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十篇

人口经济学篇1

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口经济关系。管仲提出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孔子倡导人多而富的思想。墨翟认为,在“食者众而耕者寡”的情况下,不但要提倡节用,还应减少非生产人口。

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论述了国家的贫富、强弱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洪亮吉主张用“水旱疾疫”和“君相调剂”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与此同时,《人炸》一书作者埃利希,《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梅多斯则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已经超过食物增长,使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和大气污染,“世界行将人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他们主张全球必须保持平衡,出生和死亡人数相等,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人口和工业都要实现“零值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法国的索维和美国的斯彭格勒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节制生育问题。经济学家马寅初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人口经济学是介于经济学和人口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人口经济学和人口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人口心理学、人口生态学一样,是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人口经济学篇2

1 初创时期的人口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人口经济学刚刚在国内兴起。由于处于初创时期，学界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对人口经济的理论研究为主，注重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结构体系等。吴忠观（1981）在对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变动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王向明（1982）更是直接对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在中国应要高度重视两种生产之间协调性的调整。张国平（1984）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角度，谈论了人口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张文贤（1985）从人口投资与物质投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并将人口投资区分为积极的人口投资和消极的人口投资。彭松建（1987）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理论和人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做出了总结。 

2 90年代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90年代，人口经济学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80年代大为不同。李建军（1992）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的关系，论证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人口素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李涌平（199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数量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消费人群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影响需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消费品计划；并分析了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张友干（1996）利用对陕西农村的调查数据，结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被调查地区孩子的历史成本变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的结论。郭志仪，卢平（1997）运用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西北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3 进入21世纪后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涉及领域也得以扩展。姜向群（2001）根据我国1990年简略生命表的人口结构，估计出我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模拟量表的形式，观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价值，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特征，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观点。陈楠，林宗坚（2006）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方程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探讨了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张新平（2008）对传统的效用函数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效用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环境资源状况和物质产品与人们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压力等结论。李通屏，郭熙保（2011）从人口与内需关系的角度，对人口因素变化的内需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和国际银行2008年的数据对消费率的基本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大影响。蒋伟（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对通货膨胀率作出解释；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会受到抑制。 

四、结论 

（一）主要成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学科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变化特点。首先，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初创时期我国的人口经济研究多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人力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为先进，研究更加具体。再次，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许多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的，应用性更强。 

（二）主要问题。虽然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理论研究。人口经济学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过于注重实证和模型，忽视了对理论的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苍白，这也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人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关注度不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成果，但从整体的研究情况看，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因此，未来我国对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证，弥补发展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使之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 

参考文献 

[1]吴忠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J].西北人口，1981，（3）：41-47. 

[2]王向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两种生产的比例是最基本的比例、更高层次的比例[J].人口研究，1982，（2）：27-28. 

[3]张国平.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问题[J].学习与探索，1984，（4）：101-104. 

[4]张文贤.人口投资·物质投资·智力投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6-10. 

[5]彭松建.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J].人口与经济，1987，（5）：55-61. 

[6]李建军.我国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2，（5）：6-9. 

[7]李涌平.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5，（5）：35-39. 

[8]宋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6，（5）：13-22. 

[9]郭志仪，卢平.人口因素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管理研究，1997，（2）：32-34. 

[10]姜向群.对老年期价值变化的人口经济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7（4）：1-8. 

[11]陈楠，林宗坚.人口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力学研究[J].测绘科学，2006，31（4）：14-16. 

[12]张新平.循环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理性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8，（9）：27-31. 

人口经济学篇3

关键词： 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流动模型；理论内涵；政策含义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现代工业生产为主，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它是相对土地密集型的，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劳动，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工业活动。由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对分散的空间范围进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区域空间内进行，但是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品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我们需要人口流动模型来理解这种结构转型。

刘易斯、费景汉和托尼斯、乔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假设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达罗为首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城市不仅存在失业，并且在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存在。因此，他们将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城市失业问题，试图通过建立新的人口流动模型来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收益是潜在迁移者选择迁移的重要动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们迁移的动机就越强烈。1997年，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存在逆向选择的简单模型，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诱发人口流动、城市失业问题，但是没有失业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门来使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卡林顿等人则考虑到早期迁移的人口对尚未迁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进一步研究潜在移民在城市寻找工作、做出移民决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过程中的选择性等问题。

二、主要的人口流动模型

1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由于在农业部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优先进行了工业化，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发展，现代部门获得用于资本积累的利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到城市，诱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由二元转变为一元。

（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对刘易斯模型做了大大的扩展，把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关系清楚地表述了出来。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会影响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也就不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第二阶段，此时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但其边际生产率不为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产出，可能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造成农产品与工资的上涨；第三阶段，农业生产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工业生产部门。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剩余劳动力还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工业部门扩张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部门发展的停滞。由此，他们提出农业和工业平衡发展的思想，认为要避免经济停滞必须保证农业增长的速度可以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

（三）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于实际收入或者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乔根森在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建立一个不同于刘易斯、也不同于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乔根森模型中，农业剩余是模型的基础和核心。乔根森不认同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也就否定了在剩余劳动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工资水平固定的假说。乔根森模型对刘易斯模型有所补充和发展，但是还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乔根森模型忽视了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其次，乔根森模型中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工资率上升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乔根森忽视了城市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2托达罗模型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隐含了充分就业的前提假定，无法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于是托达罗模型应运而生。托达罗在196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经典论文《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中首次阐述了对城乡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的看法。次年，他又与哈里斯合作在同一期刊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标志着托达罗模型的正式建立。[JP2]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理论假说是：潜在迁移者是否选择迁移在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只要预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收入水平，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止。除此之外，该模型还做了一些与市场结构比较相符的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两部门经济，即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2）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这意味着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大于零；3）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农业部门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工资等于使用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4）由于工会或者政府政策，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外生决定并且高于市场的出清水平，城市部门中，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使得所雇佣的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制度工资；5）存在“非正式的部门”，如果城市居民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在非正式部门维持生计，在模型的推导中假设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力为零；6）农产品的价格简单地由两部门的相对产量决定，即哪个部门的产品相对少，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托达罗模型首次将城市失业问题作为分析的前提和目的，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过于重视工业部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过快发展会扩大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进而加剧城市失业问题。只有加强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才能解决城乡预期收入过大带来的城市失业问题。

3本斯温格和斯密的模型

在传统的托达罗模型中，“制度所决定的”城市实际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导致了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并诱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最后使得城市部门出现失业问题。但是托达罗模型的工资刚性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逆向选择模型，试图通过该模型说明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以及出现城市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存在着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与托达罗模型一样，潜在移民者根据预期收入决定是在农村部门还是在城市部门工作。通过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他们得到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同的结果，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进一步得到了如下结论：城市失业问题是潜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作出反应的结果；城市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业部门会雇用工人直到边生产力等于工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企业雇用的工人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的数量将会上升。

4卡林顿等人的模型

通过对美国南部黑人迁往北方的“大迁徙浪潮”的研究，卡林顿等人发现，在南北战争数十年后，尽管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黑人并没有由南向北迁移，直到20世纪初，南方黑人开始往北方迁移，并且迁移很快开始加速，尽管此时的南北收入差距较以前已经缩小了。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能够解释劳动力最终流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却无法合理解释在这个迁移过程中的时间选择和迁移加速的问题。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了一个动态迁移理论模型深入研究人口流动过程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过程、潜在移民对在城市和农村居住的未来预期以及潜在移民基于预期的选择问题。[JP2]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不同的人对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具有低迁移成本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贴现值相对较高，因此他们会首先从农村流向城市。先迁入城市的这部分移民又会对后来移民者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首先，先迁入移民可以为后迁入移民提供有关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信息，这为后来的迁移者降低了迁移成本与找工作的难度；其次，由于城市中已经有了很多移民，他们已经为后来迁移者创造了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者可以更快地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最后，城市中已有移民所组建的社区可以将新移民者推荐给潜在的雇主和放贷人。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迁移一旦开始便会形成某种势头，尽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迁移也会持续进行甚至开始加速；迁移先由迁移成本较低的人开始，但是后来的迁移者会有较高的迁移成本；由人口流动引起的劳动力重新配置不仅将导致农村并将导致整个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

三、简要评述

[JP2]

人口经济学篇4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至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亿至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亿至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至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调整：时机尚不成熟？

有专家认为，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延迟“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

“现在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一个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出现的现象。我们的劳动力还在增长，而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并出现了一定形式的过剩。即使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出现短缺。”程恩富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据有关方面测算，按16岁至64岁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峰值，2050年为8.7亿人，比2000年还多2800万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因而，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和制约了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47.6%，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劳动力短缺。

因此，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程恩富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声音：2009年1月15日，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强调，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人口经济学篇5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1990年是1740万，到2013年10月减少到1200万，减少了31%，但是同时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从2.79万亿美元上升到7.29万亿美元，上升了161%。换句话说，23年内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效率提升了279%。如果原来1个制造业工人能养活1个退休老人，现在同样1个工人就可以养活3.8个，所以美国的制造业工人虽然减少了500万，但是可以多养2100万的退休人口。如果我们中国的生产力能提高到这种水平，中国老龄化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如何提高效率呢？奥巴马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呼吁的，那就是大力发展制造业。一定有人会反驳我说，不会吧，美国不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吗？美国制造业才占GDP的12%，发展服务业才是正确的方向，还能解决大量就业。如果你这么想，恭喜你，已经达到了众多专家的水平。但是，如果奥巴马也像你这么想，那就不会有美国经济领先全球复苏了。其实，制造业才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重中之重，真正能够长期创造财富的就是制造业。

我们来看各个行业的乘数效益。制造业投入1美元可以给其他行业创造1.48美元的效益；农业投入1美元可以给其他行业创造出1.25美元的效益；其他行业包括服务业，投入1美元给其他行业创造的效益全部在1美元以下，最差的是零售业。美国制造业虽然只占了GDP的12%，但是创造了50%的出口，创造了90%的专利科研成果。同时，美国制造业人均工资超过其他行业14%以上，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

因此，发展制造业成为奥巴马当选之后的首要任务。首先他开始号召国民购买“美国货”，并在2010年推出“制造业促进法案”、“中小企业贷款法案”、“五年出口翻番计划”等，同时向97%的中小企业作出不增税等承诺。各位知道吗？美国从2010年开始取代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中国1/3以上，这就是奥巴马大力推动的结果。

那么奥巴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两大药方：第一降低成本，第二技术创新。

我们先谈降低成本，降低制造业成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降低能源价格。美国通过能源革命，大幅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根据2013年8月20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所做的调研报告显示，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五个国家相比，美国的天然气便宜60%～70%，电费便宜40%～70%，加上劳动力成本便宜15%～35%，可以预计，到2015年美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将比这些国家低8%～18%，美国将成为发达国家中制造业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发现，2015年之后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将只比中国高5%而已，但是我们的其他成本可远远在美国之上，比如说政府的干涉、税费等。

人口经济学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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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篇7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关联度；耦合关系；东北地区

人口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1]。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与效益；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波及人口结构，对城乡人口变化、人力资本积累等产生联动效应。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2~13]。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口年龄结构中，一般认为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是被扶养人口，若这一部分人口较多，会使社会保障体系面临财力支撑的风险，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的城乡结构主要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促进集聚经济的形成、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积累，进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通过带来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增强城市竞争力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产业结构变动为主要特征的结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基本的增长方式，中国已经进入依靠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人口性别结构受生理因素以及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限制，而其一旦形成，又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从人口失业结构来看，经济增长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从而降低失业率，因此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已经被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分析所接受。反之，若经济发展水平发生变动，人口结构各方面也会随之产生联动效应。整体来看，国内外学者较多的关注了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单方向研究，而对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及协调性方面研究成果甚少。因此，基于前人的研究工作，本文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除大兴安岭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外）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探讨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因子及其作用强度，揭示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序变化与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优化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1研究方法

11.1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本文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则，同时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特色，分别构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通过频度统计法和专家咨询法对指标进行筛选[14~16]，为保证人口结构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的完整性，全面分析人口结构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系统关联关系，最终选取7个人口结构指标和11个区域经济发展指标构建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测度指标体系（表1）。所使用数据来自《黑龙江省统计年鉴》[17]、《吉林省统计年鉴》[18]、《辽宁省统计年鉴》[19]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移动平滑法补齐。人口的统计口径为户籍人口。

11.2研究方法“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的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1]。2000年以来，不断有学者将此方法运用到经济发展、城市化、生态环境、能源效率、旅游业等领域[22~26]。本研究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进行测度。计算方法如下：1）选择分析序列。本研究的两组分析序列为人口结构（Xi）和经济发展水平（Yj）。2）无量纲处理。鉴于上述两组分析序列的原始指标数据量纲和数量级不同，为便于比较，在进行灰色关联之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X'i(t)与Y'j(t)。3）计算关联系数。采用邓氏关联系数方法计算关联系数ξij(t)。ξij(t)=miniminjX'||i(t)-Y'j(t)+ρmaximaxjX'||i(t)-Y'j(t)||||X'i(t)-Y'j(t)+ρmaximaxjX'||i(t)-Y'j(t)（1）式中，ξij(t)为东北地区各地级市t时刻第i人口结构与第j区域经济指标间的关联系数；X'i(t)与Y'j(t)分别为东北地区各地级市t时刻第i人口结构与第j区域经济指标的标准化值；ρ为分辨系数，以控制ρΔmax对数值转化的影响，一般取值0.5。4）测算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度。将得到的灰色关联系数按样本数k取算数平均得到关联度矩阵γij，表达式为：γij=1k∑i=1kξij(t)（2）其中，k为样本数据，即本文选取的人口结构（或区域经济发展指标）数。0<γij≤1，γij越大，表明指标间关联性越强，若取γij=1，说明人口结构系统指标Xi(t)与经济系统指标Yj(t)高度关联，两者变化规律相同，单个指标间的耦合作用很明显；当0.85＜γij≤1时为高关联，系统指标的相对变化几乎一致，耦合作用极强；当0.65＜γij≤0.85时为较高关联，两系统指标耦合作用较强；当0.35＜γij≤0.65时为中等关联，两系统指标间耦合作用中等；当0＜γij≤0.35时为低关联，两系统指标间耦合作用弱。在关联度矩阵的基础上，按行或列求算数平均值，得到某系统要素与另一系统之间的平均关联度：Ai=1m∑i=1mγij,Aj=1n∑j=1nγij(i=1,2,3…m;j=1,2,3…n)（3）式中，Ai为人口结构系统的第i指标与经济发展系统的平均关联程度；Aj为经济发展的第j个指标与人口结构系统的平均关联程度；m、n分别为两个系统涵盖的指标数。5）计算系统间耦合度。采用系统关联的耦合度模型，从时空两个维度定量评判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整体耦合程度，模型公式为：ω(t)=1m×n∑i=1m∑j=1nξij(t)（4）式中，ω(t)表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耦合度。

2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性分析

运用上述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得到2014年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联度矩阵（表2）。结果发现，二者关联度数值在0.433~0.847间，属于中高等关联，说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分析两系统耦合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22.1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总体来看，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关联度由强到弱排序依次为文化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东北地区整体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年龄人口数的增多对GDP的增加作用明显，但对整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显著。各分项指标中，人口文化结构中中专以上文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X4）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最为明显，关联度达到0.726，且中专以上人口比重与国内生产总值（Y1）的关联度达0.847，表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东北地区高等教育情况位于全国领先地位，每10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三省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四大副省级城市是东北地区人才主要聚集地，2014年四大城市中专学历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5.13、5.49、5.47和4.82，在东北地区34地级市中位列前四位。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X6、X7）与经济发展的平均关联度分别为0.661和0.717，分列第二、三位，表明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的增加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与地方财政收入（Y2）和固定资产投资（Y3）的关联度均为0.768，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Y6）的关联度为0.746，关联作用明显。城乡结构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X3）与经济发展的平均关联度为0.660，其中与农民人均纯收入（Y10）的关联度达0.719，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力的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性别结构中人口性别比（X2）与经济发展的平均关联度为0.628，表明东北地区合理的人口性别结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14年，东北地区性别比为101.11，位于合理区间，人口性别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年龄结构中15~64岁人口比重（X1）、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人口数（X5）与经济发展的平均关联度分别为0.507、0.508，属中等关联，表明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其他因素相比相对较弱。

22.2经济发展对人口结构影响分析区域经济与人口结构的关联度在0.615~0.638之间，基础经济、经济发展和收入指标与人口结构关联度较大，从数值上看两系统处于中等关联水平。基础经济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结构的关联度最大（0.669），与中专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关联度为0.847。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一旦发生变化必然会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此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口结构的平均关联度为0.646，位列第二，其中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关联度较大的是城镇人口比重（0.711）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0.741）。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会拉动消费，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会促进人口向城镇迁移流动。值得注意的是，和其它经济指标相比，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人口结构的关联度比预期低，分别为0.605和0.625。表明东北地区第二、三产业发展对人口结构影响的显著性较弱，从侧面也反映了东北地区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

3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变化

33.1耦合度总体变化特征分析基于2000~2014年统计数据及上述耦合模型，分析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耦合度。总体来看，东北地区两大系统整体耦合度呈现出波动略有上升的趋势，但是波动不大。由图1可以看出，2000~2014年东北地区总体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经历了波动上升（2000~2003年）、平稳下降（2003~2011年）、缓慢上升（2011~2014年）的过程。2000~2011年东北三省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人口结构不断优化，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的发展趋势成反比；2011~2014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急剧下降，同时人口问题凸显，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与人口结构发展趋势、经济发展趋势亦成反比。说明在2011年之前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处于相互促进、高水平协调发展状态，自2011年之后二者相互促进作用下降，协调水平降低。综上分析，无论经济发展水平或高或低，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都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但耦合水平高低不同。当经济发展水平高时，二者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也随之降低。分省来看，各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变化不一（图2）。从数值上看，2000~2014年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的耦合度值分别为0.624、0.631和0.598，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值大致相当，辽宁省最低。从变化特征来看，黑龙江省呈倒“U”型变化，吉林省则呈现“U”型变化，两省份变化趋势大致相反，而辽宁省则趋于稳定。除个别年份外，东北地区整体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大致呈现出同辽宁省同步的变化状态。

33.2耦合度类型变化特征分析根据各城市耦合度大小，可分为低度耦合、中度耦合、较高度耦合和高度耦合4种类型（图3）。2000~2014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空间分布主要呈现以下特征：①较高度和高度耦合城市逐渐由东北地区北部向南部扩散；低度和中度耦合城市则经历了逐渐由南部向北部集聚的过程。由于2000~2014年辽宁省较高度和高度耦合城市不断增加，低度和中度耦合城市不断减少，由此导致整个东北地区不同耦合类型的城市出现此变化特征；②较高度耦合和高度耦合的城市中，黑龙江省不断减少，到2014年仅剩七台河市和绥化市；吉林省城市个数变化不大，且大多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较高度耦合和高度耦合的城市大多分布在辽宁省，2014年达到12个，远多于其它两省，且沿海城市居多。中度耦合和低度耦合的城市中，黑龙江省数量最多，2014年80%的城市属于此类，而吉林省和辽宁省较少。2014年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平均耦合度大小为：辽宁省（0.675）＞吉林省（0.660）＞黑龙江省（0.640）；③沿海城市的耦合度水平一直较高，资源型城市的耦合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33.3耦合关系变化成因由前文分析可知，2011年之前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协调状态，说明二者之间具有积极的相互促进作用：即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口结构的优化。在这一时期，尤其是东北振兴以后，东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同时劳动力资源丰富，高素质人才数量逐年攀升，人口结构不断优化，处于“人口红利”期；2011年以后两系统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说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段时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断崖式”下降，下行压力加大，同时人口外流、低生育率问题凸显，导致人口结构合理化程度不断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四大副省级城市中，沈阳和大连的人口结构仍然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人口红利”仍然存在。而哈尔滨和长春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弱，2014年两城市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分别为中、低度耦合。从耦合度的时空演化可以看出，大多资源型城市的耦合度不断下降，说明这些城市的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在不断减弱。东北地区共有地级市资源型城市21个，其中煤炭型和森工型城市个数占全部资源型城市的60%以上。由于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资源型产业发展，并且以资源的初加工为城市的主要部门，导致第二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失调。加之目前大量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人力资源发展滞后和生态破坏严重的问题，使得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4结论与讨论

44.1结论本文通过测算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城市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和耦合度，以及对两系统时空演变特征及原因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度各不相同，整体处于中高等关联水平。人口文化素质和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最为明显，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数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2）2000~2014年东北地区总体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经历了波动上升（2000~2003年）-平稳下降（2003~2011年）-缓慢上升（2011~2014年）的过程，不同省份的耦合度变化各异。3）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均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人口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也较高，同时合理的人口结构又会促进经济发展，二者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当经济发展水平降低后，人口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也随之降低，而不合理的人口结构又会阻碍经济发展，两系统处于低水平耦合。4）东北三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变化差异较大，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分别呈“U”型和倒“U”型变化趋势，辽宁省两系统的耦合度变化较稳定，呈现出与整个东北地区大致相同的变化状态。

44.2讨论1）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老工业基地，自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战略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人口问题突出，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对于制定相关的人口与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数据可获性的限制，研究在评价指标的选取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人口年龄结构中仅选取了18~60岁人口统计数据，与实际劳动年龄人口数存在一定的出入。2）本文以地级市作为研究单元，选取4个时间点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空间变化规律进行实证研究，仅从宏观上反映二者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情况，而每个时间段内更小尺度的变化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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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篇8

关键词:人口与经济关系;主成分分析;评价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013-02

1 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

人口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人口离不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口,一方面,若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足够的物质产品以及再生产所需的经济物品满足人口生存和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若没有一定特质的人口,就无法促进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经济过程不断发展,如:人口数量增加可以促进生产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同时增加消费需求,促进规模经济。

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人口变量的诸多因素对经济增长间接、直接和双向的循环影响,现简要介绍目前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成果:

1.1 人口数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

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两者的适应程度,当人口数量适应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需求,且经济水平能够满足人口发展要求时,两者是促进关系,否则人口数量过大将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目前有关于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程度、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等研究。

1.2 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人口质量通常是指人口本质的综合性素养和能力,可以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道德素质三个方面。提高人口质量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同时人口质量投资是效益最好的投资之一,投入人口质量的资本和追加资本都会取得经济收益,因而人口质量具有经济价值,属于耐用资源。

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人口质量的状况,经济是基础,发展经济才能促进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质量状况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劳动力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有直观作用,人口质量的提高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巨大影响,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于科学进步。

1.3 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一般来说,人口变动对总需求的主要流程路径包括:

(1)人口自然变动(出生、死亡)、机械变动(人口迁移)人口增长人口规模消费、投资总需求;

(2)人口迁移、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消费、储蓄、投资总需求;

(3)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政府支出总需求;

人口总量的变化对必需品市场有着重大影响,总量是市场需求量变化的基数;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是市场定位的参考指标,如不同收入决定消费档次;人口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变动是市场细分的依据,如随着人口老年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市场成为商家开拓的新领地;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对交通、旅游和房地产等市场有重要影响,人口的地域分布和城乡构成,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各地区供求量等。总之,人口变动各个方面都牵制或引导着市场需求。

1.4 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人们越来越重视协调发展,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不仅限于两者,同时考虑资源环境限制。如:蒋正华等学者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研究中国目前资源条件下最优人口比例,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之,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融入更多其他学科内容,更加关注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 人口经济协调状况分析

人口经济协调状况是指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生活水平等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状况

相适应程度,人口经济协调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是评价各个城市的宜居水平的重要依据,是大学生选择就业的参考指标,是解释人口迁移与空间分布的方法,这一指标根据人口经济学中的GIS与定量分析方法一书中提出。

2.1 分析方法选择

人口与经济协调状况分析需要确定一种评价方法,选择合适的度量指标反映人口和经济因素,从而在此基础上得到人口经济协调状况总评价值。目前关于多指标评价和依存度分析的方法有很多,如:主成分分析、熵值法、层次分析法等,主成分分析是考察多个定量(数值)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研究通过少数几个主分量(即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来解释多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结构。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在评价过程中需要主观赋权,虽能和实际情况相符但是客观性较差,考虑一这因素本文选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

2.2 指标选择

人口自身状况,关注各地区人口数量与数量。人口数量指标,以人口自然增长率衡量,指标数值越大协调性越低,反之协调性越高;人口质量指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口身体素质指标,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指标,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指标,分别用出生预期寿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大专以上学历占6岁以上人口比重),且指标值越大协调性越大,反之协调性越小,由于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与经济指标有很强相关性,可不做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关注各个地区GDP,指标值越越大协调性越高,反之协调性越低。

人口生活水平,关注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和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指标值越大协调性越高,反之协调性越低。

2.3 分析步骤

(1)数据选择与处理。选用《中国统计年鉴2009》有关2008年数据,由于各个指标没有统一量纲,所以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数值越大越好型数据处理:x'=x-xminxmax-xmin

数值越小越好型数据处理:x'=1-x-xminxmax-xmin

(2)主成分分析.运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贡献率和特征值如下表所示:

根据提取主成分的规则,应选取特征根>1,且累计贡献率>80%的主成分,考虑到第一、第二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不大,且第二、第三主成分特征值较大,随意选择前三个为主成分,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变量受教育程度与地区GDP、农村家庭收入、城市收入来源有很强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089、0.798、0.734,故提取出的主成分有一定解释能力。

2.4 结果解释

上述结果是按照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步骤得到的总评价值,排名按照从高到低排列所得。为了更加清楚地研究各个城市人口经济依存程度,利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考虑到共有31个城市,三类能够清楚简明地划分层次:

表5 城市类别划分结果

第一类上海 北京 浙江 天津 江苏 广东

第二类辽宁 山东 福建 吉林 黑龙江 湖北 河北 河南 内蒙古 湖南

第三类山西 四川 重庆 安徽 海南 陕西 江西 广西

宁夏 新疆 甘肃 云南 青海 贵州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第一类属于经济与人口协调度高城市,第二类属于经济与人口协调度适中城市,第三类属于经济与人口协调度较差城市,此结果与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划分结果相一致。处于一类城市的仍然是沿海东部省份,而中部和北方部分省份位列二类城市,西部和山区省份仍然处于第三类,这与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有一定联系,也证实了国家目前关于中部崛起,西部开放等政策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陈楠,林宗坚,王钦敏.人口经济学中的GIS与定量分析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李通屏等.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人口经济学篇9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单独二胎

近期，十八界三中全会对单独二胎政策予以放开，重新对人口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改，在此条件下，延迟退休的话题也逐渐的成为我们大家讨论的话题。从刚开始单个省市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到其他省市积极申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中。之所以大规模调整生育政策，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国情密不可分。据国家许多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严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数量在逐渐减少，呈现出下降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劳动力，将会导致我国经济活力丧失，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停滞。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面对当前国情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它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大的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控制计划生育，人口迅速激增的情况得到控制，在此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迸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到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过慢，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经济的发展态势也逐渐趋于缓慢，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目前，学者们都在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效率、生产要素、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人口的增长会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科技的进步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再者，从人口的这一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主要是劳动力数量和科技水平。这两者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劳动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并影响经济的增长，而科学技术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更新并长时间条件下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我国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我国劳动力的稳定和充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总的来说，人口的增加，能够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所要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同时还有技术创新、经济效率等等。

通过对人口比例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其相应的变化，这其中包含了人口的转变、老龄化加速、低生育等因素，在此情况下，我们势必需要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控制生育，加快人口减少，促使年龄结构变化等实现对经济发展相关因素的改变。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健壮青年人多对国家发展有利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一些具有影响的理论和重大贡献，也是运用先进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举措。这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影响，取决于我国其他重要的政策环境，包括贸易、教育、劳动力、经济制度等。

二、我国实现人口增长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要想使经济增长，需要使技术条件进提高、提高生产率。根据一些理论知识，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人口因素，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好的了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对此进一步进行解读，则需要包含以下的方面：

1.计划生育的实施控制了大量人口，使得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财富消费也同时减少，促进了劳动力所造成的增长效应的实现;

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青壮年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目前中国的经济要想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生。

三、结论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通过对我国国情进行考察，保持人口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选择。过低的生产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反，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力度，阻碍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大大减退。因此，稳定的人口和完善的生育水平是实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条件，未来我们也需要在这一方向上加以前行。当前，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鼓励生育，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得到迸发，加快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环境，也会给人口带来大的波动变化，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也有可能给资源环境带来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国家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1]王荃.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J].新经济，2014.08：33-34

[2]贾绍凤，孟向京.中国仍应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06：137-139

人口经济学篇10

 

但同时我国经济开放、出口发展中存在的系列问题，诸如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出口竞争力等也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我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作用。虽然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就己指出自由贸易给贸易参与国带来的巨大福利收益，但现实经济中运用各种经济政策、手段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一直以来都是屡见不鲜。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贸易思想也往往被其后学者的研宄所否定。比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明确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宣扬的自由贸易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对于处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李斯特将各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扶植国内幼稚工业的发展是必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斯宾塞、布兰德等人为代表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如何具体施行贸易保护措施做出了更为深入的研宄。综合这些己有研宄成果以及我国经济开放实情，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影响一国贸易政策的制订因素固然很多，比如本国国内经济结构、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本国领导人的经济指导思想等，但贸易政策制订的基本出发点应该以如何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为政策导向，即经济增长导向型的贸易政策。

 

自十七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以来，经济学者对贸易参与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取的福利收益进行了广泛研宄。综合来看，国际贸易给贸易参与国带来的利益可以分为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其中早期的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贸易参与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国际交换所获取的静态利益，其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则在此基础上大大拓展了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

 

国际贸易与专业化分工。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源泉，因此斯密认为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通过深化分工体系能大大提高各国劳动生产率。斯密主张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大卫。李嘉图则在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强调按照“比较成本说”的原则进行国家分工对贸易各国的重要性。尽管长期以来比较优势学说被认为比绝对优势学说更具解释力，然而按照近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比较优势学说需要假定事前存在的外生比较优势(如李嘉图强调的生产率差异)从而无法解释如何从事前相同的个体、国家之间如何发展成相互贸易。相反，由于存在斯密所说的专业化生产和分工经济，因此各国参与贸易的基础在于通过分工深化而发展起来的内生比较优势，并不需要这种事前假定的比较优势。

 

国际贸易与要素禀赋。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一俄林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基础上发展了要素禀赋理论。李嘉图将比较优势理解为生产率差异，而赫克歇尔一俄林则将其解释为要素禀赋差异。该理论指出，决定一国比较利益的基本因素是相对资源禀赋，也就是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等投入要素的供给状况。一国所有商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因为各种生产要素彼此是不能完全替代的，所以在生产不同的商品时，必须使用不同的要素，而且每个国家生产要素供给的禀赋不同，这就构成了各国贸易基础。

 

国际贸易与规模报酬递增。以赫尔普曼(Helpman)、克鲁格曼(Krugman)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主张“把规模经济和比较利益相结合，作为贸易产生和贸易利益的主要原因'新贸易理论全面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

 

出口贸易与技术进步。80年代以来，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哈根认为出口需求扩大，往往是一个刺激技术创新的信号，从而导致新技术和新管理方法的采用，结果不仅是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这就不仅增加了国民收入，出口产业新技术的外溢效应，也会在其他非出口产业产生连锁反应，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显然，出口贸易是否会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是它能否刺激并实现技术进步，如果说，这一条件在技术水平较高和资本相对丰裕的发达国家比较容易满足的话，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却是比较困难的。

 

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诺斯(North，1990)认为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而出口贸易可以促进制度创新，因为一方面出口贸易可以通过“边干边学”效应和“外溢”效应，促进整个国家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出口贸易可导致市场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同时出口贸易把企业推向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引起竞争强化，迫使国内企业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以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二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呈现以下发展特点。

 

1.出口总量在全球贸易比重迅速上升。从表1可见，从1980年到2000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6.14%，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是世界的2.28倍。从出口比重看，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占世界贸易总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0.96%上升到2000年的3.9%，增长了3倍。

 

2.出口产品品种增多，出口商品分散度提高。赫斯曼CHirschman)指数常用来表示出口产品的集中和分散程度，其中Xi是标准国际贸易分类(ITC)第类产品组的出口值，Xi是同期总出口值，Hx的值越大表示出口商品的集中程度越高。按1位数SITC分类计算，赫斯曼指数从1980年的0.177上升至1990年的0.186,再上升至1997年的0.251，到2000年己达到0.264,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增加的缘故。按2位数SITC分类计算，赫斯曼指数从1980年的0.081下降到2000年的0.061，这表明从细分的产品种类看，我国的出口产品呈分散化趋势，说明我国的生产能力增加，出口产品品种增多。

 

3.出口市场结构趋于多样化和分散化。①作为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额由1980年的89.11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1401.48亿美元，增加了14.7倍，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46.16%增加到2000年的56.24%。②“亚洲四小龙”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在该地区的出口额由1980年的50.24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666.11亿美元，增加了12.26倍，出口额由1980年的26.03%增加到2000年的26.73%。③“东南亚四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到该地区的出口值由1980年的12.31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93.34亿美元，增加了6.58倍，但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6.38%下降至2000年的3.75%。④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中国到该地区的出口额由1980年的44.6亿美元增加至2000年的331.17亿美元，增加了6.46倍，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21.43%下降为2000年的13.28%。

 

正是基于我国出口贸易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大量学者运用我国经济数据对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宄结果大多支持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111。然而，综合己有研宄来看，要正确认识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还有待澄清以下问题。

 

1.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己有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一国经济增长往往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及经济开放(对外贸易、吸引外资等)产业结构调整乃至制度变迁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因此，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性分析中如果不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效应考虑在内，必将夸大单一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比如，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考察出口贸易的增长效应时如果忽略了外资企业的作用，就可能夸大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作者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这一较为前沿的计量经济分析，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全面分析了12类经济变量(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技术水平、人口增长、进口、出口、外资、总消费支出、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政府消费支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作用121。结果发现国内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达到了18.65%;在经济开放因素中，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最为显著，达到了11.04%，外资的解释能力为9.16%，进口贸易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小，只有4.67%;而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一247%)应该说这一结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各类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也与我国经济实情较为吻合。

 

2.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双向效应。出口贸易发展固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一国国内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出口发展的重要源泉，即在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效应。因此，在我们考察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将这一双向影响关系考虑进来是必要的。事实上正如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所指出的，具有现代数学模型形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往往以生产函数为基础来分析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很多情况下很难区分资本积累到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还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其它诸如政府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这一双向关系。与该问题较为类似的是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回归检验结果只是一种相关性分析，无法将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因果性与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区别开来。当然，近年来以Granger为代表发展起来的现代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如Granger因果检验法即针对时序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然而Granger检验方法对因果关系的定义更多也只是统计意义的。

 

3.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表3)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至2000年的89.78%，出口值由1980年的90.1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2237.52亿美元，增长了23.8倍。因此应当将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考虑进来，区分工业制成品(包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初级产品出口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我国从1999年以来实施了“科技兴贸”计划以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迅速发展，也反映了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以及技术密集度、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4.其它相关因素的影响，包括贸易条件、汇率波动等。我们在一个包含出口贸易、贸易条件及经济增长的3变量向量自回归系统(VAR)的检验结果发现，虽然我国出口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我国贸易条件的逐年下降削减了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收入，因此我国出口贸易发展不仅要注重出口数量的提高，同时更要注重贸易条件、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改善13。我们对汇率波动与进出口贸易平衡的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对我国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平衡产生了有利影响。虽然目前存在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压力，然而从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发展的关系来看应该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因此，在开放经济系统中考察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应该综合考虑贸易条件、汇率波动、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等相关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5.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thiesholdeffect)所谓“门槛效应”指的是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临界水平问题，很多时候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即存在着一个经济发展临界点，只有当一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该临界点，出口贸易才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区分出口贸易对我国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而言，在研宄出口贸易对经济较为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时，应当注重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本积累情况、产业结构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否则，单纯强调对外开放、出口发展并不必然能够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也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所证实。

 

三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尽管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被如日本、韩国这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验证，然而众多学者采用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往往有差异，即难以对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出一般性结论。即使就各国经济实践来看，同样是施行开放经济政策，然而却出现了表现迥异的增长结果。因此，进一步分析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即出口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如前所述，自古典经济学家以来的经济学者研宄了出口贸易通过深化专业化劳动分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获取规模经济收益以及推动国内制度创新等渠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我们认为在技术进步己经日益成为决定各国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应该强调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作用。同时，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出口贸易与技术进步

 

一般而言，国际技术外溢可以分为物化型技术溢出(ES，EmbodiedSpillovers)和非物化型技术外溢(DS，DisembodiedSpillovers)两类。其中前者主要指知识体现在商品当中，通过商品的流动而发生技术溢出;而非物化型技术外溢主要是指通过科学会议、国际期刊和专刊信息等发生技术外溢效应。

 

作为物化型技术外溢的一种主要传递渠道，出口贸易的技术传递和外溢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①传染效应(Findlay，1978)，Findlay指出越是开放的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从其他国家学到的先进技术的机会就越大;②干中学效应(Leaningbydo-ing)通过出口，国外消费者会对产品的性能进行反馈，同时在竞争更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企业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改进产品结构，同时促进企业创新和学习世界新技术;③演示和培训效应，在国际市场中，通过对新产品的演示及用户进行使用技术培训，容易使其他企业得到新产品的相关信息，并且了解市场需求，同时通过技术外溢进行学习模仿和创新，可以使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开发出相似的产品;④竞争效应，即出口部门迫于国际市场压力而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⑤产业关联效应，即出口部门通过上、下游产业链作用与国内部门产生产业关联效应，通过产业关联、产业聚集效应带动其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

 

考虑到出口部门对国内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可以将出口贸易对本国技术进步的作用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口部门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出口部门自身结构的优化、技术含量的增强能够直接提高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其次是出口部门对国内部门的技术外溢、技术扩散效应，这一点对于区分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促进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初级产品出口不仅具有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以及国际竞争力弱等特点，而且初级产品出口对国内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我们采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分“八五”(1991—1995)和“九五”(996—2000)两个时期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在“八五”及“九五”期间分别为一0.042和一0.036,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并没有产生部门间的外溢效应;相反，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在“八五”期间为0.125,在“九五”期间为0.163,表明工业制成品通过技术外溢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起着重要的外部效应。

 

(二)出口贸易与人力资本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