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十篇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1

[关键词]人口流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被城市部门所雇用,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府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适当放宽,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会加快人均产出收敛的速度。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却并没有因之而缩小,反而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本文谨从我国异质性人口流动现状出发来分析人口迁移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

流动方向为向东部地区集中。从省际人口的地区流动来看,1990-1995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各省区人口流动总量的65.09%,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总合,而1995-2000年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期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总量的76.24%,较1990-1995年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

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偏轻。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中,迁移年龄高度集中在青年人口:其中迁出率最高的是20-24岁之间的人口,迁出率达到了10.21%,其次是25-2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6.71%,15-1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5.98%,位列第三,呈现出年轻人口省际外迁的空间格局。

迁移人口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国迁移劳动力所受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0.1年,其中67.6%的迁移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是初中、高中和中专等中等教育水平的学校教育,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迁移劳动力总量的15.5%,后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受高等教育的平均4.8%,甚至高于城镇的9.9%。

二、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择性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属性之一,在我国表现为年轻人、技能人口的流动性更强,这种选择性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

对迁入地区而言,人口的流入增加了迁入地区劳动力总量,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极大的推动了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且高质量的劳动力流入和集中,会使流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整体的提高。但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增加了当地的就业竞争,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且迁入地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对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带来较大压力,也可能因社会、医疗保障等体系的不完善,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对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人口流动的作用则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迁出降低了人口密度,缓解了人口对本地资源、环境的压力;且人口从资本劳动力比率低的部门流出,流向资本劳动力比率高的部门,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会使地区间的资本劳动力比率趋于一致,减少了就业竞争,提高本地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从内陆到沿海的技术性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家乡汇款,从而促进了内陆地区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当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时,对于技术性的劳动力而言,跨省跨地区的流动相对比较容易,他们趋向于在沿海地区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这种技术人才的流出会抑制家乡生产力的提高,迁出地因为遭受了人力资本的损失而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可能拉大地区差距。如果将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在内的话,劳动力的迁移对地区增长的差距可能会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

三、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人口迁移政策

中国的经济属于典型的转型经济,人口流动的结构与规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现阶段人口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强化作用,需要从多方面对此进行调整和引导,而不能靠政策进行人为限制,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放宽对人口区际流动的限制。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是地区集聚力的作用,这种集聚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逆转,面对这种情况,并不是要限制人口流入,而是应该进一步放宽人口迁移的政策限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速东部地区的生产活动向的扩散,满足各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平衡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随着东部分散力的提高,使人口流动自然调节到均衡水平,实现从控制流动到公平流动的转变。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 人口 经济发展 研究综述

一、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和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形成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1.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悲观论

悲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 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 使人口经济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他认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国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境况。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均收入将永远处于户口水平。这种悲观的人口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颇具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这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期坦和R・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安理斯・科尔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长制约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埃利奇的“人炸”理论为代表。

悲观的人口经济发展理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悲观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使我们将人口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变量对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那种对人口增长危言耸听或相关无事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乐观论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欧美各国担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便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发展论相反或相对的乐观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美国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格林・克拉克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论；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和经济学家S・S・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是乐观论的主要代表。

与悲观论相对，乐观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具体分析起来，我们需要对悲观论和乐观论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一种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全方位评价的综合理论, 用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

3.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19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论，它不仅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也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没有出现突然性的“人炸”。由于出生率无法脱离经济水平，而使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

4.经济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此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之―, 它的初创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坎南以报酬递减律为根据, 将产业最大收益当作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 其后, 威克赛尔引入边际分析方祛研究适度人口。索维确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地位, 拓展了研究范围, 丰富和发展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1)为适度人口设立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指标, 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2)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入口的分析中, 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3)将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 探讨了人口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 因而获得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思路。在索维之后, 还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对零增长》一书对经济适度人口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 可持续发展理论比适度人口论更为人口经济理论开拓了研究领域, 明确表达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及其良性循环, 这在―定意义上更加完整、科学地确立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 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它能更大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 从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又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 强调教育、培训等对于人力资本形成重要作用, 并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新的人力资本分析力祛。舒尔茨和贝克尔利用自己创立的理论对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解, 强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认识。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这些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这些经典理论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错误, 但它们为我们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尤其对正确认识、把握和解决我国人口经济问题、促进我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 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

蒋正华认为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田雪原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他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此外,于学军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给我们研究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只是从经济学或环境学的角度,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增长或下降,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物质生活用品消费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或下降。这种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其本质的部分侧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内涵。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然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刻影响, 积极促进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中国人口日益膨胀, 超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群等, 已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 而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确立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的人口经济战略。我们应当警醒, 自觉认识到我国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金缺乏的条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而人力资源开发却严重滞后, 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改善人力资源开况, 扭转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齐良书: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2]刘纯元等: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西北人口，1999年1期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3

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在1998年首次提出“demographic dividend”，即人口红利后，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沿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分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标准、持续期长短、区域应用研究”这一框架展开研究的。

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生产性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一个国家生产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抚养性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在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以蔡、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蔡认为在1978-1998年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别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王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

另一种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虽然“显著论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20世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1/3，但“非显著论者”发现，经历了和东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拉丁美洲，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社会被动局势，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人口红利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各国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用人口红利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学说，“非显著论者”的反驳是，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使“显著论者”对于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人口机会窗口期”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低速期甚至负增长期。显然，用滞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来解释经济增长有失偏颇。

二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研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口机会窗口等于人口红利是目前理论界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机会，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研究。穆光宗将这些途径归纳为三种效应：创富效应、投资效应、积累效应。创富效应源自于劳动力的充裕供给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投资效应是指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积累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少和生产性消费支出多而导致的财富积累效果。

人口红利计算标准问题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红利的程度和人口红利期限的长短，必须要解决人口红利衡量的标准问题。现有文献大都用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作为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标准。理论抚养比是指一个国家被抚养人口与抚养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用来计算人口红利最简单、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标。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否分别低于30%、23%、53%确定为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分水岭。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王丰提出“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比来衡量人口红利。“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这一对范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就业或所谓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考虑了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存在不同消费需求的现实。陈涛是提出用“社会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水平的学者。他认为“人口红利”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而且不同产业劳动力的抚养能力也不同，这就需要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和不同的抚养能力进行标准化。据此，陈涛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和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状况进行统一，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

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的问题，学术界存在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悲观派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持续的期限在20-40年之间，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

乐观派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非常漫长，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利”之类的问题杞人忧天。马瀛通在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逐龄进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人口红利会与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穆光宗在将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基础上，指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由于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口红利的区域应用研究

在人口红利问题的分区域应用研究上，王承强、杨宏娟、何景熙、洪、田艳波分别研究了山东、辽宁、和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王承强根据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研究表明，山东省在1984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早了6年，将于2036年退出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晚6年。杨宏娟的研究表明，辽宁198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进入人口暴利阶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为人口暴利期，人口红利将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预测了自治区未来3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预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之中，2010-2030年间，将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洪发现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于2000年首次开启，将于2035-2040年闭合，整体上比全国滞后十年。田艳波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转变的过程与全国相比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红利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全国要晚5-20年时间。

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文献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还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认识、掌握和利用人口红利，学术界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纵深层次的研究。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本质做更权威的界定。尽管学者们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本质，但似乎都没有完全抓住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本质。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标准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同学者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标不统一，指标选用的非统一性导致了不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期限长短问题认识的非一致性。此外，学者们计算人口红利水平运用的都是单一指标，这种简单化处理限制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水平衡量问题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学术界急切需要构建一个权威化的人口红利评价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

需要从内部结构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分类。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结构的演化导致的，而人口红利内部本身也存在结构问题。不同数量、质量和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将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据此，能否将人口红利分成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结构红利能否进一步分为人口性别结构红利、人口城乡结构红利、人口产业结构红利、人口区域结构红利等等？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外贸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应该是不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不同经济结构下的不同的人口红利表现形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途径或方式。

参考文献：

1.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3)

2.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

4.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4

内容摘要:在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口素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将生态文明分解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兼容性这三个要素,探索了人口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研究了素质对生态和经济兼容性的贡献。本文的结论是: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

关键词:生态文明 人口素质 思想素质 文化素质

研究背景

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三次文明,即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以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为核心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作为在全球资源基本被瓜分完毕后才逐渐崛起的国家,中国对生态文明发展路径的选择有其特殊紧迫性。环境质量下降促使人们反思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方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

人口问题是决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构成人口问题的三个方面。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人口数量和结构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已有一定的探索,但对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文明的研究则尚存空白。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学研究成果,以生态文明的定义为基准,以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视角为切入点,将人口素质分为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将生态文明分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的兼容性,探索了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及协调程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描述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论证了人口素质对提高经济生态兼容性的贡献。另外,以往对人口与生态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生产者”的角色,本文在探讨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及其与经济兼容性时引入“消费者”的角色,从而在完整的人口学视角下进行研究。

人口素质各要素影响生态文明的传导机制

本文将人口素质对生态文明的影响分解为人口的思想素质及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和生态兼容性的影响,从而全面地探索该作用的传导机制。

(一)人口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两个组成部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均有促进作用。人们的文化素质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对环境保护有所助益,道德素质则决定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另外,二者的发展还需协调、均衡,才能使生态得到保护和改善。

人口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协调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促进环保。从宏观角度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更易产生制度创新,从而解决生态恶化的外部性问题,例如美国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改善了碳排放问题。从微观角度看,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也要以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基础。人口的道德素质是环保意识的重要基础。横向而言,较高的道德素质能使人推己及人地关怀他人,不愿为一己之私占用他人资源,从而减少公众资源的浪费。纵向而言,道德素质较高的人口则更易接受“代际公平”的理念,将资源留给后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致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而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环境保护过程中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如同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讲究配比一样,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协调对环保也有决定性作用。首先,我国人口飞速提高的文化素质需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辅助协调。从生产角度看,技术进步是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但新技术、新产品的污染具有显露上的滞后性,当结果被知晓时,损害已成事实。譬如,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而该方法使公地的悲剧在企业的资源战中愈加凸显;另外,贴现方法导致了资源过度开采,因为现在的资源比未来的资源更有价值(Eric A.Davidson,2003)。因此,知识在缺乏思想道德约束时可能会成为毁坏生态系统的利器。唯有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才能控制这一“双刃剑”的负面作用。从消费角度来看,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往往占有更多财富,从而有能力消耗更多环境物质并产生相应的生态足迹。Friedrich Schmidt-Bleek(2003)谈到:典型的过度消费者是北美人。他们每天的物质消耗相当于自身的重量。这意味着一个北美人的消费等价于34个孟加拉人。按此意义计算,相当于美国有70亿孟加拉国的人口,而孟加拉国有大约500万美国人。所以对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而言,道德水平对挥霍型生活的约束尤为重要。其次,思想素质较高的人要拥有恰当的环保意识,也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支持。自然知识不足容易导致“人口中心论”,即“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余谋昌,2000)。如果认为人类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人的利益,人对自然并不存在直接的道德义务,那么人口的思想素质越高,越迫切期望改进自己和同伴的福利,对自然的索取就越多,因为其决策的约束条件只有财富、时间和精力,并不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

因此,文化素质的发展需要思想素质作保障,思想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文化素质,只有二者均衡发展,才能使人们创造出环境友好型技术,接受人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原则,从而对自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修复。

(二)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学界已成共识。在现实社会中,穷国和富国的“俱乐部收敛”就是例证。

从横向的角度比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对产出贡献较大。马克思在论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时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人口素质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紧密相联,高质量人力资本在同样的工作时间内有更高的回报率,从而直接增加经济的总产出。

从纵向的角度比较,人口素质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诸多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

(三)人口素质对生态与经济兼容度的影响

Eric A. Davidson在《生态经济大未来》一书中用图形展示了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从而揭示了生态与经济的兼容度问题。生态学家认为自然环境中的能源和物质流动如同金字塔一般。位居金字塔宽阔基层的是土壤,植物可从中获取养分、水和生长据点。以绿色植物为食的动物在数量上少于植物,肉食性动物的数量则更为稀少,因此金字塔的宽度随着食物链的上移而变窄。荤素不忌的人类,由于不太可能被其他动物吞食,因此位于最上层(图1)。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金字塔中,每一层的宽度都由该阶层所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之金钱价值决定。因而,其金字塔随着产品附加值的增加逐层变宽,和生态学家的金字塔形状恰恰相反(图2)。

生态文明的内涵在于经济学金字塔不能超过生态学金字塔的容纳范围,此即生态与经济的兼容问题。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生态足迹,即压缩经济学金字塔的面积,还能保持福利并改变消费层次的比例,使其“上大下小”的形状有所改善,从而更容易纳入生态学的金字塔中。

从生产者角度看,高素质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是从物质形态为“原材料――消费品――垃圾” 的“牛仔经济”转变为物质循环利用的“太空船经济”的过程。文化素质提升使人们逐渐掌握循环生产技术,道德素质的提高则利于人们对生活和生产废弃品的正确投放和处理。在这种部件的再使用和材料的二次使用过程中,人们用“人工循环工程”来弥补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生产能力,减少向生态系统的排污和索取,同时保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因而增强了生态保护和经济目标的兼容性。

从消费者角度看,人口高素质对绿色消费的普及大有裨益。道德素质引导人们自觉地选择耗能小、污染小的消费品,并对已用过的物品稍做清理后进行重复使用或用于别的目的。文化素质让人得以分析日常习惯,归纳出环保的方法并修正行为。这两种途径都使经济学金字塔更易嵌入生态学金字塔中。

结论和政策含义

现有人口学角度的生态文明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而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与生态兼容性而言,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主要表现为替代性,即高素质总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与生态的兼容。

“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中国的基本人口政策,对改善中国人口状况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人口工作一直都把“稳定的生育率水平” 作为绝对重点,即主要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当前,我国人口处于绝对量上升伴随增长率下降的阶段,这恰为人口政策重点从“数量”转向“素质”提供了条件。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重视人口素质的必要性,这也是人口总量巨大和老龄化趋势并存背景下解决数量和结构间矛盾的可行方法。

人口素质自然发展的结果,常表现为文化素质的领先和道德素质的相对滞后。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其内生规律,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它的强大动力。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较量中,科技总是最终的胜利者(李晶,2007)。人口素质发展的不均衡已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加大力度提升道德素质,当属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生态文明的外延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领域,并非单一学科所能全面覆盖。本文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物质成果,而对精神和制度领域的分析尚有待补充。另外,进一步的研究可构建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并量化它与人口素质各部分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更为准确、细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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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 人口结构转变；消费；投资；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2-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3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自其出生伊始直至死亡过程中一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各项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人口因素成为考察宏观经济运行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又同时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因此，人口对经济发展可能会存在方向截然相反的两种影响。综合而言，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效果，这或许正是早期研究中发现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并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的研究依循这一思路，逐渐开始同时考虑人口总量增长与人口结构转变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综合考察人口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逐渐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居于这类研究的中心。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经历了人口结构转变，并被认为在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起步较晚，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因其“转变时间短、幅度大且总量规模大”而更为引人关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又使得我国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一枝独秀，并在2010年第二季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这一“中国模式”在全世界掀起了新的讨论热潮。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第一阶段所呈现出的“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似乎正好与我国同期高储蓄率保证和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相一致。不可否认，这一发展模式与我国政府试图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导向战略不无关系，但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促进出口的人口结构转变是否是保证这一增长模式的关键？以至于同时期相伴随发生的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的“人口红利”期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但又值得深入思索和回答的问题。

1 人口结构转变理论进展及其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

国内外关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研究，围绕着人口究竟是消耗资源（从而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消费者”）、还是提出（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者”）、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辩与讨论，相关研究也因此大致可以分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悲观论”（马尔萨斯派），或许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但长时间内最终将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乐观论”（反马尔萨斯学派），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取决于诸多传导机制的综合效果从而净影响并不明确的“人口结构转变论”（中间学派）。由此使得人口、管理以及经济学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着乐观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传统，进而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人口管理政策重心上也常常在控制还是鼓励人口生育之间徘徊。

早期起源于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相比于其人口而言是有限的，从而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过剩会阻碍人均产出的提高，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3月发表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堪称这一理论的代表[1]。但是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与人均收入均持续增长的现象使得马尔萨斯派的“人口增长悲观论”受到质疑，并引发了人口增长乐观派认为人口是一种经济资源的讨论。例如Kuznets[2]认为人口增长使人类更容易获得知识发明和传播的规模效应，Simon[3]也认为人口增长在对资源造成压力的同时也会对人类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人口增长也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之一。

但实际情形是，从总量的角度考虑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较多[4]，但不同学者因为所关注的问题、数据或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导致结论存在较大出入：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或者并不存在统计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类研究既有可能意味着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方向的传导机制，从理论上而言影响的净效果并不确定；也可能因为存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问题结论并不稳定。前者如Arrow[5]以及Mankiw[6]等的研究结论所示，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同时是提出的生产者也是消耗产出的消费者，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其生产和消耗产出的净效果。后者正如Barlow[7]以及Kelley与Schmidt[4]等研究所指出的，通常而言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低，从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并不一定比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高或者低；并且早期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国家随后的人口出生率也通常比较高，而早期高出生率对应着随后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具有正向贡献的劳动力人口，与此同时随后的高人口出生率则意味着更重的少儿抚养负担因而消费更多的产出，从而意味着单纯从同期人口增长率的角度来考察其对同期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研究存在数据处理上的问题，因而结论也是模糊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开展的人口与经济互动影响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似乎才是考虑人口与经济之间相关关系的关键所在。

人口结构转变现象为世界各国所普遍共享[8]，阐述的是在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发展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该理论源于对西欧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经验分析的结论，最早可追溯到Landry[9]与Thompson[10]的研究，到40年代由 Notestein[11]等学者形成人口结构转变系统性理论，初步创立了“人口转型学派”，之后许多学者[12]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早期的人口转型研究将人口结构转变定义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向低转变的过程中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但随后的研究[13]认为人口结构转变并不是单纯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问题，而应该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转变过程的综合现象：包括流行病学转变[14]、生育行为转变[15]以及家庭组织结构变动[16]等。因而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包括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人口特征变化之所以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Modigliani与Brumberg[17]的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个体平滑其一生消费的动机使得其在工作年龄阶段储蓄以用于退休之后的消费，进而不同年龄个体的生产、消费、储蓄以及投资行为等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从宏观总量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动将通过影响该国或地区总的产出、消费和储蓄水平等中介变量并最终传递到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特征上来[18]。随后，不同学者遵循这一逻辑对人口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种情形：①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动从而影响劳动供给；②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下降或上升意味着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发生改变，带来消费和/或储蓄变动从而影响投资，并进而影响物质资本存量；③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变动影响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投入，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④人口结构转变过程还有可能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从而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更进一步，如果该国或地区为开放经济体，则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存在差异时将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转移，从而将通过进出口贸易等进一步影响该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与之相对应，国内外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围绕其对消费、储蓄、投资、人力资本形成、通货膨胀率以及进出口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等几个方面展开；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开始逐渐建立和完善，人口结构转变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的研究也渐渐增多；其中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

2 人口结构转变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

尽管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个体在其一生中经历从净消费者到净生产者继而到净消费者的角色的转变，从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会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但学者的研究指出在实际情形中这一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

从消费角度来看，Erlandsen与Nymoen[19]利用挪威近40年的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显著影响同时期挪威总消费的变动，李春琦与张杰平[20]也认为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加重会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李文星等[21]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1989-2004年间各省居民消费差异的解释极其有限。就储蓄而言，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人口比重率先下降（从而少儿抚养比下降）可能意味着家庭或社会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和投资，并且研究表明资产价格将在人口红利窗口期被抬高而增加投资收益率[22-23]，从而刺激居民储蓄行为。Leff[24]的经验研究表明国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负相关，因而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抚养比率先下降和老年抚养比随后上升，将意味着国民储蓄率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Modigliani与Cao[25]利用我国的数据也发现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抚养比迅速下降是我国同期高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Cutler等[26]在新古典拉姆齐（Ramsey）模型中从理论和经验数据两方面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经济体还是在两国开放经济体模型中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并不确定，取决于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的比较。他对美国数据的动态模拟结果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将使得美国消费率在最初上升之后趋于下降，并最终达到小于初始值的稳态消费水平；储蓄率则在最初大幅下降随后上升，但仍小于初始水平，最终下降至一个新的长期稳态水平。Athukorala[27]发现台湾少儿抚养负担或老年抚养负担增加1个百分点，将分别对应着家庭储蓄减少25或0.10个百分点。然而，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可能跟少儿抚养负担负相关，但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居民增加储蓄[28]。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使得人们更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以获得人力资本回报[29]，并且婴幼儿死亡率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家庭对后代的预防性生育需求，从而使得家庭更有资源对后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寿命变长、出生率下降、推迟生育和教育投资增加等相伴随出现的现象相一致。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在没有社会保障时，寿命的延长是否必然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以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代表性个体更偏好子代数目还是更偏好后代的福利，但一旦引入社会保障后寿命延长会有利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并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3 人口结构转变对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人口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机理在于：从出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比意味着这个国家有着相对丰裕的劳动力禀赋，进而带来较高的产出，以致出口更多；换到进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意味着进口国有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口国有能力进口更多的商品[30]。Taylor与Williamson[31]通过研究发现1960 年到2000 年间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从逆差到顺差的飞跃与同时期这些国家年龄结构的差异以及变动密切相关。Debelle与Faruqee[32]对1971-1993年21个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决定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发现人口结构对这些国家经常项目有着显著的长期影响。Batini等[33]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他们将全球分为四个区域——日本、美国、以欧洲国家为主的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结果主要是：最快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将首先出现经常项目余额减少以至出现赤字，欧洲国家在较小的程度上面临相同的问题，而相对年轻的美国则将出现经常项目盈余。Bloom等[34]评价了中印的经济增长，认为健康状况改善和人口抚养比下降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人口结构转变进程互换之后，至2006 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将下降超过30%，相对应地印度的出口总值则会上升超过30%。许多实现了经济赶超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也是如此。其他经验研究[30，35]结论表明，人口转型是解释这些经济体选择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采取这个模式的时候，都处在人口结构转变带来巨大劳动力供给的时期；从而意味着这些经济体采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一个内生的、自我选择的过程。

与之相对应，当一个国家经历由人口结构转变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决定的大规模人口年龄构成变化时， 国际资本流动会随之变化[31]。这是因为人口年龄构成会影响国内总投资机会——如果人口更集中在年轻成年人，那么将出现投资率高峰；相反，如果更集中在处于收入高峰期的较年长劳动力，那么将出现储蓄率高峰。从而经济体在对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其人口年龄构成将会通过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峰的不同而影响其对国外资本的供给和需求。Higgins与Williamson[36]研究发现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相伴出现的生育率上升与死亡率下降从而总人口增加的情形使得亚洲国家减少了对国外资本的依赖：亚洲国家60年代以来储蓄大幅增加与同期少儿抚养负担大幅下降相对应，并利用1950-1992年的数据发现部分亚洲国家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以经常账户盈余相反数衡量的对国外资本的依赖程度在其少儿抚养负担最高时正好达到峰值。Feroli[37]模拟估算了G-7 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资本在G-7 国家间流动的影响。他们从历史的G-7 国家人口年龄数据出发， 估计人口变动趋势的基本经济参数，用于预测未来人口年龄变化的状况。他们的模型结果显示，从2010-2030 年G-7 国家中的相对年轻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将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其他的五个国家将成为资本的净输入国。祝丹涛[38]用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引起的各国储蓄和投资大小关系的不同，来解释各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认为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人口红利”期为应对未来“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在老龄化全面到来后，这些海外储蓄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

与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人口结构转变同时也可能对不同经济体间的汇率产生影响。Andersson与Osterholm[39]利用瑞典1960-2002年间的数据、Andersson与Osterholm[40]利用OECD国家1971-2006年间的数据均发现人口结构是实际汇率的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Aloy与Gente[41]发现日本人口结构转变后期人口老龄化阶段的人口增长率下降是日元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实际汇率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4 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以上各小节中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特征因素变动对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等宏观经济中介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24，42-46]，结论倾向于认为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结构转变第二阶段“人口老龄化”阶段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压力。

就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而言，由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一般先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因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呈现出“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之后的人口出生水平下降使得少儿抚养负担急剧下降，从而可能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的增长[47]：一是储蓄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趋缓加速资本深化的进程；二是促进储蓄率的提高。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48-50]的结论基本与此逻辑相一致。与之相对应，人口老龄化则可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43，51-56]：①劳动力严重短缺带来劳动力供需关系力量变化，并使得经济总产出下降；②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③人口老龄化会对公共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政府将面对养老金、医疗卫生等支出持续上涨的挑战，这在客观上对公共财政支出的总规模产生了上涨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养老金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支出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从总体上看，人口老龄化将使税基缩减，税式支出增加。

其中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人口抚养负担下降以及人口健康水平大幅提升的“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从而转换为所谓的“经济增长红利”，而需要合适的政策与社会环境使得“人口红利”有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的传导机制[57]：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等，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得以持续。早期的亚洲经济增长奇迹表明这些国家国内环境以及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口红利”转换为“经济增长红利”机制在这些国家得以实现[49]。与之相对应，学者也指出尽管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但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对于刚开始或即将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国家（如我国）而言，有可能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等来实现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49，58-60]。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态势的增强，行为人预期到自身寿命延长和负担增加，很可能会选择性地增加储蓄以削弱老龄化的不利影响；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资量和投资额也将增加；从而意味着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取决于老龄化程度、资本产出弹性、教育部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61-63]。这与Azomahou与Mishra[64]发现年龄别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呈现出高度非线性关系的结论相对照。因此现有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中所赖以检验的线性基础受到很大质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远比传统的线性假设复杂，从而进一步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

5 理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历经人口结构转变这一现象，人口和经济学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呈现出纵深化的特征。研究国外发达国家人口结构转变的文献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并不单一，将通过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贸易等途径对实体经济产生多个不同方向的影响，从而影响方向并不明确；尤其是在存在社会保障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情形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从而实证研究中因为各学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参数值的大小以及对引发人口结构转变的因素的设定的不同，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人口结构转变与这些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不同；因而考虑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既是一个国际化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应用探索，更可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提供理论支持。

致谢：东南大学胡汉辉教授、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王丰教授为本文早期版本提出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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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 on Macro Economy： A Literature Analysis

ZHANG Xinyi1，2 ZHANG Qio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ancy，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 区域经济理论 口岸 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口岸经济的发展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作为一 个更大的经济系统，凭借其自身具有优势的经济要素，必然要对处于落后的、劣势的口岸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区域经济要素要向口岸经济要素传递或渗透，使其形成新的配置、联系、结构、影响等，从而优化口岸经济要素结构，例如改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口岸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市场贸易规模等等，以提高口岸经济发展水平。而口岸经济推动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其根本动因就在于地域分工的不同所带来的成本差异，因而引起经济系统之间的经济要素传递与流动，造成经济要素之间联系、影响、作用的结果以及形成新的、积极的要素结构配置，进而建立更为合理的经济要素配置方式，发挥其经济功能，提升经济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世界经济竞争正在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以区域经济合作的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也随之发展。最早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是以古典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为基础。该理论认为，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导致各成员国在某些生产领域的取得专业化发展，相应的生产活动开始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中，进而使每个国家的总体利益都增加。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经济学家布朗、小岛清等人研究了“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小岛清提出的协定分工理论，认为组建区域经济集团后，企业可以摆脱原有市场规模的限制，通过协议使各成员方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除此，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可以通过区内设厂生产，绕开区域经济同盟的贸易壁垒限制，从而能扩大吸引外资的规模。20世纪70年代， 形成了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它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雁行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为基础结合而成。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承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异，但是它认为世界经济技术存在一个从先进国家到落后国家的传递过程。在产品和技术周期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生产区位在不同发展国家之间转移，并通过产品交换实现比较利益。后来又产生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是以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为基础。认为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等是贸易利益产生的重要因素；思考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中忽略的假设条件，强调运输成本对国际贸易量的影响。在同样的贸易条件下，两国间距离越近，贸易运输成本就越小，交易费用也就越小，贸易量就会越高，贸易量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区域经济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制造业等因素。产业部门的经济地理集中导致地区经济的持久增长，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进一步使生产和创新集中。由于地缘因素、资源禀赋的差异和市场演进，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贸易利益以及其他共同利益，依然有进行经济合作的必要，这些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与方式。基于以上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绥芬河作为中俄两国重要边境口岸城市，必须尽快进入一体化进程中。

边境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东北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在中俄共同形成的区域经济空间范围内，绥芬河已经走进了一体化进程。而且作为中国重要的口岸城市之一，绥芬河正在中俄以及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交通优势、较高的开放度以及中俄经贸合作全面升级的重要机遇，绥芬河应尽快成为东北亚陆海大通道经济带上的一个发展热点，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交流担任重要的角色。

绥芬河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距离俄罗斯远东最大的港口城市海参崴230公里，与俄罗斯有一条铁路、两条公路相通。俄罗斯引导着中俄大企业对接，在能源、原材料等大项目合作开发上都有合作的空间。参与俄远东远东地区能源、原材料开发，不仅是对俄投资合作的重头戏，也是我国能源开发战略的需求。俄远东是世界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在石油、天然气、木材、贵金属蕴藏量之大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都无与伦比。因此，建立大绥芬河经济区势在必行。对此，绥芬河市应积极态度应对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做好区域一体化的工作：1.签订两地建立经济区的框架协议。2.按照“统一规划，整体布局，设施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制定大绥芬河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升区域开发战略加快开发步骤、促进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与合理利用资源。形成整体发展态势，提升整体竞争力。3.制定统一的区域经济政策。4.在规划、土地、环保、交通、外贸、旅游、市场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进行磋商协调。5.统筹安排经贸旅游，招商投资和环境推介等方面的活动，包括共同组办洽谈会、区域发展论坛，统筹安排区域性市场的功能协调等。6.建立文物风景资源共享、文化、体育互动机制；包括大型文体设施、高等院校等社会事业的协调、共建、综合利用等。7.银行、交通、电信等部门研究出台两地同城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8.积极与俄方就建立经济特区事宜进行对接，实现双向互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绥芬河市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得发展。2010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60.5亿美元，占全省边境贸易总额的50%以上；边境上的小额贸易占全省的87%；口岸过客44.8万人次，同比增长52%；过货量占全省各口岸过货总量的70%以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绥芬河是在中俄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2001年7月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开辟了两国合作的新纪元，为中俄边境地区的投资与合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和政治保障。为绥芬河的发展展示了稳定的、可预见的、良好的发展前景。2011年中俄两国贸易额将达78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37%。这些都标志着中俄经贸合作开始进入“快车道”。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明显加快，已经出现了联手互动、协调推进的开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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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薛双：哈尔滨商业大学2010级国民经济学研究生；

肖亚军：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研究生，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宏观经济发展；影响要素

引言

经济发展最注重的就是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靠性以及稳定性，随着近几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质量也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要想从根本上做好紧急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实际需要促进其实现成功转型。本文从不同的层面以及不同的社会视角对发展经济学做了研究和探索，提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波动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想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基础要素就是人口、资源与环境。尤其是人口发展，对现代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人口与经济发展

一直以来，人口经济的核心问题同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都是相同的，即经济发展与人口因素之间的关系。最近几年以来，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发展经济学由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转变而逐渐受到了更高的重视。

（1）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1978年马尔萨斯提出了“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阱”理论，表示人口数量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此这也就成为了一个颇受各国关注的问题。直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于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主要表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另一种是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些结论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但是从普遍上看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波动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所处的水平环境不同，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就不同。

（2）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

确定人口质量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决定，一是人口身体健康素质，其中包括婴儿出生死亡率、人口发病率、青少年营养状况和发育状况；二是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指，其中包括文盲率、各级院校毕业生数量等。相关数据显示，人口质量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很明显，人口质量越高经济发展越快。

（3）人口构成与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有经济结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地域结构，每一种结构所涉及到的指征均不相同。随着近几年来相关研究的日益增多，可以发现其中人口的城乡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以及区域问题是影响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

2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自然资源也在不断的被消耗，由于并不是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可再生的，使得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主要表现为：

（1）自然资源的无限利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2）自然资源的利用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必须要合理利用，不能过度开采、盲目限制、或停止利用。

（3）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环境与经济发展

环境与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息息相关，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与基本条件，也是人类生产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的结果，不可否认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都经历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是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基本要素，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好坏离不开资本积累的影响，也是促进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良性的资本积累机制可以有效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三、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眼下经济发展呈现全球化趋势发展，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也就越来越重要，不同模式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发展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国际贸易也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思想。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涉及到了多方面问题，其中包括贸易条件问题、贸易保护问题、剩余的出路问题等，通常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对外贸易研究。

四、结束语

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来说，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就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一直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综合现有的经济状况来看，一个国家人口数量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对外贸易模式、自然资源利用等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要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起飞，加大研究力度，提高科学技术，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也要适当加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进行理论创新，根据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创建有利于各类要素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机制，最终转化成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动力，建立更为合理和完善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经济实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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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一、回顾与评论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无论是在资源配置及有效利用、增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在对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日益突出起来，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个国家经济的作用，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从而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假设命题应运而生，并在近20年来出现了大量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一些利用跨国(地区)的截面数据所做的研究基本上都支持ELG假设，但对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样本数据所做的研究结果却并非如此，如Chow(1987)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7个国家做了检验，结果发现只有3个国家存在出口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差异引发了人们对所使用检验方法的有效性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的思考，而且国内已有的研究大多是运用基于OLS下的传统计量经济模型来具体测算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做没有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其结果可能会产生“伪回归”现象；另外，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是假设变量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对建模者来说，主要是根据经济理论来选择变量、确定变量间的关系形式，这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将作如下改进：(1)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再进行协整分析，从而避免了伪回归；(2)运用协整理论(Enger and Granger，1987)、Granger因果检验法，建模前不先设定经济变量之间的模型结构，而是让数据生成过程去表现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以此对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双变量分析

1．双变量平稳性分析

本部分分析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运用GDP缩减指数进行调整，得到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AGDP)和实际出口额(ACK)(由于篇幅所限，数据在此略去)，研究期间定为1983-2003年。

同时，为减少序列的波动，再对AGDP和ACK做自然对数变换，最终得到附表1中的LAGDP和LACK。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原序列LAGDP和LACK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均已平稳，故可判定LAGDP和LACK均为一阶单整的序列。

2．双变量的协整分析

由上面平稳性分析可知，LAGDP和LACK序列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对它们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结果：

LAGDP＝4.974495＋0.593354LACK

并得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对该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被接受了，说明它是非平稳的，也就是说LAGDP和LACK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不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而在前文的分析中撇开了其它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就只对LAGDP和LACK进行普通的线性回归，其结果就可能导致“伪回归”，所以该结论只能是一个初步的结论，本文将在后文结合多变量的协整分析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前文的双变量的协整检验中，得出LAGDP和LACK不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那么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ALAGDP不是ALACK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拒绝了，但是不能拒绝LACK不是LAGDP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也就是说在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不支持“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假设命题。

(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多变量实证分析

以上分析只考虑了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两者的关系，但整个经济系统非常复杂，各种经济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还存在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不一定能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反映出来。所以如果撇开其它变量而仅仅就它们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这种结论不一定可靠，可能有时得出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为全面准确考察经济增长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另外引入FDI(外商直接投资)、INV(国内固定资产投资)、CONS(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个变量以反映投资、消费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五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采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全面综合考虑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部分分析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由于该组数据是季度数据，或多或少都含有季节变动因素，为剔除这种因素的影响，就要对数据进行季节调整，运用移动平均季节乘法方法处理季节变动因素的影响(易丹辉，2002)，得到调整后的数据(数据略去)。

1．平稳性分析

对季节调整后的序列GDPSA、FDISA、INVSA、CONSSA和CKSA运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都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一阶单整的序列。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前面我们对出口贸易和GDP做了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检验，在此我们把多个变量引入VAR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原假设都被拒绝了，认为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是由前面的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其结果并不支持“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假设命题。这两个结果是否相互冲突?如果不相互冲突，那我们又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呢?仔细观察和分析我国历年来出口产品的实际情况，这两个结果其实是不冲突的，恰好说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策略，也就是说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导向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目前还不是十分显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国出口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依赖于对闲置资源的利用。我国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符合市场调节机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比较利益，因此我国出口的增长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

余资源找出路，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作用。

其次，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率的出口策略仍然停留在低水平上，未能实现由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所以我国制成品尤其是几大类的、受国家保护的、重点扶持的出口商品的增长，长期以来以价格竞争为主，靠低价取胜，这必然导致国内各地方政府一窝蜂争向同一产业，自相残杀，在国际上也必然会面临劳动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造成增加出口量而不增收外汇的恶性经济增长现象。这也就表明在制成品出口方面我国并不存在很大的比较优势；这种出口的进一步扩大不能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的原因所在(沈程翔，1999)。

3．多变量的协整分析

在前面双变量的实证分析部分，通过EG两步检验法得出了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初步结论。通过前面的多变量的平稳性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五个变量均为同阶单整的，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所以可以考虑对模型中选取的这五个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作为对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如果这五个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相应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而要建立具有协整关系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首先要确定模型中变量滞后的阶数，一般根据AIC和SC准则，选取使二者的值最小的P作为变量的滞后阶数。经过多次试验，当滞后期为P5＝5时AIC值最小(64.97)，而sc值则在滞后期为P5=1时最小(68.91)，难以确定。此时考虑使用LR检验法进行取舍(赖明勇，2002)，最终确定滞后期为5。确定滞后阶数后，再确定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协整等式的个数，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可以知道，经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在变量滞后阶数为5的情况下，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GDPSA、FDISA、CONSSA、INVSA、CKSA五个时间序列变量中有三个协整关系。

各协整系数均符合经济意义，即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及出口都存在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着反向关系，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这五个指标之间存在着三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由知，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协整关系，这与前面双变量的协整分析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结果呢?这是由于本文所考察的样本区间大多数年份的商品出口都是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因此出口总额的时间变化趋势主要是由工业制成品出口决定的(许和连，2002)；而工业制成品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时间序列并没有连续变化的特点，因而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一种均衡关系，从而由工业制成品出口决定的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也不存在协整关系。

另外，由此还可以看出：首先，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协整系数最为显著(约为1.26)，说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这是符合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的；其次，经济增长与消费的协整系数约为0.76，这说明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目前还不是很大，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内需不足，还没能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多变量的协整分析可知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式，因此可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是如何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刘晓鹏，2001)。模型的矩阵形式在此略去，模型的核心部分vecm见下式，AIC、SC的值均较小，模型估计的整体效果较好。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双变量和多变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至于其原因在多变量的协整分析中已有说明。

第二，虽然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但在综合双变量和多变量的实证分析的结果后，我们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确有导向作用，而且经济增长对出口贸易也有促进作用，它们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性联系。

第三，在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其结果并不支持“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假设命题，但是在引入另外三个变量进行多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我们得出了它们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说明出口贸易不仅仅是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二)政策建议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协调贸易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

前面已经提到决定我国总出口的制成品出口主要集中于一些低层次产品，这种出口在一定时期内能发挥我国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并获得一定的贸易利益，但是就长期而言，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提升、出口部门相对生产率优势的消失以及国外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竞争压力的加大，这种贸易利益会逐渐消失，最终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一国应该根据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口贸易部门应该通过提高自身要素生产率、改善出口结构，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出口商品的比重来带动经济的增长(林毅夫、李永军，2001)。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这种阶段性关系，必然要求我国现阶段改变现有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模式，提高资金、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比重，从而最终获取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动态贸易利益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2．加强教育投资，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这类内生增长因素。由于我国目前人力资本的积累仍处于初始阶段，人力资本往往是通过问接提高其他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小，人力资本与出口贸易未能较好地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在积极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同时，应该注重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实现人力资本与出口贸易综合效应带动下的经济增长。

3．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引导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9

[论文摘要] 本文论述了对外贸易理论发展的过程，介绍了学术界对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状况与争论，并着重分析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又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会涉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晚期重商主义学派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绝对利益论，再到后来的比较利益论、要素禀赋论以及剩余产品出路说和“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如普雷维什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地带，中心控制，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 

 

一、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吗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无论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在现在的国际分工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处在不利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当然，现在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出口贸易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我们也忽略了进口贸易的作用，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单独介绍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10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