口迁移中的性别选择性问题。此外，三大都市圈（即“京津唐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与“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的崛起也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就全国而言，“三大都市圈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也是三大都市圈”。这些理论探索虽然不尽完善，但对于了解中国当代人口迁移的规律而言都是难能可贵的努力。

中国学者在研究中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迁移人口特征相比，目前（20世纪90年代）迁移人口的特征，更符合一般人口迁移规律。”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人口规律（法则）研究在当代人口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为了取得更科学、更切合实际的认识，他们更加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社会学调查问卷方式被广泛地采用。顾朝林等人利用2424份调查问卷，对目前中国流动人口迁徙特征进行了归纳与梳理：第一，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趋势明显；第二，就城、就富、就近迁移的倾向性突出；第三，家庭式迁徙成为新的流动方式等。2010年6月至9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曾组织人员对北京、东莞、无锡、温州、青岛和沈阳等6个城市外来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得到1605份有效答卷。研究人员根据这些问卷，对于当前东部城市中的迁移群体的特征及迁徙规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总结。如东部城市内的流动人口以年轻人为主，以农业户籍与农村人口为主，但存在着明显的城市间差异；夫妻一起迁移趋势明显，但是携带小孩举家迁徙的比例低；人口流动显现就近迁移的特点，但不同城市的吸引范围存在一定差异等。

既然移民现象既属于人口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又属于社会学问题；既属于现实问题，也属于历史问题，同时也属于地理学问题，那么，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于“法则”（规律）探究的取向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正如著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云：“哲学和实证科学抽象地研究规律，而历史学的目的则在于展现规律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铺展开的。”拉文斯坦“移民法则（规律）”正是从历史学与统计学的角度提出的。从历史学角度来看，“移民法则”不是所谓移民“研究模型”或“数学公式”，而就是由大量证明验证得到的经验总结。笔者以为：尽管近现代人口迁移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以拉文斯坦“移民法则”（包括埃弗雷特・李所做之补充）为核心的迁移规律理论的重要价值之所以被削弱或降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注重人口迁移历史的研究，对于丰富与完善人口迁移规律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看到，出于中西方历史发展客观状况巨大差异，一些西方学者在总结历史时期人口迁移规律的时候不免出现“先入为主”或“以西为主”的偏差。最著名的例证之一，便是美国学者泽林斯基提出的所谓五阶段“人口转变假说”，其中强调指出：现代化前的传统社会没有人口迁移。如果检阅中国人口史与移民史发展的真实历程，自然会发现这种结论是荒唐可笑的。因此，中国人口史与移民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也由此可见一斑，中国学者理应下大力气，为世界人口史及移民史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一些国内研究者在中国移民历史的研究中同样致力于迁徙理论与规律性的探讨，对于一些规律性现象和问题提出了不少精到的总结与归纳。陈孔立以台湾移民社会构建过程为重点，结合大量历史实例，针对国内外成果中一些移民理论著述提出了不少值得修正与商榷的内容。如陈教授特别指出：“移民社会是一个过渡社会，它必然要向定居社会转型。”这显然在移民社会研究中的一种颇有价值理论性突破。对于台湾社会转型问题，陈教授认为：“在台湾，移民社会结构以祖籍地缘关系为主进行组合，是一个本质特征，这个特征的变化就是社会转型的标志。”葛剑雄对中国人口史规律性的研究工作一直抱持谨慎的态度，同时也已经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不少带规律性、总结性的观点，十分值得关注。他认为：“综观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凡是官方以行政手段强制进行的，大多不是以失败告终，就是成为财政包袱，不得不长期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自发性的迁移，尽管在开始时得不到官方的支持与资助，甚至受到官方禁止，却往往取得成功，对发展经济与巩固边疆作出重大贡献。”这是中国长期移民历史经验的精炼总结，发人深省，具有高度的现实借鉴意义。葛教授高度评价移民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只有认真地加以研究与总结，我们与我们的后人才能了解先民们的光辉业迹，并使之发扬光大。今天，我们中国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辽阔领海，拥有56个民族和12亿人口，中国人能在海外拥有数千万后裔，全国各地能得到开发与发展，中国文化的传统能延续数千年而常新，中国文化能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影响，无不与移民的贡献有关。”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论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更为众多欧美学者所难以企及，显示了当代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水平与中国学者的远见卓识。

笔者在从事中国移民史及区域移民的科研与教学过程中，鉴于人口迁移现象的纷繁复杂，非常迫切地感到总结与研究中国移民“法则”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因此，笔者在借鉴“拉文斯坦移民法则”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在中国移民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法则”（规律）：

一是政治主导法则，其中包括了“中心凝聚律”、“动乱驱散律”、“强制反弹或强制抵消律”等。与西方学者强调在移民运动中经济因素有所不同，历史上，中国移民运动最主要的动因却源自政治因素与影响，因而与政治相关的迁移规律也就更多、更复杂。这是中国移民史历程的一大特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口对于政治建设的重要价值与影响，早为历代统治阶层所熟知。为此，中国封建王朝很早就建立起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其目的就在于限制普通百姓的自由迁移。政治主导法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首都或首府一般都会迅速发展成为其境内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这也就是所谓“中心凝聚律”。在中国历史上著名大都城（如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北宋汴梁等）的建设发展史上，我们都可以发现大批移民的加入。其次，王朝变更、政治中心转移以及政治动乱爆发等，都会造成相当长的时间里权力核心的缺失，从而成为激发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移民浪潮的最主要的动力源。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次大规模移民运动（“永嘉南渡”、“安史之乱”之后的人口迁移以及“靖康南渡”）都是由政治动乱及首都迁移所引发的，是笔者所云“动乱驱散律”的典型体现。

二是人口密度及人口承载力决定移民法则，包括了“人口密度梯度决定律（包括“真空”吸引律）”、“人口承载力决定律（包括超载外迁律）”等。“人口密度梯度决定律”与拉文斯坦所提出的“阶梯式迁移法则”颇有相通之处，即一次人口大迁移所造成的区域性人口空隙或所谓“真空”，会引发周边人口的迁徙，来弥补或填充空隙与“真空”，从而形成新的移民潮。

三是灾荒与移民法则，主要是“灾荒驱遣律”或“饥荒驱遣律”等。在自然灾害肆虐及粮食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摆在普通百姓面前只有两种选择，即“死”与“徙”，不愿等死的人们只有选择外出求食或“就食”。历史上通常将由灾荒引发的、缺乏稳定性的迁移人口称为“流民”。于是，每次严重自然灾害降临之时，也就是又一场流民运动爆发之日。自然灾害的肆虐程度以及饥荒程度，与流民运动的规模及持续时间相对应，同时也与流民转化为长久性移民的比例成正比。因此，在政治因素之外，自然灾害成为引发移民浪潮的又一种重要诱因。这也就是笔者所谓“灾荒驱遣律”或“饥荒驱遣律”。

四是民族迁移法则，包括“周边民族向心律”、“汉民趋边律”等。自秦汉以来，周边民族迁移的浪潮势不可挡，其迁徙的主要方向就是内迁，即向中原地区迁移。很多非华夏民族迁入长城以南后，逐渐与汉民族融合起来，从而在历史上消失了。这也就是“周边民族向心律”的主要内容。

五是移民与文化区特征法则，包括“雅文化从优律”、“俗文化从众律”等。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在雅文化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因而产生的影响也最大。从秦汉到明清，各个内迁的非汉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汉族雅文化的成就，因而“汉化”也就成为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民族内迁之路，往往就是“汉化之路”。

笔者提出的这些法则或规律，并非个人的苦心孤诣，而是对于中国历史上纷繁复杂的移民典型事例的梳理与归纳，其目的不仅在于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认识历史时期移民事件，更在于帮助今天的人们更全面、更清晰地刻画与总结中国移民历史的发展轨迹，并切实合理地预测未来移民趋势与移民问题。笔者以为：

首先，作为人口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移民法则（规律）”研究的重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实现认知突破的一个瓶颈，就是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包括学术界）对于“移民”问题的认识局限。例如现代社会通常所称的所谓“移民”，更多地停留于法律层面，习惯以是否拿到国籍（或绿卡）、户籍，或是否取得合法移民身份等为衡量标准。这本身与学术研究上的“移民”概念有着极大的差别。只有真正改变以往对于移民问题的狭隘认知，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移民问题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

其次，人口史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既属于社会史的范围，也可归为经济史学。而移民史研究则涉猎更为宏大，不仅关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及人口统计学，还是一种突出的人文地理现象。一场规模可观的迁移运动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复杂结果，因此，在理论解释上依据单一学科的视角常常会“雾里看花”或“隔靴搔痒”，理应坚持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与探索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是移民研究的必然取向。

其三，必须承认，“移民法则（规律）”的形成，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一个相当漫长历史过程所积淀的结果，研究者必须有“长时段”视野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说“迁移模型”可以是一种经济学的假想，而“移民规律”则必须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睿智的、客观的历史学总结。况且，无论是迁移模型也好，还是移民法则（规律）也罢，其准确性与真正价值都非常需要经受长时段的检验。

最后，对于人口史（包括移民史）研究而言，经世致用是我们从事研究的最终归宿，如果我们将移民法则（规律）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层面，那么，就会大大削弱这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也会从根本上瓦解其研究发展的动力。大千世界，变幻无穷，移民法则（规律）的总结与研究，理应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而不应沦为僵死的教条，移民发展的真实过程不仅是移民法则（规律）产生的客观基础与“源头活水”，更是移民法则（规律）本身价值的“试金石”。不愿面对客观现实，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所谓“纯学术”取向，不是搪塞的借口，就是没有勇气的逃避而已。

20世纪中国人口迁移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而言，20世纪又是一个大移民的世纪，其移民频率之高，移民规模之大，移民影响之深远，恐怕也是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所难以比拟的。一方面，20世纪人口变迁不仅是是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一部分，而且在大变革、大动乱中起到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及中国人民自由自益意识的觉醒，也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为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日益频繁的人口迁徙也成为反映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最重要的动态形式之一。总体而言，20世纪的人口迁徙活动不仅类型繁多，且具备突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而回顾20世纪中国移民史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人口迁移“法则（规律）”的积极作用，同样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人口问题对人口迁移法则的研究及拓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

首先，在20世纪移民运动中，“经济促动律”的作用依然十分活跃，甚至对于某些重大移民事件而言，“经济促动律”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无论是从清代延续民国前期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浪潮，还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后的“民工潮”，都毫无例外地证明了“经济促动律”的根本性作用，即广大移民的初衷都是为了改善经济生活状况。例如，“闯关东”移民潮几乎主导了从清末到民国前期的中国移民大势，被称为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之一。据粗略统计，至1915年，东三省的人口已达2011万余人，较1907年增加了565万余人。而到1930年，东三省人口又增加到2995万余人，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外来移民的加入。 “西口”即指山西省右玉县境内的杀虎口，而“走西口”实则清代以来华北地区向长城以北地区移民潮的代称。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两省，尤其以山西中北部居民为多。而与东三省情形相仿，长期以来向塞北移民活动受到种种限制，直至20世纪初，清朝才开始实施全面放垦的政策，塞北地区才真正出现了移民高潮。如当时绥远省（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是民国前期塞外移民最为活跃的地区。据统计，1912年，绥远省总人口仅为631000人，而时至1928年，全省人口增长至2123768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8.94%。中国向海外移民的数量也极其庞大，明清以来曾经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下南洋”移民潮。如据早期研究者估计，时至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海外移民总数已超过1000万人，海外华侨人数超过万人的社区已有22处。

20世纪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及加速实现城镇化与现代化的100年，而这种巨变集中地释放于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与人们改善生活水平的强烈欲望紧密相结合，激发出汹涌无比的经济增长活力，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空前无比的移民浪潮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来，其主要方向便是从农村向城市移动，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向经济较活跃的东部地区的移民，习惯上称为“民工潮”。据研究者统计，到1995年之后，中国东西移民进入高峰时期，到200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人数及迁移率分别达到1000多万与8‰以上。显然，这些数字里没有包含那些尚无取得正式户籍的民工。而中国东部及中西部各大城市之中，临时居住的民工及家眷数量之庞大，都是相当惊人的，为今天的城市管理与社会改革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机遇。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20世纪的中国没有逃脱“多灾多难”的命运，灾难性的移民运动在20世纪的频繁发生及影响巨大，教训之惨痛，值得永久铭记。灾荒与灾难对于移民运动的巨大影响，在20世纪前50年表现尤为突出。可以说，从一个侧面看，20世纪前半段的中国历史，几乎是一个连续战争、战乱的历史，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国内国共战争等接踵而至，由此对中国人口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创伤难以估量。其中，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影响最为剧烈与惨痛。如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疯狂进犯的威胁下，当时的国民政府被迫内迁重庆，大批政府机构官员、高校师生以及工商企业职员从之西迁，进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难民潮。最主要的迁移方向是西南及西北地区。据调查统计显示，抗日战争时期，除西南、西北数省外，中国东部与中部各省市所出现的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就高达9500万人。其中，难民及迁移人口最多的省份为河南省，涉及人口达14533200人，占全省总人口数的43.49%；其次为湖南省，迁民人数达13073209人，占全省总人口数的42.73。如果在加上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抗战期间中国人口的迁移数量当在1亿以上。若以1936年中国人口数474625744人而计算，当时的逃难及内迁涉及人数已达总人口的1/5以上。研究者评价道：“抗战大迁徙，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如此规模的战略大转移？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的苦难？”

灾荒性移民（古文献中称为“流民”）问题，是中国古代移民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而20世纪的自然灾害与饥荒的频发，严重影响到人民生存生活与社会发展。一些重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民生命与财产损失不胜枚举，触目惊心，极为惨痛。民国六年，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大水，河北受灾最为严重，全国受灾面积达10000万里，灾民人数达635万人；民国九年（1920年），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大旱，灾民达2000万人，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2/5，死亡人数就达50万人；民国十年（1921年），河南、江苏、安徽、浙江、陕西、山东、湖北、河北数省发生洪灾，以淮河流域最为严重，受灾面积达27000方里，其中，山东、山西、河南三省受灾县数合计为148个，灾民为9814332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洪灾，其中，浙江灾情最重，三省合计灾民人数为1200万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川省发生严重饥荒，受灾县数达80多个，饿死者3000万人，流离失所者不可胜计；民国十七年（1928年），绥远、山西、江西、贵州、湖南、安徽、四川、浙江、云南数省发生洪涝，其他不少省份遭遇旱灾，全年合计受灾地区涉及21个省，1093个县，灾民估计达7000万人以上。故而有研究者指出：“如果说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于一部中国灾荒史（傅筑夫语），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38年的民国史，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严重的一段灾荒史。”一些重大自然灾害事件都无例外地引发了规模相当可观的人口迁徙浪潮。其主要症结就是于中国灾荒形成的连续性与累积性。著名学者邓拓曾经指出：“我国历代各种灾害，连续不断，甚至有同时并发的情形……民国以来的事实，更足以证明连续性是我国历代灾荒的一个重大特点。”又“由于我国灾荒的周期极短，一年一度的巨灾，已成都为二千年间的常例。但每次巨灾之后，从没有补救的良术，不仅致病的弱点没有消除，而且每一次巨创之后，元气愈伤，防灾的设备愈废，以致灾荒的周期循环环愈速，规模也更加扩大”。回顾20世纪的中国灾荒史，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论断的准确与精到。

其三，政治主导法则，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显著而独特的地位，而政治性移民运动，同样也是20世纪移民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主要移民态势之一。20世纪政治主导性移民不仅种类多，而且涉及数量庞大，影响深远。政治性移民运动的类型之一，是由政权变更等重大政治事件所引发的移民。如移民台湾，就是一场由直接政治变动引发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时至1949年，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陷于全面瓦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政府的各级机构及其附属人员向台湾等地撤退，形成了席卷全国的移民风潮。就移民运动本身而言，据研究者总结，“当时来台者几乎涵盖大陆各省，来自各种职业及各种阶层。当时来台的重要出海口有上海、广州、青岛、重庆、香港、沿海岛屿（海南、舟山、金门）等，其中以上海、广州到台湾者最多，1949年上半年集中于上海，下半年集中于广州”。关于迁台人员的数量，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合理的估计是分阶段、分人群的统计数量。如军队人数达到60余万人，而公务员与一般民众估计有120万人，合计应有180万人之多。当然，单凭人数多少，是无法判定这批移民对于台湾以及大陆地区的真正影响，而毋庸置疑，正是由于这次大移民，使得中国政治格局重新陷入分裂分治的局面。这场大移民，对于现代中国政治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甚至形成了关乎今天中华民族统一、发展与崛起的一大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困窘，“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中央及各级政府行政部门为了充分发挥人口对于国家建设的积极作用，用政策引导、社会动员以及与户籍管理等各种行政手段来控制人口迁移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研究者曾这样概括建国30年来人口迁移的特征：第一，我国人口迁移受国民经济社会计划的制约；第二，我国人口迁移受城市发展政策的制约；第三，我国人口迁移是在户口登记制度管理下进行的；第四，我国人口迁移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大。很明显，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户籍制度，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或政府、政府主导的色彩。

中国户籍制度对于人口迁移的制约是难以忽略的，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历史时期人口迁徙的基本态势。户籍制度是中国具有十分悠久传统的人口管理制度，其目的主要服从于各级政府了解基层户口构成状况、征收赋役以及维持地方治安等行政需要。“户口与户籍，俗多混称，实则有别。户口者，计每家内所有之人数（口丁），而登诸簿册。户籍者，指家宅所属之地域，载户以簿，而明其土著。故户口簿与户籍簿，实显为二事。”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的核心是“人户以籍为定”，即强调人户与版籍的强制关联性，以立法的方式从根本上剥夺或阻止了普通民户的自由迁徙权利。新中国所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与粮食、物品定额供给制度相联系。户籍种类大致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其背景在于政府财力及社会物质状况相当贫乏的状况下，根本无法满足自由迁徙所需提供的物质供给需求，只好用行政强制方式来限制人口流动性，维持城乡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并以有限的物质资源维系千百万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然而，随着国家财力的夯实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加，放宽户口制度的限制，鼓励自主迁移便是大势所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与建镇化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的支援，大批进城务工人员的出现以及身份证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冲破了原来户籍管理制度对于迁徙活动的限制。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曾经推出了诸多政治性迁移举措，引发了规模可观的人口波动。由于缺乏谨慎的考虑与论证过程，以及妥善的后续补救措施，人口迁徙问题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失误与偏差，不仅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造成了相当惨痛的损失，也给千百万参与其中的迁徙人员及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因而备受诟病，也在情理之中。例如，20世纪50年代晚期，为了满足“”运动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农业青壮年及家眷进入城市，造成城镇人口在短时间内的激增。如据统计，从1958年至1960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增加城镇人口近3000万人，职工人数增加2580多万人。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内，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必然会严重影响粮食生产，而大量城镇人口的增加，又对城市物资供给能力提出巨大的挑战。不难理解，诸多复杂因素的交织叠加，最终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困难时期的降临。为了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回迁城镇人口便势在必行。于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全面压缩城镇人口，精简干部与职工人数。据粗略统计，从1961至1963年，大陆地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其中职工人数减少了1887万。这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口异常波动，实在是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道路上的巨大挫折，对于今天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同样具有极其强烈的警示意义。

此外，20世纪后半叶对人口迁移影响较大的政治运动，还有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等。当时，1000多万的青少年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数百万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据粗略估计，仅上述两类运动就造成了10年之间1000多万人在城乡之间的大迁移往返，同样是留给今天的人们引以为鉴的惨痛教训。

但是，如果想要全面否认政治主导性移民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地区）建设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显然也是片面的、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论断。在当代人口及移民史研究中，要特别警惕将政治性移民运动“妖魔化”的倾向，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就实际效果而言，政治主导性的移民运动，应该大致分为“积极性移民”与“消极性移民”两大类。目前学术界对于“消极性移民”的观察与研究已有相对丰富的成果，而对于“积极性”的政治移民活动的考察则颇显不足，这显然是不应该的。就“积极性”的政治主导性移民而言，新中国建立以来成就巨大，功绩不可抹杀。

20世纪后半段的边疆移民运动，理应属于政治性移民范畴。长期以来，与东部地区比较，中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较差，经济落后，地广人稀。然而，西部地区幅员广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经济发展潜力，因此，自20世纪初年开始，“开发西部”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民族复兴使命。而向西部地区移民数量最多、开发效果最为显著的时期，还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立与发展，是新中国开发边疆、保护边疆的成功典型之一。为了保障北疆地区的安定与稳定，中央政府于1954年决定建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承担起屯垦戍边的重大使命。数十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无可替代的伟大贡献。而大批来自内地的移民则在兵团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如兵团成立时，仅有17.55万人，而2004年，兵团人口已达256.85万人，平均每年净迁入2.3万人。从1966年开始，中央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东部沿海和内地的企业向西北、西南地区转移。而地处西北边地的青海省成为当时转移重点地区之一，向青海内迁的企业主要是机械工业与重工业，在“三五”及“四五”期间，向青海省迁入的企业职工近5万人，加上随迁家眷，合计约12万人。这些企业与工业移民为青海工业及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功绩值得后人永远敬仰。人口是国家政治与经济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在移民问题的研究中，随意排斥政治性以及政府主导的倾向是不可取的，带有这种倾向的研究不可能得出尊重史实、公允合理的结论。

其四，水库移民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种新的移民类型。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而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没有水利，农业生产只能停留于“靠天吃饭”的原始水平。现代水利建设中的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兴建水库。但是，因为水库主体往往是一种人工兴建而成的广阔水域，需要占据一定的地域，就必然会涉及到原来居住于这些地域的居民的搬迁问题，这种类型的人口迁徙，就是所谓“水库移民”。因此，水库移民从理论上讲无疑是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移民方式。新中国建立以来，水利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因之引发的水库移民数量也相当庞大。如据初步统计，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共兴建了8.6万座水库，其中大中型水库就达2500多库。截止到1985年底，全国共淹没各类土地达2000万亩，涉及移民1000多万人。

大批水库移民的搬迁与安置，需要兼顾个人与集体，地方与全国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公认的极其繁重的系统工程。想要稳妥平稳地完成大批量移民的搬迁安置工作，殊非易事。新中国在水利移民问题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并不鲜见，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问题，影响广泛。如以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库建设为例。按照三峡工程可行性方案，库区淹没范围涉及四川（含今重庆市部分地区）、湖北两省的19个县（市），两个县级市、11个县城、140个集镇、326个乡、1351个村会被全部或部分淹没，规划迁徙人口数量达113.38万人。截止于1985年底，淹没区人口已达72.55万人。又如以湖南省为例，自1949年至80年代，湖南全省共兴建大小水库12396处，占到大陆地区总数的1/7，迁移人口达102.11万人。为了避免移民工作政策的随意性，中央政府十分注重水库移民立法工作。经国务院批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自1993年8月19日起正式实施。该条例共有6章43条，不仅对于三峡工程移民安置总的方针与原则进行了高度概括，而且对于涉及移民安置工作的具体细则进行了明确规定，不仅为三峡移民安置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为其他水利工程建设所涉及到的移民安置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总之，20世纪波澜壮阔的人口变迁浪潮，有着广泛的社会历史基础与极其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是中国人民誓死摆脱生存危机的100年，也是整个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100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20世纪中国人民破釜沉舟式的浴血奋战，也不可能迎来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崛起与腾飞。理解这种时代的特点，对于我们深切理解20世纪中国移民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克服“碎片化”的研究弊端与虚无刻薄的无聊评议也是大有裨益的。20世纪的中国移民浪潮波澜壮阔，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与民族命运水融，是中华民族发奋图强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大移民的世纪里，不仅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与成就，也有很多值得认真总结与汲取的失败教训。这一切都为我们今天探索中国移民运动规律，总结有价值的“移民法则”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余 论

中国移民运动是世界人口迁移历史的一部分，古今都是如此。就迁移距离与迁移规模，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中国移民的历史与人口变迁历程已超出了单个国家与区域的局限，本身就具备了世界性的意义与影响，中国学者应有这方面的认知与自信。然而，出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今天中国的移民史研究远远没有达到所应具备世界性的意义与影响，中国移民史研究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人口的迁移，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常见方式或状态，人口的运动与变化频率随着人类文明进展而变得更为快速与频繁，是不可避免的趋向。但并非所有的迁移与变化都是理性的、符合人类的持续发展的目的的。因此，有必要对于移民运动与移民政策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然而，移民“法则（规律）”的探讨绝不应止于学术层面。人口迁徙“法则”（规律）研究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总结业已发生的人口迁移中规律性的现象与问题，更在于提醒人们关注与思考当代人口迁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与趋向，从而影响今天移民政策的制定与移民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也可以说是移民“法则（规律）”更大的作用与价值，即现实警示与指导意义。

毋庸讳言，就中国现状而言，户籍管理制度与自由迁移的愿望往往是矛盾与抵触的。但是，户籍管理制度往往与社会福利保障、社会治安体系等相联系，应该充分尊重其特殊的作用与贡献，简单地废止，无异于因噎废食，遗患无穷。没有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不可能有亿万人民的富足与幸福。如何在发挥个人的主动能动性与维持社会平稳安定之间找出应对及平衡良策，将是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与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工业化与城镇化是无法选择的必由之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无法否认，近百年来的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城乡差距与农村发展的滞后。这种状况对中国今后的持续与平衡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单向性的乡村―城镇的移民潮已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遗症。尽管中央政府采取了免除农业税及“新农村建设”等重大举措，来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但是，迄今为止，农村“被遗弃”与“被边缘”的趋向没有得到有力扭转，在新型城镇化的改革中，这种状况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城镇化，不应以“掏空”与放弃乡村代价。没有城乡之间的平衡而合理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真正现代化与理性发展。乡村不应是城镇居民的“禁地”，长期的单向型移民趋势并不合理，也是无法持久的，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城镇居民有步骤地向农村地区移居，对于消除城乡差距以及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国防建设是一个国家建设中的“重中之重”，而中国东西部之间存在的各方面差异也是客观事实，因此，边疆地区的稳定，也离不开移民的平衡与调剂。鉴于目前大部分边疆地区仍处于人口稀人少、汉族人口偏少的局面，各级政府应该从重要的战略高度来进行考虑，大力鼓励向边疆及边远地区移民。世界走向大同，民族间融合与和谐，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应大力鼓励与支持民族区域间的人口自由流动与迁徙，民族照顾与自治政策绝不应成为民族区域间迁徙与流动的壁垒，更不能成为产生民族隔离与不平等国民待遇的“温床”。增强“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统一认识，宣扬民族统一的巨大优越性，应该成为今天民族政策的核心主体。

注释

参见林友苏：《人口迁移理论简介》，《人口研究》，1987年第2期；成涛：《西方有影响的几种人口迁移理论》，《南方人口》，1988年第3期；曹向昀：《西方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流派及观点综述》，《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1期；赵敏：《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评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4期；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张晓青：《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述评》，《人口学刊》，2001年第3期；周聿峨、阮征宇：《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骆新华：《国际人口迁移的基本理论》，《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6年第1期；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李家伟、刘贵山：《当代西方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理论、模式与假说述评》，《新学术》，2007年第5期；姚华松、许学强：《西方人口迁移研究进展》，《世界地理研究》，2008年第1期；朱杰：《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进展》，《江苏城市规划》，2008年第7期等。

参见胡兆量：《迁移八律与中国人口迁移》，《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4年第1期；朱杰：《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成果》，http：///jscsgh/InfoDetail/？InfoID=6197f40b-cd5c-48b0-b9e3-ebca98dc4c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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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弗雷特・李：《人口迁移理论》，廖莉琼、温应乾摘译，《南方人口》，1987年第2期。

参见曹向昀：《西方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流派及观点综述》，《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1期；骆新华：《国际人口迁移的基本理论》，《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5年第1期；姚华松、许学强：《西方人口迁移研究进展》，《世界地理研究》，2008年第1期。

骆新华：《国际人口迁移的基本理论》，《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5年第1期。

参见李德辉：《关于人口迁移规律的初探》，《人口学刊》，1981年第2期；罗晓梅：《对中国特色移民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思考》，《探索》，2002年第6期。

胡兆量：《迁移八律与中国人口迁移》，《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4年第1期。

参见蔡：《转轨时期劳动力迁移的区域性特征》，《当代亚太》，1998年第7期；方少勇：《拉文斯坦移民法则与我国人口的梯级迁移》，《当代经济》，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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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姚华松、许学强：《西方人口迁移研究进展》，《世界地理研究》，2008年第1期；李家伟、刘贵山：《当代西方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理论、模式和假说述评》，《新学术》，2007年第5期。

参见陈孔立：《关于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参见葛剑雄：《对于中国人口史若干规律的新认识》，《学术月刊》，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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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5～76页。

参见拙文：《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地理研究》，2004年第5期。

关于“移民”概念讨论，参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第3～23页。

如关于移民问题对于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及价值，见拙著：《民族大迁徙》，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参见葛剑雄、安介生：《20世纪中国移民史的阶段性特征》，《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5期。

参见赵中孚：《近代东三省移民问题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下册），1974年。

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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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39～40、21页。

苏智良等编著：《去大后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参见邓拓（邓云特）：《中国救荒史》，《邓拓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34～39、47页。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页。

林桶法：《1949大撤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262、336页。

田方、张东亮编：《中国人口迁移新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0～12、11、271页。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225页。

参见《明会典》卷一三四载《明律》条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8、255～256页。

刘月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迁移研究》，《西北人口》，2007年第2期，第111～115页。

翟松天主编：《中国人口・青海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

雷亨顺主编：《中国三峡移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李伯宁、殷之辂编著：《库区移民安置》，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9

治理理论应用于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部门，表明我国政府的管理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迈进。在充分探讨治理理论的前提下，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人口管理问题，治理理论为当前我国人口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对于打破我国人口管理各部门相互孤立状况，实现部门协同工作，统筹全局解决人口管理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我国当前由“小人口”管理向“大人口”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形势不谋而合，有助于精简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地解决“信息孤岛、应用孤岛、资源孤岛”三大问题。应当来说，人口治理是综合人口管理的升华和深化，其突出表现在多中心、多主体合作共治，倡导其他社会主体和公民社会平等积极参与人口治理过程，是一种统筹和协作的机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格局，再造新时期、符合现代化的人口治理新模式。因此，人口治理同人口管理的基础地位一样，是国家在新时期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依据。另外，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口治理，同时，治理理论是适合时代特征的理论，它反映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我国人口管理活动出现的新问题，使传统的人口管理向现代化的人口治理平稳过渡，科学规划和构建人口治理体系，显得迫切而且必要。总的来看，人口治理的基础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础子系统。人口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基础性子系统，人口的行为活动渗透到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文化制度等等各个领域。最基础、最普遍的管理活动是对人口的管理，那么，在新时期，要做好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治理，则首先需要从人口治理角度入手，厘清人口与其他社会系统、制度、文化方面的关系，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事实清晰地表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指向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巨大的结构性变迁正在部分甚至全部重塑人口增长、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环境。正因为如此，人口治理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从整体上统筹协调解决人口管理活动中产生的问题。

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政府人口管理是实施各项行政职能的基础。目前我国人口的管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通过区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两类人口，依托单位制度和属地制度，对人口登记、人口统计、人口监测、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其他涉及居民公共服务的事项进行管理。从中央政府层面看，在国务院的各个组成部门中，直接参与人口管理的部门有13个，可以看出，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用工制度、劳保制度、分配制度、扶贫制度等社会经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搭建在人口工作的机制和体制之上。应用现代化的治理理论，做好人口治理工作，有助于合理构建和实施政府的各项行政职能。

人口治理是统筹解决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人口调控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是经济转型时期制定宏观调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人口治理又是国家实现人口调控的基础。人口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是人口管理应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从传统的“管控型”人口管理模式现代化的人口治理转变，统筹把握，制定符合实际的人口发展战略。在这种局面下，治理理论在人口管理工作中彰显出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治理理论提倡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应通力合作，人口治理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形成互动关系，通过对相关人口发展事项进行参与、合作、互动，最终实现人口发展目标的人口管理模式。可见，人口治理工作的科学开展是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发展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重要的依据。

总之，人口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做好人口治理，就要从全局出发，顶层设计人口治理体系。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综合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以科学先进的管理理论为指导，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人口综合、全面的标准规范化管理，并与其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良性衔接和互联互动、多中心多主体共管共治的“大人口”管理体系；其包含了传统的基本人口内容和职能，使其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升级，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当前人口管理工作；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人口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应当能够进行人口的宏观调控；应当包含基本人口管理系统、人口战略管理系统、人口监测和决策支持系统、人口管理工作评价系统，是能够进行人口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动态监测和及时预警的智慧化决策支持系统；人口治理体系同时也应当是部门协同的伙伴关系。人口治理体系必须符合市场化、法制化、智慧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能够做到信息共享、部门互动、管理协同、智慧决策的需要。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10

关键词：生育权；价值；维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262-02

密尔在《功利主义》中指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即是获得对人来说是“善”的事物——“任何事物凡能被证明是善的，必定是因为我们能够说明，它可以用作一种手段，使人获得某种无需证明就被认可为善的事物。”[1] 所谓的善即是对人的价值。具体到生育权上，其包含的价值基础应体现为三个维度，即人、国家和社会。

一、生育与人

生育对人的价值在不同的时空中是变化不居的。在当代中国，个人权利本位已经成为生育对人的主流价值基础，但这种个人权利本位受家族权利本位的影响至深，带有浓郁的中华乡土文化气息。但家族权利本位的作用方式已经从直接控制转化为间接影响，即内化为个人的物质动机和精神动机。现在生育的价值基础所处阶段究竟是个人本位易家族本位还是已经转变为纯粹的个人权利本位，或许无法准确定位，但这不妨碍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即生育的个人权利本位将成为个人解放浪潮的先锋。提炼出生育对个人的专属价值更能彰显生育的权利特性。

首先，想象和期待的满足。想象和期待往往是驱动人类行为的动机的源泉，对未来生活的勾勒和将其实现的冲动，会转化为人类发挥自身能量的动力。对尚未生育的人来说，会在想象中完成新生命形象的勾画，产生孕育新生命以增添生命色彩的愿望，进而开始对自己的生育行为产生期待。已经受孕尚未分娩的人，对即将降生的新生命充满好奇，会在对新生命的想象和期待中获得幸福感。所以，一旦丧失生育能力或已经受孕而意外流产，或者由于自我意识被限制而无法行使生育的权利，将对生育权主体的想象和期待的满足产生打击。

其次，尊严感的满足。德沃金曾说：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享有一种作为同类而受到其他人最低限度尊重的权利。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生育能力的有无强弱是与人的道德水准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一旦作恶往往会受到无后的诅咒。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生育能力，就会被称为“绝户”，会受到社会的贬低和歧视，成为群体中的“异类”，其名誉将受到负面影响，导致自卑的心理，丧失本应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相同的尊严感。

再次，使命感的满足。在流行祖先崇拜的中华民族中，传宗接代是人的基本使命，如果不能生儿育女，那就无法完成“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任务，作为人的一生将是不完整的。罗曼·罗兰曾写道：唯有创造才是快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生育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种创造行为，它的结果是创造了新生命。一旦顺利地完成了生育行为，那么生育权主体将会由此种创造产生如释重负的轻松，没有辜负家族、社会和国家的期待会使其产生满足的快乐。

然后，爱心的满足。人类的爱心具有多个层次，亲子感情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这种感情直接来自人的本能，是不学而会的。洛克感叹：当幼儿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看到怯懦者变得勇敢，和野蛮者变得仁慈，贪婪者变得温柔和宽大。培根亦写道：子女使父母的劳苦也变得甜美，但也会使他们的不幸变得更加痛苦。子女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但却减轻了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足见生育行为对个人的潜能具有多大的激发作用，正是对生育行为的感受促发了人类亲子之爱的萌发，正是生育行为本身提供了人类对亲子之爱的满足。

最后，安全感的满足。人都有老无所依的恐惧，拥有子女会消解这种恐惧，从而带来晚年生活的安全感。与上文提到的物质动机不同，由于社会进步和观念更新，人们已经不会像农业文明时期那样将子女视为生产资本，这从生育率的渐趋下降可窥一斑。而且物质动机所带来的效用在法制层面有其他部门法来规制，如养老保险制度和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所以，从个人权利角度观察生育行为的作用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其物质效用所引起的心理上的满足，快乐并非来源直接的物质效用，财富数字的增加不可能带来安全感的满足。

二、生育与国家

依据国家三要素理论，构成一个国家应当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即政治权力、领土与人。人产生于生育活动之中，所以生育行为承担了为国家提供基本构成要素的使命，为国家所关注自不待言。

生育与国家的关系首要的表现在生育对国防的影响上。组织国家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军队，捍卫国防。国防取决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包括两方面，兵源和供给。人口与国防的关系，正如管子所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即使在科技发达到电子战、信息战成为战争主要方式，军队数量已经不再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的当代，由于战争毕竟无法离开人的操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军队数量仍能在战斗中起着相当作用，兵源问题依旧无法被各国所忽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对此问题有过经典表述：无论武器如何完善，甚至在一场假象的“按电钮”战争的情况下，经济上的人口过剩仍然是构成军事实力的一个因素 [2]。具体到中国，受到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的制约，未来中国的军事人口数量将不断下降，这将成为中国国防安全面临的难题。据统计和测算，2009年中国18～22岁年龄人口达1.17亿左右，但至2020年将减少到0.89亿人，至2050年将减少到0.74亿人[3]。生育率的下降带来军事人口的减少，军事人口的减少带来兵源紧张，足见生育对国防的影响之深。

生育与国家的关系还表现在生育对领土的影响上。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相当数量的领土面积来保证[4]。人口学先驱马尔萨斯提出的两力平衡理论首次以系统的方式对人口与领土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马尔萨斯指出：“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5] 由此提出了人口过剩的危险，并得出了生存空间有限性的结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 [6] 虽然马尔萨斯的理论直至今天还是充满了争议，但其提出的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的两力平衡理论却直接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将马尔萨斯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首创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异出的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论和戈平瑙的种族优越论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思想渊源。正是秉着“只有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 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的理念，希特勒开始了让为雅利安人腾出生存空间的战争，造成了人类百年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以上两个原因往往是国家调整生育制度的直接原因，虽然国防、领土背后还交织着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但无论如何国家对生育行为的干涉的动因是客观存在的。所以，生育制度变化的动力之一来自国家。

三、生育与社会

社会是较国家更为永久的存在，人类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几乎是呈镜像的对应。如孟德斯鸠所言：公民可以不复存在，人却应该永远存在。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也将永远存在。所以，生育与社会有着与国家不同的价值内涵。

生育与社会的关系通过“适度人口”概念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包括两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两种生产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人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但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因为社会财富基金和后备基金的积累来自于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人的生产，而人的生产的结果是将人转化为劳动者进而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再生产需要与物质的再生产相适应，劳动人口过剩或不足都将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7]。

从生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方面来看，生育人口的增加将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将为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前提，生育人口不足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社会生产发展受到阻滞。同时，生育人口的增加将刺激需求，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从生育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方面来看，生育人口过剩将导致就业岗位不足，社会福利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过剩造成工资水平下降，社会产品分配不足，引发贫困和社会动荡。

对生育与社会的关系自古至今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论域提出了丰富多彩的理论观点，大致可依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赞成和批判为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但无论何种观点都指向一个结论，即生育与社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的良性发展将始终伴随着对生育制度的调整进而影响个人生育行为，这就为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生育行为调控开启了大门。所以，生育制度的变化的另一动力来自社会。

四、结论

生育行为有三个价值维度，对个人包括想象和期待的满足、尊严感的满足、使命感的满足、爱心的满足和安全感的满足；对国家是国防和领土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保持适度人口。个人期望国家和社会形成的生育制度有利于生育行为的自由开展，国家和社会将集体目标寄托于生育制度中以调控个人生育行为。所以，生育权既要考虑个人权利本位一面，也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集体目标的达成，这就为对生育权的限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民事法律将承担如何将作为自然权利的生育权加工成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法律权利的生育权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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