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环境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25 03:17:37

经济与环境论文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1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开采资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生产过程是一个消耗过程,任何企业一旦投入运营必将消耗资源同时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它应把恢复和治理环境作为自己的义务,应积极对外披露环境信息。然而环境会计虽然在近30年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理论和实务尚不成熟,尤其是我国环境会计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没有形成自己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和特色。在企业层面、系统地披露其环境会计信息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机制也正在形成“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企业使用环境资源,就必须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不仅需要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在财务报表中,还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将环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环境资源的不同企业、单位和部门之间予以分配,以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是,由于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实务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使得企业很难反映和控制其环境资源及耗费和补偿情况。

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传统会计核算只考虑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很少考虑环境因素,现行的财务报表中提供的货币信息局限于能够按以货币计量的业务和事项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信息使用者无法了解企业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及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使得需用货币计量的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等信息的披露缺乏可操作性,这将直接影响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3.会计准则的制定未充分考虑环境责任和环境风险。传统会计理论对产品生产中环境成本未加考虑,在宏观层面上虚增国家财富,为此,建立一套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对经济发展中环境资源的耗费和补偿进行反映非常必要。但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对环境会计要素没有给子确认,由于缺乏环境会计行为规范标准,也无法统一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及披露模式,给环境信息的披露带来一些困难,现行的会计制度中,仅在企业“管理费用”会计科目中设置了“排污费”,和“绿化费”,项目,缺乏相应的核算体系。因此,应尽快制定有关环境会计准则,建立与我国环保要求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让企业如实记录和反映环境管理活动,充分披露其现实和潜在的环境责任及其面临的环境风险。

4.环境法规体系不健全不利于运用环境会计披露。在特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发生矛盾时,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多数企业不会主动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也不会自觉地增加环境支出,即使增加了相关环保支出,企业也因怕损害其环保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不愿意主动向社会披露其环境信息,近年来,我国虽相继了一些与环境要素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环境法规体系仍不健全,内容笼统,与实务操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立法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执法的力度都需进一步明确和加强,这些因素不利于在实务中运用环境会计披露环境信息,传统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缺陷,无法完全适应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现代会计应考虑环境信息的披露

在传统会计核算中,资产负债表对部分环境负债未作确认,利润表中同样未确认企业采取环境治理措施发生的支出,最终导致信息使用者不能客观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此,现代会计应增加环境信息的披露内容:

1.环境信息应纳入会计报表范畴。大量的环境信息,如环保经常性支出,环保研究开发费用,环保治理费用等可以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负债的确认,以及利润表中成本与费用的确认,应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尽管环境成本如环境污染补偿成本、环境损失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被认为是社会成本部分,而非个别企业生产成本部分,但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接受环境成本是企业总成本的构成,企业应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其目的是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的转变将使环境信息被纳入会计报表范畴。

2.会计的作用在于提供企业经济和财务信息,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环境管理部门需要了解企业执行了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评价企业的环境业绩。二是由于环境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受益和风险,联系着未来的负债和费用,因而,许多投资者愿意将传统财务报表中的收益能力与环境信息联系起来进行各项财务指标的分析。而且,近来有些国家的投资者出现了将收益与环境并重地看待而不能只看中收益,投资对象的“绿色投资”趋向。三是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有的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信贷决策依据,甚至有的还成立专门的“绿色银行”了,把环境问题作为首要的方面考察。四是消费者与社会公众随着环保教育水平的提高,日益注重企业的环保形象。会计为了能使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各方的需要,势必被要求向国家各职能部门提供所需的环境信息。若会计消极对待环境信息的报告,与那些注重环境并在环境改善方面有所支出的企业相比,在对外报告中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不很理想,但无疑破坏了企业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将不利于环境保护。

三、构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目前,会计学界提出的绿色会计、生态会计或可持续发展会计,其目标就是解决会计如何向外界提供企业环境信息问题。由于环境会计起步较晚,环境会计准则尚未出台,因此环境会计报告体系尚无统一的要求。笔者认为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应采用独立报告披露和专题报告分析两种模式。

1.采用独立报告披露模式。选择一些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对国民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国家重点建设行业或上市公司作为试点,在传统财务会计报告中,可以在文字说明、补充资料、附注等形式,揭示一些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重污染企业一般可以按照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如某地区污染企业数量,总量比重法、万元产值平均法等方法进行判断。中国证监会应要求企业在上市时将企业是否属于重污染企业重点披露。在会计核算上,环境会计的核算内容可以暂不纳入日常的会计核算体系,可从现有的会计资料中取得与环境会计有关的资料,直接形成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可用一些准确的数据指标或货币指标予以披露,并可辅之以文字说明;如果在日前状况下,不能获取相对准确的数量信息,则可用文字加以叙述。独立报告披露模式的内容应包括企业简介与环保方针、政策,环境标准如废弃物、产品包装、产品污染排放、循环使用等信息、环境会计信息包括环境资产,环境支出、环境负债、环境治理准备金、环境收入等以及环境业绩信息如环境治理与投资、奖励和环境审计报告。

2.采用专题报告分析模式。在现有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会计科目会计报表和报告内容的方式报告企业环境信息。并通过报表分析如大气污染指标;水质污染指标;噪音污染指标;资源破坏程度指标等评价环境污染程度。通过报表分析如主要用于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资源产出率;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水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再生率;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率;废钢铁回收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降低率等指标反映通过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降低废物最终排放量、减轻环境污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完善的环保法规,并充分发挥其环境执法的效力;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资源产品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反映消耗的自然资源价值;形成比较完整的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逐步消除实务操作中的主要障碍,如环境信息计量障碍、环境成本分配障碍等;制定出完善的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使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的标准,实现实务的可操作性与统一性;制定出统一的环境审计标准,实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高雅军信小娟试论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林业科技情报2004.3

[2]林光侨环境成本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煤炭经济研究2004.6

[3]安庆钊环境信息披露模式探析经济师2004。2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2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发展

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

生态环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虽然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十分相近,但两者并不等同,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被包含关系。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与金融这个社会科学的概念相结合,便产生了具有崭新内涵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个概念。

从理论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进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广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狭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生态环境,即某一区域范围内金融运行所涉及的所有影响因素,其状况的演化与变革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的前提和基础。由此,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与通常的金融市场的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发展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观念的体现。

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良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地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促进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本身基础差,起点低,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下遗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尚远不能满足该地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有些企业利用破产法的不完善,以破产逃避还债,导致银行内大量坏账的产生;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及其相应的管理系统,银行在通过借款人信用对贷款风险作合理评估方面还有很多困难;由于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标准不高,“骗贷”现象依旧屡禁不止;相关的中介行业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买通作假。所以,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达到金融与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适应新形势下对内、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吸引外资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过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个方面)鼓励外资到本地进行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这种在所得税、土地等生产要素上,对内资、外资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将对本国以及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对国家和本地区的税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应该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内开放,逐步实现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内外资优惠政策体系的并轨,逐步把外资的激励机制由优惠政策转变到公平竞争的软环境上来。而建设公平竞争的软环境的关键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金融核心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对区域金融的发展,从而形成两者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机制。因此,应该采取措施,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吸引资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加强和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三、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

(一)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加快本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区的市场经济氛围,不断改善经济运行环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和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强和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使地区经济真正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深化本地区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完善公司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报表行为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赢利能力,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二)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

健全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规范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特别是在企业合并、分立、中止等过程中,要突出和强化银行权益,切实保证债权人权利。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评价体系,各级有关部门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制定出统一的信用体系、规范标准和查询体系,提高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为银行在考察贷款申请者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重塑“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加强全民信用教育,强化道德约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质。

(三)加快地区金融市场建设

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树立区域金融机构的优势;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培植一批诚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形成良好的中介行业道德风范;要继续提高审计、会计、信息披露等标准,在向高水平国际标准看齐的同时,结合我国自身行业和企业制度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的审计、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还需要在标准的执行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保证审计会计准则不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都得以真正严格执行。

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地方政府应重视商业银行在内部评级中对本地区的看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评级等级,以此争取商业银行在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等方面对自己给予支持。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务公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政府服务收费,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合并或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进一步简化抵押、评估费用和手续,降低企业经营和信贷成本。

参考文献:

1、徐亚军.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6(6).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3

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论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通过国内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领域,不仅存在国家间经济安全,而且存在着国内—国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安全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面对国际力量与国内社会的双层压力,这严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5,20,21

[3]何贻纶国家安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3

[4]JeffryAF,David,L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PerspectivesonGlobalPowerandWealth[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5]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与评价指标体系再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6]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J]国际政治研究,2000,(1)

[7]March,JG,Olsen,JPRediscoveringInstitutions:TheOrganizationalBasisofPolitics[M]NewYork:FreePress,19895

[8]王缉思美国政治变革与这场金融危机[J]国际经济评论,2009,(5-6)

[9]Россия,вперёд!СтатьяДмитрияМедведеваhttp://wwwkremlinru/news/5413

[10]БН库济克,МЛ季塔连科2050年:中国——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

[11]ThomasRisse-Kappen,ed,BringingTransnationalRelationsBackIn,p20

[1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20

[1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21

[9]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与国内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9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4

1.产品出口的结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品的出口结构以初级原材料为主,企业的经营方式主要以粗放型为主,这会严重浪费资源,进而导致环境污染。然而,伴随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初级产品以及污染较重的产品仍旧占据较大比例,粗放型的经营模式,不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现阶段,我国排放的污染物已经超出环境容纳的容量,大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较高,给人们的身体健康留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2.进口贸易。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健全的风险评估体制,进口了一部分有毒废弃物,严重威胁我国的生态环境。例如,在我国广东沿海地区,部分乡镇企业为了获取经济收益,进口大量有色金属废渣,以及部分有毒废弃物,在废弃物进行再生的过程中,将会严重污染我国的生态环境。

3.国外投资。自从我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之后,部分外国企业逐渐进入我国,尤其是跨国公司,外国企业的进入会为我国企业的经济发展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生产技术以及控制污染的主要设施。但是,也会存在很多问题,外国企业在投资我国企业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进而将污染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我国。因此,面对上述问题,如果我国不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环境壁垒。现阶段,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切入点,通过立法形式,制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制定大量环境准则,以阻碍外国产品的进入。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出口更多的产品,使其无法赢得市场竞争力。

二、强化我国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协调发展的主要对策

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应当处理好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断强化环境质量,以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1.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1.1建立健全绿色贸易壁垒研究机制。现阶段,为使我国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协调发展,相关管理部门应当经常开展二者的理论研究会议,收集各个国家与绿色壁垒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影响我国出口的绿色壁垒,应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且采取有效的防范对策。如果发达国家违背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即非歧视原则,不能科学、合理的利用绿色壁垒,我国应当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此外,我国应经常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进而共同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1.2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最近几年,我国虽然已经签署了与贸易相关的环境保护公约,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法律法规的具体细则,并且大部分法律法规仍旧停留在行政立法阶段,并且立法层次也有待提高。此外,我国还应不断改进环境标志制度,在完善环境标志的过程中,应当做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出口产品质量标准、制造工艺以及产品认证的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据国际基本标准和原则,进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其次,我国应强化管理进口商品的各个环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严格审查外资产品进入的各个环节,以免外资企业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如果外资企业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应当进行严格的整治,以达到我国环境标准的要求。

1.3调整和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在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我国应依据自身发展的实际,科学、合理的配置资源,对于部分附加值较小的初级产品,应当限制其出口。此外,我国应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的切入点,不断强化出口产品的环境保护标准,以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出口与国际标准相符合的产品,不断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实现出口的可持续发展。

2.企业应当解决微观问题。

2.1树立绿色的营销理念。绿色营销是指: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以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准,通过使用营销工具,满足社会需要的经营销售活动。因此,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应以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协调发展为基本原则,以环境保护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以绿色消费为主要的切入点,进而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贯穿于企业生产各个环节,以使企业经济收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的满足消费者的变化需求,进而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2加强绿色管理。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对于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应考虑是否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企业获得国际绿色环境标志,通过使用绿色环境标志,以不断强化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环境保护的标准,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占据较大比重,加快我国企业的发展进程,以使我国经济稳固的向前发展。

三、结语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5

[关键词]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 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130-05

十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环境经济政策就是这一类制度的总称,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环境经济政策是一套政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生态补偿、绿色贸易、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产权交易、环境补贴等具体政策手段,它是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结合,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因此越来越受到各国环境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环境经济政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基础环节。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始终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伦理学的高度关注,不仅体现在问题聚焦上,还体现在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变革上。环境问题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作为文明进程中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伦理学,对于环境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应该保持敏锐的洞察,这是伦理学关注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的一个基本途径。环境制度是环境保护的支柱,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制度中后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员,将会对环境制度乃至人类保护环境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伦理学视阈来关注环境经济政策,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伦理学的理论论证来促进政策的制定。然而,伦理学为何选择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类制度,又何以有资格来审视它,以及如何来审视和促进它,这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现代伦理学的理论特色

在讨论伦理学与环境经济政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伦理学的现代形态及其历史使命进行阐释。伦理学是一门研究道德现象的科学。伦理学既是一门哲学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还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传统的伦理学以善、幸福、公正等为研究对象,始终存在规范主义与德性主义两条路线。上世纪初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注重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元伦理学成为西方伦理学的主流。元伦理学努力使伦理学靠近实证科学,却使伦理学脱离了实践领域,失去了直面现实道德问题的勇气。二战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使伦理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实践领域的道德问题,应用伦理学就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诞生的。此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被合称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相对应。应用伦理学和传统理论伦理学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应用伦理学运用理论伦理学的理论、原则等研究现代道德问题,但“问题域”有所不同,它不关注私人问题而侧重于对现代公共问题和公共制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应用伦理学也在对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中发展着理论伦理学。因此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就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方式的转变,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仅靠个人道德品质就能维护社会秩序。现代人摆脱不了公共性,公共生活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土壤。在精细的社会分工之下公共性又呈现出不同的专业、行业、职业领域,这一个个专业领域就是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域”。为应对各个领域出现的公共问题,应用伦理学产生了多个分支,如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社会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从传统理论伦理学到现代应用伦理学,不仅仅是“问题域”的转变,更是价值观的转变。应用伦理学的实践向度也表明,伦理学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伦理学既要在生活中汲取智慧源泉,又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

中国的应用伦理学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应用伦理学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本质上还是因为我国现实社会中道德挑战的迫切需要,由于中国传统伦理一向关注现实的理论品质。我国的伦理学并没有经历西方的“规范伦理学一元伦理学一应用伦理学”的发展路径,不存在那种跳出“语言分析”的伦理学自我纠正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必去纠结于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进程来构建中国的应用伦理学,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中国传统伦理学从一开始就不注重形而上问题的探讨,始终具有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践向度。重视用价值规范来引导人生,这一点同现代应用伦理学不谋而合。但是由于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通过暴力革命,因此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一个自然的转变,以致对现代问题的探讨总是沿用西方的概念和方法,还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话语权。这一断裂现象造成我们不能很好地运用传统伦理学理论来指导应用伦理学的建设,为应用伦理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提供价值导向。搭建传统理论与现代问题之间的桥梁,既是中国应用伦理学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应用伦理学审视现代公共问题、公共制度的必要理论基础,更是使中国应用伦理学不沦为为西方应用伦理学的附庸,不论现实问题的“应声虫”的不可回避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二、伦理学为何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

现代社会正处在文明的十字路口,工业文明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空前的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健康与发展。在扬弃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态文明,已不仅是理论上的呼吁,也是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生态或环境问题的凸显似乎正在颠覆一个时代,同时也在缓缓地拉启着另一个时代的帷幕。”生态伦理学在这场生态文明的革命浪潮中一直担任着理论先锋的角色,生态伦理学为各国的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各具特色的生态伦理学理论为不同形态的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运动提供了价值支持。

不仅仅是生态伦理学,而且是整个伦理学都要参与到要这场生态文明革命中,因为环境问题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学科都不可能逃到这场革命之外。伦理学一方面要通过审视和反思环境问题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关怀的视野中,使伦理学理论符合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伦理学不可能通过静坐沉思的方式获得发展,它必须与现实保持一种有张力的互动,才能实现发展理论和服务于现实的双重任务。制度是文明的载体,关注制度是伦理学干预现实的一个基本途径,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也是现代伦理学的历史使命之一。

环境制度在这场关乎文明转向的制度变革中,应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它是最直接体现生态价值观、最直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形式。经济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必须要有生态生产力。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它促进生态文明生产力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权利一义务关系的规定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生态化。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经济的活动迟早必须也应该是生态的活动。”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下,整个社会制度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消除那些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制度障碍。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代表了制度转型的契机,它的经验对于今后制度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往环境伦理学分析环境问题主要基于宏观文化和微观人性的视角,较少从中观的制度层面入手,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谈及环境制度建设问题,但都不够深入和系统。我国的应用伦理学进入政策制定层面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国环境伦理学始终面临理论呼声高、实践力度弱的问题,因为它忽视了对本土视阈的环境保护实践及其政策法律的关注,很难为我国的环保事业所遇到的重大矛盾、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指导或价值参考。

缺少实践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不仅对环境保护实践难有裨益,而且对自身的理论建设也是非常不利的。关注环境经济政策,不仅是伦理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的需要。作为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时时都要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经济学注重“成本效益”分析,往往自称“价值中立”,是一种工具理性,不可不说是受到了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影响。工具理性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目的问题,它使发展失去目的性,使经济成为一列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使环境问题接踵而来。总之,没有伦理学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环境经济政策也是贫乏的,非常容易误入歧途和遭遇发展瓶颈,再加上我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迫切和各级政府GDP至上的价值取向,使环境经济政策在制度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障碍。

实际上,环境经济学正是带着打破传统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目的产生的,它使经济学带有更多的生态向度和人文向度,它需要结合生态学的知识、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和经济学的成本计算。因此,环境经济政策也需要这三个学科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到价值观影响的,伦理学的价值精神应当成为环境经济政策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的整体智慧来为其提供价值导向,审视其制度安排的正当性。相应的伦理考量有利于确保政策总体方向的正确性,减少制度设计的短视和盲目。总之,环境经济政策的伦理学研究是环境经济政策和伦理学的共同需要。

三、伦理学何以能够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何以能审视环境经济政策,考察的是伦理学有无理论能力和研究方法把环境经济政策置于自身的研究框架内,从而实现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有效评价、批判和推动。

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现代公共制度,从一般的角度来看,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审视制度,是因为伦理学和制度存在内在的相通性。制度总是人们带有一定的主观自觉性和价值目的性进行实践的成果,制度的各方面都渗透着伦理性,而伦理学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和特殊的实践科学,它对制度的价值问题具有指导作用。伦理学与制度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这是伦理学能够审视制度的基本前提。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其中又集中体现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利益分析法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问题实质上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中又交织着各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然而,在环境问题中,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已经超出了传统利益关系和伦理关系的范畴,它触动到了文明的根基,即人们对待自然的根本态度。因此,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有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目标,才有了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各项举措。

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对象是人,不管是传统的理论伦理学,还是现代应用伦理学,虽然关注的问题域、研究方法和价值理念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只不过传统伦理学更关注德性主义下的人,而现代伦理学更侧重于公共制度下的人,人就是使伦理学和制度能够形成内在一致性的桥梁。环境经济政策展现了生态危机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矛盾的最终解决必须诉诸人与人关系的和解。环境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私有化的途径来减少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冲突,通过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来促进人在使用自然资源时的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道德水平、人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具体地看,政策的制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对象都是人,人的价值观念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此包括环境经济政策在内的一切制度在根源上的问题都是伦理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催生了生态伦理学,它的一些基础理论,如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等,成为我们构建和评价环境制度的基础。然而,生态伦理学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很多理论还在探讨。关注环境经济政策这一特殊公共政策对于伦理学而言无疑是个重大挑战,这一挑战不可能由生态伦理学独自完成,还需要融汇应用伦理学其他分支的理论和方法,如经济伦理学、制度伦理学、发展伦理学等。与此同时,伦理学还要打破自身视阈,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优秀理论和方法,如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法学、生态学等。

环境经济政策是不断发展着的,随着新经济手段的开发和应用,政策会朝向复杂化、系统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伦理学不仅要关注环境经济政策的宏观价值问题,还要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的伦理性。因此,伦理学要坚持实践的品质,扎根于生活,紧紧围绕价值关怀和人文关怀,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提供目的性导向,使之更富于人性、更富于自然性、更适合于国情。

四、伦理学如何审视环境经济政策

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关注实践、服务现实是伦理学的理论品质。然而,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的理论特质决定了它观照实践的方式是间接的。哲学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哲学也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哲学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因此对于制度的价值审视就成为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主要任务。

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有其特殊性,“哲学与其他一切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自己确定不变的研究对象,它在‘已经给定的秩序中没有一个划给自己的活动范围’,在现存世界中找不到自己‘固定的地盘’,它的功能既不能如常识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见效,也不能如实证科学一样在操作层面体现,而只能从其‘价值批判’性活动中才能找到”。因此,价值审视是伦理学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式,它有如下几个主要途径。

第一,基于整体视阈的文化背景反思,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背景性问题,如影响人们环境行为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历史根源、政治根源、社会结构等问题当中的价值问题,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种整体上的价值观览,使环境经济政策更能与整体社会价值观契合,从而巩固其地位的合理性。

第二,审视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既关系到政策最终的合理性根源和政策的发展方向,又关系到各项子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实际上,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正是因为缺少明确的价值理念,导致政策发展目的不明确,屈从于经济发展目标,致使各项政策手段之间缺乏整体的协调性,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两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政策的自洽性。伦理学要为环境经济政策寻找明确的价值理念,解决政策发展的目的性问题,促进政策手段之间的协调发展,推动环境经济政策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合理的政策体系。

第三,提炼环境经济政策技术标准中的价值问题。环境经济政策涉及很多技术标准,包括各种环境指标、监测标准和各种形式的市场价格标准,这些标准不只是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其背后还反映了深刻的价值问题。环境是客观存在的,而环境标准、环境物品的市场价格却是人为制定的,人的活动必然含有一定的价值性,体现了主体的好恶倾向。比如环境税。税收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就是税基和税率,税率标准的制定就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倾向,它既影响着环境税的有效性,又反映着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民生等问题的综合考虑。伦理学要善于从这些数字背后提炼出价值问题,帮助政策更有效地实施,也要考察这些技术标准能否有效支持政策的价值理念。

第四,考察环境经济政策的主体性问题。制度是人的实践成果,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制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因此考察制度就一定要考察人的问题。环境经济制度涉及的主体有三大类:政府、市场主体和公众。政府主体可分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市场主体可分为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公众可分为消费者、民间组织和一般公众,这些主体的价值倾向都影响着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都是伦理学要考察和研究的。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6

关键词:生态文明;概念体系;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2605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持续关注。在观点表达上,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协调、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相关概念已相继出现,并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些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科学有效地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正确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概念体系。当然,在这一概念体系中,概念数量众多,并且在内涵与外延上各有侧重,若不能科学厘清这些概念与生态文明概念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则容易造成认识的混乱与实践的困惑。

一、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人与自然和谐,也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02年,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总结历史得出的深刻结论和正确选择。”\[1\]人与自然和谐更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2\](p69-70)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2\](p706),简称为“三生”共赢。其中,生产发展是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发展生产和保护生态的最终归宿,生态良好是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的先决条件。“三生”共赢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如何?胡锦涛指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加快实施生态工程,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p463-464)“三生”道路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反复提到的一个重要思想,而且都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问题一起论述。这意味着,“三生”文明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是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概念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三生”共赢,建设生态文明要走“三生”共赢发展道路。这就告诉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本质所在。这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工业文明是人与自然分裂与冲突的不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内在统一与和谐共生的和谐发展\[4\](总序6)。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生态文明,都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区别仅仅在于,狭义生态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视为全部内容,广义生态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看成部分内容。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黄娟,等:生态文明:概念体系与内在逻辑二、经济与生态协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经济与生态协调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简称,这是党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2006年,温家宝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着两大矛盾:一个是不发达的经济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这将是长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发展。另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

大的矛盾,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个矛盾要靠科学发展。”\[5\](p5)十七大报告更是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列为前进中面临的八大问题之首,足见生态经济基本矛盾的严重性。

为应对生态与经济基本矛盾,我们党提出了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思想,并初步形成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6\]。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3\](p16)李克强进一步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工夫,在调整经济结构上求突破,在改进消费模式上促变革。”\[7\]这些论述深刻表明,要解决生态与经济矛盾,必须从经济方面入手,使经济发展建设在良好生态基础上。只有协调经济与生态关系才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促进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因此,经济与生态协调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

三、“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两个最容易混淆的概念,也常常被混用或互换。十六大以来,迫于能源等多种资源的紧张形势,我们党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思想。由于资源消耗将会造成环境污染,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两型社会”的概念与思想。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8\](p5)该规划建议及后来通过的纲要,都将建设“两型社会”确立为“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十分重视“两型社会”建设,十七大以来不仅发展了相关思想,而且更将“两型社会”理念一步步推向了社会实践。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3\](p19)。同年底,中央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将“两型社会”建设从理论层面推向了实践层面。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明确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性、紧迫性、现实性,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党没有明确“两型社会”含义,但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是其基本内容,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胡锦涛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战略任务。”\[9\](p45-46)这一论述以及相关论述表明,建设生态文明与建设“两型社会”任务相似,但建设“两型社会”是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我们要通过建设“两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关系密切,但后者是前者的生态基础和建设任务。一些学者与相关部门,将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生态建设或环境保护,将会降低生态文明的地位与作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只有上升到生态文明高度才能建设好,就事论事只能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江泽民时期我们党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可持续发展就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的生存需求,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合适的生存空间。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成为其一项基本要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3\](p12)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是由环境与发展问题,特别是环境与经济矛盾转化而来,解决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观形成的重要背景。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2002年,在南非全球地球峰会上

,国际社会形成了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的新认识,其中,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前提,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保证。可持续发展就是协调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关系。这一新认识丰富了可持续发展基本内涵,与学术界的广义生态文明的外延相类似。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紧密相关。

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2002年,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10\](p462)实现经济与生态、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已经受到党中央重视,甚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也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但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至今没有引起关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经济与生态协调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这就决定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9\](p45)这为我们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归宿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重视经济建设轻视社会建设,导致我国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引起了党中央高度关注。2004年,党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和谐社会。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奋斗目标,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重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建设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五大建设的奋斗目标与最终归宿。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胡锦涛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2\](p715)这是告诉我们,生态和谐是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乃至人的身心和谐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基础,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建设生态文明是要奠定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11\](p675)。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必须建设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等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11\](p651),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重点。《决定》在“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部分还提出:“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要求“优化产业结构、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加快环境科技创新、完善环境保护政策等”\[11\](p656-657)。这些都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及其措施。 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信奉经济增长优先的传统发展观,遵循传统发展观支配下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是造成人类社会生态与经济冲突、人与自然矛盾的深刻思想根源。党中央,尤其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传统发展观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思想。

2008年,胡锦涛在全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指出: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摆在突出位置,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因为,建设生态文明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和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使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和

文明理论由原来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自然的世界”,反映了当今世界和人类文明的最新发展理念\[4\](总序2-3)。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应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点领域。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节约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不仅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文化需要为本,也要以人的生态需要为本,建设生态文明可以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不能局限于生态环境建设,也不能停留在经济领域,还必须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民生等建设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相统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统筹发展,针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的情况,我们必须统筹城市与农村、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引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功。

七、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

尽管学术界多年前就提出了绿色发展概念,但党中央是在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发展大趋势、绿色崛起成为我国发展大背景下提出该概念的。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其重要任务,其中要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更为重要的是,2011年“两会”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绿色发展是其重要篇章。绿色发展成为了“十二五”规划的最大亮点。胡鞍钢认为,“十二五”规划是中国第一个绿色发展规划,标志着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成为中国本世纪上半叶实现绿色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2\]。

什么是绿色发展?2010年,胡锦涛在两院院士会议上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13\](p747)2012年,温家宝在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伙伴论坛上进一步指出:“当前,绿色发展正在全球兴起,发展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创新绿色科技、生产绿色产品、开发绿色能源、倡导绿色消费,不仅有助于减缓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而且可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提供新的就业岗位。”\[14\]绿色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尤其是经济发展绿色化,是要通过发展绿色产业、绿色科技、绿色经济、绿色消费等措施,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强化背景下,将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基础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观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采取绿色发展模式。为实现绿色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并明确了具体任务,主要包括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只有选择绿色发展模式,我们才能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八、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面对经济与生态的尖锐冲突,党中央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及其思想。2002年,江泽民提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1\]这应该是我们党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出循环经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14\]。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

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p959)

党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循环经济,是因为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及其基本特征,决定了循环经济是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也意味着,循环经济可以在建设“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8\](p18)十七大报告将“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措施。“十二五”规划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绿色发展重要内容。我们党将发展循环经济视为建设“两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 候问题的日益突出,催生出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新概念。绿色经济是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知识、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实现生态资本增值的可持续经济。从实践层面上说,绿色经济是生态文明时展的全新经济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它们都属于绿色经济范畴,都是绿色经济模式的现实体现\[4\](总序3-17)。不管三个概念具体内涵有何不同,它们都是协调经济与生态关系的重要经济形式,因而都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15\]。参考文献:

[1] 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1017(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4\] 刘思华.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总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5\] 温家宝.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6\] 黄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 李克强.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讲话(全文)\[eb/ol\].chinanews.com/gn/2012/0104/3580887.shtml,20120105.

\[8\] 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五规划纲要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

\[10\]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2\]胡鞍钢.中国“十二五”规划与绿色发展\[j\].中国水利,2011,(6).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7

[关键词] 循环经济 生态旅游 资源 开发保护

一、相关概念分析

1.循环经济理论的含义、本质及遵循原则

循环经济就是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按照生态规律规划、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及环境容量,尽可能以可循环利用的资源为来源,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融资源开发、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为一体经济活动,以使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充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少的程度,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得生态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向,实现人类活动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循环经济中的物质利用模式遵循了生态规律,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因而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在实际操作中,循环经济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再循环原则。减量化原则是针对输入端的,旨在减少物质和能量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从而达到尽量节约资源及减少废弃物排放之目的;再利用原则:目的在于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地使用产品,延长产品从投入使用到成为垃圾的时间;资源化原则(再循环原则):就是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实现回收利用的最大化,以减少末端处理量。

2.生态旅游城市的概念

生态旅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旅游新时尚,生态旅游的主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满足人们对自然区域的向往,保护其资源与环境;二要考虑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使经营者意识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并重性,从而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促使旅游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与传统旅游最本质区别在于实现经济、社会和美学价值的同时,寻求适宜的利润和环境资源价值的维护。生态旅游区的建立则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根据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此对生态旅游城市进行如下定义:所谓生态旅游城市是指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旅游学的原理,遵循生态规律与城市发展规律,以生态城市的建设为基础,以城市生态旅游为主线,以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新型城市。

生态旅游城市是生态系统、旅游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平衡体系。建设生态旅游

城市,必须要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促进文明、舒适、可持续的人文环境的发展。

二、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的内在联系

1.两者都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论

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宣言,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诞生。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强调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它能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障碍――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自循环经济诞生之日起,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而生态旅游与循环经济的关系甚为密切,早在1983年“生态旅游”一词被IUCN生态特别顾问谢贝洛斯理解为: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环境,旅游方式是不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里已蕴涵了可持续发展的特质。现今,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它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并将持续发展理论充分体现于旅游业各个层面的一种全新的旅游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生态旅游的核心理论,也是生态旅游的灵魂之所在,因而,可以说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因贯彻可持续发展而联姻,同时生态旅游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着循环经济之路。

2.两者都以生态经济为实质内容

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其实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将经济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的一个分支率先触及了循环经济的实质――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而生态旅游无论其核心理论、支撑理论,还是相关理论都体现出其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实质是实现旅游业发展的真正生态化。

三、生态旅游城市的循环机制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无规划,造成了城市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文明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建设生态旅游城市,重视循环经济理论在城市建设规划中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

生态旅游城市的建设就是城市生态发展的结果,倡导的就是城市与自然环境、人与生存空间的和谐统一及良性循环。生态旅游城市建设应该充分认识城市的循环结构系统,并应该借鉴生态系统的共存原理,加强城市系统的内部循环与优化,实现物质与能量的高效利用,尽可能地节约资源与能源,建立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建立城市与自然环境、人与生存空间的和谐统一及良睦循环。

生态环境是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循环经济理论是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取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上,应该把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和城市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并实现其内部之间的循环和谐,进行生态环境建设,从而建立生态城市系统,取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生态旅游城市,要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根据循环经济理论,以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谋求城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经济社会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而放弃发展。既要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休憩质量,又要确保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和循环经济型的现代城市发展之路。

四、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旅游城市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城市旅游资源是城市居民所共用的自然、社会资源,其开发利用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融入循环经济理论的原则对城市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地、综合地开发与保护,并将其与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融入一体,从而使城市旅游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城市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应该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3R原则,系统地减少和避免过多的旅游资源破坏,进行合理的规划,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旅游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促进生态旅游城市的建设。

1.重视对城市旅游生态的综合保护

对全民进行教育和宣传,更新陈旧观念,提高生态保护的自觉性。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旅游业是“无烟工业”,忽视旅游污染的思想观念。同时,加强对旅游城市和景区生态环境的监测,及时治理污染源。要建立和健全旅游城市和景区的生态管理和监测机构,制定科学的生态保护指标体系、培养和提高生态保护的专业技术队伍,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监测和治理。另外,还应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基金,除由国家从旅游收入中适当拨款外,主要应由游客和旅游经营单位缴纳,以弥补生态资源的耗费。生态环境基金也要建立有偿使用机制,使之不断增值。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开发、保护城市旅游资源,必须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目前国务院己颁布《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环境保护法》、《森林保护法》、《海洋保护法》等10个有关保护生态的法规,并酝酿制定《旅游法》。各城市及其旅游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法规,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并逐步组建一支生态执法队伍,宣传生态法制,严肃处理破坏生态的案件,培养公民的生态法制观念,促使生态保护走上法制的轨道,蔚为风气,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才能实现良胜循环。

2.重点保护城市的建筑格局和文化遗产

城市是立体的图画,流动的风景线。城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建筑物既是物质产品,也是文化产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和结晶。大众的流行文化和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城市名胜古迹、建筑景观不一样。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开发城市旅游资源时要注重保护历史遗留的古城遗址、古建筑风貌,加强各名胜、景观、景点的防火、防盗、防腐蚀等安全保护措施,加强人们对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同时加强执法监督,杜绝破坏景观、景点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3.通过城市现代化建设优化城市旅游环境

旅游是一种全方位的体验和享受,游客到一个城市首先接触的是城市的旅游环境,它体现着城市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水平。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从而创造优美的城市环境。目前,各城市都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并在不断改善、提高城市的综合环境质量,如各城市均在努力争取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文明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另外,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提供了现代化科学技术,从而提供便捷的交通、通讯,满足了旅游者对旅游城市、旅游景点进得去、出得来,交通方便、安全、舒适的要求。再次,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也加强了城市的法律效力,使得城市旅游能够做到依法加强管理,从而保护景点、景区的旅游设施,以及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1]杨正泰等:旅游景点景区开发与管理[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张广瑞等:2002~2004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8

关键词:经济学;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

基金项目:湖南省环境教育研究中心2014年度开放基金项目“企业环境教育模式及绩效测评研究”;衡阳师范学院教学教改项目“渗透式环境教育与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JYKT201402)”;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区域经济学”资助

在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进行环境教育对于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知识和环境道德知识,促进新型人才培养、教育改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我国经济学专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经济管理类人才,这些优秀的经济管理人才在各行各业担负着领导和决策职能,然而在决策过程中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的理念和行为模式却加重了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方式。因此,本文分析了当前经济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环境缺陷,并借鉴国外经济学专业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最后提出了适合生态文明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

一、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无视环境价值性

经济学起源于古希腊的家政管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才呈现在高等学府。我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各大知名高校纷纷开设经济学专业,传授经济学理论与知识,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经济管理人才。从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经济学专业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发展、稳定发展三个阶段,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要求,各高校开始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国际接轨。总体来讲,经济学学科发展呈现出精、尖、深的发展趋势,与数理学科融合明显的同时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分离的趋势并存。随着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也逐步展现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绝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健康幸福为代价发展经济,然而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无视环境价值性更是加剧了环境承载负担,越来越背离“美丽中国梦”的实现轨道。

(一)培养目标价值取向单一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价值取向的综合反映,关涉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好坏。从当前我国各大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均突出以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导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操型人才为目标。然而遵循这一价值取向的经济学人才培养目标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坚持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实践管理工作中大多倾向于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目光短浅,行为短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持,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决定经济发展的质量。面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现状,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单一价值取向已完全不能适应生态文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二)课程设置不全面

课程设置是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在高教司的调查中,我国经济管理类学生应具备综合素养、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专业知识、社会责任感五方面能力,然而从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来看,要满足这五方面能力还远远不够。例如,在课程设置方面经济学专业均开设《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主干课程,而这些课程都过分强调理性经济人假设,物质利益最大化,无视环境的价值性,带有明显的环境缺陷,专注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而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及社会责任感等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为考虑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融合,无法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

(三)教学内容陈旧

教学内容的设计直接关乎学生知识结构体系的塑造。我国自开设经济学专业后一直沿用西方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强调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数量模型设计与推导,不注重考虑环境成本和生态补偿,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未能引导学生把经济学放大到整个自然环境系统中去思索,无论是经济人假设、还是生产函数、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以及我们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GDP都不考虑环境成本,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念相脱节。这些不考虑环境成本、环境代价的经济学知识一旦被运用到实践,各级管理者就会想方设法追逐利益最大化,置生态环境于不顾,这样,所培养出的经济管理人才自然无法担负起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

二、国外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借鉴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上升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一系列世界公害事件的出现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境保护除了法律、行政等强制约束外,更重要的是教育。渗透式环境教育是将环境知识分散于文、理、工等学科教学中,通过各门学科课程化整为零地实施环境教育,使学习者在各学科的学习中获得环境保护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深入学生内心世界,以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提升学生环境保护自觉性。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主张环境教育应渗透到所有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并在环境教育的内容、特点、方式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引入环境和生态科学的内容,形成“环境经济学”这一学科分支,为人类克服经济发展与环境危机的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尤为强调经济系统的环境分析,注重吸收最新的环境资源性、有价性和稀缺性理论,逐步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伦理观。

(一)环境价值观深入每个教育管理者心中

教育管理者在环境教育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环境价值观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教学管理者。在国外,很多教育管理者本身就是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日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自身已经确立了深厚的环境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在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已经成为每个教学管理者的自觉活动。

(二)课程设置规范、全面

国外经济学为适应时展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中。西方经济学吸收生态学、环境学等学科内容,形成环境经济学学科分支,为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由此,国外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把有关环境教育、环境经济学等课程作为必修课程,课程体系更加全面和系统,引导学生把原有孤立的经济系统放大到整个生态系统中,让学生学会在社会生产实践中考量环境价值。

(三)重视各教学环节的渗透式环境教育

在国外,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实践教学都非常重视渗透式环境教育。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案例分析将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通过辩论讨论的形式将西方经济学推崇的生产消费观转变为适度消费绿色消费观。此外,国外充分利用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渗透式环境教育,例如,在学生专业实践活动中,深入企业了解整个供应链管理流程,产品制作过程的清洁工艺,三废循环处理技术及企业环保投入等内容,并自主虚拟设计企业生产营运系统,从而通过实践教学渗透环境教育,提升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环保意识。

三、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

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对未来环境问题的预防和解决将产生重要影响,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我国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探索出一条渗透式环境教育有效模式成为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做好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是指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规划。从宏观上来讲就是要求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必须要立足十“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培养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发展的高层次人才。从微观上来讲,各大高校应致力于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实现所培养的经济管理人才不仅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和实操能力,而且更要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这样学生在实际管理工作岗位上才能形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处事思维,才能实现决策的真正理性化。

(二)优化课程设计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必须在课程设计上进行优化。首先是更新课程观念。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门类齐全,体系完备,但整个经济学体系中却忽视了环境这一重要资源的价值性,使得学习与社会生活脱离,因此,必须通过渗透式环境教育来弥补传统经济学这一缺陷。其次,课程设置综合化。当代科学发展呈现出分化与综合双向拓展的态势,为适应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经济学专业课程内容应在学科间进行横向综合。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除开设《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主干课程外,应吸收国际先进科研成果,开设《环境伦理学》、《资源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等基础必修课程。第三,课程安排合理化。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时间为四年,在大一入校开设相关环境保护方面的通识课,大二开设《环境经济学》等基础专业课,在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之后大三开设实践课,使学生掌握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

(三)改革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内容是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进行渗透式环境教育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还未将有关环境教育、环境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的情况下,需要一些专家学者根据我国国情自编经济学教材,并在各章节安排有关环境知识、环境资源、环境成本等内容;同时,对经济学专任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吸收先进的环境价值理念,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自编讲义,将经济学知识点与现实环境保护联结起来,在介绍经济学流派或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时,应拓展对其思想渊源的伦理基础和经济思想的价值判别,对经济学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应立足国情给予道德分析等,启迪学生的环境思维,引导学生形成经济学环境价值思维。

(四)改良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成败。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进行渗透式环境教育对专任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转变过去“一言堂”、“填鸭式”教学方法,在理论教学中通过多学科渗透,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借助案例分析、辩论等形式,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了解环境保护知识,树立环保意识。其次借助现有经济学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参与见习、实习、模拟实训等方式,深入企业实际,了解整个企业的生产营运过程,循环技术、清洁技术等环保技术,增强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何永秀,张娜,张晓春.中美经济学专业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6)

[2]刘辉煌,李峰峰.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设置的国际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5(6)

[3]袁红辉.中国传统经济学教育与环境问题[J].鸡西大学学报,2013(6)

[4]刘灿等.经济学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现状调研报告[R].21世纪中国经济学本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探索,2006(8)

[5]丁浩.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讨[J].人力资源,2008(10)

作者简介:

吴月(1982- ),女,湖北荆门人,汉族,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生态经济;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9

关键词:生态经济;生态足迹; 生态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263-03

前言

工业时代到来之后,经济学家们关注的越来越多的是GDP/GNP这些数字的增长,而往往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当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新科技的发展必然能够找到自然资源的替代品。然而,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严重的危机对这些错误观点敲响了警钟,全球环境问题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众多经济学家协同环境学家、生态学家共同致力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环境的保护。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2012年十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了阐述,将生态经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国际国内综合来看,生态经济时代已宣告到来。

一、国外学者对生态环境相关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生态经济的研究较早而且较为全面,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已经蕴含了生态经济的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鲍尔丁首先使用了“生态经济学”这个概念之后,对生态经济的研究日益丰富,观点也各不相同。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自然观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观点。其中包含了四方面的主要内容:自然生产力观、生态发展观、生态科技观、生态消费观。深入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观,是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要求,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人类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ric A.Davidson在《生态经济大未来》中指出,全球变暖化效应持续恶化、生物灭绝加速以及贫穷和人间惨剧不断增加,人类在保护自己的居住环境免于恶化方面是失败的。人们正在利用生态学与经济学所提供的工具,来为环境所面临的挑战找出解决之道。生态法则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力与政治力,面对环境的恶化,保护地球资源成为各国迫不得已接受的现实。Eric A.Davidson从成本效益分析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追求永续发展等角度告诉我们如何从地球获得更多的资源并做到最好的境界。

彼得·巴特姆斯主要针对当前生态经济学家们所推崇的一些指标提出质疑。首先是对生态足迹,即生态可持续性,表示一国环境承载能力承载的环境压力的减少,与承载能力成反比。《重新定义进展》(1994—2004)将生态可持续性定义为“在普遍使用的技术水平下,生态系统进行资源生产和吸纳废物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和水体面积”。因此,该指数用面积当量将人均自然资源利用、废弃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家的生态承载力联系起来。有关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集体生态足迹突破了可持续性的界限,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大大超出了其再生能力。同时,作者在书中同时提出了对生态足迹的批评:(1)忽视了技术的力量,忽视了环保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替代作用。(2)考虑的环境影响范围有限,忽视了难以或无法转换成土地面积的环境影响。(3)等量土地面积衡量的是环境压力,而不是这些压力所产生的生态和健康损害。(4)忽视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可持续能力的可能。(5)将环境服务利用不超过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水平作为一个国家的目标。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提出质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提出者发现国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污染上升,国民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环境污染下降,即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如上图所示)。而许多学者明确反对这一假设,有研究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只针对地区空气污染物,且在污染控制成本很低的条件下成立,而对于全球污染物,这一假设不成立。有些学者使用物质流总量作为对环境压力的综合检测变量,从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检验,这些验证大部分否定了其假设。

二、国内学者对生态经济的各个角度分析论述

20 世纪80 年代初,许多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生态经济的领域,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主要从整体的角度、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角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角度、制度约束的角度对生态经济作了论述。

徐中民、程国栋(2011)在强调从整体的角度辨析,总结了生态经济学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定位和扩展的视野,核心观点是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即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局部,生态系统视为整体。主要问题在具体处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时,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面对的三个问题:(1)规模问题,要求将全社会的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2)分配问题,要求社会限制市场的不公平性范围,保证不同个体间资源的公平分配;(3)配置问题,要求经济系统高效率地利用自然环境中的物质和能源,并尽量减少向环境中排放废弃物。并详细论述了生态经济学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宗教、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中的学科演替,生态经济学在新兴领域及未来研究主题中体现的整体性视角。系统地总结了整体性视角在生态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有助于弄清理论之间的联系,开拓新的领域和研究方向,从系统的角度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李周(2008)对中国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作了全面的阐述。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1980年,生态经济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二,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三,以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经过这三阶段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中国生态经济实践研究进展主要表现:从政府和公民两个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建设;生态建设提上各级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生态省建设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运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原理,对核心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经济布局合理,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生产力,促进区域内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文中提出生态补偿研究的方法来解决生态经济问题,但同样提出来其难点是补偿标准确定、补偿资金来源、被补偿者识别等问题。

吴建寨、李波、张新时(2007)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出发,把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作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定量评价方法,运用生态系统类型及其价值系数,利用生态经济协调度,研究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指出区域经济已处于协调水平的边缘。 生态环境约束着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生态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超越环境容量是不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约束性的重要因子。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区域环境容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要有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来适应,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以最终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张谊浩(2007)系统总结了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多学科、多技术集成下的综合性方法,具有价值多元论、生态人假定、边际分析的替代性方法、不确定性的独特解决路径、市场价值和社会选择的严格区分、生产本质的新界定等特征。新兴的生态经济学提出了在整体上替代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价值一元论的多维决策标准,这种政策分析方法考虑更多样化的相关信息,适用于针对多维度决策问题的选择、评价和权衡。其价值是建立在考虑效率、公正和稳定等多样化标准之上的,是典型的价值多元论观点,允许对多样化标准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予以更现实的评估。生态经济学的主体行为假定可以被认为是更现实、更一般化的“生态人”假定,即符合有限理性、满足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平衡和追求人与环境(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收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以生态意识、生态良心和生态理性为内涵的一种主体假定。生态经济学采用复杂适应性系统分析方法:在存量和流量频繁地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认识到天然资本的损耗作为一个负的流量,有利于政府监管部门重视天然资本的恢复和保持广义系统边界的稳定性。

丁开杰、刘英、王勇兵(2006)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阐述了其对生态经济的重要性。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进步状态。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的物质保障,生态经济系统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存在和运行的前提和自然物质基础。在功能上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起到基础和制约作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活动会直接影响或干扰自然生态系统的现状和运行规律。生态经济建设中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地位,适度发挥社会经济系统的主导作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文明对保证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刘克英(2005)对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沿性问题着重进行了阐述。文中指出为了保持人类—自然界—社会发展的一体性,保持地区经济良好的运行轨迹,必须促使生态经济学成为前沿性科学,同时,又必须与高科技和高新技术相融合,借鉴其他学科发展的积极成果。同时文中阐述了生态经济学新的发展主线及其走向:首先,生态经济学与高科技的融合日趋紧密,融合度越来越大;其次,生态经济学与高新技术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生态经济系统的优化,在优化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奇迹;第三,生态经济学与伦理学、美学的结合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独辟蹊径的科学;最后,当代生态经济学成为全球关注的科学,在吸收其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文章最后总结,当代生态经济学保持前沿性的发展才能有力的面对全球性问题,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促使生态资源再造,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协调发展的历史重任。

王孔雀、胡仪元(2004)从制度约束的角度论述了生态经济开发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生态经济的制度机制主要包括五大类:法律约束机制、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市场价格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并对每个制度机制分别进行了阐述。最后得出了五大制度机制的相互关系:法律约束机制,是整个制度机制的依据;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和市场价格机制,是整个制度机制形成和实现的手段;生态补偿机制是最终目标,生态经济开发就是要实现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

三、研究的不足以及演化趋势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也存在着诸多亟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1)在概念界定方面,对于生态经济概念的表述并未完全统一,特别是关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界定也并未明确,但尚没有一个定义能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如何凝聚共识,需要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2)在研究领域方面,学术界基本上还停留在生态经济的概念界定、方法论、基本理论问题等理论层面和宏观层面。因此,要注意拓宽研究的领域,不只是要从宏观层面去研究,还应从中观、微观的层面进行更为广泛的、具体的研究。(3)实践方面,需要紧密联系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来研究生态经济。根据党的“十”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这极大调动了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因此,如何把生态经济理论研究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结合起来,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Eric A.Davidson.生态经济大未来[M].奇立文,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2] [德]Peter Bartelmus.数量生态经济学[M].齐建国,张友国,王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0.

[3] 徐中民,程国栋.生态经济研究中的整体性视角[J].冰川冻土,2011,(3).

[4] 李周.中国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J].江西社会科学,2008,(6).

[5] 吴建寨,李波,张新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的应用[J].应用生态学报,2007,(11).

[6] 张谊浩.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J].经济学家,2007,(5).

[7] 丁开杰,刘英,王勇兵.生态文明建设:伦理、经济与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4).

经济与环境论文篇10

   【论文摘要】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以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为主要标志的环境保护思想体系。“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础,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了一个以这几个方面互为补充面向未来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同志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们的思想,一贯之地反映了执政党把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和发展方式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 

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1997年,江泽民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 

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魏礼群.奋进的历程,辉煌的成就[g].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2]哲夫.中国档案:高层决策写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