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市场投资范文10篇

时间:2023-11-29 18:09:47

海外市场投资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1

关键词:电力企业;全球化;市场经济;市场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电力行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市场对电力的需求逐渐递增,但依然出现了电力市场行业饱和的情况。随着电力企业在市场发展中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大,为缓解竞争压力,电力企业纷纷投资开展了海外电力开发项目。电力企业在投资海外项目时,不但承担着较大的投资风险,而且因电力项目建设的周期过长面临着更多风险[1]。面对复杂的市场发展环境,电力企业在进行海外项目投资时必须全面评估项目,降低风险。

1电力企业的海外市场发展前景

1.1电力企业海外市场开发项目数量逐渐增多

当前,我国电力企业的发展逐渐趋于饱和,因此企业不能将发展局限于国内,在国际上一些国家依然存在电力较为缺乏的情况,电力供应的不平衡为电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多机会。这为我国电力企业提供了发展海外市场的契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起就参与完成了对非洲、亚洲等十几个国家的火力水力发电项目的建设,成为电力企业海外市场发展的主要市场。

1.2电力企业施工项目范围扩增

借助不同国家的地域资源优势,我国电力企业开始逐步开展境外流域的水利电力项目合作,如亚洲的湄公河流域、非洲的刚果河流域等,其水利电力项目开发都引起了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因自然环境的优势,外国部分国家及地区在发展水力发电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当前,电力企业的施工项目不仅局限于火力发电、煤电发电、油电发电等传统发电形式。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电力企业不断开发新能源发电项目,海外电力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当前,海外市场的气电、潮汐电、核电、风电等都是快速发展的电力项目。多元化的电力发展模式也推动了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化发展[2]。

1.3电力企业项目承包合作方式多样化

电力企业在海外市场项目合作中形成了稳定的施工总承包模式,同时在积极探索着工程承包创新模式,如EPC、EPCM、PMC等形式。不同工程项目的承包形式满足了海外市场的发展需求,也实现了项目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发展。在海外市场项目施工中,非洲开发银行、IFM等国际金融信贷机构为电力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政府优惠贷款、承包商资金投资、承包商部分或全部垫资也成为企业项目施工的主要融资方式。虽然海外电力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我国电力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发展时间相对较晚,缺乏足够的管理经验与管理基础,因此在面对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时无法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加上对国际标准规范的错误理解,阻碍了电力企业的发展[3]。面对海外投资市场中的风险,电力企业若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很容易造成投资失败,为企业建设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2电力企业海外市场开发存在的问题

2.1企业项目投资机制不灵活

电力企业要建立科学完善的海外项目投资保障机制,但当前我国企业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管理机制不灵活、市场化程度不充分、项目分析不到位等共性问题,降低了开发效率,同时企业的产权职责划分不明确、管理流程管理制度不完善。电力企业在建设项目时,因没有充分研究项目,导致与海外合作方之间的沟通存在障碍。电力企业在项目投资时缺少科学的投标报价体系,制约了对海外市场开发的能力。

2.2企业海外项目开发经验不足

电力企业的海外市场项目开发区别于国内,存在市场政策、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海外市场对比国内有更大的发展风险,列举了海外市场开发中存在的各类风险因素。要想顺利可持续性发展,要求电力企业拥有丰富的国际项目开发经验。但随着电力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新形式的电力开发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电力企业项目开发模式,促进了电力企业项目开发的创新发展。但目前对于部分企业来说,新型电力项目依然处于发展研究阶段,并没有达到规模化建设的基础。同时,部分电力企业在参与海外市场发展中过于着急,缺乏对海外市场的考察与调研,并没有准确把握住海外市场,对产品服务的需求变化信息缺乏敏感性,因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经济受损。

2.3海外市场开发专业人才匮乏

专业性人才是支撑电力企业开发海外市场的基础条件,海外市场对于专业人才的技术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差异性的海外市场环境要求海外专业人才开发团队要有充足、完善的知识体系储备,掌握外语、法律管理等综合能力。但当前电力企业的专业化人才配备不完善,这是局限企业开发海外市场的重要因素,导致开发节奏相对缓慢,同时存在管理问题,限制了企业发展。

3电力企业海外市场开发优化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降低开发风险,促进企业发展,笔者认为在开发海外市场时应深入了解项目国家的市场环境、政策、标准等方面的信息,确保所获得的市场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并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做好市场风险管控,从而尽可能避免风险损失,保证企业发展的稳定性。

3.1深入了解海外国家市场环境

电力企业在不同国家开发市场时,所面对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同时受到环境、社会、文化等自然条件的因素影响,不同国家的市场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式。因不同海外国家对于电力项目开发会有不同技术要求规范标准,部分电力项目会要求企业运用特定的管理模式与运作形式,所以电力企业开发海外市场时,首先要充分研究目标国家的市场环境,了解该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宏观策略、安全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等,并通过电力项目实际考察的工作形式全面掌握电力项目工程施工信息。

3.2确保市场信息的时效性

电力企业需要根据海外国家的电力发展情况收集和研究相关信息,所掌握的信息应是多渠道、全方位的,将多渠道所收集来的数据信息进行对比,通过正确判断信息来制定投资发展方向。电力企业要准确把握海外市场发展机遇,熟知海外市场变化规律,确保掌握的市场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企业错误决策。

3.3加强国际性工程团队人才的培养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部分电力企业已具备成熟的技术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储存着专业性人才,这是帮助电力企业开发海外市场的前提条件。在新时期经济市场的改革发展阶段,电力企业应严格按照国际电力工程项目多专业团队要求进行人才培养,通过加强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高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快企业的优化升级转型。专业性综合团队的培养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电力工程项目建设质量,积累良好口碑,进而促进电力企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3.4完善市场风险管控措施

面对复杂的海外市场,电力企业在市场开发过程中不但要及时把握市场发展机遇,而且要加强对市场环境的风险管控。当前海外市场的电力项目开发模式中不再以单纯的施工总承包为主,越来越多电力企业在投资经营项目时选择更多创新模式来加快对海外市场的开发,扩展业务规模范围,而这也使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市场风险和挑战。因此,在开发海外市场时,需要对企业管理风险进行实时动态管控,通过排查项目投资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做好风险的应对处理,以消除风险或降低风险为企业所带来的损失,通过风险规避确保电力项目顺利开展。企业在发展中要真正认识到风险管控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将管理工作与风险管理相结合,进一步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因海外市场发展与国内市场间的差异性,电力企业需要加强对海外市场的适应能力,通过断完善管理制度来提高企业的海外市场业务能力水平,保障电力企业海外市场开发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结束语

电力企业的海外项目开发涉及多方国际合作,应结合自身的国际化发展形式与所拥有的技术经验能力选择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海外市场项目。在项目合作过程中,通过分析多种项目合作模式,对比选择最优形式,实现海外项目电力开发的参与和掌控,通过降低项目建设投资存在的经营风险,将其转变为电力企业的国际市场发展经验。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电力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电力的开发投资,面对发展机遇,电力企业要加强对海外项目投资的科学化管理,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建立成熟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确保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燕明.“三重角色”开创电建企业海外发展更大格局[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18(22):32-33.

[2]高亦克.浅析“一带一路”国家新能源潜力及电力央企海外开发项目策略[J].上海建材,2020(3):16-18.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2

企业国际化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跨文化理论都是零售国际化的相关理论,虽然这些理论的一些内容对零售国际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但这些理论大都以制造企业的国际化为分析对象,而零售企业与制造企业有很大不同。因此,零售学者们一直努力对零售国际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究。零售国际化研究的发展与零售国际化实践活动的发展基本一致。关于零售国际化的发展阶段,Alexander(1997)将其划分为六个阶段:⑴萌芽阶段(1880-1945):美国与欧洲专业店、百货店在主要城市的有限扩张。⑵发展阶段一(1945-1960):美国零售业态与技术向西欧及日本市场的转移。⑶发展阶段二(1960-1974):西欧主要零售商向西欧市场以及美国市场的海外投资。⑷危机阶段(1974-1983):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受经济不景气的冲击,零售国际化活动发展缓慢,处于停滞状态。⑸复兴阶段(1983-1989):西欧零售商在欧洲及硕士论文美国市场海外投资的增多,以及日本零售商在西欧及美国市场的投资。⑹区域国际化繁荣阶段(1989-2000):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段经济萧条之后,欧洲零售商与美国零售商的海外扩张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以及东欧和东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加速了美国和欧洲零售商的区域性扩张。Burt(1995)对英国零售商在1960-1993年的国际化活动进行了研究,详细分析了英国零售商在20世纪60年代海外投资的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进而在70年代中后期进入停滞,又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高峰期的演进过程,验证了Alexander的观点。下面总结国外学者在零售国际化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研究。

关于零售国际化的定义,国外学者有不同的观点,Dawson(1993)认为零售国际化是“由某个独立的公司开展的跨国界的店铺经营或零售流通的其他活动”,

Alexander(1997)将零售国际化定义为“通过超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零售结构的界限,而实现的零售专业技能的跨国转移行为”。以上两学者所定义的零售国际化,实质上也就是零售企业的国际化。Davis和McGoldrick(1995)认为在理解零售国际化概念的时候,把握零售国际化所包含的层面更具实际意义,他们将零售国际化分为五个方①面(见图2-1):一是零售企业的海外开店;二是母国市场来自海外零售商的竞争;三是国际联盟的发展;四是国际采购或全球采购;五是零售专业技能的国际转移。可见,Davis和McGoldrick不仅考虑了零售商主动的国际化过程,而且考虑了东道国面临的国际化竞争。

关于零售国际化的原因,学者们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对零售国际化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宏观因素方面,根据Chen和Sternquist(1995)的归纳与整理,日本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⑴海外市场

管制放松:亚洲各国对外国商业资本进入限制放松。⑵海外市场潜力:海外日本人(工作人员及家属、游客)的零售市场,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⑶国内市场环境: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开设店铺的成本较高。⑷其他原因:由于泡沫经济的影响,增强了投资者的投资欲望。欧美方面,Dawson(1994)对9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关于零售国际化原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并列表(见表2.1)说明了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原因及相关案例。

关于零售商海外市场的选择,Treadgold(1988)、Burt(1993)等认为零售商会首先选择那些具有地理邻近性的市场,Alexander(1997)通过对法国零售商向西班牙扩张、德国零售商在奥地利寻求发展、荷兰零售商进入比利时、以及英国零售商将爱尔兰作为国际化的首选的实证研究也印证了“地理邻近性”这一理论。在零售国际化实践中,零售商海外市场的决策往往是由企业决策团队做出的,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主观意识势必夹杂其中。为了更好地解释零售商海外市场的选择,近年来,零售国际化的许多文献都将心理距离(PsychicDistance)作为零售国际化扩张形式的差异以及组织绩效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Lee(1998)将心理距离定义为“国际化的商人根据语言、商业惯例习俗、法律政治体系,以及市场基础设施所感知或理解的母国与海外目标市场国的社会文化距离”。

关于零售商在海外市场的进入方式,制造业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多,零售领域的相关研究显得薄弱许多。McGoldrick(1995)认为不同的海外市场进入方式对应着不同的成本与控制水平,根据成本与控制水平由低到高,他将零售商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分为:许可(Licensing)、租约或附属经营(Concessions)、特许(Franchising)、合资(JointVenture)、并购(Merger&Acquisition)、自我进入(Self-startEntry)这六种类型。McGoldrick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成为零售商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关于零售商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相关策略,Gielens和Dekimpe(2001)通过对1988年以来,比利时、荷兰、英国等75个国际零售商169项海外进入的实证研究,运用Gompertz曲线对零售商海外市场进入规模、进入方式、进入顺序以及采用业态的本土适应性与该业态对母国零售商的熟悉程度五方面对海外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进入规模与海外市场长期绩效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独资的进入方式比并购或合资产生更大的绩效;对海外市场的进入越早,长期绩效可能越高;早期的大规模进入海外市场比晚期的大规模进入的绩效要高;采用母公司熟悉的业态进入海外市场产生的绩效要高于采用不熟悉的业态进入的情况;当零售商采取熟悉的业态进入海外市场时,如果这种业态已经在东道国有所发展,这时的绩效会更高。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3

1网络文学作品海外授权

网络文学海外授权是我国网络文学“走出去”的第一步,早在2004年我国就开始采用这种方式向世界各国开展版权授权业务。网络文学的海外授权,主要是我国网络文学企业或作者将相关版权(主要是翻译权和出版发行权)授予海外的相关企业。海外授权是我国网络文学作品进入国外市场的直接路径,为我国网络文学的海外输出开辟了快速通道。海外授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就其市场介入程度而言,虽然海外授权在国外文学市场的介入程度并不高,但每年均有一定数量的海外授权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从这个层面看,海外授权对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探索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就其介入层面而言,海外授权是基于文学作品层面进行的版权转移,作品经过授权后得以翻译和出版,可以直接面向海外出版市场发行。再次,就其主动性而言,网络文学海外授权,通常是由海外的出版企业主动联系版权输出,我国网络文学企业处于相对被动的角色,相对地输出形式也较为单一、企业承担的风险也较小。此外,就其资源要求而言,这一输出路径的企业内容资源质量对于输出企业尤为重要,网络文学作品的质量决定着海外授权的成功与否。网络文学海外授权主要包括授予翻译权和出版权两种实现形式。1.1翻译权授权。网络文学向海外传播之初,主要是由网络文学爱好者自发把受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翻译后放到海外网站上,后由于追文的粉丝越来越多,加入的翻译者也随之增加,由此形成民间翻译组。然而,这都属于自发性的翻译行为,虽然推动了网络文学“走出去”,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一是由于民间翻译组翻译水平不一,翻译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作品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二是部分翻译活动由于是个人或海外网站自发的,并没有获得该作品的授权,本身就属于侵权行为,侵害了我国网络文学企业及作者的权益,也不利于我国网络文学海外输出的长期持续发展。鉴于此,在网络文学作品凝聚了一定读者规模的基础上,我国网络文学企业也开始主动与海外网络平台洽谈作品翻译授权事宜。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3]通过综合考虑授权平台的定位与作品的匹配度、用户数量等,通过授权翻译,主动选择授权平台,保证了作品的翻译质量,也带动了作品阅读量和粉丝量的增长。在2009年到2013年间,越南从我国引进并翻译了841种图书,其中617种是获授权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4]。在此带动下,我国网络文学也形成了一批忠实的越南读者群体。1.2外文出版权授权。网络文学出版权授权的前提,是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拥有一定的读者群,或作品的内容质量对海外传播平台形成了吸引力,由此才能吸引海外企业主动来中国洽谈出版权授权。通过授予作品的外文出版权,不仅能够使网络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合法化、正规化,也能扩大作品海外影响力,更有助于强化网络文学作者和企业的收益。因而,也成为我国网络文学企业常选的一种授权方式。我国从2009年到2017年向海外输出电子出版物共计5011种[5]。从2004年开始,起点中文网就开始进行海外授权。2006年,起点海外站推出,向多个国家出售其作品出版权[6]。其中,《鬼吹灯》在海外有较高知名度,拥有相当数量的海外忠实读者,被授权翻译出版成多国文字,并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甚至还吸引了好莱坞团队来中国洽谈影视版权事宜。因此,无论对其作者还是起点中文网,可谓是名利双收,也刺激了其他网络文学平台向海外输出更多更好作品,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

2网络文学企业的海外战略合作

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不仅可以资源互补、市场共享和风险共担,而且还可以通过合作行为的外部性促进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发展,实现多赢[7]。网络文学的海外战略合作,主要是我国网络文学企业与海外出版企业出于合作共赢考虑,双方就网络文学IP的开发、制作、发行和投资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深度合作,是网络文学海外输出的重要路径之一。海外战略合作是网络文学在海外授权路径上的进一步拓展,为我国网络文学作品的海外输出开辟了更宽广的路径。我国网络文学企业通过海外战略合作路径输出网络文学作品,首先,能够借助海外企业对其母国出版市场的熟知及市场资源,能够较好地涉入其市场中;同时,战略合作多是相对长期、长远的合作,双方往往会就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市场的开发与运营进行深层次、多方位的合作,市场的介入程度往往也会更加深入。其次,就作品输出的主动性而言,海外战略合作不仅是文化产品在市场层面的合作,更是双方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的文化交流合作,我国的网络文学企业能够以更为开放、更为主动的姿态,开展文化的对外合作与交流。再次,就对网络文学企业的资源要求而言,这一方式不仅要求企业具有优质的内容资源、海外运作能力,还需要合理的战略布局,因而,就海外战略合作的风险来说,也需要网络文学企业具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以应对战略合作中可能的市场风险,以及国际出版市场的复杂环境与激烈竞争。从已有实践看,我国网络文学海外战略合作主要有两种实现形式,一是网络文学作品的合作出版,二是对网络文学作品IP的共同开发。2.1网络文学作品的合作出版。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输出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海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尚十分有限,在“走出去”过程中“水土不服”是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学有其独特的特征,“带有瞬时性、平面化、海量式特征”[8],有学者认为“目前政策层面上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扶持和资助是粗放型的,而且对输出国的接受环境缺乏科学的评估机制”[9]。通过与海外企业合作出版,不仅能够弥补对海外市场不够熟悉的劣势,更能充分利用对方在本国出版市场的资源,获得事半功倍的市场效果。在我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早期,也存在由于对于海外市场不甚了解,输出效果不明显。为此,我国网络文学企业选择通过与海外企业战略合作的方式,就作品本身的内容翻译、出版及市场发行展开合作。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企业通过与海外企业的战略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进一步开拓了海外市场,了解了海外市场的运作模式、用户需求等,为未来的输出奠定了基础。如在2017年之前,武侠世界虽然作为中国网络小说翻译平台人气高居不下,但是所载翻译作品并没有得到授权,发展和合法性与可持续性受到较大限制。为此,2016年底,武侠世界宣布与起点中文网进行合作,双方达成了就起点中文网上的小说合作进行翻译和出版的协议。武侠世界拥有起点中文网丰富的优质内容的支撑,也确立了市场的合法性,成为最受关注和欢迎的中国网络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平台;而起点中文网也能够借助武侠世界的翻译能力与对国外读者口味的把握力,主动挑选作品翻译输出,掌握对外传播的主动权。这一海外输出方式,有的是我国网络文学企业主动为之,但更多是海外企业(网络平台)主动与我们进行合作。此外,这一方式的实践时间尚短,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2.2网络文学作品。IP的共同开发网络文学IP,它是指能被改编、再创作且能为市场所接受的智力成果权的网络文学内容。网游、电视、电影、动画等产业也因网络文学IP的开发而大受欢迎、价值倍增[10]。因此,网络文学IP倍受产业关注。就网络文学IP共同开发,通常是在前期的作品海外授权或合作开发中形成一定的受众基础,作品广受市场欢迎,合作企业双方围绕作品IP进行产业链拓展,进一步挖掘作品的市场潜力,以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收益。“文化内涵越丰富,其核心价值就越大;文化外延越多维,其衍生能力就越强”[11]。“通过‘改编’的方式使其进入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链,发挥网络文学版权资源对娱乐性产业的支持作用”[12]。目前,我国网络文学企业与国外企业的IP合作开发已有了初步尝试,《从前有座灵剑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创世中文网的人气网络小说《从前有座灵剑山》在国内出版后,受到日本动漫制作方的关注,后由中日合作推出动画版,由日本鹏迪恩工作室(DEEN)负责制作,国内公司进行双语配音,中日电视台同步播放。该剧在日本播出后,日本的权威评价网站动漫作品评价和情报网站(Animesachi,简称SATI)上分别对该动画的画面、音乐、配音等内容进行点评,最终得到43点的中等评价[13]。日本观众对于这部动漫的反馈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对于本身就是动漫超级强国的日本来说,一部由海外引入的动漫得到这个评价实属不易。此外《从前有座灵界山》第二部也正在日本热映中。

3网络文学企业的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是中国网络文学企业为传播自身网络文学作品,拓展海外用户与市场,主动在海外投资相关网络文学项目、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或者直接收购海外相关企业。随着网络文学海外输出程度的不断加深,海外投资逐渐成为网络文学海外输出的主要路径。海外投资的核心内容是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采用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来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14]。网络文学企业通过在海外直接投资相关项目甚至是收购企业,不仅能够掌握自身作品海外输出的主导权,也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有效方式,更是我国网络文学与世界文化实现文化对话与交流的重要途径。网络文学企业海外投资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就其市场介入程度而言,海外投资通常以直接设立企业或收购该国企业的形式,以取得所有权、经营权的方式介入海外市场中,与授权、合作出版等路径相比,市场介入度高。其次,就其介入层面而言,海外投资是基于资本层面的输出行为,通过资本的输出与融合,深入和扎根海外市场。再次,就其主动性而言,海外投资能够突出我国网络文学企业的主导权,主动介入海外文学市场,并主导作品在海外的输出,主动传播中国故事,从而促进海外读者熟悉、理解甚至接纳我们的文化。就其资源要求而言,海外投资需要较为雄厚的资本基础,拥有具备海外投资运营经验与能力的团队,要求较高。此外,就其风险而言,海外投资存在较大的经济风险,会面临国际市场经验不足而带来的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目前,我国采取网络文学海外投资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实现形式。3.1投资外国网络文学项目。随着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步伐的加快,以及海外市场熟悉程度的增强,我国网络文学企业已经不仅仅把目光和行动寄托在海外企业主动抛来的橄榄枝上,为了占据海外市场开发的主动权,开始主动尝试投资发现的好的国外网络文学项目。主动投资的项目,企业会在多方考察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一定粉丝群体的作品,因而通常也会取得较为可观的成绩。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网络文学阅读和IP产业链拓展方面。例如,掌阅科技从2015年开始布局海外市场,投资掌阅海外版爱阅读(iReader)应用项目,目前已涵盖14个语言版本,覆盖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海外用户人数累计超过2000万[15]。为了给海外版爱阅读增加本土内容,吸引本土用户,先后与马来西亚彩虹出版集团有限公司(PelangiPublishing)和韩国英泰公司(INTIME)等多个国家的知名出版社签约。同时,投资建立翻译分发平台,将受当地欢迎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当地语言进行付费阅读,让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在海外热映,掌阅海外版iReader同名原版书的销量也非常大,获得了影响力和收入的双丰收[16]。与阅文集团不同,掌阅在前期没有阅文集团的海外翻译网站战略合作经验,因此通过产品项目投资的方式来打开国际市场。这种方式能够利用少量的资源来实现海量IP的国际化,延伸网络文学IP的海外生态链条,未来将IP延伸至影视剧、游戏、动漫等衍生产业输送至海外。3.2设立海外外文网站或者分支机构。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全球文化产业竞争愈发激烈。我国网络文学企业为了占据主动性,主动介入海外文学市场,将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在初涉海外市场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开始采取在海外设立外文网站和分支机构这一更为积极主动和直接的方式,以掌握网络文学海外输出的主导权。近几年来,我国部分网络文学企业成立了专门的团队进行资本运作和战略部署,设立海外事业板块进行海外投资布局。例如2017年5月15日,阅文集团正式上线起点中文网的海外版——起点国际,上线网站先为英文版,并计划推出泰语、韩语、日语、越南语等多语言版。阅文集团为了布局海外,为全球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体验,组建了优秀的中英文翻译团队,并持续强化优质翻译团队的建设,以加快作品的翻译速度,将更多的网络文学作品传播出去[17]。从目前阅文集团的海外投资布局看,正是看到了武侠世界等翻译网站的成功实践,因此以成立境外机构作为其海外输出战略“试水”的第一步。从起点国际的实践上看,这一举措不仅有效维护了自己作品海外翻译传播的版权权益,也是对本土业务的海外市场拓展。目前,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相对较少,也属于初步探索阶段,如何更好地实现本土化转换,以适应海外市场,还需要继续探索。

4网络文学海外输出的路径选择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4

国际化是企业对国际经营的介入不断提高的过程,实践表明,企业的国际化往往是一个逐渐演化、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挑战与压力,促使中国企业加快了国际化经营的步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流量和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都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或正在走向国际市场,总体看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起步较晚、规模较小、程度较低,而且国际化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而缺乏与国际化经营相关的知识和经验是企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国际化初始阶段的企业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在动态竞争环境中,企业的成长和优势的维持不仅在于对现有知识的利用,而且在于对新知识的开发许从中获益。国际化过程是由一系列海外市场的进入决策构成的,包括对海外目标市场和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而渐进性也主要是通过进入决策序列体现出来的,如果期望通过国际化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并得到持续的发展,就有必要从知识角度认识国际化过程的特征,并通过对这一过程有意识的管理安排来实现国际化相关知识的获取和积累。

1国际化过程的渐进性及其机理分析

1.1国际化过程的渐进性:Uppsala模型的解释

从知识角度解释国际化过程特征的开创性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瑞典uppsala大学的学者对瑞典企业国际化的分析,经由其他学者在这一分析视角和框架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了在国际化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化过程模型,也称uppsala模型,其基本论点是: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包含一系列阶段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逐渐增加对海外市场的资源投入,而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的原因是企业对于海外市场知识的获取和利用,Uppsala模型预测并解释了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两种进入决策顺序:①在某一海外市场上,企业所选择的进入方式呈现由资源投入较低逐渐向资源投入较高的方式过渡;②在不同海外市场的区域选择上,企业所选择的市场呈现出心理距离逐渐增加的倾向性。

uppsala模型从知识角度分析国际化过程方面得出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和结论,但是由于模型提出的时间较早,不可能充分体现当代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研究的成果,且其可推广性和解释力在多个方面受到了怀疑,虽然各种批评都有一定的理由,但本文认为,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源于模型所隐含的一个关键假设:企业在特定市场上进入模式以及企业对海外市场的选择,都是按照某种可以预知的路径发展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模型具有很浓的决定主义色彩,对国际化发展进程的解释过于机械性,正是由于uppsala模型强调企业行为的标准模式,强调企业的组织惯性和反应性,因而可能会忽视企业决策者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企业开始国际化或者在国际化过程中的进一步发展,都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驱动的,其中企业高层管理的意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决策者在国际化过程中具有战略选择的可能性。

1.2国际化过程中的知识发展及其路径依赖性

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可以被视为知识积累和组织学习的过程,是不断地通过国际化行为获得新的知识,将这些知识进行整合并更新知识存量中的过程,在国际化过程中,企业的每一次国际化行为都可能使企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并且面临各种新的问题,从而为企业提供了学习机会,企业通过国际化行为,参与海外市场的运作,其实质是企业在进行体验式学习,在国际化经营中探索新的识别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调整和发展组织的知识存量。

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获得的相关知识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特定市场知识和一般性的国际化知识,特定市场知识带有某一特定市场的背景,是针对某一东道国或地区的语言、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所特有的知识;一般性国际化知识是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组织和管理国际化经营活动的知识,这类知识没有特定区域和进入模式的针对性,从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和知识发展之间的关系看,企业创造的知识流量是通过当前的国际化行为实现的,而当前的国际化行为又是以企业的知识存量为基础的,即企业未来的知识发展与过去的行为选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图1),而对历史事件地位的承认,正是路径依赖概念的根本之所在,即今天的选择要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

从组织学习的角度看,知识存量在路径依赖中的作用主要反映在对组织知识创造过程的影响中,即知识的创造与企业已有的知识存量密切相关,这一现象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组织及其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学习是组织中的一个过程,而且通常是一个试验、反馈和评估的过程,其目的之一是通过重复和试验使组织任务得以更快更好地完成。如果在同一时间有众多参数发生了变化,企业实施有意义的试验的能力就会被削弱;如果在同一时间企业学习环境中的多个方面发生变化,此时组织的认知结构尚未形成,企业探知因果关系的能力就会削弱,并且会导致组织学习速度的下降,因而学习一般是局部性的,也就是说学习的机会一般贴近于学习主体先前的活动,因此,知识存量对企业的演进具有限制和指向作用,即企业当前演进的状态和未来演进的轨迹受到过去积累的知识存量的影响。

1.3国际化过程的渐进性及其变化

知识存量发展的路径依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国际化过程的渐进性,并通过进入模式序列和区位路径安排体现出来。在作出国际化进入决策时,决策者的选择以现有的知识存量为基础,对相关知识的拥有以及从相关知识中产生的感知、信心和态度是决策中的关键因素,当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时,决策者会将其方案的搜索局限在富有经验的领域,并在有限的方案集合中作出决策。因此,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才表现出渐进性的特征,也就是“由易而难,逐步升级”。

但是,从系统的角度分析企业国际化过程,每一次进入决策都是这一过程中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特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与转换以及海外经营区位的选择与扩展,都应在企业国际化的整体战略框架中加以分析,通过在某一特定海外市场的经营活动,企业不但积累了关于特定市场的知识,而且积累了一般性的国际化知识,并且可以通过知识转移将一般性的国际化知识运用于未来进入的海外市场中,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入,企业的知识存量逐步发展和完善,国际化过程的渐进性特征也会随之变化,如果企业拥有相对丰富的知识存量,在面临新的进入决策时,决策者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会随之降低,且决策者所搜寻的方案集合也得以扩大,此时企业有可能选择进入一个过去知之甚少的区域,也可能在一个新进入的市场选择资源投入较多的进入模式,

因此,如果说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那么这种渐进性的特征在国际化过程的早期阶段表现得比较突出,随着知识积累和知识存量的递增,企业国际化过程渐进性特征的显著性会逐渐递减。

2国际化过程的管理安排

知识的获取和积累尽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并非是随意的过程,研究表明,组织可以通过政策、结构和过程的构建来促进知识的获取并提高学习效果,从企业国际化战略层面看,渐进性并不仅仅是由于企业规避风险和降低不确定性而被迫作出的反应,而且也可以是企业管理层为实现理想的组织学习效果而主动选择的结果。

根据前面的分析,渐进性特征在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初始阶段表现得比较显著,一方面,这是由于知识存量的不足以及在海外市场上的不适应,企业对于资源投入较大的市场进入模式和心理距离较大的海外市场所感知的风险较高;另一方面,此时企业对国际化相关知识的缺乏,特别是一般性国际化知识的缺乏,客观上使其吸收和消化从国际化经验中获得的知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因而使得企业国际化的步伐放缓。

但是国际化过程的初始阶段是企业积累国际化相关知识的关键时期,通过每一次进入决策所获取的相关知识将对后续的进入决策以及后续的国际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企业未来学习什么、在哪里寻找信息、寻找什么信息以及需要多少信息,都依赖于前期国际化阶段所发展起来的知识存量一和学习能力,在国际化初始阶段,企业的知识存量更多的是基于国内背景的条件下,如果进入与母国具有较小心理距离的海外市场,由于国内和国外市场之间的相似性较强,就会使企业更容易利用现有的知识存量并吸收新的知识,而且对海外市场渐进性的渗透也可以使企业比较充分地使用所学习到的知识。这意味着基于企业在国际化初始阶段相关知识的缺乏这一现实状态,企业应有意识地通过渐进性的路径安排来强化组织学习,从而提高在国际化前期阶段的学习效果,并为后续的国际化奠定较为坚实的知识基础。

因此,现有知识存量的不足及其导致的组织学习能力的局限性是限制企业知识积累速度和方向的重要因素,而企业管理层的战略选择和过程安排只有与企业知识存量的现实条件相容,才能使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在知识积累和发展方面步入良性循环。

3海尔集团的国际化过程及其特征分析

海尔集团是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国际化的先行者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海尔集团陆续在海外不同国家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和生产基地,回顾海尔集团的国际化道路,可以将其在海外市场的发展及主要的生产性对外直接投资(FDI)活动总结如表1所示。

海尔集团自称其国际化战略采用的是“先难后易”战略,国内也有学者将其视为海尔集团国际化战略的特色,并与其他企业(如TCL)的国际化战略进行对比,而从海尔集团的国际化过程及其战略导向和实际行为分析,“先难后易”这一结论仅仅对于海尔的出口战略而言是恰当的,但是就海尔集团的国际化战略整体而言,特别是以FDI方式进入海外市场方面,其发展路径仍然符合处于国际化初始阶段企业的一般特点,即具有较为显著的“先易后难”的特征。

3.1对特定市场进入模式的路径安排及分析

从对特定市场进入模式的路径安排来看,“先有市场,再建工厂”是海尔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原则,目前海尔集团以FDI方式进入的国家和地区,均为企业的出口市场,而且比较典型的是海尔品牌得到认可的市场,海尔集团的海外营销网络主要是由美国海尔、东南亚海尔、欧洲海尔和中东海尔组成的,其海外工厂的区域分布与营销网络基本上相同,这说明从总体上海尔集团在进入模式选择的路径安排上遵循“由易而难,逐步升级”的思路,海尔集团对美国市场的进入模式选择及其转换充分体现了这一思路。

海尔集团进入美国市场的发展路线采用先出口再直接投资的方式,具体发展路径是:出口一联合设计一建立贸易公司一当地生产,虽然资料表明,海尔在美国建立工厂施行本土化制造从成本上是适合的,因为1998、1999年中国出口美国的冰箱分别为4718万、6081万美元,海尔冰箱分别占1700多万、3100多万美元,而在美国建一个冰箱厂的盈亏平衡点是28万台,海尔在美国的冰箱出口数量已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但是,从海尔集团在美国市场的发展来看,建立生产中心并不是仅仅出于成本的考虑,其先决条件之一是特定市场经验以及国际化经验的积累。

海尔集团从1995年就开始向美国出口冰箱,近5年之后才建立美国海尔工业园(生产中心),而在此前,海尔在洛杉矶建立了设计中心,在纽约组建了贸易中心。因而在建设工业园时,海尔不但在当地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品牌影响,而且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关于美国市场的知识。

但是,仅仅依靠出口模式积累起来的关于当地市场的知识以及出口经验,并不能充分支持在美国市场的直接投资,从表1可以看出,在建立美国海尔工业园之前,集团已经在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建立了生产工厂,根据集团CEO张瑞敏的说法,以上投资都是海尔集团为进人美国市场的“练兵”,尤其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较之欧美国家对中国企业来说相对容易了解和把握,而且对于希望在美国投资的海尔而言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英语系国家且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因而在菲律宾积累的许多经验可以用于美国市场,所有被派去美国的海尔员工都要去菲律宾“实习”:一方面积累国际经验,另一方面通过语言关,由此可见,“练兵”实际上是海尔集团在海外市场上进行直接投资的尝试和学习,其本质是积累一般性国际化知识,因此,海尔对美国市场的进入由出口模式最终转换到直接投资模式,也是一般性国际化知识积累的结果。

3.2海外投资区位的路径安排及分析

在美国建立工业园是海尔集团国际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其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对美国市场的投资进入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点,根据海尔集团FDI活动总结,可以将其海外投资区位的路径安排概括为两个阶段,如图2所示。

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在阶段I海尔集团表现出明显的“由近及远”选择目标市场的特征,即首先将与母国邻近的国家作为目标市场,然后再进入较远的市场,这样的区位路径安排有两个主要原因:从集团的国际化战略看,美国市场在其整体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实现在美国市场的设计、营销、生产“三位一体本土化”是海尔集团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由于国际化相关知识存量的缺乏,海尔对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心理距离较大,而与地理位置相近的东南亚国家心理距离较小,因而导致了海尔首先进入相对容易了解和把握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市场,从而在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的同时,还能为将来战略性地进入美国市场积累国际化相关知识,因此,海尔集团在阶段I的直接投资区位路径安排中体现出较强的渐进性。

与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海尔集团仍处于国际化的初始阶段,但就其本身而言,成功进入美国市场后,其国际化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更为成熟的时期,在阶段Ⅱ,海尔集团在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表现出与阶段I完全不同的特征,即在阶段Ⅱ的区位选择路径安排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渐进性的特点,这是由于国际化相关知识存量的增加,区位选择方案集合更为丰富,从而使海尔集团在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中可以在其国际化战略整体框架中进行选择,海尔集团在美国市场的成功对于它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和经营是重要的支持,在美国海尔工业园建成之后,海尔又相继在巴基斯坦建立工业园、在意大利收购冰箱工厂、在约旦建立工业园,对这些生产区位的选择,很明显是海尔集团为实现其“国际化的海尔”这一长远目标,在东南亚、欧洲和中东等地区实现“三位一体本土化”模式的重要步骤。

4结语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5

[关键词]零售企业跨国营销风险管理理论综述

一、引言

对今天的零售企业来说,国际化是一个重要趋势(Simpson,Thorpe,1995)[1]。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零售企业特别是大型零售企业也和其它行业一样,正在大力向国外发展,零售企业的跨国营销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然而,服务型企业在国际扩张中面临的风险远远大于制造业面临的风险(Carman&Langeard,1998)[2]。著名的日本零售企业八佰伴正是因为没有正视风险管理,盲目投资,最终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彻底崩溃,黯然淡出其辉煌了30余年的商业舞台[3]。显然,零售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其跨国经营的性质,其营销活动面临着比国内企业更多、更复杂、破坏力也更强的国际风险,零售企业跨国营销风险管理理论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二、风险与风险管理的定义

(一)风险的定义

风险的基本含义是损失的不确定性。经济,企业观察经济学家把风险定义为损失机会,这表明风险是一种面临损失的可能性状况,也表明风险是在一定状况下的概率度;统计学家把风险定义为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离差度,使用统计学中的标准差来衡量风险;保险学者把风险定义为一个事件的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客观概率。

本研究采用决策理论家的定义,他们把风险定义为损失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可分为客观的不确定性和主观的不确定性。客观的不确定性是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离差,它可以使用统计学工具加以度量;主观的不确定性是个人对客观风险的评估,它同人的知识、经验、精神和心理状态有关。

(二)风险管理的定义

美国学者Christin(1997)认为风险管理是企业或组织为控制偶然损失的风险,,以保全所得能力和资产所做的一切努力;另外两位美国学者Willins,Lichard.Hans(1996)认为,风险管理是通过对风险的鉴定、衡量和控制,以最低的成本使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的管理方法。我国的陈佳贯(2000)认为,风险管理是企业通过对潜在意外或损失的识别、衡量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控制,用最为经济合理的方法处理风险,以实现最大安全保障的科学管理方法。可见,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过程,包括风险的识别、衡量和控制等环节;风险管理的目标在于控制和减少损失,提高有关单位或个人的经济利益或社会效果;风险管理是一种管理方法。

三、跨国营销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

随着跨国企业不断向全球化拓展以及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跨国企业将面临更复杂的国际风险。Gloshal(1987)就曾论述到,对于跨国企业的管理者而言,风险控制是三个战略目标之一[4]。

1987年,Beamish和Banks提出存在两种类型的东道国风险:情境风险和交易风险。1991年,W.ChanKim和PeterHwang提出影响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两个变量是环境变量和交易变量。

1992年,Miller提出了一个由三部分变量构成的、完整的国际风险模式。这三部分是:一般环境的不确定性;行业的不确定性;特定企业的不确定性[5]。Miller的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第一次对公司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类,并提出一体化框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指引,让更多学者投入到国际风险的研究之中。

1995年,荷兰学者KelthD.Brouthers从实证的角度对Miller提出的一体化框架进行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体化模型进行了补充。Bruthers将战略风险划分为两大类,即管理控制风险和市场复杂性风险:管理控制风险,由管理经验、文化差异和产业结构三个变量构成;市场复杂性风险,包括影响企业进入市场的能力、分销产品/服务的能力和企业的获利能力[6]。在我国,许晖等学者又对此模型加以扩展,借鉴Root(1994)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7],构建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许晖等人认为国际风险的感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其中控制风险变量与以下三点相关:管理层对风险控制的意愿;管理层对目标市场的认知程度;替代的控制机制的可获取性[8]。

四、零售企业跨国营销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

商业(包括零售)领域内稍具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零售企业为主的跨国营销活动进入高潮,国际化战略成为零售商的一个重大公司战略(SteveBurt,JohnDawson,LeighSparks,2004)[9],在大多数零售商中应用。综观国内外理论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零售企业跨国营销风险管理进行研究。

(一)零售企业海外市场选择中的风险评估

在对零售商海外市场选择时,海外市场风险是重要的评估方面,全球零售发展指数GRDI(globalretaildevelopmentindex)中,经济政治风险作为其中主要的变量,占了40%的权重,可见海外市场选择上面,市场风险是其主要的评估变量。从风险角度看,海外市场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而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之间往往也具有一定的连带关系,零售商海外扩张时往往关注那些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的市场。

BenounandHelies-Hassid(1993)将影响零售商海外市场的因素模型化,他认为零售商对海外目标市场的选择的外部限制包括政治风险,资金返还,法律进入障碍,国家财政可靠性[10]。Koch(2001)也认为零售商海外市场选择的外部因素包括国家市场潜力、市场的竞争地位、预期的海外市场风险[11]。

(二)基于进入战略的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将零售企业开展跨国营销的战略研究与风险的探讨相结合,许晖(2004)针对跨国企业对风险感知与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的进行互动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不同的国际风险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也将不同,从而对其风险的感知将影响到企业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决策[12]。对零售商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研究中,McGoldrick(1995)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13]。根据McGoldrick(1995)的分析,零售商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主要由许可、租约或附属经营、特许、合资、收购以及自我进入六种类型。如表1,许可(licensing)主要指零售商许可海外销售机构以销售自有品牌的方式进入,与其他进入方式相比,使用许可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零售商只需要极少的前期投资,风险最低,但对海外市场的控制程度也最低;租约或附属经营(concessions)同样是低风险、低成本的进入方式,主要指在大型店铺里店中店的经营;特许(Franchising)进入方式与许可进入方式很相似,所不同的是,特许方要给予被特许方经营方面的指导与帮助,该方式在海外市场保持一定的控制水平以及成本投入与风险之间实现了平衡;合资(jointventure)是指与熟悉本地市场的合作伙伴合资经营,合资方式缩短了进入新市场的适应时间,减少了成本与风险,成本与控制水平居中;并购(merger&acquisition)的进入速度快,但是成本与风险也极高;自我进入(self-startentry)的进入方式对海外市场控制程度最高,但是投入资金多,成本巨大,且可能遇到较大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如货币贬值、外汇管制、政府没收等。

表1六种进入战略选择的特征

首先,对零售企业跨国营销风险的研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框架。虽然Miller的一体化跨国营销风险模型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如何运用于零售企业还没有学者进行研究。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6

关键词:印度电影;海外市场;营销策略

与其他行业相比,电影行业的收益风险比较高,“一夜暴富”“血本无归”等屡见不鲜。如今各国电影的制作成本迅速增加,仅靠本土市场难以实现利润。因此,走电影国际化道路势在必行,这样不仅可以拓展电影市场,还有利于提升影片的国际影响力,确保营销效率。而印度作为电影出口大国之一,许多出口影片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口碑,票房数据也十分可观,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印度电影在海外的市场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印度电影开始进行商业输出,直到21世纪,开始逐渐打开海外市场,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电影行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印度的经济发展。1.1印度电影海外市场分布。印度电影最初主要出口欧美和南亚等地。而票房贡献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法国、北美和中东,特别是北美地区。2012年印度电影《爱无止境》《甜点先生》等热映,并进入北美地区票房排行榜前三十名,在北美赚取了相当大的利润。2013年电影《金奈快车》在英国上映,再次创造票房奇迹,最终以218万英镑的票房收入成为该年度宝莱坞票房最佳。中东也是印度电影的主要市场之一,中东居住了许多印度华侨,出于对故乡电影的自然热爱和支持,他们成为了中东地区印度影片的忠实观众。因此,这三个地区成为了印度票房三大票仓。近年来,许多印度影片在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受到热捧。其中最著名的影片当属《三傻大闹宝莱坞》,该片于2011年在中国上映后,仅4天的票房就达到了742万美元,创下了印度电影在中国上映票房新高。近些年来,印度不断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力度,先后推出了多部经典印度电影,赢得了票房和口碑双赢。2017年5月5日,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正式上映,一举拿下12.95亿元(人民币)的高票房,为印度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此后,2018年1月19日,印度又在中国推出《神秘巨星》励志喜剧电影,同样获得了大卖,充分印证了印度电影的影响力。另外,根据相关统计,印度在全世界拥有37亿观众,相比好莱坞还要多出十亿,可见印度电影产业的发达。1.2印度电影海外市场规模。现阶段,印度不断加大了电影产业的出口力度,电影产业收入不断增加。在20世纪后期,印度电影的出口额高达1亿美元。直到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印度政府允许私营资本参与补贴艺术片在海外电影节上映,之后印度电影的海外收入不断增长,成为本国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也成为印度国内的支柱性产业。仅在2001-2002年间,印度电影的出口额就超过了1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出口国之一,高居世界第二。电影的发展,带动了印度DVD销售、视频点播行业的发展,使得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截至2008年底,印度电影海外市场总收入近2.1亿美元。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观众对电影的需求度下降,使印度电影的发展受到了影响。直至2011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电影产业也重新焕发生机,印度电影海外收入得到了稳步增长[1]。1.3印度电影海外市场单片票房。随着印度宝莱坞电影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加大,单片票房的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尤其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下,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电影消费能力显著增强,对于一些较为“特殊”的影片,经常会出现高票房的情况。2018年3月2日,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在中国上映,共获得9800万美元的票房。在这之前,《神秘巨星》《摔跤吧!爸爸》分别获得12.95亿、7.47亿元(人民币)。这些电影的出现,逐渐刷新了世界电影观众对印度电影的认知,为印度电影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受众基础。

2印度电影的营销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影响下,全世界的电影资源可以自由地在海外市场中流动和配置。随着新的国际化理念的诞生,印度电影的营销策略不断更新,在制作、发行到推广的各个方面不断向海外市场靠近,最终成就了令人瞩目的宝莱坞电影产业。2.1通过国际合作,推动印度电影走向国际市场。近年来,印度电影产业不断加大了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为印度电影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收获了大批国际影迷。但印度电影受技术、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比较严重,有时难以保障电影制作质量。对此,印度开始与其他国家签订联合协议,共同制作电影,如与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联合拍片,使得影片制作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这样不仅可以整合资源优势,降低制作成本,还可以进一步开拓合作国的市场,提升影片的国际影响力,以达到营销目的。例如,在2006年,印度最大的电影公司UTVMotionPicutures和好莱坞签订了电影投资拍摄协议,并合作了拍摄了多部影片,如《我想我爱我的妻子》《灭顶之灾》等。印度红辣椒公司与美国的福克斯星空传媒合作拍摄《我的名字是可汗》,上映后收获了不俗的口碑,同时影片入围2010年第60届柏林电影节展映单元。通过合作,印度电影在海外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除此之外,印度电影在海外的发行上也和其他公司逐步达成了合作。自2000年以来,印度先后与美国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三星影业、迪士尼及索尼建立合作关系,由美国负责在当地发行印度影片。英国的三大公司也和宝莱坞签订了相关协议,例行放映宝莱坞电影。为了进一步扩展海外市场,印度又和日本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的日活株式会社签订协议,在日本当地大量发行宝莱坞电影。另外,印度和中国天津孔雀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出品了电影《神秘巨星》,与海外影视传媒公司的合作有效提高了印度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2.2通过参加电影展提高印度电影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开办国际电影展(电影节)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营销方式,不仅可以增进各国电影文化之间的交流,以丰富自身的电影制作理念,提升电影制作水准,还可以强化世界各国对印度电影的重视程度,提高印度电影的国际影响力。目前,为了提高电影营销效率,印度每年都要举办十余场国际电影展活动,国内电影展更多,以此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对印度电影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印度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电影节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印度国际电影节、孟买国际电影节、印度国际儿童电影节。这些著名的电影节汇集了最热影片和主流媒体,吸引了全世界各国观众的目光。印度国际电影节自创办以来,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在电影展上世界上的著名导演、演员和电影明星都会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被人们称为“宝莱坞奥斯卡”。我国演员、导演也多次在印度国际电影节中获奖,如2001年,张学友凭借电影《男人四十》,在第32届印度新德里国际电影节荣获“最佳男演员”奖项;2014年,王家卫获得终身成就奖等。因此,各类电影展和电影节的举办,不仅提高了印度电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有助于印度更加便利地扩展海外市场。2.3将影片融入世界元素,吸引各国观众。一直以来,印度在制作电影时,总是融入了大量的歌舞表演,通过歌舞的形式来展现伦理观、价值观、爱情观,被人们调侃为“没有歌舞就演不了电影的国家”。这种影片制作方式在国内获得良好的反响,但不利于国际市场的拓展。对此,印度电影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将世界元素逐渐融入到影片中来,便于受众理解和接受。虽然大多数影片中还存在不少的歌舞元素,但已经逐渐向国际化、流行性方向发展,包括嘻哈、摇滚等音乐,可与当代音乐文化进行有机衔接,便于受众理解和接受。同时,印度电影在制作上,展现了本国的服饰文化、音乐文化、舞蹈文化等,开始将文化与时代、情感进行结合,观众能直观感受到文化内容,产生情感共鸣,有利于提升印度电影的附加值,确保营销效果。另外,为了进一步使影片符合大众口味,在影片《难以置信的爱》中还邀请了好莱坞著名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并且在许多电影中采用国外取景的方式,增加影片的国际化元素。充分体现了印度影片的与时俱进和审美国际化趋势。2.4在海外设厂或并购公司占领海外市场。随着印度电影产业的发展,其国际影响力得到了快速提高,经济实力、技术水准等也得到了显著增强,进一步推动了印度电影产业走向海外设厂、跨境并购之路,保障了印度电影的营销效果。印度电影公司于2008年在美国设立了分厂,主要负责电影的营销、宣传、发行等工作。在随后的时间里,印度信实娱乐在美国并购230座电影院,在马来西亚并购50座电影院。2009年又收购了美国的梦工厂,组建了新的信实梦工厂。2013年,印度一家叫做普拉那的特效公司以178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的好莱坞特效公司R&H。这家公司曾经为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制作特效,并获得当时的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印度收购R&H体现了印度电影进军好莱坞的决心。在电影全球化的今天,走国际化道路,拓展海外市场越来越成为印度电影获得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有力手段。印度电影主要通过国际合作、举办电影展、融入世界元素和海外投资等营销方式,拓宽国际市场,从而逐步推动印度电影产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7

2002年这个千年难遇的好年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厄运年,本土票房收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冰点。贺岁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头筹,暑期档被《蜘蛛侠》《未来报告》《黑衣人2》等好莱坞影片抢占花魁。无论黄金档期还是淡期,港片都破纪录地被外国影片全线压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电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总收入只有7500多万港币,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万港币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个,不仅比例是近年来最少的一次,而且没有一部进入前三名,绝大部分港产片都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已经如履薄冰,到了关系生存的严峻时刻。

表12002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绝世宝贝》(一百年)418522

《天脉传奇》(浩瀚)411031

《这个夏天有异性》(寰亚)4946

《悭钱家族》(寰宇)5842

《幽灵人间2:鬼味人间》(寰亚)3528

《枕边凶灵》2258

《香港有个好莱坞》337

《心慌方》(安乐)316

注释:

①表1、表2、表3、表4数据均来自(汉电影网站),4表均由笔者编选制作。

表22001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少林足球》(星辉海外有限公司)1060443

《瘦身男女》(一百年)74033

《全职杀手》(天幕)425501

《同居密友》(电影动力)41819

《蜀山》(中国星)31162

《愿望树》(东方)2740

《吧啦吧啦樱花》(嘉禾)3675

《买凶拍人》(嘉禾)3171

《七号差馆》(东方)1150

就表1、表2来看,虽然同样的暑期档(7月1日—9月1日),两个年度进入每周十大卖座排行榜内的港片数量基本一致,但票房成绩却相差很远。如此大幅度的票房滑落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许多国家囊括了50%到90%比例不等的市场份额,但独独在香港颇受冷遇,票房占有率不及香港本土电影的1/3。据统计,1970年至2001年31年间的香港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的平均票房收入从未压倒过港片,占有量少于总票房的三成。在每一年的票房“十大”或“二十大”影片中,港产片也都是占尽优势。1981年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打不过香港影片《人吓人》、《投奔怒海》,票房排名第16位;1989年真人与动画结合的美国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WhoFramedRogerRabbit?),香港票房不及王晶《赌神》的1/3。即使在1993年以后政治因素一定程度影响香港电影产量的情况下,虽然好莱坞在港境遇略有改善,但票房占有率也绝对达不到50%。

为什么2002年暑期会走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呢?或许2001年暑期市场的火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外国劲敌所致?为廓清这层疑义,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数据:

表32002年7月1日—9月1日,外国影片在港票房数据(前五位)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

《蜘蛛侠》(Spider-Man)72900

《未来报告》(MinorityReport)52253

《黑衣人》(MenInBlack2)42052

《精灵鼠小弟2》(StuartLittle2)3925

《星际宝贝》(Lilo&Stitch)5859

表42001年7月1日—9月1日,外国影片在港票房数据(前五位)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

《珍珠港》(PearlHarbor)62421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41841

《盗墓者罗拉》(TombRaider)41625

《尖峰时刻2》(RushHour2)41329

《侏罗纪公园3》(JurassicPark3)21007

两个年度登香港暑期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基本水准、国际声誉、市场竞争力都旗鼓相当,这从大都在3000万港币内上下浮动的票房数据中可清晰得到印证。但为何本土市场会落得如此迥然不同的境遇呢?

二、香港电影产业:多重危机

这种滑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下半期。港片一直以应接不暇的姿态展现于东南亚、韩日及欧美市场,不仅票房一路飙升,而且还成功构建出全球华语电影的市场网络。但高速增长的票房背后,却根基不稳。从1993年以来,香港电影市场开始出现较大跌幅,直至1999年。其间不仅每年跌幅依次为7.58%、15.06%、19.34%、12.65%、21.4%、22.34%、22.34%,[1](P8)而且1999年票房与1992年相比跌了近一半。其后以《少林足球》为代表略有回升,但2002年却又跌到最冰点。这种连续多年跌落又瞬间回光返照的市场状况,隐藏着莫大的危机:

(1)资本危机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电影市场严重萎缩,以往源源不断流入香港影坛的台湾、马来西亚等资金锐减八成。以往平均每部港片制作费有1500万港币,年产200部,所需资金为30亿港币,而现在年产120部资金总共才8亿港币,平均每部暴跌至700万。制片人只能采取大幅度降低成本、粗制滥造的生产方式,继而又带来恶性循环。

(2)行业危机观众的欣赏口味不断现代化,喜剧片、动作片等类型已受一定程度的唾弃。大规模工厂流水线式粗制滥造的劣质影片也趟浑了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港片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入水准低下、市场萎缩、观众不买账,进而无法再生产的恶性圈套中。从业人员从高峰期的五万多人锐减到2002年的数千人。另外,全行业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控制电影成本,庞大超支为正常现象,一旦市场出现滑落,便很难适应。整个电影行业呈现出严峻的生存危机。

(3)卖埠危机没有完整的卖埠市场网络,这是香港电影的致命弱点。除了像嘉禾集团这样规模巨大、又不断有电影发行、并有足够资源发掘外埠市场的少数大公司之外,绝大多数香港电影投资者都局限于东南亚市场。当这些市场萎缩,多数小公司开拍新片就没有可能,即使能开拍,也只能以低成本制作的方式,降低质量。同时港产电影越是不景气,人才越是外流,台前幕后的优秀人才纷纷到海外,再回来帮助外国电影分占港片市场,令本土电影卖埠市场雪上加霜。

危机的产生,源于最本质的香港电影产业制度。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大公司主宰的垂直统合模式

电影生产投资大、赚钱快。但单部电影公映寿命较短,不仅赚的是小钱,而且还有发行放映部门的利益分成。所以为保证票房收益,必须选择合适的档期在多条院线同时上映,这就需要建立电影流通的畅销渠道。目前香港电影产业已形成由大公司垂直统合的运作模式,也即:从制作、发行到放映,甚至后期电影产品的开发等所有环节,均由大公司一手包办。大公司以实力投资拍摄,丰富创作;自行建立影院,掌握发行;并且收购一系列影院形成强大的独立院线系统,保证影片畅销无阻。

这种大公司主宰的产业经营模式,不是现代市场体制自觉选择的结果,但的确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最典型的就是“邵氏”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与“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两雄对峙,发展为60年代国语片主导力量,再到70年代开创国、粤语电影并行的集团式局面,一直鹤立鸡群;直到“嘉禾电影公司”成立并启用李小龙和许冠文主演一系列的真功夫片和市民喜剧片,才遇到相应的对手。80年代,以高卖座纪录起步的“新艺城电影公司”,和接手邵氏电影院线的“德宝电影公司”,与以《杀手壕》《炮弹飞车》等影片推向国际国内发展的嘉禾公司并列成为香港制片界鼎足三势力。90年代,向华强兄弟“永盛电影公司”因《赌神》《逃学威龙》《鹿鼎记》等高票房电影而最具影响力。另有在港经营“东方院线”、在台经营“国片院线”的“东方电影公司”,以及原有“长城”“凤凰”“新联”和新成立的“中原影业公司”合并成的中资机构“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香港电影史上诸如李小龙《精武门》、成龙《警察故事》等绝大多数有较高艺术水准和独特创意构思的大制作,开创时代潮流的影片和导演,基本都出自大公司,它们的成就基本上显现了香港电影的成就。

这种垂直统合的产业经营模式,决定了香港电影采用院线制排片,不可避免垄断的出现。首先,院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票房。全港拥有三条以上的电影院线,每条院线基本上都超过20家影院,并渗透到每一个有黄金卖点的商业角落。这样在推向市场时,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集团式效应,最大程度地保证观影人次和商业票房。其次,院线制排片有优先权。拥有院线所有权的大公司电影可获得优先排映权,并一般占据着整年的黄金档期,剩下的淡期才会让给被认为能赚钱的独立制片公司的影片。再次,院线制排片有严格的档期观念。一般农历新年、圣诞、暑期等黄金档都会让给成龙、周星驰等巨星作品或者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喜剧片,其他稍微不重要的档期也都排映明星主打的动作、喜剧、枪战等类型片,最差档期安排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票房号召力、至少保证回收成本的影片。

院线制也决定了严格的票房机制。上世纪60年代,香港西片院线商就开始建立行内互通票房机制,每天以手写或英文打字印刷成单张,供各戏院、行家参考。70年代初,《娱乐影讯》的出现,使得电影票房开始有了完整的数据纪录,兼有外语片、港产片数字,稍后又出现十大票房排行,比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类数据更为完整,为香港电影建立了良好的票房制度。90年代初,香港电影开始以电脑联网系统售票和出版票房,走向了精确化。每条院线都有极强的自觉性,不会产生诸如国内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事情,因为发行公司有一整套严格的查核程序,而且多条院线竞争也很激烈。

(二)海外市场的强烈依存性

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从1923年黎民伟制作第一部香港本土的剧情长片《胭脂》开始就已经确立了海外市场为本位的观念。只有依赖海外电影市场才能保有生存空间,是香港电影独一无二的产业特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电影虽然制作技术和质量都比不过当时华语电影中心上海,但凭借粤语方言的优势在南洋大受欢迎。此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直是香港电影的生存命脉。五六十年代,邵氏和电懋两家公司在东南亚有完善的发行网和院线,令香港达到全盛,年产300多部。当时流行的“卖片花”制度,即预先出售电影制成后的版权或上映权以筹集资金拍戏,也极大地推动香港电影以工厂流水线方式粗劣生产。70年代,李小龙真功夫电影带动了欧洲、美洲及非洲等市场,海外市场由原先的20多个国家迅即增长到80多个国家。同时海外市场的消费刺激也促使嘉禾公司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制片策略,又资助独立公司拍片来满足不同院线需求,这种做法直接推动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兴起,更成为日后香港电影生产的主要模式。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生存依赖的主要还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市场,并所占出口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台湾市场几乎与本地市场占有同等地位,因为台湾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律给予港片国产片待遇。海外市场的红火也带动了本地市场,港产片在本地收入不断超越外国影片。90年代,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导致东南亚、韩日等市场的萎缩,着实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危机。于是电影生产更多地受制于海外市场,特别是台湾市场,因为台湾卖埠足以支撑港产片创作。

从有完整票房纪录的1971年开始至今,外埠市场都占港产片总收入的2/3以上,外埠市场决定了香港电影的走向和起跌。海外市场的依存性太强,直接导致了香港电影明星制的建立、题材类型的创作等特点,以及港产影片海外销售的“华人网络”,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直接形成了不重视剧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这两个致命的产业经营弱点。

(三)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海外市场需求的庞大和口味的杂陈,促使香港电影产业很大程度上沦落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一条影像机械工业流水线,很大程度决定了香港电影生产的随意性,也决定了香港电影不科学不规范的产业化轨迹。它不可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采取严格的“制片人中心”制度,由既懂电影又懂市场的制片人依据扎实的剧本来选择合适的创作班子,而是采用了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在香港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简单随意,导演成为创作的核心元素。一个拍片计划通常始于导演的一个意念,几个人随意一聊剧本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由专业编剧形成完整的文学剧本。甚至在还没有成型剧本的情况下,导演就开始寻找投资,一般稍有名气的导演只要有创意、故事、明星,很多时候当天就可以拍板确切的资金投入。再遇上徐克、王晶、成龙、洪金宝这样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或监制,资金就更不成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拍摄,剧本是否完整严谨已经不重要了,导演可以随意地操刀,反正只要拍出来,海外卖埠就万事大吉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短平快的生产节奏中,许多知名导演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因此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很多情况下也粗制滥造出低劣影片,最后积少成多地形成港产电影创作的恶性循环。

应该说,在产业化轨道上,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是畸形产物。香港电影需要有既懂市场,又能判断剧本好坏、导演能力、市场路线和投资额度的优秀制片人。著名导演吴思远说,导演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偶然的,而制片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才是必然的。

三、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策略

产业制度先天存在的种种劣势,早就彰显出香港电影产业亟待拯救的必然趋势。但发展策略究竟如何定位?我们不妨考察以下三部影片的运作实况。

2000年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尝试集合了来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华亿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英国联华影视公司等国内外巨额资金,“国际资金联盟”的投资方式使它顺利进入多个国家的主流商业电影发行渠道,而奥斯卡则进一步为其国际市场的畅通无阻提供了催化剂。

2002年暑期,杨紫琼、鲍德熹主创的《天脉传奇》继续国际融资道路,高达2000万美元的巨额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上映四星期,香港票房攀升至1100万港币,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千万元票房进账,特别在国内形势大好,公映首场票房超过30万,五天票房达1000万,超过前三地票房的总和,之后接着一路飙升,9月初逼近2500万。

还有近期公映的创亚洲电影先河的大制作、高水准三段式鬼片《三更》,集结了香港才气导演陈可辛、以《茅趸王》成名的韩国精英导演金如云(KimJee-Woon)和以《鬼妻》、《晚娘》等影片闻名全球的泰国王牌导演朗斯尼美毕达(NonzeeNimibutr),不仅以高票房成功攻克三地本土市场,而且还以“亚洲集团式”的态势胜利进军西方主流商业电影渠道。

如此显著骄人的成绩,着实可以为目前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以争取国际融资和发展“多国资金联盟”作为产业调整的首要发展策略

目前香港电影业一蹶不振,主要是缺乏投资者。诚如著名导演陈可辛倡议的那样,香港可以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制作影片,大家共组摄制队伍,分摊制作费用,独享本地发行的收益。这种方式既将单个公司投资电影的风险降低,而且充足的制作经费也能保证作品的质量,这样在票房方面就不会像以往那样风险太大。同时摄制组的“多国部队化”,也能更加促进各国电影业的交流,提高电影制作水平,甚至能发现更多更新的产业商机。另外,国际融资和“多国资金联盟”的运作模式,往往能保证影片的大投入和大制作,进而保证影片艺术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同时大制作占市场比例高,往往可以左右市场,这对于香港电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记载,在整个香港电影发展史的各阶段,每每有大制作出现,大制作多,往往就代表兴盛期。从1970年至今的近30部最卖座电影的票房收入,大制作的影片数超过50%。而近几年来,投资超千万的香港电影轻易不敢开拍,也印证着香港电影市场的萎缩。因此争取国际合作的大制作影片,可以说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最上上之选。

香港影业协会已计划将“香港电影融资论坛”建成永久组织,定期邀请全球近20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和投资电影的基金公司的专业人士参加,希望协助香港电影界了解融资渠道和寻求国际资金。

(二)注重影片质量,从本质上解决行业危机

在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都争相购买港产片,用港产片来作为支撑本国票房收入的主要支柱;但如今,港产片已经变成了“票房毒药”。两者间天壤之别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港产片整体粗制滥造和质量低劣,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七日鲜”、“十日鲜”媚俗影片,在争取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受到市场的排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积累成海外市场化整为零、港片无人光顾的恶性现象。

为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电影行业危机,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必须做到两点,即:坚决反对和屏弃粗制滥造、重量不重质的生产状况,首先从剧作开始注重、并大幅度地提高影片质量,要培养优秀制片人中心制度,以多部优质影片的个案信誉为契机来慢慢夺回港产片原有的海外市场。同时也要加强行业自身本土性文化观念和民族化身份认同意识,各大集团公司要自觉地规划产业化进程,积极整合有效的国际化运行策略,促使整体行业素质上升。

(三)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

市场是电影产业的生命。不像美国、印度、日本等世界主要电影制作中心都有很庞大的本土市场作为后盾,香港先天不足,人口不过日本的1/20,本土市场固然重要,但单靠本土市场实在是不足以支撑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因此香港电影产业必须改变没有完整市场网络的致命劣势,在影片质量普遍提高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银幕营销、电视营销、家庭影院、网络营销和相关商品开发等“五位一体”的科学营销构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保证本港电影的畅销无阻,从而更好地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向正规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

(四)法律法规、电影政策的进一步扶持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8

(一)资金风险

对于海外投资企业而言,资金风险主要涉及到融资、外汇以及资金的流动性而导致的风险。

1.单一融资手段而带来的风险

融资风险主要发生于海外企业成立之初以及快速扩张阶段。此时的企业只能够在母公司担保之下,通过“内保外贷”的形式向国外银行贷款。如果海外企业不采取银行融资的形式,则需要母公司提高投资的额度。当国内的银根收紧,这种单一的融资手段就会带来现金流压力。如果海外企业同时承担着几个项目,那么,财务压力过重就会使企业很难承担。

2.由于汇率变动而引起的外汇风险

企业在投资、经营以及利润的汇回过程中,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外汇风险。由于外汇风险影响企业赢利能力,主要是汇率变动的因素。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企业的经营风险系数增加。此时欧洲本土消费者消费能力下降,就必然会导致企业盈利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在欧投资的政府性项目,由于政府债务危机要面临政府的财政赤字而带来的违约风险。随之而来的就是汇率风险程度加大,财务风险隐患重重。

3.由于流动负债过大而导致的风险

当海外企业运行良好时,金融机构为了支持企业扩展,会采取短筹长贷方式。对于企业而言,由于短期债务利率较低,且能够解决短期资金流动的问题,因此而成为首选。但是此时一旦企业经营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或者银行的银根收紧,就会导致企业资金风险发生。

(二)企业经营风险

企业经营风险主要是由海外企业管理经验不足而导致的财务管理控制不到位所引起的。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没有建立起海外业务管理机制,且缺乏国际化的管理人才。中国企业要投资海外项目,就要做好海外投资管理,以确保海外投资价值最大化。这就有必要将财务管理控制风险管理系统建立起来,建立财务管理架构、财务信息的收集与反馈、财务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以确保财务数据及时获得。

(三)国家间税收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税务风险

企业参与海外投资,要对企业经营业务内容充分了解,同时更好了解不同国家的税收结构以及税收解释。企业所投入的资金要在经营中获得较高的利润,并能够顺利地在合理税负后收回,就要对税收政策准确把握,以避免企业经营终了退出市场后,由于多重税负而影响盈利。

二、国际化程度影响企业海外投资运营

企业在海外投资运营情况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诸如国际活动、文化差异以及地理位置等等,企业在运营的过程中会因此而增加企业举债的成本。为了降低投资成本,避开导致财务风险的各项因素,可以将东道国的廉价资源充分地运用起来,以人力资源培训的形式,提高对市场变化的敏感程度。通过对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其市场评价就会越好。因此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海外市场的营运规模与国内营运规模都可以从国际化程度反映出来。国际化程度,就是海外市场的涉入程度,主要体现为国际市场的涉入能力。以目前我国大陆的制造企业为例,企业的业绩与其国际化扩展的程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果说国家化程度具有广度和深度之分,那么,企业的业绩往往会受到国际化广度的影响,而国际化深度的提高则不会产生促进作用。很显然,在对海外投资进行研究的时候,主要归结为海外市场范围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深入程度两个层面进行研究。随着企业国际化朝向多角化发展,投资的机会越来越多,甚至于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企业绩效的提升,财务风险就会相对降低。这就意味着企业在对外投资发展中,有单一地区投资转向投资广度的发展,不仅可以降低财务风险,而且还促进了企业的国家化发展。

三、海外投资与财务风险的关联性

财务风险是对企业经营结果进行衡量的最直接因素。通过解读财务报表,就能够以财务比率为参考,对企业的财务风险进行评估。分析财务报表,不仅可以对企业的曾经的财务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对照企业当时的经营状况做出比对值,据此而对目前以及未来的财务与经营状况做出最佳预测。可见,衡量财务风险,财务变量起到了窗口的作用。值得思考的是,企业在海外投资,如果由于扩张而导致所分布的地域之间存在着相当大悬殊,那么,投资的深入就要相对保守。海外投资呈水平方向发展,投资广度越广,所承担的财务风险就会随之降低;海外投资深度越深,财务风险就会越高。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单一地域的投资,由于多种不定财务风险因素的影响,投资力度越大,风险系数会越大。如果分散投资,多个地域之间的风险因素就会相互平衡,因此而消解由于某一地域的投资而产生的风险。此外,从控制变量的角度而言,投入资金的流动性越大,经营规模越大,财务风险就会越小,资产的报酬率也会相对增多,而海外投资的企业成长性,并不会对企业的财务造成影响。

四、结语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9

2002年这个千年难遇的好年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厄运年,本土票房收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冰点。贺岁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头筹,暑期档被《蜘蛛侠》《未来报告》《黑衣人2》等好莱坞影片抢占花魁。无论黄金档期还是淡期,港片都破纪录地被外国影片全线压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电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总收入只有7500多万港币,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万港币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个,不仅比例是近年来最少的一次,而且没有一部进入前三名,绝大部分港产片都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已经如履薄冰,到了关系生存的严峻时刻。

表12002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绝世宝贝》(一百年)418522

《天脉传奇》(浩瀚)411031

《这个夏天有异性》(寰亚)4946

《悭钱家族》(寰宇)5842

《幽灵人间2:鬼味人间》(寰亚)3528

《枕边凶灵》2258

《香港有个好莱坞》337

《心慌方》(安乐)316

注释:

①表1、表2、表3、表4数据均来自(汉电影网站),4表均由笔者编选制作。

表22001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少林足球》(星辉海外有限公司)1060443

《瘦身男女》(一百年)74033

《全职杀手》(天幕)425501

《同居密友》(电影动力)41819

《蜀山》(中国星)31162

《愿望树》(东方)2740

《吧啦吧啦樱花》(嘉禾)3675

《买凶拍人》(嘉禾)3171

《七号差馆》(东方)1150

就表1、表2来看,虽然同样的暑期档(7月1日—9月1日),两个年度进入每周十大卖座排行榜内的港片数量基本一致,但票房成绩却相差很远。如此大幅度的票房滑落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许多国家囊括了50%到90%比例不等的市场份额,但独独在香港颇受冷遇,票房占有率不及香港本土电影的1/3。据统计,1970年至2001年31年间的香港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的平均票房收入从未压倒过港片,占有量少于总票房的三成。在每一年的票房“十大”或“二十大”影片中,港产片也都是占尽优势。1981年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打不过香港影片《人吓人》、《投奔怒海》,票房排名第16位;1989年真人与动画结合的美国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WhoFramedRogerRabbit?),香港票房不及王晶《赌神》的1/3。即使在1993年以后政治因素一定程度影响香港电影产量的情况下,虽然好莱坞在港境遇略有改善,但票房占有率也绝对达不到50%。

为什么2002年暑期会走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呢?或许2001年暑期市场的火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外国劲敌所致?为廓清这层疑义,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数据:

表32002年7月1日—9月1日,外国影片在港票房数据(前五位)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

《蜘蛛侠》(Spider-Man)72900

《未来报告》(MinorityReport)52253

《黑衣人》(MenInBlack2)42052

《精灵鼠小弟2》(StuartLittle2)3925

《星际宝贝》(Lilo&Stitch)5859

表42001年7月1日—9月1日,外国影片在港票房数据(前五位)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

《珍珠港》(PearlHarbor)62421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41841

《盗墓者罗拉》(TombRaider)41625

《尖峰时刻2》(RushHour2)41329

《侏罗纪公园3》(JurassicPark3)21007

两个年度登香港暑期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基本水准、国际声誉、市场竞争力都旗鼓相当,这从大都在3000万港币内上下浮动的票房数据中可清晰得到印证。但为何本土市场会落得如此迥然不同的境遇呢?

二、香港电影产业:多重危机

这种滑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下半期。港片一直以应接不暇的姿态展现于东南亚、韩日及欧美市场,不仅票房一路飙升,而且还成功构建出全球华语电影的市场网络。但高速增长的票房背后,却根基不稳。从1993年以来,香港电影市场开始出现较大跌幅,直至1999年。其间不仅每年跌幅依次为7.58%、15.06%、19.34%、12.65%、21.4%、22.34%、22.34%,[1](P8)而且1999年票房与1992年相比跌了近一半。其后以《少林足球》为代表略有回升,但2002年却又跌到最冰点。这种连续多年跌落又瞬间回光返照的市场状况,隐藏着莫大的危机:

(1)资本危机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电影市场严重萎缩,以往源源不断流入香港影坛的台湾、马来西亚等资金锐减八成。以往平均每部港片制作费有1500万港币,年产200部,所需资金为30亿港币,而现在年产120部资金总共才8亿港币,平均每部暴跌至700万。制片人只能采取大幅度降低成本、粗制滥造的生产方式,继而又带来恶性循环。

(2)行业危机观众的欣赏口味不断现代化,喜剧片、动作片等类型已受一定程度的唾弃。大规模工厂流水线式粗制滥造的劣质影片也趟浑了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港片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入水准低下、市场萎缩、观众不买账,进而无法再生产的恶性圈套中。从业人员从高峰期的五万多人锐减到2002年的数千人。另外,全行业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控制电影成本,庞大超支为正常现象,一旦市场出现滑落,便很难适应。整个电影行业呈现出严峻的生存危机。

(3)卖埠危机没有完整的卖埠市场网络,这是香港电影的致命弱点。除了像嘉禾集团这样规模巨大、又不断有电影发行、并有足够资源发掘外埠市场的少数大公司之外,绝大多数香港电影投资者都局限于东南亚市场。当这些市场萎缩,多数小公司开拍新片就没有可能,即使能开拍,也只能以低成本制作的方式,降低质量。同时港产电影越是不景气,人才越是外流,台前幕后的优秀人才纷纷到海外,再回来帮助外国电影分占港片市场,令本土电影卖埠市场雪上加霜。

危机的产生,源于最本质的香港电影产业制度。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大公司主宰的垂直统合模式

电影生产投资大、赚钱快。但单部电影公映寿命较短,不仅赚的是小钱,而且还有发行放映部门的利益分成。所以为保证票房收益,必须选择合适的档期在多条院线同时上映,这就需要建立电影流通的畅销渠道。目前香港电影产业已形成由大公司垂直统合的运作模式,也即:从制作、发行到放映,甚至后期电影产品的开发等所有环节,均由大公司一手包办。大公司以实力投资拍摄,丰富创作;自行建立影院,掌握发行;并且收购一系列影院形成强大的独立院线系统,保证影片畅销无阻。

这种大公司主宰的产业经营模式,不是现代市场体制自觉选择的结果,但的确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最典型的就是“邵氏”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与“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两雄对峙,发展为60年代国语片主导力量,再到70年代开创国、粤语电影并行的集团式局面,一直鹤立鸡群;直到“嘉禾电影公司”成立并启用李小龙和许冠文主演一系列的真功夫片和市民喜剧片,才遇到相应的对手。80年代,以高卖座纪录起步的“新艺城电影公司”,和接手邵氏电影院线的“德宝电影公司”,与以《杀手壕》《炮弹飞车》等影片推向国际国内发展的嘉禾公司并列成为香港制片界鼎足三势力。90年代,向华强兄弟“永盛电影公司”因《赌神》《逃学威龙》《鹿鼎记》等高票房电影而最具影响力。另有在港经营“东方院线”、在台经营“国片院线”的“东方电影公司”,以及原有“长城”“凤凰”“新联”和新成立的“中原影业公司”合并成的中资机构“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香港电影史上诸如李小龙《精武门》、成龙《警察故事》等绝大多数有较高艺术水准和独特创意构思的大制作,开创时代潮流的影片和导演,基本都出自大公司,它们的成就基本上显现了香港电影的成就。

这种垂直统合的产业经营模式,决定了香港电影采用院线制排片,不可避免垄断的出现。首先,院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票房。全港拥有三条以上的电影院线,每条院线基本上都超过20家影院,并渗透到每一个有黄金卖点的商业角落。这样在推向市场时,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集团式效应,最大程度地保证观影人次和商业票房。其次,院线制排片有优先权。拥有院线所有权的大公司电影可获得优先排映权,并一般占据着整年的黄金档期,剩下的淡期才会让给被认为能赚钱的独立制片公司的影片。再次,院线制排片有严格的档期观念。一般农历新年、圣诞、暑期等黄金档都会让给成龙、周星驰等巨星作品或者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喜剧片,其他稍微不重要的档期也都排映明星主打的动作、喜剧、枪战等类型片,最差档期安排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票房号召力、至少保证回收成本的影片。

院线制也决定了严格的票房机制。上世纪60年代,香港西片院线商就开始建立行内互通票房机制,每天以手写或英文打字印刷成单张,供各戏院、行家参考。70年代初,《娱乐影讯》的出现,使得电影票房开始有了完整的数据纪录,兼有外语片、港产片数字,稍后又出现十大票房排行,比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类数据更为完整,为香港电影建立了良好的票房制度。90年代初,香港电影开始以电脑联网系统售票和出版票房,走向了精确化。每条院线都有极强的自觉性,不会产生诸如国内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事情,因为发行公司有一整套严格的查核程序,而且多条院线竞争也很激烈。

(二)海外市场的强烈依存性

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从1923年黎民伟制作第一部香港本土的剧情长片《胭脂》开始就已经确立了海外市场为本位的观念。只有依赖海外电影市场才能保有生存空间,是香港电影独一无二的产业特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电影虽然制作技术和质量都比不过当时华语电影中心上海,但凭借粤语方言的优势在南洋大受欢迎。此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直是香港电影的生存命脉。五六十年代,邵氏和电懋两家公司在东南亚有完善的发行网和院线,令香港达到全盛,年产300多部。当时流行的“卖片花”制度,即预先出售电影制成后的版权或上映权以筹集资金拍戏,也极大地推动香港电影以工厂流水线方式粗劣生产。70年代,李小龙真功夫电影带动了欧洲、美洲及非洲等市场,海外市场由原先的20多个国家迅即增长到80多个国家。同时海外市场的消费刺激也促使嘉禾公司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制片策略,又资助独立公司拍片来满足不同院线需求,这种做法直接推动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兴起,更成为日后香港电影生产的主要模式。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生存依赖的主要还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市场,并所占出口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台湾市场几乎与本地市场占有同等地位,因为台湾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律给予港片国产片待遇。海外市场的红火也带动了本地市场,港产片在本地收入不断超越外国影片。90年代,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导致东南亚、韩日等市场的萎缩,着实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危机。于是电影生产更多地受制于海外市场,特别是台湾市场,因为台湾卖埠足以支撑港产片创作。

从有完整票房纪录的1971年开始至今,外埠市场都占港产片总收入的2/3以上,外埠市场决定了香港电影的走向和起跌。海外市场的依存性太强,直接导致了香港电影明星制的建立、题材类型的创作等特点,以及港产影片海外销售的“华人网络”,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直接形成了不重视剧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这两个致命的产业经营弱点。

(三)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海外市场需求的庞大和口味的杂陈,促使香港电影产业很大程度上沦落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一条影像机械工业流水线,很大程度决定了香港电影生产的随意性,也决定了香港电影不科学不规范的产业化轨迹。它不可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采取严格的“制片人中心”制度,由既懂电影又懂市场的制片人依据扎实的剧本来选择合适的创作班子,而是采用了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在香港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简单随意,导演成为创作的核心元素。一个拍片计划通常始于导演的一个意念,几个人随意一聊剧本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由专业编剧形成完整的文学剧本。甚至在还没有成型剧本的情况下,导演就开始寻找投资,一般稍有名气的导演只要有创意、故事、明星,很多时候当天就可以拍板确切的资金投入。再遇上徐克、王晶、成龙、洪金宝这样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或监制,资金就更不成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拍摄,剧本是否完整严谨已经不重要了,导演可以随意地操刀,反正只要拍出来,海外卖埠就万事大吉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短平快的生产节奏中,许多知名导演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因此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很多情况下也粗制滥造出低劣影片,最后积少成多地形成港产电影创作的恶性循环。

应该说,在产业化轨道上,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是畸形产物。香港电影需要有既懂市场,又能判断剧本好坏、导演能力、市场路线和投资额度的优秀制片人。著名导演吴思远说,导演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偶然的,而制片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才是必然的。

三、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策略

产业制度先天存在的种种劣势,早就彰显出香港电影产业亟待拯救的必然趋势。但发展策略究竟如何定位?我们不妨考察以下三部影片的运作实况。

2000年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尝试集合了来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华亿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英国联华影视公司等国内外巨额资金,“国际资金联盟”的投资方式使它顺利进入多个国家的主流商业电影发行渠道,而奥斯卡则进一步为其国际市场的畅通无阻提供了催化剂。

2002年暑期,杨紫琼、鲍德熹主创的《天脉传奇》继续国际融资道路,高达2000万美元的巨额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上映四星期,香港票房攀升至1100万港币,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千万元票房进账,特别在国内形势大好,公映首场票房超过30万,五天票房达1000万,超过前三地票房的总和,之后接着一路飙升,9月初逼近2500万。

还有近期公映的创亚洲电影先河的大制作、高水准三段式鬼片《三更》,集结了香港才气导演陈可辛、以《茅趸王》成名的韩国精英导演金如云(KimJee-Woon)和以《鬼妻》、《晚娘》等影片闻名全球的泰国王牌导演朗斯尼美毕达(NonzeeNimibutr),不仅以高票房成功攻克三地本土市场,而且还以“亚洲集团式”的态势胜利进军西方主流商业电影渠道。

如此显著骄人的成绩,着实可以为目前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以争取国际融资和发展“多国资金联盟”作为产业调整的首要发展策略

目前香港电影业一蹶不振,主要是缺乏投资者。诚如著名导演陈可辛倡议的那样,香港可以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制作影片,大家共组摄制队伍,分摊制作费用,独享本地发行的收益。这种方式既将单个公司投资电影的风险降低,而且充足的制作经费也能保证作品的质量,这样在票房方面就不会像以往那样风险太大。同时摄制组的“多国部队化”,也能更加促进各国电影业的交流,提高电影制作水平,甚至能发现更多更新的产业商机。另外,国际融资和“多国资金联盟”的运作模式,往往能保证影片的大投入和大制作,进而保证影片艺术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同时大制作占市场比例高,往往可以左右市场,这对于香港电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记载,在整个香港电影发展史的各阶段,每每有大制作出现,大制作多,往往就代表兴盛期。从1970年至今的近30部最卖座电影的票房收入,大制作的影片数超过50%。而近几年来,投资超千万的香港电影轻易不敢开拍,也印证着香港电影市场的萎缩。因此争取国际合作的大制作影片,可以说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最上上之选。

香港影业协会已计划将“香港电影融资论坛”建成永久组织,定期邀请全球近20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和投资电影的基金公司的专业人士参加,希望协助香港电影界了解融资渠道和寻求国际资金。

(二)注重影片质量,从本质上解决行业危机

在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都争相购买港产片,用港产片来作为支撑本国票房收入的主要支柱;但如今,港产片已经变成了“票房毒药”。两者间天壤之别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港产片整体粗制滥造和质量低劣,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七日鲜”、“十日鲜”媚俗影片,在争取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受到市场的排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积累成海外市场化整为零、港片无人光顾的恶性现象。

为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电影行业危机,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必须做到两点,即:坚决反对和屏弃粗制滥造、重量不重质的生产状况,首先从剧作开始注重、并大幅度地提高影片质量,要培养优秀制片人中心制度,以多部优质影片的个案信誉为契机来慢慢夺回港产片原有的海外市场。同时也要加强行业自身本土性文化观念和民族化身份认同意识,各大集团公司要自觉地规划产业化进程,积极整合有效的国际化运行策略,促使整体行业素质上升。

(三)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

市场是电影产业的生命。不像美国、印度、日本等世界主要电影制作中心都有很庞大的本土市场作为后盾,香港先天不足,人口不过日本的1/20,本土市场固然重要,但单靠本土市场实在是不足以支撑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因此香港电影产业必须改变没有完整市场网络的致命劣势,在影片质量普遍提高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银幕营销、电视营销、家庭影院、网络营销和相关商品开发等“五位一体”的科学营销构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保证本港电影的畅销无阻,从而更好地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向正规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

(四)法律法规、电影政策的进一步扶持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篇10

2002年这个千年难遇的好年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厄运年,本土票房收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冰点。贺岁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头筹,暑期档被《蜘蛛侠》《未来报告》《黑衣人2》等好莱坞影片抢占花魁。无论黄金档期还是淡期,港片都破纪录地被外国影片全线压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电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总收入只有7500多万港币,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万港币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个,不仅比例是近年来最少的一次,而且没有一部进入前三名,绝大部分港产片都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已经如履薄冰,到了关系生存的严峻时刻。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虽然同样的暑期档(7月1日—9月1日),两个年度进入每周十大卖座排行榜内的港片数量基本一致,但票房成绩却相差很远。如此大幅度的票房滑落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许多国家囊括了50%到90%比例不等的市场份额,但独独在香港颇受冷遇,票房占有率不及香港本土电影的1/3。据统计,1970年至2001年31年间的香港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的平均票房收入从未压倒过港片,占有量少于总票房的三成。在每一年的票房“十大”或“二十大”影片中,港产片也都是占尽优势。1981年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打不过香港影片《人吓人》、《投奔怒海》,票房排名第16位;1989年真人与动画结合的美国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WhoFramedRogerRabbit?),香港票房不及王晶《赌神》的1/3。即使在1993年以后政治因素一定程度影响香港电影产量的情况下,虽然好莱坞在港境遇略有改善,但票房占有率也绝对达不到50%。

为什么2002年暑期会走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呢?或许2001年暑期市场的火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外国劲敌所致?为廓清这层疑义,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数据:

两个年度登香港暑期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基本水准、国际声誉、市场竞争力都旗鼓相当,这从大都在3000万港币内上下浮动的票房数据中可清晰得到印证。但为何本土市场会落得如此迥然不同的境遇呢?

二、香港电影产业:多重危机

这种滑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下半期。港片一直以应接不暇的姿态展现于东南亚、韩日及欧美市场,不仅票房一路飙升,而且还成功构建出全球华语电影的市场网络。但高速增长的票房背后,却根基不稳。从1993年以来,香港电影市场开始出现较大跌幅,

直至1999年。其间不仅每年跌幅依次为7.58%、15.06%、19.34%、12.65%、21.4%、22.34%、22.34%,[1](P8)而且1999年票房与1992年相比跌了近一半。其后以《少林足球》为代表略有回升,但2002年却又跌到最冰点。这种连续多年跌落又瞬间回光返照的市场状况,隐藏着莫大的危机:

(1)资本危机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电影市场严重萎缩,以往源源不断流入香港影坛的台湾、马来西亚等资金锐减八成。以往平均每部港片制作费有1500万港币,年产200部,所需资金为30亿港币,而现在年产120部资金总共才8亿港币,平均每部暴跌至700万。制片人只能采取大幅度降低成本、粗制滥造的生产方式,继而又带来恶性循环。

(2)行业危机观众的欣赏口味不断现代化,喜剧片、动作片等类型已受一定程度的唾弃。大规模工厂流水线式粗制滥造的劣质影片也趟浑了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港片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入水准低下、市场萎缩、观众不买账,进而无法再生产的恶性圈套中。从业人员从高峰期的五万多人锐减到2002年的数千人。另外,全行业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控制电影成本,庞大超支为正常现象,一旦市场出现滑落,便很难适应。整个电影行业呈现出严峻的生存危机。

(3)卖埠危机没有完整的卖埠市场网络,这是香港电影的致命弱点。除了像嘉禾集团这样规模巨大、又不断有电影发行、并有足够资源发掘外埠市场的少数大公司之外,绝大多数香港电影投资者都局限于东南亚市场。当这些市场萎缩,多数小公司开拍新片就没有可能,即使能开拍,也只能以低成本制作的方式,降低质量。同时港产电影越是不景气,人才越是外流,台前幕后的优秀人才纷纷到海外,再回来帮助外国电影分占港片市场,令本土电影卖埠市场雪上加霜。

危机的产生,源于最本质的香港电影产业制度。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大公司主宰的垂直统合模式

电影生产投资大、赚钱快。但单部电影公映寿命较短,不仅赚的是小钱,而且还有发行放映部门的利益分成。所以为保证票房收益,必须选择合适的档期在多条院线同时上映,这就需要建立电影流通的畅销渠道。目前香港电影产业已形成由大公司垂直统合的运作模式,也即:从制作、发行到放映,甚至后期电影产品的开发等所有环节,均由大公司一手包办。大公司以实力投资拍摄,丰富创作;自行建立影院,掌握发行;并且收购一系列影院形成强大的独立院线系统,保证影片畅销无阻。

这种大公司主宰的产业经营模式,不是现代市场体制自觉选择的结果,但的确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最典型的就是“邵氏”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与“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两雄对峙,发展为60年代国语片主导力量,再到70年代开创国、粤语电影并行的集团式局面,一直鹤立鸡群;直到“嘉禾电影公司”成立并启用李小龙和许冠文主演一系列的真功夫片和市民喜剧片,才遇到相应的对手。80年代,以高卖座纪录起步的“新艺城电影公司”,和接手邵氏电影院线的“德宝电影公司”,与以《杀手壕》《炮弹飞车》等影片推向国际国内发展的嘉禾公司并列成为香港制片界鼎足三势力。90年代,向华强兄弟“永盛电影公司”因《赌神》《逃学威龙》《鹿鼎记》等高票房电影而最具影响力。另有在港经营“东方院线”、在台经营“国片院线”的“东方电影公司”,以及原有“长城”“凤凰”“新联”和新成立的“中原影业公司”合并成的中资机构“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香港电影史上诸如李小龙《精武门》、成龙《警察故事》等绝大多数有较高艺术水准和独特创意构思的大制作,开创时代潮流的影片和导演,基本都出自大公司,它们的成就基本上显现了香港电影的成就。

这种垂直统合的产业经营模式,决定了香港电影采用院线制排片,不可避免垄断的出现。首先,院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票房。全港拥有三条以上的电影院线,每条院线基本上都超过20家影院,并渗透到每一个有黄金卖点的商业角落。这样在推向市场时,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集团式效应,最大程度地保证观影人次和商业票房。其次,院线制排片有优先权。拥有院线所有权的大公司电影可获得优先排映权,并一般占据着整年的黄金档期,剩下的淡期才会让给被认为能赚钱的独立制片公司的影片。再次,院线制排片有严格的档期观念。一般农历新年、圣诞、暑期等黄金档都会让给成龙、周星驰等巨星作品或者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喜剧片,其他稍微不重要的档期也都排映明星主打的动作、喜剧、枪战等类型片,最差档期安排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票房号召力、至少保证回收成本的影片。

院线制也决定了严格的票房机制。上世纪60年代,香港西片院线商就开始建立行内互通票房机制,每天以手写或英文打字印刷成单张,供各戏院、行家参考。70年代初,《娱乐影讯》的出现,使得电影票房开始有了完整的数据纪录,兼有外语片、港产片数字,稍后又出现十大票房排行,比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类数据更为完整,为香港电影建立了良好的票房制度。90年代初,香港电影开始以电脑联网系统售票和出版票房,走向了精确化。每条院线都有极强的自觉性,不会产生诸如国内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事情,因为发行公司有一整套严格的查核程序,而且多条院线竞争也很激烈。

(二)海外市场的强烈依存性

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从1923年黎民伟制作第一部香港本土的剧情长片《胭脂》开始就已经确立了海外市场为本位的观念。只有依赖海外电影市场才能保有生存空间,是香港电影独一无二的产业特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电影虽然制作技术和质量都比不过当时华语电影中心上海,但凭借粤语方言的优势在南洋大受欢迎。此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直是香港电影的生存命脉。五六十年代,邵氏和电懋两家公司在东南亚有完善的发行网和院线,令香港达到全盛,年产300多部。当时流行的“卖片花”制度,即预先出售电影制成后的版权或上映权以筹集资金拍戏,也极大地推动香港电影以工厂流水线方式粗劣生产。70年代,李小龙真功夫电影带动了欧洲、美洲及非洲等市场,海外市场由原先的20多个国家迅即增长到80多个国家。同时海外市场的消费刺激也促使嘉禾公司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制片策略,又资助独立公司拍片来满足不同院线需求,这种做法直接推动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兴起,更成为日后香港电影生产的主要模式。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生存依赖的主要还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市场,并所占出口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台湾市场几乎与本地市场占有同等地位,因为台湾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律给予港片国产片待遇。海外市场的红火也带动了本地市场,港产片在本地收入不断超越外国影片。90年代,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导致东南亚、韩日等市场的萎缩,着实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危机。于是电影生产更多地受制于海外市场,特别是台湾市场,因为台湾卖埠足以支撑港产片创作。

从有完整票房纪录的1971年开始至今,外埠市场都占港产片总收入的2/3以上,外埠市场决定了香港电影的走向和起跌。海外市场的依存性太强,直接导致了香港电影明星制的建立、题材类型的创作等特点,以及港产影片海外销售的“华人网络”,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直接形成了不重视剧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这两个致命的产业经营弱点。

(三)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海外市场需求的庞大和口味的杂陈,促使香港电影产业很大程度上沦落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一条影像机械工业流水线,很大程度决定了香港电影生产的随意性,也决定了香港电影不科学不规范的产业化轨迹。它不可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采取严格的“制片人中心”制度,由既懂电影又懂市场的制片人依据扎实的剧本来选择合适的创作班子,而是采用了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在香港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简单随意,导演成为创作的核心元素。一个拍片计划通常始于导演的一个意念,几个人随意一聊剧本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由专业编剧形成完整的文学剧本。甚至在还没有成型剧本的情况下,导演就开始寻找投资,一般稍有名气的导演只要有创意、故事、明星,很多时候当天就可以拍板确切的资金投入。再遇上徐克、王晶、成龙、洪金宝这样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或监制,资金就更不成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拍摄,剧本是否完整严谨已经不重要了,导演可以随意地操刀,反正只要拍出来,海外卖埠就万事大吉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短平快的生产节奏中,许多知名导演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因此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很多情况下也粗制滥造出低劣影片,最后积少成多地形成港产电影创作的恶性循环。

应该说,在产业化轨道上,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是畸形产物。香港电影需要有既懂市场,又能判断剧本好坏、导演能力、市场路线和投资额度的优秀制片人。著名导演吴思远说,导演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偶然的,而制片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才是必然的。

三、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策略

产业制度先天存在的种种劣势,早就彰显出香港电影产业亟待拯救的必然趋势。但发展策略究竟如何定位?我们不妨考察以下三部影片的运作实况。

2000年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尝试集合了来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华亿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英国联华影视公司等国内外巨额资金,“国际资金联盟”的投资方式使它顺利进入多个国家的主流商业电影发行渠道,而奥斯卡则进一步为其国际市场的畅通无阻提供了催化剂。

2002年暑期,杨紫琼、鲍德熹主创的《天脉传奇》继续国际融资道路,高达2000万美元的巨额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上映四星期,香港票房攀升至1100万港币,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千万元票房进账,特别在国内形势大好,公映首场票房超过30万,五天票房达1000万,超过前三地票房的总和,之后接着一路飙升,9月初逼近2500万。

还有近期公映的创亚洲电影先河的大制作、高水准三段式鬼片《三更》,集结了香港才气导演陈可辛、以《茅趸王》成名的韩国精英导演金如云(KimJee-Woon)和以《鬼妻》、《晚娘》等影片闻名全球的泰国王牌导演朗斯尼美毕达(NonzeeNimibutr),不仅以高票房成功攻克三地本土市场,而且还以“亚洲集团式”的态势胜利进军西方主流商业电影渠道。

如此显著骄人的成绩,着实可以为目前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以争取国际融资和发展“多国资金联盟”作为产业调整的首要发展策略

目前香港电影业一蹶不振,主要是缺乏投资者。诚如著名导演陈可辛倡议的那样,香港可以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制作影片,大家共组摄制队伍,分摊制作费用,独享本地发行的收益。这种方式既将单个公司投资电影的风险降低,而且充足的制作经费也能保证作品的质量,这样在票房方面就不会像以往那样风险太大。同时摄制组的“多国部队化”,也能更加促进各国电影业的交流,提高电影制作水平,甚至能发现更多更新的产业商机。另外,国际融资和“多国资金联盟”的运作模式,往往能保证影片的大投入和大制作,进而保证影片艺术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同时大制作占市场比例高,往往可以左右市场,这对于香港电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记载,在整个香港电影发展史的各阶段,每每有大制作出现,大制作多,往往就代表兴盛期。从1970年至今的近30部最卖座电影的票房收入,大制作的影片数超过50%。而近几年来,投资超千万的香港电影轻易不敢开拍,也印证着香港电影市场的萎缩。因此争取国际合作的大制作影片,可以说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最上上之选。

香港影业协会已计划将“香港电影融资论坛”建成永久组织,定期邀请全球近20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和投资电影的基金公司的专业人士参加,希望协助香港电影界了解融资渠道和寻求国际资金。

(二)注重影片质量,从本质上解决行业危机

在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都争相购买港产片,用港产片来作为支撑本国票房收入的主要支柱;但如今,港产片已经变成了“票房毒药”。两者间天壤之别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港产片整体粗制滥造和质量低劣,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七日鲜”、“十日鲜”媚俗影片,在争取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受到市场的排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积累成海外市场化整为零、港片无人光顾的恶性现象。

为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电影行业危机,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必须做到两点,即:坚决反对和屏弃粗制滥造、重量不重质的生产状况,首先从剧作开始注重、并大幅度地提高影片质量,要培养优秀制片人中心制度,以多部优质影片的个案信誉为契机来慢慢夺回港产片原有的海外市场。同时也要加强行业自身本土性文化观念和民族化身份认同意识,各大集团公司要自觉地规划产业化进程,积极整合有效的国际化运行策略,促使整体行业素质上升。

(三)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

市场是电影产业的生命。不像美国、印度、日本等世界主要电影制作中心都有很庞大的本土市场作为后盾,香港先天不足,人口不过日本的1/20,本土市场固然重要,但单靠本土市场实在是不足以支撑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因此香港电影产业必须改变没有完整市场网络的致命劣势,在影片质量普遍提高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银幕营销、电视营销、家庭影院、网络营销和相关商品开发等“五位一体”的科学营销构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保证本港电影的畅销无阻,从而更好地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向正规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

(四)法律法规、电影政策的进一步扶持

近年来港产片市场急剧萎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盗版的猖獗。这点尚需要政府部门的进一步扶持,既要大力加快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的完善步骤和执法力度,进一步促进管理体制的明晰化、合理化和有效化,还要在具体政策上向电影产业进一步倾斜,给予资金或其他相关方面的支持。

以上香港电影2002年暑期票房价值的大幅度滑坡的教训及其走出困境的应因对策,对大陆电影不无借鉴。