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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利益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1 08:25:22

海外利益论文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1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吴晗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2

在管理学的几个主要分支中，战略管理学（StrategicManagement）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一般认为只有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战略管理才形成了真正的理论体系。在商学院里，战略管理学在此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依赖案例作为研究和教学的手段。今天，战略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被视为广义的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战略管理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通过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做出的。

我们试图通过对国内管理学刊物上发表的战略管理论文进行检阅，试图对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进行评估。在进行调研与分析之后，我们选取国内两份典型性管理学刊物《管理世界》和《南开管理评论》，对它们2003年全年中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研究。

战略管理学的主要课题包括：战略制订与实施、战略规划与决策过程、战略控制与报酬制度、资源配置、多元化与组合战略、竞争战略、合作战略、总经理的选择及其行为、以及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与机制。按照这些标准，我们分别从两本刊物的论文中确定二十三篇（《管理世界》）和十九篇（《南开管理评论》）战略管理论文。

我们发现，第一，国内战略管理学研究从内容上讲尚停留在学科“边缘”。

出现频率最高的题目属于“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董事会”这一类，共有约11篇论文；其次为“竞争力／竞争优势”类与“跨国公司／国际战略”类，各有6篇左右；其他至少有三篇的还有“创新”类和“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类。

如果把这一结果与前述的战略管理学的“领域陈述”相对照，可以看到本领域内一些最基本的课题，例如属于战略内容的行业分析、战略组别、商务层战略、横向多元化与纵向一体化、合并与兼并等，以及属于战略过程的决策机制、结构选择等，均未得到应有的位置。

在出现的课题中，除了“竞争力／竞争优势”一类外，其他几类均属跨领域的课题，而不被视为战略管理的“核心”内容。比如，“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董事会”也是经济学、金融学、和会计学的课题；“跨国公司／国际战略”是国际管理与战略管理的交叉领域；“创新”在管理学中自成一系；而“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则可视为战略管理学的一个半独立的分支。

第二，规范型论文偏多，实证型不足。我们把管理研究论文分为规范型、描述型、文献型、概念型、实证型、定性经验型以及以演绎数学模型为主的类型。我们的研究发现，规范型占17％，实证型占24％，描述型占38％等等（一篇论文可同属于几种类型）。

所谓规范型指的是表明立场或是政策性的文章，规范型论文在国外学术界并不被视为严格的学术性论文，而是经常出现于面向企业管理者或政策制定者的刊物，如著名的《哈佛商业评论》。

规范型论文，特别是明显带有政策建议目的的文章存在于本应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学术刊物中，一向被海外学术界视为国内管理学研究水平低下的一个标志。当然，在主流刊物上发表的典型的战略管理学论文也经常谈及理论的实践意义，但是这往往是指对于企业的“管理意义”，而非对于政府的政策含义。毕竟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服务，而非作为政府管制的依据。

虽然我们从论文整体上考虑只划分了7篇规范型论文，但我们还是在其他许多论文中看见了“规范性”或“政策性”的倾向，即研究者在针对企业对象做出了研究和分析之后，却自然而然地试图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实证型则是以定量分析验证理论性假设，它是推动当代管理学理论研究工作最主要的方式。实证型论文——只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到。这是直接反映出国内管理学研究水平落后的标杆性指数。

描述型论文以案例或数据描述现象，而不涉及实证分析。占最大比例的描述型论文虽然学术贡献有限，但毕竟也是一种贡献，因为数据与现状的描述是进一步分析工作的必要步骤，也是与我国管理学研究工作的现状相匹配的。

但我们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前景却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最大的可能之一是在中国背景下创建出新的理论。例子之一是BoisotandChild（1996）关于中国社会和企业现代化道路的论述，他们认为与西方从官僚制到市场化的进程不同，中国企业是从封建采邑制（fiefs）到家族制（clans）、向“网络状资本主义”（networkcapitalism）发展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新理论，并不是经常被滥用了的“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后者明显受限于背景而缺乏有效性（validity）和普适性（generalizability）。我们认为一般而言理论受限越多，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就越小。极端受限的理论就是单个案例，因为它对其它个案没有适用性。鼓吹这种“理论”，特别是它对中国企业的指导作用，实际上是把理论贡献和实用性混为一谈。

我们的一个强烈感受是，中国的战略管理学尚有待于摆脱其他传统、尤其是经济学的“影子”，而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每期《管理世界》的15篇左右论文中，一大部分是各种关于经济学的课题，只有一小部分才与管理学有关。有些自称属于战略管理类的论文，实际上却是在行业层面（industrylevel），而非企业层面（firmlevel）上展开分析。而充斥于这两种刊物的管理学论文中的各种政策建议，也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经济学思维倾向，即为公众利益服务、为政府的宏观和产业政策提供依据，似乎管理学就是为社会谋利的、改良了的经济学，而管理学所特有的为企业服务的立场却失落了。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3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就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机遇，但同时企业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投资行为，企业跨国并购与并购国内企业相比，操作程序更复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

企业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投资行为，海外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操作程序更复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跨国并购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式。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外并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海外并购风险分析

（一）战略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般都是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内在动因的战略性并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往往是先发现海外并购的机会，然后进行可行性分析，时间相对仓促，往往未能对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进行全面分析便做出并购决策匆匆投标，如果缺乏对自身管理能力的评估和对企业长远战略的规划，盲目进行扩张，并购后很可能因规模过大而产生规模不经济，反而使企业背上沉重包袱。如李东生在分析TCL跨国并购遭受挫折时承认，战略准备不足是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政治、法律、社会风险

中国企业在整个并购的全过程及并购完成后都可能会面临政治、法律、社会风险。在并购实施阶段，往往需要经过双方政府部门的批准，其中涉及许多政策与法律条文。如果并购不符合有关政策或法律的规定，就会被否决；另外，并购方案在此阶段一般已公之于众，对一些敏感的并购往往会造成较大的舆论压力，对舆论应对不当，也可能会给并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澳大利亚的政治、社会因素的阻碍是中铝收购力拓失利的主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同样会遭受政治、法律、社会风险。例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之前，缺乏对韩国工会风险的充分评估，在收购过程中及收购后，双龙工会组织了多起罢工事件，逼迫上汽提高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并且坚决抵制裁员，这导致双龙汽车的生产成本比竞争对手高出许多。

（三）财务风险

海外并购在并购过程中通常需要支付大量资金，整合过程中可能也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巨额的资金需求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债务负担过重。另外，如果未能发现目标企业隐藏的问题，如目标企业隐瞒了大量债务或存在未决诉讼、担保事项等，并购后将使中国企业债务压力加大，增加财务风险。

（四）目标企业客户流失风险

海外目标公司被并购后，目标企业的客户可能会对一家中国企业控制下的企业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提供值得信赖的产品产生怀疑。另外，目标企业的竞争对手也可能会趁机采取措施争取拉走目标企业原来的客户。例如：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后，原IBM的大客户转向戴尔。原IBM的竞争对手惠普宣称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对惠普而言是巨大的商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IBM的客户转投惠普旗下。

（五）并购后整合风险

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性经营管理人才，国际化管理经验不足，加之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加大了整合风险。海外并购的整合过程中，不仅会存在并购企业与被收购企业之间的企业文化冲突，还常常伴随着更深层次的国家文化冲突。海外并购的并购双方在价值观、思维方式、领导作风、工作风格等企业文化方面存在的碰撞和冲突，将影响核心能力的转移和运用。许多跨国并购的失败都与文化冲突有关，企业文化的冲突常常导致高层管理人员、核心员工的流失，使得中国企业无法实现当初并购的目标。

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措施

（一）正确认识自身实力

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前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跨国经营战略，要对企业自身的跨国经营能力有正确的认识，对并购后的经营策略制定明确的规划。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应该具有以人为本的优秀企业文化、出色的国际化经营管理及重组整合理念。

海外并购的过程也是资金不断投入的过程，企业应对并购各环节的资金需要量及支出时间进行预算，对于自身的资金是否充分、筹资能力及相应的能够承受的财务风险的程度具有正确的认识。

（二）充分认识目标企业及其所处环境

要对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企业文化、管理人员的背景、员工状况、战略性资产、重要合同等做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对并购能否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制定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整合方案，另外要在交易方案中加入如发现交易信息出现失真或隐瞒，需进行赔偿的条款。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要对当地的运作模式，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环境非常了解和熟悉并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中国企业应聘请具有丰富国际并购操作经验且熟悉目标企业及其所在国环境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降低海外并购的风险。

（三）引进与培养国际化人才

中国企业应高度重视战略人才储备，尽早培养和网罗国际化人才。引进熟悉东道国法律、财务、经营管理的国际化高端人才。同时在企业内部积极培养既熟悉本企业情况又熟悉国际化管理、法律、财务等的高端人才，并参与到跨国并购的全过程，这样既可以降低并购风险，同时也可以积累海外并购经验为企业今后的跨国经营战略储备有经验的高端人才。

（四）引入国际股权投资基金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更多的还是依靠本国银行的债务融资。对于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而言，国际股权融资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企业对开展海外并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掌控能力还很有限，借助股权基金融资，合作方与中国企业共担风险，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加强与目标企业的沟通，尽快熟悉当地市场，克服各种困难，而且容易获得被收购企业相关利益方的认可。中国企业不仅要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还要有效利用国际股权基金管理团队中的当地管理者和投资者获取除资金之外的各方面资源。例如：收购意大利的CIFA，对于首次迈出国门进行收购的来说，意大利当地的政策法规环境、中意文化差异等都是此次海外并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引入中意双方参与的曼达林股权基金则成为与并购有关各方无障碍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周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风险控制[J].中国流通经济，2007（8）

2.闻学.我国媒介并购的战略风险与应对策略[J].管理世界，2007（8）

3.李岚.联想如何规避并购风险[J].经济管理，2005（7）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4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5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不但是国内长期研究的热点，而且远播海外。本文就近60年来海外学者研究思想的状况，作一简要的考察。

研究概况

海外学者研究和思想，可以上溯到30年代中期。60年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为介绍和初评阶段。1935年，苏联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出《——中国穷苦大众的领导者》一文，以及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在纽约出版有关的《个人的历史》，可谓这个阶段的源头。为进一步解开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奥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厄尔·利夫分别将在陕北苏区的访问写成《西行漫记》和《的生平》，为欧美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特别是斯诺的著作，被译成20余种文字，饮誉全球，引起史沫特莱、斯特朗、尼姆、韩素音、王安娜、贝特兰、卡尔逊、爱泼斯坦等纷至沓来，写下了《中国震憾世界》、《红色中国的挑战》、《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国的新西北》、《中国的双星》、《中国的新生》、《早晨的洪流》等著作。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开始走出根据地，走向国统区，乃至全世界。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苏联把对及思想的研究列入了马列主义的研究范围，《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均发表了研究文章。日本大量收集和编译著作，并撰文介绍，其传记主要有：岩村三千夫的《》、贝冢茂树的《传》、林华城的《新中国英雄》和日本文献资料研究会的《（延安时期）》。研究论著主要有：岩村三千夫的《的思想及其发展》、宫板宏的《的新民主主义》、池田诚的《的中国革命论》、佐野学的《的战争论》、山本秀夫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说》、和田敏雄的《理论的意义和影响》等。美国学者费正清等编译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康姆登编译了《的中国（文献）》。西方作者向世界再现的形象，较好的有：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欣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等。

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高潮阶段。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和东欧学者迎合政治需要，对和思想，由肯定转为批判，出了不少攻击性论著，如弗拉基米洛夫的《的政治传记》、鲁缅采夫的《思想的根源和演变》、斯拉德科夫斯基等的《毛主义思想政治本质》、茹科夫的《毛的政策向何处去》、科尔巴什的《毛主义的经济“理论”》、马尔科娃的《毛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与事件》等等，至1979年还出版了《没有毛的毛主义》。但中苏论战和“”期间，海外更多的人钦佩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在亚、非、拉各国，“毛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加利福尼亚、密执安、斯坦福、匹茨堡、普林斯顿、印第安纳、亚利桑那等大学，均设有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美国政府和纽约卡内奇、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也拨款资助中国学研究。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利兹大学和德国的图宾根大学、慕尼黑大学也有一些研究思想的较知名的学者，如施拉姆、勃兰特、麦克唐纳、格林、奥匹兹等。

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带来一些有利条件。日本大冢有章发起成立思想研究院（原名日中友好学院），还有各种思想学习会、研究会。著作有：今堀诚二的《研究序论》、西河毅的《评传》、中西功的《中国革命和思想》、高桥亨的《思想的历史背景》、福本和夫的《思想的出发点》、三浦勉的《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探讨》、宇野重昭的《：人和思想》、加地伸行的《中国人的逻辑学——从诸子百家到》、松村一人的《思想及其哲学意义》、河池重藏的《和现代中国》、德田教之的《主义的政治力学》、上妻隆荣的《的经济思想和管理革命》、冈本隆三的《游击战：的战略震撼世界》、鸟村桥的《和他的军队》、竹内实的《：诗与人生》、贝冢茂树的《孙文与》、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的资料集《思想万岁》、高桥勇治主编的论文集《和思想》等。美国和西欧的学者形成三个观点迥异的学派：即反共学者威特福格尔、加罗第为代表的保守派，哈佛学者费正清、布兰特、施瓦茨为代表的自由派，以及佩弗、沃尔德、道格拉斯等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

。新左派受我国左倾观点影响，人数较少。自由派阵营较大，论著颇丰，如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施拉姆就出版了《》（10年间再版8次，中文版发行50万册）、《的政治思想》、《的基本战术》等书。其他著作有：乌哈利和尤哈莱的同名书《评传》、迈斯纳和费茨哥莱尔德的同名书《和中国》、陈志让的《和中国革命》、佩恩的《一个革命者的肖像：》、陈肖新的《按照中国传统和革命发展的毛思想》、科恩的《的共产主义》、艾克曼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坎布勒的《从马克思到：马列主义系统论》、舍费尔的《思想导论》、金思凯的《思想：形式和内容》、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沃马克的《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韦克曼的《历史和意志：的哲学透视》、格拉伯曼的《——辩证法大家》、爱德华的《毛的道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梅里特的《和中国经济》、霍金斯的《和教育：他的思想和教导》、弗赖伯格的《的军事辩证法》、鲍姆的《革命的序曲：毛、党和农民问题》、舒尔曼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组织》、威尔逊的《从历史衡量》、密执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书目索引》、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解放以后著作目录索引》等。

70年代末至目前为反思和重新评价阶段。由于接触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同时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海外一些左翼研究者觉察到过去研究中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调整、充实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交往也日渐增多。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著骤减，第三世界的“热”明显减退。

编译著作方面，有美国高英茂编译的《建国后著作集》、德国马丁编译的《文集》（7卷本）、英国施拉姆编译的《同人民的谈话：1956—1971年的讲话和书信》。特别是日本竹内实编译的《集》，到1983年已出版20卷（其中《集》10卷、补卷9卷、别卷1卷）。研究及思想方面，日本学者居领先地位，论著达300篇（本）。代表作有：新岛淳良的《我的研究》、柳田谦十郎的《研究》、野村浩一的《人类智慧的遗产——》、今堀诚二的《中国革命与〈选集〉》、竹内实的《与中国共产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著作年表》（上下卷）等。在美国有特里尔的《传》（已有7种文版，中文版发行50万册）、阿瓦基安的《的不朽贡献》、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佛郎西斯·苏的《的辩证法理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毛之后》丛书，还有英国施拉姆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印度莫汉蒂的《的政治哲学》、斯里兰卡桑穆加塔桑的《思想的鲜红旗帜》、意大利吕蒂尼出版社的《湘江的沉思》等。1986年，在意大利乌日比诺市召开了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有200余人与会。近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

新南威尔士、格里菲斯等城市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了《澳大利亚中国事务》、《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等刊物，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如奈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社会变革因果论》、《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文，颇有新见。

主要论点

研究和思想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课题，现已在数十个国家有近百个研究机构和几千名研究者，尤以美国、日本、俄罗斯在机构、人员、资料以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领先。60年来，共有论著1600多本、论文逾万篇，研究主要从思想的来源、内容、及其思想对后人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其笔触主要反映在：

提出思想时间的研究。一是认为形成于北伐战争后期，一是认为形成于江西苏区，而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关。思想的形成是当时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需要。德田教之在《延安时代和路线的确立》一文中写道：“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发现中共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现作为它的体现者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党朝着化而发动的‘的革命’。”宇野重昭在《中国共产党史绪论》一书中也说：“共产国际的解散，使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变成决定性的了”，“从这个时期开始，便积极地提出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样，中国共产党便独立于共产国际之外，已经没有必要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民众的利益”。费正清在《美国和中国》一书中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他的学生施瓦茨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了“Maoism”（毛主义）这一专有名词。思想来源的研究。第一种，认为既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是对中国传统（包括典籍、文学和历史）的继承，“二源说”的代表有日本的松村一人、德国的奥匹兹、美国的格列等。第二种，认为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如儒家、法家），纯系中国的产物，“一源说”的代表有日本的野村浩一、英国的格雷等。第三种，认为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发展说”的代表有美国的佩弗、法国的卢克瓦等。第四种，认为虽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独特创造，但只在名义上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异端说”的代表有美国的施瓦茨、英国的施拉姆等。第五种，认为其理论要达到的社会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实现此目标的方法则是“民粹主义”的乌托邦，“空想说”的代表有美国的迈斯纳等。尽管众说纷纭，而多数学者持比较客观的态度，如美国的格列写道：“毛也有许多地方与马克思的结论不一样，但这并非体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发行为，而是体现了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在严格的范围根据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而得出的反映，如果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来解释，这些不一致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研究的则不多，如日本的新岛淳良在《的哲学》一书中写道：“思想并不是

个人的思想，而是以为中心的中共领导人的共同思想。”宇野重昭也指出：“思想与其说是个人的东西，不如说是中国民众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结论都先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除苏联和西方某些御用文人的少数攻击性文章外，海外学者对此较普遍地给予了肯定。施拉姆在《个性中的中国传统和列宁主义因素》一文中指出：“中国化是指不仅要给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语言的外衣，而且要把它同中国过去的思想和事件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更有针对性，更易于为中国人所理解。”永野英身在《北伐时期的——路线形成考》一文中写道：“的以军队——根据地——土地革命为基础，采取革命暴力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在自1925年五卅事件到北伐革命时期和1927年8月以后的低潮时期这一革命巨浪中形成的。”池田诚等在《中国革命史——从太平天国到》一书中，则系统地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特别是第五章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人民军队、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区别是革命领导权问题，由谁来领导，这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和革命的前途上有着决定性的区别。”他们认为：的《新民主主义论》“具有重大意义，它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总结了以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展望

了未来。”

对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研究。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将其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古代的孙武等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作比较。日本的林克说：“创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持田在《关于的军事战略的一点研究》一文中评价：用“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句名言，“把战争观发展到使战争和政治一体化的地步”，并认为“以这些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列宁）的战争论为基础，吸收以《孙子兵法》为顶点的东方古兵法的战争论，组合成独特的战争观。”伊藤皓文的《战争论》一文研究了的战略防御思想，认为这是“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美国的格里菲斯指出：认为“中国的命运是跟农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对革命以城市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理论作了修改”，因为他“认识到，不管这种理论看起来多么适合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但不适合于中国。”基辛格在研究了《论持久战》的思想后说：中国的基本战略是“持久的有限战争”，“由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利于共产党采取拼实力的全面战争形式，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转化力量对比的措施。单就每一项措施来说，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但历次的效果积累起来，却足以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特别是一些亚、非、拉国家，把著作作为指导他们开展游击战争的兵书，正像特里尔所形容的：“在大多数国家已家喻户晓，《语录》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使得《圣经》也相形见绌”，“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毛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研究。海外学者一般以中共八大为分界线，认为思想在建国后至八大期间继承了七大路线，使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初期建设得以顺利进行，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得失评价不一。又认为八大后他仍套用民主革命的办法，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生“”，使得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落后于时代。柳田谦十郎在《研究》一书中对其晚年思想作了分析，认为“通过对旧思想、旧文化采取了机械的否定态度，而且有一种性急的急进倾向”，“政治上的急进主义在他的晚年更加严重”，“在晚年的思想中，辩证法的思想极为暧昧，可以认为，在许多方面妨碍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海外学者对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哲学思想、建党思想和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抱有较浓厚的兴趣，使得研究从多角度展开。其中哲学方面的论著甚丰，尤以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评价最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报》指出：“我们首先要按关于矛盾的哲学论述，学会科学地、全面地去理解现实及其矛盾，擦亮眼睛，认清现实，并把这种现实作为矛盾的运动来理解。”英国的吉丁斯在《国务活动家》一文中称赞：“作为一个捍卫中国革命及民族利益的中国政治家，表现了他能把握住与中国有关的国际矛盾的才华，能掌握住适当时机作出决策或调整政策。”美国尼克松认为是世界上最富魅力的领袖之一，语言极富哲理，而且生动幽默。埃勒根特在《中国的红色首脑：中国共产党领袖传记》一书中形象地写道：“当用孙中山的话宣布‘耕者有其田’时，这个口号立即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反响。当他开始分地主的土地时，他赢得了农民的热爱。当他建立了与普通农民的命运相关的廉洁的苏维埃政权时，惊讶的农民开始怀着敬畏的心情注视着他。当他们看见他自己卷烟卷时，他们更惊讶了，但也更放心了。”

研究方法

从整体上说，海外学者虽和国内学者研究的立场、观点差异很大，但他们治学的方法、思路对我们仍有启发和参考价值。其研究特点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对和思想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从30年代中期至目前，主流仍在这方面。像《的悲剧》、《中国革命的假象》、《现代中国的神话》等一类反动、庸俗之作是极少数。大多数学者给予了公允和冷静的评价，如美国的斯特朗在《思想》一书中指出：“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的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日本的野村浩一在《人类智慧的遗产——》一书中写道：“回顾历史，恐怕不会有人对是革命的一生表示怀疑。是一位最杰出的革命家，是一位率领亿万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从动乱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他同所有的伟大革命家一样，也是一位最善于独创的思想家。”参加意大利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代表也认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客观条件卓越地结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尽管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过失误，仍不愧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英国的威尔逊在《的历史地位》论文集序言中说：“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即使在他死后，这种影响也依然存在。”

重视文化上的寻根研究和个性特征分析。海外学者的视野比较开阔，不但研究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间的思想联系和差异，而且研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当代思潮之间的异同，还研究本人的心理、个性与其思想的内在逻辑，研究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及其思想的关系。不少论著涉及到对儒家的批判和继承，如英国的格雷在《中国：共产主义和孔夫子主义》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传统中吸取了大量思想材料”，“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非常紧密，几乎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思想特征的相应对偶。”美国的费正清则认为：思想与儒家思想差别很大，但类似之处也多，不懂得儒学，就无法理解。法国的鲍克在《思想指南》一书中指出：“有些中国古代思想的东西，但这个事实不能解释成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继承者，也不能解释成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更多的是中国人。”美国的怀利在《毛主义的形成》一书中说：一辈子读的是线装书，但还是从中走出来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共产党终于建立了为人们所能接受的思想，来代替孔夫子主义。”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6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软国力”的核心部分，华文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正确报道中国，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发挥好这个作用，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长期以来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都是华人，媒体说华人自己的话，办华人自己的事，替华人鸣不平，维护华人的利益，总之超不出华人的圈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媒体所在地通晓汉语的非华人群体的存在和与日俱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中国学成还是在本地学习，这一群体对华文出版物无疑是有需求的，可以看作华文媒体潜在的受众。华文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注意到这种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诉求，将这一群体纳入视野，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办报目标和宗旨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发行、有一定影响面的华文大报，在面向华人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应当兼顾所在地“非母语”受众的需要，担负起推广汉语、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使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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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过去华文媒体主要关注与华人利益或族群利益有关的大事小情，为此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华人、华报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纠纷。应当承认，目前大陆与香港、澳门在社会制度上有着不同的性质，包括大陆、港澳民众在内的广大华人与台湾一部分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从宏观上看，这些都属于“内部问题”。如果将这些矛盾、纠纷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为了树立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提高华文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摆脱局限性，关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际舆论对一个完整的、逐步强盛的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种认知与“合力”是目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华文媒体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为了改变汉语一致性差、方言分歧严重、有字体之别的情形，应当在华文媒体中推行标准化操作规程。只有将标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这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战略性的问题。目前许多大国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美英等国通过贸易、文化、教育等途径，借助媒体向世界倾销英语；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反观华人社会，仅仅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城市，就有不止一种方言在使用。如果说，海外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一段时期内适应了不同对象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今天，以国际化的视野衡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目前，作为对全球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已经成为包括华人、华文媒体以及非华人（懂华文）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面向世界的、功能强大的华文网络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目前，网络世界的分割刚刚开始，争夺虚拟空间中汉语的地位，离不开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包括面向世界华文媒体的、便于查询、检索的新闻信息资料库。这种权威信息的提供，一方面可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增强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华文媒体整体上的影响力。因此，华文媒体应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着力开发、利用互联网资源，形成全球华人信息传播网络，在未来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占得优势，占得先机。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综观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外，绝大部分小而不强，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例如在拥有40万华侨华人人口的纽约市，就有十几份华文报刊同时出版。在多伦多、东京、莫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市场相对狭小，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一些国家的华文媒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排挤、倾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华文媒体整体水平、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十分不利。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变小而弱为大而强，华文媒体只有与媒体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走联合经营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祖籍国（新加坡等华人已成为当地属民的例外）的扶助与支持形成集团优势，彼此间互助互利、共享资源，打造一两个华文媒体的“航母”。只有这样，华文媒体才能走出狭小的区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的媒体。

参考文献：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送你一条中国结——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7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参考文献：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送你一条中国结——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和境外媒体的强势竞争，为了生存与发展，传统媒体凭借品牌优势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本文以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的晚报《新民晚报》为例，透析中国传统媒体在传播环境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区域扩张战略及媒体竞争力的辨识与培育，探讨其对中文传媒在海外传播系统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所带来的借鉴意义。

一、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媒体

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强烈冲击。无论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交互性、信息的透明化，还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改版扩版，扩大发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统媒体其传播方式与内容均出现了多种新的形式。传播分散化和现代媒体的全球化传播趋势给中国传统媒体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传播媒介的全球化是指本地的产品节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传播全球化时代，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统媒体走出国门，选择跨区域扩张的现实路径，在不同文化、国家和民族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传播渠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创刊于1946年5月的《新民晚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面向广大市民的综合性报纸。作为中国解放后的第一张晚报，该报在中国报业具有重要的地位，既是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的晚报，也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版数最多的晚报之一。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老牌媒体，该报多年来秉持着“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文脉，力求报纸内容的可亲性、可近性、可信性和可读性。1996年11月9日，《新民晚报》美国版的创刊标志着中国大陆第一张跨出国门的地方性报纸迈入新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传统媒体应对竞争日益加剧的传播环境所做的艰巨的探索与超越。

二、《新民晚报》跨区域扩张的路径选择

1.战略动因——探索传统媒体发展的新途径

国内读者市场的日益饱和给传统媒体提出了新的挑战。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新民晚报的报业规模、办报水平及社会影响力已与初创时的小型晚报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海外华人的日益增多，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为该报的跨区域扩张提供了机遇。相应的经济的持续增长，硬国力和软国力的提升带动了“汉语热”的兴起，国家战略也在积极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这些扩大了对华文报纸的需求空间，形成了中国传统媒体国际化拓展的良好契机。

从传统媒体自身而言，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报业正逐步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模式。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着眼于对著名品牌进行无形资产评估工作。著名品牌的无形资产评估不仅可以了解品牌的价值，还可运用这种无形资产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跨区域扩张正可以借用主报的品牌效应，推动子报的成长。1994年8月29日《新民晚报》正式在美国注册成立了新民国际有限公司全权美国的发行广告及相关的经贸业务，以自负盈亏的方式探索以经营养报的新途径。

2.扩张方式——报刊系列化发展与跨区域扩张相结合

报刊系列化是报业发展走向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报业进行集团化运作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构架。《新民晚报》以一张主报为龙头，一系列子报子刊为分支的组合形式实现了报刊系列化发展的策略。目前，该报已形成四报三刊的事业规模，报刊种类涉及新闻、体育、漫画、文学、学术理论等范畴。合理的结构和优化的报刊组合，促使了该报在国内市场的品牌延伸。此外，《新民晚报》主报还同步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18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遍及全球六大洲。

跨区域扩张不仅发挥了传统媒体的优势和影响力，还是惠及并助长了各分支媒体发展的有效方式。该报一是注重对子报子刊的品质、种类及其社会影响力的考察和选择。刊发时间既有日发报纸也有半月刊和月刊，做到了在时间上全天候、全程面向读者，与读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隶属部门上，以主报的高品质确保编辑人员的素质及水平，并为进一步发展子报子刊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基础。二是依托本报海外发行公司，与多家海外华文媒体联姻。作为一种适应性选择，该报依托新民国际有限公司自筹资金，拓展新的贸易关系、广告客户关系和广告网络，按照合作方的出版要求及当地华文读者的口味，选择稿件，提供信源，把“海外版”作为当地华文媒体新闻版和专副刊版的组成部分共同出版发行。同时在所有这些海外版中均设有一个“上海一周”版，多渠道地展示中国传媒形象。

三、由《新民晚报》看传统媒体竞争力的辨识与培育

1.编辑方针对媒体竞争力辨识的彰显

传统媒体的结构组合关系到媒体的规格和经营理念，影响到媒体的传播效果。编辑方针是媒体运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尺度。透过《新民晚报》可见中国传统媒体对自身竞争力辨识的嬗变轨迹。“以开展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为主，报道市政建设与进行时事教育为辅”到“短、广、软”再到“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新民晚报》对自身定位经历了“里弄里的报纸”—“飞入寻常百姓家”—“追踪时代风云，报道社会热点，传播欲知未知，提供精神佳品，深入千家万户，服务普通百姓”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做为传统媒体的竞争力和价值指标判定体系。即第一，它代表主流价值观；第二，它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应该有较大发行量；第三，它被主流读者群所接受，被有文化、有思想、代表先进文化的主流读者群所认同。

2.传统媒体竞争力培育的措施表现

长期以来，服务性、大众化、消闲性是传统晚报的符号化价值。传统媒体存在的条件、性质和任务变化，决定媒体在不同传媒生态环境下培育竞争力的方法。《新民晚报》半个多世纪办报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积淀使其形成“文化符号”、“外宣窗口”的代言性角色。面对激烈的传媒竞争，该报在国内市场以市民文化彰显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观，巩固既有受众群。“《新民晚报》是一张办给广大老百姓看的市民报，其文化就是要体现海纳百川，雅俗共赏，既要有烟火味，又要有书卷气。”在国外市场，华人所到之处所形成的“中华文化圈”和强烈的“根”的意识以及乡缘文化的向心力，推动该报以“文化名片”、“乡缘文化”为编采理念，为实现传统媒体的跨区域扩张奠定了基础。这样一种文化积淀，构成了中国传统传媒在海外拓展的良好土壤。

四、结语

中华文明、乡缘文化的粘合力，是中国传统媒体开拓发展的根本。海外中文报刊在世界范围迅速扩大，已说明中国传统传媒在全球传播格局中，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对话语权的争取，这达成了中华文化与文明向非中文文化圈扩散的效果，并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输出、交流与反馈。

参考文献：

［1］许向东.新互联网时代下的数字化报纸——传统报业发展路径探析.国际新闻，2006，12.

［2］黄凯健，高福安.现代信息技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北京广播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2.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9

科技因素从信息基础设施、科技人力资本及研发投入与产出三项指标反映。(1)关于信息基础设施指标较多，如个人电脑、互联网用户数等。一国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会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笔者认为，互联网用户数(X6)对于体现信息水平最具代表性。(2)科技的竞争其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研发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人员。本文选取了一国从事研发人员数量(X7，每百万人)来衡量科技人力资本。(3)一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往往被视为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能力的重要因素。而科技发展水平又往往由投入产出的一系列指标来体现。本文选取一国研发投资比例(X8，研发占GDP的百分比)、发表于科技刊物上的论文(X9)、高技术产品出口(X10)来反映该因素。尽管关于知识产权对FDI流量影响的研究存在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研发活动的直接产品是知识产品，需要有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对其予以保护，跨国公司不会将其关键性的研发放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本文选择使用专利申请量(X11)来表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此外一国的教育、文化和法律等方面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亦有较大影响，可用人类发展指数(X12)来表示。综上所述，本文建立了包含12项具体指标的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研发投资地区的区位因子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

二、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从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和享受其现有技术设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支持东道国子公司的生产活动，争取更大市场份额。因此，本文采用的数据对象是美国、欧盟(不包括卢森堡、马耳他、塞浦路斯)、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中国等31个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主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发展指标》，FDI存量来源于UNCTAD数据库，人类发展指数指标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所有指标选取2009年数据。

(二)实证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原理，建立相关系数矩阵并得到其特征根与特征向量。从所得到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大多数简单相关系数都大于0.3，因此进行因子分析是可行的。由所生成的表2可知，前3个公共因子对样本方差的累积贡献和为89.481%。它表明，这3个公共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89.814%的信息，于是本文选取3个因子加以分析。为使得提取的因子更具命名可解释性，采用方差最大化法(Varimax)进行因子旋转，简化因子载荷矩阵结构，经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3。从表3可发现，第一公共因子在X3、X6、X8、X9、X12这5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人们人文生活水平、科研基础，可将其命名为“人文科研因子”;第二公共因子在X4、X5、X10这3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主要反映市场规模及潜力、产出水平，命名为“市场因子”;第三公共因子在X1、X2、X7、X11这4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主要反映一国经济总量、科研投资及政策环境，可将其命名为“政策稳定因子”。可以看出，因子命名与之前构建指标体系中的三大类划分基本吻合，这不仅验证了构建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也说明了因子分析结果的可信度。第一公共因子，代表一国的人文环境与科研条件。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人文环境与科技基础要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更多研发投资，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更加注重人文环境和基础科研设施建设。第二公共因子，体现市场信息。当一国已具备庞大的市场或较大的市场潜力时，跨国公司为占有市场份额而在该国加大投资及研发力度。一方面，东道国可获得更多更好的产品，吸收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先进科学与管理技术，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于跨国公司而言，获得经济利益是最直接的表现，与此同时，也能从东道国获取自身所不具备的一些科学技术与管理知识。第三公共因子，主要反映的是一国的政策环境。只有当一国的政策规范且稳定时，经济发展才能稳步向前。研发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政策环境的特殊要求，稳定的政策环境是吸引海外研发投资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因素很多，但总的来说包括人文科研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稳定性三个方面。

(一)人文科研环境

企业进行海外研发可分三类:一是技术支持性研究与开发，目的是将跨国公司技术本地化和提供技术支持;二是本地化产品设计开发与技术转移，高素质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及技术基础设施是影响该类研发的重要区位因素;三是基础研究，这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需接近著名大学与研究机构。无论从哪一类来看，研发对科研技术人员、人文环境、信息基础设施等都有着强烈的需求。

(二)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可由市场规模与市场潜力来体现。现有市场规模不仅反映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市场大小。当市场规模越大时，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就越多。市场潜力则反映将来的市场规模，这有利于跨国公司的长远规划。

(三)政策稳定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篇10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始于1979年,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尤其在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更是高潮不断。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等方面来考虑,“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具有一致性。

一、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

1.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

4.在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分享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必须考虑新的发展空间。在外资企业走进来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将是一种必然的现实。

5.在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实力、重组中国优势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他国产业和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在这过程中,壮大自己,培育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跨国公司。

但是与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相伴随的是,很多的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中忽视了国家战略,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制定以及实施者,国家在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其战略协调的工作也尚有待改进的地方。

二、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

1.经营中忽视国家战略。

随着企业的公民意识的增强,现在普遍认为企业除了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之外,其还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公民。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我国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中,企业的经营目标除了利润之外,还应该有社会责任。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企业除了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之外,还应考虑国家的宏观战略。尤其是在一些资源性的项目投资中,比如投资海外的石油公司或者油田项目,往往会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此时,企业应将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加以综合考虑,而不仅仅是考虑公司的利益。尤其是很多参与海外扩张的国有企业,贯彻和执行国家的宏观战略是其理所应当的责任。而众多“走出去”的企业,其投资目标明显忽视了国家战略利益。仍以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为例,研究显示:在通过中国海外资产获取的石油中,约2/3被以现货价格卖到全球市场而不是运回中国,因为在国内,这些公司不得不以补贴价格出售石油。在苏丹,中国公司有时卖给日本的石油产品比运回中国的要多得多。这明显与国家谋求在全球获取石油资产的战略背道而驰。

2.并购投资中恶性竞价。

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价格竞争又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作为海外投资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并购由于具备其他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受到很多谋求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的青睐。在海外并购的很多案例中,经常会看见中国公司的影子,而且会出现多家中国公司,公司之间相互竞价,最终抬高的是并购价格。并购中的企业相互竞价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考虑整个国家的战略进行适当的协调,那么有些恶性竞价的行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实质上,我国公司在海外并购中相互竞价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的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竞价的结果往往导致并购成本高企,即使并购成功,高昂的并购成本也使得并购收益大大降低。在海外并购中恶性竞争的还有很多国企,尤其是银行业和石油行业。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与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接洽,讨论购买其在标准渣打银行的股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苏丹一个管道项目上互相竞争,虽然政府试图阻止在石油资产上出现进一步投标战。

3.国家对国企的海外投资缺乏控制力度。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吹响了我国企业进军海外的号角,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出国门的同时,怎么样引导和规制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市场上的行为,应该是战略提出者同时要考虑得问题。目前重大协议虽然仍需要得到国务院批准,但公司都有自己特定的动机和战略。交易更可能是为了利润、影响力和技能,而不是为了对外政策目标。纽约荣中战略咨询的创始人荣大聂说:“外部观察人士往往认为中国企业界是运转顺利、密切协调和坚如磐石的公司群体,但事实完全相反。”达成的协议是“大杂烩,动机各不相同”。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成文的专门规范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法律,仅仅在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规章里面散见有关的一些规定。缺乏系统的法律规定也是导致企业海外并购缺乏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较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致使管理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现象频频出现,导致了跨国投资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无序,大大束缚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国有资产流失。

在海外投资大军中,经常可以看见国有企业的身影。一般而言,国有企业从规模、资金以及国家的政策扶持方面,都具有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走出去”的很多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前面分析过的恶性竞价、战略失控等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的情况就是国有资产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流失。而且,很多的国企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投入的都是优良的资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相比,我国海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比重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计,我国目前约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业是零利润或亏损,尤其是以国有资产为资本在境外的实业投资成少败多。此外,我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大量存在。

综合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无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由于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严重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无论是资源开发类项目,还是加工贸易类项目,都曾出现过有的企业谈了数年的项目,被后去的国内同行企业以接受更为苛刻条件为代价而抢走的情形。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项目的选择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如果在同一目标市场上出现恶性竞争,则政府的引导、协调仍是十分必要的。

三、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

1.所有制缺位。

在我国目前企业组织制度框架下,跨国并购活动的主体主要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其中国有企业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跨国并购活动主体。但现实中这三种主体在推动跨国并购活动方面都力不从心,造成并购主体缺位。

企业产权边界明晰化是企业海外并购顺利实现的基本前提。产权归谁所有,谁就可以凭借产权取得利益。被并购企业法人地位的丧失,也就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让。这样,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必须是所有者意志的反映。但在我国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理论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则属于主管部门所有,企业只是作为经营者。因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模糊的;集体企业的产权,也并非企业生产经营者所有,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也带有“准全民”的性质。虽然我国进行的改革要求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更为复杂,有的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几次变更,有的合并、分立,由全民变集体,或者由集体变全民等等。所有这些都造成并购主体的不规范性,从而影响了企业海外并购的积极性。

2.企业资本实力的增强,摆脱了对国家财政的依赖。

国有企业往往由于其规模巨大而成为海外投资市场上的主角。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的依赖还比较大,需要国家财政为企业“输血”,此时,企业的很多决策因为受“财政依赖”的制约而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约束,如果企业实施海外投资,巨额的投资资金的来源必然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从而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资金控制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摆脱了以往“靠财政”吃饭的局面。众多的国有企业借助于证券市场来筹集企业的发展资金,使得企业摆脱了以往对国家财政支持的过多依赖,企业在财务决策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表现在海外投资上,企业可能更多地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来实施并购。

3.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布局。

我国海外企业虽已达到6000多家,散布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政府对海外投资缺乏成熟的政策导向机制,又未制定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规。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大多是根据各种渠道的非系统化信息进行的,致使海外企业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分布上不尽合理,充满着无序性和随机性。

我国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海外直接投资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各管一段、各管一块、一事一议、多头管理。这种多元化、分散化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办事效率低下和各类管理资源的浪费。

我国在海外投资的总体战略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国家没有根据我国对外经贸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我国经济技术特点,明确现阶段海外投资的总体指导思想,包括海外投资的方向、重点、规模以及战略等;也没有根据现行产业政策和多元化外贸战略,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海外投资的行业导向和国别导向;没有形成一整套的政策体系对跨国投资加以引导、协调和进行统筹安排;在信息、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措施也大大滞后。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都不明确,国家也就不能运用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有效地引导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四、结语

我国海外投资的战略协调缺失的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既涉及到企业的所有制缺位等基本经济制度因素,也有国家的宏观管理等上层建筑构建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刻不容缓。战略协调的缺失削弱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扩张的竞争力,加大了竞争过程中的内耗。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如果“走出去”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各自为政,那么面对全球超大型的竞争对手,我国企业的机会十分有限,对企业、对国家来说都十分不利。

参考文献:

[1]杰夫•戴尔&森迪普•塔克,寻找启发:中国公司在海外扩张,原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4日,转载于参考消息,2007-12-5第16版

[2]吕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及防范,消费导刊,2007.(7)

[3]谭介辉,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